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2024-05-17

孩子成本-收益理论（精选3篇）

孩子成本-收益理论第1篇

近年来,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高额的教育成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 报告中, 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 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 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 而八年后的今天, 物价水平不断上涨, 加之补习班、赞助费盛行, 孩子教育所要支出的经费数量已经难以估算。

但是, 孩子教育的成本不仅表现在金钱上的花销上, 也表现在时间上的使用上。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1.0年, 1980年估计是4.5年, 2000年是7.11年 (1) 。教育部2009年数据显示, 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由此可见, 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迅速。

笔者试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 从而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1.1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生育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并且, 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育率也差异明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大致形成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经济学派三大学派。社会学派注重从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进行分析, 社会心理学派则认为是以孩子的经济价值减小和心理效用增大为特征的孩子效用构成变化导致了低生育率。经济学派则对孩子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得出结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属于经济学派。

莱宾斯坦认为, 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 及父母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孩子的效用包括:消费效用、收入效用、保障效用和家庭效用。家庭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同时影响着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而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影响着生育决策: (1) 当孩子成本随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时, 孩子效用将会降低, 这种成本和效用的一升一降使得对孩子的净投入增大,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下降; (2) 当孩子成本保持不变时, 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效用减小, 使得原来孩子效用大于成本的比值关系变为互相抵消或成本超出效用的比值关系,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 (3) 当孩子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时, 孩子效用下降的速度大于该孩子成本下降的速度,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是下降。

贝克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来进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 把对孩子的需求分为孩子数量的需求和孩子质量的需求。生产孩子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贝克尔认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一种相对的代替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父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 但其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这种相对替代关系可以转化为绝对替代关系, 其转变机制主要是避孕知识变量的加入。有超额孩子的家庭减少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 尤其是孩子的数量直接替代商品。

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内生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 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一定质量的孩子体现了一定数量的时间和商品投入, 孩子的价格会受到投入的时间和商品的价格影响。如果投入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和商品价格上升, 希望得到高质量孩子的父母会支付更大的成本, 一般而言, 家庭收入的上升意味着孩子成本中预期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提高。由于收入和价格的这种变化, 父母对孩子的偏好也会改变, 父母将更加倾向孩子的质量, 而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而对于孩子的供给而言, 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在供给, 它受自然生育率和婴儿存活率的影响。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也有较大影响, 因素包括:公管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明、正规学校教育的改革;城市化、新商品的引进、家庭计划方案的实施。

1.2 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设

孩子的教育成本, 是指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正规教育而支出的各种费用, 以及所父母花费的时间;既包括孩子的学费、杂费、宿舍住宿费、书本费等, 又包括父母为孩子教育而失去的闲暇时间和浪费的时间。

本文里, 我们将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孩子的教育成本, 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是某一时刻某一人群受教育年数之和与该人群总数之比, 用来解释某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就学率是指各类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年龄应受教育人数之比, 常用来说明教育普及程度。而人口学一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人口, 所以, 为了让研究结果更准确, 我们将计算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普查时年轻人的教育成本, 也就是普查时15～24岁人口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这两大指标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更具有说明性, 我们还将做出以下假设:第一, 每一单位受教育时间所需要的教育成本相同, 例如, 甲受教育10年, 乙受教育20年, 则乙是受教育成本是甲的2倍;第二, 在相同时间段, 每个人花费的教育成本是相同的, 可以这样理解, 2000年某地15岁就学人口为2万人, 16岁就学人口为1万人, 那么该地2000年15岁就学人口花费的教育成本是16岁在学人口的2倍。

我们的研究是要查看孩子教育成本变动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里, 我们选取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观察。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 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众所周知,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政策限制、生育观念等等。而从孩子成本-效益角度分析, 总和生育率是人们在进行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的结果, 它同时受孩子的成本和孩子的效益影响;孩子的教育成本作为孩子的成本之一, 必然对总和生育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 不能疏忽的是, 我们这里研究仅仅是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 研究略显片面, 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1.3 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2) 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3) 。

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时, 每种学制的受教育年限按以下计算:小学5.5年, 初中8.5年, 高中11.5年, 中专11.5年, 大学专科14.5年, 大学本科15.5年。另外,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了文盲、扫盲班和研究生, 分别按0年, 1年, 18.5年计。然而值得说明的是,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的“大学本科”的实质含义是“大学本科及以上”, 这部分人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全部按“15.5年”计算似乎有失公允, 但是考虑到1990年前后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实属少数, 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分人暂时忽略。

对于城乡孩子的教育成本分析中, 由于未能找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程度城乡数据, 故只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进行了分析, 其中, 城镇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城市) ”数据和“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镇) ”数据的加总。

2 数据分析

总体上来说, 从1990年到2000年, 中国孩子的受教育成本上升。具体表现为, 199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7年,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 增长15.37%;199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4.28%,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8.88%, 十年间就学率增长4.88%。

2.1 分性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由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影响, 家庭中女孩的教育问题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上,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上, 如图1所示,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15～24岁人口中男孩的值均高于女孩, 男孩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女孩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其增长率均为13.64%。

就学率上, 如图2所示, 1990年男孩就学率为96.98%, 2000年为99.21%;1990年女孩就学率为91.45%, 2000年为98.53%。可以推算, 从1990年至2000年, 男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2.23%, 女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7.08%;分别增长了2.30%和7.74%。

由此可见, 由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5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 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没有差别, 也就是说, 就时间而言, 十年来, 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教育成本投资的增长率没有差别。但是, 就代表教育普及程度的就学率而言, 十年内女孩的就学率增长了7.74%, 远远高于男孩, 可以理解为, 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成本投入 (图1、图2) 。

2.2 年龄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从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看,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岁或18岁处出现拐点, 原因是15岁、16岁人口大都处于在读期间, 难以计算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但是从增长率可以看出, 16岁～21岁人口的平局受教育年限明显增高, 且程度大于其他人口,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普及, 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21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程度不及16～21岁人口原因可能是研究生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及高中、大学本科的普及程度, 并且2000年距离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仅有一年之久。

可以说, 10年的变化是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分年龄被就学率在1990年和2000年均显示出了随这年龄增长就学率下降的趋势, 原因在于越到高等学历就读人数越少, 这一特点符合一般规律。而各年龄组就学率的增长程度处24岁组以外, 则显示出了随着年龄增大增长程度扩大的趋势。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接受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 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表2、图3、图4) 。

2.3 城乡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我国城乡成二元经济结构, 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孩子的教育成本上: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 城镇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 城镇15～24岁人口就学率高于城市;并且这规律体现在城乡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农村家庭的父母不如城镇家庭的父母为孩子教育成本投资多。这既与农村对于教育的观念有关, 更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关。并非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读书成才, 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 基础教育差, 使得在农村孩子买入高等教育时难以与城市孩子竞争。表3中就学率“百分比差值”表现的更为明显, 随着年龄的上升, 城市就学率与农村就学率差异成增大趋势, 城市远远超过农村。可见, 越到高等教育, 农村孩子的机会越小、竞争力越低 (图5、图6、表3) 。

3 孩子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

1990年代初, 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 (陈胜利, 1996;于景元、袁建华, 1996;曾毅, 1996) , 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 (TFR) 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 (郭志刚, 2000;张为民、崔红艳, 2002;于学军, 2002;丁峻峰, 2003) 。

郭志刚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重建的全国19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如下:1990年2.373, 1991年1.803, 1992年1.683, 1993年1.570, 1994年1, .466, 1995年1.479, 1996年1.362, 1997年1.308, 1998年1.309, 1999年1.233, 2000年1.232。 (郭志刚, 2004)

可以看到, 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迅速, 到2000年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笔者认为, 孩子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总和生育的下降二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方面, 总和生育率下降诱导孩子教育成本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生育决策, 根据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那么在限制了生育数量的情况下, 父母会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满足欲望, 而增加教育投资无疑是提高孩子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如莱宾斯坦所言, 观念的转化、人口城市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等因素都会间接影响生育率下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成本来影响生育率。这些变化也正悄然发生在中国的1990年代, 观念的转化让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人口城市化, 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加;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代际支持减少孩子教育成本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教育成本增加的速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速度, 且大于孩子效用增加的速度, 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下降, 影响生育决策, 对总和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

4 讨论

4.1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其他表现

前文讨论的孩子的教育成本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表现出来, 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衡量是片面的, 因为它只衡量了孩子教育成本的显性成本, 即每个人都要花费的时间, 和在这一时间内的平均金钱支出。

但是, 孩子的教育成本还存在隐性成本。幼儿园数量不足问题严重, 入园之前幼儿园对于孩子的各种考核日益增多, 并且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还要交高额的赞助费。“小升初”、“中考”、“高考”的战争日益剧烈, 各种课外辅导大行其道, 既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 有增加家长的金钱支出, 并且家长为了陪孩子上辅导班而花费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计算。大学阶段, 各种“证书”的考试、为获取各种证书而上的学习班再次增加了教育成本。孩子教育成本中的隐性成本价格越来越高昂。

4.2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原因

(1) 家庭收入: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 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越高, 投入到孩子质量上的费用也就越多, 每个孩子的质量也就越高。由于父母从高质量孩子身上得到的效用大于低质量的孩子, 所以父母更愿意在孩子的教育、培训上花费更多的投入提高孩子的质量。

(2) 孩子的质量偏好:贝克尔认为, 父母的偏好总是指向高质量的孩子, 即父母宁愿选择数量少的高质量孩子, 也不愿意选择数量多的低质量的孩子。所以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孩子, 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 政策与观念: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的选择, 同时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多生, 所以, 父母用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4) 教育成本本身的升值: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 近年来教育的隐性成本不断增加。

4.3 孩子教育成本何去何从

孩子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意味着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和人才的产出;但是, 笔者认为教育成本无限增加并非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 教育显性成本无限增加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普遍过高, 导致劳动力的“奢侈使用”, 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使用着大量的高端人才。无疑这是对教育投入的一种浪费。

第二, 教育隐性资本的增加使教育失去意义。赞助费是上学成为“财力”的竞争而非“才力”;辅导班让学生失去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奔波于各种证书的考取使得教育成了形式。

所以, 如何使孩子的教育成本的效益最大化还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1]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J].人口研究, 2004 (3) .

[3]田雪原.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J].中国人口科学, 1989 (3) .

[4]罗艳丽.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3 (5) .

[5]陆杨, 李海燕.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综述[J].商业文化, 2007 (7) .

孩子成本-收益理论第2篇

自然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资产, 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只有对自然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但长期以来, 由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 及人们对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意识的淡薄, 使得我国森林被大肆砍伐, 从而造成了无序、无度的森林资源开发局面, 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

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45公顷, 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仅为10.151立方米, 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7。全国乔木林生态功能指数为0.54, 生态功能好的仅占11.31%, 生态系统依然很脆弱。生态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与此同时, 虽然我国的林地退化的面积较第六次清查有所减少, 但还是有831.72万公顷之多, 主要还是源于滥砍乱征的原因。我国仍需要较严格的森林保护。

目前, 我国国家发改委已经推出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新方案, 该方案使我国成品油价格的波动与国际油价变动相关性增强, 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体现资源的稀缺性, 是资源定价市场化的关键一步。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 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价格也要进行相应市场化改革, 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更重要的是体现其生态功能等。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水土保持、提供生态栖息地、为生物多样性提供天然屏障等功能遭到严重破坏,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森林资源的定价机制不合理, 使其价值扭曲, 严重低于其应有价值。所以对森林资源的定价要综合其各方面的功能, 从而得到森林资源的合理价值。除经济效益以外, 还要将森林资源的社会生态功能纳入到定价模型中。本文以碳成本和收益衡量生态功能。

2 研究现状

自然资源的合理定价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 这关系到能否对森林资源进行有效的资产化和市场化管理, 能否使自然资源的效用相对最大化, 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所以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合理评估是十分重要的。而林业资源是整个生态系统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人们对林业资源的定价问题一直在不断地创新。下面介绍几种可用于林业资源评估的计量方法和模型 (赵秉栋[1];姚世斌等[2];金丽娟等[3];张卫民等[4]) 。

2.1 市场估价法

(1) 收益现值法。收益现值法是指预测出计价森林的采伐期, 从计价时起至预计采伐年止, 用每年的期望收益现值总额减去这个期间所需费用现值总额的余额。公式如下:

P={Yr+Rn (1+i) r-n+…+Rq (1+i) rq- (S+E) [ (1+i) r-m-1]/i} (1+i) r-m

其中:P为林木蓄积期望价;S为地租;Yr为主伐年龄 (r) 时主伐收入;Rn, …, Rq为n, …, q年的间伐收入;E为每年管理费;i为林业利率。

收益现值法需要对林木采伐的间伐期、间伐收益和期间费用进行预先估计, 但由于经营期间面临各种风险因素, 这些变量的预测比较困难并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因而在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型) 是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理论, 分析自然资源供求达到均衡时的资源价格。CGE模型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取消了完全竞争的假定, 在模型中引入了政策的干预, 这使一般均衡理论更接近经济现实。由于CGE模型能有效地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模拟, 所以它能在均衡条件下计算某一区域各部门商品的相对价格。但如果在自然资源价格的研究中使用CGE模型, 不仅需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巨大, 更主要的是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把各类资源及开发状况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来处理, 因而该模型无法直接计算资源产品的相对价格。

2.2 影子价格模型

影子价格理论基础是效用价值论, 是20世纪初荷兰的詹恩·丁伯根 (Jan Tinbergen) 针对市场经济体系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提出。后来萨缪尔森发展了影子价格理论, 对影子价格作了三个方面补充:影子价格是以线性规划为计算方法;影子价格是一种资源价格;影子价格基础是边际生产。影子价格大于零, 表示资源稀缺, 影子价格与稀缺程度成正相关;当影子价格为零时, 表示此种资源并不稀缺, 增加此种资源并不会带来经济效益。

但是影子价格应用于资源评估时有很大的局限, 该方法所需资源和经济数据量过大、计算复杂;除此以外, 影子价格反映的只是一种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价格, 不能反映资源的动态变化;影子价格还没有表现出资源本身的价值。

2.3 重置成本法

从造林开始到评估时为止投入的费用合计为费用价。此法是用一切生产费用的总额减去在m年以前收益总额。这里生产费用指m年前支出的造林费、管理费及地租等;生产收益指m年前的间伐收入等。公式如下:

式中:P为立木重置成本价;S为地租;E为每年管理费;Ra, …, Rk为a, …, k年的间伐收入;L为利润率;C为造林费;i为林业利率。

成本是商品定价的基本因素, 所以根据成本制定的价格是交易的最低价, 只能维持商品的简单再生产。在定价时, 由于林木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期间费用比较繁杂, 甚至有些因素无法量化, 所以实际操作起来会比较繁琐, 导致误差较大。

2.4 李金昌定价模型

李金昌先生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结合效用价值理论与地租论建立了自然资源的定价模型。其基本思想是:资源价格是资金化的地租。自然资源的价值P包括两部分:一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P1, 二是基于人类劳动所产生的价值P2, 所以P=P1+P2。在确定P1、P2的具体计算方法时, P1等同于资源租, 根据地租理论, 资源租由基本租或地租与代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和开采条件等级系数的乘积决定;P2是由生产所投入的总成本确定。同时在模型中还考虑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时间价值。该模型符合完全的生产价格应该等于成本加利润再加上地租的原则, 但是将模型应用于实践时遇到很大的困难, 相关参数如资源租、等级系数、供给量与需求量、供给弹性系数与需求弹性系数等难以确定。

2.5 边际社会成本法

边际成本 (MPC) 指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可消耗的资源的成本。该理论认为资源的使用包括3种成本: (1) 生产成本 (MPC) , 是指为了获得资源投入的直接费用; (2) 使用成本 (MUC) , 是指前人过度使用森林资源对后人效益的影响; (3) 外部成本 (MEC) , 包括目前或将来所造成的损失和各种外部环境成本。资源的使用成本可用下式来表示:

MOC=MPC+MUC+MEC

其中, MOC表示消耗某种自然资源, 由社会所承担的费用, 在理论上应等于使用者付出的价格P。当PMOC时会抑制正常的消费。

由于林业资源的高风险性和功能多样性, 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问题很难确定, 这使得MUC和MEC计算比较困难, 因此该方法使用受到局限和影响。

2.6 能值定价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 (H·T·Odum) 在能量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创立了以能量为核心的系统分析方法———能值分析理论。能值分析对物质流、能量流、货币流和信息流进行了综合衡量, 并且进行了有效的设计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达到最大化。能值分析某一能量的能值大小通常用太阳能值评价, 即该能量包含的太阳能值。能值理论为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自然资源的能量加减比较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但需要指出的是, 能值理论虽然承认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货币能值的中介作用, 但抛弃了自然资源价值的传统货币尺度, 而是用能值转换率、能值投入率、能值净产出率等一系列客观的指标来评价具体自然资源的价值。由于货币价值和能值是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 也没有连接二者的桥梁, 所以在自然资源的价值评估中还难以直接应用。

2.7 实物期权法

实物期权分析 (ROA) 延伸了DCF分析, 明确解释了资产所有者的实物期权的价值, 在面对不确定的状态变量时, 他们有推迟不可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5,6]。通过这样做, ROA明确地解释了其他方法忽略的不确定性。原则上, 对于森林和林地的估值, 这是可取的方法。

在评估林业资产时, 是否考虑期权价值具有很大的争论, 即是否考虑碳定价。事实上, 有些成熟的文献使用实物期权分析和其他技术研究森林资产的碳储备定价策略, 这些策略认识到根据收获未来价格信息进行收获决策可以显著增加森林价值。

林业企业的行业特殊性和自身经营的特点使其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 具有一定实物期权的特征, 而传统的价值评估方法不能将这种不确定性评估出来;另外, 林业项目不仅具有经济效益, 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在评估具有战略成长性的林权投资时使用实物期权法才能充分体现项目的价值。所以本文采用了实物期权法对森林价值进行评估。

3 碳成本与收益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报告, 以1980—1999年之间的平均值为基准, 全球范围内的平均气温在2090—2099年将会升高1.8~4度, 而这些困境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面对这样的局面, 各相关部门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如植树造林、发展低碳技术、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制等, 而这些措施的实施都需要依靠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功能, 可见对森林资源的价值评估时, 碳成本和收益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将碳收益和成本引入森林资源定价系统之后, 森林所有者在砍伐森林时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购买碳排放权, 或者消耗已有的碳排放权;如果不砍伐森林, 又能得到相应的收益。这时森林拥有者就要在砍伐和保留等之间进行选择, 以获得最大化的收益, 也确保了林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所以只有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固定功能纳入其定价模型中, 才能真正合理地评估森林资源价值, 从而促使森林资源得以有序、有效地利用, 保障其生态功能。

仲伟周[7]利用机会成本和净现值的基本原理, 在综合分析了固碳净现值、森林用地净现值和农业生产用地净现值的基础上得到了固碳成本。由于本文是对森林资源进行定价, 所以只是对3种价值进行分别计量, 将碳成本及收益纳入到森林资源价值的范围, 根据实物期权模型计算出一定范围内的森林资源的综合价值。

4 实物期权理论

实物期权分析 (ROA) 试图增强价值管理决策的灵活性, 当管理者作出决定, 至少部分不可逆而且关键状态变量是不确定的。如果所有的投资都是无成本可逆的或者将来所有的决策者状态变量是确知的, 实物期权将不会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者可以根据新的信息无成本地改变自己的决策, 以提高资产价值, 或者他们可以预测将来最优的期权决策。然而, 在实践中, 实施实物期权分析是具有挑战性的, 即使对于相对简单的管理灵活性和一些不确定的状态变量, 这就需要在模型的复杂性和解决方案的复杂性之间的权衡。目前的实物期权理论研究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但主要是根据二项式 (Binomial) 期权模型和Black-Scholes期权模型进行的修改。

张润东等[8]在实物期权博弈理论基础上研究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双寡头竞争者在进行长时期创新的时机和决定策略的选择问题;扈文秀等[9,10]利用随机动态规划方法对平行复合实物期权定价模型进行了探究, 并将Geske模型扩展到了多个随机变量和多个不确定性来源的情况, 以此对投资项目进行了定价评估;杨金强等[11]通过对投资在部分信息下极大化无限消费效用的最优投资消费问题的研究, 得到实物期权的消费效用无差别价格。这些是我国关于实物期权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情况。随着人们对森林生态功能的关注, 及对森林价值计量研究的不断深入, 实物期权理论已被应用于森林资源的价值评估。

焦媛媛等[12]使用布朗运动模拟木材价格运动, 并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建立了最优轮伐期的模型;郭承龙等[5]在考虑投资时间价值和红利的基础上, 用Merton期权定价模型对林木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张卫民、王冠[4]通过对林业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的分析研究, 认为蒙特卡洛模型更适合用于对企业整体价值进行评估, 并对蒙特卡洛模型进行相应调整和改进, 得到了关于林业企业的实物期权估值模型, 该模型通过离散的时间模型逼近连续的时间模型, 并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进行估值运算。以上的文献都从实物期权出发, 对森林资源的价值确定进行了研究,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将碳成本和收益作为单独的一项考虑其对森林价值及决策的影响。本文将在考虑碳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对我国森林资源的价值确定进行分析。

5 BROA方法

引导实物期权分析涉及选择一个最佳的森林管理规则 (土地) 进行估值, 管理规则将由一个或多个参数进行设置, 然后进行模拟。假设关键状态变量的变动方式是随机的, 以确定被赋予最佳的森林假定的管理规则和给定参数值的森林的期权价值, 仿真模型, 然后重新运行参数的不同值, 直到产生最高估值, 在这一点上确定这些参数的最佳值;然后确定引导实物期权分析的森林 (土地) 估价。除了适用于那些决策规则的参数的值, 引导的方法也可以通过试用不同形式的管理规则实现。

5.1 我国林业政策

我国“十二五”规划指出, 到2015年, 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 森林蓄积量达到143亿立方米以上, 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力争达到84亿吨, 在重点区域的生态治理上取得显著成效, 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3.5万亿元, 初步形成生态文化体系, 使生态文明观念得到普及。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和林业补贴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也是其实现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脆弱, 林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而且任务繁重。近年来, 我国林业补贴设计种苗、造林、森林经营管理、林业工具等各个生产环节, 因此林业补贴直接影响到森林资源的价值, 应纳入到林业资源的价值评估中。除此以外, 林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部分, 税收是不可避免的, 在森林资源的价值评估中也要体现出来。

5.2 BROA模型

5.2.1 模型选择

对于相对简单的实物期权分析问题, 有时可以使用封闭式的解析评估管理灵活性。经典的期权定价公式是B-S期权定价模型, 为期权定价提供了准确的方案, 但只适用于资产买卖, 并且要求价格和日期都是已知的。而MCS是一种强大的、相对简单的估值技术, 可用于价值管理的灵活性, 这为基于碳价格的森林及林地的估值提供了方法, 因为在实践中森林 (土地) 所有者将面临多个可能的土地利用的决策日期和多个不确定状态变量 (即, 碳价格、土地转换成本和多个木材等级价格) 。为了保持基于MCS-ROA方法的可行性, 需要进一步适应的技术———引导实物期权法, 它使用反复试验寻找期权决定规则。

BROA方法使用MCS模型带有复杂公平的管理灵活性, 同时为了保留合理性, 它采用简单的DCF方法, 通过积极的折现率折现评估多个后续的土地使用决策。虽然这种方法的结果不一定是真实值, 但是它抓住许多估值问题的基本要素, 这种方式的实现是相对简单的。

综上所述, BROA显著改善了现有的估值技术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 允许纳入未来新的信息。

5.2.2 风险中性假设

实物期权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风险中性估值。这种方法的优势是采取事实的估值, 假设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可以被消除, 这就意味着期望现金流可以使用无风险利率贴现。虽然这简化了估值问题, 它的代价就是忽略了风险偏好。期权现金流风险一般是一些关键变量的函数, 如资产价格, 而风险调整折现率不是某一常数, 而是随着标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一种系统方式改变。本文为了方便计算, 采用了无风险利率。

5.2.3 变量解释

α:收获障碍值 (储备定价中的收获临界值) ;

ψ (t) :假定, 指随时间变动的纵截距, 划定了收获和补植 (HR) 的临界值;

β:限定收获与转换 (HC) 临界值的参数;

φ (t) :随时间变动的横截距, 限定收获与转换 (HC) 的临界值, 假定φ (t) =β;

C (t) :时的森林种植经营成本;

CC (t) :在t时转换1公顷林地的真实成本 (包括收获成本和森林退化碳成本) 假定无税收减免;

DL (t) :t时砍伐1公顷林地的真实成本即S (t) ×P (c, t) , 假定无税收减免;

DF (j) :j时的折现因素, 即e-r, j;HC (t) ;

HC (t) ;t时的收获成本 (元/m3) ;

HPV (HR, t) :在t时收获和补植 (HR) 的净现值;

NPV (HC, t) :在t时收获和转换 (HC) 的净现值;

NPV (0, T* (i) :模拟路径i产生的净现值;

NPV (0) :估值日期的净现值;

P (D, t) :日常使用土地的价格;

P (c, t) :t时期的单位碳成本;

P (Lj, t) :t时期j木材的价格 (元/m3) ;

r:无风险利率;

△S (t) :从t-1到t时的CO2固定变化量, 即S (t) -S (t-1) , (tco2/ha) ;

S (t) :到t时为止CO2的总固定量;

T* (i) :模拟路径中期权决策的第一年;

T0:税率

Tmin:最早的收获日期;

Tmax:最晚的收获日期;

y (j, t) :j种木材在t时的收获量;。

K:林业补贴。

5.2.4 决策规则

BORA模型将森林资源的3种可能决策分别在坐标图中展现出来 (如图1) 。图中3个区域分别为:

(3) 放弃区域 (A Zone)

NPV (HR, t) <0, NPV (HC, t) <0, 且t=Tmax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t∈ (Tmin, Tmax) )

(1) 确定P (c, 0) 到P (c, t) , P (c, t) , P (D, t) 及P (Lj, t) 的值;

(2) 计算t时HR和HC临界值;

(3) 计算t时收获和转换的净现值:

(4) 计算t时的收获和补植的净现值:

其中Z (t) 为最后期限时放弃、收获和补植、收获和转换3种可能决策中产生的最大收益在t时的净现值。

确定临界值后, 如果{NPV (HR, t) , NPV (HC, t) }在HR区域中, 则实施收获和补植的决策;如果{NPV (HR, t) , NPV (HC, t) }在HC区域中, 则实施收获和转换的决策;否则, 如果t=Tmax, 且{NPV (HR, t) , NPV (HC, t) }均为负, 则实施放弃决策, 这时要比较收获后放弃和直接放弃的收益哪个更大则采用哪个方案。如果{NPV (HR, t) , NPV (HC, t) 均为负, 但t

这种模拟重复进行, 最后确定最优的决策及时间, 从而使收益达到最大化。

6 结论

对森林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另外森林资源的价值又是多方面的, 所以在森林经营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可能的弃权选择, 而实物期权理论很好地分析了期权价值, 特别是碳收益和成本, 最终得到比较全面的森林价值。

摘要：森林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产, 然而由于长期无序、无度的乱砍滥伐, 我国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 其吸收二氧化碳、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森林资源的价格扭曲, 被严重低估。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及我国相关林业政策, 提出在考虑碳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对森林资源进行定价。

关键词：森林资源,碳成本,实物期权,定价

参考文献

[1]赵秉栋.论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 (2) :77-82

[2]姚世斌, 胡庭兴, 李贤伟.我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进展[J].四川林业科技, 1999 (4) :37-41

[3]金丽娟, 高岚.森林林木资源定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综述[J].江苏林业科技, 2004 (8) :40-43

[4]张卫民, 王冠.林业企业实物期权法价值评估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2 (7) :137-145

[5]郭承龙, 张智光.基于期权理论的林权价值研究[J].江西林业科技, 2009 (5) :33-36

[6]魏均, 梅斌.基于实物期权的林业项目评估[J].商业研究, 2006 (6) :44-46

[7]仲伟周, 邢治斌.中国各省造林再造林工程的固碳成本收益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9) :33-41

[8]张润东, 吴育华.基于实物期权博弈的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策略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05 (6) :25-28

[9]扈文秀, 甄士民, 樊宏社.平行复合实物期权的定价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 (11) :26-32

[10]扈文秀, 甄士民, 樊宏社.因果复合实物期权的定价[J].系统工程, 2007 (3) :29-36

[11]杨金强, 杨招军.部分信息下实物期权的定价和风险对冲[J].中国管理科学, 2011 (8) :9-16

从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看农村人口控制第3篇

关键词：成本效益,人口控制,机会成本

始于70年代中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极大的扼制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 据估算使中国人口少出生了约4亿。这对一个生产力低、资源想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当时采取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情况下兼用经济手段、宣传手段是必要甚至是必须的。但随着人口形势、政府角色的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政府主导或者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控制政策, 显然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从群众的主体角度出发, 借鉴西方生育理论, 从成本效益这个经济视角出发研究人口控制问题, 提出人口控制对策。

一、关于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决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某些学者将孩子纳入商品进行分析, 只不过这种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 由家庭生产, 称为人口再生产。基于这种认识产生了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这种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莱宾斯坦教授和芝加哥大学人力资本专家贝克尔教授。他们认为孩子的抚养成本如下图所示

所以父母对孩子的边际需求数量取决于边际成本效益。

边际成本效益>0, 有生育需求

边际成本效益=0, 无生育需求

边际成本效益<0, 无生育需求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一般规律:经济社会发展, 生育成本上升, 生育效用中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下降, 消费娱乐效益变化不明显。所以总的趋势是对孩子需求下降, 国家出生率降低。

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孩子成本—效益作用

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在此影响下, 出现了生育作用的明显割裂。表现为:城市人口符合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一般规律, 生育率维持低点, 基本不存在人口过度增长问题。但乡村人口在低生产水平和传统观念作用下, 出现了成本—效益的倾斜, 生育意愿较强烈, 主要原因如下:

1. 农村生育成本低

(1) 生活费用低廉。农村基本生活物品自给自足, 多生一个小孩只是“多双筷子, 多只碗”, 对额外物品消耗少 (观念节俭、物品供给少) 。 (2) 教育支出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 而消费较多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低 (农村不到15%) 。 (3) 婚姻成本低廉。农村居民一般拥有住房, 重建住房也相比城市低廉近10倍.结婚形式简单。 (4) 随着经济发展对罚款的承受能力增强。 (5) 农村妇女正式就业率低, 农村妇女生育机会成本低。

2. 农村生育效益却有提高

(1) 农村生产力低, 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 对数量的需求比质量大。 (2)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增长较快, 使生育收益增大。 (3) 收益时间长.由于教育时间短, 13岁就能成为半劳动力, 16岁成为全劳动力。没有明确退休年龄。 (4)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弱, 养儿防老的作用仍突出。

三、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的农村人口控制对策

1. 提高生育成本角度分析

(1) 提高农村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教育背景与就业相关度, 从而促使农民加大教育投入, 使生育和培养质量代替生育数量。

(2) 实行按收入百分比、累进式计算的超生罚款制度。这样即体现了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育公平, 又切实增加了超生成本, 抑制了这部分人的超生欲望。

(3) 解放农村妇女, 积极促进农村妇女就业。农村妇女的正规化就业即有利于根本上提高妇女的地位, 有客观上加大了生育的机会成本。

2. 控制超生收益角度分析

(1) 努力提高农村生产力, 提高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层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多数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必定会从粗放型的增长向集约化转变, 这就对劳动力质量提出了要求。这要求人口生育注重人口质量, 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从而实现人口控制。

(2) 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制, 使农民老有所养, 降低对孩子养老预期。养儿防老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害怕风险, 对未来的自我养老没有信心。农村养老保障将很好的起到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实现老有所养, 应该加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执行力度。

(3) 引导乡村观念, 树立男女平等, 少生优生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开端。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去更新农村不合时宜的思想, 树立起现代、科学的乡村生育新风。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