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精选12篇）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第1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改革提出

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他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6年1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他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改革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改革实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改革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从生产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教育供给侧改革有什么内容 第2篇

十八大以来的教育发展，核心是公平、立德和改革，而公平和立德是教育质量中最本质的内容，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是关键。

历经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教育改革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基本的走向和最终的归宿。这其中，学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改革要取得成效，要将“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就要使各项改革举措既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习惯，又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获得感。这正是教育领域“群众路线”的最终落脚点。学校要给予学生充分自由、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课程标准框架内，促进其健康快乐成长。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学校治理和服务供给要对每个孩子发展提供支持和促进，为学生成长一生、和谐地进入社会奠定身心基础。政府是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主导者，决定着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目标与过程的吻合度等，影响着资源供给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更为重要的是，还决定着教育政策和治理方式的供给。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解决当前教育领域痼疾顽症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原因导向，均衡与公平问题、质量和效率问题、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国家需要与个人期望问题等，这其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是关键。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的需求。因为说到底，学生最终是要离开学校的象牙塔，遨游驰骋于社会的。这就具体落实在对教育领域原有供给、服务的改造和转型上，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专业部署、课程设置、考试评价、就业指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等众多领域，努力调整改善原有教育供给中的僵化、单

一、缺乏个性和吸引力、脱离学生实际、不尊重和保护学生爱好和成长的做法，实现育人减负的“降成本”、人才培养的“高效率”、评价考试的“扬长与补短”、就业创业的“产能提升”等。只有教育的供给端实现转型升级了，有效的教育供给、精准的教育供给、创新的教育供给才能够真正解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仅仅靠减少、降低和限制手段，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和需要的。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是丰富教育供给结构问题，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因为教育最核心的质量不是擅长“加工”而是善于“发现”，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禀赋，并进一步保护、支持其成长，这是教育应有的属性。这就具体落实在诸如教育领域的“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供给”，“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考试科目自主选择”替代和优化“文理分科统一科目的考试”，“面向学生的课程设置和拓展资源的社会实践”替代和优化“统一开设的课程和程式化的社会实践”，“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替代和优化“职责不清的教育管理”，“高精尖创新中心和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替代和优化“僵化管理科研项目和计划分配”，“普职高的贯通培养”替代和优化“规定分配职普比例”等等一系列改革的着力点上。只有教育的供给侧实现丰富多元可选择，才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最大尊重，才有可能不再用规定、纪律和号召去“引导”需求，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协调、持续，改革的成果才真正能够让人民群众乐于分享，而不是“被分享”。

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建立服务于学生成长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努力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尊重和贴近学生的消费习惯，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结构，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

教育供给侧改革该如何入手?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打破应试教育的顽固堡垒，教育计划应该满足市场需求。”1月26日上午，“教育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创业研讨会暨„云谷创新社‟教育成果鉴定会”在北京经济日报社举办。本次会议由《经济》杂志社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创业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学概念

会上，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滕纯分析了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1984年，美国的一份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引起轰动，美国进行了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在德国，职业教育占教育的70%，科研学术只占30%，这才造就了„大国工匠‟的体系。中国目前也处在教育改革之中。”

滕纯认为，创业不能仅仅被视为创办一个企业，而是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创造性地开拓或者破坏旧有规则，进行针对性教育，以促进社会的创业氛围，培养创业者的方式。可以说，创业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学概念，培养和提高学生(学员)的创业素质，包括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知识等，承担着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职业化员工、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素质提高等重要支撑作用。凡是经济发达区域，创业教育都发展迅猛，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种途径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

中国城乡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梁葆真作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措施与途径》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被赋予了与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创业教育不仅传授关于创业的知识与能力，更重要是要让学生学会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走依靠创业教育推动创业发展的道路，在此背景下，创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大的责任。

梁葆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途径，需扩展功能链条，促进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的联动，集成创业教育、创业辅导、天使投资等;构建多元主体，充分发挥高校、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作用，强化创业教育机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形成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事业单位投入为主体的创业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设立创业服务窗口，为各类创业人员提供各种相关资讯服务;注重内容开发，加强实践与调研，加强创业实训，加强创业精神培养，激发创业热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根本转变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洋作了《创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思路》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学生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而“高精尖创新驱动和鼓励学生创业创新”丰富和替代传统僵化、过时、单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是其中的关键。

刘洋分析说，产能过剩、就业供给不足倒逼创业创新，而创业创新也面临着传统教育模式、创业扶持监管不足、高校未能发挥充分支持作用、社会创业教育还较少等现状，因此需要加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重点突破、经验示范，加快职业学校创业教育转型，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创业教育，构建包容创新的学习型社会，普及中小学创业教育。

“与九年义务教育之于提高全民基本素质一样，将创业教育纳入素质教育与政府责任，扶持创业教育优先、率先发展，尽快形成„多层级、多类型、广覆盖‟的创业教育格局，吸引更多人关注创业、主动创业，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来说无疑是一条破局良策。”刘洋总结说。

“供给侧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 第3篇

上一期专栏文章中，我在分析M1异常波动时指出：许多中国企业正处于大规模倒闭的前夜，故预防性流动需求暴增；企业在国内缺乏投资冲动和投资方向，手中虽有货币也不敢投、不愿投，只能被迫持币待投或转投房地产或干脆转向国外投资，寻求资产投机的收益以及汇率投机的收益。

这样的情形，在2016年7月份变得更加明显。

实体与金融缘何冰火两重天？

7月，中国民间投资正式变成了负增长，显示出实体经济正在进一步“烂掉”；与此同时，房地产、股市等资产虚火却愈演愈烈，形成了实体和金融冰火两重天的对比。

此中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由于经济不断下行，政府被迫大量放水货币。但货币洪流未进入实体，更未进入民企，总体流向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然而，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钱，于是货币再拐个弯，一泻千里地流向了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当资产市场越热时，实体经济越被抽血，于是逐渐演变成“赌博经济”。

借用前银河期货首席宏观经济顾问付鹏先生引述的一个寓言故事：经济不好，大家就在村口赌博。如果经济变好，人也就散开了。但经济老不好，于是赌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有人赚了些钱，大家更是冲昏了头脑，都开始认为赌博能够发家致富。于是越来越没人种田，赌的人越来越多、赌的也越来越大。直到崩盘，被庄家赚走了家底，大伙想起来回去种地的时候，才发现土地已经荒废，错过了耕种期。

当前中国经济正是实体很糟糕、资本在外逃、货币猛放水、金融很任性、资产很疯狂、全民大赌博、中产在变穷。中国经济陷入到了“流动性陷阱”当中，这意味着货币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几近瘫痪。同时，资本管制限制资本外逃，带来了泡沫经济的疯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科洛夫和席勒教授都指出：“经济危机，例如当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主要是由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引起的……事实上，危机正是由我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特别是不断变化的关于经济本质的报道引起的。”而中国经济步入危局，也是思维模式的变化和信心的丧失，特别是企业家信心的丧失导致的。

国家信用比“去库存”更重要

改革开放30余年，全中国人民一直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经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为此中国必须停止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论，全力以改革和开放来抓住历史性发展的机遇。而今天，钓鱼岛、南海、朝鲜半岛局势都如箭在弦，再加上美国“重返亚太”成功，“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正在转变。

发展目标模糊，改革与开放又失去了可依托的大背景，中国国内投资节节下降，海外资金以及对外移民的浪潮却不断升温。现实中，民营企业家等精英人士的信心遭受重挫，不仅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反因“国进民退”而被挤压。西方国家经济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但在中国，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显然更加重要。

信心经济学认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纸币最终取胜，与黄金脱钩变成“不兑现货币”，其所仰赖的唯一因素就是国家信用，背后则是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如果没有对国家的信心——政治的、经济的、政策的、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的稳定以及投资与消费信心。

这再次提醒我们，“供给侧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库存”等内容，而是要明确“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标，明确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以及避免让意识形态干扰经济建设。一句话，为重振中国经济，一定要让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对中国的改革有信心，对中国的法治有信心，对中国的政府有信心。这比政府印钞票、去库存，更重要、更有效！

特约编辑：马小琳

农业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第4篇

农业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是仅仅依据农产品供应的多寡对农产品结构进行加减法调整, 以期达到长久解决农业保供给目的?还是立足中国农业现状及中国经济社会特点, 既解决结构问题, 也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发展思路, 实现农业永续发展?这些问题, 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地首先回答好、解决好, 否则就可能依旧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从农业现状来看, 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总量和质量上的结构性失衡, 即有的农产品多了, 库存爆满, 有的又少了, 大量依靠进口;高品质产品供不应求, 一般性产品、大路货又供大于求。解决这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当然要进行结构调整, 适当增加或减少某些农产品。但如果结构调整这么简单, 就是做做加减法, 农业供给侧改革就容易了。回顾既往, 农业结构调整并不少, 但为什么总体上一直结构性失衡,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结构调整的思路往往止步于就事论事。

所以, 解决结构性失衡, 首先要找到造成这种失衡的内在原因。分析可以看出:有的产品早已供大于求, 但在政策信号上没有及时做出调整, 生产源头与市场需求脱节。比如这些年施行的农产品收购补贴政策, 对保供给发挥了直接作用, 但笼而统之、经年不变的举措,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生产者远离市场甚至不看市场, 长年累积, 财政包袱沉重, 补贴一有变化, 又容易造成不种甚至弃耕, 对保供给带来隐患。有的大路货产品完全靠高耗水、高施肥, 甚至毁林、毁湿地, 成本居高不下, 对环境资源损耗大。这种粗放式产品不仅使市场饱和, 甚至还造成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这些现象表明, 造成结构性失衡的内在原因, 在于粗放式发展方式和疏于长远的发展思路。因此, 解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 根本的、首要的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调整发展思路。

明确了这点, 农业供给侧改革就能在思路方向上立足现实、着眼长远, 把解决近期难题与远期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思路上, 要从源头牢固树立围绕需求、围绕消费进行生产和调整的观念, 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手的作用, 让农业生产者真正成为市场经营主体, 使种养殖结构与市场需求匹配。同时, 更加注重政策的长远导向作用, 在现代农业进程中, 哪些是政策确保的, 哪些是市场做主的, 让生产者清清楚楚, 让经营者明明白白, 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 也要从源头增强赢利能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 增强对价格涨跌容忍度, 推动现代农业真正强壮起来。

思路清晰, 路径和方法上就能更加自信、更加自觉。比如, 当前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突出任务是“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 解决这几大任务既是为了解决眼前困难, 也是为长远发展开辟路径。去库存, 源头上重要的是从种植结构上动手, 适当增减种植面积, 这也为今后种植业结构的动态性调整开了头;补短板, 源头上重要的是把农田水利、耕地质量等农业基础加强加厚, 这就为今后稳定提升粮食产能打下了基础;降成本, 重要的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把大水大肥和人力减下来, 这实质是夯实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第5篇

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贯彻在新常态下秉持发展新理念的必然选择，是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矛盾困难的有效良策，也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破解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开出了祛病良方。结构性矛盾是老工业基地多年积累形成的，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不能一蹴而就，关键就是要持续深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切实弄清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是改革的主攻方向。我国经济历经几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原因在于很多地区和行业习惯于粗放经营，什么见效快就上什么项目，只顾眼前不计长远的问题十分普遍。如一些行业产业本来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较高，但是由于一哄而上、重复投资，导致供给过剩、经营陷入困境；而一些本身科技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业，不仅过剩，还对资源环境产生破坏。与此同时，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从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装备工业，到符合升级换代方向的高技术产业、产品及诸多消费品，供给能力都不尽如人意。因此，只有牢牢把握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的主攻方向，才能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逐步实现既定目标。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主要目的。中央指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大契机，这也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相契合，是我们在当前经济发展大环境下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辽宁推进新一轮全面振兴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

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是改革的根本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发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在市场竞争中适应多样化、服务化、高端化的需求变化趋势，把资源高效配置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领域。从目前来看，国内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一方面是中高收入群体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提高，我们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满足这些“新贵”阶层；另一方面，我国还有相对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和需要脱贫的群众，这些阶层需要的基本产品和服务是相对不足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丰富各类产品和服务供给，使所有群众的需求都能得到最大限度满足，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创造更优条件。

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改革的根本取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取向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一脉相承，重点从供给侧和结构上突出“市场化”导向，努力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对资本、土地、要素等进行再配置。由于供给侧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并能促使各行各业的资源根据市场需求有序合理流动，因此必将对全社会产业升级、产品升级、服务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解决供需失衡矛盾，实现供需平衡（平衡―不平衡―再平衡），是改革的最终取向。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两翼，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于当前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从“有没有”向“优不优”升级的转变，导致出现供需失衡状况。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适度扩大总需求稳住经济运行，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样才能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增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要处理好供需关系。早在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市场需求和供给理论。此后200年里，世界各国都把供给与需求作为研究经济与调控经济的重要切入点，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处理好的也是供需关系。从辽宁看，供需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一方面是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原”字号“初”字号产品过多；另一方面，很多工业制品和高质量日用品，如电子芯片、电饭锅、化妆品等每年还要大量外购。我省各类产业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及时顺应此消彼长的供需结构变化，做到因势利导、顺势发展。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人力、资本、政策这些要素都应按市场规律配置，而不是靠政府的政令来调度。今天的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煤炭等，大都是以往审批的结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对于政府来说，要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充分释放各类资源和要素的活力，同时给广大企业减轻负担，切实降低企业生产、运营和流通成本。

要处理好近与远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a”，扎实推进三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远期目标看，通过持续推进改革，全省要实现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明显提高，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更加协调匹配，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明显改善、盈利水平大幅提高，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形成。预计到2030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将达到4000家以上，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我们推进实现各阶段改革目标要注重循序渐进，脚踏实地抓好每项任务的分解落实，只要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就会以短期目标的量变积累促成长远目标的最终实现。

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正如总书记所说：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就是依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能“忘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围绕实体经济多做文章。从具体途径上看，通过狠抓工业企业提质增效，可以为实体经济固本强基；通过努力扩大居民消费，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市场空间；通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可以推动实体经济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引导各类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但发展虚拟经济的前提是风险可控，如使用网上支付、网上购物、扫描二维码等，首先要确保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必产生新的、更有效的产品和供给，淘汰旧的、已落后的产品和产能，这就需要处理好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当前我省培育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尤其是科技人才流失、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偏低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也从源头上束缚了企业的研发水平和创新活力。因此，我省从去年开始大力推动教育科研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着力调整优化高校专业结构、学科设置、科研模式等，使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创新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需要。同时，来自于供给侧的新动能也将有效增加经济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市场需求会随之大幅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切换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良性轨道上来。

――扎实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我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出台了推进供给侧改革实施意见，形成了“1+N”个政策体系，取得了初步成效。2017年，是我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把各项改革举措一一落实到位，特别是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多策并举，“加减乘除”一起做，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取得新进展。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2016年，我省退出粗钢产能602万吨，一年就完成了“十三五”目标任务；退出煤矿44处，化解煤炭产能1361万吨，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10.4%；降低企业用电成本37亿元；全省27.6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7年，要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重点是关闭落后产能低于9万吨的煤矿179个。坚持分类指导、因城施策，将房地产库存去化周期调整到合理水平。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重点，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投资效益，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要认真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介评估费用、用能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继续抓好重点领域补短板，重点在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抓好精准脱贫等方面狠抓落实。

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要深入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辽宁行动纲要》，加速推进八大门类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壮大，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发展的结构新格局。在改造传统工业方面，要促进装备制造业、石化产业、冶金建材产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方面，要着力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推进民用航空、海洋工程装备、燃气轮机、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工业发展新局面。

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省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要以提高服务业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向优质化、便利化提升，为经济平稳增长注入持久动力。要抓好金融业发展，加强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抓好现代物流业发展，尤其抓好第三方物流、跨境物流、冷链物流、共同配送等新模式，支持快递物流产业园建设；抓好电子商务发展，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促进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优化业态结构和商品供给结构，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抓好旅游业发展，推动旅游集团加快组建运营，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体育、生态、农业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大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旅游强省建设目标。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要进一步做好种植结构调整，继续调减玉米种植面积100万亩以上，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要，改种水稻、大豆、中药材等作物，发展高效优质特色产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还要大力发展高品质农产品加工，加快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园区集聚功能，加快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同时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户通过互换承包地、联耕联种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深化科技、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提升人才、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使高校人才培养与三次产业紧密结合，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深度对接。一方面要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调整设置学科专业，优化人才供给结构，加强高校“双一流”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抓好省属科研院所的资源整合，重点要抓好辽宁省工业创新研究院的组建，抓好农、林、海洋水产科学院的改革重组，打造现代化的区域性骨干科研院所。还要以产业为核心，建设供给侧和需求侧充分合作发展的校企联盟，不断提高学校与行业、企业的融合度，使供需双方融合发展。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2017年，要深入开展项目年活动，加快推进“十三五”规划内的重大项目。继续帮扶停产、半停产企业，针对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做好分类施策，努力帮助解决市场、融资和人才等问题，使企业尽快释放新的产能。重点实施企业帮扶“双百”工程：即对全省工业100户重点纳税大户实行特派联络员制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运营困难；对100户具有代表性的困难企业进行精准帮扶，帮助企业尽早实现转型脱困。通过促进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力度，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第6篇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外需不振使得经济转型更为迫切，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措施应加快推进

2016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启动，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成为“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焦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此次论坛上表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密不可分。放眼未来5到10年，可能的重大改革都集中在供给侧，尤其是在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随后，《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对迈克尔·斯宾塞作了深入专访。他表示，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措施应加快推进。

经济下行与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十分缓慢，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你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经济形势？

迈克尔·斯宾塞：世界经济发展确实缓慢且还有下降趋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总需求下降，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制约了增长。一方面，大量的债务堆积，使得收入增速滞后于债务增速，债务杠杆的上升对总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从分配上来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平等的加剧也减少了需求。因此，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多种结构性改革来挖掘最大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全球债务失衡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迈克尔·斯宾塞：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紧缩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一直是各国经济复苏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债务越来越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危机后的债务趋势研究表明，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即全球生产总值的75%。例如，目前中国的债务比2007年扩大了4倍，并且其债务占GDP的比率高达282%，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估债务增长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通过债务增长拉动总需求，但无法实现潜在的经济增长，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要评估债务风险，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必须考虑跨部门（家庭、政府、非金融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构成。毕竟，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有很大不同。过多的家庭债务极其危险，因为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冲击会降低消费，从而，削弱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从这样的冲击中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如今，房价的增长已被减弱，甚至可能会放缓，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通胀率低于目标，一些经济体面临通缩风险。在低增长的环境下，某些形式的违约概率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没有人会赢。

评估债务增长风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和利率。虽然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后危机时代什么才是“正常”的利率环境，但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许多国家仍处于接近零利率的水平，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我们知道，如果一国采用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高额并不断上升的债务还可能维持下去。但不幸的是，不可能无限宽松，零利率或负利率都只是暂时的过渡性措施，不能认为经济已经企稳而中断促进长期增长的改革。

最后一个因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化解债务风险必然要承受经济下滑的阵痛。不断增加债务以维持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消费、投资，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应尤其注意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应如何通过改革来防控金融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扩大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毕竟，过高的债务水平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但要客观评价中国的债务风险。

很多国家的政府会扩大债务以刺激公共和私人消费。如果过度使用这一方法，实际上是提前消费了未来的需求，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应对短期需求急剧下降的冲击，帮助经济实现企稳，扩大债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只要债务资金投向高收益部门或形成更多的资产，较高水平的债务并不是问题。主权债务则可以看作是未来增长的增量。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大部门债务都用做了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将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但问题是，2008年危机后中国释放的信贷大多数进入了房地产和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投资回报率是负的。

因此，中国所谓债务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投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必须改革其金融体系和投资模式，特别是改革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避免风险定价失真，减少低效和负回报率的投资。

当然，一些发达国家也没能投资于高收益部门，但其原因与中国不同：预算紧缩和债务积压导致投资减少。这虽然会降低负债率，但也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并陷入通缩。所以，为了刺激增长和就业，这些国家必须密切关注债务问题。如果债务是为促进增长的投融资，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为拉动短期需求而借债，将面临高风险。这些问题并不是老生常谈。投资回报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因国家而异，因此，很有可能将债务投向错误的部门。比如，在长期低利率和短期需求不足的国家，由于公共投资可能会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财政紧缩的措施。但实际上，正确的公共投资会刺激更多的私人投资。如何识别好的投资，应在探讨债务问题时予以关注。

中国在进行改革以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应认识到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金融部门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垄断利益和过于宽松的监管。因此，金融部门的改革应该强调降低这两方面的风险，以防止债务过度累积。即使允许家庭部门使用抵押贷款购买房地产，也应该严格限定其范围。中国需要深化金融部门的资产管理，从而，有利于个人和机构进行理性投资并控制风险。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迈克尔·斯宾塞：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实际上，即使对一个非常成功的中等收入转型期的国家而言，6%-7%左右的增速是健康的。如果以10年为周期来观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很复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是没问题的，而期望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现实。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建议？

迈克尔·斯宾塞：首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在不断地自我运行，从产生价值，到投入资金，再到投资形成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政府需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第二，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疏通那些阻碍资源有效分配的环节。举例来说，中国有许多私人创业的企业，这些创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并不愿意将资金配置给这些企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改革金融体系，增强市场导向，以确保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得资金维持经营，而不是只偏向于国有企业。这样可以避免无效投资，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有利于避免包括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企业部门的超额债务。

第三，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国需要改革监管框架。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更完善的食品加工与种植监管、更公开透明的金融监管等等。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制度，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推进的，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当然，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行动了。在未来，改革的时间点及其阶段性成果十分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大规模减税，你如何看中国的减税和财政赤字？

迈克尔·斯宾塞：政府增加少许预算赤字来支撑需求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否长期可持续，还有待观察。我认为这些预算应该更多瞄准必要的公共投资和有价值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健康等）。

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来偿付债务，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于正在推进的大规模城镇化意义重大。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目前在重点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处理好供给侧和需求端关系，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迈克尔·斯宾塞：我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样重要。供给侧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中国现在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等举措还将继续进行。

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这是中国无法控制的。市场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成为长期趋势。如果市场失去了信心，需求又不见增长的话，那么增速放缓就会从短期变成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应该忽视需求侧。当然，不仅仅要拉动总需求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冲击，还要优化需求结构，否则供求方面也会扭曲。

因此，中国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要管理总需求。但按照通常刺激经济的做法，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因为中国当前面临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问题。因此，中国在需求侧和宏观政策上需要相当谨慎。投资作为供给和需求的结合点，一方面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重塑供给结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资都还远远不够，要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才能从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表示，中国未来10年的重大改革都将发生在供给侧，其他国家有什么经验可以让中国借鉴吗？

迈克尔·斯宾塞：很多国家都面临创新的问题。一些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支持创业与创新。要知道，创新的源泉多种多样。对人力资本以及基础研究的巨额投资（通过奖励和竞争的方式）正在并将继续起作用。减少科研机构、风险资本和企业之间的壁垒也很重要。这其中的困难很多，缺少有远见的风险投资以及宜商的文化是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只有有了消费能力，供给侧才会出现大量好的创新点。如果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将持续不足。比如，人们经常购买的家电、汽车、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以及住房，有购买力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都可以创新。换言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有大量的创业企业，它们可以生产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产品，只要中国拥有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些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样，技术对于物流、服务业等领域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很多创新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从需求角度出发，在推进结构转型过程中，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迈克尔·斯宾塞：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如果看其他几个转型国家，比如韩国，只要国内消费增长足够快，那么就可以比较平稳地将增长动力从出口转到消费，这样，出口下降就不会导致经济大幅放缓。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提高中国出口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国内消费将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最终将在国内被消费。另外，投资也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和出口一样，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不可能一直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报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新的增长点在哪？

迈克尔·斯宾塞：我觉得各个部门的增长点很多，即使外部需求相对疲软，中国国内市场仍然强劲，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增长。

从要素市场看，人是最有创造力、最有生产力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降低对要素流动性的需求，很多环节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促进效率的提高。比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我们通过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会改变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减少更多的劳动力，甚至改变整个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现在，在很多国家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因此，我相信中国可以很快适应这种变化，促进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太僵化，一谈到结构性改革就意味着高额的劳动力处置成本，根本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进行很快的调整。所以，我想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这在中国没有太大的障碍。

“一带一路”与G20峰会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这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迈克尔·斯宾塞：“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东南亚、中亚、中欧和东非的发展均有积极影响。如果“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够成功地将储蓄引导至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促进发展，这对全球经济有好处。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中国即将举办G20峰会，中国面临怎样的机遇？

迈克尔·斯宾塞：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可以影响会议议程。中国之前的强劲经济增长和目前外向型组织发起者的角色，也使中国获得了相应的信誉。一直以来，要在G20峰会上落实任何事情都很难，不过中国可以帮助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平衡、高效的增长模式和战略方向前行。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第7篇

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六大问题

我认为供给侧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 要素投入整体过于粗放, 给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品质低, 技术创新含量不足, 附加价值低。由此导致整体上的产业效率低下, 不安全、不环保, 伪劣产品充斥市场, 进而引起供给端的整体信用缺失。

第二, 经济拉动不够精准, 导致产能过剩, 同时伴随着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一些企业靠优惠政策、靠潜规则、靠垄断资源, 而不是靠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去生存。

第三, 劣币驱逐良币。三无企业, 就是没技术、没管理、没品牌, 制假贩假、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活得自在, 但好企业反倒活得艰难。

第四, 产业难以整合, 产业集中度不高, 准入门槛过低, 导致企业之间拼低价, 拼人海战术, 拼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拼粗放式的资源投入, 最终陷入盈利能力低的困境。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 导致竞争力不足, 这就形成所谓的恶循环、死循环。

第五, 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 对经济与资源的破坏尚难修复, 物质财富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恶化相伴, 生活品质反倒下降了。

第六, 供求结构严重失衡, 供给端难以供给消费者以适合需要的高品质产品与服务, 而消费者早已不需要低品质的产品, 更厌恶假冒伪劣、不安全、不环保的产品。而这类产品却在源源不断地进入社会供给圈。

如果不能从供给端发力, 而一味地从消费方面拉动, 可能使整个改革陷入到一个死循环。所以, 中央果断从供给端入手, 从宏观上不再放水漫灌,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供给侧。

优化结构, 转换动能

还是优化结构, 转换动能:1,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 淘汰落后产能。2, 尊重知识产权, 打击制假卖假企业。3, 关闭高污染、不环保、不安全企业。4, 限制粗放型高资源投入企业。

在推进供给侧改革, 关注企业的“活”法的同时, 更要关注那些高污染、不环保、不安全、侵犯知识产权、制假卖假企业的“死”法。让该死的企业“死”得不添乱, 不生事, 以其“死”换得其它企业的“生”。所以我提出, 要仔细研究如何让僵尸企业“安乐死”, 让“三无企业”自然淘汰“死”, 让制假贩假、不安全、不环保企业“受困而死”, 让凭借潜规则、凭借腐败、凭借垄断资源生存的企业“饥饿而死”。

供给侧改革问题, 其实是人才问题

一是人才供给结构性失衡及人才能力发展滞后于产业的转型升级的问题。这是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一方面招不到人, 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另外, 企业转型过程中需有领军人才, 需要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人才。要转型, 就必须从战略这一根本点上推动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但现在很多企业还是急切地抱着投机性的短期思维行事, 不愿意真正在人才、技术上加大投入。

二是人力资源成本加速上升, 但人力资源效能低下。从供给端来讲, 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人才高消费, 并没有带来人才高效率。另外就是企业懒人、庸人、搭便车的人、占着位子不作为的人、不创造价值的人增多。

三是产能过剩。淘汰僵尸企业, 最难淘汰的是人。如何进行人才的配置与再配置?有的企业通过建立人才发展中心、内部创业、提前退休计划来缓解人才退出矛盾, 但问题依然在于人才通道太过狭窄。

四是学校人才培养供给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错配。教育体制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 创新创业人才匮乏。教育体制不能够有效地培养创新性人才。换句话说, 整个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了。

五是企业发展到今天, 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创业激情衰竭, 企业文化价值迷惘, 不愿意持续奋斗, 懒于能力提升的现象。

六是人才流动加速, 忠诚感降低, 企业与人才之间的信任与信用缺失, 出现了人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

七是人力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错配。一方面, 难以满足新生代人才多样化动态需求。另一方面, 教育培训产品的同质化, 使人力资源产品缺乏研发和投入。激励手段单一、内容僵化, 也时有表现。

八是人才机制与制度创新缺乏顶层设计的牵引, 制度设计存在盲目性, 做法缺乏系统性, 人力资源职能孤立化、单一化, 组织落实意识得不到强化。

九是对知识型员工的组织与领导方式落后。高素质人才的组织化管理与人才的个性化存在矛盾, 人力资源价值如何衡量与管理渐成难题。

转型从哪里入手?

一、企业家和高管团队要从一味追求规模增长转向有效成长。要从机会导向那种捞浮财的思维状态转向战略导向那种打造百年老店的考虑, 从努力习惯于投机取巧转向努力习惯于培育核心能力, 真材实料出产品, 致力于做出好东西。要真正在技术、人才、管理上舍得做投入, 才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产品品质, 首先来自于企业家的追求。如果做企业只顾一味赚钱而没有信仰, 没有追求, 那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二、重新定义人才, 创新人才供给思维, 打造优质高效人力供应链与能力发展链。

1、在互联网时代, 在供给侧改革时代, 必须建立全球人才供应思维。要建立跨界人才思维, 过去一个产业里, 要么都是学文的, 要么都是学理工的。现在, 一个企业产业生态中, 需要各种人才的融合。还要建立人才社会化与社区化思维。现在很多人才都是社会化的, 不一定归你所有, 但要归你所用。

2、关注人的潜能, 炼就识别高素质人才的慧眼。

3、基于对人才个性的洞悉与尊重, 进行能力开发, 激发人才的价值创造活力。

4、着手进行人才资源存量的潜能开发、能力转型与新领导力发展;处理好增量人才的引进、二次开发与融合;重视人才退出管理与再配置。

三、构建从产品经营到人才经营全方位发展责任体系。

1、企业就是经营客户、经营人才, 最终是经营人的理念。

2、人才经营铁三角:知识、能力、心理。为什么华为的全球化能成功?很重要的一条, 是华为在20年以前就把知识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 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企业未来国际化的最核心的战略。他们在考核体系里面对人才很重要的一条要求, 就是对公司“知识的贡献”、“知识的积累”, 如何做到个人知识公司化, 如何把每个员工的公司知识社会化、知识产权化——而中国企业在这点上普遍缺少华为这样的意识。

2008年, 华为在国际上申请的专利数就是第一, 所以当它实施国际化的时候, 就没有遇到侵犯知识产权的障碍,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今天, 首先是对智慧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在互联网时代, 人才是流动的, 企业的最大财富是其所拥有的知识、知识产权价值。

3、全员人才经营。人力资源管理不仅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 而是全体管理者与全体员工的责任。华为搞文化培训, 每个员工在两年中自己选择时间, 要学9天的三大管理纲要。任正非的观点是, 人力资源开发要自己投入, 自己要承担责任, 一定要培养员工自我开发、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员工要有自我开发、自我激发潜能的意识和能力。

四、强化文化价值观的管理。

建立开放包容的文化, 驱动高素质员工从“要我干”转向“我要干”到“我们一起干”。要把文化价值观的评价纳入到干部和员工的行为评价体系里面, 这一点, 阿里、华为都建立了基于价值观的绩效评价, 其实核心的内容就是强调员工的自我开发、自我管理。企业给员工的不是命令, 而是方向指引。

五、人力资源部门的转型与定位。

人力资源部门要真正创造价值, 关注组织贡献, 从权力驱动转向客户驱动, 提供高品质的人力资源产品与服务。

现在, 大型企业越来越强调通过专家中心去支撑企业战略, 通过人力资源业务中心帮助业务转型, 通过人力资源平台部去为员工提供服务。人力资源聚焦三个方面:实现客户价值, 链接战略、牵引组织发展, 服务员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人力资源不再是一个单一职能, 真正渗透到战略, 渗透到业务体系, 渗透到员工需求之中。

六、重构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价值关系, 对人力资本价值进行有效管理。

万科与宝能之争, 我认为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之争。发展到今天, 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矛盾触发出来了, 现在要形成新型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如何让人力资本设计参与价值分享。我相信这次“宝万之争”是好事, 有利于人力资本价值的彰显, 可能重构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规则。所以这就面临着谁来定义价值, 谁来创造价值, 如何创造价值, 如何高效创造价值, 如何评价价值, 如何分配价值。这些本原性的问题需要学者、企业重新定义, 过去价值是股东说了算, 现在不光是股东定义, 最重要是要回归到客户, 谁来创造价值, 过去叫资本驱动, 现在叫人力资本创新驱动, 人人都是价值创造者。如何创造价值, 这需要在业务模式上、组织模式上创新。要激活人才, 高效创造价值, 提高内部协同, 提高团队, 评价价值, 使得人力资本真正进入技能化管理。

七、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精益求精的职业化人才与能工巧匠队伍。

日本、德国的很多企业, 一个家族, 十几代人只干一件事情。专注、执着, 一定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要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真正把追求品质作为一种习惯。真正让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八、全面认可激励, 实施积分制人才管理。

这是针对80后、90后的办法。80后、90后更重视追求精神、兴趣与意愿。让员工快乐地进行目标分解, 相互之间提出挑战性的目标, 在公司形成积分池, 人才池, 福利池。我们看到, 一些企业有的员工为了达到“2万分”, 就像打游戏一样上瘾。

九、重构组织与人的关系, 优化人才结构与人才配置, 激活人才价值创造。

十、要努力从粗放式人才管理转变到精准的人力资源效能管理时代。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第8篇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核心是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 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 扩大农产品有效供给, 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首先要调整优化农业产品结构、生产结构和区域结构。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的观念, 不能单纯以增加产量论英雄, 要念好山海经, 唱好林草戏, 合理开发更多农业资源。特别是要统筹粮、经、饲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品种多样的产品。同时, 下大力气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要适应城乡居民食品结构升级的需要, 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 提高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任度。

其次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深度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 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休闲旅游融合起来, 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更好地满足全社会对农业多样化的需求。

推进结构性改革, 是兴农之要。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 表现各不相同, 但“病根”都出在结构方面。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既能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更有利于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第9篇

《甘肃农业》:近年来,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成为高频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背景是什么, 就农业来说, 又存在哪些需要改革的内容?

李含琳:何谓供给侧改革呢?一般来说, 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 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 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从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始, 关于解决工业过剩产能问题, 就已经成为宏观决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成为国家经济政策和战略调整的重点。实际上, 过剩经济、或者说“产能过剩”其实质就是政府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的过度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政府的非科学、非理性、非合理的决策导向所造成的, 因此形成了“保增长、增投资、提速度、扩总量、比人均”的攀比型发展机制。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 这就是将“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领域, 而明显忽视了对其他产业和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探讨。其实, 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我国整体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提速极快, 在部分农村产业、部分农产品和部分地区, 已经出现明显的农业“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农业的“产能过剩”不能与工业的“产能过剩”比较, 程度可能比较轻, 但是,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不重视, 势必影响未来农业投资的效率和农业结构优化的进程。

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资料介绍,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农业第一大国, 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口蔬菜、水果、甜瓜、西瓜最多的国家。2014年中国农业占全球的比重高达25.2%, 其次, 欧盟占全球17.5%, 印度占全球16.9%, 美国占全球4%, 巴西占全球2.7%, 俄罗斯占全球2.3%。从对西部部分省区的调查和网络资料分析来看, 目前, 在西部的12个省区市中, 特色农业种植面积已经占到耕地总面积的40%~50%。比如甘肃省2014年的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 960万亩, 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5%。另外, 农民利用“三荒地”和耕地开发种植水果的面积也很大。例如甘肃省, 2014年全省水果栽培面积已经达到2 020多万亩, 其中, 挂果面积1 083万亩, 总产量达920万吨。还有养殖业的规模也已经很大, 特别是肉牛、肉羊、草鸡等。

《甘肃农业》:就中国农产品而言, 产能过剩的情况如何呢?

李含琳:我们曾对中国农产品产能过剩问题做过初步评估, 主要从八个大类的供给与需求来分析。

一是粮食供给与需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21亿吨, 比2014年增加1 440.8万吨, 增长2.4%。2004年至2015年, 中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2015年年初的中国城乡人口总数为13.68亿人, 比上年末净增加710万人。其中, 65岁以上老龄人口有2.1亿, 占总人口数的10%。粮食市场结构评估:一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56公斤, 其中口粮消费量为25 389万吨, 人均186公斤;二是粮食的进口数量目前已经突破8 000万吨, 大约占国内粮食消费总量的8%;三是根据预测分析, 预计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需缺口为10 012万吨, 粮食进口量将超过10 000万吨。总体来看, 口粮的供给与需求结构大体平均, 主要是结构性进口需要增加。

二是油料供给与需求。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 2015年我国油料种植面积为1 390万公顷, 油料总产量为3 500万吨。如果考虑大豆和棉籽, 2015年我国油籽种植面积为2 340万公顷, 油籽总产量为5 518万吨。2015年, 我国棉花种植面积为340万公顷, 总产量为510万吨;大豆种植面积610万公顷, 总产量1 100万吨;油菜籽种植面积为730万公顷, 总产量为1 430万吨;花生种植面积为470万公顷, 总产量为1 690万吨。油料总体形势是结构性短缺。目前, 中国60%大豆依靠进口, 主要来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2015年全年的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 169万吨。

三是蔬菜供给与需求。根据匡算, 我国成年人每天需要食用蔬菜300克~500克。近年来, 中国蔬菜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种植面积由2007年的2.62亿亩增加到2012年的3.08亿亩, 产量由2007年的5.47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7.06亿吨, 已经超过粮食产量, 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 人均占有量已经达到210公斤, 供给已经明显过剩。在供给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 蔬菜出口必须增加, 2013年我国的蔬菜的贸易顺差达到53.21亿美元。在出口市场上, 我国蔬菜已经出口到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但也面临产品质量水平依然有待提升、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快、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有待增强的难题。我国每年要进口超过8 000吨的海外蔬菜种子, 占国内销售额的25%以上。

四是水果供给与需求。根据科学计算, 成人每天食用水果200克~400克为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划, 我国的特色经济林面积到2020年要达到4 100万公顷。经济林主要指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目标的林木。截至2013年底, 全国经济林种植面积3 781万公顷, 总产量1.48亿吨, 经济林种植与采集业年产值达到9 240亿元, 过剩的可能性在于: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4年我国水果总产量增长至26 142.24万吨, 人均占有量为200公斤, 总量上已经出现过剩;二是结构优化速度太慢。我国水果的优质果率约在35%左右, 果品产量中仅有5%能够参与出口和竞争, 还有近15%是属不合格产品, 而发达国家的优质果率已达到7%, 符合出口标准的高档果品占5%以上;三是大量存在低产低质的果园和品种;四是果品深加工业滞后。

五是西瓜甜瓜供给与需求。根据农业部办公厅的有关调查和统计, 目前, 我国西瓜甜瓜播种面积已超过麻类、糖料、烟叶、药材等传统经济作物, 约占种植业总播种面积的1.5%, 其产值约为种植业总产值的6%, 在部分主产区达到20%以上。2012年全国西瓜播种面积达到180万公顷, 甜瓜播种面积达3 141万公顷, 总产量大约在1 000万吨左右, 人均占有量为80公斤。不仅如此, 我国西瓜甜瓜生产逐步走向区域化与规模化生产的格局, 从全国区域布局来看, 西瓜生产布局主要以华东、中南两大地区为主, 甜瓜生产布局已发展成华东、华中、西北产区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缺陷主要表现在优质产品比较少、品牌开发和经营不够、种子市场管理混乱、品种更新滞后、种植方式单一、加工滞后、产销失衡。

六是肉类供给与需求。2015年中国肉类总产量应达到8 500万吨, 人均年消费肉类达到60公斤以上, 平均每人每天消费肉类产品3两左右。进口冷冻肉比重持续上升。例如青岛市, 2015年1至5月, 牛肉进口5 960万美元, 同比增长191.2%;羊肉进口总额1.0614亿美元, 同比增长79.6%。预计到2016年以后, 包括畜牧业和渔业在内的养殖业总产值将超过种植业, 成为中国农业中的最大产业和战略主导产业, 中国在2030年之前养殖业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到2020年和2030年, 中国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将分别达到约52%和55%。但是从区域来看, 2015年西部地区的肉羊、肉鸡、肉牛养殖规模已经出现局部过剩, 价格降低。总量和结构都需要重新评估。

七是奶制品供给与需求。近年来, 我国奶业的发展明显迟缓, 并且受到国际乳制品市场严峻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4年, 我国奶牛养殖规模超过1 600万头, 牛奶 (生鲜乳) 产量3 725万吨。另根据统计, 2008年至今, 我国进口奶牛超过68万头, 进口奶牛及其后代群体规模估计达到了140万头。与此同时, 我国大中城市人均乳制品购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自2008年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鲜奶消费量已从17公斤下降到14公斤左右。2014年全国液态奶产量2 400.12万吨, 下降0.91%;全国干乳制品产量251.70万吨, 下降4.17%, 产量降低到2006年的水平。高档乳制品进口依存度加大。2014年我国进口工业奶粉92.34万吨, 同比增加8.07%。目前, 国内进口奶粉的库存约25万吨左右, 国产奶粉库存约15万吨, 去库存压力很大。根据农业部对482个生奶固定观测点2015年1-9月份的价格调查, 奶价已从4.26元/公斤降至3.84元/公斤。青海、山东的散养户奶价已跌至1.6元/公斤。

八是茶叶供给与需求。由于发展绿色农业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茶叶产业发展极快。2015年, 全国18个产茶省茶园总面积达到4 316万亩, 采摘面积3 387万亩, 其中, 湖北、贵州、陕西、四川4省茶园面积年均增加20万亩以上。产量增加。干毛茶产量227.8万吨, 比上年增加18.6万吨增8.9%。干毛茶产值达到1 519.2亿元, 比上年增加170.1亿元, 增12.6%。结构优化加快:一是茶园结构优化, 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比例达56.5%, 有机茶园面积比例达到6.2%。二是茶类结构优化, 在干毛茶产量中绿茶、乌龙茶所占比例下降, 红茶、黑茶、白茶、黄茶比例上升。三是茶叶提质增效继续取得良好成效, 主要体现在茶叶质量安全保持稳定, 名优茶比重提高, 亩产量和亩产值提高。但是, 部分地区也出现了销售困难。

《甘肃农业》:中国农产品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含琳:我们只是选择了八个主要的农产品作为分析农业产能过剩的基础。其实, 农产品的种类很多, 结构也很复杂。农业之所以也存在产能过剩现象, 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各地都发展重视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问题, 土地流转“、四荒地”开发等, 农村资源的开发速度明显加快了;二是做大规模、做优质量、打造品牌是西部大多数地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 许多地方把特色农业发展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 因此带来种养业的大发展;三是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功能比较强, 而经营功能比较弱, 判断市场供需关系、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普遍比较弱。

《甘肃农业》:中国农产品产能过剩的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李含琳:认识和判断农业产能过剩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工业产能过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行为的不当, 而农业产能过剩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农村经济的自然增长。实际上,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市场带动的, 政府的招商、引资、贴息、担保、牵线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号召、引导和政策扶持上。二是农业产能过剩特点主要是结构性的, 是完全可能调整的。也就是说, 农产品的“产能过剩”主要不是“规模过大”, 而是“结构缺陷”, 即优质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的比重低、产值小、边际收益率低。三是我国的区域农产品产能过剩与农村区域资源的结构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有些地方的过剩带有资源决定性的特点, 资源结构太单一。

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 产能过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以及消解成本是完全不同的。总体来看, 种植业的消解成本比较低, 不论是种植粮食、蔬菜、甜瓜, 还是种植油菜、药材和西瓜等, 这个季节市场过剩, 下个季节就调整种植结构, 所以成本不是很高, 主要是影响收入增加。而养殖业的消解成本比较高, 这是因为搞规模养殖一般要建设养殖场、引进大量的母系和父系养殖对象, 规模越大调整成本就越高, 这种情况对于陆地养殖和水产养殖都是一样的。同时, 不同农产品系列的出口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剩的水平, 出口越好, 过剩情况就好些。相反, 如果出口不行, 过剩程度就比较严重, 消解成本也就比较高。

当前, 我国农业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结构性过剩。与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相联系, 优质的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的比重低, 传统的、落后的、淘汰的产品比重比较高;二是品质性过剩。同样是优质农产品, 但是由于种植方法、手段、环境的滞后, 极大地影响了产品的品质, 从而变成劣质产品或者不合格产品。在当前情况下, 我国农产品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与“国际惯例”的过剩, 即优质的、绿色的、无公害的农产品的生产比例低, 出口能力弱上;三是总量性过剩。由于全国的农产品生产量确实过大, 国内市场又有限, 而国外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导致结构性、阶段等局部性的销售困难;四是需求性过剩。由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下行”影响, 城镇消费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 减少了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甘肃农业》:相比工业产能过剩, 农产品产能过剩有什么不同吗?

李含琳:农业产能过剩与工业产能过剩的比较。一是农业产能过剩的程度要比工业弱。农产品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户, 产量有限, 而工业是企业和公司, 投资规模大, 生产量也大, 产品和技术的转型难度也大。二是农业产能过剩多数是季节性的, 这个季节过剩, 下个季节就可以进行调整, 而工业过剩一般是周期性的, 需要比较长的调整时间。三是农业过剩的国内市场调节能量比较强。中国有近14亿人口, 国内的消费市场很大, 自我调节空间比较大, 而工业基本上是开放型的, 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 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够完全调节得了的。四是相对来说调整农业产能过剩的成本要比工业低, 因为原始投资比较小。工业的原始投资非常大, 要真正调整就必然涉及到许多企业、行业或者产业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但是, 也不能因为农业产能过剩的调整成本相对比较低就认为影响也小, 影响同样很大。农业产能过剩的调整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投入的回收, 而且直接影响到农民当年收入的水平。因此, 不能小觑。

《甘肃农业》:前面您详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产能过剩”的特点和基本态势, 那么,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又与农产品产能过剩有什么关系呢?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能否消除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问题呢?

李含琳:所谓农业供给侧是指农产品的市场供给能力、供给结构、供给区域、供给市场状况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实际上是由两大组织构成的:一是市场总供给与市场总需求, 经济运行的最佳目标就是追求“马歇尔均衡价格”, 即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面同时达到一致的状态。但是,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市场总是表现为不完全的“均衡”状态, 不是供给大与需求, 就是需求大与供给, 这就要么出现供给不足, 要么出现需求不足;二是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为了达到“均衡”状态, 不论是政府调节还是市场调节, 都会运用各种手段或者杠杆, 对经济运行的供给侧、需求侧、结合点等进行调节或者说是控制。

《甘肃农业》:影响农业供给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李含琳:影响我国农业供给侧总体略有过剩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农产品品质低下, 大量农产品的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对称。许多地方的经济林统计中包含了大量“老品种”, 蔬菜方面的大众化品种也很多;二是生产方式传统, 即就是新品种, 由于耕作方式和饲养方式的落后, 致使大量农产品的品质得不到保证;三是政府的盲目干预, 许多地方的政府盲目指导农民生产, 许多农业项目存在形成了生产规模, 但是难以形成市场需求;四是农业生产组织的小型化和分散化。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是以农户为主, 难以与城市超市、大公司餐厅、大学餐厅、社区市场等对接;五是大量进口大豆和优质小麦大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供给侧的压力。

《甘肃农业》:农业供给侧到底应该改什么, 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李含琳:根据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国情, 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组织创新, 将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农户经营组织改造成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经营经济实体;二是减少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干预, 建立农村发展资源基本上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机制;三是把优化结构的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品质保证和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上来, 争取在2020年达到实现100%农产品良种化的基础上, 大多数农产品取得国际认证的生产资格。彻底淘汰落后和低质的农产品;四是适当减少农产品的进口, 减轻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销售压力。

《甘肃农业》:对甘肃省来说, 农业供给侧改革能做哪些工作呢?对于甘肃省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李含琳:一是要减少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干预活动。要摆正政府在市场农业中的位置。要利用多种方式培育农民、农户、农村市场的自我调节新机制,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加工、如何销售等, 最好由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自己决策。政府只起政策引导和服务的功能, 不再向乡镇、村组和农户下达所谓的硬性生产项目和指标。农村经济资源真正实现市场配置状态。

二是信息手段的广泛使用。21世纪是信息社会, 信息的运用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很大。从本原上来看, 我省部分农产品的过剩与农民不了解市场有关。为此, 政府可以利用信息网站向全体农民宣传、介绍国内外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等方面的科技研发情况, 介绍优质的产品和生产技术, 发布各种农产品的的市场销售信息, 包括价格、需求、地域、供给预测、国际行情等, 使农民及早了解和掌握决策资源。

三是建立农业“产能过剩”的预警和防治系统。分析与预测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府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市场、服务民众的重要标准。因此, 在解决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时候, 一方面一定要围绕解决农业“产能过剩”这个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 必须坚持“预先、提前、尽早、预防、预警、防治”的“六位一体”的原则,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我省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的中长期预测分析, 及时地向全省农民进行通告。对于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农产品, 还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保护价制度、政府储存制度和市场调剂制度。

四是加快农业种养业的结构优化。建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种世界上最好的、养世界上最好的”的农业发展新战略。评价我省现有的特色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要适度, 不要过头。实际上我省的特色农产品中有许多只是在国内一定范围内的“优质”, 如果拿到国际市场上就不一定了。为此, 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园区、企业等, 有对现有的特色产品进行国际水平的筛选、比较、选优。在现有的特色农产品的架构内, 引进和推广更加先进优质的粮食、蔬菜、甜瓜、西瓜、果品、牲畜等品种。

五是突破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瓶颈。我国部分地区农产品的过剩现象也与加工业发展不足有关, 所以说, 在原料型农业与成品型农业之间, 仍然有大量的发展空间。总体来看, 我省的特色农产品也是如此, 生产量巨大, 加工量很小, 价值增殖的链条比较短, 这既影响农民的收入, 又影响产品的市场销售。当前, 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达国家中, 几乎没有农产品零售市场, 全部是“农超”对接的模式。同时, 农村提供给城市市场的农产品大部分是成品, 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加工。我们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和借鉴。

六是对农业建设项目进行“整型”。对明显已经过时的农产品生产项目坚决淘汰掉, 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彻底的“整形”, 这是彻底解决农业产能过剩的措施。我省有些地方农村的“特色农产品”, 实际上不是优质农产品, 只是传统的地方产品。有些生产周期很长, 成本很高;有些品质达不到国际标准要求, 无法出口;有些生产方式落后, 难以运用先进的组织和生产模式。对于这些问题, 要向农民做工作, 争取早日下决心改造。

七是开发新的农产品出口渠道。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农业发展和农产品销售必然地是个开放行为。我国和我省农业出现部分过剩现象, 一方面是农业供给侧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开发有限和出口太少。为此, 一定有把开发小的农产品出口渠道作为经济供给侧改革问题的措施之一。在原有的农产品出口地域基础上, 既要继续调整农产品的品种结构, 按照国际标准生产和出口, 向外汇农业发展。同时, 还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如“一带一路”等, 开发向丝路国家的出口渠道。

直面供给侧改革 第10篇

2016 年全国两会上,供给侧改革受到格外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纷纷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供给侧发力的当务之急,供给侧改革中将面临哪些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等等,都是大家热烈探讨的话题。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结构“闯关”

供给侧改革,就好比一场结构“闯关”,是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包子店以前卖包子,5 毛钱一个卖到现在卖不动了,而且卖出去也不赚钱甚至亏本;于是升级改卖芝士蛋糕,10 块钱一个,利润有了可还是卖不动,因为消费者买不起。

过去我们更多地习惯于需求侧管理,大量供给集中在产业链中低端,大量企业仍停留在“以价取胜”的层面上,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产生大量的低端乃至无效供给,因而才出现了类似5毛钱一个的包子便宜却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也不赚钱、亏钱的情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包括中高端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最简单的评价有两条:一是能卖出去,二是有钱赚。

在供给侧改革中,“包子”可以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打造品牌,走出卖出去也不赚钱的困境;“蛋糕”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性价比,避免有利润而卖不动的被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调整好“包子”这个存量,又要引导好“蛋糕”这个增量。

其实,这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这五年是重要的战略窗口期。结构“闯关”不能单纯以人均GDP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根本标准要看是否真正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轨道。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国企改革

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正在成为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仍继续存在,但总的来看,形势正在好转,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究竟如何理解供给侧发力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不能从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新效率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供给侧发力很难取得成绩。

那么,国有企业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改革呢?主要有以下四点想法: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应分两个层次进行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管理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和国有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及其效率的变化。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按行业不同区别对待。竞争性行业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二、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可以在这样的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让高级管理人员、在技术发明或市场营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得到激励。激励的多少由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状况而定。

三、根据企业状况,推行职工持股制度。在采取这一措施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汲取20 世纪90 年代某些国有企业试行职工持股,后来逐渐解体、消失的教训,一定要规定严格的职工持股程序。第二是什么样的本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把职工持股视为本企业的一种“福利”。持股的职工应当有一定的本企业工作经历,职工所持股份如何转让也应当有规则。

四、要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职业经历人是企业聘任的,实行任期制和责任制,由董事会任命,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会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作出决议,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执行。这一结构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也适应于市场环境。但存在一个问题,即我国至今仍然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供给以及供方和需方的交流机会。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问题的存在,然而仍是可以补救的。比如说,可以对现有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愿意担任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人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听其自愿,加入职业经理人供给行列,应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脱离原来的就业岗位。如果以前有行政级别的话,那么从此取消原有的行政级别。

供给侧改革主要靠市场

中国目前面临着变革的关口,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要改善供给侧,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在改善供给的同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改善供给最重要是提高效率

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着重在需求侧,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其中最容易办、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做的是增加投资,称为“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现在看来是有局限性的。

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的另一种分析框架从供给侧因素出发,重点主张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当前,各界在解决供给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的主要因素也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提高效率。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一般性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减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

二、政府职能不是直接“调结构”

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

既然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正确的办法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干预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包括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等。

供给侧改革决定两年内经济增长走向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现在一部分行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应的出现了一种结构性通缩,PPI超过47 个月连续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率持续下行。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思路,一种是继续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比如放松货币,这样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这种通缩,不是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因流动性不足而导致的通缩,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问题,需求政策是不大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具体来讲,第一条就是去产能。我要纠正一些人的看法,有人认为去产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我认为不会的,去产能反而有利于解决我们目前的通缩问题,解决目前企业利润,特别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去产能对宏观经济是扩张性的效应。比如现在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超过30%,只有真正去产能,价格才能回升,利润才能回升。当需求基本上触底之后,从供给侧来看,这些效益指标也会转好,这样中国经济基本上就能成功触底。

我们大体上判断,如果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应该在今后一两年之内中国经济这一轮大的调整是能够看到底部的,就是所谓平稳触底,然后经济将转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供给侧改革重点在微观要素而非宏观政策

供给侧改革可以包括一些宏观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减税。但我们这次供给侧改革,我认为重点不是宏观政策,而是微观基础,特别是要素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目的是通过要素的进一步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来提升效率,重点在微观而不是宏观。供给侧改革可以讲很多,但是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句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处理僵尸企业的难点在哪里?

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是运转不下去的。关于如何处理僵尸企业,我觉得处置僵尸企业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企业和政府的作用都很关键,那个不主动都很难办。不同地方,情况不同,难点也不同,有些地区可能是政府的积极性问题,有些地区可能是企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我去访问过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比如有一个煤矿企业它生产一吨煤成本400 多块钱,现在市场价200 多块,生产一吨煤要亏损200 多块钱。能不能不生产了呢?他们说不能,因为这个企业里面1 万多职工,并且欠银行的债务也很多,银行业不愿意让他停产。如果企业不停,把帐转借一下,银行不良率就不太高,如果企业停下来,银行不良率马上大幅度上升,银行的业绩也不好看。但事实上对于银行来说,它的不良债务已经发生了,一种办法是掩盖,再一种办法是将它暴露出来,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不良率已经发生了,银行就不要再掩盖了,该核销就核销,这方面也要给它政策,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已经发生的事情处理掉,对银行防风险也是有利的。有些僵尸企业,如果市场持续不行,企业本身没有竞争力,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关门了。有些企业规模比较大、人也比较多,确实影响比较大,但该关闭还是要关闭,怎么处置人员安置和债务问题等,需要相应的政策来解决。

这里面有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某地有个钢厂,是已经无法继续生产的僵尸企业,有个外面的其他企业将其接受,对其进行了重组,重组后把它的债务处理掉,申请了清算,但这个钢厂的设备都还在,弄完重组后又开始生产了。这导致一些该关掉的企业没有关闭,这种情况需要好好研究。

建议通过配额交易的方式“去产能”

建议在去产能机制上采用“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的办法,即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奖励措施挂钩,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

比如,有一些企业竞争力很强,让他去产能以后他觉得不合理,这样竞争力很强企业就把分配给他的“去产能”指标卖出去,卖给另外的企业“去产能”,另外的这个企业竞争力很差,他把自己去产能配额完成后后还有一块产能也没有竞争力,就把刚才说的竞争力强的企业配额买过来。去年我去唐山调研时,他们有类似的想法。我这个建议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一个道理。这个事情如果要做,肯定要有个监管,包括各省的情况、各个企业产量究竟是多少,要好好调查。

供给侧改革的龙头是制度供给

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给谁也不能脱离谁,这对概念到了政府这边,政府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和调控。

需求管理在过去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最简单的就是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它的内涵理论假设是,政府只要针对市场缺陷实行反周期调节,剩下的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则只要靠市场竞争中的要素流动就解决了,就不需要我们在供给侧做那么多详细的分析和对策设计了。

这当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缓和了过去所说的十年左右必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认同这里的共性规律,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三中全会说到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不是否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东西,是要认识这方面的局限性。

局限性表现在,光是反周期够不够,为什么又来一个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面,原来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也必须还原到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实际的图景是非完全竞争。

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操作,成为反周期整个过程中间最有决定性的举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动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使得市场预期稳定下来成为转折点,进入复苏过程。

有人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人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这个想得太窄了。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龙头应该是制度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决策层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命题,应谋定后动。

实际就带来一个挑战,过去说需求管理的时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供给侧,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结构问题市场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不仅要守正,还要出奇。

守正是必须要充分认识、适应、尊重市场规律,甚至可以是敬畏市场的立场,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到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共性规律,必须认同这个共性规律。所以一定要掌握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的这样一个认识上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在这个守正的市场观后面,不要以为照搬别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还必须要出奇。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情制约、发展的挑战,必须寻求以创新驱动来实现超常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比如优化结构,这是个系统工程,是从眼下一个一个年度的调控,对应到中长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国梦的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整个统一市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打通在一起的全局。所以我们借鉴积极的国际经验之后,我们所处理的是中国宏大的现代化系统工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复杂的结合关系把握好,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成功创新、出奇才行。

企业家眼中的供给侧改革

华为任正非

现在供给侧改革的中心,就是提升产品的品质。你不提高品质,老百姓就会到国外去爆买。再不可以忽悠中国消费者了。什么“物美价廉”,什么“让消费者享受低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提升产品品质,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决心,需要几十年厚积薄发。一味低价,就没有好产品。而消费者根本的需求是好产品,是高品质的产品。企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就把他们逼出中国,到日本等国去狂购。

吉利李书福

本质上,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对企业家而言,理解供给侧改革该注意什么?千万不能忘掉市场、忘掉需求,因为市场供给和需求是分不开的,好比地球和月亮,能分开吗?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复星郭广昌

与过去投资、出口拉动经济不同,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在上升,特别中产阶级在快速崛起。现在大家提的“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有能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具有产品力,能令人尖叫的产品,就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

阿里马云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改变自己适应别人。其实供给侧的改变,不仅仅是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政府要学会改变自己的流程,改变自己的工作去真正适应社会发展。我们今天的模式是B2C,企业自己的想象,我认为客户需要什么,我想象市场要什么,生产出东西去找市场,而未来的变革是消费需要什么,按需定制,但规模柔性化定制,必须要改革自己去适应未来,而不是改变别人适应自己,其实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格力董明珠

如果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减库存、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品,我觉得还是简单化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的重点是要让更多的人把思想解放出来,要敢于担当、敢于挑战,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一直说,供给侧改革,还要有一个思想的转变。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单一的,政府给政策,企业就能活下去,我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环境,用市场的杠杆来调动经济发展,我觉得这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成长。

泰康人寿陈东升

供给侧改革就是推内需,内需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说得重一点,就是市场深化改革,就是放弃过去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市场化更深刻的改革。谁知道消费者有需求?企业;谁来预测未来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谁来为企业做决策?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武钢马国强

我觉得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英明,也非常及时。从钢铁行业来看,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调整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中还有相当数量不符合需求的那部分产能,我们虽然一方面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看,2015 年我们仍然进口了接近1200 万吨的钢材。从行业来看,一个是要调整我们的结构。第二要去产能,让我们产能跟需求从量上、从结构上要匹配。从企业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来说还是成本。我们要创造需求,要引领更多的下游行业用钢。所以成本一定要满足下游的期望,一定要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北汽集团徐和谊

我理解供给侧改革有三个层次:一个是转化这些落后的供给,第二个是升级现有的供给,第三个就是创新新型的供给。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但供给侧现实的载体我想它是包括我们汽车行业在内的这些所有的实体企业。最近几年,汽车的市场需求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整个汽车行业的供给结构升级却相对的缓慢,产能过剩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这才是当前我们汽车行业问题的实质。

娃哈哈宗庆后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现在需求减少了,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为我们企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应从产品形式、产品质量、产品适合度上调整,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建议制造业去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在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上进行提升,从“量”上转到“质”上,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来源:正和岛)

教育供给侧改革 信息技术是关键 第11篇

同期发布的微软亚洲教育技术调查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根据调查，95%的受访教师认为技术在课程改革与教育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正处在一个“移动为先、云为先”的时代。根据两会期间教育部披露的数据，截至“十二五”末，在国家“三通两平台”策略的指导下，我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到87%，并力图在2016年实现95%的目标。教育部同时要求，学校普通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城镇和农村中小学比例要在2016年分别达到80%和50%。基础设施的到位将进一步加速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实现。

但这些还只是变革的开局，而非实现。包括微软Azure、Office 365、Surface等云服务、软件产品与智能设备在内的各类现代信息技术，将在真正意义上进一步帮助各级地方教育机构——无论是城镇的非重点校，还是偏远山区的村镇中心校，实现顺畅的跨地域沟通协作、城乡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并深化推动教育信息化改革。从教育部联合微软公司所发布的最新的“一考双证”计划，到早前的“长城计划”、“携手助学”项目，乃至二十余年前所开展的“软件高级人才教育计划”，都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普及基础教育、提升教育水平、培养优质人才的有益尝试。

通过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信息技术将推动破解教育公平难题，为教育公平取得明显进展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和技术保障，为全社会提供均衡教育资源，让亿万孩子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也将在长期范围内推动劳动力资源的升级与优化。

教育供给侧改革更要突出提升教育供给端的质量与创新性，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环境与通途，打破原有“批量生产”式的流水线教学模式，提供个性化教学、自主化学习、弹性化评价等全新教育模式与选择。这一趋势事实上正在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主流共识。根据微软亚洲教育技术调查显示，57%的受访教师希望利用技术手段加速实现自主学习和个性化教学，而53%的受访教师同时表示希望借助信息技术为课堂打造沉浸式学习的氛围与环境。

当下，这些改变正在中国的课堂上逐渐推广开来：天津汉沽九中借助OneNote方案实现了小组探究式学习与即时资源分享；汕头大学和上海蒙台梭利幼儿园利用Office 365实现了可靠高效的教务教学云端管理；珠海德威国际高中充分发挥SharePoint的开放与易管理特性，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订制自己的升学之路；北京陈经纶中学则在微信上成功搭建家校通平台，实现了内容丰富的实时家校互动。

教育将带来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在供给侧改革思路的指导下，教育体制与信息化建设逐步完善，将帮助中国从传统“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更将进一步推动实现劳动力资源升级优化、创新拉动增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目标。其中，信息技术将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和有力推动因素。

供给体系理论分析与供给侧改革 第12篇

关键词：供给侧体系,有效总供给,供给侧改革

1 供给体系理论分析

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所决定。供给,在经济学上的定义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为了更直观揭示整个供给体系,这里引入供给有效性比例的概念,指的是产品供给的商品或者劳务非过剩的比例,所以:有效总供给=供给要素*供给效率*供给有效性比例。供给要素指的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各项经济生产要素的增加能带动整体供给要素的增加,而整体供给要素的增加能引起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因此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与有效总供给成正相关关系。供给效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产出效率,供给效率越高,在固定的经济生产要素下,有效总供给越大。厂商供给出来的商品或劳务是并不肯定有需求的。实际经济中,我们存在大量产品库存与过剩。我们供给出现了非有效的,是因为供需错位引致的。供需错位越严重供给有效性比例越低。

目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效总供给不足,具体表现如下:(1)供给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投资、技术等经济要素出现严重的不足。(2)供给效率即劳动生产率出现了下滑的。1978年~2014年我国GDP由3650亿上涨到676 700亿累积增长了185倍,人均GDP由382元上涨到52 000元累积增长136倍。人均GDP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表明了劳动生产率的下滑。(3)供给有效性越来越低。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房地产,钢铁水泥煤炭为代表的产品库存过剩越来越多。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有效供给,也就是说要逐步加大供给要素,增强供给效率,供提高给有效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增强供给效率,最急需解决的是提高供给有效性。增强供给效率和提高供给有效性的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

2 政策建议措施

所谓“供给侧改革”,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对于供给侧改革,本文就供给要素,供给有效性,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措施:

2.1 减少税率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措施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五大任务之一就是降成本,减少税率就是降成本,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总量。降低税率,居民实际收入提高了,这将鼓励不少人敢于生二胎,有利于提高人口的增速。较低的税率,也会使劳工一方对于工资的要求更有节制,减低了供给产生的工资成本,拉动了投资积极性。

2.2走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自由经济道路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五大任务有两个为去库存,去产能。库存与产能的增多是供给有效性不足的体现。导致了我们经济的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作用不断的扩大,而市场的力量被压缩。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银行信贷与政府购买等社会资源朝着经济效率高的方向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市场选择的作用能够淘汰过时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1)市场准入机制,除了特殊管制行业,应该全面让社会资本进入各大行业。(2)金融市场的全面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政策,鼓励金融创新,这也有利于去杠杆。(3)是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使用率。让市场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好”的问题,促进资源向高端产品流动。

2.3 鼓励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补短板,本质就是提高供给效率的一个部分,补短板的核心是知识与技术创新。供给效率提高的除了知识与技术创新,还要加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培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发展产学研究,向更能培养人才的制度靠近,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消除科研障。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培养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培养学生、培训工人。同时构建科研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释放全民的科学技术创新潜力,实现万众创新。

参考文献

[1]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