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分化整合论文

角色分化整合论文（精选4篇）

角色分化整合论文 第1篇

1我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便发生了较大的转型,新闻媒体角色经历了不断演变。具体来说,新闻媒体的角色一共经历了三次定位。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时期的新闻媒体主要是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是党联系群众的主要工具;第二次角色转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逐渐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为顺应解放思想的相关要求,新闻媒体开始逐渐趋向于服务事实、报道事实,并在角色上完成了过渡;第三次角色转变主要是一九九二年以后,这个时期的中国新闻媒体更为自由,结束了从属政治的关系,与政府形成一种合作的融洽关系[1]。

2我国新闻媒体的角色分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开始产生分化,并主要体现于整体与个体的内部分化上。在社会环境的宏观影响下,我国各新闻媒体的作用和动机大致相同,且都是为了赢得受众的关注并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其内容与功能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类型多样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新闻媒体最突出的特征便是类型多样化,而这种角色的转变,正是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的冲击下,新闻媒体为满足不同层次人的精神需求而做出的调整,包括民生、政治、学术调查、社会新闻四大种类,且各类型的界限模糊。

2.2功能专一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新闻媒体为了取得较快发展,同时,为了吸引大量的受众,维持稳定的阅读量,在功能上逐渐专一化。也就是通过某一视角来吸引大批观众,如娱乐新闻便是利用普通观众对于名人的好奇,对名人进行采访,进而吸引观众,愉悦观众。

2.3地位差序化

当前,由于各个新闻媒体所依附的主体不同,因此,也存在一定的地位差序化。比如,政治类的新闻会由于政治力量及高效的新闻传播速度而得到受众的广泛支持,科技类新闻则会由于大众对此兴趣缺乏而不为人知,这也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新闻媒体角色分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3新闻媒体角色整合的有效策略

3.1精准定位角色

当前,我国新闻媒体市场的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但还没有真正实现产业化与市场化发展。虽然在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新闻媒体角色的分化程度不断加深,但各种风险也随之而来,且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重叠与机构行为失范现象[2]。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新闻媒体行业需明确自身的定位,解决角色与功能之间的冲突,并强化各新闻媒体之间的机械性合并,设立相关的网络平台,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进而实现角色的整合。

3.2有机整合媒体角色

在新闻媒体的角色整合中,主要是对社会中的职业组织加以分工与合作,并利用分化的形式建立起一种相互信赖与合作的关系,让社会要素相互制约,相互发展,实现协调统一,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在社会转型下,新闻媒体的结构不断调整与转型,并逐渐由单一转向多元转化,进而形成了有效的媒体增长方式。为确保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避免各结构角色的紊乱与功能重叠,还需要对各个新闻媒体角色进行整合,让其得到持续稳定发展。

3.3实现体制改革

虽然我国新闻媒体体制已经有所改革,但改革还不够深入,且改革目标不明确,模式不完善,不能对风险进行很好地预测与管理,影响了整合效果。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对新闻媒体角色的整合可以充分借助行政与市场的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各媒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进行功能互补,并形成有效的规则体系,以免角色分化过度,进而导致信息的同质化。

4结语

新闻媒体要想实现角色整合,首先要需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从长远发展考虑,在角色分化的基础上,对角色进行有机整合,强化体制改革,才能让新闻媒体的角色在整合与分化之间实现统一与协调。

参考文献

角色分化整合论文 第2篇

随着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 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农业相比, 非农产业对劳动力更具吸引力, 并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就业。与此同时, 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 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 因此, 农业生产就有了对农业机械的需求。为了贯彻强农惠农政策, 2004年江苏省开始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江苏财政投入的补贴资金逐年增长, 资金规模由2004年的2000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9亿元, 相对2004年增长了45倍, 年均增长率达到88.60%。

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 雇佣机械大量发生并对农业劳动力产生替代。近年来农民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分化, 根据机械在农业生产中对农民产生的影响不同可以将农民分为持有农机的农民、雇佣农机耕作的农民以及依靠农业劳动获得工资的农民等三种类型。对农机实行补贴会使农机价格下降, 农机的需求量将增加, 而农机总量及其提供的服务增加将降低农机服务的价格, 接受农机服务的农民 (包括农机户的自我服务) 将从中获益;农机服务价格下降将对依靠农业劳动获得工资的农民产生替代, 如果这部分农民不能转入其他行业就业, 他们的收入将降低, 其利益将受损;对农机户而言, 农机服务价格下降、农机服务量将增加, 如果由服务量增加带来的收益不能弥补农机服务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 那么农机户由农机服务带来的收入将下降, 如果农机户在购置农机时获得的补贴超过农机服务的损失, 其总收入依然是增加的。如果农机服务的净收益也是增加的, 那么农机户的总收入增加的更多。由此可以推断, 农机补贴将对不同农民的收入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农民内部的收入状况将发生变化。

既有的文献认为, 随着收入的多元化, 农民内部的收入差异日趋明显 (魏文迪、戴迎华, 2009) 。由于自身资源禀赋的不同, 农民的角色发生了分化, 且资源禀赋结构差异越大, 农民分化程度越高 (顾和军, 2008) , 农机补贴政策虽然促进农机普及、加快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但在节省了农业劳动力的同时, 也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加剧了农民分化 (魏文迪、戴迎华, 2009) 。随着农民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不同的政策措施将对不同角色的农民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温莲香, 2006) , 研究发现农机户不仅在购机时享受了补贴, 其在提供农机服务的过程中收入也很可观, 他们是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最大受益者, 此外, 农机购置补贴也能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提高土地租金, 但农机具将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替代作用、将降低他们的收入, 因而, 资本和土地所有者是农机补贴政策的受益者, 而农业劳动者的利益将受损 (王淑燕、屠定玉、陈洁、苗承舟, 2009;顾和军, 2008) 。本研究将从农民角色分化的视角, 实证分析农机购置补贴对江苏不同角色农民的收入及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

2 样本来源与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2010年8月对江苏省金湖、如皋、吴江三县市农民的调查。采取问卷调查法, 设计了农民和村组两套问卷。对农民采用了访谈调查, 问卷主要涉及2009年和2003年农民的土地、劳动力、农机使用情况以及收入、农机补贴金额等方面的问题, 基本反映农民分化的现状并体现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民收入影响。对村组的调查采用了自填式, 问卷主要涉及村组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价格、农机服务价格以及农机使用情况等问题。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 从金湖抽取2个村, 如皋抽取4个村, 吴江抽取2个村进行了考察。本次一共查访91户农户, 填写问卷91份, 问卷有效率69.2%, 其中金湖19份, 如皋34份, 吴江10份, 共计63份。村组问卷共计填写8份, 有效率为100%。在63个样本中, 有15户农户家庭持有农机, 机种为播种机、耕地机以及插秧机, 其中8户享受到农机补贴, 7户进行农机作业服务, 有54户农户接受过农机服务, 9户农户在2009年出租劳力。

2.1 2009年样本地区总体情况

样本地区家庭人均总收入基本体现了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递减的状况, 吴江最高, 达到25545.00元, 远高于综合收入水平14176.03元;如皋次之, 金湖最低, 分别为12848.73元和10567.54元。户均耕地面积如皋最小, 只有0.25hm2;金湖最大, 户均达到0.72hm2;吴江当地虽然耕地少, 但比较集中, 样本中一户农户承包了15.67hm2, 使得平均耕地面积达到1.63hm2。

2.2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户收入影响

2.2.1 农机购置补贴给农机户带来的收入损失

2009年样本地区共有15户农机户, 占总样本的23.81%, 其中有7户提供出租服务。如皋有两户, 且均提供出租服务;金湖11户, 其中只有3户对外出租。这主要是因为金湖当地户均耕地面积较为广阔, 农户需要农机完成大面积耕作, 多选择自家购买农机, 因此尽管农机户较多, 但出租率较低;吴江共2户且均提供出租服务, 这可能是由于吴江不少农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而使用机械比人工更有效率。

首先将农机户在受农机购置补贴影响前的净收入与在受到影响情况下的净收入进行比较。2003年是江苏实施农机购置补贴的前一年, 同时相对来说距2009年最近, 计算时可以将2003年数据按照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到2009年, 作为未受补贴影响情况下的数据与2009年进行比较。首先计算农机户净收益可以用农机服务价格去掉人工费、油费获得。以如皋为例, 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机户播种、耕地的净收入增长是非常有限的, 收割机净收入更是出现负增长。以2003年江苏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为定基指数的2009年消费价格为119.98, 按照这一指数将2003年净收益调整到2009年水平, 代表补贴前农机户净收益数值, 与2009年净收益作差得到如皋农机户服务单位面积净收益损失为:小麦播种无损失, 水稻耕地5.65元, 水稻收割13.65元, 小麦收割11.32元。可以看出收割服务给农机户带来的收入损失最高, 这是由于收割机往往存在跨区域服务现象, 导致当地近几年收割服务费用增长有限, 而人工费用、油价则在不断攀升。金湖、吴江农机户服务单位面积净收益损失也用同样方法计算。从表3看出, 2009年样本地区农机户作业量与补贴前的2003年基本持平, 主要是由于2003年样本地区机械作业已经比较普遍, 增长空间有限;但如皋和金湖的两名农机户收割作业量有所增加, 分别增长1.33hm2和6.67hm2, 这主要是由于2003年当地机械收割服务费用较高, 而到2009年时由于农机购置补贴的影响, 服务价格相对较低, 能够被大多农民接受。

2.2.2 农机购置补贴给农机户带来的收入增加。

样本地区15户农机户中共有8户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其中如皋2户均享受过补贴;金湖11户中只有5户, 其他农机户未享受补贴的原因是购买农机年份早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年份或购买机种不在补贴范围之内;吴江有一户享受过补贴。

如表4, 农机购置补贴给农机户带来的收益表现在购机金额的直接补贴上。补贴是一次性补给农机户的, 但我们可以认为农机户的收益是在使用该农机的各个年份中得以实现的, 考虑到农机的使用寿命, 因此可以将补贴金额按照不同机种的使用年限分摊到使用该农机的各个年份中去。根据调查, 播种机使用年限8年, 耕地机5年, 收割机10年, 经过折算可得农机户每年享受到的补贴, 分别为300元, 3500元, 120元, 600元, 1200元, 6100元, 2900元, 4500元, 即代表2009年农机户所享受的补贴额。

2.2.3 农机购置补贴对接受农机服务的农户收入影响。

在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农机购置补贴会使农机价格下降, 农机的需求量将增加, 而农机总量及其提供的服务增加将降低农机服务的价格, 从而使接受服务的农户享受到收益。2009年, 样本地区共有55户农户接受过农机服务, 占比87.30%, 考虑到农机户在为自家作业服务时存在机会成本, 因此也被纳入接收农机服务农户中;其中如皋地区有30户接受过服务, 金湖地区19户, 吴江地区6户。吴江未接受农机服务的人数比例最高, 主要是因为当地土地转租现象普遍, 土地流转后户均规模更小或为零, 无需接受农机服务。

2.2.4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影响。

农村中存在一部分劳动力, 收入主要来源于为其他农户提供劳动服务。由于农机购置补贴刺激更多的农户购买农机具, 导致农机服务供给增加, 价格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农机具对劳动力的替代。2003～2009年样本中共计20人提供过劳动力服务, 占比31.75%。这部分劳动力作为一个群体, 缺乏土地、资本, 户均耕地面积0.33hm2, 家庭人均总收入只有6586.79元, 属于农村中收入较少的一个群体, 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工资。劳动力中有16名受教育水平在小学文化程度以下, 12名年龄60岁以上, 农机替代劳力后这部分农民无法转入其他行业就业, 收入水平降低。2003年有19人提供劳动力, 到2009年时有11名劳动力无工可做而失去收入来源, 8名劳作工日明显减少, 只有1名从2009年开始为农业大户长期提供劳力, 收入有所增加, 同时在补贴实施之前的2003年劳动力人均劳作工日47.63工, 而2009年则降到20.78工。从提供劳力的人数以及劳作工日的减少可以看出, 农机购置补贴给这些劳动力造成一定的收益损失。将2003年劳动力价格按照消费价格指数换算到2009年水平作为补贴前劳动力收入, 如表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补贴后样本地区的工资较补贴前有所增长, 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农业劳动力短缺抬高了劳力价格。三个样本地区比较来看吴江的工资水平最高, 如皋居中, 金湖最低, 这符合苏南、苏中、苏北经济水平递减的特征。

3 农机购置补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3.1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户、接受服务的农户、劳动力的收入影响

2009年样本地区农机户收入变化=农机户在农机作业中的收入变化 (△W1) +农机户所享受的补贴额 (△W2) +农机服务中自我服务的收益额, 其中:

农机户在农机作业中的收入变化 (△W1) =2009年农机户作业面积*2009年服务费用-2003年作业面积*2003年服务费用;2009年样本地区接收农机服务的农户收入变化 (△W3) =农户家庭耕地面积*[ (2003年小麦播种价格-2009年小麦播种价格) *a1+ (2003年水稻耕地价格-2009年水稻耕地价格) *a2+ (2003年收割小麦、水稻价格之和-2009年收割小麦、水稻价格之和) *a3] (若接受过前项服务, 则ai=1, 否则为0, i=1, 2, 3) ;2009年样本地区劳动力收入变化=2009年劳动力提供劳力中的收入变化 (△W4) +劳动力接受农机服务的收益额, 其中:2009年劳动力提供劳力中的收入变化 (△W4) =2009年劳动力价格*2009年劳作工日-2003年劳动力价格*2003年劳作工日。

通过计算, 农机购置补贴使得样本地区提供服务作业的农机户人均损失428.05元, 可见虽然服务量有所增加, 但不足以弥补农机服务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同时由于一部分农机户在购置农机时人均获得补贴2402.50元, 并且农机户在进行农机服务时也能享受到自我服务带来的收益, 总体上人均收入增加277.48元;补贴后接受农机服务的农户普遍享受到收益, 家庭人均收入增加156.93元;而劳力家庭人均务工收入在补贴后减少118.96元。农机户、农业大户是农村中收入较高的一部分群体, 补贴使得他们获得更多收益, 而劳动力作为农民中最穷的一部分群体, 拥有较少的土地与资本, 补贴使得其收入减少, 最终这项政策会拉大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3.2 农机补贴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目前, 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应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 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应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预警贫富两极分化, 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最大为1, 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间收入分配绝对不均, 后者表示绝对平均, 一般基尼系数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与1之间, 越接近0越平均, 反之越接近1收入差距越大。本文为了分析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首先求出补贴前的农民家庭收入, 然后运用基尼系数比较补贴前后家庭收入的差距:W4=W1-△W1-△W2-△W3-△W4

W1是样本农户2009年家庭总收入, 即农机补贴后家庭总收入, △W1是2009年农机户在农机作业中的收入变化, △W2是农机户2009年所享受的补贴额, △W3是2009年接受过农机服务的农户收益额, △W4是2009年劳动力在提供劳力中的收入变化, W4是去除掉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户、接收农机服务的农户以及劳动力影响下的家庭收入, 即农机补贴前家庭总收入。

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很多种, 本文将采用电子按表格的计算方法 (YAO, 1999) , 具体计算公式为

w軍i代表家庭收入份额, 表示农户家庭收入占样本所有家庭收入的比重;pi代表人口频数, 表示农户家庭人口占样本总人口的比重;Qi为从1到i的累计收入比重 (i=1.2, ……, n) 。

将农机购置补贴前后63户农民的收入经折算后的结果, 代入式 (1) 计算得补贴前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823和0.3880。

4 简短结论

农机购置补贴后持有农机的农民、雇佣农机服务的农民人均收入分别增加277.48元和156.93元, 农业劳动者人均收入减少118.96元, 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3823变为0.3880, 这意味着农机购置补贴将对不同角色的农民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将拉大收入差距、加剧收入的不均等。

参考文献

[1]魏文迪、戴迎华,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分化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仙桃市为个案[J].沈阳大学学报, 2009 (2) :14-18.

[2]顾和军, 农民角色分化与农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江苏省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D].2008.

[3]温莲香, 农民阶层分化与“三农”问题的思考及对策[J].理论与现代化, 2006 (1) :48-51.

[4]王淑燕、屠定玉、陈洁、苗承舟, 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促进海岛农机化发展[J].农业机械, 2009 (20) :52-53.

角色分化整合论文 第3篇

1 当代中国利益分化的现状

1.1 阶层利益分化严重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长,也催生了新的阶层分化。总的来说,经历了多年的利益分化,中国重新形成了三个大的阶层:权贵阶层、中间阶层、贫困阶层。权贵阶层占中国总人口当中的少数,但是这部分人凭借着手中的权力或者是垄断地位掌控着国民财富的大部分,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处于逐渐增长的阶段,但是中国的中间阶层无论是人数还是质量上都是处于劣势的地位,高额的赋税和低社会保障水平,使得一阵房价上升的浪潮或者是亲属的一场重病就使得这部分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终于爬到金字塔中间的人直接跌落回金字塔的底部。贫困阶层属于社会的多数,掌握最少的社会会财富,是处在金字塔底部的多数。当今的中国社会结构正是这样一种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结构,并且有着结构固化的趋势,权贵阶层作为既得利益团体,牢牢掌握着社会财富的多数和主流的话语权,使得金字塔顶端下面的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登上金字塔的顶峰。这样的社会结构无疑是不健康的,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基尼系数是判断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的数值在0到1之间,基尼系数越高说明社会贫富差距越严重,如果基尼指数高于0.5,说明该国家的贫富差距悬殊。而2014年由北京大学统计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63”[1]。这说明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已经非常大,利益分化的情况严重,而且阶级利益分化的格局还存在着不断固化的趋势,近年来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流行词汇正是阶级利益分化的真实写照。

1.2 城乡利益分化严重

改革开放使城乡居民收入都有了很大增长,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有着愈发扩大的趋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年均收入比为213:7,2014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1:1。[2]”除了显性的收入差距,城乡户籍二元制带来了城乡居民在福利待遇方面的巨大差距,城市居民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享用更多的公共资源,拥有更广泛的就业选择等,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利益分化。城市居民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使得农村居民向社会上层流动更为困难,因为教育是人民摆脱贫困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这使得城乡之间的矛盾加剧。

1.3 地区利益分化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愈发严重。从各地区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看,“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所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15%、30.17%、16.18%。到2014年,东部所占比重进一步扩大为62%,中、西部则进一步缩小为26%和12%。目前,我国有近600个贫困县,80%以上的贫困县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约占我国总贫困人口90%。[2]”此外,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各个地区的发展都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源、人才、技术、政策、资金的支撑,而这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地区之间在争取资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产生许多矛盾和问题。

2 当代中国社会整合机制研究

长期的利益分化已经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消除这些负面效应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最早提出社会整合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并将之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涂尔干认为社会整合“指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既可以建立在共有情感体验、共有道德情操和共同理想信念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因为生活需求、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上。[4]”总的来说,社会整合指的是通过利益的调整和协调使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当代中国面临的利益分化负面效应,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整合机制来进行消减。这套社会整合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利益整合、利益整合、制度整合、价值整合和组织整合。

2.1 加强对社会利益的协调,实现利益的整合

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协调,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阐明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5],报告同时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收入分配制度事关利益分配的规则,我们既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使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对社会利益的整合。

2.2 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实现制度的整合

首先是要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为协调利益分化问题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现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些现代政治制度,如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等。但其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必须继续建立和健全政治制度。其次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协调利益分化问题提供具体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其保驾护航,否则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就会被少数人通过权力掠取,从而加速利益分化的进程,激化社会矛盾。我国必须健全收入分配的法律、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完善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法律,健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等。此外,要使社会运行机制法制化,充分发挥法律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市场秩序的作用。

2.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实现价值整合

要通过社会整合使得社会上的个体或者群体联结为共同体,最为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建立共识,因此,实现价值的整合是建立社会整合机制的核心所在。在当代中国,实现价值整合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凝聚人心,形成最大的合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4 加强组织资源建设,实现组织整合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做好自身的组织建设,才能在协调利益分化问题当中发挥主体作用。首先,要做好党员培养的工作。在党员引进方面,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把社会各方面优秀的人才吸纳到党内,增强党的活力。在党员管理方面,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以《党章》作为党员行事的规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党员自身的价值观。在党员惩处方面,对违法犯罪的党员绝不姑息,依法办事,按照《党章》和法律的规定严肃处理。其次,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在中国利益分化的进程当中,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登上权贵阶级的顶峰,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和党的信誉受损。因此,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力执行党规党纪,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巩固扩大作风建设成果,从严管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从而建立起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队伍,发挥其在协调利益分化中的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谢宇,张晓波,李建新,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2][3]刘鹏,郭慧.和谐语境下的社会整合研究[J].攀登,2007(6):57-58.

[4]爱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1):32.

角色分化整合论文 第4篇

关键词：大跨建筑,空间结构,结构形态,数字技术

大跨建筑是技术要求最高、影响范围最广、多学科综合性最强的建筑类别。在古代, 科学知识以哲学的形式而整体存在, 手工业时期的艺术、建筑、结构、技术、材料、数学、装饰等方面的内容都由一人或几人来共同负责, 当时的建筑师即一个系统化的设计工厂, 外界的信息经由他内在系统化的思考最终形成整体化的建筑作品得以建造;而后, 随着人类对世界条分缕析地深入认识, 近代科学开始了学科的分化, 从而促进了职业的分化, 出现了建筑师、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师、项目预算师等, 每一学科都得到飞速、深入的发展, 却常常造成支离、脱节的现象, 多专业的配合度成为了衡量建筑作品优秀与否的指征;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发展, 长期分化的独立学科的综合整合已经在当下的建筑业内呼之欲出, 直至复杂性科学和数字技术的渗入, 传统分散的各个环节可以被整合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之中, 综合性地从理论、方法和工具层面解决大跨建筑创作中极其复杂的问题, 就此, 大跨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实现了又一次高度完美的融合。

一、“复杂”的表象与“整合”的逻辑

大跨建筑是将建筑表现力与技术制约性这对矛盾高度融合的综合体。在众多技术中, 结构创新无疑是主导大跨建筑创作的最为重要的一环, 空间、形象以及生态界面等设计目标皆以结构形态为物质载体, 以结构的布置方式作为整个建筑系统建构方式的基点, 所以在大跨建筑中, 结构是整个建筑系统彼此支持和协调的基础。基于强大的数字技术的发展, 建筑形态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甚至结构形态也可以一定程度地挣脱传统结构受力体系的束缚。但是, 如若所谓奇观造型一旦缺失技术逻辑, 就暴露出其内部结构的混乱与尴尬, 所以, 其自由“复杂”的结构形态背后必然存在着逻辑更加严谨的技术“整合”。正如法国建筑理论家维奥莱·勒·杜克 (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 19世纪50年代在其著作《建筑谈话录》 (Entretiens sur l'architecture) 中提出结构理性主义, 主张建立一种以逻辑、气候、经济以及精巧的工艺生产和实用要求为基础的、作为建造艺术的建筑学思想。[1]

1.“复杂”的结构体系—“整合”的基点

从表面上来看, 自由的结构形态似乎可以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 但事实上, 复杂的结构形态绝非能够脱离结构逻辑而存在, 更不会是违反结构逻辑的。无论是何种美学下呈现出何种形式的大跨建筑结构体系, 首先都应该是符合世界先进的空间结构要求、具有科技含量的结构体系。王仕统在《大跨度空间钢结构的概念设计与结构哲学》一文中总结, 张拉整体体系 (连续拉、间断压) 、膜结构、开合结构、折叠结构和玻璃结构等是世界大跨度空间结构的发展方向;[2]陆赐麟先生在《近年我国钢结构工程设计与实践中的问题与思考》中提到, “大型建筑结构向轻型化发展——围护材料轻型化、高强化, 承重结构空间化、张力化, 制造加工自动化、流水化, 施工安装集成化、整体化”。[3]这些资料表明了大跨建筑最明晰、最基本的发展方向, 包括表皮、结构、加工与建造等类别的要求, 不可本末倒置, 那些为追求新奇特而应用效率低、成本高的结构体系无疑是逆向而驰。

2.“复杂”的理论平台—“整合”的概念

在人们对技术信息的不断熟悉以及对大众传媒的操作控制日益增强的今天, 形式魅力和感染力的泛滥显然更加难以控制, [4]所以对整个建筑系统进行概念上的清晰辨析和智慧决策是极其重要的。大跨建筑复杂结构形态, 是以复杂性科学为理论支撑、以数字技术为技术支撑, 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概念, 是混沌外显与有序本质的统一。复杂结构形态中的“形”为形式 (form) , 是外显结果, 分解为几何、材料和构型三个层面;“态”为性能 (performance) , 是内部逻辑, 分解为技术性能、空间性能与美学性能三个层面;“形”表现为趋向自由、连续、流动、动态、随机、瞬时、不规则、不对称, 是建筑设计最大程度地表现其内部逻辑“态”的结果, 亦是物质载体。建筑师可通过几何、材料和构型这三者的设计与创新来实现建筑空间性能、技术性能与美学性能最综合、最优化的有机形态。

3.“复杂”的技术支撑—“整合”的实现

整合的实现需要强大而复杂的数字技术作为支撑, 数字化工具是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集成技术, 将现实中的现象转化为计算机共通的数据语言, 进行运算、输出等工作。以信息数据为基础的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及优化性的特点, 可以实现大跨建筑形态的有机性, 将功能、生态、美学有机地融于大跨建筑结构形态这一物质实体中, 使设计、加工与建造协同工作, 达成建筑发展的高效率与高性能化。这种集成设计是一种多专业配合的设计方法, 它把看上去与传统建筑设计毫无关系的方面集合到一起以实现共同的利益, 最终目的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高性能和多方面的效益。[5]其可以控制的内容是非常具体的, 包括建筑的空间、流线、结构、采光、采暖、通风、声景、视线、景观等各个方面, 并最终控制建筑的形式, 贯穿从建筑朝向与布局、建筑整体形态的把握, 到中间层次的结构、表皮、设备布置, 再到更为具体的门窗布局及开启方式、建造节点设计等全过程。

二、形象、结构、空间的契合

从建筑本原来看, 结构是物质层面的, 是创造大跨度空间及塑造大跨建筑形象的物质载体。自由流动的结构形态应是建筑形象与内部空间一体化的综合表达, 避免为片面追求建筑外部形象而不顾及内部空间的功用效率, 更不可违背结构的真实与效率, 三者应是统一而丰富的。

1.结构与形象

对于大跨建筑来说, 结构技术是影响建筑形象的最主要因素。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建筑学教授Angus J. Macdonald认为, “当实现跨度技术因素突出到足以作用于建筑的美学讨论范畴之内的情况下就可以认为其为大跨建筑, ”[6]同时, 也强调了大跨建筑中结构与形象一分为二的统一关系。随着建筑美学的更迭, 建筑师追求突破经典几何的自由建筑形态, 可以通过合理的结构布置与几何调度, 创造有机的建筑形象, 展示复杂结构形态的艺术魅力。

将此设计理念运用得最为纯熟的当属著名结构工程师塞西尔·巴尔蒙德 (Cecil Balmond) 及其团队ARUP公司。巴尔蒙德开启了数字技术下结构异规的新时代, 颠覆了传统结构的表达方式, 实现了更丰富的结构形态, 推动了非线性大跨建筑的发展。巴尔蒙德与众多先锋建筑师合作建成了很多优秀建筑作品, 如ARUP公司与日本建筑师坂茂 (Shigeru Ban) 合作设计的法国蓬皮杜-梅斯中心 (Centre Pompidou-Metz) (2010年建成) , 屋顶描摹中国草帽的意象, 整个屋顶由6层叠层木材 (Laminated timber) 从三个方向纵横交错编织而成, 形成大小变化的蜂窝式网格, 仅需由屋顶向地面延伸出的4条编织柱便足以支撑5 000 m2的空间 (图1) 。再如与伊东丰雄 (Toyo Ito) 合作设计的实验性建筑2002年蛇形画廊展亭 (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 2002) , 结构由正方形旋转剪切算法生成貌似随机的建筑形态, 结构相交线形成的不同的三角形、梯形上覆盖着玻璃或钢两种材质, 看似随意, 实则是建筑内部与外部使用者视线设计的物化 (图2) 。

2.结构与空间

大跨建筑的存在源于人类对可提供公众集会的大空间的需求, 老子曰:“埏埴以为器, 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大跨建筑的屋盖所覆盖的空间十分巨大, 涵盖的功能多样, 且各个功能对空间体量与形态有各自的需求, 如果设计得当, 复杂的结构形态可以更好地满足这种需求差异。

体育建筑的座席区是空间性能要求最高的区域, 融合了座席数、观众视线设计、交通疏散、遮阳通风等技术要求十分复杂。考克斯建筑事务所 (Cox Architects) 设计的墨尔本矩形体育场 (Melbourne Rectangular Stadium) (2010 年建成, 3 万座) , 利用复杂形态的屋盖实现了结构与空间的完美契合, 其灵感来源于布克敏斯特·富勒 (Buckminster Fuller) 的网格球顶, 由水泡形的仿生球状网壳构成的屋盖与矩形座席空间科学吻合:一方面, 屋盖结构精巧, 较一般的悬臂结构节省了50% 的钢材;另一方面, 独特的悬臂设计能够为下面的座席提供绝佳视野。

又如, 在游泳馆设计中, 对于空间组合处理的难点在于跳水区域与游泳区域的高度差, 室内空间既要满足跳水区域的最大高度, 又要避免高度过大造成设备负荷增加与能源浪费。由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设计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 (London Aquatics Centre) (图3) , 尽管极富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建筑外观似乎与内部空间的功能相呼应 (屋面的起伏暗示出其下部竞技池和跳水池空间高度的不同) , 然而临时座席在奥运赛时使用中却出现了视线严重遮挡的基本功能问题, 《搜狐体育》报道称:“你以为在现场就能看到比赛吗?大错特错!在跳水场馆, 有超过400 名的观众只能看天花板, 或者是‘面壁思过’, 想知道队员得分可以听广播, 但是想看队员的跳水动作没门②。”而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设计中, 建筑师将屋盖结构分解为32 榀方型空间钢管桁架, 按照不同功能的水池区域的空间高度, 形成层级渐变、和缓起伏的整体动态的建筑形态。

三、表皮、结构、设备的共生

克里斯汀·史蒂西 (Christian Schittich) 在其著作《建筑表皮》中提出建筑是由承重结构、技术设备、空间顺序和建筑表皮四个部分组成。[7]其中, 承重结构、技术设备和建筑表皮均属实体范畴, 而这三者的共生所创造的生态价值、科技价值与美学价值决定了复杂结构形态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建造逻辑上来看, 表皮、结构与设备应由统一、多层级的网格进行控制, 以结构布置方式为主要控制网格, 并兼顾表皮与设备的布置方式, 由此具有不同技术功能层共同叠加成统一有机的整体, 将建筑美学表达与生态控制融为一体。

1.结构与表皮

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跨建筑结构体系已转向轻型化, 结构形态由厚重转为轻巧, 由强化凸显转为弱化消隐, 逐渐形成结构表皮化与表皮结构化的审美倾向。大跨建筑的表皮成为其传达信息的重要媒介, 有时表达地域文脉, 有时传播商业文化, 有时传达结构肌理, 在大跨建筑创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 得益于新型建筑表皮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如具有多种性能的玻璃、膜材, 表皮可以成为结构, 或者可以成为影响结构形态设计的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在太阳光引入方面具有极强的生态意义。

由马希米亚诺·福克萨斯 (Massimiliano Fuksas) 设计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天顶音乐厅 (Zenith Strasbourg) (2008年建成, 1.2万座) 仿佛一个橙色发光体, 其外部几何形状是由两个椭圆形折叠旋转而成, 旋转并置的钢骨架外包裹着由有机硅胶混合玻璃纤维制成的橙色金属表皮, 半透明材质的表皮白天是不透明的, 夜晚在灯光的投射下几乎完全透明, 像是一盏魔幻的灯。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gmp) 设计的2011 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中心 (2011 年建成, 一场两馆) (图4) , 其中体育场屋面结构 (长310 m, 宽290 m) 由伸出的长65 m的悬臂和以三角面为基本单位的单层空间折板网架钢结构构成, 形态如钻石般闪耀。[8]

2.结构与设备

大跨建筑由于尺度巨大, 占据大量的社会和自然资源, 因此设计愈发关注自身的生态价值。在传统大跨建筑设计中, 通常将节能设备作为辅助设施被动地弥补物理舒适度的不足, 却又造成巨大的能源负荷。在非线性大跨建筑的设计中, 自由的结构形态与表皮、设备一体化形成生态界面, 智能化地主动应对空间舒适性需求 (风、光、热等) , 提高结构与表皮的物理性能, 降低整体的能耗。

英国尼古拉斯·格雷姆肖 (Nicholas Grimshaw) 设计的位于英国康沃尔郡的伊甸园项目是较早的大规模生态穹顶, 在双层圆球网壳结构中安装有可开启窗、换气设备等设施, 以维持穹顶内部空间适宜植物生长的温度与湿度。蓝天组[Coop Himmelb (l) au]在西班牙萨拉戈萨足球场方案设计 (2008 年) (图5) 中, 在结构层之上沿水平方向布置金属百叶控制自然空气的渗透流通, 适当覆盖的半透明织物在引入阳光的同时还能起到遮阴挡雨的作用, 以期为座席区、通道区以及运动场地及草地提供舒适的气候条件, 减少照明、空调及制冷等设备能耗。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 (Foster + Partners) 设计的柏林自由大学文献学图书馆 (The Philological Library of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2005年建成) (图6) , 4层的阅读空间被一个完整的、像素化的生态穹顶所覆盖, 结构内外双层表皮间的空腔形成可以输送新鲜空气和废气的运输管道。这里全年有近60%的时间实现自然通风, 运营费用与一般的全空调图书馆平均值相比降低35%, 总成本与同期建造的德国其他大学图书馆的平均值相比低10%。[9]

四、设计、加工、建造的协同

复杂结构形态的实现得益于数字技术在建筑领域的迅速发展和应用, 三维、动态、无缝的数字设计、加工与建造的产业链是直接作用于复杂结构形态的核心技术。纵观建筑历史, 设计方法工具、建造工具、建造流程与逻辑, 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建筑范式的革命, 而现在, 数字化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建筑行业发生巨大的转型。[10]数字化工具实现了建筑信息在各个环节中的有效输入和输出, 实时共享设计成果, 并具有极高的可控性和精确度。于是, 从复杂形态表达到建设项目全过程, 再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得到协同控制, 相关专业工种之间传统的线性设计过程转变为一种网络化的交互过程, 大大提高了复杂形体的设计及建造效率, 同时也拥有了更高的质量与完成度。

凤凰传媒中心是我国较早将尖端的数字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在管理、设计、建造全过程的作品 (图7) 。第一, 该项目以CATIA作为数字技术平台建造1:1足尺比例的虚拟化建筑元件。以“莫比乌斯曲面”作为整个几何控制系统构建的基石, 外壳钢结构几何控制系统构建是在基础控制面之上, 依靠数字技术生成两组三维的“基础控制线” (包括控制外壳钢结构梁的主控制线和次控制线) , 这两组NURBS样条曲线与未来外壳钢结构梁的生成具有严格的衍生关系, 是构建外壳钢结构系统的重要参照。第二, 以BIM平台实施“三维协同”的数字化的全新工作模式。在三维协同状态下, 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可以基于同一个全信息建筑模型完成设计成果的交流与传递。[11]

NBBJ建筑公司与CCDI悉地国际合作设计的杭州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预计2015年完工, 8万座体育场、1万座网球场) , 造型源自钱塘江沿岸的冠状植被“白莲花”, 花瓣般的钢结构屋盖形态轻盈柔美 (图8) 。设计师采用了参数化程序和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和优化3D钢结构模型, 在调节整体形态的过程中及时对整体结构性能进行计算, 并对形态控制进行反馈, 协同控制表皮几何形态及结构构件布置。

结语

面对新的自由时, 重新定义真正的需求, 才不会陷入到自由的危险之中。数字技术带给大跨建筑创作的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 而是从理论、方法和工具层面解决了大跨建筑创作的极其复杂的问题, 将传统分散的各个环节整合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之中, 实现有机、生态、高效、高质且具有复杂形态的大跨建筑作品。复杂结构形态代表着大跨建筑正转向科技化、系统化、精致化的建筑图景。在这里, 技术与艺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走向了历史上最为完美的融合。

参考文献

[1]VIOLLET-LE-DUC E E.Entretiens Sur L'Architecture, Volume 2[M].Berlin:Nabu Press, 2010.

[2]王仕统.大跨度空间钢结构的概念设计与结构哲学[M]//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问题与建议.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68-84.

[3]陆赐麟.近年我国钢结构工程设计与实践中的问题与思考[M]//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问题与建议.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60-67.

[4]张弦.以结构为先导的设计理念生成[J].建筑学报, 2014 (3) :110-114.

[5]张国强, 尚守平, 徐峰.集成化建筑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6]MACDONALD A J.Structure and Architecture[M].New York:Architectural Press, 1994.

[7]史蒂西.建筑表皮[M].贾子光, 张磊, 姜琦, 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8]胥茨, 齐伯.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中心设计[J].建筑学报, 2011 (9) :60-61.

[9]霍尔曼.案例研究:一个绿色图书馆, 柏林自由大学文献学图书馆[J].李菁, 译.世界建筑, 2013 (3) :31-35.

[10]袁烽, 里奇.建筑数字化建造[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