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精选9篇）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1篇

关键词：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精神诉求

一、中国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神中, 本文以如下民间信仰为代表, 分析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

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善神之一, 每逢新年, 家家户户悬挂财神像, 希冀财神保佑以求大吉大利。吉, 象征平安;利, 象征财富。人生在世既平安又有财, 自然十分完美, 这种真切的祈望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因此, 求财纳福的心理与追求, 充分反映在春节敬祀财神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春节, 是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其中除夕之夜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迎财神。除夕之夜, 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吃饺子 (饺子象征财神爷给的元宝) , 吃完饺子彻夜不眠, 等待着接财神。世人奉祀的财神, 影响最大的当推赵公明。赵公明神异多能, 变化无穷, 凡买卖求财, 只要对赵公明祈祷, 便无不称心如意, 故而民间奉其为财神。赵公明管天下财富, 能使人宜利和合, 发家致富, 这正符合世人求财的愿望, 所以民间广泛敬祀赵公明。民间所供财神赵公明皆顶盔披甲, 着战袍, 执鞭, 黑面浓须, 形象威猛。周围常附之聚宝盆、大元宝、宝珠、珊瑚之类, 更加强了财源茂盛的效果。

关公即关羽, 忠诚信义为本, 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据《三国演义》载, 关羽因原籍恶豪倚势凌人, 遂杀恶豪后奔走江湖。东汉末年, 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 誓共生死, 同起义兵, 争雄天下。建安五年, 曹操出兵大败刘备。刘备投靠袁绍。曹操擒住了关羽, 看中关羽为人忠义, 拜为偏将军。后曹操察觉关羽心神无久留之意, 便用大量金银珠宝、高官、美女来收买, 但关羽丝毫不为钱财名利所动。当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处, 立即封金挂印, 过五关斩六将去寻刘备。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封关羽为五虎大将之首将。曹操得知大怒, 与司马懿设计, 联合孙权共取荆州。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 都督荆襄郡事, 令取樊城。关羽分荆州之兵攻取樊城, 不幸中吕蒙计, 痛失荆州, 夜走麦城, 兵败被擒, 不屈而亡。世人尤其是商贾们都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 希望关公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 另外, 人们希望商贾坚守诚信进行交易, 把关公奉为公正人, 来维护传统的道德秩序。

钟馗是民间诸神中的超级明星, 是中国古代诸神中形象最为丑陋的一位, 并且总是与阴间恶鬼相伴为伍。但人们并未因此而厌弃他。每到年节喜庆日子, 人们都要张挂他的画像镇鬼祛邪。张贴门神钟馗画, 成对的张贴在两扇门板, 单幅的贴在门的正上方, 驱邪魔, 斩鬼怪, 祈福得福, 盼子得子, 求财得财。这种风俗远自唐朝持续至今, 一千多年, 从未间断。

三星高照之福。古人认为浩渺无际的星空是众神的居所, 每一点星光都是一位星辰之神。星辰之神虽然远在天边, 遥不可及, 却被认为是地上万物的主宰。起初人们把天上星辰想象成恐怖的怪兽模样。道教兴起, 他们也被晋升官职, 统称为星官。其中有三位星官的职责最为重要:他们分别是专门赐予福气好运的福星, 负责加官晋爵的禄星, 保佑人们长生不老的寿星, 三位合称福禄寿三星。

可见, 从上述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当中可以概括为:“公正、生存、安居、乐业、财富、健康、长命、消灾、避祸”, 这样几个有限的词组, 就足以概况几乎所有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而这样的一些诉求, 又几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因子”。

二、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辅助作用

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与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因子”方面却有着广泛的一致性, 至少可以并行不悖。民间信仰的社会作用和它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维护国家统一的功能。

关帝、观音、妈祖信仰在我国民间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 信众十分广泛。这种民俗信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炎黄子孙的联系纽带, 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 能把我们民族中的各个分子凝聚起来, 合为一体。我们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信仰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由群众自发形成的本土性民间信仰, 在很多海外华人中有巨大影响力。目前, 全球共有妈祖庙五千多座, 信众两亿多人。妈祖信仰文化, 对于凝聚海外华人的力量, 增进对祖国的感情, 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妈祖信仰文化是海峡两岸文化系统的重要纽带, 是台湾民众中华情结的重要载体。妈祖对于很多海外华人华侨来说, 代表着“根”和“本”, 对台湾更是这样, 妈祖信仰文化蕴含着两岸同胞对国泰民安的共同期盼。

(二) 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现象, 它几乎能在任何一个适宜的地方, 甚至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中反映出来, 它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力量, 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以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积极健康的内容, 它们不仅能占用舆论, 而且有时能起到许多法律、法规所起不到的作用, 可从另一个侧面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例如, 祖先崇拜是我们最常见、最普遍的民间信仰。在祭祖中, 我们也希望祖先有灵, 保佑家人平安、幸福等等, 但更多的是缅怀祖先的养育之恩, 以增强家庭团结, 强化家庭成员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同时在民间信仰中许多地方神, 一般都是当地传说中那些见义勇为、匡扶正义、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世人楷模转化而成的, 对他们的祭祀, 也是对现代人的教育, 可以培养人们一种良好的思想品质, 自觉地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通过将现实生活中“立德、立言、立功”的文化英雄 (如关羽、妈祖、吴真人等) 被化为超自然、超人间的神明加以崇拜, 并使其代表的精神和人格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变得永恒, 对普通信众会产生较强的引导和教化作用。

(三) 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我国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内容十分广泛, 有所谓日神、月神、风神、雨神、雷公、山神、河神等, 还有各种图腾崇拜、植物崇拜、动物崇拜, 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深刻内涵。我国各民族都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民间规约。例如, 世居青藏高原的藏族认为:“要相信因果报应, 杜绝杀生;严禁猎取禽兽, 保护草场水源;禁止乱挖药材, 乱伐树木”等等。西双版纳的傣族, 历史祀奉勐神, 各村寨均规定勐规, 规定:“龙山上的树木不能砍;寨子内其它地方的龙树也不能砍;寨子边的水沟、水井不能随意填埋等等。”另外, 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壮族、瑶族、哈尼族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的民间信仰。而且我们发现上述少数民族地区至今生态环境都保护良好, 这说明民间信仰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人类遭受由生态环境破坏带来众多灾难的今天, 更应注重从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中汲取其现代价值。

上述作用在内涵上与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六大特征是相协调、相一致的, 两者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我们必须在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 让传统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民间信仰与主导信仰和谐相处,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和谐的生成和发展。

三、加强管理,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一) 建立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互协调机制。以往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 更多关注的是“民间信仰对政权的冲击和敌对”, 但事实上, “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在政治上的性质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 从整个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一角度看”, 应该承认“民间信仰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文化理念与行为模式”, 从来都是“用来实现集体生活下和谐共生的存在目的”。所以, 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中, 首先消除民间信仰就是“邪教、异端等概念所带来的本质主义的历史叙述, 把民间信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虽然民间信仰繁杂众多, 但一旦还原到民间信仰的“底色”, 就不能不承认, “公正、生存、安居、乐业、财富、健康、长命、消灾、避祸”, 这样几个有限的字眼, 就足以概括几乎所有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才能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工程, 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 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 从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来看, 建立和谐社会正是对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的实现, 会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热情。同时,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转化, 或者说, 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包含了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发展或对历史的追认, 民间信仰所构成的观念和行为系统有助于认同和谐社会的建设, 也有助于民间信仰的升华。

(二) 民间信仰文化价值的保护和开发。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 有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国传统的年节大多包含有民间信仰的意蕴, 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因此, 必须加以保护和开发利用, 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服务。首先, 要做好文物的保护、文化的记载、探求工作, 避免这些文化现象的消失。其次, 在学术界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人类文化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都要从不同方面对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功能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 并促进学术的繁荣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三, 要充分对其文化资源和经济价值进行开发利用, 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例如, 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妈祖祭祀等民间信仰活动对吸收海外华人旅游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四, 民间信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注意挖掘、保护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与现代先进的科学的文化共同教育群众, 鼓舞群众,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但是, 我们不能忘记民间信仰中迷信思想的危害性, 要防止它对人们的毒害和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性。对民间信仰中迷信思想的批判, 是对民间信仰的保护, 我们不能因对它传统文化价值的研究, 对它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放弃对它迷信思想的批判。

(三) 规范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源自中国乡村社会, 是一种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 缺乏统一信仰体系, 缺乏严密的教义教规, 缺乏教职人员和组织系统, 具有分散、自发、民间性质的一种信仰行为。秩序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证之一。社会系统各要素都按着一定秩序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并有序地运转, 所以必须对民间信仰进行规范化管理。目前, 名目繁多的民间信仰活动相当繁盛, 其分布之广泛, 香火之鼎盛, 对群众影响之深的确不可低估。由于对其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导致民间信仰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如民间信仰神庙繁多, 信徒渐多, 层次复杂, 鱼目混珠, 极为与封建迷信相混。有的以民间信仰为名举行大规模“游神”等活动, 往往跨村镇、跨地区, 极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有的还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搞伪科学真巫术, 搞邪教活动。此外, 近几年重建滥建庙宇, 互相攀比摊派, 浪费了社会财力、物力, 阻挠了经济建设。因此, 依法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理势在必行。首先, 对民间信仰的团体和组织按规定进行登记, 由文化部门、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等部门进行依法监管。其次, 根据注册、地缘、信仰内涵、教义、教规进行合并集中统一管理。第三, 对于大型民间信仰, 政府可以协助民间信仰定期举行大型活动。例如, 祭孔、祭祖、祭妈祖等大型民间信仰活动。

参考文献

[1].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荆学民.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2篇

“中国梦”背景下大学生信仰危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2012 年 11 月 29 日，总书记总结了近代以来党和人民所追求的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经济多元化及思想文化多元化倾向日益严重的今天，大学生的信仰也随着社会复杂化而日益多样化。而高校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才培养重任，强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是新形势下高校实现“中国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笔者在对部分高校大学生信仰状况进行综合调研发现，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仰缺失或信仰弱化，对社会和自身缺乏希望。信仰缺失指没有信仰，或曾有信仰，但因某种原因放弃了原有信仰，新的信仰还未建立的“真空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对信仰感到迷茫，部分学生没有生活热情。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现状、未来发展等冷漠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表现出沉迷网络、游戏人生的百无聊赖状态，也有的学生用“速食爱情“来消磨时光。

第二，信仰混淆，甚至完全错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渗透到高校，严重冲击大学生的科学信仰。金钱与权力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进行信仰选择、职业选择和情感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部分大学生甚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不惜牺牲集体利益，他们缺乏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感。

第三，信仰的不稳定性。当代大学生信仰的形成主要受个人知识积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思潮等因素的影响，当这些影响因素发生较大变动的时候，其信仰也会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部分大学生不能理性对待人生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困难，一旦受挫，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做出报复社会和他人的极端行为。

造成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有高校信仰教育问题，还有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原因，只有深入分析造成大学生信仰危机产生的根源性问题，才能找到解决信仰危机的办法，重铸大学生信仰体系，实 现高校全人教育梦想。

第一，大学生自我意识偏差导致信仰危机。大学生作为成年人，自我意识增强，能够独立思考，但受到社会环境以及知识水平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无法正确地认识自我，无法客观、科学地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甚至产生偏激和错误的看法和行为。

第二，家庭和学校在信仰教育中的不当导致信仰危机。家庭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特定形式，使得家庭教育较之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大学生信仰养成中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家庭教育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大学生信仰的养成，有些家庭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是中共党员，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他也就在父母

某一个层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理想信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主要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拜金主义思潮和利己主义思潮等中国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时受存在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影响。中西文化交叉，给成长中的大学生的精神和信仰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信仰缺失或信仰薄弱的大学生更易误入歧途。

第五，现代传媒对大学生信仰的影响。随着现代传媒影响的不断深入,手机、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高校教育中，但同时也对许多大学生的认知方面、意志的培养方面以及价值观的树立方面都产生了潜在的影响。现代传媒主要通过大众传媒、网络媒体等方式影响大学生对客观价值的判断与和认识，大学生倘若对主流信仰的认知混乱，就会出现精神世界的荒漠化以及信仰需求的边缘化。

三、“中国梦”背景下重构大学生信仰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这不仅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信仰教育，以“五方模式”为重点设计大学生信仰教育体系，即方法、方式、方案、方向和方针。

爱国、爱社会主义，遵循社会主义道德、法律，这是信仰的基础，也是对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普遍目标和要求。

其次，从信仰教育的内容框架来看，新形势下大学生信仰教育应注重信仰教育的整体规划，确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导，内容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道德心理教育”的任务模型。

最后，从信仰教育的群体结构来看，大学生信仰教育应依托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等青年群体，建立“朋辈导师制”、“朋辈心灵拐杖”等学生自我服务团体。青年团员是大学生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重构大学生信仰体系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创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平台，全方位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第三、方案是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模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大学生信仰养成的重要渠道，构建“三元一体”全方位渗透的教育模式是新形势下大学生信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家庭教育要将子女的信仰教育放在一个较突出的位置，同时要反思己身，因为家长的素质、家长的信仰、家长的行为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信仰的养成。

其次，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的信仰教育，并将教育落实到各学科的教学工作中，形成系统性的信仰教育载体。这种载体不能单方面依托“两课”教学，还应渗透到其他形式的教育教学课程中。同时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信仰教育环境，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注重教师队伍素质

最后，要在模式上进行创新。要始终坚持以“三位一体”全方位渗透的教育模式开展大学生信仰教育。

大学生是否树立科学的信仰，这不仅是大学生这个群体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高校全人教育梦想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客观分析，总结出“中国梦”背景下应以“五方模式” 重构大学生信仰体系，这将对大学生信仰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3篇

一、相信“王道”之行必定带来理想的治世

在古人的眼中, 理想的治世是怎样的景象?理想的治世是如何形成的?为弄清这些问题, 我们不妨先耐心阅读下面的一则材料:

昔者黄帝治天下, 而力牧、太山、稽辅之, 以治日月之行, 律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 正律历之数;别男女, 异雌雄, 明上下, 等贵贱;使强不掩弱, 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 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 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 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 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 市不豫贾;城郭不关, 邑无盗贼;鄙旅之人, 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 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 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 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 鸷鸟不妄搏;凤皇翔于庭, 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 飞黄伏皁;诸北儋耳之国, 莫不献其贡职。 (1)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和谐社会景象, 其超乎今人想象的方面不止一二。人对同类的友善达到了任何冲突都不会发生的程度;大自然善解人意, 并且随时准备着按照人类的意志来表现自己;动物们也改变了天生的本性, 是那么地温良恭俭让和安分守己。整个社会男女有别, 尊卑有序;最高统治者智慧卓绝, 仁民爱物, 百官公正无私, 恪尽职守;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得享天年;没有纷争, 没有犯罪, 没有战争, 没有天灾, 没有人起贪心, 没有人剥削人, 没有人压迫人。除了社会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依然缺乏之外, 这里面其实已经包罗万象, 富有人本情调。而如果要问社会何以能够如此,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所谓的“圣王以道治天下”。

根据今人的认识, 浩淼的宇宙里有个微不足道的地球, 地球上有数以亿万计的各类生命和非生命, 有上百个国家及其元首, 在这上百个国家中有个中国, 中国有个圣人。宇宙之大, 地球之广, 万物之众, 而中国圣人之渺小, 固不待言。中国圣人以一己之力而欲改变世界, 未免比螳臂当车还要可笑。但在这种有悖于事理的叙述中, 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真实, 即古代中国之相信“王道”政治, 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

二、坚持人治论和道治论的统一

“王道”政治信仰包括两个方面, 即人治论和道治论。“王道”政治信仰的特点就是坚持人治和道治的统一。

站在人治论的立场之外, 要认识到人治论的偏颇其实并不困难, 但要从理论上驳倒人治论, 却殊非易事。因为人治论和这样的事实联系在一起, 即政治是人的社会活动。只要承认这个事实, 就不能否认人的重要性。政治需要制度, 需要法律, 需要伦理和其它规范, 这些东西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等等, 这些理论似乎都构成对人治论的威胁。但坚定的人治论者会告诉你, 没有人这些东西都不会自动出现, 而且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去规划, 伦理、法律、制度都不会是正义的, 没有合适的人去发明, 科学技术、劳动工具也不会降临人世, 同时, 好的制度、法律、伦理, 以及技术、工具, 等等, 也必须有合适的人去执行和运用, 才能发挥它们的预期作用, 以荀子的话说, 就是:“有乱君, 无乱国;有治人, 无治法。”“法不能独立, 类不能自行, 得其人则存, 失其人则亡。法者, 治之端也;君子者, 治之原也。” (2) 重人轻事, 重德轻法, 一切在人身心上用力, 这是传统政治的基本特点。

但古代政治对人的重视是不彻底的, 部分原因是古代政治并不相信所有的人, 而只相信超凡脱俗的圣人君子;部分原因是古代政治在强调人的重要性时, 并不肯定人所有的主观意志, 而只注重其遵循一定规则的主观意志, 即所谓的“道心”。惟有圣人君子能够存“道心”而去“人心”, 存“天理”而灭“人欲”, 所以二者是相通的。最可靠的是人, 最不可靠的也是人, 两种结论都成立, 关键是人们从怎样的角度考察。圣人和道是一体的, 说圣人治天下, 就意味着道行于天下, 说大道之行, 就意味着圣人在位。所以, 古代中国人治的内涵, 又有别于与现代法治相对的那种人治, 而以“道治”为意趣。得人就是得道, 人亡则道废。虽然每个人心中“道”不尽相同, 甚至大相径庭, 但每个人都会同意有道则世治, 无道则世乱。

每个统治者都必须证明自己是知“道”的和有“道”的, 这是传统人治格局下对于权力运用合法性的一种特殊论证, 所谓“治之要在于知道”。 (3) 因此, 把治世的出现与圣人联系在一起, 其实质是对“道”、对某种政治真理和普遍原则的功能的信赖。随着儒学在意识形态独尊地位的形成, 诸子百家之“道”便一变而为孔孟之道, 世治就是孔孟之道行, 世乱就是孔孟之道废, 尤为后世士人所笃信, 如清人皮锡瑞所论:“后之为人君者, 必尊孔子之教, 乃足以治一国, 所谓‘循之则治, 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 亦必遵孔子之教, 乃足以治一身, 所谓‘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 非一人之私论也。” (4)

需特别指出的是, 古人虽推崇“王道”政治理念, 但只重其原理, 而不重其事迹;只重其精神, 而不重其言论, 允许“损益”、“更化”、“变法”、“改制”, 提倡与时偕行, 实事求是。“故圣人所由曰道, 所为曰事。道犹金石, 一调不更;事犹琴瑟, 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 治之具也, 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 义以为纪, 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省其用, 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 得于人理, 顺于天地, 祥于鬼神, 则可以正治矣”。 (5) 这又体现了人治与道治的协调, 而这种协调对于“王道”信仰的持续是有益的。

三、历史和思想的相互塑造

在古代推崇“王道”政治的各种人群中, 缺乏独立见解、人云亦云者当不在少数, 但其中必有清醒的人, “王道”政治的神话才能代代相续。这种清醒, 总体上是与人们对尊卑有序、各安其分与各得其所价值观的信赖一致, 而为历史上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所强化。周人有殷鉴, 所以有周公的民本主义和制礼作乐之举, 这是史学研究中反复申述的事实。然而, 周人800余年江山的根基, 恐怕也不仅限于以殷为鉴, 而有其更为久远的历史省察。至战国末年, 人们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禹之时, 天下万国, 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今无存者矣, 皆不能用其民也。” (6)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在对古希腊158个城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政治学理论的, 那么即使在先秦时期, 中国的哲人所能够了解到的兴衰治乱的事例在数量上也要远远超过他, 只不过中国的事例所提供的是千篇一律的经验教训而已, 在启发人思维的功能上反不及古希腊的数量有限但各具个性的案例。秦汉以后, 虽然王权变成了皇权, 郡县取代了分封, 但千篇一律的情形并没有改变, 与兴盛相关的总还是那些做法, 与败亡联系的也总还是那些行为。一正一反, 两相对比, “王道”政治的理念遂牢不可破, 对“王道”政治的追求及其失败, 也就成为儒家政治观念中古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轨迹。费正清曾予指出:

传统上认为,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 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 继而是长期的衰败, 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 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 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 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 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必须承认, 中国人对王朝循环的看法自然有其道理, 这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至少能与不少基本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致契合。西汉与东汉分别都延续了200年的光景。后世历代在更为先进的历史条件下, 亦往往享国300年左右, 而且历代的赋税、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7)

费正清以西方人的眼睛重新“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人明确指出的事实, 想来也不是难事。孟子就有“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乱” (8) 的说法, 被今天的许多人讥为“没有认识到历史的螺旋发展规律”的宿命论。费正清以王朝的循环为古代中国历史确定不移的现象, 转而从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以及经济、政治方面探寻其原因, 不过是西方人的东方观的又一种体现, 也不见得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正解。 (9) 在古人一治一乱的历史认识与解释中, 我们体会更深的是这样的历史与观念间双向互动关系:“王道”政治理念在塑造着历史, 而历史也在强化着“王道”政治理念。

我们可能会想, 几千年的历史, 既然“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国也”, (10) 又何必对“王道”政治理念那样偏执, 竟从未探索其他的致治方案?是智力所不及, 还是另有隐情?历代君臣和士人对于治道的探索可谓殚思竭虑, 但大家说的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只不过改换了一些词汇而已。然而, 只要我们把“先王之道”和“养生之道”略作对比, 问题的答案就立即清晰起来。

世上没有不亡之政权, 也没有不死之个人, 然而历代统治者却同时追求长治久安与长生不死, 两者并不矛盾。或者说, 正是因为有必亡和必死的事实, 追求长治久安和长生久视的热情才被充分调动起来。而无论是治道还是养生之道, 它们对于统治者的意义都不是避免死亡, 而是延缓死亡到来的时间而已。说到底, “王道”就是家天下政治延年益寿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而已。正如我们不会因为人人都有死的事实而怀疑“科学”养生方法的价值一样, 古人不会因为一个又一个政权倾覆的事例而放弃对“王道”的执着。“王道”政治不关心政权亡与不亡的问题, 而只在乎速亡与晚亡的区别, 就好像普通人不奢望不死, 但十分在乎寿夭。人讲寿尽天年, 国讲传尽天命。如果有一个人活了一百岁, 人们就对他的养生方法感兴趣;如果一个人以某种方式生活而死于非命, 人们就力图避免那种方式。政治也一样, 所以越是速亡的政权就越能刺激后人对于“王道”的怀念。“王道”政治的这种属性使人们永远不质疑它的价值, 而热衷于批评那些速亡的政权, 以及被认为与政权倾覆有莫大关系的人和事。在政权倾覆的烟尘中, 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掩埋先朝君臣尸首的同时, 及时地把“王道”和王冠一同抢救出来, 重新加以供奉。

只要有政权因践行“王道”而卜祚遐长的例子, 则政权的覆亡适足以作为不行“王道”之恶果的反证。至于兴盛之时“王道”精神在政策和方略上有几分体现, 败亡之际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丢失了“王道”, 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可能会争辩说, 历史上的君臣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践行“王道”了的, 也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违背“王道”的, 一些好事情兴盛时期的君臣做过, 败亡的君臣也做过, 一些坏事情见于败亡之君臣的记载, 也见于兴盛之君臣的本传;而一个百分之六十不行“王道”的政府和一个百分之六十行“王道”的政府, 其治理效果的差别可能并不明显, 因为治道只是影响治理效果的众多因素之一罢了。但古人的看法不一样, 他们会以对同样的事情作出不同解释的方式, 设法维护兴盛之君臣与“王道”的绝对一致关系, 所谓“周公放兄诛弟, 非不仁也, 以匡乱也” (11) 即是;他们也会设法使亡国之君臣与背离“王道”的观念百分之百对应起来, 所谓“亡国之主似智, 亡国之臣似忠” (12) 即是。

“王道”政治信仰作为古代中国漫长历史时期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其功过是非固不便一言以蔽之。展望世界, 近代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不弥漫着浓厚的“民主”政治信仰, 所以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笼罩着那样的政治信仰就不应感到奇怪。但我们应该深入研究这种信仰的影响, 研究这种信仰的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

摘要：“王道”信仰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古代中国对于“王道”之行必定带来理想治世的信仰已经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 而这种信仰的特点是坚持人治与道治的统一, 坚持对人治和道治矛盾的协调。这种信仰是在对一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 并且又走上了与这种信仰的内容相一致的历史发展轨迹。人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这种现象。

关键词：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王道”信仰

注释

1 淮南子·览冥训.

2 荀子·君道.

3 荀子·解蔽.

4 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

5 淮南子·氾论训.

6 吕氏春秋·用民.

7 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57.

8 孟子·滕文公下.

9 古代中国的政治是君臣民相互责于本分, 所以费正清先生以皇族逐渐“退化”解释王朝循环, 虽然于事实上无误, 但颇不合古代中国政治的“文法”。今举《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中的一则材料略作说明, 其原文如下:“贞观十七年, 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 至于子孙多乱, 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 少居富贵, 未尝识人间情伪, 理国安危, 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 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 藉祖父资荫, 遂处大官, 德义不修, 奢纵是好。主既幼弱, 臣又不才, 颠而不扶, 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于高位, 不思报效, 翻行弑逆, 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 欲公等戒勖子弟, 使无愆犯, 即国家之庆也。”

10 吕氏春秋·安死.

11 淮南子·齐俗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传统文化 第4篇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和认真处理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进一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积极的有益的思想。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研究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中，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具体说，也就是如何认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

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当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文化软实力却远不及经济的增长速度,而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资源,对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都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从国内形势看,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完善时期,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依然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打造,强势文化属性的提出必将对人们的价值观念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使西方的各种后现代文化思潮、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大量涌入并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数量与质量存在着诸多矛盾；而文化领域高端人才的匮乏也难以对文化的规律性研究；相当多的执政官员对文化建设的意义认识不够,使得文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从国际形势看,强势经济带来了强势的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使文化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并力图促进文化的一体化,可以说,当代世界严峻的文化形势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课题的提出尤为关键。

文化是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中产生和发展的。现实中，如果不顾及到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在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和殊异性，那么，在文化选择上就会出现两种极端或偏差。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的某个阶段。有一种理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这是不全面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相对于当下现实的文化而言的。我们理解的传统文化，除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之外，还应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同时，在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优良传统，也有糟粕、不良传统，而事实上精华与糟粕、优良传统与不良传统往往交错在一起，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那么究竟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呢？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对于这些古文化, 我们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这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的方针仍然是正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年来由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整个中国历史传统在许多人心目中日益淡薄, 有的人甚至耻为中国人。有鉴于此,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强了全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号召和支持文化界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决不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而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充分地融人中国现代文化之中, 这也是对批判地继承方针的真正贯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将有机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化之中, 而且将融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并行的开拓过程，更是一个培植文化土壤与引进具有生命力的希望种子的培育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最新成果，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是文化系统价值体系的构建。历史的实践的时代的发展表明，我们需要正确把握和认真处理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关系，批判地继承是对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态度,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做到弘扬优秀传统，吸纳现代文明，彰显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黄楠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J]，探讨与争鸣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5篇

关键词：中国法律,中国社会,法律文化

首先, 对瞿同祖先生在写作本书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认识。

本书采用西方社会学的人类社会学的方法视角, 将此类方法运用到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考证当中去, 从西方的法律史研究视角出发, 将此视角贯穿到中国古代法律史与社会史当中去, 运用此种方法深刻的洞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同时又非常客观地分析中国法律传统。这种写作方式对于今天我们以后进行文章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马克斯韦伯所论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对于新教的产生如何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进行论述。因此, 可以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生活和法律规定的考证中去, 作为一种学习方法的新视角。比如, 先生在论述家族一章时, 首先论述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 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 母亲方面的亲属是被忽略的, 她的亲属我们称之为外亲, 以别于本宗。同时服制及轻, 据《仪礼》: “外亲之服皆缌麻也”①, 采用这种论述方式即易于今人理解又有对事实的陈述, 不乏为上上之选。

诚然瞿同祖先生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关系的考察来进行论述的, 此种方式置于观察者的地位, 如此客观的陈述并没有对古代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以及法律观念做一种正当性的解读。根据韦伯的理解, 社会行为当由规范性的东西来决定②。韦伯的学说可以部分地应用于中国传统法的研究。由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优越感, 国家制定的法律与通过感悟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习惯并进而形成的习惯法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又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史高度统一的, 文化是大一统的,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被大多数人所摈弃的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规则, 无论其在局部范围内怎样有效都不能称为“法”。因此,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当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以及中国古人的内心确认不可动摇的观念为基础来进行有选择有取舍的应用。

中国传统法律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研究中国传统法既要研究法在中国以往社会中是以怎样的形态产生、存在, 也要研究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变动, 因此, 我们既要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所体现出的先人对法所寄予的理想, 也要考察法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正如马小红所著《礼与法: 法的历史连接》一书所采用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一样, 有选择有条理地对中国传统法进行客观的陈述, 从而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答。当然与瞿同祖先生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不同, 在对法的历史陈述中, 对资料的选择、解释和组织本身就反映了陈述者对传统法的理解和思索。

本书对于研究资料的选取是精准而新颖的。就本书的资料文献而言, 以基本常见的资料为主, 同时引用个案和判例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进行具体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脚注缜密而详尽, 脚注有时甚至占据每一页的一半的篇幅。

本书大多引用原始的法律文献以及第一手资料, 注释较多的如《汉书》、《晋书》、《唐律疏议》、《宋书》、《明律例》、《清律例》、《刑案汇览》、《仪礼》、《左传》、《礼记》、《论语》、《荀子》、《韩非子》等。引用《刑案汇览》有趣而易于理解的案例, 生动而形象地表达出古代传统社会的习惯对法律的影响。由此可见, 历代中国传统的法典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与社会的基础。同时, 史部中的正史、政书、职官、诏令奏议的记载自不待言是我们研究传统法体系、结构、形式、类型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子部中收录的思想家的著作以及集部中收录的政治家、文人学者的文集中也有许多传统法的资料。

最后, 本书的著述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以及内容的记载上都有空前的新颖性。

在中国法制文明的演进过程中, 中国的近代在外力的的作用下开始偏离了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轨道, 走上了效仿西方的道路, 西方泊来的法律及其制度称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近百余年的开展中国法治的建设中, 法律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今人所重视, 但是就当人们对于法治在制度和内容上被我们所认可以后, 人们却有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和不自信, 这是因为我们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的强弱为标准来评判文化的优劣的束缚, 此种不安和不自信在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应当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不能一味的跟随西方的“法治”而忘记了我们传统社会与法律的根本。

传统社会中, 家族和阶级是中国古代法律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 家族伦理在法律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法律明确地承认尊卑贵贱, 分为三个身份的贵族官吏、贫民以及贱民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生活方式和法律身份地位上有不同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待遇, 尊尊卑卑, 贵贱有序。法律之所以特别重视不同身份的不同差别, 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社会之深刻。古代法律几乎由如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这两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 纲常名教就是它们所代表的法律和道德以及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此种特征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和发展中产生并且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也有形无形地影响着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法律。

注释

1

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及出路探析 第6篇

信仰危机是指原有良好而固定的信仰, 经过一定的困惑、忧患和思虑, 对自己原有的信仰发生进一步的怀疑和动摇, 直至全面的抛弃但还没有确立和无法确立新的信仰的精神意识状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变化了, 信仰也要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信仰本身并不是一种固定僵死的精神现象, 信仰危机的出现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 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状况

材料一: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说得好:“苏共丧权、苏联解体, 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精神信仰的崩溃, 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 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 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那么, 我国是否也存在这个危险呢?或者说, 在官员们身上, 是否也已经产生了信仰危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 在诸多调查问题中有“有无信仰”一道题。对此, 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是:回答“有信仰的”占28﹒10%, “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 “没有信仰的”占36﹒09%, “不想回答的”是13﹒57%。“有信仰的”只占全部的28﹒10%, 这一数字表明这个“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 而且还很严重。

材料二:在北京地区大学生信仰状况调查分析中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有无信仰无所谓或不需要信仰。有25.93%的学生认为大学生有无信仰“无所谓”, 有2.67%的学生不同意有或很不同意“大学生应该有信仰”, 有6.16%的学生认为“信仰是一种迷信”, 有6.62%的学生认为“信仰是麻醉剂”。在对理想、信念教育的看法中有11.98%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4.30%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此外, 该调查还反应出大学生对信仰教育的满意程度不高。在对理想、信念教育的满意程度的调查中, 回答很满意和满意的占20.56%, 比较满意的占25.32%, 52.27%的学生不满意或很不满意, 学生喜欢的理想、信念的教育方式为社会实践占46.81%。不满意的原因中“内容枯燥、缺乏吸引力”占35.19%;“理论与现实相脱离, 难以被接受”占29.27%;“没有说服力”占19.86%。对“两课”、报告、政治学习的喜欢程度均在10%以下。

在目前的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 随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纷纷涌入, 中国本土的各种文化思潮也异常活跃起来。文化的雅与俗、人的功利与信仰在社会大舞台上出现了奇妙的结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已不是传统信仰危机的单线演进, 而是出现了深层次的信仰危机多状态共显。从表征上看, 表现为极端自利化。在正常的情况下,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相对和谐的, 无论是个人优先于社会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 还是中国社会优先于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都基本是和谐统一的。但在当今社会转型期,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体和类的关系开始趋向极端。有关信仰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 信仰危机的程度令人深思。

从层面上看, 主要是崇尚非理性。信仰本身虽然有非理性的成分, 但科学的信仰强调把非理性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然而, 一旦处于信仰危机状态, 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就会颠倒, 崇尚非理性就会成为一种社会时髦。信仰危机所导致的藐视理性崇尚非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被称为“漂浮式的”生存方式。具体表现为:其一, 以感觉取代思考。其二, 以潮流的选择代替自主性的选择。其三, 以市场取向代替人生信念取向。

2 信仰危机原因分析

2.1 经济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 市场经济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 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 “物”成为了人们的命运的主宰和心中的“上帝”, 实用主义一时在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甚至演化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而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如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失业增多、居民的住房和医疗问题等等, 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质疑。因此, 出现了当前社会人际关系紧张、腐败之风蔓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动摇的不正常现象。

2.2 政治因素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政府的责任就是必须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 使社会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尽量得以公正地配置。只有解决好了公平问题, 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趋利能量才能以正当的渠道宣泄, 从而避免造成吏治腐败、分配不公、社会落差巨大、社会心理失衡等等不良现象。如果出现了不道德的行为, 法律必须对其进行严厉的裁决, 使违法的人和事得到应有的制裁和追究, 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避免产生负面效应。法律虽然不能代替道德, 但法律的确为道德规范的有效执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 社会因素

对一个人来说, 只讲奉献不讲回报固然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但是,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 每个或者大部分讲奉献的人都得不到好报甚至遭到打击报复, 或者讲奉献的人生活大都比自私自利的缺德者过得糟糕, 那么可以说这个社会是个不公正的社会, 是个缺乏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机制的社会。二战后的日本曾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和道德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现实, 日本伦理学家丸山敏雄苦苦思索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他发现,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原有的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都不能使幸福和德行达到统一。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德福相背的现象, 使道德成了获取幸福的障碍, 道德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 人们对道德的信仰自然就会瓦解。

2.4 文化因素

社会转型期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撞击中, 出现了道德问题。一是高新科技革命冲击着人们的道德领域。新的世界、新的关系必然带来新的道德伦理问题。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在给中国带来科学、民主和现代技术、管理观念的同时, 其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腐朽的观念也一同袭入国门。三是中国传统道德自身的失落。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个人服务社会、注重个人修养, 但忽视了道德首先是一种公共领域的规范。一方面我们有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提供崇高的道德情操, 而另一方面, 起码的公共道德意识十分缺乏, 传统道德趋向了精英道德, 缺乏了现实生活的基本的文明公德规范要求。

3 关于转型期信仰重塑的几点建议

3.1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信仰重塑的必由之路

转型中政治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协调以及道德信仰危机现象都迫切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主与法制建设就不会有实质性进展, 就不能从根本上维护道德权威, 克服道德信仰危机。

当前,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要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是进行制度建设, 建立法制化政府。要用制度、规章、法规来约束政府行为, 保证政府职能法制化, 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优化办事效率。要加强廉政建设, 改变工作作风, 密切干群关系, 加大反腐力度, 净化社会风气, 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干部选拔时, 要坚持公开平等、择优的干部选拔机制, 提高干部队伍道德素质。二是要建立适当的利益协调机制, 使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 避免利益分配不均, 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政府应该把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到“促进中等收入层成长”的目标上来。在稳定现有中等收入层队伍的基础上, 采取有力措施, 进一步缩小“极贫”和“极富”两极, 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人数最多的阶层, 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3.2 强化道德调控机制是道德信仰重塑的有效途径

目前, 强化道德调控机制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强化道德监督机制和建立道德奖惩机制。要强化道德监督机制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优化舆论导向, 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树立先进典型, 倡导新的道德风尚, 赞扬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道德行为。同时揭露、抨击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言行, 批判和谴责不利于社会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

实行道德奖惩就是通过行政和物质手段对人们道德行为作出实质性的评判, 通过对人们高尚道德行为的奖励和表彰, 使遵守和维护道德的行为获得应有的回报, 进而鼓励和促使人们积极地去实施这种行为, 形成一种尊重讲道德的人的良好社会风尚;另一方面, 通过对超过一定限度的非道德行为进行惩罚, 使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从而确立道德调控的权威性, 使不道德行为逐步得到禁止。

3.3 加强和改进道德教育是道德信仰重塑的核心途径

道德教育是道德信仰得以落实的重要环节, 道德教育作为一种规范性、有序化、高效化的德性培养过程, 是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重塑的主要途径,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和谐文化, 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的主要途径。

道德教育要以人为本, 要实现道德教育生活化, 要教人学会做人、学会关心人、学会生活, 从为人处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 注重个人修养, 在生活实践中体悟人生、经验人生, 实现情感体验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的统一;要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 不能只是教人应当如何做, 还应当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教育要有层次性, 循序渐进, 要把握不同的对象和要求, 形成一定的目标递进层次;要增强道德教育的时代性, 必须直面现实的挑战, 走出传统的依赖型、封闭型、一元型的道德教育模式, 实现内容、方式和手段的现代化, 提高道德教育的参与性、新颖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24)

[2]从腐败官员的信仰危机看习近平的干训重点[EB/OL].ht t p://cl ub.qi ngdaonews.com/showAnnounce.phpboard_i d=2&t opi c_i d=4261746

[3]北京地区大学生信仰状况调查分析[EB/OL].ht t p://www.bj popss.gov.cn/bj popss/cgj j/cgj j20040611b.ht m.zh

[4]史耀媛.社会转型期信仰状况分析与对策[J].理论导刊.2002, (5)

[5][6]闾彬.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成因分析[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 (4)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7篇

一、藏族传统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区别和对立

作为不同历史阶段衍生的主体信仰,藏族传统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区别和对立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信仰主体的人生态度和幸福观等方面,二者有着本质不同。

首先,二者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信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意识部分,是人们对宗教或某一理论的坚信和追求,是一种生存智慧或对智慧的长期向往和探索[1],是人们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和目的性选择的内在统一。在西藏社会存在的三大要素中,相比较于高寒自然地理环境的相对稳定和缺乏变数,藏族群众的生产劳动及其生产方式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提升的动态发展过程。伴随着西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广大藏族同胞的信仰也不断转变和发展。

在西藏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阶段,因为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心理依赖过强,高原先民信奉自然神灵,好为自身及其亲朋祈福避灾。这种原始信仰现象,在早先的中华大地普遍存在。高原人在苯教信仰原始生存智慧的指引下,创造了古象雄文明和雅砻文明。普通群众的生存生活需要信仰,王权的产生和维护也同样需要神权的护佑。聂赤赞普及其以后的其他六位“七赤赞普”,都依赖苯教势力管理部落内部事务和发展社会生产。吐蕃王朝的赞普为了进一步加强王权和彻底消灭象雄的文化影响力,尽一切可能弘扬佛法。从象雄文明到20世纪中期,西藏相对落后社会经济发展,极大地限制了藏族群众的信仰智慧的主动发展和转变。早在14、15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宗教信仰开始了开放性改革。相比之下,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不久进行的宗喀巴宗教改革,却巩固和强化了后来几百年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权力格局。作为反馈和回报,改革后的宗教信仰更加禁锢了西藏民众的思想,19世纪西藏的近代化也因此夭折。

20世纪中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沉睡的中华大地开始复苏,同时迎来了久违的现代化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中华儿女,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浪潮中,中国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屹立于世界东方。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西藏也开启了发展的华章。旧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新西藏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跨越式发展的完成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60多年来西藏的巨大发展,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开始了信仰转变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信仰。西藏主体民族的传统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最深层次的不同,就在于前后历史阶段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

其次,二者建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不同。西藏主体民族的传统信仰一直是宗教,它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信仰,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西藏传统信仰坚持的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的是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观上看,二者是根本对立和排斥的。藏族传统信仰坚持的唯心史观抽象地夸大了人的精神力量,强调杰出人物的历史创造作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则以现实实践为基础,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纵观藏族群众传统信仰,他们敬拜神佛和追随某一政权实为自身发展。所谓神佛力量,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想象。这种意识从起初的自发想象到吐蕃王朝之后的阶级异化,使藏传佛教成为旧西藏三大统治力量束缚百万农奴的精神工具。原本是人与自身灵魂和本质力量的对话,在阶级社会却沦陷为神职人员和王权驾驭普通民众的精神武器。为强大的王权和神权包裹的传统信仰,很长一段时间迷失了苦觅本真力量的普通民众。

马克思主义信仰,主张还原历史创造主体的客观地位,主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解放和发展。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得藏族群众重拾往昔的生存自信。信仰是人们追求终极关怀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与哲学有相同之处的‘生存智慧’”[1]。人类哲学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朴素的古代哲学到异化的中世纪哲学、再到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西藏的信仰也从自发发展到异化,再到现今的解放和自觉发展,藏族群众的信仰转变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最后,二者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幸福的方法不同。由于传统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所秉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藏族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态度和幸福观也就不同。苯教作为藏族同胞的本土信仰,通过祭拜超人的本质力量换取现实生存的自信和勇气,朴素却也真实。佛教信仰则不同,以来生转世说,教化民众敬拜神佛和放弃现实的幸福追求,美好却满是虚幻。西藏近代的落后和不幸,佛教信仰的教化和引导难辞其咎。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要从社会的现实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实现社会劳动者的幸福。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藏族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领下解放自己、发展自我。现今传统信仰的世俗化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的不断增强,充分说明了西藏群众人生观和幸福观的转变。现今城镇和农区藏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已经变得实在和自觉。通过自身发展和提高,谋求科学发展已经成为藏族群众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虽然也有部分藏族群众依然留恋传统信仰的诵经之声,甚至还有人迷信虚无的香巴拉意境。西藏的明天,其实就是高原周边藏区的今天。只有及时转变信仰,追求现实的幸福才是正道。这种追求现实幸福的人间正道虽然沧桑,但却实实在在和可望可及。

二、藏族传统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统一

作为西藏主体民族不同时期涌现的不同显性信仰,传统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对立和排斥勿须置疑。但是两种信仰在社会功能、本质属性和发展趋势上,也存在着很强的一致和统一。

第一,二者作为藏族群众信仰长河中的阶段性生存智慧选择,对高原人的终极关怀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解答。藏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信仰传统的高原民族,信仰一直引领着西藏地方的社会发展。选择什么样的信仰,一直是藏族群众生产生活和追求终极关怀的主要形式。由于高原周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象雄人敦巴·辛饶米沃在其原始苯教信仰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学习波斯袄教创立雍仲本教。与新信仰创立同时进入高原的波斯先进文明,先后推动了象雄和雅砻部落联盟社会经济发展。苯教信仰虽然朴素,但其通过敬拜万千神灵,为古代高原人寻觅了自我生存的信心,为高原人提供了最为朴素的人力性质的终极关怀。吐蕃王朝时期,出于加强赞普权力和吐蕃影响力等多种考量,从松赞干布开始就崇佛抑苯,从汉地和尼泊尔引入更为先进系统的佛教信仰。高寒环境生存的藏族群众,为了摆脱“未知”的困境、无常的烦恼和意义缺失的空虚[1],终于11世纪选择了更为系统、理论化更强的在西藏本土化成功的佛教—藏传佛教。从吐蕃王朝到20世纪中期,因为阶级统治的需要,佛教信仰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空前加强。虽然政教合一体制严重束缚了西藏的近、现代社会发展,但其在千年历史岁月里也为西藏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高寒环境里,以其轮回转世说给予了高原人天国的关爱和生活的勇气。藏民族的传统信仰虽然原始而唯心,但其给予普通民众高寒环境下依赖落后生产力生活下去的信心,却是不容否定的。

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高原民族开始了自己久违了的现代化历程。如果说藏族传统信仰为其提供了落后生产力水平上的生存关怀,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要为广大藏族群众提供先进生产力水平上的精神引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付出,藏族群众的吃、穿、住、行、用等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更是取得跨越式发展。依靠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和相信自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灌输给藏族群众最为直白的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已经成为西藏城镇居民和农民生产生活的指针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成为他们信仰生活的新内容。

第二,二者都具有现实实践性。在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人力与想象人力,是在相互否定过程中交织发展的。人的现实力量弱小,他就会依赖想象出来的超人力量护佑自身存在。随着人力的不断增强,人权与神权就会重新布局。苯教的两次法难,显然就是王权和人权的世俗力量向苯教神权的抗争和挑战。吐蕃王朝在藏传佛教产生前分崩离析的事实,说明了赞普选择的新信仰要民众认同,却需一个本土化的缓慢过程,民心向背关乎一个王朝的兴亡。西藏苯教和佛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才是西藏地方历史所有文明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主宰,他们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及其生产方式才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基础和根本。藏族群众因为自身生存而选择苯教原始信仰,也因为自身发展而又将其转变为更为系统先进的佛教信仰。纵观西藏主体民族的传统信仰变迁,人力是根本。人弱神强,人强自然神弱。基于此种认识,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空前发展的西藏群众所认同也就不足为奇。藏民族信仰的再次转变,展现的只不过是人力的更进一步增强罢了。

西藏社会发展先信仰后经济的特色思路,与其浓厚的信仰传统密不可分。不管信仰如何多变和绚丽,藏族群众却是现实的群体性存在。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存在时指出,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对于藏族群众来说,信仰的转变只是他们在不同时期得到快速发中的一种引擎。比如,雍仲本教的创立拉动了象雄部落的发展,布德贡杰宗教改革也为吐蕃部落发展奠定了思想和人力基础。吐蕃王朝伊始,与汉地佛教、尼泊尔佛教同时进入藏地的,还有大批能工巧匠、先进生产工具和经史典籍。先精神后物质的发展传统,充分说明了藏族传统信仰的现实实践性特征。宗教不拒绝科学,甚至以其自有的方式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的已有发展成果。在当前西藏的诸多寺庙,也在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和经营理念改善自身发展。

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广大藏族群众对现实的思考和建设,其实就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曾经指出,“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2]。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光强调现实性,更以实践为基础。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基础、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决定力量观点、人民群众观点等立场观点的提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特征。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物质力量的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解放生产力和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首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现实幸福的基本保障。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进一步强调了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性特征。没有生产劳动实践作为基础,社会就会停滞;没有改造社会的实践,社会就会不和谐。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实践的社会基础作用,强调社会实践能力——生产力的社会根本作用,都在烘托和论证劳动群众及其劳动的社会历史作用。

第三,如同苯教与外来佛教融合为藏传佛教一样,传统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也将统一于藏族群众的现代信仰体系。浓厚的信仰传统使藏民族在短期内继续保持信仰习惯。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藏族同胞的信仰转变也会不断加快。雍仲苯教取代原始苯教、藏传佛教取代雍仲苯教,已经充分说明了新信仰强大的现实发展能力。藏民族的传统信仰,对以往社会发展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在现代社会已经明显消极滞后。反思和批判传统信仰,解放思想是高原人建设幸福新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宗教信仰曾使藏族同胞持续了太久的叹息,而在半个多世纪发展进步中创造的现实幸福,已使他们重拾自信。渴望发展而且可以自我发展的现实经历,使越来越多的高原人开始认同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了服务西藏的跨越式发展,藏民族已经开始构建以传统信仰、马克思主义等现代信仰为基础的科学信仰体系。在不久的将来,西藏主体民族的信仰将是一个融合传统信仰和现代信仰在内的更为科学系统的信仰,它将继续引领藏族群众取得更大的发展。

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概括,西藏主体民族的传统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矛盾关系,既不是纯粹的对立,也不是无差别的同一,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作为藏族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同信仰选择,都曾经和正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时值西藏全面构建小康社会和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客观评价两种信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极有助于藏民族现代信仰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盖伯琳,王晓路,李妙然,尹玲娟.信仰的智慧:信仰和科学信仰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8篇

关键词：中国社会,五缘关系,传统武术,传承传播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以人们结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 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不仅是由于人们开始具有劳动能力和理性意识, 而且还缘与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相互交往、结成的纵横交错复杂密切的社会关系, 以及由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和组织[1]。人类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纵横交叉十分复杂,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这些交往交流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文化知识、地域传统, 风尚习俗而产生的。任何一种文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传承与传播都与人们相互联结、交往结成的纵、横交错复杂而密切的社会关系、群体组织, 传统文化和习俗相关。传统的中华武术也不例外, 之所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 除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传统、风尚习俗相关而外, 还与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社会群体组织密切相关。

1 中国传统社会的“五缘关系”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五缘关系”是指亲缘、地缘、神缘、行缘和物缘的关系。所谓亲缘关系是指包括血亲和姻亲在内的宗族宗亲关系, 有父族、母族和妻族, 其组织是家庭、宗祠、宗亲会等;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地域而划分的邻里乡党关系, 古代谓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鄙、县、遂等, 现代则是以籍贯认同的小同乡和大同乡, 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神缘关系是指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供奉神祗为标帜而集合的群体, 其组织形式就是神社、教会等;行缘关系是以共同的行业、志趣爱好追求及同学而集结的群体, 如各种商会、行业协会等;物缘关系则是以物为媒介而发生的关系并集合起来的群体, 以某种名优特产组成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 如武术研究会、京剧票友会、书手研究会等。

1.1“五缘关系”的产生和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五缘关系”的产生和形成, 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除了有共同的语言、文传传统、习惯心理、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外, 主要因为;一、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 其中农民、农村、农业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体[2]。二、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 几千年来, 以家族、宗法制的村社组织构成的社会细胞是以一家一户的血缘关系聚合而成的生活、生产组织, 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3]。三、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 是以群体为本位, 以家为中心, 强调家、宗、族、国的人际关系, 主要靠伦理来维持人际关系的社会[4]。四、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从情感上讲,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充满各种礼俗的典型社会, 各种礼尚往来人情世故在相当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支配着人们的交往[5]。五、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 氏族部落之间, 宗族民族之间, 国内国外之间战争不断, 王朝更迭、土地争夺、族群矛盾、西方入侵等等[6], 激活了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和集团结社的忧患意识, 从守望相助到出入相友, 从路见不平到歃血为盟, 个体的人由血缘、地缘、神缘、行缘和物缘关系所组成的群体中取得安全感和利益, 也执着于对这些群体关系的义务和责任, 具有相当强的亲情和伙伴意识, 使五缘关系的网络更加牢固, 即使在现今社会, “五缘关系”同样发挥着无法估量的潜在作用。

1.2“五缘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的“五缘关系”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传统文化离不开人与人关系的具体形式规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基点在其宗法人伦的特殊结构之中。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创立了一整套完善、系统的宗法制度文化, 如;祖宗祭祀制、立嫡之制、嫡子继承制、世官制、庙数之制、宗法家规制、礼数之制、孝悌之制、昭穆世次制、宗法称呼制、身份等级制、丧礼制、五伦十义、同姓不同婚之制、传男不传女之制等等, 一直在规范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7]。传统文化讲究人际之间的尊与卑、长与幼、上与下、亲与疏、内与外、远与近、男与女, 以及亲缘之间、地缘之间、神缘之间、行缘和物缘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文化看来, 人之所以为人, 主要在于人具有人伦关系。所谓人是由人伦形成的家庭、家族、民族和国家整体, 以及在这些人伦之网中被规定的一切人, 把种种人伦关系确定下来并运用到人们全部活动中去的规范叫做“礼”, 而把贯穿其中的精神加以提炼而成的思想原理叫做“仁”[9], 凡违背人伦之道的为非礼非仁, 大逆不道。这些长期形成的包括一系列政治、道德、宗教、礼仪、经济和习俗在内的传统、典籍、规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范制, 广播人心, 根深蒂固。而且一直潜在地约束、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乃至文化的传承。其中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武术也不例外。

2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武术

中华武术是指中华各民族的武技、拳术、招式、套路。中华武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是以踢、打、摔、拿、劈、崩、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 按照攻守进退、动静经疾缓、刚柔虚实等辩证而又相互变化的运动规律组成的徒手和器械的运动方式[10]。中华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它的产生和形成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生命科学”、“易经学说”、“阴阳学说”、“八卦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中医理论”, 以及佛、道、儒、文、史、哲的基础之上, 上观于天, 下察于地, 中观各种生禽猛兽诸有生命的生物, 远取诸物、近取自身, 悟天地变化之法则, 自然万物之灵性, 得法于动物昼伏夜出之习性, 冬眠胎息之法则, 仿自然百兽之技能, 法自然万物生存之法则, 经长期的模仿、揣摸、契合、联想、类比、搏击验证, 升华创造逐渐形成的。其内容涵盖了儒、道、佛、墨等哲学精华, 思维上采用“由意达悟”的程式, 方法上选用“取象比类”, 整体上注重“阴阳互补、外修内练、刚柔相济、以静制动、以动制静”, 套路、拳理来自于古朴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 招式、态势贯通了生命哲学与宗教哲学, 在对奕搏击中体现了“虚与实、进与退、内与外、刚与柔、取与舍”的辩证思想[13], 追求“形似、神致、韵美、内修外练、身心兼备”。重精神、重武德、重师徒亲情、派别门第、讲究礼法规范, 注重德行修养, 兼顾“心性、禀性、灵性”修练, 倡导“礼、德、性”三者协调统一, 铸就了独特的, 极富民族性的精神内涵, 其全部内容显彰着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和民族的精神。它的招式套路是表象, 意识形态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认同、道德伦理、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民族个性。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 已成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情感的纽带和精神依托, 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振兴中华的精神动力。

3 传统社会的“五缘关系”与中华武术的传承和传播

中国传统武术历经千年传承至今确实不易, 其中传统武术固有的传承方式, 传承心理、传承潜规、传承仪礼功不可没。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武术, 一直效法祖师规制, 禀承拜师祭祖的礼规程式, 收徒纳众必摆出祖师供像, 入室弟子写出拜师帖子, 择其吉日举行拜师大典, 行跪拜之礼。师徒辈份、世次排例规范有序, 称呼礼数依世次谱系有严格定制[14]。嫡传师承名门正宗, 入室弟子收徒纳众甚为严格, 掌门传承更为苛求, 就是嫡传后人也要求其心性、禀性、灵性、悟性俱佳者才行, 并有诸多清规和戒律。传承方式上以活人传承, 师徒身口相传为主, 试其禀性慧灵, 顿悟高下分别施教, 慧灵者导千变万化之法, 顿愚者以千锤百炼[15]。依据传统武术特有的传承典制、礼数承规收徒纳众主要以亲缘、地缘、神缘、行缘和物缘的关系为主。

3.1“亲缘关系”与传统武术的传承和传播

“亲缘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为原始, 最为牢固, 最为稳定的天然关系, 它是与生俱来的以血脉相承、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自然形成的关系, 它是建立在血缘家庭基础之上扩展而形成的以姓氏为标志的家族、氏族。亲缘关系是社会第一种有组织的形态, 也是国家产生的历史起点[16]。亲缘关系由于在血统上的天然联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手屈一指的关系, 在皇位继承, 爵位世袭, 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亲缘关系对于中华武术的传承、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多独门绝技都是通过亲缘关系, 子孙后人, 一代一代衍传至今。传统武术历来以血缘直系子孙传承作为名门正宗及掌门人, 为防流传于外, 即使嫡缘子孙之内也传男不传女。这种传承传播通常是不公开的, 单对单、面对面, 口传心授身教, 尤其是独门绝技的传承大都采用此种方法。这种公认的传承典制、潜规、仪礼、承式、传统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信仰、民俗的原因, 其主要还是因为, 传统的武术具有的攻防搏击功能, 它即是军事的核心机密, 又是武装力量的核心, 还是自卫防身的绝技。其次, 传统的武术作为宗族、家族、个人的遗产在没有产权的保护下只能采取这样传承。再次,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人世间血亲联系的伦理信念, 祖先崇拜, 子嗣繁衍为归宿, 以孝祶为核心, 以完成世代自然传递, 延续香火为价值目标, 子承父业, 一脉相承。

3.2 地缘关系与传统武术的传承与传播

地缘关系实际是由人、地关系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邻关系, 也就是出生或生活在同一地域、籍贯认同的同学、邻里乡党关系。它是以出生地或生活的距离远近而论亲近疏远的亲同乡远同乡的关系。地缘关系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自古“之乡遂遗规就有“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郧、县、道”等[17]。相同的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相同的方言, 风俗, 生活起居, 饮食习惯, 使同一地域生活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伙伴、同窗更是维系地缘关系的情感纽带。地缘关系对传统武术的传承传播和也有重要作用。它依托地域上的亲近、情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从路见不平到歃血为盟, 从伙伴同窗到邻里乡党关系组成一些群体, 同乡会馆, 从那里得到依靠, 取得安全, 信任感。农忙时生产, 闲暇时学艺练武, 极大的推动了以地缘为主的民间武术交流传承活动。同时传统武术受地缘关系的影响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的拳系、流派, 作为地方的准军事力量受到地方官员、乡豪士绅民众的支持。开设地方武馆、武会, 招聘名师高手, 聚众收徒, 阅习练武, 行侠仗义于村落, 推动了以地缘、地域为主的民间习武练武活动, 对传统地域武术的形成和传承传播具有积极的作用。

3.3 神缘关系与传统武术的传承和传播

神缘关系是指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供奉的神祗圣人而集结的群众信徒之间形成的关系。他们以共同信仰神、圣人为纽带, 以教义戒律为规范, 以封、庙、道观、名山胜地为场所据点, 以讲法、布道、念经, 举办法事圣会, 以普渡众生, 行医治病为主业, 以得道成仙, 潜心修炼, 修身养性, 而精研内力和武功, 其练法、功法自成体系。他们长年隐居于名山、古刹之中闭关自守, 终年研习、苦修、勤练, 日积月累, 个个身怀绝技, 形成了独特的套路、门派、技法。有些门派, 诸如少林、武当、崆峒、昆仑等武功的造诣均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和境界。它们利用神缘, 广收门徒, 传授武艺, 教人习武。以少林寺为例:明代的少林武术活动就盛况空前十分盛行, 从明代诗人焦宏祚《少林寺》诗中就有“僧闲古殿仍谈武, 个应空阶似塔诗, 处处楼台皆随喜, 佛缘觅得具多枝”[18]就可见一斑, 少林武僧不仅习武还行侠仗义, 保国安民, 驱邪除暴, 匡扶正义, 善待求学的俗家子弟, 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信徒。同时还注重著书立说、武学研究, 如少林寺僧洪转所著《梦缘堂枪法》, 安徽休宇人程宗猷著有《少林棍法阐宗》, 江苏太仓人吴殳著有《手臂录》, 程真如著《峨嵋枪法》等著作, 对传统武术的传承传播保留研究意义深远。

3.4 行缘与物缘关系与传统武术的传承和传播

行缘关系和物缘关系是指由共同所从事的行业、职业或以物 (土、特、名优) 为媒介而产生的往来关系, 或者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分工协作关系而集合的群体, 其组织形式有:同行协会、产业协会、行业学会、研究会等等。行缘和物缘关系有别与亲缘、地缘和神缘情感型关系, 它从属于一种利益性相联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建立在钱财、便利、共同利益、共同权力的基础之上, 他们为谋求生存及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趋近, 互补互助、往来频繁亲密合作, 在特定的条件下结合在一起, 并有一套属于行业、物业内的俗套陈规, 具有较强的伙伴意识, 其组织较为庞大, 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由行缘和物缘为纽带建立起来关系利益群体, 从历史上讲对传统武术的传承和传播也起到了一些特定的作用。由于武术的防身自卫功能及聚集粘合功能, 对于这些群体和行业、物业组织及成员具有强化和保护利益的作用。由于某些行业、物业本身的需要, 在某些行业、物业中习武练武收徒纳众慰然成风。如商行、镖行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大都具备武功, 且个个武艺高强, 身手不凡, 总体上看从事于流动性强, 风险较大的行业一般都具备较好的武艺功夫, 对武术的传承传播起到了一些促进的作用。

4“五缘关系”的儃变与传统武术的传承和传播

社会在发展, 人类在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这一转型对传统的“五缘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现代社会制度, 人口政策, 独生子女, 从根本上瓦解了以血缘家庭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姓氏为标志的家族、氏族、家庭。传统武术嫡传师承的传承规制产生动摇[19]。在商品经济大潮中, 由于经济利益格局变化, 人际关系由即定身份角色关系转变为合同、托付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的独立意识, 公平交换意识和法治意识增强, 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发生了改变[20]。社会流动性增强, “五缘关系”的异质性、松散性越来越高, 对个人的约束力降低。西方文化传入, 各种思潮交流, 冲击着传统文化, 颠覆着传统武术固有的传承方式, 传承心理、传承潜规, 将导致出现传而无承、延而无续, 使一些独门绝迹失传的问题。虽然, 血缘关系虽然已经不再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依据, 但在相当多的群体交往中血缘关系的网络、地缘与血缘的结合仍然存在, 它们在社会交往中仍起到相当的作用。社会群体中依然存在较为紧密和广泛的亲属关系网, 它伴随着人们对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活动的参与, 亲属关系网络依然是人们相互之间主要的支持系统和感情系统, 也是人们相互之间确定社会文化活动中亲疏远近的身份证。在乡村, 家族的基本功能 (生存、维持、保护、延续、族化、文化) 没有完全削弱, 村落家族文化所包含的传统的观念和习俗也依然存在, 传统精神文化形态的东西难以一下子革新, 传统文化的观念, 习俗、传统还在主导着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传统武术固有的传承传播方式, 传承心理、传承潜规、传承仪礼还会在较长时间存在下去。

5 结语

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是中华先民历经数代苦心竭力集东方智慧、中国文化而成的国字号瑰宝。尽管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某些功用价值弱化, 但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修身养性等价值功能对后世子孙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传统武术所表现的极富民族性的精神内涵, 民族自强不息, 不屈不挠的性格, 以及民族情感、情结, 将极大的聚合团结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 为中华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一种文明、文化需历经千年, 而失掉它只可能发生在一两代人身上。中国传统武术传世千年, 历经数朝数代, 不能因为当今社会的变迁, “五缘关系”的变化, 家庭结构的改变及独生子女状况使一些独门绝技面临缺少嫡传后人而断代失传。如何将传统武术世代延续一脉相承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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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8.

[3]马明达著.说剑丛稿[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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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南著.国术棍论[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4.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第9篇

(一) 与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壮族传统神话信仰文化信息资源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有了一定的发展, 如田阳的敢壮山、东兰凤山的蚂拐文化旅游节, 来宾兴宾区规划的鳌山布伢庙 (花婆庙) 、来宾市正在计划开发的盘古文化旅游项目、武鸣县三月三暨骆越文化旅游节举办骆越王神庙大典等等, 许多景区都想把壮族传统神话信仰文化信息资源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融合, 以此来增加景区的文化内涵, 达到吸引更多游客的目的, 但能够真正将壮族神话信仰信息资源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完美融合的景区却是凤毛麟角。

(二) 与文博艺术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以壮族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或展厅有很多, 但以壮族神话信仰为专题的博物馆却不常见, 在众多壮族博物馆中, 崇左壮族博物馆在与壮族神话信仰的融合上是有一定成就的。该博物馆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早成立的壮族博物馆, 博物馆的南面外墙是镂空金属与玻璃幕墙框架结构, 将花山岩画、蛙神等壮族元素融入到了现代设计中, 外墙的下方是一片水池, 喻指左江, 墙面刚好将墙面倒影在水中, 与花山岩画遥相呼应, 创意十足, 充分展示了西南地区壮族花山岩画的文化特色。但在与壮族神话信仰的融合上仍然缺乏创新创意文博艺术产品项目。文博艺术产品是由艺术活动衍生的产品和对象, 崇左博物馆南面墙壁上的蛙神镂空设计确实有一定的创新, 却也只是表象, 真正内在的文化信仰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除此之外, 博物馆内部便没有可以体现壮族精神信仰的其他艺术品, 如何做好信仰文化, 如何将信仰元素融入到艺术品中展览给游客看, 则需要好好下一番功夫。

(三) 与图书出版业的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古代壮族人民创作的神话, 不仅数量众多, 内容纷繁, 而且题材也很广泛,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凡自然界中与人们生产、生活有关的事物, 几乎都有涉及。关于壮族神话的图书也有很多, 其中由张声震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壮族神话集成》是壮学研究基础资料集, 讲述的是壮族本土文化的“古事”, 是壮家人民代代传承的民族文化遗产。《壮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等书籍中都搜集整理了大量壮族传统神话, 内容丰富充实, 还有一些民间流传下来的插画, 这些书籍的出版对壮族传统神话的普及、宣传都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壮族人民重塑精神信仰的重要媒介。目前有关壮族神话的书籍, 主要是以故事形式来讲述, 或以古歌为载体, 不够深入人心为大家所了解。可以采用图书画册、音像漫画、期刊杂志等新颖的形式展示给大家。而且对于壮族神话的挖掘还不够, 同样一个神话, 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方式也许不一, 有必要将这些神话汇成系统, 整理成一个体系, 之后再广为流传。

二、壮族传统神话信仰与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创新

(一) 文化旅游项目创设与文化信息资源融入。

1.圣庙圣殿圣像圣典项目信息创设。壮族传统建筑为悬空架构、大坡瓦顶、木石立柱式干栏建筑;壮族铜鼓按照宇宙天极、人间万象、地水幽冥的格局造型。在建设壮族传统圣庙、圣殿时可把铜鼓造型作为重要的圣物置放在圣殿大门前左广场位置, 体现与佛教法塔一样的神圣象征符号作用。若壮族圣殿要按照干栏大殿的形式以宏伟建筑的面貌出现, 则应按照天宇、人间、地水的空间格局, 设计建造屋顶、中层、底层、台基、水面和地底建筑层面, 外观和内饰采用壮族骆越古国、方国遗址所发现的大石铲、大石戈、青铜器、牙璋、玉龙、玉蝉、铜鼓纹饰等加以陈设和装饰, 避免采用现代壮族的农具、壮锦、粽子等“俗物”进行陈设和装饰。

2.壮族民间传统智慧项目信息创设。春秋战国时期, 广西先民在左江沿岸创作了崖壁画;秦汉以前壮族人民就从事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汉代前创造了古朴典雅、可避湿、防蛇兽侵害的干栏建筑以及大铜鼓、壮锦等文化艺术珍品;广西还素有“歌海”之称, 农历三月三是壮族的传统歌节, 最为隆重。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广西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壮族人民的传统智慧也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在传统智慧项目创设上可以创新设计属于壮族特有的旅游纪念品, 如壮锦、铜鼓、医药、真空美食、画有壮族花山壁画的民歌本等, 经过专业的规划统一推出。景区可以定期更新排演壮族戏剧、举行唱山歌比赛、选最美壮乡女等活动来造势, 吸引更多游客来观光。

(二) 文博艺术类项目创设与文化信息资源融入。以崇左市壮族博物馆为例, 崇左壮族博物馆是集文物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专题民族博物馆, 在当前的展厅和展物中有不少是关于壮族神话信仰的。崇左壮族博物馆神话信仰专题的融入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 加大对壮族神话信仰的挖掘力度, 增加壮族神话信仰方面的展厅及展物。另一方面, 创新对壮族神话信仰的表达方式, 简单的物品陈列及解说员的讲解并不能完全地表达出壮族先民的信仰, 可以通过高科技影像、图册等方式更好地将神话信仰进行表达。

(三) 图书出版类项目创设与文化信息资源融入。

1.《壮族绣球传说》。在壮族众多刺绣工艺品中, 壮族的绣球是最精美的。壮族制作绣球的历史悠久, 传说每逢春节或三月三歌节时, 壮族青年男女都到野外举行抛绣球活动, 以抛绣球为媒介, 不少青年男女结为夫妻。现在, 绣球成为了广西壮乡的吉祥物, 成为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民族文化使者, 也慢慢地成为许多家庭中最漂亮的装饰品。如果能出版一本《壮族绣球传说》图册, 既讲述绣球的爱情故事, 也能宣扬壮族的三月三壮乡歌节, 还能配上美丽的绣球图片, 让壮族的绣球文化得以传承, 还能带动整个靖西的旅游发展。

2.《壮族青蛙图腾崇拜》。壮族是一个多图腾崇拜的民族, 但广西壮族民间对青蛙 (蚂拐) 的崇拜是一种典型的图腾膜拜现象, 也就是当地民间俗称的“青蛙节” (蛙婆节) 。可见, 壮族人民重视“青蛙节”的程度远远高于别的图腾崇拜。他们认为青蛙是最具威力的“神”, 不能对其有丝毫伤害, 否则将遭受没顶之灾。《壮族青蛙图腾崇拜》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如何能让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发挥它的光芒, 如何在当今世界琳琅满目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乃至现实生活中发挥它耀人的特色。

三、壮族传统神话信仰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一) 政府科研院所与创意团队多方协同。

1.多方协同创新理念融入。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壮族神话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多方协同, 共同开创壮族传统神话信仰信息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创新的新时代。政府应以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为依托, 整合本地所拥有的神话文学艺术信息资源, 搭建创意信息、创意理念的共享平台, 由政府牵头组织各企业开展头脑风暴会议, 任何一个创意理念都不能由某一个单位单独完成, 头脑风暴能够将不同企业对该项目发展的构想进行融合, 在融合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新的创意理念。此外还可以将一些有特色的分散的小项目进行整合, 将小项目融合成一个大的项目, 在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多方协同, 多方创造, 进而产生新的创意理念。

2.协同创新创意团队组建。政府在积极主办、承办与神话资源相关产业活动的同时, 引导企业在活动中更加注重与公众的交流、互动, 从民间获取神话文学艺术信息资源, 鼓励支持各行业协会的成立,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信息交流、咨询评估、政策研究等方面的作用。加强创意人才的培养, 鼓励高校开设相关院校, 进行针对性、目的性的培养, 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充分利用社会的各个文化资源组建优秀文化创意团队, 打破部分限制, 推动优势企业集聚, 形成规模优势。同时建立一个文化创意团队, 团队成员由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志愿者组成, 定期举行一定的创意理念讨论会议, 将各个成员的创意理念整合, 通过一定的研究、分析, 制定相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策。

(二) 面向文化创意产业实施专题化研究。

1.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建构。建立相应的机构或安排一定的人员对当地的神话文学艺术信息资源进行挖掘、整合, 政府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 优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 同时注重专业人才的培育与引进, 对知识产权加以一定的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可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要有文化, 如本本所说的则是壮族神话文学艺术资源。二是要有一定的创意, 创意是对现有的技术手段、思维理念等方面的突破、创新。“意”是指意识、思维, 是人的一种思想观念。这需要一大批专业的人才。三是要有相应的产业体系将创意付诸于实践, 将文化与创意进行融合。

2.文化信息资源专题研究。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商业手段、行政手段收集整理基层文化信息资源, 鼓励调动各文化部门征集文化信息资源的积极性, 提高民众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参与力度, 促使各文化部门对当地文化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系统搜集。加大对文化信息资源的投资力度, 做好文化信息资源的整合工作。由于文化信息资源的需求者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一般民众, 目的在于扩展知识面、旅游休闲等,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为。另一类是文化部门、企业等, 目的在于科学研究和文化创新。所以建立“复合型”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就变得极其重要, 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个体、单位、企业的文化需求。

(三) 文博馆藏与产业项目研发深度合作。

1.优势文博馆藏资源发掘。文博馆藏既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形象代表, 更是体现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窗口。因此, 很多国家或地方都将文博馆藏及其外围环境建成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人们旅游、观光、休憩的理想场所而吸引着各地的游客。文博馆藏可以让各地的游客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还能启迪人们的心智, 起到弘扬民族精神和历史性教育作用。文博馆藏若是配备了相关的服务设施, 比如旅游纪念品商店、茶室、主题酒店、书店等, 能够形成吃、喝、玩、乐、购一条龙的旅游服务, 这些设施是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博馆藏为游客服务的重要内容。同时这样的旅游模式也将成为文博馆藏的一大亮点, 成为文博馆吸引游客、缓解参观疲劳、获得休闲娱乐、购置旅游纪念品获得购物满足的一种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 也使得文博馆藏能够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

2.文化创意项目研发合作。壮族是我国南方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 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古代壮族人民创作的神话, 不仅数量众多, 内容纷繁, 而且题材也很广泛, 上自天文, 下至地理, 凡自然界中与人们生产、生活有关的事物, 几乎都有涉及。可建设一座以“穿越”回壮族神话世界为主题的文博馆藏:以壁画的形式描述壮族神话故事;以神话故事为载体向各地的游客讲述壮族的起源历史;每日分不同的剧场演绎不同的壮族神话故事剧;有壮族神话的主题酒店、饭店、茶室;书店里也有各种壮族神话书籍、画册可以售卖;纪念品商店可以买到各种游客钟意的神话人物肖像等等。让游客从进入壮族神话文博馆藏就有一种穿越回两千多前年壮族的神话世界里的感觉。

四、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作用日趋明显。在政府、创客等多方协同努力下, 通过项目研发、创设将壮族传统神话信仰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 既是对壮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也增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命力与活力。

摘要：壮族有独特的传统神话信仰体系, 反映着壮族先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 神话信仰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成为继承与发扬壮族传统文化的新形式。本文从文化旅游业、文博艺术业、图书出版业三个方面着手, 分析两者融合现状, 探求融合发展对策。

关键词：壮族神话信仰,文创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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