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悖论范文（精选10篇）
生活中的悖论 第1篇
悖论可能是和哲学一起诞生,而有记载的第一个悖论就是说谎者悖论。公元前六世纪,克里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说了一个命题:“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这句话有点难以理解,我们可以演变成这样一个命题:“我正在说谎。”如果命题为真,而话语却是“我在说谎”;如果此话为假,而“我正在说谎”就说明是真话。所以不论结论为真还是为假,都会产生矛盾,因此这句话是无解的。
说谎者悖论被公认是最难解释的悖论,自古至今很多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潜心研究它,逻辑学家克吕西波甚至写了六部说谎者悖论的相关论著。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语言学与悖论的研究关系非常密切。悖论常出现在日常语言中,韩非子“自相矛盾”的故事,庄周晓梦迷蝴蝶的典故从某个角度说,是中国最早的悖论,下面我们举几个生活中涉及到说谎者悖论的例子。
一、明信片悖论
有一张明信片的正面写着:“背面那句话是真话。”,而明信片的反面写着“背面那句话是假话。”这就是明信片悖论的内容,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从明信片正面那句话出发,假设“背面那句话是真话”为真,那么说明明信片反面的话是真话,而反面写的是“背面那句话是假话。”,明信片反面的反面就是正面,那么说明正面的话是假话,这与我们假设不符合;如果说明信片正面那句话“背面那句话是真话”为假,即反面“背面那句话是假话。”为假话,即明信片正面的话为真话,这与假设也不符合。所以我们既不能假设正面的话为真话,也不能假设正面的话为假话,这就是一种悖论性结果。(从反面出发的论证过程是一样的,此处省略。)
二、匹诺曹悖论
匹诺曹是意大利童话中的一个木偶,它有一个特点,说谎的时候,它的鼻子会变长。下面问题来了,有一天匹诺曹说了一句话“我的鼻子马上会变长。”,那么它的鼻子会不会马上变长呢?
匹诺曹悖论和其他类型的说谎者悖论不一样,它并不完全是语义悖论,还和行为有了联系。如果匹诺曹说:“我生病了。”这句话是可以辨别真伪的,而匹诺曹说“我的鼻子马上会变长。”我们无法得知它的鼻子是不是真的变长了,就无法辨别真伪。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匹诺曹悖论,究竟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不变长,取决于他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假设匹诺曹说的话“我的鼻子马上会变长。”是真话,那么按照童话的设定,说真话的时候它的鼻子不会变长,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如果这句话为假话,那么它的鼻子就会变长,而“我的鼻子马上会变长。”又是真话了,这与假设又不符合。这样来分析,匹诺曹悖论也是一个典型的说谎者悖论。这与上帝悖论有类似之处,上帝悖论的内容是:“上帝能创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吗?”
三、王尔德诗歌中的悖论
王尔德是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诗人,他很多诗句中都使用了悖论,使得诗句语言魅力和悖论神秘的魔力互相辉映,对广大读者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例如“我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缺点。”究竟他有没有缺点呢,无法得知。又如“艺术是世界上唯一严肃的事物,而艺术家则是唯一永远不严肃的人。”我们假设前半句话是正确的,即艺术是世界上唯一严肃的事物,而艺术家是艺术创作为职业的人,他必然具有艺术的特点,因此他一定是严肃的人,而这与后半句话相矛盾,因此假设不成立;如果假设后半句话是正确的,那么既然艺术家不严肃,因为艺术也不会是严肃的,这又与前半句话矛盾,因此假设又不成立,所以这句话也形成了说谎者悖论。又如“我能抵挡一切事物,就是不能抵挡诱惑。”,在对这些悖论语言进行语义上的理解时,深入分析可发觉,这些悖论字里行间又隐含有生活中的道理和智慧,隐晦曲折地呈现了社会现实中的真实存在,直指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冲击着观众和读者的审美方式和思维定势,使得王尔德戏剧作品的受众在获得愉悦之后陷入对社会以及人生真谛的思考。
四、印度预言家的女儿
印度预言家的女儿,在纸上写了一件事(一句话),让他父亲预言这件事在下午三点钟以前是否发生,并一个卡片上写“是”或“不”。
此预言家,在卡片上写了一个“是”字。
他女儿在纸上写的一句话是:“在下午三点钟之前,你将写一个‘不’字在卡片上。”
我们假设预言家写了一个“是”,而他女儿写的是他写了一个“不”,那么就说明他的预测是错误的;如果预言家写了一个“不”,那么他女儿写的内容发生了,他的预测又是错误的。
预言家发现,他被女儿捉弄了,无论他写“是”或“不”都是错的,他根本不可能预言对。
《少年包青天》里引用了这种悖论,一个断案现场,一名嫌疑人挟持了一名小孩当人质,这名嫌疑人对包青天提出了如下问题: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呢?如果你猜对了,我就不杀这个小孩;如果你猜错了,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然后陆毅饰演的包青天,来回踱了几回步,说:“你想杀了这个小孩!”成功解救了这个小孩。
五、"吸烟有害健康"式的语言
常见的烟盒上印着“吸烟有害健康”,烟草公司肯定是希望卖的烟越多越好的,然而烟盒上的标语却是明显起到反面的效果,这种自我矛盾式的语言也是说谎者悖论的一种变种。这种类似的语言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例如:在课堂上,老师经常会对着叽叽喳喳说话的学生说:“做作业时谁都不许说话!”;开会时,主持人对着吵成一片的会场高喊:“请大家肃静”;白墙上写着“此处不准乱画”等等。
从某种意义来讲,悖论对于我们日常语言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日常的语言是我们有效的交际工作,但是悖论的出现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思维在哪一环节出了问题既然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如果思维出现问题,那么语言也可能产生相应的问题,语言又是在哪一环节出了问题。当今众多的语言学流派所提出的各种理论?为什么不能解释悖论产生的原因?能否从悖论的研究开始,提出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我想,这些是语言学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能找出悖论的真正根源,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地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反思,就可以完善我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摘要：悖论不仅作为逻辑学、数学、哲学、文学、信息技术等很多学科研究的课题,在日常对话中也常常见到它的存在。说谎者悖论是最具代表性的悖论,研究分析说谎者悖论的实质,通过悖论与现实生活的互相对应关系,不仅为人们的实践认识提供了方法,也为人们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生活,说谎者悖论,实践认识
参考文献
[1]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军风.对导致说谎者悖论的原因的逻辑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1989(2).
[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8.
困顿中的悖论 第2篇
关键词:女性写作 颠覆 困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开始具备自觉的意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女性文学作为新启蒙主义话语的一部分被提出。虽然新启蒙主义提出了性别差异问题,并提供了一种两性和谐共存的理想允诺,但并没有明确批判过男权意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一批先锋作家在继续80年代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生存意义的探索之外,以更彻底决绝的姿态进行女性主义写作,并打出“私人写作”和“身体写作”的大旗,开始构筑属于女性自己的文本。她们大胆将女性个人的私密经验推向极致,以个人成长经验的直接书写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进行了激烈的颠覆和消解。然而,这种张扬激烈的颠覆行为却如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女性主义的突破一样,在看似冲出重围的同时也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悖论和困顿中。
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丁玲等,以及其后的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在女性沉默于男性话语世界边缘几千年后,终于表达出了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经验的反抗意识和自我意识,她们在人的觉醒与女性的觉醒中思考为人、为女的双重道路,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为后世提供了可供延伸的空间。但这些女作家的思考更多是在“人之子”的意义上提出的,后来,刚刚觉醒的女性意识在反封建的宏大叙事中逐渐被消解。尽管其中有对性爱惊世骇俗的张显及对女性欲望的大胆表达,体现出了构建女性话语的努力,但总体上,从这一时期起,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系统的思想始终处于集体主义思想的脉络中。于是,西方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以现代工业经济的性别经验为基础的性别建构,而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原本就出自社会性,妇女解放又是通过民族国家主体的建立而实现的,因此,走向阶级解放就成了其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也不可能形成对男权社会的质疑与批判。
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真正具有性别意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无论是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的《方舟》,还是铁凝的《玫瑰门》等,都以自觉鲜明的性别视角表现了对男性的失望,或对女性自身体验的关注。而90年代以后,一些前卫的女作家进行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则突破了传统叙事方式和叙事话语。
由于长期以来女性的声音被压抑、女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处于男权社会边缘,女作家侧重于在有限的空间内拓展女性自身的生存空间,以异于男性的时空观开始了对女性自己的逻辑、历史的建构,在语言和意向上对男权文化进行了深层的解码和颠覆。由于“话语”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力运作方式,往往在写作方式、思维体系、文学象征体系等方面体现出父权制度的色彩,所以她们致力于通过深入私人领地来重建自己的话语。而躯体叙事也就成了建构女性话语的支柱。许多女作家开始从女性的躯体打开缺口,以对女性个体成长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性体验)的关注来颠覆男权话语中心,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世界。
为了反抗男权的压迫,中国女作家笔下开始出现男女二元对立的对抗性世界。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创作,如张洁的《方舟》等作品中,就已出现这种将男性世界隔绝于庇护女性的“方舟”之外的倾向。进入90年代后,陈染、林白、徐坤等人的作品则进一步延伸了这种对抗,她们或者像徐小彬的《双鱼星座》中一样将男性丑陋化,或者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一样将男人虚化,构筑起真正只能由女性自己来体验的充满生命潜能的“同性方舟”,从而通过将大门紧闭或创造男性缺席的世界来实现对男权社会的背离。
与此同时,为了向男性话语挑战,女作家们在私人化写作中构建起独特的女性躯体经验和感受。《私人生活》也好,《一个人的战争》也好,她们走进自己的房间,拉上厚厚的窗帘,将目光从男性关注的外部世界和历史转移到自己的身体和感受上来,开始体验和书写那些只属于生命本能的女性的非理性经验。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是对性的感受。她们以对女性欲望的书写来反叛传统文学话语中女性被按照男性视角描绘成的纯洁、忠贞的形象,相反,她们将女性的身体欲望提升到新的高度,以此同男权文化彻底决裂。这意味着女性的自我意识已经成为女性写作行为的重要支撑。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的躯体写作、私人化写作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而私人写作或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写作之外的边缘写作,本身就与女性写作有着密切关联。因为长期以来的男权文化阻碍了女性对外部世界更深入的参与和体验,这种生存境遇使她们更加关注个体内在的体验。戴锦华在《奇遇与突围——90年代女性写作》一文中阐释“个人化写作”与“女性写作”的关系时指出,女性写作的个人化体验表现为:伟大叙事的裂解;女性写作传统的复活;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虚实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所以,个人经验、个人记忆正是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
而“躯体写作”则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女作家正是通过私语化的躯体写作,通过表达女性独特的、无法被替代的经验,来揭示出长久以来被男权话语遮蔽的真实,这极大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构筑起另一重的独特视野。
二
然而,正如女性主义长久以来不断质疑反叛,同时又永远伴随着焦虑而陷入悖论的宿命一般,90年代的私人写作、躯体写作在以其张扬的姿态大胆消解男权中心的同时,也陷入似乎无法摆脱的尴尬。一方面,女性主义作家通过躯体感受和书写,逃离、颠覆了男性文化,并努力寻找自我拯救之路;但另一方面,对性别意识的强化,对社会、政治等宏大叙事的自觉疏远,反而真的使女性回到了咀嚼个人经验的边缘,这无疑不自觉地迎合了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角色定位。
当女性作家一味地躲进“自己的房间”,在浴室的镜子前自恋自怜时,当她们的笔触伸向个人意识的幽微空间谈论身体和欲望、抽象的困惑与痛苦时,她们恰恰避开了社会上更多需要关注的问题。她们在女性意识的有限空间内进行扩展,虽然以突破传统话语的写作对男权文化进行了消解,但这种以空间对抗时间的方式正是人的物化的表现,她们在拒绝时间的同时也注定了自身支点的脆弱。欲望叙事虽然颠覆了男性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但局限于性体验的关注,不但重复的倾向愈加明显,而且也必将因立足空间的狭小而无法突破自身。这种反历史的女性存在又有几分真实性呢?
女性主义对性别的强调开始是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然而过分强调性别视角会走入性别对抗的歧途,因为性别视角不是女性的专利,而两性间最终要实现的关系应是和谐共处的。无论是以同性之恋来拯救自身,还是对男性的丑陋化与虚化设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品在将大门向男性关闭的同时,也注定了梦幻的乌托邦只能是一艘单性的“方舟”,而这必然不是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颠覆只是手段,但绝不是终极目的。美国女性主义先锋话剧《阴道独白》在中国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激烈决绝的诉说态度不啻于给男权社会当头一棒,但只有独白也是不够的,别忘了,独白和颠覆之后,更主要的是对话,是建构。
戴锦华在《犹在镜中》中探讨女性话语自身的局限时指出:
“90年代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仅是男权文化的敌视和道德主义的‘围剿’,而且是某种以相当善意的姿态出现的诱导:我们被告之,何为女性文学,如何凸现女性特征,哪些属于女性所‘擅长’的题材与笔法。类似忠告与诱导,或许真的出自由衷的善意,或者服务于市场的操作。我们的每一种表达,都可能产生我们始料不及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的每一次文化突围,都可能构成另一个意义上的落入陷阱。”
这样,原已浮出地表的女性写作似乎在公共视阈中再次沉沦。
“躯体写作”是法国埃莱娜·西苏为了防止重蹈“男性词语中心主义”而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论。她的身体书写理论的含义是指:女性的身体并非“肉体”,而是摄纳了重要的女性生理/心理/文化信息;同时,“用身体书写”也并非是对语言符号的抛弃,用词语书写是妇女的存在及自救方式,是女性互爱的表现。由此可见,“‘用身体书写’并非用一种身体语言方式或姿态去表达或诠释意义,而是指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的整体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体验,超越男人的束缚”。
这样看来,“躯体写作”的真实内涵并不是表达纯粹生理意义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不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复杂的、被遮蔽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如果对西苏的这一理论进行纯粹的身体欲望的阐释,便会得出女人比男人更具有非理性和动物性的结论,而女性主义写作也就有再度落入男权文化将女性本质化的困境中。当姿态激烈的反叛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认同时,女性主义实在又走入了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的悖论中。
三
已有很多学者对躯体写作、自白写作进行了质疑,担心“女性话语”在试图发掘女性的真实存在的同时,又会将自己禁锢在仅有一半的天地中。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当一种弱势文化开始表达自己并对现状进行质疑和反抗时,它无法单独另创造出一套自己的话语,只能借助于强势的文化形态,不停地突围,又不停地陷落其中。
自觉的女性意识能够有助于在文学中确立女性自身的主体位置,发现前人忽略的东西,进一步感受女性的真实处境,但这种意识更大的意义在于建构一种追寻意义的鲜活的过程。私语也好,躯体也好,不应该是重复已有的或固定的身体和经验,而是要积极建构一种角色,尤其是女性面对男性和世界时的角色。所以,一味过分强调性别倾向,也必然会扼杀其他方面的生动性与丰富性。
贺桂梅在分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困境时,指出了其在资源使用上的偏向性,认为这种在单一性别视野中考察问题的方式忽略了左翼历史实践,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对阶级/性别维度的关注。左翼历史实践曾以阶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的观念取消了性别问题被讨论的可能性。这样,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似乎有意无意中遗忘了这份独特的遗产,过分强调女性话语与阶级话语的分离,重点研究女性话语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分离出来的那一部分。而个人化写作对女性主题阶级身份的盲视正是这种遗忘的后果。
事实上,90年代以后,社会结构的重组、贫富分化问题使“阶级”问题再度出现,而这也是女性主义要面对的世界性的问题。虽然并不是要像过去那样以阶级的合法性否定性别问题,但当女性主义陷入了从单一的性别角度思考的困顿,无法广泛地面对现实社会中女性遭遇的社会问题时,有必要打开幽闭已久的大门,在探求幽微的生命意识的同时,承担起面对世界、在厚重的社会、历史维度中思考的重担。正如贺桂梅在文章中指出的:
“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诸如阶级、民族、世代等——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或许是女性文学批评走出所谓‘困境’的一种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3]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5]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悖论”中的海底捞 第3篇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关注。有一家火锅店, 不仅顾客盈门, 而且倍受同行甚至非同行的青睐, 来参观学习观摩的人不计其数, 连一向傲慢的百胜集团都在其列。此外, 一向闭门造车夸夸其谈的专家教授也把其当作成功案例进行研究, 通宵达旦, 废寝忘食。彼时, 这家火锅店像极了一位商业明星, 光彩流转, 璀璨夺目。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家火锅店就是海底捞。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 无聊的工厂就是经营良好的工厂, 而戏剧化的热闹与兴奋是管理糟糕的标志。一般而言, 这位大师在公开场合的表述都是真理, 都经得起实践的推敲。然而海底捞却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海底捞的成功仿佛一个悖论。
或许, 海底捞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 重要的是, 它的经验能否超越自身而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商业智慧, 从而带给更多的人以启迪。
悖论之一:制度
现代社会的之所以文明, 标志之一就是法治。在我们的头脑里, 与法治相对应的人治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
人治这个词, 最初应用于政治治理领域, 每次提及都会想到封建社会里高高在上的君王, 然后联想到背后的杀戮及血腥。相对应的法治则充满了理性公平, 人治与法治的分歧论争早已存在, 当这两个概念被引入企业管理领域后, 制度化的管理就相当于法治, 而人治依然是人治。
那么, 到底什么是人治呢?简单地来理解, 人治就是以个人的意志或情绪状态 (喜怒哀乐) 来对一个群体或组织进行治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均各不同, 人的情绪状态也随时会发生变化。如果把对企业的管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显然就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 海底捞就是一个充满了人治色彩的企业。事实胜于雄辩, 不妨从相关案例了解一下。
海底捞北京小区曾经制定过一系列员工行为规范, 比如, 过马路不许闯红灯、不许踩草坪、不许随地吐痰等。推出这些规定的本意是要约束员工的行为, 以免本地人看不去这些外来的打工者。
有一天, 一名员工踩了草坪, 北京小区经理就让他在员工大会上做检讨。但是这名员工不肯这样做。谢英一气之下, 就做出了开除他的决定。随后, 该经理的顶头上司——北京大区经理得知此事后, 认为不应该开除。他与那名员工做了深入的沟通后, 将他调到另外一个门店工作。这名员工后来成了为海底捞工作4年多的老员工。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管理故事, 该经理后来感悟说:“这件事让我明白了, 作为一个领导, 我们必须有宽容之心, 不能因为手上有权就滥用。如果这名员工被我开除了, 不仅海底捞会损失一名好员工。他心里也会留下阴影, 他的命运也会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
但我们的反应却不止如此。如果用“制度化的思维”来发问,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名员工到底该不该开除?或者说, 到底是踩草坪要开除, 还是不检讨要开除?
显然, 在海底捞的框架里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说, 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一个小区经理管辖着6家门店, 近千名员工。北京大区总经理管辖着2000名员工。两人都是海底捞为数不多的高管, 但两人的答案截然相反。最终, “官大一级压死人”, 还是北京大区总经理说了算, 假使该大区经理的上司和他意见相左呢?似乎没有制度, 行政级别的大小就可以决定员工的去留。
从感悟中可以看出, 她认为自己是有权的。但“作为一个领导, 不能因为手上有权就滥用”。那么, “不滥用权力”又由谁来监督呢?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如果大区经理后来不插手此事, 那么, 开除就成为定局, 小区经理也不会在后来反思自己是否滥用了权力。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她一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绝没有滥用权力。但回顾整个过程, 无论是开除, 还是不开除, 身处事件中心的这名违纪员工都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够得上开除。所以, 无论他是走是留, 都没法搞清楚海底捞的管理底线。因为这是因人而异, 随机而变的。
这一事件也为海底捞的管理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人治色彩。开除是如此, 提拔也差不多。
提拔, 即晋升, 也是组织中的重大事项。一位员工刚进入海底捞时的时候负责做员工餐, 因为工作表现不佳, 差点就被辞退。她做了两年多的员工饭后, 公司又安排她做前厅的服务员, 可是没过几天, 上级领导就提出让她担任大堂经理。这一跨越式的快速提升把这位员工吓坏了, 她偷偷找到店长说不敢。
为什么能获得这种火箭式的晋升?这名员工反复思考后, 找到了答案:“我后来也在想上级为什么提拔我。那时海底捞只有三四家店, 他经常来我们店里看。我的工作很单一, 就是做员工餐。而员工餐做完后, 我每天至少还主动帮忙做三四项工作, 比如帮助厨师切菜, 因为我做饭的地点也在餐厅厨房;我还帮着洗漏勺, 帮服务员发毛巾, 总之, 凡是我能做的, 我都帮着做……可能是上级经常到那个店, 观察到了。几次下来, 就决定让我当大堂经理。”
尽管他找到了答案, 但这个答案并不具备100%的准确性。因为她的话语中有好几个“可能”。也就是说, 就连她本人, 其实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快速提升的原因。
此外, 当他提出不敢担任大堂经理后, 领导明确地告诉她, 不行, 必须做。他只能从命, 今天的这位员工已经成为海底捞优秀的高管。从结果反推, 当初领导的决定似乎是正确的。但是, 以这名员工的表现及能力, 当初到底该不该获得如此快速的提升呢?这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我们没法从海底捞的制度上找到明确的依据。而人的潜力是很大的, 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和所处的组织平台也大有关系。当平台足够高, 资源足够多, 个人又很努力, 其潜力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所以, 客观地说, 我们其实不能以这名员工今天的成功来反证当初对她的晋升是绝对正确的。
这一案例, 也折射出海底捞无处不在的“人治”色彩。
而最能体现海底捞“人治”管理风格的莫过于一次旅游事件了。
这次的主角是人目前是海底捞最高的两位领导者, 为海底捞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次, 高管去四川的一个高原旅游。大家边走边唱, 心情十分轻松。一人随手摘了路边的一束野花。上级一下子翻脸了, 高声责备:这么寒冷, 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长一束花容易吗?你怎么可以随手毁掉一个生命?你的素质这么低!但这还没完, 在整个旅途中, 上级喋喋不休, 当着所有干部的面, 把海底捞这位“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副总经理骂哭了。整个旅游的气氛都被这一场怒骂毁掉了。上级的批评不无道理, 但被批评者也是属于无心之失, 说过几句也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 丝毫不留情面, 暴风骤雨式的公开责骂, 伤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自尊心, 也严重伤害了她的管理者形象。
这样“暴君式”的管理风格, 除了让我们贴上一个“人治”的标签外, 还能做什么呢?
这种上行下效的责骂文化像极了蒋介石对待下属的方式, 所有他的亲信尤其是黄埔系都以被“老头子”打骂为荣。无独有偶, 海底捞的干部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优点是愿意挨骂, 缺点是不会辩解。”
窥一叶而知秋至, 窥一斑而知全豹, 上述三个故事虽然只是海底捞的小小缩影, 但确足以让我们相信海底捞确实是一个充满了人治色彩的企业。
在海底捞里, 还能看到小农时代的师徒制的身影。比如, 某人就是某人的徒弟, 多少会给人一种任人唯亲的感觉。利用师徒制培养人才这种方式在海底捞被用到了极致。每个小区经理必须带徒弟。当他下面的一个徒弟培养成熟出师后, 一旦有新店开张, 这个徒弟就会被任命为新门店的经理。这样, 如果一个小区经理善于带徒弟, 就可以多管几家门店。当小区经理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合格的徒弟 (能够胜任门店管理工作的经理人才) , 就有机会成为大区经理。
海底捞目前总共有三个大区:郑州大区、北京大区、上海大区, 由这三个大区来管辖下面的小区。奇怪的是, 距离北京很近的天津小区, 却不归北京大区管, 而是归远隔千里的郑州大区管。这个怪现象就是由师徒制造成的。道理很简单, 天津小区的经理是郑州大区的经理带出来的徒弟!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已经很少见到师徒制的踪影了。而海底捞对此的“执迷不悔”显然加重了其“人治”的色彩。而海底捞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海底捞居然不考核门店的营业额与利润!
“我们不仅不考核各门店的利润, 也不考核营业额和餐饮业经常用的一些KPI, 比如单客消费额等。”当然, 海底捞也有考核, 但其考核却主要是通过上级 (多层次) 主导以充满主观性的“巡店目测”方式来进行。
在专业的管理学家看来,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由国家控制的, 事关国计民生基础服务的企业, 哪一家企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才成立的呢?
但是, “沉迷”于人治, 不考核营业额与利润的海底捞, 却取得了快速成长。不但营业额从2008年的3亿元骤增至2009年的10亿元, 而且门店数量的扩张也在加速, 很多城市中都出现顾客期盼已久的海底捞的身影。
于是, 悖论如影附形, 随之而来。
按照我们惯常的观察与理解, 像这样的“人治”企业, 根本不可能在商场中呼风唤雨, 创造辉煌, 但海底捞的成功已经无可否认地鲜活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海底捞的成功能建立在广被诟病的人治基础之上, 而和我们惯常认为的科学管理背道而驰?
一直以来, 量化, 制度化, 在企业初兴之时, 确实起到了拨云散雾、指引方向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原则, 企业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众多的工人, 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 自由散漫, 无所适从, 效率低下。只有分工明确、定额量化, 衔接有序, 才能够取得规模化的效益, 工业化大生产才成为可能, 也才能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写下灿烂辉煌的篇章。也正因为, 泰勒与法约尔开创性的思想也逐渐被奉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
其实, 无论是量化, 还是制度化, 其本质都是秩序化。
这种对秩序化的探索与追求, 其根源还是西方哲学的定量思维。无论是厨房, 还是工厂, 都要用精确而极致的数字标准来衡量、评估的。而身处其中的人, 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视为机器或机器上的小零件了。同时, 我们也早从麦当劳肯德基的扩张实践中明了, 越是严苛的量化和制度化, 越是容易复制、模仿。久而久之, 量化与制度化就被视为科学管理的化身了。
所谓的科学管理, 最终被理解为“将工作时间内的员工机器化, 将员工的工作成果数量化”。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了泰勒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 并与海底捞的做法一一对照, 就会觉得, 海底捞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异端”!
海底捞视“量化管理”如无物, 连企业最为重要的“生命体征”——营业额与利润都不考核, 就像医生不检测重症病人的心跳与血压一样。员工因为帮忙干职责之外的工作而获得了提升。但这却违背了“劳动分工原则”, 去干这些活, 那么, 原本该干这些活的员工又去干嘛了呢?如果是因为工作负荷过重, 导致原来的员工忙不过来, 那么这就说明企业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比较混乱。
开除员工后上级领导留住员工, 则与“纪律原则格格不入, 因为事先并没有“明确而公平的协定”让这件事确凿无疑。
我们知道, 越是严苛的量化和制度化, 越是容易复制、模仿。也就是说, 凡是能够量化的标准, 才容易制定、衡量、评估、反馈。而制度也是一个泛量化的标准。相反, 定性的标准就很难捉摸, 也就不容易被复制、模仿。所以, 最终, 科学管理被等同为“量化与制度化”了。
泰勒虽然推崇量化与制度化, 这是工业化大生产初期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但是, 泰勒并没有忘记人, 因为人始终是生产的中心。再好的量化与制度化, 如果没有一流的人才来执行, 都只是一纸空谈。
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 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 明智的管理者都不会奢望能完全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除非他给予工人的比通常情况下工人能得到的更多……只有那些已经从事管理或具体的工作的读者才能认识到, 普通工人远没有把其积极性发挥出来, 与其雇主的期望相差甚远。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 20个企业中有19个企业的工人认为, 竭尽全力违背了其自身利益, 所以, 他们就不会尽其所能努力工作, 以便更好地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务;相反, 他们会有意放慢速度, 同事, 还设法让他们的主管相信, 他们干得非常快。
海底捞的人治方式改变了这个节奏, 使一个本来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兄弟姐妹般的亲情关系 (部分) 取代了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所以, 我们看到的一切“怪现象”都有了合理的解释。难怪海底捞的员工疲累不堪但还是激情满怀;难怪海底捞的员工把集体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还重;难怪领导把员工骂得如此狗血喷头, 而员工还是一如既往, 忘我工作。谁会不把自己的家当回事?谁会不真心为自己的家的利益考虑?谁又会因为被家人责骂几句而怀恨在心?
延伸开去, 海底捞不但成了员工的家, 也成了顾客的家。一个人为自己的家干活?还能不卖力?还能不尽心?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吃饭, 还能不舒心?还能不满足?
凡此种种, 都可以纳入以“人”为中心的人治范畴。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真正的人治应该是按照符合人本性的思维模式、需求模式、行为模式来进行组织的治理。所谓“人治”, 就是要把人当成人而非死板僵化的机器来进行治理。
这样的人治, 其实并没有悖逆科学管理, 也没有理由不成功。
海底捞的做法, 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规律, 也就是符合人性, 这才能取得人治的胜利。至此, 海底捞的“人治悖论”之谜已经彻底揭开。为了更加充分地展示海底捞人治价值, 再来看看海底捞的人治管理是如何消除组织管理中的一个痼疾的。
分工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组织运作管理的一大基石, 这是泰勒和法约尔共同的巨大贡献。分工的好处不再多说, 但是分工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分工之后, 责任明确。但如果每个人都僵化地固守自己的分工——这是组织中最常见到的情形, 绩效考核越是量化, 越是制度化, 这种情形就越是明显, 越是严重, 继而就会出现“个人自扫门前雪, 哪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
其实, 分工的目地不是为了让不同工种, 不同工序之间“各守阵地, 老死不相往来”。分工更应该是为了合作, 也就需要相互间的“补台意识”。但是, 严苛的绩效考核只关注岗位责任之内的任务, 而不及其余。那么, 员工有怎么可能主动有补台意识, 去积极从事不会计入本人考核的任务呢?
所以, 分工导致的这一组织管理的痼疾, 往往导致不同工种或不同工序之间的扯皮推诿, 矛盾纷出, 效率低下。但是, 在人治化的海氏大家庭里, 这一痼疾却被很好地消除掉了。
在员工看来, 当其他岗位出现人手短缺时, “补台”是她份所应当的事情。海底捞是一个大家庭, 当你兄弟姐妹忙不过来时, 难得你不会伸出援手?难得你会斤斤计较利弊得失?
所以, 你在海底捞会看见:当客人需要加啤酒时, 旁边正好没有服务员。路过的保洁员立即二话不说, 放下手中的工具, 先充当起服务员, 第一时间满足顾客的需求。你还会看见:当餐桌上摆满了客人餐后的残局, 服务员忙不过来打扫时, 后厨的人会暂时放下本职工作, 转而帮着收拾餐桌, 以便下一桌客人能够尽快入座。
悖论之二:信任
在海底捞, 有一个其他餐饮企业没有的规矩:普通的员工有200元以下的免单权力, 而且这种行为是上级领导授权的, 换一个角度讲, 职位越来, 免单金额越大。
一般人看来, 这种信任是荒唐的, 是畸形的。
对服务行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让员工信任, 比让员工满意更难。只有持续地让员工满意, 才能赢得员工的信任。同样, 让顾客信任, 比让顾客满意更难。只有持续地让顾客满意, 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信任来之不易, 但要维持信任、强化信任却难上加难。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组织内的“信任畸化”, 滥用信任的现象就会形成恶例, 愈演愈烈。而对信任的滥用, 最终会摧毁信任。
在以信任着称的海底捞里, 也存在着“滥用信任”的现象。虽然很遗憾, 但也很真实。因为海底捞从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海底捞的员工也不是洁身自好、一尘不染的圣人, 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海底捞的员工。
海底捞有一条规则:允许客人把已经端上桌但没有动过的菜退掉。这一条规则充分显示了海底捞对顾客和员工的双重信任。但是, 有些服务员却利用这条规则动起来“吃单”的歪脑筋。服务员利用多数顾客一般不会仔细审查账单的特点, 故意在菜单上加上顾客没有点的菜, 然后将其退掉, 退回来的钱就落入了自己的腰包。还有的服务员利用自己可以免单的权力, 对收银台说, 因为某某原因, 他给顾客免了一个菜, 但他对顾客收的却是全款。而最笨的服务员则直接把顾客没退的菜, 硬说成退了, 然后菜款就落入自己的囊中。
显然, 这种个体性的欺诈行为, 是对组织和顾客的信任的双重背叛。
在海底捞里还有另一种个体性滥用信任。比如, 有的员工因为偷懒不想上班, 故意假装生病。这样, 他的上级领导不仅准假, 还会拎着水果去探望。领导被蒙在鼓里, 但身边的同事却知道实情。还有的员工因为参与赌博, 把钱输光了, 却对领导谎称说家里有困难, 以骗取领导的同情而借钱个他。
海底捞致力于营建信任体系, 但毕竟不能杜绝有人利用这种信任来谋取不当利益。这对海底捞的人治管理也是一种考验及挑战。这一类的个体性滥用信任, 从数量上来说应该不多。这样的行为只能私下隐秘地进行, 而且很难瞒过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事。如果海底捞的管理层能够保持与第一线员工的紧密接触以及亲密关系, 应该不难察觉。
为了应对滥用信任, 海底捞有时候会采取“钓鱼式”执法。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案例:前年一个优秀员工被人举报吃单, 领导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于是, 启动举证程序, 找了两个朋友试他两次。结果, 他真的把一份客人退了的肥牛钱——40元‘吃’了。于是, 这个员工就被开除了。
当员工有可能涉及数额较大的钱款时, 海底捞会更加慎重。比如, 海底捞的优秀员工可以被晋升为担任采购工作。这个时候, 公司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工资, “高薪养廉”, 同时也明确宣示:“公司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经常调查你是否吃回扣;如果一旦发现吃回扣, 哪怕是一斤肉, 你都要被立即辞退, 而且没有任何补偿。”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海底捞对员工的信任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会在利益诱惑下走向歧途。为了确保公司的利益不会流失在这些关键岗位上, 海底捞费尽心机, 甚至不惜采用“钓鱼式”诱惑监察。
比如, 有一年冬天, 领导为了检查一个采购人员的采购工作, 特意买了一套大棉袍, 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成一个老太太, 在菜市场跟着这名采购人员买菜。他买什么, 她也装着买什么。她不仅把每斤菜的单价记下来, 还观察他同小贩的关系。然后, 回到公司核对采购人员的报销。另外, 逢年过节的时候, 还故意以某些供应商的名义, 给采购人员送礼、送红包, 甚至向采购人员要银行卡号。有一次, 她亲自提拔并且非常信任的一个采购人员, 收了她的“礼”却没有及时上交。她马上组织采购人员开会, 重申采购人员纪律——24小时收到供应商的礼品不上缴, 就属于贪污!
24小时过去了, 那个采购人员没有上缴“礼品”。领导再一次做出了开除的决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开除他, 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他真是一个采购好手, 公司花了很长时间和心血培养他!”
无论是乔装跟踪, 还是故意设计诱惑, 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我们理解海底捞的初衷与苦衷。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海底捞的多种“钓鱼式”执法率先违背了对员工的信任。
首先, 海底捞主动诱引的这一次, 很可能是采购人员第一次在诱惑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也许, 他此前已经多次拒绝过来自真正的供应商的诱惑了。那么, 组织内部的这一次“诱引”, 对于他的“失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 如果一个行为过硬的员工觉察到了公司对他的跟踪或诱引, 他会觉得这是公司对他很不信任的表现, 从而会大大挫伤了他对公司的感情。
个体性的滥用信任, 一般是隐秘的。但在海底捞里还存在着一种公开的制度性滥用信任。这种对信任的滥用更可怕, 对公司健康肌体的侵蚀也更严重。
比如, 根据海底捞的规定, 门店经理要对一些骨干员工进行家访。这本是营造“海氏大家庭氛围”的很好的一个措施。但这项制度也可能被滥用。
制度如果不是用真心去遵照执行, 就会形同虚设。类似的情形绝不是海底捞的专利, 在其他的组织中, 这样的滥用制度、滥用信任的行为可能更多, 更严重。但是,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 为什么一直致力于营造“公平、公正”、“亲情、信任”的大家庭氛围的海底捞里, 也会出现这样不和谐的现象呢?如果任由这样的情?, 重演蔓延, 就会危及海底捞赖以成功的基石。
当员工在组织中不能得到预期中的待遇, 不能实现预期中的梦想, 组织就会失去员工的信任。人性是相通的。海底捞的员工会滥用信任, 顾客当然也会滥用海底捞对他们的信任。
上海的服务员郭春莉遇到过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有八九个上海本地的客人。这些客人吃了很长时间, 消费总额却不高。其间却让调料师傅加了3次调料, 后来发现他们偷偷地把调料打包了。郭春莉发现后, 他们竟然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的调料很好吃, 我们要拿一些回家。”这已经是很过分的行为了。买单的时候, 他们竟然还要求给予打折, 还威胁说:“我们上次来都打折了, 这次为什么不打折?如果不打, 我们就到网上投诉你们。”
出于对顾客满意率的追求, 郭春莉违心给他们打了折。
在海底捞及其员工的预期中, 顾客应该是讲究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的人, 而不是为了贪一点小便宜而不择手段的人。但显然, 这几位客人辜负了海底捞, 让海底捞深深地失望了。
像这样的客人并非极少数, 很多海底捞的员工都遭遇过。
海底捞员工的免单打折权力本来是出于超越顾客预期、提供优质服务 (或优质补偿) 的目的而设计的。但有的老顾客在熟知了海底捞的规则后, 就将其异变为胁迫海底捞屈服的手段了 (看起来是以海底捞之矛来攻海底捞之盾, 很难抵挡) 。
这样的顾客, 显然不是受欢迎的顾客。但为了顾及门店形象和顾客满意率, 海底捞总是也只能选择屈服。
顾客的滥用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底捞过度追求超越顾客的预期而造成了“过度合理化效应”。
社会心理学上的“过度合理化效应”是指:当一个人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而得到了过量的不相匹配的回报, 就会产生过度合理化效应。比如,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一群孩子每天下午都要到一位老人的家门口吵闹玩耍。老人不堪其烦, 就把这些孩子叫了过来, 故意说自己一个人住, 非常寂寞, 他很喜欢听到他们的声音, 并承诺如果他们明天还来的话, 他愿意给每人50美分。孩子们非常开心, 第二天如约而至, 并且吵闹得更为放肆。老人继续表现出更大的愉悦, 并再度请求他们一定要明天再来。但第二天, 老人却只付给他们每人20美分。随后, 老人借口说自己的钱包已经干瘪, 明天只能付给每人10美分了。老人恳求孩子们千万不要因为钱少了就不来了。但孩子们觉得非常失望。老人第一次给他们的50美分已经为他们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期望值。当报酬下降到25美分的时候,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吃亏了。而到了老人只能付出10美分的报酬时, 孩子们认为, 自己到老人门前玩整整一个下午, 却只能得到10美分的报酬, 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所以, 没有人愿意再来了。而老人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想要的平静。
孩子们的吵闹行为, 本来不应该得到报酬, 但却得到了较为丰厚的报酬。这就是一种“过度合理化”。当孩子接受了这种“过度合理化”后, 老人却降低了“过度”的程度, 从而人为制造了一种知觉差异。这种差异促使孩子们减少或杜绝了自己曾经“回报丰厚”的行为。孩子们以为这是对老人降低报酬的报复, 但殊不知, 这却正是老人真正要想的结果。也就是说, “过度”被合理化之后, 原来的“适度”就变成不合理的了。
对信任的滥用, 一方面是人性存在着阴暗面的必然原因。另一方面, 则和组织的内部治理方式相关。
我们知道, 海底捞对员工和对顾客的两个方面一开始大大超越了员工和顾客的预期, 让他们都充满了激情——服务的激情和消费的激情。但是, 当成功积淀了很多标准化的制式规则后, 随着海底捞的扩张, 组织越来越庞大, 人治化管理的弊端就显露出来, 员工的激情慢慢的消退, 为顾客提供创新服务的能力也慢慢减弱。员工与顾客的预期都陷入了不能满足的困境, 各类的信任畸化也就作为一种阴暗性的自我补偿而在组织中“崭露头角”了。
从人治的混乱到激情的消失, 再到信任的畸化, 如果陷入了这样的逆向循环, 那么, 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在中国, 中式快餐连锁一直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仅2010年的上海大众消费快餐的营业额就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但是, 中式快餐却一直没能像西式快餐那样实行高度同质化的标准化生产。国内品牌“红高粱”、“荣华鸡”等中式快餐连锁虽然曾经喧闹一时, 最终还是烟消云散, 归于失败。
平心而论, 中式餐饮要想在连锁经营上取得成功是很难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式饮食的美味程度不足。恰恰相反,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中国的菜系品类纷繁复杂、变化无穷。这两个因素在给中国食客带来无穷的口舌之欲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式餐饮在标准化上的困难重重。所以, 我们很容易看到遍布全国各地的某一家有特色的中式餐馆生意极为红火, 却极难看到这样的中式餐馆通过标准化的复制而遍地开花, 有着很多悖论的海底捞则做到了。
“海底捞”是一家源自四川的火锅连锁店, 而我们一般人看到“海底捞”这三个字, 往往会紧接着联想起第四个字——月。“海底捞月”的意思是“到水中去捞月亮。比喻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 只能白费力气。”从口彩和文化底蕴来说, 海底捞显然远远不及“东方既白”。但海底捞的成功以及其所吸引的业界关注却远远超过了东方既白。尽管如此, 当我们以经营管理的专业眼光来看待海底捞的运作模式时, 却会惊诧地发现, 海底捞的成功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充溢逻辑上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相反, 海底捞的成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海底捞”, 其概率就真的像打麻将时“最后一张牌自己摸到, 并且和牌”, 也像是真的从海底捞出了月亮。
那么, 到底什么是人治呢?简单地来理解, 人治就是以个人的意志或情绪状态 (喜怒哀乐) 来对一个群体或组织进行治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均各不同, 人的情绪状态也随时会发生变化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 作为一个领导, 我们必须有宽容之心, 不能因为手上有权就滥用。如果这名员工被我开除了, 不仅海底捞会损失一名好员工。他心里也会留下阴影, 他的命运也会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
海底捞的人治方式改变了这个节奏, 使一个本来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
浅谈《李尔王》中的悖论 第4篇
“悖论”（paradox），又译为诡论，吊诡。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形式，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出现而在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比如“道可道，非常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等。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从情节、意象、语言多个层面成功运用悖论这一手段。下面仅从意象角度，就剧中两个最具悖论色彩的人物——李尔和傻子，来谈谈这个剧本悖论手法的运用。
作为剧中主角，李尔是不列颠国王，是至高无上权力的化身。在李尔生活的时代，“世界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这种观念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平民处于底层而贵族和国王处于顶层。这是一个有差异与尊敬的法则，以及一定的风格化了的语言程式，法典化了的称呼模式和区分贵贱的头衔所维持的世界，在这个具有未定的传统、城市和规范的行为的世界里，只有某些类型的行为是可以认可的，也只有某些类型的语言才是可以接受或者合法的。”也就是说，李尔在其生活的世界里，本应是理智的象征，高贵的化身。而剧本中呈现出来的事实恰恰相反。
握有权力的李尔突然决定放弃王权，把国土和所拥有的财富一分为三给自己的三个女儿。这是李尔失去理智，陷入疯狂的开始。李尔接下来要求三个女儿向自己表白以获得一份领土与财产。但是，这时候他丧失了作为一个君主应具备的美德与理智，错把高纳利尔和里根的甜言蜜语阿谀奉承当成了他们的美德与孝心，所以，当他的小女儿考狄利亚对他说：“我没有什么话说，父亲。我确信我的爱沉重要赛过嘴上的夸张。”李尔在这种情况下剥夺了考狄利亚的继承权，而且把本该属于考狄利亚的那一份领土与财产分给了高纳利尔和里根。他的这一行为在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忠心耿耿的老臣肯特出来劝阻，但这时李尔已经“发了疯”，反而将肯特驱逐出国境。可以说，李尔从一出场就注定了他作为悲剧人物的悲剧结局。也许他真的想放下权力安享一个有尊严的晚年，并希望子女对他一如既往的尊敬和孝顺。但他从一开始就陷入悖论情景，直至在忏悔中死亡。
此外，剧中李尔的语言也充满悖论色彩。作为不列颠国王，李尔的语言本应是高贵并且充满理智。当李尔尚未失去权力和威严，还保有其“理智”与高贵，所说的话在旁人看来却像一个“傻子（fool）”：听我说，下流的东西！我把君臣间的道义心责你静听！你想叫我们毁坏我们从不敢毁坏的誓约……而当他失去权力与威严，被两个女儿驱逐，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傻子（fool）”所说的话则又渐渐清醒而理智。
“傻子（fool）”是剧中另一个富于悖论色彩的人物，与李尔形成鲜明对照。他来自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但在第一幕第四景，傻子刚一出场，疯疯癫癫、絮絮叨叨的连篇废话却正是点出了真理：哎，这老人赶走了两个大的女儿。接着，傻子又对李尔说：那些女儿们是会叫你做一个孝顺的父亲的。从傻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尔的疯狂和颠倒伦理，他所代表的封建社会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颠倒的社会。正如傻子所说：蜡烛熄掉了，我们在黑暗里边。这样，地位卑下，人微言轻，一无所有，疯疯癫癫的傻子充当的反倒是李尔的精神导师的作用。正是傻子看似荒诞不经的语言的引导下，李尔认识到：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了这个全是些傻瓜的广大舞台上，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罪恶镀了金，公道的坚强的枪刺戳在上面也会折断。李尔逐渐看清了这个世界是一个乾坤颠倒人兽不分秩序混乱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正常的道德秩序也被颠覆，要想在这个世界立足要先学会伪善。
剧本的巧妙之处在于，李尔和傻子作为剧中人，本身已经是极具悖论意味的人物，而作者又将这样两个人物放到一起，悖论意味更加浓厚。正是在这两个人物的矛盾冲突之中，李尔在傻子的引导和启发下，经历了内心最深刻的演变，认识到自己的疯狂和不理智，获得了重生。虽然作为悲剧的主角，李尔最终死去，但这对于李尔本身来讲，又未尝不是一个最佳归宿。他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同情与爱，获得了应有的尊严与理智。而观众和读者也从种种悖论中获得了某种积极的人生体验。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李尔王[M].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 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M].赵炎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陈厚诚.西方当代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论时尚消费中的身体悖论 第5篇
“时尚”从来不是一个纯美学的概念, 其自身的复杂机制足以使得想在一篇短文中对“时尚”一词试图作出定义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世人所说的‘时尚’其实是一连串工业的、经济的、文化的同时也是美学的活动的结果。”[1]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并不试图对时尚下一个定义, 那么, 至少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时尚既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 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更是关于身体、身份、性别和性感的身体现象, 而身体是整个时尚活动的中心。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尚, 但若要论时尚的影响力, 则可以把人类历史推后到20世纪下半叶, 因为自此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 而现代时尚借着新媒体的东风迅速扩大其影响, 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消费甚至身体。
行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身体是着衣配饰。几千年来, 身体和衣饰的复杂互动已然能写出一段内涵丰富而且读来必定让人兴致盎然的历史。衣服和饰品是外在于身体的, 妆容和纹身则是依附于身体的, 而发肤、身材和五官本来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或者一方面。但是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快, 这几个方面的界限已经逐渐变得模糊。如今, 那个从理性和意识的压制中崛起的肉身——身体在时尚潮流的强劲冲击之下, 从服饰、妆容到发肤、身材甚至五官, 都已经全部纳入需要由时尚来规范的领域。人们以狂欢的姿态接受着时尚风潮的洗礼, 并且把自己打造得光彩熠熠。但是, 这个刚刚从和理性、意识的对立中走出的身体却在时尚的追逐中引起新的悖论。
一、主动的和被动的身体
时尚系统和消费时代的相遇重叠无疑是经济领域的福音。对身体而言, 二者的共时存在如同给它打了一剂强力兴奋针。它们最直接的契合点就在于:当身体作为一个消费活动的主体之时, 它自身也作为一种消费品。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 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身体只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2]时尚是给身体所规定的一条路线, 身体只有通过时尚的消费——而非其他任何消费, 才能头顶“一个的最美丽”的光环。
对时尚的追逐并非游戏, 而是一项蕴藏着严肃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的工程。因为“时尚场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的特定风格所具备的符号价值”[3], 只有判断出时尚的风向标并随之不断调整自己的衣着打扮以及言谈举止, 才能使身体更加符合社会的标准, 使身体资本的价值实现扩大化或者至少不至于贬值, 个体才能在身体的资本市场中获得更高的“估价”——更符合期望的自我认同, 被认为更具魅力、更幸福等等, 这是消费时代的逻辑。引领一种时尚风潮无疑比追随一种时尚风潮更为“时尚”, 也更能增加这个引领时尚的身体所具有的某种符号价值。“某位杰出人物发明了一种服饰、行为和趣味等时尚, 通过这种时尚他让自己显得鹤立鸡群。”[4]但是, 一旦这种时尚全面流行起来, 它也就不再具备时尚的意义了, 所以在永远变化的时尚面前, “领潮流者归根到底是被潮流领导者。”[5]
身体的着装、配饰需要不断更新, 甚至身体自身也需要随着时尚不断改变然后以新的形式示人。现代医学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这一可能:通过某些医疗手段, 人们可以把不喜欢的、不合标准的五官、身材换成合意也更符合时尚审美趣味的。这种技术已经很普遍, 于是, 人们不仅会轻易抛弃一件旧的衣服去买一件新的, 而且同样也会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地抛弃部分旧的身体而再造出一个新的。
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已经成为欲望的集散地, 欲望在这里产生, 又在这里象征性地、暂时性地得以满足 (消灭) 。欲望已经不是由于身体单纯的生理需要所引起, 也不是由于纯粹美化自身的需要所引起, 有时候, 它只是对“需要某些东西”的渴望, 即欲望的再生而非欲望的产生。经济系统本身并没有能力激发人们对欲望的再生产, 是那些和经济相关但又属于其他领域的系统如广告、电视等大众传媒系统以及无法忽视的时尚系统激发了人们源源不断的焦虑:对自身身体的焦虑、没有满足欲望的焦虑和满足欲望之后很快又接踵而来的焦虑, 追随时尚并不断地消费能够使得这种焦虑暂时性地得以缓解和释放。所以, 身体是一个由消费品来安抚和满足的对象, 是一个忠心耿耿、不知疲倦的时尚追随者, 但同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的饕餮, 是一个被“焦虑诱引”过程[6]所产生、被欲望所驱使、被商品逻辑所规定的被动的身体。
二、内在的和外在的身体
在西方的传统哲学中, 身体的分裂在于肉身和灵魂、意识的分裂, 身体被当作是灵魂的羁绊, 是灵魂的反面, 因而, 是信仰上帝和追求真理的人极力想抛弃的对象, 于是作为肉身的身体备受压迫。如今, 身体的地位已然不同寻常, 对身体人们给予前所未有、异乎寻常的关切和投入, 它每一处, 甚至细微至眉毛、牙齿、脚跟都得到了细心的呵护, 尤其女性的身体。这是时尚下达给每个现代人的命令:“假如您不进行身体护理, 假如您因疏漏而犯错, 您就会受到惩罚。您的一切痛苦, 都是由您对自己 (您的救赎) 不负责任的罪过造成的。”[7]人们在这种恐怖的威胁下, 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似乎就是听命于时尚的教导, 而媒体会“很贴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把时尚的精髓、要点传达给每一个人。遵照时尚的教导, 调整饮食、坚持健身运动、频繁出入美容院一段时间后, 人们惊喜地发现:外在的身体变得更加光滑、柔软、灵活、纤瘦了, 追逐时尚的人们的衣着打扮、举手投足、身体发肤无不美观而又舒适。我们的身体要彻底解放了, 是这样的吗?
在被时尚化、美化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 身体已经失去“身体化”和“外在化”了。人们只是如同穿衣服一样穿着时尚的身体, “假如说以往是‘灵魂包裹着身体’, 今天则是皮囊包裹着它, 但皮囊并非那作为裸体 (因而欲望) 之泛滥的皮肤:皮囊就像是魅力的服装和别墅, 就像是符号”[8]。身体和心灵之间再度隔了一条鸿沟。
身体本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物品, 即使传统哲学把身体视为灵魂的羁绊, 也依然说明了身体并不是和灵魂、意识等无关的一种物质存在, 而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身体内在于我们, 这个灵魂、意识就寄居于身体之中。鲜活的个人经验正是源于身体, 审美的震颤也源于身体。现如今, 美丽动人的身体只是徒有其表, 对身体的无限怜爱只是对那个作为“资本”、作为“消费品”和作为“符号”的外在身体的怜爱。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透析中揭示出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被‘被解放了的’身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作为物品、符号被解放的……) 的物质表现所蒙骗……它用身体的自发表现取代了完全内在的灵魂超验性。然而, 这种表现是虚假的。当代神话建构的身体并不比灵魂更加物质。”[9]大卫·勒布雷东在对身体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身体的解放, 是以分裂的、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的形式实现的。……今天, 二元论并不将灵魂 (或精神) 与身体分裂开来, 而是更加离奇夸张。身体或被捧到天上, 或被踩到脚下, 在这种世界观中, 身体被视为与其所承载的身体无关。在天平的两端, 一边是被科技蔑视、摒弃的身体, 一边是作为消费社会宠儿的身体。”[10]
身体并没有被解放。相反, 在对时尚的追逐中, 这种对身体的执着改造使得完整的身体被分割、自然的身体被异化, 即使依据时尚的标准美学规范对身体进行的技术操作最终也会落入这种异化, 在此, 我们的批评并非针对一种身体美学。舒斯特曼已经反驳了对他所创立的身体美学的责难:“这些指控之所以有力, 因为它们都是依赖于将身体美学限制为这样的理论:将身体还原为外在的客体——分裂为原子的部分、可测量的表面和标准化的美的规范的机械装置。它们无视身体作为美的、个人经验的活生生场所的主体角色。但是, 身体美学在它的经验维度中明显拒绝将身体外在化为与人的经验的主动精神不同的异化物。身体美学也没有必要强加一套固定的外部测量的标准化规范 (例如, 最佳脉搏) , 去评估好的身体审美经验。”[11]我们所批评的恰恰是身体美学的反面。
概言之, 身体是整个时尚活动的中心, 但在对时尚的追逐中, 身体的“被解放”只是一种表象, 而根植于这一现象中的是关于身体的悖论:一方面主动引领时尚又被时尚所塑造, 一方面主动进行着身体实践又被欲望所驱使、被商品逻辑所规定, 这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身体;一方面光鲜动人、被无限爱怜, 另一方面只是作为物品、符号和资本, 这是一个外在和内在相矛盾的身体。因此, 在时尚消费中的它是一个表面被“解放”、其实被异化了的身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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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IT生产力悖论” 第6篇
我们来看本世纪国际上几次有影响的针对教育信息化收益的评估结论:世界银行在《知识地图:ICT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总结了多项评估报告,得出结论:“教育中使用ICT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充满着争议。”斯坦福科学研究院对ICT在教育中应用效果的评估报告认为:“目前有多少基于计算机的项目对于美国学校的教学改善有贡献仍不清楚。”美国国家教育评估中心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针对教育软件使用情况的调查结论则干脆认为:“使用者与不使用者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相差无几。”这些评估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美国政府对一些教育信息化项目投入减少。
其实,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几乎都逃不出这个“怪圈”。从1965年到1994年的30年间,美国信息技术投资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了10%,而相应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却从3%降到1%。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说出了那句名言:“计算机无处不在,除了生产力统计报表以外。”后人干脆把这种信息技术的巨大投入和低产出、低回报的现象称作“IT生产力悖论”。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依我看,或许悖论自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检验信息技术的收益只关注了有形的价格和数量,而忽视了质量、速度、服务等无形价值。”其实,如今的信息社会本身就足以说明信息技术的价值所在,能在“统计报表”中体现出来的数字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价值绝大部分都无法用量化的指标来考核。“IT生产力悖论”把我们的眼光局限在了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上,却完全无视信息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试想,我们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构建起全新的教学和学习环境,不就是为了让学生从单纯的应试型学习转向自主、协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吗?不就是为了培养学生全面的解决问题能力吗?这些仅凭单一的标准化考试又如何检验得出来呢?其实,信息技术早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骨子里”。备课时的海量信息、课堂上的实时反馈、学习中的因人而异……教育信息化投入的回报就体现在这些“无形价值”之中。
不过,我们这么想,就可以对信息化的高投入不闻不问、心安理得了吗?当然不是。“IT生产力悖论”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学校信息化真正价值所在的机会。作为学校教育信息化的管理者、决策者,我们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既然信息化应用已经渗透到教育教学之中,渗透到每一位教师、学生身上,我们的真正关注点就应该“从硬到软”、“由外而内”。比如,我们大可不必再把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投入规模、学校信息化设备的数量挂在嘴边;而更应看重在信息化环境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无提高,教师的变革信念有无增强。或许还应聚焦到更细节的地方:学校的信息化产品用在哪些学科的课堂上更有成效?对什么样的学生更有吸引力?在什么样的学习内容上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些才是“IT生产力”实实在在的体现。
生活中的悖论 第7篇
有必要说明的是, 平时的作文训练跟考场作文比, 要求相对宽松一点, “真实”的程度可能大点。本文要论述的“真实的写作”中的悖论仅指考场作文的写作。之所以如此, 一是因为考试是指挥棒, 考场作文的写法指引着平时写作训练的大方向;二是因为考场作文作用特殊, 与考生的利益关系密切, 攻破了这一点, 其他写作的真实性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一、“言语环境”中的悖论
李海林老师在《论真实的作文》一文讲到, 所谓“真实的作文”是指考生写作要有真实的言语环境、真实的言语任务和真实的言语成果[1]。我们认为, 对于考场中的考生来说, 真实的言语任务就是向批卷教师“示才”, 尽可能得到一个高分;真实的言语成果就是得到一个分数;真实的言语环境就是考试。如果我们的说法成立, 那么在考场中, 这三者都具有了双重性。
首先, 从“真实的言语环境”说起。什么是“真实作文”的言语环境呢?李海林老师认为指的是真实的对象、真实的情境和真实的自我体验。下面, 分别就这三个方面的双重性进行分析。
第一, 考场作文“真实的对象”应该是批卷者, 而作文题目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写作对象, 尽管所暗示的写作对象是不明确的。因为选什么题目来写, 本身就意味着有某种写作的需要, 已选择了对象。所谓, 看菜吃饭, 量体裁衣。对象 (读者) “制约着写作者所写文章的写作目的、文章主旨、选择材料、布局谋篇和运用语言等”。[2]而考场作文, 题目是出卷者钦定的, 考生不得不写给批卷者看。考生知道, 给编辑部、给市长的一封信, 不是真的给编辑、市长看的, 而是只给批卷者看的。同时, 考生也不指望自己的“大作”能面世, 让广大读者或某种读者来阅读, 但他必须装作像是写给广大读者或某种读者看的。考试题目本身就导致了考生写作对象的分裂。
第二, 就“真实的情境”而言。考场中考生的“真实的情境”是为了考试取得高分, 向批卷者展示自己的写作才能, 根据给定的题目写一篇作文。同时, 作文题目又设计了一个情境。比如“心灵的选择”, 为了写好这篇作文, 你的“心灵”必须先“选择”离开考场, 进入题目为你设计的 (类似的) 情境, 在那个情境中你的所思、所感、所为, 即使你从没登过雪山, 此时也必须在想象中到了那里, 面对垂死的他人, 拷问自己的心灵。当然, 我们这里说的是指考生要进入作文题目设计的情境。考试虽然很紧张, 但考生此刻必须放飞心灵, 让心灵去旅行,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即使所命题目设计的情境非常贴近考生生活, 但生活化的写作允许作者“查资料, 搞调查, 了解个体情况, 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亲身体验”[3], 而考试时, 考生必须在特定的地点, 在规定的时间内, 写出规定字数的文章。可见, 考生真实所处的情境与他所要写的题目所要求的情境存在双重性。
第三, 就“真实的自我体验”看。我们批评考生的作文“假”、“大”、“空”、“废”, 批评考生作文千人一面, 千篇一律, 似乎没有写出自我真实、独特的体验。然而, 从大的环境看, 考生基本上在同样的时间起床, 同样的时间吃饭, 同样的时间上课, 读同样的课本, 完成基本相同的作业, 考同样的题目, 同样的时间放学, 晚上同样要自修, 同样的时间睡觉, 周末、寒暑假同样要补课。我们希望这些过着“千人一面”生活的考生写出“千人千面”的作文是不是缺少现实基础, 要求太高了点儿?而且, 考生也知道写作文要讲创新, 要别出心裁, 要与众不同, 于是, 他们会认为写身边的生活恰恰容易造成与众“同样”, 于是他们就开始“编”, 各人思维不一样, 所编的东西应该各有千秋吧。可悲的是, 考生就是编也编得差不多。这种集体无意识, 思维的模式化、僵化是怎么造成的呢?发人深思啊。当然, 考生编的水平也有不同, 有的一眼就能看穿, 有的看不出“斧凿”痕迹。其实, 很多时候, 就单个考生作文看, 批卷者基本上看不出他们的内容是编的。只有在许多考生编得都差不多时, 批卷者才敢断定其中有一部分考生的作文肯定是编的, 于是, 可能有的批卷者就认为凡属“此”类的作文都是编的, 不管它是否真的, 全都一棍子打死。不管是考生真实写成“千人一面”也好, 编成“千人一面”也好, 我们都能看到考生“千人一面”的生活与考试“千人千面”的要求之间的错位。
其次, 说说“真实的言语任务”。“真实的言语任务”指真实的写作目的 (或者写作动机) 。写作应有真实的目的, 或交流思想, 或交流情感, 或交流信息, 而考试写作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尽可能地得到高分。
再次, 说说“真实的言语成果”。“真实的言语成果”是指作者与读者交流思想后的收获, 交流情感后的心灵变化, 交流信息后个人信息的增加。而考试写作的成果似乎只是一个分数。
综上所述,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悖论是:考试需要考生写出真实的作文, 但考试作文本身就有悖于“真实”。
二、“文体自选”中的悖论
开头讲到, 关于“真实的写作”有两个研究角度, 这两个角度对“真实”的内涵有各自的理解。李海林老师认为“真实的作文不是指写的内容的真实性, 而是指‘写作’这个行为的真实性”[4], 可谓高屋建瓴, 见解深刻, 但其中“真实的自我体验”一项也许应属于“写的内容的真实性”方面。许多研究者认为“写的内容的真实性”是“真实的写作”的内涵全部或之一。前者如胡辉、卢中华、宋丙之等, 认为所谓“真实”, 就是指作文中所有的信息, 包括取材、叙事、抒情等都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后者如廖圣河、赵成芹等, 认为“真实”包含的第一层意思就是“素材真实, 就是作文尽可能地展现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同时, 又强调“真实作文不等于纪实, 应允许考生对生活进行必要的加工、改造、补充或虚构”[5]。对“真实”的不同理解, 意味着不同批卷者在面对同一篇作文时可能作出是否真实的不同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之一是对考生所写文章“文体”的判断。
现在的话题作文基本上规定“文体不限”。作为批卷者, 拿到考生的作文时需要对考生写的文章到底是纪实文, 还是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个判断。有些作文, 如果批卷者把它当做纪实文看, 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看, 那么就会大大地冤枉作者。比如2005年的一篇差一点被评为不及格的高考作文《敢小瞧老娘我吗?》, 文中的“我”应当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 如果我们把“我”当作者看, 认为作者在三年时间里多次跟男生上过床, 到广州打过工, 两次给老板当过“二奶”, 那真是大错特错了。“考生明明写的是小说, 阅卷老师偏偏按纪实文解读;考生用了反讽手法, 阅卷老师偏偏认为这是考生自己的思想”[6], 这难道还不错吗?“艺术真实并不要求艺术拘泥于个别事实, 而是指艺术品要包含真的理性内容, 即是艺术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人类的理想和愿望以及人生的意趣与真谛。”[7]文学创作鼓励作者发挥想象力, 允许虚构。赫兹里特认为:“诗严格地说是想象的语言;想象是这样一种机能, 它不按照事物本相表现事物, 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绪把事物糅成无穷的不同形态和力量的综合来表现它们。这种语言并不因为与事实有出入, 而不忠于自然;如果它能传达出事物在激情的影响下在心灵产生的印象, 它就是更忠实和自然的语言了。”[8]小说中的“我”不是作者, 这已是常识。既然诗人、作家可以虚构, 那么考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况且新课标“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 激发他们展开想象和幻想”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 , 让学生“尝试诗歌、散文的创作”, “学写小说”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 》) 。如果命题规定考生写一篇记叙文, 那么就要清楚叙事类散文和小说都属于记叙文。因为, 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按照表达方式分类的, 而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是按照文体功能分类的。如果我们判断考生的作文是篇小说, 那么不管他所写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没有, 只要其作文内在的情感逻辑能自圆其说, 具有情感的真实性、想象的真实性, 那么它应属一篇“真实”的作文。
“文体不限”给批卷者判断考生所写文章的文体属性带来了困难。为了解决批卷者在判断考生作文文体上的困难, 也许像1998年全国高考卷作文题《坚韧———我追求的品格》 (或《战胜脆弱》) 明确要求“举出实例”, “不可写成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 或像某个地方某年中考作文题明确规定“必须写亲身经历的事”, 或者在试卷的一个角落留个空格, 让考生注明自己所写的文体, 或者其他方法。
不管怎样, 就考试作文“文体不限”的要求来说, 对于“真实的写作”存在着一个悖论:有的作文当纪实文看则假, 当文学作品看则真。
三、“真实”中的悖论
在“心灵的选择”时必须选择善;在讲到“诚信”时, 必须选择崇尚诚信;有脆弱必须战胜之, 绝不能倒下, 一蹶不振。这些题目, 考生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当代社会假话、假新闻、假药、假论文、假货充斥, 而一个省几十万考生, 一般说来, 多多少少有不善的人、不讲诚信的人、脆弱的人, 而如果所有考生都说自己是善的、诚信的、坚强的, 那么我们教育者是不是就可以欢呼庆贺了呢?而如果出现一个考生自认自己是“不讲诚信”的, 批卷者必将给他的作文打低分, 严重者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我们谁都不相信考生一走进考场就都成好人了, 都讲诚信了, 都能战胜脆弱了, 谁都不相信“考试”成了“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 可是我们谁都不会容忍那么一两个说出真话的考生。是我们在逼着考生说谎吗?是不是我们口上说要他们写真实的作文, 而行动上却在打击考生写真实的作文?
“谈读书”, 考生在考场作文中可能写读书的好处N条, 读书作用无穷大, 可是一出考场可能就把课本、练习、试卷都烧了, 庆贺终于“解放”了。但如果考生在考试时, 写读书无用论、读书枯燥论、读书误人论, 你作为批卷者, 会打几分?“真实的写作”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考生, 还有我们教师。我们真的做好接受“真实的写作”的准备了吗?我们有条件, 有能力, 有胸襟接受考生的真实写作吗?
另外, 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否定了写作做到“完全真实”的可能性, 指出, “由于‘角色’的限制, 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说出来的都大约不会是他内心的完全‘真实’的想法, 而他内心的‘完全真实’的想法又是永远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人吐露无遗的。”[9]在鼓励学生说真话、抒真情的同时, 他强调“必须对学生在表达‘自由意志’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加以有效的引导”。[10]可见, 从写作内容角度提倡写“真实的作文”是片面的, 它不是包治百病的药, 只是治病之药的一种, 需要搭配其他药品一起使用才好。凡美必真, 而真未必美, 也未必善。如果只是一味地倡导“真”, 使考生误认为凡是真的, 就是美的、善的, 那也可能会使考生走错方向。
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悖论是:教育者表面上要求考生写出真实的作文, 某处程度上又在打击考生写出真实的作文;“真实的写作”的要求中本身就有不真实的成分。
生活中的悖论 第8篇
一、理论上分红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
几十年来,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对分红现象提出了多种解释。然而, 不论是实证分析, 还是理论研究都未能取得一致结论, 甚至大相径庭。一方面有大量的理由认为公司应该多发放股利, 如在手之鸟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后悔厌恶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等;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少支付股利, 过多的股利分配会降低公司的价值, 如税收效应理论等;还有持中立立场的, 如股利无关理论、股利迎合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等。
总体而言, 在理论界支持现金分红的理论居多。在国际上对股利政策理论的实证检验中, 多支持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 认为公司在不牺牲未来投资机会的前提下, 应该将利润的一部分以现金红利的方式进行分配。不论支持还是不支持现金分红的理论前提都是投资者是理性的, 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证券市场, 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包括现金分红和资产溢价, 从现阶段现金分红的税收政策上看, 虽然红利税率的调整有利于长期投资者, 但对投资者来说, 是否进行现金分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收益差异。现金分红, 股票价格要除权, 所得要扣除个人所得税, 收益就会由此减值。
从理论上讲, 现金分红并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按照资本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 决定公司资产价值的核心因素是未来的现金流, 分配制度不是决定资产价格的因素。从价格形成角度看, 现金分红后就会有除权效应。静态看, 这个除权就是对现金分红的实际扣除。除权后是否会复权, 与股利分配政策无关。所以, 分红政策实际上与公司价值无关。
二、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和原因分析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沪深两市实施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779家、856家、1006家、1306家, 占所有上市公司家数的比例分别为50%、52%、55%、60%;分红金额分别为2757亿元、3423亿元、3890亿元和4985亿元, 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为27%、36.65%、32.56%和30.01%[1]。近年来, 进行现金股利分配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加, 且各年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结果还表明, 随着业绩增长, A股公司整体分红金额逐年加大。2010年, A股公司分红总额同比增长近三成达28.3%, 不过, 这一增速还是不及净利润与未分配利润的增长。2010年, 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9%, 未分配利润整体同比增幅也达到33%, 分红总额的增速小于这两项指标的增速。
从股利支付率来看, A股的分红比例尤其是现金分红比例总体仍然不高。据统计, 2009年国内上市公司的平均股利支付率为22.38%, 2010年有较大增长, 达到30%, 但国际成熟市场这一水平一般在40~50%之间, 且上市公司一年两次分红是非常普遍的。
从每股派息额来看, 尽管分红金额大的公司值得肯定, 但一些公司分红金额虽大, 每股派息却并不一定多。在全部A股中, 2010年每股派息最多的是贵州茅台, 每股派息2.3元, 成为目前为止A股最高分红纪录。
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执行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情况比较普遍, 同时也存在十分明显的非理性派现状况。首先, 不分配现象比较普遍。2010年报显示, 在2191家上市公司中, 既不分红也不送股的有877家, 其中本年度亏损的只有115家。没有利润不分红是正常情况, 但有利润不分红, 特别是持续多年不分红的, 应予以重点关注。其次, 股利发放形式特殊, 送转股公司仍然较多。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主要分配形式除了现金股利外, 还有送红股和将派现、送股相结合的混合股利, 这与国外以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为主的股利支付形式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别。也就是说, 现金股利在西方国家是股利支付的主要形式, 而在我国并未得到合理的应用。第三, 现金股利分配不稳定, 缺少连续性。部分上市公司对现金股利的支付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对投资者的回报重视不够;股利支付率时高时低, 无规律可循。第四, 部分上市公司为实现融资目的而派现。由于现金分红新规提高了再融资的门槛, 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为了顺利实现再融资而大量派现的公司, 甚至出现了“超能力派现”的现象。分红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 但没有根本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股利政策不分配现象突出, 股利政策不稳定以及在现金分红中存在着“极低派现”和“超能力派现”的现象, 从理论上可以通过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股利迎合理论和税收效应加以解释。客观上也存在着上市公司管理层缺少通过分红能力传递企业可持续向好发展的意识与动力;公司的发展和投资机会偏多, 管理层倾向于少发放现金股利;国有企业存在国有股权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不足, 市场机制不健全;税负上存在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等问题;高发行价, 高市价, 造成了较低的分红收益率;等等现象。
到目前为止, 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现状已有一定的改善, 近年的股利支付率大多保持在30%左右, 但是中小投资者的分红收益率却很低, 且低于银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这就导致中小投资者更多关注送配题材和绝对低价的股票, 对现金分红提不起兴趣, 甚至对分红股用脚投票, 这样, 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公司分红的积极性。
三、实践上分红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 现金分红虽然并不能直接增加投资者持有资产的价值, 但从现行会计准则、业绩评估标准、投资者特别是国有控股股东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方面看, 现金分红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 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与公司股价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说来, 增加派现的公司股价通常会上升, 而减少派现的公司股价通常会下跌。在西方证券市场, 上市公司一般都有着透明的股利政策和长期的分红措施。在我国, 衡量控股股东投资收益的重要指标还是现金分红,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溢价不计入现期投资收益。根据现行税收制度, 从理论上说, 现金分红对投资者的资产价值实际上有一定的扣除, 但在资产溢价不能体现投资收益的情况下, 现金分红对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现金分红制度在股票市场上实施的有效性, 中国证监会积极推行分红新政, 引导和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科学和透明的现金分红机制, 我们认为:
第一, 强化现金分红的市场化机制。现金分红既是对广大投资者的一种合理回报, 也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信息的重要渠道, 但现金分红属于上市公司自治范畴, 只可鼓励, 不易强制, 进一步探索多维度差异化的现金红利政策。
第二, 引导投资者对现金红利的偏好。通过强化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要求, 尤其是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分配的决策、预测及承诺都应有进一步的明确, 引导投资者关注现金分红, 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第三, 优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 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不高,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代理问题, 公司分红容易被理解成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因此, 需要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增强对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制衡。
第四, 强化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机构投资者要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事务, 在推动和完善公司分红制度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这样既提升了公司的分红水平, 机构投资者又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 而不单纯是通过波段操作来赚取资本利得。
第五, 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差别化红利税政策 (2013年1月1日实行) , 在引导市场的蓝筹投资取向、吸引长线投资者入市方面取得一定效果, 但投资者的红利净收入的实际增加有限, 应考虑进一步优化现金分红税收政策, 减轻投资者的红利税负。
摘要：现金分红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股利政策, 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合理的派现不仅可以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建立起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信心, 从而为公司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但是我国上市公司执行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情况比较普遍, 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非理性的派现状况。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我国的分红现状、问题及原因, 有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股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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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话语悖论 第9篇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悖论 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重在说话的小说，而这些话语中也有悖论的存在。小说中的事物总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出现。首先，从小说的题目《一句顶一万句》来看，把一句话和一万句话放在一起，并且用一个“顶”字来表现两者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一句话如何才能顶得上一万句话？小说的主题是寻找这一句话，就在这寻找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人物庞杂的离奇曲折的故事。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究竟在哪里，故事直至结尾，我们也没有找到答案。然而，这一句话却拥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杨百顺出延津记和牛爱国回延津记，前前后后一百年多年，他们穷尽毕生精力都在寻找这一句话，体现了这句话的存在价值。它是令人向往的，而又是难以实现的。“一句话”是我们为之存在的理想，而“一万句”存在于我们所生存的现实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阻碍着我们寻找的步伐。我们虽然生活在有“一万句话”的现实生活中，却对我们所苦苦追寻的一句话心心念之。找寻一句话的难度让找寻者望而却步，而理想的落空让找寻者内心倍感落寞。找寻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万句话又存在着一些悖论。
文中开头介绍老杨与老马的关系：“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1]从表面层次来看，老杨和老马是好朋友。但从深交的层次来看，老杨和老马并非好友。两人的关系符合友谊的表面定义，但缺乏友谊的实质内涵。这里有两句话分别代表两种语言。一句话是“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这句话是已经形成的语言，已经为大众所认同。另一句话是“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这句话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前一种语言是表层的错误的而一直为大众认同，后一种是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较难存在，因此解释事物的本质的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一直处在被寻找的状态。老段说的一句话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2]老杨之所以与老马交朋友，是因为在老杨眼里，话是一切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在话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被话所控制。话语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工具，但话语的表面意思和深层内核之间的疏离，使人们的语言世界出现了词不达意的悖论现象。
做官的老胡说的话，延津百姓听不懂。“大堂上断案，原告被告说罢，他‘呜哩哇啦说上一段，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由于相互听不懂，案被断的七零八落，正因为七零八落，延津大治。”[3]这其中也有悖论的体现，官府的存在就是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官府的“无为而治”反倒使延津大治。官府本就是为百姓说话的地方，而百姓却因为害怕付出更沉痛的代价而选择自己解决，这是对官府行为的一种讽刺，也是对民间百姓自由的生命方式的一种体认。这里也存在着两套话语，一种是以老胡为代表的话语，另一种是以百姓为代表的话语。按照常理，老胡的话应是为社会大众所认可的权威话语，或者说他的一句话就可以顶一万句话，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判断是非曲直，而百姓的话没有权威性。小说中老胡的话延津百姓听不懂，这种话成为了一种模糊的话语形态，没有彰显出它的权威力量。失去了话语权利的中心，延津百姓才选择自己来解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延津的“大治”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太平盛世，延津大治的成因也并非是官府的“无为而治”，而是官府的发言人老胡掌握了话语的权威，却没有为百姓说出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百姓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麻烦，自己去寻找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公允的话。
老范请老汪做家里的私塾先生。请老汪的理由是“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4]老季让老范辞了老汪。
老季：“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儿们家，有啥正经。”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5]
这段对话里也有悖论的体现，老季一心想让老范辞退老汪，老范一心维护老汪。老季的话正确客观且带有正义感，老范的言辞表面看起来能说得通，实则没有逻辑性可言。两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来沟通，加之两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话语悖论就出现了。结果就导致了正确的话语敌不过错误的话语。但就是这样没有任何逻辑的对话，使老汪把老范看成真正的知音，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老汪讲《论语》，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6]老汪对《论语》中这句话的理解有失偏颇，但就是从他这种可能是错误的理解中，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身边没有朋友，另一方面他所教授的知识学生不能按他的意思来理解与体悟，即他和学生之间的思想不能达成默契，这令他无奈也倍感孤独。他的言说仿佛失去了价值。但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言说不无价值。老季与老范的对话可以看出老季对老汪的排斥和老范对老汪无理由的维护。这两种力量的抗衡使得老汪暂且可以生存下来。老汪的话欲说还休，用老汪对《孔子》的理解来关照老汪，实则老汪是在用孔子的话反观自己的生存困境，人被话所控制。老汪的生不由己和孤独感跃然纸上。话语表面的悖论把人物生存境遇和内心情感表露无疑。
吴摩西为了找寻唯一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牛爱国为了找寻说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这些人穷极一生，都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人与人缺乏精神上的交流，导致人与人之间话语的错位和难以言说，人物之间似乎总是难以达成默契，人物之间的种种隔阂和误解使得人们的关系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有难度。“话的意味在这些人中是不能穷尽的。说出的话，有入耳的、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完的还有没说出来的。”[7]这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符号和价值）是很难完全吻合的，语言和真实是有距离的并且这种距离难以完全跨越，因此于语言中寻找真实是一种不停分辨、不断纠正的过程。”[8]正因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很难吻合，所以才会出现话语的悖论。上述事例体现了语言的局限性，人是语言表达的主体，所以二者等同。语言的局限性使得话语出现词不达意的悖论现象，因此人也处在这种悖论之中，人不能真实而独立地把握自己的存在，也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人一直在寻找，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寻找真实的话语以及话语中存在的真理，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1][2][3][4][5][6]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第7页，第35页，第25页，第28页，第26页。
[7]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第43-45页。
[8]马学永：《在话语中存在的孤独人——论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艺术》，时代文学，2012年，第11期，第212-216页。
生活中的悖论 第10篇
关键词：悖论,悖论式认知,商学院,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Knowledge for action, 行动是知识的巧果”这一短语出现在沃顿商学院网站上突出醒目的位置, 体现了这个历史最为悠久、在全球广具影响力的美国商学院对商界领袖的培养主旨。商学院受众广泛, 从大学刚入校的新生到阅历丰富的职场人员, 经过商学院的课程培训之后, 活跃在全球各个重要的经济单元中。知识能否有效转化为行动?这是检验商学院培养成果的重要标准, 其结果却不容乐观。人们时常质疑商学院新晋毕业生的商业能力, 强调经验在形成商业嗅觉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比较新晋毕业生与具备丰富经验的人员在识别创业机会时的不同模式, Baron和Ensley (2006) 发现, 后者模式中的原型更清晰、丰富, 聚焦的内容也与创业过程的关键要素相关, 如可操控风险、现金流和顾客需求等, 而新手更多关注如新颖性、新鲜感等研究证明危害新创企业成长的内容。针对这一现状, 有必要审视大学教育中商学院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促进知识真正转化为行动力, 实现理论课程与商业实践的快速融合。本文从国内高校的商科培育模式出发, 结合悖论式认知理论, 探讨目前商学院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对策。
一、商科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课前阅读、教师课堂授课、案例分析与讨论、实战模拟演练等是商学院的传统教育模式。在这一流程中, 商业理论与模型的原理和作用机制获得充分展示, 结合案例与情境模拟, 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得以提升。然而, 案例和情境模拟是一种将实际商业环境过度简化和过度逻辑化的方式, 无法还原现代商业环境中复杂、动态、不确定和模糊的全貌。复杂性的显著特征是非线性, 不能通过局部来认识整体, 唯有从整合、连续的视角才能对整个系统略窥端倪 (Colm, 2006) 。技术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促使供应链中各成员以及竞争对手不断调整其定位和应对方式, 这为谈判和制衡过程中的互动形式增加了多种可能, 形成环境的动态变化格局 (Wijen&Duysters, 2005) 。复杂动态性又进一步增加了人们意义建构时的困难, 对事物的多种不同解释同时存在, 造成认知双重性和模糊性。传统线性分析理论提倡的法则和定律式的精准预测难以应对上述情况, 此时, 知识与实际行动绩效脱节。因此, 有必要审视商学院的培养目标---在逻辑与分析能力基础上, 学生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来适应复杂、动态、不确定和模糊的商业环境?悖论式认知可能是提升适应性的有益视角。
二、悖论式认知在商科培养中的积极意义
悖论 (paradox) 指“矛盾但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素, 单一要素出现时符合逻辑, 同时出现却显得不合理” (Lewis, 2000) , 如项目管理时涌现或计划的管理风格 (Lewis et al, 2002) , 社会企业家同时追求的社会与商业需求 (Smith et al, 2011) , 组织变革中的持续与变化 (Saboohi&Sushil, 2011) , 开发和探索活动 (Smith&Tushman, 2005;Mom et al, 2009) , 也可能是商学院一贯强调的逻辑分析能力与除此之外的其他能力, 如创造力、操作能力。人们习惯通过强化差别、对事物进行归类来认识情境, 采取对立和分化的方式处理矛盾双方 (Farijoun, 2010) 。Lewis (2002) 描述了商学院学生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一次争论, 在跨专业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创新实践中, 前者指责后者不具备逻辑分析能力, 而后者则批评前者缺乏创造力。逻辑与分析能力是商学院一再强调的主题, 而创造力是工程专业致力培养的目标, 两个专业的学生都在用各自的学科范式解释问题, 弱化对方能力的重要性。实际上, “操作者不可能使用仅有锤子的工具箱完成任务, 他需要钳子、螺丝刀、扳手等更多工具”, 单纯强化逻辑与分析能力, 将创造力或其他能力放在对立面, 只是“往工具箱放置更多锤子而已” (Lewis, 2002) , 当这种决策模式不适合现实商业情境时, 绩效结果着实堪忧。
从悖论式认知的角度来看, 悖论是人们受既有范式制约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感, 如果能够突破范式限制, 在更大的统一系统中审视悖论双方关系, 二者可能是和谐统一的共同体---内部边界创建独特性, 强调对立;外部边界通过创建统一体鼓励整合 (Smith&Lewis, 2011) 。悖论式认知是提升适应性的重要方式之一, 能够促进个体包容矛盾、协调多种任务, 不断提纯和更新自身知识技能, 提升现有知识可靠性的同时, 增加知识多样性 (Mom et al, 2009) 。在商学院培养目标中突出悖论式认知, 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促使教育者和学生意识到多样化能力的重要性, 寻求平衡和实现多样化能力互补优势的有效途径。在悖论式认知中, “非此即彼”的逻辑被“矛盾且共存”的逻辑取代, 由此带来的认知复杂性有助于个体不断发现逻辑分析能力、创造力、操作能力等不同能力的差异化作用形式, 并意识到各种能力间平衡整合的可能性。
第二, 促进跨专业培养、校外/境外学术交流、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等培养模式的优化与实施。个体在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认知图式存储在长时记忆, 表现为属性节点和节点间的联系 (Friske&Taylor, 1994) 。传统意义上, 上述培养模式通过为学生提供接触相近或相关学科领域新成果的机会, 扩大学生知识面。知识量扩充实现了认知图式的一阶变化, 图式日渐复杂、抽象和有序。而提升商业实践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图式二阶变化的能力, 即遇到矛盾信息时, 个体进行图式修正和增加图式子类别、适时进行图式重组的能力 (Harris, 1994) 。单纯丰富知识储备很难增强认知图式二阶变化的能力, 这意味着除知识学习之外, 跨学科培养应同时关注能力获取, 学习其他专业学生擅长的能力并与本学科范式适时整合。由于悖论式认知促进教育者和学生意识到多样化能力的重要性, 提升整合技能, 基于悖论式认知的跨专业培养实现了知识与能力的深入挖掘。
第三, 培养学生认知图式整体联想的能力, 结合逻辑分析能力, 构建有效决策的双重系统。个体决策过程包括交互作用的逻辑分析系统和自动化系统两种类型 (Evans, 2003, 2008) , 研究发现, 基于认知图式整体联想的自动化系统在识别商业机会、新产品开发、战略选择等方面应用广泛, 对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Kickul et al, 2009;Elbanna et al, 2013;Dayan&Elbanna, 2011) , 因此, 除逻辑分析能力外, 有必要关注学生整体联想能力的培育。整体联想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认知图式中的属性节点进行“远隔联想”和“交叉索引”的能力, 实现突破式创新。悖论式认知强调思维过程的分化与整合, 分化过程旨在尽可能多地挖掘要素间差异, 整合过程关注要素间的协同整合, 这增强了个体的“集成复杂性”, 形成兼容模糊不一致的思维方式, 构筑灵活、多维视角, 无疑将提升整体联想效果。
三、基于悖论式认知的培养实践
在商学院培养目标中融入学生悖论式认知能力培育, 旨在激发学生对多样化能力重要性的认识, 弥补传统教学中将现实商业情境简单化和过度逻辑化的弊端。悖论式认知有助于提升学生整体联想能力和创造力, 结合逻辑分析能力, 提升了学生在商业实践中的适应性, 真正实现知识和行动对接。商学院应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创新、教学保障等几个方面着手, 促进悖论式认知培育在学生培养目标中真正得以体现。
(一) 相关课程设置
要想系统掌握悖论式认知的构念和作用形式, 课程设置主要应关注如下几点:
第一, 有必要在授课计划中安排相应哲学类课程。管理学与哲学体系密不可分, 越是重大管理问题, 如战略制定和选择、国际化路径、商业模式等, 越需要从哲学理念追根溯源, 寻求恰当的思辨理念支撑。然而, 国内高校商学院中开设哲学课程的学校并不多见, 自2012年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开始尝试为MBA学生设置哲学课程, 反响热烈, 这为其他高校课程设置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 专门开设创造力课程, 培育学生创造技能、整体联想的能力。美国很多大学开设创造学训练课程, 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的国际创造力研究中心为例, 课程包括介绍各种创造技法的基础性课程, 以及结合各学科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进行流程设计的延伸课程。整体联想能力是动态环境中提升适应性, 实现知识与行动融合的有效手段, 因此, 教育者和学生需要认识到创造力的重要性, 并寻求系统培育的方式。
第三, 适当增加学生选修其他专业, 如电信专业、食品专业等课程的比率, 了解该专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尝试分析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寻求商业机会。尽管商科学生逻辑分析能力较为突出, 但往往缺乏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 很难快速适应该领域内工作任务的具体要求。针对这一问题, 商学院现有的解决措施主要是开设一些特定领域内的管理和营销课程, 如电信市场营销、食品行业管理等。但这些课程对相关行业的介绍十分有限, 学生有必要深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为毕业后在该领域的发展做准备。
(二) 教学模式创新
培养悖论式认知能力有必要结合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比如:第一, 跨专业培养、校外/境外学术交流、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等能够为不同专业、学校和国籍的学生提供交流平台, 促进学生接触、体会多维视野, 寻求差异和协同整合的可能性。教育者和学生有必要认识到, 上述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取多样化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不同能力间“对立互补”的逻辑。唯有从悖论式认知的角度实施跨专业培养、学术交流和创新实践, 才能避免这些教学模式流于形式。
第二, 可以尝试在课程论文、实践报告、毕业论文等项目中实行“双导师”制。学生结合某一学科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商业分析, 由商学院和该学科领域的教师进行指导, 这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该学科领域, 解决具体操作能力欠佳的问题。以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传播学专业的授课计划为例, 学生需要选修某一自然学科的若干课程, 毕业论文由传播学和自然科学的两位教师担任导师, 旨在提升学生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操作能力。
第三, 授课过程中, 教师可在分组报告、案例教学等方法中设置多种任务, 提高任务要求不明确的非正式任务的比例, 并要求学生在每一次分组报告和案例讨论中转换角色, 尝试不同决策情境。通过同时处理多种任务, 学生能够培养平衡和寻求多种能力互补优势的技能, 而非正式任务需要学生处理大量不全面信息, 提升整体联想能力, 这些均有助于形成悖论式认知思维。
(三) 完善教学保障
开展上述实践, 商学院需要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 如关注师资队伍悖论式认知的培育, 配置这一领域最新的图书资料, 提供多样化的实践实习基地等。高校教育正从“知识培养观”逐步转化为“能力培养观”, 此时, 有必要研究能力培养应包含的内容和作用形式。唯有克服思维模式中固有的一元范式, 培育认知双元性, 包容矛盾的同时寻求互补可能, 商学院学生才能有效整合不同能力、促进整体联想, 在真实商业情境中实现知识与行动快速对接, 捕捉悖论带来的创新机遇。
参考文献
[1]Baron R.A., Ensley M.D.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s the detection of meaningful patterns:Evidence from comparisons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entrepreneurs[J].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 (9) :1331-1344.
[2]Farjoun M.Beyond dualism:Stability and change as a dual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0, 35 (2) :202-225.
[3]Lewis M.W.Exploring paradox: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guid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 (4) :760-776.
[4]Lewis M.W.The paradox of‘the box’[J].Bized, 2002, 11/12:56-57.
[5]Mom T.J.M., Van Den Bosch F.A.J., Volberda H.W.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managers'ambidexterity:Investigating dir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f formal structural and pers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 (4) :81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