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周期范文（精选11篇）
波动周期 第1篇
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和特征
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固有的特征现象, 其产生既有经济体系内部原因, 也有外在原因。
(一) 改革以来, 广东经历快起快落至平起快落四轮经济增长周期。
通过“谷-谷”划分法, 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轮经济增长周期 (见图1) :
第一轮周期从1978年到1983年 (见表1) , 持续六年时间, 1978年为谷位, 两年快速增长, 到1980年达到峰值, 然后快速回落, 至1983年完成改革以来的第一周期。这一周期呈现经济振幅大、波动幅度为15.6个百分点。
第二轮周期从1984年到1989年, 与第一轮周期一样持续了六年时间, 从1984年开始起步, 到1987年达到最高点19.6%, 然后快速回落, 两年时间到达谷底, 完成第二个周期。这一周期呈快起快落特征, 波动幅度为12.4个百分点。
第三轮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 持续了十年时间, 比前两轮周期多了四年时间, 从1990年开始起步, 到1993年达到最高点23.0%, 随后三年快速回落, 然后平稳下降, 总共经历了六年时间到达谷底, 完成第三个周期。这一周期同样呈快起快落特征, 波动幅度为12.9个百分点。
第四轮周期从2000年到2009年, 也持续了十年时间。从2000年开始起步, 花了八年时间至2007年, 经济增长到达高峰14.9%, 然后两年后快速回落到谷底, 完成第四个周期。这一周期呈平起快落特征, 波动幅度为5.1个百分点, 为改革开放以来波动幅度最小的一个周期。
四个周期的峰值呈现倒U型特征, 从第一个周期的16.6%不断提高, 至第三个周期最高达23.0%, 随后第四个周期下降到14.9%。周期波动的剧烈程度呈现由强至弱的过程, 波动的幅度从第一个周期的15.6个百分点, 至第四个周期的5.1个百分点, 波动系数 (标准差与均值比率) 从第一个周期的0.522降至第四个周期的0.159。经济周期表现为不对称特征, 总体而言, 上升期长于下降期, 特别是第四个周期, 上升期长达8年时间, 比下降期多了6年时间。从谷底到快速增长一般经历2-4年时间, 第一周期从谷底到高峰仅用2年时间, 第二、第三周期花了4年时间从谷底到高峰, 第四周期虽然花了8年时间才从谷底到高峰, 但用了4年时间经济增长达13.8%, 与高峰13.9%, 仅差0.1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
(二) 广东经济高增长持续时间长, 适度增长持续时间短。
为了对广东经济运行有一更深入的认识, 我们把1978-2011年的年度G D P数据利用H P滤波方法计算广东经济增长趋势值, 通过历年经济增长实际值与趋势值的比率进行聚类分类, 把广东经济增长分为三个等级“高速增长、适度增长、低增长”进行研究, 同时把CPI低于100%的经济增长归入低增长类, 结果显示属于高增长的时间最长, 有14年, 其次为低增长有11年, 适度增长最短, 仅有9年时间, 呈现高增长、低增长持续时间长, 适度增长持续时间短的非正常特征。各阶段转换特征呈由低到高速转换概率大, 由高到低速转换概率小 (见表2) 。经济处于低速时, 转入高速的概率为最高, 达45.5%, 转入适度增长的概率为18.2%最低, 低速停留概率为36.4%;经济处于适度增长时, 转入低速的概率为最高, 达62.5%, 转入高速的概率为最低仅12.5%, 适度增长停留概率为25.0%;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 停留概率最高达57.1%, 转入适度增长的概率为35.7%, 转入低速的概率最低, 为7.1%。这也反映广东经济快起, 快落, 适度增速持续时间短的特征。
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
(一) 从产业动力看, 第二产业的波动直接诱发G D P的波动。
从协同性看, G D P与第二产业波动协同性强。改革开放初期, 在工业先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下, 广东工业增长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工业比重提升, 广东经济受工业影响作用越来越强, 工业与G D P波动协同性越来越高, 从1978—2011年的34年中, 广东G D P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同为上升或同为下降有32年, 其占比 (称协同度) 达94.1% (见表3) , 分别高于第三产业的67.6%及第一产业的50.0%。分周期看, 第二周期、第四周期G D P增长与第二产业增长波动完全同步, 协同度达100%。1978—2011年G D P增长与第二产业增长最为密切, 相关系数高达0.95, 分别高于第三产业的0.72及第一产业的0.14。
从波动性看, GDP的波动是由工业的波动引致。1978—2011年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最大为0.496 (见表4) ;其次为第一产业, 为0.494;最小为第三产业, 为0.37。工业波动从强至弱, 从第一周期的0.732至第四周期的0.242。从波动系数分解注看,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个周期, G D P波动由工业波动引致的百分比为最高, 分别为58.7%、42.3%、69.8%、75.5%。工业波动是GDP波动的主因,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 第二产业增长不是G D P增长原因的概率为2.4%, G D P增长不是第二产业增长原因的概率为3.8%, 这反映第二产业的经济波动与GDP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从拉动力看, 工业对G D P的拉动力强。每轮周期的扩张期中第二产业拉动G D P增长提升作用最大, 拉动G D P增长提升点数均占了50%以上, 特别是第三个周期工业拉动作用最高, 在第三个周期的扩张期1990—1993年中, G D P增长提高了15.8个百分点 (见表5) , 其中有13.2个百分点为第二产业拉动产生, 高出第三产业9.3个百分点, 而第一产业对GDP拉动点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4个百分点。在收缩期, 除第一周期外, 第二产业拉动点数下降最快, 特别是G D P收缩最快的第三周期, G D P增长下降了12.7个百分点, 其中10.5个百分点是由第二产业拉动作用下降引致。
每轮周期经济启动均因政策主导所引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经济周期启动, 主要是从服务业的发展启动, 广东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开始, 由统销统购向市场化转变, 这加快流通的快速发展, 1979年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增长23.1%, 贸易的快速发展有效推动第三产业对G D P拉动作用提升。1979年比1978年服务业对G D P的拉动点数提高了4.2个百分点, 分别高出第二产业2.4个百分点和第一产业0.8个百分点。第二轮经济周期的启动以农业启动开始, 1984年比1983年, 第一产业对GDP的拉动提升最高, 达3.2个百分点。第三周期以服务业的启动, 把经济引入上升期, 1990比1989年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提高了2.7个百分点。第四周期以工业对经济拉动的提升使经济进入上升轨道。工业对G D P的拉动从1999年的6.0个百分点, 提高到2000年的6.9个百分点。
每轮经济收缩均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第二轮经济周期收缩, 主要是服务业所引致, 服务业的快起也引致服务业的快落, 改革初期, 一些制度正在探索完善中, 价格改革、税制改革, 直接引起经济波动, 1981比1980年及1988年比1987年, 三次产业中, 第三产业拉动点数下降最多, 分别下降3.2和2.4个百分点。第三轮、第四轮经济周期收缩主要是第二产业所引致。1990比1989年及2010比2009年, 三次产业中, 第二产业拉动点数下降最多, 分别下降3.6和2.7个百分点。
(二) 从需求拉动看, 广东经济周期受消费、投资、出口共同作用影响。
从拉动力看:一是经济扩张时, 经历消费拉动、投资启动、到出口深化启动过程。在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 最终消费拉动提升最快, 1980年比1978年最终消费拉动GDP提高了7.7个百分点 (见表6) , 分别高出资本形成0.8个、9.6个百分点。第二、第三周期的上升期, 资本形成拉动作用提升最大, 在第四个周期, 净流出拉动作用提升最多。二是经济收缩时, 呈现上升快、回落快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经济周期, 最终消费拉动作用提升最多, 在第一轮经济收缩时, 其下降幅度最大, 对G D P拉动点数下降了7.4个百分点, 分别高于资本形成0.7个百分点;第二轮、第三轮周期主要是资本形成拉动G D P点数下降最大, 分别为7.4个百分点及11.7个百分点;第四轮周期主要是出口大幅下降所致, 净流出拉动GDP点数下降9.1个百分点。
从波形看, 在第一、二周期中, 广东G D P的波动与消费最为密切, 协同度最高分别为75.0%和83.3% (见表7) 。在第三周期, 广东GDP增长的波动性与投资吻合度最高, 协同度达80.0%, 在第四个周期, 与出口吻合度最高, 协同度高达90.0%, 特别是2009年以后与出口完全吻合。
从波动强度看 (见图2) , 1979-2011年投资波动最为剧烈, 波动系数为0.894最高, 其次为出口0.730, 消费为最低0.468。分周期看, 第一周期出口波动最高达1.007 (见表8) , 在第二、第三轮周期投资最高分别为0.654、1.116, 在第四轮周期出口波动又回到最高位置, 为0.704。各周期中, 消费波动性表现最为平稳。
(三) 从价格因素看, 广东每轮经济周期的高峰反转均因价格过高引致。
价格过高, 使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进而使实际消费下降, 价格过高, 也使实际投资能力下降。实际消费、投资增长下降, 引致经济下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看, 价格过高引致通货膨胀, 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进而影响经济周期。
改革以来的第一轮周期经济高峰期为1980年, CPI也在这年达高峰 (见图3) , 当年年底广东出台相关政策, 提出调整经济的方针, 对经济下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轮经济周期高峰1987年经济增长19.6%, CPI达111.2%, 1988年达129.4%, 居民收入增长不及CPI增长, 1988年商品零售增长虽然比1987年多16.3个百分点, 但扣除价格后商品零售的增长不升反而低于1987年3.1个百分点, 消费实际增长下降引致经济下行。
第三个周期的高峰1993年, 其C P I达121.6%, 比1992年提高了14.3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的商品零售总额增长比1992年下降18.9个百分点, 同样实际消费需求增长下行, 引致GDP下行。
最近一个周期的高峰2007年G D P增长14.9%, CPI为103.7%, CPI比2006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的商品零售增长比2006年下降1.5个百分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出口大幅下滑, 国家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 扩大内需, 扭转消费下行, 2008年投资、出口下行, 使G D P进入下行的通道。
(四) 从资源环境看, 电力约束抑制经济过快增长。
广东是资源短缺省, 和世界相比, 广东人均占有资源量少, 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 电力、原油、煤的消费大量依靠省外调入及海外进口, 能源对广东经济增长起严重制约作用。从广东发展历程看, 经济增长过高时, 能耗、电力就大幅攀升, 能源、电力弹性总体而言更高, 经济增速放缓, 能耗才随之下降。这也反映, 广东经济高速成长背后是对能源资源强大的消耗, 经济周期每次高峰期均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 电力生产、能源生产供给的约束抑制广东经济过快增长。
广东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协同性高 (见图4) 。1990年以来, 广东能源与G D P增长的协同度为61.9%, 电力与GDP的协同度为76.2%, 特别是2000年以来电力与GDP的协同度高达91.7%。
(五) 从货币因素看, 货币政策的调控弱化经济周期的波动。
改革初期货币调控能力不强, 1991-1999年货币M2增长与现价G D P增长完全同步 (见图5) , M2快速增长, G D P快速上升, M2增速下降, G D P快速回落, 呈现政策一放就乱, 一收就紧, 货币政策没有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2000年以来多数年份G D P与M2异向运行, 货币调控能力加强。经济过快增长时, 货币政策适度从紧, 经济过慢时,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广东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外比较
(一) 广东与全国及兄弟省份经济增长同步性增强, 与浙江经济波动最为密切。随着改革的深入,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广东经济的发展, 总是伴随着全国经济运行周期而循环,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都对广东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改革初期, 广东与全国及兄弟省份一样, 经济快起快落, 波动剧烈 (见图6) , 1978-1984年,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及全国的波动系数分别为0.493、0.441、0.339、0.331、0.313。广东与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波动性并不强, 特别是与江苏, 完全不同步, 广东经济增长加快时, 江苏经济增长减弱, 广东经济增长减弱时, 江苏经济增长加快。但1984年后,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的经济周期波动呈同起同落, 同步性强, 广东与江苏、山东、浙江的经济增长协同度分别为92.9%、85.7%、96.4%。特别是1988年后, 广东与浙江经济增长完全同步, 同起同落, 广东与浙江有很多相同之处, 外向度高, 民营经济发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浙江经济影响最为深刻, 2008年广东、浙江经济增长分别比2007年下降4.5、4.6个百分点, 江苏、山东仅下降2.2个百分点。1978-2011年, 广东与江苏、山东、浙江的经济增长协同度分别为78.8%、81.8%、90.9%。
(二) 广东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越来越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广东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广东的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性越来越强 (见图7) , 1980至2011年的协同度为65.6%, 特别是2000年中国加入W T O以来, 12年中11年经济增长波动同步, 仅有一年经济增长波动不同步, 协同度高达91.7%, 世界经济对广东的影响大。作为对世界经济影响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及日本, 其经济波动协同性与广东相比较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特征 (见图7) 。改革初期广东与美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并不密切 (见图8) , 1979—1988年十年仅三年增长是同步, 广东与日本略为密切, 十年中有六年增长是同步的, 广东与美国、日本经济增长同步性强是在中国加入W T O以后, 2001-2011年十一年中有八年与美国经济增长同步, 与日本经济比较有十年经济增长同步。特别是2008-2011年, 广东与美国、日本经济增长波动完全同步, 广东经济置身于全球经济中已不能独善其身, 受世界经济波动制约较大。
广东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一) 经济增长过快, 造成物价过高, 结构失衡, 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过快, 一般会带来资源约束的强化, 推动物价升高, 导致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失衡,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经济增长较快时, 企业生产大量的产品, 容易引致供需失衡。比如1993年由于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 导致经济局部过热, 生产资料和粮价上涨幅度较大, 煤、电、油运供求紧张, 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 产业结构供求失衡进一步加剧。过快增长容易产生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 容易形成泡沫经济, 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激化社会矛盾。
(二) 经济增长过慢, 造成失业率提高, 带来社会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 G D P增长速度太低, 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 GDP“蛋糕”做大了, 不一定就能分好, 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 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GDP增长太低, 给政府财政收入造成一定压力, 进而影响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实现。经济增长过慢, 造成失业率提高, 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给社会管理带来压力,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三) 经济波动频繁,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剧烈波动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损害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广东的发展历史看, 当经济增长发生剧裂波动时, 产业结构处于失衡状态,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济平稳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则呈现渐进优化的趋势。经济周期性波动频次减少和波幅下降是广东产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 只有在经济平稳发展的环境下才能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目标的实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政治、社会的稳定, 经济政策连续更是经济稳定的基础。
广东经济增长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潜在增长有所下移, 经济发展动力依然充足。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后, 目前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条件已开始发生变化, 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开始下移。从生产要素劳动力情况看, 农业可转移剩余劳动力在减少, 从业人员的增速在下降,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将减弱。改革初期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广东经济增长的强劲助推力量, 大量外省劳动力进入广东, 1993年迁入率达最高后开始出现下降, 广东2011年总人口中15-64岁年龄人口比重达76.3%, 已经达到了顶峰, 继续提升的可能性不大, 之后将逐步回落, 广东所享有的“人口红利”黄金时代将逐渐消失。但广东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 转型升级动力强劲, 消费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广东2008年以来形成的资本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推动力。从广东历年资本形成计算, 2010、2011年广东资本增长达15%, 为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水平 (见表9) , 资本形成总额占G D P的比重达38%以上, 也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发展的动力依然充足。
从国际比较看, 广东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及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这也反映广东发展潜力还很大。2011年广东劳动生产率为1.4万美元, 美国、日本和香港2010年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0.5、8.9和6.4万美元, 2010年广东平均一个人创造的增加值仅为美国人均创造的九分之一、日本人均创造的七分之一和香港人均创造的五分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网络化、网络世界化的环境下, 人均创造增加值在不同国家、地区巨大差异将会缩小, 这也给广东的发展带来空间和动力。
(二) 未来经济走势判断。当前经济尚未形成稳定回升态势,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外需不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等矛盾仍较突出, 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看, 广东上轮经济周期在2007年达到高点后, 2008年下半年已出现回落的趋势, 在此过程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经济增速出现快速下滑, 2009年降到经济周期的谷底, 2010年在国家采取一系列扩内需, 保增长的措施下, 出现快速回升, 2011年又受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再次下行, 2012年受欧债危机等国际环境影响, 省内消费、投资双双继续下行, 全年经济增长低于去年已成现实, 如果2013年还继续下行, 那应将重新划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 或者说第四个经济周期还没有完成, 而应以2012年以后低点作为第四个周期结束点。从多方面观察, 2013年的经济应好于2012年, 除非有不可预知的特殊事情发生。
从经济增长率的季度波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近几年来广东经济运行态势 (见图9) 。全国当季增长从2010年2季度开始下行, 至2012年1-3季度, 经历了10个季度的回落, 已多于上周期3个季度的回落时间。从广东的情况看, 2012年第二季度已开始回升, 第三季度已高出第一季度0.7个百分点, 1-3季度的出口增长虽然低于上半年0.4个百分点, 但高出一季度1.0个百分点, PMI (见图10) 在今年1月份大幅下滑, 2月以后均处于50%及以上, 全国9月份49.8%出现回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较为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当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还很多。随着全国稳增长措施的落实, 广东全年经济增长向上是必然趋势。从季度看, 广东与全国一样,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波动引领G D P增长波动 (见图11、12) , 未来经济走势还取决于工业的走势情况, 也受全国经济走势的影响。
启动经济要有新思路
(一) 点启动转到区启动。2012经济增长将低于2009年, 并且远低于潜在增长, 稳增长、启动经济变得十分迫切。如何启动, 广东应根据各区域特点区别对待, 作为珠三角地区, 应推进珠三角一体化,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深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珠三角地区对山区、粤东、粤西的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产业转移力度, 粤东、粤西、粤北山区应充分利用政策支持, 加快产业转移园的建设, 承接符合政策的转移企业落户。
(二) 外贸启动转到内外资启动, 尤其是内资。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外部需求减弱, 高能耗、高污染及资源性出口行业增长难以为继, 启动经济要从外贸启动向内外需共同启动转变, 做到稳外需, 强内贸, 要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通过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低收入人群收入来扩大内需, 提高消费的拉动能力, 同时保持投资和出口的稳定增长, 力争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格局转变。
(三) 引进技术启动转到自主创新启动。从自主创新取得突破, 以联盟和创新型企业为依托, 着力实施主导产业关键技术攻关, 突破一批对产业规模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技术瓶颈, 重点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攻克关键技术,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波动周期 第2篇
区域性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以深圳市宝安区为样本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波动呈周期性变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实证研究证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是从低谷到低谷,其中经历一次波峰,且所有周期都相互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周期包含着扩张、收缩、波峰、波谷交替出现的特征,但它们有着不同的振幅、长度和位势.
作 者：高金德 Gao Jinde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区计划统计局经济学博士 刊 名：特区经济 PKU英文刊名：SPECIAL ZONE ECONOMY 年，卷(期)：2001 “”(3) 分类号：F2 关键词：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周期波动分析 第3篇
【关键词】国际原油运输市场;HP滤波;CF滤波;航运周期
0引言
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一方面,油船市场随着海上石油贸易的兴起而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导致石油需求的变化,而石油需求的变化又影响石油运输业;另一方面,油船市场运力供给随着航运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调整,供需关系的变化造成油船市场周期波动。探究油船市场周期波动规律,对于市场参与者判断市场走向、进行投资决策、规避风险等具有重要意义。
运价是运力供给与需求相互较量的结果,能较为直观地反映航运市场的运行情况。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原油综合运价指数(BDTI)的周期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航运市场周期波动的特征。
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一定的研究。STOPFOED[1]描述1979—1987年油船市场的周期波动情况,并解释油船市场高峰和低谷的形成原因。KAVUSSANOS[2]运用ARCH模型对比不同船型油船运价的波动情况,研究运费率剧烈波动的原因。孟楠[3]对影响油船运费指数的供给和需求因素进行定性分析,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油船运价指数,结果表明短期预测效果最好。聂金龙[4]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国际油船运价指数及远期运费协议与石油价格之间的关系。王书平等[5]利用傅里叶变换对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油价进行数理分析,得出油价波动存在11年的循环周期的结论。
本文首先将BDTI的月度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利用HP滤波法和CF滤波法对序列进行分解,得到周期成分,然后使用B-B法划分周期,确定周期长度。
1方法介绍
1.1季节调整
季节调整从时间序列中去除季节变动要素,显示序列潜在的趋势循环分量,趋势循环分量能够如实反映经济时间序列运动的客观规律。[6]本文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方法的乘法模型进行季节调整。
1.2HP滤波
HP滤波法假定时间序列{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tc}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Yt=YtT+Ytc,(t=1,2,…,T)计算HP滤波就是从{Yt}中将{Ytc}分离出来。一般地,时间序列{Yt}中的可观测部分趋势{YtT}常被定义为最小化问题的解:
在HP滤波分析中,折算因子的取值对于滤波效果而言非常重要。按照一般经验,的取值如下:
1.3CF滤波
CF滤波方法假设c[t]是从一个总量时间序列y[t]在2 / U和2 / L频带之间分离出来的经济周期,即:
c[t]=B(L) y[t]
其中,L为滞后算子,是理想的带通滤波,B(L)可以写成:
B(L)=Bj Lj,Llc[t]≡c[t-l]
CF滤波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对不同性质的时间序列采用不同的滤波公式,而且不损失样本数据,同时能够依据研究者的需要分离出特定频带上的循环要素等。
2实证研究
2.1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1998年9月—2009年11月的BDTI月度数据(共135个观测数值)。原始数据序列见图1。
从图1可看出,BDTI波动较剧烈,在原始图线上并不容易划分周期,因此,为消除季节因素及长期趋势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和HP滤波分析。
2.2季节调整和HP滤波分析
为了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首先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对BDTI进行季节调整,调整后的曲线如图2所示:
为了消除长期趋势,对季节调整后的BDTI进行HP滤波分析,得到的结果如图3所示:
2.3CF滤波分析
在运用CF滤波方法之前,对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方法,结果见表1。
由于ADF检验的p值小于0.01,可以认为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在进行CF滤波时将序列视为I(0)过程。在进行CF滤波时,考虑到样本数据的时间长度,分离长度为12～84个月的周期成分,得到结果见图4。
由图3和图4可见,HP滤波和CF滤波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在1999—2007年呈上升趋势,200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
早期文献主要基于“波峰—波峰”或“波谷—波谷”来划分周期,这一方法尽管具有直观性,但由于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的波动性很大,波峰和波谷不明显或是小波峰、小波谷比较多,难以准确划分周期的长度。本文采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BRY G和BOSCHAN C提出的判断周期的标准。具体标准如下:(1)转折点不能出现在数列之起始;(2)全循环周期不得少于15个月;(3)扩张期或紧缩期不得少于5个月;(4)第1个高峰(谷底)值不得低于(高于)其至数列起始间之任何一值;最后1个高峰(谷底)值不得低于(高于)其至数列结束之任何一值。
由于在进行季节调整时损失开头和结尾部分数据,数据范围变为1989年3月—2009年5月。利用B-B法划分原油运输市场的周期,结果见表2。
由于从图中不能判断出第3个周期到2009年5月是否结束,即不确定到2009年5月国际原油运输市场是否复苏,因此,取表2中的前2个周期的平均值,而前2个周期用这2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一致: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的平均周期长度为41.5个月。原油运输市场的这种周期波动主要是运力供给与需求不断变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形势、石油贸易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原油需求的变化,从而造成运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原油需求增加使得对运力的需求大于运力供给,则运价上升,市场进入高峰期;较高的运价拉升造船数量,缓解运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运价逐渐下跌,直到运力供过于求,市场进入低谷期;在市场低谷期,较低的运价迫使部分运力退出市场,当供求发生变化时,又开始新一轮的周期。
3结论
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得出,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的平均周期长度为41.5个月。市场参与者可根据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的周期波动及世界经济形势、国际石油消费需求、新造船和拆船市场、政治局势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对市场进行预判,确定市场相对高点和低点,从而选择适当时机租入和租出船舶。在运费处于相对高点时,采用期租方式锁定较高的运价;在运费处于相对低点时,采用航次出租,以便运价上涨时及时调整运营方式,使经营效益最大化。此外,在运费处于相对高点时,还可将船队中竞争力较差的船舶长期期租出去,并以相近的租金水平租入技术性能较先进的同类型船舶以补充运力,达到调整运力结构、控制船舶成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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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周期及其波动原因探析 第4篇
在过去的30年中, 以贸易全球化、生产投资全球化和企业重组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 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大背景下, 各国经济周期同步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宏观经济一直在不断的起伏波动中发展。根据经济增长率的波动, 可以将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划分为10个周期。 (图1)
第一个经济周期:1953~1957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较大, 反复起伏。
第二个经济周期:1958~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使得这个阶段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个经济周期:1964~1968年。经济运行调整之后, 1964年又上升到18.3%, 这是国防建设的前期高潮。接着, 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经济又出现了负增长, 形成第三个周期。
第四个经济周期:1970~1972年。1970年经济增长率又升至19.4%, 这是国防建设的后期高潮。
第五个经济周期:1973~1976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总体波动不大, 处在不断上升与回落的过程中。
第六个经济周期:1977~198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使得经济快速回升, 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7%。
第七个经济周期:1984~1986年。
第八个经济周期:1987~1990年。
第九个经济周期:1991~1999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 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使得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 出现经济过热现象。经过调理整顿, 1999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7.6%。
第十个经济周期:2000~2009年。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稳定, 大体维持在8%左右。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朱格拉周期”特征, 具体概括为: (1) 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逐渐缩小, 经济稳定性增强。从图中呈收敛性的经济波动趋势可以发现, 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明显趋缓; (2)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1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基本在这个区间运行, 进入第十个经济周期以后, 经济增长率更是长期稳定在8%上下; (3) 从周期长度来看, 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存在9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 符合典型的“朱格拉周期”规律。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稳定性有了很大提高, 但较经济发达国家来看仍然存在较大的波动。为什么中国经济容易不是过冷就是过热?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理究竟如何呢?经济周期波动虽然有其特殊性, 但并没有超出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一般规律。因此, 我们简要介绍和梳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周期波动形成的解释, 为探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奠定理论基础。
1、新凯恩斯主义:市场失效, 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主要是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论证了投资冲击引发经济波动的传播放大机制。投资是导致经济周期拐点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传统凯恩斯理论遭到质疑后, 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引入理性预期、动态优化等方法, 为传统凯恩斯主义建立了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周期看作是经济体系内在缺陷的一种表现。因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诸如价格粘性、金融部门低效等内在缺陷与摩擦, 所以经济不会总是在理想的就业和产出水平运行, 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必要的稳定化干预。
2、货币主义:货币冲击, 保持稳定货币供应。货币主义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时, 强调名义因素——货币供给的决定作用。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利用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 主张减少经济干预, 保持央行独立性, 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
3、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技术冲击, 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引起经济波动的是实际因素 (主要是技术冲击) 而不是其他。因此, 每一次持久的技术冲击都将产生新的增长轨迹, 经济增长趋势本身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不是对某种均衡状态的偏离, 相反, 这是理性市场优化行为的结果。因此,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 政府干预的稳定化政策对平抑经济波动不起作用。政府政策应该是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条件, 诸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品的提供等。
4、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冲击, 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内生增长理论更注重实体经济层面分析, 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波动来实现的, 它们共同的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增长体现为一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新旧技术更替的破坏期, 大量资源转向研发领域, 会使得产出下降, 增长减缓。因此, 经济周期只是创新周期的表象。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研发投资具有外部正效应, 因此主张政府放弃过多的关注短期经济波动的相机抉择政策, 而更多的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 采取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各种政策。
通过上述理论可以看出, 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原因时侧重点是不同的,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 探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如下:
1、投资与货币信贷的冲击。货币的超量供给 (表现为实际利率下降、获取贷款的难度下降) 扭曲了资源配置, 导致投资上升, 资金更多的流向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 从而导致对投资品的需求增长, 供求关系原理使得投资品价格开始上升。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又刺激了更多的投资, 并进一步挤占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源。由于价格传递存在时滞, 加上投资增长抑制了消费增长, 所以这时的经济运行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投资过热但消费不热, 消费品价格并没有上升, 不需要去调节过度的信贷与投
资。但经济的假象不可能长期维持, 涨价效应的扩散, 最终使全社会出现通货膨胀, 即经济过热。货币虚增带来的繁荣假象一旦被打破, 过度的信贷增长就难以为继。信贷增长被压缩或停止, 原来的投资扩张循环被打破, 过长的投资品生产链条被压缩, 投资品价格下降, 并进一步压缩生产。但短期内投资减速对应的是消费增长快, 消费品价格在经济收缩后仍出现上涨。这时经济给人的假象就是物价仍在上涨, 紧缩没有到位, 信贷与投资遭遇过度紧缩。 (表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年统计年鉴
2、低成本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特点是在政府主导下以低成本工业化来实现赶超战略。这种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下, 形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的循环, 并通过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来融入国际分工。在这种模式下, 地方和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补贴, 只要中央政府稍微放松约束,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会演变为投资过热和整体经济过热, 最终中央政府进行强力约束迫使经济降温。
3、外部经济的冲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宏观经济条件下, 国际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也就不断加强。中国凭借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 日渐成为一个兼具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双重特征的重要开放经济体。一方面中国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大量吸引外资, 进出口总量不断上升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 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过高的对外依存度, 使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较大。
总之, 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机制, 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各种看法, 共同之处在于把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机制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认为投资为主的总需求波动和总供给的约束, 以及体制上的特征和弊端和外部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 相关的机制受此影响而发生作用。
摘要：经济周期的产生有多种原因, 本文在阐述中国经济周期阶段划分的基础上, 结合国外各种经济周期理论, 简要探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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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第5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
前言：房地产经济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和发展潜力最为巨大的产业市场，维持着我国基本GDP的增长，支撑着各类依附型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但是就我国现今的房地产市场而言，我们的房地产经济更多的展现出来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严重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就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试图找出稳定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措施，希望可以帮助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以一个良好的状态继续发展。
1.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1.1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所谓房地产周期性经济波动理论，实质上是指我们的整体的房地产经济会因为市场或其他原因在一段时期后产生一些不合理也不稳定的波动。这种波动经常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而且这些波动对我们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应该正面这些波动并尝试找出一些可行的措施。
另外，就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而言，有很多学者批判其为泡沫经济，难以稳定。因此为了防治这种泡沫经济的破裂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更应该研究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動的相关现状、特点并尝试找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措施，避免因为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各类社会问题。
1.2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特点。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经济，而是一种极其独特的波动形式。这种波动形式是周期性的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就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而言，由于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于迅速，使得房地产质量下降，存在大量的烂尾工程、豆腐渣工程，严重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另外我国住房需求量虽然巨大，但仍有许多空楼盘因为房价太高而无人问津，百姓虽然有很高的住房需求但是却没能力承担住房压力，这也使得我们的房地产经济出现了周期性波动。
1.3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我国房地产经济为何出现如此特殊的周期性波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国民经济波动大。在我国现在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由于房地产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我们其他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第二，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过大。我国有大量的房地产需求，也有大量的房地产的供应，但是实际情况二者却是相互矛盾不能相互满足的，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突出。第三，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近年来我国房价飞速上涨，人们发现了房地产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却忽视了市场的具体现状，使得房地产的价格不断升高，人们难以承担住房的压力。上述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2.应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措施
2.1针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国民经济属于宏观角度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整体性的问题。因此，要想解决由于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就必须从政府宏观调控入手，将房地产经济的增长速度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内。这样做虽然会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但是却可以有效的保护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由于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2.2针对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所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房地产市场自身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想从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方面解决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就更应该从市场角度入手。也正是因为这二者关系的难以协调和统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才越来越突出。在这种状态影响下，我们的房地产经济很难不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和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本身的调节能力来解决这种供需矛盾，而应该从政府方面入手实行经济干预，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解决供需矛盾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避免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
2.3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化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所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应该是造成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各项原因中最为主要也最为突出的问题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如此快速的发展就是因为房价的上涨，而人们发现了房地产市场巨大的利益之后盲目投机也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加剧、房价上涨飞速，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飞速上涨的房价，所以房地产经济出现了周期性波动。若是要应对房地产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我们就必须协调好局部利益和长远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长远的角度进行考虑，有效的调控房地产价格，控制房地产经济的盲目增长，实现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明确房地产价格本身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强制手段所能根本解决的，而是应该通过市场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引导和调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房地产经济的良性发展，避免房地产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情况。结语：房地产经济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也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旦房地产经济出现了波动或者问题，我们整个社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保证房地产经济的稳定发展刻不容缓。面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我们应该及时的采取行动，努力使我们的房地产经济以一个稳定的态势发展下去。对于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合理制定相关措施，让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更加稳定，也让我国的经济社会更上一个台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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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周期 第6篇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 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 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 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 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 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 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 因此, 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 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 “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 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 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 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 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 一种新发明, 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 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 只有具有冒险精神, 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 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 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 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 带来了超额利润, 引起其他企业仿效, 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 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 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 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 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 于是经济就收缩, 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 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 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 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 “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 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 在“第一次浪潮”, 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 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 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 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 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 投资机会增加, 出现了投机现象, 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 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 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 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 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 “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 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 在“纯模式”中, 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 又从繁荣走向衰退, 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 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 “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 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 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 无论是“纯模式”, 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 有多种创新存在, 有的创新影响大, 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 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 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 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 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 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 因此, 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 并以此为基础, 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 (1978—2008年) 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 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 1992年至1996年, 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 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 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 最高速度为15.2%, 最低速度为3.8%, 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 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 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 (张守一, 1998) 。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 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 以总消费扩张结束, 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 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 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 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 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 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 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 最高速度为14.20%, 最低速度为9.60%, 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 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 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 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 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 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 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 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 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 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 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 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 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 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因此, 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 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 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 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 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 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 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 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 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 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 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 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 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 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 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 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仅上涨1.2%,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也仅上涨2.3%, 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 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 CPI上涨3.9%, PPI上涨6.1%,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 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 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 CPI上涨1.8%, PPI上涨4.9%,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 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 CPI仅上涨1.3%, 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 PPI也只上涨2.7%, 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 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 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 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 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 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 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 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 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 过度投资现象严重, 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 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 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 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 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 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 物价上涨趋势明显,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 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 (PPI) 持续上涨, 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 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 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 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 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 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17.48%、21.05%。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 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 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 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最后, 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 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 煤电油运供给紧张, 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 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 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 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 不断调低利率, 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 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 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 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 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 (不用付首期, 不用收入证明, 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 , 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 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 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 (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 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 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 。当然, 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 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 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 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 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 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 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 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 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 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 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 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 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 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 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 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 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 见图4。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数据中心。)
但是, 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 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 (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 中, 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 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 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 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 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 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 一般而言, 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 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 2008年上半年之前, 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 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 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 (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 ;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 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 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 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 本文认为,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 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 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 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 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 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 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 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 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 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 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 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 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 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 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 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 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 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 在正常的周期里, 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 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 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 因此, 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 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 (“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 “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 。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 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 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 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摘要：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统计三者相结合, 创立了关于经济周期分析的系统性理论。本文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 把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轨迹按时间区域分为了三个基本阶段, 努力实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再认识, 并以此为基础, 为应对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中国历次CPI波动周期的分析 第7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CPI,波动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 但经济增长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 经济是在曲折波动中前进的。 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物价水平高低的指标: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有周期波动的态势。 CPI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是宏观经济运行、市场经济景气状态的“晴雨表”。 因此,有必要去正确研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周期波动的特征、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研究和制定居民消费价格政策、工资政策、货币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为投资者增加或减少投资的提供重要决策依据,为政府和企业调整 雇员工资 和津贴提 供重要参考依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CPI波动周期的划分
本文选取了1978年 —2012年每月的CPI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和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进而对中国CPI波动周期做出划分,根据初步划分结果对中国CPI波动周期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根据常用的“谷-谷”划分法和H-P滤波法, 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后CPI划分为七个时段:19781982年 、1983 -1986年 、1987 -1990年 、1991 -1999年、2000-2002年、2003-2006年,2007-2012年 (见图1),而且每个周期的持续年限也不同(见表1)。
二、历次波动周期的特征和原因分析
1、1978-1982 年
从1978年开始,我国CPI产生波动。 (见表2) 1978—1982年的这次 周期持续 了5年 , 峰位为107.5,谷位位于100.7,振幅6.8, 整体波动不大 , 此周期正处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因投资猛增,导致CPI连续上升。 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后,使得CPI得以下降。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和《中经网》
2、1983-1986年的周期的主要特点是时间跨度只有4年,而且振幅也不大,上升时间花了3年,下降时间只花了1年,属于典型的“缓升陡降”。 1985年,中国取消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农产品价格为主导的CPI指数又呈现下降态势。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
3、1987-1990 年
此次周期持续了四年, 出现了1987—1988年一年变动超过10%的最大的浮动,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这一基本路线的确立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89年CPI也达到28.4%。 对此国家采取措施,才使得CPI得以下降。
4、1991-1999 年
与其他历次周期相比, 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周期跨度达到将近9年时间,而且峰位124.1, 谷位位于98.6,振幅25.5也是历次波动周期中最大的,下降期长于上升期。 此后政府认识到经济过热之后,在1993-1995年期间又实施了紧缩型的宏观政策, 加之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使得CPI又下滑下来。
5、2000-2002 年
此次周期持续时间为3年,属于最短的,而且峰位和谷位都波动不大,振幅非常小,以至于物价长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6、2003-2006 年
此次周期持续时间为4年, 总体变动幅度不大,振幅为4.7。 2005年12月29日,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 这个划时代的决定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7、2007-2012 年
此次周期持续时间为7年,振幅为6.6个点。 之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的经济遭受到了严重影响,出口锐减,大量的进出口企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失业率急剧上升。
三、结论
中国A股市场指数波动的周期分析 第8篇
1 极大熵谱估计原理
熵原本是热力学中对事物不规则性的一种度量, 后来被应用于度量系统的不确定性。在信息论中, 熵是衡量随机事件不确定性程度的量。最大熵谱原理 (MEM) 的实质是选择这样一种谱, 它对应着最随机或最不可预测的时间序列, 而这个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又与一组已知值相同。它是由J.P.Burg首次将最大熵定理 (POME) 用于频谱分析中而产生的。最大熵谱原理是一种非线性谱分析方法, 其主要特点是:
(1) 比普通线性谱估计有更高的分辨度;
(2) 可以用较短的数据记录进行谱分析, 填充出一个长得多的时间区域。此外, 这种方法所需要的计算时间与普通线性谱估计具有相同数量级。因此, 最大熵谱分析在许多应用中都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时间序列数据Xk的表达公式为:
undefined。
式中, Xk为被观测到的时间序列数据;nk为独立的定常白噪声;m表示自回归模型的截止阶 (即自回归模型的次数) ;再利用Wiener-Khinchine公式, 得到最大熵谱原理的表达式:
undefined
式中, j为频率, Δt为离散序列的时间间隔, 在等间隔序列中一般取Δt=1, i为虚数, σm2为误差的方差。
最大熵谱原理中截止阶的确定是关键, 如果截止阶取得太小, 最大熵谱估计曲线一般比较平滑, 不能分辨任何周期成分。相反, 如果截止阶取得太大, 也会产生谱的虚假成分, 造成谱分析的失真。目前比较普遍地应用赤池宏思提出的最终预报误差 (FPE, Final Prediction Error) 准则来确定截止阶。根据阶数m从时间序列Xk求出的自回归系数bm.j的一种统计量Qm:
undefined。
统计量Qm取最小值时的次数m就是截止阶的次数。
2 市场指数极大熵谱分析结果
本文选取上证综指从1990年12月到2008年3月共208个月的月线收盘数据进行分析。进行最大熵谱分析首先要求数据平稳化。经检验, 原始数据并不平稳, 所以首先对数据取对数后, 采用BK滤波消除趋势项和噪声, 然后对所得数据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1。
经检验, 数据已经平稳化。根据利用MATLAB计算得到的谱密度与频率作周期图, 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 周期图在f=0.055 664 063处出现一个十分突出的频谱, 对应周期长度为T=17.96月, 从图1中还可看出, 除主周期分量外, 还存在其他的周期分量。主要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证综指第一主周期约18个月, 对照上证指数进行标注, 见图2。
从图2中11个平均为18个月的循环可以认为, 市场波动是有规律可循的, 市场存在一个很强的约18个月的周期分量, 一个主要高点或低点后的18个月左右, 很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高点或低点。从图2中同时可以看出, 市场并不是严格按照18个月左右的周期循环, 会有左偏或者右偏。
用同样的方法对深证综指进行最大熵谱分析, 主要结果见表3。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的最大熵谱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1) 市场有明显的主周期分量, 主周期下存在若干次周期的波动, 指数都存在若干个次周期, 次周期的存在表明指数波动的复杂性, 市场波动是若干周期分量叠加的结果。
(2) 由于市场周期一般存在多波长周期并存性, 并且波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摆动性, 即有一定程度的扩张和收缩, 因此一般不宜把周期波长看成一个确定不变的固定值。投资者可以结合周期分析技术和统计搜索技术, 来发现比较合理的系统参数值。做法是先对投资对象进行周期分析, 求得周期波长, 再以周期半径为中心, 向上和向下进行统计搜索。通常这样可以较快发现较可靠的具有实战价值的参数值。
(3) 无论上证综指还是深证综指都有一个18个月左右的主周期分量, 一个主要高点或者低点后的18个月左右, 很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高点或者低点。
(4) 证券市场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 人们可以根据数据规律指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投资者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规避风险, 提高收益。同时, 监管部门可以根据规律配合政策进行市场调控。
摘要：本文基于时间序列的极大熵谱估计方法, 利用MATLAB工具, 对A股市场指数进行分析, 得到了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的谱密度、频率及周期数据, 从中分辨出A股存在一个平均约18个月的主周期分量。结果表明, A股市场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规律。
关键词：A股市场指数,极大熵谱估计,周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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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市公司盈利周期看股市波动规律 第9篇
关键词：ROE,周期,股市波动
一、引言
我国股市的波动规律,从长周期(跨若干年度)分析,股市与基本面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两者走势背离,2005—2014年趋于一致,2014年之后再次背离。在每个阶段中,股市波动与基本面短周期(1年内,跨季度)的走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如果出现股市与基本面长、短周期的同时背离,则会引发深度调整。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基本面总体呈下行趋势,股市总体呈震荡上行趋势;但股市每轮上涨往往伴有短周期基本面向好的支撑;2001年的短期背离后,出现了2001—2005年的深度调整。在第二个阶段,股市经历的2008年的下跌以及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不久后的下跌,都符合市场对短期基本面拐点的提前反应。在第三阶段,股市上涨与基本面背离十分严重,甚至没有上市公司整体盈利短期企稳的支撑,出现了类似2001年中的长、短期背离叠加共振,这次股市下跌也更为猛烈迅速。
二、股市波动和基本面关系的国际经验
股市繁荣过后往往会经历深刻或持久的调整,而且每一次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均有所不同。这一方面使得股市波动在现实中难于把握,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一直保持活跃。
现代金融学理论(例如ICAPM,CCAPM)认为,股市预期收益率的变化与条件波动性及其和宏观经济因子的协方差存在均衡关系。实证金融学给出了更为直观的规律总结:在衰退期,股市往往能够从一些经济金融指标中发掘出有关未来实体经济风险的信息而提前出现下跌,具有“晴雨表”功能;而到了居民收入和消费下滑,失业率上升,上市公司盈利下降等宏观指标真正走弱时会提前见底回暖,呈现“逆周期”现象(Cochrane,2001;Lettau和Ludvigson,2001;Campbell和Diebold,2009;Sadka和Sadka,2009;Hirshleifer等,2009)。而在繁荣期,也会有类似的领先滞后现象。
三、我国股市波动和基本面周期的关系
(一)我国股市波动与宏观基本面的关系
我国股市波动与宏观基本面和海外其他资本市场不太一样,与上市公司整体基本面的关系还缺乏系统研究,国内有大量文献分析股市周期和一些宏观经济类基本面指标之间的关系(王虎等,2008;刘少波、丁菊红,2005),他们发现这种关系是很不稳定的。也有学者如张勇等(2015)发现GDP增速领先股市波动。这些研究表明,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联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别。那么,如果从上市公司盈利的基本面来看这个问题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国内有很多学者沿袭国外的微观分析框架研究过上市公司盈利和股价的关系。但正如Sadka和Sadka(2009)以及Hirshleifer(2009)指出的,“盈利-股价”关系在横截面/个股维度(cross—section/firm level)下的表现和在整体维度(aggregate level)下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我们不能从目前已有的大量关于个股“盈利-股价”关系的结论,去推测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走势和股票市场指数走势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开拓。
(二)构建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指数
为了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基本面周期、股市波动、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李自然和祖垒(2015)、王建平和李自然(2015)以及Li(2014)的方法,构建了从1993年到2016年1季度的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净资产加权)和净利润指数(净利润加权),并分析这两个跟市场估值比较贴近的指标与股市波动和GDP增速周期之间的关系(指数构建方法本文不再赘述)。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中沪深两市全部股票综合价格指数是本文以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编制的基于流通股本加权的综合价格指数(由于现有已公开发布的沪深全样本指数历史数据不能追溯到我国股市发展早期,因而本文自行编制了指数)。该指数走势趋势比较相似的是万德全A指数。与上证指数走势略有不同,沪深两市全部股票综合价格指数在2015年6月创出新高,而上证指数最高只达到5 178点,低于6 124的历史高点。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在2002年4季度之前只有年度指数,之后才有季度数据。净利润指数呈现长期上升的走势,2002年到2014年增长了4.47倍,同期名义GDP的增长幅度为5.37倍,净利润增长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增长趋势。而与此对应的是股市总体上也呈现长期上行趋势。可见,长期看,企业盈利是股市上升的基础。ROE反映企业资产的盈利能力以及股东回报率,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呈现周期性摆动。从统计性质上说,ROE指数近似平稳数据,净利润指数是非平稳数据。如果要捕捉盈利周期与股市周期的关系,基于ROE指数的分析可能效果更好。同时,也可以参考净利润指数的同比增速,以相互印证。阴影部分表示ROE指数的下行周期,以便读者观察股市波动和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周期的领先滞后关系。
从净利润指数同比增速周期看,它与GDP增速周期较为一致。净利润指数同比增速也经常领先于ROE指数出现变动。个别时段,净利润指数同比增速周期与GDP增速周期有不一致的现象。例如,2004—2005年,宏观经济没有出现明显波动情况下,净利润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见图2。
(三)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周期与股市波动的关系
从1992年到1995年,我国GDP增速快速下滑,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持续下滑,同期股市进入下行周期。1996年,我国GDP增速下滑趋势缓解,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出现弱反弹。1996年1月,股市略领先基本面走出上行趋势。到了1997年中,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有不少人把期间的股市波动归因于该危机对市场的心理冲击。实际上,从基本面可以找到更本质的原因:GDP增速、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再次出现明显下滑。1999—2000年间,GDP增速见底反弹,随后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也结束下降趋势。2001年,GDP增速回落,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再次出现明显下滑。股市在2000年末到2001年初的上涨没有事后ROE短周期走强的支撑,结果到2001年6月出现大幅调整。从1996年到2001年的长周期内,三个基本面指标总体下滑,中间有两次反弹。从波动2到6个季度的短周期维度看,股市与ROE和净利润同周期,但在基本面下滑时跌的少,随基本面反弹时涨的多,进而整体呈现人们印象中长达6—7年的与基本面背离的走势。从2002年初到2004年中期,在基本面指标恢复向好背景下,股市震荡企稳,甚至2004年还出现一波较强走势。
2002年4季度之后,本文设计的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指数可以按季度频率计算,进而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股市波动和盈利基本面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表1概述了GDP增速周期、股市周期、盈利指数周期顶底的大致时点,来刻画这三个变量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
2002年以后,从季度指数观察,我国股市是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周期的“晴雨表”,股市波动比较稳定地领先盈利周期1—3个季度,这和美国股市已经颇有相似之处,只是我国股市在盈利下行期间大体也是下跌走势,没有能够“逆周期”。此外,这段时期里,我国股市也没有对冲GDP增速下滑的现象,反而是滞后GDP增速周期。这里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GDP领先上市公司盈利,而股市投资者以GDP增速为观察盈利周期的领先指标,在盈利周期拐点出现前做出反应。结果,股市波动表现为盈利周期的“晴雨表”和宏观经济的“后视镜”。
2014年2季度之后,我国股市走出一波大幅上升行情。但在这一阶段,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指数的走势却很不乐观,特别是全样本上市公司整体ROE指数,2015年2季度略企稳后继续下行。因而,这波牛市事后没有盈利向好趋势的配合,也可以说,投资者的事前乐观预期,被上市公司的事后业绩证伪。
(四)规律总结与分析
我国股市与基本面的长周期关系分为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两者走势背离,2005—2014年中趋于一致,2014年中之后再次背离。从短期看,我国GDP增速周期领先上市公司整体ROE周期,股市周期往往介于两者之间。
在第一阶段,股市虽然和基本面长期趋势存在背离,但股市每轮上涨仍旧有短周期基本面企稳的支撑。只有2001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没有在事后兑现短周期好转走势,随后迎来长达5年的调整。这暗示了,即使股市可以走出“衰退型牛市”或“人造牛市”,但如果没有短周期盈利向好的支撑,必然以暴跌收尾。
2001—2005年的股市下跌可以视为股市与基本面长周期背离后的一次深度修正,期间也伴随多次短周期盈利支撑下的小幅反弹。2008年的股市下跌,以及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不久后的股市下跌,都发生在长周期的第二个阶段,都符合市场对盈利短周期拐点的提前反应。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于长周期的第三阶段,此次背离十分严重,甚至没有短周期盈利企稳的支撑,这次股市下跌也更为猛烈迅速。
虽然上市公司盈利周期并非股市涨跌唯一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股市历史上2001—2005年以及2015年中之后的这两次重要的股市下行,本质上都可以视为市场走势与基本面长期背离后的修正,而触发点也都伴随短周期的背离———即长、短周期背离在这里出现叠加共振。
当然,有很多金融财务文献指出,单个上市公司存在盈余操纵现象。因而,股市见顶前,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做好报表的动机,与投资机构做出“勾兑”?或者在盈利见底后,系统性地做坏报表,让利益相关方借利空建仓?这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真实的盈利周期顶底出现偏移。即便如此,本文依然认为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单个企业的盈余操纵正负影响抵消。此外,即使上市公司存在根据股价操纵利润的系统性动机,这种盈余操纵也只是临时的,不能对本文的分析造成结论性的否定。
应该指出的是,股市波动和基本面周期的领先滞后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是精确的规律。美国金融学家Fisher Black(美国金融学会前主席,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创建者之一)1986年曾指出,经济周期是由许多细小的结构性问题累积起来的,这些问题对政府甚至很多业内专业人士来说,短期内都难以准确把握。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Black,1986;Veldkamp,2005;Nieuwerburgh和Veldkamp,2006),认知程度在不同时期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而,股市波动和基本面周期之间的实证关系,无论在领先滞后时滞还是关联强度上,都是不稳定的(例如Binswanger,2000;Ludvigson和Steindel,1999;Duca,2006)。因而,“逆周期”现象是一种“形而上”的规律。我国企业盈利和股市之间的短周期规律,也是一种宏观描述。由于股市周期和盈利周期的领先滞后关系一般相差1—3个季度,在统计上精确地发掘两者之间的周期节奏是很困难的。因而,该研究视角更适合战略性的分析判断或市场运行状况评价,而不适合作为二级市场的短期操作指标。
四、三大股指期货标的指数走势和样本公司整体盈利走势符合长、短周期规律
首先,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指数走势和成分股整体ROE指数之间的长周期关系也呈现三阶段演变过程:2005年之前两者走势背离(2005年之前指数数据很少),2005—2014年趋于一致,2014年之后再次背离。其次,从短周期看,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指数走势和成分股整体ROE指数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现货指数波动经常领先成分股整体ROE指数周期1—3个季度,见图3。
这和上述我国股市总体的情况较为一致。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后股市出现的下跌,可以看作是股市波动领先盈利周期3个季度做出反应规律的再现。2014年2季度后,现货走势和成分股整体ROE走势,基本上一直都是背离的,没有任何短周期企稳的支撑。因而,可以看作长、短期背离的叠加和共振。
值得注意的是,中证500成分股整体ROE水平比沪深300成分股整体ROE水平要低,但从2011年以来的时间序列趋势看,沪深300成分股整体ROE指数的下滑趋势更明显。这或许可以解释中证500指数在第三阶段的牛市中上涨幅度更大。此外,也可能与创业板的带动有关。
五、创业板价格指数和整体盈利指数走势
本文针对比较受关注的创业板进行了分析。如下页图4所示,创业板综合价格指数与创业板整体盈利指数的关系虽然也是有时候背离有时候一致,但其历史演变与主板市场有较大的不同。
在2010年末到2012年末,创业板综合价格指数与盈利指数存在背离。2010年末到2012年初,股价指数下行,同时ROE指数上行。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股市整体处于熊市,有一个系统性的估值向下调整过程。2012年初到2012年末的背离又表现为股价指数小幅下滑的同时ROE指数断崖式下行。这或许是因为之前创业板综合价格指数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已经提前释放了风险,导致ROE指数下行过程中,股价水平下行有限。
2012年4季度后,创业板综合价格指数与ROE指数的关系趋于一致。创业板综合价格指数在2012年4季度提前ROE指数1个季度见底,之后伴随ROE指数攀升走出牛市。ROE指数的持续抬升或许是创业板能在“泡沫论”争议中持续走强的基本面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综合价格指数在2015年中随总体市场也出现了大幅调整,但估值依然较高。而且该指数自2013年以来的底部一直是沿一个向上的趋势线运行的。这样的走势或许有来自基本面趋势的支撑:创业板整体ROE指数和净利润指数一直不断在创出新高。当然,创业板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指数能够走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规模并购,而不完全是上市公司内生增长的结果。
六、政策建议
(一)培育理性投资文化,对背离基本面的股市走势保持谨慎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股市运行规律较之前出现了较大改变:股市波动和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周期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股市运行具有了盈利周期“晴雨表”的特征。但是2014年中期开始的股市与上市公司ROE之间的严重背离值得警惕。背离基本面的上涨不仅带来价格泡沫和市场下跌风险,也会使得投机炒作理念占领市场,占领舆论,助长助跌,不利于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建议宣传正确的投资理念,培育理性投资文化,对股市和基本面出现过度背离的情况要保持警惕和谨慎。在市场大幅波动时,避免社会舆论误导,造成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在股市波动中为很多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承担过多责任。
(二)加强上市公司盈利周期预警
股市短期走势往往与上市公司基本面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使是股市走势与上市公司基本面走势出现背离,最终也一定会出现深刻的修正,其触发时点往往是在长、短周期背离同时出现的时候。因而,上市公司基本面可以作为股市长、短周期预警的参考指标之一。
波动周期 第10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海南经济；周期波动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3－００24－０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05
海南建省办特区仅2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海南却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一个比较封闭的海岛发展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海南经济发展体现出较多的特殊性。历次宏观调控成为直接影响海南经济的外部环境因素，而海南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则是影响海南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原因。
一、建省以来海南经济的运行特征
（一）海南经济整体走势与全国经济同周期
建省以来，海南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明显，经济发展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从平稳恢复到较快增长的经济运行轨迹。与全国经济运行周期相比，海南经济经历了建省初期泡沫快速累积与破灭的特殊阶段，但海南经济的发展终归离不开全国大的宏观经济环境。如图1所示，除了中间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相对平稳以外，海南和全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同时经历了两个大的经济周期：经济同步从收缩走向扩张，再从扩张步入下一个经济收缩的循环。总体来看，海南经济与全国经济具有显著的同周期性。
（二）消费增速与全国趋同，投资增速“两头高中间低”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是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消费方面，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表现出了与全国高度的一致和趋同。从图2可看出，自有统计记录以来，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基本与全国水平相当，未出现明显的背离，海南的消费增速与全国保持了较好的同步性和一致性。投资方面，从图3中可看出，建省以来海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经历了一个“高—低—高”的增长过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了明显的“两头高中间低”的形态。
（三）三次产业的增长呈“两高一低”态势
分产业来看，海南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较高，第一产业的增速相对较低，三次产业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两高一低”态势。如图4所示，从波动程度来看，在构成海南经济总量的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波动较大，波动幅度分别达到了55.8和75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增长相对平稳，波动幅度不足10个百分点。从增长速度来看，建省以来第二、三产业的平均增速分别为14.6%和13.5%，明显高于第一产业8.4%的平均增速。
从三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建省之初，第一产业在经济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1991年以前GDP中第一产业占比一直维持在4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到1992年三产业在海南经济中的占比超过了50%，并且在随后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40%以上；近年来在“大企业进驻、大项目带动”的指导思想下，海南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二产业在经济的中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20%稳步提升至2008年时创记录的29.04%的，但该比重长期未突破30%。目前海南三次产业结构特点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海南产业结构还有较大优化空间。
二、宏观调控对海南经济的效应分析
自建省以来，海南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宏观调控。尽管由于各次宏观调控出台的背景和调控的重点有所不同，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海南经济历次宏观调控效应有所差异，但整体而言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海南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当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时，经济总量小和基础薄弱的特点使海南易受外部环境干扰
海南建省之初便遇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力度较大的一次宏观调控。1989年，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长期积累的不平衡，十三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当时的工作重点。由于当时全国经济失控的范围广、影响大，因而宏观调控也体现出一刀切、力度大的特点，基本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海南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经济基础还不稳固，在这种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直接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从建省第一年的9.7%快速下降至1989年的5.7%，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受到影响。
（二）宏观调控冲击下经济大起大落，地方经济金融机制长期难以恢复
地方经济的脆弱性决定其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弱，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便是典型证明。1993年中央开始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和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对海南经济金融运行影响十分深远。宏观调控后海南全省遗留的“烂尾楼”总面积达1631万平方米，当时海南房地产积压量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经济大起大落致使全省经济金融运行机制被严重破坏，之后海南经济发展一直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衰退和缓慢恢复阶段。区域金融发展一度停滞，近十年时间里无一家股份制银行进驻海南，岛外资金撤离加剧导致融资功能严重萎缩，海南信用环境在很长时间都未能得以恢复[1]。
（三）区域经济的“小气候”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气候”相叠加时，海南经济波动性明显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一度以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较好的投资收益成为全国投资热点地区，海南经济一度超常规增长，1992年全省GDP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7个百分点。1993年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后，海南经济快速下滑，1992—1995年4年间年均下降9.5个百分点。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颁布后，海南经济发展再度提速和升温。2010年第1个季度，海南经济增速同比增长25.1%，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在国家连续出台两轮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举措后，海南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上半年GDP增速比一季度回落5.7个百分点，前3季度GDP增速比一季度回落7.5个百分点。
三、海南经济易受宏观调控影响的结构性原因
（一）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的格局有待改变
自1988以来，海南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全国水平，年均高出全国水平近13个百分点，个别年份海南的资本形成率甚至达到了67.7%，高出全国水平30多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过分依赖程度可见一斑。作为海南经济内生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社会消费却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明显的不足。自建省以来海南的最终消费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年均较全国低近10个百分点，社会总体消费能力与全国相比有不小差距，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不足。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体，进出口在海南经济中的地位又一直微不足道，对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
在驱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和进出口两大“引擎”动力不足，唯一的给力的“引擎”是投资，而投资又是最容易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这就决定了在海南在目前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受全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必然会较大。海南经济增速与投资增长存在强烈“共振”的特征在图6中得到了直观的反应，海南投资增速较快的年份往往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而一旦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投资增速放缓，海南经济增长就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步伐也相应放缓。
（二）经济增长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周期性行业影响较大
按照产业经济理论，如果某一个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就可以认为该产业已经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一直以来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都是海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统计数据显示，海南建筑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就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支持海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1988年以来海南建筑业在GDP中的平均比重为7.6%，同期全国的建筑业在GDP中的比重约为5.6%，海南建筑业对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图7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增速情况，从中可看出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房地产行业是带动海南投资乃至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力量。虽然受上一轮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房地产业在海南GDP中的占比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低于全国水平，但是自2007年以来房地产对海南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已连续3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2009年房地产业在全省GDP中的占比已达7.36%。综合来看，自1988年以来海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海南GDP中的共同占比平均约为12%，同期全国这两个产业在GDP中的平均占比只有9.8%（见图8），可见海南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柱产业。
然而，根据一般的周期性行业划分标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影响明显，属于典型的周期性产业（见表2）。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在宏观调控中往往都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在建筑和房地产两大周期性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12%，2009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对海南经济的贡献率高达16%的情况下，建筑和房地产产业对经济的影响较大，经济增长就难免会受到宏观调控“指挥棒”的显著影响[2]。如图9所示，海南房地产开发总投资增速与海南GDP增长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海南经济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共荣”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宏观政策宽松，海南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快时，房地产热拉动了海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国家宏观政策紧缩，海南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出现“急刹车”时，海南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随之急转而下；近年来在走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阴霾后，房地产投资的较快增长又重新拉动了海南经济的较快增长。
（三）工业基础仍不稳固，工业增长波动过大
海南省工业基础不稳固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工业企业经营能力较差。盈利企业的盈利能力不足。1999年以前海南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差的问题十分突出，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长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1996年的海南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甚至一度超过了-3%。虽然在1998年推行国企改革后海南企业的盈利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从2000至2008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海南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见图10）。
二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结构不合理，影响其可持续性。一方面，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仍主要由上游资源型部门和中下游行业具有较高定价能力的部门的高额利润拉动。这种粗放式增长不仅难以维持，而且收益于价格上涨的增长基础也不稳固，一旦经济减速，企业利润将在外部需求减弱背景下大幅压缩。另一方面，逐渐拉大的生产价格“剪刀差”制约了工业企业利润的提高。自2005年以来，海南上游行业价格涨幅一直高于下游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下游企业盈利空间，对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较强的约束。特别是2009年在海南工业经济逐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上下游产业间的生产价格“剪刀差”在快速拉大，严重挤压了海南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空间。如图11所示，自2009年中以来海南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之间的“剪刀差”在不断增加，至2010年5、6月，海南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高出了11.4和12.7个百分点，为10多年来的历史新高。
三是工业结构中优势产业相对单一，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医药制造业的依赖过大。海南是一个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体，工业的产业种类并不齐全，工业结构中的优势产业也相对较少，目前推动海南工业发展主要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医药制造业。从表3中可看出，2006年来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医药制造业的产值在海南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到了32.15%，而在2007年一些大的石化项目在洋浦开发区投产后，这三个产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2008和2009年分别达到了46.2%和46.7%，几乎占到了整个海南工业的半壁江山。海南工业结构单一，工业增长主要依赖少数几个产业的发展，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石油化工等几个主要产业带来冲击就容易导致整个海南工业的剧烈波动。
海南工业基础的不稳固直接导致了工业增长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从图12可看出，海南工业增加值增速上下跳跃的特征十分明显，增速的最大值为45%，最小值为-5.4%，波动幅度高达近50个百分点，波动程度远比全国剧烈。工业是海南省近年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对海南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海南原本就工业基础薄弱，一旦遇到宏观调控的叠加效应，海南工业增长的波动幅度会被进一步放大，工业的波动也最终会在经济增速的涨落上得到反映。
四、对新一轮宏观调控背景下海南经济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从海南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历次宏观调控对其影响来看，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一是经济总量小的地区在自身经济基础不牢固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进而引起经济的较大波动；二是经济的大起通常伴随着大落的过程，经济金融机制在这种波动中受到破坏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三是短期超常规增长并不能夯实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任何脱离内在价值的价格泡沫都将破灭，过度依托房地产业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极易导致风险不断的积累。
因此，当前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海南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更为持续稳健的增长策略，在经济金融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重点解决一些结构性矛盾，增强海南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并以此增强地方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一是要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围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战略目标，切实建立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并体现海南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特点。大力发挥海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积极推动海南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重点扶持包括现代交通、现代物流、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及海洋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海南产业全面升级[3]。
二是要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在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以十大工程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实施意见，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投资要进一步防止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避免经济增长的空心化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泡沫。强化地方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规划，防止项目一哄而上，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特别要加强市县房地产发展的规划[4]。
三是要进一步扩大消费，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海南应结合我国“十二五”规划政策重点，出台更为持续稳健的增长政策。在逐步淡化GDP增长单一目标的宏观背景下，紧密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利用政策优势大力改善海南消费环境，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良性互动、平衡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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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佚名.海南经济发展五大教训应记取[J/OL].[2001-02-05],http://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1-02/05/content_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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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一夫.海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J/OL].[2010-12-10],http://house.hinews.cn/pagenew-32818.html.
波动周期 第11篇
教育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根源。因而教育强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因素。这是大家熟知的普通知识。然而, 教育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周期波动, 以及波动与增长的关系则是一个并不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一直是近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两个最主要的部分。但这两个理论却长期处于独立研究和各自发展的状态, 经济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到底有没有联系, 怎样联系?经济周期波动以及相关调控短期波动的政策是否影响长期增长的趋势方向?怎样影响?这样的问题的研究, 不但有理论意义, 也有很直接的实践意义。
基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并基于陈昆亭等 (2012) 中原始模型理论, 本文重点考察并实证研究教育投入强度如何影响波动与增长及其机制。
本文如下安排为:第2节中介绍模型经济;第3节中讨论内生增长机制;第4节中研究波动与增长的关联机制;第5节中参数校正和量化分析参数效应;第6节中总结和评述增长与波动关系, 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二、模型经济及理论
本节简单介绍陈昆亭等 (2012) 中的内生增长经济模型。假定经济由无限生命期相同个体构成, 生产消费单一物品, 配置单位1的劳动禀赋为三个部分:休闲、学习和工作;假定产出消费剩余全部用于投资;假定资本折旧率都是为100%, 即下一期生产取决于当期投资决策, 代表性个体的最优化问题为:
约束于:
其中, Y为产出, C为消费, K为资本, L为工作时间, Z为学习时间, H为人力资本, t为对应时间下标, (1) 为资本积累方程, 生产的消费剩余为投资, 即下一期的生产资本; (2) 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 技术, 资本, 和有效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 人力资本与劳动时间的结合为有效劳动; (3) 为人力资本生成方程, 表明人力资本形成由教育学习和干中学两种途径得到, 带有一杠的劳动时间表示社会总体劳动时间。
求解上述模型经济, 有最优均衡状态下产出增长的动态方程 (详见原文) :
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下, 呈不同结果, 根据中值定理, 必然存在某个中间点, 使得△=0, 这样, 在此中间点两边, 就对应于分别一致与两个极端情况的区域, 而此中间点就如分水岭。因而有:在教育强度占优的情况下, 波动与增长正相关;而在干中学占优时, 波动与增长负相关。
三、教育强度影响的模型经济数量化分析
上节中模型经济的结论是定性的。本节通过具体赋值模型参数量化分析教育强度对于经济波动与增长关系的影响。参数选取常规数值, 即参照一般均衡模型理论拟合实际中国的大体参数值, 以使模型经济基本接近实际中国经济均衡状态。核心参数取值如下:α=1/3, β=0.97, γ=0.02。其中α表示资本的产出贡献率;β表示主观折现率;γ表示偏好冲击的均值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检验人力资本形成核心参数:教育强度参数ψ和干中学强度参数θ。
在上述常规参数值给定条件下, 我们首先进行参数试验 (篇幅限制试验表格此处略去, 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对应的参数计算, 我们分表让两个参数从0到2的水平上分10个节点计算△的具体数值。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 (1) 横向表示随θ的变化;纵向表示随ψ的变化情况。 (2) 可以看出一个重要事情:在常规参数值情况下, △的符号取决于非教育强度贡献弹性参数θ的值;可以看出 (如表一中粗体数字所标示) , 关键值应在0.4~0.6之间, 当θ小于此值时, 无论ψ值大小, △总是正的。
进一步细分θ于[0.4, 0.6] (表格此处略去) , 可以得到如下结果:细分之后, θ值和ψ值之间并不相表1反映的那样简单, 在区间[0.36, 0.56]之间存在明显的单调增加关系。
为了准确期间, 我们采用2分法确定出ψ值对应于[0, 1.8]之间10个节点上, △变号位置的θ的准确值, 如下表:
四、小结
从分析的结果来看, 对应的θ值和ψ值的关系呈现近似对数曲线的关系, 综合来看有启示:
1. 教育强度对于人力资本贡献率增高 (从0到1的范围内) , 对应波动性对于长期平均增长贡献强度由小变大, 由负变正;
而干中学型学习对于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加 (从0到1的范围内) , 对应波动性对于长期平均增长贡献强度由大变小, 由正变负;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由表1和△的具体数值变化趋势看出。这一结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波动性的增加产生两方面的效应, 一是生产商因风险回避降低直接投资水平, 从而降低生产活动;二是因私人部门谨慎性风险回避, 增加储蓄和人力资本积累需求提高 (以对冲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干中学型学习依赖于生产活动, 因而, 服从第一种效应影响机制, 与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而教育强度有利于私人部门劳动者通过主观选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增加对抗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风险, 服从第二种效应机制。当教育强度贡献率水平较高时, 意味着教育强度的社会平均收益率也较高, 从而波动造成社会平均福利损失也较低, 这样社会平均增长率也较高 (物质不灭) ;而且, 按照这样的逻辑, 则波动性越高, 越能体现教育强度贡献效率的价值, 也即对应于较高的平均社会长期增长率水平。
2. 波动与增长关系负号转折点在随两种学习贡献率影响的同时, 关键转折区域刚性决定于干中学型学习贡献率θ的有限范围:
当干中学型学习对于人力资本形成贡献率较低时 (比如我们给定的参数值下, 对应的0.3788的水平) , 波动对于长期增长总是正效应的 (即不管教育强度贡献率的大小) ;我们认为对于这一结论的比较可能解释是:由于此时对应的总体人力资本自然增长水平过低, 均衡长期经济增长有赖于保有较高的储蓄水平, 或者, 均衡增长中, 主要以教育强度为主实现人力资本形成, 因而以波动的第二种效应机制占优为主;而当干中学型学习对于人力资本形成贡献率较高时 (比如我们给定的参数值下, 对应的θ值0.56的水平以上) , 波动对于长期增长总是负效应的 (不管教育强度贡献率的大小) ;按照上面类似的逻辑, 此时干中学型学习完全占优于人力资本形成之中, 波动的效应主要以第一种机制体现;这样在θ值落在 (0.3788, 0.56) 区间中时, 两种机制都有占优的机会, 具体要看两种学习的贡献效率。
摘要：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随机增长模型, 研究教育投入强度如何影响波动与增长, 及其机制。结论给出关于波动与增长实证一种解释:外部教育投入强度是决定人力资本形成中, 教育强度和非教育强度贡献于人力资本形成份额比例的核心要素, 从而是决定波动增长关系的关键参数。
关键词：波动,增长,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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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rnanke, B., 1983,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85-106
[4]Black, F., 1987, “Business Cycles and Equilibrium”, Black-well, Cambridge,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