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护理需求范文（精选8篇）
医疗护理需求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新农合患者中选取54例女性住院患者, 年龄为55~75岁, 平均年龄为 (62.2±3.6) 岁;住院时间为7~58d, 平均时间为 (18.5±5.2) d。
1.2 调查方法
采用文献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对其进行修饰补充, 并经由专家评议后投入使用。本次调查问卷涉及了心理、生理、经济及社会四大方面。问卷调查评分均行Likert4评分法:1分 (基本不需求) , 2分 (可以不需求) , 3分 (一般需求) , 4分 (非常需求) 。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均接受过专业培训, 调查过程中, 护理人员向调查者详细讲述了本次调查的内容、目的及方法, 保证患者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接受调查, 针对不识字或文化水平较低的患者, 护理人员口述后, 根据患者答复如实填写。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4份, 回收54份, 回收率100%。
2 结果
2.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患者需求情况
见表1。
2.2新农合住院患者排名前十的护理需求
见表2。
2.3新农合医疗住院患者护理需求评分结果
见表3。
3 讨论
3.1 医疗住院患者的护理需求范围广
从表1可知, 新农合医疗住院患者的护理需求非常广, 本次调查包含了入住环境需求、护理人员需求、健康宣教需求、心理支持需求、经济相关需求。护理人员在给予新农合患者服务时, 应根据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期望, 提供个性化服务, 尤其针对情况特殊的患者, 甚至可以单独拟定护理方案, 使护理的专业价值和新农合理念得到充分展现。随着时代的发展, 农村居民的理念也随之有了变化, 对护理服务的要求也不再局限于病情治疗, 而是更加期盼全方位的护理服务。
3.2 健康教育宣传
从表2结果来看, 排名前十的新农合住院患者护理需求中病情有关知识居首位, 这表明患者对疾病的知识了解较少, 且大部分患者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更加全面地了解疾病。可对患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主要措施有发放健康教育卡、举行健康知识讲座、增强患者的疾病知识, 同时对参加者发放小礼物寓教于乐。除一些规模较大的健康知识讲座外, 持续时间较短的宣教也是一种有力的科普知识普手段[2]。在对患者进行宣教时, 我院特别考虑到新农合患者的接受程度与文化背景, 尽量以容易理解、通俗语言讲解晦涩难懂的专业性问题。一般每次宣教只涉及一个知识点, 每次时间控制在15min以内。
3.3 患者心理需求
人性化人文关怀是护理文化的精髓, 主要理念是要以患者为中心, 尊重和保护患者的权益, 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 最大化支持患者心理需求。在硬件设施方面, 门诊大厅除备有体温表、一次性口罩、针线包、老花镜、轮椅、平车等便民工具, 还设有窗口专门针对外地咨询服务台。对重症患者开设绿色通道、由专人推行至急诊中心以争取抢救时机。同时针对患者往往存在的情绪紧张、焦虑, 我院要求护士站在患者角度考虑问题, 及时发现并安抚患者紧张情绪, 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尽量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住院氛围。
参考文献
[1]郑培芬, 权修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患者服务需求调查[J].吉林医学, 2012, 1 (05) :352.
农村医疗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第2篇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服务需求 影响因素 probit模型
一、文献综述
已有的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众多，周晓媛，王禄生，毛正中等（2006）从补偿标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对广西合浦县按病种付费试点效果分析进行了分析，韩流富（2004）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的分析提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改革路径，顾海，唐艳（2005）从强制性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了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理性不及的反应。也有许多学者从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主体入手，分析利益各方在这一制度的博弈，如汤少梁，肖增敏（2007）用监管博弈模型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政府与医疗机构的监管博弈、农户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存在社会监督情况下的监督博弈，并提出构建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政府监管体系的策略。
许多学者从调查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影响农作医疗保险参与意愿的因素。彭现美，周静静（2007）以安徽省的调查结果为例，分析农村医疗保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造成农户未参与合作医疗的原因既有医疗机构的问题，也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部门的问题，既有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不足的问题，也有农民对合作医疗认可的问题。顾海（2011）利用对江苏省海门市、安徽省金寨县、陕西省户县参合农户调研获得的数据，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参加农村医疗服务需求因素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得出了应当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的补偿标准，多渠道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并控制医疗服务费用的过快上涨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上述看出，国内关于农村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众多，但上述研究仍留下了广阔的后续研究空间：样本数据较早，由于国家对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条件日新月异，早期样本对经济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验证；多数研究侧重理论分析，较少利用实证数据进行预测。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初步选取农村居民的家庭人数、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解释变量，选取农村居民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究影响农村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
除特别的说明外，本文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CHNS2009年的数据。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构造了一个二值模型：农村居民对于医疗保险的选择不外乎有两个，参加（y=1）
或不参加（y=0）。于是构造以下模型：
yi=β0+β1numberi+β2agei+β3genderi+β4healthi+
β5incomei+β6edui+εi （1）
其中，number表示家庭人口数量；ege表示该居民法定年龄；gender也是一个二值变量，gender=1表示男性，gender=2表示女性；health表示该人的健康状况，用该用户在过去一个月之内是否生病或受伤来表示，故它也是个二值变量，health=1表示是，表示身体状态欠佳，health=0表示否，表示身体状态良好；income表示收入水平；edu表示教育水平，调查问卷将其分为下面几档：文盲半文盲=0，小学=1，中学=2，高中=3，专科=4，本科=5，硕博=6。
三、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probit估计，各个因素的结果如下：
上表显示，准R^2为0.0068。为了与OLS估计的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分别作OLS估计以及计算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
OLS估计：
边际效应：
简单比较可知，probit模型在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与OLS回归系数基本一致。计算probit模型准确预测的比率：94.40%。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CHNS（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2009年的数据，测度了农村居民家庭人口数量、
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影响。Probit估计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量对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但影响程度很小；年龄和性别因素对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决策的影响也很小；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的决策的影响稍微大一些，在健康状况不好的时候，居民更倾向于参保；居民的收入水平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较大，但没有通过检验，并不显著；教育水平越高，反而参与农村医疗保险的概率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一大批高学历的人，在城市上学或者工作，购买了城市的医疗保险，但户口却在农村，在农村里没有购买医疗保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大力宣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居民防范意外灾害的意识。并不是在生过病或遭遇了意外之后才意识到要参保，而是要防患于未然，在健康的时候为自己的身体做一点投资，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这项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多渠道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并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家庭收入水平是农户医疗服务需求的主要制约因素，医疗消费支出仍然是农户的一项负担。为此，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切实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只有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其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才能得到有效地释放。另一方面，也要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至少保证上涨速度低于农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不然，就算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但医疗费用的上涨却使农民望而却步。
参考文献
[1]周晓禄，王禄生，毛正中.广西合浦县按病种付费试点效果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6，（11）.
[2]彭现美，周静静.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省的调查结果为例[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8）.
[3]顾海.参合农户医疗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海门、安徽金寨、陕西户县的调研[J].南京社会科学，2011，（10）.
医疗护理需求 第3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人群为符合上海市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纳入管理要求,居住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内,年龄在75岁以上的上海市户籍居民。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调查问卷”,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于2015年2—5月以普查方式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息、日常护理情况、健康状况和医疗护理需求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 121份,除131人拒绝接受调查外,共回收3 990份,回收率为96.82%。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法对选择“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有效调查共3 990人,平均年龄为(81.87±4.75)岁,其中男性1 801人,年龄为(81.63±4.60)岁;女性2 89人,年龄为(82.07±4.86)岁。75~80岁年龄组1 758人,81~90岁年龄组2 010人,91~100岁年龄组222人。其医保类型分布状况为本地城保3 730人,居保107人,新农合18人,镇保46人,离休医保16人,无医保20人,其他类型53人。3 902人居住在自己家,47人居住在养老院,41人居住在老年护理院或医疗机构中。
例(%)
2.2 生活照顾情况
3 990名老人中,独居者646人,与配偶一起居住者1 414人,与子女和配偶同住者1 876人,与其他人同住者54人。
2.3 自报慢性病患病情况
2.3.1 各年龄组自报慢性病患病情况:
调查3 990名老年人中,自报患有慢性病为3 408人,占85.41%,合并3种慢性病及以上的有728人,占18.25%。以5岁年龄段将调查人群分为5组,其慢性疾病患病与并发行列表卡方检验显示,各组人群的慢性病发生及并发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性疾病及合并多种慢性疾病人群增加;有2种慢性疾病以85~年龄组最高,见表1。
2.3.2 老人患慢性病情况:
高血压2 282人(57.2%)、心脏病1 209人(30.3%)、骨关节疾病973人(24.4%)、糖尿病664人(16.6%)、慢性呼吸道疾病387人(9.7%)、脑卒中283人(7.1%)、老年性痴呆132人(3.3%)、肿瘤83人(2.1%)和其他339人(8.5%),其中高血压、心脏病和骨关节疾病是高龄老人患病率最高的3种慢性疾病。
2.3.3 高龄老人个人活动情况:
生活完全能自理、并完成家务劳动者1 424人(35.69%),能自己活动、简单生活自理者1 097人(27.49%),能自己活动、不能从事家务劳动者419人(10.50%),在别人帮助下能下床轻微活动者160人(4.01%),长期卧床、无活动能力者134人(3.36%),在别人帮助下能坐起者92人(2.31%)。
2.4 交流、视力和听力情况
调查对象有交流应答障碍者占21.20%(846/3 990);有视力障碍者占40.33%(1 609/3 990),其中对日常生活影响较大者占10.32%(166/1 609);有听力障碍者占41.25%(1 646/3 990),其中日常生活影响较大者占24.66%(406/1 646)。
2.5 就诊情况
3 990名高龄老人中,平均每月至专业医疗机构就诊2次及2次以上者,占所有调查者的55.26%(2 205/3 990),最近12个月内住院1次及1次以上者,占15.91%(635/3990),最近3个月内在家中接受过诊疗或护理者者,占3.16%(126/3 990)。有918人最近两周正在接受的连续治疗项目,占23.01%,主要为静脉输液159人(17.32%),肌肉注射136人(14.81%),其他治疗657人(71.57%)。
2.6 希望在家中得到的医疗护理
调查对象中最希望能提供的上门医疗护理服务前5项分别为“静脉输液”13.68%(546/3 990)、“血糖监测”10.28%(410/3 990)、“生命体征监测”9.80%(391/3990)、“药物注射”9.25%(369/3 990)和“剪指甲”9.12%(364/3 990)。
2.7 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及选择意愿
采用logistic回归法对选择“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场所”、“生活自理情况”、“主要照料人”、“是否独居”、“过去1个月内付费照料人数”、“活动能力”和“慢性疾病患病种类”等因素是社区老人选择护理计划的显著影响因素,且生活自理情况差、配偶照顾、独居老人、活动能力差和慢性病患病种类多的老年人,对该计划需求更大,见表2。
3 讨论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医疗卫生保健和护理的需求越来越多。在此次接受调查的3 990名老人中,纯老家庭和独居老人占了51.63%。本次调查发现,老年人存在的健康问题均较多,居家医疗护理需求度高,需要社区、医疗机构和护理机构等社会化、专业化的多层次护理服务体系予以支撑。上海市在部分街镇启动“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针对高龄老人开展居家医疗护理工作,为居家养老提供了较好的医疗卫生保障。
慢性病患病率高,防控工作需进一步加强。接受调查的高龄老人中,慢性病患病率为85.41%,合并3种慢性病占18.25%,远高于中国成人慢性病患病率[2]。从所患疾病顺位来看,占前3位分别为心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和糖尿病。调查显示,合并慢性病种类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该计划的意愿越高,因此,加强慢性病防控,提高老年人健康是老年人医疗保健工作的重点之一。
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生活护理需求增加。调查中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仅占35.69%,其余均需要部分或全部他人照料,较大比例老人存在交流障碍、视力或听力下降,对日常生活起居产生一定影响。除他人照料外,老年人借助辅助工具生活也是主要应对方法之一[3]。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提供的生活护理项目,能协助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调查显示,生活自理能力与活动能力越弱的老年人,对选择该护理计划意愿也越高,也建议将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的服务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失智失能人群。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工作和全科医疗,家庭医生与高龄老人医疗护理工作紧密结合。调查显示,社区老年人对该护理项目知晓率不高。上海市将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扩大至居家护理服务,为进一步实现居家养老提供了有力保障,可通过各类媒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街镇等多元媒介加大宣传力度。目前,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为第三方护理机构提供服务,无家庭医生参与诊疗管理,同时因护理对象多为慢性病、行动不便的患者,第三方护理机构可能独立承担医疗服务需求存在一定困难。可通过家庭医生在建立家庭病床的基础上,参与医疗、预防、健康教育指导和康复等方法,弥补社区老人家庭护理服务专业水平不足的状况。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和全科医疗,完善家庭医生制度,必将成为满足老年人居家医疗护理需求的关键要点。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某社区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护理需求,为制定相应的居家医疗护理服务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入户问卷调查开展上海市某社区高龄老人护理状况、健康状况和医疗护理需求调查。结果 纯老家庭和独居老人占51.63%;85.41%的高龄老人患有慢性病;64.31%的高龄老人需要他人照顾;高龄老人近12月内住过医院的占15.91%,每月至医疗机构就诊2次及以上的老年人占55.26%,医疗护理需求增加,希望能开展家庭补液、血糖监测等;居民对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了解较少,合并慢性病种类多、生活自理情况差和活动能力差的高龄老人对医疗护理计划的需求度明显增高。结论建议家庭医生与护理服务机构合作,全科医生在建立家庭病床的基础上参与全程管理,以满足高龄老人医疗照护需求。
关键词：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医疗护理
参考文献
[1]李建梅,姚红,李成志.上海市开展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的实践与展望[J].中国医疗保险,2015,11(3):40-42.
[2]徐玲,孟群.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之二—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14,11(3):193-194.
高端医疗需求与供给侧改革 第4篇
先从需方角度进行观察。不妨将患者医疗需求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救命治病。面对可能危及生命或基本健康的重大疾患,或面对可以挽救维系生命及保持基本健康的治疗,患者通常不会保持经济理性,而是可以倾其所有,倾家荡产,不惜债台高筑。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典型的基本医疗需求,需方就医行为选择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为需方要求供方必需的诊疗质量,即能够进行有效诊断并实施有效治疗。二是看病的便捷度。在能提供满意至少是基本满意诊疗的基础上,患者要求越方便越快越好。这不难理解。三是看病的舒适度。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诊疗场所是否干净舒适,抽血后是否有早餐和茶水供应,医护人员是否可为病人提供个性化服务,详细讲解病情等。这三类需求层次是逐次提高的,看病质量是基本,这也是保基本的基本所在,没有质量,方便、舒适都没有意义。如果将高质量、舒适、个性化三位一体的医疗需求定义为高端医疗需求,那么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持续提高,高端医疗需求必将呈不断上升态势。
再从供方角度来分析高端医疗的供给。如果将供方分为公益性与非公益性医疗服务机构,群众普遍感到中国目前的高端医疗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医疗机构。非公益性医疗机构目前主要集中在低端,虽然在方便度和舒适度上可以达到要求,但在医疗质量方面普遍难以与公立医院相比。公益性医疗机构提供高端医疗服务则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高端医疗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愿意出数倍甚至百倍高价的患者(不排除大量病人为了能够看上病被迫转为接受非公益性医疗服务,并非出于其经济能力的考量),当然也包括少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特殊照顾人员。公立医院普遍开设的特需医疗服务,成为目前公益性医疗机构提供非公益高端医疗服务的一种尝试,也是主要形式。如一些医院开设的国际部,各项费用翻倍;开设的特需门诊,普通门诊挂号费5元、7元、14元,特需可以达到200元、500元、800元,黄牛可以炒到1000元。而且这些特需服务,有些只是略许解决了便捷性问题,并未达到舒适的程度,群众不乏亲身体验。
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高收入群体规模越来越大,高端医疗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大。但目前大型公立医院人满为患,有钱没钱看病都难,都不方便不舒适。基层医疗机构病人少,有条件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但质量又得不到认可。问题可能在于,目前以公益性医疗机构为主提供非公益性高端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式,必然会限制高端医疗的供给能力:一是公益性医疗机构提供非公益高端服务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有争议,提供的规模也一直受到限制;二是公益性医疗机构本身的供给能力问题。顾名思义,公益性医疗机构以非营利为目的,应该以提供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为主。在基本医疗服务尚且难以满足的情况下,提供非公益服务必然挤占公益服务的空间,恶化看病难问题。
由于缺乏对高端需求的有效供给,日益增长的高端医疗服务需求还只能是潜在需求,反过来又挤占了基本医疗需求空间。由于缺乏高端供给,基于基本医保重要补充的商业医疗保险缺乏发展空间,不得已争取进入其既不擅长也没有盈利空间的基本医保甚至公共卫生领域。通过调研发现,某地商保公司正在积极要求承担当地居民健康卡建卡及健康预防业务。
在目前以公益性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基本和高端医疗需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不妨分析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医保主动引导高端医疗的供给,引导高端医疗需求的分流。这需要商业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高端供给的三方共同作用。
从供方看,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高度便捷与舒适不应作为基本需求,医改的原则必须是保基本。因此,高端医疗需求不应该作为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但高端需求缺乏供给,不仅有需求的患者不满意,而且倒逼挤压基本的有效供给,加剧了大医院看病难问题。在增加高端医疗供给方面:一是可以做增量。如大力促进社会资本进入高档医疗供给领域,提供高质量、便捷、舒适的服务。利用非公立医疗机构灵活的分配机制和管理机制,并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公立医院部分人才向非公立医疗机构转移,带动非公立医疗机构迅速提高其供给能力。二是可以调存量。比如尝试将部分大型公立医疗机构部分业务、部分科室,如提供特需服务的部分一定程度民营化,更自由地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从医保看,可否讨论一种引导方式:在配合供方增强基层有效供给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高端医疗服务的供给。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相应制定合适的支付方式,比如按公益医疗机构为基础计算的支付标准进行规定额度的支付,将更多的空间留给商业保险加以补充。这样,一是顺应了医疗需求的发展变化,缓解了部分高收入医保人群的急需问题;二是可以促进高收入群体积极主动购买商业保险,促进商业保险的发展;三是可以分流参保人对大型公立医院的部分需求,缓解供需矛盾。目前,医药计划定价方式已取消,正在向医保制定支付标准并按标准支付转变,这也为医保引导高端医疗分流提供了可能和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李玉华.论商业健康保险的生力军作用[J].中国医疗保险,2016(04).
[2]徐玮.供给侧改革中医保的挑战与机遇[J].中国社会保障,2016(04).
[3]黄华波.特需医疗、供给侧改革与医保引导[N].中国劳动保障报,2016(04).
我国医疗监护仪市场需求分析 第5篇
(1) 我国医疗监护仪市场需求状况
近年来, 我国医疗器械的市场在稳步增长, 医疗监护仪从过去主要用于危重病人的监护, 发展到目前普通病房的监护, 甚至基层医疗单位和社区医疗单位也提出了应用的需求。市场的发展使监护仪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临床急需的设备之一。2009年, 我国医疗监护仪市场需求规模达到13.6万台, 整体市场销售额超过20亿元, 过去3年市场需求复合增速达到33%。
虽然我国监护仪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市场需求已逐渐形成一定规模, 但监护仪普及率 (监护仪保有量/医疗机构床位数) 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009年整体水平大约在20%左右, 与美国大约80%的普及率相比, 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2) 我国医疗监护仪市场竞争情况
我国人口众多, 2009年总人口超过13亿, 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人口总数的8.5%;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根据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0年~2009年我国GDP的复合增速为9.7%, 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日益提高, 2000年到2009年,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复合增速分别为12.2%和9.8%。各种因素促使国内、国外的监护仪生产企业纷纷看好中国这一市场。
目前, 在我国医疗监护仪行业, 存在国内品牌和国外品牌两大阵营。国外品牌以飞利浦和GE为代表, 主要目标市场为我国监护仪高端市场, 其产品性能稳定, 同级别产品价格比国内品牌普遍高30%~40%, 国外品牌在抢占中国高端市场的同时, 也通过各个渠道深入国内常规产品市场, 例如飞利浦2008年收购国内企业金科威来深入常规产品市场, GE也积极制定“草根”战略进入我国二、三线监护仪市场。国内监护仪品牌主要有深圳迈瑞、广东宝莱特、深圳科瑞康和理邦等品牌。
国内品牌通过10多年的发展, 逐步摆脱了简单组装生产的经营模式, 在研发投入和研发水平方面也有快速发展, 产品竞争力大大提高, 逐渐在常规监护仪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 凭借自身成本、价格、本土化等优势与国外品牌在高端市场展开竞争。
(3) 我国医疗监护仪出口情况
我国医疗监护仪品牌在逐渐抢占国内市场的同时, 也积极拓展国际市场。2005年, 我国监护出口量为27, 802台, 出口金额为4, 428万美元, 到2009年, 出口量和出口金额增长到116, 369台和18, 690万美元, 分别是2005年的4.19倍和4.22倍。
数据来源:海关综合信息网
由于欧美等国家对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准入监管, 进入企业要经过一系列的注册和认证。目前, 中国企业只有迈瑞、宝莱特、金科威等少数几家企业均通过美国FDA注册、欧盟CE认证。
2 影响我国医疗监护仪市场发展的因素
(1)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医疗监护仪行业发展
为保障人民基本健康需求, 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国家越来越重视我国医药行业发展。《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2007年度)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年) 》等相关政策的出台都推动了我国医疗监护仪行业的快速发展。
(2) 我国医疗卫生费用持续上升拉动监护仪需求增加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上升和健康意识增强, 我国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卫生费用持续上升。从2000年到2008年, 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从4586.6亿元增长到14535.4亿元, 复合增长率高达15.5%。
虽然我国医疗总费用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趋势, 但绝对数据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06年, 我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4.6%, 人均卫生费用为216美元;美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5.3%, 人均卫生费用为6179美元。美国人均卫生费用是中国人均卫生费用的28.6倍, 可见我国医疗卫生费用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医疗卫生费用的增加能够促使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器械装备水平的提升, 从而带动监护仪市场的发展。
(3) 医疗监护仪需求领域的扩大带动监护仪行业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医疗器械的需求以医院使用和治疗使用为主。但是, 近些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医疗监护仪功能由单纯诊断向康复、理疗、保健、强身等多功能的方面延伸, 市场领域也从医疗机构扩展到家庭医疗保健。市场需求的拓展为监护仪市场带来新的消费增长点。
3 我国医疗监护仪未来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生活健康水平要求不断提高,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到2009年, 我国医疗系统床位数达到441万张。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全民医药卫生体系建设, 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年) 》 (以下简称《方案》) , 要求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方案》重点支持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预计到2015年, 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将会保持8%左右的复合增速。
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提供数据显示, 2009年中国医疗监护仪普及率仅为20%, 而美国已达到80%。医疗监护仪的普及率是跟一国国民生活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的,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678美元, 仅为美国同期水平的1/12.6, 从我国过去20年人均GDP的复合增速来看, 我国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目前美国同等生活水平, 据此测算出未来5年内, 我国医疗监护仪普及率的年复合增速约为8.01%。
从目前市场对医疗监护仪的使用情况上看, 高端、常规产品的使用规模比例约为4:6, 考虑到产品技术的更新周期, 预计未来5年内该比例仍保持相对稳定。但从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上看, 随着行业研发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高端产品将逐步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姜远海.我国临床医学工程的发展和现状[J].医疗设备信息, 2003 (9)
医疗器械的用户定义和用户需求确定 第6篇
1 为什么要定义医疗器械的用户和确定用户的需求
为了设计用户使用的产品,我们首先要知道谁是目标用户和产品如何能够帮助用户。用户的需要构成了产品基本需求,支持着随后的设计和开发。确定用户需求,建立设计任务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最基本的设计活动,在产品设计和交互设计中尤其重要。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医疗器械和用户之间的交互,这要求设计师能够提升医疗器械的性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确定用户的需求,建立任务要求对产品设计来说是最基本的。但前提是我们能够知道谁是用户和用户的目标需求,医疗器械设计初始步骤就是确定用户的需求。
在医疗器械产品的设计开发中确定并满足用户的需求可以提高病人的安全系数,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减少产品的返修率,从而确保成功的医疗器械产品走入市场。
虽然病人的安全和使用错误的减少对医疗器械的设计来说极其重要,但满足用户的需求还应该考虑诸如舒适,有效,容易学习和使用,易培训,能达到医疗卫生要求,易维护,易收藏等可用性因素。医疗器械特别是病人用来自我监护的器械的舒适,美学和轻便这些因素能够影响病人是否愿意接受治疗计划。
在用户研究方面的投入对医疗器械开发者,用户和医疗监管部门都是有益的。好的设计和病人的安全性,通用效率和满意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被医疗器械购买者和规范制定者所重视。因此可用性和对用户需求的研究也是医疗器械生产公司吸引外部风险投资的重要因素。
总之,在医疗器械设计中纳入用户需求研究有如下的益处:
·提高医疗器械的安全性
·提高医疗器械的可用性
·减少医疗器械的召回率
·减少医疗器械的设计修改
·提高用户的效率
·帮助获得医疗器械的设计开发许可
病人,医生和购买决策者的需求驱动的开发就应该要求用户的需求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都被体现。但现实是,用户常常不被纳入到部分企业的产品开发阶段,而是直到设计小结中才会提到。这是因为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发常常是由技术驱动的,所以才有小结中拼凑用户需求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也有客观的原因:用户需求研究的有些方法是很好被建立了,但研究进一步的实际应用却没有了;有些科学理论的方法很少被用于实践;现在医疗器械行业内的开发过程基本上都是商业机密。如果要改进现在的实际情况,联系产业的实际应用研究很重要。
2 医疗器械的用户定义
确定用户的需求看似是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但事实上对“用户”的理解是多种的。最常见的定义就是指那些直接使用产品来完成一个目标的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定义的。但其实还有其他人是可以被归为用户的。Holtzblatt和Jones在1993年指出用户还包括那些管理直接使用者的人,那些产品施用的对象,那些开发产品的人,那些做出购买决策的人和那些使用竞争产品的人。Eason在1987年将用户定义为三种:初级用户,次级用户和第三方用户。初级用户指那些自己动手使用产品的人;次级用户是指偶尔使用或是通过中间媒介使用产品的人;第三方用户是指那些会因为产品的使用受到影响的人或是那些会影响产品购买决策的人。
一个成功产品的开发是和很多人有关系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相关用户。相关用户是指“会被产品影响到的人或组织和那些对产品的需求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Kotonya和Sommerville在1998年提出)。Dix等人在1993年指出以用户为中心的开发过程中,“那些定制产品的正式‘客户’其实受产品影响是最小的。要注意改变起的作用,因为来自相关者的影响和调节常常是不可见的。”
总的来说,一个特定产品的相关用户群通常是大于你认为的用户群的,前者是包括后者的。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用户群包括产品开发团队和团队管理者,直接用户和它的管理者,产品服务的接受者,那些因为新的产品引进而失去工作的人等等其它。
相关用户的人群是非常广泛的。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开发过程中并不是要包括所有的相关用户,但是意识到你所设计的产品的任何用户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为你的项目确定相关用户意味着你要考虑哪些人和在什么程度上考虑这些人。
医疗器械在医疗和卫生保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医疗器械的用户应该被有效地定义和分类。很多医疗器械是由其他人设计、研发或评估的,而通常都不是临床医生。因此,医疗器械的用户分类可以有相关的多种方法,比如初级用户和次级用户,比如用户群可以分为专业医护人员、病人、病人家属、残障者、特殊用户群和其它相关的护理人员。合理的医疗器械用户群的定义和分类对在医疗器械的开发和评估过程中结合用户需求非常重要,同样制定医疗器械相关的规范、安全和保障也要考虑用户群。
医疗器械简单的用户关系是:医疗器械由医生和护士来操作,但最终是由患者来接受治疗。像呼吸机或是外科医疗器械,直接用户就是医护人员;其它的像哮喘病患者的吸入器的直接用户主要就是病人。在很多情况下,用户有很多的。即使病人不亲自操作器械,他们也要接受诊断,治疗或是其它医疗过程。医疗器械要满足操作者和接受者的需求就使医疗器械不同于其它工作系统或消费品的设计,如图1所示。
如果考虑相关用户群,医疗器械的用户关系就比较全面但复杂,以多功能麻醉机为例,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将麻醉机的相关用户群定义为:
·麻醉师:直接的用户,站在麻醉机前面使用麻醉机的人。
·病人:接受麻醉机的麻醉和监护的人。
·医院管理者:做出购买麻醉机决策的人。
·生产企业:包括管理者和工程师,他们开发并生产麻醉机。
·维护人员:主要负责维修和保养麻醉机的人。
3 医疗器械用户需求的确定
当我们确定用户需求时,不是仅仅简单地问人们“你需要什么”,然后就提供给他们要的东西,因为用户并不真正知道可能想要的是什么。比如在电脑出现以前,一般人并不会想到需要电脑这种东西来帮助提高工作效率。
医疗器械的用户需求确定因为医疗器械种类,特定功能,临床效果和用户群的不同而不同。在医疗器械设计中满足用户的需求不仅仅是可用性和以用户为中心的问题,病人的满意也非常重要。因为医疗器械应该满足用户特定的临床需要,有时就要以牺牲用户的使用体验为代价。而现在医护人员和医疗器械设计师都觉得用户需求应该从以前的临床需求扩展开来。
这又说明了前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将医疗器械从很多其它产品的人机研究中区别开来的是它既要满足操作者的需求,也要满足治疗接受者的需要。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最终用户的想法和医疗器械生产者或是医生的想法是不同的。设计师常常会不自觉地设计出他们自己喜欢的产品,但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未必会和目标用户群的想法一致,所以咨询真实的用户意见非常重要。
确定未被实现的或是未被满足的用户需求常常是开发一款成功的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始。因为定性的方法通常都是探索性的和开放性的,所以它很适合用来确定需求。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确定用户需求采用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因素有:
(1)情景调查法
情景调查法包含反映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观察和访谈。这些观察可能是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关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和怎么能由一定的器械或系统来改进这些发生的事情。设计师和用户一起合作去发现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用户原来可能没有重视或没有觉得相关。通过研究者对用户的观察可以确定设计不当的问题,比如用户可能没有有效或安全地使用医疗器械,这种情况应该是有一定原因的。通过提问用户相关问题,可以确定这些原因,可以去设计全新的或是改进现有的医疗器械来解决问题。
(2)用户代理人
时间,金钱,伦理和现实因素,还有商业的机密性都会阻碍在一定的产品开发阶段将真正的用户纳入,确定他们的需求。设计开发者会考虑使用用户代理人,特别是在设计的早期。比如健康的人会代替病人用于医疗器械的可用性评估,或是要求医生提供他们病人的意见,比如“你的病人会认为哪些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或是“你认为你的病人会接受它吗?”
用代理人也适用于确定一些表达自己意见有困难的用户,比如儿童和那些有严重精神伤害的人。在这些情况下,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来代表用户非常关键。还有其它问题会影响到设计开发者采用的确定用户需求的方法,在医院环境下这些方法都要被修正。比如,在医生正在会诊或是进行外科手术时对用户进行情景调查就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医疗活动结束后再进行案例访谈和讨论。必须要记住任何对评估者的观察和打扰都会影响到那些被观察者的行为,分析结果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3)多种方法的使用:
很多专家都推荐在器械开发时运用多种方法去确定用户需求。比如情景调查和目标群体方法一起结合使用去细分用户需求,然后运用评估方法,比如可用性测试去确定这些需求是否被满足了。理想情况下,在医疗器械开发过程中有效地确定不同信息需要不同的方法,但有限金钱和时间会限制这些方法的采用。设计开发是一个平衡各要素的过程,需要合理选择各种方法。
参考文献
[1]Dick Sawyer(1996).Do It By Design-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Factors in Medical Devices.http://www.fda.gov/cdrh/humfac/doit.html
[2]Preece,Rogers&Sharp(2003)Interaction Design(Beyo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2nd edition,Springer Berlin/Heidelberg
医疗护理需求 第7篇
1. 生成时间序列
灰色理论认为, 一切随机量看做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段上变化的灰色量.对灰色量的处理不是寻求它的统计规律和概率分布, 而是将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列, 通过一定的处理, 变成比较有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减弱原始时间序列的随机性, 先要对原始序列进行数据处理, 即通过累加方式产生生成时间序列.设原始时间序列x (0) = (x (1) (0) , x (2) (0) , …x (n) (0) ) , 一次生成时间序列x (1) = (x (1) (1) , x (2) (2) , …, x (n) (1) ) , 其中x (k) (0) =x (1) (k-1) +x (k) (0) (k=1, 2, 3, …, n) .
由于生成时间序列接近指数曲线, 故可认为是光滑的离散系数, 可用微分方程进行描述.
2. 灰色预测模型GM (1, 1) 的建立
对生成时间序列, GM (1, 1) 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
求解微分方程, 即得到预测模型:
变形后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求出参数a, u.
3. 检验, 进行残差分析, 关联度分析, 后残差分析
通过计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检验判断误差变动是否平稳, 模型的拟合精度就能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一般根据检验模型的拟合精度, 如果残差、关联度、后验差都能检验通过, 则可以用所建模型进行预测.否则需要进行残差修正, 以提高模型的精度.
医疗人才总量的变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综合能力的反映.对医疗人才发展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对未来进行预测, 对医疗人才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从《2008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收集了2002～2007年我国医疗人才的基本数据, 应用灰色系统理论, 建立了其灰色GM (1, 1) 模型, 对我国医疗人才发展进行预测.预测的简略过程如下.对我国医疗人才调查统计如下表:
根据上面的 (1) 、 (2) 、 (3) 公式得到a=-0.0279, u=499.3605.
根据上述预测模型计算拟合值 (预测值) 、关联系数、误差等参数如下表:
其中关联系数计算关联度, 可见, 预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经过残差检验、后验差检验, 可见该模型具有非常优异的精度, 利用此模型我们就可以对我国医疗人才总量进行灰色预测.由以上的灰色模型式进行计算可得预测结果.结果如下表:
从预测结果看, 医疗就业人才平均年递增率为正, 到2011年医疗, 科技人才需求总量为651.5504万人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表明, 该预测所使用的GM (1, 1) 模型的精度是一级 (即“优”) , 即从理论上讲预测结果是合理的.这能为地方政府部门对医疗人才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还能为地方院校在制定教育发展和改革方案方面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2002-2007) .
[2]党耀国, 刘思峰, 刘斌.以x ( (1n) ) 为初始条件的GM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 2005, 13 (1) :132～135.
医疗护理需求 第8篇
关键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需求差异,OLS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
为了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国先后开展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简称“职工医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简称“新农合”) 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简称“居民医保”) 。目前, 这3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取得初步成效, 覆盖全国超过95%的人口[1]。但由于各基本医疗保险运行体系及参保人群结构的不同, 3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保人群医疗需求差异显著。我国城乡二元特征明显, 因此当前诸多文献集中于对城乡居民医疗需求差异与不公平性进行研究 (顾海, 2012) [2], 未有文献对城镇不同医保类型参保人群的医疗需求差异进行分析。以人均医保基金支出水平为代表, 2011年职工医保参保人群的人均基金支出为1593元, 而居民医保参保人群仅为187元 (卫生部, 2012) [3]。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公平性的原则, 个体医疗需求不应受到自身地域、收入、种族等影响 (Norman Daniels, 1985) [4]。由于城镇人口所享受到的医疗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基本相同, 因此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城镇不同参保人群医疗需求的差异成为研究的难点与关键。以下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群分别简称为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
根据Grossman的人力资本模型, 医疗需求是从对健康的需求衍生出来的,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 医疗支出是对健康的投资 (Grossman, 1972) [5]。Anderson (1995) [6]则强调了个人决定是否进行医疗保健消费是受到倾向, 包括人口学变量, 如年龄、性别等;能力, 包括收入、医疗保险类型以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需要, 包括是否患病及对健康程度的认知3方面因素的影响, 主要强调医疗保健服务与医疗保健效果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以上学者从理论方面解释了患者的就医行为, 从实证方面来说, 对于个体医疗需求具体影响因素的分析已有诸多实证结果, 收入 (Anindya, 2005) ) [7]、年龄 (王红玲, 2002) [8]、性别 (罗楚亮, 2008) [9]、教育程度 (赵建梅, 2011) [10]、医疗保障程度 (朱铭来等, 2006) [11]等均被认为是个人医疗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 各因素的具体影响程度和方向因为选用数据与实证方法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各因素与医疗支出的定量测算, 主要采用的方法有2部模型法 (林相森, 2007) [12]和4部模型法 (饶克勤, 2000) [13], 采用回归的方法进行弹性分析。
综合以上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需求的影响因素, 并进一步探讨造成二者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旨在为缓解城镇不同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需求不公平现象, 促进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工作和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数据与模型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 (CHNS) 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美国北卡罗纳州大学人口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食品安全研究所组织的一项长期的研究项目, 涵盖了9个省 (包括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 的城镇和农村, 数据涉及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 (年龄、性别、受教育等) 、收入、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和健康状况等内容。本文是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患病时的医疗费用进行分析, 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7年正式开始实施, 故此处采用2009年截面调查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过去4周患病且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体, 有效样本为484个, 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人均医疗费用为1145元,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人均医疗费用为663元, 可见两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为有效缓解两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支出不公平问题, 本文将着重探讨各因素对不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力度, 同时对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支出差异进行分解, 探讨不同因素的贡献率。
本文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采取OLS回归分析方法, 基于上文对医疗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数据的可得性, 此处选取家庭规模、收入、性别、教育、年龄、医疗保险补偿比、疾病严重程度、地区和是否患有慢性病作为解释的自变量。此外, 为对两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需求差异进行进一步分析, 此处引入劳动经济学中的Oaxaca-Blinder模型, 将影响医疗需求的各因素归纳为禀赋因素、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 (顾海等, 2012) [14]。其中, 禀赋因素包括:性别、教育、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是否患有慢性病;环境因素包括家庭规模、收入和所在地区;制度因素包括医疗保险补偿比。本文所建立模型如下:OLS回归模型———
其中, y为个人医疗支出, xi为各特征值, xinc为个人家庭收入, xcare为补偿比。为了得到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以及医疗支出的补偿比弹性, 此处对这3个变量取对数值。但由于医疗支出、收入和补偿比有一部分为0变量, 为了减少这部分损失值, 此处对其加1之后取对数值。此外, 回归分析中要考虑并解决异方差性问题。
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
其中, y’表示两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支出差异, x表示自变量, β表示该自变量对应的系数, βγ表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自变量系数, xa、xb、xc分别表示禀赋因素、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 xw表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自变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OLS回归模型结果
依据0LS回归模型, 得到表1所示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来源:根据CHNS2009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2.1.1 禀赋因素。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疾病严重程度是影响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群医疗支出的最显著因素, 这是因为患者对医疗的需求一般由所患疾病引发, 其保持健康的愿望会增加预防或治疗的需求 (Intriligator, 1981) [15], 疾病越严重寻求的医疗服务也越多, 对于健康的需求是居民寻求医疗服务的根本动因。根据表1结果, 该因素对城镇职工的影响力度略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 说明在疾病严重程度相似时, 城镇职工将利用更多的医疗服务。对于是否患有慢性病, 该因素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说明城镇居民在患有需长期治疗的疾病时, 更倾向于增加医疗支出而提高健康水平。对于性别因素, 其是反映个人生理特性的主要变量, 在生命初始阶段, 男性和女性医疗支出相差不多;在生命中后期, 女性由于进入育龄阶段且机体老化较快, 其医疗消费支出将大幅增加。根据表1数据, 城镇女性普遍比男性医疗支出多, 且城镇居民性别对于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 说明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群中女性健康更差, 更倾向于投资医疗服务来获得健康。对于教育因素, 受教育程度决定个人的医疗服务利用意识,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懂得保障自身健康状况, 从而减少医疗需求。根据本文的结果, 教育对城镇人口的医疗支出均为负向影响, 且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医疗支出影响显著, 说明职工受教育越多, 越倾向于通过非医疗消费的方式保持健康状态。而城镇居民中, 由于一大部分为非正式从业者, 其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对自身健康的认知相对不足, 因而教育的医疗支出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年龄因素, 根据Grossman的人力资本模型, 当个人年老后, 健康折旧率增加, 因而个人倾向于更多的医疗需求。而年龄对医疗支出的整体影响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均医疗支出增加。根据表1结果, 虽然城镇人口中50岁以上人群医疗支出相对较高, 但是对于30~39岁人群而言, 城镇职工为医疗支出最高人群, 城镇居民为医疗支出最低人群。可能的原因是, 城镇居民中这个年龄段人群健康水平最好, 因而医疗需求程度低;而对于城镇职工, 由于个人账户的存在, 出现非本人利用个人账户的现象, 30~39岁人群社会关系较多, 更容易出现滥用个人账户的行为, 因而结果显示这部分人群医疗消费支出最高。
2.1.2 环境因素。
本文中的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家庭规模、居住所在地和收入。由表1中的数据可知, 家庭规模越大, 人均医疗支出越少, 这是因为当家庭中有人患病时, 如果家庭中可以照顾他的人较多, 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越容易康复, 因而医疗支出会较少。居住地反应参保居民的生活环境, 包括医疗设施条件、医护人员医疗水平、环境质量等。一般而言,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就生活环境而言, 东部较好, 中部次之, 西部较差。生活环境越好, 居民身体更健康, 因而医疗支出会较少。与诸多实证研究结果不同, 收入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并不明显。一般认为, 随着收入的提高, 个人的支付能力提高, 对健康水平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对健康的期望从之前的治疗不断转化为预防与保健, 因而会增加对医疗的需求与相应的医疗支出。但由于医疗消费具有刚性特点, 且当前医疗保障制度已能很好地满足城镇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 因此收入的医疗支出弹性也发生了改变。总体来说, 收入对于城镇职工医疗需求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 说明职工收入变动引起的医疗支出增加幅度大于城镇居民。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主要为非正式从业人员, 收入水平较职工低, 医疗消费能力更低, 从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医疗需求弹性小于城镇职工。
2.1.3 制度因素。
本文中制度因素主要以医疗保险补偿比作为代理变量。一般认为, 参加医疗保险后, 患者就医的费用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 就医所必须支付的货币价格相对降低, 医疗需求曲线更加缺乏弹性, 之前因经济原因未就医的情况得到缓解, 因而个人医疗服务消费增多 (朱铭来等, 2006) [11]。表1的数据结果也证实了补偿比对两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支出影响均为显著, 补偿比每提高1%, 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需求分别提高0.757%和0.738%, 说明在补偿比变动时, 会引起不同类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人均医疗支出增加幅度基本相同。
2.2 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结果
根据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 得到如下表2结果。
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可知, 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的对数医疗支出的均值差异为0.3589, 其中23.03%的差异可以解释为禀赋因素及环境因素的影响;61.7%的差异可以归因于两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差异;15.27%的差异为不可解释部分, 可以理解为两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就医时的道德风险问题。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制度的差异即医疗保险补偿比的差异是造成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需求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上文的结果指出, 补偿比对于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需求的影响程度相差不大, 因此补偿水平的高低成为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需求差异的主要因素。当前, 补偿水平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较高, 其所能提供的保障程度也更高, 从而政策范围内所给予的医疗支出补偿较多。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个体医疗服务利用理论, 对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补偿比和疾病严重程度对二者的影响均为显著, 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患有慢性病分别对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需求影响显著。总体来说, 健康状况是居民寻求医疗服务的根本动因, 而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医疗消费能力, 医疗保险补偿通过降低居民生活预期不确定性与风险以及通过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作用, 提高了社会整体消费倾向, 从而促进医疗消费增长。此外, 针对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医疗需求的差异, 本文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合分析结果, 两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医疗需求差异的61.7%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 禀赋因素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只能解释差异的23.03%, 另有15.27%为不可解释部分。同时, 顾海等 (2012) [14]的研究表明城乡医保参保居民医疗需求差异的48.1%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 充分说明3大基本医疗保险补偿水平的差异已显著地造成参保人群医疗需求不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