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重构范文

2024-05-21

当代重构范文(精选9篇)

当代重构 第1篇

建筑形态的设计越来越不满足于现有的静态、惰性和自闭的状态, 而转向追求一种动态的、可变的建筑形态, 建筑的运动美必然是建筑美学的重要倾向, 建筑艺术也应当体现出时空一体性, 建筑不应只是凝固的音乐, 而应当体现出建筑的运动美。虽然可变建筑有诸多优势, 然而长久以来, 对可变建筑的质疑与对可变技术的陌生使大部分建筑师不愿涉足此类建筑。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混沌理论以及接受美学等各种相关理论的成熟, 以及建筑本身功能的复杂化, 越来越多的建筑师相信建筑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静态的、仅仅为人类提供栖息场所的物体, 一个一旦完成就固定不变的作品,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结构, 具有不断变化的属性。于是许多新老建筑师都开始关注这一非传统的建筑形态。

2 建筑的可变性分析及应用价值

可变建筑的可变性是建筑本身固有的特殊属性, 是建筑对于所处条件及所对应需求的改变做出的积极回应, 是其良好适应性的体现。

从一个方面来说, 可变建筑实现其可变性的手段是通过建筑本身固有的技术措施实现的, 是自建成之日起便被设定好的, 不同于建筑的改建或改造。建筑的改建或改造通常需要破坏原有建筑的结构或布局, 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的, 而可变建筑对建筑形态或布局的改变则是阶段性的和可逆的。

另一方面, 可变建筑通常是由固定结构与一个或多个可变构件共同构成完整的可变体系, 因此可变构件有别于临时构件, 可变建筑有别于临时建筑。首先, 可变构件是可变建筑的一部分, 是可变体系实现状态转变的重要环节, 可用于长期的重复性使用;临时构件则是建筑的附加部分, 仅用于短期的一次性使用。其次, 可变构件的使用通常具有周期性或内在规律性;临时构件的使用却是不定期的。因此, 可变建筑是一类特殊的建筑。除运动美之外, 可变建筑在静止状态下也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可变建筑在实用层面上具有许多优点, 诸如良好的适应性、空间的丰富性、资源的节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自身特有的良好适应性:a.对气候的适应性。b.对个性化的适应性。c.对多功能的适应性。

3 建筑的形态重构及其实现

3.1 建筑设计形态重构的必要性

住宅是最古老的一种建筑类型, 其建筑形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为息息相关, 能直接影响居住质量, 因此住宅形态对使用品质与利用率的影响也比其他建筑更受人关注。宏观上, 住宅体现出使用群体的群体文化特征, 于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居显现出其各自鲜明的特色;而从单个住宅来看, 住宅则又各有千秋, 是所属主人喜好的最显著体现。由于家庭成员的职业、经济收入、性格喜好、生活习惯、文化程度、年龄的不同, 再加上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个性化趋势, 使得住宅的可再造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各类建筑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评定建筑好坏的指标之一, 住宅作为建设量最大的建筑类型, 理应承担起对资源节约应负的责任。住宅的可再造性与可更新性都呼唤着它的灵活性, 世界上已有的研究与实践表明, 住宅完全可以利用可变体系增加灵活性, 达到可再造、可更新的目的。

3.2 可变性的设计理念实现形态重构

对可变住宅建筑形态最早最系统的理论论述来自于哈布瑞根教授的开放建筑理论, 该理论的基础是对住宅特性的深刻理解, 即住宅具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当住宅以群体方式出现时, 应当符合统一的组成规则, 无论是小区中独立式住宅的外形或是住宅楼中单户的外框架都应当是具有共性的, 有序的;而从单个住宅户型来看, 住宅内部则应当是最私密也是最为个性化的, 且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生活场所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设计师对住户要求的满足无法面面俱到。于是, 开放建筑理论将住宅解释为由“支撑体”与“内部填充”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构成, 以此实现住宅共性与个性的分离。住户直接参与住宅的设计不仅符合实际需求市场, 而且还能满足住户的参与热情以及对自我实现、表现个性的追求。同时, 骨架体与填充体分开大大延长了住宅的使用寿命, 体现了住宅建筑的长期使用价值, 使可变住宅真正成为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住宅。

3.3 实现形态重构的结构支持

确定建筑结构布置的时候, 形态重构会遇到较大的难度, 因为这里关注的有机形态以曲率变化的曲线为主要形体特征, 而普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则是以正交为主。这样在确定曲线变化的时候, 保证梁与梁之间的垂直、同时让梁的交点有柱子支撑, 将成为设计的确定因素, 设计者可以根据结构的逻辑来生成有机曲线的形态, 最终得到建筑的形体。当然, 在建筑材料和结构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许多有机的形态完全摆脱了钢筋混凝土的逻辑约束, 各种建材 (高强度钢材、膜材等) 给了形态更多可能。目前国内许多建筑采用网架结构、在形态塑造上得到了很大的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也只是相对的, 结构依旧有自身的逻辑, 形态的形成除了城市、功能以及美学需要以外, 仍然可以找到它的结构根据。

在进行精确结构布置设计时, 这种定性设计接近于参数化设计。但是对比于计算机进行的参数化设计, 这种定性进行的设计是基于人工化、辅以简单计算机平面和三维模型软件, 关键在于设计试图引入参数化设计的思考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 而不是计算机如何计算以及计算出什么结果。

4 形态的重构影响建筑使用功能

根据建筑使用功能来确定形态是整个形态定性设计的重要过程。功能是建筑的最基本的部分, 形态如何新颖美观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建筑功能满足的基础上。入口、朝向、开窗是确定形态的重要功能因素。入口是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系着整个建筑的面貌、主导着最终建筑形态。正如任何生物的嘴部决定了生物的进食、从而决定了生物的形态一样, 入口的大小和建筑体量大小是一致的;同时根据建筑不同功能的需要设置不同入口, 例如主入口、后勤入口等。这样根据以上所述的因素, 可以确定建筑的入口设计。

在进行形态的具体平面设计时, 景观是有机形体的重要导向, 建筑应该在拥有良好景观朝向的一面舒展、获取更好的景观。如果所在基地朝向景观的特征不是很明显, 各个方向都有不同的景观的时候, 南向日照则成为主要决定因素;朝向和开窗等可以塑造建筑整体形态, 在我国南向是日照较好的朝向, 建筑在这个方向应该面宽大、开窗较多。有机形态的建筑变化的自由度比较大, 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实现良好的景观以及南向采光, 实现的同时也达到更好的节能。

而在剖面和立面设计的时候, 由于定性设计考虑的都是相对简单的二维参数, 也就是说建筑形体在第三维度上是相对固定的、拥有它自身的刚度, 这是因为限制条件太少, 无法制定出第三维度的参数, 有机形体变得变化莫测, 可以在高度上毫无顾及的“生长”。这时候考虑内部人流的动态体验则成为形态设计考虑的重要方面, 人建筑中向上行进中体验不同的有机形态, 形态变化根据人心理而形成。例如在建筑的某些特定高度设置空中花园平台, 让人们可以在空中也享受地面的空间乐趣, 这也是有机形态的自由性带来的好处。

5 结论

在建筑设计的形态重构中, 可变设计不但实现了建筑形态的灵活可变性, 建成后还可结合实际需求的变化, 在不影响原有结构的前提下灵活变动, 实现了建筑形态重构。

摘要:从住宅的角度对建筑的形态重构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住宅建筑可变性设计的必要性及设计理念, 同时提出了可变性设计的实现途径, 指出丰富的建筑形态不单实现了建成前的灵活可变性, 建成后还可结合实际需求, 在不影响原有结构的前提下灵活变动,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建筑模式。

关键词:建筑设计,可变性设计,形态重构

参考文献

[1]黄媛.将建筑的“可运动”、“可变化”理念运用于建筑设计的研究方法初探[J].华中建筑, 2006 (7) .

[2]袁志阳, 郝建成.谈建筑立面细部设计的原则[J].吉林勘察设计, 2008 (1) .

[3]农晓英.住宅建筑设计中应考虑的元素[J].陕西建筑, 2008 (6) .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论文 第2篇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没有把重心放在创作思潮上,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建构以作家或流派为依据,从能够创作作品的作家出发,来对作者的写作风格、作品文本进行研究。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要以作品的文本为基础,但是他们没有摆脱“作家”的束缚。在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要将文本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勇于抛弃文学团体、流派以及作家本身的影响,打破作家在文学研究中对文本的奴役,努力地反思和清理传统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诟病。此外,在文本得到解放之后,文本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但又不孤立的地位,它不会单纯地依附作者,同时又与作者保持相互的联系,他们是一种相互独立却又不能割舍的有机结合关系,思潮的重构就是要向着让文本自主呈现自身意义的方向前进。

2.对文学思潮进行大致分类,并对每一类展开历史性的论述

每一种思潮都有自己的历史逻辑,是一种历史性的流变。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的研究着作中,常常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研究的,这样的研究线索使文学“思潮”横向看条理清晰,纵向看脉络明确。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利用时间为线索容易受到社会史的规训,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对时间的概念经常被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所约束,与社会历史事件很难割舍,最终的结果将是文学作品被纳入社会变迁之中,并且受到社会事件的规训,使“文学思潮史”变为某种社会思潮史。为了避免以上所述问题的发生,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必须破除这种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法,对文学思潮进行分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分类。运用这种分类,使文本的整体结构专题化,有利于使属于某个专题的文学思潮,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走向清晰地论述,避免了社会思想的大量入侵。

3.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必须兼顾各种思潮

我们在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第二条途径中提到要对文学思潮进行大致分类,并对每一类展开历史性的论述。我们将文学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社会/革命文学思潮”、 “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中,要兼顾这三种思潮,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发展态势、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此外,要对思潮史的总体架构进行去时间化,需要采取一种“互见性”的总体叙述模式,为思潮史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整体化模式。同时,去时间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时间概念,它只是总体上的,而在具体的文学思潮叙述中,依然要强调和突出时间意识。使文本自身按照线性时间自主地呈现思潮流变,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结 语

浅谈当代美术教育的整合与重构 第3篇

【关键词】当代美术教育 实验性教学 创新 艺术材料 个性当代美术教育的形式以艺术材料学课程的实验性教学为案例,研究在综合美术教育中如何适当地整合并重构教学资源,从而改善过去教学中存在的单一化倾向及学生创造力低下的问题。过去,我们的课程存在一些重专业、轻人文,重技能、轻理论,分科过细、专业面过窄的现象,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根据现代学科发展的整体化、综合化趋势,要求教育者应积极调整,注意课程的内部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教学的进一步深化,帮助学生发挥自我的能动性。

一、从西方艺术教来,对交叉学科进行融会贯通,艺术创作呈现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不仅吸收东方艺术的养分,还在原已引入的摄影、音像、信息、多媒体艺术的基础上,将视觉艺术与当代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交叉研究,如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等等。

我国的艺术院校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综合,先是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融合,20世纪末期才在一些具有新意识的艺术院校里开设了“综合材料”的艺术实验课程,寻求将美术课程与边缘学科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如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了实验艺术工作室,四川美院和广州美院都开设了当代艺术实验性课程。传统的美术教学最通常的一种训练方法是拿已经创造好的样式、语言和媒介进行教学,让学生充分掌握各种可能掌握的绘画技巧,学生学到多少技巧是主要的,但能否“创造”便是以后的事了。

这种只传技不传艺的教学模式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学生在以后长期的艺术活动中创作力低下,这是我国目前艺术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圳大学艺术系开设的一门艺术材料学课程就是根据当前艺术教育现状,有意尝试的一门新的教学实验课,它的实质是一门综合创作实验课程,目的是让学生接触多元的艺术创作形式,研究多材料多手段的创作方法,唤醒学生对外部事物的艺术感知力,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潜能,让学生在更广泛的文化情景中认识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多样选择性,学会探索与发现,发展学生的综合创造能力,并且在课程教学中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法。

因此,这不是一门普通的实验课。跨专业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开阔学生的思路与视野,提高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的全面把握能力及多方合作协调能力,注重学生对创作的理解,对画面设计与社会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对历史的关注,以及对学生思想的深度挖掘。教学生如何思考观察,而不是简单地如何去做!

二、“艺术材料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思路很明确:第一,它应是当代性的,与当代社会有机地结合;第二,讲究教学的科学性,而不是可以任意地无根据地教学;第三,它应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主要目的;第四,它将综合各种美术门类的训练方法,强调理解艺术与绘画的本体,淡化各画种之间的区别,最终有效地突出创作者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从而提高学习者的素质,获得独立创作的能力。

在艺术表现方法的教学方面,最根本的是唤起具有不同气质、才能的学生富于个性的反应,以此来形成创造性气氛,引导学生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创作。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真实”的。有些人对于明暗之间对比的反应极为敏锐,而另一些人则对形体、节奏、色彩、比例和结构、肌理、空间维向或体积反应很快。因而,我们可以认定某一学生是“色彩”类型,另一学生则为“节奏”类型、“金属”类型、“毛皮”类型等等。但这些类型之间很少有非常明显的分界。多种才能的综合交错,综合在一起最终决定一个人的品质。通过运用这种指导学生使用表达媒介的方法,我们成功地把握了学生个人的潜在能力。因此,我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直觉作为基础的,在教学方面,努力创造一种吸引力,让学生对该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有充分的准备来进行观察、探讨。充满热情的教学与那种预想的、有条不紊的教学全然不同。表现最好的学生往往是那些在自己直觉的灵感激发下,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的学生。

在美术教学中,常会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在此情况下,仅靠抽象的语言,容易使学生畏难而退,思维抑制,甚至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这时需要教师以直接而感性的方式介入到学习当中,如应用学生的现有材料,帮助学生逐步改善其作品中的问题,并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思考作品,应用多变的思维,多角度地寻找创作的新点。

综上所述,当代美术教育的形式,个体认知发展与创造力表现的发展性的强调, 能够从另一种取向为艺术教育的创造力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使学生能够与教师在创作教学过程中平等对话,才能促成教学领域课程资源整合的创造性成果。我们希望,就一些强调创意的艺术类课程,艺术教育的研究或教学者或许可以进一步针对不同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进一步探讨艺术教学中的各类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大根. 学校美术教育目的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周成平. 外国优秀教师的教育特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本社,2009.

[3][美]理查德·I·阿兰兹著,丛立新等译.学会教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本社,2007.

[4][美]埃利奥特·W·艾斯纳著,李雁冰译. 教育想象——学校课程设计与评价[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5][日]佐藤学著,钟启泉译. 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当代高校师德现状的分析及重构 第4篇

1 高校师德建设的人文之惑

高校教师作为一项特殊的职业, 不仅仅担负着教书的基本任务, 更根本和实际的意义在于“育人”, 高校教师的魅力也就在于教师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 集中体现于师德方面。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 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内容。 (1) 前面已经指出, 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风尚的转变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人”也不可避免的在思维方式和道德品质方面发生了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高校教师的理想信念发生重大变化。理想信念是个人道德素质结构中的根本所在, 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 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意志, 对于行动具有方向性的决定意义。社会对高校教师的价值期许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与教育与民族的整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树立牢固的民族教育观, 为培育具有社会主义社会四有新人贡献力量, 高校不仅发挥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功能, 更重要的是对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少年进行各方面的教育, 包括:理想信念, 社会公德, 人生价值观, 人际交往等等。正因如此, 教师肩负着社会民族的希望。但是随着学校和社会的距离一步步的缩小, 高校教师的理想信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变现在:政治素质不过关, 盲目过度地追求个人私利, 对教育事业缺乏必要的神圣感和责任心, 不能正确地处理义和利、义和理之间的关系, 在思想上偏离正确的教育方向。这些问题严重的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学生的身心教育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其次是教师的社会公德意识下降。社会公德是指在人类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要求每个社会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高校教师作为社会性的人, 无可厚非要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规范, 尤其是作为学生的教育榜样一定要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但是在社会现实中, 部分高校教师由于只顾自己业务素质的提高, 轻视了自己社会公德意识的自我培养和学习, 对国家、民族和整体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 在生活中不能自觉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公德, 一方面自身的基本素质得不到很大的提高, 另一方面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再次是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缺失。教师的职业道德, 是同教师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教师教书育人特点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 它既是对教师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 同时又是教师这一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部分高校教师表现出职业道德素质缺失的状况, 这种状况表现在:一方面, 在自身素质方面缺乏必要的自身修养, 部分教师为了赶课题赶进度抄袭论文剽窃文章, 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是急功近利的急切偷懒心理在作祟, 反映出高校教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加强自身学习, 从而违反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 敬业精神淡薄。敬业精神是教师对自身职业所充满的神圣感和责任心的体现, 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对工作认真负责, 对学生充满爱心和责任心, 孜孜不倦教书育人。但是现实中部分高校教师对工作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 认为只要学生成绩过关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 从而在行动上得过且过不思业务的改进, 不讲求上课质量和教育效果, 严重影响了教育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从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自身个体和职业个体三个方面所做的分析, 作为社会个体要有基本的社会公德, 作为自身个体要有高尚的理想信念, 作为职业个体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从现状来看, 高校教师在社会公德、自身修养、职业素养方面有一定的欠缺, 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特点。

2 师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高校教师德性的缺失和德行的失范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文精神的缺失, 而作为人文精神核心的伦理教育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对教育的本质作过精辟的论述, 指出:“教育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这就是说, 教育是推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实体性的绝对交叉点, 这种伦理的实体性不再是直接的、自然的, 而是精神的, 同时也是提高到普遍性的形态的。” (2) 教育本质上是伦理上的解放, 而这种教育共同体是一个伦理实体。高校师德缺失的原因从道德形而上学方面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伦理素养层面分析, 教师对教育本质认识不足, 对教育共同体的实体意识缺乏相应的素养。樊浩教授认为“教育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伦理实体。伦理实体, 是教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文本性的实质。” (3)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契约和政治上的关系, 而是伦理性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对民族集体意识的认同和归属, 高校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完成一项社会性的工作, 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伦理性的教化和解放, 这种教化和解放一方面是教育学生向人性的复归, 另一方面是向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复归。所以高校教师作为学生人生航向的引导者, 最基本和最基础的人文素养就是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目前的情况是, 高校教师仅仅把教学工作当做个人的全部工作, 没有认识到自身承载着民族和社会的依托, 不具备教师应有的神圣感和高尚感, 因而在教育工作中失去了必备的精神家园, 教育和教师因此而失去了自身应有的魅力。

其次, 在个人道德层面分析, 高校师德现状恶化的原因可以分为“失道”和“失德”两种。一方面, 教师教育上的“道”可以做两种意义上的解读: (1) 伦理上的“道”。这种教育共同体本质上是伦理实体。 (2) 专业上的“道”。这种“道”是指经过专业上的训练而达到的一种专业素养和内在的精神境界, 高校教师作为教书育人的实施者, 对“道”的背弃表现为理论专业素质不强, 个人素养不高, 业务能力差等现象;另一方面, 高校教师的“失德”。从人性基础上来看, 目前高校教师在“修养”上下的功夫不够, 修养指的是修身 (趋向于作恶的可能性) 和养性 (性善意义上的培养) , 大部分人只是把侧重点放在业务上面, 而放松了对自我的约束和反思,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个人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从价值品质来看, 对自我修养的放弃必然带来责任感消失, 对自我约束力的下降, 从而不能真正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第三, 以上两方面是从内在的伦理道德建设方面来分析高校师德缺失的原因, 除此之外, 还有外在的社会和制度上的因素。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 高校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近, 这种距离不是空间上的隔离, 更多意义上是思维方式上的趋近和经济化意识的认同, 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误读为“经济至上论”, 高校教育的各项指标也就和“经济”“效益”“利益”等经济学术语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教师作为教育工作的施导者也就无可避免的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 盲目地追求个人利益, 在教育中一味地追求“量”的改变而忽视了“质”的发展, 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整个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作为人性解放的事业不能失去其应有的社会运作机制和自我修复机制, 所以高校师德的重构和返魅则成为每一位高校工作者必须思考的课题。

3 高校师德的重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 师德祛魅的重要原因体现在人文层面和制度层面, 而道德问题的解决也要从人文层面和制度层面着手。集中地看, 高校教师道德的重构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对高校教师进行伦理上的教育。这里所谓“伦理上”的教育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 高校教师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共同体是一个伦理实体。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并不是孤立的分子, 它涉及到社会有机体各个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作为社会缩影的“小社会”, 而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与社会有机体协作运行的伦理实体, 即:教育事业是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体系。作为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师应具有与实体统一为一体的归属感, 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高校教师才能具有教育的神圣感和责任心;另一方面, 在教育共同体中高校教师尤其要注意处理好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被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权威, 天地君亲师是五位具有终极价值的人格定位, 老师则成为了文化传统的代表和文明的开创者, 所以高校教师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和威信, 这种权威和威信的来源则是高尚的人格情操和过硬的专业素质。同时, 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又要保证与学生沟通渠道的畅通, 以平和心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

第二, 对高校教师进行道德和制度方面的教育。道德素养是高校教师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基本素质。高校教师首先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情怀, 能从国家民族教育的总体利益出发, 具备基本的社会公德, 遵守本职业规范, 努力钻研认真求证, 真正成为学生的楷模和榜样;制度方面的建设则包括长久的学习机制, 工作考评机制和外在的监督机制。高校教师首先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学习, 还要认真钻研本专业的文化知识, 不断充实和创新;对教师的教育成果进行量化考评, 这种考评包括教师个人的总结和自我评价, 学校和相关部门对教师的教学教育成果的评价以及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等层级;同样地, 对教师的监督则包括社会舆论对高校教师的监督, 学校和管理部门的监督、同事之间的监督以及学生对老师的监督等方面。

第三, 高校教师要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高校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引导力量, 教师要把传道授业解惑放在自己工作的第一位, 努力提升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 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所以, 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把获取个人的利益放在工作的重心, 很难能体会到工作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也就辜负了社会和民族对个人的依托。

总之, 社会转型期下的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艰巨且长久的任务, 不仅要靠外在的制度层面的约束和管理, 更要建立持久有效的教育机制, 使高校教师真正体会和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神圣性和严肃性, 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俞克新等.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与教改实践[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96:202.

[3]樊浩.教育的伦理本性与伦理精神前提[J].2001 (1) .

[1]樊浩, 田海平.教育伦理[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当代教学文化内涵之盘点与重构 第5篇

一、教学文化概念界定的困境与根源

教学文化是什么?教学理论或实践工作者的回答不尽相同, 他们或以教学文化的局部代替教学文化的整体, 或将其等同于教师的教学方式, 或将其看做是学生的学习方式, 或倾向于解释为师生的课堂表现。因为界定教学文化的基点不同, 所以研究者彼此争论, 无法在共同的话语平台上给教学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这不仅使教学文化概念的界定面临困境, 也给教学实践带来困惑。造成这种困境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因为教学文化内涵具有丰富性, 从教学文化的不同侧面介入, 就会形成对教学文化的不同理解。二是因为教学理论或实践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 造成教学文化概念的界定充满模糊和分歧。要么对教学文化理解得比较宽泛, 认为凡是与教学有关的现象都属于教学文化, 要么理解的相对狭隘, 缺乏抽象概括, 以教学文化的个别要素取代整体内涵, 忽视了对教学文化进行辩证的聚合思维, 导致了将教学文化实体化。因此, 他们身在教学文化之中, 感受到它的存在, 但对教学文化概念进行界定时, 又深感边界模糊, 力不从心。三是缺乏跨学科整合的理论视角。教学文化研究是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 借助于不同的理论范式, 所阐释的教学文化内涵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造成教学文化概念界定的多元化, 使人们在不同的层面上谈论教学文化概念。四是教学文化充满了动态性和发展性。它是个时间性、历史性、实践性和内在性的概念, 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其内涵也是随着时代精神的脉搏一起跳动。当今, 教育处于多元文化聚焦的社会, 各种文化思潮映射到教学实践领域, 形成了多元化的教学文化, 因此, 对教学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理解存在分歧在所难免。

二、当代教学文化内涵的盘点与反思

当前, 教学文化概念的使用比较混杂, 盘点教学文化内涵, 考察各种教学文化内涵界定的利弊得失, 有利于研究者和教学文化实践者清晰地解读教学文化, 并能够统合对教学文化内涵的认识, 生成自身对教学文化的独特理解, 以践履教学文化生活, 提升教学文化品质, 促进教学改革发生质的飞跃。中外教育界对教学文化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八种认识, 而每一种对教学文化内涵的阐释在特定的语境中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足, 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审慎地甄别。

从师生教学生活方式的视角来探析, 教学文化是一种教学主体的集体生活方式。它是由教师及学生构成的教学主体在教学实践中所创造的集体主体的文化, 是教学主体价值观的体现, 它自然地弥散于教学主体的生活世界。国内有研究者认为“教学文化是师生主要围绕课程在教与学的互动中构建的关于‘教与学’的价值体系及行为方式。”它“是教师与学生作为集体主体在教学互动中构建的属于师生集体的生活方式。”[2]这种观点强调了教学文化的动态生成性和主体创造性, 重视师生的生活世界和交往互动的生活方式, 关注了师生的价值理念, 但它没有区分教师和学生在互动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也忽视了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基于交往实践的文化价值, 忽视了教学文化既是教学主体生活的方式与过程, 也是教学主体生活的结果, 没有将方式、结果和过程统一起来。

从统合论的观点出发, 教学文化是一种有机整合体。这种观点认为“教学文化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师生相互作用形成的规范、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有机整合体。这表明课堂教学文化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习共同体, 需要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和互动, 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3]刘庆昌教授进一步认为教学文化是教学生活过程与教学生态环境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内涵界定突出了教学文化的整体性和有机性, 有利于认识教学文化内部各要素及教学文化内外部之间的关系, 但对教学文化究竟是由哪些要素有机整合而成却存在分歧。如上述界定, 有研究者认同由师生共同的价值观、规范、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有机整合而成, 也有研究者认为由作为核心要素的教学生活方式和支持性要素如教学集体无意识、教学风俗习惯、教学制度和教学思想等构成。由此可见, 对教学文化内部要素的研究仍不明晰, 也没有体现有机整合的机制, 属于静态的描述, 缺乏动态的视角。

从教学文化媒介的角度考察, 教学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有研究者认为“教学文化乃是对教学活动中师生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 (description) 与批判 (critique) , 是教学事件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为师生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支配的符号系统。”[4]这种观点强调了教学文化的象征性和批判性, 它基于“文化的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的判断[5], 以表意的符号系统与教学主体心灵和思维的关系来阐释教学文化的内涵。但这种以符号解释教学文化的观点, 有把文化符号当作文化本身的弊端, 有把教学文化符号的形式等同于教学文化承载的意义的嫌疑, 排斥了未符号化的物质文化和人的情绪、情感等心理文化因素。须知“符号也许只有一种提示作用, 符号提醒听者必须考虑他的思想中的某种思想。”[6]将用来表征教学文化的符号系统等于教学文化本身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从教学主体中教师教学的视界理解, 教学文化是一种教师文化。西方教育界在使用教学文化的概念时, 多指教师文化, 最早对“教学文化”下定义的是费曼·内姆瑟和福楼顿, 他们认为教学文化是教师们共享的信念和知识———信念是教师关于工作的“正确”方式, 以及对教学回报的看法;知识是指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方法。安迪·哈格里夫斯则认为, “教学文化由长期受相似支配和限制的教师群体中的信仰、价值观、习惯和假定的行为方式构成, 主要有个人主义文化、割据性文化、合作文化和共同掌权文化四种。”[7]这种教学文化界定强调了教师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信念、习惯和教学方式, 阐明了教师在教学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 它否定了学生也是教学文化生成与建构的主体, 试想如果没有师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建构, 怎么可能仅凭教师就能单向度地生成教学文化?因此, 笔者认为这种单一主体的教学文化观不足取, 它只肯定了师师的互动和文化共享, 而对师生互动交流和生生对话协商视而不见, 同时, 也不符合我国对教学活动本质上是“教”与“学”协同活动的一般认识。

从教学主体中学生学习的维度阐释, 教学文化是一种学生文化。国内有研究者认为教学文化的内涵“在于让学生初步形成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人文品质。……是期望一种‘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以及公民社会的塑造。”[8]教学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于引领学生学会生活, 引领学生追求理性素养和人文品质的协调发展。这种内涵界定突出了学生在教学文化形成中的主体地位, 指明教学文化要与时代主流价值合拍, 以形成学生生命与文化共同体,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但这种观点的弊端在于容易忽视教师在教学文化形成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抹杀教师是教学的管理者、引导者、促进者、组织者的角色, 弱化了师生交往互动是教学文化形成的主要途径, 低估了教师之间的人际互动在教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当前倡导新课程改革理念的过程中, 由于主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教学思想的盛行, 这种观点极易被误读和错误地使用而贻害四方。

从文化解释学的角度解读, 教学文化是一种解释和意义赋予的文化。有研究者认为“教学文化就是在共同解释的基础上, 人们赋予教学物化资源与教学行动方式的意义。” (董洪亮, 2008) 这一内涵界定认识到教学文化的主观性、可理解性和价值的赋义性, 阐明了教学主体是根据自身的知识来解释教学文化的, 因而会形成对教学文化的不同理解。教学文化也是某个意义共同体的价值与利益载体, 价值与利益不同, 对教学文化的赋义也不同。将教学文化看作解释和赋义的文化可以防止把教学文化符号等同于教学文化本身, 也可以防止教学文化泛化和实体化的倾向。但如果研究者从教学文化政治学角度追问教学文化的价值和利益是如何赋义的, 情况会怎样?由于对教学文化的理解是根据理解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涉入的, 这就容易导致对教学文化的理解滑入相对主义的泥潭, 成为“怎么都行”, 而且会突出教学文化的阶级性和集团性, 却忽视教学文化的其他特征, 不利于对教学文化的全面解读。

从体验哲学的思维方式观照, 教学文化是一种体验教学总体问题的方式。这种观点反对用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方式界定教学文化的内涵, 认为阐释教学文化概念的惯性思维方式妨碍了教学文化研究的深入, 主张“教学文化不应被看做是一种概念, 也不应被当做一种供参考的原则, 而是我们体验教学总体问题的一种方式。”[9]这种看法凸显了教学文化的体验性和实践性, 为我们从哲学视野思考教学文化问题提供了智慧。它的优点在于阐明了社会文化环境对教学文化的影响和规约作用;另一方面, 它也认识到教学活动的文化自主性, 因而主张教学过程中“通过自觉的文化追求和精神超越, ……重新整合价值与工具、信念与责任两种合理性”[10]。但这种观点的悖论在于否定教学文化被看做概念时, 研究者本身就在使用教学文化概念, 就在试图阐释自身所主张的教学文化的内涵。现在我们来反思一下这种观点所说的“体验教学总体问题”指的是什么?教学主体的教学生活难道没有囊括教学的总体问题吗?如果教学生活已经包括了教学的总体问题, 那么“体验教学总体问题的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说成体验师生共建的教学生活的方式?这就与第一种观点即教学文化是教学主体的集体生活方式有了某种联系和相似性, 一者是师生构建的生活方式, 一者是对这种教学生活的体验方式。体验属于一种自主性、实践性、反思性的方法论, 也就是说前者属于本体论的, 后者属于方法论。我们还不禁追问, 体验的主体又是谁?是教师和学生, 还是其他教育者或教育研究者, 还是教育领域外的“他者”, 拟或是任何人?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对教学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质疑和探讨。

从辩证统一的动态观探究, 教学文化是一种文化生成过程和生成结果辩证统一与相互转化的文化。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把教学文化界定为:教师引领学生通过参与创造性教学活动, 在理解与掌握人类知识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内化为有社会意义的价值观念、积极的思维方式, 并以语言符号和知识经验的方式创造性地体现出这种文化成果的内容。”[11]此种观点注意到教学文化是动态的生成过程与静态的生成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和相互转化, 也认识到对话、交往是形成教学文化的基本途径, 这种界定的方法是可取的。但研究者没有进一步论述教学文化的生成过程和生成结果是如何相互转化的, 对这种转化的内在机理也未提及, 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遗憾。

以上八种对教学文化内涵的阐释, 虽然它们界定的视角有别, 或静态描述, 或动态分析, 或动静结合, 但它们在揭示教学文化内涵时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都涉及了价值观因素, 而且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教学文化是在教师和学生对话交往的互动过程中构建的, 具有生成性特点, 但另一方面教学文化又是如此的含混、复杂、充满歧义,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给教学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我们仍然在试图界定它, 在自我认可的层面尝试搭建共同理解的平台, 来规范教学文化的内涵。

三、教学文化内涵的创生与重构

教学生活是教学文化孕育、生长的土壤, 没有教学生活的浸润, 教学文化的精神内涵将不免于贫乏;教学文化的发展遵循着教学生活的规律, 成为教学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 没有教学文化的凝聚, 教学生活就会鄙陋和粗俗。可见在教学生活中理解和体验教学文化, 促进教学文化内涵的创生和重构已成为教学理论与实践变革的基本诉求。当前, 教学生活内容极其丰富复杂, 教学文化类型多种多样, 各种教学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持续不断, 加之, 人们对教学和文化的理解充满歧义, 所以, 界定教学文化内涵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但只有以普遍的共同话语对教学文化内涵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具体地研究教学文化。因此, 笔者拟从教学文化构建的主体与目的、方式与中介、过程与结果等方面厘清教学文化的内涵, 探索教学文化的层次意义, 践行“教学即文化探究”的理论。教学文化是指“教学主体为了解放个性、完善人格、陶冶情操, 促进教学主体知情意行和谐发展, 加速个体社会化进程, 持续提升教与学的品质, 而以表意符号或象征符号为中介, 在社会文化的规范和影响下, 通过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在教学交往互动过程中多向交流而建构起来的教学生活方式”[12]。这种教学生活方式是师生经过协商赋义而生成的一种集体文化, 是教学文化生成过程与生成结果相统一的有机系统, 它一旦沉淀为师生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便会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形成持久的教学价值观念、思想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制度等。

这种重构的教学文化内涵实质上蕴含了以下四层意义:

首先, 教学文化创生的目的是为了营造和谐愉快的教学文化氛围, 培养全面发展而自由的人, 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成长, 持续改善教与学的品质, 使教学主体在智力结构、意志品德、伦理意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教学文化创生的过程也在实践着“教学即文化探究”的命题, 因为“教学的主旨即在探究存在于生活中的文化现象, 以便彰显与揭露其中的文化范型 (cultural patterns) , 使学生能顺利地完成‘文化建构’ (cultural construction) 的活动。”[13]教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和生存方式, 它自然地孕育和生成教学文化, 并触及人的精神世界, 关照人的心灵成长, 担负着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它的目的还在于激励人们探索知识, 追求真理, 涵养品德, 孕育情感, 创造美的生活, 激发生命的灿烂与辉煌, 并实现自我超越, 为达成“天下大同”的理想尽一份责任。

其次, 教学文化内涵揭示了教学文化建构的主体。教学文化建构的主体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学文化共同体, 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教学信念、价值取向、兴趣、心理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按照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关系结构可以区分出几种不同的教学文化模型, 包括教师之间的教学文化、学生之间的教学文化和师生之间的教学文化。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教师之间的教学文化, 因为它容易被我们忽视。教师向来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 (教师必须与文本互动形成个体的教学文化) , 也不只是带着个体的教学文化走进教室的, 当他在集体备课或与其他教师质疑问难、交流心得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教师之间的教学文化, 他会将他人的有益的教学文化吸收内化, 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展现。

再次, 它内蕴教学文化建构的方式与中介。哈贝马斯认为文化是以符号为中介来表征的, 教学文化正是以表意符号或象征符号为中介, 通过教学主体的交往行为而创生的教学生活方式, 它也是教学主体集体文化生成过程与生成结果的辩证统一。因为教学文化的生成、存在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性和现实的空间性并存的关系存在, 它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与教学生活的过程和谐地建构在一起, 将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规范、传统、行为方式、思维结晶加以对象化, 内化为教学主体自身的文化因素, 并在现实的教学活动和社会实践中以崭新的面目显现。在这种建构过程中, 教学主体间交往互动, 对教学生活和人类文化成果形成共识, 达成理解, 并经过持续的内化, 沉淀为教学主体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最后, 它将教学文化构成要素整合为有机系统。教学文化是由教学的思想信仰、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习俗制度等构成的有机体。教学的思想信仰是人们所秉持的理性精神和教学的目的、价值、理想与信念, 它集中反映了教学的认识倾向, 决定了教学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教学思想的正确与否关涉到能否形成开放、民主、反思性的教学文化。教学的价值取向表明教学是价值负载的文化活动, 它是教学思想信仰的表现, 通过教学行为与心理活动加以呈现, 指引着教学活动的发展方向。教学行为是教学文化的外显形态, 它内蕴着教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 是教学文化的行为表征, 可以说教学中有什么样的教学文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教学行为。教学行为也必须遵循教学的习俗制度, 这些习俗制度规范、引导着教学生活方式, 成为教学文化的有机构件, 每次教学文化的变革都会相应的引起教学习俗制度的重建。教学习俗制度是教学历史积淀的产物, 具有社会文化的意蕴, 反映了教学伦理和教学秩序的传统和现状, 顺应时代发展的教学习俗制度能够促进教学文化的持续进步, 反之, 就会成为教学文化变革的障碍。正是由于以上这些教学文化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才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整体性、系统性、有机性的教学文化。

总之, 教学文化契合时代精神, 引领教学活动, 规约着师生的教学生活。我们只有在比较中厘清教学文化内涵, 建构教学主体自身有关教学文化的独特理解, 并尊重教学文化实践的准则, 才能“使教师善待学生, 避免学生沦为精神的受难者, 使学生善待学习, 避免学习沦为精神荒芜的旷野。”[14]唯有如此, 教学才能成为有文化的活动, 学校也才能成为师生幸福生活的乐园。

摘要:教学文化内涵的界定面临困境, 充满分歧与矛盾, 根源在于教学文化丰富复杂、研究者存在认识上的局限、缺乏跨学科整合的理论视角和教学文化自身的动态发展。详细分析当前八种教学文化内涵界定的利弊得失, 可以启迪我们从教学文化的主体与目的、方式与中介、过程与结果方面重构教学文化内涵, 阐明其意义。

当代重构 第6篇

《北方的河》采用主观抒情笔法, 通篇以第三人称“他”作为叙述视角建构文本。“他”, 一个有着插队经历、刚刚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 但因为不满“计划经济”分配到的工作而立志报考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的北京大龄青年。作品始终紧扣北方的几条大河的意象建构解构主人公“他”在考研道路上直面的种种人生选择与挑战。“他”在考研道路上有过苦闷的迷茫, 有过痛苦的反思, 甚至有过真切的顿悟……但有意思的是, 作家“胆大妄为”地把主人公“他”的这些人生体验通通融入“河流”的形象建构之中, 最终使“河流”与“他”完全融为一体。

解构与重构作品, 我们清楚地知道, “北方的河”除了以具象形式出现的四大河流之外, 文本中还有以背景形式出现的无定河及贯穿主人公“他”整个心路历程的额尔齐斯河。在六条大河中, 最神秘的莫过于额尔齐斯河。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对它进行正面描绘, 但它有如文章的“线索”贯穿整部作品。主人公“他”最初就是因为它的神秘而爱上了河流, 从此与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河流是神奇的……在阿勒泰插队的时候, 你总是尽量找和额尔齐斯河有缘分的活儿干。你抢着去沼泽里寻找丢失的挽马, 顺着河岸的土路运送粮食。六月的时候野花开了, 你迫不及待地下河游泳, 后来你习惯了那冰水刺骨的激流……探亲回北京的时候, 你上瘾似的见一条河就横渡一条河, 后来———完全是命里注定, 你横渡了那条黄河”[1]104。当得知徐华北爱上女记者时, 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你的那些故事还留在额尔齐斯河边上……那条流往北冰洋的河看重诺言和情义, 也看重人的品质”[1]。“额尔齐斯河是被哈萨克的真挚情歌和阿勒泰山的雪水养大的, 它一直浩浩荡荡地流向北冰洋。你不应该写它, 额尔齐斯河是坚强、忠诚和敬重诺言的”[1]152。作者在文本建构中一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及额尔齐斯河, 这或许是作者源自于新疆的偏爱, 源于对“自由而宽广”的额尔齐斯河的无限钟情。伴随作者意识的流动, 额尔齐斯河自觉不自觉地“异化”成了主人公“他”超越自我的人生新起点。

当然, 额尔齐斯河作为北方大河谱系的真正起源, 在文本建构过程中, 源于河流整体意象的观照, 作者自然地把它移植到了民族意识形态的审美建构中, 但仍徘徊在世俗认同与民间理想之间的作者, 真正的自我意识形态还没有形成鲜明的国家立场与民族意识, 所以文本中对额尔齐斯河不断提及, 最主要的原因是主人公“他”对新疆的特殊情结。主人公“他”年轻时游历陕北始于新疆;再次横渡黄河的壮举也是源于“他”新疆插队时喜欢上了游泳———新疆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 面对逆境, “他”想得最多, 也是最能平衡其现实压力, 最终给他信心和勇气的自然是“北国的额尔齐斯河”。甚至很多年以后, 当作者在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审美之间痛苦抉择时, “能提供给他信念支撑、情感认同、心气相通的还是来自于孕育了少数民族文化、深具边疆气质的额尔齐斯河”[2]。很显然, 文本的象征性意蕴为我们“多义性”地解读“额尔齐斯河”提供了可能。“张承志当年为了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来到新疆, ‘那次阿勒泰之旅, 巨大地扭转了他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他把研究报告写成了散文, 并且暗暗决定了文学地表达思想的方向’……而张承志多年来投入最多研究热情的正是中亚文明史和世界政治格局”[2]。所以, 几乎被当代批评家们淡忘了的额尔齐斯河无疑是主人公实践人生的精神载体, 在作品中具有整体意象的生命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伴随当代社会历史性的话语转型, 挑战传统文化已经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正是在这种“时尚”的文化大语境中, 徘徊于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 内心充满矛盾的作者在额尔齐斯河这一意象的观照之下, 对“当下”北方的其他四条大河进行了理性的整体性建构。

黄河, “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从天的尽头蜿蜒而来……它深在谷底, 但朦胧辽阔, 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为它折腰膜拜的大自然”[1]86。黄河的宏大气魄震撼人心, 它“鬼使神差”地让主人公“他”走上了考研之路, 走上了一条挑战自我并不断超越自我的人生之路。行走在考研道路上的“他”, 每当遇到困难而深感痛苦、迷茫的时候, 黄河, “整条黄河都变红啦, 它烧起来啦。他想, 没准这是在为我而燃烧”[1]。“黄河, 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 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溶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 他看见了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1]。“黄河”总是给予他人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但岁月不饶人, 当他再次横渡黄河时, “渐渐他觉得两臂上的三角肌发酸……伙计, 你在衰老。他突然觉得满心凄凉。十几年流逝得像这黄河水, 你还没有长成人, 你的肉体就已经开始要背叛你。可是我的青春别想背叛!‘妈的, 我活着就不让你背叛!’”[1]100一句“妈的, 我活着就不让你背叛”, 形象地建构出了主人公“他”饱含生命意义的对理想和信念的价值追求;一句“我的青春别想背叛我”的人生体验, 更是深刻地重构出了一代青年人超越自我的精神图腾。

湟水, 行文中作者对它本身的着墨并不太多, 而是通过对湟水流域人文景观的描写间接地展现它的精神品格。“弯曲的湟水河滩、原始森林消失后变成的台地、土壤、植被、引湟水浇灌青杨树的老头、暴晒在阳光下的黄土浅山、水沟里的满满的彩陶碎片、彩陶上神秘无言的象形人……”[1]100透过这河滩的人文景观, 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湟水文化的悠久与厚重, 更让我们感知到了“世上的事情多么拗人心意啊, 生活常常是这样残缺”[1]111。当“他”寻找姓高的老汉而老汉已经“没了”时, “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你死啦, 自然而平和。你没能指望上这片小树林子。彩陶片汇成了一条河, 青杨树却还很细嫩。你早忘了曾经对一个尕娃讲过你的心事, 你就这样悄悄地死啦。但我相信你一定非常宁静, 因为此刻我的心里一片宁静。看这湟水, 虽然它冲刷着黄土的陡崖, 拍打着河里的石头, 但我觉得它充满了宁静。”[1]11此刻, 湟水给予“他”的宁静、祥和, 何尝不是其生命历程中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

永定河, 一条看似“可怜巴巴”的河流, 但是它“微微掀起的涟漪”又不停地述说着它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永定河没有屈服, 他想, 这并不是一道屈辱的、驯服的潜流。听那石头落水的声音, 那声音里饱含着深沉的艰忍和力量。永定河没有屈服, 它不像你, 原来, 你完全配不上这些北方的河。你就像你那些诗句一样干瘪和轻狂, 你只会在顺利的时候充满自信, 得意洋洋”[1]165。在与永定河的精神对话过程中, 主人公“他”不但学会了坚强, 而且获得了不断战胜自我的勇气。当面对母亲生病住院、没钱去不了梦中黑龙江……徐华北横刀夺爱的困难与挑战时, “他”似乎能完全感知到来源于永定河的生命力量:“你应当变得深沉些, 像这忍受着旱季干渴的河一样。你应当沉静、含蓄、宽容……在号角吹响的时候, 带着惊雷般的愤怒浪涛一泻而下, 让冲决一切的洪流淹没这铁青的砾石戈壁, 让整个峡谷和平原都回响起你的喊声。”[1]永定河这气吞山河的精神力量与品格正是当代青年苦苦追求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诉求。

黑龙江, 主人公“他”“一想到这个名字就会心荡神移。那可是一条迷人的巨川啊, 完全是由一条黑龙变成的大河”[1]135。主人公在与现实的不断对话过程中, 黑龙江像“北方大地燃烧的烈火”已经变成了“自己的血脉”。虽然现实暂时挡住了“他”迈向黑龙江的步伐, 但是黑龙江永远是其心中追寻的最美的梦, 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 在赴考的前夜, 主人公“他”终于梦见了那条冰封半年之久正在开冻的“黑龙”, 黑龙“一声低沉而瘖哑的、撼人心弦的巨响慢慢地轰鸣起来。整个雪原、整个北方大地都呻吟着震颤着。迷濛的冰河开冻了。坚硬的冰甲正咔咔作响地裂开, 清黑的河水翻跳起来……这河苏醒啦, 黑龙正在舒展筋骨。他默默望着眼前这可怖又迷人的大河, 黑龙江解冻了, 黑龙就要开始飞腾啦”[1]185。梦中的主人公终于看到了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 于是“他紧紧攥住拳头, 脸上现出幸福的笑容。他知道自己已经启程了, 他感到力量正在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骨骼中蓄集。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正在继续获得青春”[1]186。黑龙江在文本中一直是以希望的形象出现的, 它是激发主人公斗志的真正动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 主人公“他”在青春与希望的碰撞中, 最终寻找到了超越自我的人生方向。

综上所述, 《北方的河》以其诗意的语言、沉郁的抒情风格和超越自我的理想主义气质形象、生动地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在北方阿勒泰草地上自由成长的少年, 一个在沉重劳动中健壮起来、坚强起来的青年, 一个在爱情和友谊、背叛与忠贞、锤炼与思索中站了起来的战士”[1]172的生命历程。“北方的河”这一整体意象视域中的额尔齐斯、黄河、湟水、永定河及黑龙江, 共同构建了当代青年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生命精神。

参考文献

[1]张承志.北方的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当代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与重构 第7篇

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很早就把诚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 以至于可以“去兵”、“去食”, 而不可以无信。同时, 诚信又是全人类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诚信, 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们的诚信状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从总体来看, 当代大学生的诚信状况是好的, 是积极向上的, 然而近些年来,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 我国在校大学生有2000多万, 他们的诚信意识、诚信品质、诚信行为, 关系到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 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一定意义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胡锦涛总书记特别重视大学生的诚信建设, 要求切实加强诚信教育, 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守信意识, 使大学生提高守法守规的自觉性, 认识诚实守信的品德是立身之本、做人之道, 树立守信为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 讲诚信、讲道德, 言必信、行必果。”

二、大学生成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一) 弄虚作假严重。

大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是普遍的不争的事实, 而且作弊者队伍越来越庞大, 手段也越来越先进, 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以赚钱、营利为目的, 有组织、有中介的“职业枪手”队伍;抄袭作业、论文移花接木、假想实验数据等等对于不少大学生是家常便饭, “天下文章一大抄, 在于会抄不会抄”、“文章=剪刀+浆糊”的观点, 在大学生中的认同率极高;为了在双向选择的就业竞争中找到好的归宿, 不少大学生在个人履历表上大做手脚。于是招聘会上人人都是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 人人都有一叠荣誉证书, 人人都有一流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在评奖评优上, 在入党、竞选干部、保送研究生等问题上, 一些大学生不是靠实力去争取, 而是想法设法请客送礼, 投机取巧拉关系。弄虚作假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严重挫伤努力学习同学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是学生水平下降。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就业。在北京、上海、广东的人才市场, 大多数用人单位不愿意要应届毕业生, 认为他们有文凭没水平。

(二) 信用意识缺乏。

据调查, 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坏账比例高达10%, 远远高于普通人1%的比例。由于坏帐率过高, 今年4月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被银行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更有甚者, 少数大学生隐瞒家庭真实情况, 出具虚假贫困证明骗取助学贷款。这些骗贷逃贷的行为, 致使后来的贫困大学生上大学之路越发艰难;恶意欠费现象在许多高校普遍存在, 所欠金额每年都在递增;大学生中任意变更、撕毁就业合同的行为时有发生, 不少大学生签约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户口问题, 有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一旦目的达到便不辞而别, 让招聘单位措手不及, 防不胜防。据报载, 目前大学生就业遭遇诚信危机, 违约罚金已高达3万元。随意违约的行为, 致使一些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一些用人单位明确表示, 从此不到该校招人。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建设的对策

大学生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要把诚信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各方面, 体现到教师教书育人的各环节。有计划地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有目的的培养大学生的诚信观念, 有意识地深入挖掘诚信的教育资源, 激励诚信意识, 培养诚信品质。

(一) 营造氛围是诚信重建的前提。

教育是在社会大环境下进行的, 没有与教育的目标相一致的环境, 任何教育都是苍白无力的, 因此, 营造一个政府讲诚信、公众讲诚信、人人讲诚信的社会大环境非常重要。要充分认识诚信是大学生健康成才的基础保证,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而把诚信重建摆上议事日程, 切实抓好抓好;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宣传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使诚信理念深入人心。

(二) 加强教育是诚信重建的重点。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两者缺一不可。从家庭教育来看:首先父母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做好诚信的表率。其次要把智育放在首要的位置来抓, 从小抓好孩子的品质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 要改变重智轻德的现象, 把诚信教育纳入学校德育教育体系, 贯彻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 从入学教育到毕业教育, 从德育课到基础课、专业课, 从日常行为管理到各项校园活动, 都要把诚信的内容加进去, 让诚信的意识渗透到方方面面, 渗透到每个角落。对学生的管理上, 每个教师要各司其职, 不论是班主任还是普通教师, 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一般干部, 都应该义不容辞。在对每个违纪学生的处理上, 要根据校纪校规从严处理。要着眼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 引导他们自觉加强学习与思考, 将诚信教育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动;要大胆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最新的管理方法, 拓宽教育的领域, 使教育工作覆盖和渗透到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克服片面硬性灌输的方法, 由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转变为平等、民主的关系, 使教育过程成为自主的接受、自主的发展、平等的对话、进而和谐的解决问题。

(三) 完善机制是诚信重建的保证。

制度问题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 诚信重建不仅要抓好教育, 培育诚信理念,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 对失信行为进行规范、引导、监督、约束和制裁。诚信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制定信用体系及制度的基础法律, 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法规, 制订对欺诈行为的惩处办法等等。从社会来看,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对信用评估体系和失信惩罚机制的探索, 如上海市政府已于2000年在全国首创个人联合诚信体系, 2002年上半年, 又建立了企业联合诚信体系;2003年11月, 中国人民银行拟定了诚信管理条例草案等等, 这表明诚信立法是大势所趋。作为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的高校而言, 有条件也有必要建立诚信教育机制。目前有很多大学如上海大学已建立国内首份大学生信用档案, 天津师大推出学生诚信评价体系等等。

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学生诚信档案。诚信档案如实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品行说明、学习成绩、信用记录、奖惩等情况, 实行电子化管理, 在学生毕业时, 信用档案跟随学生人事档案一并交给用人单位, 从而将学生的信用纪录延伸到社会。二是诚信评估机制。对大学生的诚信状况进行定量记载和定性评价, 根据评估情况, 适时开展各种教育活动, 使诚信教育措施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有针对性, 更趋于合理。三是诚信奖惩机制。将诚信的状况与评奖评优、入党等相结合, 对失信行为采取限制评优、贷款等。

参考文献

[1].张雪梅, 增强全民诚信意识塑造民族道德形象[J].宿州师专学报, 2002

[2].贺志军, 黄飞.从欠贷不还现象看大学生诚信教育[J].江西教育科研, 2007

[3].网络资源:浅谈当代大学生诚信的缺失与重建http://wen-ku.baidu.com/view/801750641ed9ad51f01df221.html

当代重构 第8篇

一、当代大学生德育“生态危机”现状

1. 诚信意识缺失, 投机意识增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经济利益, 甚至是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利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和不诚信的作弊行为的时常发生, 对当代大学生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导致一些大学生在诚信和道德养成方面出现缺失。例如, 有些学生在考试中屡屡作弊, 手段高明;有些学生在论文中采取剽窃的做法, 诚信缺失严重。这些做法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形象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对于大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不利的。同时,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复制的群体, 不良作风和诚信缺失在大学生群体内复制, 最终导致了大学生群体在德育方面的“生态危机”。另外,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求学阶段, 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不强, 对自身正当权益缺乏维护意识, 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 但同时有些大学生又对于投机这一行为乐此不疲, 甚至有些学生还深谙其道。例如, 有些大学生假冒贫困学生, 冒领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 导致大量学生投机造假。

2. 理想信仰缺失, 功利意识增强。

市场经济形势下, 竞争机制使得大学生更加看重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 精神层面逐渐淡漠, 情绪无法控制, 理想信念不断缺失, 而理想信念的缺失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方面出现偏差, 从而出现类似“大学生沉溺于网络”、“大学生因为感情而跳楼自杀”等新闻的出现。同时, 由于当前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 一部分高校更加注重大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 片面追求就业率的提升, 而忽视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训练和提升, 导致一些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偏差, 在行为上随波逐流, 甚至遇到事情都要索取回报, 对于没有利益回馈的事情都不屑于顾。例如, 当前以大学生为主力的志愿者活动, 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参与其中的目的和动机却并不单纯。志愿者的本质是自愿参加, 但是有调查显示, 当前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更多是为了增加自己综合测评的分数, 进而为获得奖学金增加筹码。功利意识的增强正在侵蚀着当地大学生的理想和信念。

3. 理性爱国意识缺乏, 极端心态增强。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都应该做到的, 是各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撑, 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尤其是近些年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之后, 各民族人民更加团结一心, 抒写了一篇民族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 这其中当代大学生作为热血青年更是将自己爱国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 不可否认, 有些学生在这其中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表现了自己狭隘的一面, 甚至有些极端的表现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例如, 在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中, 有些学生走上街头打砸店铺, 烧毁日货, 打砸日产汽车, 甚至在网络上表现浮躁和骂人等等, 这些都是缺乏理性的爱国行为。而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缺失也导致了当代大学生理性爱国意识的缺失, 纵容了极端心态和狭隘爱国热情的发展。狭隘的爱国行为对于理性的爱国见解无法理解, 心态也极为极端, 这种行为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误导, 也与当地大学生的身份极不相称。

4. 集体主义意识缺乏, 个人意识增强。

当前大学生大部分是“90”后, 在家是独生子女, 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中, 对于集体观念和集体意识相对单薄, 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得失和个人利益, 在遇到利益问题时, 个人主义则更加突出。同时, 由于高校德育教育的缺失, 使得当代大学生出现一个共同现象, 即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对于无论是学校的还是班级的集体活动都充满热情, 当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涉及个人利益方面的事情, 集体活动有了选择性, 大三学生对于班级活动和集体活动已经很少参与, 专注于个人生活的学习, 集体意识逐渐缺乏, 个人意识逐步增强。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 当代大学生在德育方面正在逐步迷失自我, 德育的“生态危机”正在逐步蔓延, 高校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势在必行。

二、当代大学生德育生态危机的原因

1. 社会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和矛盾凸显期, 一些社会问题较为突出, 社会风气浮躁, 大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加大压力。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大学生感到茫然, 甚至产生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一些社会媒体为了利益或市场需要, 对学生发展也起到了不好的影响和引导。

2. 家庭原因。

经济发展的需要, 使得大部分学生家长疲于工作, 不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关注孩子, 从而忽视了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90”后的独生子女时常感到孤独, 再加上父母的宠爱甚至是溺爱, 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人格成长方面不够健全, 无法正确判断周围影响的正确与否, 在精神层面逐渐迷失自己。

3. 高校原因。

当前各个大学在不断扩充自己占地面积的同时, 却忽视了学生精神层面的建设。虽然各个高校都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 大肆修建图书馆和体育馆等设施, 但是当代大学生在物质文化的背后却感受不到高校精神文化的意义, 忽视了对于学生精神层面的培养。

三、当代大学生德育重构的路径探究

1. 营造德育校园文化, 增强德育的感染力。

高校德育教育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这一良好载体。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具有很好的帮助, 同时对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开展校园文化时, 高校可以利用各个社团和学生组织, 设计学生喜闻乐见又具有较高品位的文化形式, 把握其内涵, 紧扣其主题, 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节这一特殊形式, 让学生在自己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将德育教育巧妙地融入其中, 陶冶大学生情操, 提升当代大学生品质。同时,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 要注重对文化节典礼和仪式的把握。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融入其中, 提升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念, 凝聚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 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 缓解大学生在德育方面的“生态危机”。

2. 提升高校师德师风, 增强教师榜样力量。

高校教师是当代大学生的引路人, 高校教师的素质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因此, 要化解当前大学生的德育“生态危机”, 就要不断提升对高校教师在师德师风方面的教育, 增强高校教师对当代大学生的榜样力量。一方面, 高校教师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现代通信手段与大学生进行深入交流, 及时了解和发现当代大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当学生遇到困难时, 教师要以朋友的身份帮助学生, 使他们不再感到“精神孤单”;另一方面, 教师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相关的心理健康咨询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心态, 正确认识自己, 提高自己在精神层面的认知,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加强学风建设和职业规划教育, 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远大的奋斗目标。

高校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学风,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不仅包括学习专业知识, 同时也包括学习如何做人。良好的学风对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 能促进大学生积极利用学习充实自己, 有效遏制大学生精神缺失的出现。加强职业规划教育, 引导学生规划未来, 在充满动力和紧迫感的学习氛围中一步步完成自己的目标。有了环境的感染, 有了追求, 精神上就有所寄托, 学生就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化解德育“生态危机”。因此, 要多管齐下夯实学风建设的基础, 真抓实干地开展好职业规划教育。

4. 加强正面的引导教育, 发挥好媒体的宣传作用。

媒体对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较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 强化媒体的正面宣传与引导, 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刻不容缓。媒体要认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认清一些负面报道可能对当代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发挥引导作用前先要树立正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客观理性地评价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尽可能地不去营造投机、走捷径的社会氛围, 以免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客观地呈现新闻, 不要擅自强化个人的主观色彩, 有选择性地选择材料, 不盲从市场的低价需求, 起到正确引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驱者作用。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当代大学生在德育方面遇到了“生态危机”, 在精神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失。面对当代大学生在德育方面的危机, 高校如何化解, 一直是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点。本文就当代大学生德育生态危机的现状及表现进行了探讨, 研究了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 并对此提出了化解路径, 希望能在高校德育创新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德育,大学生,生态危机,化解路径,高校教学

参考文献

[1]杨金远, 任为民.大学生德育教学插曲的来龙去脉及思考——中国梦的坐标法解读与畅想[J].吉林化工学院报, 2013, (12) .

[2]何毅亭, 高柳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当代重构 第9篇

汉字书写类真人秀诞生于“键盘拼写”、“全民失写”的当代社会, 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充分发挥, 并通过汉字知识的趣味性和竞技化传播, 使当代中国人特别是脱离义务教育阶段的成年人认识到汉字书写能力的衰退问题, 并在寓教于乐的节目内容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 节目播出过程中所监测到的汉字文化传承危机, 在电子媒介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 具有醒世鸣人的意义。在我国, 作为电视媒介产品的汉字书写类真人秀, 所传播的汉语文化作为普遍性的“知识”能够适用于“知沟”理论, 本文将结合“知沟”假说的相关论点对汉字书写类节目进行深入剖析。

一、汉字书写类真人秀对“知沟”假说的适用性

在人类社会进步与变迁的过程中, 信息的获取与观念的更新起着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它影响着人类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行动。但随着经验数据的积累, 研究者发现大众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能够被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同时接受, 受众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存在差异, 即存在“知识沟”。由蒂奇诺等人提出的“知沟”假说 (“Knowledge gap”hypothesis) 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得信息。因此, 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3]该假说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解释了大众传播的功能, 用该框架解释知识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不均问题, 将其归因于社会经济地位等宏观层面因素, 但忽视了个人即社会成员的主观意志因素。韦尔 (Tom Weir) 则从个人需求的微观层面进行研究, 认为人们之所以获得某类信息, 兴趣比教育的作用更大。由此, 知沟形成的诱因并不是单一的, 知沟的存在既是社会经济结构不均衡的结果, 也是个体自治和差异化发展的结果。

蒂奇诺等人认为影响知识沟的变量包括大众媒体的报道量、个人知识量、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程度) 、时间、议题性质、冲突程度、社区结构和媒体报道模式等。大众传媒作为影响知识沟的其中一个变量, 并不是导致知识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却是加深或缩短知识沟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在关于知沟理论的适用媒介探讨中, 有观点认为经典知沟假说主要针对印刷媒介, 而电视的使用则与教育程度关系不大, 其主要功能是娱乐, 对知沟的扩大或缩小影响甚微。此外, 随着电视教育类节目的出现, 知沟假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研究中需要涉及电视教育类节目的多种传播功能及特性, 进行更为复杂和综合的考量。

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书写类电视真人秀中“汉字”是其主要传播的知识, 而笔者认为汉字作为普遍性知识适用于“知沟”理论。汉字是我国的官方文字, 是各类媒体普遍使用的文字, 以普通话的大量推广为基础, 汉字也是我国各民族的通用文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汉字的习得最初来自于家庭教育, 继而是学校教育,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是对汉字大量掌握与维持的时期, 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则是对汉字知识的充实和发展时期。因此, 教育程度和知识储备是影响汉字认知与书写能力的最关键因素。其次, 汉字的掌握不仅仅来自于教育, 也与个体的媒介接触、个人兴趣发展息息相关。汉字书写能力并不是一项专业性、面向特定受众的高深知识, 而是一项基本能力, 是“知沟”假说中所囊括的普遍性的“知识”, 汉字书写能力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个体间存在着“知识沟”。

二、汉字书写类真人秀对汉字“知沟”的呈现

在经典知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蒂奇诺等人曾提出该假说可能不适用于电视这种媒介, 并将电视称作是某些领域的“知识均衡器”, 在一项关于儿童电视教育节目《芝麻街》的研究中发现, 虽然前三种收视量的数据证明了知沟假说, 但是经常收看该节目的家境穷困的儿童与富裕家庭儿童相比, 进步的分更高, 二者的知沟也在缩小。[4]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 知识沟是否存在?中国的电视文教节目又对知识沟起到怎样的作用和反作用呢?

汉字书写能力的差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类比蒂奇诺等人列出的影响知识沟的变量, 并结合第一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视频的内容分析, 笔者对节目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 (1) 、社会经济状况、个人兴趣与积累、媒介使用习惯、记忆时间等方面进行考察, 对影响汉字知沟的变量进行验证与总结。

(1) 社会经济因素。汉字听写大会的参赛选手为全国各省份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该阶段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是汉字的积累与维持阶段, 对于一般学生而言, 汉字的掌握主要是通过这一阶段的课堂教育。在我国, 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第一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复赛第八场为例, 西藏队与江苏队形成对比, 西藏队选手场上书写的迟疑时间要大于江苏队选手, 而正确率则低于江苏队 (因节目剪辑与播出时有跳过。因此, 不能完全统计出每队选手的正确率与上场次数) , 汉字掌握量与熟练度不及经济较发达、教育水平较高的江苏队选手。在每位西藏队选手上场之前, 节目组都配有短片, 介绍选手的家庭背景 (见表1) , 无一例外家庭经济状况均较差, 这一表现手法也出现在对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区选手的介绍中。而对于其他地区的选手, 只有表现优异、个性突出的学生才配有短片。整体来看, 经济条件较好、教育水平较高地区学生的个人素质、汉字书写能力要高于贫困地区学生。从决赛入围的选手省份来看, 主要来自江苏、浙江、河南等经济水平较好的教育大省。由此推及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汉字书写能力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2) 个人兴趣因素。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 经济发达地区江苏队的80号选手、湖南队的66号选手、浙江队的151号选手, 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贵州队的36号选手、内蒙古队的92号选手等都是家庭教育良好、个人文字功底扎实、知识面开阔、整体素质较好的选手 (由节目短片与选手台上表现得知) , 此外, 有的选手家庭条件并不好, 但是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 在同队同等教育程度的选手中脱颖而出。因此, 个人兴趣与积累因素可以超越社会经济地位, 成为影响汉字书写“知沟”的决定性因素。

(3) 媒介使用习惯与记忆时间。参赛的初中生往往能够写出偏难怪的生僻字, 而“场外成人书写率”极低与场内中学生快速、正确的书写能力形成鲜明对照。一般来说, 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两类人群, 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对知识的掌握高于教育程度低的人群, 而在节目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状况。当然, 在电视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 我们不能完全推测出真实环境下成人的正确书写率是否低于中学生, 但是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拼音打字”, 导致汉字书写能力不断下降却成了一个普遍事实。从个体的纵向发展来看, 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学生们其媒介接触与使用电子媒介的总时间要远远低于成年人;另一方面, 成年人对于汉字的记忆受到遗忘曲线的影响, 加之不经常书写汉字, 对知识的重复率低也更容易导致遗忘, 长此以往降低了汉字书写能力;相反, 中学生在汉字书写方面却一直得到强化, 特别是节目中的优秀选手更是经过了长期而周密的汉字书写训练, 在电视媒介语境下能力得到加强。因此, 成年人与中学生之间产生了“反知沟”现象。

汉字书写能力的知识沟在拟态环境中被呈现出来, 通过“真人秀”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环境下的“知沟”存在。在影响该“知沟”的变量中, 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个人兴趣因素、媒介使用习惯与记忆时间因素, 三方面共同构成了影响当下我国汉字书写“知沟”的变量体系。

三、汉字书写类真人秀对汉字书写“知沟”的重构

知沟理论的研究发现, 媒体报道得越多的话题, 越容易产生知沟现象, 媒体报道较少的话题, 反而不容易出现知沟。这说明, 如果仅仅增加传播中的信息量, 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结构带来的传播技能和兴趣上的差距, 不但无法消除知沟, 反而会增大知沟。[3]延伸到汉字的传播过程中, 如果一味增加汉字传播量而不提高认知能力、重视度和兴趣, 那么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不同媒介使用习惯的人群间, 汉字书写能力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一传统文化类电视真人秀兼具教育性、娱乐性、互动性的特质。“书写的文明传递, 民族的未雨绸缪”是汉字听写大会的核心所在, 该节目旨在提示当下“全民失写”的局面, 将汉字书写提到受众所关注的地位。节目中呈现的汉字量巨大,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受众的认知和书写能力;但另一方面, 节目中时有“荦荦大端”、“炭疽杆菌”、“踆乌”等使用频率较低的偏难怪词出现, 对于电视受众中教育水平较低、编码与解码能力较差的受众群体来说, 这些词语很难被习得和长久记忆, 而教育水平较高的受众则较易接受, 且相对来讲能够长时间记忆。在传播内容难度偏向于高水平受众时, 汉字书写能力的“知沟”将被拉大而不是缩小, 但整体水平可以得到提升。

同时, 电视真人秀的娱乐性成为节目教育功能的一个有机补充。关于汉字听写大会是否“娱乐”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总监金越介绍:“这不是一个秀场, 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非常单纯、简朴, 但却可以吸引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与, 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5]尽管主办方并不承认其“秀”的成分, 但汉字听写大会却符合“真人秀”节目的标准, 既有竞赛的激烈冲突, 又有对参赛者个人性格、兴趣、故事的真实再现, 并且不排除诸如“家庭条件恶劣因此奋发图强、父母亲人过世从而获得动力”等煽情性内容。此外, 在第二现场的辅导老师与退场队员或激动或遗憾的肢体、表情、语言反馈, 以及第三现场主持人与客座嘉宾对汉字内容的解读与讨论都为节目增添了娱乐化的元素。但总体来说, 节目所呈现的状态是真实和质朴的。这样一档教育类真人秀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节目的可看性。“寓教于乐”更利于受众的选择性记忆, 或能缩减受众间存在的知识沟。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汉字书写类节目还具有很强的互动性, 观众可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自行跟随书写, 考察自身的书写能力, 也有观众在收看节目过后将手机输入法改为手写, 意识到电子媒介“打字”拼写可能带来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 并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了汉字的书写练习。《汉字英雄》则在比赛规则上更为复杂, 且更加符合电视真人秀的标准, 由个体对抗而不是团体较量带来的戏剧性冲突更能够吸引受众眼球, 加之该节目聘请了马东担任节目主持人, 于丹、高晓松担任“汉字先生”, 三人风趣幽默的主持与评论风格也为节目聚集了不少人气。汉字书写类真人秀节目通过游戏的方式增加了受众对汉字书写的兴趣, 在互动、游戏的过程中, 现有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个体差异是被弱化的, 不同难度的汉字在节目中平等地呈现给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群, 通过比赛的平等交流和台上台下的平等互动, 都能够增加全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于汉字书写的重视和兴趣。这无疑将全面提升汉字书写的重要性, 从而降低受众间的知识沟。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总导演关正文表示节目追求的并不是收视率, “我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多方言国家, 汉字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重要工具, 一年一度的汉字狂欢, 它的意义甚至超过汉字本身。”[6]正如其所言, 汉字书写类真人秀通过汉字这一文化纽带, 增强不同地区间的交流, 呈现出一种和谐相处与融合之势, 其教育性、娱乐性和平等互动性的特点也有效缩小了汉字书写方面的知识沟, 部分弥合了资源与权力分配不均带来的文化水平差异。

汉字听写类真人秀节目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影响“知沟”的变量体系, 弱化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在提升个人兴趣与影响媒介使用习惯的同时, 能够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力。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 电视教育的碎片化、竞技化、娱乐化传播无法真正消弭现实环境中的知识水平差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汉字听写类真人秀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缩短“知沟”、弥合差距, 电视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游戏和比赛无法替代系统而规范的汉字文化教学, 但作为一种日常教育的有效辅助手段, 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

摘要:本文以影响“知沟”理论的诸多变量为切入点, 对当代社会“知沟”的存在进行论证。汉字书写类节目语境中所呈现的知识习得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前我国仍存在着汉字认知方面的“知沟”。文章试从大众传播功能理论出发, 针对其教育、娱乐、环境监测等功能方面, 探究汉字书写类真人秀对现存“知沟”的作用与反作用, 及其对“知沟”变量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知沟假说,电视媒介,汉字书写类真人秀

参考文献

[1]“汉字书写”节目秒杀真人秀[DB/OL].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8/12/28528902_0.shtml.

[2]中国汉字书写大会:“娱乐至死”时代的一次逆袭[DB/OL].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3_09_10_171358.shtml.

[3]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56, 163.

[4]沃纳·赛佛林 (美) , 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 等, 译, 华夏出版社, 2000:280.

[5]《中国汉字书写大会》传承的是中国文化[DB/OL].http://opinion.hexun.com/2013-10-21/158906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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