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阶段教学模式（精选8篇）
两阶段教学模式 第1篇
一、高职传统口腔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
调查发现目前国内许多高职院校的口腔医学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大多沿袭本科专业, 把高职高专教育办成了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即实施“2+1”的人才培养模式, “2”是指学生在学校接受2年的专业理论教育, “1”是指1年的临床实习, 人才培养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学校, 第二阶段在实习医院, 学生通过3年的系统学习, 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 初步具有从事口腔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和急重症的初步处理能力。
该人才培养模式有一些不足, 主要是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知识割裂开了, 特别是在第一阶段校内培养阶段, 学生面对枯燥的理论知识, 学习兴趣不高[2]。
二、“三阶段、两融通、一递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三阶段、两融通、一递进”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三阶段”是指:专业基本技能学习阶段、专业专项技能学习阶段、专业综合技能学习阶段;“两融通”是指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内容标准相融通;“一递进”是将人才培养的三个阶段形成“递进式”岗位职业能力培养。
1. 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过程。第一阶段:专业基本技能学习阶段。学生重点学习英语、计算机、求职与创业、医学心理学、医学基础课, 思想政治课等文化素质课程。然后选择学校附属医院进行2周的入学专业见习教育, 了解基层医院对口腔高技能人才素质的要求, 积累社会实践经验, 本阶段学生重点掌握牙体雕刻, 口腔病理切片制作等专业基本技能。第二阶段:专业专项技能学习阶段。学生重点学习口腔内科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修复学等专业核心课程, 在口腔医学实训中心教室, 以项目为载体, 进行根管治疗、龋洞充填、龈上洁治, 拔牙、排牙, 取模等专项技能训练, 在此期间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流在口腔医学实训中心完成2个月的生产性实训, 由孝感市口腔医院及中心医院的技能名师指导学生完成技能实训, 在岗位核心技能培养过程中, 采用递进式培养的方法, 由浅到深, 由易到难使学生掌握核心技能。第三阶段:专业综合技能学习阶段。聘请一批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校外实习基地的口腔医生担任学生实习的实习指导教师, 对学生进行口腔综合技能训练, 学生在此阶段要独立接诊病人, 掌握如何问诊, 病历书写, 根据病人的病情拿出治疗方案, 并能独立完成口腔治疗过程, 掌握本专业的综合技能。如果说第二阶段主要是在模型, 仿真的环境下实训, 那么第三阶段就完全是在真实的病人身上完成专项操作, 难度较大, 通过这一阶段的综合能力训练, 学生可真正掌握口腔操作技能, 从而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2. 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特点。
(1) “全程化”的工学结合。学习过程中, 学生交替在校内口腔实训中心、孝感市口腔医院、孝感市惠济医院口腔门诊进行技能实训和顶岗实习, 三年不断线, 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 多接触临床, 反复接触临床, 有利于职业素养和实践综合能力的培养。 (2) “融通化”的课程标准。在专业基本技能, 专业专项技能, 专业综合技能训练中, 根据基层口腔医生岗位能力考核标准和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考试标准对学生进行教学, 整合教学内容, 制定课程标准, 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内容标准相融通。 (3) “递进式”的职业能力培养。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 将人才培养的三个阶段 (即专业基本技能学习阶段、专业专项技能学习阶段、专业综合技能学习阶段) 由浅至深、由单项到综合科学地排列, 形成“递进式”岗位职业能力培养。 (4) “渗透式”的人文职业素质教育。医生是崇高的职业, 医学生只有加强人文职业修养, 树立崇高的理想, 才能在日后的医疗实践中有所作为, 作为高等院校的医学教育, 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 应高度重视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课堂教学是医学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在专业课程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精神, 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润物无声地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 加强医学生医患交流与沟通训练、医患纠纷防范教育, 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 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3]。
三、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1. 课程体系构建与改革。
学校成立口腔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口腔医学专业调研方案, 组织专班开展行业背景、口腔卫生人力资源调查, 通过行业调研、岗位调研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结合口腔执业助理医师的考试标准以及学校目前的教学资源现状, 口腔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医疗单位专家一起, 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按照“三阶段、两融通、一递进式”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要求, 初步构建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模块, 专业基础课程模块, 综合技能模块的新课程体系。
2. 开发课程标准、设计学习情境。
依托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在行业医院专家的参与下, 校企携手, 制定课程标准, 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以口腔助理执业医师工作任务为导向、以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组织教学, 课程的具体组织实施过程, 突出做中学、学中做, 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借助现代教学手段, 营造“快乐学习”情境, 利用合作医院真实生产条件, 校院结合, 工学一体, 加强教学过程组织与管理, 突出职业道德、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1. 课程教学模式。
医学基础课程我们探索实行“三结合, 一渗透”的课程教学模式, “三结合”即基础与临床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践与思维训练相结合”, “一渗透”即课程教学中渗透医学人文教育”, 该教学模式将知识、技能和素质培养有机融合。对于临床核心课程我们探索实行“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课程教学模式, 如《口腔内科学》课程讲授牙髓炎时, 以牙齿疼痛的患者为典型病例导入, 以问题为基础, 探究患者疼痛的原因, 疼痛的特点, 最后以任务为导向, 讲述如何治疗, 引入根管治疗这一技术。
2. 教学方法及选用。
根据口腔医学专业操作实践性强的特征, 在教学方法上探索了分组讨论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现场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手段上借助多媒体、虚拟软件等教学方式, 增进学生的直观感知、形象理解, 课堂教学强调师生互动, 结合临床案例, 开展分组讨论, 通过老师启发, 学生讨论的方式组织教学,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循证决策的能力, 开展现场床边教学法,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3. 信息技术设施及使用。
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通过在多媒体课件中穿插照片、图表、动画等, 展示口腔技能操作流程, 在教学中将传统的课堂板书、多媒体课件和实物有机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 充分发挥计算机课件将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融为一体的特殊功能, 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
五、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取得的成效
1. 创新并实践了“三阶段、两融通、一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生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9]4号文件中强调,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加强医学教育工作的核心,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提高医学质量的关键,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 创新“三阶段、两融通、一递进式”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该人才培养模式基于职业发展导向, 以真实的工作环境或模拟真实的实训基地为主要的学习场所, 学生早接触临床、反复接触、接触真实的病人[4], 使课堂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融合, 为学生毕业后迅速适应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课程与教材建设成效。
通过课程改革与建设, 建成了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3门课省级精品课程, 5门院级精品课程, 教学团队成员作为主编和副主编编写了《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内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组织病理学》等教材, 已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3.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2014年、2015年连续2次参加“日进杯”全国口腔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2012届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的通过率达到49%以上;2012级在校生获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 (湖北赛区) 英语写作大赛一等奖, 并荣获2013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
摘要：在教学改革实践中, 依照我校“专业与职业一体, 学业与岗位融通”为特质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了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了口腔医学专业“三阶段、两融通、一递进”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 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内容标准相融通, 为学生毕业后迅速适应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高职,口腔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张凌琳, 于海洋, 叶玲, 郑巧, 周学东.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口腔医学本科生精英培养模式探究[J].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13, (01) :104-106.
[2]李燕, 蔡锋雷, 李绍青, 谢诚, 孔亮, 陈云虹.对我国口腔医学教育改革的思考[J].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 2014, (05) :309-312.
[3]董岩, 黄鹂, 沈丽娟.加强口腔医学教育过程中服务意识的培养[J].西北医学教育, 2011, (04) :730-737.
两阶段教学模式 第2篇
关键词：价格折扣；定价模型；生鲜产品
引言：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购买生鲜类产品，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逐步地深入，Wu等[1]将销售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下非即时变质类物品的库存问题，并假定产品的第一阶段鲜活状态产品的变质率不同于第二阶段的产品；Ouyang等[2]考虑在信用支持的条件下，供应商定价的问题，同时重新假定了变量来研究文献[1]中的问题；吴波等研究了两阶段分类销售的情形下，对于可变质导致腐败类产品的订货问题，目标是通过改变订货周期和销售时间的长度方法来降低成本，获得高额的利润，同时假定需求为固定值，在销售的初始阶段产品的变质率假定为常数，第二阶段产品不会发生变质的情况，同时分析了生鲜产品在进行转化时需要额外支付的费用。本文在研读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在供应商提供价格折扣条件下，研究了两阶段易变质短生命周期产品库存决策问题，得出产品的需求与价格因素和时间因素相关，产品在初始阶段销售结束后，厂商可以将剩余部分通过有条件的转化，降低新鲜度的流失，假定销售时两阶段过程中的产品都会发生变质，且产品的变质率均为常数，建立了最佳的转化时间和销售价格的库存模型。
结论：本文在供应商采用价格折扣条件下，构建了变质率影响下的生鲜产品的库存定价模型，其中，分析出产品的需求量同价格、时间的相关关系，将生鲜类产品销售分为两个阶段定价，分析转化成本和整体上的产品变质率均为非零常数，得出了零售商制定的定价最优函数，因此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为零售的定价提供参考策略。
参考文献：
城乡整合宜分两阶段推进 第3篇
具体地说,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不再以户籍、职业作为参保条件,每位参保者可根据自身医疗保险需求和偏好自由选择参保的类型,在医疗费用的补偿待遇上只有参保类型的差异,没有身份的差异,保障城乡居民在参保自由和待遇享受上的机会平等;第二,建立了各项险种之间的动态转换和衔接配套机制,保障全民参加医疗保险后不断保,能续保;第三,实施“六统一”,统一了城乡居民的保障项目和目录(可报销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范围,建立起城乡一致的“门诊+住院+大病补充”的补偿结构。
从上述对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本质要求来看,在国家高层没有明确“制度整合”归属现实状况下,我认为整个城乡医保制度可以分二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首要是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并统一称为“居民医保”,将来我国基本医保制度就是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居民医疗保险二个险种组成;在具体实施统筹过程中可以分“三个步骤”推进,第一步经办机构先行整合,其次是制度与政策整合,最后是实现信息系统的整合。在整合的层次方面,先实现市级城乡医保统筹,然后再实现省级统筹,当然不排除有条件的省直接推出省级统筹,但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
PPP项目的利益分配两阶段模型 第4篇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了缓解这种状况, 政府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仅凭政府的力量难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发展的需要,势必要借助其他融资模式弥补这一短缺。
公私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该模式将市场机制引入其中,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到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实质上是私营企业通过向政府部门转让较长时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特许期满私营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基础设施移交给政府继续运营。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分担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效率,另一方面为私营企业发展业务进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政府部门作为PPP项目的发起方,立足于社会角度期望社会效益最大化,私营企业出于投资收益的考虑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这两方利益主体追求不同的合作利益,若没有科学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从中协调,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会弱化公私双方后续合作的意愿,可能会造成PPP项目的整体目标无法实现,进而导致合作伙伴关系瓦解。因此, 制定科学公平的分配方案,协调好PPP项目公私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对确保合作关系的和谐性和总体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评述
利益分配是指合作各方从合作产生的总收入或总利润中分得各自应得的那份收益。对PPP项目而言,从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到项目经济寿命终结这段时间项目运营产生的总收入或总利润是公私双方收益分配的对象。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PPP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风险管理、政府监管体制、特许权期、残值等方面,对PPP项目利益分配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影响PPP项目利益分配的因素有很多,怎样识别界定各因素及明确利益分配方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Francesca Medda(2007)讨论了公私双方在PPP模式下对风险的分担,分析认为承担风险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能得到的预期收益。何寿奎等(2006)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方法,把投资和风险因素考虑在内, 得出了公私双方的风险分摊系数和收益分配比例。叶晓甦等(2010)构建了基于风险调整的收益函数模型,解决了在考虑资源投入和风险分摊等因素时公私双方的收益分配问题。徐霞等(2009)从PPP项目风险分摊、资本结构和控制权三个维度讨论了PPP模式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王林秀等(2011)将贡献、风险、 创新能力因素考虑在内,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利益分配因素的权重。胡丽等(2011)建立了基于Shapely修正的PPP项目利益分配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AHP)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张涵等(2015)以公私双方的投入、风险比重确定初始利益分配方案,利用政府、私营方、公路使用方三方博弈的结果对初始方案进行动态调节,以期达到共赢的目的。
上述研究奠定了PPP模式下利益分配研究的理论基石,为PPP项目利益分配问题的讨论开创了多样化的研究思路,对后续研究有较大的积极作用。但这些研究多是从风险的角度来讨论利益分配,对影响PPP项目利益分配的因素考虑不全面,利用AHP法确定指标权重,忽略了因素间的横向关联。因此,立足于现有理论研究,本文将在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1针对PPP项目的特点,建立初始利益分配方案与事后调整的最终利益分配方案;2综合考虑影响利益分配的各类因素,运用能够反映因素间相互关系的网络分析法(ANP)确定各因素的权重;3利用实际案例验证PPP项目利益分配两阶段模型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PPP项目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
PPP模式的特点决定了该项目的利益方主要是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这两方既有合作的意愿又有利益上的冲突。为了保障PPP项目计划目标得以完成,共创双赢的局面,在进行利益分配时,本着“利益共享,兼顾效率”的思想,需要将影响PPP项目利益分配的各方面因素都考虑在内。本文在查阅近年来PPP项目利益分配问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可比性原则,总结出影响项目公私双方利益分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价值贡献。PPP项目是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形成伙伴关系来持续建设运营的,若单独由政府部门来实施,因其资金限制会影响项目规模,技术及人手缺口会影响项目质量及运营,项目建成后政府部门在管理方面的松散会使项目价值下降比较快,进而影响项目总收益;反之, 若项目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企业单独实施,项目质量可能会缺少保障,为了尽快收回收益,项目投入使用后定价比较高,超出公众的价格接受水平,最终也会对项目总收益产生影响。由此可见,任何一方单独实施项目都存在多种弊端,只有在公私双方共同协作努力下才能顺利推进项目总体目标得以完成。因此,利益分配时要考虑公私双方对项目总收益的价值贡献。
2. 投资比重。任何一项建设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PPP项目建设运营是政府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结合。由于PPP项目是公私双方联合实施的,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承担的角色任务不同,双方投入的资本结构也不同。一般而言,公私双方中一方对项目垫付的资金越多,其期望收益就越高。根据经济学利润分配的原理,投资各方的利益分配与其最初的资金投入成正比例关系。
3. 承担的风险。PPP项目建设运营周期长,投资额较大,风险因素是项目运作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政府部门通过和私营企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巧妙地将建设运营过程中的部分风险转移给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发挥其技术和经验特长,能够有效地降低项目的风险成本,实现风险的合理分担,同时增加项目的收益。因此,如果公私双方中某一方在项目的建设运营过程中承担较多的风险,则其期望分配的利益就不会少。
4. 合作性。PPP模式的特点决定公私双方合作的真诚度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项目前期协商合同内容,约定公私双方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以及项目建设、运营、移交的过程,都是对公私双方合作性的考验, 一旦一方合作目的不明确,就会造成谈判周期延长,增加协商成本,或者谈判破裂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等,都会使项目收益减少,进而影响公私双方的利益分配。
四、利益分配模型的建立
基于城市发展需要,政府部门准备修建一基础设施, 通过前期筛选确定和某私营企业建立项目伙伴关系,将项目的建设和特许权交给该私营企业,现研究如何在公私双方之间进行利益分配。这可视为一个多人合作对策问题,加入该联盟之后各方的收益都会增加是合作的前提。假设I是合作者总集,则I={1,2},公私双方合作后项目产生的总收益为v(I),合作总利益的获得主要受上述四种因素的影响。因此,PPP项目利益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
(一)基本假设
公私双方签订合同后没有大的决策变动,政治、法律环境较稳定;利益分配经过协商能够达到双方满意的状态,这是项目能够继续实施的基础;根据估算的项目建设、运营成本及投入使用后的年收益,项目的总收益能够计算出来。
(二)模型建立
合作之初,无法判断公私双方的实际投资比重、风险承担情况及合作性,只能依据双方给合作带来的估算价值贡献进行初始利益分配,以后再根据公私双方在PPP项目建设运营中的实际承担情况进行修正,以此确定最终利益分配方案。
1. 基于价值贡献的初始利益分配方案。Shapley值法是Shapley L. S.提出的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对策问题的一种经典方法。它属于合作博弈下的一种理论,主要思想是依据各合作成员给合作项目带来的增值(价值贡献)大小来分配各方利益。现引入如下定义:
定义1:设I={1,2,…,n}是合作参与者总集,对于I中任意子集S(代表n人总集中的任意参与者组合)都对应着一个实值函数v(s),满足称[I,v]为n人合作对策。其中。
定义2:设v(i)表示成员i单干时的收益,X={x1,x2,…,xn}表示各成员从最大收益v(I)中得到的收益分配向量。其中xi{i=1,2,…,n}表示成员i的收益份额,满足。
在这种方法下,合作对策[I,v]中各个伙伴成员所得的利益分配为Shapley值,记作Φ(v)={Φ1(v),Φ2(v),…, Φn(v)}。其中,Φi(v)表示成员i从合作中所得的利益分配,可由下式表示:
式(1)中,si是总集I中参与者i的各种组合,|s|是组合s中的参与者数量,n为合作整体I中的成员数量,v(s)为组合S的效益,v(si)表示组合s中没有成员i时的效益。
对PPP项目而言,其合作主体主要是公私双方,即I = {1,2},n=2。这种分配方法考虑了公私双方给合作项目带来的增值贡献,贡献越大,则分得的利益越多。
2. 考虑投资的利益分配方案。公私双方在PPP项目建设运营阶段中发生的资金投入P能够定量确定,包括项目启动资金、人材机成本、融资成本等。设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的资金投入分别是P1、P2,那么考虑资金投入时公私双方利益分配为:
3. 考虑风险的利益分配方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仅依据各成员对项目增值大小的角度来分配利益有一定的不合理性,还要将公私双方承担的风险大小考虑在内进行利益分配。关于PPP项目风险的研究较多,整理之后本文建立如图1所示的ANP法下公私双方风险权重模型,对风险因素进行定量评价,以求得公私双方的风险权重,为该因素下的利益分配提供依据。
设得到的风险权重向量,那么考虑风险因素时双方的利益分配为:
4. 考虑合作性的利益分配方案。合作性因素C亦用ANP法确定,其模型见图2。
设得到的合作性权重向量,那么考虑合作性因素时双方利益分配为:
5. 基于ANP法的最终利益分配方案。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是基于单一因素影响下讨论的,相当于单目标优化问题,而PPP项目利益分配方案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将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属于多目标优化问题。现有研究大多假设各因素间是独立的,忽视了因素层级之间、 因素内部之间的联系,未能系统地考虑其对分配决策的影响,而ANP法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基于ANP法求得各单一因素下利益分配方法的权重,再利用线性加权法求得最终综合策略下公私双方的利益分配方案。下面介绍ANP方法应用步骤。
(1)ANP法使用步骤。首先,建立评估模型。图1和图2是经过分析之后建立的风险和合作性的ANP模型,图3是建立的各影响因素与利益分配权重之间的ANP模型。 图3中单项箭头表示因素间的依存关系,双向箭头表示存在相互影响。
其次,比较结构要素。对上面建立的ANP模型,先得出方案层元素间的比较结果,再评价方案层对目标层的影响。构造判断矩阵的方法和AHP方法一样,判断矩阵可以用九分位比率法比较两元素相对于上一层某一控制准则的相对重要性来获得。
再者,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计算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其对应的特征向量,排序结束后,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当随机一致性比CR=CI/RI< 0.10时,认为有一致的有效解,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的元素取值继续进行上面的步骤,直到出现有效解。
最后,建立超矩阵。1将元素级判断矩阵得到的归一化特征向量按分块向量以组排列构成未权重化的超矩阵;2对未权重化的超矩阵进行加权处理,得到归一化权重向量组成加权超矩阵;3对加权超矩阵进行极限处理, 若极限收敛且唯一,则原矩阵对应行的值即为所求的稳定权重。
(2)确定最终利益分配方案。设由图3模型得到的四种分配方案权重λ=(λ1,λ2,λ3,λ4),结合公式(1)~(4),线性加权即可求得PPP项目公私双方最终最合理利益分配方案 Φi*:
五、实例分析
某市供水厂拟采用PPP模式建设,经批准决定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1和一家私营企业2来联合实施。项目总投资需要2 500万元,公私双方经过多轮协商决定投资额I=(I1,I2)=(1 000,1 500),单位为万元。水厂建成后的预期总收益v(I)=v(1∪2)=1 250(万元)。如果不采用PPP模式来建设,由政府部门或私营企业单独完成,其所得收益v(1)=450(万元),v(2)=550(万元)。已知公私双方风险分担情况是R1<R2,应用上面描述的PPP项目利益分配两阶段模型,可确定此水厂建设项目公私双方的利益分配方案。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建立基于价值贡献的初始利益分配方案。
根据公式(1)可得出水厂建设项目公私合作双方在Shapley值法下的利益分配,具体计算数据见表1。
步骤二:确定最终利益分配方案。
公私双方合作之后,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初始分配方案进行调整,考虑投资、风险、合作性等因素,运用ANP法确定各部分权重进行加权处理得到最终的利益分配方案。
考虑投资、风险、合作性这三种因素对水厂项目利益分配时,结合公式(2)、(3)、(4)可得到这三者的利益分配向量,如表2所示。
根据图3建立的PPP项目利益分配权重模型,得出各种分配方法在目标层的权重 λ =(0.254,0.343,0.236, 0.167),将上述计算得到的相关数据带入公式(5)可得此水厂建设项目公私双方最终的利益分配方案为:
Φ1*(v)=0.254×575+0.343×500+0.236×486.25+0.167×556.25=525.20(万元)Φ2*(v)=0.254×675+0.343×750+0.236×763.75+0.167×693.75=724.80(万元)
步骤二的最终结果即为水厂建设政府有关部门1和私营企业2这两方参与主体所能获得的最佳收益,且该模式下公私双方所得收益比单干时的收益都多。数据显示私营企业2在价值贡献、资金投入、风险以及合作性方面比政府部门1承担的都要多,因此分得的利益也较多。这种两阶段的分配方法更加合理公正、具有说服性,能够促使公私双方团结合作,努力实现PPP项目的合作目标。
六、结束语
探讨建立合理全面的利益分配方案,对促进PPP项目公私双方的合作积极性以及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非常重要。利益分配方案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把各方面的影响因素都考虑在内,进行利益分配的适应性调整,使公私双方真诚合作,实现资源与能力的共享和互补,充分发挥PPP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和效率。本文综合考虑影响PPP项目公私双方利益分配的价值贡献、投资比重、风险、合作性等因素,利用Shapley值法以及ANP法建立PPP项目利益分配两阶段模型,修正了单一因素下的利益分配方式,最终得到使项目公私双方认可度高、可执行性强的利益分配方案。本文的实例分析也说明了该模型下利益分配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史青春,王平心.工程项目合作伙伴的分工收益分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8).
Bresnen M.,Marshall N..Motivation Commitmen and the Use of Incentives in Partnershipsand Alliances[J]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00(18).
两阶段教学模式 第5篇
在系统分析及建模过程中, 分析人员往往要面对大量意义相近、数量相关的变量, 为便于后续分析, 需要对数据进行降维预处理。然而, 一些通过提取成分来降维的方法, 如主成分分析等[3], 成分选择的结果会受到多重相关性的严重影响, 会人为地夸大某些指标在系统分析中的作用, 影响分析的客观性[1,8,9]。
王惠文等提出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 能够根据变量所提供的净信息含量, 自动筛选出线性空间的一组最简变量集合, 为系统分析提供基础变量集合[4]。然而, 在实际应用及建模中, 分析人员往往需要保留一些具有特殊意义或有重要作用的变量。针对此问题, 本文改进了原方法, 提出基于主基底分析的两阶段变量筛选方法。
本文结构如下:第1节介绍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第2节提出基于主基底分析的两阶段变量筛选方法;第3节是实际案例研究;第4节结束语。
1 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
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 利用Gram-Schmidt变换构造变量空间的一组正交基底, 并保证该正交基底所含的净信息值达到最大。这组正交基底对应的原始变量即为进行系统分析的最简变量集合。下面介绍这种变量筛选方法的相关定义和变量筛选过程。
1.1 主基底分析的相关定义
文献[2]证明了, 对于任意一组秩为s (s≤p) 的变量集合x1, x2, …, xp, 对它们做Gram-Schmidt正交变换后, 得到z1, z2, …, zp.这其中, 必有z1, z2, …, zs是相互直交的, 而zs+1=…=zp=0。则称zj为Schmidt变量, 而把zj所对应的原始xj称为zj的关联变量。文献[4]中给出以下相关定义和筛选步骤。
定义1 一组秩为s (s≤p) 的变量集合x1, x2, …, xp, 对它们做Gram-Schmidt变换后得到s个非0的Schmidt变量z1, z2, …, zs.如果有Var (z1) ≥Var (z2) ≥…≥Var (zs) >0, 并且
定义2 一组秩为s (s≤p) 的变量集合x1, x2, …, xp经Gram-Schmidt变换后, 得到主基底z1, z2, …, zs.称z1, z2, …, zs的信息总量
1.2 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步骤:
① 将x1, x2, …, xp做标准化处理;
② 选择z1=xk, 使得
③ 分别将剩余变量x2, x3, …, xp与z1做Gram-Schmidt变换, 得到备选的变量集合
④在z (1) 2, z (1) 3, …, z (1) p中, 选择方差最大的备选变量作为
⑤ 对于剩余的变量x3, x4, …, xp, 分别将它们与z1, z2做Gram-Schmidt变换, 得到备选的变量集合
⑥ 在z (2) 3, …, z (2) p中, 选择方差最大的备选变量作为z3, 即
⑦ 重复以上过程, 直至得到s个相互正交的向量z1, z2, …, zs, 其所对应的关联变量即为筛选出来的最简变量集合。
基于主基底的变量筛选方法以每个变量的净信息含量作为筛选变量的准则, 能够在原数据信息损失尽可能小的前提下, 排除所有的冗余变量, 选择出对原数据集合 “最具有代表性”的变量。在文献[5]中, 还给出了一种经验停止准则:因为Schmidt变量z1, z2, …, zp的方差是按照递减顺序排列的, 即有Var (z1) ≥Var (z2) ≥…≥Var (zp) ≥0, 所以当出现某个Var (zs+1) <0.3时, 其所提供的新的净信息已经非常少, 便可以停止计算。这时, 所得到的z1, z2, …, zs即为主基底变量, 其所对应的关联变量即为筛选出来的最简变量集合。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 也可以把阈值改变为0.2、0.1或其他适用的数值。
2 基于主基底分析的两阶段变量筛选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 分析人员往往需要保留一些必须的分析变量, 以下称之为“重要变量”, 其他变量统称为“普通变量”。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 虽然能够自动筛选出最简变量集合, 但某些重要变量未必能被保留下来。针对此问题下面提出一种改进方法。
如果从几何角度来考察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过程, 可以这样理解:即在第j (j≥2) 步, 将所有的剩余变量 (统称为xj) , 逐个向已经构建的主基底变量z1, z2, …, zj-1所张成的超平面L (z1, z2, …, zj-1) 上投影。然后测度每个xj投影后剩余部分zj的信息 (也就是净信息) , 将包含信息量最多的zj作为下一个主基底变量, 见图1。所以在主基底构建过程中, 每个后续主基底的确定都与前一步已经构建的主基底超平面密切相关, 并且最终决定于初始变量的选择。
为达到保留重要变量的目的, 可以将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重要变量集合, 构建初始主基底超平面;第二阶段以初始主基底超平面为起点, 在普通变量集合中选择变量, 进一步补充构造主基底。改进后的算法如下:
设原始变量集合共有p个变量, 其中x1, x2, …, xm为重要变量, xm+1, xm+2, …, xp为普通变量。首先将x1, x2, …, xp做标准化处理。
第一阶段:
① 在重要变量集合中x1, x2, …, xm中, 当m=1时, 选择该重要变量为初始变量, 即z1=x1;否则选择z1=xk, 使得
② 在重要变量集合中, 采用主基底变量筛选方法的第③～⑥步, 直到Var (zq+1) <l, l为阈值。得到由重要变量构成的主基底集合z1, z2, …, zq (q≤m) , 这个基底集合为第二阶段的初始基底。
第二阶段:
① 在普通变量集合中, 将其他变量xm+1, xm+2, …, xp与第一阶段确定的初始基底z1, z2, …, zq (q≤m) 一起做Gram-Schmidt变换, 在备选基底变量中选择剩余方差最大的基底变量保留下来。
② 在普通变量集合xm+1, xm+2, …, xp中, 重复构建主基底过程, 直到Var (zq+s+1) <l.得到由普通变量构建的主基底为zq+1, zq+2, …, zq+s.
上述两个阶段确定的主基底变量就是最终的主基底变量, 其所对应的关联变量即为考虑到重要变量后的最简变量集合。改进后的主基底构造方法优先考虑了重要变量的信息, 尽可能地去除了与之相关的冗余变量。由于重要变量必须要保留下来, 所以最终变量集合应该包括全部的重要变量以及第二阶段所构建的主基底变量对应的关联变量。
3 实际案例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 对地域房地产投资潜力的评估已引起广泛关注, 主要从宏观层面选择变量进行分析。但由于很多宏观变量意义相近且数量高度相关, 给人们分析和解释系统带来困扰, 也给随后的建模分析带来困难。所以有必要在建模分析前就对变量进行初步筛选, 确定系统分析的基础变量集合。下面用我国长三角洲地区房地产投资潜力评估的实际案例来说明基于主基底分析的两阶段变量筛选方法的应用。
3.1 样本与数据
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房地产的投资潜力, 选取该地区2006年16个主要城市的11个指标, 分别为:x1—人均可支配收入, x2—商品房售价, x3—商品房销售面积, x4—GDP, x5—GDP增幅, x6—户籍人口数量, x7—人口增长率, x8—人均使用面积的倒数, x9—空置面积, x10—商品房施工面积, x11—城市化水平。经过与业内营销人员讨论, 确定有x1, x2, x3对系统分析有重要作用, 需要保留[6]。首先对全部变量标准化处理, 得到的数据见表1。在以下的分析中, 选择l=0.3作为选择主基底变量的阈值。
3.2 使用基于主基底分析的变量筛选方法
3.3 使用基于主基底分析的两阶段变量筛选方法
第一阶段:采用重要变量x1, x2和x3构造主基底。首先计算x1, x2, x3的相关系数,
第二阶段:因为第一阶段构建的全部主基底变量均被保留, 所以以第一阶段得到的主基底超平面L (z1, z2, z3) 作为起始超平面, 在普通变量集合中继续选择变量构造主基底。得到的前5个主基底变量的方差如表2所示 (括号中的变量为对应的关联变量) 。
取l=0.3为阈值, 最终保留下来的主基底变量为z4, z5, z6和z7, 所对应的原始变量分别为x7—人口增长率, x5—GDP增幅, , x8—人均使用面积的倒数和x11—城市化水平。
综合两个阶段的筛选, 最终有7个主基底变量被保留下来, 其所对应的关联变量集合包含了所有的3个重要变量和4个普通变量。有4个普通变量被筛除, 分别是x9—空置面积, x4—GDP, x6—户籍人口数量和x10—商品房施工面积。这4个变量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均可以由前7个变量说明, 例如空置面积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切关联;户籍人口数量与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商品房施工面积与商品房销售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等因素相关程度都很高。
对比基于主基底的变量筛选方法的结果, 原方法虽然最终保留的变量个数要少于改进后的方法, 但商品房售价和商品房销售面积这两个对系统分析和解释有重要作用的变量没有入选。
4 结束语
在实际的系统分析与应用中, 在面对大量意义相近且高度相关的变量时, 为有效描述系统, 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筛选。但在选择的过程中, 还要考虑到变量的含义和重要程度, 有些特别重要的变量必须要保留下来。本文在基于主基底的变量筛选方法的基础上, 改进原有算法, 将筛选步骤分为两个阶段:先在重要变量集合中构造主基底, 筛选变量;然后在前一阶段构造的初始超平面基础上, 用普通变量构造主基底, 筛选普通变量。本文以长江三角洲房地产投资潜力研究为例, 利用该方法对变量进行初选, 保留了对系统进一步研究需要的变量集合。被筛出变量的信息从经济意义上及数量关系上都可以由保留的变量来解释, 可用于对系统进行进一步分析, 例如构建综合评价指标, 聚类分析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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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县妇女两癌筛查阶段性分析 第6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关于为35-64岁妇女免费进行宫颈癌、乳腺癌早期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对35～64周岁的妇女进行免费两癌筛查。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对所有参加免费检查的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知识问卷调查。
1.2.2 宫颈癌筛查方法
妇科常规阴道窥器和阴道分泌物检查、宫颈脱落细胞巴氏涂片检查、对宫颈重度糜烂、宫颈明显接触性出血、宫颈赘生物和宫颈涂片阳性者行阴道镜检查和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
1.2.3 乳腺癌筛查方法
对筛查对象进行乳腺初诊, 对首诊阳性者行乳腺彩超检查或X线钼靶检查。
1.2.4 诊断标准
乳腺疾病诊断标准依据第七版《外科学》, 妇科疾病诊断标准依据第七版《妇产科学》。
2 结果
2.1 乳腺疾病检查情况
实际检查9 304例, 其中乳腺增生2 874例, 良性包块122例, 恶性肿瘤4例, 具体见表1。
2.2 疾病检查情况
宫颈疾病患者3 591例, 生殖道感染患者1 594例, 其他疾病患者138例, 见表2。
2.3 发病年龄构成情况
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乳腺癌均多发于40～49岁, 分别为18例、6例、5例, 见表3。
2.4 阴道镜检查及病理检查
对宫颈触血、糜烂、增生肥大、赘生物等及巴氏阳性者均行阴道镜检查, 计579例, 可疑或阳性者在阴道镜下活检进行组织病理学诊断231例, 诊断为慢性宫颈炎181例, 宫颈HPV感染34例, 宫颈CINI 5例, 宫颈CINⅡ15例, 宫颈CINⅢ11例, 宫颈原位癌6例, 浸润癌3例。
3 讨论
(1) 在全世界范围内, 乳腺癌是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已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主要病因, 在导致妇女死亡的病因中居第2位, 中国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1.2%, 发病率已跃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1]173。迄今为止, 确切的乳腺癌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乳腺是多种内分泌激素的靶器官, 其中血中雌激素浓度增高与乳腺癌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异常增高的雌激素慢性刺激敏感的乳腺组织, 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细胞的增殖和癌变。本组检查出乳腺癌10例, 发病年龄在35～59岁, 说明发病率逐年上升, 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可能与饮食结构、环境、精神等因素导致内分泌激素失调有关。乳腺增生是妇女最常见病, 本组资料显示居首位, 发病率高达30.88%。大量资料表明, 当卵巢内分泌失调, 雌激素分泌过多, 而孕酮相对减少时, 不仅刺激乳腺实质增生而且使末稍导管上皮呈不规则增生, 引起导管扩张和囊肿形成。此外, 失去孕酮对雌激素的抑制影响会导致间质结缔组织过度增生与胶原化及淋巴细胞浸润[1]167。雌激素不仅能刺激乳腺上皮增生, 也能导致腺管扩张形成囊肿。乳腺增生和乳腺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讲, 任何癌都是细胞增生的结果, 是细胞增生在量变基础上发生质变, 由轻度增生到非典型增生到细胞突变再到癌性增生的病理过程。前瞻性研究显示, 单纯乳腺增生的癌变率为0.1%, 乳腺囊性增生症的妇女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是一般妇女的2～4倍[1]176。由此可见, 乳腺增生者是乳腺癌高危人群。预防乳腺增生是降低乳腺癌患病率的措施之一。因此, 进行乳腺癌普查是降低乳腺癌患病率、提高生存率的关键, 乳腺癌的早期发现对患者的意义远大于目前任何一种治疗方案。乳腺B超和钼钯X线检查是乳腺疾病常用的方法。目前乳腺B超已普及, 钼钯X线检查被认为是最有效检出方法, 诊断率较高, 能发现乳房微小病变, 但在县级以下的单位还未普及。在本组检查中, 乳腺B超检查1 053例, 占11.31%, 钼钯X线检查151例, 占1.62%。
(2)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由于宫颈癌有较长癌前病变阶段, 因此宫颈细胞学检查可使宫颈癌得到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其发病原因尚未完全明了, 根据国内外资料, 认为其发病与性生活紊乱、过早性生活、早年分娩、密产、多产、经济状况低下、种族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2]。本组检查出9例宫颈癌, 占0.03%;在35～39岁之间3例, 在40～49岁之间6例, 在50～59岁之间0例, 表明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并且趋于年轻化。可见, 防癌检查年龄应提前。宫颈CIN是与宫颈癌有密切关系的癌前病变, 通过它可以反映宫颈癌发生、发展的连续过程。宫颈CIN发展到宫颈癌需要10～15年的过程, 因此对宫颈CIN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阻断宫颈癌发生的关键。本组检查出HPV感染34例, 其中有24例伴有癌前病变, 说明HPV感染与宫颈癌有直接关系。有关研究表明, 子宫颈癌主要由高危型HPV16、18、31、33、35、39、45、51、52、56、58、59、68型的某一亚型或同时几个亚型的感染引起, 两种高危型HPV (16和18) 占所有子宫颈癌的2/3[3]。因此, 预防HPV感染也是控制宫颈癌发生率的重要措施。本组检查出宫颈炎性疾病3 521例, 生殖道感染1549例, 盆腔炎以及子宫肌瘤、附件囊肿等疾病138例。这些疾病也是影妇女生活质量的常见妇科病, 尤其是细菌性阴道病占6.61%, 这些疾病之间是密切联系的, 生殖道感染可以导致宫颈炎, 上行感染可以导致盆腔炎。因此, 积极治疗生殖道感染、宫颈炎也是降低宫颈癌患病率, 提高妇女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宫颈癌及宫颈癌前病变诊断的方法有很多种, 在基层常用的方法是宫颈细胞学结合电子阴道镜检查, 对可疑或阳性者在阴道镜下活检进行组织病理学诊断。本组检查阴道镜下活检231例, 确诊宫颈癌前病变31例, 宫颈癌9例, 宫颈HPV感染34例, 表明两癌普查的重要性。
摘要：目的 分析新干县育龄妇女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结果, 了解发病趋势, 为降低发病率, 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根据新干县计生委《关于为3564岁妇女免费进行宫颈癌、乳腺癌早期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 对全县35～64周岁的妇女进行免费两癌筛查, 于2011年3月1日—10月31日为9 304例35～64周岁妇女进行两癌筛查。从问卷调查到进行常规乳腺检查、妇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对宫颈重度糜烂、宫颈明显接触性出血、宫颈赘生物等患者进一步行阴道镜检查和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乳腺肿块进一步行乳腺彩超和X线钼靶检查。结果 妇女乳腺增生患病人数2 874例, 患病率30.88%, 占首位。其他按患病率高低依次为慢性宫颈炎、阴道炎、宫颈上皮内瘤变、乳腺癌、尖锐湿疣、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变I～Ⅲ级共31例, 患病率为0.3%。乳腺癌10例, 患病率为107.48/10万, 宫颈癌9例, 患病率为96.73/105, 40～49岁两癌患病率最高, 分别占各年龄组的60%、50%。结论 乳腺癌发病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 宫颈癌居第二位;发病率逐年上升, 有年轻化趋势。两种肿瘤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达到完全治愈。进行定期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 及时防治相关疾病, 是控制乳腺癌和宫颈癌发病率的关键措施。提高全县妇女保健意识是保证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项目成功的前提。
关键词：妇女,乳腺癌,宫颈癌,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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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阶段教学模式 第7篇
目前, 我国的信用卡业务虽然还处于发展初期, 但是随着客户贷款数量的迅速增长, 为了防范潜在风险, 减少发卡机构的损失。在对客户发放信用卡之前, 对其进行信用评估已成为解决客户信用风险的重要方法之一。决策树是基于统计理论的非参数识别技术, 可以自动进行变量选择, 降低维数, 分类结果表达形式简单易懂, 并可有效的用于对数据的处理, 所以被广泛应用于数据挖掘的分类当中。但对于现实的信用评估问题, 由于客户的信息量大、属性多, 单独使用决策树易造成运算过程复杂。这就需要在建立决策树之前删除多余的属性, 然后再用决策树进行分类。本文利用澳大利亚银行的数据研究信用评估问题, 在建立决策树之前, 采用GMDH输入输出模型先挑选中对分类结果影响较重要的属性, 然后再利用决策树进行分类, 以达到对决策树优化的效果。
二、相关模型方法概述
1. GMDH输入输出模型
数据分组处理算法 (Group Method of Data Handling) 是乌克兰科学院A.G.Ivakhnenko在1967年首次提出的。GMDH作为一种自动产生模型的算法, 它使用的是演化 (遗传、变异和选择) 的原则, 实现一个模型结构综合和模型确认的自动化过程, 模型从数据中自动产生, 以最优的传递函数网络的形式, 重复产生大量具有增长复杂度的竞争模型。进行相应的模型确认并留下最好的选择, 直到产生一个最优复杂度模型。
GMDH方法有两个基本思想: (1) 以黑箱方法为主要方法分析输入输出关系; (2) 用基本函数的网络互联来表达复杂函数。它从参考函数构成的初始模型 (函数) 集合出发, 按一定的法则产生新的中间候选模型 (遗传、变异) , 再经过筛选 (选择) , 重复这样一个遗传、变异、选择和进化的过程, 使中间候选模型的复杂度不断增加, 直至得到最优复杂度模型。
2. 决策树理论
决策树是一种类似于流程图的树结构,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 由J.Ross Quinlan提出了ID3算法, 这种算法使用贪心方法, 以自顶向下的递归的分治方式构造, 将数据从根节点向下逐步划分, 在内部节点上进行属性的比较, 训练集即被递归地划分为子集, 最后形成分类的规则。比较经典的决策树算法有基于信息熵的ID3算法及能处理连续属性的C4.5算法。
ID3算法计算每个属性的信息增益, 并选取具有最高增益的属性作为给定集合的测试属性。对被选取的测试属性创建一个节点, 并以该节点的属性标记, 对该属性的每个值创建一个分支并以此来划分样本。C4.5算法是对ID3算法的改进, ID3处理的是离散的属性, 而C4.5算法能处理连续的属性, 并在以下几方面对ID3算法进行了改进: (1) 用信息增益率来选择属性, 克服了用信息增益选择属性时偏向选择取值多的属性的不足; (2) 在树构造过程中进行剪枝; (3) 能够完成对连续属性的离散化处理; (4) 能够对不完整数据进行处理。
三、两阶段优化算法模型及算法步骤
针对信用评估这一实际问题, 本文将特征提取与决策树结合起来构建算法模型, 以达到对决策树的优化。第一阶段:先用GMDH特征提取方法对原有属性进行筛选, 从中抽取对结果影响较大的属性;第二阶段:用提取出的属性建立决策树模型,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将数据样本集 (假设有N个数据样本) 分为训练集A和检测集B (N (28) NA (10) NB, (28) AB) ;
(2) 用K-G多项式建立因变量 (输出) 和自变量 (输入) 之间的一般关系, 例如对于三输入单输出系统, 可采取二次K-G多项式
为参考函数, 并以它的子项作为建模网络结构中的m个初始模型:v1 (28) a0, v2 (28) a1 x1, v3 (28) a2 x2, ..., v10 (28) a9 x3 x2, 此处m=10。
(3) 从具有外补充性质的选择准则中选出一个 (或若干个) 作为目标函数 (体系) , 或称为外准则 (体系) , 产生第一层中间模型。同时在训练集A上估计参数, 对第一层中间模型进行筛选。根据外准则, 在检测集B上对第一层中间模型进行筛选, 选出的中间模型作为网络第二层的输入变量;
(4) 形成最优复杂度模型网络结构。重复步骤3, 可依次产生第二、第三…层中间模型, 最终形成可用于分析的显式最优复杂度模型。即得出与输出变量最相关的几个输入变量, 假设为xi, xj, …xn;
(5) 计算xi, xj, …, xn的信息增益率, 以信息增益率最大的属性作为根节点的测试属性, 对属性的值创建分支, 据此划分样本;
(6) 在各节点内计算剩余属性的信息增益率, 选择信息增益率最大的属性作为此分支的下一个测试属性, 重复此步骤直到结点属性各分支下的训练样本属于同一类或者所有属性都已被用过为止生成决策树。
四、实证研究
1. 样本及变量选择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效果, 本文采用了澳大利亚一家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初始建模样本, 共690条数据 (已做预处理) 。我们选取了14个类属性, 1个决策属性, 并对其做了相应的调整, 例如A4最初有三个标签属性p、g、gg, 这些标签被改为1、2、3。各类属性的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
注:A15是分类结果。
2. 实证结果分析
用GMDH输入输出模型对原有属性进行提取之后还剩下属性A5, A8, A9。在此基础上运用C4.5算法得到最优树如图1所示:
同时本文也将使用特征提取前C4.5算法的精确度与使用特征提取后C4.5算法的精确度进行了对比, 如表2所示。
在信用评估这一实际问题中, 银行误贷款给信用不好的客户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拒绝贷款给信用好的客户所带来的损失。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价算法的准确度, 一是总的错判率, 二是把不好的客户误判为好客户的错判率, 从表2可以看出, 在这两方面, GMDH输入输出模型与决策树相结合的算法比单独使用决策树算法的错判率都低, 即前者具有更高的预测精确度。
五、结论
本文采用的GMDH输入输出模型对客户的属性进行了筛选, 选出了对客户分类结果影响较大的属性, 达到了对决策树优化的效果, 有效的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 简化了整个决策树的构造。
摘要：在信用评估问题的研究中, 决策树生成的规则便于决策者理解和应用。本文采用GMDH输入输出模型先挑选中对结果影响较重要的属性, 然后再用决策树进行分类。通过研究, 取得了良好的分类效果。
关键词：GMDH,决策树,信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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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T梁两阶段张拉新工艺 第8篇
关键词：50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预应力
0 引言
随着现代桥梁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大跨径高强度预应力混凝土梁应用越来越广,预应力钢绞线的张拉施工作为后张法预应力T梁施工中的关键技术,对控制T梁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张拉采用双控法,即采用两端对称同时张拉,通过张拉力和伸长量来控制,T梁预应力张拉受力龄期不少于7 d,且锚下混凝土(梁端2 m内和中部锚块上)应达到95%设计强度才能开始张拉,张拉后压浆,待浆体达到规定强度及梁体强度达到100%后才允许起吊。由此,一片T梁生产周期非常长,需10 d,而实际50 m T梁混凝土早期强度增长比较快,只要采取有效养护方法,梁体强度在3 d内能达到设计强度的75%～80%以上,再通过两阶段张拉施工方法对其施加部分预应力,然后吊离预制台座,大大地缩减了台座的周转时间和提高了机具设备利用率同时可以达到削减混凝土早期收缩和徐变目的,从而保证了混凝土内在质量。本人结合工程施工中的经历,浅谈两阶段张拉在大跨径后张法预应力T梁施工中的应用技术。
1 工程概况
厦门—成都国家高速公路瑞金—赣州段第三标段地处山岭重丘区,全长10.23 km,山高地陡,沟谷纵横,路堤填挖方量大,沿线分布6座50 m T梁桥,因受地形特点限制,所有预制场地均需设置在路基上,所以就造成桥梁预制施工前期无法展开,后期工期紧的状况。如何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优质高效地完成施工任务,将直接关系到工期目标的顺利实现。在借鉴别人的施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施工方法认真分析和研究,并经过详细计算,对50 m T梁采取了两阶段张拉的施工工艺,以便于早期将T梁移运出台座,加快台座周转,提高台座和机具设备利用率,达到按时完工的目的。
2 50 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原理
50 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是利用混凝土早期强度增长较快的特点,采用搭设暖棚高温养护的方法使梁体强度在3 d内达到设计强度的75%～80%以上(37.5 MPa～40 MPa)。对梁体的部分预应力钢绞束施加部分预应力,使梁体能够承受自重荷载和起吊运输时的冲击荷载,而后将大梁吊离预制台座,运到存梁场后养护,待梁体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100%以上,并满足养护龄期后,再按设计规定对大梁进行全部预应力张拉,孔道压浆,封端。
3 施工工艺流程
施工工艺流程除张拉这一道工艺分成两次张拉外,其余各道工序均与传统工艺工序相同。
3.1 第一阶段对部分预应力束张拉
这一工序是50 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技术的关键工序。部分预应力张拉有三层含义:1)仅张拉T梁的部分预应力束;2)张拉应力值控制在预应力束设计应力值的70%;3)T梁混凝土强度必须在大于设计强度的75%～80%以上时。部分预应力钢绞线张拉束数的确定,主要考虑大梁的自重荷载及起吊和运输时的冲击荷载,同时参照混凝土强度、确定的钢绞线束的张拉应力等依据规范计算得出。
钢绞线的张拉顺序综合以下几方面因素核算确定:1)避免张拉时构件截面呈过大的偏心受力状态,不使混凝土边缘产生拉应力;2)计算并比较分批张拉的预应力损失值;3)尽量减小梁体产生过大的上拱度,防止梁体开裂或变形严重。
因此,钢绞线束张拉顺序的排列应对称布置,具体施工流程为:制作钢绞线束※清孔穿束※处理锚垫板※安装锚环、夹片、安装顶压器、千斤顶※张拉※锚固。
其中,边梁张拉(1),(2),(4),(5),(6),(7)束,内梁全部张拉。张拉顺序为:边梁(1)※(2)※1/2(4)※(5)※(6)※1/2(4),内梁(1)※(2)※1/2(3)※(4)※(5)※(6)※1/2(3),张拉力为设计控制应力值的70%。T梁端部横断面示意图如图1所示。
张拉程序:0※预应力7%σcon※75%σcon※70%σcon(锚固)。
其中,σcon为设计给出的全部预应力控制应力值。该梁全长49.96 m,又是曲线预应力钢绞线,根据JTJ 041-2000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程第12.10.3.4款第三条之规定,故采用两端张拉的方法。
3.2 梁体吊离台座
该工序是50 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技术的又一关键工序,该工序特别注意的就是施工安全,所有吊装操作人员必须是有经验的熟练工人,整个操作过程必须严格遵守吊装安全操作规程。移梁过程应平稳缓慢,确保运输过程中的梁体稳定。存梁场必须按施工规划布置整齐,存梁台座坚固,排水通畅,装卸大梁及压浆封端施工操作方便,并同时设置混凝土养生设施。
3.3 第二阶段全部预应力张拉
第二阶段全部预应力张拉50 m T梁是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技术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待梁体混凝土强度养生达到设计强度的100%以后,即可进行第二阶段全部预应力张拉。第二阶段全部预应力钢绞线的张拉就是按照设计张拉应力值进行控制张拉,张拉顺序按图纸要求进行。张拉操作程序如下:
对于第一阶段已张拉过的钢绞线束分束进行放张:
70%σcon※0※初应力※10%σcon※1.03σcon(锚固)。
对于第一阶段未张拉过的钢绞线束分束进行张拉:
0※初应力10%σcon※1.03σcon(锚固)。
张拉方法仍采用两端张拉的操作方法,第二阶段张拉应力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第一阶段已张拉过的钢束出现断丝滑丝的可能性较大,在张拉时应特别注意。
4 结语
通过实施50 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这一项技术,压缩了预制场占地面积,综合节约临时占地约25%;加快了底模台座周转次数,提高了台座、模板、机械的利用率,有效地避免了人员闲置、待工,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制梁工期;减少了投资;经过第一阶段施加部分预应力后,可以削减混凝土早期收缩和徐变,控制施加梁体上的永久性预应力的终极值,从而提高梁体的内在质量。从各个指标来看实施50 m T梁两阶段张拉施工工艺这项技术是成功的,在目前公路建设市场有很强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JTJ 041-2000,公路工程桥涵施工技术规范[S].
[2]侯慧君.桥梁工程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T型梁张拉控制[J].山西建筑,2005,31(11):113-114.
[3]杨文渊.桥梁施工工程师手册[M].第2版.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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