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肪性肝病研究

脂肪性肝病研究（精选10篇）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1篇

1 FLD的分类

FLD在临床上分两大类, 即酒精性脂肪肝病 (Clinical Aspects of fatty liver Disease, ALD) 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2]。ALD由过渡饮酒所致, 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的直接肝毒性是导致嗜酒者肝损坏的基本原因。而NAFLD的病因则很多, 一些疾病如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服用对肝脏有损害的药物和毒物 (如黄磷、四氯化碳等) 都可以导致NAFLD[3]。NAFLD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 前者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有关, 后者则由某些特殊原因所致。营养过剩所致体重增长过快和体重过重、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代谢综合征相关的FLD以及隐源性FLD均属于原发性NAFLD范畴, 而营养不良、全胃肠外营养、减肥手术后体重急剧下降、药物环境和工业毒物中毒等所致的FLD均属于继发性NAFLD。NAFLD在组织学上有单纯性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之分[4], 其病理形态可分为四型, Ⅰ型:仅有肝细胞脂肪变性;Ⅱ型:Ⅰ型+轻度肝小叶内炎症;Ⅲ型:Ⅱ型+气球样变, 可伴有不同程度肝纤维化;Ⅳ型:Ⅲ型+肝纤维化和肝细胞内透明角质小体 (Mallort小体) 。

2 ALD的病理变化过程

在对ALD患者的研究中, 施伯安等[5]发现:乙醇影响许多先天免疫系统功能。当肝脏代谢乙醇时, 肝脏内的免疫反应明显增高。这是由于代谢产物分解时产生的毒性物质及免疫细胞产生的炎症均增加了肝细胞的损害, 并由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清除肝内的细胞碎片。乙醛、丙二醛可能修饰肝细胞自身蛋白质, 巨噬细胞、内皮细胞或树突状细胞均可摄取这些自身蛋白质, 并提呈给T细胞。一旦这种情况出现, 具有活性的细胞毒性T细胞或产生的抗体将造成肝脏的损害。

3 NAFLD发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NAFLD发病分子机制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并取得一定进展。

3.1 瘦素基因

瘦素基因主要是由脂肪细胞分泌的肽类激素, 其前体由166～167个氨基酸组成, 分泌入血的过程中去除由21个氨基酸组成的N端21信号肽, 形成145～146个氨基酸分泌型蛋白质瘦素, 即成熟瘦素。Oral等[6]观察到FLD患者血中瘦素浓度降低, 肝细胞脂肪沉积。经补充瘦素后, 患者症状缓解, 肝脂肪沉积好转。说明瘦素缺乏是患者发生NAFLD的原因之一。

3.2 细胞色素P450基因

细胞色素P450是一族相对非特异性酶, 广泛存在于机体内, 但主要存在于肝细胞内质网上, 负责对外来化学物及某些体内代谢产物的生物转化, 此酶可被某些化合物 (包括药物) 诱导或抑制, 影响化合物在体内的代谢速度。史洪涛等[7]利用免疫组织化学和Western blot方法测定肝细胞色素P450表达变化, 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测定肝细胞色素P450的mRNA表达变化, 结果显示肝细胞色素P450基因及蛋白表达随着脂肪肝程度的加重明显增强, 表明了NAFLD肝细胞色素P450基因的表达变化与脂肪肝引起的肝脏损害程度密切相关。

3.3 脂联素基因

脂联素基因是一种脂肪细胞特异性细胞因子, 其编码基因位于染色体3q2.7上, 包括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 其编码的蛋白质命名为Acrp30。Kaser等[8]对13个NAFLD患者和9个单纯脂肪肝的患者的脂联素基因及其受体基因的mRNA表达进行FBRT-PCR分析, 结果发现相对于单纯性脂肪肝, NAFLD患者的脂联素基因及其受体R-II基因的mRNA显著减少, 此研究显示NAFLD与脂联素基因及其受体基因在病理生理中存在相关性。

3.4 肿瘤坏死因子基因

人类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基因属HLA-Ⅲ类基因, 定位于6号染色体P21.3上, 至少包含5种多态性的微卫星。其中TNF-α基因和TNF-β基因片段各长约3 000个碱基对, 都包含4个外显子和3个内含子。Valenti等[9]报道NAFLD患者中TNF-α 238的A等位基因频率较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 并与胰岛素抵抗 (IR) 密切相关。TNF-α为影响脂联素水平的重要因素, 导致脂联素水平下降并进一步引发NAFLD。

3.5 解偶联蛋白基因

目前发现的解偶联蛋白 (Un Coupling Protein, UCP) 家族共有5种, 分别为UCP1、UCPn2、UCP3、StUCP和AtUCP。顾小红等[10]在实验中发现, 随着NAFLD的形成和程度加重, UCPn2表达逐渐增强, 其介导的酶活性显著升高, 启动脂质过氧化反应, 促进脂肪肝的形成和发展。

4 FLD的诊断

诊断FLD的金标准是肝穿刺标本的组织病理学检查[11,12], 但此项检查不易被患者接受。超声检查具有无创、经济、方便、迅速、准确、重复性强, 目前成为临床诊断FLD的首选方法。

FLD在声像图上表现为: (1) 肝脏弥漫性肿大, 包膜光滑, 边角园钝。 (2) 肝实质回声增强, 有“亮肝”之称。肝脏近腹壁的前1/3～1/2区域回声增强、呈细密点状回声, 如云雾状;深部的后1/3～2/3区域回声呈梯度衰减。 (3) 肝脏回声强度大于脾、肾回声。 (4) 肝内血管显示不清;彩色多普勒血流图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DFI) 显示肝内血管中彩色血流信号减少或显示不清[13]。此外, 赵庆华等[14,15]研究发现, 与正常人比较, NAFLD病人肱动脉内径反应性充血的能力明显低下, 而两种病人对硝酸甘油的反应基本一致, 且直线相关。分析表明血管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与血管阻力指数 (RI) 呈负相关。提示NAFLD本身即可引起血管内皮功能受损, 而对血管平滑肌尚未造成损害, 发生机制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及肝脏成脂性改变时, 脂肪组织分泌或表达过多细胞因子, 如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26, IL-26) 、TNF-α等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正常分泌和调节, 导致的内皮功能失调有关。NAFLD患者早期即可出现血管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障碍。童清平等[16]通过对NAFLD患者的左肾动脉阻力指数变化的研究发现, 在健康成人, 左右肾长度、左右肾同区域肾动脉阻力指数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NAFLD患者, 左肾长度显著大于右肾;与健康成人比较, NALFD病人右肾动脉及弓形动脉阻力指数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而左肾动脉阻力指数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NAFLD患者左肾内动脉阻力指数较健康成人降低。李锐等[17]利用超声对NAFLD病人的肝静脉、门静脉及血流频谱的检测发现, 轻度脂肪肝各项检查指标与正常人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随脂肪肝程度加重, 肝静脉管径逐渐变小, 异常波形增多, 门静脉管径逐渐增大, 血流速度减慢;NAFLD病人的肝静脉、门静脉管径及血流频谱的变化有其自身特点, 且与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 多普勒血流频谱变化可以做为病情严重程度评估的客观指标之一。

目前FLD的定量超声检查也取得一定进展[18,19]: (1) 脂肪肝实质回声强度值的测定:FLD时肝细胞内脂肪小滴是良好的反射和散射源, 可使超声波信号发生反射、散射, 小滴之间相互作用引起回声强度增加。因此, 测定FLD脂肪肝实质回声强度 (Echo Intensity, EI) 值有助于估测肝细胞内脂肪小滴的含量, 判断脂肪肝病变程度。当脂肪含量大于7 %时, 定量仪所测声像图灰阶值与其对应肝脏脂肪含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定量仪分析对FLD的早期诊断及随访观察有临床应用价值。 (2) 复杂性分析方法:由于灰度脂肪图的变化与像素点的位置无关, 故仅能反映像素点的排列特征, 无法反应变换取样区内像素点位置组成的许多不同纹理和图像。以正常肝脏和脂肪肝B超图像纹理的变化为研究对象, 对已采集的人体肝脏B超图像, 计算出每一幅图像的复杂度与近似熵, 与图像的远近场灰度比 (Mean Intensity Ratio, MIR) 一共3个特征量组成特征矢量, 再利用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对特征矢量进行分类, 达到区分正常肝与脂肪肝的目的, 从而为超声诊断脂肪肝提供一种计算机辅助诊断的客观手段[20]。 (3) 背向散射信号检查 (Ultrasonic Tissue Characterization, UTC) :此技术是探讨组织声学特性与超声表现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21,22]。UTC成为一种特异、敏感和准确的方法, 其原理为脂肪肝内脂肪滴是良好的散射源, 脂滴之间散射信号相互作用能使散射信号强度增加, 以此判断出肝细胞内脂肪小滴的含量[23]。在传统二维图像上找到清晰的肝-肾横断面, 将肝脏切面按深度不同分成近、中、远3等份, 各选择一感兴趣区域测量背向散射积分 (IBS) 值, 每个部位测量3次, 取平均值进行分析, 选取IBS参数中的图像平均强度作为比较值。其研究显示脂肪肝声像图的IBS值明显大于正常肝脏组织的IBS值, 且脂肪肝本身IBS值近声场大于中声场, 中声场大于远声场, 其原因是脂肪肝细胞内储蓄大量脂肪颗粒, 超声界面异常增多, 绝大部分声束发生反射、散射, 很少部分声束发生穿透、绕射, 后方声束失落衰减所致。

目前, FLD已成为发达国家第一大慢性肝病和肝酶异常的首要病因。成人FLD发病率17 %～33 %, 其中1/3～1/2为NAFLD, 后者10年内肝硬化发生率为15 %～25 %, 其中30 %～40 %将会死于肝癌、肝衰和移植肝复发[24]。肥胖者单纯性脂肪肝、NAFLD以及肝硬化发生率则更高, 分别为60 %～90 %、20 %～25 %和2 %～8 %[24]。高脂血症患者FLD检出率为27 %～92 %;多种代谢紊乱并存者, FLD发病率更高, 而NAFLD和进展性肝纤维化可能性更大。随着肥胖患者的快速增多, FLD发病率很有可能在下一个10年时显著增加。FLD发病率在性别方面无差异性, 单纯性脂肪肝男性偏多, 而NAFLD患者女性占优势, FLD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大可能呈上升趋势。FLD虽可见于全球各个地区, 东西方之间FLD患病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但部分人种似乎更易患。尽管脂肪肝好发于中年、肥胖、高脂血症个体, 然而有报道显示, 16.4 %～29.0 %的FLD患者体重、血脂和血糖均正常。对于胰岛素抵抗的个体, 超重或短期内体重增长过快就可诱发脂肪肝。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2篇

流行病学

指南提出，NAFLD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肝功能酶学异常和慢性肝病最常见的原因，普通成人NAFLD患病率为20%～33%，其中NASH和肝硬化分别为10%～20%和2%～3%。肥胖症患者SFL患病率为60%～90%、NASH为20%～25%、肝硬化为2%～8%，2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患者NAFLD患病率分别为28%～55%和27%～92%。随着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在全球的流行，近20年亚洲国家NAFLD增长迅速且呈低龄化发病趋势，中国的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发达地区成人NAFLD患病率在15%左右。NAFLD年发病率意大利为2%，日本为10%，中国为3%。由他莫西芬所致NASH女性年发病率估计为2‰。

指南提出，NAFLD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脂肪高热量膳食结构、多坐少动的生活方式，IR、代谢综合征及其组分（肥胖、高血压、血脂紊乱和2型糖尿病）。即使应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标准诊断肥胖症，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或）腰围正常的NAFLD患者在亚太地区仍不少见。近期体重和腰围的轻微增加就与NAFLD发病密切相关，腰围比BMI更能准确预测脂肪肝。NAFLD的发病存在种族差异和遗传易感性，现有大量研究涉及NAFLD患者的遗传和表观遗传学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易感基因与NAFLD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NAFLD患病率在西班牙裔白人中升高，在非西班牙裔黑人中则显著降低。而在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群更低0.6%～2.2%，但是低患病率没有经组织学证实。

其他危险因素包括老龄化、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高、体力活动少、含果糖饮料或饱和脂肪摄入过多、进食总量过多、进食过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近期体重增加和腰围增粗，以及肥胖、糖尿病或脂肪肝家族史。在亚洲国家中，城市人口脂肪肝患病率高于农村，这可能与各地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不同有关。NAFLD发病年龄存在性别差异，男性NAFLD患病率高峰较女性早（男性为40～49岁，女性为＞50岁），这与雌激素具有部分对抗肝脏脂肪变性作用的动物实验结果一致。此外，甲状腺机能减退、垂体功能减退症、睡眠呼吸暂停、多囊卵巢综合征、性功能减退也可能是其危险因素，而饮用咖啡、少量饮酒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为NAFLD的保护因素。

尽管酒精滥用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与肝脂肪变关系密切，但是全球脂肪肝的流行主要与肥胖症患病率迅速增长密切相关。在非基因3型HCV感染者及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患者肝脂肪变与IR和代谢紊乱有关；与基因3型HCV感染相反，HBV DNA滴度甚至与肝脂肪变呈负相关；慢性HBV感染者代谢综合征和影像学脂肪肝患病率显著低于对照人群；NAFLD是血清HBV DNA低载量的慢性HBV感染者血清转氨酶增高的常见原因。

自然转归

指南提出，NAFL仅有大泡为主的肝脂肪变，肝病进展缓慢，并发肝纤维化和肝衰竭的风险低；NASH指肝脂肪变合并炎症和肝细胞损伤（气球样变），伴或不伴有肝纤维化，可进展为肝硬化、肝衰竭和肝细胞性肝癌（HCC）（继发性肝脂肪变常见原因见表1）；NASH肝硬化指近期或既往有肝脂肪变或脂肪性肝炎的组织学证据且无其他损肝因素的肝硬化；隐源性肝硬化指病因未明的肝硬化，患者通常具有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等代谢性危险因素，高达70%的NASH进展至肝硬化时脂肪变或脂肪性肝炎等特征性改变消退（隐源性肝硬化）。NAFLD患者患HCC的风险显著增高，但这些风险仅限于发展为进展期纤维化及肝硬化者。尽管NASH肝硬化发生HCC的风险低于丙肝肝硬化，但已成为非病毒性肝炎相关HCC的重要原因。

为数不多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NAFLD患者[包括不明原因血清ALT和γ-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GGT）增高者]预期寿命缩短，全因病死率显著增高，死因主要为恶性肿瘤、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和肝硬化。NAFLD（包括NAFL）与代谢综合征互为因果，NAFLD可能比BMI所反映的总体肥胖和腰围所提示的内脏性肥胖更能预测危险因素聚集。即使是体重正常的NAFLD患者，随访6～15年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和冠心病发病率仍显著增高。NAFL患者全因病死率并不显著低于NASH，但NASH患者肝病病死率较对照人群显著增加，肝硬化和HCC目前已成为日本2型糖尿病患者的第一大死因。

高危人群

肥胖症

肥胖者（60%～90%）、NASH（20%～25%）及肝硬化（2%～8%）的患病率很高。NAFLD与近期体重改变和肥胖关系密切，原无脂肪肝者随访中可因近期体重增加3 kg而出现脂肪肝，而NAFLD患者的肝病程度亦可因体重下降而减退。随着肥胖症及其相关疾病的增多，日本东京（1989年～2002年）和中国上海（1995年～2002年）成人NAFLD患病率增长迅速，NAFLD从少见病逐渐迅速发展为常见病。鉴于亚洲人种肥胖相关的糖脂代谢紊乱在体质量指数（BMI）较低时就已发生，而用针对白种人肥胖症的判断标准（BMI＞30 kg/m2），仅有2%～3%的亚洲成人被诊断为肥胖症。为此WHO规定亚洲成人BMI 23～25 kg/m2 为超重，BMI＞25 kg/m2为肥胖。我国成人肥胖症患病率在亚太地区虽相对较低，但近20年间增长迅速。通过低热量饮食伴或不伴体育锻炼来减轻体重，通常都可以减少肝脏脂肪沉积。肥胖者体重至少下降3%～5%才能改善肝脂肪变，但是只有高达10%的体重下降才能改善肝脏的炎症坏死程度。

内脏性肥胖

与体重超重和全身体脂含量增加相比，体内脂肪分布类型对胰岛素抵抗、糖脂代谢紊乱以及脂肪肝的影响更为重要。腹部内脏脂肪含量增加所代表的内脏性肥胖比皮下脂肪含量增加（外周性肥胖）更能反映脂肪肝的有无及其轻重，腰围比BMI更能说明健康状态。与BMI一样，反映东方人种内脏性肥胖的腰围标准也低于西方人种，中国成年男性腰围＞90 cm （女性＞80 cm）提示存在内脏性肥胖。许多无过量饮酒史的亚裔患者在确诊为NAFLD时，BMI、血脂、血糖均处于正常范围，但其腰围偏大或有近期内腰围增加且往往存在胰岛素抵抗。

2型糖尿病

NAFLD是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肝病最常见的类型，高血糖症和胰岛素抵抗是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与1型糖尿病不同，2型糖尿病是NAFLD独立于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2型糖尿病患者NAFLD检出率为28%～55%，伴有糖尿病的NAFLD患者更有可能为NASH而不是NAFL。在NAFLD患者中2型糖尿病检出率为21%～45%，此外，还有30%的患者有糖尿病家族史。在当前10个最主要的糖尿病高发国家中，5个在亚洲（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近10年亚洲成人2型糖尿病患病率增加了1～2倍，日本青年人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20倍，某些特定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已高达40%。到2025年，全世界3亿2型糖尿病患者中近1.3亿可能生活在这5个亚洲国家中，整个亚太地区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仍可能大幅增加。为此，亚太地区在其后的20～30年内可能会出现更多的NAFLD和NASH患者，这些患者有可能成为失代偿期肝硬化的“重要后备军”。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与NAFLD关系密切。NAFLD患者代谢综合征各种组分的检出率均高于对照人群，多项代谢紊乱并存者发生脂肪肝的概率高且肝脏病变程度重，脂肪肝可随着代谢综合征相关组分的改善而显著减轻。另一方面，NAFLD比BMI和腰围增加更能反映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聚集倾向，提示NAFLD是代谢综合征的重要组分，两者互为因果，共同促进2型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亚太地区通常应用改良的美国健康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指南Ⅲ诊断代谢综合征，结果显示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成人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与美国接近。来自新加坡的研究显示，中国成人内脏性肥胖和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低于印度人和马来人。代谢综合征可预测NAFLD患者存在NASH，此类病例需作肝活检明确诊断。

小 结

总之，肥胖及其相关NAFLD在最近10年已成流行趋势，其对东西方人群的健康均已构成严重威胁。NAFLD以其患病率高、低龄化趋势、慢性进展性经过、作为隐源性肝硬化的重要病因，与肝癌发生有关，并为肝功能衰竭的少见原因，参与组成代谢综合征、肝移植后复发率高等特点，越来越显示其临床重要性。NAFLD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肝脏疾病，NAFLD的危害不仅局限于肝脏，影响NAFLD患者长期预后的主要因素是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代谢综合征相关肿瘤。因此，有必要常规评估和动态监测肥胖症和代谢紊乱患者的肝脏损伤以及NAFLD患者的代谢紊乱及其相关并发症，加强NAFLD患者糖脂代谢紊乱的有效防治，有助于兼顾治疗肝病和动脉硬化，从而提高NAFLD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期寿命。肝脏病学、普外科、内分泌科以及心理学和营养学等多学科需要联合协作，以强化改变生活方式和有效控制代谢紊乱在NAFLD防治中的重要性。鉴于IR和NAFLD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危害，建议全社会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饮食中脂肪和热量的摄入，加强体育锻炼。

（由于版面所限，参考文献已略，如有需要，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编辑：邱静静）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3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NAFLD患者100例,均符合《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2]中的诊断标准,排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将所有患者按随机数字奇偶性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其中观察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20～62岁,平均41.2±3.7岁,病程1～10年,平均6.2±0.3年;轻度23例,中度20例,重度7例。对照组男27例,女23例,年龄21～61岁,平均41.3±3.8岁,病程1～9年,平均6.3±0.4年;轻度22例,中度20例,重度8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嘱其低脂饮食,进行饮食控制治疗,并给予服用肝泰乐,每次0.2g,每天3次;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配合服用二甲双胍,每次0.5g,每天3次。两组均以20周为1个疗程,共治疗1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1.3.1 实验室检查

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体质量指数(BMI)、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指标水平,观察其改善情况。

1.3.2 B超影像

于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进行B超检查,图像显示脂肪肝恢复正常即为肝复常[2],比较两组病情好转情况。

1.3.3 毒副作用

记录两组患者用药过程中出现的毒副作用。

1.4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t’检验,自身前后对照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f)和率值或构成比(P)表示,无序分类资料采用Pearsonχ2检验,四格表资料改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均由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α=0.05。

2 结果

2.1 实验室检查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ALT、AST、TNF-α,TC、TG、HOMA-IR、BMI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各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对照组则虽有所降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各指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注:与治疗前比较,①P<0.05;与对照组比较,②P<0.05

2.2 病情变化

B超影像显示,观察组脂肪肝复常33例,好转率为76.0%;对照组脂肪肝复常11例,好转率为22.0%。两组脂肪肝复常好转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2.3 毒副作用

对照组无毒副作用,观察组仅出现腹泻、腹胀1例,1周后消失,未影响治疗。

3 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临床已证实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生与患者机体胰岛素抵抗(IR)有非常密切的关联,NAFLD是一项IR在肝脏的表现。胰岛素调节脂肪代谢的作用在IR状态下减弱,促使游离脂肪酸(FFA)在血中的含量增加,脂肪在肝细胞内蓄积,促使肝细胞肿大、变性,诱导脂肪肝形成[3];另外,脂肪酸在IR时,FFA可由门静脉直接排向肝脏,诱导FFA在肝细胞内大量堆积,促使脂肪肝形成[4]。二甲双胍可发挥降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降血糖的功效,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使患者自觉胃肠不适,从而减少摄食量,进而使NAFLD患者的肝组织学指标、肝功能显著改善[5]。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应用二甲双胍治疗后,其ALT、AST、TNF-α、TC、TG、HOMA-IR、BMI等指标均显著降低(P<0.05),脂肪肝复常好转率显著高于常规治疗(P<0.05),且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二甲双胍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促正常代谢途径恢复,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对保障患者预后有积极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二甲双胍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疗效。方法:将100例NAFLD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均给予服用肝泰乐片(0.2g,tid)及饮食控制治疗,观察组则配合服用二甲双胍(0.5g,tid),观察两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ALT、AST、TNF-α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TC、TG、HOMA-IR、BMI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脂肪肝复常好转率为76.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2.0%(P<0.05);对照组无毒副作用,观察组仅出现腹泻、腹胀1例,1周后消失,未影响治疗。结论:二甲双胍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促正常代谢途径恢复,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对保障患者预后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二甲双胍,疗效

参考文献

[1]江玲琦.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治疗分析[J].江西医药,2014,49(12):1457—1459.

[2]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6,14(3):161-163.

[3]骆菁怡,张立婷,鲁明霞,等.二甲双胍与维生素E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系统评价[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4,30(12):1319—1324.

[4]姚巧玲,刘畅,姜政.Meta分析:二甲双胍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疗效[J].重庆医学,2014,43(22):2875—2878.

酒精性肝病临床分析研究 第4篇

【摘要】 目的：研究探讨酒精性肝病发病的状况以及临床特征等。 方法：回顾分析酒精性肝病患者的发病缘由与临床治疗。 结论：酒精性肝病的发病与病情严重程度与患者平日的生活方式、饮酒程度关系重大，为了预防酒精性肝病的发病，应该劝诫嗜酒者做到积极戒酒，定期检测肝脏功能指标，如有异常，应及时进行治疗。

【关键词】 酒精性肝病；临床治疗

【中图分类号】 R575;R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09-0046-01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是指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而导致的肝部损害，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酒精性肝病在西方非常常见，几乎有二分之一的肝硬化患患病都与究竟相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饮酒已成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饮酒量的增加，酒精性肝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增加，而近年来酒精性肝病的发病与死亡保持了很高的比率，切呈现出女性化、少年化趋势明显，有关方面必须加以重视。一般情况下，酒精性肝病可以分为四类：轻型ALD、酒精性脂肪肝（AFL）、酒精性肝炎（AH）和酒精性肝硬化（ALC）。后三种疾病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混合存在，对于嗜酒者而言，约有三分之二的会有可能发展成为酒精性肝病。 

1、 资料与方法 

1.1一般资料

通过收集36名酒精性肝病患者的相关资料，患者年龄从28岁至72岁，其中男性32例，女性4例，男女比例为8：1.饮酒史为4至35年，平均16年；每日饮酒量从50g到300g。 

1.2临床主要表现 

酒精性肝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浑身乏力，腹胀，恶心，呕吐，肝脏、脾脏肿大，黄疸和腹腔内有积液等等状况。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肝区不适，隐隐作痛，有轻微的腹胀，但是并未出现黄疸症状；二分之一的患者会出现肝脏肿大的症状，肋下约3cm处可触及，但是没有触痛。酒精性肝炎患者的症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低热，右上腹部疼痛等症状；肝脏肿大，肋下约5cm处可以触及，有触痛的感觉。酒精性肝硬化患者除了表现有肝炎的症状之外，大多还伴有腹胀、下肢浮肿、腹腔积液等症状；其中上消化道出血4例、酒精性心肌病2例、肝肾综合征3例，肝性脑病2例。在36名酒精性肝病患者当中，有35名患者出现了乙醇相关性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出现幻觉、意识模糊、言语不清等症状。 

1.3酒精性肝病的诊断标准

酒精性肝病的诊断主要是参照中华医学会的肝脏病学分会中的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在2003年制定的酒精性肝病诊断标准。酒精性肝病的表现具有多样性，在患病的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能会发展成为酒精性肝炎、酒精性感纤维化和酒精性肝硬化。如果患者具有严重酗酒的状况，还很可能诱发广泛的干细胞坏死或者肝功能能衰竭。

2、 酒精性肝病的治疗

酒精性肝病患者住院期间接受的治疗首先是严格戒酒，同时予以综合性的护肝对症治疗，给予患者氨基酸以及补充大量的维生素B12、B1和叶酸等药物。由于目前尚没有特效的护肝药物，可选用一种药物配合使用，对消退黄疸、降酶、改善肝脏功能具有一定的疗效。在治疗期间，要给予肝脏保护肝、抗炎降酶、增强人体免疫、改善肝脏部位的微循环、利尿、间断补充人血白蛋白、补钙、补纳、止痛、输血、止血等支持和对症治疗。在接受治疗以及转归治疗期间病人仍需要严格戒酒，肝功能的ALT、AST、TBIL大多能够在2至4礼拜内恢复到正常值。 

3、 结果 

酒精导致人的肝脏部位受到损害早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它足够的重视，在这36名酒精性肝病患者当中，其中的31名肝炎患者住院2至5周之后，症状消失，肝脏功能恢复正常，肿大的肝脏回缩，患者痊愈出院。名肝硬化患者通过戒酒保肝、利尿治疗之后，病情好转出院，且状况良好。在36名患者当中有5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了酒精戒断综合症，邀请精神病医院的相关医生前来会诊，所有患者均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且治愈出院。 

4、 讨论

酒精性肝病主要是由于患者长期大量饮用酒所导致的慢性肝脏疾病，酒精在人体的肝脏内主要是通过微粒体氧化酶和乙醇脱氢酶这两大酶来进行代谢，乙醇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乙醛，而乙醛的存在会导致肝脏内还原型辅酶Ⅰ增多，进而抑制肝脏内脂肪酸的氧化过程进行，导致肝脏细胞内部的三酰甘油形成增多，从而引起脂肪肝；在肝脏内存在过量的乙醛和脂质过氧化会使肝细胞受到直接的损伤，并刺激kupffer细胞并使其处于激活状态，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而引起肝脏部位的炎症，同时还会激活肝脏的星状细胞，肝脏的星状细胞会合成过多的细胞外基质而引起肝的纤维化。 

在西方的一些国家，酒精性肝病是很多青壮年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我国，酒精性肝病的患病率也在逐年上升，北方人患病的概率远大于南方人。人体通过饮酒而摄入的乙醇，有90%是在肝脏中进行代谢的，但是乙醇对肝脏有非常明显的毒副作用，酒精性肝病的发生于人体对乙醇的摄取量、饮酒历史、酒的种类、饮酒方式有很大的关联。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对酒精的安全摄入量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对安全饮酒的标准是：具有长期饮酒史的人，一般超过五年的话，折合乙醇摄取量，男性>40g/d，女性>20g/d，或者是两个礼拜之内有大量饮酒的（>80g/d）。

酒精性肝病的初级阶段是酒精性脂肪肝，这一阶段是可逆的，及时戒酒是可以完全恢复的。酒精性脂肪肝在早期临床上是没有什么特异症状的，所以往往延误最佳治疗期，以至于发展为肝炎、肝硬化。这36名酒精性肝病的患者均有长期、大量的饮酒史。肝性脑病往往有非常明显的诱因，比如低血钾、消化道大出血等，而在戒酒约48小时之后很容易发生酒精戒断综合征，特别是在戒酒约72小时之后表现出来的状况最严重，清醒之后没有肝脏细胞衰竭的现象。在临床工作当中要特别引起注意。 总而言之，酒精性肝病的患者由于长期大量饮酒，会引起身体多处器官尤其是肝脏的损害。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少喝烈性酒，减少酒精的摄入量，及早发现并诊治酒精性肝病以及采取措施来提高戒酒的成功率，可以逐步减小酒精性肝病的发病概率，提高患者日常生活的质量。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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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庄辉.酒精性肝病的流行病学[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3,（11）：689. 

[3] 吴晓枫，吕东霞.酒精性肝病的中西医治疗现状[J].中国现代医生，2008,46（12）：41-42. 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5篇

1 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机制

NAFL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二次打击学说”。以胰岛素抵抗 (IR) 为主的第1次打击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 以氧化应激 (脂质过氧化、细胞应激反应、炎性反应等) 为主的第2次打击介导了脂肪性肝炎的发生, 导致肝脏炎性反应和肝损伤等。IR是第1次打击中的关键环节, 可以增强外周脂解作用, 增加肝脏TG合成及脂肪酸流入, 还与内脏脂肪增加及血脂紊乱密切相关[2]。

肝脏脂肪变性是肝细胞对游离脂肪酸 (FFA) 超载的最初反应, 当肝脏不足以适应脂质超负荷时发生氧化应激。肝细胞内脂质超载导致过多的FFA进入β-氧化途径, 活性氧簇 (ROS) 大量生成, ROS诱导脂质过氧化产物大量生成, 介导炎性反应、肝细胞凋亡及纤维化反应。而脂质过氧化导致以脂联素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为关键介导因子的促纤维化发生和促炎细胞因子激活。TNF-α和脂质过氧化产物抑制线粒体呼吸链活性, 损伤线粒体DNA, 消耗线粒体细胞色素C, 增加线粒体损伤和ROS的生成。研究证实NASH患者线粒体微观形态发生改变导致功能受损。线粒体损伤会进一步抑制β-氧化, 加重肝脏脂质沉积和肝细胞脂肪变性而形成恶性循环。核因子κB (NF-κB) 是细胞炎反应通路的关键介导因子, ROS还可以使其激活, 诱导促炎因子TNF-α, 白介素-1/6/8, 干扰素γ等的表达, 后者进一步活化肝星状细胞 (HSC) , HSC介导肝纤维化反应和肝硬化, 最终导致NASH和肝硬化的发生[3]。

2 抗氧化剂用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

前已述及, 由于肝脏氧化应激和线粒体损伤是诱导脂肪肝发生炎性反应、坏死和肝纤维化, 引起单纯性脂肪肝向NASH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因而提高肝细胞抗氧化能力, 对于病情的缓解和延缓具有积极意义。目前, 常见的抗氧化剂代表药物有α-硫辛酸 (α-LA) 、水飞蓟素、甜菜碱、熊去氧胆酸 (UDCA) 等。

2.1 LA

LA存在于各种原核与真核细胞中, 是线粒体多酶复合物的辅因子, 催化α-酮酸的氧化脱羧反应。外源补充的LA可被细胞快速吸收并转化为抗氧化性更强的二氢硫辛酸分散到各个组织中, 促进谷胱甘肽 (GSH) 、维生素C、维生素E及辅酶Q10还原能力的再生[4]。上世纪90年代起, LA在德国便作为糖尿病治疗药物, 其机制在于LA增加细胞膜表面葡萄糖转运蛋白-4的密度, 使糖尿病患者对葡萄糖的利用增加从而改善IR。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通路是细胞能量代谢的重要调节器, LA还能够增加骨骼肌中这一通路的活性从而使胰岛素敏感性增加[5]。众所周知, 高三酰甘油血症是2型糖尿病、NAFLD及心血管病等流行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而LA能够抑制脂肪生成基因的表达, 刺激脂蛋白的清除, 改善高三酰甘油血症, 降低肝脏总脂质含量[6]。已知ROS参与了HSC活化所介导的肝脏纤维化, 而研究发现LA能够抑制硫代乙酰胺诱导的肝纤维化, 其代谢产物二氢硫辛酸能够抑制转化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诱导的HSC激活及ROS生成, 这些作用可能由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通路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苏氨酸蛋白激酶通路介导[7]。LA长期服用的安全性已有相关的全面评价, 未发现明显的靶器官毒性和致癌性, 进一步说明了LA的临床应用前景[8]。但是, LA对肝脏脂肪变性和肝脏相关疾病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胆碱—蛋氨酸缺乏饲料喂养诱导产生脂肪肝和NASH的大鼠经LA治疗后肝脏TG沉积反而增多, 肝脏损伤加重, 肿瘤性损伤的生长增加, 暗示了LA治疗可能存在的极端不良反应[9]。综上所述, LA对于高胰岛素血症、IR、氧化应激等NAFLD危险因素确实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长期LA给药带来的不良反应也可能限制其临床应用。

2.2 水飞蓟素

水飞蓟素是黄酮木脂素类化合物, 是从水飞蓟种子中提取的活性成分, 其主要成分有水飞蓟宾、异水飞蓟宾、水飞蓟宁、水飞蓟亭等, 此类化合物作为肝保护剂应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水飞蓟素具有稳定肝细胞膜、减少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等作用。研究显示水飞蓟素通过调节肝脏脂质稳态平衡, 降低氧化应激和氮化应激, 抑制NF-κB激活介导的关键炎症反应来抑制NASH小鼠的肝损伤进程。水飞蓟宾显著降低肝脏IR, 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等组织病理学改变, 减少肝内过氧化产物产生, 恢复肝内GSH水平和线粒体呼吸链活性, 降低炎性因子TNF-α的表达[10]。此外, 水飞蓟宾还显示了良好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降低肝脏和心脏内脂质含量及过氧化产物生成, 保护线粒体超微结构, 使炎性因子TNF-α和白介素-6水平也恢复正常, 说明水飞蓟素对NAFLD发病机制中的氧化应激, 脂毒性及炎性反应都发挥作用, 为水飞蓟素用于NAFLD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11]。水飞蓟素的临床研究也显示其良好的应用价值。张宝华[12]用水飞蓟素治疗成人脂肪肝, 疗效显示, 轻、中、重度脂肪肝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95.0%、87.5%、85.0%, 证实水飞蓟素能够治疗脂肪肝, 改善肝功能和降血脂, 而且药物的不良反应比较轻, 不影响治疗效果。

2.3 甜菜碱

甜菜碱, 化学名三甲基甘氨酸, 是19世纪60年代由一名德国药剂师从甜菜中分离出来的。人体内甜菜碱来源主要是通过饮食和胆碱氧化。甜菜碱缺乏与代谢综合征、脂质紊乱、糖尿病、血管及其他疾病都有联系。食物中添加甜菜碱能够使腹部脂肪减少, 降低血脂浓度, 减少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位于肝细胞核的甲状腺激素应答基因Spot14 (S14) , 编码一些小的酸性蛋白, 能够向参与脂代谢的基因转导激素及营养相关信号分子, 甜菜碱能使肝脏S14α基因表达显著升高[13]。此外, 甜菜碱对酒精性脂肪肝的脂质沉积及氧化应激也有显著的改善效果。甜菜碱处理后的实验动物肝脏TG含量、脂质过氧化产物水平、血清转氨酶活力显著降低, 而肝脏GSH水平显著升高。此外, 组织病理学结果也显示肝脏脂肪沉积减少, 说明甜菜碱对长期酒精摄入引起的肝脏TG含量增加, 脂质过氧化及GSH水平下降有恢复作用[14]。程容懿等[15]研究发现甜菜碱能够使高脂血症小鼠血清总胆固醇浓度显著降低, 肝脏丙二醛含量显著降低, 肝组织切片显示脂质沉积明显减少。该研究进一步说明了甜菜碱改善高脂血症、脂肪肝及脂质过氧化的功效。

2.4 UDCA

UDCA是一种天然的亲水性胆汁酸, 占人体胆汁总量的3%, 具有免疫调节和直接抗凋亡的药理学作用。长久以来, UDCA作为肝保护剂一直被广泛用于胆汁阻塞肝脏疾病的治疗, UDCA的体内抗氧化特性表现为诱导体内抗氧化物质的生成, 从而保护肝细胞免受氧化损伤。UCDA的抗氧化作用可能与其对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苏氨酸蛋白激酶通路及核因子E2相关因子激活介导的GSH合成增加有关, 从而增强了肝细胞对ROS的抵抗能力[16]。脂质过氧化会降低线粒体膜流动性, 引起膜渗透性变化及相关酶活性改变, 导致线粒体功能异常。UDCA能够显著改善氧化磷酸化作用, 恢复线粒体呼吸链活性, 从而改善肝细胞线粒体功能[17]。临床试验显示UDCA对脂肪肝具有较好的疗效, 同时有降脂护肝的作用, 可改善脂肪肝的影像学表现, 且不良反应轻微, 使用安全。UDCA可能通过稳定肝细胞膜、保护肝细胞线粒体、抑制细胞凋亡、调节免疫、利胆等作用, 改善脂质代谢, 保护肝细胞, 促进胆固醇转化和排泄[18]。综上所述, UDCA有增强抗氧化物质生成, 稳定肝细胞膜, 保护线粒体, 促进胆汁酸排泄, 抑制细胞凋亡及提高机体调节免疫等功能。

3 小 结

除了上述抗氧化剂外, 还原型GSH, 维生素E, 大豆异黄酮等天然抗氧化物质用于NAFLD治疗的研究也显示了良好的效果[19]。当然, 抗氧化剂治疗只是该类疾病治疗的一方面, 为了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利用抗氧化剂治疗的同时结合其他治疗方式, 如改善生活方式, 服用降脂药物等, 对于预防患者病情进一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6篇

关键词：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

糖尿病可以引起多种肝损害, 其中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硬化、肝脏肿瘤、细菌性肝脓肿等[1]。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NAFLD) 是一种排除过量饮酒和其他明确损肝因素所致的、以肝脏脂肪积聚为主要病理表现的慢性肝脏疾病, 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 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ASH) 。NAFLD不仅与2型糖尿病 (T2DM)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密切伴随, 而且是这些相关疾病的独立预测因素。T2DM若合并NAFLD, 可以进一步恶化糖代谢, 并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甚至肝细胞肿瘤的发病风险[2]。本文就2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研究现状予以介绍并讨论。

1 2型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关系

有数据表明2型糖尿病患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生率高达50%[3], 在糖尿病伴肥胖症的患者发生率则高达100%。如果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角度看, 至少三分之一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有显性糖尿病史。2型糖尿病患者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进一步引起其他多种肝脏病变, 而肝硬化是其中最多见的一种。此外,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还可诱发或加重胰岛素抵抗。研究表明大多数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都存在有胰岛素抵抗现象[4], 且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引起“肝源性糖尿病” (hepatogenous diabetes) 。

大部分2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除了有糖代谢紊乱, 还具有代谢综合征的其他临床特点。对代谢综合征有以下五点的共同认识:腹型肥胖 (腰围或腰臀比增加) , 糖耐量异常或已确诊的糖尿病, 甘油三酯升高, 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及高血压[5]。一项对304名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的研究表明, 其中88%的脂肪性肝炎患者有代谢综合征[6]。有证据显示,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以作为除糖尿病、代谢综合征之外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一项对2千多名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6.5年的随访研究表明,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使得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增加了2倍, 如同性别、吸烟、年龄、糖尿病病程、HBA1c、低密度脂蛋白一样, 它似乎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7]。也有研究表明,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能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8]。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证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与糖尿病并发症之间的关系。

2 2型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之间的病理生理学联系

尽管目前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病机制还不能明确, 但已知胰岛素抵抗是其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肥胖是引起胰岛素抵抗的主要原因。血清游离脂肪酸的增多会部分降低由胰岛素介导的脂肪组织的脂类分解, 最终导致肝脏中有过多游离脂肪酸的堆积。而这些游离脂肪酸使得肝脏内合成过量甘油三酯, 肝脏的脂肪堆积会进一步加剧其脂肪酸氧化, 并继发胰岛素抵抗。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升高为甘油三酯的合成提供了进一步的基质。此外, 伴随着胰岛素抵抗发生, 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分泌也会促使肝细胞的脂肪堆积。一项血糖正常的胰岛素钳夹试验研究显示, 胰岛素抵抗不仅仅是糖尿病与肥胖的发病因素, 也有可能是无肥胖、无糖尿病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潜在发病机制[9]。

基于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一项数据表明, 全世界有近4亿的糖尿病患者, 其中近90%的患者为2型糖尿病。此外, 全球还有3.16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 (是通过空腹及餐后血糖进行判定) , 他们都是发展为糖尿病的危险人群[10]。因此,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患病趋势也将随之增加。

3 对2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预防和治疗

目前, 糖尿病性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治疗方案包括减重、身体锻炼、改善生活方式、控制代谢危险因素等。其中, 控制体重是一个既安全又有效的手段。临床上尚无未研发出特异性药物, 针对某些分子的靶向治疗还在研究中。近年来胃旁路术和肝脏移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治疗糖尿病性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尤其是肝移植手术的效果已被肯定。

无论是否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 良好的血糖控制是最主要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 胰岛素的应用降低了他们的HBA1c, 改善了肝纤维化, 而这并不依赖于BMI的改变[11]。

近期, 一项小型研究表明, 通过对超重或肥胖的糖尿病前期受试者应用利拉鲁肽, 肝脏脂肪变性及脂肪性肝炎的组织学表现都有所改善[12]。这与糖耐量的改善和BMI的降低是有关的。目前还需要有更多的试验数据证明GLP-1类似物是否在预防和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发挥作用。

一些对合并有脂肪性肝炎的2型糖尿病患者研究显示西格列汀 (DPP-4抑制剂的一种) 可以降低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并改善肝脏的组织学表现。DPP-4抑制剂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改善是与HBA1c水平的下降和BMI的降低同时并存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明确DPP-4抑制剂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作用。

Hyogo等人的临床研究显示, 阿托伐他汀联合熊去氧胆酸治疗40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 (其中10例为糖尿病患者, 30例无糖尿病) 。给予血脂正常者熊去氧胆酸, 给予高脂血症者为期6月的阿托伐他汀治疗。这两组患者的氨基转移酶都有所下降, 但阿托伐他汀应用组的氨基转移酶下降的更多。

4 展望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7篇

关键词：罗格列酮,维生素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NAFLD逐渐成为一个新的重大健康问题。目前治疗NAFLD多采用去除病因、调整饮食结构改变生活方式及药物治疗。治疗药物有胰岛素增敏剂、调脂药改善IR及部分保肝药物, 寻找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有效药物已非常迫切。笔者所在医院采用罗格列酮联合维生素E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9年7月-2011年7月在本院住院及健康体检后确诊为NAFLD的患者90例。根据所用药物分为维生素E组、罗格列酮组、罗格列酮联合维生素E组。其中维生素E组30例, 男24例, 女6例, 平均 (50.4±12.7) 岁, 病程1.8~10年;罗格列酮组30例, 男25例, 女5例, 平均 (48.5±13.5) 岁, 病程2~10年;罗格列酮联合维生素E组男27例, 女3例, 平均 (49.5±13.8) 岁, 病程2.2~11年。三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肝功能损害程度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检查

所有患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搜集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用药史及饮食习惯、活动等情况。

1.2.2 NAFLD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诊疗指南 (2010年修订版) [1], 临床明确诊断需符合以下3项条件: (1) 无饮酒史或饮酒折合乙醇量小于140 g/周 (女性<70 g/周) ; (2) 除外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 (3) 肝活检组织学改变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学诊断标准。鉴于肝组织学诊断难以获得, NAFLD工作定义为: (1) 肝脏影像学表现符合弥漫性脂肪肝的诊断标准且无其他原因可供解释; (2) 有代谢综合征相关组分的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血清ALT和 (或) AST、GGT持续增高半年以上。减肥和改善IR后, 异常酶谱和影像学脂肪肝改善甚至恢复正常者, 可明确NAFLD的诊断。

1.2.3 脂肪肝程度判定

(1) 轻度脂肪肝:光点细密, 近场回声增强, 远场回声轻度衰减, 血管结构清晰。 (2) 中度脂肪肝:光点细密, 前场回声增强, 远场回声明显衰减, 血管结构不清。 (3) 重度脂肪肝:光点细密, 前场回声明显增强, 远场回声明显衰, 血管结构不能辨认[2]。

1.2.4 排除病例标准

(1) 酒精性脂肪肝, 各种病毒性肝炎; (2) 慢性肝炎有肝炎病毒复制活动期者; (3) 肝硬化失代偿期; (4) 脂肪肝能排除以下疾病所致: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肝毒性药物或与化学物质有长期接触史; (5) 合并心血管、肝、肺、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以及精神病患者; (6)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7) 年龄<17岁或>70岁者; (8) 不同意进入该临床研究者; (9) 用药依从性差, 2 d以上未按要求服药者;观察期内合并使用其他治疗如降脂药、保肝药;不按时复诊或失访者不进入疗效分析; (10) 转氨酶 (包括ALT、AST) 超过200 U/L的患者。

1.3 治疗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给予常规治疗, 包括饮食控制和运动疗法, 控制饮食根据患者个体特点制定饮食计划, 调整饮食结构, 限制胆固醇、饱和脂肪、糖类及乙醇的摄入;运动疗法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及爱好的运动项目, 制定适合于患者个体的运动方案, 如慢跑、健身操等, 完成适量的有氧运动。在此基础上, 维生素E组每日餐前口服维生素E胶囊 (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生产, 规格50 mg/粒) 50 mg/次, 3次/d。罗格列酮组应用罗格列酮钠片治疗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药业生产, 商品名为太罗, 规格4 mg/粒) , 4 mg/次, 1次/d。联合组患者每日餐前口服维生素E胶囊50 mg/次, 3次/d, 罗格列酮钠片4 mg/次, 口服, 1次/d。疗程为6个月。1.4观察指标服药前后三组患者均行以下指标检测: (1) 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IL)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一谷氨酸转肽酶 (GGT) 。 (2) 血脂:甘油三酯 (TG) ; (3) 影像学指标: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B超脂肪肝声像诊断。

1.5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疗效参照文献[1]分为临床控制、显效、有效、无效。临床控制:症状消失, B超肝脏回声及大小均正常, ALT、GGT等检查正常。显效:症状消失, ALT、GGT下降>40%, TG下降20%~40%, B超示重度脂肪肝转为轻度, 或中、轻度脂肪肝转为正常。有效:症状减轻, ALT、GGT下降20%~40%, TG下降10%~20%, B超示重度脂肪肝转为中度, 或中度脂肪肝转为轻度。无效:临床症状改善不明显, ALT、GGT下降<20%, TG下降<10%, B超示治疗前后无变化。总有效率= (临床控制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 /总例数×100%。

1.6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1.5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F检验, 两两比较采用q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轶和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

三组治疗前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三组肝功能、血脂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 (P<0.05) , 其中肝功能 (ALT、AST、GGT) 改善尤为明显 (P<0.01) 。治疗后三组肝功能、血脂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联合组治疗后肝功能 (ALT、AST、GGT) 改善优于维生素E组及罗格列酮组 (P<0.01) , TG改善亦优于其他两组 (P<0.05) 。所有患者均能耐受治疗, 未出现不良反应, 见表1。

2.2 三组治疗前后B超比较

联合治疗组肝脏彩色多普勒超声结果较其他两组改善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3 三组患者疗效比较

罗格列酮组总有效率为66.67%, 维生素E组总有效率为53.33%;联合组总有效率为90.00%。联合组总有效率与罗格列酮组、维生素E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P<0.01) 。见表3。

*P<0.05, **P<0.01, 与维生素E组比较;#P<0.05;##P<0.01, 与罗格列酮组比较;△P<0.05, △△P<0.01, 与治疗前比较

例

例 (%)

*与罗格列酮组比较, X2=4.812, P<0.05;△与维生素E组比较, X2=9.932, P<0.01

3 讨论

NAFLD是指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的肝损害因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特征的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的临床病理综合征。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 (NAFL)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ASH) 及相关肝硬化。NAFLD病理生理目前提出“两次打击”学说: (1) 胰岛素抵抗 (IR) :引起良性的肝细胞内脂质沉积。 (2) 氧应激和脂质过氧化反应。大量研究提示胰岛素抵抗 (IR) 导致肝脏的脂肪沉积, 成为NAFLD发病中的首次打击;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氧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损伤, 成为NAFLD发病中的第二次打击, 从而导致肝脏的炎症反应。因此胰岛素抵抗和脂质过氧化被认为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发病机制。过氧化物酶增殖活化受体 (PPARs) 参与了糖脂代谢、胰岛素敏感性和炎症反应等多个生理过程。也有研究认为, NAFLD不一定是良性病变。约20%的NAFLD患者可进展为肝硬化, 其中30%~40%患者死于肝相关疾病, 部分发生亚急性肝衰竭和肝细胞肝癌[3]。而NAFLD也是2型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代谢综合征 (MS) 的高危因素[4]。因此, 应高度重视NAFLD的防治, 并及早干预。但该病的治疗目前尚无特效方法, 目前NAFLD的一线治疗包括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多数文献表明, NAFLD人群通过逐渐减重 (5%~10%) 、控制热卡和规律的体育锻炼能降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改善肝脏血清学酶谱以及消除肝脏的脂肪变性。然而, 这些研究多数都是非随机对照研究, 或者是观察时间较短, 而且长期随访结果显示由于依从性差, 体重常常出现反弹, 单纯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的疗效有限[5]。因此, 目前治疗NAFLD在祛除病因和调整饮食、减肥、适当运动的基础上采用药物的综合治疗方法。而降血脂药的应用目前尚有异议, 因为这类药物将使更多的血脂集中于肝脏代谢, 加重了肝脏脂质的沉积, 常会导致肝细胞的进一步损害。因此寻找一种既能降低血脂, 不增加脂质沉积的药物, 而又可以抗氧化治疗方法对NAFLD有重要意义。

噻唑烷二酮类药物罗格列酮是新型的胰岛素增敏剂、过氧化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PPAR-γ) 的高选择性、强效激激动剂。其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临床效应及安全性已得到广泛证实[6]。人体内PPAR-γ受体广泛存在于胰岛素的主要靶组织, 如肝脏、脂肪和肌肉组织中。罗格列酮与PPAγ结合后, 激活PPAγ, 进而通过改善胰岛素信号传导过程中的某些基因的表达, 糖脂代谢有关的基因转录增加, 促进血TG分解及脂肪组织TG合成, 刺激脂肪细胞的分化, 减少脂肪细胞中FFA的释放, 从而纠正脂代谢紊乱, 并能选择性地将脂肪从内脏转移到皮下组织。另外研究发现, 罗格列酮组可显著降低血清ALT、AST、GGT, 说明罗格列酮在改善脂质代谢紊乱的同时, 还可减轻了肝脏的脂肪变性及炎性反应。其机制为罗格列酮激活体内的PPARγ后, 可促进白色脂肪细胞分化, 增加小脂肪细胞的数量而减少大脂肪细胞的数量。小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更强, 有利于促进葡萄糖摄取, 促进能量消耗, 减少多余能量在脂肪组织中的储存[7]。另罗格列酮半衰期均较短, 在12 h内即可排出体外, 但考虑到噻唑烷二酮类药物罗格列酮肝毒性等不良反应, 为防止治疗过程中严重肝毒性的产生, 笔者在入选病例时排除了转氨酶大于200 U/L的患者, 同时, 为排除血糖控制情况的差异对结果分析的影响, 笔者也排除了NAFLD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维生素E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具有保护肝细胞、抗脂质过氧化及抑制单核巨噬细胞过度表达炎症因子的作用。其抗氧化功能主要依赖自身结构, 可在氧自由基攻击多价饱合脂肪酸前将其捕获与清除, 阻断其氧化过程, 从而防止与抑制了膜上磷脂形成脂质过氧化[8]。研究发现, NAFLD患者血清维生素E水平低和TG水平高[9], 而两者均是NAFLD转变为脂肪性肝炎的致病因素。而维生素E可改善过氧化应激反应, 同时可以改善NAFLD患者的胰岛素抵抗及减少过氧化物酶增殖剂激活受体α (PPAR-α) 的表达, 从而减轻肝脏细胞炎症反应[10]。Hasegewa等[11]对12例肝活检证实为脂肪性肝炎患者给予维生素E治疗1年后, 发现不仅血清转氨酶、肝组织明显改善, 而且血清转移因子13显著降低, 提示维生素E有减轻肝内脂质沉积、保护肝细胞及抑制肝纤维化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分别对维生素E或罗格列酮治疗NAFLD进行的研究很多, 但本研究中将两者联合, 抗氧化剂药物维生素E与罗格列酮联合应用于该病治疗中。

本研究中, 联合组联合应用维生素E和罗格列酮进行治疗, 疗效好于其他两组, 治疗总有效率为90%, 与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8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围绕前来该院就医的病患展开, 在消化科门诊和体检两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选取有过就诊经历的1 000人作为研究对象, 进行分组研究。分组标准:GERD组:内镜下证实明确反流性食管炎或具有明显反酸、嗳气等胃食管反流患者;对照组:无胃食管反流病症状, 但有上腹痛、腹胀、恶心等消化道症状, 内镜下检查无异常或仅为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其中, 男580例 (58%) , 女420例 (42%) , 年龄18~60岁, 平均年龄 (40.20±9.05) 岁, 两者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通过流行病学进行充分调查, 从而更好的研究目前人群中GERD和脂肪肝关系的问题。

1.2 方法

1.2.1 关于临床资料数据收集标准

该研究使用目前已得到一致认识的胃食管反流病问卷 (Gerd Q) , 进一步筛选GERD诊断标准, 通过这种方法, 所有患者先采取禁食、水8 h, 然后接受上腹部彩超检查 (IE33) , 同时检测肝功、肝炎病毒标志物、生化等。

1.2.2 关于排除实验对象标准

就诊前4周内曾使用过PPI (质子泵抑制剂) 或促动力药、胰腺炎 (慢性) 、消化道肿瘤、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病 (已明确诊断) 、严重肾损伤、器官衰竭可并发症、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等患者不被纳入该研究。

1.2.3 关于诊断标准

目前, 针对FLD的诊断, 其标准依据中华肝脏病学会有关脂肪性肝病指南及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3]。

(1) Gerd Q:其包括4个与反流有明显相关症状的问题, 即阳性相关问题 (A1/A2=烧心/反流;C1/C2=睡眠障碍/非处方药物) ;2个反流负相关症状问题, 即阴性相关问题 (B1/B2=上腹痛/恶心) 。问卷根据患者的回忆分析, 即既往1周内各阳性、阴性症状发生的频率, 其频率分为四个等级, 阳性相关的问题不同的程度得分不同, 过去1周内症状不曾出现得0分, 如果1 d内曾出现得1分, 如果2~3 d内曾出现得2分, 如果4~7 d内曾出现得3分;而阴性相关问题采取相反的评分依据, 最后, 将评分总和汇总相加, 得出分即为Gerd Q评分, 所有评分范围为0~18分, 见表1。

(2) 关于脂肪肝诊断:其中B超诊断为重要依据, 根据B超诊断脂肪肝的标准, 主要有三点:①肝组织实质内高回声 (点状) (肝回声的强度>脾回声) ;②位于肝脏组织的深部回声有一定程度衰减;③肝脏内血管纹路显示不清。以上三项如果具备第一项, 然后加其后二项中任何一项可确诊脂肪肝。

1.3 统计方法

采用SAS统计软件, 计数资料采用χ2值检验。

2 结果

2.1 Gerd Q诊断GRED的临床特征

首先关于1 000例患者通过Gerd Q诊断GERD的情况, 其中95例 (9.5%) 根据Gerd Q量表诊断GERD (Gerd Q的计分值≥12分) 。其中女性37例 (39.6%) , 男性58例 (61.4%) , 两性间阳性率并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87, P=0.067>0.05) 。

2.2 脂肪肝与GRED两者的关系分析

在诊断GERD患者中, 再通过肝脏B超结果诊断脂肪肝, 其患病率如下所述, 在1 000例患者中, 通过B超测出380例脂肪肝病人, 患病率为38.0% (380/1 000) 。然后分析FLD与GERD两者相互关系, 在脂肪肝患者中, 男性Gerd Q检查为阳性者为35例, 其阳性率为20.4% (35/204) ;女性Gerd Q检查为阳性为26例, 阳性率为17.3% (26/176) 。对照组 (即非脂肪肝者) 为620例, 其中男性Gerd Q检查为阳性为27例, 其阳性率6.8% (36/394) , 女性Gerd Q检查阳性为16例, 阳性率为7.0% (16/226) , 这种结果提示:在男性与女性组中, 脂肪肝同时合并有Gerd Q阳性症状的患病率相较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注:两组间比较, *P<0.05。

3 讨论

胃食管反流病 (GERD) 在消化道疾病中属于常见的疾病, 近年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 全球的发病率似呈上升趋势, Gerd Q研究协助组[4]研究认为, Gerd Q对GERD具有肯定的诊断价值, Gerd Q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评估症状的诊断方法[5,6,7]。李颖等[8]研究发现当症状积分临界值取8时, Youden指数最大, 为0.352, 敏感度为72.3%, 特异度为51.2%, 诊断阳性符合率为72.1%, 诊断阴性符合率为42.2%。

该研究通过对1 000例受访者研究发现, 脂肪肝的发病率为38%, 其中脂肪肝组男性和女性的Gerd Q阳性率分别为20.7%、17.3%, 显著高于对照组, 提示脂肪肝是GERD患者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 控制脂肪肝可能有助于降低GERD发生, 最近一些研究[9]表明, LC (食管下段扩约肌) 已被证明与GERD的发生机制密切相关, 代谢综合症、糖尿病和肥胖也是GERD发生的危险因素, 该研究发现对GERD的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既往认为, 肝病可引起GERD, 肝硬化患者、重型肝炎等严重肝病患者因胃肠激素变化、胃排空迟缓、腹内压增高、内毒素血症激活激肽系统等因素更易患RE, 更易发生胃食管反流病[10,11], 但是, 因为研究专注于肝硬化, 故而样本量较小。而该研究专注于中山北部地区, 通过大样本分析, 证实了脂肪肝可引起GERD, 这对临床上治疗GERD, 建议其减肥具有临床意义, 此观点与贾蓉蓉等[9]相似, 但研究不足之处在于该研究暂未把AST与TG水平纳入研究项目, 而Ching等[12]还发现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GERD之间密切相关。并且AST和TG水平越高, HBV携带者感染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率越高。这对临床治疗进一步拓展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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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性肝病研究 第9篇

【关键词】凯西莱；甘利欣；药物性肝病；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3-0276-01

药物性肝病是指由于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起的肝脏损害。目前至少有600多种药物可引起药物性肝病，其中抗结核药物所致的肝损伤较为常见，而如何最大限度的降低肝损伤，保证结核病患者完成化疗，是临床医学亟待解决的问题[1]。本研究对2014年2月～2014年12月我单位收治的抗结核药物性肝病患者分别给予凯西莱和甘利欣治疗，旨在探讨二者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2月～2014年12月我单位收治的84例在结核化疗中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药物性肝病的相关诊断标准，其中男性46例，女性38例，年龄21～64岁，平均年龄（38.52±7.19）岁。排除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脂肪肝等其他肝脏疾病患者；有服用其他肝毒性药物史的患者；具有药物禁忌症或对凯西莱和甘利欣有过敏反应者。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各42例。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注射用甘利欣，30ml加入5%葡萄糖250ml中静脉滴注，1次/d；观察组给予注射用凯西莱，0.2g加入5%葡萄糖250ml中静脉滴注，1次/d。两组疗程均为2周，观察两组的临床治疗效果。

1.3观察指标

分别与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包括：血清谷丙转氨酶（ALT）、门冬酸转氨酶（AST）、血清白蛋白（ALB）、白/球蛋白比值（A/G）。

1.4疗效判定[2]

显效：临床症状体征完全消失或明显改善，肝功能恢复正常；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好转，肝功能指标较治疗前下降50%以上；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改善，肝功能指标改善不明显或病情加重。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有效率为92.86；观察组有效率为95.24%。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组别例数显效有效无效有效率对照组422217339（92.86）观察组422911240（95.24）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2.2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后ALT、AST、ALB、A/G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ALT、AS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观察组ALB、A/G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凯西莱有促进肝脏蛋白合成的功能。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 X±s）

组别 ALT（U/L ）AST（U/L）ALB（g/L）A/G对照组治疗前189.36±42.51137.86±46.3237.24±6.381.25±0.37治疗后57.43±28.64b46.59±21.76b40.66±7.21b1.41±0.42b观察组治疗前192.17±45.78138.22±44.8036.58±6.491.23±0.36治疗后56.84±26.32b45.36±17.23b44.71±7.32b1.68±0.49b注：与对照组进行比较，aP<0.05，与治疗前进行比较，bP<0.05。

3 讨论

结核病是临床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目前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而大多数抗结核药物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肝毒性，且抗结核药物需多药联合、长期应用，极易对肝脏造成损害，导致药物性肝病的发生[3]。因此，为了促进损害的肝功能尽快恢复至正常水平，确保结核病患者顺利完成治疗，在结核病化疗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护肝药物是十分有必要的。

甘利欣是中药甘草有效成分的第三代提取物，具有类皮质醇效应，可通过降TNF-α对肝细胞的损伤起到保肝护肝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患者的肝功能[4]。凯西莱是一种新型的巯基甘氨酸类药物，对多种类型的肝损伤具有较好的修复效果，并且能有效保护患者肝线粒体结构，改善其肝脏功能。此外，凯西莱还能促进肝细胞再生，并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5]。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药物治疗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均取得较好疗效，且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且治疗后两组ALT、AST、ALB、A/G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说明二者在临床均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肝脏功能。另外，结果还显示，治疗后两组ALT、AST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而ALB、A/G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凯西莱对患者ALB、A/G的改善效果明显优于甘利欣。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主要由于凯西莱是一种新型的代谢解毒剂，可有效纠正抗结核药物等化学物质所致肝损伤的转氨酶、白/球倒置等状况，促进肝脏蛋白的快速合成。

综上所述，凯西莱与甘利欣对降低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所致的转氨酶升高均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均对患者的肝脏和肝细胞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凯西莱具促进肝脏蛋白合成的效果更明显，对低蛋白者更宜应用，临床应合理选取药物进行治疗。

参考文献

[1]杨佼，吕文良.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研究及治疗进展[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21（12）：1359-1363.

[2] 彭浩.复方甘草酸苷治疗抗结核药物性肝损害的疗效分析[J].临床肺科杂志，2014，19（1）：176、191.

[3] 张华，金建华，陆文斌.凯西莱联合天晴甘美治疗化疗后肝损害的临床疗效[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2，6（18）：5-6.

[4] 程向東，宓丹，李继承.硫普罗宁与甘草酸二铵对抗结核药物性肝病的疗效研究[J].2013，10（23）：83-8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病因分析 第10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0例NAFLD患者和30例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均来源于2007年1月至2010年5月在门诊就诊的患者。50例患者中, 男30例、女20例, 年龄10～70岁, 诊断符合2010年修改的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脂肪肝与酒精性脂肪肝肝病学组制定的“非酒精性肝病、慢性丙型肝炎、慢性乙型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病”等其他肝病的诊断标准。30例患者中, 男16例, 女14例, 年龄26～70岁, 诊断符合《2010年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2004年丙型肝炎防治指南》。其中HBV携带者3例, CHB (慢性乙型肝炎) 7例, CHC (慢性丙型肝炎) 20例。

1.2 方法

1.2.1 采用彩色超声诊断仪, 晨空腹探查肝、胆、脾、胰。

1.2.2 生化检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C8000, 血清总蛋白、白蛋白、ALT、AST、GGT、TBIL。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测体质量指数 (BMI) 。

2结果

2.1 50例NAFLD患者

从表中可以看出儿童出现发病主要是肥胖症, 其中1例10岁、体重70 kg、身高1.3 m (BMI 41 kg/m2) , 追踪3年, ALT正常, 脂肪肝消失。中老年发病原因以综合因素、高脂血症、糖尿病BMI增高为主要原因。

2.2 肝功改变

从表中看出肝功改变很普遍, 几乎100%。这些患者来院第一次是因ALT升高或TBIL升高来就诊, 当除外其他肝病后, 发现是脂肪肝、脂肪性肝病、ALT最高486u/L, 一般在2倍ALT正常值波动, 追踪3年期间, 有1例非均匀性脂肪肝, 疑似肝癌 (经MIR检查除外) , 出现早期肝硬化 (脾大) 5例占10%。

2.3 30例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

3讨论

NAFLD发病率全国呈逐年上升, 已成为常见病, 4年来的数据显示, 患者多数是因ALT升高到门诊就诊, 而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单位体检发现的。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儿童发病约12%且以肥胖为主。45岁以后, 以代谢综合征为主。从肝脏损害情况, 几乎100%酶学升高和TBIL升高, 而且消失多在3～6个月。病毒性肝炎与脂肪肝有代谢紊乱, 而CHC肝脂肪变发生约40%～70%。丙型肝炎与病毒因素有关。HCV感染诱导糖代谢异常, 是通过HCV核心蛋白诱导胰岛素抵抗 (IR) , IR持续存在和不断加重, 导致糖代谢异常[3]。促进CHC脂肪变性, 丙型肝炎合并脂肪肝影响治疗效果, 也加重CHC纤维化、HCC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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