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精选10篇）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第1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因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大量消耗,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要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 首先就需要加大对社会公众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力度。今天的高校学子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他们的生态伦理观直接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 加强高校生态伦理教育, 使大学生树立良好的生态发展观和生态道德观, 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少数民族人民以其聪明才智, 创造出了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意识, 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和思想。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及其价值取向, 对于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维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对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特征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大多以本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特有形式, 形象、直观地表达出来, 成为少数民族人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概括来说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天人合一、平等共存的生态自然观。

在许多少数民族的观念中, 人和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只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 与自然具有同源关系, 概括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认为人和世间万物都由自然化生, 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根基和最终归宿, 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上述观点包含了三个递进的核心:即人与天地万物的同源性、生命本质的同一性、人与动植物间的拟人化伦理关系。其中人与天地万物的同源性是根本, 正因为人与天地万物的来源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生命的本质具有同一性, 在处理人与动植物间的关系时才可以采用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思想与当今中外学者所倡导的生态伦理观有惊人的相似。

2. 地域差异、环境适应的生态和谐观。

生活于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的民族, 必须依赖于自然提供给他们的条件, 来进行生产生活活动,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较强地域差异性和环境适应性的和谐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反过来又维持着当地的生态平衡, 协调着人与环境的和谐与融合。如蒙古半干旱草原环境下形成的“游牧”方式, 包含着爱护牲畜和草场、保护草原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意识。牧民根据牧草、水源、地形等随季节气候迁移, 既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又保护了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哈尼族面对山地高温多雨的自然地理条件, 创造了梯田文化景观, 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同构的生态体系, 既解决哈尼人的食源问题, 又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

3. 典型敬畏、适度消费的生态发展观。

对自然界和自然物的神化, 形成对天、地、水、山、树等自然物的崇拜和禁忌, 人们禁止对他们进行伤害以求其保护, 形成了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走遍少数民族地区到处都有神山、神湖、神泉、神河、神树、神石。在各少数民族长期实践过程中, 他们认识到当人类对资源利用达到一定限度时, 大自然就会报复人类。因而, 他们形成了根据自然资源的数量与季节变化适量、适时、适度的合理发展生产, 使自然保持自我循环的生态观念, 即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如每年从冬初头场大雪始, 至来春牧草泛青时, 是蒙古人的围猎季节。在围猎的过程中, 往往要放走大批的幼兽和带子的母兽, 保证了动物物种的繁衍。敬畏自然和适度消费的伦理观念保护了物种的繁衍和发展, 对于生态的动态平衡起着积极的作用。

4. 规约权威、普遍约束的生态保护观。

少数民族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推崇“万物有灵论”, 人们对待神灵的态度一旦成为秩序, 就形成带有普遍的约束性和权威性的宗教习俗、乡规民约或习惯法, 最终上升为一种伦理形式———生态伦理。虽然不像现在专门的法律具有明确的系统和规范, 但是, 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生态伦理思想, 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尤其是普遍信教的少数民族, 把生态伦理浸润宗教禁忌的规约中, 并以此当做神圣不可违逆的法则, 这种超自然力的宗教禁忌成为民众行为的道德约束。西南傣、德昂等少数民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 谨奉具有较强生态伦理意蕴的戒律:严禁杀生, 见杀不吃等, 形成了伤害生命有罪的生态观念。西南傣、侗族等少数民族对龙山、坟山森林禁忌, 凸显出民族生态伦理的宗教约束性, 正是这种约束性千百年来保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

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对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的几点启示

依据上述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总结, 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生态伦理思想教育, 可获得以下四点启示:

1. 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实践研究, 正确认识发展和环保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 目前中国生态伦理的理论体系还不完善, 生态伦理教育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但从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来看, 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并不复杂。因此, 目前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而在于生态伦理教育的方式、方法、内容、形式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生态伦理思想及观念的推广的另一个难点体现在生态伦理思想与经济发展思想的冲突和碰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人们逐步树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 而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人们要重新调整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仅在普通大众层面, 就是在各级领导层面也远未完成。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理论工作者需要深入探讨并完成的工作之一。

2. 注重区域差异, 增强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的针对性。

中国地域广阔, 环境特征差别很大, 所以处于中国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在生态和谐的观念下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地域差异性特征提示我们大学生的生态伦理教育也要注意地域差异。总体的生态和谐观念虽然一致, 但在具体的地域上生态行为的着重点却差异很大。如北方地区沙漠化现象严重, 水资源严重短缺, 那么北方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的重点可集中于让学生认识沙漠化现象和水资源短缺在中国北方的现实严重性, 并在生态伦理教育中突出防治沙漠化和节约用水的重要性;而中国南方热带地区环境问题的重点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及空气质量恶化, 那么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的重点应集中于认识植被破坏、空气质量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严重后果上。

3. 树立正确的生态发展观和生态消费观, 着重树立大学生阶段的生态消费观。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特征的第三条强调了要树立正确的生态发展观和生态消费观, 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发展观对其走上工作岗位后正确对待发展和生态的关系肯定大有帮助。正确的生态消费观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应该着重于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消费观。高校中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已有较多消费观教育的内容, 现在的重点是强调使大学生消费观教育在形式上更加灵活有效, 并注入生态消费的新观念。

4. 积极拓展生态伦理教育的形式, 切实促进大学生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

从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第四个特征可以看出, 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宗教习俗和乡规民约等形式最终形成了生态保护的行为约束。借鉴这一特征,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大学生形成生态伦理观念和产生生态保护的行为约束。关于大学生观念和行为的形成, 在文献[4]中提到, 学生环境道德观的建立主要依赖电视、报刊等社会媒体的宣传, 而学校课程对他们道德观形成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调查结果提示我们:在追求大学生生态伦理观念行为形成的过程中, 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通俗易懂的宣传生态伦理思想的影视剧的创作及宣传推广上。影视剧不仅是一个娱乐业, 更是影响大学生及青少年思想行为的一个重要阵地。从国家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 加强对生态文明类影视剧创作的支持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关于在学校教育管理层面如何促进大学生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 文献[5]中提到要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来促进大学生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不可否认, 课外活动及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是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行为的另一重要途径。因此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高校在组织课外活动时可以以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 每年都组织几次大型的学生活动, 注意活动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这样既可以突出学校的特色, 又可以对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较强的影响。

摘要：加强高校生态伦理教育, 使大学生树立良好的生态发展观和生态道德观, 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对当代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有四点启示:加强生态伦理教育研究, 正确认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注重区域差异, 增强生态伦理教育的针对性;树立正确的生态发展观和生态消费观;积极拓展生态伦理教育的形式。

关键词：生态伦理,少数民族生态思想,生态伦理教育

参考文献

[1]白葆莉.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7:3.

[2]熊坤新, 颜顺新.藏族生态伦理思想概论[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

[3]胡靖勇.云南少数民族生态行为对当代生态伦理的启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

[4]田甜, 戴秀丽.浅谈加强高校生态伦理教育[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

[5]雷新兰.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有效途径浅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7, (4) .

[6]张书峰.浅析云南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现实价值[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6) :88-89.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第2篇

从布依鲁克乡生态建设的实践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

生态家园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泽普县布依鲁克乡坚持把生态家园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走了一条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更加高效的生态家园建设之路.其实践证明,生态扶贫战略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生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作 者：段晓梅 作者单位：中共泽普县委党校,新疆,泽普,844800刊 名：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英文刊名：CHINA BUSINESS(JINGJI LILUN YANJIU)年，卷(期)：“”(22)分类号：X3关键词：泽普县 布依鲁克乡 生态家园建设 生态扶贫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第3篇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北部，辖泸水县、福贡县、兰坪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主要聚居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1%，其中傈僳族占总人口52%，土地面积1470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569公顷。据怒江州扶贫办统计，全州人均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还有14.0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6%。2008年，怒江州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8042元和1448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和云南省平均水平的1/2。

怒江州委、州政府坚持突出环保谋发展，把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为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怒江州州政府积极做好环保规划工作，启动怒江生态州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同时启动各项与生态保护、修复有关的活动，如云南环保世纪行大型活动、 生态修复工程全民大行动等活动。此外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并积极给予援助。2006年4月9日至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联合省内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人员，到怒江州就“三江并流”怒江片区进行例行监测考察。

但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资料显示有怒江州本地的环保组织有所作为；在对当地居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普遍具有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但相对于生态保护意识，缺乏实际实施的行动，也就是说在当地居民中生态保护也只是口头上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

政府行为分析

首创了“怒江开发与保护立体建设”模式

通过“山顶封和禁、半山移和退、河谷建和育”三大区建设，以“百万亩林果基地”建设为核心，以“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保护对象，以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为主要手段，以集中治理水土流失、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为重点，以修复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标，改善流域内的生态环境，着力推进怒江和澜沧江流域立体生态建设。

为进一步扩大已取得的成绩，怒江州计划根据怒江水电开发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怒江高程生态差异明显的实际，通过“山顶封和禁、半山移和退、河谷建和育”三大区建设，建立“怒江开发与保护立体建设模式”。

“以林保水、以水发电、以电护林”的循环经济模式

怒江州水能资源丰富，但由于怒江洲州水能资源开发河段处于中上游地区，区域生态环境十分敏感和脆弱，水电开发带来的水库淹没、移民安置、地质灾害、生态环境改变等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加强怒江水电开发环境问题的研究工作，通过“怒江开发与保护立体建设模式”，形成 “以林保水、以水发电、以电护林”的循环经济模式，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有条不紊地推进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推进生态乡镇建设

怒江洲生态乡镇建设项目的实施是要以点带面，以生态乡镇为试点寻找一条使全州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内容包括农药、化肥污染控制及使用管理，生态农业推广，农村环境治理保护。

生态保护与补偿制度的建设

1、开展了生态移民开发政策研究及其他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立法活动。

制定了水土保持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的有关精神，结合兰坪县实际情况制定了《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水土保持实施办法》以及《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等地方法规。

2、坚决执行开发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2005全州共进行现场执法监督检查179人次。对各项建设项目进行了“三同时”检查，“三同时”执行率为100%。

3、目前怒江州还未出台与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的法律、法规。

没能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开发者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不能有效保障在开发过程中受到影响的相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据统计，1997年森林禁伐前，木材收入占怒江州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约30%，禁伐后，木材收入基本为0。停止采伐后，由于相关补偿标准过低，农民利益也受到较大程度的损害。福贡县上帕镇腊竹底村村民迪路东告诉记者，由于不能砍树了，又没钱买煤炭，每年9月开始就要到江边捡一些上游冲下来的枯树枝准备过冬的柴火。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土地资源容量有限，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激化，毁林开荒、陡坡垦殖极其严重，怒江、澜沧江流域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农村面源污染日趋严重。

怒江两岸海拔1500米以下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1500米到2000米之间的植被也破坏严重。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为解决粮食问题而盲目扩大耕地，毁林开荒、陡坡垦殖极其严重。陡坡垦殖导致怒江州有林地减少，裸土地和裸岩、石砾地增加，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耕层变浅，肥力下降，自然灾害频繁，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如何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和生态保护、修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两者能和谐发展，是州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

2、受经济发展水平阶段性的制约，长期延续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怒江州是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但由于生存需要和基础建设欠投入、优势资源欠开发，陡坡垦植和砍柴取暖的生产生活方式继续延续，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得不到有效遏制，重建设轻保护的现象还较为突出，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部分地区环境负荷过重，因灾因病致贫现象十分突出，生存与发展的形势十分严峻。

3、环境整体管理能力薄弱环境保护监管机制不完善，投入不足，环境预警及应急能力严重缺乏，环境执法、监测、科研、宣教、信息能力建设滞后，运行经费缺乏，为环境管理科学决策提供的支撑能力严重不足。

4、随着经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高耗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污染物排放量将大幅度增加，治理难度也将进一步增大，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经济发展矛盾更加突出。七是由于历史的因素，部分重要河流的水质还处于严重污染状况，水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对策

1、坚持并强化环境分区调控与管理。

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突出，首先我们就必须对地域内的环境进行分区调空，因地制宜的管理，不能一概而论。

（1）对于科学规划后认定的具有可开发性的区域，要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城镇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大力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做到增产减污，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2）对于生态林地区、典型原生生态系统、珍稀物种栖息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后备水源地等具有重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区域以及水土流失敏感区、重要湿地区、地质灾害敏感区等生态环境极敏感区域要限制开发。并坚持以保护为主，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确保不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和生态功能的损害，积极开展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促进区域生态功能的改善和提高。

（3）自然保护区和“三江并流”世界遗产核心区，要坚持实行强制性保护，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严格监管，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功能定位和国家禁止的开发活动，这一类区域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要发挥好生态资源优势，用经营生态资源的理念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2、坚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方针、政策，严格环保准入标准，废除落后工艺和设备，明确生产者、开发者的环境责任，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合理确定工业发展布局，促进污染物的集中治理和废物的综合利用；严格环境准入，提高环保准入要求资格；严格项目落户要求环保资格，严禁设置可能造成隐患的工业企业。

3、加强生态保护监管，提高预警应急能力。

加强环境执法监督和环境监测预警，尽力提高环境保护监管能力和环境管理支撑能力，提高对突发环境事件预警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4、加强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

努力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确保完成国家确定的环保约束性指标，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切实改善重点区域的环境质量。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第4篇

一、对征服自然的批判

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 他们痛斥人类在草原上、森林中随意征服自然, 滥用科技工具及日益膨胀的欲望, 以此表达对自然生态的关怀。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作家, 他始终坚持以民族作家的身份进行写作, 写出大量反映鄂温克人生活的小说。他关注本族人的生存状况, 关注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的变迁。他的许多生态小说都围绕“鹿”与人的关系展开叙述和描写, 如《七叉犄角的公鹿》、《老人与鹿》、《越过克波河》等。鹿是鄂温克民族的动物图腾, 是乌热尔图系列森林小说的主线, 成为他批判人类随意破坏自然、征服自然行为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重要载体。《老人和鹿》是乌热尔图早期生态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中的老人与鹿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象喻, 生动地体现作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整体思想。曾经的鄂温克猎手———老人, 熟悉森林的每一棵树、每一条河, 常与松树喃喃私语。他每年都要来森林里住上几日, 听野鹿鸣叫的声音, 看朝阳映衬下七叉犄角公鹿矫健的身姿, 他说林子里的声音才是真正的歌。但当八十一岁的老人带着孙儿最后一次来到森林, 再也不能听到野鹿的鸣叫声, 再也不能看到野鹿矫健的身姿。他明白是人类为满足自己贪欲而毫无止境猎杀, 导致“树林里已经没有鹿了, 一只也没有了”。他告诫孙儿:“人永远离不开森林, 森林也离不开歌, 就像爱你的兄弟, 就像爱你的母亲, 那样爱吧, 爱吧。”之后老人凄然离世, 魂归自然。是的, “鹿没有了”, “人也消逝了”, 象征着生态和谐的“老人和鹿”, 在人类贪婪野蛮的暴行下已经不复存在。“鹿尽人亡”的残酷现实预示着人类在破坏、征服自然的同时, 也在毁灭自己, 自然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生态的悲剧。

与乌热尔图森林生态小说交相辉映的是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草原沙化为题材的生态小说。有着“大漠之子” (崔道怡语) 之誉的郭雪波, 从处女作《高高的乌兰哈达》就开始关注草原沙化这一生态问题, 此后几十年直到今天, 他仍孜孜不倦地书写沙漠、风沙、治沙, 以及在改造沙漠生态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中其他自然物的矛盾、冲撞, 他努力探究生态失衡的根源, 并不断加大批判力度。不论是早期的《沙狐》、《沙灌》等中短篇小说, 还是后来的《大漠狼孩》、《银狐》等长篇小说都是如此。进入新世纪, 郭雪波仍然把目光投向大漠, 《天风》、《树上人家》、《腾格尔山的一只兔子》等小说继续揭露与批判的主题, 反映人对自然的肆意践踏, 最终使原本适合人类居住的乐园变成一片沙海, 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居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家乡而移居别处。在谈及《大漠狼孩》的创作时, 郭雪波说:“我考虑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要摆正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不是自然征服者, 而是自然的依附者。宇宙有宇宙的法则, 地球有地球的法则, 人类是生存在地球上的生命群体, 不是地球的主宰者。我们只能是了解宇宙, 找到自己生存的轨迹。过去人们忽略了这个问题, 比较狂妄。什么‘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啦, 人本身是宇宙自然的东西, 不能本末倒置。”郭雪波的思考颇具代表性, 反映少数民族作家的共识。由此可见, 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小说创作, 并非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遭到破坏的愤怒之情的感性抒写, 也是对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哲学理性思考的结果。

二、对人性危机的反思

曾经是百鸟飞鸣、野生动物栖息的苍郁茂密的山林, 如今却是“树断了根, 枝叶焦黄, 鸟儿费力地抖动湿透的翅膀, 飞离迷雾的丛林” (乌热尔图《萨满, 我们的萨满》) ;曾经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 如今变成“浩瀚而汹涌的沙海, 在它波澜壮阔地向着天边推进的时候, 突然凝固下来, 变成条条高耸的沙珑。环顾周遭, 全是死一般的静寂、苍荒” (满都麦《马嘶狗吠人泣》) 。是什么, 又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恶果?

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认识到了生态危机背后其实潜藏着人性危机。他们发现欲望的膨胀导致人对自然的征服, 人对自然的征服强化人性的危机, 人性的危机又进一步造成生态的危机。如此恶性循环, 造成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处于人性危机中的人们心胸变得狭窄, 心眼狠毒, 极端自私, 丧失草原人原有的心胸宽广、坦荡、真诚和善良。在他们眼中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存在的, 是供人类利用和征服的工具, 只有人类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者。这些贪欲十足的人们并不把狐狸等动物看做是和人类一样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而只是看到它们身上能够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经济价值。在郭雪波的笔下, 狐类不仅有着美丽迷人的外表, 而且充满灵性。如《沙狐》中充满母性的温润的老沙狐, 《狐啸》中风情万种且弥漫着神秘气息的银狐, 它们对人类友善, 熟悉沙漠环境, 当人类面临生命危险时, 它们总是勇敢相救。然而人类却无视它们的善意, 为了获取狐狸美丽的皮毛, 获取眼前的经济利益, 竟然残忍地杀害这些生灵。更有甚者, 为了满足物质欲望, 泯灭良心, 恩将仇报。蒙古族作家阿尤尔扎纳的小说《绝地》的主人公巴德拉奇, 为了挖苁蓉只身赴沙漠深处并远离水源, 就在他满载而归的时候, 沙漠就像被掠夺心爱之物显出它狂怒的一面, 作品写道:“平静而慷慨的沙丘顿时挥舞起白色沙尘, 像被掠夺苁蓉的坚硬利刃刺伤的脊背。刹那间已是沙砾飞扬、天昏地暗, 为收获而喜悦的巴德拉奇别说是找到归去的路, 就连自己手掌的纹路也看不清了。”巴德拉奇在沙漠中游离了两天, 无奈之下只好以背上的苁蓉维持生命, 苁蓉吃完后, 巴德拉奇依然被困沙漠。就在他几乎已经放弃生的希望的时候, 沙漠中的一只母驼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他的生命, 并带他走到高地看到回家的路。可是巴德拉奇却背信弃义, 置救命之恩于不顾, 贪婪地薅拔母驼的驼绒, 想以此弥补自己失掉苁蓉的损失。不仅如此, 他还欲将母驼正在傲嗽待哺的幼驼牵出沙漠换取金钱。面对巴德拉奇的贪婪, 大自然狂怒, 顷刻间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清晰的路再一次消失, 最终巴德拉奇被掩埋在茫茫沙漠之中。巴德拉奇的死告诫人们:那些随意破坏草原自然生态, 迷失在财富欲望中的灵魂终将得到自然的惩罚。

三、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想的建构

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写作的最终目的, 是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传递一种新型的生态整体关爱伦理价值理念, 建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富有善良、宽容、博爱的人性之美。为此, 他们做了以下努力:

1. 追求人与自然的亲情同一关系。

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继承了萨满教的自然万物皆与人有亲情关系的观念, 在作品中作家们常常让主人公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 以这样神秘的方式表达对人与自然和谐建构的决心。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小说《达勒玛的神树》中的达勒玛老人在母熊的召唤下, 最终回到大自然;乌热尔图小说《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最喜爱的动物是驯鹿, 风雪交加的夜制造了一个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 吸引了老人。她光着脚打开门, 兴奋地走进灰暗的丛林里,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将最后的一丝温暖留在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 人与驯鹿真正融为一体。

郭雪波的《大漠狼孩》以更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与动物的关系,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小说讲述的是在一场人们猎杀狼群的浩劫中, 我救出一条小狼崽, 母狼却叼走我的弟弟小龙, 从此人与狼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惨烈争夺战———争夺狼孩儿。小龙喝着狼奶长, 变成心属荒野的狼孩;母狼将自己的满腔母爱灌注在狼孩身上, 并与其一起度过生命中的幸福与艰险。我和家人费力地追踪母狼, 并曾成功地解救回小龙。最终, 在母狼凄厉的哀嚎中, 被诱捕回家的小龙毅然选择荒野作为自己的归宿, 随狼而去, 消失在茫茫荒野之中。狼孩的选择格外具有深意, 作为人类后代的小龙在经过对自然文明 (以母狼为代表) 和人类文明的比较乃至犹豫后, 最后选择自然荒野而非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的交融中, 他寻找到生命中不可遏抑的自由, 回归到自然本性, 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品旨在告诉我们:人性的不完整是由于人类脱离自然造成的, 因而只有回到自然、感受自然才能唤起人类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之情。人类只有回到自然, 亲近自然, 才不会对自然进行妄为的、肆意的掠夺, 人与自然才能真正达到和谐, 世间万物才真正融为一体。

2. 致力于“生态人”形象的塑造。

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在生态小说中塑造一批具有生态人格的“生态人”形象, 表达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建构。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生态人”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生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 为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自己肩负的生态职责, 永不停止地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做着艰苦卓绝的抗争, 如郭雪波笔下的云灯喇嘛、白海、老双阳、老郑头, 《沙狐》中的老沙头等都是具有生态人格的人。《沙葬》中的云灯喇嘛善良、悲天悯物, 反对人类自居为万物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 认为人类在考虑自己的同时要想到自然中的“他者”, 才能与“他者”共享和谐的甜果。在热沙暴中, 沙井周围的各色生灵向人求救, 他向所有的生灵们敞开救助的大门。当侄子铁巴质疑反对他这种做法, 认为人比动物更重要时, 云灯喇嘛说:“人重要?那是你自个儿觉得。由狐狸看呢, 你重要吗?所有的生灵在地球上都是平等的, 沙漠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可贵, 不分高低贵贱》……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 比他们高明的人, 更应该带领他们一块儿躲过这个共同的灾难。停止仇恨和杀斗, 找出一条一块儿活下去的出路。这是佛的旨意啊!”并将仅剩的一点水分给各色生灵。当看到贪婪无知的铁巴为一张值一百五十块钱的狐皮欲追杀狐狸时, 不禁愤怒地感叹:“人是个太残忍太霸道的食肉动物, 看看你们这些不信佛的人, 啥不吃,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吃得那个全乎, 那个贪劲。人啊, 早晚把这个地球吃个干净吃个光!唉, 你说说, 人这玩艺儿还有救吗?”《沙狐》中的老沙头经过二十年的艰辛努力, 终于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开辟了一片“沙漠绿洲”, 这绿洲成为野生动物避难的家园。期间, 老沙头救助了一只瘸腿的小狐狸, 而小狐狸帮助他消灭了鼠害, 保住了沙漠植物。从此, 人与狐“之间有了一种默契, 谁也不伤害谁, 在这荒漠深处一起生活, 相安无事, 在漫长的孤寂中成了互相的慰藉”。人与自然在和相处中共存共荣的一幕着实令人感动、令人唏嘘。《大漠魂》中的老双阳不在乎村民的嘲笑, 坚持自己的想法, 义无反顾地带着干儿子狗蛋闯进大漠种植红糜子。一天又一天, 在沙坨子上开荒、种植、研究、反复播种, 苦苦守着沙坨子。老双阳在沙坨子上寻找能种植红糜子的地方, 不断地探索, 面对沙漠里恶劣的环境, 没有水源, 缺乏食物, 他没有退缩, 在沙坨中挖沙井, 牛趴下了, 自己背起犁头播种耕作。他分秒必争, 和沙漠抗争, 这种精神是无人能比的。文化馆的人请他跳“安代”并以给返销粮为报酬, 但他对此没有兴趣, 依旧回到沙坨上寻找种植红糜子的地方, 实现自己恢复草原面貌的愿望, 他的心中就只有恢复草原原有的面貌的想法。

另一类“生态人”则是经过内心复杂矛盾的斗争后, 由自然生灵的猎杀者转换为保护者。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中的猎手“我”本来是要猎杀公鹿的, 但最终演变为“我”极力保护公鹿。我的心理转折点在于, 当看到受了伤的公鹿还拼死保卫者家庭, 勇敢地与公狼进行殊死搏斗时, 潜藏于我内心的怜悯及对动物生命的敬畏帮助“我”完成角色的转换———由公鹿的敌人变成公鹿的朋友, 进而从内心产生一种对猎杀对象从未有过的人道情怀:“我的心疼极了, 想不出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也为自己对他无能为力觉得惭愧。”这种由渴望捕猎野生动物转换为希望尽己所能保护野生动物的心理变化, 充分表达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乌热尔图的另一篇小说《胎》更细致地描写猎人舒日克为猎杀一头怀孕的母鹿而真诚的自责、真心惭悔的心理。舒日克捕获了一头怀孕的母鹿, 由母鹿联想到自己怀孕的妻子, 不忍心杀死它。但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后, 舒日克还是杀死了这头母鹿, 然而没有了往日猎杀动物后的快感, 母鹿和妻子、鹿胎和胎儿在他脑海里交替闪现, 使他感觉杀死的不是母鹿, 而是自己的妻子。自责、懊悔、醒悟、恐惧、厌恶诸般感情交集于心, 挥之不去。舒日克的自责和懊悔, 让我们看到希望, 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3. 褒扬人性之善之美, 揭露人性之恶之丑。

如前所述生态危机折射出的不仅是自然的危机, 人性的危机才是核心。所以, 生态批评鼓励作家们要充分利用文学的特殊形式, 纠正人性的危机, 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自然情感重新灌注回人自身, 唤醒人类沉睡已久的完整健全的精神生态, 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在人的精神生态建构问题上, 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主要通过两类人物形象的对比来完成。

一类是有健康理想的人格的人, 他们心胸宽广, 热爱自然, 为保护草原生态进行着奋斗与抗争, 是人性善的代表, 如布日古德、阿杰、纳木吉拉等。蒙古族女作家乌兰小说《滩狼》中的主人公阿杰有魁梧的身躯, 年近七旬还能打败三个年轻的盗墓贼, 虽然脾气暴躁却遵守自然的规则热爱着自然中的一切。他不让外地人挖发菜, 因为这破坏了草原的植被;不让“我”打狼因为狼已被人类几乎打绝, 而且狼又是草原生态平衡的重要维持。除此之外, 阿杰还有博爱之心。当欺骗了阿杰的两个外地人遭到风雪的围困时, 阿杰毫不犹豫地救了他们, 因为在阿杰的眼中, 钱不算什么,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类则是人格低劣、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人, 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便大肆掠夺破坏生态平衡, 是人性恶的代表。如大胡子主任、铁巴等。《沙狐》中的大胡子主任, 无论老沙头怎么阻拦, 他一心要把老沙狐打死, 即使最后老沙狐救了他的命, 也不能逃过这场劫难;《沙葬》中的铁巴, 为了得到动物的皮卖钱, 为了一点点利益, 看见野生动物就要捕杀, 在躲避热沙暴的路上, 发现有狐狸的踪迹, 不顾风暴的危险也要捕杀狐狸, 最后没有躲过灾难。这些人的心已经被利益淹没, 他们漠视一切生命。

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正是通过对有着理想人格、善良人性人物的褒扬, 对人格低劣、人性丑陋人物的批判, 高扬人性之善之美, 揭露人性之恶之丑, 表达一种对完美人格的渴望与追求。这也许是具有高度生态责任感的少数民族作家为拯救自然危机、拯救人性危机, 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世界所开具的一剂良方。

摘要：在生态批评的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 挖掘和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亮点。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小说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 主要体现为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的随意征服自然行为的批判, 对人性危机造成自然危机恶果的反思, 以及积极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想的努力等方面。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思想,征服自然,人性危机,生态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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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李长忠.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乌热尔图.萨满, 我们的萨满 (短篇小说集) [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第5篇

从生态伦理视角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价值

云南少数民族由于其原始崇拜、风俗习惯、禁忌和宗教信仰等原因,客观上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看,云南少数民族遵循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因而其生态行为是道德的.同时,这些行为又为今天云南省的旅游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作 者：胡靖勇 HU Jing-yong 作者单位：云南警官学院,云南,昆明,650223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年，卷(期)：“”(7)分类号：G03关键词：云南 少数民族 生态环境 伦理道德 文化价值

当代少数民族美术的生态(一) 第6篇

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每一个民族都有着漫长的民族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可以说,各少数民族的美术都形象地记录了本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及思想情趣,成为中国美术宝库中独具魅力的一颗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与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协调,各少数民族的美术创作及文化生态均有良好的发展和繁荣。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对我国少数民族美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近些年来不少精美有趣、活泼自然的少数民族美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鉴于此种并不乐观的发展境况,[热点述评]栏目特别策划了连续两期的“当代少数民族美术的生态”选题,希望通过深入调研和冷静观察,增强我们对于文化多样性和生态整体性的深刻认识与保护意识。

[前沿报道]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第7篇

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成果的总和,象征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反映了人类社会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于“文明”,恩格斯有一个十分简明的说法:“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此说法虽然很简明,却深刻的揭示了文明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的演变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缓慢而曲折的进化过程,形成不同等级形态的兴衰替代序列。前两个阶段是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后来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辉煌的现代化生活,但也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又开启了绿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

(一)原始文明及农业文明

当人类经过石器时代的文化之后,人类文明开始产生,一般把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称为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这一时期由于人口数量少、需求量小,农产品主要依靠土地和可再生资源生产。由于没有化学物品的使用,使得自然力量能够恢复被简单生产所消耗的自然资源。这一时期的文明是初始的、低级的,是受自然奴役的文明阶段,人类慑服于自然威力之下,无力改造自然,是自然界的奴隶。

农业的发展解决了原始人类的生存危机,铁制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明转型——农业文明。这一阶段人类的活动是以农业、渔业和畜牧业为主,以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产业格局。由于开采能力所限,不可再生的资源使用量少,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很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小,可再生资源能够得到自然的恢复和平衡,基本上是一种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相契合的完全循环流动模式。相对于自然资本来说,这一时期物质匮乏,人类生活贫瘠,难以维持生存,人造资本是稀缺的,但自然资本十分丰富,世界处于“空”的天然状态,即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空间远大于经济规模。

纵观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很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人类经济活动基本上是直接利用和强化自然的过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也是局部的、表层的,并没有造成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只是一种在落后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生态平衡,而不是人们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1]”。

(二)工业文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征服

18世纪末19世纪初,蒸汽机械动力推动了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随后的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出现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20世纪末的电子、信息、生物和微电子技术等触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知识密集型工业产业迅速崛起。现代产业体系以前所未有的生产创新能力,在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富足、极大的便利性和社会繁荣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消耗、破坏着它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现代产业在物质流动方式上所采取的是一种以“资源——产品——废弃物”为基本特征的线性流动模式,人们通常称之为“通量经济”(throughput economy),“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是这一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

工业文明导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质,是资源代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滞留或低效耗竭。显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的最大根源是工业活动,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带来的资源紧缺以及产生大量自然界不能消化吸收的废弃物所造成的后果,人们过去担心资源枯竭,即“源”的问题,但事实上,限制经济增长和人类生存发展最关键的是环境的废物吸收能力,也就是“汇”的问题[2]。由于地球是竞争性和非排他的,地球变的越来越拥挤,物质财富和大量废弃物规模接近或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使地球成为“满”的世界[3],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人们对此进行反思,并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开启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历程。

(三)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在希腊语中是住所或栖息地的意思,原意是“生物之家”。而当今“生态”则是指“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所有的生命或非生命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Michael Allaby.1998),即由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完整系统。生态系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提供给人类广泛的必需品和服务,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支持系统,是人类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具有不可代替的最高价值[4]。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社会文明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领域的扩展和延伸。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要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观念,树立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发展观以及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环境的绿色消费观。生态文明在哲学层面上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上的一种更高形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5]。正如中国生态学会会长王如松研究员高度概括生态文明内涵所述: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经济生态化发展战略,从源头预防到全过程控制,改变原来对自然界无限索取的生产与生存方式,向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和开发再生资源的方向转变,向恢复自然生态和扩充环境容量的方向转变,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人类既要享受工业文明的丰富成果,也要实现自然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双向协调,努力使地球维持“和谐稳态”世界的生态文明状态。

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的一致性

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文化伦理和独有的民族风俗和保护生态环境、珍惜野生动物的生态伦理观念,促成了自然与人的互动关系和良性循环。

(一)整体和谐的自然观

善待自然是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模式。少数民族群众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和世间万物都由自然演生,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根基和最终归宿,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协调发展。比如,北方信奉萨满教的少数民族认为人类的祖先和动物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6],保护动物就是保护自身,告诫人们要善待自然及其万物,要与各种生命和睦相处。此种生态思想无疑在客观上起到规范协调少数民族群众的行为方式,促进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和谐。

(二)循环利用的生产观

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可选择性,少数民族必须依赖现实的自然条件进行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针对性和环境适应性的实用生存观。这些生存观念在减少污染、绿色消费、较少破坏自然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起到重要引导作用,维持着当地的生态平衡,协调着人与环境的融合,其生活方式实用简单、淳朴、天然,还原于自然。如游牧民族采用不断的迁徙和流动的移牧、轮牧和游牧方式,减轻草原和草场的人为压力,确保牧草和水源的生生不息和永不枯竭,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三)敬畏生命的平等观

人类属于地球,但地球却不属于人类,她属于世上万物。“天地崇拜”是少数民族自然崇拜的重要内容之一[7],主要是先民以神灵的名义进行积极主动的生态保护方式,体现了少数民族先民早期的生态意识,能够引起和强化人们对这些自然现象变化的关注并加以维护。藏族关于生物世界的古老思想观点是生物同源、生命相关;景颇族所信神灵较多,凡与自然、劳动、生活有关的事物是“万物有神灵”;云南省德昂族的自然崇拜主要表现在对鬼树、寨神树、蛇神、天、地、山神等的崇拜。

(四)“天人合一”的文化观

在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就蕴涵着质朴的生态伦理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断(《道德经》第25章),反应了人类顺应自然,效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佛教的“万物平等”、“好生勿杀”,儒家的“天人合一”等体现了传统生态文化的沉积厚重、深远影响,都是把天地万物与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这些文化思想有利于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平等、不同物种的多元化共存以及资源的循环再生,这一理念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世上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这与少数民族“敬畏生命的平等观”具有一致性;自然界不同物种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关系,共同维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不应因某种生物过度发展而导致其他种类的灭绝,这正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整体和谐”自然观的体现;生态文明的本质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和人们的幸福感受,这正与少数民族“简朴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

少数民族共同的宗教意识、民族风俗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载体,也是民族认同和少数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由于思想观念和伦理传统作用在人的内心,依靠大众信念来维系,通过对人们的潜移默化,获得一种内在的信念与力量,直接影响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对人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因此,传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对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

我国四大生态脆弱带(高寒、沙漠、黄土和喀斯特)大多分布在民族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严重恶化趋势。森林、湿地的过度利用和破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土地沙化、物种灭绝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不仅影响到民族地区群众的生存与发展,还出现了环境难民和民族冲突,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安全,还有可能转变为相应的社会风险。作为祖国边陲绿色屏障和生态多样性宝库的民族地区,面临着保护生态环境与加快经济发展的双重重任,民族地区应努力保护和发扬优秀民族生态文化,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对自然的自觉关怀为内在约束,通过将“生态化”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落实到文化、经济、社会四维一体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来实现“自然——人——社会”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多个方面的层次,有文化意识文明、行为规范文明、法规制度文明,也有经济产业文明[8]。生态文明建设内容不仅包含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价值观、传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化,包括节能减排、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包括简朴生活、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消费模式,以及发展生态产业为主导的循环型经济的增长方式等多层次、多视角的建设内容。

第一,保护和发扬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所提倡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反映人们追求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形成了人们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与现代生态伦理具有一致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积极作用。应当总结和发扬这些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而节制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

藏族中华民族中最保护生态的少数民族,藏区的雪域高原、人、动物、植物整个就是一首生态诗。藏民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向自然没有什么索取,来自自然又回到了自然,一切看得那么平淡;在文化艺术方面,蒙古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和湖泊,其悠悠长音隐含着人对自然及万物的崇拜与敬畏,期盼着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境,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有着深层次的作用。

第二,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优势,完善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按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民族自治地方都享有立法权,可以根据当地基层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制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补充具体的执行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有力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呼伦贝尔市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制定与生态建设配套的地方政策,先后印发了《呼伦贝尔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呼伦贝尔市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等综合性保护文件;鄂伦春自治旗先后制定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捕猎野生动物的决定》、《鄂伦春自治旗土地管理条例》等七项地方法规以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 培养“生态公民”意识,提倡“绿色消费”。

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而危害环境的行为又是同人们对环境缺乏正确认识相关联的。生态文明呼唤“生态公民”,通过普及生态环境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态意识,促使人们形成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行为规范,逐渐树立协调自然观、适度消费观、持续发展观。“公民意识”胜过千条法规,“生态公民”的培养是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培养“生态公民意识”,承担“公民责任”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一条根本途径。根据公民个体理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教育、法律、行政、经济及其他激励为主、强制为辅的手段,结合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构建起公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方法措施。

少数民族崇尚俭约,生活简朴。简约生活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之一,他们崇拜“回归自然”,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与大自然融合,得到精神上的美的享受,努力实现与自然生态保护相一致的消费方式。

第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休生养息”保护生态资源。

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物质价值观,而生态文明则要求形成“人——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人类发展必须走可持续之路,可持续发展呼唤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种善待地球的经济模式,一种环境友好的经济模式——生态循环经济。生态循环经济倡导的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有助于民族地区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把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循环的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走上发展循环生态经济的轨道[9]。

人类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进行生产活动,即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必须协调发展。循环农业发展范例——“广西恭城模式”。“恭城模式”是按照生态循环经济的理念,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大力发展“种植——加工——养殖——沼气——旅游”多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通过发展乡村生态循环农业,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在维护和优化乡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农民获得来自多方面的稳定收入,在家门口致富。

第五,立足民族特色,发展低碳特色产业。

贫困是生态及其他灾难的根源,如果不考虑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生态保护,这种行为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克服贫困,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民族地区要在市场经济中占有竞争优势,就必须发展特色经济,应结合当地民族特色——“族情”、区位优势——“区情”、市场需求——“商情”,选择培育适合本地区的特色低碳产业发展模式,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水平。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是包括生产、消费在内的生产全过程的物质消耗循环利用和生态化,保证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和劳务经济物质能源消耗低,是独具特色的低碳产业,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灿烂绚丽的文化和得天独厚的民族区位优势,具有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劳务经济的优越条件。延边朝鲜族群众与韩国的朝鲜民族有着共同的血缘,相似的文化传统、相通的民俗风情,能在对韩国的交流中最大限度地减少障碍,为其赴韩劳务提供了良好的民族文化基础和语言条件。劳务经济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民族地区一定时期凸显的一种特色经济。延边州劳动就业部门按照“教你一门技术、介绍一个岗位、致富一个家庭、带动一方百姓、发展一域经济”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大力度,搞好外派劳务人员的技能培训,极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摘要：工业社会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特征的工业文明时期,现代工业体系在创造出空前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同时,也不断地消耗、破坏着自然资源和人类的生存环境。我国少数民族群众整体和谐的自然观、敬畏生命的平等观以及循环再生的生产观等生态伦理思想与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一致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包括传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化,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优势、完善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培养“生态公民”、提倡“绿色消费”以及发展循环生态产业和低碳产业为主导的特色经济等。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伦理,循环经济,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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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姬镇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4-120.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综述 第8篇

一、原始宗教中的生态文化因素研究

以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为主题的研究中, 包含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张桥贵在《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现代价值》 (2003) 一文中列举了云南少数民族人们在崇拜山、水、土地、动植物方面和生产活动前举行祭献仪式方面的鲜活事例, 初步地探究了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论的生态价值及其在现代生态保护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戴波、蒙睿 (2004) 的《云南彝族多样性图腾崇拜及生态学意义》一文对种类繁多的彝族图腾崇拜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对彝族图腾的归纳总结, 剖析了图腾文化背后所蕴藏的生态因素。文章指出, 很多彝族图腾崇拜都具有生态特点, 如:山、水、动植物图腾崇拜, 这种图腾文化与人们居住的生态环境、民族生态文化是紧密相关的, 由图腾崇拜衍生出的图腾禁忌中反映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态道德精神, 这对我国生态道德建设具有宝贵指导意义。林幼斌、黎纯阳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态环境保护》 (2006) 一文以具体事例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识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表面上来看, 自然崇拜是一种少数民族人们为取悦自然神灵的宗教崇拜, 但其实质是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明的具体影射。多样的自然崇拜是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在不了解自然规律的时期, 对破坏自然环境后遭到自然力报复的一种理性的反思。何燕霞, 段敏芳 (2009) 在《浅论白族本主崇拜及其和谐思想》一文以白族本主崇拜为研究主题, 对本主崇拜的内容、生态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总结了白族本主崇拜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和谐共处的思想。白族本主崇拜按内容分为三大类型:自然崇拜的本主神、神灵崇拜的本主神、人物崇拜的本主神。本主自然崇拜的天人合一生态观体现了白族人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何燕霞 (2010) 的《论云南少数民族自然崇拜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着重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自然崇拜的理性内涵。文章认为遵循自然规律, 与自然共生共存和适度消费的理性因素对于当今提高生态文明意识、转变消费模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刘垚的《宗教对傣族生态环境思想的影响》 (2011) 一文, 通过对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傣族“万物有灵”、“万物一体”及“众生平等”生态观的论述, 认为傣族生态思想的形成源于原始宗教。

二、风俗禁忌中的生态文化因素研究

李本书、王海锋的 (2005) 《现代生存论语境下民族禁忌的生态伦理价值》一文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山水、树木、动植物、生计方式方面的禁忌, 剖析了其中潜藏的哲学蕴意, 发现了这些有关自然禁忌所具有的宝贵生态价值。文章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种类繁多的风俗禁忌是促进云南地区生物多样、维系生态平衡的不竭动力。廖春华 (2006) 《云南彝族、佤族、德昂族传统文化习俗与森林资源关系的调查研究》一文论述了彝族、佤族和德昂族独特传统文化习俗中的生态保护精神, 诠释了其风俗禁忌的生态功能。李本书 (2008) 《傣族“龙山林”文化禁忌与边疆生态环境的安全》:傣族人们认为“龙山林”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 傣族人规定族人们不得在“龙山林”区域内进行伐木、猎捕活动, 这种原始禁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云南的生态安全。作者指出, 傣族的这种“龙山林”文化现象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于保护自然的禁忌, 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张唯一 (2011) 的《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环境保护》以生态角度审视了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 文章结合许多鲜活的事例揭示了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生态因素。作者认为原始禁忌有力地维护了云南的原始自然风貌, 使当地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和谐相处的局面。梅军 (2012) 《苗族禁忌习俗中的生态功能浅析》认为苗族的许多禁忌习俗中传承了云南少数民族人们灿烂的生态智慧, 这些生态智慧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适应生存环境, 同时还有益于维护生态平衡, 加速生态恢复。作者指出, 强化苗族禁忌习俗的生态功能、优化、整合其外化形式可有利的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及生态文明的建设。

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1. 神话研究。

翟鹏玉 (2007) 在《壮族稻作神话群与民族生态审美叙事》一文中主要对壮族的“那”文化稻作神话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了。作者认为壮族稻作神话是一种集科技理解与生态选择有机融合的生态审美范式, 其中很多稻作神话饱含着珍贵的朴素生态观, 这些生态智慧为我们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提供了现实、有效的文化参照。罗义群 (2008) 《苗族神话思维与生态哲学观》:在苗族的神话中, “气”指的是天地自然神灵的生命表现形式, 人相相对于自然神灵只不过是“过客”、“儿子”的角色, 人们的生存是依赖于自然神灵的“气”的滋养。因此, 苗族神话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们要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人们应该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刘亚虎 (2008) 《支配与和谐———南方民族与自然关系神话中的深层意识》一文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神话并从两方面论述了人同自然的深层关系。一方面, 南方少数民族的先民们为了获得在自然界中的主宰地位, 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和自然物进行抗衡;另一方面, 他们还通过制定制约人类某些过度的行为的规约以保护自然环境, 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关系, 体现了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观念。杨文辉 (2009) 的《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文对佤族《司岗里》神话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司岗里》神话是佤族人们对于人类起源认识, 是佤族人们生命观的集中体现。在《司岗里》神话中, 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患难与共, 动植物与人类地位等同, 这对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解决当今生态危机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余敏先 (2012) 《禁忌与诉求———中国南方民族洪水再生神话的生态解读》, 作者以生态视角剖析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以禁忌为主题的洪水再生神话中的生态诉求。这类洪水再生神话警示着人类应该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不断地提升我们自身的生态道德意识, 以此来使得人类长久、平安地生存下去。

2. 口传文学研究。

杨海涛 (2000) 的《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一文从生态视角出发, 深入、系统地挖掘了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潜藏的生态意识。作者在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的众多原生态口传文学中发现了人与自然同源的亲密关系, 也就是说自然是与人类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形式。这种同源的观点体现出了云南少数民族人们的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世界观。同时,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血亲同源观进行了详实的论述:一是人与自然兄弟血亲关系的生态意识。纳西族的东巴经神话中, 自然界的万物统称为“孰”, 人类的祖先与“孰”是同父的, 所以, 如果人们乱砍乱伐、肆意捕猎就会受到“孰”即大自然的惩罚。二是云南少数民族树神崇拜中的环保意识。以哈尼族为例, 由于哈尼族人们对神树的崇拜, 族人们对森林进行了生态意义上的划分和保护, 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森林的覆盖率。三是云南少数民族丧葬祭仪方面有着浓重的灵魂归宿观, 其中蕴含着生态意识。在云南地区的丧葬祭祀中, 人们需由一位祭司专门吟诵的“指路经”, “指路经”的内容主要是对祖先居住地方的高山、森林、河流、动物、庄稼的具体描绘, 这客观地告诫人们要珍爱自然。沈茜 (2009) 《生态文学视野中的苗族古歌艺术》对瑰丽多姿的苗族古歌进行了生态维度的深刻剖析, 苗族谷歌的题材十分广泛, 很多古歌都充满着浓厚的生态意蕴, 充分地体现出苗族人们热爱自然, 追求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观。王军健 (2010) 《傣族谚语蕴含的生态观念解读》考察了傣族谚语中所体现的传统生态观, 作者认为傣族谚语中蕴含着人们敬畏神圣自然的生态精神, 从傣族谚语中总结出了人们值判断依赖外在的万物、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目标是为保护生态、构建和谐家园的核心思想。袁翔珠 (2010) 的《论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生态观》:南方少数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口头文学体系, 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主要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歌谣等。南方地区少数民族人们以各种形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口头文学相融合, 借助口头文学俗易懂的特点将其传统生态观念世代相传。作者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生态智慧深刻的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他们对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和谐发展的认识与理解。

四、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规约研究

古开弼 (2004) 《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研究了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一定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之上而形成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间规约。西双版纳傣族的《布双郎》、《土司对百姓的训条》, 苗族的“榔规”、“榔约”、“议榔词”, 侗族的“款约”与“款首裁决”, 水族的“封山议榔”和“毁林罚戏”, 布依族的“榔团盟约”与“文明公约”, 壮族的“都老制”与“都老裁定”, 瑶族的“石牌”与“料令”以及哈尼族的“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都涉及了生态资源保护的内容。在原始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中, 宝贵的生态道德规范得以传承, 在传承中积淀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信念、功德观等, 这为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刘志伟 (2010) 《浅析历史时期云南乡规民约中的环境意识———以云南现存1949年以前的乡规民约石刻为例》一文通过分析84块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的深入研究, 对云南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意识进行梳理。林移刚, 刘志伟《从乡规民约石刻看历史时期云南民间的环境意识》 (2012) , 云南地区现存的乡规、民约石刻真实的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人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作者对大量的生态保护条款进行了整理、解析, 从中凝炼出云南少数民族先民们朴素的生态观。

五、传统生计方式中的生态文化维度研究

白玉宝的 (1994) 《论哈尼族梯田稻作的生态机制》以生态视角对哈尼族梯田稻作的生态文化本质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 哈尼族梯田文化是哈尼族人们对自然本质的把握, 是天人合一观念的真实写照, 更是他们处理人地关系准则的集中表现。尹绍亭 (2000)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廖国强在 (2001) 《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农业中的生态文化》两篇文章对云南少数民族经典的传统农业方式———刀耕火种农业中的生态文化进行探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是云南少数民族人们朴素生态观的具体体现。传统刀耕火种农业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为维系生态整体的平衡而提倡的要适度开发;二是实行有序的垦休循环制;三是保护自然植被和人工造林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郭家骥1998《西双版纳傣族的稻作文化研究》、童绍玉 (2002) 《云南稻作民族文化生态》都对云南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稻作文化进行了生态维度的研究, 文章指出云南少数民族的稻作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适应, 在能动地长期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中, 特有的稻作生产方式应运而生, 并且这种农耕生产方式维护了当地的生态平衡。郭家骥 (2006) 《云南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类型》:由于云南的地貌十分复杂, 因此, 他们的生态文化是以生计方式为主线的。生计方式的类型可大致概括为四种:滇西北高山草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亚热带山区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亚热带缓坡山地梯田稻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坝区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作者在文章中对每一种类型进行了分析, 着重论述了每种类型中自然与文化间互动调适的过程, 深入地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生计方式所包含的生态因素。杨士杰 (2006) 《论云南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生态保护》一文, 作者以佤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基诺族为研究对象, 介绍了他们采取轮耕、种水冬瓜树的方法来改善落后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土地贫瘠。这种轮耕进一步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保护的积极影响。

浅析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态旅游现状 第9篇

一、阿坝州旅游业现状分析

阿坝州位于长江、黄河上游, 四川省西北部, 青藏高原东南缘, 北部与青海、甘肃省相邻, 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成都、绵阳、德阳、雅安、甘孜等市州接壤;地域南北长414公里、东西宽360公里, 幅员84 241平方公里, 总人口84万, 其中, 藏族占52.5%, 羌族占17.4%, 汉族占26.8%, 其他民族占3.3%, 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全国主要羌族聚居区;也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草地”, 有6个县、110个乡 (镇) 被命名为老革命根据地。

目前, 阿坝州有3个世界级风景区, 3个省级风景区, 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01个一级景点, 38个二级景点, 19个三级景点, 5个人文景观板块:长征史诗、历史文化、羌文化、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形成了北看黄龙九寨水, 南观卧龙四姑娘山, 中游峡谷大草原, 重走红军长征路, 再赏民族和远离都市的地理环境。同时多样的气候造就了独特的山川地貌、动植物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让阿坝州为世界级的旅游圣地。

(一) 阿坝州旅游收入现状

2013年, 阿坝州各大景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 269.5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10.99亿元, 其中, 黄龙景区接待游客231.5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3.95亿元;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364.3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6.54亿元;四姑娘山景区接待游客13.68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889.5万元;达古冰川景区接待游客5.99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355.15万元。发展旅游业, 让阿坝州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也加速当地农牧民的脱贫。

(二) 阿坝州旅游业发展潜力

随着国家开发战略重点的西移和四川省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 阿坝州的区位优势更显突出。各级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促进地震灾区重建、新建专项规划。通过对口援建, 阿坝州与援建省、市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 这有利于发展加快发展阿坝州经济, 从而也刺激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不仅是经济效益型产业, 而且是资源叠加型产业, 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全州旅游经营模式的形成, 适应了区内外旅游市场大发展的需要, 也推动了区内外旅游活动由自发性、盲目性向有序化、目标化转变, 使全州旅游业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

二、阿坝州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阿坝州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 由于管理、规划等的欠缺, 在部分景区景点出现了对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 旅游景区的粗放式经营;旅游者的大量进入, 超过阿坝州当地旅游接待地的接待能力, 超负荷运营, 给旅游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一) 旅游景区生态脆弱

阿坝州以农牧业为主, 耕作的农业土地少, 人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极小, 所以在开发旅游之前都较为完好地保持了原始环境。然而, 在旅游开发初期, 由于地方政府和个人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 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问题, 对旅游资源盲目开发, 破坏了景区原始环境样貌, 景区的地质环境开始慢慢恶化。如滥砍滥伐、泥石流灾害、对野生动物的残害等, 生活垃圾等造成的河流污染、水污染造成的鱼类大量死亡, 地下水位下降、森林萎缩、草场退化及环境受到污染等使旅游景区生态变得越来越脆弱。

(二) 旅游景区载客量有限

阿坝州各个景区容量有限, 但是趋之若鹜的游客超过了景区承载量, 导致景区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例如, 世界级旅游景区九寨沟, 景区面积仅有90.275 km2, 景区内湖泊和水道总面积2.85 km2, 约占景区面积的1/30, 以科学的计算方式计算:景区最优的客容量为12 000/每天, 最大28 000人/每天。九寨沟景区容量有限, 虽然有规定限制进景区的人数, 但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游客会比限进的人数多出许多, 这不得不使景区超负荷运营。这不仅不利于九寨沟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也不利于生态保护。由于游客过多, 使本就遭到破坏的景区生态加速恶化。在阿坝州, 还有很多类似九寨沟的情况。

(三) 环境污染严重

旅游是一种个人的行为, 是依靠旅游环境产生的, 对环境依赖程度高。因游客认识上的差距和行为上的不当, 众多的旅游者过度的消耗旅游资源, 将其当做取之不尽的财富。他们过度的消耗资源会造成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污染, 加剧旅游、资源、环境三方的矛盾。环境污染到了一定程度上给旅游业造成毁灭性的危害。目前, 阿坝州在开发与利用旅游资源中, 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由于没有保护意识一方面会因为过度开发所造成的旅游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 又会造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恶性循环, 造成旅游生态环境恶化, 影响到旅游资源开关的可持续发展。

(四) 旅游业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落后

现在阿坝州旅游行业的管理水平总体较低, 其原因有:旅游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旅游业发展历史短等。让旅游业“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创收多”的特点难以体现。从阿坝州整体上看, 各县对于景点的指导力度不够、各县的链接沟通匮乏, 以致整个阿坝州对于景区景点之间的宏观协调力度不够, 出现界限分割、各自为政、地方保护主义等。从旅游业整体上看, 旅游企业规模小, 分布广而散, 竞争力弱, 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和扩张能力。因此, 管理和运行机制的落后, 是阻碍阿坝州旅游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三、阿坝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对于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 如果开发不当, 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公地的悲剧”中得到启示。“公地的悲剧”理论是美国学者哈丁在他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在哈丁所描述的模型中, 牧民们拥有免费并且没有限制的草场。在这个草场生态系统中, 牧场是公有的, 而奶牛是牧民们自己的。牧民们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盲目地增加自己饲养的奶牛。但是, 草场的承载量是有限的, 由于奶牛超过了限制的数量, 所以给草场带来了损害。而草场的损害是由其拥有者也就是牧民们自己承担的。牧民们盲目增加奶牛数量使草场损害, 出现退化现象, 直至草场消失。

(一) 环境保护应贯穿旅游业全过程

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为了借生态环境来增加旅游项目, 吸引游客, 而环境保护则是为了使资源循环利用, 二者相辅相成。因此, 在开发旅游资源同时要兼顾环境保护。首先, 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机构, 明确景区、景点的保护范围, 并全面落实到每一个责任区。严格管理对生态环境有危害的一切, 如火源的管理、垃圾的分类处理等。并且设立保安小组, 制止一切毁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如乱砍滥伐天然林、乱扔垃圾、乱涂乱画等行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使全州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其次, 必须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对景区的吃、住、行等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最后, 必须严格落实景区的总体规划设计, 坚持“沟内游、沟外住”的原则, 保护旅游资源的生态环境, 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 发展牧民旅游接待处, 缓解旅游景区负担

以牧民户为重点, 培育成第一批旅游接待示范户, 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服务技能培训, 发展本村 (寨) 导游讲解员, 规范从业人员礼仪, 不断提高旅游接待质量。建立饮食、住宿、购物、娱乐等安全保障体系, 制订安全管理措施, 确保旅游安全。建立以公安、交通、劳动、质量监督、旅游等部门组成的旅游监督机构, 确保精品村寨旅游业长远发展。继续探索多种经营管理模式, 加强和促进乡村旅游村寨创新管理, 不断增加群众收入, 制定和完善旅游行为规范, 加强对经营者的检查与监督, 为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且有效的减少大九寨景区的旅游压力, 将游客分流, 把阿坝州旅游优势发挥到极致。

(三) 加强景区监管并引导游客“绿色”消费

阿坝州旅游景区应该制定一系列强而有效的保护自然环境的管理条例。景区管理局应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 配备专职人员对景区进行科学化的管理、维护、调查、观测、监测、研究, 及时处理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事情, 强化保护措施。景区管理局还应依法建立健全保护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 将生态保护的理念细化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审核宾馆、道路等建设项目, 严格测评项目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把环境规划、旅游规划具体结合落实到实处, 对景区饭店排污设施要经常检查, 严禁因为人为破坏景区环境的行为, 一旦发现, 按照法规制度, 一律严惩不贷。

(四) 加强政府管理, 宏观把握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开发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 依靠科学的管理模式, 才能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旅游业是政府主导型的综合性产业,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解决好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可以借鉴学习国内外优秀旅游景区先进的旅游发展经验, 然后对症下药, 逐步建立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有藏羌特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首先, 各级政府要认真制定好旅游总体规划, 充分发挥对旅游业的指导作用, 调整经济结构, 带动阿坝州内部旅游经济市场发展。同时, 要对全州旅游经济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按照客源的结构、客源的流量以及不同层次和内容的需求来选择开发经济效益好、吸引力强的资源, 对旅游项目进行合理优化配置, 开辟更多的景区景点, 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其次, 要做好旅游类型的搭配、景观的交叉、线路的流畅与科学、景区的衔接与互补, 促进各个旅游地点的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 阿坝州旅游产业经历了快速发展, 现已经是当地发展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但如何让当地旅游业走持续、健康、生态之路, 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老百姓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西部经济较落后地区, 在我国积极实施旅游扶贫攻坚战略的大好政策引导下, 在发展一、二产业先天优势不足、后天潜力不够的现实情况下, 利用自身丰富的、能借以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自然资源、民俗资源, 倾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由此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不失为一条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杨秋, 庄春辉.阿坝州发展旅游业的潜力及对策[J].天府新论, 2010, (1) :10-13.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第10篇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环境保护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加剧, 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伦理学意义上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当前, 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现代人实施全面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 使其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只有每个人在内心中都树立起保护环境、爱护生命、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 真正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换,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态危机问题。

少数民族在其历史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中, 形成了原始崇拜意识。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精灵崇拜和生殖器崇拜等多种形式。这些原始崇拜无疑反映了原始先民的意识和行为。原始先民们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劳动和繁衍, 使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弃其神秘、愚昧的成分, 取其环保、生态的合理观念, 则其中不乏许多令人吸取之精华, 如对山、水、石、土等的自然崇拜, 对树、草等植物的崇拜, 对虎、熊、蛙、蛇等的动物崇拜, 以及将这些自然动植物作为图腾和神灵而崇拜的种种观念, 客观上都起到了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些观念通过代代相传, 形成了许多关于环保的禁忌和戒律, 也养成了许多风俗习惯, 这才使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较好地受到保护。

一、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环境观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边陲的绿色屏障和生态多样性的宝库, 其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生态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生态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生态环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本, 而且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的优秀读本。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了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文化, 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和思想, 如:尊重自然、善待生命、合理开发、节制贪欲等, 这些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们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农耕经济、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中, 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这些对于保护云南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物种多样性, 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 在当今社会, 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和传统观念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各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禁忌和信仰也伴随着民间崇拜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1. 藏族

藏族先民的原始崇拜为多神崇拜, 他们“相信土有土神, 水有水神, 石有石神, 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一切, 都有鬼神主宰”。因此, 藏族同胞对水、土、森林、山等自然界的很多东西都有着十分敬畏的心理。迪庆境内的梅里雪山更被当地居民奉为神山, 任何人不敢越雷池半步, 加之海拔的原因, 山上终年积雪、景色秀丽。位于德钦县内其主峰卡瓦格博峰脚下的千年冰川也令世人瞩目。正是藏族人民具有以神山崇为核心的包括寺院周围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保护行为, 才使云南省中甸和德钦地区大面积的森林植被较好地保存下来。

2. 纳西族

纳西族先民的动物崇拜更加突出, 他们崇拜虎、牛、牦牛和青蛙。他们认为世界由这些动物的肢体演变而来, 还从对青蛙的崇拜建构出了青蛙八卦图, 也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巴格图》。流传下来的神话中有许多是关于青蛙的描述, 而今纳西人的生活习惯中也留有青蛙崇拜的痕迹, 比如忌食青蛙, 严禁伤害青蛙, 等等。

3. 傣族

傣族至今保持着对树和水的崇拜。西双版纳的一些傣族就有祭祀“山神树”的习俗。传说一次山洪暴发, 五家傣族和七家哈尼族为躲避野兽侵袭而逃到一棵大树上生活。后来由于人数的增加, 大树不够住了, 才搬了下来。但是, 以后每年他们都要到树下相聚, 共同祭祀大树, 因为它曾经是大家的“保护者”。此外, 水被傣族看作可以洗去污秽、消灾除病之物, 所以每年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泼水节”, 以求得来年的丰收和全家的健康平安。虽然是被神话了的崇拜, 但傣族人却一直保持着对树和水的爱护, 不允许有任何玷污的行为发生。傣族认为“森林是父亲, 大地是母亲”, 以此讴歌自然化育人类的恩德和人类对自然的感激之情。

4. 白族

从现今白族的一些生活习惯中,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民族对山、水、木、石、天、地的原始崇拜。尤其对树的崇拜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和怒江州兰坪县生活的白族中较为普遍。

当地居民把村子附近的树木都视为“神树”, 极力加以保护。不准乱砍滥伐, 并有固定的时间对其进行祭祀。此外, 众所周知的大理洱海, 白族人民也将其当成生命之源进行保护, 以至于在生态环境被大肆破坏之时, 洱海的水质还相对比较清澈。

5. 哈尼族

在哈尼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 森林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在远古的传说和历史中, 森林是哈尼族的避难所和庇护所, 它慷慨地向人们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原始先民自然而然地认为山神掌管着这一切, 因而在心理上产生了崇拜与依赖。当梯田农业在哀牢山区发展起来后, 哈尼文化更是将森林与山川、万物、农时节令、气候变化、梯田用水联系起来, 以神话、传说、故事、诗歌、民谣、谚语、儿歌等形式广泛地向社会传播, 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这种世代不渝的文化传承和教育, 在每一个哈尼人的心灵深处都形成了“森林情结”, 以至于哈尼族都对森林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正是这种从心灵深处萌发出的“森林情结”才造就了今天哀牢山区浩瀚的林海。据陈嵘教授编著的《中国森林史料》:20世纪50年代, 哀牢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55%—60%。时至今日, 哀牢山区仍有浩瀚的林海, 它所具有的调节气候和地表湿度, 保持水土, 防沙固沙, 改良土壤, 净化空气, 防洪抗旱的作用, 为哈尼族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创造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环境保护的特点

1. 经济实用的生存观

云南少数民族生态环境保护的对象主要是森林、草原、耕地、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少数民族在利用它的同时, 也逐渐认识到合理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重要意义, 因此形成了适合本民族实际需要的环境保护措施,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针对性和环境适应性的实用生存观。这些实用的生存观念在减少污染、绿色消费、较少破坏自然及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维持着当地的生态平衡, 协调着人与环境的和谐与融合, 其生活方式实用、简单、纯朴、天然, 还原于自然。这种生存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人民适应与利用环境、协调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结果, 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及经济文化类型形成的互动模式, 二者处在内在的联系当中, 体现着人与自然环境的融洽与和谐, 更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2. 宗教意识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自然崇拜是传统生态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少数民族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推崇“万物有灵论”。人们敬畏自然、敬重神灵, 自然是神创造的, 神灵无处不在, 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虽然不像现在专门的法律具有明确的系统和规范, 但是对人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人们敬畏自然, 就是对神的尊敬, 破坏自然就是对神的冒犯, 要受到神的惩罚, 尤其是普遍信教的少数民族, 把生态文化浸润于宗教禁忌的规约中, 并将其当作神圣不可违逆的法则, 认为万物具有平等地位和价值, 不能把自然万物视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 而应该把人看是自然的儿子、兄弟, 人和自然有着亲情的关系, 要互相友爱。

3. 整体和谐的自然观

善待自然是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模式, 这种思想主张整体和谐, 把人和自然看做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 认为人和世间万物都由自然衍生, 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根基和最终归宿, 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协调发展。其生态文化观念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原始统一性, 又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的内在要求。这一自然伦理观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人与天地万物的同源性和生命本质的同一性上的。

三、结语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展现了一个国家广义文化范畴的差异性。少数民族在社会现实生活和民族心理层面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建立起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和种类繁多的原生型图腾崇拜, 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信仰文化, 但是这种信仰文化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今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森林锐减、土地沙化严重、山体滑坡、山洪暴发, 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 以积极的态度尊重和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 使少数民族人民把保护生态环境视为自己的道德责任,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成员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方面的自觉性, 是当前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需要。

每个民族都有一些与现代环保理念有关的习俗、禁忌和习惯,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 遵循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 也是各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本源和必不可少的资源。例如, “天人合一”、平等共存的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性;适应环境、适度消费强调了对自然生命的爱护和道德责任;宗教、乡规民约体现了对生态保护的强制约束性, 与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有一致性的一面。胡锦涛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看来, 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生态的和谐。当代生态环境保护, 不仅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 制定各种环境保护法, 而且要正确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保护观和习俗, 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吸取经验, 把少数民族传统、朴素的生态观, 提升为现代的生态观, 使之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的推动力量。

当然, 少数民族伦理中包含着一些不利于生态平衡的文化习俗, 随着社会的发展, 会与现代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因此, 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切实发挥生态文化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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