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诉求论文范文

社会诉求论文范文（精选12篇）

社会诉求论文 第1篇

实际上,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深入和公众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的社会属性日益明显。金融不仅关系到公众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还制约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发展。在金融社会中,“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因其市场的本性而变化。……建立金融市场的目的是为了交易和对风险回报进行分配,也为了在个人之间、在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在不同代际之间进行财产分配。”[2]不止于此的是,金融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组织和群体发展的战略资源,金融体系也是社会公共资源中一个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指出,“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恐怕是最知之不祥、最饱受非议、却对国家竞争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了,这个市场同时也是对国家的政治风向最敏感的部分。”[3]在社会以最先进的技术致力于金融工具、金融组织与金融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质就是对金融资源、风险和发展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金融领域更加突出了它的价值原则,也就更需要金融专业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同步发展。

一、金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

金融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活跃的经济要素,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它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方式或者手段。随着经济货币化的基本完成和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展开,金融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制度和机制,占有金融资源就可以占有实际的经济资源,配置了金融资源就相当于配置了实际经济资源,对金融资源的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叩开了财富和机会的大门,正如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所指出的,“当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后,创造财富主要依靠技能、创新思想和努力工作,而不是已有的财富”。[3]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金融组织体系、金融资源配置、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不公和失衡现象逐渐突现出来。金融失衡和不公加剧了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金融资源垄断又进一步增加了中小金融经营主体、市场参与者和弱势金融消费者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这种金融格局的存在引发了金融领域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和侵占。如果任凭这种冲突和侵占的继续,就有可能产生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金融资源的稀缺和垄断动摇了金融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因为金融资源垄断和不均衡会导致中小金融机构放松内部控制、放大资产风险、甚至抵制改革;中小企业和金融消费者也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信用危机,金融资源配置就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要求,一部分有能力的金融需求者就不能获得金融资源,随着这种结果的积累,金融体系将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影响金融的长期发展。

第二,金融资本的自然增值和垄断可能引起社会冲突。

金融资本的自然增值能力非常巨大,一百多年以前,西美尔将这种通过有钱就能获得较多优越地位的现象称为财富的自然增值现象。他指出:“富人对财富的享受超过了用他的钱所能买到的那些乐趣。……当财富拥有者的周围环境可以为他对货币的使用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这种增长的幅度还会变得更大。”由于穷人的金钱收入只够用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其货币的使用选择余地很小,而随着收入越高,这种余地会更大一些。结果是,“等量的金钱数额,作为一笔大宗财富的一部分与作为一小笔财富的一部分”[4] 相比,能够带来更大的财富的自然增值。对此,西美尔无奈地说:“当道德的逻辑表明应该把好处给予最需要者的时候,这个法令却把它给了那些已经富有的人。以财富的自然增值来达到如此反常的规定,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4]占有金融财富的增值效应与转轨时期的多重利益关系相交叉,形成社会利益矛盾的突显期。正如韦伯所说,由于社会转型期为权力、财富和声望等社会稀缺资源的重新分配提供了较大的机会和可能性,刺激和鼓噪起了社会成员对权力、财富和声望等的强烈欲求,加之权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性及其垄断性与变动性的矛盾,常会引致社会冲突。[5]

显然,在社会转型期,正视和正确处理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失衡和不公平问题,是关系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事。金融的社会性突出了金融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彰显了金融制度的伦理诉求,政府应通过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加强弱势金融体系建设,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发展,调整金融资源的布局和分配,不断探索金融资源配置的新形式,寻求与国情相容、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要把公平正义延伸到金融、经济领域,体现社会公平正义、金融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均等,为一切有劳动能力、创业能力、发展能力的劳动者提供服务,使他们拥有平等的社会发展机会。”[6]

二、保障金融安全突显出金融的责任伦理

与其它经济部门相比,金融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风险累积性,主要表现为金融业的高负债性和高风险性以及金融对经济的广泛渗透性、金融信号的快速传播和传染性、金融体系内部协调配合的复杂性等。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总是在经济中难以触及的层面发挥作用。正像管道系统那样,当他有效运转时经常是隐形的,但一个破裂的水管就可以导致一场灾难。”[7]因此,金融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大问题。如果金融出问题,就可能会引发各个领域的连锁反应,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以银行危机的破坏性为例,根据Hoggarth等人对最近20年以来24次主要的银行危机的经验研究发现[8]:银行危机的社会成本相当高昂,包括重组金融体系的成本,如财政救助成本,为复兴金融体系的多种支出,给银行重新注资和对存款人存款损失的弥补支出,有些国家占到GDP的50%以上。例如,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相当于年GDP的14.7%;印度尼西亚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为处置银行坏账而付出的财政支出在1997-2000年间高达当年GDP的55%。银行危机的社会成本还包括危机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福利损失,据Hoggarth等人的估计,危机时的实际产出和无危机条件下的产出比较,银行危机导致的产出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0%以上,且银行危机一旦爆发,实际经济平均要花3年多一点的时间才能恢复增长趋势。“不管人们与银行破产有无关系,金融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该国的每一个人。”[9]竞争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金融创新的步伐,“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金融体系都会针对人口、经济、或者科技的发展动态,自发地做出回应。创新的思路经常能够迅速地解决眼下的难题,并为创新者带来惊人的利润,然而模仿者的蜂拥而至却将全新解决方法的运用延伸至极限,一场危机由此而悄然孕育。”[7]可以说,创新和危机的周期循环贯穿了整个金融发展史。

金融动荡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至少有三个方面:危机后金融体系的重组成本;引导了错误资源配置而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给大众带来经济和社会风险。这些危害突出了金融监管政策的价值使命和伦理要求。

第一,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承担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保护大众金融资产及其他相关人利益的责任,应确立其价值使命:包括推动金融市场的公开化和竞争性,防止权力的滥用;强化对违规、欺诈、犯罪的防范、监督和打击;监管机构内部要建立道德操守教育和诚信监督体系,确立滥用监管权的问责制,避免采取相关调查措施的随意性,保护有关单位和大众的合法权益;加强风险承担者(机构)的资本实力审查,普及金融教育,突出对普通大众的金融资产保护,以及针对金融创新的实践和风险状况主动和自律地运用监管政策。

第二,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及其与信息技术的快速融合,金融创新活动加快、国际联系的普遍性增强,监管者需要将伦理要素作为评估金融机构的重要内容和监管指标,改变监管过程中主要关注个人特别是高管阶层、关键风险岗位人员道德监控的一般做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法人层面的道德建设,扩展金融机构的道德承诺范围、提升道德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及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三、金融交易的广泛性和专业性需要职业道德创新

金融体系是以信任和大量委托-代理关系支撑起来的社会交易系统。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金融活动已成为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活动,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复杂程度的日益加深,金融交易对伦理的要求更严格和苛刻。尽管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了超越私人信任的庞大制度体系(Institution 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自由契约制度等其它的有效制度。但是,金融体系本身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比一般市场体系更加严重,这就决定了金融比其他领域更容易发生道德风险问题;同时,所有的金融中介都是作为代理人管理着他人的钱(即经常说的OPM-Other People’s Money),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和信息的不完全,容易导致代理人对客户利益的故意侵害。

由于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行业,在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很多交易以及各种合约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其专业术语和操作过程对于一般参与者而言具有很高的知识壁垒,因此不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一般投资者很难识别(即使有能力识别,也存在很高的成本)代理人的欺诈行为。正如查尔斯·R·莫里斯所说,“金融交易涉及的巨额资金使得华尔街原本很脆弱的职业道德准则变得更加不堪一击。”[7]现代金融交易所依托的技术网络还形成了从业者与技术设备的所谓“人机对话”的新型道德关系,一旦网络系统损坏、病毒入侵等,就可能使这个网络系统中的所有个人受到利益损失。

所以,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操作平台的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在客观上对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且制度体系的有效性更加依赖于制度执行者的道德水平,因而也就从职业道德层面上赋予了参与人更高的道德责任。对于普通金融从业者而言,它不仅需要保持和发扬在金融领域中的传统职业美德,而且要形成适应信息化环境下的新道德;对于高级金融管理者而言,因为他们掌握着金融机构的资产分配权和金融监管权,往往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他们又是金融组织道德发展的象征,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行需要他们成为新的伦理领袖。

四、金融风险的代际分配彰显了环境保护的伦理要求

现代金融体系不仅通过经营信用为社会大众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和调配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传导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和风险的分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不仅体现了资源和风险在各个经济主体、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还体现了经济资源、风险和财富的代际分配。因此,在金融领域,既存在着金融系统内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金融与社会系统的利益冲突,也存在着金融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需要以金融的环境伦理行为加以解决。

一方面,由于金融对社会资源和风险分配特有的杠杆作用,金融资源的流向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监管者要运用环境伦理标准探讨如何正当使用金融工具,引导信贷、资本市场投资向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促使金融机构开展贷款、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价,防止金融资源配置对环境的负面影响。2003年,国际金融公司倡导并牵头联合一些国际大型活跃银行制定的《赤道原则》,已成为国际项目融资中控制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基准,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环境伦理引导提供了参考。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是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的前提条件。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对环境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已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金融机构必须改变单一地对股东负责的理念,主动承担环境责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探讨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促进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环境风险评估,捕捉越来越多的环境机会,开发出成功的环境金融产品,并形成合适的产品结构,使环境保护与金融创新彼此互动、协调发展,以更好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7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发(2007)108号)》;最近,中国银监会又印发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银监发[2007]83号)[10],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从战略高度认识节能环保领域中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加强信贷政策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总体目标的协调配合,积极联合环保部门建立绿色信贷机制;督促地方银监局加强对所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节能环保授信工作的指导,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毫无疑问,这些“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充分认识到了金融的环境伦理观和环境伦理规制作用,提出了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环境伦理规制的制度化框架。

参考文献

[1]Bernasek,A.“Banking on social change:GrameenBank lending to wome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2003,116(3):369-385.

[2](英)安德里斯.R.普林多,比莫.普罗德安.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6.

[3](美)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7-17.

[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47-148.

[5](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71-172.

[6]陈元.加快金融发展,服务和谐社会[N].人民日报,2007-01-08(14).

[7](美)查尔斯.R.莫里斯.金钱、贪婪、欲望:金融危机的起因[M].周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94,226.

[8]Hoggarth,G.,Reis,R.,Saporta,V..Costsof Banking System Instability:Some EmpiricalEvidence.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2(26):825-855.

[9](美)里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第五版)[M].李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7.

社会诉求论文 第2篇

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他们出身农村、考进大学、来到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对这样一个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群体，人们称之为“大学生农民工”。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水平不高，无着落……这样“漂移”的生存状态严重压制了这些年轻人的创造力、激情与发展，如此困局是各种复杂原因的全然，而破解此困局则成为大学生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共同要面对的新课题。

心理解困：大学生应认清就业形势

考大学、做城里人，曾是许多农村孩子的梦想，也是许多农村家庭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而今大学生农民工“漂移”的生存状态，无疑为他们的内心带来了巨大而难以承受的落差。因此从心理上为他们“解困”，帮他们认清就业形势显得尤为重要。

曾有人曾围绕大学生就业状况，对沿海城市5000余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期望值偏高”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不少学生抱着“十年寒窗，一举成功”的心理，而且这种心理在农村大学生身上体现尤其明显。

环境解困：预就业 增保障 拓空间

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在思想上本就让他们难以接受，同时学校没有为其制定相关的职业规划，使他们就业时面临巨大的心理冲击。因此，教育部门应该在大学生择业时为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调适，告诉他们就业的艰难，确保他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就业。产业解困：再造新的社会生产力

近几年来，山西省大型烹饪教育培训机构山西新东方烹饪学校“回炉”了大批大学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籍。他们的大学教育缺乏实用性，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于是选择了山西新东方，希望通过一年到两年的职业技术再“深造”找到工作。而这些原本无法顺利就业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王杰就是这些大学生中的一员，他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无数次招聘会，可结果却都一样：没有合适的岗位。曾经到当地一家电子企业打工，可终因缺乏动手能力而很快被企业淘汰。回到老家后王杰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一门真正的手艺，在饭店老板表哥的建议下他来到当地著名的烹饪教育培训学校山西新东方改行做学起了厨师。他告诉笔者不少技能学校毕业的学员都顺利就业，尤其学厨师自主创业收获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

而王杰这样的做法虽然在有些人看来不可思议，不能理解，但却得到了当地劳动部门的鼓励与支持，在山西新东方烹饪学校2012年开办的创业培训班中，就有王杰的身影，他对信息的掌握、市场的了解、技能的娴熟度都得到了领导们及省创业培训中心授课老师的肯定与赞赏。如今，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发展，王杰充满了信心，不再需要家人为自己发愁，也无需再去参加没完没了的招聘会，他的成功已近在咫尺！

社会诉求论文 第3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被社会和媒体广为关注的“贫二代”，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亚群体之一。“贫二代”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改革分配制度、改进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底层正义”与“贫二代”的社会诉求

在研究中，我们与其他学者注意到了“底层正义”的存在。所谓“底层正义”是指在社会形象的塑造中，所有的“二代”群体都在道德上被降了格，相对“富二代”而言，“贫二代”虽为财富和权力上的弱者，却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强者。这种双向反差折射的是社会情绪中的正义观，一种“权贵”与“道德”天然对立的正义观。在这种社会语境下，财富所有者和权力拥有者被统统归于道德的对立面，他们的行为在涉及底层时会被预设为非正义的；而底层百姓的任何行为总是可以被理解的，即使是实质非正义的行为，也会被理解为被逼无奈。因此，社会情绪中的这种正义观是一种纯粹的底层正义，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这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阶层误解，其实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扭曲。

事实上，“底层正义”的存在是比较可怕的。一般认为，当社会的低层次群体认为他们向高一层群体流动的路径几乎被堵死时，特别是当社会不能满足这些低层次群体最低标准诉求时，铤而走险或抱着一种“倒掉都不吃”的恶俗态度，便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别无选择的最后选择。而所谓的“底层正义”，恰恰又会同情和鼓励这种“铤而走险”的选择。

在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当下，很难消除“底层正义”的存在。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开始格外关注“贫二代”的社会诉求问题，试图为“贫二代”的社会最低诉求寻求足够的可以表达和实现的途径，并期望以此减轻对社会可能带来的伤害。通过仔细审读部分“贫二代”的社会诉求，可以发现，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之一，他们内心里往往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看起来可能很低，但却维系着他们全部的生活希冀。还可以想象，如果这样一个“低飞”的梦想破灭的话，“贫二代”也许会转化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危险”的群体。

2009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从邓玉娇案的舆情看社会的断裂》一文。文章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邓玉娇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的对立和分裂。而分析邓玉娇的社会背景，我们几乎马上可断定，她正是现实中典型的“贫二代”。

如果邓玉娇事件是个案的话，那么2010年泰国“红衫军”大规模示威活动则是“贫二代”群体事件的典型。泰国“红衫军”，又称反独裁民主联盟，因为行动时穿着红色衬衣以示识别，故俗称“红衫军”。从2006年9月19日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来，反他信“黄衫军”与亲他信“红衫军”的斗争持续不断。2010年初，“红衫军”与泰国政府的对立开始激烈起来，并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泰国“红衫军”为什么屡次走向街头，不惜以流血手段向政府施压和抗议？表面原因是“亲他信”与“反他信”问题，根源却是泰国的社会问题，最终原因是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泰国约70%的人口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约30%是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及地方世袭领主。他信政党推行惠民政策，得到了草根阶层的拥护，而对中上阶层的利益是个巨大的冲击。

2010年5月18日，《环球时报》载文《国际观察：曼谷骚乱凸显社会分化恶果》，并刊登了社评。社评认为，泰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导致了“一场泰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死伤最多的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共识已经大崩盘，贫富、城乡、中下层与上层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令人绝望的对立’局面”。那些在“红衫军”中占大部分的泰国农村贫困人群，虽然经济力量无法与上层阶级抗衡，但在泰国约6500万人口中占了约7成比例。虽然其政治觉悟或许不高，组织性不是太强，但在“红衫军”中还有那些占小部分的城市底层，他们尽管人少，却有足够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以及不可小视的动员力和领导力。我们还注意到，在泰国“红衫军”游行队伍里，虽然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但中坚力量还是激情洋溢的年轻人。如果考虑中国与泰国一样都处在社会转型期，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而且还都有大量贫困青年，按中国“贫二代”的标准衡量，泰国“红衫军”中也必定有大量的“贫二代”。

“低飞”的梦想承载生存与发展的重荷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和利益，社会诉求必然有所不同。同属“贫二代”的不同群体，在社会诉求上也不完全相同。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按照户籍和身份特征，把“贫二代”区分为城市 “贫二代”、 农村“贫二代”、农民工“贫二代”和学生“贫二代”四个群体。

2012年9月份至2013年初，我们对中国的“贫二代”的社会诉求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如表一。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对于占中国“贫二代”总数（9000万人以上）约十分之一的城市“贫二代”而言，其首要诉求选择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占到32.1%；总数超过六成的农村“贫二代”的首要选择是“至少足以维持温饱的稳定的工作或收入”，占50.0%；占总数两成多的农民工“贫二代”的首要诉求选择是“至少足以维持温饱的稳定的工作或收入”，占到50.3%；占总数约一成的学生“贫二代”的首要诉求选择是“至少足以维持温饱的稳定的工作或收入”，占60.4%。对广大“贫二代”而言，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和发展，而限制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目前体制上的不公平。比如，在“贫二代”中比重最大的农村“贫二代”群体，限制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当属二元社会结构。还有，“贫二代”之所以变得弱势主要是社会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利益表达渠道，在社会变革中，他们总是被改革的对象。也就是说，改革的成本往往由他们承担，但改革的利益却难以享受。因此，他們首先渴望的是公平的权利、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及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改善。

此外，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坚信自己的社会诉求可以得到或部分得到实现。可见，多数的“贫二代”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抱有足够信心，认为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愿意为这样的希望而努力。

当问及“如果你努力奋斗，自己的社会诉求仍然不能实现的话，你会做如何选择？”时，我们给出的备选答案有三，分别是“继续奋斗，更加努力”、“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不知道或者其他”，结果大概有50%受访者选择了“继续奋斗，更加努力”。由此可见，从总体上说，“贫二代”对梦想的追求还是执着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30%的受访者选择了“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其实，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最怕的是绝望。当先赋性条件处于弱势的群体试图通过努力来改变生命轨迹、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被彻底粉碎的话，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前文所提及的“底层正义”也会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只要“站起来”，就能“走出来”

“贫二代”作为数目庞大的青年群体，本应是国家各条建设战线的主力军。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有力无处使，人不能尽其才。这与其说是“贫二代”的悲哀，倒不如说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同时，如果“贫二代”最低的社会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其中的社会隐患更值得忧虑。如何合理满足“贫二代”的社会诉求，这里虽有“贫二代”自己的责任，但主要是国家的责任。

早在2010年8月，人民网曾经特别策划“各国政府大手笔投资消灭贫困，贫民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专题，介绍了印度、印尼、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国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政府行为。2010年9月20日，《长江日报》发表文章《国家责任不必比》，指出关注贫穷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之一。认为国家应当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贫困人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最基本的分配公平，也是最基本的国家责任。“贫二代”属于贫困人口，國家理应承担帮扶责任；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贫二代”作为贫困阶层中最有创造力、最有社会潜力的群体，他们或许会让国家得到最高的“投入产出比”。具体地说，国家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着手——

首先是改革分配制度。我国目前的分配制度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综合参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由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不公平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正向各个方面蔓延，收入和财富不断向少数群体集中。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已超过50%。相比之下，多为简单劳动从业者或多为产业工人的“贫二代”，是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改革分配制度这样的重大制度改革，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所幸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行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而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将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突破点，有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出台相关措施。

其次是改进扶贫政策。2005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撰写的报告《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中特别指出了中国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承认，过去的20多年，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到2004年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610万，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2.8%。然而，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扶贫领域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一些结构性问题，有着深层次原因，不可能完全通过以地理区域为目标的扶贫措施加以解决。报告陈述的“新的贫困现象威胁的弱势群体包括国定贫困县之外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和新出现的城市贫民”。从“新”和“农村、城市、农民工”三个群体这两个特征判断，可以发现“贫二代”即属此列，而且是主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及时对扶贫政策作了调整。就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出台后，2005年4月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和表态说：“中国扶贫工作如果不进行重大调整，不出台重大政策，将不能如期完成中国政府在扶贫开发方面确立的战略目标。”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主体和主题，以及条件、环境、标准、对象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期扶贫工作，应以崭新的理念，重谋路径、重组资源、重构战略。而以创新的思维，全面理清扶贫扶谁、扶贫谁扶、扶什么、怎样扶等问题，是重构战略的关键。

论消费社会符号传播的价值诉求 第4篇

一、消费社会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

消费社会是符号充斥的社会, 符号操控着一切消费而成为消费社会的特征。消费社会不断产生各种消费符号, 所有的商品, 从服饰、食品、住房、汽车到人体, 都成为消费的符号。所有的符号都成了商品, 商品以符号化的形式消费背后隐喻的符码。人们通过消费来规范日常行为, 建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物品作为符号与其他物体之间产生互换, 因此, 消费中的物就凝结为符号, 具有符号价值。商品作为一种符号在漂浮, 一切想象的东西都可能变成消费的现实, 我们生活在虚幻符号世界里, 符号控制我们的一切, 符号消费成为一种直接有效的操控形式。

消费主体符号化, 人作为主体融入消费与生产中, 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交换程序。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追求符号的意义价值, 消费不再是占有商品, 而是符号的消费。商品交换物变化为象征交换, 商品在消费社会中成为符号和欲望的对象, 消费是一种程序性的符号操作行为, 消费者体验的是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 消费品成为群体认同的符号化规约。波德里亚揭示了商品的符号性质, 提出符号价值观, 从物的形式、礼拜仪式、消费理论、大众传媒、性与休闲等, 揭示了消费神话的产生原因与过程, 分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结构。波德里亚从物的消费进入符号消费的领域, 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 并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 看到物或商品对人的本性的支配与异化, 看到深层的“符号”消费。波德里亚探讨当代消费现象和消费意识形态, 以消费社会来概括这一社会特征, 提出了以符号价值为核心的符号消费理论, 揭示了消费建构了区分人群的符号体系, 认识到符号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引导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各种现象。

二、消费符号造就不同需求的消费者

不同消费诉求的消费者所消费的是差异, 符号之间的差异反映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人们的消费行为隐含着符号意义链模式和社会分层。符号消费体现差异性符号之间的流转状态, 不同商品的消费意味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人的权力、地位变迁的现实。社会阶层的符号分化, 对差异性的追求使得消费者的欲望无休无止。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是消费者的自我理想, 人们在不断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 在各种因素的驱使下追求不断被更新的差异性, 在差异中寻找被社会认同的快感。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 “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 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示陈列技巧, 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 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 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人们消费是为了追求差异, 通过差异区别不同社会地位的人。

工业革命使消费物品激增, 特别是以福特主义为标志的新的经济方式的发展, 使以享乐和消费为标志的现代消费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 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带来财富的不断积累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发展。消费社会所带来的既有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方式的变化, 消费造就了一群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今天, 在我们的周围, 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对消费社会无处不在的消费现象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西方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 人们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特性, 他将消费看成是一种控制符号的系列行为。换言之, 消费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寻找、选择、购买和使用商品,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行为, 而消费的前提是物质商品成为人们的需要和满足。消费者赋予商品文化意义, 商品已不是具体的物品, 而是具有能指和所指意义的符号, 消费客体变成符号, 符号之间的关系确立差异, 人们所消费的, 不是客体的物质性, 而是差异。可以说, 消费社会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 消费活动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的交换, 文化不再是精神的创造品, 而是消费和梦幻的替代品。

三、炫耀性消费符号建构社会身份

消费社会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信息构成的时代, 商品价值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 人们对消费品的占有是以炫耀消费品的附加值作为消费行为的主要目的, 通过对物品的奢侈性消费的符号意义, 向他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的内涵, 而是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 人们在符号消费过程中消费和享受的是种地位象征带来的快感。洛文塔尔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中分析了当代社会中人们心理中的消费意识, 他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已从“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的重要转变, 这表明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 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 人们从消费偶像接受的信息是消费方式。在尼尔·贝尔看来, 更为广泛的变化是消费社会的出现, 它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 并不断破坏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 而是把消费看成了道德上肯定的正面价值, 受到提倡和鼓励。凡勃伦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 反映现代消费社会的消费征候和消费逻辑是浪费, 这种浪费式的消费,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而言,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个人而言, 这种浪费式消费具有炫耀性作用, 表现了拥有者的身份。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消费才能让他人了解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力和身份, 从而使消费者博得荣誉, 获得自我满足。

消费呈现符号象征性, 成为人展示其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人们借消费向社会和他人传达包括身份、品位和情趣等信息, 个人通过消费的商品等级来识别其社会地位。布尔迪厄认为, 作为一种符号性消费是自主性的社会活动, 没有直接决定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而是通过消费模式把不同地位和阶层相互区分开来。不同的社会习性影响消费模式, 消费模式因拥有资本的不同总量和构成而不同。一个人所属的阶层, 不是由财富多少决定, 而是消费哪个阶层的商品决定的。消费社会的基础是为消费而生的有闲阶级, 他们从事信息化工作, 在公司、企业里努力工作, 先劳后享、职业固定, 在市场上, 他们的商品却被耀眼的风采包装一新, 提倡的是享乐型的生活方式, 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大众传媒及广告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充斥人们的生活空间, 操纵着人们的生活内容与消费方式, 它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活动, 并最终引导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波德里亚把消费社会看成一个使人充满欲望的社会, 大众媒体不断激发人的欲望的世界而引诱人们消费, 不断消费成为经济的增长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动力。可见, 消费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甚至成为某些人人生价值的体现, 在不断消费和不断购买各种品牌商品时实现个人的价值是。

四、消费成为符号化控制的驯化机制

符号价值取代使用价值, 旨在获得意义和身份, 消费社会中的渗透了迷狂追求和时尚诱惑。消费不仅是一种需求满足行为, 而且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论证了整个社会的符号化控制, 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性消费使需求成为一个不断循环的交流体系, 体系化的需求又使消费者处在连续的欲望之中, 符号性消费区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 获得不同群体的认同, “对我们来说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为我们时代贴上消费符号标签的, 恰恰是这种原始层面被普遍重组为一种符号系统, 而看起来这一系列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有模式, 也许就是从自然天性过渡到我们时代文化的那种特有模式。”消费社会物的价值不再是实际的使用价值, 而是一种符号价值, 体现在商品所构成的象征性体系和社会意义当中。“每一种欲望、计划和需求, 每一种激情和关联都被抽象化为符号。被消费的不是物, 而是关系本身。”消费维系符号运作和群体的团结, 消费系统以符号代码和差异性为基础, 波德里亚总结到, 消费“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 它蕴涵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

消费社会是由传媒塑造的景观社会, 是一种在媒介文化象征性叙事话语中涉及文化符号的社会文化过程, 传媒把现实世界变成迷惑的欢像世界, 传媒受控大众, 大众媒介使消费无处不在, 甚至个体成为传播的一部分。媒介传播打破各种界限, 促进消费欲望不断增长, 人们在广告的诱导下狂热追求物品的价值, 正如波德里亚所言, 消费社会是消费培训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 当你购买高档商品的时候, “这一商品在某种意义上会与相关的商品形成一个紧密的商品链, 它们是‘一串意义’相互暗示以生成对人的欲望的控制和支配”。我们从传媒、消费和时尚等符号意义中, 看到当代社会权力与社会再生产的非政治化的隐蔽机制。其中主要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在现代消费符号化的世界中, 符号看成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符号来消费的, 消费行为蕴含意义的生产。

参考文献

[1]梅琼林.符号消费构建消费文化——浅论波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J].学术论坛, 2006 (2) .

[2]迈克·费瑟斯通著, 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 2000.

[3]杨魁, 董雅丽.消费文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 (法) 让·波德里亚著, 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法) 波德里亚.波德里亚文选[M].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8.

[6] (法) 波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圣路易斯大学出版社, 1981.

诉求申请 第5篇

雷山县人民政府：

我叫张仁钦，84岁，于1951年参加工作，系雷山县桃江乡掌雷小学教师，1952年土地改革期间，被县领导抽调充实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回校工作。

因1958年反佑派斗争期间，误打我成反革命而蒙冤受害，被判刑15年，在党的三中全会政策的感召下，有错必纠的光辉指示，于1980年雷法刑复字第55号裁决。属错案并宣告无罪。又于1983年雷山县公安局作出，经查实反革命事实不存在，属错案应恢复工作的决定。我自从接到评反和恢复工作的通知后，连年累月请求还我的清白，恢复工作落实政策问题，但经三十多年来，有关领导接访人员就是不执行党的落实政策，一届又一届互相推诿不作为长期对付我，导致我的合法权益遭到破坏及致使我无法生存。

他们是怎样长期推拖和不作为的？在2005年10月18日县组织部答复你有名字在县建筑队？故不落实政策问题。我在这个集体生产队单位打工糊口，以此拒绝我落实政策问题。对我的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前届书记的签字请组织部阅，组织部说书记签字不具体，再又一份要求书记签字请组织部阅处。组织部又说等上级有新的政策出台，再看……几十年就这般推拖骗我不解决问题。雷山县公安局反复调查，查实事实不存在是错误的，应恢复工作的文件，以及雷山县人民法院（80）55号文件属错案宣告无罪错，为什么不恢复我的工作？雷山县组织部说他们下文也好，他们没有权……在此组织部就是一手遮天推拖不落实解决问题。

于1958年反佑派斗争期间，我无辜受害被判刑15年的牢狱枷锁，吹缠无情……（自己的爱人天天在哭，我家人为那样去坐牢哭死了），留下儿子外婆来要去看牛吃饭。

又于1971年吹什么一股风又被收回劳改队三年冤受作18年的冤曲若难，恢复工作是一纸空文……。回乡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现年84岁），打工无劳力，不知何日告终天。

要求：赔偿我18年的冤狱罪过人身损失，冤假错案……。

社会诉求论文 第6篇

基金项目: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06AKS001);苏州市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方世南,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摘 要: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诉求,呼唤着绿色实践方式。绿色实践方式是对传统实践模式的纠偏和超越,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实践方式从实践效益观、实践动力观以及实践主体观等方面进行一场关于实践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绿色实践方式;环境友好型社会;价值诉求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0)01000107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诉求,呼唤着绿色实践方式。导致人与环境不友好的深刻原因,是人类长期所持有的非绿色的价值观以及在此指导下的非绿色实践方式。只有认真反思人类的价值观和实践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纠偏,建构科学的价值观和绿色实践方式,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类实践的价值取向,保持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始终能够沿着人与环境友好和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

一、绿色实践方式是对传统实践模式的纠偏和超越

实践作为主体能动地变革客体的客观物质活动,结果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真善美,并不必然会给实践者和人类带来幸福。那种诸如毁林造田、过度放牧和捕捞、随意污染环境的实践活动,只会导致人与环境的不友好,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抽象地不加分析地抬高和夸大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总是值得肯定的,实践就是一切的做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而对实践本身进行价值评价则是必要的和应当的。实践不是目的,只是人类达到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的手段。人类要通过实践使生产发展、生态优良和生活幸福,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使整个实践系统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要素都处于最优化的状态。也就是说,无论是实践的主体系统、客体系统还是中介系统都必须处于良性互动的和谐状态。而这种和谐状态,则是一种绿色状态——人与环境的友好状态。

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双向建构活动,其发展的内在源泉和活力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谐以及共存共荣:人从生态环境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又必须通过精心呵护生态环境来保证这种获得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人与生态环境的互馈和互益的关系锻炼和提升着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实践主体对生态环境的索取能力,这一能力主要体现在这种索取的现实性、合理性、适度性和可持续性上;二是生态环境对主体这种索取的可供给能力,这一能力体现在这种可供给能力要保持可承受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这两种能力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着环境友好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到实践的水平和效果并决定着实践的价值。

从价值和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实践的价值性体现在实践主体和生态环境在这两种能力方面的增长性、互馈性和互益性上。通过实践,主体和所作用的生态环境两者都能获益,就体现出实践的价值。主体和生态环境在实践过程中互益性程度越高,实践的价值就越大,否则就越小。主体与生态环境在实践活动中达不到互益,也就是说主体的获益建立在生态环境受损的基础上就会导致无价值;主体和生态环境在实践中不友好,出现互相敌对和互为其害现象,就会导致负价值或者反价值的现象出现。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在精心考虑自身价值的同时,又悉心地呵护生态环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地给人类创造利益,就达到了双向价值的实现。人类在实践中如果只是考虑自身利益,置生态环境价值于不顾,巧取豪夺甚至到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地步,就削弱和剥夺了生态环境的可供给能力,人类在得到暂时的和细微的价值的同时,却失去了长远的和根本的价值,这种反价值的实践活动是不可取的。

因此,实践是充满着价值色彩或者说是充满着绿色价值色彩的活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是个过程。环境友好型社会体现了实践主体对于生态环境的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绿色价值追求。求真,即是实践主体主动地认识生态环境及其价值,求得对生态环境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求善,即是实践主体自觉追求与环境友好的“应有”和理想的境界,把实践主体与生态环境的友好以及在此基础上达到的互益和共赢作为奋斗目标;求美,即是人类通过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能够顺应生态环境,达到人和生态环境在更高层次上的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状态。这就是人类追求的美的境界。美是人类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互利互惠、协调发展的最高的和最理想的境界。绿色实践方式,就是人类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必然选择,也是摆脱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困境的不二法门。

长期以来全球所进行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充分利用,以高额消费推动大量生产的具有极大弊端的非绿色的实践模式,其直接结果是引发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矛盾的日益激化,使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水旱灾害频发等生态破坏问题日渐凸现出来。这种非绿色因而充满着严重弊端的实践活动已经使人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其认识论根源是传统的单一的和狭隘的价值观念。传统的价值定义将价值视为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片面突出价值的主体性,评价价值完全以人类的需要和满足为轴心,将客体置于只能服从和提供满足主体需要的地位。在实践活动中,为了主体的需要,可以无视生态环境的要求和其发展对人类提出的要求,可以一味地索取,而不承担对生态环境反哺的责任。这种价值观说到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是高度抽象的价值一般,它不是实体,是表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既有主观性的一面,又有客观性的一面。在价值问题上,应该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与生态环境等结合起来考察。只从主体需要出发对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作出说明,就离开了价值只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除此以外就不能存在这一特定的语境范围,谈论价值也就毫无意义。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作用和双边活动中产生的。简而言之,正如没有客体也就没有主体一样,没有客体的价值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主体的价值,反之亦然。因此,价值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和双向互馈的关系。就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人在向生态环境索取、获得自身价值的同时,还必须精心地呵护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的价值也能得以实现。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体现了科学的价值诉求。就是要以主客体互益的价值观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生态环境当作人类实践活动的紧密伙伴,尊重和服从生态环境、顺应和善待生态环境、呵护和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要在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架起双向作用和双向建构的桥梁:人善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善待人;人与生态环境不友好,生态环境就会以各种方式对人进行报复,导致环境危机,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在由人与生态环境所构成的息息相关的有机系统中,对生态环境的任何破坏都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因此生态环境灾难实质上是社会灾难和文化灾难,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生态环境的紊乱是由于人类的非绿色的实践活动引起的,但又在人类身上施加了痛苦的影响。生态环境危机因此也就不仅是生态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人的问题和价值问题。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就是追求人类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元价值的实现。

二、绿色实践方式在价值论视域引发的根本性变革

绿色实践方式作为对传统的非绿色的价值观和非绿色实践模式的解构与超越,是一个由诸多环节构成具有多方面内容的实践系统。它从实践观念、实践手段到实践行为等方面体现出绿色的价值底蕴。倡导绿色实践方式并由此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必须从科学的价值论视野深刻认识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根本性变革。

首先,在绿色实践效益观上的根本变革。人与环境友好的绿色实践是通过绿色的实践效益体现出来的。绿色的实践效益观是一种始终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实践视野中加以考察和评估的观念,是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助于环境发展的互利、多赢的绿色经济增长观。而非绿色的实践效益观只追求能够为主体带来近期的和直接的经济利益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人与环境不友好的价值实现。绿色的实践效益观揭示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及与人的幸福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物理上的物质东西的累积和吸取所表现出的数量的增加。而发展应该体现在质量上和功能上的改进。发展的合理性除了要充分考虑对人类的有益性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对生态环境的有益性,发展要遵循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规律,遵循生态学高效、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为此,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不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经济的合理性要兼顾和服从生态的合理性。发展的人文性体现在发展是以促进人的才能增长和全面进步的发展,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有益于人的健康进步和身心自由的发展。发展并不只是为了经济指标的增长,它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发展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物质的方面,更主要的还应体现在人的身上。那种脱离人的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的单一的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思想与实践是错误的。如果以环境遭受破坏和人们的公共健康受到影响作为代价来追求发展,就会出现非人性和反人道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可以说是不能冠以发展之美名的。发展的可持续性揭示经济只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从有限的环境中吸取或积累物质而达到的经济规模的数量性增加是不可持续的。而质量性改进和潜力的实现则可使发展永远持续下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充分考虑发展代价和环境承受能力的适度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当作任意索取和处置的客体,要将人口、环境、资源等要素联系起来思考,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当代发展的高速度。要追求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发展。而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价值追求能够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

其次,在绿色实践动力观上的根本变革。从笼统的和一般的意义上说,以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是推动实践发展的动力。但是,从绿色价值观和绿色实践方式的视野看,这一说法是不科学的,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也是极为不利的。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的是以绿色科技为主导的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将科技区分为绿色和非绿色绝不是生造概念,而是实践中的必要。科技的绿色与非绿色的价值属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科技使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原来沉睡在地下的各种自然资源被开采出来,成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开采煤、石油、天然气,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但是又带来空气污染,使臭氧层越来越稀薄。许多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又造成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如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以及硫酸盐悬浮微粒,人造的氟氧碳化物破坏平流层臭氧,使其含量日渐稀薄,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也造成了烟雾(霾害)、酸雨等。由于科技对环境的负面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国家兴起了一股反对科学技术的思潮。被西方称为环境保护理论的先驱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区分绿色科技与非绿色科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绿色科技是充分考虑环境问题,不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有助于生态环境发展的科技。非绿色的科技是那些不利于或破坏生态环境的科技。科技对生产力的进步作用应该在于,不损害生态系统自组织的优化,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如果科技对环境产生负面作用,就不是第一生产力,相反,会成为第一破坏力。在美国,就有人将环境危机归结为科技的发展。“迅速发展的技术,它的规律就是利润,许多年来一直毒化着我们的空气,腐蚀着我们的土壤,剥露着我们的森林,并且毁坏着我们的水资源。”^[1]“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它是一种灾难,不仅影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而且也影响到我们耕种的土地和了解甚少的空间。但是这一切,最悲惨的还是现在隐伏在人们身体中的化学物品对人类所造成的污染,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默默地吞食自然。自然选择已成为过去,最后剩下的只是技术。 ”^[2]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倡导绿色科技观。对环境友好的绿色科技,如能够让自然资源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的科技,包括让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矿产资源循环替代、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以及生态环境循环净化的科技,既可以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的保证。

用绿色价值观和绿色实践方式来分析生产力,也必须将生产力区分为绿色生产力与非绿色生产力两种不同类型。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包括了自然力、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力。生产力的源泉的抽象形式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环境系统,也就是以土地、河流、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矿物等自然资源为核心的自然力。它构成了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是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源泉。从对生态环境所起的不同作用看,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生产力:促进发展的生产力(建设性生产力)和不利于发展的生产力(破坏性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是不破坏环境相反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生产力,如推广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绿色农业,发展生态工业和生态产品;治理沙漠、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优化水环境。让荒漠变绿洲,荒山变果园,荒滩变城镇,水患为水利。非绿色的生产力越发展,如采取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所获取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的源泉从源头上加以扼杀,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负价值或反价值的东西。

再次,在绿色实践主体观上的根本变革。片面高扬人的主体性而贬抑客体性的现代化实践模式,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崇尚并引以为豪的模式。工业革命时期,被马克思称为“工业生产的司令官”的资产阶级像魔术师那样呼唤出了巨大生产力,其实践成果充分显示出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奇性。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骄傲地认为,凭着人类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其豪迈气概惊天地,泣鬼神。在实践中高扬主体性,有利于人类通过能动性的发挥,对自然界进行有效改造和利用,让它按照人类意愿贡献出人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也助长了人们只重视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错误倾向。只讲人的能动性,而忽视了人的受动性,即受生态环境的制约性,没有看到人类的一切连同自己的血肉都是生态环境所提供的。正像人永远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人也永远不能离开支撑自己生命的生态环境。人们抽象地谈论以人为本,这种文化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就容易置客体于绝对服从主体的奴隶地位,就会否定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使生态环境在日益膨胀的主体性作用下越来越恶化,从而也使以人为本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成为一句空话。马克思说得好:“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49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就是将人与环境置于互为前提和相互作用的平等地位。因此,倡导以人为本与倡导以生态环境为本是不矛盾的,反而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本”,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单一强调以人为本,否定以生态环境为本,以人为本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存在。试想一下,在人类必须服从和遵守生态规律的状态下,在生态环境恶化状态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在人类因不善待自然而导致瘟疫、疾病、地震、海啸、沙尘暴等天灾人祸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还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可言?

三、绿色实践方式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绿色实践方式作为帮助人类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困境,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实践方式,是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其动力作用在于,绿色实践方式建构了新型的认识论——绿色认识论;新型的实践论——绿色实践论;新型的价值论——绿色价值论。这些都是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首先,绿色认识论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重要观念力量。绿色认识论是当代人类探讨人与环境友好问题的重要认识成果——生态文明论。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凝聚为不同类型的文明结晶。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在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取得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环境良好和人全面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崭新认识成果和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人与环境协调论是绿色认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工业革命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单一的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话,那么,生态文明阶段,人与环境的关系则是协调与和谐发展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组成的生物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类永远不能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永远不能成为凌驾于自然环境之上的“主宰者”或“统治者”。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决定着,只有人类将自己视为大自然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尊重自然,善待环境,才能使自然顺从人的要求,使环境与人类和谐相处。主体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论是绿色认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实践活动将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实践活动确证着人的主体性并推动其发展。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被主体加工和改造的自然日益成为属人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的创造能力以及人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这一结果很容易助长人们对主体与客体分裂化的认识,即导致人们过分夸大主体的能动性,而忽视主体的受动性;重视主体自身价值和对客体的索取能力,而忽视客体应有的价值以及对主体的可供给能力。这种实践观就是非绿色的。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 ”^[3]120-12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态环境作为实践主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来源,构成了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自然基础。人对生态环境索取得越多,主体性就越强大,同时,生态环境支出也越多。一旦索取与支出不平衡,即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输入与输出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整个实践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在尊重主体的同时,还必须以人道主义的伙伴态度来对待自然。一味地掠夺自然,反自然的价值取向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反人类自己。必须以绿色与非绿色来衡量实践是否具有人道性的价值取向,要对实践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价。否则,不加分析地抬高主体性,不加分析地高扬实践的大旗以及任意地拔高人的主体性,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绿色实践论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所谓绿色实践论,就是主张在整个实践活动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和重要内容,将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作为实践活动应追求的重要目标。确立和弘扬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和人与环境协调和谐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学技术,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地进行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地利用和悉心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支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文化,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使生态环境资源可以永续利用,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源于人的问题。绿色实践需要实践主体的生态文明化,生态文明促进和推动人的文明。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从本质上说具有一致性。人的文明培育着生态文明,推动着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反过来又促使着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在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和社会文明三者的耦合和互馈式作用中,人类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等领域都会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催生着绿色自然力、绿色生产力、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绿色科技、绿色文化等新生事物,推动着社会文明进入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展示出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以及人与人协调和谐的美好景象。

在全球现代化运动快速发展,生态资源的可供给能力逐渐衰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危机已成为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绿色实践的意义越来越重要。绿色实践的状况已经关系到社会发展状况,成为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快速和持续地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绿色实践是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能否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畅通无阻、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文化的优秀性能否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重大事情。

最后,绿色价值论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多种价值的实现。倡导和采取绿色实践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人与环境友好,人类能够幸福生存并世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命题本身就是充满着鲜明的价值色彩的命题,体现了人与环境协调、和谐和共赢的绿色价值观,反映了人类努力的新方向。绿色价值观是一种主张多元价值共存和共荣的价值观,是人与环境和谐的价值观。绿色价值观注重的是人与环境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统一;近期价值与长期价值的统一;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以及人文价值的统一;人的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的统一;国家和地区的个别价值与人类整体价值的统一。在绿色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管理方式等都会发生以绿色为主题的全面而根本性的变革,催生着绿色政治文明、绿色制度文明、绿色管理方式、绿色生存方式以及绿色文化等多种新生事物,推动着社会文明进入更高阶段,展示出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和谐的美好景象。

参考文献:

[1]巴来•康芒纳.封闭圈[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4.

[2]赵红洲.论反科学思潮:上[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1,12(8):11-19. 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实证研究 第7篇

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的农民工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之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文化程度更高, 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对城市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特别的感情。他们很多没有过务农的经历, 他们追求的梦想, 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均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差异。近年来却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承认, 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诉求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本文利用统计方法, 对浙江、江苏303位农民工进行数据调查为基础, 分析两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差异, 并通过因子分析法, 简单分析差异的成因。

一、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研究是粗略式的。其中针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正中 (2006) 指出, 中国近年所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愿得不到满足而进行的行为选择。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针对代际差异的实证研究上。

吴漾、刘传江、程建林等一批学者主要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讨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发展道路, 他们指出, 第二代农民工拥有更为强烈的市民化愿望, 并从经济学角度强调其主观意愿和相关能力在其社会诉求变化中的共同作用。2010年4月深圳开展了新生代农民专项课题研究, 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总结了新一代农民工在流动动机和目的、收入、消费、对城市的适应性、就业等方面的个体特征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诉求的差异。刘俊彦在2005—2006年的报告中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系统说明, 认为这些问题的差异是社会诉求差异的根源。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大都是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特征的简单罗列, 研究方法也有待创新。

二、SPSS测度模型的指标选取和模型分析

1. 分析方法。

我们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 可减少变量的数目。利用因子分析法, 我们可以科学地找出影响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的主要因素。统计的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2010年4—5月我们在浙江湖州和江苏南京展开关于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的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共发放问卷400份, 回收问卷333份, 有效问卷303份。

2. 测度样本和指标选取。

综合选取了24个能够影响农民工群体工作生活、培训、住房、自我意愿等社会诉求代际差异的指标, 构建农民工社会诉求代际差异影响因子模型。

3. 统计分析结果的描述。

只有因子X1的特征值大于1, 累计贡献率达到98.896%, 为主因子。说明选取这个因子已能比较充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主因素与x1、x3、x5、x6、x7、x8、x10、x13、x14、x15、x16、x22、x23、x24正相关, 与x2、x4、x9、x11、x12、x17、x18、x19、x20、x21负相关。

三、两代农民工社会诉求差异

1. 工作生活诉求差异。

工作难找以及工作权益不受保护成为两代农民工在工作方面的主要困难。相比较来说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多比例的人认为工作难找是工作中的主要困难, 占老一代农民工的67.54%, 而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权益不受保护是工作方面主要困难的人占多数, 占新生代农民工的54.35%。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并且有上一代农民工的积累性结果, 其社会资本也要远远的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因此找到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难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上具有较多的选择余地, 对工作也有更高要求。具体来说, 第二代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不断增高, 他们往往向往稳定和体面的工作, 其就业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 开始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相比较建筑行业来说, 制造业的工作相对轻松体面, 也相对较为规范。制造业企业也较愿意选择那些年轻和技能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 所以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到相对较为规范的制造服务行业就业。同时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需求、工作时间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多诉求, 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工作环境的变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维护自己的工作权益具有较高的诉求。老一代农民工技能单一, 工作同质性强, 工作竞争压力大, 能够较为容易地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仍是他们在工作中的最大诉求。

2. 社会保险诉求差异。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 农民工群体也越来越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带来的实惠。新老两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险的诉求存在较大的差异。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担心受伤、失业、生活困难等方面问题, 老一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生病问题上更加担忧。实证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8.51%的人对于养老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远远高于老一代。而当问及最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险时有51人选择工伤保险, 占总人数16.77%;83人选择医疗保险;占总人数27.3%;20人选择商业保险, 占总数的6.57%, 39人选择失业保险, 占总人数的12.82%;66人选择养老保险, 占总人数的21.71%;33人选择生育保险, 占总人数的10.8%。其中, 选择失业保险的39人有33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 选择生育保险的33人全部为新生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两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险诉求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一代农民工对于自身养老、医疗的压力日益增大, 对于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诉求日益增大。同时老一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没有太多的感情, 离开了城市的工作, 回家种地依然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对于失业问题并不十分担心。而自主意识较强的、务农经历较少的农民工不会满足于农村的务农生活。一方面他们希望留在城市, 另一方面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失去工作、受伤将会使他们的城市生存条件变得恶劣。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生育子女问题的挑战。因此,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诉求。

3. 培训的诉求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比之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加强烈的培训诉求。老一代农民工中有18.6%的农民工不愿意参加培训, 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6.87%。有更多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费用是平均每人每月187.07元, 平均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时间是平均每人每月27.76小时。老一代农民工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费用是平均每人每月116.29元, 平均愿意花费到培训上的时间是每人每月9.817小时。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培训上投入精力和财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培训的诉求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究其原因, 可做如下分析:从文化程度上来讲,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制造需要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也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比之老一代农民工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较高的知识技能水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显得尤为重要。从年龄上来讲,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上的优势, 对于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培训为老一代农民工带来的效益将远远不如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效益。从经济能力来讲, 新生代农民工人均要负担的人口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同时老一代农民工需要为自己的养老、医疗做准备, 当前面临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要远远超过新一代农民工。

4. 自我意愿诉求的差异。

第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低, 第二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高。第一代农民工倾向于最终回到农村, 落叶归根, 城市只是他们挣钱谋生的地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城市, 享受和城市人相同的生活。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城市生活的待遇, 如歧视、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 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对于城市生活具有更高的适应性, 对城市有更加强烈的渴望和感情。他们体会过农村生活的艰苦, 也经历过城市生活的繁华。城市和乡村教育对于乡村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村没有认同感。对于更独立、自我意识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城市, 成为市民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大的诉求。当问及最关注自身方面时, 有38.7%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自身素质提高, 而老一代农民工只有6.14%。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更高, 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和城市居民享受相对同等的待遇。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生存状况不佳, 较多新生代农民工将原因归结到自身素质不高导致的“公平报酬”。因此, 对于有较高的留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较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

5. 住房诉求的差异。

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到城市, 但是他们在城市没有住房, 很多企业并不能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住处, 住房问题成为了农民工一个较大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 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住房提供住房补贴。廉租房不是农民工十分想要的获得住房帮助的形式。对于住房的诉求差异与留城意愿存在较大关系。流程意愿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够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 成为城市居民意愿, 有限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对于经济适用房存在较大的诉求。老一代农民工相反, 城市的住房只是临时住所, 面对城市较高的住房租赁费用, 他们更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住房补助。

社会创新对图书信息工作人员的诉求 第8篇

一、社会创新活动的有关方面和环节

笔者认为, 从实体角度看, 社会创新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新主体, 创新客体, 支撑、承受、检验创新成果的社会基础;从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看, 每两个实体之间都存在着诉求和反馈的关系和联系, 我们姑且称之为“主体之间的创新联系” (见下图) 。

为了弄明白图书信息工作者在创新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创新活动中的三个实体和三组“实体之间的创新联系”。

先来看三个实体。

第一个, 创新主体。所谓创新主体, 是指创新活动的发动者和过程的承担者以及创新活动结果的享有者, 其主要功能是创新。

第二个, 创新客体。所谓创新客体, 是指创新主体创新活动目标指归的对象。它涵盖创新活动目标指归对象变化、发展的全过程, 体现着创新主体的创新指导思想, 承载着创新主体创新举动的目的和期望。

第三个, 创新活动的社会基础。所谓社会基础, 是指与创新活动相联系并作为整个创新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的社会。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 它使创新活动得以孕育产生, 它给创新主体或支持或阻滞, 同时它还对创新的成果给予最终的检验和取舍。

再来看三组“实体之间的创新联系”。

第一组, 创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诉求和反馈联系。首先, 创新主体确定要做成一个创新的成果, 创新主体必然要对创新成果这一对象寄以一定的诉求, 这一诉求中可能包含有创新主体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等方面的期望。这些被寄托的期望, 在创新实践活动中, 必然会带来这样那样的反馈。这种双向的诉求和反馈相互作用和反作用, 直至这个创新活动完成。其次, 创新客体在从初创到最后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 也会向主体发出种种诉求和反馈信息。比如, 向主体反馈创新客体成长过程中的即时状态, 以利于主体随时对创新客体采取相应的行动等等。

第二组, 创新主体和社会之间的诉求和反馈联系。首先, 创新主体在实施创新活动时, 一般会向社会发出“是否需要这方面的创新”的诉求, 并将此项诉求所得到的反馈作为决策的依据。其次, 社会作为创新的基础, 也会主动地向潜在的创新主体发出诉求, 激发、引导它们把某些创新项目付诸实施。同时, 社会也会对某些创新主体进行中的创新项目给予评价性的信息反馈, 以促使创新主体随时对所从事的创新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组, 创新客体和社会之间的诉求和反馈联系。首先, 初创阶段的创新客体, 其人格化的代表是创新主体, 它只是创新主体的意志和愿望的物化。创新客体在其初创阶段, 就要询问社会是否愿意接受这类创新。及至创新成果完成, 向社会推出, 更需要全面地接受社会的检验和取舍。其次, 社会会以对某种创新成果的接纳状态, 来向创新成果表达其肯定或否定的反馈信息, 这种反馈信息, 往往决定着某创新成果的去向和命运, 同时, 也决定着创新主体后继创新活动方向的权衡和选择。

二、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在社会创新中可能的作用

下面我们就依据社会创新活动中的三个实体和三组“实体之间的创新联系”来分析一下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在社会创新活动中可能的作用。

1. 从创新主体的角度出发, 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可以正确有效地沟通创新主体与创新客体和社会的联系。

创新主体做出创新的举动之前和之初, 必然有一个预研以至决策的过程。因为其所做出的决策, 关系甚至决定着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所以, 这种决策过程是非常慎重甚至是艰难的。其间, 作为要做出决策的创新主体, 必然要尽可能地获取范围广泛、针对性强的有关信息。那么, 在这些信息的获取过程中, 图书信息工作部门就可以有所作为, 即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假若图书信息部门能够及时向创新主体提供其决策所需信息, 则势必会加速创新主体尽快的形成正确的决策意见。同时, 图书信息部门积极主动地工作也能促进创新主体与社会的联系, 使创新主体更好、更快、更准地了解社会对创新的需求方向, 以及各种需求中更急需的选择, 进而促使创新主体更科学地做出自己的创新选择和决策, 加速创新决策, 降低决策成本。

2. 从社会的角度出发, 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可以正确有效地沟通社会与创新主体和创新客体之间的联系。

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 同时又是社会创新成本的承担者、创新成果的检验者和最终评判者, 社会通过其有关的职能部门, 与创新主体直接发生联系。本文只选取对创新主体是否支持和对创新客体是否肯定这两个侧面来考察图书信息工作部门可能起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创新主体在酝酿某一创新项目之初, 首先会探寻社会对这项创新是否需要和需要的迫切程度, 以及社会所能容许的创新成本。社会有必要通过获取各方的信息, 正确地对创新主体的探寻做出适当地反馈。在这个环节上, 图书信息工作部门在准确提供决策信息方面就大有用武之地。社会创新过程中和创新结果出来后都存在着社会凭借一定的信息进行评价的问题。当然, 做出的评价不同, 还制约着社会对创新项目是否支持。笔者认为, 我国过去大飞机的研制工作, 在几十年里起起落落, 除了别的原因之外, 就有决策部门在决策过程中未能充分占有相关信息, 未能摆正大飞机研制过程中的发动机研制这一子项目的位置有关。假若社会能在图书信息部门的支持下, 早早获取必要的信息, 或许能够减少一些决策的失误或不良倾向。3.

3. 从创新客体的角度出发, 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可以正确有效地沟通创新客体与社会和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

如前所述, 创新客体体现着创新主体的创新指导思想, 承载着创新主体创新举动的目的和期望。在社会创新过程中, 围绕创新客体形成的种种信息有必要及时和准确地反馈到创新主体那里, 以便及时调整创新工作。这其中, 图书信息部门也有机会承担一部分信息沟通工作。此外, 创新客体一旦形成, 一定会接受社会的评判和检验。在市场经济大背景条件下, 由于竞争激烈, “酒香也怕巷子深”, 对于有利于国家、人民, 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新客体即创新成果, 图书信息工作部门能够主动、积极地沟通相关信息, 便于社会更好地了解某项创新成果, 推动社会进步。

三、社会创新对图书信息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

1. 要求图书信息工作人员立足本职工作, 放眼整个社会创新工作。

图书信息工作人员不仅要一般地懂得图书信息工作业务, 还要对多方面的创新工作的科技、文化背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需要的时候, 正确有效地提供信息服务。这就要求相关从业人员与时俱进, 终身学习, 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业务能力和思想素养。

2. 要求图书信息工作人员一专多能。

作为专业工作者, 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应该有自己的专业, 并且热爱自己的专业, 精通业务, 精湛技能。但是, 在社会知识化、信息化的今天, 各学科、各门类知识之间越来越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这就要求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在服务于社会创新活动的过程中, 要立足专业, 一专多能。只有做到一专多能, 才有可能运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通过挖掘、分析信息资源的内容及其价值, 有针对性地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深度整序和综合处理, 以实现网络资源的固化。

3. 要求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论武术文化的二重性与社会诉求 第9篇

中华武术从原始先民的生存竞争中发端起源,带着几多血腥与柔美、野蛮与文明一路走来。现今的武术虽然与原始形态相距甚远,但在其文明的外衣内仍然包含了一颗血腥野蛮的核心,这是武术的本质使然,是武术之所以称之为武术的根本原因。但在战阵、私斗中野蛮血腥的武术为何披上了文明的外衣,甚至其内心也被有所同化,高举起了礼仪道德的大旗。武术这种即野蛮又道德,即血腥又文明的二重性是怎样产生的,对立的矛盾又是如何实现了统一。在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根源的背后,武术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价值取向应如何满足当代社会的诉求,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这一民族瑰宝在民族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1“野蛮”、“血腥”——武术的本性

原始人类的文化创造还不是出于价值的反思,而是出于一种实用的功能。[1]前文已提到中华武术发端于原始先民的生存竞争,在“人民少而禽兽众”的莽莽荒原中,原始先民或以徒手或以石器棍棒在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中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另外,人们的战斗意识、竞争的增强,人与人搏斗过程中原始格斗技能的积累更是武术萌生的强大动因。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种政治集体的利益争夺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统治阶级提高了对武备的重视,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也积极发展地方武装,这极大的促进了武术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方法不断革新,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逐渐分野。在民间,武术虽然有向娱乐、养生、哲学等方面发展,但在宗法社会内部各宗族团体间的利益纠纷为武术技击内容的丰富与提炼提供了绝好的舞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武术拳法、千奇百怪的私斗兵器。可以说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是搏斗,“既得艺,比试敌”,“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事,而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戚继光的这些话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宗族集团间的私斗中,都是真理。拳来脚往、刀光剑影这就是武术野蛮血腥的本性。

2 武术的道德追求及产生的根源

2.1 武术的道德追求

武术是杀敌救命的勾当,是格杀搏斗的技能。在实战中不同等条件竞技的武术原则[2]扩展到极致,就是攻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用器械的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武术众多流派拳种的宗旨、戒律以及武学著作中都有极其严格和明确的道德规范。如清人张孔昭《拳法备要》所言:“贤良秘授纡危困,邪妄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需防九族尽遭刑。”[3]苌乃周《苌氏武技书》所言:“学拳宜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止间要心平气和,善气迎人。”[4]清代梅花拳大师扬炳《习武序》所书:“凡学技之士,务要知安详恭敬,务要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务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5]。更有甚者,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某些技术内容的发展,如在多本武学著作中均提到的“八打八不打”的技击原则,这些道德规范构成了中国武术所独有的道德准则——武德。武德随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逐渐形成,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门派间要求不尽相同,但大体包含的内容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以武会友,团结同道,互助互帮,尊师重道,诚实守信,正直善良,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坚贞的民族气节等。

2.2 武德产生的原因解析

2.2.1 人性光辉的闪耀是武德产生的种子

人性的善恶我们不能简单的下一个定论,但在人的天性中总是有一些很深蒂固的东西。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当我们亲眼目睹或是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时,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同情或怜悯。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像人性中所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一样,这种情感决不是专属于良善君子,尽管他们可能对此最为敏感。即使一个无赖罪大恶极,无视一切社会规范,他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6]孟子有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7]正是人性中“同情之心”、“恻隐之心”等善的基因的表达,才使得人类社会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形成了起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们对自然、对同类、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等巨大作用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武德作为习武之人的道德规范,人性光辉的闪耀当然是其产生的种子。

2.2.2 中国的伦理型文化是武德产生的温床

“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世人皆有。然放眼世界,没有那个国家或民族伦理道德对本民族武技的影响有我国之深、之远、之全。中国武术蕴涵有丰富的民族传统纲常伦理,这是举世无双的鲜明特点[8]。探究其原因,原始技击主要是产生于生存的需要、功利的追求,带有浓烈的生物学色彩。也正是由于这些简单的、直接的格斗技能在缺少了主体的规定性,才有了多方向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积累、升华的格斗技能,既可以被一种理论所说明加以完善,也可以被另一种理论来加以解释。然而,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人按照一定是文化价值意识进行的判断,都是根据一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判断。所以,不同的民族在对原始格斗技能进行价值判断时,都是根据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判断的。[9]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等历史条件,孕育了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还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的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10]例如,谦虚谨慎、孝亲敬祖、尊师重道、正直善良等等。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中国纯粹是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1]这就使得我们不难想象,原始的格斗技能遇到“同情之心”、“恻隐之心”的种子之后,再放到伦理型文化的温床上,出现“拳以德立,无德无拳”的谚语,“八打八不打”技击原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2.3 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武德产生的营养

我国具有非常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虽然正统是儒家,对武术的影响最大。但由于武术长期的游离于民间市井、道观寺院,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使得武术能够与其他文化派别、宗教理论进行广泛的接触和融合,产生了蔚为大观的武学理论和武术流派。于此同时,由于各家的理念不同,对武术的道德规范说做出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如,除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武德思想外,还有墨家“侠义”的武德思想、佛教禅宗“慈悲为怀”的武德思想等。我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为武德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2.2.4 规范武林中人的行为,协调武林中人的关系是武德产生的现实价值

在冷兵器时代,武术不可替代的军事实用价值使历代的统治者所关注。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武术的主体——侠士和民间习武者,值得注意的是武术早期体现个性,追求竞争和冒险的精神,特别是受显赫一时的墨家思想影响的具有“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的诚实求信的人格;具有“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具有“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虚品质[12]。的侠士。但是武侠作为“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于相对立的位置”[13]对“侠以武犯禁”定性以后,武侠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走入了与绿林贩夫为伍的道路。由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以及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使得初具独立形态的武术被迫走上了迂回依附的发展道路。使其出路有两条,一是在“废力尚德”、“去武行文”的社会思潮中衰落下去,武侠的命运就是这条道路最好的佐证。二是依附与统治者认可的文化形态,保持其特质外在形式上却走向审美和伦理的道路。这使得在官方层面武德的价值需求得到显现,为武德提供了用武之地。另外,由于武术长期的游离于民间市井、道观寺院,形成了突出的民间性。武林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武林中人能够很好生存的重要保证,所以武林需要良好的道德规范来协调武林中人的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

3 武术的野蛮与文明的对立与统一

本文谈论的武术文化的二重性,主要说的是“野蛮”的武技与“文明”的武德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二者的对立比较明显,即“武技”与“武德”在目的、要求上的迥然相异。武术产生的原始背景和目的注定了武术成为直接为解除对手的战斗力而伤残对手甚至杀死对手的手段而存在。从武术的技术角度来讲,既是性命相搏,当然就是你死我活,心软手慈只能被对手打败乃至丧命。因此,“一狠、二毒、三功夫”,拳家无一不讲狠毒二字。这当然就与武德“求善”的目的、“仁爱”的要求截然对立。

对于二者的统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文以提到原始技击主要是产生于生存的需要、功利的追求,带有浓烈的生物学色彩。也正是由于这些简单的、直接的格斗技能在缺少了主体的规定性,才有了多方向的可塑性。在讲究人与人和谐的伦理型文化中,使得武术不可能长久地作为一种纯粹的暴力手段而存在。中华民族是特别善于铸剑为犁、爱好和平的民族,几千年来,武术深受“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影响,不仅使武术产生的博大精深的拳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攻杀性质,使得“求善”的道德要求内化为武术的重要部分,形成了“拳以德立,无德无拳”、“无德比山重、名利草芥轻”的价值取向,使武技与武德实现了历史的统一。另外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武技与武德统一于习武者的历史继承和价值判断。武林重德,众多流派的拳谱家法开宗明义几乎无一例外地阐明武德要求,其中首先是收徒均严于择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昆吾剑箴言》中慎择门徒的具体标准:“人品不端者不传,不忠不孝者不传,人无恒心者不传,不知珍重者不传,文武不就者不传,借此求财者不传,俗气入骨者不传,市井者不传,拳脚行不传”。甚至有些拳师认为:没有合适的对象,宁失传也不轻传。另外,对本门派弟子日常的行为规范也是拳谱家法的重要内容,如近代的《武术须知》中要求弟子:爱国家、保国权;宁愿谨,勿诈虞,宁迂拘,勿放恣;宁信义,重质朴等。岳家拳“四常六戒”之训:常奉师,常守法,常精练,常提防;戒谈人高下,戒妄动手足,戒贪淫美色,戒夜行不轨,戒助人为害,戒交游奸邪等等。还有在武术的传习中,传习的要点、要求也包含了明确的武德规范,如少林有“练功十忌”:一忌荒惰,二忌矜夸,三忌躁急,四忌太过,五忌酒色,六忌狂妄,七忌讼棍,八忌假正,九忌轻师,十忌欺小。苌家拳《初学条目》中的: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心平气和,善意待人”。这样就从“择徒”到“日常行为”再到“研习拳法、拳理的要求”,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武德教育流程。使习武者时时、处处都在武德的影响之下,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最终影响自己“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达到德艺双馨境界实现武技与武德的内在统一。

4 当代社会诉求与武术价值取向与实现

当代社会是一个气象万千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分化,社会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明显滞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谈到:“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立德之本,而武术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14],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这个社会必须是良知社会,社会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铸石一样的价值和原则来支撑住它[15]。而武德中恰好包含了“仁爱”、“和谐”等又是社会急需的人文价值。

在当代社会,武术价值的彰显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原因在于社会的复杂性和武术的复杂性。今时不同往日,对于武术技术的遴选、武德内容的确定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对于武术教育价值的彰显,我们认为必须以技击为基础,努力探求并建立在武术传习过程中贯穿武德教育方法和机制。通过武技的实修、文化的体悟认同、武德的内化来达到“非攻、兼爱”的境界。另外,武术教育价值的实现学校应是主要阵地,也是最好的阵地,“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有什么样的少年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5 结语

社会诉求论文 第10篇

一、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诉求

(一) 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必然要求

首先, 通过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与参观走访活动, 促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 使学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在提高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 也使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升华, 并深深体会到了作为当代大学生所应肩负的使命。在社会实践中, 大学生能够真正体会到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能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 通过社会实践可以帮助大学生转变思想观念。社会实践可以让在校大学生有机会走出校门, 接触社会, 并能够向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学习、探讨和研究, 使学生们能够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有多大。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价值在哪里?让大学生明白这些知识和技术是在课堂上与书本中无法学到的东西。再次, 在社会实践中可以不断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如果不真正地参加社会实践, 一般情况下, 多数大学生都习惯于从主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对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不能正确辨别真伪。通过社会实践可以促使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改变和提升, 使大学生切身体验到社会与学校的差别, 感受到自己应该提升和改变的地方, 使大学生的思想得到升华, 同时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 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进行智育教育的重要举措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文化修养, 而且还必须具有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专业技术水平的实际工作能力。在智育的实践过程中, 我们深深体会到, 要想培养高智能的大学生, 单单依靠课堂教育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说:“感觉了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即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 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 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离不开实践。”[2]因此, 我们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并且有目的、有组织地让学生参加到社会实践活动当中, 让学生学会运用实践去检验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从而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 并及时更正一些错误的思想。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让在校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并用正确的方法来补充和完善自己的不足。大学生社会实践不仅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而且也提高了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 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服务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在社会成员中, 大学生则是一支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队伍, 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学会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 进而做到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同时大学生也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是每个优秀的在校大学生在走向社会时所必须经历和锻炼的。大学生为社会做出贡献, 不仅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而且也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学生可以运用课堂上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 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群众做好服务, 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例如, 我校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和青年志愿者等活动都为在校大学生能够真正地走向社会、服务社会提供了实践平台。

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聪明才智, 而且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实践中, 可以让大学生真正地走向社会, 可以促使大学生进一步下到社区、街道、工厂、农村等地方机构, 用大学生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讲, 这不仅提高了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也可以提高社会阶层中各个阶段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因此, 在我国高校实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而且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二、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实践诉求

(一) 大学生自我认识和成才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活动

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让现在的大学生的内心产生优越感, 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从未接触过社会, 对社会还是充满着理想和想象。但是在实际的实践活动当中, 会让学生们感受到理想和实际的差距, 其中包括自身的素质和社会实际情况的不等, 这样的情况使大学生们重新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评价, 能够让学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发展, 争取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让大学生知道自己理论学习中的不足, 能够及时地查漏补缺, 调整心态, 正确定位, 最终走向符合个人发展的工作岗位。

(二) 大学生提升综合能力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的支持

大学生提升个人综合能力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适应社会和适应职业的能力要求, 一些职业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 如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等, 这些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是需要大学生的亲身感受和实践, 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培养形成的。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们能够结合自身所学的理论知识查漏补缺, 了解课堂知识的狭隘性和能力结构的缺陷,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能够真正地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让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依靠, 在实际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对照和对比, 进而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 最终提升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竞争力。

(三) 大学生提高职业素质修养的依托是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加强高校培养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和探究, 在大学生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 不但可以让他们接触社会的实际情况, 而且还会让他们熟悉各个行业的行为准则和基础的道德规范, 在实践当中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和技能、素质的要求, 进而培养学生们的自我剖析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抗挫折能力, 最终使大学生们在未来的就业、择业和创业生涯当中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们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和诚实守信的道德理念, 清楚地认识个体和群体, 学习和生活等各种矛盾, 为大学生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四) 高校整体的教学和管理水平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的支撑

在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 也是高校深入了解社会需求的有利阶段, 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让高校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学生的个人素质、教学与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不同点, 可以帮助高校努力推行制度和教学改革, 并与社会的实际发展密切接轨。同时, 也可以让学生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让学生了解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和理解, 再把社会实践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反馈学校, 可以让学校及时地修改教学计划和管理缺陷, 最终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

摘要：社会实践的内涵是一个广泛而又深刻的概念。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按照国家教育培养计划, 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走出校门, 深入社会, 进一步了解国情、民情, 让在校大学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的教育宣传活动。正确引导学生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也是全面提高大学生职业素养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 大学生的成长需求越来越多, 因此, 深入探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 对于正确引导和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 实现社会实践的科学化、正规化、制度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中发 (2004) 16号.

山东的幸福诉求 第11篇

幸福，如果是可以被量化成指标和模型的数字数据就好了，排排坐。我们就会从实力的前后排名中感受到它。

幸福，如果不是单纯的个体感受和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就好了，那么。宏大的口号和高远的愿景。应该就能满足我们对她的日益渴求。

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三十而立之期，庞大的GDP体量并没能为全民的幸福总量增色多少。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单项推进的掣肘，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引发强烈的再改革的呼声。

产业要求转型升级，收入要求倍增跑赢CPI。三大差距要求被消除和缩小，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常识要求受到应有的尊重……当前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破体、破壳的综合套改。而全民的幸福感总量，将成为鉴定“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确立与否以及得失成败的最重要标准。

2012年2月，持续6天的山东两会为这个GDP排名第三的4万亿俱乐部会员问诊把脉。2012两会政府提出要办的35件惠民实事，直指民生和幸福感的构建。

面对省情，《商周刊》曾提出媒体判断：山东很中国。而如何实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中心基调，同样考量着一个经济大省自我重塑的前行决心与智慧。

VIP俱乐部里的穷会员

5.27、4.86、4.54!

以万亿元单位计的中国大陆31个省份最新GDP,总量排名，山东位列第三。

“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

2012开春两会，山东省省长姜大明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让与会者备受鼓舞的同时压力倍增。

新世纪的第一年，广东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跨过“万亿GDP俱乐部”的省份。12年后，在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中，23个已经迈过万亿元门槛，约占全国的2/3，此时，一直唯GDP数字是尊的GDP“万亿俱乐部”的含金量则有些难免可疑了。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2011年GDP总量达471564亿元，增幅9.2％”。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立即指出，高速的GDP增长并不能真正地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指数，我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衡量GDP价值的标准应引入“GDP含金量”概念，含金量应该与国民的就业率、民生的改善、民生幸福的增长挂钩。

参考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的计算人均GDP含金量的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按照这一方法计算，中国经济研究院得出结论：2011年GDP总量前5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3位、第21位、第25位、第4位、第24位。

辖9000万人口的农业大省、工业大省，山东省GDP含金量排名倒数第六!

但人均GDP还不是与百姓幸福感挂钩的最直接的指标，“人均GDP不能替代人均收入。”

2011年，青岛市GDP总量过6600亿元，人均GDP相当于1.1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只相当于4000多美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只有1.2万元——这是山东省经济质量最强市、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收入水平。

“青岛GDP总量和财政收入总量，人均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量比，与广州、深圳、宁波、苏州、杭州，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教育部长江学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告诉记者，山东人均收入和人均GDP差比太大，而在全省人口结构中占比更大的农民群体的收入必然更低。

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因为真的不富!

藏富于民，难吗?

1959年，前苏联制定了一份计划，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制定之后他们发现，GDP总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的确缩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

事实是，GDP的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增加更多的资源投入，另一个来源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但可惜的是，依靠国有经济巨大的体量支撑起的山东经济骨架，经年累月地依赖资本投入，依赖资源型、粗放式的成长模式，而对“效率”和“效益”的关注一直不够。这种关注不够，并非仅仅只是产业运行的效益。

2011山东入选百强县的上榜县域有27个，但前十名没有，百强镇更没有。

2011年11月，山东41家民营企业入选中国民企500强，但山东排名第一的山东六和集团在总榜单的排名仅为第16位。41家上榜鲁企的排名明显偏后，所属行业也多为批发零售、重化工配套和加工制造等传统领域，在通讯电子、高新技术等领域，鲜见鲁企的身影。

这背后成因复杂，不仅仅是强势的国有经济挤占下，民企生存空间大小的问题，而且在民营经济最该发挥活力的领域，山东民企依然难见突破。这既有山东企业家商而优则仕的思维魔咒的羁绊，也与山东对税源的锱铢必较不无干系。

而且，如果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还在继续被津津乐道，那么，时光在这个话题上停滞了。

有关数据曾显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60％～80％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从20年前的60％下降为仅占40％左右，这个GDP体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初次分配倾向于藏富于民的比例太低。

山东是中国的典型代表。

“虽然GDP体量很大，但山东每单位GDP提供给山东省的财政收入很低。”黄少安解释：“3年以前，我们每100元钱的GDP只能提供10元多财政收入，从去年开始，降为7元，但别的地方是什么情况呢?宁波GDP的近20％转化为地方的财政收入。”

对于地方财政收入效益低的问题，黄少安给出专家意见，地方财政收入少，与我们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我们的产业结构过重，重化工业、资源性产业太多，而服务企业所占GDP总量很少。第二个原因是农业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农业大省，不仅财政没有收入，还要往里面贴钱。就是原来有农业税的时候，财政也是不赚钱的。2011年之前，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全国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而征税成本也是400多个亿。取消农业税以后，给农业有那么多补贴，有粮食补贴，农资补贴，还有农村的其他一些技术投资，这都是花钱的

产业结构不合理，民营经济利润率低，尤其是整个社會层面思维领域的固守难破……这一切造成了山东低财税收入、低分配水平的恶性循环。

面对愈加迫切的诉求，更需以忧患意识审视以往的成绩与不足，特别是前行之中已然潜藏的一些不可持久的积弊。

“只有改革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强调。

如何让幸福敲门

山东，人多，钱少，负担重。老百姓的幸福感在哪里?

出路或许只有一条：做大蛋糕、提升效益、加大分配。

还记得2011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温家宝总理鲜明地提出：“我认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是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条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量，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

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增长逻辑早已证明，该国经济长盛不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发达的教育水平以及先进的教育、科学发展战略。

2011年，山东这两个指标一喜一忧。

喜的是，山东省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额达到20.8％，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山东不落后、甚至超前。忧的是，2011年山东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8％，不达当年全国平均水平1.9％的及格线，与江苏2.2％、上海3％的投入比差距明显。

比江苏省少1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既是山东承袭历史的现实状况，也是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

以获批的一“黄”一“蓝”两个国家战略为契机，山东希望通过科技进步打造软实力，转型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开创农业、制造业之外的产业新蓝海，通过转型升级实现肌体的活力再现。

为中国实现真正转型呼吁了27年，并且依然在继续为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为中国经济提升竞争力开具“药方”：第一，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突破体制障碍。

于山东而言，第一条是术，第二条是道，第一条好练，第二条难修。

在距离邓小平南巡整20年的2012年，二次改革、再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和谐中国，藏富于民，几成共识。

作为典型中国的典型代表，山东，亦可照此方抓药。

社会诉求论文 第12篇

近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方面发展较快,增加新内容、运用新方法、取得新实效。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也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想方式、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关注并探讨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不断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通过对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的分析来讨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可行性与具体措施。

1 利益诉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特点诠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集体性的利益诉求现象。所谓集体性利益诉求主要是指社会中主要集体、群体同时出现了较大范围、较大规模的利益追求,这种利益追求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追求,从而改变着社会的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集体性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的利益导向。当前社会中,存在着潜在的或明确的利益诉求导向。国家、各地区将经济建设与发展作为评价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准,潜在地影响着社会诸多利益群体,各社会群体将利益追求进一步明确与放大,从而产生了集体性利益诉求。第二,普遍性的利益评价。在社会评价领域中,集体性利益诉求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评价标准。马克思.韦伯所提倡“三位一体”的社会评价机制(名誉、权力、声望)逐渐被利益所替代,利益成了评价集体成就大小和个人能力强弱的标志。第三,普遍性利益追求。主要是指当前社会中各个群体以及个人出现了普遍性的利益追求现象。这种现象通过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以获得利益为动机和目的的行为持续增长,甚至被认为是提高安全感的必要条件。

集体性利益诉求现象破坏了原有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的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难度。甚至传递和影响到了思想领域,对人们的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利益诉求社会背景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学生也在此列。利益诉求使得大学生思想表现出全新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思想前卫,喜好新生事物。当代大学生年龄在18到22岁,大多为“90后”,他们处于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人生时期与阶段,有着对新事物较强的接受能力,喜欢追求新潮与时尚。与其出生与社会变革较快的环境相适应,他们普遍表现出思想前卫的特点,喜欢用前卫的思想来思考和看待问题。

第二,个性凸显,喜欢以利为准。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性格张扬,对自己认定的事物充满自信,较少考虑他人及社会的评价。此外,基于对新事物强烈的接受能力,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及评价标准大都具有利益导向倾向,更倾向于以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人生的成就和未来的生活。

第三,追求实际,喜学实用课程。在学习方面,当代大学生也表现出追求实际的倾向。他们喜欢学习实用性的课程,尤其是对就业等具有实际用途的课程,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第四,反对说教,喜用新式话语。当代大学生在语言的接受与使用方面也表现出实用的特点。他们反对说教,喜欢运用新潮的语言来对自己的认知进行表达。

总的来说,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使得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点,使得他们在看待社会时以利益和实际为标准。

2 利益诉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研判

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以及大学生表现出的新特点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话语等提出了挑战,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促使我们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考量研判。具体来讲,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表现为教学与实践有脱节之嫌、学用有脱节之势和话语有脱节之处。

2.1 教学与实践有脱节之嫌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大多集中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稍显不足。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高高在上,失去时代性、亲合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说教。”[1]使得教学与实践具有脱节之处。这种脱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机会较少。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必然要求增加实践的机会,通过社会实践来深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逐渐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具有的思想素质、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总体来讲,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机会较少,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很难真正深入了解和理解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原因所在。实践的缺乏导致了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另一方面,现实中遇到问题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大量实践提炼出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但在实际生活学习当中,大多数大学生缺乏运用这些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大多是在利益驱动下行事。从而消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导致了教学与实践的脱节。

2.2 学用有脱节之势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大都注重思想教育,忽视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环节,从而使学用具有脱节之势。没有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第一,学习只是为了考试,为考而学。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致使大学生在学习时追求实际。对于许多科目的学习大都是为了应付考试,谈不上运用的问题。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就处于此列。从而造成了“为学而学”的现象,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用脱节。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书本内容在某些方面与社会现象有脱节之处,某些书本上的知识很难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原型。使得大学生根本不愿意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方法来分析现实。

2.3 话语有脱节之处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使用相对于追求实际、追求新潮的大学生来说显得较为死板,忽视了大学生对新型语言的需求,从而造成了话语的脱节。第一,语言的运用说教语气过浓。语言的表述对人们有着较强的吸引作用,好的、符合时代气息的语言和语气对于大学生更是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的语言说教语气较浓,造成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产生偏差,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说教,没有实际用处。第二,语言表述缺乏新意。在语言表述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大都缺乏新意,使得语言的表述过于死板,与“90”后喜好的语言有脱节之处,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大学生缺乏吸引力的现实状况。

3 利益诉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明辨

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适时作出调整和改变以迎合和应对这种状况。具体来说,要构建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用结合的机制和构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沟通机制。

3.1 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实践对人们行为指导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面对利益诉求的背景,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着力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切实增强实践教学的分量,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第一,加大投入,进一步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大学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能否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国家的发展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影响和制约国家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注重实践,通过实践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要加大投入,使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实践的行列,为将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第二,加大实践教学的课时设置,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局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中,要增加实践教学的分量,加大实践教学的课时设置,保证实践的有效性和质量。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实践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不良的社会思潮与风气的影响。

3.2 构建大学生学用结合的机制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面对利益诉求的背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构建学用结合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方法在实践中运用的力度,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第一、内容设置要加强与现实社会联系。指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的设置方面应更加关注现实,将现实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设置到教学内容当中,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融入现实的做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目的。第二、教学方法要注重联系实际。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要改进教学方法,摒弃灌输,融入现实,增强联系实际方法的使用,增强理论教学的信度,通过培养兴趣、深入思考和解决办法的思路引导和增强大学生对理论的运用,做到学以致用,从而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用结合的局面。

3.3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沟通机制

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语言的使用和推广为了更好的交流。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构建话语沟通机制,在语言的使用和表述方面要下功夫。

在语言沟通机制创新方面要尽量剔除说教话语。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要避免运用说教性质较强的言语,尽量运用新式话语,以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

总的来说,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不断影响着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消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应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的研究,更加充分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可靠接班人的作用。

摘要：近年来,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使得大学生表现出全新的特点,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应当重视这种现象。面对这种状况,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应不断创新机制,注重着力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构建大学生学用结合的机制和构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沟通机制,以满足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关键词：利益诉求,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

参考文献

[1]何振鹏,何少华.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地位、作用及意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