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亚文化范文

政治亚文化范文（精选12篇）

政治亚文化 第1篇

关键词：政治亚文化,政治稳定,关联性,影响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政治文化发生着重大变迁。政治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种，对于政治系统的建构有着举足经重的作用，对我国政治稳定产生了影响。“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政治亚文化对整个政治系统的影响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探究政治亚文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联性，对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在政治体系内，政治亚文化和政治稳定作为内在的政治要素，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他们相互作用影响。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政治亚文化在中国凸显并且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分布特点，对公众的政治心理和态度产生了双面的复杂的影响，继而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反过来，政治稳定与否也对政治亚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2 政治亚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内涵

文化是我们行为的一种态度，在我们心灵深处起指导作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诠释了对政治亚文化的内涵。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指出：“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它们都可能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向，他把这些特殊的倾向称为亚文化”。卢森伯恩提出：“一种亚文化就是指一个政治体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政治导向显然有别于该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后或至少是有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导向”。中国学者谢庆魁认为：“政治亚文化是政治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所属的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地域、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产生了有别于主流政治文化整体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并在政治体系中起了一定影响作用的政治文化”。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成果，政治亚文化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在政治体系内，由于年龄、性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民族的不同，某些社会成员所持有的有别于主导型政治亚文化的特殊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的总和。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稳定的内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塞缪尔·亨廷顿对其的诠释。他认为：“政治稳定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秩序性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政治稳定并不是绝对的稳定，它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政治稳定并不是指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当面临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压力，政治体系能够通过内外调节机制作用下，维系其发展过程的有序性、合理性和连续性。

3 政治亚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功能

政治亚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作用是多维度的，既表现出促进政治稳定的正功能，也对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1)政治亚文化对政治稳定的正功能。首先，多元化的政治亚文化为主导型政治文化提供思想基础，为维护政治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文化保证。政治亚文化的存在，使社会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这就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奥妙所在。”我国主导型政治文化也是在与政治亚文化的比较借鉴中不断进步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保持传统民族精神之魂。另一方面，可以合理的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使政治文化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转型期，中国的传统政治亚文化和西方政治亚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主导型的政治文化。其次，政治亚文化推进中国政治体制均衡发展。阿尔蒙德说过，一个稳定有效地的民主政府很大程度取决于人民对政治过程的政治取向———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固化，如果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政治系统，那么政治系统就会得到维持和稳定的发展。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建立受本国政治文化的内容影响。各种政治亚文化凸显必然和既有的政治体制势发生冲突，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聚性和西方政治文化扩张性各自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可以促使政治亚文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有协调作用，进而防止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引导政治体制转变的均衡发展，从而避免社会动荡，维护好社会的政治稳定。再次，凸显社会矛盾，促进国家政策合理调整，满足公众需求。政治亚文化是社会中一群特定群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它凸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政治信念和政治导向，反映一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职业、社会地位等民众的政治心理，政治要求和政治期望。当社会各个阶层的愿望被反映出来，国家就会相应的出台政策作出合理的调整，那么公众的政治需求得以满足和实现，最终实现社会稳定。

(2)政治亚文化对政治稳定的负功能。首先，引发政治认同危机，减低政治合法性。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社会对政治统治的认可和支持，只有当政府的统治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拥护，统治才能更加有效，政局才能更加稳定。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弥漫在各个阶级中，所以国内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政治认同，政治亚文化分散破碎，缺乏主导型政治文化的领导和整合，其消极因素削弱了政治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政府的认同感下降，引发人们排斥政府统治。政治认同的多元化，也使得政治合法性的心理支持分散，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其次，诱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指一个国家公众参与政府的决策活动，多元化的政治亚文化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催化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牢牢地印在公民内心深处，传统文化中的“君主崇拜”、“子民心理”的意识形态使公众缺乏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积极性，认为公民只有服从领导的义务，内心就会形成即便参与政治管理，自己的意愿也不会真正得到支持的心态，久而久之就会消极的进行政治参与，就会出现投弃权票、政治冷漠和被动参与等现象。受西方政治文化中自由激进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很多公民在自身权益手段侵害时，采取激烈的方式(如自发组织群众攻击政府、非法地进行游行示威等方式)，引发政治躁动。由此可见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维护政治稳定的破坏性。再次，政治亚文化加剧中国政治腐败，破坏政治清廉。政治腐败不仅损害了社会的经济效益，而且严重违背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削弱了政府的政权合法性。中国腐败问题的盛行与政治亚文化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远的人治观念浓厚，缺乏法治传统，大部分公众信奉“关系大于一切”的心理，在充当行政相对人，不管是在实现权利或履行职责时，不理会制度、法律的约束，认为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进行行贿，不仅助长了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心理，还损害自身利益，公众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当局并不是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益，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大大下降。其次，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削弱了中国公众的集体主义观，凡事都以个人利益为主，这就导致国家公职人员不考虑国家、人民的利益，只为满足个人的一己私欲，这也是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 政治稳定对政治亚文化的作用机制

政治亚文化不仅仅包含着公众内心对政治现象的一种心态，其实更体现了这一部分政治群体对经济利益分配和政治利益表达的一种诉求。一个国家政治稳定，政治生活有序发展，则公民的利益得到合理分配、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

(1)政治稳定促进政治亚文化健康发展。首先，政治稳定提高公民政治认同，促进政治合法性。政治稳定使公民周围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活和谐、稳定有序，公民的各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强有力的维护，这样就会提高公民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和信任，公众拥护国家实行的各种制度，势必响应国家号召，自然地会排斥政治亚文化中的很多消极因素，公民当然地选择与主导型政治文化相融合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价值观，政治亚文化就会在主导型政治文化的带领下健康有序的发展，自身得到有效的整合。其次，政治稳定避免社会发生动荡，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则政权不会发生更迭，国家不会出现暴力和武力压制公民行为，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社会秩序亦会井井有条，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冲突矛盾，构建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了，各种利益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就和谐了，公民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冲突和矛盾会得到消解，政治亚文化持有者的极端的政治心理就会得到缓解，逐渐被正确的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观所包容和整合。

(2)政治不稳定弱化政治亚文化的整合。首先，政治不稳定弱化政治合法性，威胁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一个社会一旦出现了政治不稳定，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现各种社会动荡和社会矛盾，公众在恶化的环境下心理就会出现不满和扭曲，怀疑政府的执政能力，对政府越来越不认同和信任，出现各种推翻政权的极端行为。当公众不认同政府时，就会怀疑政府所倡导的主导型政治文化，滋生出各种与主导型政治文化不和谐的政治亚文化，支持政治亚文化的公众也会越来越强大，很多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公众心理越发明显，这就非常不利于政治亚文化的整合。其次，政治不稳定削弱政府的有效控制，不利于社会阶级的整合。政治不稳定说明当局政府没有满足社会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需求，没有照顾到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实现。若政府只是为社会个别阶级的利益服务，势必会激起其他阶级的不满，更甚者会引发阶级暴动和骚乱，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也不能得到实现。社会的一些阶级被冷落，导致与社会的主导力量越行越远，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亚文化心理和态度。所以，政治不稳定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社会阶级力量的融合，政治亚文化持有者的政治心理与主导型政治亚文化分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W.Rosenbaum.plitical culture.London:Thomas Nelson andSons, 1975.

[4]谢庆魁.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5]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 刘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虞崇胜.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文化与经济、政治政治教案 第2篇

(一) 知识目标

1.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2.理解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比较分析的能力。

(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体会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战略任务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意识。

【重点难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及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

【教学主要思路】

根据新课程理念要求，本节课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按

照体验感悟事实材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教学。

【教学方法】材料导析式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我们上一节课一起体会了文化的魅力。(简单复习，引导学生回忆旧内容)。我们知道，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揭开这层面纱。

【新授内容】 二、文化与经济、政治

材料一、据了解，为购买“超级女声”节目冠名权，蒙牛乳业投入了2800万元。在竞得冠名权后，为了投放“超级女声”标志的公交车体、户外灯箱、平面媒体广告，蒙牛又追加了将近8000万元的投资。另据了解，蒙牛向市场投放20亿袋印有“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的产品，销售额在20亿元左右，其中广告和促销费用超过1亿元。

材料二、在拉美和亚洲，一些流行歌星、影视巨星、能言善辩或外形很酷的候选人凭借着“剧场效应”，高票当选为议员或政府领导人。阿诺-施瓦辛格出生在奥地利，原先以健美为职业，后来步入影坛并主演了《魔鬼终结者》、《蒸发密令》等一系列知名动作片，他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年10月7日举行的历史性的罢免选举中，原任民主党州长戴维斯被罢免，而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则轻松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副州长巴斯特曼特而当选为新州长。?

探究1、“超级女声”属于什么现象?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探究2、古代的皇帝虽然能够成天载歌载舞，却无法欣赏到我们今天的超级女声，为什么?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引导学生思考，得出结论：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给经济和政治以重大影响。

材料三 、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前还居于第12位，现已上升到第4位，美国的影视业，已成为全美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与其航天航空业和现代电子业并驾齐驱。在美国400家实力最强的公司中，有1/4是文化企业。

材料四、，我国25至54岁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而美国为12.7年，日本为12.3年， 英国为11.9年，德国为13.5年。统计表明， 25至64岁的从业人口中，我国75%的人是初中和小学水平，而美国86%的人是高中和高中以上水平。

探究3、上述材料说明什么问题?

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孔子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意义 第3篇

关键词：孔子；政治思想；演变、意义

作者简介：徐莲梅，女，1964年生，洛阳市委党校科研处副教授。

联系电话：13461033217

孔子及其政治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特殊的地位，他所开创的儒家政治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统治我国长达几千年，直到封建制度退出我国历史舞台。几千年间，孔子本人及其政治思想被统治者不断推崇、改造。

一、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礼”与“仁”，这两个概念基本概括了孔子政治思想的轮廓与核心内容。

1． “礼”的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礼”。“礼”在孔子那里既是一种政治秩序，也是一种行为规范、治国手段。

首先，礼是一种等差有序、尊卑有别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别同异、分尊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荀子·国富》）；“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 （《礼记》）。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遵循不同的规矩、享受不同的权利。西周时把统治阶级划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天子为最高统治者，是至尊，享有最高权力，百姓在社会权力之外。这种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体现的基本精神是“尊尊”、“亲亲”，即忠、孝。孔子最为推崇并竭力去重建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当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也说：“必也正名乎”。

其次，礼是一种行为规范、治国手段。礼的制度为不同层次的人制定了诸多不同的规矩、行为规范，这些规矩、行为规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周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极其繁缛，正如《礼记·礼器》所载：“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即礼的大项有300条，小项有3000条。这些礼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行为规范，具体规定了各级贵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行动准则、待遇规格。孔子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手段：“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之所兴，众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强调以礼来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齐之以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目的就是约束人们思想与行动，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守本分，从而使尊卑有别、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稳固。

孔子所讲的礼的秩序，虽然强调“尊尊”原则，但也强调尊卑双方都要尽好自己的义务，而且更强调尊者要首先尽好自己的义务、以影响、带动卑者尽忠尽孝回报之。

2．仁的思想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另一个核心范畴。孔子把他的礼治秩序基本上建立在君王、从政者的道德、仁爱基础之上：“为正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孔子关于礼的思想的特点就是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赋予礼以仁的内涵，强调礼与仁的统一。那么，什么是仁呢？仁，是一种爱。《论语》里说，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爱人。”但孔子的仁爱不是博爱，而是合乎礼的要求、有差别的爱。礼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亲亲。所谓亲亲就是要亲近自己的亲人，其核心是对父母要孝。所以，仁的首要含意就是对父母的孝及对长辈的悌。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后是推己及人，扩大到社会其他成员：“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的仁爱对稳固封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性。为什么呢？他认为，首先，只有仁爱才能获得民心。“故君民者，子以爱子，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礼记》）其次，民众没有自己的思想，君王的作风决定着民风，君王的仁爱利于教化百姓，维护统治：“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礼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所以，君王要有仁爱。君王仁爱，可以促进臣下的仁爱：“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君王仁爱，可以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立爱以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合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君王的仁爱指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指“使臣以礼”、“使民以义”、“养民”“惠民”。怎样实现统治者的仁爱呢？首先，统治手段上要施行德治。即重视道德教化，慎用刑罚。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其次，要“举贤才”。所谓贤才，主要是指那些尊礼，有仁爱精神的人。强调通过贤人推行仁政，维护社会秩序。再次，要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总之，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希望建立一个尊卑有别、差等有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里不同阶层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遵守不同的规矩，占据不同的社会地位。帝王具有最高的权威。要求各社会阶层的人都能自觉遵守各自不同的规矩，安于自己的地位，不向高层挑战。他想通过外在礼的规范和内在仁爱精神的培养，特别是统治者的仁爱来确立并维护这样的社会秩序。这些思想，极利于统治者利益。首先，孔子推崇的“礼”通过分等级、定规矩，使社会尊卑有序，并通过强调“尊尊”原则，把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权、话语权等都赋予统治阶层，维护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孔子提倡教化，让人们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让人们承认差别，安于差别，安于自己的地位和职守，不能有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这就从思想上把人们给禁锢住了，极利于稳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次，孔子的仁爱思想从理论上也利于促进帝王推行仁政，从而赢得民心、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所以，他的思想西汉时被统治者选中，并能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

二、 孔子及其政治学说最终成为封建政治、文化的代表

孔子的政治思想由于利于统治者利益、利于稳固封建秩序，所以从西汉开始被统治者推为国家正统思想，并且长达几千年。在此期间，孔子的政治思想不断被改造，孔子的政治地位不断被抬升。最终，虽然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政治文化离孔子原有的思想已有相当差距（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孔子本人及以其名义的儒家学说却由于被推举为至尊之位独霸社会而成为封建政治文化的代言人或符号。

（一） 西汉时期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并开始被改造

刘邦刚登上皇帝宝座时，跟随他打天下的那些人被封为大臣，这些人大多是平民出身，缺乏礼仪教育，所以朝堂之上常常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狂呼，拔剑击柱”，刘邦很是烦忧，叔孙通揣摩圣意特意制定了一套朝仪制度，使刘邦 “今日方知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制定的这套朝仪制度，主要是区分君尊臣卑的等级序列，抑制臣下权力，突出帝主高高在上的地位，为皇权的神化打下了基础。从此，刘邦改变了对孔子与儒生的态度，并以太牢之礼祀孔，开了帝王祀孔的先例，还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把君”，专司祀事。西汉中期，博士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巩固汉室，采纳其建议，儒学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开始引礼入法，出现“春秋决狱”，即把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作为判案依据。

孔子及其学说也开始被改造和推崇。为了把儒学定为一尊，董仲舒根据天人合一和阴阳学说等，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说，对孔子的政治思想进行改造和包装，使其具有天然合理性、神秘性。他把孔子关于礼和仁的思想发展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纲就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并对其进行了论证。他把天地阴阳的自然法则套搬到社会生活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所以，“王者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基义》）这样，君、父、夫统率臣、子、妇，就成了天经地义，否则就是逆天行事。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他把自然界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套搬到社会中人的思想行为上。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的“三纲”形成了中国封建礼教的基本架构，君权、父权、夫权构成一体，逐渐成为两千年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枷锁（尽管在董仲舒这里，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还不那么绝对，他认为二者相互辅助，并以天人感应思想约束君权）。与此同时，孔子本人及其学说的地位不断上升。《汉书艺文志》说：“好书而不要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仲尼，说铃也。”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东汉时的汉章帝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整理出最高权威性的《白虎通义》，炮制了“圣人法天而立道”的谬论，这个圣人就是孔子，从此孔子被完全神化，推上“素王”的宝座。孔子的学说进一步被神化，成为宗教教条，凡是孔子说过的敬过的都百分之百正确。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文化思想混乱，儒学受到多次冲击，但并未中断。到了隋唐，儒学开始兴盛。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文帝杨坚称孔子为“先师尼父”；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重兴孔子之学。唐太宗李世民虽尊老子为李氏之祖，但还是强调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宜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系统整理和对历代名儒的褒扬，提高儒学的地位，完成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新建构。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改称孔子为“宣父”。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赠孔子为“太师”，“太师”。 武周天绶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 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

（二） 宋代，孔子政治思想被改造、抬升的又一高峰

宋代对孔子的政治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和包装。首先，他们创立“天理”论，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寻求本体论支持。二程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理， “天理”唯一绝对：“万物皆只一个天理”。天理是什么？主要是封建道德：“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忠者天理”（《河南程氏遗书》； “礼者，理也”，“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 这就为封建道德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人们必须绝对服从：“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他们认为，那些违背礼义规范的行为都属于人欲，做人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能“存天理、灭人欲”。其次，他们把原来“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的政治关系，发展为绝对的君权、父权、夫权。第一，君权绝对，强调臣对君绝对的忠。朱熹说：“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朱子语类》），并制定了整套的礼仪制度，从制度、礼仪上保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强调绝对的父权。朱熹强调父在家族中具有最高权力，支配一切，任何违反父的意志，触犯其尊严的行为都视为不孝，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为维护父权，宋时的家礼也兴盛起来。第三，强调绝对的夫权。程颐提出：“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要”，并由此推论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河南程氏遗书》）。程朱理学及家礼严酷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扼杀了人们的个性、独立性，巩固、强化了专制主义统治，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愚忠、愚孝。

随着对孔子学说的改造与包装，孔子及其学说的地位也进一步上升。宋太祖赵匡胤亲临太庙，登堂礼拜孔子，重建孔庙，增建大成殿，下诏免孔子家祖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宋太宗要求： “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教。”宋仁宗至和二（1055年）年改文宣公为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朱熹写《论语精义》，又编《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系统地论述了孔子的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命题，成为后来封建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的必修课本，成为元、明、清科考取士的蓝本。

西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据《宋史·夏国传》和吴广成《西夏书事》记载）这一封号是历朝历代最高级别的。金国亦崇拜孔子。金熙宗谒拜孔庙，金世宗重修孔庙，金章宗拨孔庙祀田一百二十三顷。元世祖忽必烈宣诏孔子五十三代孙袭封衍圣公，并诏见赴阙。元成宗下诏说：“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首当尊奉。”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三）明清时期

明朝在理论上没有大发展，但礼仪之风更盛，君臣之礼、尊卑之礼、交友之礼更加明确，名目增多，形式更完善。孔子及其学说也被进一步抬升。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孔子为“至圣先师”。 明代朱元璋称孔子为“千万世之所宗”，“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 “必学至孔子然后无愧于儒之名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谓之儒”，并规定科举制度以“八股文”格式取士，以四书五经命题，要求只能按宋代二程、朱熹等的经义解释来回答，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

清朝政府入关后很快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尊孔更盛，把礼发展到僵化、刻板的地步。顺治二年（1645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祭祀规格又升为上祀。康熙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又亲笔写匾悬挂于孔庙。雍正四年（1726年），定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日，全体官民军士要斋戒一天。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还尊孔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的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也曾遭到批判，五四运动是最为激烈的一次。 张岱年先生说过：“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今天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来研究孔子的思想。 关于孔子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它遭到了不断的改造。主要是改造其关于礼的思想：片面地发展、扩大尊者一方的权力，形成了绝对的君权、父权和夫权，为社会成员的思想套上了三大枷锁，禁锢、奴化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活力和进步。至于其仁的思想，主要被当作驯化下属、被统治者的工具和装点自己的门面。孔子的政治学说最终被改造成压迫人民、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虽然与其原初思想有一定的距离，但与其思想实质有关，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不断推崇，从而成为不可冒犯的圣人、不可僭越的教条，孔子本人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代表。所以，对于孔子的政治思想，我认为可以这样认识：孔子的政治大厦里，礼的思想是是其框架，这个框架根本上说是腐朽的；仁的思想是其支柱，这个支柱是脆弱的，这个大厦里确实含有丰富的、珍贵的优秀资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可以也应当汲取其优秀资源为我所用，但对其政治、文化含意要有清醒认识，保持必要的警觉。

参考资料：

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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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 第4篇

关键词：法国,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

肇源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近代法国政治文化给人以浪漫、激情和不断革命的印象。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法国似乎陷入了意识形态反复斗争的模式, 革命不断爆发, 政权不断更迭, 共和与帝制交替进行, 反反复复, 直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出现稳定之势。这期间法国共颁布过12部宪法, 平均不足二十年就颁布一部, 可见其政治激变之烈。法国的这种激变特征使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显得独一无二, 罗纳德·特斯基将这种情况称为“法国的例外主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除了阶级斗争和国际、国内环境等重要原因外, 法兰西的民族性格应该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的民族性格作了精彩的描述:“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 如此爱走极端, 不是由原则指导, 而是任感情摆布……;它的性情桀骜不驯, 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 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它从未自由到绝不会被奴役, 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 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 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 而非德行, 长于天才, 而非常识, 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 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这种性格造就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又强化了这种性格, 它们的相互影响之中塑造着法国的近代政治文化, 而其文化中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兰西民族看待政治的观念。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观念主要形成于先验的逻辑构建之中, 根据抽象的人性、自然法、理性原则建构一套政治理论来指导其政治实践, 因而是激进的, 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在政治实践中慢慢形成, 并根据政治实践不断修改其理论, 因而是渐进的。我把法国的这种政治文化称为观念的政治, 它强调其先验性、抽象性、建构性和远离实践性。这种政治观念在其对“公意”、“主权不可分割”、“自由、平等、博爱”、高度的政治透明和立法的纯代表性等的强烈追求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而这些目标又都是高度的抽象的和模糊的, 在政治实践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确切的实现形式而又容易被利用, 这样越追求纯粹性就越对所有的政权形式不满, 他们一次次地建立新政权又一次次地把它推倒, 在这长久的历史路径中形成了法兰西激进的情绪化的政治性格。这种对政治的激进和情绪化态度, 阻碍了法国探索积极有效的政治改良、寻求政治的良性发展。除了导致政治的激进性、情绪化外, 这种观念的政治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导致了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脱节, 一方面是政治观念的越来越强化, 另一方面却是政治实践知识的严重缺乏, 从而使法国有很高尚的理论却造成了很糟糕的政权, 它所追求的那些公意、主权、平等等宏伟目标也不得不在政治实用知识的缺乏下牺牲掉, 所以才有托克维尔所说的它“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 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法国政治无疑是充满激情的, 然而一旦激情一过却是对政治的冷漠、疏离和不信任, 从而进入自己的个人主义之中, 这是一种公民文化的缺失, 而这种状况的造成却得归咎于观念的政治。因为由于法国人沉浸于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政治观念从而缺乏政治实践, 更由于它对公意和纯质性、透明性政治的追求使其反对一切政党和中间自治组织, 致使法国中间自治组织的严重缺乏, 没有这些中间自治组织的活动, 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所阐释的, 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是很难形成的。法国的这种观念的政治与英美的经验的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如法国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两大哲学传统对比一样, 它们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

现在要探求的是法国这种观念中的政治的文化形成的原因。这一点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 是法国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花了较大的篇幅对英国与法国的贵族制度进行了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贵族保有对国家的统治权, 为了维护其统治权他们不得不与其治下的民众打成一片, 履行贵族与平民相互之间的义务, 这样他们在对其民众的治理中获得并保持了权力从而能够抵挡住国家权力的侵犯, 获得自由, 它虽然不是古老意义上的贵族但它却保留了贵族的实质内容;相反, 法国贵族由于对特权、荣誉的过分执着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侵犯慢慢地演变为了种姓制度, 它是一个特权阶级, 随着中央集权的慢慢侵入, 它享受的特权也越来越多, 而其统治治理权却越来越少, 使得贵族不断地衰落, 越来越贫穷, 正是因为其衰落和贫穷它就要强烈地执迷于其特权, 从而变得越来越孤立, 它极力要划清与其他等级的界限, 生怕别的阶级分享了它的特权。这样一个享有贵族特权而不履行贵族治理义务的阶级除了遭人嫉恨之外已一无是处了, 它注定要被人民抛弃。资产阶级也一样, 为了获得国王的职位, 从而获得职位所拥有的特权, 争相进入城市买取官职, 与人民越来越分离。至于农民, 他们很早就从贵族那里购买了土地, 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小农。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精彩分析:法国“一小块土地, 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 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 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成的, 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 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 形成任何的全国联系, 形成任何一种政治, 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样, 整个法国社会都在不断地分离, “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 彼此漠不关心”, 成了一个“集体个人主义”的社会, 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像康恩豪萨的“大众社会假设”。在这一个中央集权的原子化社会中, 社会的结构是扁平型的, 两头粗中间小, 强大的中央集权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社会中, 一方面是民众很容易就能够被动员起来, 另一方面是缺乏中间阶层的组织。民众一般是被抽象的观念如公意、主权、平等等被动员起来, 民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而有没有中间的组织进行疏导就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现象, 群众参与政治充满激情, 充满非理性, 形成群体无意识, 其造成的结果是激进的革命、暴烈的政治斗争和大动荡。而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观点, 这种大动荡又会在民众心理留下强烈的记忆, 从而有助于造成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文化, 法国近代政治文化就保有这个特征。由于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乏, 民众无法被经常而有序地组织着参与政治实践, 从而使其实际政治知识缺乏但又保留有被动员起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政治的抽象理念, 这些都造成了法国文化中的观念中的政治的形成。

(2)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18世纪兴起了启蒙运动, 开始了“理性时代”, 打破了由万能教会一统天下的“信仰时代”。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其后法国政治的发展正印证了克莱恩·布林顿的革命理论, 他断言“知识分子对一个社会的离弃”是这个社会在几十年内就会迅速导向大规模革命的前兆, 这时的知识分子趋向于攻击社会中最基础和根本性的制度而不再是倡导对这些制度进行改进。后来, 启蒙运动出现了分裂, 以伏尔泰、狄德罗的经验理性为一派, 其跟随英国的经验理性传统, 强调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卢梭的先验理性为另一派, 强调先验的政治的道德性目标。最终, 法国人民因其本身的民族特性和传统选择了卢梭的学说, 这也意味着其选择了政治观念的先验性文化。卢梭的学说对法国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公意”、“主权在民”理论深入人心, 其批判的社会异化理论以及为反异化而着手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使人激情膨胀, 心向往之, 在大革命中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甚至实践了其政治学说, 虽然实践证明其学说不能越过政治哲学的边界而进入政治实践层面, 然而其学说已融入人民的心里和法兰西的文化之中是无可怀疑的。他的学说强调抽象的理念不注意政治实践, 是法国观念中的政治的一个重要根源。他还认为存在于个人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可能会歪曲公意的表达, 因此, 卢梭式的政治模式不承认政党、利益集团等中间团体的合法性, 以至于法国的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发展欠缺, 如政党体制不完善, 无法形成稳定多数派, 利益集团数量也较少等, 这样他们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他反对代议制, 倡导直接民主制, 这个观念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中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半总统制和全民公决:总统是全体人民选出来的, 能够代表公意, 是主权的寄托者;全民公决更是直接民主制的体现了。卢梭这些学说的倾向自然是导致观念中的政治而不是实践中的政治。

除了卢梭等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外, 当时法国文人这一个整体对法国的政治文化特性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变为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些文人没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实践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 因而他们对于政治仅限于想象和建构, 托克维尔说:“他们都认为, 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他们是作家, 把作家的激情和浪漫气息带到了政治中来。这些风气无疑会形成一种观念中的政治文化。

(3) 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影响。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 法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是从旧制度中升起来的怪物。它剥夺了贵族的统治权, 取消了三级会议等公民自治, 它通过官僚制把一切统治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把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 控制着帝国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它努力使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人都相互孤立和分离, 为的是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统治。它使所有的人都平等唯独自己高高在上。它需要的不是政治参与而是服从。它一向我行我素而不顾民众的需要。因此, 它在尽一切努力使人民脱离政治, 使自己与人民隔绝, 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其不可抗拒的权力。

上面这些因素塑造了法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当然了, 政治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几十年来, 由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 根据趋同理论, 法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接近于其他西方大国了, 其政治实用主义更多了, 激进性更低了, 抽象的观念斗争更弱化了, 因此, 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法国例外主义的终结。然而, 完全的终结是不可能的, 其观念中的政治文化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而已。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7.

[2]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 2003.

论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第5篇

摘 要：政治文化属于政治意识文明的范畴，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对政治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现阶段，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

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

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9。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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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文化政治实践 第6篇

该事件引起不少关注，或谓张氏名败为风气守旧恶果，或谓知识范式转型变异，或谓叙述笔法未变遗毒。扼腕唏嘘者，为抱不平者，在在皆是。有谓张氏性学知识非不落后，还很科学，“第三种水”看法为二十世纪性学研究重要发现，其被誉为近代中国性学第一人，亦不为过。而令人迷惑的是，论者除感慨张氏超前壮举、行为奇诡之外，很少分析其何以编撰《性史》。如此悬空叹息，满足了读者泛滥的同情心，却错过了古人的真问题。深究《性史》编撰之因，会发现它的出现是美的文化政治实践，是私领域的重要变革，其后有深刻的思想史命题。

按常理论，此文化事件之前，张贵为北大哲学教授，地位已经不低，其大可固守学院，谨慎从事、明哲保身即可，却冒不韪，做此“败俗”之事，岂不令人生疑？笔者认为这与其性格冒进、知识分子职责等相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思想路径有关。此事发生前，张已出版两部著作，分别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此二书集张彼时思想之大成，在两书中，张构建了一个美的乌托邦。在此乌托邦中，一切行为、事物都以美为标准，当然包括性。如《美的人生观》，留有一节—美的性育，对儿童、青年性教育做了初步讨论；而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专辟一章，讨论性趣及男女情爱。实际上，编撰《性史》可谓对其乌托邦理念的展开，其来有自。

而《性史》其来有自之《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为张回应彼时思想困境的产物。前书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原为一九二一年张入北大哲学系的讲义。此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辩论，如科玄论争。此书即是对此论争的积极回应，只因该书未收录进论争结束之后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分别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与《人生观之论战》两书中，以致研究者忽视了这一关系。在该书中，张从两方面回答了科玄论战中的认识分歧。首先是方法上的分歧，科玄论战中一方认为科学方法是认识一切事物的方法，而一方认为在精神领域，科学方法无能为力，只能以直觉等哲（玄）学方法来认识，于是矛盾出现。而张提出一种艺术方法，统合上述矛盾，可谓推进了科玄论争中认识论问题。其二，科玄论争并未为彼时迷惘青年，提供具体指导，而张以美为人生的目的方向，且建构了一套具体行动方案，可谓在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层面推进了科玄论争。

因此，张的两书是对科玄论争的推进性回应。而从此书延伸出来的《性史》编撰即可追述至这一思想论辩语境中。

如把上述二书的思想史背景做进一步追述，《性史》编撰还可延伸东西文化论争语境。这不仅因科玄论争直接源自东西文化论争，更因张氏在上述两书中尝试以美的理念融合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冲突问题，正为东西文化论争中核心。可见，上述两书也对东西文化论争做了推进性回应。由此， 两书实践之产物《性史》也与东西文化论争有隐秘关系。

而东西文化论争直接缘起“一战”发生以及知识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认为西方文化存在缺陷，战后重塑世界文明图景，东方文化能占一席之地。如梁启超认为东方精神文明能补足西方物质文明缺陷，挽救文明危机。表面上，呈现出文明孰优孰劣的讨论，但埋伏着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问题，即什么文化与理念才能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基础。这一大问题可从彼时国内政治状态得到理解。民国肇建，共和开始，但民主政治发展，并未顺遂，袁氏称帝，共和告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旧文化不改造，民主政治不能着地，因此要从文化上做根本改造，为现代政治奠定根基。然以何文化作为现代政治根基，答案并未清晰。但这一模糊状态却为时人带来严肃思考现代政治基础的契机。张氏两书缘自对东西文化论争中命题的回应，实际上，也回应了该论争中埋伏的这一大问题。因而，由此二书逻辑衍生出的《性史》编撰亦可谓重构现代政治基础的尝试。而如果把为现代政治奠定新的文化基础称为文化政治的话，那么，《性史》编撰实践则是文化政治的实践。

那么，《性史》内容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化政治实践呢？笔者认为是一种美的文化政治实践。在该书序言中，作者说要用艺术家的态度和方法来把世人污蔑为猥亵与误会为神秘的性欲，变成世间最美妙的事业。而什么是美的性关系？该书没有回答，但在《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则解释为如节制、精神与肉体合一等。在这两本书中，张竞生构建了一个以美为理念的乌托邦社会。然什么是美？张未曾明言，但这一理解与柏拉图相似，即作为实体的美是一种理念，世界由它展开。实际上，在上述两书中，张竞生为现代政治的基础确立了一种美的文化理念。而美的理念所展开的乌托邦世界，性生活作为其一，也分享了美的理念，专门讨论性生活的《性史》，则是这一美的理念在具体领域的实践。

由此，在为现代政治寻求基础上，张不仅在文化理念及其思想资源上与梁漱溟、陈独秀等不同，在由此理念引出的实践上，亦有巨大区别。与梁走向乡村建设、陈等走向工农革命不同，张竞生走向对性领域的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不重要，如果说现代政治包括公私两个领域，那么，张的实践无疑属于相对公共领域的私密领域的改造。以此来看，《性史》非仅为娱乐，而是有关宏旨。《性史》编撰及该实践前后的一系列活动，正是对现代政治基本组织单位—家庭问题的回应。那么，张在这一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上有何见解以及为此见解构建了怎样的文化意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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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夫妇关系至为重要，传统中国认夫妇为人伦之始，造化之根，并以夫为妻纲作为家庭基本关系的原则。张亦从此处着眼，在著述中花大量篇幅加以讨论。他认为这一原则有违基本平等精神，以此形成的婚姻制度，易为男子自私自利之图，成压抑女子和悖逆人性之势。为改善这一状况，需先提高女子之地位，注意她们对生计权、教育权与参政权的争取。在此基础之上，再改变旧有婚姻制度、夫妇关系。在其理想的乌托邦中，张主张从根本上推翻旧有的一切制度而实行更符合人性的情人制。但这一理想过于高远，鲁迅认为二十五世纪才能实现。然理想虽浪漫，但在现实问题上，张并不冬烘。他亦有技术方法应对实际，如夫妻离婚，在夫不喜欢妻时，认为既不能勉强相安，也不骤然离婚。最好救济之法，“莫如离居，使妇人去读书兼习实业”。“俟妇人有独立的学识与生活之后”再离婚，“于情理上想无大背”。法虽折中，但在新旧过渡之际，未必不是周全合理之法。而其通达世情的妥协处理，除为新旧顺利过渡、以免人间惨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夫妻感情的强调，这一情感不仅是其美的社会中情人之间的基本状态，也是现时社会夫妻之间应该达至的目标，甚至他认为在夫请求与妻离婚之后，亦应与她“保存一种极好的朋友爱情”。实际上，对情感要素的强调成为其处理夫妻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的得出，是与他把夫妻关系理解成朋友关系的一种有关，他认为朋友关系最重要的是平等和情感。平等之后，“感情浓厚的可以密交，淡薄的当然不相往来”。而夫妻比朋友关系更密切、情感更浓厚。夫妻情感如不相孚，不如早日解散，以免重累家庭。而为营造情感融融的夫妻亲密关系，在结为夫妻关系前之恋爱阶段，需明白爱情道理；在结为夫妇后，更应该在夫妻私人生活上加以讲究，而这正是《性史》编撰回应的具体问题。在《性史》中，张竞生以美的理念来讲述男女性生活之技术，其目的便为增进夫妻情感。不过为营造这种脉脉温情，其大肆渲染性生活场面而不加节制，遭人诟病。但并不能否定其对此背后深刻的思想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的《性史》编撰为现代政治基本组织单位中家庭的夫妇关系，构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即平等和情感融洽。这一替代夫为妻纲的原则，今日虽已成常识，但彼时却不失其意。

恋爱、婚姻、家庭向被看成是相对公共领域的私有领域，本是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重要部分，张竞生讨论与重构该政治领域的文化基础，可谓直击要害。然而这一重构的努力却因触犯忌讳，出版后被斥以淫书，张亦背负骂名，不容于士林，与之相随，其论背后的思想史问题被世人忽略。所以有论者认为《性史》导致张竞生人生失败，非因《性史》内容科学与否，而是它碰触了国人的私密，不无道理。今日看来，张竞生剑走偏锋，彼时正直击要害。而此文望不辜负这直击要害的刺痛。

谈思想政治文化及政治体系的研究 第7篇

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后, 随着各种相关的体系的变动以及相关的政治思想的开展, 国外的政治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发展局面, 出现了以派伊等为形象的思想流派。在分析政治以及文化这两种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主张先把政治文化以及它的体系和活动分解来看待, 进而通过分析前者对后面的两项活动的制约以及意义。这种探索方法非常有深度, 因此在实际的探索中很多人往往把它和我们的政治文化探索相混淆, 认为是同一个意思。不过还有一些人将其有意的放到人类学之中进行, 针对我们上文提及的文化进行非常宽的范围内的探索。这一流派在衡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时候, 对于他们彼此的作用非常重视。通过这种探索我们发现, 文化以一种探索客体的形式出现, 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含义, 是一种在各种系统之间相互反映互相影响之后得到的。文章将阐述的关键内容放到占有重要地位的公民文化的探索范围上。

在上个世纪的中后期, 曾有学者指出, 其是一种某个国家在某个阶段比较通用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体。它是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各项相关的政治行为的统一体现。我们在以往的事件中产生的观念种类会严重的的制约到我们今后的各项活动, 它对每个具体职位的人员的活动以及行为等有一定的约束力。通过他的论述我们发现, 它具体的代表人类在某个阶段的各项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如果严格的划分它应该被归为我们的能动思想范畴之内, 它是政治活动在我们思想中的具体体现。不管是何种形态都归为我们具体的政治思想, 它对我们形成政治感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终形成我们的具体信仰。

政治认识和政治信仰, 不但取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本身, 以及我们实在位于的氛围, 同时它还和我们的认知水平以及需要等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举例来讲, 当国家颁布一项制度的时候, 我们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即一些人非常高兴, 他们积极地去赞赏这种制度, 不过还有一种截然相反地观点, 他们会非常烦感, 会去批评这种制度。我们应该知道出现这种区别现象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它是我们的思维意识以及我们的个体主张的具体体现, 不过我们最好是确保这种认知水平的统一, 因为只有做到了这种统一, 我们才可以保证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合力有序。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主体, 是单一的人或者是一整个的部分, 所有的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做出非常直接的测评, 而且从结果中挑出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个人所在的环境有很大区别, 因此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种不一样的观点, 就会体现出很多不一样的活动。不过, 在总的方向是来说是有一定的统一性的, 只有确保这种统一, 我们的国家才可以正常的运转。

众所周知, 政治文化给每一个个体或者是群体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其具体的功效还是其中的某个部分, 亦或是从它的具体能力到它的能力范围体现都反映出我们不同的文化, 这种作用尤其是会和政治重要人物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这主要是取决于他们和自身的活动都是我们观念形态的关键形象, 具体的讲来说就是, 这些人和他们的具体活动是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代表。

政治文化, 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引导和支配两个方面。一般社会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 接受某种政治文化, 而它所接受的这种政治文化反过来又引导和支配其政治行为。一般社会成员对某种政治文化是否接受, 取决于他们对这种政治文化是否拥有一种认同感, 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自身利益的实现。一般社会成员不具有维护和支持现存政治体系的强烈愿望, 如果当政治角色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激化时, 一般社会成员往往表现为不满、反对、冲突, 甚至要求改变或打破这种政治体系。当今某些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冲突, 即是一个证明。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文化必须对社会成员进行引导,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只有如此, 才能使其向有利于维护政治体系稳定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政治文化必须对政治角色加强规范和指导, 对那些腐败的政治角色严加惩治, 以此来消除社会成员的抱怨, 如果不这样, 必将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必将引起人们政治信仰的动摇。

政治文化无疑是影响政治体系稳定的因素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政治文化作用于政治体系的政治取向模式和价值取向, 这种取向模式和价值取向又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稳定。下面将从政治认识和政治情感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政治认识的角度看, 人们对政治认识和政治价值的评估, 选择和信仰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正面的认识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 负面的认识不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正面的政治认识水平越高, 政治体系稳定的影响力就越大。社会成员较为一致负面的认识, 或者成为促进政治体系调整的因素, 或者成为导致政治体系动荡甚至解体的原因。如果这种负面认识的差距过大, 甚至形成对立, 那么政治动荡或社会冲突便难以避免了。

从政治情感方面来看, 人们的政治态度, 政治信仰等等, 无不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就政治个体而言, 支持、反对或漠视某种政治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价值取向是否符合其政治信仰和是否有利于其政治理想的实现。就政治群体的政治取向而论, 支持、反对或冷漠某种政治体系, 关键在于这种政治体系与他们的态度、信仰是否相容, 是否有利于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当然, 政治信仰的一致或者不同, 并不必然有利或者危害政治体系的稳定。但是, 一旦社会成员相当一致的政治信仰发生变化, 就可能会出现普遍的信仰危机, 破坏政治体系的稳定。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政治文化不论对我们的单一个体还是一整个群体来讲是意义是非常关键的。它的各种差异, 不论是对外显示出的体系区别还是对内的实际功效的区别, 都对我们的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意义。如果我们体系发展不健全, 失去稳定性, 那么这种因素必然会带动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政治的不稳现象, 严重的回出现大的动荡局面, 而这种的动荡最终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民族的前进以及国家的壮大。

参考文献

[1]郜非非.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前沿.2010 (13) .[1]郜非非.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前沿.2010 (13) .

[2]罗湘明.拓展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的价值意义[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 (05) .[2]罗湘明.拓展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的价值意义[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 (05) .

政治亚文化 第8篇

一、“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德国学者海因茨·劳施(Heinz Rausch)曾在其所撰的《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即“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这些要素会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凝聚和产生普遍可接受的基本立场和游戏规则,进而引导政治体系中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3]据此,政治文化不仅能够呈现一国民族精神与政治信念的整体面貌和特质,也能彰显出全民对政治的态度倾向,进而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经过约30年左右的发展变迁,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逐步完成了从战前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国家也从根本上完成了政治的西方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文化的转型,意味着民众对联邦德国政治的基本图像、认知模式和价值评判发自内在的彻底改变。这样的内在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从帝制时代的“臣服型政治文化”,经魏玛共和国政治乱象中的强烈的反共和倾向,再演变为纳粹时期极权下的政治狂热,直至战争惨败后彻底的“政治悲悼无能”,这些使得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是在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遗产的背景下起步的。联邦德国人民经历了10年至20年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体认、学习和演练,才为政治文化朝全民政治参与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4]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参与型的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在1955年,只有30%的人赞同《基本法》,到197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71%。更重要的是,认为联邦议会中各政党能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民人数从5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年的70%。民众对政党竞争和选举制度亦表示高度支持。1978年,79%的人认为政党竞争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90%的人认为政党竞争确实在联邦德国发挥了作用。[1]同时,各重要政党人数也与时俱增。1949年～1978年的30年间,基民盟党员增加3倍以上,基社盟增加近4倍,社民党虽然增幅不大,但党员总数在1978年高达百万之多。联邦议会选举的全国投票率在1972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惊人的91.1%、90.7%和88.6%。[4]1952年,对政治感兴趣的受访者只占27%,到1977年已经有一半人表示了对政治的兴趣。在1976年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88%的人赞成参加公民创制团体,59%的人愿意参加经过批准的政治示威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已经有约3,000个公民创制团体,成员总数达到了200万。[7]正如阿尔蒙德所说的那样,“比经济奇迹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恐怕是西德在短短的30年间就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民主政治文化”。[8]

那么,联邦德国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的成因有哪些?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要集中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成就、政治体系的良好表现、新老代际的交替、德国人民对历史教训的牢记和对西方民主真谛的自我觉醒、德国原有的地方民主传统、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由国家推动的政治教育,等等。应该说,这些因素都对促进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无疑,在所有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只有健全的政治制度的保证,才能使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成为可能。文化不是体制结构的原因,而是体制结构的结果。因此,政治文化不应被视为一种前理性的信仰和一种形成政治体制的原因。政治文化只能是人们生活在政治体制下通过学习而发展形成的价值和实践规范。而政治教育恰恰充当的是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中介”角色。通过(尤其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政治教育,才能把参与型政治体制的知识、精神和行为方式系统地传达到每一个公民,进而使他们普遍形成赞同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态度,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主流的政治文化。

“二战”中获胜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了实现《波茨坦协定》确立的“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改造德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原则目标,极力将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及民主政治运作模式植入西占区,藉以引导德国人及时建立起民主共和秩序和现代化的公民社会。“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吸收美国的政治文化来确立自身的政治文化原则,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必须的。正是盟国推动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才使得联邦德国第一次接受了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文化启蒙。哈贝马斯为此曾指出,“要不是在战后10年期间吸收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今天的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也许要糟糕得多”。[1]

二、国家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使得德国政治教育有着不同于英美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特别强调政府和政治组织在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启动之初,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影响并未因“二战”的结束和再教育的改造而销声匿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作用,也使得政治教育面临着如同“教育悖论”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民主政治文化,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的条件还未被创造出来。“在德国,政治教育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的,即民主体制和标准还根本不存在或才开始,而这些东西是政治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对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让步,他们可以从一个既定的条件出发”。[10]而德国还缺少这一必备的条件。另一方面,政治教育又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条件,“即必须借助于政治教育,民主的决定因素才能被创造出来”。[10]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主导下借助行政力量来开启和推动民主政治教育,成为破解这一“教育悖论”困扰的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是西欧仅有的设置相关政府机构参与政治沟通过程的国家,它由一个特殊的机构承担政治教育的责任”。[12]这个政治教育的政府机构,就是隶属联邦内政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52年建立时名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Hemimatdienst),1963年之后,更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20世纪50年代,“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建立,对于联邦德国推行以西方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在占领时期由西方盟国主导的政治“再教育”之后,联邦德国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正式启动。以“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在各州分支的建立为标志,联邦议会和政府开始逐步建构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这一时期也是民主政治教育在联邦德国的摸索阶段,虽然确立了民主的宪法思想,但在国家社会政治现实面前,传统的力量往往会占据上风。在国家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并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更加重视。联邦政府虽然为政治教育确立了“传播民主”的基本目标,但在国家、各州的教育实践中,似乎“如何承担起公民的义务”大大优先于“如何成为公民”的问题,“民主”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并不是直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合作型政治文化”对联邦德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当然,这种“合作”也并非此时才出现,而是早已融入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在传统意义上,德国人把合作理解成一种绝对的和谐,这种对于合作狭隘的理解,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政治党派只从表面认识到斗争是民主赋予的权利,而没能领会到妥协才是民主的精髓。在亲身体验了纳粹时代政治狂热带来的惨痛经历后,对政治的冷漠、对社会的敌视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大多数人的心理态度。这种态度也意味着如果新的民主政体再次遭遇魏玛共和国式的危机时,是不会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去支撑它的。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力量再一次得以显示。尽管“民主”教育是德国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但现实社会所急需的“合作”、“责任”、“集体”、“秩序”———而不是民主体系必需的“权利”、“批判”、“个性”——成为其主要教育内容。这些固然对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重建十分关键,但过多注重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忽视了对青少年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这些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大学生运动中得以凸显。

经过10年到20年时间的不断摸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政治教育任务和目标更为细致和明确,不仅继承了宣扬《基本法》下的西方式民主体系及其思想观念这一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的基本方向,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了“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建立之初业已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得如何“在德国人民中传播民主”成为可具体操作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教育实践。那就是通过发展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促进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增强他们参与政治的意识和兴趣,拥有采取符合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利益的政治行为的能力,并在政治参与实践中体认西方民主的原则价值。这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进大学生抗议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吸取了政治教育理论界的最新成果并运用于教育实践的具体体现。随着议会民主制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稳固,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政治教育政府机构,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和开放,不再局限于带有顺从特性的“合作式”参与,而是鼓励一种积极的“批判式”参与。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纳粹及其历史的深入反思和反政治极端主义的广泛教育,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相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历史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70年代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方缓和的新形势,客观上既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领导的政治教育增进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解提供了条件,也为进一步深刻“反思纳粹”和“清算历史”提出了时代要求。只有深刻反思纳粹及其历史,才能对外取信于国际社会,对内清除纳粹主义遗毒,为联邦德国实现地缘政治理想创造条件,也为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向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基础。虽然阿登纳政府也通过承认纳粹罪行、诚挚道歉、积极赔偿等姿态和措施来承担正视历史、教育民众的政治责任,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力度显然不够。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数联邦德国民众乃至政府领导层仍然尽量回避纳粹及大屠杀的历史。这也是极端主义亚文化在联邦德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成因。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思文化尚未形成,才使得“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对纳粹主义更多集中在研究而不是斗争上。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极大改观,通过旗帜鲜明地反纳粹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教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联邦德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著增强。

三、结语

德国政治教育学者沃尔夫冈·希里根(Wolfgang Hilligen)曾将政治教育划分为几种模式。按照他的分类,可以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教育划归到“形式上民主自由而又保守的”这一类中去。其基本特点是“一个侧重于社会福利和财产分配的政治概念;一个形式与内在都民主的民主概念;面对社会转型进行有效改革;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形式上的共识;解放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合格的目标是对共同生活的秩序和责任的理解;重点内容是社会规则和知识信息”。[13]

尽管国家政治教育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导的政治教育紧跟联邦德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与社会合作教育,60年代的反极端主义宣传与冲突教育,70年代的反思纳粹与理性教育,80年代的环境教育、和平教育与公民教育,90年代统一前后的宽容教育等多个与时俱进的主题内容),但始终贯穿其中的便是《基本法》指导下的宪政教育(它建立的法理依据就是出于宪法保护的需要)。因而,政治教育意味着对宪政及其原则和价值的宣扬,并力图在民众中形成广泛认同,使民众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理智地观察、选择、判断和参与共同事务。为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也被视为在联邦议会监督下的“宪法保护机构”。

由于宪政体制的健全,政治社会化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再加上民主政治教育的落实,使联邦德国民众普遍认同和热爱《基本法》下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此种爱国意识定义为“宪法爱国主义”或“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 spatriotismus)。哈贝马斯也对此予以认同,“联邦德国人民普遍表现出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精神;绝大多数民众基于深植于他们信念中对《基本法》原则及西方社会自由民主根本价值的认同和奉行,而忠于联邦共和国的宪政之治,并热爱自己的国家”。[14]有调查表明,1980年,高达96%的受访者认为,联邦德国人民在本国所享有的民主政治是最佳的政治。[15]除了少数激进政党,如极右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国家民主党”(NPD)及政治极端分子以外,民众普遍对《基本法》秩序予以明确肯定和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宪政民主的贯彻。

当然,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来之不易。国家政治教育机构建立初期宣传与教育的矛盾,后来政治教育对于传播民主与维护统治、政治冲突与社会稳定的矛盾,机构运行中“超党派”的制度理念与现实政党政治的利益偏向的矛盾,以及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现实政治形势的负担,都成为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所面对和必须克服的障碍。至于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为代表的政治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做出了贡献,本文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治体系“合法性”来源的重要基石,而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便是由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5][9]徐贲.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5677,2010-08-06.

[2]Gabriel A.Almond&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256.

[3]HeinzRausch.PolitischeKulturin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erlin:Colloquium-Verlag.1980.10.

[4][6]叶阳明.德国政治文化之发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73.

[7]David P.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InGabriel A.Almond&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1989.248.

[8]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3.

[10][11]Hermann Giesecke.Politische Bildung:Didaktik undMethodik für Schule und Jugendarbeit,München:Wein-heim Press.1993.17.18.

[12]Benedikt Widmaier.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staatlicher politischer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Frankfurtam Main:Verlag Peter Lang GmbH.1987.6.

[13]Wolfgang Hilligen.Zur Didaktik des politischen Unter-richts,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85.66.

[14]Heinrich August Winkler.Die Berliner Republik in derKontinuit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Berli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9.243.

政治亚文化 第9篇

我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王绍光从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入手, 详细介绍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参与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民主建设迎来发展的新时期, 在1953年, 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人民代表选举。其中, 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2.78亿, 约占登记总人数的85.88%;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1963年间共进行了5次选举, 基本实现了按时选举。上述数据与现在相比, 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但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环境来看, 受了几千年的专制压迫, 民众能行使选举权参与到民主政治中, 这依然是我国民主建设的一大标志。

从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能在民主政治上取得上述成就的主要原因为: (1) 新中国成立, 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并写入宪法, 人民政治参与扩大到所有中国公民; (2) 新政府重视人民民主参与, 在初次选举之初便向各地区分派大量民主人士指导当地选举, 人民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高涨; (3)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传统精英阶层 (主要指地主、资本家等) 的政治参与能力受到限制, 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 成为国家主人; (4) 传统的“蜂窝型”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加强, 转变为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 中国共产党对各地区民主建设的指导能力增强; (5)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使群众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明显。从1949到1976年, 我国群众运动不断发生, 成为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新形势。

2. 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参与

自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民主政治迎来发展的新时期, 改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 (1) 在坚持“人民主权”的同时, 进一步扩大了“人民”范围, 取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阶级成分, 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 同时享受人民主权; (2) 政府宣布不再开展群众运动, 剔除“四大自由”, 传统的“蜂窝状”单位体制结构松动并逐渐破坏。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之所以能在政治参与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 其主要原因为: (1) 改革开放后,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原有的社会机构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对人们的影响更加明显, 人们追求政治参与常态化的要求越来越明显; (2) 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更加深入, 主张以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加快民主政治建设; (3) 社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在1978年, 几乎所有城镇就业人口都是国有员工或集体员工, 在20世纪90年代后, 这种情况开始明显改变, 在1995年, 受到“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等思想的影响, 全国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倒闭, 大量员工下岗。原有社会就业形势的改变, 使中国共产党需要以更加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加快民主建设; (4) 自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思想发生明显改变, 言论自由、居住自由、个人政治权利、平等分配等受到居民的广泛重视, 居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二、基于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政治参与分析

为进一步强化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需要在充分掌握当前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 进一步创新相关方法, 为加快我国民主建设奠定基础。

1. 建立以合理开放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刘纯明等指出, 在当前社会结构中, 我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整合的趋势, 这一趋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 中间大, 两端小的“橄榄型”结构属于合理的现代化结构, 这说明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符合其发展规律。对我党而言, 在建立以合理开放为基础的现代化阶层机构时, 为强化政治参与, 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 充分注重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性、动态性特点, 认识到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 并积极引导、规范不同阶层的社会管理秩序; (2) 正确处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划分问题, 建立以公平合理为标准的利益格局, 为社会多阶层参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3) 强化各民主党派在民众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各民主党派是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根本制度被写入宪法。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需要加强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力度, 对多种政治资源进行科学配置, 进一步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2. 科学利用多种媒介展开政治参与宣传

在当前政治参与宣传中, 中国共产党可利用多种媒介提高宣传效果。从当前民主参与传播情况来看, 民主参与信息传播方式主要集中在社区公示板、报纸、广播、党政机关官网上, 其核心是通过多种宣传方式, 将科学的民主参与思想渗透在政务信息中, 实现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当前媒介传播过程来看, 政务微博是党宣传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与传统方法相比, 政务微博的优势明显, 主要表现为: (1) 受众广泛, 社会影响大; (2) 用户数量增长速度快, 民众对其认可度高等。

在传播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加快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 加强对政治传播主体情感的思考, 转变传统直白的发布政府理念的现象, 主要通过在政治价值渗透过程, 将民众政治参与的情感传递出去, 实现政治思想传播的人性化与宣传性的统一;其次, 在政务信息发布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应该贯彻自身坚守的政治价值, 重视多种民主参与信息的叠加与处理, 保证政务微博具有良好的政治支撑, 最终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最后, 政治参与应该以形象化、具体化的形式出现。在当前的政治思想传播过程中, 经常出现说教式政治传播现象, 严重降低了政治思想传播效果。因此, 中国共产党需要以一种更加亲切的形象展开宣传, 通过综合利用情感投入、思想教育等方式, 使民众能顺利接受政治参与传播。

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十分明显, 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 政治参与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相互依靠、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对我党而言, 在加快政治参与建设的过程中, 需要积极发挥社会多方面要素的力量, 从民主政治建设入手, 强化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4) .

[2]梁柱.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选择: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 (01) .

浅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第10篇

我国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理解, 分为以下几类:

1、重于主观方面的观点有:从心理层面来研究政治文化, 强调主观意识的作用;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两个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理论、制度、心理三层面;

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政治价值三个层面, 是政治理论与政治心理和价值的综合。

2、从主观与个体、群体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人性体现为理性和非理性”人性假设的基础上, 在韦伯提出的政治主体分为政治决策集团和政治外围集团的前提下, 区分两个群体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

3、从综合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如赵军认为:“政治文化是表现由一国政治体制、政治传统决定的民和法人在取得经济、政治合法利益方面产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总态势政治学范畴;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综合体现;它在心理、政治、社分析结合的方面提供判定一国政治发展现状、程度和方向的方法论基础。”

所以, 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在国际、国内政治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述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思想内涵, 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样才能理解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政治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每个层次又含多个组成要素, 共同构成政治文化的内容体系。

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它的基本功能有三个方面:变革政治体系、维持政治关系和指导政治行为。

政治文化是政治现实革新的重要前提, 在新的政治制度或体制建立的过程中, 政治文化为其提供文化和心理的准备。政治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和态度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新政治体系在建立过程中, 首先要适应民众的基本政治取向。政治文化的基本作用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的各层政治关系, 发挥出维系政治体系和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因此, 要使政治关系稳定, 就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具有强大吸收力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对主体来说是构成其内在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它可以促使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做出或者阻止某种政治行为。在当今世界, 个体生活在全球化的政治文化环境当中。政治文化可以决定个人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定、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 决定社会全体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总体看法以及反应模式;另外, 政治文化也决定着政治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 决定政治团体的纲领和主张。

政治文化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巩固, 离不开相应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和扶持,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公民政治文化息息相关, 它促进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公民政治文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并为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思想文化基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效益原则、平等意识、竞争观念、法制意识等在人们价值观念中占据了重要成分, 人们开始重视独立自主观念, 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对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 精神文明对政治文化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对公民政治知识、政治情感、理想和信念起着潜移默化的熏染作用。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 它直接影响着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 对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大力推进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文化建设, 这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和主导政治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才能使国民在社会主义制度所享有的利益中坚定政治信念, 拥护和爱戴现行政治制度。主导政治文化建设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核心和灵魂。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 提高人们对社会政治的认同感, 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探索进程中走向繁荣。

其次, 加强党在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 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最后, 要推进政治文化的社会化, 努力建设创新与开放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 是社会成员接受政治教育的过程。推进我国主导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可以使我国社会更加稳定、巩固和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要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 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 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正视西方政治文化对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 并用来改进和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总之, 我国的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提高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 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构建好政治文化对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两种政治文化心性 第11篇

建构政治权力合法性，一般来讲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未来目的论式的论证来为现实权力的合法性寻求依托，在这种权力叙事中，标准的表达可概括为为了实现某个将来的崇高社会理想，现实政治中的一切手段都有合法性，它往往包含乌托邦设计、强调自我牺牲精神、以不断革命制造进步感等等“情节”。另一种是通过原点回溯建构一个“至善”的起点，其标准表述为原点已包含了一切合理性，现实权力就是从中一脉相承取得合法性的，在这种政治叙事中，不断神化这一原点和不断将现实政治向原点回溯就是其主要“情节”。

简单地讲，前者可称为目的合法性论证，后者可称为原点合法性论证，这其实是两种政治文化心性，对现实政治具有强大的塑造力量；处于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心性中，我们都会身不由己地将所有事件的叙述卷入其中，使其成为既定权力叙事“情节”的一部分。前者惯用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对于二十世纪的国人并不陌生，而后者“祖述先王”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而这两种政治叙事方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转换，可能是理解中国现代性创生的一个关键。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政治实践中权力的原点合法性论证的精彩研究，可以把它解读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转换中一个前现代的深远背景。

祖宗之法可谓宋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它提供了宋代所有政治实践合法性的依托，是一“动态积累而成、核心明确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既包含制度章程等形诸文字的方面，也包含常识、掌故、想象、记忆、经历等等没有形诸文字的方面，其中既有“说法”，又有“做法”，还有“想法”，实际就是一种政治实践理性。作者探求了祖宗之法产生中设计与建构的两个维度，即所谓“虚”与“实”的两个方面。从设计的维度上讲，太祖、太宗都是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变乱，看过太多的阴谋、政变，对人性的阴暗面和制度的脆弱有深切的洞察，摆在他们面前的切实问题是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所以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少了传统儒家政治那种法天则地而又大而无当的制度幻想，而是基于一种更为实际的经验理性，即所谓“防弊”。这种制度设计思想和西方基于“性恶论”的立法思想有一定可比之处，而中国传统是讳言性恶的，明确提出以“防弊”为起点的制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虽非独一无二，也是比较另类的。同样基于人性不完善性的制度思想，却取得了相似的效果，西方有了稳定而有序的法制社会，天水一朝三百年无内乱，这与去恶防弊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多少有些关系。“革五代之弊”作为对唐末五代历史经验的反思是宋初制度设计的起点，作者深刻地洞察到宋初基于“防弊”的制度设计思想并非是宋的独创，而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一环，五代的统治者都曾力图解决政治、军事制度的矛盾，“走出五代”的努力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了艰难的实践，在这一点上宋是这种努力积累的经验和成果的集大成者。其实，这种被称为“防弊”的制度设计，当初不是通常想象的构拟一个大而全的制度体系，宋人讲述的“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很多都是就事论事的故事和掌故，从这些零星的叙述转化为“祖宗之法”还有待后来士大夫们一代代的建构。

祖宗之法作为宋代立政的基础，功能上起到了现代国家宪法的作用，但其内涵的模糊性给后来士大夫的诠释留下了空间，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群体的士大夫根据现实政治的不同需求，建构起不同面目的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很大程度上，有什么样的政治语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祖宗之法，这是祖宗之法建构的层面。作者给我们揭示了宋代士大夫的建构过程：祖宗之法的确立是与真宗后期及仁宗朝士大夫阶层崛起并取得政治决策主导权同步的，以“崇文”为中心的祖宗之法的诸多重要原则就是在此时凸现，并以《宝训》、《圣政》等形式固定下来，这里面汇集的先王“嘉言美政”其实是经士大夫有意识筛选出来的，其中体现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利益。作者看到正是由于祖宗之法是经由“层累”而形成的，内涵丰富而驳杂，相互之间甚至充满矛盾，所以祖宗之法表面上看尊不可犯，其实在政治实践中，持不同政见的双方都可以在同名为祖宗之法的遗产里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具体的政治决策中祖宗之法的作用取决于执政者对它的阐释，祖宗之法要为当时政治服务。内涵模糊的祖宗之法既给阐释留下了宽广的操作空间，也是政令淆乱的根源。这不是宋代的特例，而是原点回溯式的政治文化心性可能造就的政治特性。

原点回溯式的政治文化心性的重要特点就是神化国初圣王，正如作者所言，国初圣王的形象既是宋初帝王扮演出来的，更是一代代不断建构出来的。致力于建构全知全能的“圣王”神话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家法既来源于圣王，其合法性是不容争论、不证自明的；神话祖宗是保障祖宗家法权威性的重要手段。宋人叙述的太祖、太宗故事许多都可以当做“神话”来看，这并非是一种贬低，神话和历史间的对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深。士大夫从他们各自时代的语境中建构的圣王文本，通过一代代的讲述而得到强化，而这种文本反过来也强化了产生这种文本的政治语境。这种双向的强化塑造了宋人原点回溯式的政治文化心性，这种政治文化心性会消泯其他的理解事物的方式，王安石挑战祖宗之法在当时属于某种“违宪”，更是违逆了宋代士大夫的那种特定政治文化心性，他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圣王建构过程中，后代嗣君、士大夫皆入其彀中，将一些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以祖宗的名义“公理化”，建构起政治运作中一种君臣都熟悉并深度认同的观念平台，这种基本认同避免了在一些无谓问题上争论的内耗扯皮，客观上节约了制度推行的成本。如作者所言，“祖宗家法”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通过对固有思想资源的重新阐发建构一种信任的格局，从而达到沟通已知与未知、既往与未来的政治实践效果，这是原点回溯式政治文化心性包涵的一种“藏往知来”的政治智慧，这也是理解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关键，与我们熟悉的以“展望未来”为特点的目的论式政治文化心性颇为不同。

作者提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个凡是”，那也可称为特定时代的祖宗之法。如果从思想史这一层面上讲，两个凡是违逆了二十世纪成功转换的以进步为特点的未来目的论式政治文化心性，所以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毕竟“祖宗之法”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政治亚文化 第12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困惑,文化选择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集合与承载。文化既为人所创造,又为人所内修;文化既是人们精神状况的展现,也是社会历史深层内核变化的说明;文化既是人的生存和演进不可或缺的本质需要,也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生成的根据;文化既关联着个体的发展,又是引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旗帜。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土壤,而其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同样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特别关注的声音。当前随着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文化困惑愈加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有效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困惑问题关系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成效,而能否做出合乎历史和逻辑的文化选择则关系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未来。

一、文化及其变迁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看,文化是一个由人类创造且制约着人类世界的对象世界;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外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众所周知,文化的功能包括教化功能、规范功能、凝聚功能、益智功能、审美功能等,而无论对于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国家而言,其发展进步都时刻离不开文化因子的长期浸润。

从历史的角度看,关于文化发展的困惑与论争、思考与追求同在,亦可谓风雷激荡、波澜壮阔。回望五千年华夏文脉,诸子争鸣、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明风韵……文化之图景可谓生生不息、蔚为壮观。文化的土壤滋养着华夏民族,文化的渊源涵养出泱泱中华。当然,关于文化的思考与讨论、冲突与砥砺、实践与选择也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代以来,从“救亡图存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从“以夷为师”到“以俄为师”,从“打倒孔家店”到“国学热”,从“西学东渐引进来”到“孔子学院走出去”以及从“民主科学精神的启蒙”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从“古今中外”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说,围绕着“中华文化如何振兴”“中华文化如何为人的发展、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之主题,文化或主动或被动地经历着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从由“破”到“立”到既“破”又“立”、从“批判”到“重构”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交互、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冲突性与交融性共生。与此同时,文化自身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涵养力、渗透力,而且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软实力、竞争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困惑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与文化联系紧密。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态之中;另一方面,文化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起着引领、规约和协调的作用。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受教育者当代大学生身处多元文化的“张力场”之中,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都要比以往时代明显增强。相应地,当代大学生很多思想观念问题、政治理解问题、道德修养问题等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定的、深刻的文化问题。当下,在文化多样化、多元化发展的情势下,各种文化思潮、思潮文化相互激荡,其中既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也不乏掺杂有非理性主义以及特殊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现象,而后者往往由于其隐蔽性给高校大学生带来认识、分析、甄别、选择等的难度,高校的文化安全甚或意识形态安全也在无形中受到一定的威胁。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的传统界限正在慢慢变得模糊,文化正日益融入、嵌入受教育者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并与这些领域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特征。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定的文化困惑问题,大致可以解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教育者在文化路向上存在着一定的迷失现象。毫无疑问,一定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方向从根本上引导并规约人的思想政治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塑造。文化路向的叩问既是对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的自觉把握,也是对主导性文化发展使命的自觉承担。从文化的视阈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体现了文化的内在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反映了一定时代文化所要求的规范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实践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导涵养。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始终离不开文化的路向和谱系。我们看到,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其文化路向的判断、坚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常说现在是社会转型期,而文化路向的迷失更容易发生在这一时期。在社会转型期,既有的文化传统往往发生着或被消解或被遗弃的深刻变更,而作为引领新时代的精神文化系统尚未清晰、牢固建立。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高校大学生而言,他们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生存环境,面对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相互激荡与纠缠,面对由不同文化圈交织而成的诸多文化路向“十字路口”,既容易形成多元与多样、活跃与丰富的思想观念,也容易对既有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秩序与权威产生动摇或怀疑。文化路向的迷失问题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即大学生个体的思想精神状态,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有的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过程、教育评价等带来深刻的影响。

其次,教育资源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危机。马克思指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文化生产力也不例外。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既有的文化生产力创造的文化传统之中。换言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巨大的历史连续性”[2]。文化传统正是无数前人连续“实践”的外化形式和产物,储藏和蕴含着既有文化的基因、文化的种子。对文化传统的追溯和承接实质上是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来自何方、我们的文化曾经走过怎样的道路。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产生了维系自身数千年发展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与传统社会相适应并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在近代与外国列强侵略者的对峙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处于相对的劣势并引起人们的怀疑、反思、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所积累起来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受到排斥、遗弃甚或毁灭性重创,其中包括对社会权威的认同、对群体利益的关切、对中庸和谐及宽容调和的追求以及强调礼乐仪文、宗法制度、精神内修、心灵自由等内容。尽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传统资源加以借鉴利用,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文化传统断裂的危机。与此同时,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实现了空间上的跨地域化、时间上的即时化。不少西方文化由此得以机械地移植、嫁接,相应也冲击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本土文化传统的停滞、断裂,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面临新的困境。当下,不少高校大学生热衷于欧美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热衷于“媚俗化”与“游戏化”的享乐主义文化,热衷于基于新媒体的“朋友圈文化”“快餐文化”。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无节制追随,一方面使得他们对于文化传统愈加缺乏兴趣度和亲近度;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逃避现实、磨灭意志、精神涣散等思想道德问题以及文化虚无主义。从现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来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现代传播也存在着不在场或者在场但缺乏吸引力的情形。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突出强调政治性,注重“维稳”,相应缺乏对文化传统、文明传承、精神历程等的文化传统之范型时代化、内容大众化、传播现代化等的深入研究,缺乏对文化传统资源的当代境遇、社会生态等的与时俱进。众所周知,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因此完全变成单一的政治内容的说教、意识形态的附庸。事实上,倘若完全以政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来灌输、传输教条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而相应代替丰富的人的文化精神世界、思想道德世界的文化传统资源承继和生产,那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发展空间会愈加狭窄。

再次,教育环境面临着一定的文化多元化挑战。如果说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态上也展示出了一定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话,那么当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乃是全球性的,甚或说整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生活都在日益全球化。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显然,马克思在肯定“世界市场”的历史意义之前提下,主张人类在精神文化上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3],走向精神文化的人类多样性。在与外来现代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特别是在新中国60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激荡、30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求索的大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新丛林”在华夏大地得以孕育。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5],进而,“当两种伟大的文化力图以同情之心相互理解,诚恳地相互模仿时,他们各自都会得到成长,他们在相互接触之后能够更忠诚地各自保持其本身的全部特征”[6]。另一方面,多元文化的相互接触、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无疑也为人的精神成长、价值选择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性、条件性的支撑,同时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标志着人类在自主、自由、自觉和包容的文化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但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化多元化发展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诸如“文化的中心与边缘”“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化的解构与建构”以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化霸权与文化自主”“文化西化与文化演变”等的诸多文化冲突新问题、新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面临着一定的文化多元化挑战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思想层面上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进行政治认同教育、社会认同教育必须要比以往更加注重考虑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及其复杂性。正如斯维德勒所指出的,“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代各种文化和教育的所有层面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创造性地对付多元的世界观和视角彼此相撞而产生的强大的影响”[7]。

这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文化上的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困惑。这些文化困惑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借助文化自身的智慧、文化自身的力量,做出相应的文化选择。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

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8]面对文化困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有勇气、有担当地“丰富”好“文化头脑”,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增强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注重文化脉络、文化根基,提升文化品位、文化追求,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积极引导好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行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性、协调性、兼容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既是对先进文化的主动选择、自觉追求,也是对自身文化的主动积累、自觉反思。事实上,只有以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来重新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做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文化诠释、文化附加,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化、空壳化、相对化、外在化。当然,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时一事之功。当前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

打开文化自觉的窗户,文化的阳光才能普照进来。在当今世界,文化自觉更是一种时代的客观要求。文化自觉既是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也是对文化基因、文化蕴含、文化路向的自知之明和主动选择;文化自觉是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文化的价值、分析文化的问题、把握文化的方向;文化自觉能够保持文化发展鲜明的独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共通的文化自觉亦是共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简言之,文化自觉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自觉判断、自觉反思和自觉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既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一种自觉回应、自觉适应,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力的一种主动建构、主动提升。毋庸置疑,在具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把“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中国故事与西方故事”“中国声音与西方声音”“中国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等诸多的异同向大学生讲清楚、说明白,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基本的教育任务。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这种“讲清楚”“说明白”并不是简单地“就事实的异同而言原因的区分”或者“就原因的区分而言事实的异同”,而是要通过挖掘、阐释这些“异同”背后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基因来系统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事实上,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下,也只有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相应做好基于不同民族文化基因、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土壤的区分,才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内容真正“想清楚”“看明白”。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客观需要,并非口号、空想。

在当前愈加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无形胜有形”之战场。在实践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需要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第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演进,从中把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未来。第二,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党的执政文化、国家的文化建设历程和经验等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向度认识。第三,要对西方哲学文化发展史、“后现代主义”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有辩证的认识和本质的理解。第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文化理论也要积极创新。要借鉴诸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现象学、文化社会学、文化语言学、文化心理学、文化动力学、文化生态学、文化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创业实践等自觉调整其文化思想和实践。总之,要建构基于文化历史、文化资源、文化环境、文化表达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立体空间、协同空间。这在整体上也有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防御能力。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一种文化可以稳固态发展好多年甚至好多个世纪,现今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可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昨天开始的“文化转向”还未结束,今天新的“文化转向”业已开始。如果没有文化自觉及其文化自信、文化防御能力,人的精神信仰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甚或“去中心主义”“碎片化主义”,进而产生诸如大学生经常讨论的“老人倒地扶不扶”“路见不平吼不吼”“乞丐伸手给不给”等的社会问题。以往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变成了今天的“两难问题”,这无疑是社会思想、信仰、诚信、道德领域出现的“怪现象”。通过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避免诸多类似的“两难问题”。

(二)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语境

黑格尔指出:“人是处在各种生活必需的事情包围之中,特别是处在文化环境之中的。”[9]“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致有“疆界”“地域”“境界”三种语义内涵。语境的原始内涵是语言、话语、言语等人类沟通交流之情境与意境,同时,语境中所包含的情感往往最终都被沉积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并凝结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表达原型。在《宋史·舒璘传》中有“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可以看出,处于一定语境中的语作者对相关事物的理解和情感不同于他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语境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及社会行为等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整体的视角来看,语境沿着“家族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全球文化语境”的历史路径发展;从个体的视角来看,很少人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生活在同质性的单一文化语境下,现实社会中不少人可能具有“双文化语境”或“多文化语境”。与此同时,语境与人及社会的结合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语境已经由最初的“言语语境”扩展到了“非言语语境”,其中包括“情景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等。文化语境既是人们所看、所听、所言、所感受到的文化环境,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环境影响人的文化思绪、文化思量和文化思想进而产生的相互的、整体的关系场景、图景。当然,同一文化语境也会因人们的文化认识、文化实践、文化环境的差异而表现出因人而异的多样理解形态。例如,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语境中,“天”不仅指自然界意义上的天,而且还具有“神灵之天”与“伦理之天”的内涵,表征着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又如,在西方“圣经”文化的语境中,“上帝”与“恶魔”分别代表着好与坏、道德与不道德,而在无“圣经”文化影响的地方或者无宗教信仰的人看来,“上帝”与“恶魔”是没有多少本质的、情感的区分的。对于古今中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变化与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不可剥离的。换言之,不同地域、不同国别以及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在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媒介文化语境中,世界范围内蕴含不同文化观念的思想理论、政治理论、道德理论也得以广泛传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也经常援用某种西方的思想政治道德知识、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思想政治道德问题。但前提是“文化语境适用”,也只有在“文化语境适用”下,才能避免产生“思想政治理论机械套用”以及“拿着西方的放大镜来看待中国的问题”等的情形。

通过积极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语境,才能够将人类思想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等的历史性、丰富性、深邃性更好地展现出来。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科学语境、人文语境、实践语境、批判语境等相结合,能够更为立体、深入地把握“人—思想—政治—道德—社会”这一复杂的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由于文化是发展着的文化,文化语境自然是变化着的文化语境。因此,脱离具体文化语境的抽象思辨是毫无意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语境的创建、建构、设定也因此注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实践的过程。在今天,美国大片、法国时尚、日本动画等的娱乐消费文化以及电子商务、广告传媒、游戏、朋友圈、“互联网+”等与文化的结合及其场景已经广泛渗入到高校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语境已从印刷时代走进了图像时代,从个体时代走进了共享时代。应对好这些文化语境的发展变迁,除了要创新和改变既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外,还要在更深远的层面上积极建构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实际的自己的文化语境。从实践来看,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语境的建构应更加丰富并适用于当代大学生的接受心态、接受体验、接受诉求等接受实际。同时要区分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官方语境、理论语境与大众语境并借助于一定的文化智慧、文化精神、文化表达、文化手段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语境的亲和力。

(三)凝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记忆

记忆一旦在文化中定型,就日渐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和存心的体会。文化记忆既是时代文化的积淀、沉淀,也是时代文化留给人们共同的文化印记。文化记忆更有着特殊而深刻的意义。从人类自身延续的角度来看,“族群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脉络,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感受,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10]。而不同时代也留给人们不同的文化记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文化、道德、习俗、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各方面,过去时代都和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同”[11]。这种“不同”也表征着文化记忆是有选择的、有叠加的、有沉淀的、有积累的,也即文化记忆具有历史承续性和层次性。同时,文化记忆还具有特殊的情感性,它记录并渗透着特定的历史使命感、人生忧患和个体生命意识等。对于个体而言,他现有的精神活动方式和思想道德追求往往受到其既有的文化记忆特别是童年时期文化记忆的影响;对于家庭而言,不同家庭成员所经受过的共同的文化记忆往往影响着这个家庭的家风、家规和家训;对于国家而言,其不管是具有“磨难”意义的文化记忆还是具有“光荣”意义的文化记忆,这些在特殊历史境域中所形成的集体性共同文化记忆甚至能够成为一代人精神深处的支撑力量。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记忆资源。“中国贯穿绝大部分世界历史,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是把西方文化的特色同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物以及作为欧洲文明的现代中心的法国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2000多年来,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具有高度文化修养,极其多样化并富有经验”[12]。在今天,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依然留在我们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之中并深刻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道德取向。2015年我们举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其重要意义也自然包含唤起我们共同的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凝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记忆也是在集聚更多的思想共识,集聚起更多的精神力量,正如费希特所指出的:“从开始有历史到我们今天,少数光明的文化点已经从其中心扩展开,感化了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的这种更加广泛的传播过程就在我们眼下继续进行。这就是人类在自己无限的前进道路上必须达到的首要目标”[13]。

当然,“对于每一代人来说,过去的形象都有所不同。特别是由于保存以往岁月的讯息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后继的一代人仿佛置身于剧院之中,从舞台上可以观赏到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更为丰富、更加鲜明的场面”[14]。在今天,凝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记忆无疑还需要借助现代化的传媒中介和传播手段,才能使受教育者“观赏到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更为丰富、更加鲜明的场面”。例如,大学生当前所使用的阅读媒介多是新媒体媒介、“后现代阅读”媒介,由此形成了更多的“影像/视觉”文化记忆,而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印刷”文化记忆。对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若仅停留在既往的“文学/印刷”文化记忆上来讲授、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会与大学生的“影像/视觉”文化记忆难以对接。另外,从历史的发展视阈来看,过去某一时刻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记忆有可能会被暂时遗忘、暂时打断,但整体而言,重要的、深刻的、有思想内涵的文化记忆不会轻易中断。例如,作为“90后”大学生甚或“00后”大学生可能对于“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历史文化记忆没有多少的深刻理解,甚至曾经接受过相关的历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也因为与自己的经历没有直接相关性而渐渐模糊了记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个人经历的增加,受教育者在特定的时刻(比如自己遇到学习和工作的困难挫折时,又比如在以后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时)往往又能够唤醒“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文化记忆。因为,这一历史文化记忆自身蕴含有特殊的精神力量、民族品格。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