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地区范文

西南边疆地区范文（精选11篇）

西南边疆地区 第1篇

关键词：西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战略思考

随着上世纪70 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美国的实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着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体系形成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持其霸权地位的本质是不变的,只是形式上有所改变罢了。西方国家将中国周边的国家如印度、缅甸以及东盟的其他成员国作为民主改造的典范,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要引起警惕,文化安全正逐渐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新威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内外形势的复杂性的西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1 西南边边疆地区文化安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分析

文化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文化就必不可少。鉴于文化的意义,文化安全的捍卫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文化安全是“一国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①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安全大体发展趋势是积极的、良好的,但由于西南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小觑的不稳定因素混杂在其中,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引起警惕。

(1)来自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世界各国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影响着各国的政治和文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发展起来的一些优势,积极的出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价值观,用意在于控制经济全球化,控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其霸主梦想。西南边疆地区与东南沿地区接壤,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极力鼓吹和物质引诱下,都在积极的进行着所谓的民主改革。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一体化已初具成效。与东南亚相接壤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于西南边疆地区特殊的情况,如边界性、多民族性、宗教性、国际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西方国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如电视、广播、网络等轻而易举的进入我国边疆地区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进行舆论渗透和文化侵袭,扶持极端民族主义、反对势力制造事端,引起冲突,干扰我国政府的视线,使之疲于维稳,严重影响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

(2)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1949 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地区呈现出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但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地位尚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保护、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依然任重道远。出版物、戏剧、电视等文化产品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如2007 年广西一位汉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布洛陀》盗用中国文联出版社名义、冒用该社书号非法出版。这部小说对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进行不客观的、片面的描述,言语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布洛陀的嘲笑和不屑。此外还有一些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见诸媒体,有的人认为,广西之所以发展滞后,是因为壮族拖了后腿,还有煽动“壮独”的“文学作品”出现在网络上,如“复兴我大壮族”仿照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的《猛回头》一诗,大肆宣扬壮族独立意识。这种文化上的民族分立主义趋向,有可能使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历史存在误解,瓦解中国主流文化,加深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隔膜。

(3)来自宗教信仰复杂性的问题。西南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以云南为例,据有关统计,“云南省也是人民信仰最复杂的地区,根据相关的调查,云南在2010 年共有信教的群众437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0%,宗教信徒、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类学校的数量都占全国的前列。”②在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总是互相联系的,相互制约的,要处理好民族问题就必须先处理好宗教问题,宗教在历史上对反抗民族压迫和民族团结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一种国际现象,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接壤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宗教往来也日益频繁,我们要注意分清事实,辨别真伪,防止不法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颠覆性、破坏性活动。

(4)来自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都生活条件较为落后,政府工作的重心都摆在经济、政治建设上,往往会对文化建设有所忽略。与周边邻国发达的文化产业相比,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产业更显不足。东南亚地处地理要冲位置,是东西方往来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其文化产业历史悠久、特点鲜明、形式丰富、范围宽、行业广等特点。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华人华侨较多的地区,华人华侨的精神文化与中国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区别,华人华侨通过各种改造过的文化产品向中国西南边疆输送。外界文化的强势进驻和内部文化的良莠不齐,使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

2 加强西南边境地区的文化安全建设的对策

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地处国界,文化安全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安全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系统的工程。因此,要做好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安全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 转变观念,加深认识

一方面,要摆正经济建设和文化安全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工程,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经济建设一直摆在很突出的位置,相反,文化安全建设就稍显边缘化了。每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都伴随着文化的发展,都有文化作为支撑。因此,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绝不能轻视文化安全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因此失彼,才能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疆民族文化的融合。我们党和国家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努力奋斗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主流意识形态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并不具有必然的统一性,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情感,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应如何融入民族文化当中,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与边疆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内化为群众为人处世的习惯、学习思考的方法。

2.2 调整文化认同观念,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文化安全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狭隘民族主义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教育宣传工作,调整文化认同观念,增强边疆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心理学家米勒指出,认同从本质上说不仅仅是心理的,它实际上内在的包含了群体的概念,是一种类似于自我的某种延伸,并将自我视为某一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米勒认为这是认同的核心部分。③西南边疆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面对来自周边国家强势文化的渗透,还要时刻警惕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制造的事端和破坏。民族主义在西南边疆地区历史悠久,有着一股较大的向心力,但是如果引导不当,很容易被一些反华势力所利用,成为国家发展的离心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建构中国认同、民族认同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常识观念,西南边疆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但自然资源丰富,可以充分发展旅游业,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把弘扬中国先进的文化方向和西南边疆地区灿烂的传统文化融合为一体,在给当地百姓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西南边疆地区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3 落实宗教政策,培养宗教界爱国积极性

培养宗教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性,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西南边疆地区,大部分神职人员的学历比较低,学历偏低导致神职人员的知识结构单一,而宗教主要靠背诵和理解,这就使教义的有效、准确传播存在一定困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个别情况下也难以抵御极端民族主义等反华势力的“糖衣炮弹”。因此,我们在进行宗教建设的时候,除了要重点培育宗教学的知识,还要兼顾必要的公民基本常识,普及现代教育科学理念,才能促进神职人员的全面发展,才能有效辨别真伪,提高自身防御能力,增强爱国积极性。

2.4 拓展西南边疆地区文化事业新发展

文化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拓展西南边疆地区文化事业新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有利于民族地区脱贫致富,而且还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所以,拓展西南边疆地区文化事业新发展是势在必行的事。首先,要更新观念,摒弃传统旧思想,创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对策。西南边疆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思想比较保守,接收信息渠道比较有限,文化事业的发展基本都是靠国家扶持。要转变这种思想,除了依靠国家政府的投入,也要动员和团结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如社会力量,民间组织等,一起来发展文化事业。其次,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来发展文化事业,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结合西南边疆地区的特色文化。对于西南边疆地区而言,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其自身的特色的原生态文化,民族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有潜力的民族文化,我们要精心打造经典文化,推广经典文化。最后,要发展一支素质过硬、本领够强的文化产业管理队伍。培养一支不仅可以传承发扬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的高素质人才,而且熟悉现代市场运作的管理型人才。

注释

11徐以骅.宗教与国际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22[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0.

西南边疆地区 第2篇

孙岿、刘明

2012-6-20 9:48:04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年6期

内容摘要：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呈现高土地流转率与高贫困发生率重合特征，这与少数民族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方式有可能产生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加深少数民族边缘化程度。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在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创新机制

作者简介：孙岿，1968年生，民族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刘明，1981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6－0155－03

我国政府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1]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农地配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但是，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也会加深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本文从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入手，揭示土地流转与民族地区贫困的关系，强调农村制度供给对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边疆少数民族经营农业的困境及缘由

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户间自发土地流转，如出租、转包、互换等；二是政府推动下的土地流转，如股份制、专业合作社等。边疆民族地区属于前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农牧民就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土地出租形式并未发生变化。从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分布区域看，土地流转率越高的地区往往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对少数民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调查结果表明，表面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愿、有偿地出租土地的行为，实质上，与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

(一)经营能力制约

在绝大部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因为不擅长种地而大量出租土地，确切地讲，他们自己种地收入与出租土地收入相差无几。究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落后。20世纪90年代，鄂伦春族、赫哲族彻底告别了传统渔猎生计方式，要到远离居住地的河岸开荒种地，河岸土质贫瘠，春旱、夏涝、雹灾、洪灾、早霜等各类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因缺少交通工具而增加了人力、物力投入，多数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缺水导致的农作物成本高、产量低使得牧民不愿种地；二是缺乏种植经验。边疆少数民族从事农业时间短，经营粗放，产量低。例如，在同一地区，汉族的粮食亩产量可达到160—200公斤，而渔猎民族粮食亩产量只在100—150公斤。[2]受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尚未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导致少数民族农民增收困难。

(二)人口结构制约

劳动力素质对农业生产起重要作用。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问题。鄂伦春族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患病率较高。据白银纳乡政府统计，白银纳乡鄂伦春族人口253人，其中肺结核、肝病、精神病、尿毒症、白血病等疾病患者为41人，占总人口的16.2％；二是老龄化问题。边疆人口流失产生农村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现象。如东北边境朝鲜族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只占村屯户籍人口的27％，基本为一户一人的状况。朝鲜族农村85％—90％以上的耕地对外出租，老年人靠地租款、种粮补贴和儿女生活费生活；三是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真正懂得和掌握现代技术者很少，科技人员则更少。

(三)文化适应问题

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中，为什么汉族农户能承包土地致富而少数民族不能承包土地呢？一是对土地的情感。土地耕作经营是汉族的传统产业，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即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能靠种地获得效益，而传统为非农业的少数民族在渔猎、畜牧和园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种植业还未产生浓厚兴趣；二是农业信息技术不足。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新作物品种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推广，传统农业生产技能经常面临着被更新的要求。汉族农民得益于语言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他们通过亲属、同乡、同学等关系和内地省区、本村之外的社会网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易获得各种成功经验和市场信息，使其往往更先掌握新技能，更新生产模式。[3]而少数民族却因为不懂技术、缺少农机和信息很难发展现代农业；三是生活方式不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如棚膜经济)要求农民花费更多时间、精力，而山区牧区农村形成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习惯，不适应现代农业转型的要求。少数民族缺少积蓄意识，“春天贷款，秋天还款”的经营方式至今未变，离开贷款就无法再生产，所以，无论人多地少或是人少地多的地方，民族村的耕地往往被汉族农户承包。

二、土地出租会加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

在边疆贫困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参与现代农业的程度很低。在经济发展程度滞后的边疆地区，缺少二、三产业从业机会，如果农户不种地，就没有其他从业机会。“社会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4]少数民族农民出租土地，不仅会产生物质贫困，还会进一步造成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从而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失去发展经济的主体地位，加深边缘化程度。

首先，土地出租会导致社会权利失落，这是各种贫困发生的起点。边疆少数民族因为不会耕种、不愿耕种、没有机械、身体疾病等各种原因而大量出租土地，变为现代农业的旁观者。自发土地流转还导致农村贫富分化，极少数农业大户通过二手承包、买卖等手段拥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仅靠转包每年就可获得上百万元的地租款，他们成为“农村精英”、“能人”，并拥有更多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利，而普通农户则进一步丧失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自动出局，失去话语权。

其次，土地出租导致的能力缺失，将伴随着贫困发生的全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5]。少数民族出租土地之后，有的从事临时的服务性行业，有的利用明水期捕捞些鱼虾，有的闲在家中。农民靠在附近打零工，很难掌握一门技术，也培育不出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偏远的山区，有一些中青年人靠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表现为安于现状、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他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难以接受新事物、新现象。政府举办的农业技能培训班，因为缺少利用知识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性，农民把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当做一种负担，致使农村知识、技术、教育、信息等推广缓慢。

再次，土地出租加剧农村土地零散化，失去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社会资源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必须通过合作经营的平台才能惠及普通农户，而分散出租土地只会限制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流入，农户因“社会孤立”而变得更加贫困。例如，一些龙头企业因为村屯土地整合难度大、整合成本高，把资金、技术等投向条件相对好的农村。政府的优惠政策、项目因为缺少实施载体，要么落入大户手中，要么被转包，造成农业产业项目不能惠及到低收入群体。

总之，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相辅相成。合理的土地流转形式能增加边疆少数民族收入，而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会加深贫困。少数民族选择出租土地，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还会加深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加剧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随着兴边富民、整村推进工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但是，受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技能、风俗习惯等内在因素制约，少数民族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是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基本途径，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包容性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到农业转型升级产业中去，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一)解决合作利益问题，促进土地合理配置

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形成土地合理配置。如东北朝鲜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殆尽，却并未出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合理配置取决于市场环境，如土地登记、土地托管、流转委托、价格评估、法律政策咨询等中介服务。可是，如果没有一套保证农民利益、取信农民的合作制度，即使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也无法实现农民之间的有效合作。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强调赋予各利益相关者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通过政府、社区、市场与农民的合作经营来保障农民利益。浙江、四川、河南的农村股份合作、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都属此类模式。因此，边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现代农业；二是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利益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监督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质量。

(二)改进治理结构，确立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缺少让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制度设计。新形势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合作社的益贫性不再显著，而是更多的具有要素合作性质，从“互助益贫”转向“合作共赢”[6]。社区型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专业型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标志)已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进行了试点。例如，延边图们市成立了股份制农场，农户以土地入股，老年人不仅在农场干细活挣工资，年底还可以按股份参加二次分配。这种以土地入股、零风险经营方式赢得农民的认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村则采用专业合作社方式，十八站鄂伦春族新村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小区15公顷，政府以补贴价格为农户提供菌袋(0.5元/袋)，有58户投入木耳生产，实现了农户与企业合作共赢。新型组织制度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众成为主体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创造更多新价值，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三)吸纳社会力量办合作社，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生产要素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信息闭塞、市场反应滞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单靠政府力量帮扶还远远不够。广泛吸纳知名企业家、能人、大户参与管理和决策，建立非小农主导的外生型(非亲缘关系)的合作形式，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稀缺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如延边州政协选派知名企业家担任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办法，使政府项目、企业资金、先进技术汇聚贫困村，为农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地方政府角色从“领导者”向“协助者”转变，发挥了对股份制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监管作用，防止合作社异化到被个别成员或企业所控制的程度，影响到合作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韩有峰：《试论渔猎民族现代化的几个认识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3]李晓霞：《合作与竞争——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民族社会学通讯》2011年第84期。

[4][5]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西南边疆地区 第3篇

【关键词】西南 边疆 社团 赞助费

随着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各高职高专学生生源逐步增长，学生社团活动越来越多。一所学校三十几个社团，大大小小社团包罗万象，如相声社团、跆拳道社团、轮滑社团、演讲社团、棋类社团等。年轻人爱追逐时尚，一有机会便想成立社团，他们极少考虑活动经费问题。当学校划拨经费不足时，社团方面将活动经费申请转向社会，目前反馈的信息显示：多数商家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对学生社团抱以观望态度。偶尔有些商家或单位愿意赞助，但是其所提出的条件较多，造成社团活动不能如期按时按质完成。

笔者试图通过知网、万方网、维普等比较知名的国内文献资料查找有关社团赞助费情况，以“社团赞助费”为关键词，搜索结果均为“0”篇。介于此，笔者为了了解西南边疆地区高职高专社团赞助费情况和商家态度，从而为社团活动赞助费申请渠道和商家赞助提供一点理论依据，对社团和商家进行了调查研究。

1.西南边疆高职高专社团情况

本文调查对象为云南德宏州两所高职高专院校：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德宏职业学院。商家调查以德宏州芒市为主，周边较大企业或商家为辅。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目前有社团23个，其中校级社团有3个，各系部社团有20个。各社团经费的来源主要以学校拨款和各系部经费为主，而当要进行较大社团活动时，由于学校和各系部经费有限，学生社团成员会将目光转向赞助商，以此缓解活动经费缺少带来的瓶颈。德宏职业学院有社团18个，其中校级社团有18个，各系部社团有0个。1其与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团相类似，学校层面划拨的活动经费过少，他们更多愿意到外面申请赞助费。

1.1社团赞助费情况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团经费主要来自部门经费，如某个系部社团活动费基础是2500元，加上每生10元，两者总和构成了一年的活动费用。然而当调查组在对各个系部社团活动经费进行调查，发现达到学校规定的活动经费的仅2个系部。德宏职业学院和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类似，他们最大的难题是社团均为学校负责管理，划拨经费前要先将活动经费从学校财务处借出，最后将材料整理后向学校报账，再将所借钱返还学校。

1.2德宏州芒市地区商家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德宏职业学院地处仙池路和营水路，两校相隔五百多米，商家遍地。在芒市地区，仅各企业总数就高达一千三百多家（数据源自“中国企业数据报告”），若加上大小商铺，仅学校周围一公里范围内就有上千多家。在这样庞大的商家环绕下，学校社团活动负责人将经费申请目光投入周围，或城区周围。

2.社团经费及商家赞助情况

学生社团经费严重不足导致社团成立之后为下一步发展绞尽脑汁，在即将进行一项活动时，申请经费过程中他们会多申报费用，目的是为开展下一次活动提供一点资金保障。在问卷调查中，商家对商品推广、提升销量比较感兴趣，比如中国移动公司牢牢占据高校移动网络，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在随机访谈的30名学生中，有27人使用中国移动卡，其余3人为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可以做到每学年新生报到时每位新生可获得一张移动卡，只要激活之后里面即有50元话费。

与社团活动紧密相连的还有娃哈哈，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培训机构等，这些商家无一不对准了收益，他们前期投入较大，但是会提出一些条件（将在2.2中详述），后期若未能达到他们预期，则会对下一次赞助进行调整。

2.1社团经费的使用

在调查中发现，76%的社团将经费全部用在活动中，24%的社团会将一部分经费（约15%）用于活动之外的聚餐/娱乐方面。

2.2商家赞助情况

商家对社团赞助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根据学生社团规模提供一定金额的赞助，如若某個社团活动涉及面窄，提供的资金赞助少；涉及面广，提供的资金则多。商家的态度以学生社团活动是某个系（部）或是全校性的为准，斟酌后提供的资金赞助。有时候会以实物的方式提供，如饮用水、场地布置、奖品发放等方式。

赞助商面对申请赞助的社团负责人，他们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如横幅上、活动场所背景布置以及主持词内要涉及赞助商产品或理念。这种要求合理与否，要看双方的默契程度，有时候社团方需要成全赞助商，否则将失去一笔赞助。因此，从社团方面而言，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笔者在调查发现，某个社团成员在接受赞助时，对方提出赞助商的横幅要挂在校园主干道上，而这种要求是不被允许的（予校方），校方要求是凡赞助商，即外来的非官方者均不能将横幅挂在主干道上。最后该社团不得已在主持词上追加了几次赞助商，另外还增加了希望同学们以后需要的时候，请到商家处购买。

3存在问题

在赞助费上，学生社团成员更换频繁，导致经费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每个人管理理念不一样，加上社团制度中有些规定形同虚设，使得社团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新老社团成员接替之后，老成员与新成员交替时因实习或毕业原因，未能将联系紧密的赞助商与社团成员工作交接完整，导致工作上出现困难。

3.1部分商家急功近利，忽于深度交流

如同前文所述，商家要将活动对象与自己产品或服务对接，否则社团方面所有的努力都成为泡影。在调查询问中得知，一些小赞助商在社团活动时提供的赞助费300-500元不等，然而

笔者简介：李斗才，男，1982年5月出生，哈尼族，讲师，任职于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对于社团活动提出的要求很多，他们想在活动当日大卖一场，以此与付出的赞助费相持平，或有利润可取。他们不知社团活动是长久性的，是每一年的特定时间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忽视了学生生源是持久的，要注重做好长远的赞助规划。

3.2社团负责人更换频繁，工作交接疏于细节

社团负责人除因不能胜任或其他原因而离辞的，多数负责人会满届才辞掉。在换届时节，部分老负责人对于新负责人交接仅是口头上的交接，而没有详细交待常联系的赞助商需要注意的细节。或者老负责人在交接工作时仅仅是交待日常工作，忽略了与长期保持联系的赞助商事宜交接给新负责人。

3.3社团和商家双方获取彼此信息方式单一

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由传统纸质、广播等方式，变成了“互联网+”形式，人们发现很多以前极具优势的传统媒体渐渐失去了独占一方的局面。

目前，学生社团若要举行一个活动，商家是不可能按时获取相关信息。而在学生社团方面，商家的信息是通过人脉（如之前建立的关系）和社团成员经过四处寻觅获得，当然这其中也有通过网络方式获知的，在调查中发现高达80%以上的学生是通过到达现场才知道有着怎样的商家。如此一来，社团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寻找赞助商。

4构架和谐通道，建立共赢方案

和谐是万物共处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与人之间更需要和谐。在契约关系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以和谐共赢为主，双方在博弈之中达成一致。

4.1学校领导应以开放的姿态对学生社团申请赞助商给予支持。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学校与某些特定的商定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导致学生社团在校外申请与学校利益同性质赞助商时，学校方则会提出各种限制规定。有时候社团负责人在谈成了一宗赞助费之后，由于触及到学校利益，导致未能达到赞助商的要求，最后赞助商收回赞助费的情况也有所发生。

4.2赞助商应以长久开放的姿态，为学生社团活动助一臂之力。部分赞助商能够做到持之以恒地为学生社团活动提供赞助，一些赞助商苛刻的赞助条件使得学生活动申请赞助时不得不提防。严重的是以后学生社团活动在申请赞助商时，他们会对某些商家抱以绕道形式，从而转向了其他赞助商。对于何时为最佳申请赞助时间，各赞助商将目光瞄准到开学季和毕业季，他们认为这两个时段学生相对集中于固定地点，利于将自己产品及理念进行推广。

4.3学生社团应强化管理，负责人分工明确，努力培养沟通能力较强的人才。管理最重要的是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各项工作，不允许有腐败。同时，应公正、公平、公开的执行工作事务，各个成员根据自己所属“部”认真工作，而各个“部”又要根据社团宗旨履行职责，不得越轨。目前，社团到校外申请赞助费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沟通问题，因此，社团方面应多向指导教师请教，甚至多请一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士来培训。

社团成员从进入社团的最初的懵懂到成熟，需要经历一年以上的社团工作，个别成员之前有这方面的经历，成长较快。但是多数人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才能成长，并且在这几年中經验丰富的老成员手把手传授，从语言表达，到行为礼仪，工作程序等，事无巨细，方能成就一个合格的社团负责接班人。

学生社团申请活动赞助费是一项繁杂而坚巨的任务，如果仅靠学校划拨经费让社团进行活动，那么社团成员就少了锻炼的机会。所以对于社团而言，向外单位申请活动赞助费不失为是一项较好的方式，既能保证社团活动进行，又能提升社团成员的能力。学校方面应予全面支持，商家和企业也要多给社团机会，在社团中磨练成长的学生走入社会以后能够短时间内适应社会工作，各商家和企业的人才招揽可以偏向于社团成员，那些经历过几年打磨的人才会短期内适应新工作。

【参考文献】

[1]徐红，唐锐. 大学社团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J]. 青年探索.2014（4）

[2]邱蓁蓁.闽台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运行现状对比研究——以闽江学院和台湾实践大学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2012.11

[3]马燕，曾宪仁. 浅谈大学社团的管理与发展[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8

西南边疆地区 第4篇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民族众多, 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的各不相同, 由此而形成了独特、多元、民族文化。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构成的多元性、民族分布的多样性、民族内涵的特殊性以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等特点, 决定了信息传播在这一地区的社会和谐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国际化的背景下, 特别是在建设中国南向国际大通道的需求下, 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日益重要。而信息传播是沟通内外的天然载体和便捷通道, 容易通达内外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力, 对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由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之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状况, [1]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归纳、总结其间的关系、影响和作用, 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面影响, 甚至会有扩大负面影响的危险, 从而容易引发和增强边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 加强这些地区信息传播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确实可行的政策与措施, 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拓宽视野, 调整角度, 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

近代以来, 边疆史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前有顾颉刚、白寿彝等先行者在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等方面为后学指明了道路。后有马大正、李国强等当代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的功能和方法、边疆界定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此外, 台湾学者林恩显、胡耐安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这些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角度来解决西南边疆的问题, 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学科的分野, 加之西南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 决定了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 一些学者将调查统计、内容分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带入西南边疆地区大众传媒的研究中, 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例如阴卫芝在《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报业发展的思考》中提出“以强做大, 尽量提高地区报纸在本地的影响;”[2]等少数民族地区报业的发展方式。周建民以新疆地区的媒介为例, 提出打破地域性、隶属关系所造成的条块分割格局, 对区域内现有媒体进行重组整合;”[3]等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经济发展的对策。郭建斌则首次用“民族志”研究方法, 选择云南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独龙江作为研究个案, 通过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 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指出:“电视带来的‘象征资本’在发挥作用的同时, 或是与原有的权利系统实现有效地‘嫁接’, 或是促使乡村社会的权利发生转移。”。[4]

这些研究成果重视多学科方法下的多维度透视, 值得学界关注和借鉴。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涉及新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 我们只有加强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立体的多维透视, 才能得出准确科学的结论。因此, 今后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研究, 学者们还得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 引入更多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不断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此外, 从“信息传播与边疆地区和谐稳定”角度来审视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 是把传播学的理论资源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大胆尝试。一方面着眼于学界所言的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民族化”。“一种文化能延续至今, 能以种属与其他文化相区别, 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生命力,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5]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 表明西南边疆地区的信息传播是特殊和一般的统一, 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共性指导个性, 个性体现共性并寓于共性之中。鉴此, 我们非常需要从社会信息系统的显著特征研究信息传播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目前中国传播学中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通过开展“信息传播与与西南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实证研究, 努力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 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信息传播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

当然, “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业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存在着专业人才匮乏、报道面单一、观念相对滞后等缺陷, 直接影响了新闻的质量与传播效果。改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现状需要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在思想观念、报道方法、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6]

二、深度挖掘, 抢救史料, 确保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

论从史出, 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必须要有原始资料, 相关史料的挖掘、搜集、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边疆地区信息传播史的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 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 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报刊文字史纲》 (白润生,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 、《民族新闻学导论》 (白克信、蒙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 (林青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版) 、《西藏新闻传播史》 (周德仓,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西藏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展望》、《维吾尔报刊史概述》、《现当代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业发展情况》、《蒙古族新闻传播事业百年》、《壮文报纸的产生与发展》、《<新青年>与少数民族报业的发展》等。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 这些研究在方向上以西藏、内蒙、新疆为重, 留下了一定的遗憾和不足。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充分利用沿海沿边沿江的地缘优势, 借助于传媒的力量打破了该地区各民族封闭、狭隘、守成的历史发展过程, 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将有可能更全面、准确、完整理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横向向度复杂和多元的历史互动。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的信息传播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及特点, 梳理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的信息传播状况、特点, 将有助于学界深化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广西是边疆省份之一, 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壮族人口为1415多万人, 占自治区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由于种种原因古壮字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流传。1955年,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为在广西推行壮文, 1957年7月1日, 广西《壮文报》创刊, 1966年底停刊。1982年8月1日复刊, 1986年7月更名为《广西民族报》。作为全国唯一的一份“壮文报纸”, 其发行量最高可达8万份。该报以壮文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 推广壮文工作的情况和经验, 辅导干部和群众学习壮文, 提高壮文水平,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广西壮族地区的社会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广西民族报》的发展非常不容乐观, 不但没有进展, 反而连原来的许多优良传统都抛弃了。作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中的难得的个案, 值得学界深思和进一步的发掘。

关于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 学界还可以从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的趋向、新媒体对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新闻的特殊规律、媒介素养等方向进行广泛而较为深入的探讨。当然, 我们也注意到, 立足于滇桂两省区边疆地区, 从横 (与发达地区的对比) 纵 (历史沿革) 两个方面,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系统考察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生态环境、信息传播的内容、及信息传播对内对外 (国外) 效果和影响等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为此, 从这方面着手, 通过调查和研究, 以其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参与和谐社会构建中提供借鉴与启示可谓大有可为。

三、与时俱进, 全面推进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

关于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 首先要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体现时代性, 其核心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把握时代精神, 积极推动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坚持先进文化的传播, 导向是根本, 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媒体提供的新闻应该是真实权威有用的, 是可以引起再传播的。”[7]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掌握和运用党的各项民族政策,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为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文化竞争力既有外显的层面, 也有内部的构成。”[8]针对文化发展具有传承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在研究中还必须体现民族性。各民族之间因经济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他们对接受信息传播的模式、方式、内容、符号系统等方面却有着许多的不同, 并且牢固地保持着自己本民族的某些文化的传统特质。因此, 开展这一研究就必须放在西部自然条件、民族构成、社会经济、习俗文化、宗教信仰、族际关系等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环境中来考量, 并服从和服务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 大力弘扬和倡导的民族优秀文化。

其次, 针对少数民族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休闲方式的新变化, 研究中要贴近实际, 通过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特征、现状的考察和分析, 以从中找出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 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开展这一研究的学者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真挚的民族情感, 多学习一些民族语言, 熟习各民族群众的社会实践, 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把研究的着力点放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上, 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具有行之有效的实施对策。

西南边疆地区近年来与东盟之间的信息传播交流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梳理这一地区历史上信息传播状况、特点, 通过侧重考察研究西南边疆地区当前大众传媒的实际情况, 关注该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在产业化、集团化进程中的新进展, 将有助于学界探寻西南边疆地区传媒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联系。

广西作为西南边疆省份之一, 外宣工作一直是其重点。广西的传统媒体一直担负起外宣重任。2004年1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率先开办了“对接东盟”等专栏, 专栏内容达到每天一版的篇幅, 在面向东盟受众的信息传播中, 起到了很好的形象宣传和政策引导作用。2009年10月, 国内首个面向东盟各国的国际广播频率———北部湾之声正式开通。北部湾之声受众遍及中国与东盟接壤的陆路边境国家民众及南中国海海域的20多万渔民。目前, 这个调频广播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及泰国东南部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10年1月, 广西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正式开播, 频道面向东盟各国全天24小时播出节目, 目前已逐步扩大到美国、欧洲等地区。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权威、及时、鲜活的新闻资讯。

除了传统的媒体在对东盟的信息传播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外, 广西的网络媒体也紧随其后。2010年5月10日, 面向东盟的新闻网站———北部湾在线正式开通。通过整合利用广电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和用户资源, 实现了面向东盟地区多语种、多通道、多终端的特色多媒体宣传服务, 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荷花》杂志是中国唯一一本面对越南发行的期刊。杂志“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向越南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发行量已经达到每期约1万册”。[9]作为广西对东盟传播由“内宣”转向“外宣”的典型代表, 《荷花》在信息传播与西南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研究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典型个案。

参考文献

[1]李艳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 《新闻爱好者》2011年, 第2期。

[2]阴卫芝:《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报业发展的思考》, 《当代传播》2004年, 第5期。

[3]周建明:《影响新疆媒介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当代传播》2004年, 第4期。

[4]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 第169页。

[5]李彬:《传播学引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第226页。

[6]张通生、马哲:《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 《新闻爱好者》, 2010年, 第6期。

[7]施宇:《信息多元传播视野下的新闻再传性研究》, 《新闻爱好者》, 2011年, 第3期。

[8]施宇:《论新媒体时代报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新闻爱好者》, 2010年, 第12期。

边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第5篇

【摘要】本研究选取C区双语示范小学为对象展开调查，了解C区内示范小学双语教学现状，包括学生双语学习的状况及态度、教师教育教学观念、对实施双语教学的态度、教师参与双语教学培训的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培训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双语教学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汉双语教学；師资培养培训；调查分析

本文为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高等学校教师教育联盟）教师教育专项课题2014年度 边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师资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GJZ1417） 阶段性成果之一。

G752

民汉双语教学“是针对少数民族以母语和汉语作为教学用语而言的民族双语教学”。 [1]10

目的在于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提高少数民族运用汉语的能力，适应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在于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对加强文化认同和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了解云南C区小学双语教学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教师培训需求，选取C区两所双语示范小学为对象展开调查，以问卷调查为基础，辅以访谈的方式收集第一手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双语教学提出建议。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围绕双语教学态度、实施情况及学习、培训需求三个方面进行编制。学生问卷调查抽取C区双语教学示范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从一年到六年级的学生中分层抽样，共发放学生问卷427份，学生有效问卷427份，收回率100%。对于教师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访谈和基本数据的收集。

调查问卷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一、双语教学现状

（一）样本学校学生、教师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选取C区民族双语教学示范学校小学一年级至六年一学生共427人，涉及六个民族，大多数为当地傣族、汉族。（见表1）

如表2所示，调查学校的9位教师中，从性别看，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示范学校教师以女性居多；从民族构成看，调查学校教师均为少数民族；从年龄上看，调查学校教师基本为中青教师；学历层次看，教师学历都在专科以上。

从表3调查数据可以看出，靠自小的母语习得是双语教师教学的语言基础，也是双语素质获得主要途径；具有双语双文教学能力或资质的教师比例不高；教师通过培训和高等院校专门培养获得双语素质比例为零，获得双文素质比例亦不高。

（二）学生对双语教学的态度

表4显示，小学生对于在小学教学中是否有必要开展双语教学的态度是肯定的，94.6%的学生都认为开展双语教学是必要的。

在访谈中，教师也认为对汉语理解的障碍是民族学生成绩差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教师能从本民族的语言着手，解决他们学习上的心里障碍，借助民族语言辅助对汉语的理解，做好母语过渡汉语的学习，这对教学过程有着很多的帮助。”可见教师对双语教学是持较肯定的态度的。

通过对学生关于双语教学目标认识的调查（表5），可以看出学生均认为双语教学的目标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促进民族学生对学科知识理解；提升民族学生汉语知识和能力；加强民族学生学习民族文化意识；提升民族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这四个方面的中，学生对“提升民族学生汉语知识和能力”选择的比例稍高，达到28.4%.

（三）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基本情况

从对学生的调查（表6）中可以看出，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清楚地知道学校开展双语教学的情况，占95.8%，其余学生选择否，可能与学校开展力度、成效及学生自身认识有关。

（四）教师参与培训培养情况

从表7可以看出，教师参与双语双文培训特别较少，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以地州培训为主，从未参与过国家级或省级的培训。

（五）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理解

从表8可以看出，学生认为双语教学的课程应包括：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与文字、民族优秀文化，三者比例均衡，可见双语课程的开设与教学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融入主流文化社会，还可以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根据我们的了解，学生其实很有兴趣、很需要去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这些认知可以增加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认同感、与自信心，从而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双语教学的开展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尤其在云南这样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环境中，更是不易取得较好效果。双语教学的开展依然存在许多困难。

（一）师资队伍力量不足，培训机会少，效果有待加强

地州教育局没有设立双语教师的编制，学校也没有专职的双语双文教师。如前面所述，调查学校教师培训机会少，没有参与过任何形式的省级和国家及培训，导致教师难以及时更新学科知识，学习和接受先进的双语教育教学理念的机会少，面对改革有心无力。据参与过培训的个别教师反映：“在培训学习期间，主要是通过学习、游戏、讨论、交流发言等方式进行，而且在培训学习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有固定的教学模式，培训中专家结合实际不足，难以满足受训教师的需要，培训效果不佳。”可见教师对于培训的效果并不认可，培训依然没有做到实用、实在，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结合学生实际进行操作。

（二）教材有待完善

双语双文教学是学习汉语的辅助手段，也是保存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而教材是最基本的载体。因此，教材的完善与否对于双语双文教学的开展影响很大。在实际的访谈中也发现，中小学教师双语教学就靠一本教材，教学手段单一，课堂教学枯燥无味，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实际上处于一种教师不教，学生就不学的被动状态。双语课外读物更是严重缺乏。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提高效果

双语教育教学实施的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支高质量的双语教师队伍：

一方面，加大培训。对现有少数民族“双语”师资队伍进行学科教学能力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可采用集中培训、校本培训的方式，定期不定期进行培训，也可以通过课赛、观摩的方式激励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另一方面，着力培养。具有“双语”能力的专业师资是顺利开展“双语”教学并取得一定效果的关键。曹彦丽提出，专业的双语教应具备专业的素质结构：“包括双语教师的一般专业素质和双语教师的特殊专业素质两项内容。具体包括双语教师的专业态度、双语教师的语一言水平、双语教师的特殊知识结构（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双语教育理论知识、多元文化的知识）、双语教师的特殊专业技能（双语教学设计的能力、双语教学实施的能力、双语教学评价的能力、建构多重人际关系的能力）。”[2]6关于专业师资的培养，可以借鉴其他地州经验，从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联合培养。与好的大学大学签订了合作培养协议，在大学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面向本区招收民语专业学生。二是依托地州民族中学开办民族班，为培养高层次少数民族人才奠定基础。三是考虑在当地高校设立民语相关专业，招收民族生源，培养适合于当地民族基础教育的民语师资。

（二）改进完善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关于教材的工作，C区已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果：“2003年编写的《学前”双语”教材—西双版纳傣、汉文对照》（上、下册），已经云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2005年编写的学前小班、大班《傣族语言结构》、《傣族故事》（经历故事、听力故事和创造故事）、《数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些教材已通过省州傣汉语专家的审定；《C区傣文》已经云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初中和职高使用的”双语”教材为教育局编写的《傣文識字课本》等等。

然而，在双语教学中，课程及教材内容在挖掘当地优秀民族文化资源，融入中小学课堂教育方面做的依然不够，很多学校教师忙于日常教学，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研究和整理、编写双语读物。下一步，C区高校、教育局可以与各示范小学紧密合作，编写适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丰富学生学习的知识、开阔学习视野，增强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杨崇豹.纳西族小学生数学双语教学的现状调查[D].云南师范大学，2014：10.

西南边疆地区 第6篇

一、明确农民教育在服务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中的优势

云南是一个集“少、小、边、山、穷”为一体的西部欠发达省份。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 现有边境县 (市) 共25个, 占云南省边境县的76%, 占全国内陆边境线的1/5。边境乡镇123个, 人口600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13.6%。云南民族“直过区”是指20世纪50年代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直过区”的16个少数民族及“克木人”跨境而居。沿边和封闭使云南民族“直过区”目前仍是云南最贫困的地区, 直过区民族是云南最弱势的族群、最特殊的群体, 也是云南城乡一体化发展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服务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使命。一是因为目前的普通教育尽管已经覆盖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 但其主要进行的是通识教育, 基本没有专门的技能教育, 农民无法应用于生产实际中以获得现实的经济效益;二是对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的经济发展而言, 人才并不是越高级越好, 当地最缺乏、最需要的是具有较强操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能的劳动者。农民教育具有相对投资少、见效快、实用性的特点, 较适于基础薄弱、教育投资不足的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三是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涉及的8个州市, 目前还没有设置高等职业学校, 只有中等农民教育和成人职业培训等, 这正是农民教育下移重心拓展市场的主力军。因此, 在教育整体结构中要突出农民教育, 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服务的功能定位, 明确农民教育是提高边境一线、“直过区”各民族农民的技能, 是促进云南城乡一体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农民教育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脱贫致富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大多分布在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的深山区、高寒山区、石山区、干热河谷地区, 土地寡薄, 地形地貌复杂, 气候多变, 洪灾、旱灾、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 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和人居环境相当差, 导致“三农”问题异常突出, 农民增收极其缓慢。边境一线的绝大多数地区、民族“直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相对落后,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 经济结构单一, 贫困面大且深, 比如民族“直过区”所涉及的25个县中有14个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全省16个州市人均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 “直过区”涉及州市几乎都位于后列, 并且完全“直过区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非“直过区”乡镇和不完全“直过区”乡镇。可见, 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温饱、摆脱贫困。

对此, 政府应将农民教育的智力扶贫纳入城乡统筹发展计划, 一是利用就业再就业资金和社会扶贫资金实施智力扶贫并将扶贫政策、资金落实到每个贫困家庭、每个人头上, 让每个有适龄孩子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个孩子免费上职校, 提高农民的素质, 扩大农民教育的范围。二是边境一线县市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建立和完善农民教育多渠道投入体制;同时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准和教学能力, 确保农民教育培养的数量与质量提高服务当地城乡经济发展的能力。

三、农民教育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输送人才

发展县域经济是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 而县域经济主要靠产业支撑。边境一线有19个边疆县, 民族“直过区”有15个县隶属于民族自治州, 还有11个民族自治县, 尽管这些地区有一定自然资源、旅游资源, 有发展特色产业的潜力, 但由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 资源开发难度大、成本高、见效慢, 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县域经济规模小、总量低、实力差;第二产业不发达, 成长性差;第三产业比较落后, 各项经济指标位于全省后列。整体而言, 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的县域经济落后, 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

一言以蔽之, 农民教育一是要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培养人才, 围绕有利于农民致富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调整设置专业, 加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千村千面”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 加强先进农业耕种技术等实用技术的教育, 为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等现代农业服务。二是要以县城和中心集镇为依托, 围绕第二三产业发展的目标, 培养非农经济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为企业定向培养技术工人, 为提高县域经济工业化水平服务。三是加大对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职业学校的支持与发展, 提高农民教育的培养质量。四是针对云南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还比较落后的实际, 结合“兴边富民工程”的实施, 突出培养发展热区生物、水能、矿藏、边贸、旅游等特色经济的应用型人才。五是在办学条件相对较差的贫困地区, 在义务教育中渗透技术教育, 在普通中学开设实用技术课程, 扩大农民教育的培养面, 为当地培养合格的并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

四、农民教育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服务国际大通道建设提供人才

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使云南成为连接两大洋和三大市场的排头兵, 云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加快国际大通道建设步伐。而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就成了云南打造面向东南亚桥头堡的前沿阵地。

一方面, 加快云南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需要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培养国际大通道基础建设的技能型专门人才。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表示, 在“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 中国谋划在云南, 建设连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中缅印国际大通道, 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战略构想:连接“三亚”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 沟通“两洋” (太平洋、印度洋) , 形成昆明至越南、昆明经老挝至泰国、昆明经缅甸至印度洋、昆明经缅甸至南亚的快捷交通运输体系。国际大通道涉及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的思茅地区、西双版纳自治州、保山地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占民族“直过区”的1/2。农民教育肩负着为昆曼公路、中印公路培养基础建设、交通运输等专门人才的重任。

另一方面, 农民教育需要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培养能够胜任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边贸、旅游等各领域的应用型专门人才。2004年11月, 在老挝万象东盟峰会上, 时任中国交通部长的张春贤说“中国-东盟将是全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涉及17亿人, 贸易量达1.2万亿美元。随着国际大通道的建设, 国际贸易将与日俱增, 将拉动边境一线城乡经济的发展带动二三产业的建设。农民教育不仅要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的城乡发展培养外贸、旅游、加工等各类应用型人才, 而且要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 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农民教育经验和资源, 采用国际通用的专业技术标准, 为跨境民族和东南亚南亚合作国家培养从事国际事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五、农民教育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培养人才

公共服务, 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 其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 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 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边境一线和民族“直过区”的公共服务状况令人堪忧, 急需包括农民教育在内的各方力量的大力扶持。

从教育和文化状况看, 据专家调查“直过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4年, 文盲率为36.15%;25个边境县市中, 尚有个县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有2个县没有职业高中;“直过区”在校生职普比为0.25:1。“直过区”一是要加强义务教育加快“普九”和“扫盲”;二是要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力度, 从根本上转变“直过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落后、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 提高文化、技术、经营、管理知识, 培养现代新型农民。三是加大汉语言的推广普及, 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措施保证边民树立积极健康的主流思想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从科技状况看, 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科技意识淡薄、科技水平低, 推广难度大。农民教育要加大科普宣传、培训工作力度, 提高当地农民的科技意识, 培养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加强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 做好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从卫生状况看, “直过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缺医少药、看病难, 因病致穷、因病返贫成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教育一是加大卫生医疗人员的培养力度, 使更多有志服务民族“直过区”的医疗人才到边疆去工作;二是加大卫生健康基本知识的培训, 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学习到最基本的卫生健康知识,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提高生活质量。

边境民族地区农民通过教育途径改变教育和文化状况、科技认知状况、卫生状况后, 突出地域特点, 农民教育服务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脱贫致富, 抓住云南省城乡统筹的两极, 从解决当地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 发挥农民教育优势, 突出地域特点, 才能明确农民教育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 扎实推进。

六、结语

如果说滇中城市经济圈是云南城乡统筹基础最好、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极, 那么边境一线和民族“直过区”则是云南城乡统筹基础最差、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最慢的另一极。尽管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涉及的范围不大、人口也不多, 但这一区域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为一体, 战略地位显要、政治敏感度高, 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难度最大、任务最艰巨的区域。农民教育只有充分认识服务这一区域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政治使命, 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 下移服务重心, 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才能切实担负起为该区域发展服务的重任, 促进农民教育与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

摘要：农民教育群体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有助于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农民教育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使命,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就是在明确农民教育在服务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中的优势, 为边境一线、民族“直过区”脱贫致富提供人力资本支撑、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培养人才、服务国际大通道建设提供人才、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输送人才;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充分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政治使命, 下移服务重心, 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促进农民教育与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民教育,西南边疆,边境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云南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云南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总体规划 (2009-2020年) 》, 2010.

[2]白琳, 于楣, 陈越明.云南民族“直过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及基本思路[J].新西部 (下半月) , 2010 (03) .

西南边疆地区 第7篇

在对高职高专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等级考试方面, 为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 《要求》将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分为A, B两级, 其中A级为国家标准, B级为适应当前现实状况的过渡要求,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最终全部达到A级标准。[1]所以, 自从1998年教育部开始实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以来, 越来越多的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认同并参加了这项考试。目前, 它已经成为教育部考核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从教育部的规定可以看出, 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即通常说的AB级考试, (为方便称呼, 以下都用AB级考试来代替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对于高职高专院校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他是衡量专科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标准。AB级考试由于它本身测试对象的特殊性, 因此它无论在考试内容、还是在考试题型上, 与其他种类的英语考试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主要有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听力理解 (15%) ;第二部分:词汇用法和语法结构 (A级只有语法结构) (15%) ;第三部分:阅读理解 (35%) ;第四部分:英译汉 (20%) ;第五部分:写作 (15%) 。[2]

文山学院由于升本时间还不长, 里面决大部分专业还是专科, 同一个专业有的虽然已经升为本科, 但是同时还保留了专科专业。从文山学院 (原文山师专) 2005年12月份学生参加共外AB级考试到2009年4月, 学生已经参加了7次了, 从教务处我们得到了6次的过级情况 (有1次由于电脑系统的缘故没有查到) , 在2005级至2007级的学生中, 三年中通过A级或者B级考试的通过率均低于31%, 具体的通过率如下:2005级学生A级通过率为7.8%, B级为22.6%;2006级学生A级通过率为20.9%, B级为30.8%;2007级学生A级通过率为30.2%, B级为9.3%。这样较低的AB级通过率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它反映出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公外AB级能力方面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能力水平。与云南省全省高职高专学校公外学生的AB级平均通过率对照来看, 从目前能够统计到的请况, 我校公外学生在AB级通过率方面也不容乐观, 尚且存在不小的差距, 在统计到的全省6次平均通过率中, 我校只有2008年6月的B级和2007年6月的B级通过率 (我校通过率分别是52.58和47.46, 全省为48.01和42.39) 略高于全省的B级考试平均通过率之外, 其他的4次考试均低于全省的平均通过率 (我校的通过率情况分别为:2008年6月A级为14.35, 2008年12月B级为46.32, 2007年6月A级为22.58, 2008年12月A级为56.70, 而分别对应的全省通过率分别为:24.36, 50.87, 33.78, 56.87) 。在从公外学生AB级过级率在学校各个系部的分布来看, 各个系部学生的通过率很不平衡, 有的系部较高, 有的系部较低, 即便是同一个系部也很不平衡, 有的班级通过率低, 有的班级通过率高, 还有就是每年的通过率都不大稳定。

针对对高职高专大学生AB级考试方面的研究, 目前有胡玥提出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技巧[3];戴术英对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翻译题型进行了探索分析[4];刘艳林等提出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5];董广钧等分析AB级考试并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6]。但是以上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大多从考试技巧、题型分析、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很少有人从学生这个角度去探讨造成学生在AB级能力低下的原因, 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AB级能力低下的原因探究并提出建议方面的的论述就更少了。然而, 我们知道学生是AB级考试的主体, 对他们进行实际的调查和探究才能更好的提高其AB级考试的能力。因此, 本文试图从调查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山学院的学生出发, 来了解专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AB级能力低下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以期望能给该学院的英语教师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视角, 从而能有针对性的改善该学院学生的AB级状况;同时也可以为其他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专科院校的英语教师在提高学生英语AB级能力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文山学院专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AB级能力低下的原因调查

从2009年秋季开始, 课题组教师就着手对部分二年级 (08级) 的没有通过AB级考试学生进行半结构式的试访, 学生在回答“你认为自己没有通过AB级考试的原因有哪些?”这个问题的时候, 接受访谈的50名学生中:有30名说是学生自己英语基础比较差, 对英语不感兴趣、不喜欢学英语;有10名学生说大班上课 (60-80个学生一起上课) 听不清楚老师上课, 教学效率低下, 同时, 有教师上课管理也不严格, 缺课严重, 自己也有逃课的情况;有10名学生说教师平时上课所讲内容与AB级考试没有多少联系, 教学对于考试失去了针对性和指导作用。在09级新生军训结束之后, 课题组从09级中随机抽取4个班 (他们是09计算机教育、09计算机应用、09矿物加工、09食品检验) 进行了AB级考试的模拟测试, 并对他们的各题型的考试成绩进行了对比, 结果是:以上四个班的第一部分:听力理解15分所得平均分分别是5.1;5.7;4.9;5.4第二部分:词汇用法和语法结构15分所得平均分分别是8.2, 7.8, 8, 8.1;第三部分:阅读理解35分所得平均分分别是18.9;17.8;18.3;19.2第四部分:英译汉20分所得平均分分别是5.9;6.6;7;7.7第五部分:写作15分所得平均分分别是2;1.9;2.3;2.3。对以上学生的测试分析可以看出, 学生的英语基础整体上都很差, 总体上每一部分的平均分都没有达到及格分数线, 而在其中听力理解、翻译和写作这三个方面的得分又特别低, 说明他们在听力理解、翻译和写作方面的基础很差。同时, 对文山学院的情况了解得知, 由于文山学院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 大山阻隔, 交通落后, 少数民族众多, 该地区在80年代初期还遭受中越战争的困扰, 所以经济、文化和教育都比较落很。处于这样地区的一所高校, 文山学院在师资和办学条件等方面也相对较弱, 在外语系拥有高职称和高学历的教师不多。以上这些都是导致学生AB级英语能力低下的客观因素。

2 提高学生AB级考试能力的建议

从以上采访的学生的回答和测试分析中得知, 学生的AB级能力低下主要是基础差、对英语没有兴趣、教师课堂管理松散、班级人数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同时没有相对较适合自己的英语学习和考试策略造成的。所以课题组提出如下建议:

1) 利用上课时间补充和强化一些语法和知识点以夯实学生的英语基础。教师在上英语课时可以逐步地给学生补充和强化常用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一般将来时、过去时、过去进行时、过去将来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现在完成进行时、将来完成时等时态, 同时给学生补充名词性从句、非谓语动词、虚拟语气、状语从句、宾语从句、主语从句语以及一些词块和搭配。在此之外, 教师还应该给学生补充表示并列、承接、因果、转折、对比、让步等关系的连词和副词的相关知识, 以期增强学生对句子和段落之间关系的理解进而增强他们对篇章关系的把握。

2) 知识讲解由易到难、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很多学生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缺乏灵活多样, 同时讲解知识没有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造成的。英语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属于一门外语, 学习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培养学生的兴趣很关键, 而培养学生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上课给学生的感觉和印象, 一个教师上课幽默风趣, 方法灵活多样, 那么他的课堂会受到学生欢迎, 学生也会在上课的过程中逐步地培养他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 课题组建议对教师的课堂进行时而不时的听课和监督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改进教学。提倡使用听说教学、交际教学、任务型教学、抛锚式教学、支架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或者是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 而不是一直使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同时, 讲解知识点要由易到难, 举例时尽可能第使用相对简单的词汇以减轻学生理解上的困难。

3) 实行正常班级上课, 排除大班 (60-80人) 上课, 保证学生听到教师声音。由于学校从专科升为本科, 文山学院也响应云南教育发展的需要扩大了招生规模, 然而学校在师资引进方面却没有跟上学生扩招的步伐, 因此造成了英语教师紧张, 公共英语实行大班上课也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事情, 在九月份新生入学的这个学期, 有的公共英语上课时班级人数确实很多, 达到60-80人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大班上课, 教师的音量确实很有限, 教学管理也很难。要解决以上问题, 建议学院适当增大引进英语师资的力度, 以保证公共英语教学以正常班级上课, 让学生能听到教师讲课的声音。

4) 加强教学管理, 严格考情和作业的上交。从学生的访谈之中了解到, 有的教师在上公共英语课的时候教学管理不够严格, 学生缺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因此加强教学管理, 严格考勤以及检查作业的上交等方面必须落到实处。因为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前的大学生相比较却实有些不一样, 以前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 考上大学不容易, 而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不是精英教育, 它已经逐步地进入大众化教育, 考大学尤其是一般的大学比起过去来说相对容易得多, 因此现在的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相对以前的学生来说素质有所下降, 他们在自律方面比以前的学生要差很多, 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遇到这样的情况, 教师可以从加强教学管理, 严格考情和作业的上交等方面入手来使学生提高出勤率和作业的上交从而保证教有所学, 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5) 研究考题, 使教学讲解与考试密切联系。高职高专实用英语等级考试 (通常说的AB级考试) 是衡量高职高专学生英语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很多学校都很看重它, 专科学生持有AB级考试过级证书对他们今后求职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基于此, 教师应该利用课余的时间研究AB级过级考试的考题, 分析考试的题型、常考的知识点、语法点、常用到的做题技巧等。在上课的时候, 根据所遇到的知识点、语法点进行适当的拓宽和引申以适合AB级考试的难度, 同时可以直接告诉学生这样的知识点和语法在AB级考试中一般是怎样出现, 他们还有可能会出现哪些变体, 应该注意该知识点的哪些方面, 同时进行相关学习策略和做题技巧的传授和辅导。这样, 考试就与平时的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平时的教学对AB级考试就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这样做还有另外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哪些想得到AB级证书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使他们提高出勤率和上课认真听讲。当学生通过考试之后, 成功的喜悦也能够促进他们进一步对英语的学习。

3 结束语

文山学院专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AB级考试能力低下有其学生自身的原因, 也有教师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师资不足等方面的原因。课题组提出了补充和强化一些语法和知识点、改进教学方法、实行正常班级上课、加强教学管理、教学讲解与考试密切联系等建议以及加强对考试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些建议去做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不断加以改进, 那么文山学院学生AB级考试的可以有望得到提高。

摘要：对文山学院里的专科学生英语AB级能力低下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发现有学生基础差、缺乏英语学习兴趣、教学管理松散、班级人数过大等方面的原因, 提出了加强学风建设、教风建设、革新教学方法、正常班级上课以及研究考题等建议。

关键词：专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山学院,英语AB级能力,建议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牛慧霞.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辅导大全[M].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6:1.

[3]胡玥.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技巧[J].职业教育研究, 2008 (11) :163-164.

[4]戴术英.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翻译题型探析[J].中国校外教育, 2009 (2) :621-622.

[5]刘艳林, 张建英, 杨晓.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3) :68-70.

西南边疆地区 第8篇

关键词：跨境民族,体育文化,国家形象

1 西南边疆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价值

西南各省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 广西、云南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居住在广西、云南的30个少数民族中, 有19个民族分别跨越中越、中老、中缅边境, 境外分布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和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区, 甚至有些民族迁徙到泰国、柬埔寨和印度。跨境民族多, 与周边国家的部分民族血缘和亲情关系, 由于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具有与内不同而与外相似的特点, 因此, 积极开展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传播与交流, 提升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传播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谋划和构建亲和、友善、共赢的国家形象, 同时与戍边、睦边、富边、强边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对西南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 旨在提升民族体育文化软实力, 提升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的影响力, 缩短与周边国家文化交往中的不适应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已显著提升。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这种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大国博弈中, 以文化价值观所代表的“软”实力的作用日益显现, 而体育文化交流作为人类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 理应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助推和谐边疆建设, 化解、缓冲、阻止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 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民族关系和谐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

西南各省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合作的门户, 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跨境民族体育文化表现出的多样性、活态性、原生态性、浪漫性、包容性等特征, 倡导的非攻性、自然性、欢愉性等价值观。因此, 对西南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 有利于提升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力,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社会发展、经济繁荣、边疆和谐。从学术价值看, 跨境民族体育文化研究该是一项涉及体育学、传播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项目, 将会有效地推进体育学与上述学科的交融、渗透与综合发展。

2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1 国内研究现状

体育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构建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目前, 在体育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文化传播的途径、模式、功能,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及体育外交作用等方面。其具体情况如下: (1) 在体育的交往功能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周立华的《体育搭建跨文化交际的平台》;王晓, 周西宽的《明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不畅的原因分析》等文章, 这些论文从体育交往的视角分析了体育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体育交往的特点、传播的方式。 (2) 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兰自力等人的《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研究》《体育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的研究》;王念龙的《闽台民间传统体育与两岸文化交流》等许多研究论文对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意义、现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存在的问题等并提出相应的交流模式与对策。 (3) 体育外交方面的研究有:常智、罗英杰的《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历程、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李旭天、毛淑芳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新疆对外体育文化交流》;宋雪莹的《国际体育交流对开拓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影响和作用》;王昊的《论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史国生的《体育外交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宋继新的《论奥运对和平的追求——促进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崛起的研究》;周庆杰的《中国外交与对外体育交往》等许多研究论文, 着重从体育的外交功能分析、阐述了体育在国家交往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 (4) 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方面的研究学者有:吴建民、裴敏欣、郑永年、陈岸瑛等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学术文章, 他们着重分析探讨了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方面的思路、策略与建议。

2.2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在文化建设交流与国家形象建设的研究中, 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来的。约瑟夫·奈在他1989年撰写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一书中明确提出“软实力” (Soft Power) 概念。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即一个国家除经济和军事实力外而表现国家治理模式、价值观、文化等方面所展示的实力与影响力, 当时意在回击美国衰落论, 继续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提供理论支撑。据此, 吸引大批的西方学者加入到“软实力”的讨论与研究之中, 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如,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撰写的《魅力攻势一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所著的《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所著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美国学者吴旭所著的《为世界打造“中国梦”》等。西方学者在“软实力”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 重点辨析了“国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以及相对硬实力所表现出话语权及实现方式等。就概念而言, 约瑟夫·奈认为, “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英国历史学家尼阿尔·芬古逊则认为软实力是指“诸如文化和商品这样的非传统力量”。国外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 但是肯定了文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 体育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竞技体育的对外交流, 主要是优势竞技体育项目, 如, 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项目;二是对体育文化交流的途径、功能、方式、价值等研究的较多;三是体育文化交流与外交、国家关系建设研究较多。因此, 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特别是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相关研究较少, 对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现状、模式、作用、意义以及构建国家形象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需要更开阔的学术视野, 将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与经济建设、文化软实力、国家形象构建结合起来进行探索研究。

3 西南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构建的途径

体育文化交流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体育文化的包容性超越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层面, 是人类最有效、最简洁、最容易沟通的文化形式, 体育所倡导的公正、和平、平等已被各国人民所接受。1977年,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乒乓外交25周年纪念活动”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乒乓外交’生动地展示了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的积极作用。”西南各省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地, 沿边沿海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 与东盟10国发展与交流的重要战略门户。拓宽西南跨境民族与相邻各国的体育文化交流, 不仅有利于发展多边关系, 更有利于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在稳定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合作、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作用。

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构建提升国家形象的主要途径:一是各级政府应重视跨境体育文化交流与构建政府形象的作用, 切实转变各级政府重“经济建设”而轻“文化建设”的发展观;二是重视发挥社会、民间、族群的文化使者作用,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文化交流之中, 建立政府、社会、民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形式与机制;三是建设互联网+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信息服务平台, 向各国跨境民族提供健身康复咨询、身体健康评价、本民族体育文化知识科普;四是依托区域高校、文化体育部门构建面东盟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民族体育文化联盟, 以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人文交流的互动平台;五是有效利有影响的跨国体育文化节, 如, 防城港国际龙舟节、西双版纳州开展的“东南亚五国体育文化节”、德宏州举行的多届“滇缅胞波体育狂欢节”, 在现有赛事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区域知名的民族体育文化品牌;五是创新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形式, 发挥各类协会、社会团体的作用, 开展符合边境特点的竞赛活动, 营造健康文明的边疆民族体育文化氛围;六是将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平台建设与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建设成促进文化交流、经济交流, 以及富邻、安边、文明和谐的民族文化盛会。

参考文献

[1]熊晓正, 张晓义.从“先驱后进”到“奥运模式”——中国体育外交政策的历史回顾[J].体育与科学, 2008, 29 (3) :40-45.

[2]孙喜莲.民族体育文化与国家软实力[J].体育文化导刊, 2009 (6) :123-127.

[3]朱波涌.论民族体育的文化功能[J].体育科技, 2006, 26 (1) :74-75.

西南边疆地区 第9篇

一、实业救国思潮在广西的传播及其特点

首先, 实业救国思潮在广西的传播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动。广西地处偏远, 社会风气闭塞,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 在近代社会历史变迁中, 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实业救国思潮兴起, 举国上下皆以振兴实业为要务, 就地方政府而言, 提倡实业既能发展经济, 稳定日趋动荡的社会, 又能“稍分洋货之利”, 抵制列强侵略, 多乐而为之。如岑春煊署两广总督时, 对此也颇有认识。1905年10月, 在奏报广西“全省一律肃清”匪患善后问题时, 特将发展广西实业放在首条:“振兴实业以厚民生, 设学校以开民智, 兴养立教, 尤善后之大端, 应由抚臣随时切实筹办, 以仰俯朝廷眷顾南服之至意”。[2]54201906年, 广西籍福建道御史赵炳麟谈到广西现状时也指出:“广西自戊戌以来誓师讨贼, 现虽大股初平, 而流民失业百倍昔时, 若不及早维持, 边患未已, 非大兴实业无已拯内地之民生……”。[3]86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 广西地方政府亦开始设置实业机构, 调整不利于实业发展的经济政策, 努力改善实业环境, 大力奖励兴办实业, 对成绩突出者还授予官职, 一些地方官员对振兴实业的热情极高, 或捐款为之倡, 或亲自主办实业。

其次, 实业救国思潮在广西的传播从始至终与实业创办活动结合在一起。20世纪初年, 随着“实业救国”呼声日高, 实业救国思潮渐次传入广西, 地方官员在知晓实业救国主张的过程中, 对兴办实业以促进广西社会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并迅速将其转化为创办实业的实际行动。可以说, 实业救国思潮在广西并没有经历更多文化传媒过程和理论准备阶段, 更多的人是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感知实业救国思想, 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领会实业救国思想, 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实践实业救国思想, 广西实业的创办在社会实践中推动着实业救国思潮在广西的传播。

第三, 实业救国思潮的传播与发展在广西处于相对较低层次。与全国其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相比较, 广西近代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 缺少思想政治上的代言人, 未能形成鼓吹实业救国思想的精英群体。清末民初, 广西虽有二十几家报馆, 但多注重宣传维新思想与革命思想, 有关实业救国言论甚少论及, 加之这些报刊一般经营时间较短, 影响也很有限。故从社会思潮自身发展来看, 实业救国思潮在广西的传播尚停留在较低水平阶段, 主要论述兴办实业对维护社会稳定, 巩固地方统治的重要性, 至于对实业之真意, 实业之运作, 实业之效用, 实业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中的地位, 缺乏应有认识, 这是广西实业救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二、实业救国思潮与近代广西边疆开发政策

1. 大力劝导实业

为了提高绅民投身实业的热情, 知晓实业之义, 广西地方官员做了大量的劝导工作。

(1) 大力发展植桑养蚕业和推广农林垦殖业

中法战争后, 在马丕瑶等历任巡抚的大力提倡下, 广西蚕桑业得到很大发展。清末新政时期, 地方政府更明确提出首重农桑的观点, “……窃为兴养端资实业, 而大利首重农桑, 桂省浔梧两郡, 土沃气温, 於蚕业尤为相宜……”。[4]

除大力发展蚕桑业以外, 这一时期农林垦植业也得到重视。广西农林资源丰富, 这就为政府发展农林实业提供了一定条件。1905年, 广西边防提督郑孝胥向清政府提出, 广西“农工不可不兴”, 认为“边境渐平, 平民多归里, 而生计愈蹙无以为业, 矿路兴办无期, 唯有提倡农工, 使得自食其力”。[5]266尽管郑氏所言主要立足于稳定清王朝在广西的政治统治, 但开放商禁, 鼓励农工, 仍有现实意义。

两广总督岑春煊对兴办实业一向积极倡导且大力赞助, 1905年间, 梧州巨绅梁廷栋报请倡办农林公司, 岑春煊立予批准, 且“捐助股本银三百两为之倡”, 并饬令广西布政使“酌依开荒种植章程, 督率各地认真办理”, 同时命令北流、容县等处, “赶紧劝办, 树立风声, 毋任因循”。[6]8221910年前后, 广西成立了一批农林公司, 承办者多为地方官绅。

(2) 热心引进农业新技术

广西地方政府十分注意引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经过试验后便在民间积极推广。如在种麻方面, “经采辑种麻良法, 刊印成书, 分发各属团绅村老, 转相劝导”, [7]并拟筹款设厂, 自种自制。广西当局还十分注重从省外、国外引进新技术, 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1907年6月, 广西奏派总办农业的黄道铨“携带数员, 前赴日本, 调查农林、牧畜业, 访聘有学问经验之技师”。[8]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广西农业生产改良也逐渐聘用外国教授及技师传授技术知识, 《大公报》曾有报道:“桂省农林学堂向由日本教授, 因办理不善, 遂至停歇。刻下, 大吏拟将该校大加整顿, 改良办法, 业已聘请法比国农林博士六人到桂教授, 闻该六人已由欧洲起程, 迳到桂林”。[9]687

(3) 积极鼓励矿藏开采业

广西最丰富的资源为矿产资源, 对开发矿业以振兴广西实业的重要性, 广西当局有较深刻认识。在广西地方政府看来, 开采矿业既是富民首选, 更是解决政府财政困难之关键, 是政府“治本”所在。为推动矿业发展, 1908年广西地方政府上奏清廷:“筹办广西矿务, 恳免征收出井、出口两税五年, 以裨实业”, 倡导广大民众大力开发矿产。[10]97

2. 设立实业机构, 调整经济政策

在中央政府诏令下, 广西地方政府首先设置并完善了相关实业机构。1906年5月, 广西巡抚林绍年奏:“桂省遵章将农工商矿局改为农工商局, 划出矿务一门, 改设矿政调查局”。[11]51909年, 广西于省会桂林设立劝业道, 以胡铭槃署道员, 内设总务、农务、工艺、商务、矿务、邮传6科。其中, 劝业道“专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 同时兼管邮电, 受农工商部、邮传部及本省督抚双重领导, 改变了以往虽有农工商矿局, 但“无专官以资董率”的局面。[12]与此同时, 各厅州县分别设立1名劝业员, “监督掌理该厅州县实业及交通事宜”。[12]辛亥革命后, 广西成立军政府, 沿用劝业道体制。为推动广西实业发展, 在完善实业机构的同时, 广西当局先后制订了《招商垦荒章程》《更正重新开垦章程》和《推广农林章程》, 对开垦山地者给予免收地价和暂免赋税的优待, 广西咨议局也通过农工商部提出《林业实业案》, 鼓励商办农林垦殖业。

3. 兴办实业教育, 培养实业人才

欲振兴实业, 自离不开人才。对于这一点, 广西地方政府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古者服田力穑, 乃亦有秋, 民生在勤原不事学。近世科学发明, 凡百政艺皆从学出, 有学则胜, 无学则败”。[13]并意识到兴办实业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推广西交通既艰, 民智尤陋, 试验所得, 无由家喻户晓, 万室一陶, 难收大效, 详加体察, 为振兴全省农业计, 非改办农业学堂不可”。[13]兴办实业教育, 首先要有师资, 为此, 广西地方政府首先制定了培养实业师资的计划:“……光绪三十四年九月, 爰在省垣设立工业教员讲习所简易科, 就此地已有之教员, 授以染织科目。学生五十人, 本年十月毕业, 改办桂省最阙之标本、制图两科, 而染织科则归入。宣统二年拟设置工业教员讲习所, 完全科教授, 并于是年设立农商实业教员讲习所一校。各所学科, 悉体察本省情形, 择其所长及所阙者, 量为设置。宣统六年, 并入桂梧邕三属中等实业学堂, 分别附设工业教员讲习所简易科及农业、商业别科, 别科科目加入教授法一门, 为将来毕业后充初等以下各项实业学堂教员之预备。约计宣统八年前, 教员讲习所完全科毕业生, 农业六百人, 商业三百人, 工业五百人, 简易科一千三百人;别科农业八百人, 商业三百人。此筹画养成各项实业教员之大概办法也”。[14]

在办学思想上, 广西的实业教育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即“实业教育以实用性为原则, 夫实业教育必须切於生计者为最先”, [15]“窃维边地教育, 以振兴实业为要, 而实业中之浅易艺能关系于贫民生计尤切”。[16]这种办学思想是符合广西社会实际的, 且在兴办的各类实业学堂中多有体现。

三、实业救国思潮与近代广西社会发展

在经济上, 实业救国思潮推动了近代广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救国思潮兴起前, 广西近代工业发展相当有限, 仅限于蚕桑业和采矿业, 大多规模小, 生产技术落后, 且没有一家近代意义上的工厂。广西地方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大大推动了实业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业范围扩大。这一时期, 实业范围由原来的造纸、酿酒、纺织等扩大到铁路、新式航运、邮电等多个部门。二是原有的农林垦殖和工矿实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 到1910年, 广西全省“奏明设立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南宁、太平各属垦牧公司25处, 新开水利290处, 修竣旧有水利360余处”。[17]697民国初年, 广西垦殖公司进一步发展。清末至民初十年间, 在国内实业救国思潮不断高涨中, 广西成立农林垦殖业公司大小近百家。矿业方面成立了宝兴、庆云、振华、天腴等多家公司;航运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1908年, 仅南宁港进出量便由1907年的7 410吨猛增至15 695吨, 此后几年, 南宁还成立了西江、万生等20家航业公司。三是有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厂。广西工业素称落后, “惟熟货则绝无闻焉”, 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和清政府“振兴实业”的号召下, 20世纪初年, 讲求工艺兴办实业之风气渐开。民国初年, 广西工业投资范围已涉及纺织、制瓷、酿酒、制糖、卷烟、制茶、冶炼、电力等多个行业。

在政治上, 实业救国思潮扩大了资产阶级队伍, 壮大了资产阶级力量。在广西当局实业政策影响下, 一部分官僚、绅商投身实业, 具有了亦官亦商的身份, 一些需要资金较多的厂矿, 地方政府和官员更是其中的大股东。1905年, 右江道龙济光发动庆远商人集资10余万, “请领开发”河池、南丹锡矿, 自任董事长。1907年, 补用知县胡铭槃主办富川、贺县煤矿。后任广西咨议局议员的吴赐龄、陈太龙、徐新伟、周维宗等人都先后从事实业。这些旧官绅通过兴办实业, 具有了一定的新思想新意识, 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新社会阶层的利益, 并在近代广西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改变广西落后面貌, 解除群众疾苦, 他们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广西社会的振兴与改革, 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工商实业、发展教育、整顿吏治、办好财政的议案, 还揭露了清朝统治的腐败黑暗, 主张清除积弊, 整顿统税弊端, 革新钱粮征收方法, 禁除吸食鸦片赌博陋俗, 为广西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小作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策略研究 第10篇

关键词：边疆 少数民族 扶贫攻坚 策略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和怒族自治县。贡山县共有15个少数民族，根据2013年底的统计，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6.33%，其中独龙族和怒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分别占贡山县总人口的16.26%和19.76%。贡山县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是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特殊五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深山、高寒、住户分散、产业单一、经济落后是其显著特征。截止到2013年底，农业人口占到了全县总人口的80.23%，村民居住非常分散，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是贡山县的一大特点，因此贡山县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少的一个县，因此其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贡山县扶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扶持，对扶贫资源进行精准配置，要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贡山县的扶贫攻坚项目于2013年12月正式启动。2013年和2014年扶贫攻坚项目主要涉及：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社会事业建设及生态建设等五大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26001.8万元。项目覆盖全县三乡二镇，26个行政村，238个行政自然村。截止2014年7月，贡山县扶贫攻坚项目累计到位项目建设资金14971.28万元，具体的实施情况如下：

（一）民生改善建设项目

民生改善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6331.32万元，目前项目资金到位1756.0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安居房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140万元，建安居房300户，已到位省财政专项资金48.89万元。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计划投资3111.32万元，搬迁356户1148人。已到位中央资金526.2万元。

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点创建项目：计划投资2080万元，拟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2个、民族团结示范村4个、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村寨5个、人口较少民族整村推进12个自然村。

（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7547.13万元，项目资金到位4663.08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976.5万元，中低产田地改造3350亩、人畜饮水工程51件、村内道路硬化164884平方米、小流域治理1件，治理面积3平方公里，项目正在实施中。

行政村路面硬化项目：计划投资2565万元，改建四级公路50公里、新建甲生至形它公路1.3公里，项目正在实施中。

农网改造升级项目：计划投资1605.63万元，新建和改建10KV线路14.52km、110千伏线路20.25千米，新增（更换）配电变压器19台，低压线路28.95km，一户一表改造3273户。

通信建设项目：计划投资400万元，拟建贡山至独龙江乡光揽架设工程96公里及独龙江乡6个行政村通宽带，6个符合条件的自然村通电话等工程，项目正在实施中。

（三）产业开发项目

产业开发项目计划总投资4851.75万元，项目资金到位2666.5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特色农业发展项目：计划投资2166.52万元，发展核桃9544亩、续断6250亩、重楼500亩、石斛125亩、山药333亩、草果174583亩、修建生产路8.326公里、核桃5000亩、漆树5000亩、牦牛（犏牛）120头、独龙牛0.1万头，扶持规模养殖户3户、养殖高黎贡山猪0.4万头，生态土鸡养殖1万只、肉牛养殖0.5万只。

旅游特色村建设项目：计划投资351万元，拟建丙中洛镇双拉村查腊游特色村1个。

省级低效林改造项目：计划投资100万元，拟建省级低效林改造10000亩。

丙中洛旅游小镇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420万元，新建道路建设4千米、供水管道24千米、排污处理15千米、垃圾处理20个。

贡山县科技兴边富民项目：计划投资35万元。

（四）社会事业建设项目

社会事业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73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中小学及幼儿老师培训项目：计划投资40万元，拟培训中小学及幼儿老师10期共计294人次。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项目：资金计划投资263万元，拟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24期2725人次，引导性培训1500人。

乡镇卫生院周转宿舍项目，计划投资90万元；村级卫生室建设项目，计划投资90万元；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项目，计划投资196万元；社区居家养老建设项目，计划投资60万元。

（五）生态建设项目

生态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5626.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项目，计划投资3065.6万元，项目拟建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森林管护929.88万亩、人工造林1万亩、封山育林2.5万亩。

农村能源建设项目：计划投资456万元，拟建太阳能1330套、沼气池110口、节柴灶3300眼。

贡山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计划投资150万元，拟建独龙江乡日处理31吨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

贡山县垃圾处理工程项目：计划投资300万元，拟建独龙江乡及丙中洛镇日处理10-27吨垃圾填埋场及配套设施。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计划投资145万元；陡坡地治理项目，计划投资150万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计划投资800万元；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计划投资560万元。

二、贡山县扶贫攻坚工作面临的困难

（一）扶贫攻坚的资金投入不足，而且整合资金的难度较大

目前，贡山县扶贫攻坚的资金小而碎，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显得比较困难，一些扶贫项目由于资金不足，因此项目规模上存在欠缺，导致项目的实际效益并不明显。

（二）扶贫工作人员编制严重不足

贡山县扶贫办现有职工人数9人，平均每个股室还不足1人，人手严重短缺，全是一肩多挑，工作压力太大，给顺利开展各项扶贫攻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三）扶贫攻坚工作推进较为缓慢

一是各部门向扶贫攻坚指挥部上报扶贫攻坚项目时，都只是处于年初项目规划和申报阶段，待上级各部门下达项目和资金时，与年初规划和申报的有出入，导致项目实际建设与扶贫攻坚项目有出入，无法按年初规划推进。二是各部门在项目规划、资金安排和组织实施过程中，部分项目资金整合难度大，难以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因此导致了大部分项目实施启动较晚，进度缓慢。

三、完善贡山县扶贫攻坚工作的对策

一是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捧当乡、丙中洛镇整乡推进和扶贫攻坚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积极落实扶贫攻坚的项目和资金，以捧当乡、丙中洛镇和普拉底乡三个整乡推进项目为中心，围绕整乡推进打好扶贫攻坚战。

二是增加扶贫办的人员编制。考虑到贡山县扶贫办任务重、项目多和压力大的特点，建议适当增加扶贫办的人员编制，加强扶贫队伍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确保打赢贡山县的扶贫攻坚战。

三是完善项目管理机制，要加大项目资金整合力度。要不断完善扶贫开发项目的日常管理，加大贡山县社会扶贫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力度，加强与帮扶单位的协调与沟通，充分发挥各挂钩扶贫单位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作用，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措施，确保社会扶贫真正取得实效。

四是认真落实好小额信贷工作。要认真落实好小额信贷资金的发放、跟踪管理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小额信贷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贡山县实际，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小额信贷资金放贷方案，抓紧落实放贷工作，确保资金安全运行的同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西南边疆地区 第11篇

关键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货币史

中国货币和货币文化, 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凝集着华夏文明的精髓, 闪耀着文明古国的光辉。纵观中国历史货币, 它们不但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 而且还受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它们不但是历史的见证, 而且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们不但对各个时代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且还熔铸到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之中。普洱市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里, 普洱市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在创造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 曾经缔造了璀璨夺目的民族货币文化。历史的滚滚长河里, 总是深藏着许多奥秘, 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人类历史的记忆主要是文化的记忆, 人类历史也主要靠文化得以衔接和传续。独具货币特色、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普洱货币文化, 构成了斑斓而神秘的普洱货币史画卷, 期待我们去史海遨游探秘。

普洱, 因普洱茶和咖啡而驰名中外, 被誉为“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和“中国咖啡之都”, 是“一市连三国, 一江通五邻”的神奇宝地。普洱市历史上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地区, 山高水险, 交通闭塞, 与越南、老挝、缅甸3国山水相连, 其中澜沧、孟连、西盟与缅甸接壤, 江城与越南、老挝接壤;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澜沧江——湄公河纵贯全境, 与下游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5国相连;哈尼、彝、拉祜、佤、傣、布朗、回、白、瑶、苗、傈僳、蒙古、景颇、汉等14个民族为世居民族, 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其中世居少数民族达13个, 历来少数民族人口占大多数, 分布在较为落后的边远地区。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他们同样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过程, 同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 同样缔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货币文化。普洱市少数民族货币文化是中国传统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 即有其民族性和地域性。普洱市历史上因为各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状况的多样性, 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货币文化与内地传统货币文化的差异, 而正是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货币文化的差异, 形成了祖国货币文化的五彩缤纷, 普洱市货币史成为中国货币史的一个缩影。普洱市历史上流通的各种货币, 它们以其独特的货币形态、浓郁的民族特色、鲜明的区域特点、悠久的流通历史、长期的连贯使用、高超的工艺水平、丰富的文化内涵, 无疑对普洱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洱市历史上汉代始有建置, 是一个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开发较晚, 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较落后的地区, 货币和信用产生的时间相对较晚, 有文字记载的货币史相对较短, 从唐代南诏时期算起约1000余年。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实物货币是普洱市古代货币文化最早出现的曙光。普洱市历史上各地使用的实物货币, 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演变, 相对固定在盐币、缯帛、贝币和鸦片上。普洱市历史上盐币、贝币、缯帛和鸦片均充当过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实物货币使用呈现多样化;从唐代南诏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物货币始终在使用, 实物货币使用呈现长期化;实物货币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使用, 实物货币使用呈现区域化。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是实物货币长期流通的根源, 特殊的社会环境是实物货币长期流通的条件,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是实物货币长期流通的土壤。由实物货币发展为金属货币, 再发展为纸币, 既是货币商品的发展, 也是货币形态的发展, 更是货币制度的发展。货币制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 普洱市历史上因为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和文化不发达, 交通闭塞, 少数民族众多, 与多国接壤等原因, 形成各地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布质货币并存的多层次货币形态, 中外货币混合流通, 商品交易中货币支付和以物易物并存的货币流通格局,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货币特色。

唐宋时期, 普洱市历史上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是各种实物货币。唐代南诏时期 (公元738~937年) , 银生节度境内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有盐、贝、缯帛。盐币、贝币、缯帛作为实物货币出现、发展和流通, 对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代大理国时期 (公元937~1253年) , 当箸赕 (景东) 、威远赕 (景谷) 、步日部 (宁洱) 、思摩部 (思茅) 、马龙部 (墨江) 等地属威楚府所辖, 各地仍沿袭唐代币制以贝为币, 与食盐并行流通。唐宋时期, 普洱的“茶马互市”已经形成。兴于唐宋, 盛于明清、民国的茶马古道, 作为以普洱府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的民间国内、国际商贸通道, 是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国内外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传播我国古代文明的国际走廊, 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因普洱茶的瑞贡京城和对外贸易, 以普洱茶为中心, 以宁洱为起源, 向国内外辐射出多条茶马古道。正是这些连绵弯曲的茶马古道, 执著地完成了对上千年历史的穿越, 对数万公里地域的连接。茶马古道成为各民族融合和贯通的纽带, 它串联了沿途的各个民族, 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普洱茶文化和货币文化, 融汇了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精髓, 它既传播着各地货币文化的精华, 也对普洱的货币流通产生了深远影响, 谱写了中外货币的流入流出、计价兑换和混合流通的历史。

元明时期, 白银、黄金作为贵金属货币, 开始行使其货币职能, 与食盐、贝币并行流通。元代, 威楚路开南州 (景东开南) 实行差役征银, 白银已成为货币金属, 银两的形制为铤形。此时, 白银虽作为计价标准, 但主要供缴纳赋税之用, 民间用银尚不广泛, 形成贝、食盐、白银并行流通的状况。元代泰定三年 (公元1326年) 五月, 开南州 (景东开南) 已经出现俗称“银匠铺”的兼销业, 由当地政府设官吏掌管, 负责监督银两的熔化, 按照元代朝廷规定的银锭标准, 代政府销铸, 将各年度征收的差发银, 铸造成铤形银锭上解赋税。明代, 者乐甸长官司、景东府境内已经有使用金银作为货币的记录;孟连召贺罕 (傣族土司) 所辖募乃银厂的开采, 为流通中的货币提供了丰富的货币金属;镇沅府境内, 食盐仍然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贝币仍旧在各地行使和流通。明代嘉靖八年 (公元1529年) , 银两本位货币地位正式确立。银两制度是历史上长期通行较为原始的货币制度, 它是以计算白银重量的名称为计算货币的单位的制度。银两制度存在和适应于封建的经济关系, 它对于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银两制度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了阻碍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银两制度必然要被先进的货币制度所取代。从元代开始, 元代、明代、清代各个历史时期, 金银货币始终处于称量货币的形态之中, 金银货币的价值均以重量来计量, 并辅以成色和品质的衡量, 其间只有器形的变化, 称量货币的性质一直延续数百年。

清代, 普洱府、镇沅府、景东府、恭顺州、孟琏长官司和勐烈 (江城) 境内, 初期仍然沿袭明代的货币制度, 贝币、食盐、黄金、白银并行流通;清代顺治五年 (公元1648年) 以后, 制钱取代贝币成为通行于市场的基本货币, 采用银钱并行本位, 存在多层次的货币形态, 但大宗商品交易和赋税主要使用银两, 小额支付则使用制钱。清代银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发展和完善, 成为主要的货币制度。清代的货币制度, 是银两制度和制钱制度并存的货币制度, 银两和制钱之间互不从属, 都是无限法偿。普洱府、镇沅府、景东府、恭顺州、孟琏长官司和勐烈境内, 因为无银行及银行信用, 民间借贷是融通资金的主要形式, 经历了一个由实物借贷到货币借贷, 由有偿无息到有偿有息, 由计单利到计复利的发展演变过程。清代顺治五年 (公元1648年) 以后, 普洱府、镇沅府、景东府、恭顺州和勐烈境内, 贝币已经逐渐退出货币流通领域。清代康熙年间 (公元1662~1722年) , 孟连宣抚司境内仍为金、银、贝并行流通, 丫叶 (墨江雅邑) 等地仍将食盐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清代道光年间 (公元1821~1850年) , 孟连宣抚司境内废贝行钱终获成功, 贝币作为实物货币最终退出货币流通领域, 在中国货币史上创下了贝币作为实物货币退出流通时间最晚的记录。清代光绪年间 (公元1875~1908年) , 普洱府、镇边直隶厅 (澜沧谦糯) 、景东直隶厅、镇沅直隶厅、孟连宣抚司和勐烈境内, 外国银元、外省银元和云南省铸造的各种银元及其辅币相继开始流通。清代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年) , 思茅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后, 曾经有“金腾冲, 银思茅”之说, 繁荣的边境贸易往来,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涌现出的货币文化浪花, 一度让普洱人自豪。因为时代的变迁, 受疟疾和鼠疫等疾病的影响, 思茅短暂的辉煌转瞬即逝。清代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1908年) , 思茅厅出现专门经营银钱兑换的商人, 办理俗称“支换”的业务, 发挥调节市场主币和辅币流通的功能, 为近代银行业的雏形;宁洱、他郎、景东等地出现自发性、互助性的民间融资组织——賩会, 在融通资金时成为民间借贷之外的另一种融资形式。賩会按集资形式分钱賩和物賩, 钱賩以货币形式集资, 是賩会的主要集资形式, 而物賩则以粮食形式集资。清朝末年, 随着国门的洞开, 对外贸易带来外国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西方货币文化逐渐融入中国传统货币文化, 受此影响产生了用金、银、铜、镍等各种金属铸造的机制币, 各种金属机制币开始流通。

民国时期, 思普区 (今普洱市辖区的前称) 货币制度极为混乱, 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布质货币并行流通, 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混合流通, 货币流通完全为失控状态。从民国时期开始, 金元、银元正式逐步以制币的形态, 取代作为称量货币的金锭、银锭, 参与货币流通。如果说传承是普洱货币文化的源泉, 那么创新则是普洱货币文化的精彩看点, 民国时期的普洱货币流通领域不断出现奇闻秘史。民国元年 (1912年) 4月, 云南富滇银行思茅分行成立, 为近代银行的开端。民国时期, 思普区虽然已经出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开始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多层次性, 各民族社会进程的不平衡, 思普区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封建领主经济形态、原始氏族公社经济形态和比较完整的母系社会制度并存, 因而出现信用形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货币流通格局, 长期存在多种交换形式和多层次的货币形态, 尤其是实物货币延续使用的时间较长。思普区因为金融机构稀少, 时设时撤, 银行信用不发达等因素, 形成融资形式以民间借贷为主、賩会为辅的局面。在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地区, 一般以货币借贷为主要信用形式;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和边疆地区, 则以实物借贷为主要信用形式。思普区各地因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多民族杂居, 跨国民族众多, 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等特点, 普遍存在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布质货币并存的多层次货币形态, 中外货币混合流通, 商品交易中货币支付和以物易物并存的现象。货币流通状况的多元化, 产生了各种货币之间复杂的比价关系, 货币比价问题始终贯穿于货币制度中, 从而对货币和金融产生重要的影响。民国元年 (1912年) 云南省改两用元、民国22年 (1933年) 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民国24年 (1935年) 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等, 始终未能彻底改变思普区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持续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状况。思普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较祖国内地落后的条件下, 各地有识之士不乏金融意识, 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 提出过治理货币流通状况的方案和建议, 采取过调节货币流通状况的措施;为筹集经费或弥补辅币不足, 调节市场货币流通, 各地曾多次印制、铸造和发行过各种地方货币。民国29年 (1940年) , 因为国民政府长期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法币失去信用, 澜沧县的少数民族群众, 是全国最早在全县范围内拒绝和抵制使用法币, 自发地恢复使用银元, 首开拒绝和抵制使用法币之先河。普洱市历史上半开银币得以在各地长期流通, 商品经济发展迟缓是得以流通的基础, 特殊社会环境是得以流通的条件, 落后的文化是得以流通的因素。民国时期, 思普区货币流通状态多样化, 奇闻秘史层出不穷:民国10年 (1921年) , 澜沧县境内依然将食盐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偶尔才使用银元交易;民国25年 (1936年) , 景谷县盐宝乡 (茂密乡) 盐房河盐井的特产小方块盐, 在其产地附近和半坡、边江、澜沧县的蛮大 (芒大) 、南丁、上允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依旧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长期充当辅币使用;民国27年 (1938年) , 澜沧县境内出现以鸦片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长期成为商品交易媒介的现象;民国36~37年 (1947~1948年) , 景东县境内出现私铸劣质半开银币投放市场流通的现象。民国时期思普区的货币史, 基本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针对全国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 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解放区建立独立、自主、统一的人民币本位制度, 以人民币取代其他货币流通。1948年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并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 但思普区仍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人民币尚未流入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思普区货币市场杂乱无章, 币制不统一, 货币繁杂, 物价不稳。1950年2月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三十八师随军携带的少量人民币开始投入思普区市场流通, 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尚未设立, 人民币筹码不足, 人民币流通量较少, 市场货币仍以银元为主。1950年5月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宁洱办事处 (今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中心支行的前称) 成立, 是宁洱区 (今普洱市的前称) 现代银行的发端, 从此普洱市的金融事业和货币流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共云南省宁洱地方委员会 (今中共普洱市委的前称) 和宁洱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 (今普洱市人民政府的前称) 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银行宁洱办事处通过在各地组建分支机构, 建立发行库, 推行人民币, 代理国家金库, 开展货币斗争, 统一货币, 驱逐外国货币, 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实施金银管理, 禁止金银计价行使, 逐步建立人民币一元化市场, 发放贷款支持生产发展, 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壮大,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稳定了金融物价, 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市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普洱市为建立人民币本位货币制度, 确保人民币在全市发行和流通, 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各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经过长期开展统一货币工作, 以人民币取代其他货币流通, 逐步达到统一货币的目标, 最终实现市场货币流通人民币一元化。

普洱市在宁洱、思茅、景谷、江城、墨江、六顺、景东、镇沅8县开展规模空前的禁止银元及其辅币行使和流通 (以下简称“禁银”) 工作, 驱逐外国货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计价和清算单位, 银元及其辅币逐步退出货币流通领域, 为全市最终统一货币, 用人民币占领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实行金银管理, 禁止黄金、白银计价行使和流通, 黄金、白银逐渐退出货币流通领域, 还原为贵金属身份。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 针对澜沧县 (含孟连、西盟) 地处边疆, 少数民族众多, 交通闭塞, 文化落后, 经济不发达,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依赖国外进口, 商品物资供应匮乏等实际, 为了稳定边疆, 巩固国防, 消除民族隔阂, 增强民族团结, 维护各族人民利益, 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大力推行人民币的同时,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交换习惯, 采用普遍建立人民币和银元混合流通市场, 有重点地设立兑换所, 逐步扩大人民币阵地的方法, 暂不禁用银元及其辅币, 形成银元与人民币混合流通、以银元为主的货币流通状态。

1950~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中共云南省普洱地方委员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普洱区专员公署结合普洱专区的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实际, 通过召开澜沧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召开普洱专区第一届民族代表会议并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 动员和组织普洱专区傣族、佤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傈僳族等26个民族 (含支系) 的34名少数民族头人及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西盟召开各民族上层人士和群众参加的团结大会, 中央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在澜沧县举行民族代表会议, 召开普洱专区第二届民族代表会议并通过《普洱区各族人民团结爱国公约》等方式, 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新中国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等。经过长期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宁洱、思茅、景谷、江城、墨江、六顺、景东、镇沅8县市场货币流通基本实现人民币一元化的同时, 澜沧县境内人民币流通数量和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普洱市的金融工作, 在逐步统一货币, 稳定金融, 稳定物价, 贷款支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实行金银管理和现金管理, 到推行全面货币管理, 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 为全市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经济环境的同时, 也为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金融事业稳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50年11月, 景谷县茂密乡盐房河盐井生产的小方块盐, 在澜沧县和景谷县的部分地区充当辅币流通的现象, 随着茂密乡盐房河盐井封井停止生产而消失。1951年7月, 盘踞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和派遣特务, 除经常入境武装窜扰破坏外, 首次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各种手段, 经常变换各种方式, 通过投入各种版别的假币损害人民币信用, 扰乱金融和物价, 中国人民银行宁洱中心支行首次开始部署各分支机构开展反假货币工作。

1953~1957年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以下简称“一五”计划) 时期, 普洱市的边疆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慎重稳进”的总方针和中共云南省委的要求, 根据边疆地区不同区域社会发展状况、经济文化现状、民族分布状态等情况, 分别采取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办法, 以及用民主改革的办法, 不划分农村阶级, 不搞土地改革, 通过组织互助合作, 发展生产, 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简称“直接过渡”) , 在完成上述改革和禁银各项条件成熟之前, 边疆地区仍未宣布禁止银元流通, 但人民币已经基本占领边疆地区主要市场, 银元仅在靠近国境的少数乡村市场流通。“一五”计划期间, 普洱市金融系统以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 围绕着实施“一五”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而开展工作, 通过各项金融业务活动, 广泛聚集社会资金, 大力支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 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决定, 贷款大力支持贸易和工业企业, 增加生产, 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壮大国营经济;认真执行“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 把农村金融工作放在首位, 结合不同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 经常派出大批金融inanceNO.2, 201 (CumulativetyNO.507) 人员, 长期深入农村, 集中大量物力和财力,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 发展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加强货币信贷管理, 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 稳定市场物价, 为全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通过信贷支持, 促进了全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促进了国营和集体工业、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五”计划期间, 中国人民银行普洱中心支行及其分支机构在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人民币的过程中, 为了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和流通数量, 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 还以人民币发放了大量农户贷款, 扶持农民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籽种和口粮。“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全市统一货币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1955年,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境内, 随着西盟佤族社会的发展进步, 通过大力推行人民币, 食盐最终退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标志着历时1000余年食盐实物货币使命的终结, 在中国货币史上创下食盐作为实物货币流通时间最长、退出流通时间最晚的记录;制钱最终退出货币流通领域, 标志着制钱历史货币使命的完结。195年, 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正式通过《西盟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 随着西盟佤族社会由不完整的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通过禁种罂粟、禁吸鸦片和禁贩鸦片, 大力推行人民币, 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从193年以来一直作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鸦片, 最终退出实物货币的历史舞台, 在中国货币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录。“一五”计划期间, 普洱市在边疆地区实施统一货币, 建立人民币一元化市场, 禁用银元及其辅币的工作中, 针对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交通闭塞、商品匮乏、文化不发达、敌特窜扰破坏、对敌斗争形势严峻的特点, 从加强民族团结, 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稳定边疆, 巩固国防, 稳定金融, 维护人民币信誉的大局出发,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慎重稳进”、“联络感情, 搞好关系, 十分慎重地长期工作, 切忌性急”和中共云南省委“团结进步, 团结对敌, 团结生产”的方针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经过长期开展夯实基础的各项工作, 推行人民币取得成功, 边疆地区统一货币胜利在望, 即将成为人民币一元化市场。

1958年,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通过实施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 普洱市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标志着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人, 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 也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统一货币, 以人民币为市场唯一法定本位币, 建立人民币一元化市场, 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经过开展长达8年的推行人民币工作,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驱逐外国货币, 人民币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有较高信誉, 各族人民群众自愿要求禁银, 禁银条件完全成熟的基础上,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正式宣告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普洱市最终完成统一货币的历史进程, 结束了历史货币与人民币、中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混合流通的历史, 人民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实现市场货币流通人民币一元化, 开创了普洱市货币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新中国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在普洱市最终得到贯彻实施, 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 统一货币工作, 在普洱市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全国范围来看, 除西藏自治区以外, 云南省普洱市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同为全国禁银最晚的行政区。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人民币真正成为法定的、唯一的、稳固的、坚挺的货币, 普洱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地区商品交易中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式逐渐消失, 货币真正成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