毛泽东军事理论

毛泽东军事理论（精选3篇）

毛泽东军事理论 第1篇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战形式,积极防御,人民战争

1936年,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写成, 与尔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一起, 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 对前人军事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本文具体从毛泽东的作战形式理论、积极防御理论及人民战争理论三个方面来探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一、构建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主要作战形式的理论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之初, 毛泽东了解到井冈山从前有个山大王叫朱孔阳, 善于利用井冈山的险峻地势, 跟官军满山转悠, 他说, 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 只要会打圈, 打得赢就走, 打不赢就跑, 跑不赢就钻, 钻不赢就化 (化装成老百姓) 。[1]曾国藩总结太平军的作战经验之一就是“以久战伺暇隙, 我进则彼退, 我退则彼又进, 顽钝诡诈, 揉来揉去, 若生手遇之, 或有破绽可伺, 则彼乘隙而入。二者皆难于拒御”。[2]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朱孔阳对付官兵的打圈作战方法和曾国藩总结的太平军作战经验, 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诀”, 即“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3]这说明了游击战的最大特点在于机动灵活,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往往能在局部战役中化弱为强, 取得主动权。

“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这与孙子兵法中“强则能战之, 不弱则能避之”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 把运动战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由经验上升为科学, 给运动战下了科学的定义, 指出了它的显著特点。运动战, 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 进行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 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

关于阵地战的理论研究 (略) 。

这三种作战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在时间上互相转化, 战势上互相渗透。从时间上来说,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是游击战?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是运动战?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是阵地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提出:运动战, 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民兵, 没有弹药补充, 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 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在《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运动战是主要的, 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个阶段, 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 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个阶段, 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 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4]从战势上来说, “战势不过奇正, 奇正之变, 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 如循环之无端, 熟能穷之哉”。[5]奇者, 指多变的作战作战形式;正者, 指阵地战的正规作战形式。毛泽东吸取了“奇正相生”思想, 并在理论上使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互相渗透、互相转化。

二、揭示积极防御的军事理论

防御本身是一种被动的作战形式。为了化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 一贯强调要正确处理攻防关系。他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这一思想成为了他军事辩证法理论的核心, 贯穿于他的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广泛引用了我国古代的战例来说明来阐明积极防御的思想。他指出, 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战, 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 无不是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 后发制人而取胜的。接着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来说明战略退却的问题。继而又全文引征《左传》有关齐鲁长勺之战的纪述, 并高度概括为: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 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 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在《论持久战》中, 他再一次回顾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 又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两例, 并着重指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 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 向着敌人局部了劣势和被动, 一战而胜, 再及其余, 各个击破, 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 转成了主动”。[6]

毛泽东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决不能冒险进攻, 必须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战。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防御。消极防御是一种“专守防御, 又叫单纯防御”, 它“实际上是假防御”, [7]因为单纯防御或消极防御不能达到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目的。孙子认为这种单纯防御是“备前则后寡, 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 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 则无所不寡”, [8]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批评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指导者实行的就是“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路线, 结果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只有积极防御, 把攻势和消灭敌人的进攻包含在防御的范畴内, 才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力量, 待机破敌。因此毛泽东主张“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 反对消极防御”。[9]他认为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所实行的战略退却, 目的是为了进攻。军事上敌强我弱的特点, 决定了我军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战役战术的进攻战、速决战。毛泽东说:“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 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10]

为了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 毛泽东还特别阐述了战略退却的内涵和重要性。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 无不承认战略退却是弱军对会强军作战时, 在战争开始时必须采取的方针。什么是战略退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战略退却, 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 因为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 为了保存军力, 待机破敌, 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 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 若不退让一步, 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对此毛泽东比喻为:这就像两个拳师对阵, 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 等愚蠢的对手使出全部本领, 露出破绽时, 再趁势将他打倒。要打破敌人的“围剿”, 不能没有反攻, 但准备反攻, 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 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然后进入反攻阶段。退却则能办到这一点, 退到红军根据地内, 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援助, 可以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 使进攻之敌不得不就我范围, 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可以察明敌军的行动, 看出其行动的规律, 可使敌人分散、疲惫, 可以发现敌人弱点和造成敌人的过失。及时退却, 到退却的终点以后, 才可整顿队势, 以逸待劳, 待敌疲惫不堪时, 迅速转入反攻, 才能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11]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 在于转入反攻”“包围与反包围”“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后发制人”等方法来阐明积极防御的思想。他说:“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这是‘将欲取之, 必先予之’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 而取得是战胜敌人, 加恢复土地, 再加扩大土地, 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 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 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 也不能取得金钱。”[12]战略退却实现了从防到攻矛盾对立面的转换, 本来是在防, 却最终是为了攻;本来是要攻, 却首先防, 这是兵家智慧的思维方式。退却不是因为和敌人讲什么仁义道德, 而是为了争利夺利而以智胜敌的一种方式。退却不逞匹夫之勇, 不争一时之气, 在兵临城下之时能保持克制的理性, 这是对兵家智慧的继承和发扬。

三、创立人民战争理论

毛泽东吸取了先哲与古代军事家们的思想精华, 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 创立了“人民战争”这一战略思想, 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在《论持久战》中正式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这中”, [13]这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和运用。毛泽东把民众的力量比作“铜墙铁壁”, 充分地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们, 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 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 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 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14]他向来重视并善于运用民众的力量, 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能服民心者必取天下。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 对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及如何实行人民战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阐明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实行人民战争的指导原则, 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

1.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人民战争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人民军队为骨干, 广泛动员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 开展以人民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全民战争。其理论基础就是强调战争中人的主体作用。

战争是力量的抗争, 人民战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 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人民战争思想, 就必须首先认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2. 战争的正义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是为一定的阶级、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历史上的战争, 虽然千差万别, 但按其性质, 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正义战争, 一类是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是进步的, 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不但真心拥护, 积极支持, 而且踊跃参加。相反, 非正义战争是退步的, 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 必然要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战争的正义性是唤起民众、激发热忱的政治基础, 革命战争的目的与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 就能调动民众自觉的行动和勇敢的奋斗精神。

3.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和武器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 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 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战争是人和武器的综合竞赛。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批判了“唯武器论”的观点, 科学地阐明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仅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 更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是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对人与武器关系的精辟论述和高度概括。

战争中的人包括人力、人心、人的能动性三个方面, 人心是人的能动性的动力, 人力是物质的力量, 人心、人的能动性是精神的力量。因此, 人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体, 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物质力量。任何武器和物质, 都要靠人去掌握, 从而构成了人和武器之间的主导与非主导的关系。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 谁充分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 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军事成就 第2篇

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不足1000人。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但一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至，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成为红四军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八月失败”。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设军委，朱德为书记。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刘安恭挑起两派争论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至此，四军内部几乎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

在此次争论中，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古田会议肯定毛泽东建军思想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

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苏联报章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富田事变”导致毛泽东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击，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派遣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毛泽东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肃反斗争基本结束。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宁都会议失去红军指挥权

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不点名指责毛泽东。

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五十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斗争”，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毛泽东被免去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对毛的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

遵义会议后回到红军指挥层

随着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迁入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也陆续展开，毛泽东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伴随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争取工作的渐见成效，到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决策核心层，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层“三人团”，中央五人常委会(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重新分工，张任党的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则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组成遵义战役的前敌司令部，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但是，毛泽东见在红军高级将领与中央负责人中对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性认识不足，且大敌当前，过于民主的会议制度容易错失战机，不利部队机动歼敌，因此，毛泽东提议另成立一个类似长征伊始的“三人团”。12日，张闻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

“新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这是毛泽东自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后，又进一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关的领导核心。此时毛泽东不仅是军事指挥核心，还是政治局常委，居于党内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时毛泽东在党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5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周恩来、朱德支持毛泽东，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成为红军统帅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战略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毛泽东、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6月26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中央领导”。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以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毛泽东也是早有对策。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但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

毛泽东、张闻天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脱颖而出的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这没有一点夸张。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地教育、整顿与斗争„„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毛泽东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为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2.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

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召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1934年4月在得知毛泽东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毛泽东、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改变，事先没有征得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

3.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高校《军事理论》课程考核改革初探 第3篇

关键词： 高校《军事理论》 课程考核 考核改革

考核作为教学的最终环节，是检查教学是否达到教学目的，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和运用程度的有效途径。因此，《军事理论》课程考核应当根据其教学目的提出的要求，思考考核的内容和形式，并通过考核促进《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笔者通过多年来《军事理论》课程的考核实践，对高校《军事理论》课程考试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旨在不断完善考核机制，探索理论考核、平时考核、实践考核等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

教学考核是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体现教学实效性最明显的教学环节，必须创新教学考核方式。《军事理论》课要根据其作为公共必修课的这一特点，合理引导大学生认识和了解这门课，培养他们的兴趣点，避免以考核作为手段迫使大学生被动地上课，否则学生容易出现厌学情绪，形成恶性循环。考试可以采用更开放、更能发挥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方式开展。我们尝试了理论考核、平时考核、实践考核等多元化考核方式，成绩按一定比例纳入期末总成绩：

期末总成绩（100%）=理论考核（30%）+平时考核（40%）+实践考核（30%）。

1.理论考核（30%）

理论考核：着重考核学生对基本军事理论的认识程度。理论考核上，改变长期依靠平时作业和卷面考试的成绩评定方式，试行试题库考核方法和计算机考核方法，由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合理地将教材中的知识点编制成试题库，并研发考试程序，让学生在公开、公平的计算机网络考试环境中完成理论考试。

课堂教学结束后，由教师根据教材统一命题并采用开卷的形式考核，消除闭卷考试所带来的死记硬背的学习误区。

具体要求：（1）命题不得超出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知识范围，不出偏题、怪题；（2）着重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及灵活运用的能力；（3）命题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难易比例适当，从易到难，形成一个适当的梯度；（4）题量要与考试时间的长短相一致；（5）命题要使班级所有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正态分布”，真实地反映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6）命题四套，卷面满分30分。

考核题型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等。

2.平时考核（40%）

（1）课堂表现（3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病假、事假、旷课、迟到、早退等），上课表现（上课不认真听讲，相互讲话、睡觉、玩手机等情况）。

具体考核：病假、事假严格履行请假手续，有假条。

上课不认真听讲，相互讲话、睡觉、玩手机等，每次课出现上述现象之一者，扣2分，多者累计扣分。旷课一次扣5分，迟到、早退一次扣2分。每学期累计旷课、病事假超过1/3学时者，本门课程为不及格并按相关规定处理。

在第一次课上，我们按照学生的班级、学号排列座位，固定学生上课座位。这样做一是为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大提高到课率。二是为体现军事化管理的特色。三是为便于任课教师对学生课堂情况的考核，如学生出现空座、上课睡觉、玩手机等现象教师一目了然。

每周课堂教学按要求考核，期末统计、总结考核情况，评出每个学生的课堂表现成绩。

（2）课堂讨论（10%）：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近一周国内外的军事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根据讨论的实际情况予以赋分。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如我们每次授课前都给学生开辟一个平台，如“一周军事热点”，交流军事热点问题，师生认真讨论，积极开展教学互动，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实践考核（30%）

实践考核：旨在督促学生积极关注国防、了解国防，投身我国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的伟大实践，培养学生乐于奉献、保卫祖国的国防精神。

（1）小论文：在课堂教学中期，让学生课下进行军事题材方面论文写作，由教师统一命题。论文内容既反映军事热点，又照顾全面，既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又反映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由任课教师指导、组织学生完成论文，同时要求学生按照论文规范撰写，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2）参与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我们在课余时间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如在国防教育日、抗日战争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大纪念日期间，组织新生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在学校醒目的位置利用悬挂条幅、举办图片展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学生参与活动的表现及获奖的情况，适当加分。

不断完善《军事理论》课程考核机制，引导大学生通过军事课的学习，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为成为优秀的国防后备人才、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2]崔允漷.有效教学：理念与策略（上）[J].人民教育，2001（06）.

[3]龙宝新，陈晓端.有效教学的概念重构和理论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