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篮球运动范文（精选3篇）
近代篮球运动 第1篇
关键词：中华国民拒毒会,民间组织,拒毒
清朝初期国外鸦片开始输入中国, 到清朝末年鸦片泛滥成灾。 鸦片问题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进入民国时期, 鸦片泛滥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观。越来越多的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烟毒状况, 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 必须从禁烟开始。 而要彻底禁绝鸦片必须唤醒民众、推动和监督政府的禁烟政策。从清末开始一些民间组织开始致力于禁烟运动, 到192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达到高潮, 为推动近代禁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前民间禁烟运动的发展
清末民初, 政府实行了较为严厉的禁烟政策。1906年清政府发表禁烟上谕, 决定十年内禁绝鸦片。清末政府推行禁烟以来, 民间就出现了许多致力于宣传教育民众、督促政府禁烟的团体, 如苏州的拒烟会、广东的戒烟总会等。到了民国初年, 由于帝制被推翻, 民间结社日益增多, 各种民间禁烟团体纷纷出现。1916年, 中国政府声明已完全肃清国内鸦片的种植, 英国也履行禁烟条约义务, 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但禁烟成绩并没有保持多久, 中国又陷入了鸦片的再度泛滥之中。原因有三:其一, 军阀的纵毒。1916年袁世凯死后, 禁烟政策逐渐废弛, 烟禁大开, 各地烟苗遍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重, 为争夺地盘与鸦片烟税发起的战争此起彼伏[1]370。其二, 国际的戕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医治伤兵所需要的鸦片及麻醉毒剂的数量大为增加, 国际各鸦片出产国大肆种植、制造, 以供需求。一战结束后, 遗留下无穷的祸患。过量的毒物被销往世界各国, 特别是中国。其三, 民众的无知。中国吸食鸦片的人群众多, 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一般殷实的富商, 或是文人雅士以及家中富有的二世祖都有这个癖好”[2]146;下层贫苦群众由于病痛、劳累、精神苦闷等种种原因, 误食而上瘾者也日见增多。各地烟馆堂而皇之地挂起了招牌营业, 大多数人对此麻木不仁。1918年, 北京的一些中外人士为阻止“鸦片复活”, 筹备组织禁烟委员会, 因参加的人数众多, 改名为中华万国禁烟会 (又称万国拒土会) 。总会设在北京, 总干事为英国人韩济京, 全国各地如上海、天津、沈阳、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等都相继成立了分会。总会与分会互不统属, 若有国际交涉由北京总会出面。万国禁烟会成立后,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通报各地禁烟情况, 向世界组织发出禁毒呼吁, 积极号召在华中外官民共同帮助中国政府禁绝鸦片, 敦促各国尽快批准《海牙禁烟公约》。禁烟会还致电巴黎和会, 陈述中国禁烟的决心和民意, 请各国取缔鸦片出口, 使中国得以扫除国内烟毒[3]。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成立及其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毒品大肆蔓延,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要求联合禁毒的呼声日益高涨, 国联从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3年国联特别设立了鸦片及其他毒物贸易委员会。 该会成立后决定于1924年召开解决关于远东鸦片问题及世界毒品问题的国际禁毒会议。国际会议召开在即, 中国国内舆论呼吁除了政府代表外, 还应该有代表民意的全国性禁烟团体派代表出席, 表明中国民众的禁烟决心, 反对各国毒品输入中国。当时在国内有很大声势的万国禁烟会由于组成人员大都为外国传教士及在华信徒, 政治上偏袒英国, 对中国烟禁批评较为尖锐, 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利益。于是, 1924年8月5日中华国民拒毒会 (以下简称拒毒会) 在上海成立。该会由代表社会各界的三十余团体联合组成。拒毒会成立后, 立即向社会各界发出公开信, 呼吁在全国发起新的禁烟拒毒运动, 号召各地民众“或开会演讲, 或游行示威, 总期唤醒社会, 作严重之表示, 造坚强之舆论, 对外显国民群众之决心, 对内促政治代表之诚意……尤当监督各地行政长官, 实力奉行禁令”[4]112。拒毒会的大力号召得到全国各地普遍响应, 仅数月之间“, 已有普遍全国之势, 如日本及南洋等处华侨亦起响应”。据统计, 到1924年11月“, 各地成立分会已二百二十五处、举行运动计有七百六十四起, 而签字于日内瓦提案者共二千一百团体、二百三十一万零零二十三人”[5]。
从当时的史料来看, 拒毒会最初是为应付国际禁烟大会的召开而成立的。然而国内民众禁烟运动的高涨, 远远超出了拒毒会意料, 这为拒毒会继续领导民众拒毒运动鼓足了动力。另外, 在国际禁烟大会上, 中国烟毒泛滥的状况遭到了与会各国的同声谴责, 国家声誉大受损害, 而中国政府与民众代表均无言以对。拒毒会认识到只有彻底禁绝境内毒品, 才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拒毒会做好了为拒毒事业长期努力的准备。1925年制定了《拒毒会五年内进行事业大纲》, 从禁种、禁吸、禁运禁卖、国内外毒况调查统计等各个方面规定了拒毒会五年内具体的禁烟计划, 期望禁绝鸦片及其他麻醉毒品, 以应付下一届国际会议。第一个五年之后, 并没有如拒毒会所愿。拒毒会并没有妥协, 又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 为实现国内鸦片及其他毒品的完全禁绝不懈奋斗。
三、中华国民拒毒会领导的民众拒毒运动
拒毒会以“联合全国各团体, 设法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国外鸦片及一切复制毒品之输入”[6]为宗旨, 广泛开展拒毒运动。
1.在社会层面, 拒毒会注重对民众的拒毒教育与宣传。当时社会普遍对鸦片及麻醉毒品的认识非常浅薄, 拒毒会认为只有唤起人们对鸦片毒品的正确认识, 共起拒毒, 才能实现禁绝毒品的最终目的。拒毒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教育方式, 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活动。
在中华国民拒毒会存在的十几年里1, 每年举行一次的拒毒运动周2影响甚大, 成为拒毒会发动群众、宣传拒毒, 表明拒毒主张、造成拒毒舆论的重要舞台。拒毒会分别制定每一日运动的宗旨、办法, 如宣传日、教育日、法律日、戒烟日、妇女日、分会日、商民日、工农日、救灾日、国际日等, 联络相关团体, 分别举行。运动形式多种多样, 如演讲, 游行, 张贴标语, 分发传单, 召开拒毒大会, 演出拒毒新剧, 放映拒毒影片, 请愿政府厉行烟禁等。从电台中的拒毒演讲到汽车、电车、飞机上的散发传单, 从琳琅满目的拒毒展览到大街小巷张贴的拒毒标语, 从学生的拒毒演讲比赛、化装游行到剧院里拒毒新剧、拒毒影片的放映, 每年一次的拒毒运动周使社会舆论因之改变。
为了推动各地拒毒运动的发展, 拒毒会还举行了全国巡回拒毒运动。拒毒会把全国分为江苏区、东北区、华南区、长江区四个巡回运动区。全国巡回拒毒运动期间, 各地在拒毒会的指导下, 发行拒毒运动特刊, 张贴拒毒图画标语, 举行拒毒运动大会, 表演拒毒新剧, 扩大宣誓运动, 推销拒毒月刊;调查毒况, 搜集实地宣传材料;学生举行拒毒演讲、论文比赛;并且联络当地法院焚毁烟土、惩办烟犯、 取缔烟馆、张贴布告、搜查私运私贩等;请愿政府切实禁烟;并举行拒毒展览大会。全国巡回拒毒运动由大都市扩展到周边各县。此外, 拒毒会还通过出版拒毒期刊、图书、图画、电影、唱片, 编辑拒毒教材、提倡拒毒教育进一步扩大宣传, 使广大民众逐渐认清了鸦片的本质及拒毒运动的方向, 同时也以巨大的舆论压力督促政府禁烟。
2.从政府层面, 拒毒会不遗余力地督促监督政府禁烟。拒毒会在对社会宣传教育中, 同政府积极合作, 力图发挥政府的权威作用, 扩大拒毒运动的影响力, 实现全民拒毒的良好氛围。同时拒毒会也认识到政府对禁烟的态度与政策是中国鸦片能否禁绝的关键, 于是拒毒会始终对政府的禁烟政策进行监督。
拒毒会积极同政府要员联络, 敦促政府把禁烟事业提上议事日程;向政府提出具体的禁烟主张, 为政府禁烟提供有效指导;推动政府禁烟机构——禁烟委员会成立, 促进一系列禁烟法规的出台;组织市民大会数次向政府请愿, 召开反对鸦片公卖联席会议, 组成抗议鸦片公卖委员会, 反对政府鸦片公卖政策;监督各地重大烟案, 进行深入细致的毒况调查, 对各省当局迫民种烟、抽收烟税的情况, 要求政府严肃惩处。对各地查获的党政人员贩土、运土案件, 号召民众监督到底, 要求政府坚决严加惩治。此外, 拒毒会派员参加各地法院、海关将查获的鸦片毒物定期焚毁的活动, 并将焚毁后的废弃物取回一部分进行化验, 以加强对政府禁烟的监督。
3.从国际活动层面, 拒毒会积极为中国禁烟事业宣传、抗争。 拒毒会非常重视通过国际活动推动中国的禁烟事业。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中国政府及民众的禁烟决心, 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呼吁, 中国毒品泛滥的严重问题与某些国家的肆意“纵毒”密切相关, 只有通过合作禁毒才能使中国的烟毒完全肃清。
为了表明中国民众的禁烟决心, 介绍中国新的禁烟政策, 拒毒会出版了大量英文出版物;通过外国报纸媒体发表中国的禁烟政策与民众拒毒呼声, 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中国纵毒贩毒的事实, 呼吁取消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 收回租界、租借地;拒毒会积极向国联表明中国的禁烟主张, 抗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 并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来扩大宣传。此外, 拒毒会关注南洋各殖民地鸦片泛滥及政府鸦片公卖情况, 在广大华侨中进行拒毒宣传, 推动当地拒毒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宏斌.禁毒史鉴[M].湖南:岳麓书社, 1997.
[2]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万国禁烟会开会纪[N].申报, 1919-2-12.
[4]罗运炎.中国烟禁问题[M].上海:上海大明图书公司, 1934.
[5]拒毒会开会纪[N].申报, 1924-11-29.
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 第2篇
[摘要]:五四运动, 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意义，对现代的年青一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彻底性地反帝反封建的表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识逐渐苏醒，渴望当家作主的一种爱国情怀。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愚昧的过去，于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关健字]: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爱国运动、天津
五四运动, 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析点,是近代中国革命新的里程碑。五四运动, 又是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伦理道德, 宗教迷信观念, 宗法思想制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 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一、概况
一说到爱国，你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爱国方式或是爱国行为，但当提到爱国运动时，“五四”运动便是大家首先会想得到的，不错，92年前，在积贫积弱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五四”运动。它既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思想启蒙运动。今天，在国力日益强盛、政治走向民主、文化不断繁荣的背景下，反思“五四”精神的影响，探究其传承与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五四”精神在当代青年中的价值定位。
相信大家对“五四”运动的相关情况也是有所了解了。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由于对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而引发的一次由北京大学学生倡导并且联合北京所有高校同学游行的以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爱国运动5月4日在北京上演，并且其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的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掀起了学生大游行。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支持，继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并成立了统一领导“三罢”斗争的组织——工商学联合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学生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国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二、五四运动爆发的前提及原因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借鉴经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不平等条约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三、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 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 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 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开始, 是“走俄国人的路”的起点。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 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代表作。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指导五四运动的理论基础,不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不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而是崭新的无产阶级宇宙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是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也参加了革命（如辛亥革命等）,但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丁革命”,是被领导的阶级。五四时期,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空前壮大,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由于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 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 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束缚, 逐步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五四运动中, 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这是它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又一重要标志。
再次，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从革命阵线来说,则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五四运动, 从它的指导思想, 领导阶级, 时代特点, 革命阵线诸方面的变化来看, 它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而是中国新民主仁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四、五四运动的发展和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一）五四运动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开端,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另一为面,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对真理的追求,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同时,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人们抛弃了 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命运”，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建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你。”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二）发展
对于五四精神的发展，我们组的观点是用“理性与道德”超越“科学与民主”。（1）用理性超越科学
科学的本义自然包括科学技术，而不局限于此。五四时期各学派所提倡的“科学”，已不囿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正如韦典华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说：“科学绝不只是科学技术；更主要的，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对于世界的解释力，科学是不断地进步的，同时科学始终有它的局限性。然而，五四以来，我们却将科学当作了最终的封闭的完全的真理。于是，有了这样的词“不科学”。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医不科学”，一个理由是中医的经脉在当前的仪器下观察不到。然而，今天检测不到，未来一定观察不到吗？如果这样推理的话，那么当时的牛顿会说“相对论不科学”，今天的我们也会说“没有外星人”。今天检测不出经脉，我们只能说“在当前的科学条件下，观察不到经脉”，至于“有没有经脉”，那是当前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完全可以置之不论。所以我们倡导的是科学精神和理性,而不单单是科学。当代青年掌握着最前沿的科技知识，新兴的行业和领域已成为青年才俊展示智慧和能力的舞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能够客观正视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对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做出比较理性的判断。其心态正在由浮躁转向平和，由虚漂转向务实，由偏执转向包容。（2）用道德超越民主
民主是和平的对话，而不是暴力的对峙。然而，恰恰是五四运动，却也出现了暴力的一面。我不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带来的往往是更多的暴力。人类的行为往往有一种惯性，经济学家们称为“路径依赖”。过分地使用暴力，就会对暴力产生“习惯”，对暴力产生“路径依赖”，凡事喜欢动拳头来解决。而道德精神，正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使用。事实上，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以及世俗文化的冲击，理性、智能、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现代政治意识已经进入当代青年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心态已不同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而是趋向于现实、冷静。过于激进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当今社会往往只会换来社会的谴责，并不会取得实质效果，反而适当的外交手段更多地可以换来理想的结果。
换言之，当代青年对民主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民主的要求更加强烈，而其行为却更加理性，更具建设性。五、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五四运功, 工人阶级以中国厉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登上了革命的政治舞台, 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巨大力量,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很大教育和启示。他们认识到,“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改造社会”,“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觉悟的知识分子,“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 投身到劳动界中去,和劳动者联合一致”。因此, 他们决心走“与劳工为伍”的道路, 把马列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是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丰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覃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六、回眸五四运动在天津
（一）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最先响应和声援。
从 1919 年 5 月 5 日开始，各校学生纷纷发通电、集会、游行示威。随后，成立了 “ 天津学生联合会 ”、“ 女界爱国同志会 ”、“ 天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 ”。这些爱国团体发动学生、教师、教徒、店员工人开展罢课、集会、讲演、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同时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5 月 31 日天津码头工人 7000 余人拒绝给日货卸船。6 月 5 日数千名学生集会，提出 “ 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惩国贼 ” 的誓言。9 日各界 2 万余人召开公民大会，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取消 “ 二十一条 ”。10 日天津商界罢市，人力车夫全部罢工，其他行业工人也纷纷酝酿罢工。天津总商会急电北洋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并保护学生，以挽救危机。（二)东南角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5月14日，在南开学校进步学生马骏等人的积极倡导和筹备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第一个学生爱国团体---天津学生联合会（简称天津学联）成立，会址设在南开区东南角草厂庵。会上通过“以实行学生对于国家应尽义务为宗旨”的学联章程，选举马骏为副会长。天津学联随即致电北京政府，提出拒签和约，废止“二十一条”等要求；组织大批讲演队，沉痛诉说卖国政府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他们的卖国罪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各界齐心救国。
（三）东门里义仓街——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
1919年5月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南开学校学生刘清扬、李毅韬为会长，邓颖超、郭隆真为副会长，会址设在东门里义仓街江苏公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讲演队（邓颖超、郭隆真担任讲演队队长，负责组织讲演），向妇女进行爱国宣传，同时，散发传单和出版《醒世周刊》。她们高呼：“对抗强权，内除国贼”、“拒绝凡尔赛和约”、“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等。后来又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保护女性”、“爱护儿童”等等，使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更加充实鲜明。(四）觉悟社成立，创刊出版《觉悟 》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天津先进青年分子迅速成长，他们迫切需要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探索和选择正确的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1919年9月16日，在周恩来倡议，马骏、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人的积极筹备下，由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骨干组成的觉悟社宣告成立，会址设在天津学联院内。同时出版一个宣传刊物，推动天津爱国运动和文化运动。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十项决议。决议规定：这个团体本着“革心”与“革新”的精神，以“自觉”与“自决”为主旨；出版刊物为《觉悟》，该团体为“觉悟社”。
（五）“五四”运动在南开
1919年中国大地，军阀当政，风雨飘摇，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为先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辱权行径的“五四”运动如火山一般在古都北京爆发了，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天津南开这片土地上引起强烈共鸣，南开学子纷纷投身其中，涌现出一批进步组织和革命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
（六）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
可以说，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商会积极投身于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一次重要政治活动。特别是与清末的天津商务总会相比较，五四时期的天津总商会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的表现显然更为积极。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时，天津商务总会也曾号召“绅商尤当始终无懈，分途布告，切实举行不购美货”，“并议定法规，如有违者认罚银五万元”。但不及数日，即在官府的威逼之下趋于妥协，公开发出通告说：“缘不购美货，已购者停滞难销，已定而未出者亦不能临时退回，种种为难，于天津市面殊多未便。„„为此公议传单知会各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天津士商曾指责天津商务总会这种妥协行动将“为他埠之所耻笑”，要求商会领导人坚持抵制美货，但却无以改变商会的妥协决定。而在五四运动中天津总商会不仅领导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而且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方面也更加积极，这不能不说是天津商会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的一大进步。
七、总结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五四运动表现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这些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对中国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意义，对现代的年青一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怀。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610页
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360页
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633页
关于近代留日运动的哲学断想 第3篇
新近出版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封面是淡黄色的，但在书脊中间却嵌入了一条黑色。不管封面设计者的初衷如何，我却仿佛从中看到了数以万计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在绵延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豪迈壮举。留学日本，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历史运动，尽管其中不免鱼龙混杂，但就其表现出的历史“合力”而言，却足以与那位“哲学日历中最圣洁的殉道者”普罗米修斯争辉。历史不应白白走过。只有对这段历史进行哲学的反思，恐怕才是对以自己的血水、泪水和汗水写下这段历史的先辈们的最好纪念。
换一个参照系——比较方法的重大变革
在本书第一章里，实藤先生就为我们勾勒出几条耐人寻味的历史轨迹：形势逆转——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现在是中国向日本学习了；墙里开花墙外香——西方人士以中国为目标传播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葬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页，以下征引本书只注页码)；指西向东——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为求“西学”却东渡日本。
每一条线索都通向日本，这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学家习惯用事实说话，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张发人深思的“两国近代化比较表”，并说明“比较表上年差甚微的事项，在质素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第7页)。如：日本人最初留学荷兰与中国人最初留学美国(指政府正式成批派遣留学生)，在时间表上只相差十年，但日本最早前往荷兰的留学生，是“抱着决死的心情和志愿出国留学的”，而且“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希望出国留学”，与此相反，“在广土众民的中国，竟然无法选拔足够人数，容闳不得不亲赴香港，在英国人所办学校的中国学生中挑选，好容易凑足人数”(第8—9页)。
也许，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们还根本无法作出这种系统的有相当深度的比较，但他们已取得了一种看问题的新的思想方法，这却是无可怀疑的。正是有了它，才酿成了留学外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潮流；而这，恰恰是近代留学运动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种新的思想方法之所以“新”，就在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以资比较。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乏比较方法的运用，但那往往是消极的运用。这种比较方法往往把参照系设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有时定得很低(这时也可以包括国外一些落后状态)，于是人们便得以“天朝上国”“地大物博”自诩；有时又定得很高，却是作为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或九斤老太式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滥调的依据。在换了一个参照系之后，情形就大变了，因为这无疑坐上了时代的列车，把自己置于世界这一大系统之中，于是才会有“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之说(张之洞：《劝学篇》)。
这种换一个参照系的比较方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著名的“爱因斯坦列车”。如所周知，爱因斯坦由于结合参照系的转换，重新审查了“同时性”概念，迈出了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决定性一步。而中国人正因有了这种比较方法的重大变革，才不再沉湎于“乾嘉盛世”，或陶醉于“同治中兴”，因为倘若使用新的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与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世界舞台上的俄国彼得一世的厉行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其间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这种比较方法上的重大变革，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而每一个中心都是系统的一个功能成分。”(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用这样的观点看自己、看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再闹出“夜郎自大”的笑话，而历史在这种观点审视下，将具有更大的现实感，这使人想起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著名命题。
历史也正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当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止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而正义的八年抗战又战胜了邪恶，中日两国的经济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又是几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两国的政治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藤先生在书中关于“支那”一词在日本人中从流行到禁绝的情况记载，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人最可引为自豪的地方。但是，中国人民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却又猛然发现，一百多年前摆在人们面前用哪一个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又需要重演一遍历史。仅仅是换一个参照系，为什么这样难？
如何找“为什么”？——普利高津的启示
近几年，探讨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伍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其实这也是历史现象的重演。记得近代史上就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一问题，只不过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当代的问题罢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分别从地理因素说到清代美术落后，从语言文字因素说到清代文学落后；说到科学落后的原因，他认为那是由于“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完成一事业”，同时，还由于无公开的有趣味的研究，资料亦不够丰富等等。中国现代科学界老前辈任鸿隽先生在一九一五年《科学》创刊号上，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主要是从中国的学术传统与科学方法等方面找原因的。
今天，这场讨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人们的兴趣正浓。这说明同梁启超、任鸿隽时期相似，这个问题也具有当代意义。而且，问题愈与现代社会联系紧密，就越发带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与人们熟悉的国际“中国学”专家费正清、李约瑟等一起，实藤先生也加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中，专门以“从思想上看中国近代化落后的原因”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人恒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文化。”这一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与“地大物博”这个地理因素有关；二是由于“文化问题，或思想问题，亦即儒家思想问题”(第10—11页)。
前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他们的见解尽管不乏启发作用，但毕竟这一任务是要由当代中国人来完成的。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辩证的哲学思考和科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探讨，或许会收到“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讨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不能不涉及到因果范畴。哲学史表明，因果范畴是对客观世界因果联系的主观反映，是人类在实践中最早认识的一对范畴，所以，用这对范畴研究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因果联系并不足以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全部。列宁指出，因果联系“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只是全宇宙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哲学笔记》)尽管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因果联系的认识远没有穷尽，然而，当我们面对着中国封建社会这一个大系统，就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形式的多样性的观点为指南，况且辩证思维的目标在于达到思维具体，要达到这一点，因果联系的认识就更显得不够了，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因果范畴、因果规律只是属于知性认识阶段上的范畴(参见《小逻辑》)。
发生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克劳胥斯和普利高津理论的递嬗，其哲学意义之一，就在于给了人们一把从整体上理解系统进化的钥匙。
上世纪中叶，著名物理学家克劳胥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预言：宇宙的熵正在不可遏止地增大，最后必将达到极大值即平衡态，这样，整个宇宙将成为一片“死海”，人类社会也在劫难逃。由于克氏的论证显得那么富于权威性，以致“宇宙热寂”曾象阴影一样扰乱着人类的精神。有意思的是，压根儿没听说过克劳胥斯其人其论的清皇朝，一方面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另一方面，却在差不多同时的东方，造成了一个愈益走向无序、趋于混乱的社会，似乎验证了克劳胥斯的理论。如同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一样，实藤先生的《留日史》中，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鸿章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下了英国人在上海吴淞之间铺设的铁路加以拆除，并将器材沉入湖底，而这一地段的电缆也被人们拆除(第9—10页)。这些事例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与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社会体系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然而，在其后的年月里，铁路毕竟开始在中国境内延伸，交通毕竟开始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发达。在生生不息的宇宙进化规律之下，近 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走向“热寂”，而是随着信息的交流和增加，走向世界各国共同的进化之路。包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真正验证的是马克思的论断：“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的方向运动的”，马克思认为这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信念”(《马恩选集》，第四卷，228页)。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克劳胥斯理论的克服者——比利时的著名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他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表明：耗散结构是一种开放体系通过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而建立起来的某种新型的动态有序结构。这种结构的趋势是走向进化，其进化的基本机制是与外界交流，即能量和信息的“耗散”，其交流的着眼点在于把一个系统放进更大的系统之中。用这种观点来理解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演化、交流和中国社会系统停滞、封闭这一尖锐矛盾的结果。由此看来，谈到中国近代落后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是整个系统结构的不合理，而每一个具体因素都只是这一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支持了这一结构的)，但一旦离开整体结构，这些具体因素所表现的作用则需要具体分析，不过，那已经是属于另外的课题了。
马克思当年就是从整体结构上分析东方近代社会的。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生产结构底简单就足以解释亚洲社会不变性底秘密。”(《资本论》)这是一。其二，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又表现在与外界的隔绝上：“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稳固基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这种“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马克思：《鸦片贸易》)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普利高津的理论证明了整个世界大系统与中国社会这一分系统之间进行交流的不可避免性。实藤先生则以讽刺的口吻道出了这一历史事实：“其实‘西学源于中国’说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也好，都表露了儒家学说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绽”(第15页)。而交流一旦开始，就意味着不合理的无序的社会结构将走向合理和有序——“凤凰涅”，正是这种整体性系统进化的形象写照。
如此看来，开放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生存和进步的决定性条件。从“睁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先驱者们走过的这条路，今天应该上升为每一个中国人理性思维的逻辑结论。
目标对准未来一一引入目的性概念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有两件令人费解的事：当年容闳竭力推进的留美计划，在遭到不少冷遇白眼之后，却因为与曾国藩的一次会见而得以推行，这使得容闳对曾氏推崇备至。但我们却清楚，曾国藩是封建皇朝的功臣，他那一套“耕读为本”的理论体系，显然是逆十九世纪中叶的世界潮流而动的；还有一件事是张之洞对留日运动的热心。谁都知道，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那是封建主义在近代条件下的变种，但他又实实在在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发轫者。实藤先生认为，他的《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第23页)。
关于曾国藩和张之洞，历史学家吕振羽曾指出，他们的思想是“旧中国的精神武器”；而哲学家李泽厚则认为，他们与袁世凯一起组成了中国近代进步思潮的三个“主要对立面”。看来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并不一概反对开放。这一历史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仅仅实现了系统间的交流够不够？显然，回答是否定的。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于目的性的问题。
人类早已对生命现象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结构、功能以及反馈、调整等“合目的性”具有极大的兴趣。就认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当科学和哲学跨过了旧的浅薄的目的论之后，目的性问题又重新成为激动人心的课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明确地把开始、进展、目的作为辩证法的分析综合方法的三个环节，列宁对此赞扬说，把“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作为达到主客体一致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卓越的”(《哲学笔记》)。而当控制论的诞生使人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可以得到定量的分析，耗散结构理论又告诉人们：回顾与预测是不对称的，未来不完全孕育在过去之中，因此，应当特别留心事物方向，留心其中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几率。这样，“目的性”的概念有了实践的功能，因，为，在人和事物发展的旅程中，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本节开头提到的两件事，将不再是令人疑惑的了，因为把不同的目的性引入同一政策，将会产生许多极不相同的态度和结果。曾国藩支持的留美计划天折之后，就有一位出洋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政府实行派遣留学生政策的虚弱性(见《西学东渐记·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而《留日史》一著所引的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其中记载的关于张之洞坚持要留学生们向他行跪见礼而引起争端一事，则暴露了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的虚伪性。(第127页)
目的性问题不仅表现在遣派留学生的出发点上，而且表现在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中。因此，把目标对准未来，积极行动并及时对反馈的信息作出反应，乃是目的性的科学运用。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维纳曾这样界说目的概念，他指出：“在过去，目的论一词是解释作暗含着目的的，其中常常加进了‘终极因’这一暧昧概念”(《控制论》)，而现代科学却把目的性理解成“用来表明那种可以解释作趋达目标的作为或行为”，而且“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第一集))实藤先生的《留日史》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近代立志改革的先驱们面向未来、奋斗不息的动人画卷。它告诉我们：在冲决封建的堤坝之后，跻身世界潮流之中的最可贵之点在于行动，在于改革。半个多世纪以前，留日学生们和其他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一起，不仅向现代世界引进了“革命”这一词汇，而且尝试把它与中国实际结合，从而掀起了席卷天地的风暴。由于时代的需要，他们把“未来”定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上(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也体现了实践的合目的性，因为这是不断收集反馈信息、调整自己行为的必然结论)。历史已经记录了他们的丰功，中国人民乃至全体进步的人类都将永远感谢这一场改革的革命。没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封闭而僵死的体系将会继续使占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理智“拘泥于最狭隘的范围内，把理智变成迷信的驯服工具，使它服从传统惯例，使它不发生什么影响，使它不能努力于历史上的活动。”(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然而，从目标对准未来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上述论述，虽然我们未来的目标与那些先驱者不尽相同，但也同样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任务，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使我们的祖国腾飞于世界，需要多少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
让命运实现吧——马克思的规律永在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预言式的话：“没有一种巨大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就让命运实现吧！”(《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仿佛就是为了证实这一预言，一八九四年的黄海激战，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其后中日马关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耻辱，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同时也赢得了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留学日本所得收获的补偿。实藤先生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这种情况，他说：“中国人的爱国心，可说是直接和间接地由日本人所促成的。可是，举世之中，也只有日本，成为这种爱国心所要抵抗到底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出历史的悲剧。”(《留日史》第427页)
看来，恩格斯的话具有规律性的意义。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大灾难之后，我们相信，作为补偿，中国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也是必然的。为了更快地赢得这种进步，让命运实现，我们想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而以往时常被人们忽视的下述规律：
第一，我们应当全面地把握经济关系这一概念的含义，因为经济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概念。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以往人们的理解时常就到此为止了。——引者)。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对此，笔者认为似应作这样的理解：由于本国的国情、她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要素，这就意味着对经济关系作具体的动态的理解和实事求是、立足全球的处理。由于发展“全部技术装备”和清除因传统或惰力保存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乃是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和民主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
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际上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上述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冲淡了这些任务的迫切性，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题，这些在今天已变得十分紧迫了。
第二，知识是社会进化之酶，知识分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力量。这不是什么应时的议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客观规律。说到历史发展，恩格斯作了最简要的概括，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反杜林论》)显然，这种“发现”决不是神灵的启示而是知识的积累。而正是到了热转化为机械运动的工业化机器体系的时代，马克思欣喜地写道：“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1857—1858年))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最充分地施展他们的创造性才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这一规律的意义不止在此，它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高级阶段必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而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志又必将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化。因此，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壮大这支队伍，提高这支队伍——这一任务，也由于它与马克思的规律的一致性而变得极为神圣。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吧：“计自一八九六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四十二年间，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五万人，蔚成中国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而留日运动所造就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巨的影响。”(《留日史》译序第1页)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需要涌现更多的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和郭沫若，需要造就千百倍于当年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