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论范文

2024-05-13

资本逻辑论范文（精选10篇）

资本逻辑论第1篇

《资本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商品价值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

(1)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2)劳动创造商品价值。

这两个命题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后面的一切理论皆从它进一步推演而出。如果我们将上面的命题(1)代入到命题(2)里面,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

(3)劳动创造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命题(3)简化之后就是:

(4)劳动创造劳动。

这个命题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在逻辑上是百分百正确的,逻辑学上通常称这类表达式为重言式。这个逻辑重言式虽然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但是却并不产生新知识。一个不产生新知识的命题作为逻辑起点,显然无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这成为《资本论》真正的致命弱点,甚至有可能成为摧毁所谓的《资本论》逻辑严密性的致命一击。

实际上,我们可以替换命题(1)与(2)中的劳动为一个逻辑变量X,即:

(5)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X。

(6)X创造商品价值。

将(5)代入(6)之后得到:

(7)X创造X。

按照《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当我们把商品中包含的任意因素X定义为商品价值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断定X创造了商品价值。下面举两例,如果X表示碳12,那么我们可以说:

(8)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

(9)碳12创造商品价值。

由于碳元素存在多种同位素,因此我们为有确定结果指定碳12为商品价值的载体。按照《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商品价值的定义和价值创造的基本命题,我们说碳12创造商品价值也是可以成立的。理解上述推理的关键是商品价值的定义,当我们把商品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之后,当然就是碳12创造商品价值了。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有价值的商品必须是有机物(含碳元素),无机物就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了。为此,我们可以做如下改进:

由于商品中最广泛存在的因素是热能(分子运动产生的能量),如果将逻辑变量X换成热能,那么我们把商品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热能,于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断定说,热能创造了商品价值,这听起来还真有些道理。

按照《资本论》的上述逻辑,商品价值几乎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这使得我们可能按照《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建立起与劳动价值论平行的众多价值理论,比如说电子价值理论、中子价值理论、热能价值理论等等,这可能从根本上摧毁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摘要：《资本论》分析起点有两个基本命题:(1)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2)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将(1)代入(2)可得:劳动创造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不产生新知识的命题,无法作为一个理论大厦的逻辑基石,这成为《资本论》在逻辑上的致命缺陷。

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分析论文第2篇

资本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值的剩余劳动价值，它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资本也是具有二重性的，资本作为剩余的劳动价值，表现的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生产中表现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资本作为使用价值，是物质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统一。资本被纳入社会的领域，它不仅仅是自然的物资，而有社会关系的成分在里面，成为社会性财富的象征。

资本逻辑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的自然力的购买与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而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于是劳动者会生存的物质资料的依赖才不得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的物资必需品，而资本家就在劳动市场上占有拥有对劳动力支配的权利。

资本逻辑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拥有的自然力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通过物资生产资料的所服从的自然界的规律所表现出来的，而自然物质所执行的社会规律就是在资本的竞争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劳动力只有把剩余最大化，才可以获得生活的资料，在这样的情况和规律下，劳动者职能把自己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卖出去。

特权资本是强盗逻辑第3篇

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无知。我们知道的东西非常有限，今天认为对的东西，也许过了若干年就被认为是荒谬的。但尽管无知，人们却必须每时每刻进行决策，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所以，如何减少由于人类无知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就是人类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逐渐地，追求个人利益推动了人类互相合作共赢局面的产生，所以就有了市场制度，就有了利润制度。

我们必须理解“利润”的本质。利润第一可以理解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第二可以理解为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

回到利润本质

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交换，但是真正为交换而生产是近代才有的事。古代虽然有劳动交换，有剩余产品，但只是一小部分人在专门为交换而从事生产。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产的东西是为了自己消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自己消费的东西是自己生产的。

那么，用什么来衡量一种产品是否被他人所需要？就是用它的价值。价值是消费者对某件物品或是某种服务的评价（这些都是人的主观评价）。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认识不到价值是主观评价出的东西，就没有办法理解整个市场，也更没有办法理解金融市场。

企业家从事的活动就是伺候人的活动，具体点说是伺候消费者，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在过去的历朝历代中，往往是普通人伺候聪明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才颠倒过来，变成聪明的人伺候普通人。

但伺候得是不是让人满意，关键看消费者评价，消费者每时每刻都在投票，决定谁输谁赢——这是消费者主权。这与政治过程大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几年任期，但企业家随时都可能被拉下来。消费者的特点，说通俗一点就是没有良心，他不会因为你过去的服务非常好就继续买你的服务，他随时可能离你而去。

市场经济是普惠大众的经济制度。所有资产价值都来自最终消费，资产就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谁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利益，谁就能够赢得市场。

我们可以比较这样两个企业：A企业的资产总价是9，B企业的资产总价是8，但是A的成本是6，B的成本是4。此时A就无法与B竞争，因为A的消费者剩余最多是3，而B最多是4，由于B给予消费者的价值更多，所以B最终能打垮A（见右图）。

这就是中国产品在过去30年中为何能挤占国际市场的原因。中国生产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因为中国产品的总价值高于美国，而是中国产品给予消费者的部分更多，让消费者更幸福。

企业家三类型

理解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评判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制造企业，要想在竞争中为消费者留下更多利益，就要不断创新。

目前来讲，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无非是要关注以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提高总价值，二是如何降低成本。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正如我开头所说，消费者就是老板，但这个老板并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如果消费者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就不需要企业家了。正因如此，企业家如何理解消费者评价，才成为企业家所能达到的层次的关键问题。

我这样说，其实已经把企业家分成了三类：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出消费者自己都尚未意识到的需求，这是最伟大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他着手开发软件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软件这种东西，他设计生产产品的时候不是从产品调研开始的，而是依靠对人性的理解来开发产品。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想象出一种全新的东西，这种东西让消费者有非常满意的体验。

第二类企业家更好地满足市场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需求。简单地说，大家都要吃饭，这类企业家能做得更可口一些，这类企业做得好就是行业的领军者。

第三类企业家比较简单，就是按照客户订单来按部就班地生产。

依照这三种不同的风格，我们可以判定，大多数企业家都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之内。那么有没有第一类企业家呢？答案是“有”，乔布斯就属于这样的异类——他创造了我们没有的需求，因此赢得了巨大的市场。这再次说明，理解人性对企业家非常重要，由此激发的创新会大大提升资产的总价值。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比别人更少的资源去生产同样的东西。中国企业经常采用的办法是克扣员工和供应商，但这不是一个长远的真正创造价值的方式。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成本并非都是客观的，成本有主观的成分。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成本的主观性就是巨大的，不然为何十年前，那么多博士生刚毕业就能拿十几万块钱的年薪？因为企业主对员工能创造出的价值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最后所有员工都赚钱，就企业家不赚钱。

承担责任的能力

除了创造价值的能力，利润另一个特别需要强调的能力是承担责任的能力。

企业家赚取利润的同时要为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以饭馆老板为例，假如客人吃饭时发生食物中毒，经查是饭馆没把菜洗干净，这时候出来承担责任的首先是饭馆老板而不是洗菜工。

什么叫老板？找不到别人的毛病，就都是你的毛病，这就是老板。什么叫员工？找不到自己的毛病就都是别人的毛病，这就是员工。所以对老板而言，只要企业出问题了，责任就全是你的，这就是利润承担连带责任的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是，老板不仅要对本企业品牌承担责任，还要为所有上游企业承担责任。比如一辆宝马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故了，经查是原材料的问题，在供应链上还有相当长的链条，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就是宝马公司自己——大企业才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企业能做多大，依赖于企业家承担的责任有多大，做到这一点要建立制度。

举一个例子，三年前，中国乳制品行业爆发“三聚氰胺”事件，但始终没有找到很合适的责任人，最终抓起来的是没有能力为奶牛和奶站承担责任的人，因为他没有能力控制企业的行为。再比如阿里巴巴，其CEO马云应该能为几千员工承担责任，这需要阿里巴巴有全面的内部管理制度，可以更好地完成对员工行为的监管。

需要说明的是，利润的两个基本含义——创造价值和承担风险，二者是相互关联的。

重新认识“垄断”

我们看到，企业资产越庞大，分工就越细，技术更新速度也就越快，财富增长也越快。但是买者与卖者互不相识，资产再庞大也需要找到一种建立信任的机制，那么我们该如何维护声誉？

以麦当劳为例，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在麦当劳工作的每个人，但我们只需要认识麦当劳的产品就可以了。因为麦当劳在内部建立员工的行为规范，通过大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我们就更容易对它形成信任。

为什么大企业往往更成功？因为小企业的内控机制是很难在市场上建立起信任的。就像我们难以想象，假如13亿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我们最后能够信任谁。所以，对任何一个行业而言，类似于寡头竞争的市场格局才更容易建立信任。不论是哪一行业，最后总是大企业能够实现更多利润，这一道理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讲大企业，并不是说垄断才能达成责任。我认为只有政府的强权才算真正垄断，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垄断。在我看来，现在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垄断”是完全错误的，不能把竞争带来的东西当作垄断。由于我们把这一概念理解错了，因此经常盯着这些大企业找“垄断”的毛病，找定价的毛病。其实只要大企业给消费者带来了新的价值就可以，不需要政府参与过多，在这里面花时间没有意义。

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自己不能垄断，不能自己去搞“特许”（真正的垄断其实就是“特许”的意思）由于大企业承担着很多连带责任，实际上没有一个行业最后能变成一个企业。当某个企业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甚至扩张到全球的时候，死气沉沉的垄断肯定让企业走上死路。这就是资本的魅力，它促使你不断创新，不断带来新的消费体验。

因此，看待这一问题，从它给社会带来多大价值的角度出发才是较为恰当的，因为每个人赚的钱不会大于你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如果对社会有损害的话，你就更不可能赚到钱。

当然真实情况未必如此，原因就是开篇讲到的重要现实：人类会犯错误。错误无非来自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非常无知的，但不要归结于某个人干了坏事就是心坏；第二是“无耻”，明知道做有些事是在害人但还是做了就是无耻。应当注意区分这两种情况，这样才能让我们能更好地看清问题。比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它来自于“无知”，同时也来自于“无耻”。

市场逻辑与强盗逻辑

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市场？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尽量减少“无耻”行为。市场要求你，不管处境如何都要首先给别人创造价值。

资本是一个媒介，也是约束人的一种方式。当然每个人都想该怎么赚钱，这并非什么坏事，人类所有的进步就是因为人类有动机，推动我们不断做得好一点，而不断发掘人性需要的伟大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如今，中国企业正面临诸多问题。第一，竞争越来越激烈，意味着消费者剩余越来越多。第二，成本，尤其是劳动力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这意味着利润的空间不断被挤压。企业要想生存，就得靠信任和创新。企业得到多少信任，企业家在责任系统中承担多大责任，企业才能赚多少钱。

就资本市场而言，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延伸，所有资本市场的价值都来自于产品的价值。投资资本要想赚钱，只有帮助企业创造价值。很多企业引进资本不是为了要钱，更重要的是为了引入优秀团队的先进经验。

当然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复杂，在判断一个东西未来价值的时候，不同人的认识差异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经常看到有风险投资赚了大钱，但其实失败案例也是很多的。

作为投资者，他的责任是什么？就是选择企业家。我经常会被问到哪个行业最赚钱，这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所有人认为赚钱的行业才不是赚钱的行业，只有少数人赚钱的行业才是赚钱的，识别出未来的朝阳行业，这就是企业家的本职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前面讲的都是基于一种市场逻辑，市场逻辑是不断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伤害别人，人类通过发明市场经济制度来实现这种对人最有利的目的。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强盗逻辑。强盗逻辑不是让企业创造价值，而是筹谋怎么去掠夺别人创造出的价值。比如今天经常被讲到的“特权资本”，这是一种依靠特权关系强迫你卖股票给他，或强迫你低价把企业转让给他的行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就是既接受着市场逻辑，也受着强盗逻辑的左右。

资本逻辑论第4篇

马克思,一个伟大的名字。他的伟大,不仅是光炳千秋,世人皆知的那本《资本论》,而是他与他的《资本论》为中国人知晓的那一天起,就与近代中国的未来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五四运动虽然举起了西方民主思潮的大旗,但中国人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的学说,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学说的指引下,以中国人的生命实践诠释了这个学说的真理。在新中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而且必须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始终是而且必须是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1。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虽然有目共睹,我们的国家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的说法仍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老百姓几乎很少有人再去想到马克思,再去相信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被抛弃了!

他的学说变成了一门在学校配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得不学的政治课而已。这和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不断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二、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的昭示

上世纪末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苏东剧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1992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的名噪一时的大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该书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重新提出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认为自此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他认为,随着苏东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抗的结束,历史就终结了!人类也终于确认了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从此,民主政治将大行天下,自由经济也将大行天下。

福山的这本书在当时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但很快,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就召集了一次全球范围的国际研讨会,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何处去?”。欧洲大陆的许多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云集于加利福利亚大学。这其中就有一位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他在会上的发言后来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名曰《马克思的幽灵》。他在大会上致词的开场白就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今天,向马克思表达我的敬意。”

德里达把马克思比做“幽灵”,他用“幽灵”说明什么呢?它是双重比喻:一个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亲国王是被国王的弟弟谋杀的,哈姆雷特的性格却是懦弱的、优柔寡断的,于是他的父亲的幽灵两次向他显灵,昭示他不要忘记复仇的使命;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开篇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德里达意在表明,马克思就是我们当代人类史的、徘徊在资本世界上空的“父亲般”的“幽灵”——只要资本世界存在一天,马克思的“幽灵”就不会散去。

德里达提醒着当代人类:不要忘记“复仇”的使命!

因为当我们把资本主义歌颂为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将万古不朽的同时,我们也在根本的意义上遗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根源、它的生存基础的迄今还无法被超越的分析,人类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中创造着自然界都不能给予的“谴责”。

三、马克思的学说:误读与聆听

自从人类进入了资本和科学的时代,我们以为自己的错误都可以用“理性”来控制,我们始终迷信着资本的力量和科技的力量,它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们遗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以当代西方主导的资本和科学的文明,它的生存基础是“虚无的”,它没有“站在大地”上。

中国人选择马克思,选择他的学说或主义,并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更是一位现象学大师,马克思的思想是当代现象学的渊源。借用当代现象学鼻祖胡塞尔的一句名言“回到事情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他的《资本论》三卷本无论分卷还是从整个体系看,都是循着“回到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马克思一生两大伟大发现之一即唯物史观,是贴合中国人生命实践的。在中国人的文化品性上,在有洞见的中国人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因为中国人是“踩在大地上”的民族,《资本论》也是实践导向、历史导向的。

但是,写在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让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学说对于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的革命性意义。因为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原理的,非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的教条式甚至扭曲的解读,这似乎成了马克思学说的“命运”。

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境界从一开始就被误读,这差不多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共同“命运”。就像当初尼采一样,整个欧洲把尼采看成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预言家,一个疯子般的人物,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就听懂了尼采的声音。同样,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人也听懂了马克思的声音。

事实上,早在08危机发生前,上个世纪末(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发起的校内征询活动——“谁是千年第一伟人?”,投票结果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同年秋天,英国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下来,汇集全球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后来,路透社又邀请政商各界等领域名人评选“千年风云人物”,对39名候选者的投票比较平均,爱因斯坦仅以一分的优势领先于马克思。

西方人在以内心的敬畏重新聆听马克思,重新认识他的伟大思想,我们中国人呢?

四、“right”和“power”: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及“资本本质”的深刻洞察

马克思留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让他永载史册的,主要就是两部著作:一部,是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另一部,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论》。

《资本论》表明,迄今为止,从资本来到人间,对其本质和未来命运作出无可超越的深刻分析的,除了马克思,无出其右!

什么是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的学说首先是一次人类思想史的哲学革命。这个哲学革命,是批判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以来一直发展延续了几千年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以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马克思颠覆了这个传统,让我们回到“感性世界”中去。这样一个感性原则的树立,已经让我们体会到它与中国思想相通之处了。

马克思年青时代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是鲍威尔2的忠实信徒。马克思完成他的思想蜕变是从他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开始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这一难事,成为推动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当时,莱茵省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剥夺摩塞尔地区农民对其生存所在的自然环境(树林、土地资源)所拥有的天然权利,马克思站在摩塞尔地区贫苦农民的立场上与莱茵省议会辩论。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

黑格尔法哲学。

马克思论证所使用的法律理论必须站在“理性”基础上,即必须利用黑格尔法哲学去论证那些农民的合法权益。结果让马克思大失所望的是,运用这个法哲学完全可以证明这些立法是正当的,是“理性”的,而不是其他。问题是,马克思明明发现了剥夺摩塞尔地区农民的天然权利的“不合理性”,于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产生了深刻怀疑。他本来相信黑格尔的思想,以为人类社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现在他发现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是物质利益领域。在物质利益领域,马克思看到的不是“理性”的东西,而是斗争,是“非理性”的斗争。

马克思认识到莱茵省议会利用立法,原来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理性”原来是为“非理性”的利益而辩护的——莱茵省议会(资产阶级)的立法是要将他们在“非理性的权力”论证为“理性的权利”。

这个重大发现,让马克思震惊了!

而正是这件事,促使马克思于1843年转而开始了从事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伟大的《资本论》就是这样才问世人间。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出发,深刻分析了物质利益作为权力关系(生产关系)范畴的本质,从而生产关系成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利益是最讲究实际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

摩塞尔地区的农民(利益)成为资本家(利益)的敌人,资本家要消灭这个敌人,这是事情的真相。而把这个真相论证为哪一种“权利”是正当合理的,那叫“立法”。也就是说,法律赋予我们占有私有财产的那个东西,不是“power(权力)”,是“right(权利)”。

“right”和“power”是什么关系呢?当下按经济学理性展开的资本主义,是一个“right”的领域还是一个“power”的领域?

这是我们正确认识“资本逻辑”及“资本本质”的核心问题。

“power”是非理性的,因为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自然界不存在“power”。简言之,权力是人与人的关系。一部分人统治、支配甚至奴役另一部人的关系,这是权力。究其本质,权力关系一定是非平等的关系。

而“right”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理性意味着什么呢?按照理性原则,人与人就是平等的。

资本逻辑一开始就是理性的,它是“最大化”的。在经济学意义上,“理性”与“最大化”是等价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最大化的理性主体,这是一以贯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按照这个资本逻辑,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理性的,同时又是平等的3。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平等,是因为你是理性存在者,我也是理性存在者。我们可以通过“诉说道理”来公平解决意见分歧,只因为我们是理性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通过“诉说道理”建立起来的呢?在我们“诉说道理”之前,已经发生了什么呢?

已经发生了“权力关系”。

因为人类无法从“理性”中推论出一部分人应当统治另一部分人,无法从“理性”中推论出一部分人应当支配另一部分人。

“理性”证明的应当是平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法律制度,经济体制设计所体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关系都归于生产关系,这与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即物质资料生产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可见,生产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或权力关系,它决定了资本时代或市场经济中所谓平等主体之间契约联结的“法权关系”,后者则是理性的“权利关系”。换句话说,是权力决定了权利,权利的“理性”叙说只是一个目的即论证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五、资本逻辑与生命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揭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型的社会运动,不是“理性”安排出来的运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实践”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斗争”推动的。

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不是最高政治层下命令发指示就能推动起来的。没有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位农民冒着风险,写下血书相互“托孤”的联产承包,也就不会有后来农村改革的成就,也就不会有后来国企承包制度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是民众的生命实践,是老百性的生存斗争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人可以用思想和观念去“征服”另一个人,因为你接受这个思想和观念,原因只是你“认同”了它,就如同当年小岗村的做法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认同一样。

认同一个思想或观念的基础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在非理性或感性的权力中。对于社会变革而言,这是权力斗争,是社会斗争,体制外的新生权力与体制内既得利益之间的斗争,它将会一直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4。

资本逻辑即作为价值形式(货币)体现的物质财富增长并不是资本的“事情本身”。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它是社会关系,或者说是权力关系。市场经济无疑是资本经济时代,“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说法,实际是资本逻辑的另一种诠释,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市场交换是平等的权利(产权)交换,它显然忽略了支撑这种所谓平等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的非平等性注定市场交换的非平等性。

在货币经济和金融资本时代,货币与资本都是一种“social power”(社会权力)——商品交换体现的权力关系以货币与资本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它不是理性范畴所能容纳的东西即西方(或一般意义的)资本逻辑不能说明它的本质。资本增殖的本质实际不是财富(货币或资本)增长,它是权力关系的演化,这就是人类的生命实践。

人类“自由联合体”的真正实现,不是靠理性资本逻辑来完成,而只能依托人类生命实践的不断演进。当货币和资本这些范畴进入历史记忆,平等自由的人类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这也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早就展望过的人类理想社会。

六、结语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我的理解是,资本逻辑畅通无阻、高效运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它的代价是社会的不公正的加剧、资源的耗费并趋于枯竭以及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决策层已经高屋见瓴地调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结构、大布局——“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正是扎根于中国人民感性生命实践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

参考文献

[1](美)弗朗西斯·福山,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法)雅克·德里达,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德)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第5篇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开始热衷慈善？这显然不能片面从西方社会所谓“财富原罪救赎”的观念出发来理解，事实上，中国富人的慈善动因丰富而多元，这也正应和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价值。因此我们的分析更应该基于实际的范例来理解财富人士多样化的慈善动机及其在他们的慈善实践背后的文化动力。

乡土慈善的传统

对于许多财富人士，尤其是类似广东、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主，他们的慈善动因和中国的慈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那就是通过“积德行善来求得生意或者生活上的福报”。中国的许多财富人士并未忘记好人好报这一古训，因此，在财富积累之后，他们常常要对自己的家族、朋友，社区里的乡亲、邻居和宗教庙宇等捐款资助，以求福报，同时对社区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也常常出手支持，希望以此获得熟人社会的支持。这种基于熟人关系的乡土慈善传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富人慈善最经常的方式。

随着受媒体的影响加深以及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类社区慈善行为也可能会扩展到一些远离自己社区，甚至完全陌生的灾难发生地区和贫困地区，但是慈善行为模式仍然是相似的，比如中国首善陈光标就喜欢直接将红包发到他所资助的社区每一个受助人手上，其做法仍然类似于他对自己社区的支持方式。传媒的作用，可以让这些陌生之地对富人产生亲近感，甚至会有将受助者当作自己模拟血亲的体验。可以说这种灾难或者贫困捐助恰是乡土慈善传统的现代投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慈善行为虽然大量存在，却很难被统计进民政部的数据，于是中国富人慈善捐助所占GDP的比例在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中似乎要远远小于美国。其实美国的富人慈善大量是依赖可以统计的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来进行，但是中国，大量富人的慈善行为并不经过国内官办的100多家慈善募捐机构。因此只占GDP0.1%的数据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民间慈善的资金规模。这类“隐性慈善”同样也被颇有传媒影响力的《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所忽略。它的调查指出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业务，但是正如虞志秋的研究所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大量的“隐性”慈善捐赠行为，大量的直接捐赠因为没有能够统计而被忽略。这些隐性捐赠包括修桥建路，修建宗祠、寺庙，老人协会的助老经费等。（虞志秋：《对于民营企业“隐性”慈善捐赠现象的分析》，《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年）

当我们讨论中国富人慈善的动因时，这种“做善事求福报”的乡土慈善传统值得我们首先加以重视。

慈善的利益动因

基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慈善同样成为中国富人进行慈善行为的动力。这里主要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是慈善消费主义，二是作为企业战略的慈善。

慈善消费主义是笔者观察到的第二种富人慈善动因。随着财富的增长，如何消费财富成了很多富人头疼的问题。满足感官享乐欲望的消费在一定时期的膨胀之后很快让财富人士感到厌倦，并且在意识到这种消费如果过度，会给自己带来身体健康、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声望上潜在的破坏和危害以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消费方式。一种追求健康快乐、环境友好以及文化品位提升的消费观在富人群体中兴起，慈善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消费主义中成为富人重要的消费方式。对他们来说，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務可以让自己体验感动，舒缓心情，获得尊重，建立友谊，因此看到慈善行为带来的这么多益处，他们会在自己用于消费的财富中调整支出比例，力图在慈善消费中，得到从其他消费行为中很难得到的精神上的快乐。例如著名的国际中产阶级慈善团队——狮子会在中国的兴起，正回应了这种慈善消费主义的兴起。富人在参与这个团体的慈善活动，通过出钱、出力、出心和出席会议，来体验付出，享受感恩，建立朋友支持网络，通过慈善消费，收获自己生活中的不一样的快乐。

与此相对应的，将慈善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以谋求更高利润是富人现代慈善的另一种重要动因。很多富人在现代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逐渐将慈善纳入自身的市场营销体制之中。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中国企业家将做慈善视为建立地方政府信任以谋求获取投资方便的重要策略。同时也有企业家力图通过慈善来合法避税甚至洗钱。但是在最近的五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将慈善视为自身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不但一些外资企业将慈善作为公共事务部门的重要投资导向，而且很多企业家都力图通过慈善来树立企业品牌，培训员工团队，建设社区关系。慈善被看作是企业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

慈善的公民理念

但是，除了以上两类动因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中国的企业家之中仍然存在着一批具有社会关怀的财富人士。他们在专门从事财富积累之前，或者是作为学者从事知识生产，或者是作为官员参与政府的改革事业，之后由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他们迫不得已下了海，一不小心发了财。但是，在他们进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关怀仍然埋藏在自己心中。他们仍然关注社会问题，也关注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因此，建设社会，将社会作为第三部门，形成对政府和市场的制衡成为他们的主张。公益慈善正是他们认为的建设社会的基础，他们希望现代公益组织成为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进而推动众多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缓和社会紧张状态，改变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可以把这类慈善称之为公民理念或者公民社会理念的动因。这是一类由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所形成的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结的财富人士，这种富人慈善直接指向公民社会的形成。例如在由阿拉善协会发端而成的北京企业家基金会周围，就集合着很多这样的带有公民社会愿景的财富人士。他们致力于通过所捐资金，培养和资助中国环保NGO的发展，同时以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来力图解决荒漠化乃至更多的环境议题。他们的思路已经不仅仅是“以慈善换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和平”，而是有意识地“以慈善建设社会”。

可以看到，财富人士的慈善动因其实非常复杂，许多财富人士的慈善动因其实是以上三类文化动力交互作用而成。虽然，以上所做的类型学分析未必能够全面涵盖富人慈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不管动机如何，富人慈善已经成为富人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富人慈善虽然备受争议，但是随着基金会条例颁布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环境，相信富人慈善会越来越成为潮流和时尚。

非公募基金会的困境和出路

虽然存在各类社区慈善行为，但是为了谋求更清晰的产权关系和更独立的合法性，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并以基金会的方式实施慈善行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富人采取的方式。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间，在非公募基金会领域内将逐渐产生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多种类型的基金会来满足捐款者各种各样的需求。同时通过基金会，富人开始和专门从事公益的服务组织和机构发生关联。需要注意到，当非公募基金会以独立法人的方式运作社会事务的时候，它具备了更大的公共性。它的专业化、公信力和社会责任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这方面，富人慈善受到比较多的批评和挑战。

首先，很多这类基金会缺乏专业的项目经理来处理慈善公益资金。有很多项目经理从未真正去过社区做过公益，甚至在做这一行之前连公益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自然难以和民间公益组织有效沟通。很多基金会把公益资助和企业经营看得没有差别，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看作老板，把民间公益组织看作下级。而更糟糕的是，不仅仅是项目经理，那些基金会的领导人，常常也缺乏对民间公益组织的认识，甚至不屑于和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于是，很多基金会存在着不负责任的承诺，混乱的审批以及善款交付的无厘头拖延。富人没有把精力投入如何有效地使用善款，反而更多地是周旋于各种会议、庆典乃至于媒体。

此外，当下的许多非公募基金会，无論是它的内部治理，还是信息公开程度都相当低下，有很多基金会只有形式上的治理结构，实质上还是企业老板一人说了算，谈不上什么独立。大量的基金会从未做过基本层面的信息公开，公信力严重不足。

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基金会和慈善家认为，根本不需要专业的公益组织，直接是拿着现金放到受助人手上，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最直接的爱心表达。但是，稍微有点公益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对弱势者的慈善，不但很难改变他们的命运，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将不仅仅是物质上，而且还是心理上的。严重一点说，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更难以抗拒的暴力。每多一位这样的慈善家，弱势者其实更多得到的是一种长远的伤害。

富人需要意识到自身慈善的潜在风险。其实慈善在世界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慈善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价值链条。而富人慈善应该融入到整个公益的价值链中去。公益价值链在服务群体和捐助人之间其实有着各自分工的不同的组织，在这条现代慈善的价值链上，有直接在社区中服务的公益组织，也有专业化的基金会以及提供知识和策略的公益支持机构。富人慈善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捐赠行为只是慈善价值链中的一环。如果要具有专业化和公信力，它就需要和专业的NGO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有效的项目运作和评估，才能保证善事能够做好，也才可能对受助群体产生可持续的正面影响。最近著名的例子是富人曹德旺，在以前慈善行为他都是亲力亲为，因为他对善款的去向总是不清楚，但是亲力亲为让自己疲惫不堪。这一次他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2亿，协助解决西南干旱的救济问题。曹在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同时，也附以相关的赔偿条件和降低管理成本的要求，基金会则相应调整自身的工作效率。通过和基金会的合作，慈善的影响力扩及五省。显然这样的合作给富人慈善更加规范的方向。

富人慈善的局限

富人慈善虽然日趋流行，但是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富人慈善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那么已经主导经济领域的资本价值观就会在公益慈善领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响，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会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这就使得平等、爱、参与、团结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今天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值得整个社会警觉。

此外如果单纯只是强调富人慈善，那么社会的贫富对立并不见得会弱化，因为慈善将会被看作只是富人参与的事，而广大的平民则会被排斥在外，他们和社会的脱离会进一步加剧，而同时弱势群体如果只是受帮助的对象，那么他们就在产生依赖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对贫富对立的体验。如果慈善方式处理不当，体现不到对受助者的尊重，那么这种慈善行为或许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满和仇恨。据媒体报道，湖北一些受助的贫困大学生不对富人的资助表达感恩，引发富人不满，媒体在谴责这些受助者的时候却忘记，人们回避单纯慈善所形成的地位不平等其实是正常的人性。富人慈善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捐助不是单纯的奉献，他们其实从中也获得很多：良心的实现、声望以及感动。因此他们也应该有一份感恩的心情。

正因为此，在鼓励富人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全民慈善，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慈善心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有的自发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这种个人的慈善心积聚起来，就会逐步形成公民对于公益的集体参与，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声音和力量，能够和政府和市场形成相互制衡和促进的第三部门。这种强大的第三部门，应该是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希望看到的。它的形成才能从制度上推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资本逻辑论第6篇

本文通过把相互替代的产业看做一类,用配套产业及其关系构造产业的协同空间,并定义了制度激励、激励分布函数及成本和收益分布函数等一系列的概念;根据这些概念和经济现实设定资本流动的最大趋利条件。在约定和环境参量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制度激励和被激励感生的资本漂移项间的数理关系,即面对新的激励,原产业位点上的资本如何漂移及漂移多少的问题;然后考察了在激励不变的情况下,一特定产业位点上资本的漂移项与环境参量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环境参量及其变化率与资本漂移间的数理通路。

一、协同的产业空间

分析制度激励下产业资本的流动需在一定背景空间上探讨,而此空间上任何一点都标定了一种产业类型。在此选择二维的产业空间Ω軓,对于高维产业空间上资本流动的分析是二维空间上的延拓。对问题继续聚焦,使分析停留在协同或者互补产业之间的资本流动上,故在此建立的产业空间Ω是剔除掉相互替代的产业类型,就是把所有替代的产业归为一类,把其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类型相互替代的产业构成一个协同的产业空间。这种协同的产业空间(1)可以这样理解,其上任一点都代表一种产业类型,而空间上其他产业类型要么是其上游产业,要么是其下游产业,要么是与其配套的产业,但不包括与其相互替代的产业。总之,是其上下游以及左右侧产业。

协同产业空间[5]上任一点都代表一产业类型,假设其上的产业全是互补协同的,产业紧密地排列在产业空间上。在此用P点代表将要考察的协同产业空间上任一产业,P+与P-代表其上下游产业,+P与-P代表其左右侧产业(这里主要考查二维产业空间,而在多维空间里,在不同维度下产业表征是不同的)。在一定初始条件下,即初始协同产业空间上每处的单位资本收益一定,且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每处资本都处于稳定状态,若对某一产业进行激励,各产业类型上的资本将存在发生移动的趋势,那么此时激励引致的产业资本在协同空间上的漂移条件及漂移量表征为何种形式?为分析此问题先引入激励分布函数。

二、激励的分布函数

在二维协同产业空间上若对产业P0通过减税或其他转移支付手段进行单位激励(2),即位于P0产业上资本单位收益增加单位。由于产业空间是协同的,产业类型是互补的,故对此处激励将被其他产业所分享。随着其他产业与激励产业间空间上距离增加,其他处产业资本分享的激励将逐渐衰减,这是符合常理的,即直接激励和间接拉动不同,前者效应大于后者,间接程度越大,则带动作用就越弱。若考察产业P0与激励产业P在产业空间距离为无穷大,则客观上考察产业P分享的激励理应为零。

如图1所示,在Ω上以P0为坐标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菰,与产业P0距离越远产业说明其间越不协同的。选择激励分布函数为J(‖P‖),其表示Ω上任一产业P所分享的激励大小,其中‖P‖表示任一产业P与激励产业P0在产业空间上的距离,即‖P‖=‖P-P0‖,其中P=(x,y),P0=(0,0)。根据上述分析,在P0处单位产业资本相对无激励之前此处单位资本多获得R軍的单位收益,同时激励随着距离坐标原点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少,且在无穷远处为零。故激励函数须满足下述三个条件:当‖P‖=0时,;当‖P‖=∞时,J(‖P‖)=0;dJ(‖P‖)/d(‖P‖)<0。又因在经济现实中对某产业的激励会对其相关产业产生带动作用,这种作用增加先会急剧衰减,随后衰减速度逐渐变缓,即d2J(‖P‖)/d(‖P‖)2>0,则在函数空间内结合上述三个性质和经济现实进行筛选,最终选取激励函数为

从(1)式可看出“其基本满足激励函数三个性质,且其在经验上也满足经济现实。其中exp(-γ‖P‖)代表衰减系数,而参数γ≥0表示激励在协同产业空间传递过程中所受的迫使激励减少的阻滞因子,其越大,阻滞也越大,激励衰减也越快;其越小,激励衰减也越小。其既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关,同时又与激励行业本身有关,更确切地说,其是取决于协同产业性质的量,表征激励行业P0对考察行业P的带动程度,是一个环境参量。如市场发育程度越差或者激励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较少,参数γ≥0就越大,此时各行业间或各行业与激励行业间虽协同,但联系较少,或缺乏有效沟通使其较为独立活动,最终激励行业对考察行业的带动作用就越弱,这可能是由于科学技术较落后或者缺乏有效的信息;若其较小,则市场发育较好,产业间或激励产业与其他产业间较为协同,联系和沟通方便,信息可很快进行传播,对某一产业进行激励时,此行业对其上下游和左右侧行业的带动作用就较强。选择特定的激励,观察在协同产业空间上经激励中心的一条直线上,随激励中心距离的增加,激励会如何变化;同时选择不同的阻滞因子,观察在这些阻滞因子作用下,激励分布函数随阻滞因子变化而如何发生变化。

从图1中可以清晰看出上述的分析过程及激励函数所具备的分析性质及在不同参数下激励函数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由外部利润输入,即环境对均衡产业空间上某一产业实施激励,而其他处产业资本相应地做出响应,进而调整其所处产业位置,实现其资本收益最大化,进而在产业空间上达到一种新的均衡。面对新激励,产业空间上产业资本将基于收益与成本的分析,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故下面将分析任一处产业资本面对激励,其转移获得的资本收益、转移成本及其间的关系,最终推导出受激励前后产业空间上的资本所产生的漂移量,并分析激励与漂移及其他参数与漂移间的关系。

三、成本和收益的分布函数

为分析激励前后产业资本的产业位点的漂移量,不妨设激励前任一产业P处单位资本收益为R(P),而激励之后此位点处单位产业资本收益不但包含原有单位资本收益,还包括其所分享的激励收益,即

任一有效市场内资本都会面对激励做出响应,即调整其所处产业位点,新产业位点处单位资本收益由(2)式给出。此时漂移成本应是机会成本,不但包括原产业处单位资本收益,包括原产业位点处所分享的激励,还包括转移过程所花费的成本,前两种已知。转移过程中成本取决于转移路径和每单位路径上单位资本转移成本。若转移路径ξ:P→Pf,单位路径上单位资本转移成本函数为f(s),则转移过程中单位资本总转移成本等于各单位距离上转移成本之和。当选取的单位路径渐少时,则单位资本转移过程中所花费总成本为

若单位路程单位资本转移成本f(s)为常量c>0(3),则转移成本取决于转移路径,又因资本转移过程中遵从路径为直线最短路,即沿着发生转移,在此令,则有总转移成本Cξ=cd成立,其中。若产业空间上两产业相距较远,转移单位距离成本不变时,则转移成本较大,这是符合经济现实的。面对激励,产业资本对激励的响应是处在一新产业位点处,而这一新产业位点上单位资本收益可根据公式(2)得出

面对新激励产业资本会产生响应,但具体响应程度,或更确切地说,新产业资本位点处在哪里?就需要根据新位点所获得收益和位居此位点所花费成本之差计算,即在利润最大化下求得。新产业资本位点收益可由公式(4)加以表示,而其成本即单位资本转移机会成本可表征为

四、产业资本的漂移

任何一有效市场内的资本在面对激励时都会有所反应,即是否产生漂移或漂移多少,这取决于对其转移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下述将给出利润在大化原则下单位产业资本漂移条件以面对激励所产生的漂移量。

(一)产业资本漂移条件

在产业空间上资本总是流向能给其带来最大化利润的产业位点上,而利润根据公式(4)和公式(5)中的收益和成本可求得。总之,任一处产业资本若要流动,则流动所带来的利润必须大于零[6],即新产业位点带来单位资本收益大于前单位资本收益和单位资本转移成本,即

(二)产业资本的漂移量

若求面对激励产业资本所产生的漂移量,就须知道产业资本所处新产业位点和原产业位点,然后将两者相减。新产业位点必须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就是产业面对激励会发生移动,且向着存在单位资本净收益的地方流动。重要的是,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资本会流向能给其带来最大收益的产业位点,即其所处新产业位点上每单位资本收益相对原位点和其他位点是最大的。因原产业位点已知,求新产业位点的方程就表现为

在不影响文章的分析重点,即如何构造协同产业空间,激励如何影响资本漂移,如何寻求资本漂移量,外部参量如何影响资本漂移等情况下,设激励前产业空间上任一点处单位资本收益是相同的,R(P)=m,即均匀协同产业空间,则激励后产业空间上任一点处单位资本收益表征为初始单位资本收益加上分享激励所获得的单位资本收益,即

为求面对激励后各产业位点处资本的漂移量,根据公式(4)和(5),把公式(8)带入公式(7),则可整理得

从(9)式看出,如果初始单位资本收益相同,资本流动的条件是“新产业位点处单位资本所获得激励一定大于原产业位点单位资本所获得的激励与单位资本转移成本之和”。激励扩散是从激励中心向四周递减并呈对称分布(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产业资本流动会沿着方向逐渐向激励中心P0点靠拢,一般来说Pf位于P0与P的连线上且有‖Pf-P0‖≤‖P-P0‖成立,即Pf相对P距激励点P0更接近,故公式(9)可整理为

从(10)式可看出,若激励,则maxL<0,产业资本不会流动;若maxL=0则x=a,即产业资本也不会流动,这是符合经济现实的。即如果P点处产业资本漂移到激励中心,其新获得单位资本收益是激励大小减去单位资本转移成本与原资本位点处收益,且其大于零;如果其没有漂移,说明存在激励或漂移后产业收益为负,故新资本收益小于或者等于零,产业资本都不会发生移动。其中有d=[(a-x)2+(b-y)2]1/2和x∈[0,a]成立。若激励大小已知,且反映空间属性量γ和c也已知,为求出产业资本新处产业位点,令初始产业资本所处位点和新处产业位点分别为P=(a,b)和Pf=(x,y),又因P0、Pf及P处同一直线上,则新产业位点纵横坐标间关系为y=bx/a,在此只需要求出横坐标,其纵坐标就已知。然后对求关于x的一阶导数。则有下述:当时,L′(x)<0;当时,L′(x)>0,又因L(x)在[0,a]上连续可导,则在处L取得最大值,并且当a>0时,0≤x*≤a;当a<0时,a≤x*≤0。不妨设a大于零,此时产生对参数新约束条件

根据最值的数学性质,把x*带入L,又因c/γ>J(‖P‖),此时函数L最值就如(13)式所示,并且只有(13)式大于零的时候,其才是任一点P处每单位资本通过漂移多获得的最大收益

从(13)式可看出产业资本移动所获得最大收益仅与协同空间性质、激励大小及其初始产业位点有关。协同空间性质表征为单位距离上的转移成本和阻滞因子,此时新产业位点就表示为

从公式(14)可看出“当c/γ=J(‖P‖)时,产业资本不会流动,还停留在原产业位点处;当激励大小,产业资本会流动到激励中心,这对通过激励控制产业资本流向具有政策性含义,当然上述激励值须使得maxL>0。当激励为零时,根据(9)式此时移动利润为负值,故产业资本不会离开原产业位点。也并不是在任一激励下,原产业资本都会漂移,漂移肯定有利可图,同时激励须落在此空间内

若使得公式(13)成立,须-γ‖P‖<1,而这是显然的。故新产业位点是在漂移利润函数取最大值且最大值须大于零下求得的,而此新位点客观上会对外部环境参量诸如激励、单位资本单位距离的转移成本、市场发育系数及其间的关系有所要求。协同产业空间上单位资本转移单位距离的成本相同,故产业资本漂移路径始终从原产业位点指向激励中心,在参量c/γ一定下,对P0采取单位激励后,P处资本位点发生漂移量可表示如下

五、资本漂移与激励间的关系

在协同产业空间性质不变下,即单位距离单位资本转移成本c和激励传递的阻滞系数γ不同组合下,观察其下激励与资本产业位点Pf间的关系。选取c/γ=1且γ=1,则此时激励的范围为[1,exp‖P‖],新产业位点为

根据上式公式和假设,在利润函数大于零的情况下,资本漂移沿着原产业位点向着激励中心移动,而产业资本的产业位点将产生的漂移为

在(18)式中资本从P点漂移到Pf,为简化分析,看其在x轴和y轴上的漂移分量,漂移分量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此时的△x与△y可表示为

从(19)式可看出,当激励时,利润函数大于零,则新产业位点就处在激励中心,随着激励的增大,当时,利润函数为零,故产业资本不发生移动。由(19)式知单调递增,a、b及‖P‖>0,则在[1,exp‖P‖]范围内,随着增加P处资本新位点变化方向沿着向原产业位点移动,即漂移量|△x|和|△y|相应减少,这源于产业空间是协同空间。若对某点P0激励,客观上也对Ω上其他行业进行激励,即拉动与其相互配套产业成长。若协同空间上其他产业处资本趋近于受激励产业点上,则会使产业畸形发展,最终不利于厂商获得利润最大化。若激励达到一定程度即,则任一产业位点上资本都不发生移动,就是说“完全发育的市场上,并且市场是充分分工的,当激励很大时,资本就不会发生漂移”。协同产业空间上资本漂移量(4)与激励呈反比,并且始终朝着能给资本带来最大收益的方向漂移。但漂移利润函数须大于零,在协同空间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这是产业资本原坐标位置的要求。在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为形象描述激励变量和距离原产业位点漂移量的横轴分量间关系,在此选择初始坐标为原产业位点的坐标(a,b)=(3,4),激励,同时观察不同阻滞因子作用下其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在图3上。从图3可看出只要激励使原产业位点上资本发生移动,随着激励增加,其移动幅度却越来越小。当激励达到一定程度时,原产业资本将不发生移动。即协同产业空间上资本漂移量增量与激励呈正比,且漂移增量方向指向原产业位点,而资本漂移量如何随着其他参量变化而变化呢?

六、外生参量与产业资本漂移

同样激励下所产生的漂移量还取决于表征为产业转移的交易成本c和产业带动能力γ,上述演示了制度激励下各产业上资本发生的位移量,下述将分析表征为资本转移成本c和产业带动强度γ的行业特性对资本位移量的影响。激励不变时,单位距离的单位资本转移成本和激励阻滞因子如何影响资本漂移及漂移量?在此不妨把γ记为考察行业P的产业属性,则单位激励下为

其中0≤△x≤a,对△x求导得:当时,随γ的增大|△x|单调增加,当时,|△x|随γ增大而减少。又因,若ec/γ大于(c/γ)[1/exp(-γ‖P‖)],即γ‖P‖≤1,则此时随着阻滞因子的增大,产业资本所产生的漂移量会不断地减少。但若上述条件γ‖P‖>1时,此时驻点在激励的范围内,则随着阻滞因子增大,漂移量变化先变小再变大。可把λ=1/γ看作市场发育系数,随市场发育(5),即λ增大,则漂移方向根据λ与c和激励之间的关系决定。在激励不变时,考察行业上资本漂移在x与y轴上的分量为

故同样激励下考察产业上资本漂移方向与激励行业和考察行业间的协同度(6)间的关系,由阻滞因子和产业资本初始所处的位置决定。为直观表示漂移量如何随着阻滞因子而变化,如图4:

对(20)式中的任一分量绝对值关于c求导得,此式恒大于零,即随着考察行业P在资本转移过程中单位资本转移成本的增加(7),即c变大,漂移量增加。考察行业处的资本漂移量△P在x和y轴分量上的位移增量

在同样激励下考察产业上资本漂移量与考察行业转移过程中单位资本所耗费转移成本呈正比。一般c较大的行业,其资产变现能力差,资本总回转周期长,即其有大量表征为固定资产的资产,在资本变现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故其资产转移到其他行业较慢;相反,c较小的行业,其资产变现能力较强,资本总回转周期短,即变现过程中交易成本较小,但是文章的分析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就是c越大,资本漂移量反而越大,这可能源于协同产业的特殊性质。激励阻滞系数γ较小的产业对其上下游和左右侧的配套产业带动作用较强,即激励在产业空间上衰减较慢,故此时一般资本不容易漂移;γ较大的产业对其上下游和左右侧的配套产业带动作用较弱,即激励在产业空间上衰减较快,此时资本容易漂移。这两个参数都具有市场属性,后者主要取决于产业演化的程度、产业间的关系及市场效率,更确切地说,是由市场的发育程度决定的。

七、结语

在一个有效的市场内,面对新激励,产业资本会做出响应,进而调整其所处的产业位点,使其收益最大化。但是激励如何影响产业资本的移动,是不是任一激励都会引致产业资本的移动,且产业资本从原产业位点离开后将位居哪个产业位点上?面对对某一产业的激励,其他产业位点处的资本将发生多大的漂移?本文通过把相互替代的产业归为一类,生成协同的产业空间,其上任一点代表一产业,其上任两产业间的关系要么是上下游,要么是左右侧产业。在初始稳定的产业空间中,面对新激励,因协同空间上对任一产业的激励最终将会被其他产业分享,使得原任一产业处的资本收益将附加激励收益。若初始协同空间单位资本收益已知,激励后空间的资本收益分布可得以推导;因激励打破原先稳定的状态,资本将发生流动,而资本总是流向能给其带来最大收益的产业位点,但是资本转移是有成本的、更确切地说是机会成本的,其包括资本原产业位点处的资本收益,被分享的激励收益,当然还包括在资本转移过程中的转移成本。根据资本转移的成本和收益分析,设定转移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计算出面对激励时产业资本新处的产业位点,进而求出产业资本在协同产业空间上所发生的资本漂移。

本文着重分析三个方面:(1)考察了激励与资本漂移量间的关系,在外部参数不变情况下,发现当激励超过某个阈值时,激励的增加将使得资本发生的漂移量逐渐减少,这源于协同产业空间上的激励最终将被分享。当激励很大时,其他产业空间上的产业资本所分享的激励相应也很大,这就间接地抵消了转移的成本,引致资本更倾向于停留在原产业资本位点处,这客观上纠正了传统经济学的看法,即某个产业的单位资本收益高,就会引致其他产业处的资本向其流动。(2)分析了协同产业空间的阻滞因子对资本漂移量的影响。阻滞因子表征为市场的发育程度,一般其越小代表市场发育越好,分工越明确,激励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能力越强。通过梳理的分析和演绎,发现协同产业空间上阻滞因子越大,则资本漂移量越大;其越小,资本漂移量越小,这是因为一般分工较好且市场发育较好的社会,更不适合投机,产业空间上每个位点处的产业资本获得相近的收益,对任一产业的激励很容易传递到其他产业,且其他产业能较准确的分享。(3)最后分析了单位资本转移单位距离成本对资本漂移的影响,发现其是最违背直觉的。首先其模型假设是合理的,并且推理是严格的,但是结论却是违背直觉和常识的。在此必须说明,结论是单位资本单位距离的转移成本越大,则漂移量越大。此结论可能源于协同的产业空间。因为协同,所以激励才被分享,因为协同,所以当产业之间沟通障碍比较大时,激励更不容易被分享,故资本倾向于漂移。

本文构造了资本活动的协同产业空间,并使用矢量的分析方法,探求资本漂移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社会科学中测度方法的发展,为社会问题的数理化解决提供了思路。但文章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如对激励函数的选择,虽然本文所选用的指数函数符合激励函数的三个性质,但是在函数库中还应存在其他符合激励函数三个性质的函数;对于协同的产业空间,文中并没有说明某个具体的产业在哪,这将会影响分析的具体性,最终使得文章只能在假设具体产业在协同产业空间上已知条件下做抽象的分析;文章更多采用数理推导,而在不同参数组合下的函数分析性质并不能被一一挖掘出来;最后对于为什么单位资本单位距离的转移成本与资本漂移的绝对值成正比,不能很好地解释。

摘要：在一有效的市场内,面对制度的变化,资本都会做出响应,进而调整其所处的产业位点,达到其单位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对某一产业的制度激励,其他的产业资本会如何调整,调整多少,最终处在哪个产业位点上,怎么用数学语言描述这一调整?这是分析的空白。为有效地探讨资本流动并回答上述问题,可从电动力学中获得启发,即先构造产业资本活动的背景空间,定义制度激励、激励分布函数及成本和收益分布函数,采用成本-收益和演绎的分析方法,给出制度激励和资本漂移项的数理通路,并探讨外生参量与此漂移项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社会科学中测度科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的精确化道路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协同产业空间,制度激励,资本漂移,环境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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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论第7篇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行为,社会资本,案例研究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的要求,这是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 “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基础上,发出最为强烈的重构合作金融的政策信号。多年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被寄予 “合作金融”的厚望,但历经3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最近几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经过改制,已然走向了商业化经营轨道,不再具备合作金融的基本特征。出于构建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农村金融制度框架的设想,国家提出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的要求,以期破解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困局。那么,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为什么要依托合作社来开展资金互助试点?合作社组织为何能提高社员资金互助的合作稳定性?

由于合作社是一种俱乐部组织,嵌入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乡土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合作社社员间的经济行为不限于理性博弈,经济交易背后还存在着社会交换,单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等研究工具,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合作社治理与组织特征问题。〔1〕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热点,广泛地运用到合作社等各种组织的运行效率与治理研究。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和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2〕研究认为,合作社是最依赖于社会资本的组织,信任、规范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是其运行效率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构建有效治理机制的关键性纽带。〔3〕合作社内部社员资金互助行为,其本质是嵌入在合作社组织下的信用互助行为,故而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来研究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现有的文献也做了相关探讨。这些文献大体可归为两个研究方向:一类侧重于社会资本与合作社运行与治理关系的研究;〔4~7〕另一类侧重于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研究。〔8~10〕但将这两方向进行结合来研究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不多。少数学者虽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作用机理,〔11〕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没有考虑到合作社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因而也无将其研究结果直接运用到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研究上。基于此,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剖析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中的作用机理,力争阐释国家推动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的理论逻辑。

二、理论回顾:社会资本及其功能与作用边界

1.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然而,至今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也未统一。最早对社会资本做出系统阐述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的,认为社会资本是 “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一种持久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所熟悉和公认的,并且或多或少是被制度化的。”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能够为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普特南从 “社会资本存量”这个概念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指出 “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和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 林南(LinNan,2001)在吸收了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并可以通过有目的行动来获取或流动资源。”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中,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对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和林南四个代表性人物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不难发现:关系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等这些基本要素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

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可分为两种类型: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内部社会资本是指合作社内部成员间的社会联系、内部规范和相互信任,而外部社会资本指的是合作社与其他组织间形成的横向或纵向的关系网络及信任、互惠和规范等。黄岩、陈泽华在合作社社会资本个案研究中也是从 “信任、规范与网络”三个方面进行测度的。廖媛红在将合作社社会资本分为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后,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分析了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包括个体间的两两信任、网络连带以及个体在网络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集体社会资本依赖于义务、期望、信任、信息通道以及规范和制裁。〔12〕

2.社会资本的功能及其作用边界

关于社会资本功能的研究涌现了很多学者,其中当属林南和格兰维特分析更为深刻和全面。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如下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信息流动,那些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成员通过个体间直接的或间接的交往,都能获得一定量的排他的信息;社会资本可以影响代理人的行为,有利于减少 “委托-代理”问题;社会资本有利于产生人际信任和形成共同的信念,从而促进行动的效率。〔13〕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社会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有效经济信息的传播,在团体成员之间实行及时的奖惩机制以促进组织成员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标积极前进,以及存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的信息传播,减少信息传递的市场失灵;网络成员通过重复交易可以建立信任关系与声誉机制进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依赖社会网络成员互动形成的规范和准则,社会资本可以减少 “搭便车”行为,缓解集体行动困境。〔14〕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实证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发现。例如,社会网络可以作为对正式机构与组织的一种替代,这一网络孕育了规范与惯例,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有助于相互交流和集体行动的协调、提高了声誉水平,因此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15〕由此可见,社会网络是个人或组织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它能够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信任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它能够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而网络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正式的价值和行为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

必须指出的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惩罚的可置信性。有效的信息传递不仅是社会资本效应的关键条件,也是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信息传递效应主要与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有关。网络规模越大,信息传递的效率越低;网络结构对信息传递具有重要的影响,水平网络对于内部信息传递效率较高,垂直网络对于传递外部信息效率较高。信任机制与规范机制的作用除了依赖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外,还必须保证惩罚的可置信性。对群体组织来说,博弈参与人的交易频率越高,信息传递越有效,社会惩罚越有约束力。因此,这就要求社会网络的稳定性要高,以保证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具有长期性、重复性。同时,还要求网络规模不能过大。这是因为网络规模越大,重复交易的频率就下降,历史交易信息的难以在成员间及时传递,从而不能保证惩罚的及时性,导致惩罚有效性下降。正如Fukuyama提出的信任半径(radiustrust)概念所强调的那样,一旦超越了信任半径,社会资本效应将会显著降低。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1.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也即重点回答下述问题: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合作社资金互助行为,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因此,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围绕两个层次进行展开:一是根据已有研究的文献资料,分析社会资本的特征、功能及其作用边界,为进一步分析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打下理论基础;二是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发现社会资本作用机制的具体细节,从而对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没有采用计量模型分析,这主要考虑到社会资本在测量上存在难度,学术界至今也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测度方法,同时又缺乏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方面的大样本统计数据,而案例研究适合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是构建和检验理论的有效方法。〔16〕鉴于案例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本文选择的案例是安徽J县惠民合作社(以下简称:惠民合作社)。选择的理由是,惠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实践已超越初级形态的资金互助模式,它是嵌入在合作社组织网络下的信用互助行为,属于合作深度更高的资金互助模式。

2.案例介绍

惠民合作社所在元冲村,距县城30公里。全村总面积10平方公里,辖12个村民组475户2000多人口,农户经济收入来源于茶叶、板栗、劳务输出等。惠民合作社于2014年9月由76位农民发起成立,社员出资总额为44.4万元。惠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主要是为满足合作社内部社员的贷款需求而设计的,其模式特点如下: (1)贷款对象、用途、额度及利息。借款人必须是合作社的社员,年龄在18~60周岁(含)之间,借款人个人及主要家庭成员个人征信记录良好;贷款用途为种养殖大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经营周转与生活消费等。社员贷款额度不得超过社员入社股金的10倍。贷款利率按银行现有标准给予一定幅度优惠,综合年利率10%以内。(2)贷款流程与贷后管理。1贷款申请。申请贷款社员先向合作社理事会提出贷款申请,审核通过后,理事会出具同意担保的理事会决议(借款人名单和借款限额),再向银行推荐。除合作社提供担保以外,申贷社员还需再确定一名有一定经济实力、信用状况良好的社员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贷款审批。银行根据合作社的推荐名单,进行集中贷前调查,调查完成后,对于借款人及其所提供给的担保人均符合要求的即组织贷款材料审批。3贷后管理。社员所在合作社和村民委员会协助银行进行贷后管理、提供贷款使用及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等信息;发放的贷款回收率达到设定要求时,由银行给予专业合作社一定的奖励。因地震、台风、山洪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贷户无力还款的,不纳入贷款回收率考核范围。(3)风险分摊。1 借款人的入社资金承担不少于贷款本息总额的10%。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借款人入社资金的10倍,即入社资金大于等于贷款本金的10%。如发生违约,借款人的入社资金将首先用于扣划还贷。如入社资金无法同时覆盖10%违约本金对应的利息,相应的利息向借款人或担保人追偿。2担保人承担60%。3合作社以其各项收益(不包含社员入社本金) 承担15%。 4 县级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承担15%。

3.研究思路

根据案例介绍,惠民合作社通过内部资金互助的方式打通了社员与银行借贷交易上的壁垒———信息不对称与抵押物不足问题,并且从案例可以发现这一模式的三个关键特点。一是合作社发挥了信息中介的作用。这里合作社不仅起到资金互助的重要依托和平台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发挥了信息中介作用。在申贷前,合作社推荐借款人;在贷款中,合作社承担了部分担保人;在贷后管理中,合作社参与银行的日常监督管理。二是社员间的信用互助行为。申请贷款人需要提供另一名社员作为担保人,借款人通过其他社员来提高自身的信用。三是风险防控主要手段来自于担保人制度,而这种担保人完全来自合作社及其社员。因此,下文的案例研究部分将根据社会资本的有关理论去尝试阐释如下几个问题: (1)合作社为何能够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其主要机理是什么? (2)社员间的信用互助行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信用互助行为的发生? (3)合作社及其社员作为担保人缘何能够避免系统性风险,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去解释惠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是如何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从而抽象出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在实地调研惠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的运作方式的前提下,对合作社发起人、社员以及银行高管的深度访谈,并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梳理出一段一定意思表达的文字,即条目,再对这些条目进行数据编码。最后,按照一定合并方式进行归纳、提炼,从而用这些编码条目来阐释社会资本的作用。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社会资本机理

1.合作社信息中介功能的机理

命题1:合作社内部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社员间社会交往互动的频率,在促进了社员私人信息公开化的同时,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效率,使得合作社能充分掌握社员的个人信息,从而能够在社员借贷交易中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

社会网络是指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合作社网络分为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外部的组织关系网络。前者是指合作社内部社员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后者是指合作社与外部组织或个人形成的关系网络。合作社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封闭性网络。由于合作社社员来自本村或相邻村,这种网络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中国传统的 “熟人社会”特征。这种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是以己为中心,沿着亲疏远近的顺序层层展开形成了一个个闭合的圈层结构,离自己越近的圈层,人际关系的亲密度越高。由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关系网络,加上合作社的入社门槛,以及仅限于内部社员享有合作社经营与发展成果,使得合作社内部网络是一种封闭的人际网络。

合作社具备信息中介功能是通过人际网络的信息传递实现的。合作社人际网络密度越高,信息通过人际网络传播越有效,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由于合作社内部网络具有较高的封闭性,社员之间的社会交换活动频繁,大量的交易是选择性的、重复性的互动博弈,提高了信息交换的频率。因此,社员的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经营能力与信用状况等信息,能够通过合作社内部网络得到迅速传播,社员的个人信息能够被其他成员充分掌握。即便合作社内没有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只要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信息,那么这种交流也能增加彼此的信息量。另外,按照Burt的结构洞的观点,那些处在 “结构洞”位置的成员更有资源优势,并且可以动用这些资源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因而在合作社网络的信息传递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合作社内部网络来说,合作社发起人、生产大户等合作社理事会成员都位于网络的结构洞位置,合作社理事会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获得更多社员的私人信息,从而能够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

调查表明,惠民合作社是由元冲村76位村民发起成立的,占比80%的社员来自元冲村。76个发起人中姓氏集中在 “陈、刘、杨、张”,并且多数发起人来自同一家族。此外,多数社员与76个发起人之一属于亲戚或邻里关系。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某是村支部书记。可见,惠民合作社关系网络蕴藏先赋性的血缘、亲缘关系,并通过业缘关系泛化到合作社的各个方面。惠民合作社理事会可以通过各个发起人(包括村书记)的关系网络,掌握社员的家庭状况、经营能力、诚信品质等多方面信息。在深度访谈中,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村支书)讲到:“我在元冲村生活了50多年了,担任村书记也快8年了,我对本村甚至是邻村每个人都很熟。可以这么说,合作社每个社员及其家庭生活状况、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个人能力都很清楚。”合作社发起人讲到:“在合作社里有30多人是我的亲戚,还有40多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交往,对他们及其家庭生产与生活都非常清楚”。因此,法定代人和发起人在惠民合作社网络中处在结构洞位置,由其作为重要组成成员的理事会,拥有资源优势以及信息优势,加之合作社理事会制度,使得理事会成员能进行高频率的交流、沟通,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各个社员的私人信息。基于这些要素,惠民合作社在其内部社员与外部银行之间的借贷交易中搭建了一座信息桥梁。在社员申请贷款前,合作社利用其信息优势,甄别出生产能力较强、信用状况较好的借款人;在贷后管理过程中,银行利用合作社的信息优势,要求其参与贷款后的日常监督工作。

2.社员信用互助行为的微观基础

命题2:合作社组织特性使成员存在互惠性偏好,加之亲缘、地缘与业缘为起点的人际信任,以及法律、规章等外生性的制度信任,奠定了社员间信用互助的微观基础。

互惠性偏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天生的偏好,人们通常对帮助他们的人表现出善意,对伤害他们的人表现出敌意。这种利他和互惠行为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共同拥有和集体控制的社会组织,社员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互惠互利的合作预期,使得社员间的行为表现出互惠偏好的动机。互惠偏好,加之亲缘、地缘与业缘的共同作用下,社员彼此之间存在较高的信任关系。施信者对受信者的行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在经济行为中,权力、市场与信任一起是促成和维持合作的三种机制。传统农村社会的信任是以人际关系亲疏为前提的一种特殊信任。这种信任具有边界性,信任关系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按照亲疏远近,农民所信任的人群依次为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以及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人,其信任的程度逐渐递减。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农村社会网络逐渐扩展,人际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和疏散性逐渐增强,人们的交往活动的 “差序格局”准则与理念发生了变化,法律规范逐渐取代了村规民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农村中的人际信任模式逐渐增加了一些基于制度关系的普遍主义信任的成分。

研究表明,信任在交易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交易存在不确定,人们就需要通过信任来促进合作或交易。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它能够有效克服契约不完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弊端,节约管理和合同执行的成本。社会资本中所嵌入的信任相对于法律等正式制度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社会机制,能够将借贷发生的潜在性变为现实。在深度访谈中,合作社的一位受访者讲到:“我与合作社很多成员是亲戚关系,有的是邻居,有的是我的业务伙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我们彼此相互了解,也相互信任,因此,我一般会优先选择这些人进行合作,实践也证明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可见,惠民合作社社员能够为借款人担保,一方面,源自于合作社社员间的相互合作、彼此依赖以及互助互利的行为动机,使得社员愿意为自己所信任的借款人提供担保;另一方面,无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都会促使受信者采取符合施信者预期一致的行动,约束借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之,合作社成员的人际关系多为亲缘和邻里关系以及在后来的合作中演化而来的业缘关系,这些因素奠定了合作社社员间信任的微观基础。

3.内部担保人制度的有效性

命题3:合作社成员在长期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规范与惯例,以及社员个体所积累的声誉充当着社会抵押品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合作社内部担保人制度的有效性。

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交往中不言自明的习俗规则,在人们交易行动发挥着隐性契约的作用。合作社的规范根植于乡村文明、共同信念、习俗与道德,尤其在一个稳固的社群里,重复交易是合作的基础,重复交易将产生并维持这样一种信念———违约将受到惩罚。成员认同的规范,与一般的外部安排制度不同,这种规范是成员间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隐性契约,成员在行动过程中自觉地遵守,同时靠群体内的声誉机制维持,它能够通过社会结构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而声誉是网络成员与其他成员长期互动中不断更新、累积的一种资本。首先,声誉反映了行为主体类型的信息。这种信息可以成为一个有效识别类型的信号,帮助博弈参与人更为有效地找到合作伙伴,提高交易效率,增强交易透明度。其次,声誉是一种无形资本,能够给声誉主体带来 “声誉租金”,形成竞争优势。但声誉具有较强的专用性特点,特定网络内所形成的声誉仅在该网络内有价值,对于外部的其他网络其价值很难被认可。可见,声誉投资的成本是一种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高,丧失声誉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对行为人的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因此,声誉可以于克服交易中的道德风险,约束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博弈结果陷入无效的低水平均衡路径。

在深度访谈中,惠民合作社的一位受访者讲到:“我不怕我的担保对象不还款,你想啊,一旦他不还银行的钱,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结束了,以后不会与他发生任何交往,这样他的损失实际上是很大的。因为,周围人也会知道了他不还钱的事,日后也不会与名声很坏的他交往。”因此,惠民合作社的内部担保人制度主要依赖于合作社长期形成的内部规范,这一内部规范要求借款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合作社发展的共同愿景,否则将会受到其他社员以及合作社的社会惩罚,其后果是借款人的声誉受损,会被其他成员所排斥,甚至还会被驱出合作社。由于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特殊资本,依赖于社会网络或者社会关系的存在,一旦农户被其他成员 “踢出”,那么它将失去之前所累积的所有的社会资本存量,也即社会资本投资是 “沉没的”和 “具体的”,前者是指对于网络外的群体社会资本没有残值,后者是指社会资本投资是与具体对象相联系的,社会资本脱离了网络将不具有任何价值,因此社会资本的这种社会抵押功能使得内部担保人制度得以有效。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根据合作社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功能来看,社员所嵌入的合作社网络有助于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且在社员的社会互动作用下,合作社网络所孕育的信任关系、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提高了社员间的合作动机,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发生作用,从而保障了社员资金互助的合作稳定性。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本质是嵌入在合作社组织网络下的信用互助行为,对安徽J县惠民专业合作社的案例研究表明:合作社的信息中介作用、社员的信用互助行为以及内部担保人制度的有效性是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发生的三个重要基础,其作用机理表现在:

一是合作社内部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社员间社会交往互动的频率,在促进了社员私人信息公开化的同时,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效率,使得合作社能充分掌握社员的个人信息,从而能够在社员借贷交易中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

二是合作社组织特性使成员存在互惠性偏好,加之亲缘、地缘与业缘为起点的人际信任,以及法律、规章等外生性的制度信任,奠定了社员间信用互助的微观基础。

三是合作社成员在长期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规范与惯例,以及社员个体所积累的声誉充当着社会抵押品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合作社内部担保人制度的有效性。

论改革的逻辑第8篇

一、三十多年来改革回顾

改革30余年来, 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改革的基本经验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而取得的。

(一) 改革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回顾过去的30余年, 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1年, 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01202亿元人民币, 比改革初始的3645亿元增长了110多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 增长了185倍;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150万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6420.6亿美元, 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 为世界第一位;外商直接投资居第二位。与此同时, 我国在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取得显著成就, 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幅提高, 201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19亿元, 比改革之初增长102倍, 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谷物、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 钢、煤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代表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有了明显的提高。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比直观的经济发展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一系列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格局日趋完善: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二是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要素市场进一步发育。三是政府职能转变加快, 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经济调节体系逐步完善。四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五是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六是其他各项改革有序推进。这些制度层面的改革成果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使中国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 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是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 三是从贫穷落后转向富裕小康的社会主义。

(二) 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 而且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 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 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新老问题同时并存, 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 过去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 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 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大的冲击。以资源环境为例, 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 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在我们价格改革滞后的同时, 现行资源税负过低, 而且征税范围过小, 也是低成本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1990-2008年的18年间, 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分别为21%和15%, 比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分别高7个和4个百分点。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 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也低于传统“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2007年, 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消费率分别达到75.7%、64.9%和67.0%, 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0%, 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更是偏低, 2007年仅为35.6%, 2008年又降为35.3%。

三是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社会体制改革, 最终都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进程。应当说, 近几年政府改革有明显进展, 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 近年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从总体上来看, 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的运作模式, 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 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 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四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尚未能完全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虽然早已确立, 但是一方面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并存, 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严重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 《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没有被严格恪守, 律师权利不被尊重, 各类司法判决屡造社会各界质疑, 最高法、最高检两会报告多年来反对票保持高位, 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脱节。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 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 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 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 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法治的溃败不仅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更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为泡影。

除此之外, 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 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 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一方面, 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 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 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 既得利益膨胀, 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 损害了改革的权威, 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

(三) 基本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余年的风雨历程, 期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而取得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12年7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所说:“全党同志必须牢记, 我国过去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 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 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而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又与市场不能充分地在资源配置中的发挥基础性作用密切相关。唯有以改革扫清前进中的问题才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是我们通过长期艰难探索得出的推动中国改革进步的基本经验, 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必须要遵循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路径。

二、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市场化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 我们应力排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 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一) 市场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

计划与市场的争论长达一百年, 长期以来, 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 市场是资本主义。后来觉得不搞点市场也是不行的, 所以提出“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想说明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制度, 必须坚持“为主”, 把市场作为调节手段, 起辅助作用。1984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但有人仍强调有计划是重点。一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 强调社会主义有市场, 资本主义有计划,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 党的十四大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都强调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30多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 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 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市场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选择。

(二) 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各种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层出不穷, 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计划经济思维仍然在无孔不入地干扰市场化改革, 尤其是在既得利益格局的驱动下, 计划思维以各种面貌出现以谋求行政权力寻租的固化和扩大化。因此, 在改革过程中的任何妄自菲薄和过度自信都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甚至使市场化改革误入歧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 必须要正本清源,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和内涵保持清醒的认识, 不被各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口号所迷惑。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具体说, 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下实行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 市场经济的规律, 如价值规律等必须遵循, 不能因为中国特色就不遵循这些规律。

坚持遵循价值规律, 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显然与强调政府主导、限制市场作用的“中国模式”有本质区别。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 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 在全球率先使经济走出了困境, 2009年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 有人就认为, 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 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 中国所以出现奇迹, 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 并且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府行政主导, 受控市场。

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 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 就会转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就会影响深化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中, 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危机进行干预, 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 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我国仍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 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 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 同时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因此, 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 用“中国模式”加以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 而不是代替市场。强调“中国模式”, 容易理解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位了, 定型了, 不要再深化改革了。既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我们就必须排除类似“中国模式”的干扰, 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 还需要正确理解宏观调控, 避免宏观调控成为行政权力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借口。十四大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作用”, 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来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 表述有所改动了, 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起草小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并经中央同意, 不再提“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十四届三种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正确表述。应该说这个表述是科学的, 与时俱进的。但在实践中还是强调国家宏观调控下, 过多的强调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中过分强调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 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须明确, 政府宏观调控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 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 而不是政府。

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 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 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 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 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 容易造成权钱交易, 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 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 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 利润越高, 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 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三)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根本在于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变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行政运行模式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强大的行政力量不受约束地介入到市场当中, 极易扭曲以意思自治和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环境, 不仅导致权力寻租、腐败滋长, 更使经济转型升级被行政主导而与市场需求脱节, 导致创新能力低下、重复建设严重, 最终导致转型升级长期拖沓不前。与此同时, 市场又有失灵的时候, 它需要政府能够提供有效又不过度的监管和必要的公共服务, 失去这些保障, 就难以使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市场经济就难以健康有序发展。因此, 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三、加快政府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改革是关键, 我们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 政府改革是关键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政府职能发生重大变化, 但由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厘清, 导致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看, 经济建设仍占有主导性地位, 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 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 既导致不公平竞争, 也抑制市场活力, 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 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 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 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从改革的实践来看, 现在改革正处于全面深化的阶段, 要解决诸如金融体制改革、财税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等难题, 都离不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连接社会体制改革, 又连接政治体制改革, 处于中心环节。可以说,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从资源配置来看, 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 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突出问题是, 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 价格形成机制过多的受到行政干预。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 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 往往是一届政府就把几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了, 结果就是鼓励企业扩张规模, 使得我国这么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国, 还有大量的土地利用效率很低, 浪费严重。此外, 水、煤、电、油等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在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开采体制下, 获取开采权的成本很低, 也使得价格和成本的严重脱离, 这种扭曲的价格机制不能反映我国资源稀缺情况, 造成了使用中的大量浪费。

其次从市场中的主体看, 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的企业投资自主权还没有真正落实, 其主要问题是:政府投资决策的机制不规范, 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 决策者不对决策后果负责。在当前的考核体制下, 造成了政府追求政绩, 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的现象, 并且由于官员任期较短, 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 甚至不惜引入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项目。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 却投入不足。这使得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 并且投资结构扭曲, 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最后从财税体制看, 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行的分税制, 出于对本地财政收入、就业的考虑, 地方政府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高污染的项目。比如, 我国钢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但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难度和阻力很大, 因为要触动地方利益, 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税收和就业。再比如, 我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有偿使用。国家通过收取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体现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但是计税方式不合理。拿煤炭资源为例, 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是以煤炭产量和煤炭销售收入为基数计征的。由于煤炭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未与矿井动用的资源储量挂钩, 不利于激励生产企业珍惜和节约资源,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 征收的资源税和补偿费标准过低, 相对于资源的价格几乎微不足道。此外, 相当一部分煤炭生产企业占有的资源储量, 是在矿业权制度确立之前无偿获得的。按照矿业权管理的有关规定, 只要不发生矿业权转让, 就无需补交矿业权价款。这些因素使得矿产开采企业实际上对资源无偿或近乎无偿的占用, 结果就是造成了开采中浪费严重, 而且容易产生暴发户和腐败现象。

(二)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转型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都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 政府转型不仅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前提, 而且必然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必须认识到, 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 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 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 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政府转型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 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 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 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 很可能大事办不成, 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 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 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 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 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 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 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 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 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 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 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基本“定型”, 而是一个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 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 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 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 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 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问题的症结在于,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 究竟是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 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 这是根本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或方向反了, 直接后果是政府职能混乱, 最终不仅无法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 而且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稳定形成重大障碍。

(三) 如何建设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就是要把过去管制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 把过去无限的政府转变为有限的政府和法治型的政府。

1. 必须创新三个理念

第一个理念是, 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企业和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过去对这两个主体是有点错位了。笔者一直在关注浙江现象, 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国家投入少、资源少的省份。那么现在为什么人均富裕程度在全国首位?为什么社会很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 让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 这样才有内在的动力, 才有活力。如果大家都靠国家, 都让国家来创造财富, 然后由国家再来分配给大家, 这样的体制是缺乏活力的。

第二个理念叫“非禁即可”的理念, 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干的, 这个理念非常重要。过去的理念是什么呢?凡是企业要做什么事情, 老百姓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 不批准你就不能干。这种理念缺乏创新空间, 例如你要搞技术创新, 但如果审批的人不懂技术, 那就不是鼓励创新而是抑制创新。

第三个理念是依法行政, 就是政府只能做法律规定的事情, 法律不规定的事情政府就不能做。这样, 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 建设有限政府就有可能, 法律不规定的政府不能干, 就是政府活动限制在法律范围内, 政府不能有随意性。这样, 一会儿叫老百姓种树, 一会儿叫种草, 一会儿拔掉又种粮的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2. 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从改革的历程看, 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 而是政府决策与政府转型。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消除政府扩张投资的冲动, 增强其提供公共服务功能。在当前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下, 地方政府的行为更趋向于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 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率过高问题。根本的办法要靠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来, 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 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 要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企业是自主创新的最佳主角, 政府要当好自主创新的“导演”, 尽心尽力地解决“主角”演出所需的“灯光”、“舞美”等条件。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发展模式转变, 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新产品, 特别是战略性产品的研发, 这需要有序的市场、对技术产权的有效保护、获得可行承诺的经济政策、更加透明开放的产业政策与信息等, 这都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 如果政府不确立公共政府的职能, 企业就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条件。

3. 加快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 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我国已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 要努力扩大就业, 鼓励全民创业。要注重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启农村市场, 依靠结构性改革, 通过政策创新、体制改革、制度安排和机制建设, 稳步推进城镇化,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保证城乡一体化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要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重心,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要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 加快健全农村集体建设土地流转市场。同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基础, 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一的国民教育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公共交通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文化体育制度等。

(四)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我国已经基本走过生存型社会的发展阶段, 开始向发展型社会阶段跨越。站在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 人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发展问题的阶段性变化。与改革之初相比, 生存性问题的压力在减弱, 发展性问题的压力在增强。前30年的改革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的问题, 但是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成为新阶段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短板。因此, 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已成为促进新阶段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主体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体制中, 政府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与其公共职能的定位高度相关。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充分体现民意, 顺利进行职能转变, 则公共服务体制很难建立和完善, 为公众服务的积极性很可能为机构的私利所左右。建设服务型政府, 不仅包括政府自身机构和职能的演变, 而且还涉及或包括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的界定、政府行为的规范乃至行政权力来源与约束等更为丰富、广泛的领域。政府转型客观上要求相关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套推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目标是在1998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 但从财政改革与政府改革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关系来看, 实际进程的展开应该可以追溯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 甚至更早。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规范、公正、透明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得到广泛认同, 以人为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已逐渐融入政府财政关系建设之中。然而, 从当前社会普遍反映突出的问题看, 特别是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看, 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仍然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首先应进一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 压缩经营性投资, 更多地增加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住房补贴等社会公共支出, 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缓解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并使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其次, 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逐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减少专项拨款比重。第三, 完善税制, 促进社会公平。如完善个人所得税、资源税以及探索建立赠予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第四, 加大财政运行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 使财政运行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 有效发挥公共职能。

(编辑:周南)

参考文献

[1]高尚全.高尚全改革论集[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2]高尚全.改革文集 (献给改革开放30年)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12.

[3]高尚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创新三个理念[J].行政管理改革, 201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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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尚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中国经贸导刊, 2011, (16) .

[6]高尚全.政府与市场分野亟待进一步理清[J].小康 (财智) , 2012, (8) .

[7]高尚全.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J].人民论坛, 2012, (19) .

论比喻的逻辑实质第9篇

一.比喻和类比推理界定

所谓比喻, 就是“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相似点, 说话或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 名叫譬喻。”“譬喻”即比喻。比喻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本体 (被比喻的事物或情境) 和喻体 (打比方的事物或情境) 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二、本体和喻体之间有相似点。例如, “天如火, 水似银”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 。“天”与“火”, 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 但有着一个相似点———“热”;“水”与“银”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 但有着一个相似点———“珍贵”。

所谓类比推理, “是这样一个推理, 它根据两个 (两类) 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 (或相似) 的, 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特定属性, 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其他特定属性的结论”。对此定义, 我们可以做以下两方面的分析:一、类比推理涉及对象性质可以是相同的, 也可以是不同的, 它是开放的, 性质相同的两类对象主要在关系类比推理中涉及, 性质不同的两类对象主要在性质类比推理中经常见到;二、“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 (或相似) 的”, 这里的“一系列”, 从外延上说, 是在1到n的范围之间。 (由于分析是与比喻相对应而言的, 所以这里忽略类比推理的推理或然性等特点)

比较上述两个定义, 我们可以发现比喻与类比推理, 虽说一个是修辞学范畴, 一个是逻辑学范畴, 但我们仔细分析后, 可以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比喻涉及对象特点包容于类比推理涉及对象特点。首先, 在比喻中, 涉及对象——本体和喻体, 它们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对象。而类比推理涉及对象既可以是相同性质的, 也可以是不同性质的, 这是包容比喻的;其次, 在比喻中, 本体和喻体之间要求有一点相似。而类比推理涉及的两个对象之间既可以是一点的相似或相同, 也可以是一系列的相似或相同, 这是包容比喻的。二、它们都是推理。比喻的表面形式无论是一个命题还是一系列命题, 它都隐含着一个推理, 只是有些推理是显性的, 有些推理是隐性的 (后面会将比喻中隐含的推理显现出来) 。三、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说明论证的功能。比喻本身就具有说明的功能, 而类比推理除了具有众所公认的论证功能之外, 它也具有“说明问题的作用, 在人们议论问题的过程中, 根据一种现象去说明类似的另一种现象”。也就是说类比推理具有说明的功能, 可见两者在功能上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 我认为比喻的逻辑实质就是类比推理。这里, 略略提一下, 有些学者认为比喻不含有类比的意义, 认为说“比喻含有类比的意义”, 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对此, 我不敢苟同。我们知道事物是客观存在的, 但由于认识者持有语境的不同, 导致认识者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 这里指所属学科范畴的不同。如“花红似火”, 它所表达的现象“花是红的”是客观存在的, 而它所涉及的学科范畴是可以有不同说法的, 至少有两种。一是, 从语言学上说, “花红似火”采用了比喻这一修辞方式;二是, 从逻辑学上说, “花红似火”隐含着类比推理。因此, “比喻含有类比意义”是说, 修辞方式上采用了比喻的语句, 从逻辑上看, 上升到采用的思维形式层次, 就是运用了类比推理。

二.比喻的逻辑分析

前面, 我们从理论上说明比喻的逻辑实质是类比推理。这里, 将通过一些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比喻的逻辑实质是类比推理。通常一个完整的比喻, 由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部分组成。按照这三部分的隐现情况, 比喻可以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基本类型, 还可以根据这三部分多种多样的结合形式, 分为博喻、引喻、曲喻、倒喻、对喻、互喻等等。这里, 我们通过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基本类型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类比推理是比喻的逻辑实质。

(一) 明喻的逻辑分析

明喻指本体和喻体之间由比喻词“像、好像、像……一样、似的、如、仿佛、犹如……”等构成的比喻。如“如火, 水似银”。

在这个比喻中隐含着什么推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们先通过义素分析来看一下本体———天和水与喻体———火和银。先看“天如火” (熟读全诗, 可知“天”是指“热天”) :

热天{天气, 温度高令人热, 闷, 令人流汗, 口渴……}

火{自然现象, 红色, 温度高令人热, 可照明……}

在它们的义素里, 不同的义素很多, 但是在只要有一相似点, 便可以运用比喻, 这也正是比喻同别的修辞不同的地方。在此例中, 我们可以理解为:热天让人感受到热, 火让人感受到热, 因此, 热天可以假设为火, 进而言之, 让人感受到热的热天可以假设为让人感受到热的火表面光滑的银镜。如果“热天”用A表示, “火”用B表示, “让人感受到热”用C表示, 上述可以表述为:“A和B都是C, 因此, A可以被假设为B, 进而言之, 有C属性的A可以假设为有C属性的B”。这样“化陌生的A为熟悉的A”的理解, 实际上就是类比推理。

“水似银”, 大部分的明喻都可以依此进行分析, 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组成成分:本体、喻体、比喻词和相似点。如:

我想,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故乡》)

鲁迅先生上下求索, 探求解放中国的道路。在探求中, 发现了真理, 树立了信仰。本来, “希望”与“路”是毫不相干的, 在黑暗的重压下, 希望不断破灭, 基于对现实的愤懑, 于是, 对希望的有无产生了怀疑, 但坚定的革命立场, 又使他联想到大地的“路”, 起始本来也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 只是走的人多了, 才有了“路”。在这一点上, 恰好与“希望”相同, 于是把“路”与“希望”联系起来, 以“路”设喻, 鼓舞人们为实现理想和希望而不屈不挠的奋斗。本体是“希望”, 喻体是“路”, 相似点是“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 找到这三点就可以还原为上述类比推理的公式进行分析。

(二) 暗喻的逻辑分析

暗喻, 即以“是”、“成”、“为”、“成为”、“变成”、“等于”等比喻词构成本体和喻体的比喻关系, 抑或直接省去比喻词, 而由本体和喻体组成各种形式的语言结构, 让读者去领会两者的相似点。这类的比喻, 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简直把两者等同起来结成一体。如:

建筑家说,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宗璞《废墟的召唤》)

如何对暗喻进行逻辑分析呢?其实, 暗喻可以转化为明喻来分析, 也就是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可以转化为“建筑像凝固的音乐”来分析。之所以可以转化, 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依据:“ (明喻和暗喻的) 差别是很小的, 所有的比喻都可以作明喻或者隐喻使用, 明喻去掉 (比喻词‘像’、‘如同’等) 说明, 就成了暗喻”。把“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转化为“建筑像凝固的音乐”之后, 我们就可以展开分析:

建筑{艺术, ……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 凝固的美}

音乐{艺术, ……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

在这个比喻中, 在“建筑”和“音乐”的众多义素中。侧重“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这一点, 有了这一点, 这个比喻可以成立。因此, 我们可以理解为:建筑是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之物, 音乐是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之物, 因此, 建筑可以假设为音乐, 进而言之, 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之物——建筑可以假设为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之物———音乐, 如果“建筑”用A表示, “音乐”用B表示, “有旋律、有节奏等美感之物”用C表示, 上述可以表述为:“A和B都是C, 因此, A可以假设为B, 进而言之, 有C属性的A可以假设为有C属性的B。这样看来与分析明喻时是一致的, 但是明喻和暗喻之间毕竟是有差别的。这样的差别要在转化中体现出来。

(三) 借喻的逻辑分析

借喻指本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 在一定的语境中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 两者的比喻关系不是很明显。例如:

敌人大筑其乌龟壳。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在这个比喻里, 省去了本体和比喻词, 敌人要修筑的是他们的碉堡, 直接用喻体“乌龟壳”来代替本体“碉堡”。相对于比喻、暗喻而言, 借喻所隐含的类比推理很不明显。这里, 我们先将上例比喻句中所隐含的完整的推理过程显示出来:

乌龟壳是半圆形的…… (1)

敌人的碉堡是半圆形的…… (2)

因此, 乌龟壳是敌人的碉堡, (3)

因此, 有半圆形等属性的乌龟壳是有半圆形等属性的敌人的碉堡, (4)

所以, 敌人与半圆形的乌龟壳有“大筑”的关系。 (5)

通过对完整推理过程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出从前提 (1) 、 (2) 、 (3) 推出结论 (4) , 所使用的推理形式便是类比推理。类似的例子还有:

我一早就跳上火车, 扑着祖国的心窝奔去。 (《杨朔散文选·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在这个句子中, 同时预设了一个暗喻和一个蕴含:暗喻了跳上火车要去的地方, 即“祖国的心窝是北京”, 蕴含了本句的真实含义是“我一早跳上火车, 向北京奔去”的事实。那为什么可以借“祖国的心窝”来喻“北京”呢?这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相同的义素, “北京”是国家的首都, 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而“心窝”正好也恰当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形象生动的含义, 既然“我一早跳上火车, 向北京奔去”是大家所熟知的, 那么“我一早跳上火车, 扑着祖国的心窝奔去”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资本逻辑论第10篇

重建精神价值，需要回溯我们的来路：在毛泽东时代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哪些启示;与此同时，也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怎样重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逻辑，如何获得辩证的统一，而不致任由资本逻辑全面地瓦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本文是作者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相当尖锐，也相当深刻，值得读者深思。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反思和实践矫正的基础之上。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精神与人们实践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神圣性事业，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历史选择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个体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共产主义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质欲望所解构，社会本位的思维逻辑日益被市场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所替代。换言之，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人生信仰在社会运转中失去了最终动力的功能，中国社会亟须新的时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泽东时代至今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旨在对邓时代的世俗化社会展开历史性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个镜鉴。

毛泽东时代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塑造，甚至将其视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到生产组织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内容——其关键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以人们对私有观念的根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保障。毛泽东力图为其政治理念确立精神根基，即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实现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其社会结构是离散的，即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服从于自己的内在法度，按照个体的“良心”法则，以“推己及人”的理路来决策，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毛泽东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人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国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完成了这个使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这是其功绩所在。

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改造，毛泽东树立了两块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有学者总结道：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认为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并用准确凝练、通俗易懂的言语对大寨精神作了进一步总结和概括，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

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大寨精神的伟大力量》的社论，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样“突出了‘阶级斗争’，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试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句话，大寨精神就是时代精神，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五亿农民伟大精神面貌的缩影”。[2]

“雷锋精神”则是另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同志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同志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作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2]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需要人们根除私有财产观念，以无私的观念来建设一个新公有制社会，其历史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恰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另外，学习雷锋所强调的“螺丝钉精神”，也使人在社会活动中确立了个体价值，即个人安分于某一社会角色，但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充分的理解，都从社会整体中获取自我的价值，并且对这一角色充满认同，因为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个体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整体的意义而产生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实现了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

毛泽东意义上的神圣世界，虽然实现了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但是却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作用，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中确立自己在社会整体之中的意义，而且个体的活动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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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发展的极端后果是，毛泽东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轻人，在资本的逻辑中盲目的随波逐流，精神无所皈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精神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摈弃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泽东思想占领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思想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正像尼采杀死上帝，复活了人性一样，改革开放宣告着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复活了中国人的人性，凸显了中国人的“人的价值”。尼采曾讲：“上帝死了”[4]，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杀死了上帝”。[5]上帝必死，因为“上帝看见一切，上帝也看见了人类——这个上帝必定要死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证人——活着！”[6]换言之，现代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监督者，他们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连宗教也依然是那种对美的欲求的结果（或者能够经受之）：最后的结论或许是——要把握人的绝对丑陋，没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7]。这种对人的天然本质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哲学中就给予其充分肯定，这也是文艺复兴名号来源的根由之一。[8]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了起来，尼采把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人自己;在市场经济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打开了人欲这个潘多拉魔盒，复活了人，当然也就扼杀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从此，不仅老百姓恢复了人性，毛泽东本人也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社会精神的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财产私有，倒不如说他成功地消灭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与此相适应，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里，与其说市场经济结束了中国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整个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无限的欲望。

改革开放与资本逻辑的兴起

对私有财产占有的欲望成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个体成为精于算计的个人，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但在整个社会来讲，精于算计的个人并不能结成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每个个体的行动都以自我为目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着清晰的描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9]

马克思则揭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本质即“剥削”：

这样就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0]

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源就是一个“私”字，正如马克思所说：“利己主义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1]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场战争导致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极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经济学层面上，至少在这里，忽略了经济学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许有学者会讲，他们早年已经解决了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这里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从经济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这种说法非常勉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经济运动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撑，宗教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秩序的维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思想信念从禁锢走向迷失，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金钱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论者所提出的，在金钱面前，“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乐趣丧失了。本来是人创造的、人用来为自己服务的金钱，现在反而倒转过来，成了人的主宰”。[12]

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逻辑的承认，也是其兴起的催化剂，因为有市场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资本逻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了价格，套用尼采对一切价值的断言——“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审判官酒神面前”，[13]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现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审判官货币面前”接受裁决，以上论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小市民生存维艰，权力极度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盛行。

应当看到，西方宗教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存在根本不同，其一，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建设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宗教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会，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中已经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奠定在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一前提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毛泽东时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丧失了说服力，同时又没有另一种信仰及时填补民众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裂痕难以弥合。

试举一例，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话语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分田到户”，这种改革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意识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农民的积极参与源于其思维深层中对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农民与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中，其理论结构的整体意蕴，也迎合了这种文化主张。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但共同富裕没有超越农民战争的主张，或者是沿着农民战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层面，没有提出根本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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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给了个体解放的物质支撑，却并未给予个体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个体向个体利益回归的三十多年，[16]也是资本逻辑盛行的三十年。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肩。但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有不足，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层次是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层次是军事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针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它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就更没有触及到自然科学层次。邓小平只是在方法论上讨论过科学与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远为深刻，而是因为二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异。毛泽东时代的首要问题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而让中国人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新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当然不相同。如此看来，以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应当说，毛泽东思想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有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理论，而最低层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有相似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二者共同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这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这层意思。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确立人的信仰，而邓小平理论则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当然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泽东时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邓小平时代则是世俗的世界。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是讲二者因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阐明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试图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层次，他提出以人为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间结构。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向前追溯，“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向前追溯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没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层次来理解，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工作方法，因而没能支撑起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层次，科学发展观仍然仅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依旧没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实则是个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仅仅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终指引。然而，邓小平时代根本没有进行价值信仰设计，人们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书是什么？邓小平始终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成了无人顾及的真空地带，资本逻辑又日益摧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信仰问题的社会效应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本应该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逻辑的耦合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是各种逻辑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突出某一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观历史，其中精神逻辑建构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都会体现某种文化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缓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和设施，被视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整体性地摧毁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设施的行为还是不多见的，直至改革开放后资本逻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才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从沿海发达的城市到遥远的边疆小城，都无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的规律，不断地摧毁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文化元素，快速地由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绩所主导，建起了没有文化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就连离祖国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喀什，也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援疆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模仿马来西亚首都的双子座大楼，辅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起了号称西安以西最高的双子座大厦。

在毛泽东时代，理性的逻辑是真理--世界--国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调转：自我--民族--国家--世界--真理，是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世界的，其所建构起来的是存在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世界出发，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立足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所以，解放全人类是毛泽东的主题，“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9]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个人问题都转换为人类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与个人问题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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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0]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之中，不计较个人利益，当然就不会使个人与民族问题成为“问题”。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21]

换言之，毛泽东讲的是先世界而后个人，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邓小平讲的是个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逻辑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逻辑，是国家在强大后走向世界，他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2]在毛泽东那里，世界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但邓小平时代，在挖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实现革命的理论环节时，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得到凸显，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本意。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希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江泽民也反复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点。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国人只能怀旧，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发地为毛泽东塑像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影响力量。但现实中，老百姓为毛泽东塑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农民塑毛泽东像，[23]但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这些塑像没有达到艺术的尊严，绝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偶像”。[24]为毛泽东塑像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种真理没有外在的偶像，中国人擅长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对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对真理的反叛。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曾为孔子塑像，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变成神，成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绝对性，因为最高的法则只能来自于神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中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时所向往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作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尽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琐者现身，自称是孔子“再临”，但孔子永远也不会是“神”的孔子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2]李静萍：《农业学大寨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页。

[4]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5][6][7][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12]田丁：《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