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范文

古代文学作品范文（精选12篇）

古代文学作品 第1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自由恋爱,婚姻机构,失去婚姻自由

语文教材选编了很多有关古代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 在教学这些文学作品时笔者对古代恋爱婚姻变化产生了兴趣, 想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不妥之处敬请指点斧正。

一、关于反映恋爱婚姻为主题的教学课文

从课文中接触到的最早反应恋爱婚姻状况的文学作品当推《诗经》, 而《诗经》中的作品最早的产生于西周初年, 最晚是春秋中期。西周初年虽然有了“周公致礼”, 并且对女子有了一些礼教性的约束, 但在当时周朝刚刚建立, 可能还没有完全普及“礼”的制度, 还没有完全受到礼教的束缚, 因此男女之间还可以自由恋爱。从《静女》中就可以看出,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 搔首踯蹰。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彤管有炜, 说怿女美。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匪女以为美, 美人之贻”。我们不能穿越几千年回到那个时期去看看当时的社会风俗, 但是我们能从诗歌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一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那种热烈的情感, 能感受到他们自由恋爱的气息。试想如果当时已经实行了严格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们怎么会如此大胆地私自在城隅约会呢?由此可以认为, 最起码当时周朝官府并不禁止自由恋爱, 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对偶婚时期的一些风俗习惯, 男女以互赠礼品作为传递爱慕之情的媒介。一枝花、一包果品或少量自制的工艺品都可以作为相悦的信物。那个活泼美丽甚至有点刁钻的女主人公, 屡屡约会那个有点老实的男子, 并且每次都令男子依依不舍, 难以离开, 这次赠送彤管作为定情之物, 男子拿到手里爱不释手, 下次就是一颗荑草也让这个女子别出心裁地赋予它以特殊的含义, 自由恋爱给这对年轻恋人带来的愉悦我们不难体会。

《氓》的写作时间应该比《静女》晚, 因为从《氓》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人的影子, 这说明周朝的婚姻制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媒人已经介入了男女的爱情婚姻中。当那个“抱布贸丝”的男子向女子求爱时, 女子委婉但情真意切地说“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把有无媒人看成是成婚的一个条件, 但他不是必要条件, 因为女主人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 这就表明当时结婚最好有媒人的牵线搭桥, 但是没有媒人, 他们自己也能做主。当男子始乱终弃后, 女主人公也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并能下定决心, 一刀两断, “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而不需要通过父母的裁决或是必须等到男子休弃。

西周稍后一段时间, 媒人已经成了婚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周礼·地官》中, 对于周朝 (公元前1066年到公元前403年) 的婚姻制度有这样一段记载:媒氏, 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 皆书之。婚姻通过媒, 是当时男女结合的必由之路。“男女非有行媒妁不相问名”、“女无媒不嫁”、“男女无媒不交”、“天上无云不下雨, 地上无媒不成亲”, 这些话句就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的证明。

从《诗经》这几首诗中, 我们能够看到婚姻制度的变化轨迹, 那就是由自由恋爱到媒人的介入, 然后到必须经过婚姻行政机构的允许, 由媒人确立婚姻关系。这大概得益于当时的交通工具极不发达, 政令不能及时发送到全国各地, 又加上一种新制度的推行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实践, 所以《诗经》中的一些爱情故事才让女主人公有了婚姻自主权。不管怎么说, 那时的婚姻一般都能考虑到男女的情感。

到了春秋时期, 周礼对人们的约束已经开始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而且出现了一代圣人孔子, 他的思想“仁”和“礼”也已经形成。到了战国时期, 孟子又对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 提出了“男女授受不亲”, 进一步约束了男女的婚姻自由。到了汉代, 社会已经进入封建社会, 而且实行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战略, 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 特别是对女子的统治更加严格, “三从四德”成了女子的必备修养, “七出”成了惩罚女子的重要依据, 女子完全失去了婚姻自由, 成了社会的附属品, 男人的牺牲品。在汉代, 女子的命运不是靠自己争取, 完全取决于父权和夫权, 婚姻受“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控制, 甚至丑化女子求爱为“自媒之女, 丑而不信”, 把男女之爱和自主婚姻当作违反封建礼教的奸情加以打击, 因此也酿就了无数爱情悲剧, 南朝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就是典型的牺牲品。

虽然刘兰芝貌美如花, “足下蹑丝履, 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 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 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 精妙世无双”, 又非常能干, “十三能织素, 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 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 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 但还是让焦母逼迫焦仲卿休了她, 焦仲卿无论怎样信誓旦旦, 也没有挽留住刘兰芝, 而刘兰芝无论怎样不舍, 也不能违背兄长的命令, 答应了夫君的求婚。在这篇文章中。两个主人公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完全由双方家长控制, 自己只能唯唯诺诺, 幻化为连理枝。

大唐盛世有它的特殊性, 是最强大也最开放的一个朝代, 因此它的婚恋关系也具有极大的自由性, 唐代贞操观念比较淡薄, 婚前发生性行为司空见惯, 离婚改嫁不受歧视, 当年的武才人被休后仍然可以再嫁入宫中就是证明, 上层贵族尚且如此, 何况平民百姓呢?所以当感觉到婚姻不幸福之后, 男女双方可以协议离婚, 这在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社会。但是婚姻关系历经千年文明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所以它又要求婚姻必须符合一定的要件, 首先必须要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其次必须要有聘礼, 而且要求门当户对。唐传奇《崔莺莺传》可以说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崔莺莺与张生一见钟情, 老夫人虽然知道被人家救了悔婚不好, 但还是拿门当户对这一门槛, 逼着张生上京赶考。当张生始乱终弃之后, 崔莺莺果断地与他一刀两断, 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虽然后来的《西厢记》结局比较美满, 但是反映唐代婚姻制度却是一样的。

宋代婚姻比起唐代的要严厉得多, 女子基本失去了婚姻自由。宋代经商盛行, 经济比较发达, 因此宋代结婚门第观念不太严重, 但是比较重财, 以至宋代出现了买卖婚姻状况。宋代有特色的是文人与妓女的情爱, 一些著名词人如晏殊、秦观、柳永等一些文人都有佳话流传下来。柳永的《雨霖铃》描写的就是文人与妓女的一段温柔缠绵的爱情。那时的妓女琴棋书画无所不能,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人的情感须求。

到了明清, 婚姻对女子就更为残酷, 女子完全失去了婚姻自由, 不能自由恋爱, 也不能自由离婚, 婚姻完全遵从“三从四德”, 在家由父母做主, 出嫁后即使丈夫死了, 也要有宗亲做主, 或是守节, 或是转嫁给同房兄弟, 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更为可气的是, 用三寸金莲裹住了女子的自由, 就连到处活动都成了问题, 更何况是自由恋爱呢?无怪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看到一幅画像也要为他生为他死呢。

二、有关恋爱婚姻主题课文的讨论

古代文学作品赏析 第2篇

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吴均写的《与朱元思书》。

原是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说是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奏议是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序(跋)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赠序为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祭文是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杂记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寓言是带有劝喻或讽谏性的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通常是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惯于运用拟人的手法。语言简洁锋利。欧洲文学中著名的寓言作品有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盛行，《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有不少寓言，如《郑人买履》(《韩非子》)、《鹬蚌相争》(《战国策》)、《刻舟求剑》(《吕氏春秋》)。

传说是长期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自然物貌的故事。如英雄人物传说，西湖的传说，黄鹤楼的传说。有的是以特定历史事实为基础，有的则纯属幻想虚构。人物和事件的传说，大都是颂扬、赞美的，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自然景物的传说，则近于优美的叙事散文。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中国体育文化 第3篇

关键词：体育文化 古代文学 发展 多样性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关于体育文化方面的题材，其文学体裁涵盖了诗词、歌赋、笔记、戏曲、小说、散文等，这些文学作品以独特的风格为我们逼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体育活动状况，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各种体育活动中的场景。尽管历经漫长的岁月，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了解到我国的体育文化精神，我国体育的发展历史，及其多样性的体育文化内容和形式。

一、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精神

《礼记》中有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先秦时代人们进行体育活动比赛，并非将名次及成绩作为争夺的首要目标，这也奠定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与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的差异。如果说西方是一幅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赛跑图，那么中国则是一幅古代的养生图。早在2300多年前，庄子就在其著作《庄子·养生主》中提倡动静结合，以保养生命。他秉承“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的思想，开创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养生观的先河。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化的日趋成熟，人们逐渐确立了动以养身的思想，即主张通过身体运动来达到养生健身的效果，只有加强身体保健，才能防病于未然。在《后汉·华佗传》中，记载了中国汉代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鹤5种禽兽的神态和动作所创编的一种医疗体操——“五禽戏”，五禽戏可谓中国古代健身术的代表，关于它的功效，我们可从该书中略见一斑：“身有不快，起做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另外，从太极拳的创造及推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所具备的浓厚的人文精神，太极拳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在和谐持中的理念中实现道法的自然，彰显人文关怀，同时也与庄子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不谋而合。与西方浓厚的竞技性不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更多的是强调娱乐性，养生性，讲究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人的切身体会，每个人均可身体力行，体育运动不仅注意到人体外部的肢体活动，更注意到身体内部机能的锻炼，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精神反而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

二、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

纵观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雏形期、成长期、定型期、发展期，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准确地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体育文化的雏形期距今大约2.8万年，当时的人们将劳动生产时的砍、扎、刺、割、射等动作相应转变为军事技能。《史记·五帝本记第一》中记载了“轩辕乃习用五兵干戈，以征不享，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的场景，为顺应战争而展开的原始的体育教育就此拉开序幕。此外，《淮南子》中说到“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可见我国在燧人氏时代就有了木筏，伏羲氏时代就开始使用独木舟，《帝王世纪》记载了尧时期出现击壤，《世本》“尧造围棋”；《别录》中的黄帝发明蹴鞠、角抵等，可见先古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体育文化的雏形。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成长期是夏朝到战国时期，当时各国的体育竞技活动俨然成为日常娱乐手段。《礼记正义》中描述了“孔子射于瞿相之圃，围观者如堵墙”，我们可看到孔子和当时的社会民众很注重体育。由《诗经竹竿》中的诗句：“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普遍有了进行体育活动排解心理郁闷的意识。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定型期在秦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秦朝将体育技能“射”作为官职称谓，《文献通考》记录了秦统一中国后将角觚作为阅军大典的内容，可见当时对体育的重视。《汉书·武帝本纪》也记载了汉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的盛况。《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一书中系统整理并总结了射法、戈法、剑道、手搏、蹴鞠等体育项目，推进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

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期是隋唐时期到清朝，进入隋唐以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人民生活富足，体育活动已然成了全民运动，杜甫《哀江南》中写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中双飞翼。”可见唐朝女子参与体育竞赛活动的英姿。武则天创办“武科举”，以及宋朝办武学的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武术的发展，明朝总结了我国武术的套路，其代表作品有《纪效新书》、《武备志》等作品，是我国古代体育文献的经典著作。明清时期，许多小说也对体育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在《金瓶梅》一书中，对象棋、围棋、击壤、双陆、秋千、毽球、击球等运动进行详实的描写，《水浒传》中记载了武术和拳击场面的描写，《红楼梦》中出现了放风筝、下围棋等体育活动，可见，那时中国在体育文化上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的多样性

从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千年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体育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先人在劳动和战斗间隙将体育独立出来，并跟随时代变迁的脚步不断做着调整和完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仍得以传承下来，我们择其几个加以表述。

其一，作为现代竞技体育足球的雏形，蹴鞠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所涉及并被保留至今。

蹴鞠最早被记载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而我国古代蹴鞠活动主要盛行于寒食的时候，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寒食蹴鞠的传统，到了唐朝，人们对蹴鞠进行了改进并加以创新，使蹴鞠活动使得更多的民众喜爱和接受，唐朝诗歌中不乏关于蹴鞠活动的描写，例如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杜甫的《清明》：“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到了明代，蹴鞠甚至已经普及到女性，例如钱福在一首七律诗中写道：“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几回蹴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诗中所述的女子蹴鞠比赛盛况，令人读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

其二，马球，又称“击鞠”、“击球”等，球状小如拳，游戏者乘马分两队，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以打入对方球门为胜，比赛场地多是草原或旷野之地。我们可以从三国时期著名才子曹植的《名都篇》中的表述：“名都出妖女，京洛出少年。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中看出马球运动至少在当时就已经存在。而到了唐代马球更为风行，对骑术要求也更高。武则天就曾写诗称赞唐太宗李世民高超的马术，由于马球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该运动到了清代便开始没落。

其三，剑术，是我国最传统，也是传承至今最流行的体育项目之一，早在描述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之初的名作《鸿门宴》中，就记载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情形，可见剑术在当时颇为流行，在汉代还出现了《剑道》三十八篇等有关剑术的专门论著，唐朝著名的诗仙李白不仅是个高产诗人，同时也是位体育明星，可谓是文武双全，他毕生对剑术颇有造诣，在其《与韩荆州文》一诗中，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可见其对剑术的痴迷程度。现存的《李白全集》共有964首诗歌，其中关于剑术的描写就高达100首，诸如“起舞拂龙泉，四座皆扬眉”，“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等，可见剑术亦成就了诗仙李白的豪放与洒脱。

其四，角抵，即摔跤，是极为古老的竞技项目，两人徒手相搏，按一定的规则，以各种技术、技巧和方法摔倒对手，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有了这些体育运动，当时人们通过角抵获取食物，与自然界做斗争。根据南朝《述异记》中的相关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翼州有乐名蚩尤戏，其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其中说到的蚩尤戏便是摔跤的雏形，是为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出现的一种民间的竞技活动，到了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甚至是当时周朝军队操练的主要军事科目之一。唐朝大诗人杨万里在观看朝廷举办的“角抵”大赛，写下一首《角抵诗》：“广场妙戏斗程材，才得天颜一笑开。角抵罢时还摆宴，卷班出殿戴花回。”彰显了“角抵”比赛的盛况及皇家恢宏的气势。

其五，秋千，在春秋时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秋千运动不仅是极为精彩的竞赛活动，还十分锻炼人的意志，促进人体生理机能的健康发展，因其简单易学，深受人们的喜爱，到了汉代，秋千成为我国许多传统节日必备的民间体育活动并流传至今。宋词中就有许多描写女子荡秋千的情景，诸如苏轼《蝶恋花》：“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这些描写女子进行秋千运动的真实情景是极其富有情趣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中一回标题是“吴月娘春昼打秋千”再现了明清时期女子对秋千的喜好与秋千的普及程度。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4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

通常的情况下,很难保存历史的真相,而同历史实际相比而言,现存的古代史料又是十分片面的,局部的,往往存在个人情感上的偏向。而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人们一般不仅仅针对古代史料,不自主的介入主观就成为了自然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对当代而言,现存的史料往往是有限的,而对史料的理解认识却可以是无限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常常能对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应当重视并承认研究者主观作用,能够正确地体悟并分析,评价文学史料,不以文学史料为基础的研究,就可能会陷入相对主义。

1. 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

想要研究真实的中国古代文化,就必须把客观的史料作为研究一切的基础和依据。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系统工程。从它的结构上来看,可以分成四个基本层次。

1.1 史料确认

只针对于古代史料的本身的是史料的确认,其内容包含了辨认史料的真伪,辨认史料的年代和作者以及辨认查询史料的存在与否。而史料的确认又是一种类似的实证研究,古代地文学研究如果考虑研究方法这一层次,就大致的等同于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研究的要求是避免主观追求客观,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逻辑的思维。

1.2 体悟分析

在通常的情况中,文学史料中常常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自身情感,其中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史料。而人类生活在被思想和感情填充了的空间中,众所周知,不可能没有独特的,来源于阅历,属于自身的思想情感,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在对文学开展研究时不会也不可能只满足史料的确认的这一浅显的层次就够了,同时,为了总结出某些规律,他们常常要超越这一层面,会不自觉地探讨史料字里行间蕴涵的情感内涵,并开始分析史料的出现,而不是仅仅把文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史实可供研究。在相同的文学史料中,因为不同的研究者的观点都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常常有不同的结论产生。

史料是丧失生命的遗迹,体悟分析是研究不会自己言说的文学的一个重要路径。史料往往是分散和孤立的,存在隐藏不露的联系。

1.3 价值评判的主观性

社会和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保证一系列的价值的评判标准的制定,对于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针对文学研究整体来说,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并对自己接触的史料所包含的意义以及地位等做出价值评判。而体悟分析以及价值评判的层次与史料确认的层次存在不同,这两个层次不同的文学观和审美情趣是不可避免的,文学现象在历史中被大量评价的命运实现它们存在的意义。当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对史料进行分析,在体悟和分析基础上对文学史料作出价值评判。,将自己放在比史料更高一级的位置上,就会产生价值评判。人们没有体悟分析以及价值评判,那么文学史料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失去了。通常这样认为,在两个层次上,文学研究是主观的,由于人们要评判它,体悟它,要分析它,所以史料才如此的重要。

1.4 表述

文学研究要经历三个层次,分别是史料确认和体悟分析,价值评判,然后依靠表述实现自身价值并广泛传播。因为研究者们对史料的确认和体悟分析,价值评判等都是无形的,如果没有表述,那么研究是无法传递给读者的。语言文字的表述应当允许,甚至是倡导各种表述风格,表述凭借的必不可少的文字语言是因时和因人而异的。而语言最基本,就是要简练明确,无文字障碍。

2. 不能将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的研究混为一谈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强调了文学史学就是文学史料学的看法,因为他们受到实证科学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文学史料和文学史的研究当作等同,虽然说文学史的研究基础就是文学史料。

仅仅考虑存在并流传的文学史料是有限和局限的。变迁给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被记载下来的史料是远远少于没有被记载的,或者有些当时有记录,后来却散失了。实际上,历史永远是丰富的,繁多的。而流传至今的不同时代产生的各类史料,即使已经十分庞大了,可也仅仅只是所有文学史料的一小部分,而其它很多的原始文学史料都是没有留下任何实物或记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遗失。而且,分析流传下来的文学史料可以发现,它们当中有些是客观的,可靠的,主要体现于个别的史实上。此外,为了能够形成可理解的史实,使其可以叙述得简单明确,许多的个别史实往往被记叙者所组合。

3. 结语

社会历史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人们愈来愈对文学历史的韵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不同于个人经历的历史来使自己的思想,精神生活丰富,提高认识以及审美的情趣,而这些研究论著全部必须以客观史料作为写作的基础,才有阅读的意义。

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相等,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应当把史料与实际相结合,同时,包容研究者的偏爱和侧重。笔者在本文重点提出了在文学研究中应该最终客观的文学史料,而文学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但它们却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需要做的是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打破无形中构筑的文学壁垒。

参考文献

[1]张可礼.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4-24.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常识 第5篇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北京)人，元代杂剧(戏曲)作家，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所作杂剧达60多种，今存14种，以《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最为著名，有《关汉卿戏曲集》。《窦娥冤》是我国戏曲史上典型悲剧之一。

王实甫，大都(北京)人，元代杂剧(戏曲)作家，代表作《西厢记》5本，21折，以歌颂反封建的爱情为主题，歌颂张生和莺莺为争取婚姻自由所进行的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北京)人，元代戏曲家、散曲家，所作杂剧15种，代表作有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 秋思》。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水浒》即《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相传为施耐庵学生，曾共同从事创作。传有17种通俗演义，代表作《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历史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全书120回。

于谦，字延益，钱塘(浙江)人，明朝大臣、爱国将领。官至兵部尚书，溢忠肃，诗人。有《于忠肃集》。《石灰吟》为作者12岁所作，选自《古代诗歌选》。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江苏)人，明代小说家。四十多岁中贡生，官仅至县丞，因耻于折腰而罢归，一生贫寒，对黑暗现实不满。晚年著成我国第一部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既寄托了他济世匡时的愿望，也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其艺术性标志着我国浪漫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高峰。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昆山(江苏)人，后徒居嘉定(上海)，明末散文家，60岁中进士，官任南京太仆寺丞。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有《震川先生集》。《项脊轩志》选自《震川文集》。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明代戏曲家，曾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代表作《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剧作多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

冯梦龙，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长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辑有话本集《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灌园叟晚逢仙女》出自《醒世恒言》，改编为影片《秋翁遇仙记》。

徐宏(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江苏)人，明代旅行家， 地理地质学家和游记散文作家，著有《徐霞客游记》，该书是日记形式的游记散文，是我国第一部日记体游记。书中作者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壮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被称作“古今纪游第一”，《游黄山记》出自本书。(黄山，在安徽省境内，有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代戏曲理论家、剧作家。《芙蕖》节选自《李笠翁一家言 笠翁偶集》中的“种植部”。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山东)人，清代文学家。他用数十年的时间写成我国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桐城派创始人。散文多为经说、序跋、书信、应酬之作。

吴敬梓，字敏轩，全椒(安徽)人，清代小说家，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55回。

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祖籍丰润(河北)，生于南京，清代小说家，以十年时间从事《石头记》(即《红楼梦》，又名《金玉缘》)的创作，全书未成，病而卒，后四十回为高鹗( )所续，全书120回，属于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杭州)人，清代诗人，散文家、曾任知县，辞官后于江宁(南京)小仓山下修筑随园定居，自号仓山居士。《祭妹文》选自他的《小仓山房文集》，还著有《随园诗话》。

姚鼐，字姬传，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是继方苞、刘大木魁之后“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提出文章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阐明儒家的“义理”三者合一的古文理论。《登泰山记》选自《惜抱轩诗文集》，其中“雪中观日”一段，尤为后世称道。

龚自珍，浙江仁和(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官至礼部主事，后辞职南归。深于经学、文学和史地学，为“今文学派”主要人物，近代改良运动先驱之一。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归途中写了315首绝句，总题为《己亥杂诗》。表达对国事的感慨与生平经历的哀乐。

刘鹗，字铁云，笔名(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镇江)人，清末小说家，通数学、医术、水利等，他的《老残游记》是我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吴趼(jiǎn)人，号沃尧，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广州)人，因居佛山镇，又自称我佛山人，清末(近代)小说家。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李宝嘉，号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清末(近代)小说家，他的《官场现形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曾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近代小说家，通法文。所作《孽海花》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易装现象分析 第6篇

【关键词】女性易装；女性弹词；文化产物

一、女扮男装现象及其文化内涵

（一）终身不复女

在伦理社会中，婚姻是最明显的社会性别角色划分方式，这是一组不可逾越的男女关系。单古代社会男性占有优势，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维护关系出现。在过去，封建的婚姻是将女性定位在一个恭顺和卑微的奴隶位置上，在家庭中存在“夫者天也，一生须守一敬字”的说法。这会使得很多未婚的女子对婚姻生活畏惧，有的女性终身不嫁。在《金鱼缘》作品中就描述过这样的女子，她自小聪明过人，长得漂亮，就是这样一位女子，她对婚姻和恐惧，不敢去接受。而面对社会现实，该使用怎样的方式去应对，唯独选择女扮男装的方式，她考取了状元，一直穿着男装，一身都没有再穿过女装。古代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能再穿女装，其实就反应出作者内在的心声。

（二）循规蹈矩的贤内

不满足于现状，又被传统思想禁锢，在挣扎和抵抗中寻找生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一直是社会问题和历史造就的问题。我国历史的演变中，男性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家庭的主宰者，是一个家庭的后代，直到至今在一些地方，还传承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例如：《再生缘》作品中，作家自小受到健康的家教，加之经历过后来生活的历练。对于《再生缘》作品的描述，会特意对女主角进行处理之后在出场，于是女主角就会被改装。在穿女装时，就是一个矜持，有教养的女孩儿，在小说中很多的矜持地方都显得庸俗。但是在复装之后，她就可以不用在操心娘家、婆家的小事儿，形象完全改变。在很多的作品中，对易装女子的出路，很多作家的作品模式都比较类似。众所周知，作品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能够反映出时代的历程。男性维持着对女性的统治，从法律、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对女性加以束缚，一厢情愿的规定女性应该淡泊澄明与端庄，女性作为人的欲望和权利都被抹杀了，那些只为丈夫、孩子考虑，为男性马首是瞻，失去自我，对男性没有任何危险的贞洁贤妻才是女性典范的思想是男权思想的无情体现。这些陈旧的思想是应该被狠狠的批判，在封建社会里，那种男人是神，是绝对权威，是宇宙是世界的中心的思想，已经被打破。女人努力用自定的观念去打破旧观念并重建一套新的伦理秩序。她们主动的追求相悦的爱情，对婚姻的与对生活也有新式的选择 。用新一代的女性自主形象来藐视男人与拒绝男人。也使她的灵魂、肉体一致的站在历史进步的舞台上，是自我思想的进步，也是对男性的失望和对社会的失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想要得以翻身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似乎就像是在夹缝中生活一样，想要看到一丝阳光就需要进行伪装。

二、展示了女性独特的人生思考

男外女内的传统分工将女性的职能和空间严格限定在家庭内部。女性易装成为弹词中的普遍现象，正是契合了幽闭在深闺的女性们的需要—_ 借助易装的想象，从易装女性的经历中得到心理慰藉，补偿女性被社会公共生活隔绝的遗憾。不管是彰显女性才干，还是描摹她们的婚恋奇缘，易装女性的经历在本质上即为女性们的精神漫游。在作者的描绘中，易装的女性一般都是内心强大，学识丰富的女性。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她们可以游刃有余的周旋着，体现女性智慧和睿智。但是他们的扬眉吐气是借助了男性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最终会以怎样的场面结束，这些都是作家不敢去面对的人生难题。如果恢复最初的女装，那么之前的努力就会如昙花一现般消失。简单而言，易装女性们最终的婚恋选择，可以深刻的反映出女性生存中遇见困境的思考。

（一）女性易装——复装后回归传统婚姻

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在该模式中，易装女性她们的人生经历比较简单，在换下了男装之后，她们还是会恢复女儿身。她们没有借助男性身份对社会有新的欲望，只是会短暂的表现之后就会快速的回归到婚姻家庭中。在《集芳园》、《玉连环》作品中就有这样的表现。

（二）女性易装——与其他女性缔结婚姻

很多作家笔下的易装女性一般都是选择该模式，易装的女主角她们各个聪明伶俐，各个才华横溢。他们借助男性身份伪装自己，开展自己的才华，对当时朝廷有极大奉献。往往是很快就会被选择为乘龙快婿，出现女子和女子上演婚姻的剧目。随着时间推移，真相大白，很多时候都不会被责备或者惩罚，反而会获得一些嘉奖，并且会赐予新的恩惠和未婚的男子喜结连理。透过该结婚方式能够看出，这是一种易装女性之后的生活，结局比较美好。

（三）女性易装——保持男装

在第三种易装中，女性易装之后不再回到传统生活中，在外人面前是以男儿身出现，但是在自己家人面前还是会恢复到原状。这种模式，是女性借助男性身份，对社会有新展望，有新欲望。在扮演了男性角色之后，能够满足自我内心需求，于是选择了保持男装。其中从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一旦男性回归到家庭中，就会失去主体地位。做些易装作品其实就是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心声，她们不甘于接受现实，希望获得解放。在女性易装作品里面的她们却早已跨出那一步，与以往的女性形象的不同，独特个性的她们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与世俗保持着一份距离。对封建的男权主义思想是带有批判性的色彩。女人的爱就要爱的洒脱，在男权社会里依旧展现出女性之美，这样的美曾经迷恋了无数的男子。但是文章在展现美的同时，更是展现出一种社会风气，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自己的自由，自由都是受到限制。

三、结束语

女性易装作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呈现出新面貌，一个弱女性的形象出现，在和命运做斗争，在和所谓的安排做斗争。在爱和恨之间成全自己，这是多美凄美的爱情。虽然我们看到的就是简单的爱情，但是在背后却呈现出了更多人性的东西。女性需要自由，女性更需要平等。她们有爱的权利，不论是在旧社会还是在当下，对爱的追求，对美的追求都是人生的自由。

【参考文献】

[1]吴孔平.古代女性易装复仇主题探析——以谢小娥、商三官复仇为中心 [J] .东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2]吴保和.花木兰，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演进与传播——从木兰戏剧到木兰电影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2011年1期

日本古代文学的瑰宝——物语文学 第7篇

1 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

日本最古老的物语文学作品是《竹取物语》, 它诞生于平安时代前期,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物语鼻祖”的地位。正式确立了物语这个日本古代文学的新体裁, 推动着日本古代文学的变革和发展。

《竹取物语》不是单一结构的物语, 融和歌与叙述于一体, 由化生、求婚、升天三部组成, 结构严谨, 叙述生动, 线索明晰。通过人物行为语言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社会图景, 叙述中贯穿和歌赠答, 形成“物语”文学的典型特征。

《竹取物语》开辟了新型文人文学创作的先河。日本文学史上, “人”的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展现:辉夜姬性格中的沉静、聪慧、温情通过行为、语言、心理描写, 以精细的语言技巧和华丽的词藻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整个故事没有用陈腐的结尾画上句点, 最后一章“富士轻烟”为故事留下了袅袅余音, 使读者的感情落入淡淡的怅惘, 效果极其动人。在日本民间, 《竹取物语》口耳相传, 被广为传颂。每个日本人在幼时都已熟知了这个故事, 空灵的意境及纯净的感情深沉地铭刻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 历经时世变更仍然保有清新的魅力, 《竹取物语》对日本文学来说堪称古典文学的母亲。

2 歌物语的先驱———《伊势物语》

《伊势物语》形成时期与《竹取物语》相近, 是日本第一部歌物语。它以和歌为母体发展起来。

《伊势物语》由《在原业平集》中的和歌为中心发展起来, 由125篇短篇汇集而成, 各篇各自独立但又有着一个共同的人物———在原业平, 主要写在原业平的恋爱故事。没有完整统一的情节, 但以和歌为主体, 用简练的语言叙述说明, 展现了男主角的生活:加冠礼、宫廷生活、外出游猎, 直到他临终赋诗感慨人生。除了对男女情感的描写, 也表现了对王朝的歌功颂德;叙述了当时的贵族生活, 如天皇行幸、饮宴行乐;有时以景托情, 描写了各地的景致;还一定程度体现了“身份低微之人”的生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种种世相。

3 庶民文学的形成———《落洼物语》

《落洼物语》是一部中篇物语, 描写了一个中层贵族的女儿受到继母的虐待, 后经侍女的帮助, 结识了出身显赫的少将并与他结婚,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故事发展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情节上的高潮, 即落洼被爱人救出, 逃离继母的迫害。作者又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另一个高潮:落洼的丈夫对虐待自己妻子的人作出种种报复。

如果说《竹取物语》还是没有脱离出神话传说的窠臼, 那么《落洼物语》完全建立在叙述的基础上, 立足于描写现实生活, 塑造典型人物性格, 刻画细腻的人物心理, 辅以书信、和歌, 采用了许多会话技巧。初具现实物语的特点。反映了许多庶民风俗, 在完成日本古代小说模式方面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以上的三部物语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曲折的情节、比较完整的结构、人物性格的细节描写, 具备了物语的规模。开始摆脱了古代寓言、神话、史传的模式, 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描写, 体现了写实与想象的结合。初具小说的虚构性、现实性和批判性三个基本要素, 三者开始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古代小说形成之初, 能够达到如此水平很不容易, 它们促进了日本古代长篇小说的成熟, 催生了《源氏物语》的问世。

4 文学史上的奇迹——《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是第一部将和歌及传奇统一的长篇物语。《源氏物语》不只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 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源氏物语》的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说法, 一般认为是在1001年至1008年间, 与以往的物语不同的是, 《源氏物语》的作者可考, 作者紫式部, 是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家, 本姓藤原, 原名不详。是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彰子的女官, 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 是书香门第的才女。紫式部在日记中写到:幼时与兄长一同学习汉学, 兄长学习颇感困难, 但她却如鱼得水, 兴味十足。紫式部的父亲长于汉诗、和歌、中国古典文学。紫式部自小家学渊源, 熟读中国古代文献, 尤其对白居易的诗文造诣高深, 她还十分精通音乐及佛经。紫式部家道中落后, 嫁给长自己二十几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 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世, 后应当时摄政关白藤原道长之召, 入宫做道长女彰子皇后的女官, 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生活, 对政治内幕及官场倾轧有了全面的了解, 她的经历为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

《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 是摄关政治的顶峰, 藤原一族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显要职位, 扩张势力, 同族之间又展开权利之争。紫式部侍奉的彰子中宫一家就是推翻了本族的藤原道隆一家取得了权势。其他贵族为对抗藤原势力, 纷纷找寻其他出路, 地方势力迅速抬头, 加上平民阶级的反抗, 使矛盾更加激化, 整个贵族社会危机四伏, 已到了危机四伏的转折期。

紫式部敏锐地感到了所处环境的各种危机, 在《源氏物语》中, 男主人公源氏的爱情生活并不是唯一的线索, 政治斗争作为第二条线索贯穿整个作品之中。小说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 又体现了因果循环的观念。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是一部有很大成果的作品, 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 使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高峰。全书54回, 近百万字。故事涉及三代, 历70余年, 出场人物400余人。人物涉及各个阶层贵族、宫廷侍女、平民百姓、武士阶层, 描写的细致入微, 各有鲜明个性。既是一部统一的长篇, 又可单独成篇。采用散文、韵文结合的写作形式, 植入近800首和歌, 散文叙事, 和歌抒情状物, 使歌与文完全融为一体, 行文典雅。作者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基础上, 广泛采用了汉诗文, 单是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就达90处之多, 此外还大量引用《史记》、《战国策》、《礼记》、《汉书》中的典故, 又具备了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氛。

这些物语文学的诞生, 标志日本文学拥有了自己的独特形式、规模和特色, 并使古代日本小说日臻成熟, 日本古代文学也进入一个新的更多样化的历史阶段。从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出现了200部以上物语文学作品, 现存仅约40部, 这些物语不仅在日本小说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世界文学也有极大的贡献。

摘要：日本古代文学在亚洲文学史, 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没有一种文明像日本文明如此执着于本土文明的传统, 又如此广泛摄取外来文明, 并且调适和保持两者的平衡, 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新文明体系。在这种独特的文明体系影响下, 物语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体裁, 充分体现了自成一格地发展为既吸收别国文化, 尤其是汉文化的文学特色。明显体现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 并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日本,古代文学,物语,《源氏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

参考文献

[1]唐月梅.日本文学[M].上海:上海二联书店出版社, 2006, 1.

[2]口藤昭雄.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5.

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雪”的意象 第8篇

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又称为“审美意象”,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从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象显现。[2]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意象主要由以下几类事物组成:植物,动物,器物,自然现象,人的行为活动,颜色,地点和其他。所有这些意象都有其代表的特定含义,如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文人大多会组合多种意象以渲染气氛,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但更高超的艺术家会通过意象表达哲理观念,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晋宋画家宗炳语),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3]所以本文选取了古代文学作品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雪”这一意象,来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论。

雪是一种自然现象,因其色白、晶莹剔透,所以或被作为美好高洁的象征,或被用来比喻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这是“雪”意象最常见的用法。前者如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将飘散的雪花比作飞舞的柳絮,给凛冽寒冬平添了几分生机盎然的春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此句也被后人奉为咏雪的名句。后者如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在生产力落后、靠天吃饭的古代社会,人们相信“瑞雪兆丰年”,雪的降临往往使人们欣喜若狂,如韩愈《春雪》“呈丰尽相贺,宁止力耕家”。还有以雪来表达诗人闲适心情的诗句,如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些都是“雪”意象作为美好象征的代表诗句。

“雪”意象既可以是美好高洁的象征,也可以是压迫摧残的象征,如《水浒传》第九回和第十回三次写雪,“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意在表现林冲逆来顺受的性格被逼迫至临界点,金圣叹评此处“写雪妙绝”。这也是“雪”意象较为独特之处,一个意象有褒贬两种含义。

“雪”意象在表现作者情绪方面,常被用来渲染离别时凄酸忧愁的氛围。上文提到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将此前对于降雪的惊奇与欣喜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友人离去的孤独与寂寞;还有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雪中送别的情景使人顿生凄楚之感。

物象因人的思想、情感而成为意象,意象又被艺术家用来抒发情感、表现哲理,并在与生命的融合中升华为最高心灵境界——禅境。由此,“雪”意象还承载着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传达出佛教中“空”的观念,直至到达空灵、禅的境界。《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雪”意象最后一次出现:“那天乍寒小雪,贾政还欲往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他“只不言语,似喜似悲”。曹雪芹多次利用“雪”意象表现“空”的主题。在结构上从“菱花空对雪澌澌”到“闲庭曲槛无余雪”,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均为前后关合,共同用雪这一意象升华出“空”的主题。

再看张岱《湖心亭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寥寥数语,就将大雪后万籁俱寂,天云山水共一色的西湖雪景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中,又以“痕”、“点”、“芥”、“粒”这几个量词的运用最妙,使人有天地万物不过沧海一粟的感慨,此句并未直接写雪,却处处展现雪的存在。只是到这,却也还未达禅之境界。宗白华曾说,李、杜境界的高、深、大,王维的静远空灵,都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4]“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读至此,顿使人感慨末句为画龙点睛之笔。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把一个“痴”字写透。

意象虽属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但当代美学同样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品格。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意象为本体探寻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平等对话的基点,这也有利于为树立和传播中国的文化形态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撑,对构建现代美学体系开阔了思路。“温故而知新”,只有认识意象,把它运用到除传统古典艺术之外的戏剧、电影、电视甚至新媒体艺术中,中国艺术、中国美学才会继续保持生命力,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要：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借助意象营造意境是古典文学中惯用的手法。本文着重探讨雪如何从物象转化为意象、“雪”意象如何表达作者的情绪、“雪”意象如何营造空灵的意境,从而概括总结出意象在中国古典美学以及现代美学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雪,意象,意境,禅

参考文献

[1]王向峰.从《周易》到宗白华的意象论——中国意象范畴的历史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9.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精神意蕴解读 第9篇

自春秋时期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从先秦到两汉,儒家精神开始慢慢渗透人心,并且其理念和思想皆体现在了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期间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波折, 可儒家精神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抵制燃烧而中断,大火烧去的仅仅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品,儒学精神的根脉并没有断,很快就犹如离离原上草,寸寸蔓生不息了。

德不孤,必有邻。克己复礼为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论语》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在阐述表现着儒家精神,仁义道德,尊师好学,自强自爱,字里行间都闪烁着儒学的精髓和意蕴。

不仅仅是《论语》,春秋战国到先秦,再到两汉,这个时期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辞赋和乐府民歌,随着大一统的实现,文学也慢慢统一了格调,以仁为中心,以义为依托儒家精神如同文字的骨髓,贯穿在文学作品中,以字歌德, 以文崇义,强调了君为主臣为辅的儒家学派的统治理念。

儒家精神完全浮在文字表面,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显著的特点。良药口苦利于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春秋战国到两汉这期间的文学作品因统治阶级的需要,使得文学作品多带有政治教化,劝诫性质,直白地阐述着儒家的仁义和自强之精神。

统治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崇尚宣扬儒家学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派更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到了两汉,儒家精神几乎成了所有文学作品的主导思想。此时的儒家精神对文学作品的教化虽然没有先前直接,但儒家思想和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植入更加深化。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此时的儒家思想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学派,所以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以至后来的乐府民歌,都在字里行间彰显着儒家精神的光辉, 爱民拥君,自强不息,以礼待人等儒家理念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儒即学,学当儒,文必儒。由于统治阶级的引导,儒家精神由此在两汉前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起着重要的思想教化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流思想,儒家学派的理念和内容也充斥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儒家精神成为当时文学作品的根基。

二、儒家精神和文学作品的自由恋爱

古代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多新变,诗, 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文学不完全是政治教化,多了自己的风骨和神韵,多了自由和灵魂。

此时涌现出许多文学家族,如三曹,二陆,谢氏家族, 他们身居上流社会,重视门第和宗族伦理关系,衣食无忧, 声势显赫,温饱之余开始了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虽然他们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却又追求个体独立与自由,反对异化和束缚,重视心灵的解放。

这一类的文学家把儒家精神化为己用,以旧革新,在表露自己慷慨激昂的文学大家之气派的同时,也让儒家精神这种正统思想在自己的作品里客串,使自己的文字得到意义上的升华。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 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

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 采椽不斫。

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 岂有讼曲?

兼爱尚同,疏者为戚。”魏晋诗人曹操的诗,既表达了自己的治国理念,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流露了儒家精神的熏陶和影响。”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皆是忧国忧民的句子。不仅仅是杜甫,李白,杜牧等很多诗人的作品大多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民间疾苦和国家大事,当时的文人墨客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大多闪烁着 “民为贵,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精神。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宋,生活越来越富足,世人如同见光的幼童,开始重视精神自由和文娱生活。文人墨客越来越多,无论是战乱潦倒,还是盛世安稳,都止不住文人墨客的笔墨挥洒。而此时的儒家精神和文学作品已经不是教化和被教化的关系了,儒家精神早已自然而然地渗入文人墨客的心里,致使他们的文学作品无意间种上了儒家精神的脉搏。

盛唐安宋的年代里,文同儒,儒浸文,儒家精神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已经从最初强势攻入和统治教化,演变成了互相影响,自由恋爱。

三、文学和儒学扯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蒙古贵族在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的摧残和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各种工匠却相当重视,他们把众多的工匠集中在大城市里,设置各种手工业作坊,为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城市的繁荣,为杂剧和南戏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在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加以全国灾荒严重,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元代的社会生活为元代文学,尤其是杂剧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身受民族压迫、阶级统治的广大人民呼唤自己的代言人,人民的反抗斗争赋予元代文学以巨大的批判力和战斗性。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

关汉卿在《感天动地窦娥冤》中写道 :“没来由犯王法, 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 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 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汉族政权覆灭的哀伤,和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悲痛。因此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儒家精神多表现为追忆,对少数民族统治不满的汉族文人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既谴责当时社会战乱,民族歧视,暴虐统治的凄苦,也展现了对前朝儒治的怀念和向往,思儒念儒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中隐含的脉搏。

元末文人在远离政治旋涡的环境中所形成的隐逸心理和孤独性格,又明初的政治高压统治下收到猛烈的重创,明朝提倡程朱理学,对文字存在逆思想的文人实行镇压,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惨遭迫害 . 这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使明初文人谨小慎微,写诗作文不敢直抒胸臆,针砭现实,造成明代前期文坛的黯淡景象。

明朝前期,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而儒家学派成为统治者强加的思想枷锁。此时儒家精神和文学作品成了难解的冤家。 而到了明朝末期,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讲史小说《三国志》等众多的通俗史书, 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世情小说《金梅瓶》,戏剧《牡丹亭》等影响至今的文学大作逐步出现。

再到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长生殿》,明末清朝的文学作品抨击旧社会,批判封建糟粕,对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

四、结束语

古代文学作品 第10篇

一、端正认识, 明确教学目的

古代文学, 顾名思义, 这门课程学的是中华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学精华。我们面对的是一篇篇经典文献, 其中不乏一些读起来佶屈聱牙的文字, 所以有学生曾提出疑问: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 还学那些古老的东西有什么用?还是学电脑操作、外语等有用。究其原因, 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发财致富的浮躁心态弥漫整个社会, 人们头脑中的那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在作怪。人们重视的是能立竿见影地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 而不是文学。不光是学生, 有的教师也曾经产生这种疑惑。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 不能回避这个重大问题的解答。回避了这个问题, 教师教学就会失去目标, 学生就会失去学习的动力, 陷入盲目性和随意性, 就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如何让“古”的教学内容适应“今”的形势变化?我觉得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引导学生明确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教师不但要传授知识, 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 虽然讲述的是古代文学, 但仍注重古今贯通, 引导学生从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及历史变化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 努力发掘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人文价值, 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格修养。

本课程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在目前高校教学受商业文化、拜金主义思想冲击的情况下, 坚持以“立人”为本, 拒绝即学即用的短视眼光, 这种立场在大多数学生中得到认可,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转变观念, 改进教学方法, 让古代文学焕发新的光彩

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巨大时空差距导致学生与学习内容的隔膜, 加之社会上功利主义以及快餐文化的冲击, 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锐减。要保证教学质量, 提高教学效果,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培养他们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 就必须转变观念, 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否则, 很难适应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1. 转换角色, 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

关于教师角色的定位, 唐代文人韩愈在《师说》中的阐述最为经典, “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明确了教师在教学中向弟子传授儒家之道的权威地位。过去古代文学的教学就是这样的基本模式, 教师整堂讲授, 学生只记笔记, 每节课基本都是教师的“一言堂”。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知识、提高文学修养和文学欣赏水平, 确实是一条十分便捷的途径。但是, 教师“一言堂”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教学方法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把学生看作知识的接收器, 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学生只需记好笔记就算完成了上课任务, 考试前死记硬背课堂笔记, 有的学生甚至连课也不上, 临考时复印别人的笔记, 背背记记照样可以合格, 甚至还能得高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大大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得他们只是为了考试过关来上课, 而忽视了上课的重要性, 更不会去主动思考更多的问题, 因而丧失了学习兴趣。这样长久下去, 学生便习惯于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 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萎缩, 养成对教师的过分依赖。用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 很难成为未来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善于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有创新精神和鲜明个性的人才。另外, “一言堂”的教学方法也使教师很难听到学生对教学的反馈信息, 不了解学生的要求和愿望, 也就很难根据学生的要求来改进自己的教学, 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要改进教学方法, 实现教师角色的转换。改变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 而建立起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新格局。教师不是单一知识的灌输者, 而是知识方法的指导者;不是占据教学活动的中心, 以权威话语施之于学生的征服者, 而是放弃话语霸权, 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参与者。这种教学新格局的基本内容, 就是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而不是只去记笔记。教师“一言堂”应变为“群言堂”;教师“满堂灌”应变为师生共同研讨问题;教师的以讲为主, 应变为以引导为主, 引导学生去学。这种引导方法很多, 比如对于古代诗歌作品, 教师可重点讲解一些诗歌欣赏方面的基本知识, 如, 意象、意境、格律, 等等, 然后让学生试着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去赏析作品;对于古代小说作品, 可以设计几个主要问题, 让学生查阅资料提前准备, 上课时先让学生谈谈他们的看法, 再作总结。通过提问, 逼着学生看一些书籍, 使其养成主动学习思考问题的习惯, 历练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根据自己做学生的体验, 如果教师的课激发不了思考的兴趣, 那么学生对这门课的印象就会非常淡薄。而让他们自己思考、解决问题, 效果就大不一样, 不但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 而且自己思考过的问题也会记得牢、学得深。

另外我们学院近几年还搞了很多课外活动, 作为课堂教学的扩展延伸。如国学晨读活动, 以一年级学生为主, 每天早晨诵读《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每年举办一次百首古典诗词默写大奖赛, 师生还参与市爱华国学馆面向中小学生的国学普及活动, 这些活动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兴趣, 开阔了视野, 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通过课堂内外的联动互补, 正确引导, 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 效果显著。

2.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丰富教学资源, 改进教学方式

21世纪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教学改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丰富了教学资源, 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我们从2001年起, 尝试将传统的教学方式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 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 编写切实可行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利用我院局域网的便利, 将教学大纲、必读书目、思考与练习、答疑解难、教学视频资料等放到网上, 供学生参阅;我院局域网特辟“课堂延伸”栏目, 为每个教师都设立了论坛, 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共同研讨的窗口, 学生可围绕教师课堂所讲的内容提出问题, 展开讨论, 各抒己见;学生也可以把作业贴在“教师论坛”的作业区, 教师作批阅, 形成师生网上互动的局面。利用多媒体视频教学, 我们还将阅读经典文本与读图、影视欣赏结合起来, 为学生提供人物、场景的想象依托, 有利于拓宽学生对作品的品鉴思路, 拉近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的距离, 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 古代文学这门古老的课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跟上时代发展前进的步伐, 深入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使它在新世纪的高等教育中发挥出学科的优势, 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要：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 如何适应新形势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一我们可以从传承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和汲取人生智慧两个方面来引导学生明确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第二, 转变观念, 改进教学方法, 让古代文学焕发新的光彩。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困惑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中国古代名家作品鉴赏 第11篇

顾恺之是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曾被当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曾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封了一橱自己的作品存在桓玄处，竟被桓玄从橱后全部窃去，以致引起他的惊喜：“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他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可见他的绘画之吸引力，修建瓦棺寺时他认捐了百万钱，就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顾恺之的作品，据唐宋人的记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名人肖像以外，也画有一些佛教的图像，这是当时流行的一部分题材。另外还有飞禽走兽，这种题材和汉代的绘画有联系。他也画了一些神仙的图像，因为那也是当时流行的信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画了不少名士们的肖像。

总之，顾恺之是对中国画发展保持影响的第一位画家，他不仅创造了人物画的基本模式，留下了最早的山水手稿《画云台山记》，而且提出如“传神论”这样可以坚守千年的绘画原则。不苛刻地说，在现代美术教育进入中国以前，顾恺之的绘画理念仍然是大部分中国画家所共同遵守的准则。

吴道子

吴道子，（约公元680～759年），唐代著名画家，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人。尊称画圣，吴道子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很早就开始当画工兼雕塑工。曾师从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成绩不大。后专攻绘画，由于学习刻苦，进步很快，“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开元年间以善画被召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

由于他能“穷丹青之妙”，在画坛上有些名气，公元713年左右，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并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官至“宁王友”。吴道子入内供奉之后，多在宫中作画，有时也随从玄宗巡游各地。一次，他随驾去东都洛阳，会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

公元725（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前往。事后还至潞州（今山西长治），车驾过金桥，御路“曲折萦转”。玄宗见数千里间“旗鲜洁，羽卫整肃”，心中非常兴奋，对左右侍从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万岁。于是召来吴道子、韦无忝、陈闳等，命他们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陈闳主画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韦无忝主画狗马、骡驴、牛羊等动物之类，而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等主题部分则由吴道子主画。《金桥图》绘成后，时谓三绝。

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刻意求新，勇于创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他这样两句话：“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由此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为画师们所学习的楷模，绘画作品称为“吴家样”。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品评了唐朝诸画家“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探微）、顾（恺之）。”

吴道子还弘扬绘画艺术，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艺传给下一代，使绘画艺术后继有人。据《图绘宝鉴》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较知名的有卢棱伽、李生、张藏、韩虬、朱繇、翟琰等。韩虬“以丹青自污，学吴道玄，尤长于道释”。朱繇从师于吴道玄，也“妙得道玄笔意”。吴道子对弟子言传身带，不是让弟子们背诵口诀、研色等，就是让弟子们临摹他的画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历代名画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吴生（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有时，吴道子作壁画时只描一个大概，其余便让弟子来完成，在洛阳敬爱寺中，吴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经变”即由翟琰完成的。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对唐代的绘画有着深刻影响，他被后世尊为“画圣”，后来他的徒弟接替了“画圣”的名号。

被尊称为“画圣”的人，非天纵奇才不能获如此殊荣，吴道子也确实厉害，他的许多发明创造是中国画历史中的最亮点，诸如高度的写实技巧、笔法的解放、山水画的正式确立等等，皆是肇始于吴道子。吴道子对中国绘画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如果没有他，中国画的发展不会如现在我们所见，历史将会改弦易辙。

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可以创新。他善于从复杂的物体形态中吸收精髓，把凹凸面，阴阳面，归纳成为不可再减的"线"，结合物体内在的运动，构成线条的组织规律，如衣纹的高、侧、深、斜、卷、折、飘、举的姿势，完全基于线条的组织而描摹出物体的性格。这种线的要求是严格的，每一根线都符合造型传神的要求，每一根线都充满了韵律美，这是集前代之大成而又有所创造的线。

王维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开元十九年（731年），王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書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著作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

王维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作出一番大事业，后值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吃斋念佛。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特地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营造了别墅和在终南山上，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首诗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篇章，主要内容是“言志”，写诗人远离尘俗，继续隐居的愿望。诗中写景并不刻意铺陈，自然清新，如同信手拈来，而淡远之境自见，大有渊明遗风。

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例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以及《鸟鸣涧》、《鹿柴》、《木兰柴》等诗，都有体物入微之作。王维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插图 选自清代光绪刻本《名家画稿》。并著有绘画理论著作《山水论》，《山水诀》。

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至少可以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接受了王维的影响。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赞语，奠定了王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明朝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把文人画的内涵，全部具体化于王维，称王维是南宗画之祖。

外国的研究者总是怀疑王维绘画的真实性，但是中国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是诗画结合的鼻祖。虽然王维画迹已经是杳无踪迹了，但是他的诗仍然在，中国人读他的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想象那种只可能属于中国人的美妙境地。中国人不会怀疑王维，就像不会怀疑自己文化的灵魂一样。

荆浩

荆浩，五代后梁画家，出生于河南济源。济源北倚太行，西望王屋两山，南临黄河，与古都洛阳相邻，历来文风颇盛。沁河由西北截太行而出，两岸峭壁如削，谷幽水长。荆浩故里位于今县城东北十五里的谷堆头村，现存荆浩墓遗址。因避战乱，常年隐居太行山。

荆浩创造了全景山水的基本模式，这个创造为中国人表现自己崇高理想，提供了一个确实可行的路径。

擅画山水，师从张璪，吸取北方山水雄峻气格，作画“有笔有墨，水晕墨章”，勾皴之笔坚凝挺峭，表现出一种高深回环、大山堂堂的气势，为北方山水画派之祖。所著《笔法记》为古代山水画理论的经典之作，提出气、韵、景、思、笔、墨的绘景 “六要”。现存作品有《匡庐图》《雪景山水图》等。

早年“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学识渊博。济源的风物景观多名人足迹，白居易有诗云：“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孔山刀剑立，沁水龙蛇走；危磴上悬崖，澄转枋口。”唐开元道教宗师司马承桢曾于王屋山创建阳台宫。少年时的荆浩常来此宫，受司马承桢影响，在晚年所著《笔法记》中，将其与王维、张璪并列，赞曰：“白云尊师气象幽妙，俱得其元，动用逸常，深不可测。”荆浩还曾创作表现王屋山主峰的《天台图》 ，这些都与他早期生活经历有关。

荆浩不仅创造了笔墨并重的北派山水画，被后世尊为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还为后人留下著名的山水画理论《笔法记》，以假托在神镇山遇一老翁，在互相问答中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的所谓绘景“六要”，是古代山水画理论中的经典之作，比更早时期南齐谢赫的“六法论”有所发展，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荆浩创山水笔墨并重论，擅画“云中山顶”，早已提出山水画也必须“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他的作品已被奉为宋画典范，只可惜留存于世的作品极少，且仅有的几幅画也尚存真伪之疑。

李唐

李唐（1066-1150），南宋画家。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初以卖画为生， 宋徽宗赵佶时入画院。南渡后以成忠郎衔任画院待诏。擅长山水、人物。变荆浩、范宽之法，苍劲古朴，气势雄壮，开南宋水墨苍劲、浑厚一派先河。晚年去繁就简，用笔峭劲，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坚硬，立体感强，画水尤得势，有盘涡动荡之趣。兼工人物，初师李公麟，后衣褶变为方折劲硬，自成风格。并以画牛著称。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清溪渔隐图》《烟寺松风》《采薇图》等。

其中，《采薇图》，绢本，淡设色，纵27.2厘米，横90.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于首阳山采薇（俗名野豌豆），最后饿死的故事。借以颂扬民族气节，间接地表达了他反对民族投降屈服的立场，有的题跋也指出此画是“为南渡降臣发”。

作者着墨不多，就把伯夷、叔齐在特定环境下的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李唐采用这个历史故事来表彰保持气节的人，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画面采用截取式构图，图绘半山之腰，苍藤、古松之阴，伯夷与叔齐采摘薇蕨，其间正在休息对话的情景。两位主人公画得笔墨劲秀，衣纹简劲爽利，神态生动，殷殷凄凄，若声出绢素。树石笔墨粗简，墨色湿润，已开马远、夏圭法门。画中石壁上有“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题款两行。画后有元人宋杞、明人翁允文、项元汴，清人永瑆、翁方纲、阮元、吴荣光等题记。

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李唐颠沛流离，逃往临安（今杭州），以卖画度日。南宋恢复画院後，李唐经人举荐，进入画院，授成忠郎職务。

李唐在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在杭州摆地摊，谁都可以想象他的内心一定充满矛盾，但是生命的动荡没有影响画家对艺术品质的要求，他的作品精致华丽又大气磅礴，虽然意气始然却又坚持理性。后人如果凭借笔墨挥洒情绪，仍然可以借鉴李唐，他的创造是放纵和节制结合的完美典范。

古代文学作品 第12篇

关键词：周瑜,雅文学,俗文学,人物形象

西晋史学家陈寿为三国历史所著史书《三国志》, 记载了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断代史, 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在所拥有的史料基础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期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随着宋代讲史话本的兴起, 三国故事逐渐脱离历史本来面目, 正式进入通俗文学的范畴。此后在戏曲艺人和小说家以及戏曲家的渲染和努力下, 三国人物的形象和故事虽然深深地根植于普通百姓的心中, 但却已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周瑜的形象就是其中差异比较大的一个。本文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周瑜的形象, 分析周瑜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演变及其原因。

一、文韬武略, 雅量高致——《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

周瑜出身于江北的世族世家, 少时就与孙策交好, 升堂拜母, 有无通共。孙策多次在公众场合称赞周瑜“周公瑾英俊异才, 与孤有总角之好, 骨肉之分。” 虽然周瑜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先后两次受到袁术和曹操集团的拉拢, 但周瑜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在当时尚处于微末的孙策。此后, 周瑜帮助孙策平定江东, 奠定了东吴政权的基础。建安五年 (200) , 孙策遇刺身亡, 周瑜将兵赴丧, 以中护军身份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 当时孙权的身份还只是一个将军, 各位将领和大臣对他的礼节还很简易, 只有周瑜“独先尽敬, 便执臣节。” 曹操得知周瑜的才华, 曾派遣名辩之士蒋干前去游说周瑜为曹操效力。但是蒋干的辩才在周瑜面前却一分一毫都没能展示出来。周瑜是这样回应蒋干的“丈夫处世, 遇知己之主, 外托君臣之义, 内结骨肉之恩, 言行计从, 祸福共之, 假使苏张更生, 郦叟复出, 犹抚其背而折其辞, 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这不仅体现了周瑜对东吴的忠诚不渝, 也反映了周瑜于乱世择明主的眼光, 他认为他与孙氏兄弟的关系是超脱了君臣关系的骨肉兄弟之情, 是不能用言语轻易离间得了的。蒋干最终也只能回复曹操:“瑜雅量高致, 非言辞所间。”

建安十三年 (208) , 曹操亲帅近二十万大军, 南下荆州, 进逼东吴。东吴内部面对曹操的雷霆攻势, 上至孙权, 下至群臣都十分慌乱, 面对曹操重兵压境以及主和派的义正言辞, 周瑜冷静的从政治形势、人心向背、环境优势和军事行动等几个方面对主和派的主张做出了一一批驳, 最终令吴主孙权拔刀斫案明志, 坚定了联刘抗曹的信念。此后周瑜任前部大都督, 率程普、鲁肃等领精兵三万, 与刘备会合, 合力抗曹。因北方将士不习水战, 水土不服, 曹操将战船用铁索项链。周瑜果断采纳黄盖的火攻战术, 以火攻之法奠定了赤壁之战这一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的胜利, 最终促成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赤壁之战的胜利, 为东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 在此基础之上, 周瑜积极为东吴谋求统一天下的方略, 虽然周瑜的早逝使得东吴图取天下的策略最终成了一个美好的梦想, 但足以见得周瑜既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又是一个目光远大具有经邦济世之才华的政治家。

周瑜性情开朗, 气度恢弘, 但只有程普与他不太和睦。但周瑜始终包容程普, 并不与程普斤斤计较。程普最终被周瑜的器量心胸所折服, 逢人感叹“与周公瑾交, 如饮醇缪, 不觉自醉。”周瑜不仅外貌出众, “瑜长壮有姿貌”, 还拥有杰出的音乐天赋, 《三国志》记载:“瑜少精意于音乐, 虽三爵之后, 其有阙误, 瑜必知之, 知之必顾, 故时人谣曰:‘曲有误, 周郎顾。’” 可见周瑜在史书中周瑜不仅是一个军事才能卓越的将领, 头脑冷静眼光敏锐的政治家, 更是个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周瑜可谓人如其名,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如瑾似瑜, 是一块完美无瑕的美玉。

二、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雅文学中的周瑜形象

与周瑜所处年代相近的两晋南北朝时期, 各类文化名人大多肯定了周瑜的功绩, 给予其较高的评价。西晋陆机在评论周瑜时说“交御豪俊, 而周瑜为之杰”、“敏而多奇, 雅达而聪哲”。东晋袁宏在《三国名臣赞序》提及周瑜“公瑾卓尔, 逸志不群, 总角料主, 则素契于伯符;晚节曜奇, 则三分于赤壁。惜其龄促, 志未可量。”

自唐代以来, 作诗词称颂周瑜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 在这些熟读经史子集的士大夫心中, 周瑜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和一战成名的威名远扬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周瑜也以雄姿英发的形象出现在众多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如李白在《赤壁歌 • 送别》中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 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 周瑜于此破曹公。” 还有杨巨源的《上刘侍中》:“风景佳人地, 烟沙壮士场。幕中邀谢鉴, 麾下得周郎。” 以及刘长卿的《送崔使君赴寿州》:“仲华遇主年犹少, 公瑾论功位已酬。” 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苏轼的《念奴娇 • 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不知激起多少男儿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由此可见周瑜在士大夫心中的立意和定位不可谓不高。除却豪放派的诗篇, 周瑜顾曲的意象也经常出现于婉约派词人的笔下, 如元邵亨贞有词《贺新郎》:“顾曲周郎今已矣, 满江南, 谁是知音客。人世事, 几圆缺。”将周郎顾曲的意象与寻觅知音相连;除此外, 以梅子黄时雨著称的贺梅子贺铸也有名词《诉衷情》:“乔家深闭郁金堂。朝镜试梅妆。云鬟翠钿浮动, 微步拥钗梁。情尚密, 色犹庄。递蘸相。弄丝调管, 时误新声, 翻试周郎。”说不尽的妩媚风情。

由此可见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笔下, 周瑜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英姿勃发、春风得意的形象出现, 使得这一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 得以永恒的屹立于雅文学的长廊里。

三、目光短浅、嫉贤妒能——俗文学中的周瑜形象

元明时期, 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和世俗文学的兴起, 平话、杂剧和演义小说大量出现。在这些世俗文学之中, 也不乏对于历史人物和故事的演义。脱离了史实之外的经过民间加工的周瑜故事纷纷出现, 周瑜的形象在此时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贬损周瑜的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在这些通俗文学中, 文学价值最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关于罗贯中的史料我们知之甚少, 但也可以从他的其他作品中窥得他是以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完成这一著作的。文人的身份让他饱读诗书满腹文墨, 所以下笔行文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但身为落魄文人又让他得以常年混迹于市井, 深受市俗戏曲的影响, 行文不免要兼顾市民的审美心理与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笔下, 周瑜的形象是十分丰满的, 他军功卓著足智多谋, 辅佐孙策平定江东, 临危受命以少胜多, 选贤任能, 对东吴忠心耿耿。此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以史学家的身份忠实的刻画历史中周瑜的雄才大略。但另一方面, 作者秉承着极强的正统观念, “拥刘贬曹”的特色十分突出, 所以为了突出蜀汉集团中诸葛亮的智慧, 就以牺牲周瑜为代价来陪衬,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杰出将领同时又是个时时在计谋上逊于诸葛亮, 对诸葛亮心怀嫉妒欲杀之而后快的心胸狭隘之人。而且作者将周瑜赤壁之战的功绩淡化反而归功于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和庞统献连环计上。还安排诸葛亮三气周瑜, 最终让周瑜箭创崩裂而死, 临终还要说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遗言。作者这样的衬托本意是突出诸葛亮智谋超群, 但事实上却是过犹不及了, 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部《三国演义》对周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将周瑜塑造成为一个近乎于精神分裂的人物, 以致今人提起周瑜大多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形象, 这也是造成今人对周瑜误解至深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四、周瑜人物形象变化的原因

从风姿出众才能卓越的一代名将到嫉贤妒能心胸狭隘的平庸小人, 周瑜的形象由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再到元明, 由威名远扬受外人敬仰到引人发笑令人唏嘘, 这中间产生的巨大变化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本文中, 将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多方位的分析周瑜在文学作品中形象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所在。

4.1 政治——蜀汉曹魏的正统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 关于三国时期魏、蜀谁为正统的问题讨论最为激烈, 构成了对于周瑜形象转变的政治原因。从历朝历代中对于魏和蜀谁为正统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将魏作为正统的大多是大一统的或是政治环境比较稳定的时期。如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即以曹魏为正统行文叙述;到了唐代, 唐朝对曹操较为尊崇, 甚至唐太宗曾有《祭太祖文》, 认为曹操功大于过;北宋时期, 司马迁的《资治通鉴》也秉持着“魏帝寇蜀”的主张。而将蜀汉作为正统的大多是国家偏安一隅或者比较动荡的时期。如东晋时北方战乱四起, 东晋与南朝偏安一隅, 便选择了同样割据一方的蜀汉作为正统, 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的是习凿齿的《魏晋春秋》;南宋时期, 同样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据, 宋室偏安南渡, 南宋朝廷大肆宣扬蜀汉的正统地位。但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以曹魏还是蜀汉作为正统的代表, 东吴似乎都处于一个夹缝中的尴尬地位, 但是在以曹魏为正统的时期, 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 大多数都客观公正的肯定了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丰功伟绩, 以及周瑜对于东吴政权的杰出贡献。而在以蜀汉为正统的时期, 则开始频频出现非议周瑜的言论。而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渐渐于文人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 不免为后来元明时期周瑜形象下滑开启了先声。

4.2 经济——市民阶层世俗文化的兴起

从三国至南宋, 以诗词、散文为代表的雅文化一直是社会的主流;到了元明,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市民阶层的壮大, 出现文人市民化的倾向, 文人写作开始迎合市民的喜好和需求, 以戏曲和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化异军突起, 因起贴近日常生活, 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 在平民百姓中广为流传。此时周瑜的形象经历了由雅文学过渡到俗文学的阶段, 也是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贬损最为严重。

无论是话本、戏剧还是小说都是市民阶层娱乐化的产物, 早在两宋时期, 民间说话艺人通过说书的方式让民众了解熟悉三国故事, 三国故事的流传便使得“尊刘贬曹”的观念深深根植于民众的心中。根据苏轼《东坡志林》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 其家所厌苦, 辄与钱, 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 闻刘玄德败, 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 即喜唱快。” 此时的背景是统治者依然以曹魏为正统, 但民众的好恶却不以统治者的正统观为转移,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周瑜的形象开始走向分化, 在文人士大夫的诗词中依然是雄姿英发的英雄, 但在市井流传的《三国志平话》里已经变为贪恋美色、才能平庸、嫉贤妒能之人了。元明时期, 正统文学开始走向衰落, 雅俗文学开始相互交融, 周瑜形象的下滑现象也就更加明显, 突出表现于前文所介绍过的与周瑜有关的杂剧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正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市民阶层的壮大, 为了迎合市俗需求产生了三国故事的演义版本, 将周瑜不堪的人物形象植入了民众的脑海。

4.3 思想——落魄文人潜意识的忌妒心态

所谓“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周瑜在历史中的真实形象堪称完美, 哪怕是在当时, 无论曹操还是刘备都曾经有过离间周瑜与孙权的想法和做法, “瑜威声远着, 故曹公刘备咸欲疑僭之”。周瑜的威名就连当时之人都如此忌惮, 后世文人尤其是落魄抑郁不得志者难免对于历史中的周瑜产生极度的心理落差, 遂以自身想法加以揣度:既然周瑜少年得志, 那就一定是骄傲自满目下无尘的;既然他能够赢得赤壁之战的胜利, 那么必然就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 不能容忍有比自己更强的人出现;此外英雄美人的浪漫延伸也更加能迎合市民的心态。所以在各类平话戏剧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骄傲自负、盛气凌人、英雄志短的周瑜形象了, 这样脸谱化的塑造也符合了说唱文学通俗易懂, 人物个性鲜明的特征。

小结:

三国时期的将领周瑜, 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政治眼光, 他的人格魅力也令人折服。二十一岁时即追随孙策平定江东, 获得孙策极大地倚重, “临终托大事, 专意属周郎。”后又辅佐孙权稳固东吴政权, 在曹操要求送质子时坚决否决, 粉碎曹操想控制东吴的阴谋;东吴面临危亡之时临危受命, 赤壁之战奠定天下三分的基础;积极寻求东吴的未来发展战略, 可惜英年早逝, 谋划未能实现。孙权称帝之时曾对群臣感叹:“孤非周公瑾, 不帝矣。”将能称帝的功劳归功于周瑜, 可谓对他最高的评价。虽然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应该分隔开来看待, 周瑜人物形象扭曲是文学创作的需要, 但我们应该了解历史真相, 了解一个真实的周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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