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比较优势范文

技术比较优势范文（精选10篇）

技术比较优势 第1篇

1 信息电子技术的基本概述

1.1 对模拟电子技术的研究

电子技术中的模拟电子技术在当前生产生活领域中应用较为广泛, 其可理解为处理仿真信号的模拟电路, 且与现代许多学科如自动化、电气或数学等保持密切相关。在电子元件选用方面主要以晶体管为主, 而实现自动化目标主要得益于其对电路的自动控制。从许多工业控制设备中与电路中都可发现模拟电子技术的实际应用。例如, 工厂化农业便将农业生产对象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模拟, 既可使生产成本降低, 也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而且伴随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推进, 模拟电子技术在具体分析方法方面也将趋向于系统化与通用化, 而器件方面也将向集成化与多端化方向发展。

1.2 对数字电子技术的研究

对数字电子技术的概念, 可理解其为一种相对的技术, 可对模拟信号利用抽样定理完成整个抽样过程, 这样使获得的电子信号具有较高的精度, 在许多高精度设备中都有所体现。例如, 以数字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电视, 既保证信号传输过程中精度得以提高, 也使信号受噪声的影响得以减小。而且为保证信号的传输更具安全性, 也可对数字信号设置加密系统, 充分发挥数字电子技术的应用效果。实际生活中所见到的数字点数优质画面, 都得益于数字信号的应用。因此, 这种利用数字电路对模拟信号处理的方式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将应用于更多的领域中。

2 数字电子技术与模拟电子技术的优势比较

2.1 从主导电子技术应用的信号形式角度

电子技术的应用主要取决于电路的信号形式, 需以电路要求为根据做好技术匹配工作。通常在应用模拟电路过程中, 所选择信号主要以模拟电子信号为主, 通过对模拟电路特征的分析完成相关技术标准的设定, 如关于放大器电子电路的设计或增益电路的设计等更适合选用模拟电路。通常对模拟电子技术的选用主要考虑到模拟电路在造价成本方面较低, 而且国内目前在该技术的应用方面也较为成熟。但也因该技术应用原理较为简单, 很容易在信号传输或接收过程中受到噪声影响, 使模拟信号存在一定缺陷, 所以适用范围更集中在低端应用中。相比之下, 数字电子技术更倾向于高端电子电路中, 特别许多电路对信号传播具有较高的精度要求, 都需充分发挥数字电子技术的作用。所以电子电路在数字电子技术中的设计较为高端, 需保证传播与接收过程中信号的质量。也因如此, 数字电路造价成本远远超出模拟电路成本, 更适用于高端设备中。由此可总结, 从信号形式角度, 模拟电子技术主要以模拟信号为主, 而数字电子技术则注重数字信号的使用。而在电路形式方面, 两种技术的使用考虑的为电路精度要求以及复杂程度。尽管相比之下, 数字电子技术能够满足高精度要求, 但应用时需考虑到成本问题, 而模拟电子技术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对电路要求较为简单且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 所以在市场中极受欢迎。因此选择时应对二者在信号传播与电路具体形式方面所体现的优势对比分析, 做好电子技术选择工作。

2.2 从二者具体应用中的优势比较角度

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 数字化已成为发展的主流, 其相比模拟电子技术, 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例如现阶段电子计算机领域、通信系统领域或其他控制装置等行业中都广泛应用数字电路, 而且这种数字电路本身不对物理量作出精确要求, 通过自身的开关电路便能从大体上确定适用范围。同时在数据信息存储与传输方面, 数字电路也可保证信息传输的可靠性与存储的安全性, 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所以数字电路在应用有优势上极为明显, 适合系列化与集成化等方面的生产领域中, 但需注意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市场造价问题。而在模拟电子技术应用中, 以电视信号接收为例, 利用模拟电子信号的电视不仅在画面效果上存在失真情况, 在传输模拟信号时也会出现噪声混杂现象。此时便需利用数字电子技术采用抽样方式处理原有模拟信号, 以此生成数字信号, 避免噪声干扰的同时使信号传输更具安全性。

3 结论

无论数字或模拟电子技术从信号处理与电路角度都可理解为对不同信号所采取的相应技术, 一般模拟信号强调信号的连续性, 而数字信号更注重采取抽样方式获取信号。实际进行二者对比过程中, 需充分认识到应用中所体现的优势与不足之处, 将造价低廉且原理简单的模拟电子技术应用在低端电路设备中, 而数字电子技术能够根据抽样定理使电子电路精度得以保证, 可适用于精端电路设备中。因此, 对于不同行业领域应用两种技术时需考虑实际经济状况以及二者的应用原理, 充分发挥各自应用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帅建平.模拟电子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优势对比[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 14 (02) :165-166.

[2]任志刚.模拟电子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优势对比[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2015, 11 (03) :125.

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第2篇

由于长期出口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印象就是低档品，再加上部分出自我国的侵权产品使“中国制造”蒙上阴影，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甚至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商品形象。我们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也经常叹息，中国每年要出口多少亿双鞋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中国DVD机每年要给6C联盟上繳多少亿美元专利费。在日前举办的第94届广交会上，6C联盟就暗访我国参展企业，并要求对侵权企业的行为采取措施。正可谓“羊城暗哨”，瞄准目标。

从长远看，中国产品出口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比较优势很难持续下去，在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的贴牌生产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并不乐观。有人总以为中国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具备“后发优势”。孰不知？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在以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和措施宽松的条件下，“日本制造”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仿制“美国制造”并实现技术赶超，可“中国制造”再想以低成本方式去简单地模仿他国制造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有识之士总结出，“中国制造”还有太多的后发劣势，单越来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就使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的愿望落空。

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所面临的贸易壁垒主要来自国外的过度保护、歧视性待遇，以及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制度，为权利申请和行使权利支付过大的成本费用和时间等。而且随着中国制造出口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员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如美国的“337”调查、日本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案”、欧盟的CR法案等。“337调查”一旦认定企业侵权，被诉企业所有产品都将禁止进入美国，同时为涉案企业的产品进行市场营销、分销、寻找代理商或分销商、销售、寻求销售或转让侵权产品的一切商业活动都被禁止。可见，这种政府出手的保护力度非同寻常。

有更惊人的情况报道，跨国公司已经完成在中国的专利布局，没有多少专利积累的中国企业将在不断触发的国际专利大战中受到严重的市场打压。很多跨国公司以及外国政府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要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场”来摘取“知识产权果实”的时候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跨国公司抢先申请发明专利，并开始集中申请专利，其中以群组方式为主（即同时申请覆盖一个行业的五六十个专利）。可以说，它们已瞄准了中国的中长期市场，为下一步瓜分市场做准备。同时，跨国公司还开始联手对中国施压，甚至国外政府不断介入到企业间的知识产权问题中去，从贸易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威力。日本企业在政府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保护下，不断加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甚至不断出奇招防范，如：著名的日本卫浴产品制造商东陶公司（TOTO）为提防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被盗版，在每种产品系列生产完成后立即打碎模具；索尼公司在大举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却把最关键的芯片制造环节留在国内。

目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重心转移，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鼓励创造” 为主题的第四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在今年4月26日生动地展开，各种知识产权论坛和活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已经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正在逐步成为各级政府和一些企业的主动行为。“三流企业卖力气、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知识产权，且痛且痒。痛的是我们出口的越多，遭受国外企业知识产权大棒的呵斥越多，洋官司不断缠身却处处被动；痒的是面对国外不断增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我们还处于启蒙意识、熟悉规则的阶段，眼睁睁地看着国外企业不断地拿走高额利润。

技术比较优势 第3篇

现代生物技术(Modern Biological Technology)是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以DNA重组技术为核心,结合工程技术手段和其它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按照预先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的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多学科相互渗透的高技术综合体系。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它至少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五项互相联系的、互相渗透的工程,其中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当前现代生物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是生物医药与生物农业,未来必将扩展到生物工业品、生物能源、生物信息产品和生物环境治理等领域。

本文首先研究现代生物技术的特点,然后重点分析我国在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二、现代生物技术的特点

现代生物技术是一项典型的新兴技术,因而它具有新兴技术所共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毁灭”的本质特征。另外,由于现代生物技术在科学基础、应用领域、影响范围等方面与其它技术存在明显不同,因而从管理的角度看,它还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爆发性的毁灭技术

一项现代生物技术一旦被市场所接受,就会迅速扩散,形成爆发性的市场。例如,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研发成功,其巨大的优势很快被人们所认可,迅速扩散开来,到2006年止,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56亿多亩,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约2.4亿亩左右,占全国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0%以上。几乎是同时,这项技术就被迅速转移到美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家。同时,现代生物技术对原有市场的破坏更加彻底,一般来说,它不会给原有的技术和市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人们种植了超级杂交水稻后,再也不会回过头选择原来的水稻品种,只要条件合适的地方,人们都会选择产量更高、质量更好的杂交水稻;生物药品一旦被验证是安全的,人们自然会选择疗效更好、几乎没有副作用的生物药品,像青霉素那样的化学药品就会被束之高阁。由于与人类的健康长寿、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密切相关,对原有的技术和市场进行迅速又彻底的破坏已经成为现代生物技术领域不可逆转的潮流。

2、高度资源依赖性

建立在分子生物学与基因重组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生物技术具有高度的基因依赖性的特点。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是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的特点要求在开发现代生物技术时,必须具有丰富的基因资源才能够对基因进行创造性组合来完成技术研发,进而开发出新产品,缺乏基因资源,现代生物技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个物种可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就是现代生物技术高度资源依赖性特点的真实写照。

生物多样性强的国家往往具有最丰富的基因资源。生物多样性是对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的总称,生物多样性包括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物种及其所拥有的基因,各物种之间及其与生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目前,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优势、巴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上存在优势,已经成现代生物技术领域的一大特征。为了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获取宝贵的基因资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惜进行“生物剽窃”活动。

3、阶段多、周期长而专利有效保护时间相对较短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阶段更多、周期更长、风险高。比如生物药品开发就包括早期发现、产品目标确定、研究、中试、临床试验(I、II、III阶段)、复查并调整、规模化生产等阶段,其间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和安全审批程序,开发周期长达8年-15年。生物农业产品的开发也大概要经历这些阶段,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周期可能会更长。更长的周期与更多的环节,使现代生物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

但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专利有效保护时间却较短,这并不是说专利针对现代生物技术成果的保护期比其他技术更短,而是由于现代生物技术较长的开发周期消耗了专利的保护期。一般来说,当一项现代生物技术被研发出来以后,研发者就需要申请专利保护,但这时中试、临床等阶段往往才刚刚开始,等到后续环节都完成以后开始大规模商业化时,专利的保护期已经所剩无几。例如,目前F D A批准上市的重组蛋白生物技术药物中,除新一代突变体产品,如胰岛素突变体、EPO突变体外,几乎所有药物的基因序列和蛋白质序列都已过专利保护期。

4、公众接受存在不确定性

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直接与人类的健康和未来,甚至与伦理道德相关,而它又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技术领域,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难以完全准确的预测到转基因在受体生物的遗传背景中的全部表现,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其潜在危险性还缺乏足够的预见能力,因此,现代生物技术能否被公众顺利接受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例如,很多欧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存在疑虑、担心、反对甚至恐惧心理。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和瑞士的转基因玉米都曾经因为法国的民间组织的抵制而无法进入法国市场,虽然他们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进口许可证。我国也不例外,数年前,当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未被证实的报道传出后,我国各大色拉油厂家纷纷在广告中宣传本企业的产品决非采用转基因大豆酿制。

事实上,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由于突破了自然生物进化的障碍,其长远的后果无法预测,加之目前大多数转基因农业产品的转入基因主要来自不能食用的生物如昆虫、细菌和病毒等,将来是否会因此出现新的可怕的致命病毒和病菌,甚至影响人类的遗传和进化,目前尚无法肯定,公众对转基因产品抱有疑虑甚至抵触的心理是很正常的并将长期存在。这就对现代生物技术的扩散产生了很大影响,给相关的市场营销活动和前期的市场开发、消费者教育等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三、我国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比较优势

从前面讨论的现代生物技术的概念与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在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1、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突出

现代生物技术是高度资源依赖的技术,而我国恰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在全世界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物种丰富。我国有高等植物3万余种,是世界上裸子植物最多的国家,我国有脊椎动物6347种,占世界种数近14%;二是特有属、种繁多。高等植物中特有种最多,约173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种数的57%以上,6347种脊椎动物中,特有种667种,占10.5%;三是区系起源古老。由于中生代末中国大部分地区已上升为陆地,第四纪冰期又未遭受大陆冰川的影响,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保留了白垩纪、第三纪的古老残遗部分。如松杉类世界现存7个科中,中国有6个科。动物中大熊猫、白鳍豚、扬子鳄等都是古老孑遗物种;四是栽培植物、家养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的种质资源非常丰富。中国是水稻和大豆的原产地,品种分别达5万个和2万个。中国有药用植物11000多种,牧草4215种,原产中国的重要观赏花卉超过30属2238种。中国是世界上家养动物品种和类群最丰富的国家,共有1938个品种和类群;五是生态系统丰富多彩。中国具有地球陆生生态系统,如森林、灌丛、草原和稀树草原、草甸、荒漠、高山冻原等各种类型,由于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又分各种亚类型599种。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类型也很齐全,目前尚无统计数据。

2、我国在现代生物技术某些领域内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相对于信息技术和其他传统技术产业而言,我国在现代生物技术方面起步较早,在个别技术领域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例如,我国的超级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将有可能是世界范围内饥饿问题的唯一答案;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显示了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强大实力;此外,我国在转基因、克隆技术等领域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取得技术优势的这些领域很多是生命科学的基础领域。

我国在现代生物技术领域内所具备的技术基础与技术水平,为我国发展现代生物技术奠定了技术基础。我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些领域内的技术优势在个别领域内首先实现技术突破,然后再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

3、我国对现代生物技术需求迫切并具有多元化的广阔市场

现代生物技术主要为人类提供食物、药品、疾病诊断等产品和服务,它对于解决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为了进一步解决我国人民的医疗、温饱、健康问题,解决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来解决上述难题。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拥有惊人的市场空间,并且由于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不平衡,使得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很高。我国的市场特点和国情为我国发展现现代生物技术提供了便利,开发出的生物技术产品只要适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与市场特征,很容易在广阔的市场内获得热销,利于促进我国现代生物技术企业与产业的发展壮大。

4、面临极佳的宏观环境

发展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在我国,现代生物技术面对着比其他国家都更优越的社会环境。

一方面,我国正在大力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党的十七大已经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列为我国国家战略的核心。而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战略选择,国家花大力气投入与支持,已经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另外,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的节能环保、降污减排等活动也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发展现代生物技术对任何国家都是艰巨的科技任务。但是我国历来有集一国之力,发动全民族力量攻克技术难关的优良传统,即使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也不例外。这一优势在“两弹一星”、“银河亿次计算机”、“嫦娥奔月”等重大科技项目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在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过程中,主要的思路还是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由于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意义,在关系到整个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上,我国完全可以也有可能采取这种模式攻克技术难关,从而促进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美国、日本等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

5、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给我国留下了较大发展空间

在IT业,由于存在较高的顾客转换成本与较强的网络正外部性,某种技术可以通过增加其顾客基础规模来获得竞争优势,甚至当用户基础规模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会形成事实的垄断,即使这种技术本身并不是最先进的。这一特点使IT业内的领先企业和技术联盟可以通过技术标准排斥行业外的竞争对手。现代生物产业不同,现代生物技术主要提供给人们食物、药品、疾病诊断之类的产品,人们对这些产品没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放弃原有的产品而去消费更好的产品并不需要付出过高代价,顾客的转换成本较低同时,现代生物产业也不存在明显的网络外部性,增加一个人去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会显著增加这种产品原有消费者的价值,即麦特卡尔弗(Metcalfe’s Law)定理在现代生物产业内并不成立。

这些特质决定了在现代生物产业内,技术标准不能够被作为主要的竞争武器。也即是说,行业内现有的大公司和技术联盟无法通过垄断技术标准来排斥竞争对手,从而为我国加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生物技术竞争留下了机会与空间。

当前全球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正处在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尚未像汽车、IT等领域那样,形成由发达国家所垄断的格局,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大,从而为我国参与现代生物技术革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在现代生物技术领域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促进我国经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这对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现代生物技术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为我国发展现代生物技术奠定了良好基础。文章首先研究现代生物技术的特点,然后站在管理的视角,从生物多样性、市场多元性、技术现状与潜力、社会背景等多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所具备的比较优势。

关键词：现代生物技术,管理视角,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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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tz Micheal,Carl Shapiro.Network externalities,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3):424-440.

“认清自己 发挥比较优势” 第4篇

7年富士康，3年华为，现任小米生态链企业万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董助兼法务总监的李兵可谓身经百战：入过知识产权界的“黄埔军校”，进过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最华丽的殿堂，组建公司、打造法务团队，成为企业IPer。

2003年本科毕业，李兵凭借大学亮眼的成绩单和两张全国数学建模大赛的获奖证书，很早就接到了北京一家研究所和徐州师范大学的聘请函，这该是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但人生际遇有时就是机缘巧合。“富士康是我大学同学随便帮我投的简历，面试前根本不知道富士康，更不懂啥是‘知识产权，面试时听说‘知识产权是朝阳行业，而且能够在深圳这个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工作，我就懵懵懂懂的入职了，另外，外资企业薪资待遇较高、管理人性化也是一方面原因。”

在富士康的7年，使得李兵在知识产权专业领域基本扎稳了马步。处理过软件、机构和电子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业务类型也覆盖了交底书挖掘、申请文件撰写、答复审查意见等，熟悉了中国、美国、台湾三地的知识产权法律理论知识和实践，也通过了专利代理人的职业资格考试。而在管理方面，富士康给予了李兵一定的基础，从最初作为部门接口人，与作为发明人的工程师到研发高层主管进行沟通，协调同事与发明人之间的工作；逐步过渡到带领十多位同事的团队，负责TMSBG事业群（相当于财务独立核算的子公司）的专利规划、布局和申请。

7年间，李兵从“不懂啥是知识产权”，历练到带领团队，负责企业专利规划，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在生活方面，富士康7年之间，李兵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成了房奴，结识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以至于后来去华为也是在华为做到管理层的前富士康同事推荐的。这7年的经历，李兵至今感恩富士康，“富士康的7年意味着我在知识产权专业领域基本扎稳了马步，非常感恩在此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同事们，鞭策过我的领导们，也感恩富士康公司提供的这个平台。”

离开富士康进入华为，是李兵职业规划的一个阶段。李兵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原则是：“认清自己，开拓成长空间，发挥比较优势”。在他看来，现任小米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总监王海兵，与李兵同一年进入富士康知识产权部，并且是同一个小组的优秀同事，与他相比，李兵发现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处于劣势，这就意味着，李兵带团队的能力不足。为了让自己在“专业+管理”这个职业规划方向上走的更扎实，他就需要在“专业和经验”上发挥比较优势，希望借助华为这个平台的历练，尽可能的突破“专业研究”的发展瓶颈，并学习华为先进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使得今后带团队时更有信服力、更胜任。因此，他放弃了富士康领导给予分配住房的口头承诺，毅然离开富士康进入华为，希望通过华为的历练弥补自身的不足。

心存感激，不忘初心。李兵现在回忆起在华为工作的三年，仍旧感恩一路走来，给予过他机会和帮助的单位和朋友。富士康和华为都是全球500强的优秀企业，富士康的优势在于生产制造，华为的优势在于技术和品牌，李兵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这两大互补的企业中得到历练。

华为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国际化跨国企业，不仅海外业务占公司营收的70%以上，还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欧洲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研发中心，专利布局也紧随其后，遍及全球主要市场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李兵在华为的三年间，负责的业务和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此，他进一步拓展了国际业务范围，深入学习了欧美专利法律和实务知识，熟悉了日本、韩国等国家与中国专利制度上的差异，了解印度、巴西、俄罗斯的专利审查规则，也接触了专利无效和诉讼等方面业务。“非常感恩华为提供的这个平台，也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直属领导康巍和导师丁春霞、周玉娇。另外，富士康7年，我已经积累了一些欧美专利法律知识，而且，我们需要英文撰写欧美专利申请文件和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欧美专利实务的功底比较扎实，因此，富士康的平台也是值得感恩和怀念的。”在采访中，回忆华为和富士康的经历，“感恩”是李兵最常提及的。

华为3年，李兵接触了更多的专利业务类型，例如国际标准专利和杀手专利的挖掘，专利无效和诉讼的准备等，但是，鉴于通讯技术知识和法学基础的掣肘，“专业研究”的发展瓶颈很难突破，他需要在知识产权知识的广度和管理上寻求突破。“在华为期间，我专业上虽然有成长，但绝不敢声称事业蒸蒸日上。华为是卧虎藏龙的地方，有很多优秀而踏实能干的同事，华为的发展靠的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和完备的管理制度，借此凝聚团队的力量，绝大多数优秀同事在这里只能称得上是为未来的事业练筋骨打基础。”李兵说。

两次离开老雇主，离开中国知识产权做得最好的企业，对于IPer而言，下定决心一定需要强大的内心。但面对China IP记者这样的问题时，李兵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我两次离开老雇主都比较坚决，唯独考虑‘自己如何胜任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我深信‘机会比努力更重要。另外，我也深信‘成长比物质报酬更重要，所以，我离开富士康时没有顾及领导给我分配住房的口头承诺，离开华为时又放弃了丰厚的绩效奖金和股票分红权。我考虑的仍然是：认清自己，开拓成长空间，发挥比较优势。”

李兵现任职的万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1MORE，小米生态链企业）成立于2013年，前身为“加一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聚焦在耳机等声学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坚持良材精工，追求极致品质，提供“年轻人值得买的HIFI耳机”，并致力于将“1MORE万魔”打造成全球知名的“倍受推荐的耳机品牌”。

李兵作为公司的创始老员工，公司成立之初由于组织架构不齐全，不仅需要负责知识产权和法务工作，还承担了部分人事、行政和财务工作。李兵形容公司初创时，自己所带领的部门被老板戏称为“不管部”，就是老板不管的或者没有管到的工作他都要负责。

现在作为公司的董助兼法务总监，李兵比之前所涉及的业务要多很多，因此更要从全盘考虑公司的发展。“经过两年多的磨炼，格局自然的就被撑大了，能够从公司全盘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知识产权的价值，并把知识产权的价值应用于各部门业务之中。目前，基本达成‘专业+管理的阶段性身份转变，后续还需要在业务、市场拓展和董事会工作等方面进一步积累经验和培养能力。”

在李兵看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规划方向分为两种：“专业研究”和“管理”，需要根据个性特点和知识结构去选择，不适合选择走“专业研究”方向的人，才不得不选择走“管理”方向，凡事只尽心追求而不强求。“我们很幸运生逢中国大发展的时代，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市场，在任何一个小小的专业领域只要做到中国前100名，我们就是精英，都能够获得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回报。”

工作业绩及奖项：

2003年3月至2010年6月，富士康知识产权部，曾任职TMSBG事业群专利分部统筹，负责该事业群专利规划、布局和管理工作

2010年6月至2013年5月，华为知识产权部，任职网络专利部高级工程师，负责国际通讯标准G.709和G.7044专利布局，获得20多件中、美、欧标准专利授权，参与友商专利无效对抗和Patent Troll诉讼防守

技术比较优势 第5篇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对发达国家技术、市场依赖的日益加深,加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加剧了国内就业、消费不足问题,形成了贫困化增长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对新苏州模式和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再思考为契机,国内学术界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新一轮大讨论,希望能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

在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评论上,学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为代表,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正确,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调节,扩大开放,利用比较优势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他们认为,人为的干预产业结构,搞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发展迟缓,寻租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形成阿根廷式的危机。其中一些人更提出,只要依据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自由贸易,就能走上发达之路,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无关。另一种是以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等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很满意,认为过度的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引进不太可靠,依靠私人企业来促进产业技术开发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规模经济与外部性等,也不太现实,必须依靠政府的适度贸易保护和适度产业干预,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一定产业一定时期的逆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才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我国不利的贸易条件,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紧密相关,而且关系很大。

两种发展观的争论实质上还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观和动态的比较优势观的分歧,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理论的基本分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要素禀赋论和雷布辛斯基定律构成,特别是后两个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依据自己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要素均等化趋势就会不断宿小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要素禀赋的改变,一国可以自动的发生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克鲁格曼等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组成。该理论强调市场只关注短期利益,容易运转失灵,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导致长期利益的损失,形成马太效应。只有通过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失灵不存在),采用逆比较优势战略,扶植幼稚产业的成长,主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经济的赶超,达到资源长期的最优配置。

两种发展观点都强调自己的战略是最优选择,其基本理论都经历过历史的实践检验,都有其成功的例子,那么,对于中国,哪种战略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呢?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自由贸易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否会导致后发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贸易得益的减少,如果贸易条件恶化确实存在,贸易得益在减少,适度贸易保护就是必要的,政府的产业干预政策也是必要的,如果贸易条件恶化不存在,贸易得益增加,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市场调节和自由贸易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后发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在恶化,贸易得益是否在减少呢?

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虽然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这和几个因素有关,如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供给过于刚性,收入弹性低,很容易导致供过与求,价格下降,并且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进一步恶化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得益,过于激烈的竞争、工业品的替代效应也经常导致初级产品生产国贫困化增长,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但对于工业品生产国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产品需求弹性高,供给弹性高,收入弹性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其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使供求大体平衡,并保持在某些工业品上的生产垄断,贸易条件相对优化,而且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贸易得益也就较多。因此,相对于工业品生产国而言,生产初级产品的后发国家存在着商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贸易得益的相对减少,基于此结论,后发国家经济学家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然而。仅仅工业品所占产值比例的增加还是不够的,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不仅是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且,工业品内部不同类型的工业产品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如初级产品对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品对重化工业产品,重化工业产品对高新技术产品,都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迹象!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密集度。因此,各国就处于产品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最大区别是其对技术水平要求的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就在产业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相对而言,那些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对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都处于持续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状态。因此,产品周期理论得出一个结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不再是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天赋要素,而是后天开发的技术要素。一国的贸易条件与其所处于的技术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技术要素已经成为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看待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其生产什么产品,而应该看起产品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由于使用不同的技术,处于产业发展的不同周期,因此其贸易条件是不同的,贸易得益是不同的。

虽然,初级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持续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之中,但对于一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商品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是自己贸易得益的改变。由于贸易条件与一国的技术地位紧密相关,当一国的技术进步比较快,产业结构升级比较快时,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贸易条件都将得到不断改善,其贸易得益大于贸易损失。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比较慢,产业结构升级也比较慢时,其进出口的商品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其贸易损失大于贸易得益。因此,对于一国来说,不同技术类型商品之间的贸易条件虽然是在不断恶化的,但是一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改变自己在世界技术分工中的地位,突破静态比较优势分工导致的贫困化增长趋势,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可见,不同类型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却是主观的,它取决于一国技术进步的相对速度,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明显快于别国技术进步速度,产业结构转换较快,则一国贸易条件会不断改善。否则,如果一国技术进步速度明显低于别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因此,技术进步速度快慢是一国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一国贸易条件是可以动态改变的,不一定存在长期的恶化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使一国技术进步速度快于贸易条件恶化速度呢?

三、新技术发展阶段论与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历史的经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渐进的现代化还是后发成功国家的赶超现代化,都有一个贸易保护的过程,经济史上前者叫重商主义阶段,发展经济学上后者叫幼稚产业保护阶段,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总括起来,似乎工业化发展过程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保护阶段,无论重商主义还是幼稚产业保护,战略性贸易政策,都主张第一阶段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促进新产业的赶超发展,待技术水平与国外相差不大或获得产业竞争优势,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后,再实行自由贸易,由注重长期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益到注重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让市场自发调节资源的配置,其中关键的还是技术进步。

相对而言,古典式的技术赶超模式比较简单,因为当时工业结构比较简单,各国之间技术差距不大,一国可以引进的技术很少,很快就达到引进的极限,要赶超先进国家,首要的就是贸易保护,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其达到一定规模和竞争力;另外,当时科技知识积累也不多,各国相差不大,新技术开发机会很多,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辅助设备,也不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协助,使很多国家都有机会开发新的产业。因此,当时后发展赶超成功的有影响的国家比较多,如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门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国家再要想实现赶超,其要跨越的产业链已经非常长,要求投入的资金和技术也非常多,还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及辅助设备、基础设施作为铺垫,对政府的动员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且,由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后发国家将要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因此,对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十分困难,事实也是如此,二战之后五十多年来,真正有影响的崛起的工业国家只有韩国一个,(新家坡太小,不具有代表性,并且服务业占很大比重,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太小,不具有影响力,而且产业基础不牢固)并且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在极端的国民牺牲的条件下取得的。世界上恐怕只有韩国一个国家在面临国家破产的时候会自发的产生普遍的国民捐金运动,国民自愿与国家共存亡,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如果出现国家破产,发生的可能是资本的大量外流。因此,韩国在短期内赶超成功的现象很难再现。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很多国家将要跨越的不是德国,日本崛起前要克服的的轻工业劣势,而是比韩国还要艰难的跨越轻工业,重化工业,电子工业,信息技术,航天工业,生物技术等一系列产业劣势和技术差距。因此,后发国家的赶超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想像德国一样直接楔入重化工业,迎头赶上已经基本不太可能,因为今天的技术更为复杂,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来支撑,后发国家缺乏基本的条件。因此,很多国家现在还大搞跳跃式的进口替代,次级进口替代战略,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期迎头赶上,那是不切实际的,必然会带来投资效率的低下,发展的失败,导致得不偿失。因此,工业化的赶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好地规划,要充分利用各种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相对先发国家来说,后发国家可用的技术更多,对于一些常用技术,可以通过大量招商引资,技术购买来获得,从而节约技术开发成本,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收入。然而,可以廉价引进的技术一般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或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基本上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没有什么竞争,这些技术或产业一般利润较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虽然,这些技术的引进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一国的贸易得益,但要实现一国经济的赶超,仅靠发达国家这些水涨船高式的淘汰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不断地根据发展需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传统的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两阶段发展论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后发国家的发展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转换不断改变自己的技术发展模式。根据当前的情况,后发国家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技术引进为主,因为随着发达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技术已失去垄断价值,成为常用技术,引进容易,而且价格便宜,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加速自己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该商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商品来说依然处于绝对恶化状态,但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一国相对贸易条件,这时静态的比较优势是分工的基础,资源配置效率高。这一阶段如果不顾本国现实,什么技术都要自主开发,或跳跃式赶超,做力所不及的事,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紧张与浪费并存,造成发展的失败,这也是中国解放后长期进口替代政策失误的原因。但技术引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会成本递增,当产业结构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压力后,其可获得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导致技术进步受阻,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大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形成贫困化增长,资本由于产业利润低,大量闲置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就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在第一阶段,台湾地区比韩国做得好,充分地利用了静态的比较优势,但在第二阶段,台湾地区依然执着于静态的比较优势,未能积极地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发展就不如韩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发国家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发达国家也不希望出现另一个日本或韩国,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就进入第三阶段,必须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将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平衡与微观效率,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

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刚刚进入中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因为引进技术容易且成本低,可以节省时间和资金;并且因为资本稀缺,也没有能力实行产业政策。但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资源闲置很多,应该逐渐加强技术自主开发力度,打破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促进资源的长期有效配置。然而,由于越到较高技术产业阶段,其投资规模越大,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越明显,对基础设施与支持产业要求越高,投资周期越长,风险越大,这就需要一定的产业政策的支持,以促进新产业的成长,有时候,政府甚至不得不亲自担当起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长期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受西方优越论的影响,后发国家的国民普遍有一种崇洋心理,喜欢优先购买国外品牌商品,这也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开发不利,必须通过国家采购、市场保护等有效措施来保证民族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扶植其尽快成长。

四、认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重构经济发展战略

解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解放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由于特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走技术自主开发之路,重复开发严重,技术进步速度慢,投资成本大,资源利用效率低,虽取得有限的进步,但付出成本太大,并拉大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后到现在,我们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失误,大力引进技术,赢得了开发时间,节约了资本,改善了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技术瓶颈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转换困难重重,贸易条件恶化,有些产业陷入贫困化增长,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引进技术越来越难,比例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国外企业技术垄断现象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的技术开发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否则,依靠静态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前有发达国家的垄断,后有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夹击下,必然会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陷入贫困化增长而不能自拔。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有限的产业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形成动态的比较优势。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中国实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有自己的优势,一是资本充裕,其实,西方国家只是从绝对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本量,这是错误的,虽然中国资本绝对量并不多,但由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发展十分成熟,竞争十分激烈,投资风险增加,技术瓶颈制约了产业升级,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使产业利润十分微薄,大量资本被闲置,将这些低效利用的资本用到对改善未来中国贸易条件关系重大的新兴产业中去,恰恰是对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二是外汇瓶颈不存在。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可以影响一些商品的贸易条件,通过减少一些过度竞争,贸易条件恶化厉害的产业的投资与产出,反而可以优化贸易条件,甚至增加贸易得益。而且,中国出口产品多元,不会因为某些产业的衰退就出现贸易逆差。三是分摊成本,中国实行的是梯度开发政策,技术的加快进步,有利于中国各地之间的产业转移,提高各地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否则,像现在一样集中于有限几个产业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各地的贫困化增长。四是充足的人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都有利于新产业的技术开发。五是国家较大,可以兼顾动态与静态的比较优势,协调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的资源配置,而不会导致发展的失调。

对于实行怎样的产业政策,后发成功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通过关税,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目标产业的发展,完善市场,产权机制,等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产业政策要注意三点,(1)实行的是赶超式的工业化战略而不是跃进式的战略,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讲究的是速度要快,产业政策应该遵循轻工业,重化工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这样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模式,而不是舍易就难的大跃进,不顾自己的条件,企图迎头赶上,这是不现实的,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2)产业政策的成功需要一个有力,廉洁的强政府,在市场失灵严重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建设,约束政府寻租和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应该选择副作用最小的政策,防止双重失灵。(3)市场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有力刺激因素。因此,应该尽快破除国内严重的行业垄断,区域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在产业战略实施的主体选择上,应该把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私营企业作为主要对象,确保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较高效率。

当前,世界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化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撕裂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人的异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中国必须摆脱对西方式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致力于创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赶超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

[2]杰拉尔德.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3]王文龙.后发劣势:对后发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层思考[J].经济问题,2007(4).

[4]王文龙.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其影响[J].经济问题探索,2002(10).

技术比较优势 第6篇

1 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研究目前集中在对于竞争力的评价、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应等问题的分析上。如秦嗣毅、杨浩(2011)发现“金砖四国”中印度在金融服务贸易中竞争力最强,中国最弱。王青青、段元萍(2014)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法发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但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比较小,并具有一定滞后期。

而关于金融服务比较优势来源的文献研究较少。已有的学者观点有:刘辉煌(2000)认为影响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资本、信息技术、企业竞争力。黄满盈,邓晓虹(2011)借鉴“钻石模型”发现四大银行资产占比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是负向关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银行业国外净资产、银行业本科以上员工数、电话普及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货物贸易出口额、第二产业增加值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都是正向关系,其中政府的作用相对最大,这与中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金融市场不够完善有关。

这些文献对于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分析更多是根据主观判断,缺乏数据论证。本文将在借鉴Sagari(1989)模型,即在修正H-O理论基础上对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来源进行数理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判断哪种要素构成金融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2 模型构建

从Sagari(1989)模型基础上,得到引入技术差异的模型方程式如下:

其中TFj表示j国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g0、g1、g2、g3、g4、g5表示资源禀赋对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的影响系数;C表示资本;SL表示熟练劳动力;L表示一般劳动力;AL表示可耕地面积;B表示服务与贸易余额;uj表示残差项;ZEj表示j国考虑技术差异后要素禀赋对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的影响。

本文所采用数据年份为2001年至2013年。金融服务净出口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差额下的服务差额中的保险服务差额与金融服务差额之和,其数值均为负数,为便于分析,取其相反值,得到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额,将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资本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熟练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因数据难以获得,采用金融行业劳动力数量总量进行替代,其数据摘自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的金融行业就业人数。可耕地面积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可用土地数据基本保持不变,且仅探讨中国一国的情形,因此在实证过程中去掉可用耕地面积这一变量。服务与贸易余额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差额,数据摘自中国外汇管理局。研发支出数据摘自OECD国家数据库中的根据资金来源统计的研究与发展总支出。

3 实证分析

根据下表结果,不难发现在未引入技术差异时,资本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是负向的,贸易余额与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影响不显著;在引入技术差异后,资本与贸易余额对金融服务贸易影响不显著,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对出口的影响显著,其影响是正向的。

注:方程(1)表示在未引入技术差异时的实证结果,方程(2)表示在引入技术差异后的结果;*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技术进步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具有较大影响。当考虑技术因素时,资本在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影响变弱,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的影响增强。这说明技术因素在金融行业的作用非同小可。当存在技术差异时,技术的进步会让资本的作用弱化,固定资产的需求因技术进步而减小。随着其互联网大范围的普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在网上提供,实体营业网店数量减小,固定资产减小,资产在金融业的作用减小。在未引入技术差异时,资本存量抑制中国金融服务出口主要因为很多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形成资本存量。我国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落后,在其进行出口时购买外国金融服务,导致金融服务进口增加、出口减小。

在考虑技术进步后,金融行业从业人数对金融出口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是:一方面,某个行业从业人数增加意味着该行业处于扩张阶段,处于扩张阶段的行业整体竞争力在不断增强,一般来说出口能力也会随着增强;另一方面,金融行业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支撑,金融行业从业人数的增加反映规模上人员增加会促进行业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进而促进金融服务的出口。

服务与贸易余额对中国金融服务出口影响同样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国虽然有大量的经常项目净出口差额,但由于中国对金融的严格管制与金融服务本身发展水平较低,并未带动本国金融服务出口的增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根据本文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未考虑技术进步时影响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因素是资本,资本起抑制作用。原因为我国资本存量中外商投资部分占比很大。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出口的增加,对外出口商品需要金融服务的配套,而我国金融服务总体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尚不具有优势,因而出口商品的配套金融服务更多是进口。因而资本增加对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作用为负。另外,资本要素会对金融行业形成挤出效应。从总体来看,资本总量增加使得资本更多用于制造业,而对金融行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从而对金融行业发展不利,进而不利于金融服务贸易。

第二,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因素是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即劳动力。劳动力要素禀赋促进出口的原因在于金融行业是人力密集型。技术进步后,技术对固定资产的替代使得资本的作用相对弱化,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的作用凸显。人才集聚促进行业发展,进而提升竞争力促进出口。

4.2 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可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资本在考虑技术的情况下作用相对弱化。不考虑技术因素时,资本对金融服务贸易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与我国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我国严格的金融管制有关。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要靠金融业的整体发展。目前我国金融行业企业进入门槛极高,且管制严格,行业内垄断程度高,这不利于行业竞争力的提高。因而要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引入不同资本,打破行业内垄断格局,以竞争促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下一定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想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放松部分管制,把握核心风险点,在可控的范围内形成开放。

第二,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金融行业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金融行业是人才密集型行业,金融行业的发展、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因而为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需要重视人力资本建设,重视高素质人才培养。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金融发展才得到重视,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高端金融人才严重缺乏,这需要加强教育的培养,也要大力引进高端人才促进行业发展、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我国金融行业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同时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金融行业作为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章在Sagari(1989)模型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在不考虑技术因素情形下,资本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具有较大影响,且其影响是负向的。在考虑技术因素的情形下,劳动力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具有较大影响,而资本的作用弱化。在技术进步情况下,人才对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此情况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金融行业的人力资本。这就说明,技术进步淡化了资本的作用,强化了人才的影响。据此结论,文章针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提出放松金融管制、重视人才培养来促进金融服务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资本

参考文献

[1]Slivia B Sagari.International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Z].Policy,Planning 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s,1989.

[2]秦嗣毅,杨浩.金砖四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1(1).

[3]王青青,段元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4(22).

[4]刘辉煌.论金融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及其决定因素[J].经济评论,2000(5).

技术比较优势 第7篇

张世煌对当前中国种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和投资不足问题表示担忧, “这样直接导致了种业投资停滞不前, 使得产业长期制约在既不能扩大投资, 也不能刺激消费的瓶颈之中, 导致整体产业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这对于种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张世煌认为, 我国具备很强的玉米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借助国家利好, 破解改变生产成本攀升和库存积压的难题。他说,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所能做的, 就是帮助农民用现代技术降低生产成本, 可以使每吨玉米的成本降低330元, 若再加上政策因素, 每吨玉米的成本还能降低大约300元, 这就可以给广大农户带来更多的实惠。除此之外, 他还指出, 种业企业需要不断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建设, 改革与创新, 是今后一段时间需要做的。

浅析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 第8篇

一、比较优势

所谓比较优势, 是指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较低, 则在这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这样的国际贸易可以使世界产出增长, 并使各个国家都受益。

由李嘉图模型可知, 我们假设经济中只有两个国家 (本国和外国) 两种产品 (奶酪C和葡萄酒W) 。在此经济中, 还假定: (1) 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2) 劳动力供应在两国是固定的。 (3) 生产每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是固定的。 (4) 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 (5) 要素在国际之间不能流动。 (用aLW表示生产酒的单位劳动投入, 用aLC表示生产奶酪的单位劳动投入, PC表示奶酪的价格, PW表示葡萄酒的价格, 经济中的总资源用L表示, 即总劳动供给。表示国外时, 用与本国相同但带有星号的符号) 。

假设a*LC/a*LW>aLC/aLW。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 本国会生产两种商品。因此, PC/PW=aLC/aLW。经济开放后, 各国实现专业化生产, 则a*LC/a*LW>PC/PW>aLC/aLW为题中之意, 利用间接生产法可知, 本国能从贸易中获利的充要条件是 (1/aLC (PC/PW) >1/aLW。这正与国际贸易后的世界相对价格体系PC/PW>aLC/aLW不谋而合。国外的分析亦然, 由此可以看出, 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国际贸易使贸易国获利是必然之势。

二、绝对优势

所谓绝对优势, 是指如果一个国家相比另一个国家在产品生产上有较低的单位劳动投入, 则认为该国在这一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国富论》) 这部巨著中, 亚当·斯密阐释了各国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是国际分工和贸易基础的重要思想。他认为, 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而分工又是由绝对成本或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若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方面相对于对方国家处于绝对优势, 即生产该种商品的实际成本即劳动耗费绝对小于其他国家, 就应出口该商品;若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相对于对方国家处于绝对劣势, 则应进口该商品。若每个国家都专业化于本国拥有优势的商品, 并以此形成国际分工, 其结果是贸易参加国的资源能够被最有效地利用, 并由此得到比闭关自守时更多的利益, 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物质产品和国民财富也会增加。仔细研读这段话, 我们不难发现, 这其中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 或者说, 它忽略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某种产品的绝对生产率高于别国并不代表其就一定具有成本上的优势, 因为各国工资率的显著不同是客观存在的, 也就是说高工资率会冲销一部分绝对生产率上的优势, 优势甚至会使之成为相对的劣势。

言及至此, 我们自然就可以成功地引入工资率的概念, 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沟通了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之间的关系, 完成了它们之间的重要转化。如何理解工资率的意义及由来呢?我们认为, 工资率反应了一国的生产率, 即相对工资率反映了它们的相对生产率。换言之, 我们可以说, 工资更确切地说是效率工人的工资, 是一国内各种产品的生产率在某种意义上加权平均的货币反应。既然是种“平均”, 那么必然出现一国内一部分产品相对于外国的相对生产率在这个相对工资率之上, 另一部分在其之下。

以李嘉图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为例推倒如下 (W代表工资率) :

假设本国在两种产品上都具有绝对优势:

贸易后, a*LC/a*LW>PC/PW>aLC/aLW

各国实现专业化生产, 则:

这恰恰是因为相对工资率存在于不同的相对生产率之间, 从而使两国各自在一种产品上具有成本优势。对于高技术的国家, 与此相匹配的高工资率削弱了生产率上的绝对优势, 对于即使落后的国家, 其廉价的劳动力在某些产品上又足以将绝对劣势转化为相对优势, 从而达到各国的专业化生产。对此, 实证分析也给出了例证。毫无疑问, 美国的先进技术使得其在棉纺织业相对于其他国家有着显而易见的绝对优势, 但数据却表明:全美国在2005年前11个月的进口中, 进口的全棉床单情况为:从中国进口上升了504.9%, 棉毛巾上升了36.6%;从巴西进口上升了406.4%;从巴基斯坦进口最大, 上升了308.6%;从土耳其进口数上升了128.5%。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一个部门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该部门相对于其他国家同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也取决于本国相对于外国的工资率, 而一个国家的工资率又取决于其内部其他产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而我们之前关于比较优势使各国获利的分析并未涉及比较优势的来源, 即无论是这两种因素中的哪种起了主导作用, 都不影响其获利的实质。而之前在经济领域广泛存在的对比较优势的质疑, 如贫民劳动论和国际剥削论, 他们共同的误区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混淆了比较的对象。生活水平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通过国际贸易, 能使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大幅度缩小, 我们所言的获益是指各国相对于封闭时, 其受益增加了, 国际贸易扩大了世界产出。

二是混淆了范围。他们或许是受到了国家内部特定势力或团体的影响, 而将着眼点落在了收入的分配上, 但应当强调的是, 比较优势使各国总体获益是毋庸置疑的。

发挥比较优势 打造特色学科 第9篇

传承榜样品质

说到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钟学礼。青年时期的钟学礼教授，自强不息、学识广博，能胜任呼吸、心脏、血液、消化等多专业的主治医生工作，这些为钟学礼教授成为杰出的医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0 年，钟教授为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创建了代谢内分泌专业组，是当时国内最早成立的内分泌专科之一，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首先受卫生部委托连续举办了7届全国内分泌代谢病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内分泌代谢病的学科带头人。钟教授作为我国代谢内分泌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代谢内分泌病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80年领头进行的全国14个省市近30万人糖尿病患病率调查，为我国糖尿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数据。

如今，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在前辈们打下的雄厚的工作基础上，在学科带头人胡仁明教授和现任科主任李益明教授的带领下，坚持“特色立科、创新兴科、人才强科”的发展战略，持续保持科室各项医疗业务的全面发展，形成了总体实力不断提高、特色项目特色鲜明的格局，并于2011年获评卫生部临床重点建设专科。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和神经内分泌疾病诊治两大主要特色发展方向已初具规模，同时内分泌科还在“个体化治疗”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探索糖尿病的社区防控新模式。

特色立科

微循环障碍、微血管瘤形成和微血管基底膜增厚，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典型改变。微血管病变主要表现在视网膜、肾、神经、心肌组织，其中尤以糖尿病肾病和视网膜病为主要。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诊治是华山内分泌科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胡仁明教授带领华山内分泌科一直致力于解决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疑难危重病人及寻找早期诊断指标和新的治疗策略。在国内较早报道了社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病及卫生经济学情况，发表SCI论文25篇，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防治提供了重要数据。10余年间华山内分泌科不断摸索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指标，较早建立了糖尿病肾病诊断决策树等。近期还拍摄了电视剧形式的糖尿病防治宣传片，为研究和指导社区推广糖尿病防治适宜技术、减少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尤其是降低因糖尿病肾脏病变所致透析的比例不断努力。糖尿病引起的心肌病变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周丽诺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临床和研究工作，特别在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方面具有特色。

依托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优势，神经内分泌已经成为华山医院内分泌科重点建设和发展的主要亚专科方向，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多学科合作的鲜明特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造福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在李益明主任的积极推动和神经外科、放射科等各兄弟科室的努力配合下，对神经内分泌疾病尤其是垂体瘤、垂体功能减退、尿崩症等，形成了与国际一流医疗中心接轨的多学科合作一体化诊疗模式，大大地提高了诊疗速度，方便了患者。在李益明教授的领衔下，内分泌科开设了垂体专病门诊，由主任医师亲自坐诊，为神经内分泌病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关注神经内分泌疾病患者的糖脂骨代谢异常，并进行研究，深入探寻中枢下丘脑对代谢的调节作用。开创新技术新项目，如通过双侧岩下窦静脉采血技术提高库欣综合征的鉴别诊断水平，通过全垂体功能替代和生殖功能重建帮助垂体功能减退患者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曾有一位女病人，新婚不久后发现出现了闭经症状，后经诊断发现生长了垂体大腺瘤。神经外科医生成功手术切除了她的垂体肿瘤，但她仍未能恢复垂体功能，手术后只能依靠多种药物维持正常激素水平。能成为一位母亲一直是她最大的夙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来到了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得知自己还有机会怀孕做母亲时她欣喜万分，后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调整激素使用剂量，并通过内分泌科和辅助生殖医学专家的治疗，她成功怀孕并顺利分娩，喜获千金。

李益明教授介绍，华山医院近十年来积累下多达数万例的下丘脑垂体疾病病史资料，这不单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多学科整合的疾病诊治模式指导下，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患者资料库，组建了专门的多学科合作医疗团队，对为数众多的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

社区糖尿病“三二一综合防控”

随着糖尿病诊疗领域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与新型降糖药物的涌现，临床可选择的降糖药物及治疗策略不断增加，但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困惑、抉择与争议。2012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和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2 型糖尿病高血糖管理立场声明》以全新的面貌公开发布，着重强调了个体化降糖方案的重要性。

李益明教授告诉笔者，其实“个体化治疗”理念由来已久，最早被应用于肿瘤疾病的治疗，由于每个患者病情不同，为了最有效地控制病情、取得最好的疗效，同时尽量减少并发症和副作用，肿瘤治疗最早实现了个体化治疗。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治疗，对于糖尿病治疗来说，就是在对糖尿病患者设定治疗方案和血糖控制目标时，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情况，包括患者对治疗的态度、发生低血糖的情况、合并症及并发症、预期寿命等，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治疗目标和治疗方案。如果实现个体化治疗，首先获益的是患者，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的治疗目标和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率、改善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情况、减少并发症。同时，个体化治疗会考虑患者对治疗的态度，依从性也会较好。当然，个体化治疗对医生的要求会提高，需要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患者情况。

据研究报道，我国糖尿病控制现状令人担忧。2009-2011年由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进行的全国大规模“2型糖尿病患者HbA1C控制状况调查”结果表明，中国近65% 的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 7.0%，未达到指南推荐的血糖控制目标。李益明教授认为，造成糖尿病控制水平不够理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基层医生也许了解指南，但可能并不了解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方案应该在指南框架下进行调整，有时候完全靠指南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的。

当前我国在糖尿病的一二级预防方面做得仍有欠缺，糖尿病的管理仍然薄弱，患者对糖尿病认识也存在不足，社区全科医生对糖尿病知识仍较为贫瘠，正是基于当前糖尿病防治现状，结合上海市静安区实际情况，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在静安区卫生局的支持下在区内探索开展了特色项目——“静安区社区糖尿病三二一综合防控项目”，此项目通过华山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二、一级医疗机构联动）对糖尿病联合管理以提高糖尿病达标率，最大限度减少糖尿病相关并发症发生、发展，并且该项目根据评估的患者病理生理情况，采用适宜的“基础+餐时药物”的降糖策略，个体化地给予患者降糖方案和全面管理，从而达到健康教育普及化、疾病防治全程化、健康管理长效化及合理用药个体化，实现降低社区居民的糖尿病发病率、提高糖尿病检出率、控制达标率及降低糖尿病并发症发病率的目标。项目实施中坚持教育为本，加强基层医护人员培训，使其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慢病管理能力、具备基本的科研素质，通过患者健康教育使其掌握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充分体现出医联体在慢病管理的优势，建立起适应基层推广的糖尿病“防”和“治”综合管理方案，从而真正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的“防”和“糖尿病个体化”的“治”，希望为我国糖尿病防治探索出一条适合的道路。目前，该项目在全区管理糖尿病患者超过300人，定期的医护人员培训和每周患者教育已经进入日常工作轨道。

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第10篇

从经济发展实践看,发展中国家按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布局整个产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初期,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应的比较利益,实现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稀缺性将使得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逐步丧失,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日益呈现出依赖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是在传统比较优势消失之前,加快培育以科技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源提升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当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从传统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不会一帆风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使其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就业、税收、资金投入、经济增长等考虑也难以割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难以形成技术升级的凝聚力。

二是创新发展能力不足。

发展中国家需求结构提升所带来的对高档消费品、技术设备更新等投资品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又会通过进口和储蓄漏出的途径,“泄露”至国外的相关产业,国内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大减弱,但却带动了国外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陷入“引进—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是技术创新空间不足。

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产业转移或者“干中学”来分享技术溢出带来的好处,但这种“涓滴扩散”带来的能力提升始终都是外生的、潜在的,不能提升发展中国家内在的、现实的竞争力。

四是产业空心化、低度化发展趋向严重。

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基础就在于持续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外生的技术推动向内生的创新驱动转变。对中国而言,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也趋向衰减,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势在必然。中国要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与分工地位,亟须建立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国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继续以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产业的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只会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新兴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