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范文（精选5篇）
澳门博彩 第1篇
一、澳门博企激励存在不公平现象
澳门博彩业各个职位之中, 尤以苛官 (指在赌场内负责派牌的人) 的需求最大, 因为澳门政府规定苛官这个职位只可由澳门本土居民参与, 人为的限制下, 令各个博彩企业持续提高薪酬水平, 从竞争对手或从其它行业中, 聘请到足够的人力资源。薪酬激励在激励机制中本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各个博企提高薪酬水平的目的, 只为了聘用足够的苛官应付赌台运作, 属于整体性的薪酬调整。其它较高技能职位的员工, 反而加薪幅度不大。这种薪酬激励方式, 不但不能体现出不同群体、不同能力的人的差异, 亦体现不出核心员工的价值, 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明显使中高层管理人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 使激励效果不明显。
雇佣关系薄弱也是造成澳门博彩业薪酬激励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若果博企把员工当成一次性商品, 需要时招聘, 不需要时解雇, 将对员工的忠诚度产生很大影响。近年因为澳门博彩行业人力资源紧张, 博企经常通过提高薪酬招聘员工, 一方面造成员工流动率及转职率剧增, 产生的流动成造成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 使得博企任何在激励上所作的努力形同白费, 员工只希望透过不停转职寻求更高的薪酬水平与晋升机会。
二、金沙集团对澳门博企激励员工造成的冲击
一个博企对待员工的不良纪录及负面影响, 亦会辐射至其它的博企。金沙集团于2008至2009年间, 曾数次对旗下员工集体解雇 (见表一) , 这事件亦令很多从业员觉得不被重视, 在人员流动私过程中, 将影响辐射至其它博企, 影响了员工的忠诚度, 使行业整体雇佣关系薄弱。员工对博企的忠诚度低直接影响到激励效果。
三、激励手法单一影响激励效果
激励手法单一, 不断重复的激励方式, 也令激励效果不明显。由于苛官在澳门社会上具有特殊性, 环境因素及高报酬的影响下, 汇集了各行各业转职过来的人, 这些人的工作背景及学历差异大, 使用相同的激励对不同员工作激励的结果, 也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行为, 即使是使用薪酬激励方式, 结果往往只能激励到部份员工, 整体效果显得不足。
四、解决激励效果不明显的方法
博彩企业需要了解在激励过程中, 真正的激励起点是识别出员工行为的诱因, 再针对性实施激励、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监管与回馈, 最终才能激发出员工正确的行为, 激励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
1、提升雇员的需求层次
对博彩业员工来说, 工作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是员工的基本保障, 也是他们的安全需要。以物质激励来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条件, 使员工不会产生不满意的感觉, 其后再搭配其它非物质激励, 例如精神激励、成就激励等, 提升员工的需求层次, 只要较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才能提高忠诚,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2、分离不同能力的群体
检讨现时的薪酬组合,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及契约理论描述的重点, 重新设计契约, 利用契约区别出一般的员工与高素质的员工, 给予不同的薪酬组合, 配合激励机制与约束的机制, 来对不同群体的员工作施加激励。因为不同群体的员工具有不同的需要, 博企管理层需了解能激发不同群体贡献力量的诱因, 并加以刺激, 将有助于行为的改变, 为了公司的目标而努力。
五、博彩企业其它战略上的考虑
若单纯以金沙集团多次集体解雇从业员的事件来分析, 金沙集团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激励手段确实非常差劲。集团中不乏具有丰富博彩管理经验外国及本地人才, 亦不乏外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精英, 理论上不可能犯下这种连一般普通企业都不会犯下的错误, 当中可能涉及其它战略上的安排。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容易探知, 亦不会向外宣布, 属于企业的秘密, 很多时候只能作合理的猜测, 金沙集团一向有意思聘用外地劳工从事各职位工作, 特别是对荷官这个职位的外劳化, 从未放弃争取。所以在分析外资博企对人力资源的激励模式时, 不能单看这个企业表面上的行为, 还要猜测其背后的战略性意图。同时, 澳门政府亦要做好把关的工作, 不能因某个博企的小动作或小把戏, 而作出一些不必要的让步, 影响澳门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均衡。
摘要：澳门博彩业以高薪酬来吸引其它行业的劳动力人口, 在高薪酬的作用下, 总体服务水平还是强差人意, 博彩企业继续提高薪酬水平, 激励效果还是不明显, 这问题是博企不能识别员工的真正需要与激励手法单一而形成的。
关键词：澳门彩业激励效果
参考文献
[1]谢权:《高素质人才激励性薪酬体系设计研究》, 《中国科技信息》, 2006 (23) 170-172。
澳门博彩业的起源 第2篇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朝代和国家都实行禁赌政策。自19世纪开始，澳门就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放赌博，博彩业逐步成为了澳门的支柱产业。直到今天，澳门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博彩合法化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唯一允许博彩合法化的地区。晚明时期，澳门因为天主教的发展被称之为“远东的梵蒂冈”。晚清之后，澳门因博彩业的繁荣被称之为“东方的蒙特卡罗”。如今澳门已经超越了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
在大多数地方，赌博仅仅是社会问题之一，但是澳门作为中国的赌城，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今天，赌博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是澳门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中心问题。
人和
对于赌博，中国人无宗教的罪戒感。明末的顾炎武曾经说当时的进士，以不善赌博为耻。清前中期，政府严禁赌博，赌博之风稍敛。嘉道之后，财政紧张要依靠博彩业的收入来贴补，赌博之风日炽，其中尤以广东省为最。据道光时期游历广东的湖南学者周寿昌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内“自旦及昏，人自士庶男女老幼”没有不赌博的。
光绪年间到过澳门的葡萄牙贵族阿尔诺索伯爵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嗜好赌博。”世界上没有天性嗜赌的人种，赌博并非广东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但晚清时期的广东，赌风之炽确为全国之冠。这可能是因为广东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和对外经济最早兴起的省份，早期的商业与投机是分不开的。赌博实际上就是一种投机与娱乐相结合的商业，其中折射着人性的弱点。
澳门本属香山县，居澳门的华人大部分是广东人，生活习惯与广东相同，在赌博行为方面，澳门基本上沿袭了广东居民的爱好与习惯。广东的赌博之风古已有之，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中多处述及广东的赌博风气。如：“广人喜斗蟋蟀”，“广人有放鸽之会”等。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编辑的《葡汉辞典》中收录了众多与赌博有关的词汇。澳门绝大多数赌博种类源自广东。流行于广东等地民间的赌博方式和赌具，既有动物赌也有器具赌，可谓花样百出。
番摊是古代摊钱的别称，古代的赌法是随身取一把数十枚钱币，纳于器中，让人猜注。然后掀开盖子，倒出钱币，以四枚为一组，然后统一计余数，余一则一胜，余二则二胜，余三则三胜，余四则四胜，以押得余数者为赢。南北朝时这种赌博方式已经流行。清以后摊钱被称为“番摊”据说是因为该赌流行于广东番禺而得名。在澳门清代的博彩项目中，番摊所占的比例极其重要，以1887～1888年的澳门地区财政收入为例，中式博彩的税收超过61％，番摊的税收最多，在这一年，澳葡政府的鸦片收入还不及博彩业的四分之一。当时澳门的番摊馆多达200多家。
闱姓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彩票赌种，于道光末年由广东人创制，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到了光绪末年朝廷取消科举考试，闱姓才被白鸽票(也称小闱姓)所取代。闱姓是清朝最早合法承认的博彩业，也是澳门赌场最主要的生意之一。
闱姓赌博是以参加乡试、会试的士子姓氏为猜赌物件，买中榜上有名的姓则赢，否则为输。闱姓赌博利用科考作护符，表面蒙上神圣的外衣，使人产生错觉，认为闱姓比其他赌博高雅，从而吸引不少中上层人士投买。因为以金榜为依据，给人以财金分配公平合理，不像其他赌博那样易于作弊的观感。内地严禁闱姓赌博之后，澳门成为聚赌之地。
澳门开埠之初，葡人多于华人，17世纪之后，华人逐渐超过葡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流入澳门的华人大幅增加，成为一个完全以华人为主体的城市。亚马留总督主宰澳门时，将赌博合法化，从此澳门博彩业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说开始只是权宜之计，而从此以后，以赌为业就成为了历届葡萄牙政府的既定之策，赌业日盛一日，赌饷年高一年。
天时与地利
葡萄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律是禁止赌博的，但是澳门作为一个“海外省”，当地总督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常常放弃普遍原则，转而采用现实的解决方法。里斯本给予澳门总督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自从明代嘉庆年间葡萄牙人居澳门以后，澳门民间虽然存在着各色赌博，但只是私下行为，没有公开化。这也是因为当时清帝国通过香山县地方政府控制着澳门的司法权，葡人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自治。当时规定如果案件涉及到中国人，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由在澳的中国官员审理。在禁赌政策上明清政府一直非常坚决，掌控着司法权的中国法律禁止赌博，葡萄牙人也不敢将赌博合法化。这一局面维持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在澳门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澳门帝汶省政府公报》其中特别说明“闱姓”博彩是1847年1月应华人要求，由总督批准设立的。所有的番摊赌馆则是根据1846年2月的总督训令，在1849年4月正式发给牌照的。1846年澳门总督彼亚度发出了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亚马留在1847年接任总督之后，把番摊、闱姓、白鸽票等合法化。以1847年计，澳门博彩业的合法化比香港早20年。
亚马留总督曾经在非洲的殖民地打过仗，他也把澳门当作葡萄牙的又一块殖民地来经营。他强行拆毁清朝驻澳门的海关，驱逐海关官员。不但拒绝向清政府交租，还向华人店铺收税。亚马留彻底切断了澳门与清帝国的联系，葡萄牙总督控制了澳门的领土、行政以及税收。
1849年3月，亚马留命令对所有在街上设点赌博和参与赌博的中国人施以罚款，但是他并非真要禁赌。4月，所有的番摊赌馆获得澳葡政府正式发给的营业牌照。从此以后，博彩税就堂而皇之地纳入了澳门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不过，开放赌禁的政策并非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这只不过是亚马留使澳门脱离清帝国管治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增加税收的尝试。他本人根本没有预见到澳门将成为世界的赌城。他的最终归宿是死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望厦村村民的刀下之鬼。
清人蒲松龄在《赌符》一文中说：“败德丧行，倾产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除非别无选择，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贸然开放赌禁。澳葡政府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被香港取代，而在苦力贸易勃兴之后而偶然发现这一新税源的。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宣布其为免税自由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增设了福州、宁波、上海等多个通商口岸，澳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地位一落千丈。澳葡当局赖以维持的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葡萄牙学者指出：当澳门的门口崛起一个英国殖民地时，历史又重演了，就像孟买毁了果阿一样，香港现在又毁了澳门。葡萄牙国内笼罩着悲观的气氛，有些政客甚至建议把澳门卖给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以免成为葡萄牙的负担。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大批内地难民涌入澳门，避难的华人中，有不少是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富人。财富的增加势必刺激博彩业的发展。接踵而至的“猪仔贸易”——苦力贸易让澳门刚刚兴起的博彩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机会。贩卖人口的“猪仔贸易”盛行的年代，澳门周边的华南地区赌风极盛。为了让苦力们卖身，人贩子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赌档，谋取双重利润。骤然间得到一笔卖身钱的苦力，希望通过赌一把赎身，衣锦还乡。实际上，大部分人无法扭转命运，输光了卖身钱之后，被送上“猪仔船”远渡重洋做苦工。到了1874年澳门的苦力贸易受到香港的强大冲击，受到有力遏制。赖此为计的澳门赌博业也因此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源。但是澳门这艘赌船已经扬帆出海，没有回头路。
构建澳门博彩业的“独特”社会责任 第3篇
关键词：非正义,澳门博彩,社会责任
澳门博彩业企业本身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在社会责任领域更是成倍地放大, 全球化趋势所引领的各种大同时尚潮流并未促使不同地区地各行各业文化趋于一致。葡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澳门当地形成的综合文化在趋同表像的深层是中葡悠久历史决定的文化内核;经济全球化所浓缩的世界版图并未将中葡国家以及澳门的社会利益都纳入统一的世界社会利益的概念范畴之内;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葡国殖民文化价值观和澳门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观念以及世界大流传统观念之间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非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各行各业的虽然在宏观上的发展上走向一维的利益价值却难以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肤色的雇员的思维路径与伦理道德重塑为一体的价值观。简而言之, 澳门博彩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缘起的基础变得更加复杂和必要, 这一切决定了澳门博彩业企业与一般商业企业责任相比, 在社会责任的构筑基础、主体目标、社会期望以及监管方面有着其特殊性。
澳门博彩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建立在包括葡国、中国和澳门地区的多种文化和伦理的基础之上, 主要原因是,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经过文化和伦理塑造的社会期望, 澳门博彩业的社会责任同时受制于多元社会环境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既然是一种自律责任, 则主要依靠经营者及其雇员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文化和伦理决定或影响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 凯恩斯说过, “思想观念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经济力量”,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也认为, “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家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文化和伦理形成的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将会决定或影响社会责任的社会标准及其监管成本, “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 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的意志形态信念, 能淡化机会主义行方。”诺斯认为, 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 道德危机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 是节约制度动作哦一种有效机制。比如日本公司 (以及在海外运作的日本公司) 社会责任的做法和概念在重要的方面都与西方的有所差别。”探究成困在于, 日本公司社金责任的基础是由组织成员的观念、儒家学说和忠诚三个基本文化与伦理特征所购成的, 按照诺斯的观点, 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 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 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所以, 企业社会责任是由文化、观念、企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塑造而成的, 并不存在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澳门博彩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与一般企业的目标存在质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澳门博彩企业的行业的特殊属性和企业位置所决定的“混血”身份。即使是合法化了的博彩业, 仍然由于其自身的天然属性和兴业性质有着无可否认的社会危害或曰“社会成本”。“博彩业制造的行业成本,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赌客之不负责任的滥赌行为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成本, 另一类是在赌场内外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而孽生出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所制造的社会成本”比如犯罪、因犯罪而产生的司法成本、工作时间和劳动效率损失、失业、破产、自杀、疾病、家庭问题、个人财务损失、社会救助开支、车祸等, 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先天缺陷”。因此, 在我们研究澳门博彩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应当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澳门博彩业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目标人群对于澳门博彩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期望超过了一般企业的标准以及国际通行的标准。这种高期望值主要是基于对澳门博彩业垄断行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实力。一般而言, 在各国, 公司社会责任具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在美国, 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责任和对于社区的捐款 (例如捐赠给大学) 、文化活动、禁止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利用童工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等。在德国, 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都是公司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日本, 环境问题和维持雇佣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同样是公司必须承受的社会责任。我们不难看出, 公司社会责任是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根据这种‘社会信赖’即以社会期待的某种方式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这种特定的社会期待, 与该社会本身的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的关系。同样, 社会现状对社会期待的形成和改变有着极大的影响, 而社会期待的变化会与之响应的引起公司社会责任的变化”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有过深刻的阐述:“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的, 而只是实现其他事物的手段。”一面是随着博彩业的经济高速迅猛发展, 其追逐利润的能力越来越强, 另一面是澳门其他行业增长水平的降低和澳门人福利的减少, 因此, 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产业, 掌握和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 因此难免被人们赋予了更高的期望, 澳门博彩业应该为澳门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无论从澳门博彩业本身还是一般企业的客观视角来看, 澳门博彩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评价标准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由澳门博彩企业经营的经济逻辑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所决定的。
因此, 澳门博彩企业需要承担包含经济责任在内的广义社会责任, 为澳门的稳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但博彩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广泛、利益关系极其复杂, 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相互协作, 共同降低或消除博彩业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第一, 对于澳门特区政府来说, 应该制定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标准, 明确要求和鼓励博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随着澳门博彩业的快速发展, 相关的法制建设也同步跟进。除了基本法关于旅游娱乐业的规定和《澳门民法典》第二卷「债法」第十三章关于「赌博及打赌」一般原则规定之外, 立法会先后制定了关于博彩业的4部法律, 包括《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不法赌博》《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预防及遏制清洗黑钱犯罪》。除此之外, 还颁布了有关澳门博彩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长宫批示共计40余项, 以及作为行政合同的博彩经营合同。但从澳门立法的角度而言,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澳门政府对于该问题的关注, 虽然难免存在不足。首先, 当地语系化后的《澳门商法典》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不是那么明确。虽然在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些内容, 如《澳门商法典》第248条、第249条及第250条关于对公司股东、债权人或第三人权益保护的规定, 体现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内涵, 虽然《澳门民法典》中有关于权利人形式权利明显超越基于善意、善意风俗或该权利所具之社会或经济规定, 但我们可以看到, 《澳门商法典》在关于公司的通篇规定中, 未曾出现过有关社会责任的表述, 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二, 对于澳门博彩企业而言, 应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资讯披露制度在澳门的初步推行。此做法在澳门博彩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当中, 已有了初步的发展—日前, MGM国际度假集团在其发佈的首个综合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 提高了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标準。这份以“激励我们的社会”为主题的报告, 反映了MGM公司就多样性与包容性, 慈善事业与社区能力以及环境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所实践和肩负的重要责任。MGM国际度假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im Murren表示, “在此我们承诺, 公司会始终秉承著优质的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不断提高自己。保护环境是每个公司都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第三, 对于员工、社区、社会团体和全体居民等利益相关者来说, 必须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促进、推动和配合博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主体之间的第三部门, 以自治和自律为基本特征, 可以克服“市场失灵”和预防“政府失灵”。它因具有平衡协调功能和公私混合的特点, 符合社会本位的理念, 故而成为经济法的重要主体。近年来, 澳门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 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在社会众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作用, 由于它地位的中间性, 故它的协调和监督比较客观、公正, 有利益督促澳门博彩业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现今已有众多针对性的义工组织和辅导机构, 如逸安社、澳门工业福音团契问题赌徒康复中心、澳门宣道会感恩堂、明亮行动联盟、圣公会等非营利性组织和教会性质团体。当前看来, 澳门这些具有预防和戒赌功能的非营利性机构仍然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 加强各类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可以大大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 强化社会对博彩企业的监督作用, 促进博彩企业向高标准的良好企业公民迈进。
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多维效应 第4篇
[摘要]居民对博彩旅游业在环境和青少年价值观方面的负面效应有着强烈的感知，在国际化和地方形象方面，有强烈的正面认同，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较强烈的正面感知，在经济方面，相对于就业和增加家庭收入方面较高的正面效应，居民对提高生活成本压力的负面效应感知更为强烈。与5年前的历时性对比发现，居民的感知中变化最大的是环境和社会以及生活成本指标，其次是文化方面的指标，前者出现消极趋势，后者则是积极趋势。结合同期澳门社会现实数据分析，作者认为，5年间居民的博彩旅游的多维效应感知显著差异的关键因素很可能与赌权开放后博彩旅游业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这种显著变化暗示居民对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比以往更关切，或者澳门已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临界点，因此，研究澳门博彩旅游业的社会环境容量和门槛成为迫切的课题。
[关键词]博彩业；旅游影响；历时性研究；居民感知；澳门
[中图分类号]1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2-0018-07
1文献综述
史密斯(V.Smith)等旅游人类学家对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尤其关注。博彩娱乐活动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产品(费森斯汀等、罗伊尔)，学界对其给当地社区和居民带来的多维影响日益关注(匹扎玛、迪帕克、朗、匹扎玛、伊町顿、卡米克尔、克尼得、吉克帕西)。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影响这种态度变化的因素也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普度、冈西、布朗、安普)。这些因素可分为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属性方面的、居民社会属性或空间属性方面的(斯皮尔斯、瑞纳塔、佛科纳、贝利赛尔、汤姆斯)。兰克福特(Lankford)认为这些研究可以让相关方认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也可以帮助地方政府了解社会影响，减少旅游者与居民间冲突，并制定规划，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
旅游区的发展总是动态变化的，刘赵平、李(Lee)、罗伊尔(Roehl)的研究证实历时性对比研究虽研究周期长却更有价值。澳门的博彩旅游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突破性发展阶段应是2002年赌权开放政策执行始。遗憾的是在有关澳门旅游的研究中却没有过明确的历时性对比分析。“量变导致质变”的常理会否在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多维影响中有所体现?此为本文目的之一。
2研究区域、目的和方法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南端海滨，由澳门半岛和另外两个已经连成一片的离岛组成。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边界控制，无论回归中国前后，都是典型的飞地型社会。压倒性优势的博彩旅游业及飞地型旅游开发模式是澳门与世界其他博彩旅游地的通性。博彩娱乐场贴近或混合在居住区和世界文化遗产区内(见图1)以及殖民地色彩使澳门又具有其独特性。梵尼(Fanny VCK)对澳门的博彩旅游业的影响进行了系列研究，2002年和2003年的调查显示。澳门居民对博彩业有着矛盾的态度，居民对博彩业带来的问题提到频率最多的是家庭纠纷和借债赌博。居民认同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却未感觉其负面的环境代价。大部分受访者对博彩业在个人、社会和环境方面表现得相对乐观。2002年澳门打破近百年的博彩垄断性专营模式，引入国际著名博彩娱乐公司，自2004年第一家赌权开放后开业的、拉斯维加斯背景的金沙娱乐场开业以来，澳门博彩业在经营主体数量、场所数量、入场人数、收入等方面都剧烈增加。同期，澳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经济总量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增长。同时，入境客源地的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大陆成为压倒性优势客源地。在这样的共性和个性的背景下，在这样的量与级的变化情景下，在这样的客源地结构变化趋势下，当地居民对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影响的感知能否与世界其他博彩旅游目的地亦有通性和特性的地方?能否有着历时性的显著差异?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2007年8月研究组对研究区域实地考察访问了7天，形成某些问题的初步判断。2008年3月，研究者对澳门居民进行了深入的问卷调查。通过不同区域学校、教会、行业组织(包括博彩业、金融业等)及互联网等渠道分发问卷，邀请学生家长和各行业18岁以上人员答卷。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616份。问卷采取李克特5分制量表，1分表示很不认同，5分表示非常认同。与以往研究方法不同，作者尝试将所有指标都同向化度量，如就业机会增加了、治安状况改善了、生活成本降低了、空气污染减轻了，以便数值的直接加总与对比，这样，较低的总分正好表示居民总体感知较差，较高的总分则表示较好。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另外，通过与梵尼(FannyVCK)2003年调查结果的对比进行一个5年的历时性研究。
3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32个指标的平均值为3.06，极端低值主要在经济(生活成本2.16)、环境(空气质量2.21、噪音污染2.22、水污染2.46、固态垃圾2.47)和社会(青少年价值观2.31)3个维度。其他低于平均值的指标主要是社会维度的邻里关系2.81、家庭关系2.81、人生追求2.89、治安状况2.95、社会凝聚力3.00，创业精神3.04，环境维度的性病传染病2.58和绿地植被2.61。最高值主要出现在澳门国际化水平和地方形象方面(普通话3.97，英语3.76，国际地位3.75，西方饮食3.70，澳门形象3.55)和经济维度(就业机会3.57)以及文化维度(文化传承意识3.51，文化遗址保护意识3.51)。其他高于平均值的指标主要是经济维度的家庭收入、个人形象、对个人和澳门的未来信心、好客度、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福利等。只有英语使用率和好客度两个指标的标准差较大，分别为1.53和1.90，其他都在1.0左右。说明除英语使用和好客度两个指标外，其他指标都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见图2)。因此，以均值水平进行初步判断，则澳门居民强烈感受到博彩旅游业在生活成本、环境污染和青少年价值观方面的负面效应和在提高澳门国际化水平和地方形象以及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正面效应。
3．2聚类分析
通过两步聚类法，分别对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化形象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环境维度归为两类，即谨慎担忧(53.41％)和担忧(46.43％)；经济归为两类，即中性(63.47％)和谨慎乐观(36.2％)；社会归为3类，即担忧(42.37％)、谨慎乐观(30.36％)和谨慎担忧(26.62％)；文化为两类，即谨慎乐观(37.99％)和乐观(61.85％)，国际化水平和形象方面全为乐观一类。
3．3列联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
列联表卡方检验，居民的总体评价有显著的区
域差异。如前所述，将同向化了的32个指标分值加总即可得到居民对32个指标的总分值，分值高低说明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总体感知的好坏。将总分与性别、居民居住区域进行列联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总分值在不同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居住区域上有着显著差异(x2=27.242，sig=0.027)，评分低的主要来自路环和新口岸区域的居民，评分高的主要来自大三巴、关闸，其次是新口岸和妈阁庙区域的居民，中性评分主要来自凼仔。这点与Spearman相关分析的结果吻合，因为经济收入与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61，sig=0.000)，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总分评价越低，对澳门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感知更强烈。而澳门的社会空间分布特征之一就是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离岛(环境更好)，而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临近关闸和大三巴区域(拥挤)。离岛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有着相对更高的感知，澳门半岛居民尤其是临近关闸和大三巴区域的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正面效应有着更高的认同。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年龄与总分没有显著相关，但是经济收入水平、学历水平、居澳年限与32个指标中的大部分呈显著负相关。同时，经济收入(R=- 0.161，sig=0.000)、学历水平(R=-0.221，sig=0.000)及居澳年限(R=-0.151，sig=0.000)与总分亦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学历和居澳年限越久的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感知更敏感或者说更强烈。该结果看起来有趣：居住地相对远离游客影响区域的学历更高、收入更高或居澳更久的澳门人比那些相对紧邻游客常至区域(或者说紧邻博彩娱乐场)居住却收入和学历较低的澳门人更明显感知到了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
4历时性对比与讨论
4．1显著变化
梵尼(Fanny VCK)2003年的调查中，居民认同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却未感觉其负面的环境代价。在个人方面，居民分为乐观派(71.6％)和谨慎乐观派(26.6％)。在社会方面全部归为谨慎乐观派。在环境方面则有乐观派(37.1％)、中性派(37.1％)和质疑派(40.3％)。从聚类分析结果看，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见表1)，居民在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感知都有显著差异：环境方面，分为两类；谨慎质疑53.41％和质疑46.43％，总体上居民的感知是负面效应的，而2003年的调查中质疑派只占40.3％，中性派占37.1％，甚至有37.1％的乐观派。社会方面，本调查中大部分居民表现出质疑(42.37％)或谨慎质疑(26.62％)，只有30.26％表示谨慎乐观，这与2003年全部表现为谨慎乐观相去甚远。
从均值水平结果看，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本调查亦有显著变化，差距最大的指标主要在生活成本和环境方面(污水、噪音、植被、垃圾)；差异较大的主要是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指标(教育医疗福利、犯罪率、凝聚力)；差异较少的是家庭关系、家庭收入、公共设施、就业这几个指标。在这些显著的变化中，除了教育医疗福利和社会凝聚力两个指标比2003年改善外，其他的都是退步了(见图3)。
所以，综合均值和聚类分析比较结果，5年间居民的感知在环境和社会效应方面有着显著或较显著的变化，即居民出现了更强烈的负面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感知。同时这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澳门的现实情况中找到部分答案。
环境方面，从澳门环境检测结果来看，吸入悬浮粒子、氨气、氧化亚氮、甲烷、二氧化碳等长期测量环境指标呈现增长态势(见图4)。这些大气污染物虽然主要来自电力生产，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固体废物焚化以及污水处理，尤其是前二者，但是，所有这些大都是服务于澳门的第一大产业——博彩旅游业。相关分析显示，电力消耗量与到访游客数量(0.977，P=0.000)、博彩业收入(0.985，P=0.000)呈显著正相关。澳门沿岸水质污染指数、焚化中心固体焚化数量、建筑废料等亦呈明显增长趋势。另外，澳门官方调查中受访者觉得澳门空气质量比3年前差，噪音问题亦更加严重，整体市容有显著退步，环境保护方面的满意度出现明显下降。这个结果与本调查吻合。当然，环境方面的消极认同除了与游客的急剧增长外，也可能与人们的环境关怀意识的加强有关。
社会方面，此次调查中，青少年价值观均值与环境质量、生活成本属于3个极端低值指标(图2)。与本调查相吻合的还有来自官方或协会的调查：澳门社会最突出的3个社会问题之一就是青少年问题；2003－2004学年度总共有4908位学生离校，其中，2060人选择就业，76％投身博彩及其相关服务行业；2007年，从事博彩业的年轻人占本澳青年就业人口两成，预料这个比例会持续增加；22.1％的青年博彩从业员是“弃学从赌”，其中高中阶段辍学的占20％。由此可说，博彩旅游业与澳门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的青少年价值观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这应该与澳门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和状况有关，低失业率和劳工的短缺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较高的机会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辍学进入赌场工作。其相对更高的职业薪酬和较低的准入门槛使青少年提早结束学业而去就业并且主要从事与博彩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工作。
近些年澳门的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内托(Neto F)通过与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对比，发现澳门的危险感知是最高的，并认为澳门的高危险感主要是因为当地特别高的犯罪率以及当地媒体的粗俗展示。从1996年到2003年到2007年，澳门的犯罪宗数从8162宗发展到9920宗和12921宗。相关分析显示犯罪率与到访者数量、博彩业收入强烈相关(R分别为0.946、0.960、Sig.=0.000)。从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的统计来看，澳门的分居离婚比例分别为1.1％、1.7％、2.4％，分居离婚人数分别为3854、7147、12214，几乎也都成倍增长(图5)。据澳门社会工作局的调查，超过70％的家庭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约20％是与家人相处的问题。离婚率与此二者也同样强烈相关(R分别为0.974、0.962，Sig.=0.000)。因此，在社会影响方面，虽然教育医疗福利和社会凝聚力两个指标比2003年改善，但是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社会影响从2003年的100％受访者谨慎乐观的态度变为2008年的30.26％表示谨慎乐观，而其余42.37％为质疑，26.62％为谨慎质疑。
与居民感知相应的社会事实是，从2003年5月的调查到2008年3月的调查期间，综合澳门统计局的数据，澳门博彩娱乐场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而且新开场所规模更为巨大，如2007年8月开张的
威尼斯人娱乐场的赌台数量和角子机数量就几乎相当于2003年澳门全部赌场的总和。至2007年末，博彩娱乐场数量是2003年的2倍，到访游客数则为2.27倍，博彩业收入则为2.77倍，赌台数量则为4倍，角子机数量则为5倍。因此，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澳门的博彩旅游业的多项数据都成倍地增长，规模空前的壮大，而且日益激烈的竞争有可能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同时，博彩旅游业对劳力的大量吸纳以及相对更高的薪酬(2007年就业统计显示，直接从事博彩业的人员达3.82万，占总就业人口的12.2％，博彩业月薪中位数是总体就业人口月薪中位数的1.58倍)造成其他行业以及整个澳门社会人力资源紧张，也给青少年提早甚至辍学而就业提供了诱惑。
4．2不显著的变化
与2003年的调查相似，受访者依然对博彩旅游业在文化方面的正面效应有较高的认可，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意识增强了，这应该与当地的文化遗产近年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文化觉醒和自豪感有关。相似的还有，受访者依然较高地认同博彩旅游业在就业机会、家庭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另外，本调查中经济方面的指标设计了两个对比时间点，1999年(澳门回归年)与2002年(澳门赌权开放年)，受访者觉得相对于澳门回归前的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在赌权开放后不如生活成本上升那样显著(见图2)。
4．3与其他案例中不同的变化
尽管有研究认为博彩业给地方形象会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个观点在此次调查中却并没有得到居民的认同，相反，他们认为澳门的形象提高了，国际地位也提高了。本调查中，博彩旅游业在国际化以及澳门的形象方面的正面影响得到高度认可，尤其是在国际化水平提升上。澳门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提高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与澳门融入到更广阔的归属圈(例如，回归与融入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在一个无力顾及的殖民统治下的边缘化地位，也与更多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到访者的到来和著名跨国企业的巨额投资和现代化的巨型建筑的增加、总体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政府公共收入的增加和对民生等公共事业的更多投入等有关。
5结论
根据科勒(Keller)和霍恩(Horn)的研究，随着外来机构对旅游地发展的影响力日趋增强，旅游地居民感觉他们越无法控制本地的发展，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也会随之越为反对。随着澳门博彩旅游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赌权开放和境外巨型投资的铺开以及对该市场份额的逐步占有和控制，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态度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的。限于调查指标不能太多，本调查并未专门提及，后续研究应该跟进。社会承载力理论指出，当旅游地的发展超过其承载力后，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初期阶段的支持态度会转为反对。史密森等(Smith)发现饱和型社区与饥饿型社区截然相反的旅游效应感知倾向其实也说明社会环境容量显著地影响着居民的态度。
从“愤怒指数”理论、旅游依托程度理论以及社会承载力理论来看，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发展阶段判断、居民的态度变化倾向、澳门的社会环境敏感点或门槛的判读是紧密相关的。2003年的调查基本体现的是赌权开放前的状况，因为，赌权开放后新建的第一家博彩娱乐场金沙娱乐场是调查完成之后建成营业的。
5年后，即赌权开放政策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阶段，到访者人数，博彩娱乐场数目、规模和收入以及博采旅游业地位等都出现大幅提升，在这样一个背景显著变化的历时性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规模效应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似乎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环境和社会这两个维度的影响。结合同期澳门社会的实际状况的分析，环境指标、犯罪率、离婚率等与到访者数量及博彩业收入显著相关。作者认为，5年间受访者对博彩旅游业的多维效应感知的显著差异的关键因素很可能与赌权开放后博彩旅游业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而且，5年内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可能的解释是居民对社会和环境维度的影响比以往更关切，同时澳门或已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临界点，因此，研究当地博彩旅游业的社会环境容量和门槛成为迫切的课题。
受访者的社会属性中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澳年限与大部分指标以及总分成显著负相关的倾向也说明本调查结果更为令人信服，因为一般来说，这部分居民的社会判断力相对更强更合理和可信(当然，他们对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际化也有着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调查样本中50岁以上人群比例低于总体中该人群的比例，因此实际情况也许比本文更严重。但本研究的局限性依然明显，虽然都力图通过一定的指标来探秘一定维度的变化倾向，但因为调查侧重点不同使两次调查对比中指标设计有一定差异，这样只能从大致结果方向进行对比。如人类学田野调查，历时性对比最理想的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地方文化与国情等差异)精确设计针对研究区域样本的指标体系，以每个固定的间隔期，如5年或以上，用同样的方法采集和处理数据。也就是说，本研究将是我们后续跟踪研究的基础和参照。
美国探员盯上澳门博彩业 第5篇
史丹纳透露自己的活动，是在2014年6月12日于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反洗钱研讨会上。作为一次对媒介封锁的闭门会议，这大概已是外界能得到的唯一信息。然而一鳞半爪足矣，毕竟有关美国当局加紧审查澳门赌场资金的来龙去脉，以确保不会有那些沐浴更衣后的“干净钱”流入美国金融体系的传言，流传甚广。美国国务院更在最新版年度洗钱报告中，在澳门名字下重重划下了红线。
十二年前，澳门方面改变一家独大政策增发赌牌，包括金沙集团、永利度假村和美高梅公司等三家美资以过江龙身份成为大玩家，其总部所在内华达等州原来就有法律赋予的海外业务监察权。包括Facebook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在内的上千美国富人近一年间为此放弃了国籍。而每年踏入澳门的2900万人中近1800万来自中国内地，那些出入贵宾厅钱如雨下的豪客中不少持有美国绿卡。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随着IRS针对美国公民海外资产和海外账户两度公布自愿申报方案并匹配严厉的处罚手段，不少自由女神的新裙下之臣早已是寝食难安。而7月1日，颇有争议的《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又将正式生效。再加上之前美方还与包括中国在内的86个国家地区达成了双边个人金融资讯情报相互通报协定，果真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国版反腐的做法是先拿老虎祭旗，苍蝇也绝不放过，所以那位亚当探员来到了澳门。
事实上，澳门博彩业这些年来确实霸气侧漏到“妖孽”级别，从2011年的年入336亿美元到2012年的380亿美元，再到2013年的443亿美元，而至2018年据测算还要翻倍。看看新晋赌王吕志和旗下的银河娱乐的股价吧，5年内涨幅超过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