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供给范文（精选12篇）
培训供给 第1篇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供给
一、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状况
(一) 职业培训有效供给不足
职业培训市场的供给方主要有企业, 政府, 培训机构。首先, 企业大多采用成本较低的学徒制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不愿承担全部培训成本, 因此难以独立承担企业内农民工培训的任务;其次, 部分农民工不能够或不愿意参加政府公共机构提供的培训, 而且这一培训尚未完全覆盖到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培训的内容大多是“通用性”技能, 专业性不高, 与市场及农民工的需求尚存在距离。国家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培训政策显得滞后, 或是有政策但因缺乏有效地实施而流于形式化的执行。再者, 市场上的机构培训, 由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加上政策法规不健全, 政府监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 市场上存在大量以次充好的培训机构。因此, 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有效供给是不足的, 这对职业培训市场来说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 不能使农民工长期受益, 也不能给社会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
(二) 职业培训外在需求不旺
从个人需求来看, 进城农民工大多是具有接受培训的愿望的, 虽然他们的教育背景要稍微好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 但相对于城市用工企业的需求来讲, 技能储备还明显不足, 特别是当个人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时, 这种对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 尽管潜在需求巨大, 但在现实中, 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并没有像所想的那样旺盛, 大多数农民工的潜在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职业培训的“经济门槛”过高, 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又很低;第二, 职业培训的“预期收益”不明朗, 让农民工无法清楚的看到自己未来的收益;第三, 户籍制度的限制, 种种不确定性、不明朗性限制了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由此导致的短期化现象明显, 难以对农民工进行长期高效的培训。
因此可以说, 当前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在数量和培训的效果方面都不是很理想, 存在外在需求不旺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农民工偏低受职业培训的比例, 不仅成为制约农民工生存发展的瓶颈问题, 也日益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加速的重要障碍。
二、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需求分析
我国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文化水平低, 大多从事体力劳动, 收入水平偏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达0.73。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 在相同时间内生产率高, 其收入自然也就高。而当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 收入水平低, 处于社会的底层, 他们渴望改变低收入的状况, 摆脱困境, 内心里乐意接受职业培训。职业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 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再教育, 对增加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水平, 改善农民工的处境, 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作用很大。因此, 农民工渴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内心对职业培训的需求非常大。
但现实中, 大多农民工又迫于种种原因而放弃参与职业培训,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就像一场梦一样虚无飘渺。原因在于职业培训过高的“经济门槛”阻碍了农民工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低收入使得农民工没有这种支付能力, 没有多余的钱去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去接受职业培训。再者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与形式的不合理抑制了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需求。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 不能满足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需求。
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主要与其费用有关, 我们假设把职业培训看做一种“商品”, 农民工为这种“商品”的消费者, 那么“商品”的价格波动必然会引起农民工对其需求数量的变动, 即需求价格弹性, 记Ed=职业培训需求变动的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这里我们的Ed为绝对值数, 若Ed>1的话, 该“商品”对农民工来说富有弹性;Ed=1的话, 该“商品”对农民工来说单位需求弹性;的话, 该“商品”对农民工来说缺乏弹性。
影响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因素有很多, 如商品用途的广泛性、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程度、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等。我们知道, 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靠体力吃饭, 收入水平更是低下, 且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也很少。可见, 职业培训作为一种“商品”, 农民工对其的消费少之又少, 那么职业培训这种“商品”就不是农民工的必需品, 而是一种正常商品,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因此可以说, 职业培训的高费用门槛阻挡了农民工对其的需求, 职业培训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富有弹性的, 即Ed>1, 培训机构应降低费用, 这样获取的利润更多, 农民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职业培训。
三、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供给分析
市场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供给, 农民工是职业培训市场的需求主体, 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供给者主要有政府、企业、培训机构。
政府为了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生产力水平, 缩小贫富差距, 对农民工组织进行一些职业技能培训, 帮助农民工上岗就业。政府职业培训的优点:政府为了吸引农民工前来培训, 往往是不收取费用的;其次, 发放的职业证书是官方的, 社会承认的。缺点:政府办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是垄断的, 要不不生产, 要不生产不够;其次, 培训的技能专业性不高, 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兼容性”不是很好。
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报酬, 为了在竞争中击败对手, 不被社会淘汰, 就得想办法提高生产力水平, 提高企业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而企业对农民工的再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增加高技能员工供给的重要途径, 是提高员工劳动力素质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手段。企业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优点:在培训过程中, 企业会承担一部分费用甚至全部费用;其次, 企业提供的培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实用性;最后, 培训完毕后, 即可上岗。缺点:培训时间比较短, 农民工较难熟练的掌握技能;其次, 由于企业担心培训后的农民工可能会“跳槽”, 而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不够重视, 花费在这方面上的费用大幅缩水。
企业在确定要不要进行对农民工职业培训之前,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本—效益回报, 如果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 则企业愿意提供职业培训, 且边际效益越高, 边际成本越低, 企业愿意提供的培训数量越多;相反企业则不愿意提供职业培训, 而改为直接聘用有技能有经验的员工。
培训机构往往与政府、企业有合作关系, 培训机构受政府或企业委托对受训者进行培训, 培训经费由政府或企业提供等;除此外, 培训学校也自主招生, 收取学员学费等各种费用, 这占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培训机构对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的优点:能够进行批量“生产”, 可以吸纳众多受训者 (农民工) , 规模效应大;其次, 具有专业优势、师资优势、基地优势、就业优势等, 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率。缺点:进入门槛高, “高”学费对农民工来说有点奢侈, 抑制了农民工的培训热情;其次, 有的培训学机构没有发放职业证书, 要不发放的职业证书是非官方的, 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最后, 办学模式僵化, 缺乏实践技能的培训, 培训内容与生产实践相脱节。培训学校提供的培训自然会随着市场价格的提高而增大供给量。
总之, 由政府、企业、培训学校等提供的供给加总便得到了培训市场上的总供给。由于政府, 企业提供的供给与价格没有太大关系, 因此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总供给表现比较刚性, 缺乏弹性。
四、结语及对策建议
在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背景下, 广大的农民工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术能力, 再单纯依靠体力劳动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否则, 一方面存在“技工荒”, 另一方面存在农民工“失业者”的现象会持续恶化。农民工提升技术水平的捷径就是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培训市场的潜力很大, 但是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健全, 监管的不到位, 信息的不完全, 职业培训的费用高等等原因导致了当前职业培训市场“需求不旺, 供给不足”的现象,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职业培训。通过上述的分析, 为了改善这种结果, 就要同时增加需求, 增加供给, 两者缺一不可, 在不使得培训价格上涨的前提下, 使得市场培训数量增加, 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够参与职业培训。具体的对策建议有以下三条。
第一,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加强对职业培训市场的监督管理, 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权益。如此, 只有职业培训市场规范了, 农民工才会敢于参加职业培训, 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方能有效增长。
第二, 政府可以对参加了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补贴, 以降低农民工培训的直接费用;政府还应该在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方面施以扶持性政策, 以降低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间接费用, 从而使得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增加。
第三, 政府可以对培训机构施以一定的优惠政策, 如给予培训补贴, 降低税率, 放宽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条件等, 以达到降低职业培训机构的成本, 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到职业培训市场中来, 从而使得职业培训市场的供给增加。如此在职业培训市场需求与供给都增加的情况下, 且供给增加的幅度至少不落于需求增加幅度的情况下, 可以让大量的农民工都能参与到职业培训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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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海致.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农民工问题[J].北方经济, 2009, (11) .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46-48.
培训供给 第2篇
1、为什么要优化烟叶等级结构？
答：卷烟厂要生产好香烟，需要广大烟农多生产上等烟和中部烟，少生产下低等烟和底脚烟、顶部烟。
2、烤烟42个等级中，目前烟厂最想要的等级有哪些？最不想要的又有哪些？ 答：最想要的等级：中部C1F、C2F、C3F、C4F、C2L、C3L，上部B1F、B2F、B3F，下部X2F。最不想要的等级：GY1、GY2、B3K、B4L、S2、CX2K等。
3、烟草部门提出的“一增加、四保证”是指什么？
答：“一增加”是指增加种烟面积；“四保证”是指保证交售任务完成，保证上等烟比例提高，保证出口备货完成，保证烟农收益增加。
4、产生下低等烟叶的主要部位和原因有哪些？（具体部位图解）
答：主要部位：底脚叶和顶叶。主要原因有5个：烟叶部位，移栽节令，施肥水平，烤房类型及烘烤技术，分级扎把。
5、优化烟叶等级结构最主要的指标有哪些？
答：100%完成交售任务，上等烟比例达到65%，下等烟控制在6%左右。6、2011年度烟叶种植收购合同有什么新变化？
答：优化等级结构种烟面积和生产量、需要在田间消化的鲜烟叶部位及数量、补贴标准、兑现方式、考核指标、下等烟叶等级和数量等内容。
7、如何从数量和等级比例上保证合同计划完成？
答：种烟面积和生产量扩大10%左右；在摘除奶脚叶的基础上，再打掉2片底脚叶和1片顶叶；交售烟叶上等烟比例达到65%，下等烟控制在6%左右。
8、提高上等烟比例的最主要措施是什么？
答：在原有生产技术措施上，每株打掉2片底脚叶和1片顶叶，每亩田间消化鲜烟叶100公斤左右。
9、各品种留足多少叶片为宜？采烤多少叶片为宜？
答：云烟85、云烟87、云烟97、NC297、K326等品种留叶数20～22片，采烤烟叶数17～19片为宜；红大留叶数18片左右，采烤烟叶数15片左右为宜。
10、摘除底脚叶的标准是什么？
答：底部光照不足、发育不良、病斑较多、叶片残伤面积达30%以上、长度小于35厘米、烤后品质较差的脚叶。
11、什么时候、如何摘除底脚叶？
答：封顶后10天左右，时间宜安排在晴天上午摘除2片底脚叶，摘除的底脚叶不可留在田间，进行集中统一处理，防止病虫害传播。
12、摘除底顶叶的标准是什么？
答：顶部发育不良、开片不足、叶片残伤面积达30%以上、长度小于35厘米、叶片过厚、病斑较多、烤后品质较差的顶叶。
13、什么时候、如何摘除顶叶？
答：在上部4～6片烟叶充分成熟采烤时，对达不到标准的顶叶进行统一清理，摘除的顶叶不可留在田间，进行集中统一处理。
14、采取什么方式处理摘除的底脚叶和顶叶？
答：对于连片规模在300～500亩的田块，采取统一处理的方式，由乡镇、村组统一协调建立鲜烟叶处理垃圾池，组织定时、定点、定量进行处理；连片规模在300以下的田块，采取分户销毁鲜烟叶的方式。然后运到指定的消毁地点，分户进行称重，用铡刀切成两半毁形或撒上生石灰，进行堆捂发酵。
15、在田间处理不适用烟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什么事项？ 答：不污染环境，不影响田间卫生，用最简便经济的方式处理。
16、处理后的鲜烟叶可做什么用？
答：经堆捂发酵腐熟后的烟叶可作为农家肥在栽种果树、水稻等田地上使用，或者直接运到沼气发酵池用作沼气生产。
17、鲜烟叶处理的责任主体有哪些？
答：烟草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实施方案，做好组织、领导、协调和考核工作；乡镇、村组及包片技术员具体负责辖区内鲜烟叶田间消化工作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实施；需要消化的鲜烟叶由广大烟农采摘清除。
18、田间鲜烟叶处理的补贴依据是什么？
答：综合考虑优化结构前后亩均纯收入情况，保证烟农亩均纯收入不减少。
19、田间鲜烟叶处理的补贴标准如何制定？是多少？
答：由各地根据不同区域、田烟和地烟区别、不采烤烟叶数量等生产实际，确定具体补贴标准，原则上补贴标准每亩不超过60元。20、田间鲜烟叶处理的补贴金额如何确定？
答：原则上以田间鲜烟叶处理面积为准，经验收合格后予以兑现。
21、田间鲜烟叶处理的补贴兑现方式和时间？如何考核？
答：与种植总量控制、田间消化处理鲜烟叶结果、交售任务完成、上等烟比例完成及下等烟控制等四个方面挂钩。分两次考核兑现补贴：田间处理结束，经检查验收合格后兑现40%；烟叶收购结束，通过考核验收合格后兑现60%。
22、除了田间处理鲜烟叶的补贴之外，对于新增种烟面积又如何投入扶持？ 答：烟草部门将根据合同约定的全部优化等级结构种烟面积进行正常补贴。23、2011年烟叶收购价格提高多少？ 答：整体提高12%。
24、价格主要提在那些方面？ 答：主要提在上等烟上。
25、通过提价、多交好烟、烟草公司生产投入补贴和田间处理鲜烟叶补贴，除去新增加的生产成本，最终烟农每亩大概会增收多少？ 答：每亩约增收**元。26、2011年收购的下低等烟叶有哪些等级？比例是多少？
答：只收购X4F、CX1K、CX2K、B1K、B2K五个等级；比例控制在6%左右。
27、交售的烟叶等级质量有什么要求？
答：提高分级扎把纯度，做到部位清、色组清，等级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28、提高上中等烟比例还有哪些关键措施？
答：加强烟田基础设施建设；四项关键实用技术落实；各项科技措施综合应用；提高烟叶烘烤、分级扎把和储存水平。
29、如果交售完后还剩余少量的下低等烟叶，该如何处理？
答：可作为农家肥在种植果树、水稻等田地上使用；各级政府及烟草部门将协调各方力量，严厉打击擅自收购、囤积、加工、贩运烟叶等行为。30、举报电话是多少？
从供给侧改革谈农民教育培训 第3篇
“十二五”期间，我国粮食生产十二连增，农民收入十二连快，已超万元大关，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但随之而来的是粮食价格走低，去年入秋以来，粮食主产区的玉米、小麦和水稻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丰产不丰收成为农民的闹心事。从福建的荔枝到陕西的油桃，从山东的苹果到新疆的红枣，每个季度每个原产地都有滞销的情况出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子。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调结构，重在补齐短板，关键要看农业人才素质，说到底还是要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
加强领导协同作战
深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落实责任主体，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教育培训后的职业农民扶持政策，落实培训资金，加强培训基地的设施建设。部门要整合力量，加快构建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以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和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以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地，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教育培训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取得实效。
调整深化培育方式
一是完善教育教学形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农民教育培训更加精细地细分市场，针对区域与产业发展的需要，提供个性化培训教育教学服务。即要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和农事季节周期规律，把握住农民参训需求和学习时段，在科学运用成人教育学原理基础上，将参与式、体验式、互动式、引导式等引入培训之中，并在培训之中大力运用分组研讨、模拟经营、案例分析、观摩体验、总结辅导式等教学方式方法，将“听”、“议”、“动”、“习”四个环节始终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过程中不断推进教育教学的创新，从而将枯燥的培训变为快乐培训、享受培训、趣味培训、主动培训的积极过程，打破传统“教与学”间的冰层，达到“赏研相教、教辅叠加、动静结合、寓教于乐”的教学目标，从而使培训实施更有序、更有效、更有活力。
二是调整创新课程内容。要针对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新增课程内容。就是增加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价格预测、消费品市场需求、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村电子商务等课程，尽早让农民根据市场、价格、流通和销售情况实行培训与种养殖计划安排相结合，促进农产品供给侧改革。
三是有效合理分配培训资金。当前正是“收紧资金，提高补助，调整结构，培育主体”的最佳时期，一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凑指标培训，不求面面俱到、人人俱到、村村俱到；另一方面要着眼于重点培育农业后继人才，即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将有限的培训资金重点放在培训愿意较高、农民结构合理、产业特色突出、增产增收较快的地区或产业，集中培养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四是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涉农教育培训类别较多，就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而言，无论是培训时长15天的生产经营类培训或是培训时长7天的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只是短训，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农业人才培养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只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新型职业农民继续教育体制，才能破解农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建立农业人才培养中长期机制，可依托农广校开办的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也可以在政府层面设立“新型职业农民继续教育深造计划”专项，以全额补贴学习费用等形式，选派资质优秀的新型职业农民进入大中专院校或到国内外先进地区进行研修学习和考察交流；还可以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纳入教育部门的教育规划，并将职业农民纳入中高职、“一村一名大学生”招生对象，加强教育教学统筹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改善优化培训环境
改善培训环境，就是要提升农民教育培训的条件能力，重点就是要“优环境、强能力、提质量、创品牌”。
一是不断改善实训实习条件。加强培训和实践实训基地条件建设，推动空中课堂、固定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一体化建设，保证教学有设备、下乡有工具、学习有场所、实习有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批适合农民创新创业基地和实训实习示范基地，才能提升职业农民培训的效果。
二是不断提升师资培训能力。以参与式、体验式、互动式、引导式教学方法为重点，打造出一支能力强、业务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队伍和创业导师团队，建立农民培训师资认证管理制度，实现“资格认证，挂牌上岗”。
三是不断打造“三精”教学品牌。三精教学品牌，即精品讲师、精品课程、精品课件。精品讲师，按区域建立精品讲师团队，既可以加强教学组织管理，实现分区而训、划片而培，培训针对性、实效性较强；又可以加强教学督导，实现训前、训中、训后全过程教学管理和跟踪服务；还可以实现教学的“传、帮、带”，一举三得。精品课程和精品课件，在资源上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在教学上加强教学研讨和交流，促进教师快速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水平，快速实现培训教学的“提质增效”。
丰富创新培训手段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各种传播媒介十分发达，传统的培训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农业教育培训的新模式，随时随地、快速便捷满足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需要。一是创新远程教育培训形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农业物联网等技术和手段，不断丰富农业远程教育培训形式。二是建立农民教育培训大数据、云平台。根据“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要求，积极整合农业教育培训资源，建立集农业人才、教学管理、教学反馈、师资信息、培训跟踪、跟踪服务、继续教育等于一体的农业全过程人才培育管理云平台，形成农业人才培育的大数据。三是走农村电商“产销培”模式。依托农村电商、微商企业，建立从原产地到线上线下销售、从田间到舌尖、从包装到市场的一条龙“产加销”培训服务，一方面培训带动创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农村电商下乡、农产品进城”步伐，为农业实现“竞进提质、弯道超越” 持续提供新动力。
湖北农村信息宣传中心
培训供给 第4篇
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 职业教育要积极上位对接精准扶贫, 充分发挥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培训“四位一体”的功能“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增强贫困户自身经济脱贫机能和内生动力, 让贫困人群成功运用科技通过自主劳动脱贫致富, 在助力脱贫进程中, 实现职校经营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职业教育及其学校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增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渗透力和贡献率。
1 精准资源建设
地方政府加大扶贫培训的机制建设, 建立协作机制, 激励扶贫工作的推进。职业学校要根据扶贫工作的需求, 积极主动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 丰富和完善扶贫培训实训实作资源, 满足扶贫培训的需要。
1) 精准培训机制设计。政府要以问题为导向, 当好教育扶贫的供应者、协调者、谈判者及教育质量的监督者, 完善扶贫培训激励政策, 创新扶贫培训的体制、机制、模式, 建立扶贫协调、协作、运行、管理机制和扶贫培训长效机制, 落实扶贫工作责任。政府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 对接区域自然资源特色精准遴选和培育扶贫项目, 用好国家关于扶贫开发的各级各类政策, 整合资源打好“组合拳”, 协同脱贫攻坚综合发力。政府要建立健全扶贫培训的激励机制, 积极引导鼓励职业学校参与扶贫工作, 加强对扶贫培训的管理、督导和考评。
2) 精准培训师资建设。加强扶贫教育及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由科研院所专家、行业专家、农村“土专家”、学校专业教师和乡镇农技员构成的专兼结合、动态调整的培训师资队伍, 普及推广农技;加强培训师资的素养提升, 以适应扶贫工作的需求。
3) 整合培训实训资源。职业学校在深入研判扶贫需求基础上, 对接扶贫项目, 整合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农技站、农民经合组织、农业示范园区等实训实作资源、优势和能量, 形成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扶贫培训体系, 精准服务扶贫开发。
2 精准分类施策
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必须与农民的发家致富相结合, 开展“短、平、快”兼“宽、适、活”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推广实用技术相结合。韩国上世纪70年代起推进的“新村运动”为我国农民脱贫致富及农民培训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借鉴。职业教育对接农村扶贫要以总书记扶贫开发“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精神为引领, 优化教育扶贫制度设计, 针对实际分类指导, 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从“类”上“点”上“根”上“分类施策”“一户一策”。
1) 抓实留守农民农技培训。加强农业科技教育与培训是改造传统农业、建设高效生态现代农业的有效手段, 也是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结合实际, 对贫困留守农民分类别、分层次、针对性开展农技扶贫培训, 使之运用农业科技发展产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2) 抓好青壮年技能培训。资助贫困青少年就读中职, 通过中职教育使之掌握一门技能;对接有外出就业愿望的农村青壮年扶贫对象实际, 开展雨露计划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实施“就业扶贫”工程, 提高贫困人群就业创业能力, 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脱贫。
3) 开展创业技能培训。对有创业愿望、创业项目的扶贫对象开展创业项目遴选、市场分析、风险预判、创业心理和经营管理等素质能力培训, 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和驾驭市场的应变能力, 培训国家有关经济法规专业知识, 规避盲目创业, 提高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脱贫成功率, 鼓励能人创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脱贫。
3 精准路径设计
对接贫困人群, 探索和创新切合地方实际、符合贫困人群意愿的扶贫培训举措, 优化扶贫培训路径, 以农技普及与推广为抓手, 多层次、多形式、针对性开展教育及培训, 满足扶贫培训的需要, 激发贫困户脱贫内驱力, 培育自主发展能力, 完善其经济脱贫机能。
1) 精准培训模式。创新农学结合、弹性学制等教学模式精准满足教学需求, 实施送教下乡、理实一体化教学、弹性学制、灵活教学、培训就业一体化等教学策略提高主动性、增强吸引力。把受教育群体“请进来”培训与“送教下乡”为教育需求群体提供培训服务有机结合, 将扶贫培训落到实处。
2) 精准培训策略。职业培训要甄别扶贫对象, 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精准制定“造血式扶贫”的科学治贫个性化扶贫方案, 以“治愚”“扶智”为手段推进科学治贫, 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施送教下乡“滴灌”式的“到人到户”扶贫培训模式, 成立院坝学校, 把培训班办到农家院坝、田间地头, 弹性灵便务实开展扶贫培训。
3) 精准培训内容。针对实际, 做到扶贫精准到人、精准到户精心设计安排培训内容。教学内容做到思想扶贫、技能扶贫、智力扶贫有机结合, 培训内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相结合。“扶贫先扶志、扶志要治心、治贫先治愚”, 首先抓好思想扶贫, 以精神脱贫来驱动物质脱贫, 构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家园, 祛除落后思想, 消除贫困人群惰性, 引导其形成良好生活方式, 提高贫困人群自我教育、管理能力, 增强其脱贫的主体意识、主动意识和脱贫信心;其次抓好技能扶贫, 手把手、心贴心传授农业科学技术;最后抓好智力扶贫, 以传授创业技能、经营理念、营销策略、互联网知识等为主, 培育市场观念。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直辖市, 是国务院批准的省级城乡统筹试验区, 有1 200多万农村人口。2015年, 全市38个区、县中, 有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4个市级贫困区县, 贫困村1 919个, 贫困人口165.9万。江津区有贫困村15个, 贫困户7 354户、计24 265人。农村地区是贫困人群聚集地区, 同时也是扶贫开发的重点、难点, 他们守着“金山银土”, 但受农业基础薄弱、经营分散、农产品效益和特色难以彰显、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而成为贫困人群。在严峻的扶贫攻坚任务面前, 江津区因势利导, 大力支持职业教育, 构建起以人才培训、就业引导、技能提升、创业指导为主的较为完备的为农培训体系, 职业教育有效对接区域花椒、富硒资源, 开展花椒与富硒农副产品等特色产业扶贫培训普及推广农技, 促进自然资源、农业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 实现农旅一体化发展, 既增强贫困人群自身经济脱贫机能又助推了产业的发展。发展花椒产业, 普及推广重庆农业知识产权品牌“九叶青花椒”及亩产高达3 000斤香味多达90种的花椒新品种“天知椒”的花椒, 2016年, 江津鲜花椒产量22万吨, 总产值达30亿元, 产值同比增长39%, 椒农人均增收2 800元;大力推进富硒现代特色效益生态农业发展, 2016年9月底, 全区已建成富硒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41.5万亩、富硒水产水面3.5万亩, 年出栏富硒畜禽562万头 (只) , 全年富硒产业产值达40亿元, 比上年产值增加7亿元, 同比增长21.2%;农旅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 2015年, 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742万人次, 综合收入19.12亿元。2015年, 职业教育在江津区委区府的统领下协同扶贫, 助力完成了15个市级贫困村全部脱贫销号和7 354户24 265名贫困人口脱贫越线的目标任务, 其中, 职校农技培训致富5 312户 (发展产业脱贫4 246户计14 038人) , 占脱贫人数的71.35%, 走出了精准扶贫、科学治贫、有效脱贫的新路。
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 职业教育对接精准扶贫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 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优势转化为富民资本和经济优势, 发展新经济;要找准“穷根”, 扶在“点”上“根”上;要创新农学结合、弹性学制等教学模式, 精准扶贫培训供给, 送教下乡精准“滴灌”, 提高工作实效, 增强贫困户自身的内生动力和经济脱贫机能, 让贫困人群成功运用农业科技通过自主劳动脱贫致富, 以发展来甩掉贫困帽子。
摘要：精准扶贫, 实现农村贫困人群有效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底线目标, 精准扶贫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优化人才技术技能层次结构的推手、助推器、引擎作用, 努力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有效脱贫。职业教育在对接精准扶贫中, 要创新机制与模式, 优化职业教育及培训扶贫供给, 精准分类施策、精准资源建设、精准路径设计推进科学治贫。
供给侧改革 第5篇
浅述供给侧改革及其短板
一、何为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成为近期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20 世纪70-80 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最为关键的4 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三、何为供给侧改革短板
在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我们仍感到有所匮乏。统计显示，当前有些行业产品供过于求，比如，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纺织、服装等行业供应过剩，大量库存积压。而中高端制造业（爱基,净值,资讯）、服务业产品则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表现在医疗、健康、养老等服2016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社会实践报告
务行业资源有限；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廊、停车场所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出境消费和海外购快速增长，反映出国内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的问题。
不同领域发展呈现“长短板”在所难免，但不能任由短板停滞不前。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短板重点体现在产业经济方面，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环境建设等领域也不容小觑。过去我们在产业等领域留下了很多欠账，一些短板亟须补齐，否则容易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而补短板重在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助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经济发展亟须补齐的八大短板：
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如要解决结构优化调整缓慢、增长新动力（爱基,净值,资讯）不足、投资需求降低等问题；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
三是民生建设的短板； 四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短板； 五是环保生态建设的短板； 六是科技创新进步的短板； 七是人才队伍建设的短板； 八是防控金融风险的短板。
四、短板形成的原因
短板形成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种是由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局限所带来的，一种是由体制机制的障碍带来的。比如因为我们的研发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缺乏关键的高技术产品供应能力。”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分析。
然而，补“短”并非易事。如何引导资金流向短板领域是个难点。比如民生领域要求社会效益优先，这使民间资金投资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对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政府资金不足，需要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但一些政府官员对这种新型投融资模式把握不透，积极性不高，知之而不为之，造成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遇到许多困难，落实起来不尽如人意。
高科技领域投入不足也是一大问题。其不足不仅表现在资金上，更表现在技术、管理、人才的投入上。这些短板的存在都制约着经济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
五、如何补齐短板
当前补短板需从“软硬”两方面入手。“硬短板体现在信息、数据、网络等基础设施。软短板则表现在制度层面，例如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新创业，是否能够促进竞争，是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
补短板可以从产业、区域、企业三个层面发力。产业层面就是支持新兴产业（爱基,净值,资讯），化解过剩的产能，推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业态、新经济（爱基,净值,资讯），改造生产模式；企业层面，“十三五”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区域层面，政府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2016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社会实践报告
补齐体制机制方面的软短板尤为重要。对于是政府体制机制没发挥好造成的短板，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来解决；对于市场机制没发挥好造成的短板，要通过培育市场机制，让市场自觉地发挥作用来完成。
造成短板的核心因素是全社会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应当扫除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制度性制约，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同时要调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环境。
要补齐供给侧改革的短板，就是要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政策制度协调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关键是补齐短板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发展新动力新能量，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优化劳动力配置。在要素投入上，要注意通过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来促进经济增加；在方针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历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历程，把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停提高的历程。一是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侧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举行大范围的全员培训，提高本领，注意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以适合将来产业升级与经济布局调整的必要，即除经济增加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培训供给 第6篇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首次出现，并成为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80年代及90年代的外出务工、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年龄在16-25周岁之间。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的农民工总数为2亿，其中16-25周岁的农民工约占其总数的61%。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新生代力量，应具有较高的劳动素质。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但通过实践证明，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本文通过实证主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及供给需求，并对两者之间的协调性进行阐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需求
培训愿望强烈，但现实需求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种过地，对农业的基本活动并不熟知，且他们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对职业的期望值较高，渴望物质和精神享受，有较强烈的培训需求，希望拥有一技之长来谋取长期发展。本文通过对某一地区53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有72%的人从主观上想进行就业培训，其中包括42%很想参加就业培训，30%想参加就业培训但缺少培训机会，从这点证实了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参加就业培训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使其受培训的状况不理想，因此导致农民工就业培训的现实需求不足，本组调查中参加过就业培训的人数约占43%。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培训相关因素，如培训内容、培训费用等，另一方面为农民工自身因素，如文化程度、收入等。经过实证分析，发现以下因素对就业培训需求影响较大。
文化水平。有调查显示，文化水平越高，对就业培训的需求越大，二者之间呈递增关系。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需求为50%，而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需求为76%。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与就业培训的需求之间可能存在接受能力、培训成本等问题，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民工更易于接受培训内容，收入水平较高，较少计较培训成本，培训意愿较强烈，因而文化水平与就业培训意愿相互促进。
收入水平。有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越高，对就业培训的需求越大。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制约着就业培训的需求，低收入水平民工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之下，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因而就业培训需求就被摆在了附属的位置。
培训内容、费用等。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的需求不同，因而就业培训的内容、时间、费用等均会对其培训意愿产生影响。有调查显示，42%、32%、28%的民工分别对培训费用、内容及时间充分考量。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供给
培训愿望强烈，但实际培训供给不足。本组调查中显示，有43%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就业培训，但形式比较空洞或时间较短，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民工的就业培训的规范性不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就业培训的主体为政府、用人单位、盈利及非盈利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但政府培训范围较小、内容、时间地点与民工的需求不符，培训现状并不理想；用人单位担心培训成本及人才流失，对员工的培训少之又少；盈利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由于价格较昂贵使民工不能接受，同时盲目引导民工进行培训学习。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效果不理想。经过调查分析，有34%的民工认为就业培训效果不明显或没效果，认为培训效果一般的达到51%，只有15%的民工认为培训效果显著。这项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总体效果评价不高，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民工进行再次培训的机率，对于培训的可持续性产生较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就业培训的经济压力较大。虽然政府扩大了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的免费范围，但经过调查显示，某些民工仍然需要进行自费培训学习，只有27%的民工可以享受到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65期2014年第3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工为了实现就业培训的要求，就需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参加就业培训的费用较高，不能承受。
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对策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了解。建立培训调查制度，不仅使就业培训者深入了解民工对就业培训的需求，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费用、培训要求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培训，同时也能在就业培训机构与民工之间建立良好沟通平台，使供给双方充分了解各自意愿，进而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其拥有自主选择培训服务的权力，且也能规范培训主体机构的供给行为。
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提高其培训需求。民工只有具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才能愿意接受就業培训，增加业务技能。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水平会较在家务农时有所提高，但与城市居民仍有一定的差距，且其所挣得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维持日常生活。新生代农民工所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同时某些用人单位存在用工不规范现象，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些事件都极大的降低了民工对就业培训的需求。因此，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提高民工的收入水平，增加其可调配资金，刺激民工将培训需求转换为现实购买力。
加大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资金投入，保证公共服务能力均等。政府在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对民工的就业培训资金投入不足，培训范围较窄，政府必须加强对就业培训的财政补助，使其增加覆盖范围，同时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公共财政体制，从而为就业培训提供良好制度基础。另外，政府在提供就业培训时，公共服务能力要均等，避免出现失衡现象。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中所存在的需求问题与供给问题，并针对影响问题的因素提出了几点解决对策，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了解，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以及加大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资金投入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协调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需求与供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培训供给 第7篇
大量的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经济学理论指出, 劳动力通过接受教育, 能够提高认知技能与知识水平等, 进而会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还有一些学者指出, 企业在雇佣劳动者的过程中, 若能实现劳动者技能与工作所需技能的匹配, 劳动者职业期望也能得到很好的匹配, 并将会带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若劳动者接受的教育与实际工作所需技能存在不匹配, 则劳动者可能会变得不是很满意自己的工作, 进而工作努力的程度会不断下降, 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与接受普通教育的劳动者相比, 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更接近于工作内容, 即劳动者接受的教育与实际工作所需技能能较好地进行匹配, 进而能带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一般而言, 如果劳动者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 则拥有更高的职业期望, 若在工作过程中不能达到其工作期望, 则更容易产生不努力工作的状态, 进而会降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竞争力。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的职业期望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匹配, 因为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早就做好了毕业之后的就业准备, 这些毕业生期望成为企业工人。而接受普通中学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都准备考大学, 这些学生期望成为大学生, 但是不可能都被大学录取, 很多人被迫到企业就业, 他们对此往往缺乏心理准备。就职业期望而言, 接受普通教育的劳动者职业期望的满足程度不如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因此, 一般而言, 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更容易产生努力工作的心态。
大学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 可能更偏向于专业理论知识教育, 而对实践教学与实验教学的重视不够, 学生所学习的专业技能与工作岗位实际需要的技能也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匹配的情况。因此, 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劳动者可能会由于其所掌握的技能与职业期望的不匹配, 而不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期望往往较高, 希望找到一份“白领”工作, 而不是“蓝领”技术工人的工作, 本科生从事技术工人的工作往往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因此, 其职业期望也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匹配, 进而会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与竞争力提升。但是, 大学本科生可能会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也拥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积累, 也可能会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根据技能匹配程度与职业期望满足程度, 可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接受高职教育的技术人才比例与企业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 但是, 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技工比例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并不确定。
企业作为市场中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其行为动机主要来自于企业对利润的内在追求, 以达到企业价值增值的目的, 而对技术工人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主要手段之一。企业通过对技术工人的教育培训, 促进科技创新,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进而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
第一, 企业增加技术工人的教育培训投入, 可以提高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进而带来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通过对技工的在职教育培训, 既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行业、专业技术前沿知识, 又能进一步提升其技术熟练程度, 更能在企业中形成一种相互学习与竞争的氛围, 这样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又能为企业形成持续的市场竞争力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二, 企业通过对技术工人的教育培训, 可形成技术工人的退出壁垒, 进而能够提高技术工人的存量, 带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因为技术工人在一个企业接受在职培训获得的专门化知识和技能, 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企业, 更为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会使他们放弃其他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而做出继续留下来的决定, 若离开该企业则需要付出较高的退出成本。
第三, 增加对技术工人的教育与培训, 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许多研究表明,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从而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或存量的增加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人力资本是企业科技创新及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也是技术扩散、技术应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企业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效益增长的速度。根据技术工人教育培训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与竞争力的影响, 可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企业对技术工人的教育培训投入与企业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急需大量技能型、应用型和实践型人才, 技工的供给规模直接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市场竞争力提升, 其具体表现是:首先, 充足的技工供给会加剧技工市场的竞争压力, 被雇佣的在岗技工人员会更加珍惜所拥有的工作岗位, 为了立足于企业, 更愿意投入地开展技术工作, 即外部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技术人才努力提升技术水平, 进而会带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其次, 充足的技工供给, 一方面, 能够增加企业对技工人才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 也能使得技工工资回归到市场均衡的价格水平, 使得企业能够以更合理的工资雇佣到适合企业发展的专业技工人才, 进而能够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再次, 充足的技工供给, 将会为更加完善的技工人才市场的形成奠定良好基础, 完善的技工人才市场不仅有利于人才之间的良性竞争, 更便于技工人才之间的相互学习与模仿, 能够提升技工人才的总体质量, 进而会影响企业雇佣技术人才的质量, 进而带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可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技术工人的供给规模与企业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实证研究数据来自于2013年对江苏省企业的调研数据, 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 即制造业企业部分与生产性服务企业部分。其中, 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分为三个部分, 即企业的基本情况、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和使用情况、制造业创新升级情况, 共设计了40个问题。此次抽样调查共发放800份问卷, 其中制造业企业问卷400份, 回收348份, 问卷回收率为87%。此次问卷调查基本上涵盖了江苏省制造业各大行业, 问卷调查所得数据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来源。从抽样调查企业的样本分布来看, 样本的行业分布基本涵盖了制造业各大门类, 能够反映制造业的整体状况。从企业主营产品的销售额来看, 31.1%的企业超过国内平均水平, 46.1%的企业处于国内平均水平, 其余企业低于国内平均水平;从企业性质分布来看, 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为18.3%, 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为34.3%, 外资企业数量占比为47.4%;从企业区位分布来看, 22.1%的企业位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或高新开发区, 22.5%的企业位于省市级开发区或高新区, 19.1%的企业位于县区级开发区或高新区, 36.3%的企业不在各类开发区之内;从企业是否与上下游企业集聚的样本来看, 与上下游企业集聚的企业样本占51.3%;从技术工人接受教育培训的程度来看, 技术工人接受教育培训的平均比例为43.4%。从以上调研的样本数据来看, 基本符合江苏省制造业发展的现状, 因此, 利用这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是适合的。
(二) 变量
根据研究的需要, 我们构造了如下变量。
1. 企业竞争力 (ecm)
为了反映企业竞争力, 调查问卷设计了“贵公司属于哪种类型的企业”的问题, 受访企业可以在“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其他”等三个选项中进行选择。问卷还设计了“贵企业主营产品市场竞争力水平在同行中处在何种地位”的问题, 受访企业可以在“处于领先地位, 处于平均水平以上, 处于平均水平, 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四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根据受访企业的选择, 我们依次对其进行“4, 3, 2, 1”的赋值, 进而得出企业竞争力 (ecm) 的指标数值, 该变量为程度变量, 变量的最大值为4, 最小值为1。
2. 技工的教育程度变量
为了反映技术工人的教育程度, 问卷设计了“目前, 贵公司技术工人的学历构成情况”的问题, 受访企业可以在“高中学历及高中以下的人数, 职业中学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的人数, 专科或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数, 本科学历的人数”等选项中进行回答, 根据受访企业的答案, 可以得出该公司技术工人的总数 (此问卷主要为了解受访企业技术工人的学历构成。因此, 学历为硕士或硕士以上人员并没有纳入问卷选项之中, 一般而言, 学历为硕士及以上人员, 绝大部分属于企业的高级人才, 不会是技术工人, 而多是企业研发人员) 。将专科与本科学历层次的技工人数与技工总数相比, 分别得到专科学历技工占比 (zkb) 与本科学历技工占比 (bkb) 两个变量的数值。
为了了解企业技工接受培训的情况, 问卷设计了“近两年, 贵公司技术工人接受过哪些技术培训或教育”的问题, 受访企业根据自身情况, 在“公司内部举行各种技术培训, 聘请国内外其他企业技术人员来指导, 派出本公司技术工人到国内外企业学习、交流, 派出技术人员到国内外大学或培训机构学习”等选项中选择, 并指出每种培训的次数与参加每次培训的技工比例, 为了研究需要, 分别对四个选项设置了“0.1, 0.2, 0.3, 0.4”的不同权重, 然后根据每一个受访企业的选择, 采取赋值与选项加权平均的方法, 构建技术工人的培训程度变量 (pxb) 。
3. 技工的供给规模变量
为了获得该变量, 问卷设计了“贵公司雇佣技术工人的灵活性或方便程度如何”的问题, 受访企业可以在“非常容易, 比较容易, 一般, 较难, 很难”等选项中进行选择, 根据受访企业的选择, 分别赋值为4, 3, 2, 1, 0, 该变量主要反映企业雇佣技术工人的便利程度, 可以间接地反映技术工人的市场供给状况, 一般而言, 技术工人的市场供给规模越大, 公司越容易雇佣到合适的技工, 因此, 可以利用该指标数值反映技工的供给规模 (ggb) 。
4. 控制变量
一是企业规模 (sca) , 该指标主要通过对被调查企业主营业务的销售规模反映, 通过对“超出国内同行平均水平、为国内平均水平、低于国内平均水平”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3, 2, 1”, 进而获得企业规模变量。二是企业性质 (typ) , 这是一个二维虚拟变量 (内资或外资) , 若是内资企业, 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三是企业是否位于开发区 (kfq) , 这是一个虚拟变量, 若是, 赋值为1, 若不是, 则赋值为0。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三)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命题, 利用有序的logit模型进行了回归估计, 因为被解释变量 (企业竞争力) 属于有序变量, 根据研究的需要, 可以设定以下模型:
其中, 被解释变量ecm有四个等级, 分别用1, 2, 3, 4表示, 设定G (G=1, 2, 3, 4) 个等级发生的概率为pg。假设理论上存在一个连续反应变量ecmi*代表企业竞争力水平, 当该变量低于某个临界点β1时, 企业的竞争力就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当高于β1却低于β2时, 企业的竞争力就处于平均水平, 当高于β2却低于β3时,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平均水平以上, 当高于β3时,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处于领先水平, 即:
另外, 解释变量主要有专科技工占比 (zkb) 、本科技工占比 (bkb) 、技工培训程度 (pxb) 、雇佣技工难易程度 (ggb) 、企业规模 (sca) 、企业性质 (typ) 、是否位于开发区 (kfq) 等变量。根据以上假设, 可以得到: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笔者使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估计, 尽量排除一些不良的解释变量, 通过在模型中不断加入相关变量的方法, 考察不同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另外, 为了使本计量分析所采用的回归结果更加可信, 我们还运用Breusch-Pagan/Cook-Weisberg检验以上计量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 检验结果显示都不能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 同时也分别对计量模型的回归残差分布进行检验, 发现其都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因此, 回归结果是具有较强可靠性的。从计量回归模型1~7的最大似然比LR和 (Pseudo) R2的值来看, 以上计量模型都较为显著, 具体的计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职业教育、技工规模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笔者还对企业竞争力的边际效应进行了估计,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括号中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p值小于0.01、p值小于0.05、p值小于0.10;报告结果由stata10.0给出
注:括号中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p值小于0.01、p值小于0.05、p值小于0.10;报告结果由stata10.0给出
(四) 计量结果分析
第一, 专科技术工人占比 (zkb) 与企业竞争力 (ecm) 呈正相关关系。在表2的模型 (1) (2) (5) (6) (7) 中, 这些回归模型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且专科技术工人占比 (zkb) 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制造业企业的专科技术工人占比 (zkb) 每提高1个单位, 企业的竞争力与上一个等级的比值将会大于1, 即ecm取值增加, 表现为企业竞争力提高。另外, 从表3的边际效应来看, 专科技术工人占比 (zkb) 每提高1个单位, 将能使企业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与处于平均水平的概率平均降低16.8%与12.5%, 然而, 将能使企业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与处于领先地位的概率平均提高23.1%和17.3%, 这可能是由于接受正规高职教育的技工不仅拥有符合工作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与知识, 能很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而且职业期望往往也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这部分群体, 相比较其他技工群体而言, 不仅有能力, 而且也会更加愿意努力工作, 因此, 接受高职教育的技工人员规模扩大, 将会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 这正好验证了上述的研究假设1。
第二, 本科技术工人占比 (bkb) 与企业竞争力 (ecm) 关系不显著 (如表2中回归1~7所示) , 这可能是由于拥有本科学历的技工人员往往都具有较高的职业期望, 并不十分愿意从事技工岗位工作, 这可能会影响其工作态度, 由此带来工作效率下降, 进而会影响企业竞争力提升。另外, 该群体可能又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也可能会促进工作效率提升, 因此, 这两种不同方向力量的作用, 导致该群体人员的比例增加对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 技术工人的培训程度 (pxb) 与企业竞争力 (ecm) 呈正相关关系。在表2的模型 (1) (3) (5) (7) 中, 这些回归模型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且技术工人的培训程度 (pxb) 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技术工人的培训程度 (pxb) 每提高1个单位, 企业的竞争力与上一个等级的比值将会大于1, 即ecm取值增加, 表现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 另外, 从表3的边际效应来看, 技术工人的培训程度 (pxb) 每提高1个单位, 将能使企业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与处于平均水平的概率平均降低10.9%与13.2%, 然而, 将能使得企业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与处于领先地位的概率平均提高17.5%和12.7%。这可能是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多端, 产品更新换代的频率不断加快, 产品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短, 这就要求技工人员必须要不断地更新与丰富知识, 才能生产出消费者或用户满意的产品, 才能让产品立于不败之地。因此, 除了“干中学”, 企业还需加大在岗技工人员的教育培训投入, 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队伍, 才能保障产品的持续竞争力, 这正好验证了上述的研究假设2, 即企业技术工人的培训程度 (pxb) 提高, 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
第四, 技工的供给规模 (ggb) 与企业竞争力 (ecm) 呈正相关关系。在表2的模型 (2) (4) 中, 这些回归模型都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且技工的供给规模 (ggb) 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技工的供给规模 (ggb) 每提高1个单位, 企业的竞争力与上一个等级的比值将会大于1, 即ecm取值增加, 表现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另外, 从表3的边际效应来看, 技工的供给规模 (ggb) 每提高1个单位, 将能使企业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与处于平均水平的概率平均降低21.3%与22.5%, 然而, 将能使得企业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与处于领先地位的概率平均提高17.7%和13.8%, 以上计量结果表明, 企业技工的供给规模 (ggb) 扩大, 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 这正好验证了上述的研究假设3。
第五, 企业规模 (sca) 与企业竞争力 (ecm) 呈正相关关系, 即企业规模越大, 企业竞争力将会越高 (如表2中回归1, 3, 5, 6所示) , 这可能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开展教育培训活动的资金支持, 更容易吸引到更加优秀的技工人才, 因此, 规模越大的企业, 其竞争力也将越高。企业是否位于开发区 (kfq) 对于企业竞争力 (ecm) 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该结论与郑江淮的研究结论相符, 因此, 在推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 不应盲目地追求产业集群, 也不能错误地理解制造业集群就能发挥集聚效应, 就一定能够产生技术溢出。另外, 从调研数据的检验结果来看, 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是高于内资企业的 (如表2中回归1, 4, 5, 7所示) , 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拥有更多更高素质的技工与创新人才和更丰富的创新经验以及国际化的视野等, 因此, 内资企业应积极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要加强与外资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可以开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研发与合作生产等, 进而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三、结论与建议
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既离不开高水平的研发人才, 也不能缺少高素质的技工。笔者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 研究了职业教育与技工规模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通过研究, 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企业技工规模的扩大, 能够促进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 因此, 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必须要保证充足的技工供给。要保证充足的技工供给, 必须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技工人才评价机制, 出台更为积极的人才认定政策。政府职能部门应高度重视技工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积极的人才认定政策, 将能力和绩效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核心, 创新评价机制, 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认定工作。另外, 还需积极弘扬“技术工人也是人才”的理念, 调动技术工人钻研技能的积极性, 提高技术工人的价值和地位, 引导更多青年工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这样才能保证技工人才的充足供给。
第二, 技工教育培训投入越大, 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 因此, 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必须要不断完善技工的教育培训系统。近期, 教育部要将600所地方本科院校改制为应用型本科院校, 这实属明智之举, 适应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大学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应该从学术性向职业性转移, 这一过程既与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变化有关, 也是专业教育逻辑的自然延伸。我国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 可以考虑对职业教育的一些专业设立单独的职业教育专业学位, 通过建立与学术型高等教育并列的完善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 培养既能掌握高新专业知识, 又能利用信息科技进步获取宝贵前沿技术的应用型专业拔尖人才, 为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 技工的职业技能与职业期望是否得到匹配, 将直接影响技工的工作效率, 因此, 在推进职业教育的过程中, 一定要重视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具体而言, 职业教育应参照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 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 将学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 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这样可以更好地让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与职业需求相匹配, 也能让学生提前进入工作角色, 可以更好地实现职业岗位与职业期望的匹配。
摘要：从理论层面分析技工教育培训与技工供给规模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发现:企业拥有专科学历的技工比例越大, 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 而拥有本科学历的技工比例越大, 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对技工教育培训的投入越大, 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人才市场的技工供给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的调研数据, 使用有序logit计量分析方法, 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检验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关键词：技工教育培训、技工供给规模,有序logit,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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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恒昌, 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供给体系理论分析与供给侧改革 第8篇
关键词：供给侧体系,有效总供给,供给侧改革
1 供给体系理论分析
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所决定。供给,在经济学上的定义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为了更直观揭示整个供给体系,这里引入供给有效性比例的概念,指的是产品供给的商品或者劳务非过剩的比例,所以:有效总供给=供给要素*供给效率*供给有效性比例。供给要素指的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各项经济生产要素的增加能带动整体供给要素的增加,而整体供给要素的增加能引起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因此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与有效总供给成正相关关系。供给效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产出效率,供给效率越高,在固定的经济生产要素下,有效总供给越大。厂商供给出来的商品或劳务是并不肯定有需求的。实际经济中,我们存在大量产品库存与过剩。我们供给出现了非有效的,是因为供需错位引致的。供需错位越严重供给有效性比例越低。
目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效总供给不足,具体表现如下:(1)供给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投资、技术等经济要素出现严重的不足。(2)供给效率即劳动生产率出现了下滑的。1978年~2014年我国GDP由3650亿上涨到676 700亿累积增长了185倍,人均GDP由382元上涨到52 000元累积增长136倍。人均GDP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表明了劳动生产率的下滑。(3)供给有效性越来越低。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房地产,钢铁水泥煤炭为代表的产品库存过剩越来越多。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有效供给,也就是说要逐步加大供给要素,增强供给效率,供提高给有效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增强供给效率,最急需解决的是提高供给有效性。增强供给效率和提高供给有效性的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
2 政策建议措施
所谓“供给侧改革”,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对于供给侧改革,本文就供给要素,供给有效性,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措施:
2.1 减少税率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措施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五大任务之一就是降成本,减少税率就是降成本,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总量。降低税率,居民实际收入提高了,这将鼓励不少人敢于生二胎,有利于提高人口的增速。较低的税率,也会使劳工一方对于工资的要求更有节制,减低了供给产生的工资成本,拉动了投资积极性。
2.2走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自由经济道路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五大任务有两个为去库存,去产能。库存与产能的增多是供给有效性不足的体现。导致了我们经济的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作用不断的扩大,而市场的力量被压缩。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银行信贷与政府购买等社会资源朝着经济效率高的方向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市场选择的作用能够淘汰过时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1)市场准入机制,除了特殊管制行业,应该全面让社会资本进入各大行业。(2)金融市场的全面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政策,鼓励金融创新,这也有利于去杠杆。(3)是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使用率。让市场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好”的问题,促进资源向高端产品流动。
2.3 鼓励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补短板,本质就是提高供给效率的一个部分,补短板的核心是知识与技术创新。供给效率提高的除了知识与技术创新,还要加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培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发展产学研究,向更能培养人才的制度靠近,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消除科研障。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培养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培养学生、培训工人。同时构建科研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释放全民的科学技术创新潜力,实现万众创新。
参考文献
[1]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3-20.
培训供给 第9篇
一、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同
(一)供给学派解决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与通胀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担心战争结束后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回到战前水平,西方各国开始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各国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成绩,凯恩斯主义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一大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IS-LM模型等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趋于精致完善。但是步入20 世纪70 年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出现了政府赤字过大、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由于政府赤字已经达到历史高位,通过进一步扩大赤字来减少失业已经不现实,失业与通胀并存也宣告了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破产。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供给学派便应运而生。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给结构性错位问题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各方面问题开始集中显现。从经济发展基本面上看,我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 年全年GDP增速6.9%,为2009 年来最低。另外,资产负债率处于上升周期,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加大[1]。从要素供给效率来看,劳动力供给边际成本为零已经成为历史,人口红利的减少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欧美等国的产业再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雁阵下游转移,代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另外,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边际成本上升,资本使用效率也在下降。从宏观政策上看,以投资、出口、消费为主的需求拉动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中高速发展的要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央行连续降息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不如预期;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大幅下滑。从产业层面来看,经过长期粗放式发展,一些重化工业与一般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却供给不足———“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需要进口”,同时粗放式的发展也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从制度层面上看,包括电网、交通、环境治理等在内的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高昂的税负、市场型交易费用、制度型交易费用以及融资成本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不足。
二、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不同
(一)供给学派的主要来源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是指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经过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建立的以供给为理论出发点,以生产、成本生产率为研究重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高税率,有时通过减少征税商品的消费,有时通过鼓励走私,带给政府的税收少于适当的税率”[2],“仅仅鼓励消费对商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困难在于供给,而不是在于刺激消费需求……好政府的目标是刺激生产,不合格政府的目标才在于鼓励消费”[3],“极端的征税会产生让个人更贫穷的可悲效果,也没有使国家富裕。”(Say,Treatise)可以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早已有之,其所做的主要贡献不过是根据理论观点结合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甚至连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承认,供给学派经济学不过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4]“在许多方面,供给经济学仅仅是重新发现了萨伊所说的市场法则。”[5]但是,供给学派除了继承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减税等方面的经济思想外,另一方面也与新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念是异曲同工的。
无论是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萨伊(Jean Baptiste Say)、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哈耶克(F.A.Hayek)、科斯(Ronald H.Coase)、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限制公共权力和实现自由都是其追求的主要理念。“就像有限的收入是限制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唯一有效方法一样,限制政府支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政府的税收。”[6]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为了不让下届政府有花钱的自由,保守派政府可以故意通过减税来增加国债[7]。限制政府支出以限制政府权力的理念是隐藏在经济措施之后的理念追求,在被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压制数十年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终于为西方国家官方所承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供给学派分别成为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在里根政府1980 年竞选顾问团的76 位经济顾问中就有22 位来自于朝圣山学社。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实践
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是古典主义经济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与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以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且把矛盾分析法作为根本分析方法,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都得到了体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改革措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创新作为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动力,在要素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之前,劳动、资本、资源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跨越中等收入之后,创新与制度则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不可忽视的。而培育新兴产业也由资本主导转变为创新主导,只有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才能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制度是要素中的关键,同样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即解放微观主体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素内部的劳动力、资本、创新同样相互联系,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有创新,创新使得劳动力竞争力提高;而同时创新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另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也根治土地财政,为资本滞留在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进行根本上的改变,也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提供长远解决之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虽然主次有所不同,但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所有内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对非援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都可以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涉及的要素都有相对应的改革措施,并且针对要素的不同方面也有具体的措施来解决。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主要矛盾
供给与需求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其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完善,因此在此时主要矛盾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因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所以需求刺激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这时候必须要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体制机制上为生产力发展也就是供给端的形成创造条件。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改革再到国企改革都取得了远超于预期的良好效果,在为中国经济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经济主体的潜力得到释放后,主要矛盾便转到了需求端。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我国具体的禀赋优势制定了相应的需求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利用我国劳动力边际成本低廉的优势,我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遍及全球,虽然得到的附加值较低,但也为许多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利用我国高储蓄率的优势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为激发的供给潜力提供了有效的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消费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市场,再加上体制机制的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以实现预期效果,这一时期重心放在需求端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创造了三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近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难以为继,而且出现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积压、环境污染严重等尖锐问题,这时候主要矛盾再次回到供给端,因为这时候需求拉动已经没有效率,所以必须再从供给端做文章,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三、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新改革的政策主张不同
(一)供给学派主张以减税为核心,包括减少福利开支和稳定货币供给等政策措施
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在减税问题上,供给学派尤其关注边际税率的调控作用。他们认为,高税率尤其是高边际税率是美国经济增速萎靡和投资热情降低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的储蓄和投资不足是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另外,供给学派还抨击从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研究集中于收入分配。“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这样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从而使得贫困永远存在下去。”[4]最后,他们还认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使得创新精神丧失殆尽,“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者。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经济是由于对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设想变为垄断、垄断变为工业,并在知道将得到什么回报之前就给予这种意愿做出反响而增长的。”[4]
据此,供给学派提出其政策主张:第一,大幅度并持续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提高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第二,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第三,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第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8]。
在实践中,里根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政府干预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与同时代撒切尔政府的措施是一致的。除了“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第一,削减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1981 年7 月1 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第二,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第三,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预算;第四,控制货币贷款,推行有节制的稳定的货币供给政策),里根政府还通过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通过减免企业税和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改善商品供给;通过加快金融自由化改善资金供给[9]。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里根政府采纳了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货币主义学说,承认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并通过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控制货币规模。最后,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 年和1986 年)。从数据上看,美国最高所得税率从1986 年的50%下降到1988 年的28%(美国国税局,美国税务基金会),资本利得税和变现百分比从1978 年的39.875%下降到1985 年的20%(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四人家庭的边际联邦所得税率(中位数收入的1/2)从1980 年的18%下降到1986 年的14%(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从政策效果上看,从1982 年12 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 年5 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 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 年的23%上到1986 年的25.2%[10]。但是由于里根执政期间实行大规模减税与军备竞赛,导致政府赤字规模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五大任务”,推出一系列内在联系的改革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仍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约束,让其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大的空间与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仍需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并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任务从要素层面、产业层面、宏观政策层面、制度层面落实。
从要素层面来看,劳动方面实施开放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同时精准扶贫,提升消费潜力及人力资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化解房地产库存,同时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以吸纳就业。从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来讲,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资本方面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丰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增强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及意愿。创新方面继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政策优惠等方面提升创新热情,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
从产业层面看,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培育新兴产业。化解产能过剩依靠“一带一路”、对非援建等战略消化,同时以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补偿、鼓励兼并重组、提高环保及能耗等技术标准、捆绑旧产业与新产业等方式合理化解。在“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的过程中以社会政策托底,妥善处理失业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则实施“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等战略,并积极促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相融合,同时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宏观政策上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亦即宏观政策要稳。财政政策从总量调控转变为结构调控,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阶段性提高政府赤字率,发挥财政政策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则保持稳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适宜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看,继续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降低制度型交易费用,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取消不合理税费,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减轻微观主体负担,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让政府从不应干预的领域退出,同时在产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两者政策措施存在的区别
比较两者的政策主张可以发现,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包含了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放宽对微观主体限制的内容。但即便是这些看似相同的政策主张也存在着区别。
从减税来看,供给学派关注降低边际税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税制改革。供给学派强调的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减免企业税,在美国来讲确实能降低有投资、储蓄能力人群的税收负担;但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比例只有7%~8%,降低个人所得税减负作用并不大。因此,我国主要是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企业减负并间接降低消费税水平。推进市场化进程方面,供给学派与同时代成为英国官方经济学的新奥地利学派有着同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因此供给学派秉持较为极端的反政府干预立场,其甚至要求政府以削减福利开支的方式退出经济领域;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引导产业升级、完善法规制度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从微观企业来看,供给学派的一系列放宽政府限制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措施实质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护条例来实现企业成本的降低;而我国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市场发育不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和制度型交易费用来实现企业减负。
另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关键,改革措施更加全面也更加完善。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再到创新、制度,都有多项国家战略推进实施,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性。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措施是减税,但在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方面缺乏相关措施提高要素有效供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发展新兴服务业以提升人力资本相反,供给学派甚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使得饱受高通胀、高失业率、经济发展停滞之苦的底层民众雪上加霜。
四、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新改革的目标指向不同
(一)供给学派重在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
供给学派一方面致力于扭转20 世纪70 年代末期的经济停滞以及高通胀、高失业率,另一方面也实践着继承了古典主义经济学精神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从供给学派的主要措施上,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看出,供给学派主要为富人带来福利。降低边际税率对于穷人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却可以极大地解放富人的负担,而且越富有的人所减少的负担越多。在供给学派看来,只有这些中上阶层的人才具有储蓄和投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这个制度的主要威胁是以累进税率征税(急剧上升的税率夺取较高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以致富有者拒绝拿钱去冒险”[4],“一个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量降低失业补助的福利水平。”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另一大措施就是减少政府赤字、平衡财政预算,而供给学派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大幅削减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一个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量降低失业补助的福利水平。”[4]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放宽对限制企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也与供给侧改革旨在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的下放行政审批权不同,其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保护条例来实现的。供给学派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通过劫贫济富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另外,滞涨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供给学派调整了供求关系,使得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供给学派并没有触及到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减税等提高有效供给的政策也并不能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因此,矛盾以其他形式更加激烈地爆发,美国20 世纪90 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本质上看,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推动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其终点运动。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15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也指出:“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着眼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回归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
虽然我国目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原来的禀赋优势逐渐丧失,要素成本全面上扬;另外,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经济规律,如目前产能过剩的现状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 万亿投资不无关系。因此,实现要素升级、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产业升级改造是为了未来经济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短期内继续维持高增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会让资源环境付出不可逆的惨重代价,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渐转变为现实,甚至引发动荡。因此,在改革中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意志,在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失业风险有可能增加,减税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使政府赤字率进一步上升,淘汰落后产能也会出现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问题与阵痛。但是只有经过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摘要：自从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许多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相提并论。虽然两者都是将重心转向供给端,即着力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政策措施在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从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政策主张、目标指向入手,揭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从而阐明供给学派并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供给学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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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供给 第10篇
一、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的一般理论
(一)公共物品的相关简要论述
经济社会提供两种产品供人们消费,即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和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的概念最初由林达尔(E·R·Lindahl)提出。1954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给公共物品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自萨缪尔森给出纯公共物品这一严格的定义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扩展。奥尔森(M·Olson)给“公共物品”的定义是:“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2]布坎南(J·M·Buchanan)基于共有产权的角度,对产品的集体供给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俱乐部产品”能够涵盖从纯私人产品到纯公共产品的所有情况,产品没有私人和公共之分,只有一种“俱乐部”产品。[3]产品的“公共性”就是提供这一产品的“俱乐部”的规模,是俱乐部会员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均衡的结果。经济学家们对公共物品所给予的定义尽管有差异,但仍然形成了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接受的定义,即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萨缪尔森式的定义,并提出了判断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两个标准: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这种物品就是私人物品;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物品就是公共物品。[4]公共物品最基本的特性就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事实上,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的物品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多,许多物品只具有两个特性之一,或只具有部分的排他性,或仅具有部分的竞争性。所以将同时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纯公共物品,不同时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
(二)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
纯公共物品消费中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价格机制失去了作用,市场无能为力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政府为了使公共物品的供给达到最优,必须准确地获得消费者对该物品的需求信息。
1. 公共物品的需求
公共物品的需求者是社会公众。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每个消费者共享同一种物品,因而每一消费者的消费量都与总消费量相等。但是每个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对公共物品的总消费量所支付的价格是全部消费者所支付价格的总和,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垂直相加,其与给定的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公共物品的均衡价格与数量。如图1所示,假定社会上只有两个消费者a和b,其需求曲线分别为Da和Db,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分别为Pa和Pb,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为D=Da+Db,S为给定的公共物品供给曲线。S与D的交点E决定了公共物品的均衡数量为Q,均衡价格为P=Pa+Pb。
不同于私人物品均衡中每一个人所支付的价格是相同的这一情形,公共物品均衡中不同个人所支付的价格是不同的。根据林达尔均衡,在利益定价的机制下,每一个人对每单位公共物品所付出的价格等于他们在实际供给水平上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支付意愿。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的均衡点是不同消费者讨价还价的结果,其核心问题是个人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偏好显示问题。
以上分析是学者从均衡的角度进行的,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假均衡问题。消费者对公共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或边际支付意愿的偏好显示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需求对于公共物品的总需求或所选择的供给水平只有轻微的影响,不管付费与否以及付费多少,都能得到相同数量的公共物品,这使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远远小于真实的需求。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极端情形:如果在要求每个人陈述他们偏好,事先表明满足这些偏好的代价与他们所陈述的支付意愿无关时,就会诱发夸大支付意愿的现象,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度。
2. 公共物品的供给
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还存在着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理论上讲,政府应当根据公众的需求种类和数量提供公共物品,使公共物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通常情况下,供给是处于失衡状态的,表现为供给不足或者供给过度。除了前述的公众需求表达不真实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以下原因:(1)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公众的意愿表达路径不畅通,政府无法获知公众的公共物品消费意愿。(2)政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与公共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人们基于共同的需要组成了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共同利益建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合法的强制力。然而常见的情形是政府总是被官僚集团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成为实现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工具。“选举并不能自动保证政府代理人在之后的治理过程中一定站在公民利益的立场”。[5]典型的例子是我国的政府官员为了升迁实施“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3)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偏差。
二、政府审计的公共物品属性、我国现行政府审计体制与审计关系
(一)政府审计的公共物品属性
审计产生于因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形成的受托经济责任。形成财产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一方面是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管理者对所有者的忠诚,另一方面受托经济责任双方常常存在的潜在的利益冲突,致使财产所有者为了维护其利益需要对受托者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查、评价,受托者也需要这样的审查和评价来确认和解除自身的受托责任。[6]当这种审查和评价活动由处于独立第三方地位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进行时,就产生了审计。
政府审计的产生同样源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历史上,古代君王是国家财产的所有者,委派各级官吏进行管理,同时设置专门的审计机构检查官吏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种自上而下的审计监督体制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个人性质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因为全部的国家财产都归属于君主个人。现代政府审计则产生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即所有者将与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相关的公共权力托付给经营者,委托人(所有者)与受托人之间存在一种受托责任关系。这里的委托者即所有者主要是全体公众及各级立法机关,受托者主要是各级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接受国家投资的团体和个人等。
根据公共物品的概念,政府审计应当属于公共物品。因为政府审计一旦被提供,便有众多的受益者,很难将其中的任何人排除在该消费之外,同时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人对这一物品的消费,即增加一名消费者的政府审计边际成本为零。进一步来看,政府审计有时具有特定的目标,有时还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并非所有公众都能拥有这一物品。比如有时审计报告不公开或者只在一定范围内公开,限定了消费政府审计这一公共物品的身份资格,这就使政府审计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所以说政府审计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是一种不存在消费的竞争性而存在消费的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
(二)我国现行政府审计体制
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建立了适合自已国情的政府审计制度。按照政府审计主体的设立和归属形式,政府审计体制一般存在四种模式,即“立法模式”、“司法模式”、“行政模式”和“独立模式”。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审计模式,行政模式是一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审计模式,审计机关在体制上隶属于国家行政系列。这种审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根据政府所赋予的职责权限实施审计,对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2)最高审计机关负责人由政府首脑提名,国家权力机构决定人选。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3)最高审计机关在政府首脑的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审计机关主要是围绕政府部门的中心工作开展服务,政府部门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审计机关的工作范围和审计处理。[7]我国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即属于行政模式,在政府机构内部设置审计机关,政府审计机关直接对政府负责并报告审计工作,政府再对人大负责并报告政府工作。
(三)我国政府审计关系
一般的审计关系包括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和被审计人三方。政府审计机关一旦接受公共资金、公共资源所有者的委托,就在所有者、管理者和国家审计机关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政府审计关系,这个审计关系包括的三方当事人具体是:(1)公共资金和资源的所有者即全体公众和立法机关;(2)公共资金和资源的管理者即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等;(3)接受审计委托进行审计的政府审计机关。这是一个立法模式下的典型的政府审计关系。对于我国政府审计的“行政模式”而言,审计关系如图2所示:
与立法模式下所反映出的典型的政府审计关系有所不同,行政模式下的审计关系中,审计委托人并非公共资金资源的所有者,而是公共资金资源的受托管理者,所有者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审计三方关系。因此我国的政府审计被认为是政府的内部审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委托第三方所进行的独立审计。
三、我国政府审计的需求与供给
(一)我国政府审计的需求
从人们对审计的需求可以看出,政府审计的需求者是全体公众和立法机关,政府审计应对他们负责,向他们报告审计结果。在我国行政型审计体制下,虽然政府审计的终极需求者仍然是全体公众和人大,但事实上,审计的直接委托人是政府。全体公众和人大一定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委托人,他们处于审计三方关系之外。以审计报告公开为例,根据审计署发布的2009年审计情况统计结果,2009年全国审计机关共审计123549个单位,对16319个单位实施了专项审计调查,各级审计机关共出具审计报告123206份,向社会发布审计结果公告4131篇,占3.35%。2010年1月,全国审计机关共审计1621个单位,对73个单位实施了专项审计调查,各级审计机关共出具审计报告1621份,向社会发布审计结果公告9篇,占0.55%。[8]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事实上的需求者,或者说他们的需求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满足。现从以下两方面分析这种审计需求关系:
一方面,这种审计关系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审计制度的效率。从理论上讲,审计要根据委托人的愿望进行,这一点在单位内部审计关系甚至民间审计关系中都比较容易实现,内部审计根据本单位领导人的具体授权进行,民间审计根据具体协议进行,审计需求比较明确。而政府审计的需求者是全体公众及其代表机构人大,公众是一个数量巨大的大团体,根据奥尔森对于集体行动的分析,大团体个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大团体中个人对自身影响的微小的考虑和搭便车的心理、大团体巨大的组织成本,[9]使得集体行动出现“奥尔森困境”,不可能自发产生集体利益。审计机关向广大公众进行审计信息搜索并综合统一审计需求的交易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建设的进程考虑公众的审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公众做出审计需求决策,可以大大降低审计委托的交易费用,提高效率。同时,政府基于行政体制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委托关系,也是审计的需求者,需要通过审计来加强对各部门和人员的监管。一个良治的政府也必然是一个希望通过审计等手段来改善和提高治理水平的政府。
另一方面,这种审计关系难以较好实现公众的审计需求。由政府作为审计委托人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政府知晓公众的审计需求并能够在审计委托时全面准确地交与审计机关完成。这个假设确实有着合理性,现代民主法治的政府必须依靠公众的支持,考虑公众的诉求。但在现实中,公众的审计需求难以较好地实现,受到政府治理水平、政绩评价导向等因素的影响。政府虽然出于行政管理和考核官员的需要,也是审计的需求者,但是在审计方向和重点上与公众需求存在着差异。
(二)我国政府审计的供给
政府审计是一项公共物品,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官员的偏好、财政收支状况、公众的呼声等。在我国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官员的偏好因素至关重要,其他因素通过影响官员的决策环境进而间接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处于政府行政体制之中的政府审计供给,除了受到审计自身成本、审计技术的制约外,必然受到政府偏好的制约。我国的政府审计一贯按照政府的工作重心确定审计重点和制定审计计划,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审计的对象和范围的确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与政府首长工作职责、政绩评价等因素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而政府的行为偏好会影响到审计项目的最终确定。以政府绩效审计为例,绩效审计的开展程度、审计哪些部门和项目,都与政府领导的重视程度和关注点密切相关。[10]
政府也是理性的,将政府当作一个组织,同样具有成本和收益。政府审计是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政府承担审计和信息披露费用,从中却不能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所以政府可能没有太多的激励去积极提供审计产品。一定时期,政府从公众那里获得的税收是有限的,出于预算的限制,政府配置到政府审计的资源不一定与审计需求相匹配,导致审计供给不足。同时,政府还要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协调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
政府审计的供给由审计机关完成。处于行政体系之内的审计机关,并未独立于被审计单位所属的整个行政权力系统,只是相对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政府审计体制属于一种形式上独立的模式,在进行审计工作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行政行为以及属于同一行政级别的被审计单位的影响。
四、现行政府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需求与供给的优化
无论学术界如何讨论我国审计体制的选择,至少在现阶段,政府审计体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探讨在现行政府审计体制下优化政府审计的需求与供给更为重要。
(一)政府审计需求的优化
1. 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公众素质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公众是政府审计的最终需求者。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更加关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关注公共领域,维护公民的权利,对政府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和公共权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使得公众对政府审计的需求得到强化。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会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发展,它使公民具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文化知识;其二,一定程度以上的富裕生活,它使公民有能力负担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11]根据公共产品需求理论,居民的消费文化结构会影响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从而提高公众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会激发公众对政府审计的需求。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使单个公民对应的国民收入份额增加,公众参与公共活动的成本收益比发生变化,边际收益提高。公众积极关注政府审计,会促进政府和审计机关加大开展审计的力度,提高审计质量,带来更多公共资金的安全和相对节约。这时审计需求曲线发生右移。同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公众的支付能力增强,对公共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提高,推进政府审计的供给增加。
2. 建立公众的审计需求显示和传导机制
由于存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不真实的困境,导致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或过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和完善公众的审计需求显示传导机制,使公众能有效显示和表达对政府审计的需求。
现代社会,依赖技术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许多发表意见的载体,如新闻媒体、网络等。由于审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要特别提供专门的表达途径而非仅仅是大众化的一般媒体,如与政府的信息沟通、与政府审计机关的信息沟通等。政府和审计机关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开放程度和加大对相关信息的反馈力度。在我国,人大既是社会公众的受托责任者,又是权力中心(立法部门)。建立审计需求显示和传导机制必须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人大征询民意,再通过会议、议案等方式传达至政府,可以将公众的共同需求通过程序转变成法律形态。
通过合法程序组建的各种组织团体(一般体现为各种非政府社会组织),也必然成为公众需求显示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一般是社会中某一部分公民由于存在特定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然会特别关注政府行为对该群体利益的影响。社会组织又比较了解所代表的群体成员的意愿与要求,能够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其成员的具体利益。[12]
3. 完善公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现行审计体制下,要让公众的审计需求转变成政府的审计需求。公众和政府是一种政治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也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事。在现实中,由于政府代理人被授予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作为个体的公众个人往往显得十分弱小,很难与之抗衡。公众有必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建立一定的组织和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凝聚力量,提高对政府代理人的谈判地位和控制力。通过加强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在公众和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成熟的、符合现代政治理性的委托代理关系。当公众的委托人权利可以真正履行和官员声誉、地位、身份的边际效用增长时,官员将以公众的意志取代个人的取向,以公众的利益取代政府部门内部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将会对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产生更强烈的审计需求,如环境、医疗、养老保险、经济安全、重大灾害等,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开展审计调查,以期在此方面获得公众的认可。
(二)政府审计供给的优化
1.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提高政府推进审计供给的积极性
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公众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程度在增强,对政府及其官员、政府各部门有了更切实际的监督权和选择权。政府和部门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个人偏好和长官意志得到制约。政府依照公众的意愿和要求,积极促进有效审计的供给,不仅有利于行政体制自身的良好运转,而且顺应民意,能得到公众支持,稳定执政。近几年,审计机关审计了一些所谓的权力部门,曝光了审计结果,公众普遍关注,也对政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2.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控制审计成本
审计机关依靠财政预算经费开展审计工作,一定时期内审计经费是有限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低,则供给量多,成本高,则供给量少。因此,审计机关在实践中应合理控制审计成本,增加审计的供给。主要包括:(1)做好审计计划,改进审计方法,提高审计技术,加强对审计经费的管理,提高审计效率;(2)开展审计资源的有效整合。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要素的投入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可以运用已有的审计资源和信息,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进行充分有效的审计资源整合。如实现审计部门内部和与外部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利用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减少重复审计,开展联合审计,政府审计外包给社会审计机构等。
3. 政府审计扩展审计职能,树立服务意识
政府审计既是一个政府的内设机构,同时也是一个为公众和政府提供服务、需要创造价值的组织。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扩展审计的职能寻求价值增值,树立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提升审计供给的内在质量。不仅开展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更要大力开展绩效审计、环境审计,不仅发现问题、揭露弊端,还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更要着眼于从制度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可行的建议,促进政府审计制度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具。
4. 加强对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激励
培训供给 第11篇
需求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一切产业皆因需求而产生，需求出现差异，因此产业越分越细。供给和需求形成所谓经济市场。工业革命前，人们的需求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层次，工业革命以后，科技改变生活，人们的需求上升到精神文化需求层次。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碗米饭一个馒头的幸福感远大于在物质富足的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当消费者不再因为一个馒头而幸福的时候，即使馒头的价格再低也不会想买，所以我们要做出改变，要把馒头做成精美的蛋糕，引起消费者想的需求欲望，在经济学中，这也叫作提高商品的边际效用。物质富足了就会想走出精神的匮乏，未来的需求自然顺理成章上升至精神层面。以前我们国家消费动力不够，因此要刺激需求，现在有了消费需求，但是供给的结构性缺陷导致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需求侧改变，供给侧就要做出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增加社会总供给和调整社会供给结构。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管理实质上是政府对经济失衡状态的一种主动调整行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需求侧的管理而忽视供给侧的管理，导致需求侧与供给侧失衡，因而使市场经济处于“病态”，引发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针对“病态”，供给学派给出的“药方”是减税，节约企业成本，节省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和加快创新之中。调整社会供给结构主要从迎合需求发展趋势增加有效供给的方式出发，提高精神和文化产品在供给结构中的比重，即制造业适当向服务业转型。因此，旅游等相关文化产业将扮演重要角色，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是有上限的，但是对于精神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服务业在供给侧改革中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待深入挖掘和探索。
不难看出，供给侧改革将是今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主题。而旅游业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将扮演先锋队的角色，更要牢牢把握此次供给侧改革的机会，以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毋庸置疑，旅游产品的丰富和完善就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从前我们从消费者入手，利用打折、促销等方式想方设法刺激消费，如今我们要做“傲娇”的生产者，追求品质，把产品做精，用产品自身的魅力来吸引消费者。我们曾盲目追求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指标量化，然而现在优化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才是我们新的追求，与其千方百计改变消费者，不如改变我们旅游人自己的态度——致力于为旅游者提供安心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旅游正朝着广度、深度、自由度、体感度等多维度发展。未来的旅游发展趋势和核心追求就是IP，而IP代表着个性和稀缺性，它体现商品的核心价值，能够化解同质化的价格战，旅游业在供给侧改革中应特别注意。
中国旅游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旅游早已不仅仅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附属品而成了一种刚需，一种常态生活化的选择。在供给侧改革中，首先要增加旅游供给总量，提高旅游供给质量，其次就是调整旅游供给结构，补充公共旅游供给，推动全域旅游战略的实施和发展。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加强标准引领，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使旅游业呈现出整体协调、统筹发展的新趋势。 然而，笔者认为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增加长假供给。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也在升级换代，民众从以前主要买家电、买车、买房的物质性消费，逐渐转向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特征的旅游消费，旅游消费成为大众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起着支撑作用。 20多年来，假日制度与旅游经济捆绑，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毕竟旅游消费需求的产生与爆发性增长，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结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表征之一；另一方面，旅游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崇拜GDP的政府必然关注其发展。作为“有钱、有闲、有冲动”一个都不能少的旅游，无论是旅游消费需求的释放还是旅游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假日的供给。无论是双休日制度的实行，还是黄金周制度的出现，以及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进，客观上都极大地增进了劳动者的福利，同时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长假的短缺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和以旅游消费为载体的民众精神文化需求释放的最大瓶颈、最重要的“牛鼻子”和“天花板”。当下社会对于法定节假日安排的争议、黄金周旅游的种种乱象、民众的旅游体验满意程度不高，绝大多数与长假短缺有关，可以说长假的供求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虽然需求释放的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总需要缓解的办法。 随着社会转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异地就业人口越来越多，探亲需求也就更加突出，现有的假期安排显然远远不够。另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以后，消费也在升级换代，民众从以前买家电、买车、买房的物质性消费，逐渐转向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特征的旅游消费。而在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潜力巨大，但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需要吸引东部地区的客源前去消费，这种长距离的旅游也就必须依赖长假来实现。当前的法定节假日安排已经导致民众出行出游需求形成了“堰塞湖”，极大地影响了民众的幸福感。 解决长假短缺问题，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带薪休假为代表的分散长假；另一种是以黄金周为代表的集中长假。二者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转型剧烈的国家，更应该并行不悖，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休假模式适合我们照搬。 目前我们的现状是，在解决长假短缺的问题上，由于落实情况很不理想，带薪休假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就只能依靠黄金周，这也就形成了公众对黄金周的巨大渴求。 我认为要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对于长假的需求，应该增加2～7个法定假日，恢复五一黄金周，增加“避暑”黄金周，延长春节长假，一年四季各有一个黄金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都会因此大大彰显。增加黄金周，释放旅游需求，才是最高效、最实效的旅游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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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供给 第12篇
一、公物供给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公物的经济属性, 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市场提供公物的诸多不便 (市场失灵) , 也说明了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向社会提供公物的必需性和必要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关政府应尽义务的阐述中就提到“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 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然很重要, 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 保护社会, 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 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 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 这就是说, 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 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同时, 由于政府自身独特的优势, 如强大的财政支持、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宏观考虑、富有权威性的行政权力、各种可供调配的社会资源等等, 提供公物是可能的。但在单一的行政供给模式中, 这些独特优势的另一面却是垄断、傲慢, 不讲效率, 导致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低下, 即产生政府失灵。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使其有自我扩张的本性, 导致公物供给领域的权力腐败。
公物供给中的政府失灵成为公物供给市场化改革的理由, 但单一的市场供给模式同样会产生失灵。首先, 公物的市场化供给固然使公众可以像在市场上购买私人物品那样可以自由选择, 但这种选择往往建立在政治权力所作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 对公物的产权界定就是这样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显然市场不具有这种制度安排的权力。由于某些公物具有高成本、非赢利性等特点, 为保证此类公物的供给, 政府必须对该公物的私人供给者给予补贴或其他优惠性政策。其次, 公物的私人供给者, 由于理性经济人的特点, 再可能由于制度约束的缺失, 可能会做出某些有违公共利益的行为。如私人取得某一公物的产权后, 可形成某种垄断优势, 凭借这种垄断优势, 可能会提高此公物消费的准入价格, 如提高高速公路的收费等;还有可能不对消费者提供完全信息, 从而欺骗消费者;再者, 此公物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因此, 公物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责任不可让渡。
为摆脱单一供给模式带来的困境, 各国在公物供给方面, 尝试着市场化改革, 在放松政府管制, 打破垄断, 促进竞争, 以便提高效率的呼声中, 市场化供给成为一种选择。虽然公物供给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决公物供给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有利于提高公物供给的效率, 缓解公物供给不足的局面。但是公物由私人力量及民间组织提供, 在实践中很快出现的“契约失灵”、“志愿失灵”等现象, 使得公物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国外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变革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和方式, 以便提高公物供给的效率。
公物供给多元化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合理区分公物的类型, 有些公物由政府无偿供给, 有些公物可由政府与社会共同提供。多元化供给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公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除了政府提供一些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物以外, 公物供给主体还包括市场和第三部门。在这种模式中,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及公民在公物供给中合理的角色定位。其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 可以采取政府供给, 个人付费的方式, 提供公物的公用企业可由国家直接经营, 也可以由国家与私人共同或分别经营, 等等。
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所采取的多元化供给模式当然也会有所区别, 很难说哪一种是最为优越的。国外的一些主张经济自由的学者们为探求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及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合理的角色定位, 以达到最佳的互动效果, 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
1. 双主体参与供给论
(1) 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新公共物品管理模式, 即公共物品供给的民营化。学者Savas认为, 民营化意味着政府减少干预, 增加私有机制功能以满足公众需求。因此, 民营化属于新公共管理的主流, 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的所有特征。新公共物品管理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垄断供给模式, 在政府权力下放、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等方面有很大突破, 它通过产权制度来激发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风险转移。然而, 私人产权的引入却可能导致政府监控权的弱化及公共物品私人垄断优势的形成, 从而引发一定的潜在风险。
(2) 公共物品供给PPP模式。Reymont (1992) 首创了公共物品供给PPP模式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 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模式。该模式支持政府与私营部门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以“契约约束机制”督促私营部门按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 政府则根据私营部门的供给质量分期支付服务费。私营部门根据公共项目的预期收益及政府的扶持力度进行融资和运营, 而政府则依托私营部门的创业精神、民营资本及运作能力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3) 政府与第三部门功能互补供给模式。
Hansmann (1980) 认为, 营利组织所固有的局限性是导致“契约失灵”的根源, 而非营利组织由于必须受到“非分配约束”, 它不会为追求利润而降低品质, 公共物品的生产若由这种非营利的第三部门完成, 生产者的欺诈行为便会得到有力的遏制。然而, 正如政府和市场会产生“失灵”, 第三部门也常常会偏离志愿机制,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产生功能性和效率上的种种缺陷, Salamon (1987) 将此类失灵称为“志愿失灵”, 并归纳为诸如慈善资金不足、慈善活动的狭隘性等几方面的表现。他认为, 以往人们总是将志愿机制理解为政府和市场失灵后的替代性制度。事实上, 政府的刚性制度恰好能弥补第三部门的不足, 而第三部门对公众需求回应方面则具备良好的弹性, 基于二者在各自组织特征上互补性, 它们间应建立起“合作关系”。
2. 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
该学说是Wuthnow (1991) 提出的“政府、市场、志愿部门三部门提供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他指出, 政府的特点是拥有强制性权力, 市场是以非强制性原则来运作, 而志愿部门是以“志愿主义”的原则来活动, 三者虽看似界限明晰且原则大相径庭, 但在解决同一社会问题时彼此间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同时, 他指出, 当三者为公众提供相同或相似的公物或服务时, 也会存在激烈的竞争。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认为, 随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组织力量的发展, 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传统界限逐渐被打破, 从而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关系能实现秩序化的管理方式。
3. 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
这种观点认为, 政府的首要任务应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公共利益, 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政府不仅要亲自参与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物品, 更重要的是, 政府应积极提供一个舞台, 能使公民在这一舞台上充分发表意见, 清晰地表达其价值观。除提供舞台外, 政府还有责任充当“中间人”, 将多元参与供给主体都集中到谈判桌前进行磋商和谈判, 通常是以政府、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结成战略联盟的形式来协同解决, 并形成政府、公民、社会及市场主体多维互动的新局面。
从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公物不可能通过单一主体得到充分的供给, 关键在于各个供给主体如何定位, 如何分配供给范围和方式。
三、我国公物供给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 公物供给不仅是政府服务职能的体现, 也是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 我国的公物供给一直保持着政府垄断的格局, 市场的介入很少, 至于第三部门及志愿者更加难觅其踪影。
政府垄断公物供给使公物质量低下, 价格昂贵, 种类单一, 不能满足民众对公物的多样化需求, 作为公物消费者的民众选择机会很少, 消费者主权被剥夺, 民众只是公物的被动接受者。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 由政府作为单一的公物供给主体, 单一的供给形式面临着一些困境,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资金短缺造成公物供给不足。
公物的有效提供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公物的生产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政府提供公物的资金来源于财政。为了解决中国经济通货紧缩问题以及有效地改变公物供给短缺的现状, 从1998年起, 中国政府实行了以扩大基础设施类公物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也有效地缓解了公物短缺的问题。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 6600亿元人民币的基本建设债券在1998-2002年分别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了1.5、2.0、1.7、1.8和2.0个百分点。但是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一种临时的强有力的干预, 是对原有的资源配置机制的一种改变, 所以只应是权宜之计, 不能长期实行下去。一旦形式发生变化, 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发生转变, 公共设施的建设又回到原有的财政融资体系中, 又会面临着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2. 公物供给的决策机制导致公物供需脱节。
由于行政权力掌握着大量的法定外公产, 这些财产不受法律规制, 行政供给中的行政权力不受法律制约, 导致给付的随意性。政府现行的做法是依照自己的偏好, 自上而下地决定公物的种类和数量, 没有建立起民众公物需求的表达机制, 不能有效反映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在这种决策机制下, 政府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 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和增加政府自身福利的一些公物, 有着较高的供给热情, 而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软的公物, 如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信息的提供与服务以及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等, 都不愿意提供或提供很少。这一方面导致一部分人享受过多, 而一部分人享受不足;另一方面导致公物供需不匹配的现象, 特别是在对农村公物供给方面上。
3. 缺乏对公物的合理分类, 比如没有很好的区分义务教育和
高等教育, 结果大学教育中央管, 中学教育省市管, 小学教育县乡管。有数据统计, 2001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19%, 而中等收入国家在1997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8%;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 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 省里负担11%, 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中央和省级政府虽然掌握了主要财力, 但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却很轻;而县乡政府财力薄弱, 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 从而使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这显然非常的不公正, 不合理。
4. 公共物品定价机制导致的定价不合理
这主要是指公共物品中的煤气、自来水、电力、电讯等主要由公用企业提供的要支付费用的物品, 它们获得的评价经常是涨价幅度大, 价格过高。除了正常的原材料上涨等因素, 目前的政企不分的生产及供给模式是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各城市政府几乎都设有公用事业管理局或类似的政府机构, 既负责城市公用事业的管理工作, 又由其所属的企业垂直垄断公用事业的经营活动, 正是由于政府享有垄断性经营权和定价权, 使得公物生产企业既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相区别, 又与私人垄断厂商的行为取向不一致。另外, 由于在公物生产方面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具有谈判上的优势, 只要企业生产成本上涨多少产品价格就提高多少, 甚至价格涨幅比成本涨幅还要大。中国最近汽油的高价格就与世界原油不断下降的价格趋势严重偏离, 这很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四、我国公物供给改革:多元化供给模式的选择
在提高公物供给效率, 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公物供给多元化模式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和有利的选择。公物供给市场化、民营化倾向为我国公物供给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 实践方面, 公路建设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大大改善了我国的公路交通状况。其他像煤气、自来水、电力、电讯等物品, 因为这些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 可以通过市场得到很好的生产和供给, 政府无须在这些方面继续越位操作, 而应该转变职能, 提供制度供给, 作为公共管理者而不是直接的生产、提供者, 保障公物的市场化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而事实上, 我国对于这些原来由公用企业垄断的物品也开始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 (当然还做的很不够) 。政府做好监督和管理, 通过与企业签定生产合同、授予专利经营权、政府参股、经济资助等形式, 让市场去完成具体的公物的生产和供给, 避免财政负担过重和低效率供给情况。
在我国公物供给改革过程中, 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理论, 改变传统的完全依靠政府来提供公物的单中心供给体制, 建立包括供给主体多元化、多渠道筹措资金以及公物供给的民主决策机制等多元供给体制:
1. 允许多种供给主体, 实行公物的分类供给。
公物供给主体应当包括: (1) 政府, 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 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失灵的公共物品。应明确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公物供给方面的分工, 如对于关系到国家总体利益的农村公共物品, 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 应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无偿提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公共物品, 如区域性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建设等。 (2) 企业。企业可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 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公共物品, 如小型水利设施、农用固定资产等。 (3)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如各种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可以提供一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公物, 如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技术和生产信息等。
2. 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机制。
面对公物供给所需资金严重短缺, 资金筹措困难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拓宽筹资渠道。一方面, 将政府服务职能落实到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上, 即加大政府对公物供给资金的投入, 提升政府的公物供给能力。其次, 引进外资, 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对部分准公共物品, 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 可以按照“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积极引进民营资本, 充分利用民营资本。
3. 公物供给的民主决策机制。
在多元化供给体制中, 政府在公物供给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政府的职责在于不断完善决策程序, 真正体现和维护民众的利益;加强民主建设, 建立公物供给的需求表达机制, 尤其是农村、农民的公物需求表达机制, 以保障公物供给的高效率以及维护社会公平。
但公物供给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或民营资本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责任让渡, 更不是主张政府的退出。因为: (1) 公物供给多元化理论主张, 在对公物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如经济学就将公物分为纯公物和准公物) , 认为有些公物必须由政府供给, 如国防设施等纯粹的公物应该由政府完全供给, 公物的市场化供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从公物供给领域的退出。 (2) 即使某些公物可以完全由私人供给, 也决不意味着政府在此方面的责任让渡。因为无论是纯公物, 还是准公物, 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公众需要, 实现某种公共利益, 因而具有公益性质。而公物的私人供给者, 由于理性经济人的特点, 再可能由于制度约束的缺失, 可能会做出某些有违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且, 像政府提供公物会出现“政府失灵”一样, 私人提供公物同样会存在低效率等情况。因此, 出于公益的目的, 政府的干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为此, 政府必须加强对私人提供公物的制度约束, 负有制度给付的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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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本部分内容来自周燕《国外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研究综述.经济纵横, 2006年第2期
[3]朱儒顺:关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变革的思考.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5年第6期
[4]李军鹏:中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