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制度变迁范文（精选12篇）
财务制度变迁 第1篇
一、贯彻财经法规, 提高成本核算质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财政部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对当时的会计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 强化了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 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加强, 但在成本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管理不严、损失浪费严重的现象, 财经纪律松弛、乱挤乱摊成本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基础工作差、成本核算严重不实的问题大量存在。1985年颁布的《会计法》和财政部1986年制定发布的《成本核算办法》既为企业会计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为成本核算提供了具体办法, 对规范企业成本核算、提高成本核算质量、扭转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混乱局面、满足计划经济管理的要求, 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推行内部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责任会计
1992年, 企业围绕放权让利进行改革, 为被旧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的释放和经营者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契机,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功能进行了培育, 市场机制开始产生作用, 一批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并有一定活力的国有企业涌现出来, 上海新中华机器厂 (现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就是当时航天企业的杰出代表之一。新中华机器厂同时把目光转向市场和企业内部, 向管理要效益, 在建立、完善和深化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的同时, 将厂内经济核算制纳入经济责任制, 形成了以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体系。805所虽然当时作为厂下属的一个部门, 没有独立进行成本核算, 但是从总厂的会计体系及会计核算中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以下简称《准则》) , 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了规定。有实践工作的经验, 有《准则》的指引, 为1994年我所独立建制, 搞细成本核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结合行业特点, 规范军品财务制度
1994年7月, 805所独立建制, 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建所初期, 805所的会计制度遵循的是财政部1991年颁布的《军工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采用的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凭证都是从新中华厂借鉴过来的。当时接触的财务报表是资金活动表、事业费支出表、科研费支出表、921经费增减表等, 特别是921经费增减表, 表的形式、内容至今仍在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 1997年5月, 财政部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结合军工科研事业单位的特点, 制定了《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这套沿用至今的“母版制度”是针对当时老军工制度中的某些财务规定过死、过细、与国际惯例差距较大的弱点进行完善的, 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体现在:
1. 区别于其他事业单位的“事业
收入”, 取消原制度中“拨入科研费、拨入事业费”科目, 将“事业收入划分为三类”, 收入的确认依据科研收入和费用支出配比性原则。
2. 将“支出”引伸为“成本费
用”, 取消“已核销在研经费”、“结转在研费用”, 成本计算方法采用完全成本法与军民产品生产制造成本法并存。
3. 规定了两类结余不同的分配方法, 将收益统一规范为结余。
4. 为了与1765号文相衔接, 明确规定了分类计提固定资产使用费的标准和分摊方法。
5. 考虑到军工科研事业单位以承
担国家科研任务为主的特殊性, 财务报表包括了科研经费增减表等具有军工特色的报表并设立了财务分析指标体系。
从1998年起, 航天军品单位开始使用新的《军工科研事业单位报表》。事实证明, 这套目前仍在使用的11张基础表, 在当时是一次会计制度上的飞跃, 在资产、负债的分类和管理以及财务核算体系等方面符合国家对科研经费管理的特殊需要。
四、紧密联系新会计准则, 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2006年, 财政部出台了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 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中央企业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规范财务报表, 集团公司在2007年年终财务决算中要求事业单位填报《企业财务决算报表》时, 按新准则要求进行转换, 集团会计核算方法已经开始向新准则慢慢靠拢了。
2008年初, 集团公司为了提升管理水平, 规范会计核算组织, 结合航天特殊业务, 要求自2008年起所有预算内企业、全资控股公司采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新制度的最大亮点是:既立足新准则, 又适合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的核算办法, 与实务紧密联系, 增加原制度中没有规定的新业务的会计处理, 修订不适应要求的会计处理。新的核算办法虽然针对企业单位, 但是从2007年国资委报表转换信息中可以看到新准则取消14%福利费的计提, 对职工薪酬等作了调整, 对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等作了完善等等。新制度下的新要求使笔者深刻感受到:
1. 事业单位的财务业务能力和职
业判断能力将受到从前所未有的挑战:会计人员习惯于执行过去的会计制度, 会计业务发生时要告知“借”与“贷”的相应科目, 但新会计核算办法是确认计量和列报的一般原则。
2. 在原来以制度为主体的会计核
算体系下, 习惯于按章操作完成会计核算工作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会计准则改革的现实。新会计核算办法, 会计业务处理只有原则性的规定, 相当多的内容要求通过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解决具体的会计处理问题。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提高对新会计核算办法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明确财务改革方向, 建立健全财务运行机制, 改变军工行业赢利能力不强、投资回报率低的特点, 强化成本管理与控制, 认真调查研究分析, 贯彻“稳健发展、攻守平衡”的财务战略, 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同时, 还可避免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潜在的风险, 是对长期从事会计人员专业知识的一次更新。新会计核算办法的出台, 使会计行为更准确化、制度化、法制化, 它既优化了会计秩序, 又可以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综合分析能力。
企业文化与制度变迁 第2篇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在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正式制度的确立。
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于企业文化建设的研究，阐述了企业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
1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即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的创造过程。
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当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通过内在化实现时，相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试图克服种种障碍，变更旧的制度，创建新的制度，从而完成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逻辑起点是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探讨制度变迁。
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
从供求关系来看，为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
制度均衡的打破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不一致，如制度供给不足或过剩，也意味着出现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取得的获利机会，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选择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这时就会出现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此变化很慢，它需要长期缓慢的培育才能形成，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于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通常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其缓慢的变迁过程会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容。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 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2.1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趋势。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交易费用就是制度的运行费用，它指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或者“一切不存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中的费用，”包括信息搜集、谈判费用、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等。
交易费用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
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不可能事先准确地计算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也不可能精确预计每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无论制度安排如何的完善，机会主义的行为不可避免。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从而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2.2 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它的建立和完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因而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影响。
在人类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非正式制度具有文化特征，在一定的背景中它们可能会对正式制度产生强大的斥能力。
同时，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于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差得多。
制度变迁的尴尬 第3篇
以中央集权下的封建文官制度来说，一旦它成形并进入运转状态，它本身也就发展为一种人格化的主体。因此，政治家除非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否则他就必须承认现存的文官制度，通过和文官合作，通过一种潜在的、同时也是缓慢的、最后也许还是不可终的形式来导向自己的政治目标。施行此种策略的政治家往往被责为循吏，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无事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政治目的，是政治成功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家必须意识到：“制度强于个人。”
晚明时期本该杰出的几位政治家，大都在这里栽了跟头。位居九鼎之尊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由先期的励精图治到最终不得不和整个文官体系消极地对立，其中自然有他难言的苦衷。按理，以他天子之尊，四海之内，有谁敢忤逆圣意？但万历却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官制度的强大力量，皇权并不代表着一种独立的意志，本质上讲他应该是文官制度的象征，他必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并进行恰当地定位，才有可能在和整个文官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取得政绩。曼海姆曾经把官僚体制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容易把全部的政治问题转变为行政管理问题，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因此，说到封建社会里的皇权的独断专行，在这里恐怕要打些折扣。制约皇权的文官制度，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击退的力量。
皇帝如此，大臣的命运就更难说了。元辅张居正倾毕生之力，试图革新腐朽低能的文官体系，但一朝仙逝，十年心血随之东流，保存下来的政制没有几项。生年他尚可以实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个人面对制度时的软弱，从他死后不到两年即被抄家一事中，大略也可窥出斑蠡。至若戚继光、海瑞，更可以看作文官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浮沉变迁，似乎只不过是为“制度强于个人”的命题加了两个更好的注脚而已。
但“时代强于制度”。对于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言，制度终归要实行变迁。然而当时代向晚明提出法制要求时，政府仍极力推行教化的力量，以传统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维系整个文官制度整体运行的力量，正是弥漫于社会中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道德。依靠道德来制驭社会是传统中国的主要特征，礼仪之隆甚于前朝，而忽视了点滴的制度建设，而这恰恰是晚明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壮志难酬的主要原因。
“时代强于制度，制度强于个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命题，这种尴尬的情形促使我们重新思索个人面对历史的责任。当时代对我们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时，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去回应这种历史的呼唤呢？万历皇帝和张元辅显然只遗下一些失败的记忆，因为不论其如何殚竭心智，这种直接的对抗终究于制度本身无所补益；首辅申时行似乎要聪明些，他知道如何同文官制度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是在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促进制度的略微改善。历史好像并不欢迎这两种人，因为晚明很快就灭亡了。
今天的人们恐怕都已明白法制的重要。但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的变迁也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如何在时代和制度之间寻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正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
答案可能很简单，即着眼于制度的点滴建设。然而，正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远渐进的过程，答案也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财务制度变迁 第4篇
财务重述是指公司自愿或被监管机构敦促更正并重新表述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告错误的行为(GA0,2002)。财务重述可能是因管理者自利而有意操控会计信息的一种手段(Li and Zhang,2007;Burns and Kedia,2006)。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高质量财务信息的保障,已有的研究表明,董事会特征、是否设有审计委员会、审计事务所的种类及任期等一系列公司治理因素都会影响财务重述的发生(Beasley,1996;Dechow et al.,1996;Abbott et al.,2004;Almer et al.,2008;Stanley and De Zoort,2007)。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其首要的主要的目标是为财务报告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2002年美国颁布的SOX法案,就是旨在强化对内部控制的监管,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我国近年来也颁布了一系列内部控制法律法规,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2006年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内部控制指引》、2006年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2010年五部联合再次发布《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有力推动了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基于此,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是否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抑制,是否因制度的强制性程度高低而存在差异?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否会有助于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给予了关注。Paul等(1986)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发生的比率显著负相关。Li and Wang(2006)研究发现,相比于那些被出具不利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公司,被出具了清洁意见的公司未来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小。Plumlee and Yohn(2009)发现发生重述的公司在样本期内会存在更多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Epps et al.(2010)以2005年的365家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刘启亮等(2012)研究也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内部控制缺陷或是内部控制质量方面来研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而且一般是将研究期间的所有样本混合在一起来研究的,这只能检验在某一时期整体上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却无法甄别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的治理作用在不同时期是否存在差异。相对于美国从自愿性到强制性的内部控建设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推动的特征表现更为突出(刘启亮等,2011),具有很强的渐进性和强制性。随着不同时段的内部控制规范的出台以及对企业强制实施力度及威慑力的不同,是否使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在不同时期产生变化,从而对财务重述的治理作用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为此,本文以2001年至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变迁划分为2001年至2005年的诱致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与2006年至2011年的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考虑到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出台是政府强制力的进一步增强,因此本文进一步将研究区间细分为2001年至2005年,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11年三个阶段,检验在不同时期内部控制制度变迁强度与方式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的贡献在于:首次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关系,拓展了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的研究视角,为监管当局积极推行全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我国学者林毅夫(2002)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理论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渐进式强制性变迁的重要特性。2001年财政部出台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明确了单位建立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要求,企业开始重视内部会计控制。2005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首次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但并未强制要求我国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上述两部均属指引性的内控规范,具体到企业实施层面没有强制性要求。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自发建立的,政府力量的介入只是起到推进和引导的作用。所以截至2005年,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可以视作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方式。直到2006年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所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对两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作了强制性的要求,才标志着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进入了强制性建设时期。2008年财政部、审计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面对所有企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政府强制力的进一步增强。虽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作了全面、强制性的要求,但直到2010《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出台才使得其可以真正落实到具体执行层面,而且《指引》的实施也是逐步深化的过程:2011年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执行、2012年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中小板上市公司和创业板执行。国家鼓励未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提前执行该指引。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诱致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利用“利益”来激励企业自发的实施内部控制制度,在没有其他第三方的监督下,企业可以选择主动实施内部控制制度。这种变迁方式的优点是尊重了一致性原则,内部控制的实施成本低,外部监管等对企业实施主体的影响较小,从而更容易激发内部控制实施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此外,诱致性变迁方式的速度比较缓慢,而制度的实施正好也需要时间转换、替代和扩散,所以可以更好的使其与组织融合,效果较好。其主要缺点在于要靠人自身的心理约束来达到控制目标,而人的心理是很难预测和度量的,虽然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不理性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所以诱致性变迁方式下的内部控制实施效果得建立在企业成员的心理道德约束层面上,但是道德水准因人而异,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起初就是这种变迁方式,由于我国内部控制制度起步较晚、制度相对缺乏、内控意识整体薄弱,所以这种方式下的内部控制建设在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杨雄胜(2007)认为初始阶段我国公众和公司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的应有关注和重视,政府的干预力度也较小,很多企业的内部控制不完善,内部控制执行力度和操作规范也很欠缺,内部控制的质量普遍较低。李明辉(2003)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规定未得到有效实施,信息的披露大多流于形式。于忠泊,田高良(2009)发现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披露与审核对会计信息稳健性、可操控应计利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自我评价报告的自愿性披露与审核没有显著地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
而强制性变迁下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指以政府部门制定的正式性制度的形式出现,这种由监管部门制定的内控制度是每个企业必须执行的,否则就会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这种变迁方式对于制度受用者而言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可以在企业快速的全面推进,但也需要更多的外在监督和管理,需要更多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监督成本。除此之外,强制性变迁若要求不当,很可能给企业造成效率损失的间接成本。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制度变迁是政府强制性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强制性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这种组合方式相对比较温和,既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给了企业一定的内生需求时间和空间,制度安排也有一定的调整余地,避免了制度的震荡和破坏性,从而减少了对新制度的抵制,降低了制度安排的摩擦成本。而且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强制性的内控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基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并结合了学者们对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和国外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而逐步制定的,这给了企业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制度安排,使制度安排的摩擦成本最小化。这种渐进式强制性的变迁方式使得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吴劭堃(2008)研究发现,随着上市《上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发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进。高质量的(决策有用的) 会计信息背后最重要、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仍是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Ashbaugh-Skaife et al.,2008),减少了经理人或职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以及经理人机会主义会计选择的可能性(魏明海等,2007),保证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杨有红和汪薇,2008;章铁生等,2011),减小财务报告的信息不确定性,增强盈余的稳健性(于焜和唐大鹏,2011),提升会计盈余质量(张龙平等,2010),对财务重述起到有效的减缩效果。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更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1年至2011年沪深主板A股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对前期差错更正的公司作为重述样本公司。对于样本做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2)剔除了实际控制人缺失的公司;(3)剔除研究期间内,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共得到13461个年度观测值,其中财务重述样本1903个,约占总体样本的14%。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并对模型中的主要连续型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上下1%)。
( 二)变量定义(1)因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ment):表示上市公司是否发生财务重述行为,当上市公司在某一年度发生财务重述Restatement取1;否则取0。(2)解释变量。Year:表示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当年分处于2001年至2005年时year取0,处于2006年至2007年时year取1,处于2008年至2011年时year取2。(3)控制变量。财务特征:已有研究表明,公司财务特征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产生影响(Kinney and Mc Daniel,1989;Richardson et al.,2002;Palmrose et al,2004;Ahmed and Goodwin,2007)。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样本公司财务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盈利能力(ROA)、公司成长性(growth)、公司是否亏损(Loss) 等。公司治理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特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产生影响(De Fond et al.,1991;Agrawal and Chadha,2005;Young et al.,2008),本文选取了公司治理的控制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董事会独立性(Indepen)、审计事务所(Big4)、最终控制人性质(Holder)等。详见表(1)。
( 三)模型建立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表(2)给出了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本文的总体样本为13461家,其中有14.1%的样本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说明中国的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的确比较严重。表(2)的Panel B是对内部控制制度诱导性变迁阶段与强制性变迁阶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发生财务重述的比例诱导性制度变迁阶段的19.3%,而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却只有10.3%,这说明了政府的强制力介入的确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很好的抑制了财务重述的发生。此外,在公司业绩方面,相比于诱导性制度变迁阶段,强制性变迁阶段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率都显著高于诱致性变迁阶段,而且发生亏损的比例也显著低于诱致性变迁阶段,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强制性变迁阶段要显著好于诱导性变迁阶段。但是从成长性来看,诱致性变迁阶段却显著快于强制性变迁阶段,这可能是由于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时有一部分企业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导致的。公司治理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强制性变迁阶段要显著低于诱致性变迁阶段,而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比例却显著高于诱致性变迁阶段,说明在后一阶段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有所降低,而董事会的独立性有所提高。在聘了国际“四大”所方面两个阶段的均值都为7.1%,比例都较低且没有显著向差异,这主要可能是由于四大的审计费用较高造成的。
( 二)回归分析从表(3)可知,财务重述与衡量制度变迁的年度(year)的系数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了本文假设是成立的,即相对于诱致性变迁方式,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更有助于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即使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随着政府强制力的增加而更突出。所以在我国采取强制性的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确实能够使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得到良好的实施,从而使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更加完善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除了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表明了在制度变迁的过程无论是公司财务状况还是公司治理都会对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产生影响。
( 三)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先对整体样本分两阶段重新设置年度虚拟变量year1进行回归,即当上市公司处于2006年及以后则year1取1,否则取0,研究结论不变;再对强制性变迁分阶段设置年度虚拟变量year2进行回归,即当上市公司处于2008年及以后时year2取1,否则取0,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五、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诱致性变迁方式,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更有助于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2)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时,随着政府强制力的增强,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所以,监管当局应该广泛而深入的推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在我国实施全面的强制性的内部控制制度变迁,以有助于内部控制制度真正的实施到企业层面并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摘要：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从动态视角(2001-2011)研究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更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随着政府强制力的增强,内部控制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第5篇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1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技术潜力的发挥决定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例子：交易制度的变化—原始人躲在树后(为何躲在树后？)，庙会，墟集，日中为市，市
变化的原因：经济剩余和交易的频率的增加。 什么是制度：
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如市场制度：交换的地点，交换的原则（双方同意，等价交换），交换的中介。 制度的俩个层次：
组织：三权分立、市场、学校 价值、精神 制度的两种形式：
正式制度：经政府制定的，如法律；
非正式制度：社会上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如乡规民俗
制度一词的两个内涵：
制度安排：婚姻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
制度结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为什么需要制度：(人为何要制定出制度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 人生活在一起才需要制度，鲁滨逊不需要制度
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第十九》）。
直接原因：人们在一起有好处，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用增加 每人一生中生产和消费的不一致性 生产和生活中风险的存在
规模经济：部落有利于抵御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 专业分工：每人效率的提高 上述功能主要经由组织来达到
间接原因：人在一起会产生问题：协调、防止搭便车、减低交易费用
不同人与不同人，不同人群与不同人群间相互协调的必要，集市的时间，交通规则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防止搭便车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禁忌、鬼神 减低交易费用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报复行为（为何要报复？）现代社会中信用
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减少交易费用防止搭便车的制度安排 定义：
反映社会需要和个人、组织、阶级或文化的愿望的思想总和（The body of ideas reflecting the soci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a group, a class, or a culture.） 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或其它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A set of doctrines or belief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system.）意识形态经济学：
意识形态的三个特性（North）：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理想的社会）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好坏行为的信息节约的工具） 意识形态和经验不一致时，意识形态会改变
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减低搭便车，但是意识形态为何能达到这个功能？诺斯认为是非理性行为。（例如投票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像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
人有成为好人的愿望
意识形态需要发资源去获得是一种投资 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资本的特性
意识形态的强度影响选择性激励的强度（内心自我的惩罚和奖励）。选举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人力之本理论的一个检验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为何年轻人较易改变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
道德、价值观念等也可以从同样的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稳定的社会和流动性大的社会的不同 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
制度集合：每种制度服务都有许多制度安排可以提供
如养老：原始共产社会、农业社会中的养子防老、现代社会中的保险
如市场交易的几种方式：原始人躲在树后、庙会、集市、现代市场。
如交易中介的几种方式：以物易物、贝壳、黄金、纸币、信用 产权安排：共有、私有 制裁：报复，法律
制度的存在和维护有成本，最低成本达到同一服务的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需求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交易费用、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
需求密度：以货易货和货币的比较，市场的几种形态，躲在树后 制度安排的效益：圈地运动，新大陆发现后，印第安人的故事 交易技术：美国西部开发中，牧地产权的变化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奴隶制、封建制、民主 其他制度安排：报复行为和诉之于法
可选择的制度集合受到知识和政府政策的制约，例如产权制度。怎样对待外国的制度： 扩大制度集合
外国的月亮不见得比较圆（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易技术、和制度结构中的其它制度安排）（英美和法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日本－king maker，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什么导致制度不均衡： 制度需求移动
人口增长：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人的所有变为地的所有 经济增长：承担风险的能力变化,如原始游猎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变化、养老制度的改变（养子防老到不生育主义），时间价值的变化导致繁文缛节的减少。 经济活动增加：集和市 交易费用的外生变动
美国西部的故事，顾炎武日知录里的故事
火药和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封建制度的崩溃 制度集合的变动
政府政策 外界接触 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 自发和强制 自发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均衡带来制度变动的效益，亚洲割稻的故事，非洲的白领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
为什么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不足以完全消除制度不均衡
制度是规范人们互动的行为规范、公共选择、搭便车， 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集团的冲突，亚洲割稻的故事，“人心不古日风日下”，非洲的故事，安徽小岗的故事 制度创新领袖—得到其他补偿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自发性的变迁经常无法达到最优，市场失灵 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有强制力量，可以提供公共产品
但政府是否会做出最优选择
如何研究政府的行为：主体论，权力均衡论，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最高领导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政府是一个多层的委托-代理结构
政府的行为是其统治者及其官僚互动的结果
政策失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何会失败－信息不完全和激励不相容
统治者个人偏好和效用不同于全社会的偏好和效用—生存、富国、强兵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意识形态的僵化—未能与时俱进，苏联东欧的例子 官僚体制-委托代理人的冲突，粮食收购部门
利益集团的冲突—统治者的生存靠社会中的某一集团的支持，美国的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制度的两个层次
组织
价值、精神
组织的作用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和精神的配套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政府可以改变组织、政府和社会精英可以倡导某种价值和精神，但无法规定价值和精神，例如，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宪法相同，但民主法制的精神不同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第6篇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迁;土地改革
一、《共同纲领》实际上为土地国有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通过《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实际上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
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主要是在将农业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同时,通过对农产品的控制和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实现对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共同纲领》第31条之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一致的。
二、土改实际上是建立“国家所有,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农用权”的土地制度
太多的学者一直认为,土改是给了农民完全的土地私有权,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从《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找到依据: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最初的“和平土改”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实际的效果难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1949~1950年党的部级以上干部参阅的《内部参考》,每周都有新华社记者反映农会和区公所被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控制,或破坏土改,或威胁贫农雇农,或贫雇农将政府分配的土地还给地主,或贫雇农对土改和新政府悲观失望的报道。于是在1951年,坚持和平土改的主张让位于“急进土改”的主张,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号召下,“急进土改”一改“和平土改”时期“反动势力顽强抵抗”和“贫雇农可怜巴巴”的被动局面,激烈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一方面,土地彻底重分,消除了“老业”、“祖业”思想,确立了共产党政府给农民土地的事实;另一方面,贫雇农斗倒了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和坏分子,将混进农会组织和基层政府中的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坏分子及其代理人彻底清理,贫下中农完全掌握农村政权和政治主导权。
三、合作化以来,农村土地建立集体所有制是虚,巩固国家所有制是实,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
土改随后而来的合作化,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合作化后,以统购统销为基础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国民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整体上进一步朝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随后,公社既是基本经济单元,又是最基层的政府。按劳分配和按照人口分配是公社的主要分配形式,土地产权在农产品分配中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并且可以“一平二调”。
1958年后的三年,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灾荒,1962年9月,中央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公社制度的左的危害性有了统一的认识,于是改进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四、1977～1988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非农用权利集体所有,是一个特例,是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导力量的自然选择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从土改以来,总的趋势是向国有化发展的,但1977～1988年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的特征是农地农用权表现出“国家所有、家庭经营”趋势,而“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非农用权却是“集体所有、社企经营”的。
五、我的主张和依据
对于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安排,我的主张是:农村土地制度后退到1980年——“村民集体拥有土地农用的全部权利,自留地、宅基地、荒地和四旁地等土地非农用的全部权利和一定比例的农地依法转为非农用地的部分权利”。在此前提下,由农民集体成员依法“自主选择集体土地产权的经营形式和产权经营收益的分配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全面高速增长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产生活困顿,社会冲突突出的时代。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全面萎缩。农民权利萎缩是与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虚化同步的。
80年代是一个扩大农民经济权利(核心是土地权利——集体分享所有权,家庭分享农地承包经营权)和政治权利(核心是公社解体,建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时代。80年代的农村改革,经济上,“民有向前进,国有向后退”;政治上,“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而90年代的农村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上“国有向前进,民有向后退”;政治上,“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这就是80年代的农村繁荣和谐、90年代农村凋敝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六、通过研究与土地制度法律框架及其所包含的土地权利的变迁来讨论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可勾勒出城市和农村土地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1978年前后)的变革与发展历程
分析表明,虽然经历了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产权还有很大差异。中国城市土地产权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土地批租制度,与其相呼应的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土地确权和土地登记制度以及公开的土地交易市场。相比之下,尽管农民被赋予了30年的农地使用权和收益权,政府也试图通过立法来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安全性,可是农民们并没有享受到土地权利束中的其他权利。农村土地制度亟待改革的一些领域包括:承包土地的抵押权、运行有效的农地市场、将定义明晰和理由正当的征地范围写入《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明确划分。
七、结束语
企业财务规划研究视角的变迁 第7篇
关键词：企业财务,规划,研究
目前, 国际经济市场风云变幻, 经济迅速发展, 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 财务的规划管理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财务管理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综合竞争力, 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 企业财务规划的研究视角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传统财务规划工作的不足
1. 将利润作为唯一考核指标是传统财务规划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财务规划中, 通过分析利润形成原理进而找出影响其增长的因素, 并依据会计报表的利润对产品经营成本和销售收入进行控制。很明显, 这种简单的评断标准很容易导致公司决策目标短浅, 缺乏对大局的掌控和财务风险的评估。由此可见利润最大化并不是财务规划的最优目标。
2. 传统的财务规过于片面性
由于受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影响, 导致企业在决策规划和财务行为上会做出片面性, 而这种片面性势必会造成财务规划在实行程中呆板不灵活, 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现状的推断上, 缺乏对整体发展的的有效把握。
3. 传统的财务规划缺乏战完善的系统
传统财务规在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些系统化的特征, 但传统的财务规划缺乏的战略性导致传统的财务规划在处理问题上更多的是停留在有问题之后的控制和调整方面, 很难预见到新的政策对财务规划的新要求, 而在执行过程中对其进行控制。缺乏动态适应性和多维度管控能力。
二、企业财务规划工作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
现阶段企业财务规划工作根据传统财务规划的弊端出现了以下更优的发展和特点。主要是由短期规划向长期, 由短期增长朝可持续增长转变, 由利润重心朝价值重心转变, 由静态财务规划向动态财务规划转变。
1. 由短期规划向长期规划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企业财务规划更加注重财务规划的战略性, 企业财务规划逐渐由以往只注重短期效益计划向更长远的利益考虑。目前学者将战略管理和预算控制有效的结合, 并形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财务规划系统, 有效的弥补了传统财务规划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波动加大, 竞争日趋严峻, 企业必须通过科学的计划管理才能实现稳定发展, 而作为企业计划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财务规划的战略性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对财务规划系统研究中, 理论上已经取得了创新新的突破, 任然需要很多实践数据来支撑, 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才能将财务规划从传统框架中解脱出来, 真正意义的实现战略规划。
2. 由短期增长超可持续怎张转变
在传统财务规划中, 将增长值作为了主要的考评依据, 而忽略了增长率, 虽然增长率也作为了指标呈现, 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企业发展战略和以及制定财务政策的依据。很多学者认为增长率应该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而纷纷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可持续增长率就是在预先制定经营、债务和股利发放目标比率的基础上可能达到的最大销售年增长率, 如果实际增长率超过了可持续增长率, 就必须变动某些指标, 通常是债务比率, 学者和专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可持续增长率的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 使得可持续增长率的研究和应用更加深人。可持续增长率模型的构建, 推动传统财务规划向综合财务分析的转变, 同时也更加注重可持续增长的财务规划。
3. 重心由利润为向导朝以价值规划发展
在企业管理的发展中, 价值管理这一理念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价值管理主要通过对影响及促进价值形成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形成的一系列管理措施, 由此实现对企业价值链的分析和管理, 价值管理已经成为了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影响着传统的财务规划, 使得财务规划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目标都逐渐的发展和改进。从目标上看, 企业价值最大化替代替了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怎么实现价值最大化?一是直接成本和简介成本两者的权衡结果是企业价值体现, 二是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以实现成本和风险的降低, 三是从增长、利润以及风险三个方面对财务规划进行定量模型研究。使得财务决策更趋于完整性和全面性。
4. 由静态财务规划向动态财务规划转变
传统的财务规划中往往只做了事后的处理和调整, 无法对企业管理过程中进行控制, 因此财务规划的作用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 而财务规划的动态性是指, 财务规划系统具备了对新环境做出相应反应, 趋利避害, 能适应并生存。具备针对新政策和新发展战略的规划和调整的特征。动态财务规划可以解决企业动态决策决策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企业财务规划的动态性研究由于影响因素复杂而导致研究视角也复杂, 但一个良好的动态财务规划系统模型的建立能将动态财务规划系统和动态财务规划概念有效的结合, 并以价值持续增长作为规划目标, 完善并协调增长、利润以及风险三个要素的关系。
三、结语
在当今的经济市场中, 经济体制不断发展, 企业也规模也不断的发展壮大, 必然使得企业经济活动变得复杂, 影响因素增多, 财务风险加剧。传统的财务规划无法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因此, 企业必须根据实际特点, 不断改进财务管理规划, 促进财务规划工作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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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敬采云.论中小私营企业财务的特征及其改善[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2) :17-19.
关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两种观点 第8篇
所谓技术变迁, 实际上是广义的各种技术及由它导致的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说, 技术变迁、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一题的或同义的, 那么上述问题也就是: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决定制度变迁还是相反?
一、两种观点的提出
经济制度研究是整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不是孤立地研究经济制度, 而是一个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内的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段话表明, 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因素。
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 诺思明确提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尤为重要的观点。他说:“经济史学家已经集中注意力于技术变化, 把它看作增长的源泉, 但是, 如上所说, 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诺思进一步指出, 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他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决定的经济增长本身的表现而已。正是由于制度的创新, 才有了技术的创新、教育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 从而才会有经济的增长。显然, 这既是诺思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的进一步表达, 同时又体现了诺思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观点, 即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变迁。
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 诺思认为, 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等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潜在利润, 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无法实现, 这就使人们产生了改变现存制度安排的要求。“如果预期的净收益 (即潜在利润) 超过预期的成本, 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可见, 诺思把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归结为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即制度变迁动力的大小来自于缔约所能带来的收益, 预期净收益越大, 制度变迁的动力就越大。诺思还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相对价格的变化”, 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导致市场交易者调整契约, 以获取更大收益, 这样就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后来, 诺思又引入“政治市场概念”来解释政治制度的变迁, 引入“意识形态”来解释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的制度变迁, 并用“战争”来解释突发性的制度变迁。
二、对两种观点的比较分析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似乎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两种理论的结论如此不同, 又各自成理。下面, 我们尝试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一) 研究对象方面的分析。
两种理论的研究对象都是制度, 但二者侧重点不同, 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二者研究的制度具有不同的外延。
如上文所述,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不是孤立地研究经济制度, 而是一个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内的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所针对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构中, 什么是最根本的?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产过程是最根本的, 由此而论, 生产关系是最根本的。没有生产关系, 一切其他社会关系, 如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等, 就都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生产力是生产关系 (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的基础, 当然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 马克思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技术决定论。而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 是要说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要通过制度去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兴衰的历史, 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用来说明经济发展的工具。诺思力图建立一个符合经验史实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并用它来解释经济绩效。“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不同时期经济绩效的差异受到制度演进方式的根本影响也是无可非议的。遗憾的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分析框架来将制度分析整合到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去。本书的目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分析框架。”由此可见, 诺思研究制度的目的就是为经济运行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因此,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与经济运行过程紧密结合, 广泛涉及到了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具体制度。
2.二者的制度研究具有不同的时间维。
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从宏观的、长期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 目的是要找到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 其侧重点在于研究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经济发展决定制度变迁的长期、动态制度变迁理论。他所关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而诺思只是在承认现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 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具体制度, 对某些阻碍经济运行的制度进行修正。他侧重于研究具体制度的变迁, 从短期、静态的角度研究各种具体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其目的就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
(二) 研究方法方面的分析。
马克思制度理论的根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 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历史和逻辑相一致、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相结合的辩证方法, 其具有系统性和发展性。社会整体作为一个系统, 其组成部分不是机械地简单堆积在一起, 而是有根本和从属、主要和次要之分, 从而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社会有机体。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主要矛盾的运动发展, 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辨证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这样。马克思认为, 由于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必定受制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约束, 个体行为也必然带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所以, 从具体个别动机出发来认识问题, 必然无法判断行为动机本身的性质, 即动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行为的结果;也必然陷入琐碎的偶然性分析之中, 无法发现历史发展本身的规律性。马克思从所有制理论和阶级理论出发扩展到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认为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 (承担者) 是由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阶级。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会反映到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中来。由于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各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 只有通过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激烈斗争两个阶段最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这种矛盾才能解决。在这种社会根本制度意义上的制度变迁中, 很明显是生产力发展、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而诺思的主要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 他认为制度变迁与否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和制度交易成本的比较。如果收益大于成本, 则发生制度变迁;如果收益小于成本, 则不发生制度变迁。诺思理论虽然也以历史史实为依据, 但其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而只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方法。诺思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 以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 其制度变迁利益推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微观经济现象做出精确的描述, 适合于微观静态制度安排的规律与特征的分析。诺思把产权的界定和重新界定放在一个交易和竞争的市场背景下, 以交易费用为判断标准, 衡量不同的产权安排或不同的制度结构的效率区别, 并且指出, 在竞争性市场环境里, “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会打破制度均衡, 引致制度变迁。诺思告诉我们, 相对价格的变化, 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等;偏好的变化则来自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 以及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在诺思看来, 大多数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内生的, 是各种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结果。既然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有许多是内生的, 也就是说, 市场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改进效率的内在可能性。因此, 诺思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 认为市场主体从最大化目标出发提出的改进制度的需求一般是合乎效率方向的, 制度变迁为技术变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动力。
三、两种观点的互补性
由于马克思制度理论和诺思制度理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导致二者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大不同, 也得出一些似乎很不相同的结论。但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倾向, 即把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当作是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本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多次强调过, 生产关系, 或者说财产制度、经济制度,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 尽管最终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仅表现为旧制度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而且表现为新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即新制度可以“诱致”更多、更快的技术创新, 从而加快生产力发展。同样,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也反对作机械的理解, 而强调在考察社会制度变革时, 要充分注意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诺思在肯定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 也并不否定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技术变迁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 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 从而打破制度均衡, 引致制度变迁。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前者的论述侧重于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分析制度变迁, 而后者侧重于从短期的、微观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前者可以解释许多存在于社会长期发展中而为后者不能解释的制度现象, 后者则具体化了前者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的领域, 更适合解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的制度现象。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起来, 两者相互补充, 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关系的认识:从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看, 技术也即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 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动机是社会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从短期来看, 特别是在一个社会根本制度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各种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确实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不同的反作用。
我们说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理论具有互补性, 并不是说要把诺思的制度理论与马克思的制度理论置于同等的地位。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是比较完整的理论, 既讲了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 也讲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反作用, 只是其中更强调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与之不同的是,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集中在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理论的指导地位, 同时也要借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合理成分, 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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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制度变迁 第9篇
一、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概述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基本概念是控制。控制是指母公司能够决定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能据以从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 如果母公司能够控制子公司, 则母公司就应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基于对控制的理解, 形成了不同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
(一) 所有权理论
依据所有权理论,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母公司的股东报告其所拥有的资源。合并财务报表只是为了满足母公司股东的信息需求, 而不是为了满足子公司少数股东的信息需求。采用这一理论时, 强调必须按母公司实际拥有的股权比例, 合并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以及相应的净收益,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体现为严格的比例合并, 即子公司的资产、负债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按母公司的购买价格加以合并, 属于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资产及负债不包括在合并报表中;商誉只计列属于母公司的部分;合并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子公司的收入和费用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包括在合并报表中, 属于子公司少数股权的收入和费用不在合并报表中计列。
(二) 母公司理论
母公司理论不强调严格的所有权关系, 站在母公司股东的立场上把合并财务报表看成是母公司自身财务报表反映范围的扩大和扩充。按母公司的购买价格合并子公司的资产、负债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属于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资产、负债仍以原账面价值列示;商誉只计列属于母公司的部分;合并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公司间业务所产生的未实现损益, 顺销时, 从合并利润表中100%抵销, 逆销时, 仅抵销母公司所占有的部分;少数股东权益既不属于负债, 也不属于所有者权益, 而是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示于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间;少数股东损益作为合并净利润的一个扣减项目在合并利润表中反映。
(三) 主体理论
主体理论强调将母子公司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 合并财务报表应反映整个经济主体利益, 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合并主体所有股东的信息需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体现为严格的完全合并, 即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无论多数股权、少数股权均以公允价值合并, 子公司的总价值根据多数股权支付的价格估算;计列全部股权的商誉;合并净利润归属于合并主体的所有权益拥有者;公司间业务所产生的未实现损益, 无论顺销、逆销, 均全部抵销;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 母公司未实际拥有的净资产作为少数股东权益, 反映在“合并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少数股东损益视为合并净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的分配结果。
二、我国合并财务报表规定的变迁
(一) 以《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为主的规定
1995年2月财政部制定并颁布了《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 之后又陆续发布了《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复函》与《关于资不抵债公司合并报表问题请示的复函》等文件, 这些文件对合并报表的编制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以下简称“旧规定”) , 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合并报表规则的空白,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合并报表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旧规定的特点是对资产与负债的合并以母公司理论为主, 而对收入与费用的合并以主体理论为主, 具体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有以下做法:
(1)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无论多数股权还是少数股权均以账面价值合并。
(2) 不考虑合并财务报表中形成的商誉, 按照母公司购买价格高于其所获得的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合并价差。
(3) 合并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4) 公司间业务所发生的未实现损益, 不区分顺销、逆销, 均全部抵销。
(5)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 少数股东权益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示于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间;在合并利润表上, 少数股东损益作为费用项目在计算合并净利润时扣除。
(二) 《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合并报表编制的规定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借鉴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最新发展, 既体现了国际会计惯例的思想, 又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据合并报表实务发展的国际趋势,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非同一控制下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相关规定中, 体现出的是以主体理论为主、以母公司理论为辅的结合。其具体要求为:
(1)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无论多数股权、少数股权均以公允价值合并。
(2) 商誉只计列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按照母公司购买价格高于其所获得的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商誉, 不推算属于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商誉。
(3) 合并净利润归属于合并主体的所有权益拥有者。
(4) 公司间业务所发生的未实现损益, 无论顺销、逆销, 均全部抵销。
(5)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不属于母公司的份额应当作为少数股东权益, 单独反映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合并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子公司当期净利润中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份额, 应当在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以“少数股东损益”项目列示。
三、我国新旧规定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国新旧规定的区别, 下面举例说明它们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一)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例1]A公司出资680万元购买了B公司80%的股权, 假定B公司除已确认的资产外, 不存在其他需要确认的资产及负债, 合并前双方资产负债情况如表1所示。
1.按照旧规定编制的抵销分录
(1) 计算合并价差:
合并价差=企业合并成本-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
=680-500×80%=280 (万元) 。
(2) 编制抵销分录 (单位:万元) :
2.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抵销分录
(1) 计算确定商誉:
合并商誉=企业合并成本-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680-600×80%=200 (万元) 。
(2) 编制抵销分录 (单位:万元) :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的合并资产负债简表如表2所示。
单位:万元
从表2可以看出, 按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与旧规定相比, 能够反映出合并时母公司所控制的所有经济资源, 尤其是子公司在合并时全部经济资源的现时价值;取消了“合并价差”这一项目, 将相关金额明确为商誉与资产项目, 使得合并的经济实质能得到更好的体现;明确了少数股东权益的性质, 是属于合并股东权益的一部分。
(二)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例2]承例1, 假定上述A公司2008年营业收入为2 000万元, 营业成本为1 200万元, B公司营业收入为1 000万元, 营业成本为800万元。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其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表3所示。
单位:万元
从表3可以看出, 合并净利润的性质在新旧规定中发生了变化, 旧规定下的合并净利润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而会计准则下的合并净利润是归属于整个合并主体所有股东的利润, 合并净利润由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与少数股东损益组成;少数股东损益的性质得到明确, 不再是计算合并净利润的扣减项目, 而是少数股东在整个合并净利润中占有的份额。
四、对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的评析
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从侧重母公司理论转变为侧重主体理论, 其重大突破在于开始关注少数股东利益, 服务对象不再是母公司股东, 而是合并主体的所有股东。
以主体理论为基础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 延续了购买法的实质, 报表列示的是母公司控制的经济资源, 而不是母公司所拥有的经济资源, 强调子公司的少数股权不仅应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而且应采用公允价值单一计量属性对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计价, 弥补了母公司理论双重计价的缺陷, 并可以为少数股权确认商誉。其理论下的合并财务报表平等对待少数股权和多数股权, 能够客观地反映和传递企业集团这一经济实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总括情况, 满足报表使用者的会计信息需求。
我国会计准则与主体理论保持了主要一致, 不仅克服了母公司理论的不足, 而且符合国际会计发展趋势, 可以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 有利于增强合并财务报表的可比性。当然, 我国会计准则与主体理论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即在商誉的确定上, 采取了较为谨慎的会计方法, 仍然沿用母公司理论的观点, 认为商誉只是母公司为取得子公司控制权而支付的代价, 少数股权不需确认,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体理论下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缺乏验证性的缺陷。
但是, 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主体理论与母公司理论的折中, 其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中最主要的是双重计价问题。准则虽然克服了母公司理论对子公司净资产双重计价的不足, 却仍存在另一个双重计价问题, 即在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财务报表中, 母公司净资产按账面价值计价, 而子公司净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 造成计量属性的混用。其次, 在子公司中多数股东权益等于母公司的投资成本, 而少数股东权益等于少数股东在子公司公允价值中享有的份额, 少数股东权益和多数股东权益的计量缺乏一致的基础。另外, 少数股东权益虽然以公允价值反映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但与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购买其在子公司的相应股权愿意支付的价格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
总之, 在当前股权结构日趋分散和复杂控股更为普遍的环境下, 代表集团整体利益与少数股东利益的主体理论必然将取代代表多数股东利益的母公司理论。在以主体理论为主的会计准则指导下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能够反映期初、期末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各自的权益及本期各自的损益, 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 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也得到了较好保证, 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关系。并且以主体理论为主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有助于保障少数股东利益, 这也是我国证券市场积极推进公司治理改革、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大势所趋。
摘要：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是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前提, 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从以母公司为主转变到了以主体理论为主。本文结合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规定与相关会计理论对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变迁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变迁,影响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S].2006.
[2]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 [S].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3]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企业合并与合并会计报表[S].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5.
财务管理环境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 第10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环境的变迁,发展趋势
0 引言
众所周知,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整个过程的灵魂环节, 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应给予一定的关注。任何工作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发展与生存的,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也不例外, 因此当管理环境发生了变化, 财务管理方式也就要随之改变, 财务管理人员要随时面对管理环境的变迁, 做好充足的准备, 及时适应环境的变化。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时代, 社会上充满了竞争与挑战, 企业的财务管理主体要及时对当前管理环境进行分析, 同时根据管理环境的特征, 采取相对应的财务管理措施, 要随之应变, 明确自身的财务管理目标, 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去实现目标。
1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每一个企业都要明确好自己的财务管理目标, 它是企业通过财务管理工作想要获得的理想结果, 是企业理财活动是否规范合理的最低标准[1]。通过设立一个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 能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 有效的优化管理行为, 使整个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合理化。目前, 大多数企业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 然而为了企业长远持续性的发展, 企业价值的不断增长, 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最好的选择, 它更能促进企业与集团之间经济的总发展, 得到一个整体想要的理想结果, 比起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产值最大化更加科学合理。
要想企业的价值达到最大化, 企业的财务管理团队就要对市场的管理环境进行分析, 充分的考虑到企业资金时间价值和报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采取最佳的科学管理手段, 合理经营企业的财务活动, 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保证企业的发展不受到阻碍。企业价值化目标首要前提就是保证企业的稳步持续发展, 在企业价值得到增强的同时, 满足各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其中包含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预先考虑企业未来可能要承担的风险, 在利益最大化与风险之间做好平衡, 合理的控制好企业风险的承受范围;积极维护好股东的权益, 得到股东的长期支持;企业要搞好与债权人的关系, 加强互相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让债权人能稳定的为企业提供资金;通过一定的奖励方式, 提高企业员工的报酬, 以此充分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 为企业发展奉献更多的力量;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让企业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有立足之本;树立好诚信的企业形象, 采取各种方式宣传企业的文化价值, 提高企业在社会的知名度;通过研发创新产品, 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或投资, 不断提高企业的总体收入;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员工要关注国内外市场的经济变化, 考虑到环境的因素, 积极对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2 财务管理环境的变迁的状况
(1)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策的不断改革, 先进技术的不断创新, 经济全球化时代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 得到了各个行业高度关注, 也促进了它们的迅速发展, 比如在金融行业、快递行业、通讯行业、保险行业等等, 全球网络覆盖面积越来越广, 国际金融贸易交易的方式和手段变得多样化, 交易量也层层上涨, 全球经济正在共同稳步发展。二是国际贸易公司越来越多, 国内外政策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它们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 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无论是消费还是销售, 都在走向全球化。三是国际贸易组织、国际网络组织、各大洲经济组织,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合作、贸易投资, 巩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不断推着经济全球化的实现。经济全球化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企业财务管理如何利用好金融工具, 不断提升企业的价值, 合理避开面临的风险, 将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今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2)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兴起
当“知识经济”这个全新概念首次在1996年被提出, 得到了社会各界很大的反响, 知识经济指的就是通过使用、分配知识及经验创造出来的经济[2]。“知识经济”概念的使用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知识经济主要的发展方向包括两个方面, 分别是知识引领了传统产业的改革创新, 从各个方面提高了传统产业技术的进步, 给予了产业的全新面貌;各个国家的新兴产业技术快速发展。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企业的资金管理结构, 传统的设备、工厂结构都变成了知识经济为主的资源分配结构。
(3) 电子商务行业蒸蒸日上
电子商务是通过互联网、企业内部网及增值网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的服务活动的网络交易方式, 实现了传统商业活动的网络化、电子化。电子商务这一内容是美国IBM公司第一个提出的, 它是通过两种技术相结合得到的成果, 这两种技术就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的出现是作为一种崭新的商业管理模式, 打破了原有的商业管理模式。企业传统财务也随着电子商务的推广变成了网络财务, 企业可以通过计算机在线管理企业的工作。
3 财务管理未来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社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需求越来越多, 为了满足在新环境下财务管理的需求, 财务管理人员要不断努力学习新知识, 积极的对财务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创新, 利用好环境变迁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一些对全球经济的调查分析, 可以事先预想到今后财务管理环境的发展趋势:
(1) 知识经济在企业财务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知识经济不断在企业中发挥作用, 知识经济资本注定将取代物质资本的固有地位, 创新的资本结构将会改变企业的财务管理特征。这些特征大致体现这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将从原来的“企业利益最大化”转为目前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新的目标更符合未来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要关注到各个集体之间的利益, 不能只在乎股东的利益, 要满足各个契约关系人的整体利益, 在协调好各个主体间的利益下, 不断增强企业的价值;二是随着知识资本在企业占据的重要地位, 势必会改变到企业资产的结构, 通过新的企业资产结构, 企业将会大大增加对无形资产的投资, 这些无形资产包括了企业商标权、创新产品、计算机软件等;三是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重要资源, 将会影响到企业今后的整体发展。对于企业的风险, 人力资本所有者有一定的责任去承担, 同时他们也能获取企业交完相应税后的利润。现在企业分配税后利润形式越来越多, 比如企业给员工分送“红股”、对企业的高管实施“股票期权制”等等, 这些利润分配形式将在未来形成明显的趋势。
(2) 风险投资管理在企业财务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迁, 企业的财务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计算机网络技术大大方便国际的贸易交易, 货币的流通速度明显加快, 知识经济加快了各企业之间信息传递、信息交流、信息刷新的速度。这些全新的变化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也让企业面临着更多的财务风险。
(3) 网络技术在企业财务发展的重要性
利用网络技术, 企业财务可以在网络上在线管理企业的资金活动。网络财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可以不用亲临现场对财务事务进行管理, 通过网络可以远程监控进行管理, 也可以实时报告一切管理活动, 每一个时间点的活动都能及时在网络上反馈, 提高了财务人员的管理效率。二是利用网络技术可以优化企业的部门机构, 使财务与各个部门能更简单的进行交流沟通, 合作起来更加方便, 合理的分配企业的资源, 最大程度的降低企业资源的消耗。三是在网络财务环境下, 能利用电子单据更快捷的记录财务数据, 进行传递, 通过网上直接支付能大大提高财务的结算效率, 资金的流转速度明显的到了加快, 同时还节省了企业的经济成本。
4 结束语
面对未来财务管理环境的不断变迁, 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勇敢接受挑战, 做好充足的准备, 积极的去适应新环境, 抓住机遇, 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愈演愈烈, 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 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充满信心, 通过自身的努力, 刻苦学习新知识, 永不满足, 要有一颗敢于创新的心, 打破传统, 积极摸索财务管理新方式。
参考文献
[1]赵绍光.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综述[J].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02) .
资深“驴友”见证休假制度变迁 第11篇
“我是越来越‘懒’了。”这是资深驴友“村长”这些年来对休假制度改革的最大感受。
1978～1994年：“为星期天而战斗”
“村长”今年46岁，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准确地说，是个资深驴友。
他从部队转业来到现在的单位时，刚刚20岁。那会儿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一周上6天班，只有周日能在家歇歇，“更别提什么年休假黄金周了。”
一到星期天，家家戶户要打扫、购物、探亲访友，从早忙到晚，比平日上班还累。那时候，“村长”还没什么机会出去旅游，最多趁着单位出差的机会去外地看看。“感觉人们就像勤劳的小蜜蜂，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几乎没有业余生活。”
1994～1999年：享受双休日，工作之外能“偷懒”
最初的改变出现在1994年3月5日，那是一个星期六，上班族可以在家休息。从那周开始，星期六不再上班。这是我国新工时制实行的第一个休息日，对人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解放”。
但显然一开始时“村长”对一周五天工作日还不习惯。他记得很清楚，3月5日那天一大早，他准时爬起来就往单位赶。走到半路，才想起来当天该休息。
双休日一实行，人们平均一年增加了52个休息日，周五晚上聚友狂欢，周六操持家务，周日休息恢复。从那时起，双休正式成为城市人的生活新习惯。
“村长”也第一次有了趁着双休日外出旅游的经历。不过“那会儿还没有动车组，火车跑得也没现在快，只能去附近转转。”洛阳、登封、开封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从短途旅行而爱上旅游，再到成为驴友，自己给自己放假出去旅游，“村长”为了“变懒”一点，每年能抛开工作一段时间到处走走，就向单位请假给自己争取旅行的机会。
1999～2007年：每年三个黄金周
“黄金周”的出现让人们有了大段的休息时间，也催生了更多像“村长”这样爱旅游的人。
1999年开始，双休日发展成了黄金周。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增加公众法定休假日。春节、五一和十一法定休假3天，再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每年三个连续7天的长假。
第一个“十一”长假，“村长”带着老婆孩子去新疆玩了整整一星期，见识了深秋的喀纳斯湖，尝到了香甜的新疆瓜果。
但黄金周也有让人头疼的地方。“村长”总结为：票难买、车难坐、消费高、人太多。不过没有年休假的人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三个一年当中难得的出游机会。
到了2007年12月18日，新修改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明确公布，2008年中国“小长假”即周末连休的3天假期增至5个。
2008年至今：黄金周“宅”在家，休年假去旅游
2008年夏天是“村长”第三次进藏了，不过这次不是在黄金周。
这一年“五一”和“十一”，“村长”都在家“宅”着，看看碟子，买买菜做做饭。“黄金周出去不好玩，还不如休假。”“村长”单位该年开始施行年休假制度，按照他的工龄计算，每年有10天的带薪假期。
所以“五一”过后，在家调整了一段时间，他就又背上包去西藏了，打算在那里好好休息一个星期，舒缓一下上一年积攒的压力。
“朋友们都说，好像我现在的生活中心是旅游而不是工作。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懒了，不想过那种一整年都埋头工作的生活。”
财务制度变迁 第12篇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那么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有什么规律呢?人口增长是怎样的趋势呢?据周建明先生研究, 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有三个特点:起伏性、不平衡性、失控性。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总趋势的话, 就会发现, 人口增长的总趋势从汉代至明代 (1626年) 基本上是停滞不前, 虽有高有低, 却始终维持在5000万左右, 从明后期、清初期人口才开始迅猛上增。
据袁祖亮先生的统计: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战国中后期———公元2年为4.5%;西汉至明朝时期为零增长。证明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确实是停滞不前。这里必然导致出现一个矛盾, 众多史家已经论证:我国古代历朝不是都很重视人口的生产吗?如《汉书·惠帝纪》:“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新唐书·太宗纪》记录贞观元年规定“诏民男二十岁, 女十五岁以上无夫家者, 州县以礼聘娶, 贫不能自行者, 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新唐书·玄宗纪》载, 开元二十二年更规定:“男十五岁, 女十三岁以上得嫁娶。”自此, 宋、元、明、清没有哪一个王朝不采取政策来促进人口的增长, 各类促进人口发展的措施在史籍里可以说是连章累牍。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中国古代人口增长自汉代至明代又还是零增长呢?导致这种人口增长的怪现象根源又何在呢?现将原因略述如下:
灾荒。中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家, 其发生灾荒的频率是高得令人吃惊的, 据史学家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 自秦汉至清代2340年间共发生规模以上的灾害4018起,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灾荒的严重性, 发生次数平均一年接近两次 (注:这还是有据可查的大灾荒) 。且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等三个特点。灾荒导致人口死亡、人口下降是非常明显的, 甚至大幅度下降。如《魏书·宣武帝纪》载:“景明二年, ……青、齐、徐、兖四州大饥, 民死二十万余口。”明《昭代典则》载元顺帝事:“至正十八年, 两河民流入京师, 重以饥疫死者枕籍, 宦者朴不花请市, 地收葬之, 前后凡二十余万人。”每次灾荒死亡人数多则几十万, 少则几万数千人, 可见灾荒减少了多少人口, 严重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增长。另一份材料更是说明了这个原因, 据统计:清代181年至1888年, 灾荒死亡人数达6278万。
战乱。在中国封建社会长久的历史进程中, 战乱也是严重抑制人口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之一。战乱可分为三种:内乱、农民战争、民族战争。据梁启超、余天休统计: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内乱自公元前221年至1920年的2140年中共计160次, 所费时间共为896年, 平均三年一乱。死亡人数肯定令人瞪目。如唐代755年的人口是52919309人, 安史之乱之后的761年人口就只有16990386人。损失的人口数目巨大。根据资料统计, 自西汉末至清代共有245次以上的农民战争, 其中大规模的共有24次多。农民战争死亡的人数更加触目惊心, 除战争双方杀戮死亡的外, 往往统治者占领一个地方后, 都实行残酷屠城报复政策, 不知又有多少的无辜百姓死于非命, 如后汉光武帝战王莽于昆阳, 死亡100万, 三国曹操在彭城就坑杀数万口。民族战争典型的有:秦汉与匈奴, 魏晋的“五胡之乱”, 隋征高丽, 宋与西夏、辽、金、元, 元时征日本, 明代的倭寇、北鞑、女真之战等, 死亡人数也是巨大的。如士卒死者已达十余万。灾荒与战乱是严重抑制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造成人口锐减。
瘟疫。中国封建社会时期,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 瘟疫的发生也是频繁的, 死亡人数也是较多的, 如《后汉书·钟离意传》载:“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 死者以万数。”又《魏书·灵地志》载:“皇兴二年十月, 豫州疫, 民死十四五万。”
政策。中国的赋役政策也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是按人口或户数征收的, 且负担很重, 导致人们不愿增加小孩。另外“重农政策对我国历史人口的影响也是消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如贫困人家的晚婚, 人为杀婴等。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 尽管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促进人口繁荣的措施, 如改革赋役制度, 舍人税地, 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或予以奖赏或由国家抚养, 但实际上人口增长率是极低的, 两千多年来是一个零增长。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 人口增长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即当人口变化向上增长时, 就推动着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人口增长是通过土地相对短缺加剧引起变革的。”因为当人口增长时, 就产生了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最大胆的分子在生活资料的压力增加时不再愿意被奴役关系束缚住而外迁到新地去了。”而统治者“为了阻止他们土地上人员的进一步缩减, 被迫对农民提出宽大的条件留住他们”。样就使原来制度基础的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 当“人口又开始增长时, 它们便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人口增长就成了推动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
我们首先可以据此参数来分析西欧封建社会人口增长与封建社会制度变革的情况。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几个主要国家人口增长情况如下:英国1086-1500年人口增长为0.11%, 法国1100-1500年为0.24%, 意大利950-1500年为0.13%, 等等。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大体上为公元900-1500年左右, 以上数据基本上反映三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情况。由于“人口变化通过它对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的影响, 在经济组织和所有权的变革中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驱使居民以更集约方式来耕作现有的土地, 或是移往比较贫瘠的土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使得建立在原来土地上的封建制度发生了变化, 同时, “人口增长了, 地区的和区际的商业恢复了;新的技术得到开发, ……封建制的一些典型制度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以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样, 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 渐渐发生了变化, 最终由量变进入质变, 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在进入近代化的制度变革过程中, 人口的增长又是飞速的, 如英国从1500-850年就增长了6倍多。
通过对中西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对比, 我们可得知,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汉代至明代 (1626年) 人口增长率为0, 而英国为0.11%, 法国为0.24%, 意大利为0.13%。很显然, 中国人口增长长期相对停滞不前失去了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再根据最先跨入近代化的英国与中国同期人口增长的比较, 1500-1850年, 英国人口增长到6.7倍, 而同期中国人口增长却只有4.7倍, 此时的英国发生了人类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 而中国则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缓慢萌芽。
最后, 还可对比一下中西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起伏性, 西欧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大的起伏下跌时期只有一次, 即14世纪初到15世纪中叶前后, 而后从1500年开始, 人口处于持续增长。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自西汉至明代, 大的下跌时期就有7次之多。人口增长起伏要复杂得多。如前所述, 正是由于中国的战乱、灾荒比西欧封建社会国家要多得多, 重农政策与西欧的重商主义也有不同的效果。尽管欧洲瘟疫要厉害些, 范围波及大, 但不频繁, 仅在14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大的鼠疫。而中国的瘟疫虽是范围小, 却频繁性高, 当然造成的危害要大一些。且往往中国的人口增长有这样一个规律, “不论什么时候, 只要特定的农业人口的增长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最多了限度’, 那么, 发生大量夺去人口突然性灾难的可能性也就增加。”确实, 抑制人口增长的灾难总是出现在中国人口增长的某一个特定的上升时期, 中国的人口增长始终循环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之中。一千多年来, 人口始终徘徊在五千万左右。
本来“技术进步总是使最高人口有所增加, 并且对某一具体人来说, 总是为它提供一种提高生活水平或增加人数的机会。”作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 在封建社会时期, 其技术进步是世界有名的。但是, 当人口增长到有限土地不能充分供应食物的程度时, 只有几种办法可以解决人口问题:战乱、灾荒、瘟疫, 以及移民与制度变迁与创新, 而中国的人口似乎总是选择了前三者, 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增加人口的动力。但不是说中国人口增长没有选择移民这条途径, 据李前先生考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人口长期以来是相对滞流的, 其根源是地理因素, 民族文化的影响, 周边少数民族的限制, 重农政策等等, 相对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来说, 流动性要少得多。这里, 我还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短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于战乱、灾荒或统治者的干预才出现的, 与西欧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流动, “由于人口增长的最终引起人口拥挤以至当地收益递减, ”造成移民的原因不一样。结果由于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 人口增长对制度创新的压力就得到了缓解, 以致长期以来制度变革总不能发生质的变化, 进行创新, 跨入一种全新的制度中。
诸多的因素影响及因素的变化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中的长期趋势中必然导致一种特定的人口增长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长期相对停滞不前, 使之失去了推动封建制度变革的作用, 尽管诸如农民起义强大的外力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但依然没有打破中国的这层封建外衣, 出现制度创新, 但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短期增长中发生一些制度变革与创新。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汉至明代中期的人口发展过程的几次人口增长, 而导致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一些变革。如隋唐时期, 当人口处于上升的前期而出现“均田制”的变迁, 以及“租庸调”赋役制度的变革, 中国的封建制度随着人口增长而发生变迁, 但同时也因人口的暴跌, 造成封建制度的不稳定性, 反反复复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变革, 却始终跳不出旧的框架。
而另一类则是自明朝的中后期到清代, 人口的增长发生了突飞猛进, 人口一下子由1500年92百万增至到436百万, 增长到4.7倍, 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封建社会制度开始有了一些质的变化, 如“机户出资, 机工出力”的手工业制度变革。人口增长不再是停留在五千万左右, 人口增长的作用开始体现出来, 可惜, 一场西方列强的入侵中断了中国人口增长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作用, 从而使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由封建社会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总之,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长期相对停滞不前使它失去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作用, 导致典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模式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得到了长期延续。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汉代至明代为零, 而人口增长又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因此, 人口增长相对停滞不前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人口增长,相对停滞,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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