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经济的未来（精选12篇）

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1篇

一、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五年。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显著扩大。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2007年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倍。企业利润大幅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速超过30%。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五年新增电力装机3.5亿千瓦,是1950年到2002年53年中国电力增加的总和。新增公路19.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8000公里;新增铁路运营里程6100公里;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568个。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粮食连续四年增产,2007年达到5亿多万吨,比2002年增加4444万吨;工业结构加快升级,2007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8%,比2002年提高2.2个百分点,依法淘汰了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条件、严重破坏资源的落后产能;服务业稳步发展,五年年均增长超过10%,现代服务业呈现了加快发展的势头。

1、节能、环保迈出新步伐

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在2006年降低的基础上又递减了3.27%;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双下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2003年以来,全国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总面积达3200万公顷,退牧还草3460万公顷;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2007年又有1.1亿千瓦的火电机组安装了脱硫设施,累计已经超过全部火电装机总量的50%;同时,政府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2、区域发展呈现新格局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重点地区或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东北地区大型粮食基地建设不断加强,重大技术装备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进展顺利;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位日益突出,能源、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城市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中部地区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体制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3、体制改革实现新突破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除盐业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土改税。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邮政、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投资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也有了新的进展。

4、对外开放取得新成绩

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由48.2%提高到57.6%;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1)五年来,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多万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人民生活有了新的改善。

(2)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92万亿元。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突破2亿人,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已经扩大到全国86%以上的县,社会事业发展呈现新格局。

(3)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发展的比重由2002年的1.07%提高到2007年的1.49%。2007年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陆续完成,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5%。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农村医疗条件明显改善,新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今年年初我国南方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最近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灾害,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格局没有改变,总体上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地震对当地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会有一定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对全国GDP的影响不会太大。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0%,增幅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农业生产平稳,苗情总体较好,工业有所放缓,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仍然增长了15.4%。

二、未来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描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更高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又好又快发展,关键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到调整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提高质量效益上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健全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促进集体消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启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在信息、生物、节能减排等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支持一批国家企业的技术中心建设。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强化和完善涉农补贴政策,促进重要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发展,积极推进新农村综合改革。

(2)要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高科技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围绕大型清洁高效发电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等关键领域,推进重大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引导和推进钢铁、汽车、水泥、煤炭、造纸等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新兴业态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

(3)要加快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着力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今年要再关停小火电1300万千瓦,淘汰水泥、钢、铁落后生产能力,分别为5000万吨、600万吨和1400万吨。落实和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价格、财税、金融等激励措施,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重点工程的建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强化污染防治,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促进生态修复;认真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4)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组织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继续支持资源枯竭地区的经济转型,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快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提升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5)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积极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境外投资方式,鼓励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2、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完善所有制结构,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继续推动电网企业、邮政体制改革,制定铁路体制改革的中心方案,研究电信企业全业务经营的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努力实现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促进个体或私营经济及中小企业的发展。

(1)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2)要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继续深化预算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改革资源税,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试点,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加强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市场制度的建设,改进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第2篇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摘要：当下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特征是由“改革开放”启动的`“转轨时期”.这个“转轨时期”是以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为特征的: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从“二元经济”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向现代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型.作 者：黄范章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期 刊：浙江经济 Journal：ZHEJIANG ECONOMY年，卷(期)：,“”(4)分类号：

未来中国经济成败的关键 第3篇

7月的数据给出了温和复苏的迹象。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月份同比增长了9.7%，涨幅超过6月份的8.9%，也是自2月以来的最快涨幅。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0.1%，与1～6月同比涨幅相同，遏止了6月之前连续四个月减速的势头。

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似乎也在好转。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折年率1.7%，高于市场预期；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6月的48.7升至7月的50.5，出现了一年半以来首次高于50的扩张。

近期经济指标见好，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全面恢复或上行的转折区。

对中国来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结构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下去，经济增长才能真正具备可持续性。正如李克强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所强调，要促进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推动的转型升级，要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道路。

方向已经明确的前提下，手段或方法就特别重要。无论何种方法或手段，核心的任务是建立起指向改革、指向“新四化”的社会资源激励与动员机制。

这当中，理顺要素价格信号是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关键之一。

首先要适应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正常化”调整。长期偏低的劳动力价格已经造成了某种扭曲。这种扭曲有利于引进外资、增加投资与供给，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压抑了需求挤出了消费。增加消费对GDP的贡献度，根本上需要逐步理顺“低估”的劳动力价格。

未来一个时期，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由此将产生以下后果。一是服务业获利预期上升，这一领域将因为投入的增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预期成本上升，这一领域中效率低的企业会被淘汰，其余的企业也会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要素，要么进行产业升级，要么向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地区转移产业。此外，劳动力价格的持续调整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对此应按照“下限”的要求，增加新兴部门对结构性失业者的吸收能力。

其次应增强市场对资金价格的决定能力。“国十条”中已经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央行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是资金价格市场决定改革的重要一步。

可以预见，未来包括存款利率在内的资金价格，将逐步由市场自身决定。届时，居民就可能获得更高的储蓄收益，从而为增加消费开支、促进经济向消费推动型结构转向奠定更好的基础。

最后是理顺公共服务的价格。这也是目前看上去难度比较大的领域。

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其价格（税收）也由政府制定。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无法用脚投票。以致一方面公众对许多公共服务不满，另一方面微观主体（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觉得价格过高负担过重。

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短期内暂时无法大规模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那么较适宜的做法是降低价格。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尝试的一项政策。

更重要的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这方面的改革也在推进之中。未来政府将由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角色转向购买者的角色，而由社会部门竞争性地提供公共服务，这会带来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总之，保持激励机制建构与改革大方向的兼容性，是未来中国经济成败的关键。

中国未来的三个“新经济” 第4篇

当前,中国未来的三个“新经济”已然登场。

第一是互联网经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下以互联网为标志,是合的时代,之后行业细分将逐渐越来越明显。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经济,而信息技术正以超“摩尔定律”的频率更迭,新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便孕育了一个个新的子行业。未来2-3年内,互联网经济将经历大爆炸式的野蛮增长期,一切行业,企业都无法独善其身。

第二是体验经济。未来带来经济增量的主要是一种幸福指数,而幸福指数又体现在体验经济上,体验经济不仅是文化创意产业。体验经济的出现意味着城市交易的商品由工业品、看得见的物质变成看不见的物质,未来城市里交换的将是感觉、概念、信息、技术、时尚等。当商品、服务走到巅峰,超越物质的精神、感觉、情绪需求就自然而然成为消费的“主心骨”。

正所谓“体验的快乐大于商品的快乐,消遣的快乐大于装饰品本身,工作的快乐大于拥有财富本身”。体验经济大行其道的结果是,因城市所源起的功能,即交易功能被“挤”的退而居其次,消费、娱乐、享受跃升为城市的核心功能,甚至成为决定城市兴衰的关键。

未来的中国作文 第5篇

在科技上，中国科技在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广泛普及下，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交通变得更快更高更远，高铁，飞机，船，小型车都采用了新型的能源进行驱动，而不是石油，且这项科技为中国原创，在国际上也拥有庞大的市场。在结构上，中国同样采用原创的材料，材料更柔更硬更耐，潜艇上的钢铁，在遇水后就会变得坚不可摧，飞机上的铁，在高空遇暴雨后表面就会失去导电的特性。在硬件和软件上，中国丢弃了谷歌的安卓，像iPhone一样开发了自己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遥遥领先与别的国家。

在政治上，中国在全球实行共享政策，自己所有知识的百分之六十，都分享出去，同时也带动别的国家共享它们的知识，由此，中国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开放式的大国。在内部严抓严打，纸老虎，蚊子在几年内瞬间消灭光，外部抵制暴力和粗俗的行为，政治清明，思想开放，中国变的更安全，光明，人民更平等，在职位上没有高低之分，人民消除了隔阂，彼此相亲相爱，中国变得和谐，正直。不论是素质还是气质上都收到人民称赞。从此，人民也渐渐遗忘了中国耻辱时代“东亚病夫”的称号，他们开始佩服中国人的内在，而不只是钱的多少，中国像又回到了唐朝，那个世界敬畏的朝代。

在生态上，中国十分注重生态的保护，在城市里以富有美感的见缝插针的实施绿化，以阻止毒雾和霾的形成。在一些原生态的地方实施保护，防御，重点制定宪法，打击不法分子对绿色植物造成破坏，且对原材料的出产进行限定。在荒地上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的基础上植树造林，让绿水青山长流人们心田，同样以挡风挡沙，阻止水土流失，产生泥石流，暴风沙等。

在军事上，中国以科技发达为基础，瞬间赶超了美国的军事实力，武器，威力大准确率高，士兵，素质高效率超高。国庆节的声势浩大，演戏后的武装实力惊人，人民感到自豪和安全，社会更安心，人民更放心。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6篇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格拉斯·诺斯于11月23日在密西根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

诺斯可能是中国经济学人最为熟悉的西方经济学大师之一。一是因为诺斯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在中国都有中译本，二是他的理论，无论是产权理论还是制度变迁理论本身，对中国经济现实和改革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他的忠实的粉丝，我个人一直认为，他的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对中国经济未来改革和突破的侧重点，都有很强的指导性和解释力。

作为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诺斯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看做内生变量，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虽然摆脱了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的现象，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理论界也一直把近代的产业革命看作是欧洲经济增长的原点。

诺斯的这种将增长归结为“制度”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他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得到了和很好的体现，诺斯认为，虽然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对海盗行贿，或者提供护航服务，海洋运输变得安全可靠，从而使得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诺斯因此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1973年，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出版，这是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诺斯指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着种种的障碍。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笔者看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可用于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更可以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崛起和经济奇迹。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增长无疑是因为制度变迁导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从联产承包，到自发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公司制度的引进到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在金融、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的变迁，都成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当然，对于下一步致力于实现创新驱动，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而言，诺斯的理论更具有指导意义。按照诺斯的解释，技术创新能否推动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制度。这可谓点到了中国创新方面最大的软肋。比如，在体制机制上，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还比较薄弱，在文化上还缺乏对创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体系对于创新者来说有很多背道而驰之处，在金融制度上，金融还无法为创新提供真正的支持。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第7篇

依靠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几乎是我国过去十多年中拉动GDP增长的惟一的因素, 以下是从1978年到2011年的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额 (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

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造成中国巨大顺差的最主要的因素。2012年7月17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万季飞在中美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上表示, “如果不计算中美贸易额, 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呈现出逆差, 而不是顺差。”

中国外贸的崛起当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 这次讲话使大家解放了思想, 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于是, 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生产大量的产品, 用于出口。起初只是出口到亚洲的国家, 但是后来这些国家已经消化不了这些产品了。此时, 美国正值克林顿执政期间, 新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经济持续增长, 财政赤字下降,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也较高, 美国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此美国便开始进口中国生产的商品。从1992到2008年, 中国每年都积累了巨大的顺差, 而美国对中国一直都是逆差。因此中国人手中赚取了大量的美元。可是美元在中国无法流通, 因此老百姓必须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但问题是若这种交换在市场上进行的话, 必须会引起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而中国并不想汇率升值, 因为这样不利于出口。因此中国政府禁止私下进行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 而是由政府出人民币来换回人们手中的美元。但政府手中哪有这么多人民币去换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动印钞机印出人民币来换美元。中国政府一直是这样做的, 因此加大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

当克林顿下台, 小布什上台后, 美国经济形势下滑, 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灵感总有一天会枯竭。新经济不再那么景气, 人们生活生平下降, 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因此小布什为了缓解大家的不满情绪, 便开始借债。向其他国家发长期债券, 借来给美国人花。刚好, 此时中国政府手中积累了大量的从人民那里换来的美元, 于是就开始买美国国债。把钱借给美国后, 美国拿给人们花, 人们又拿着这些美元买中国制造的产品, 然后美元又回到中国, 被换回中国政府手中, 然后中国政府又借给美国……周而复始。这个过程使得美国人生活得很好, 总有钱花, 也使得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 每年都在8%以上。但问题是, 再长期的债券也总有到期的一天, 期限一到, 问题便会暴露。小布什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只是他知道, 等到问题暴露的那一天, 他已经下台了, 因此跟他不考虑那么多。

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 正式接手了小布什留下的债务问题。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 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开动印钞机来还债。而增发货币会使得美元贬值,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抵赖, 美国是世界货币, 它的贬值会直接导致中国的美元储备不值钱了。但奥巴马也不希望美元恶性贬值, 因此他每增发一次货币, 都去世界各国访问一圈, 其中中国和日本是最重要的两站。出行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些国家暂时不要抛售美元, 以免美元进入恶性贬值。尽管中国此时有了可以与美国谈判的砝码, 但是中国还是因为美元的贬值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见, 长期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一条很理想的路径。首先常年的顺差一定会引起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 从而使得出口的困难增大, 并且, 外汇占款的增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扩大, 使得人民币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更重要的是, 依靠出口拉动经济是将本国的经济生命线交给了他国, 若他国有一天不再进口本国产品, 那么经济将一蹶不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的经济有所下滑, GDP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 但也仍然可以保持到7%左右。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认为“金融危机永远不会过去”, 因为那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是由大规模的出口造成的。现在这样的有所回落的经济增长率才是正常的水平。

二、投资才是中国将来发展经济的方向

投资的力量来源于房地产投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若这两方面投资被完全调动起来, 其投资所产生的能量将是巨大的。接下来, 我们便来一一分析这两方面的投资。

(一)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国家经济的晴雨表。确切地说, 房地产业是指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经济实体所组成的众多行业的产业部门。2003年8月, 国务院18号文件明确把房地产业列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不可替代的拉动力量。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房地产业是城市建设的基础, 是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二、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空间条件, 是产业部门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房地产业是劳动力生产和素质提高的先决条件,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物质基础;第四、房地产业能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共同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集聚效益;第五、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国民经济是由各产业构成, 一定时期内的国民产出的增长就等于各产业产出增长之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的结果就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的增长, 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式中:

Y———产出量

A———技术进步效益

K———投入资本数量

L———劳动数量

α———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β———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索洛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是考虑到资本和劳动投入量和时间变化影响的动态函数, 经济增长函数必须引入时间因素t, 因此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经过求导计算, 得出产业双变量经济增长函数形式:

如应用于房地产行业, 则:

Vy———房地产业经济增长速度

A’——房地产科技进步效益系数

Vk———房地产投资增长率

Vl——房地产业从业人数增长率

α———房地产业投资产出弹性系数

β———房地产业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可将房地产投资增长数据、GDP增长历史数据代入公式, 运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可以得出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中房地产业投资产出弹性系数表明房地产投资每增加1%可以带来当年GDP增长的百分比, 可计算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当前, 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量已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1/3左右, 每年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

(二) 民营企业的投资

要真正拉动国民经济, 还需要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若民营企业被完全调动起来, 其投资所产生的能量将是巨大的。但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打破垄断, 让民营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

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顶着巨大的压力打破了南方地区制造业的垄断, 虽然使很多国企员工纷纷下岗, 但这个举措使南方部分城市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 中国又面临相类似的境况, 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基本还没有开始, 服务业的垄断依然很严重。要打破这个垄断是非常难的, 因为体制变革牵涉到很多既得利益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也给予了这个问题充分的重视。本次党代会, 温总理在整个记者会的发言中, 提出的八个关键词:“宽恕、痛心、责任、改革”, 贯穿了整个记者会的全过程。温总理深感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进了一条窄胡同, 而现行政治体制正在把胡同堵死, 因此必须下坚定的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他第一次公开指出, 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话听起来很重, 但是绝对是警世之语。虽然温总理没有明确说出现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哪些障碍, 但是, 可以试想, 作为国务院总理, 对于自己内阁中的铁道部的存废问题难以做出决断, 最终使之成为“暴走族”。中央政府各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 把简单事情复杂化, 层层设卡层层谋利, 而温总理却对于他们无法一竿子插到底地进行管理, 甚至出现“政策不出中南海”的问题。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人大代表团会议上说过的那样, 是利益集团格局的问题。

现在, 改革的环境变了。30年前都是“光脚的”, 改革可以使绝大多数人受益, 容易统一思想。现在都“穿上鞋”了, 皆大欢喜的普惠改革越来越少, 改革处于“两难”, 总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 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产生了改革惰性, 不愿再改了。而对于这种格局, 温总理也变得无能为力, 所以只能将问题公开, 让国民来一起参与和推动这一场政治改革, 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 (温总理语) 。十八大报告中“改革”一词共出现86次, 其中,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占了重要篇幅。报告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中央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的变化, 向外界和民众传达了中央坚持政治改革的决心和胆魄破除这些阻力。但是光靠领导人的决心和勇气还不够, 还需要各阶层的人形成共识, 需要更大的智慧。专家解读十八大报告认为, 十八大报告对今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表明了态度:一个是积极, 一个是稳妥;同时又制定了底线: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当年, 邓小平主席有着这样的魄力, 顶着巨大的压力使改革进了一大步。如今, 新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上台, 我们寄希望于习主席能够将党内民主问题解决的更为彻底。在这一点上, 我对习主席充满了希望。尽管习近平主席非常低调,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三件事情上很明显地感到习主席一定是坚持改革道路的。

首先, 习近平主席的父亲习仲勋原任广东省省长时, 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 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 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 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 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 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 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主席有一位这样的父亲, 想必习主席潜移默化中也一定是坚定了改革信念的;第二, 今年12月7日, 习近平主席到深圳南巡, 重走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路线, 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离京视察, 而今年又恰好是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我认为这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意味着中央高层意在展现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此外, 最近一段时间, 《温州一家人》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时间热播, 全剧以温州人周万顺一家的命运沉浮, 浓缩温州人创业奋斗历程, 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代变迁。此时正值新领导人上台, 此剧在央视的热播也有着很明显的寓意!

三、结束语

中国经济的未来要靠“软实力” 第8篇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在英国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有一个经典的答案,市场经济是由消费驱动的,就是市场经济是由需求推动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这三个重要驱动力推动而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需要新的驱动力量?记得2009年当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很多国人感到沾沾自喜,但是与此同时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不仅要靠中国经济的硬实力,还要靠软实力。我们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上,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什么是软实力?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影响力。我们企业的软实力当然在于企业内在的凝聚力和产品对外的影响力。

我在过去谈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经常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表现为在外面做很多的慈善事业,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怎样善待员工,怎样善待自己的客户,怎样善待自己上游、下游的合作者。只有一个企业真正善待自己的员工,善待自己的客户,善待自己的合作伙伴,这个企业才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因为一个企业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就有了自己内在发展的动力。内在的发展动力,是一个企业可持续、长期发展重要的前提。

过去改革开放30年注重的是量的增长,以后首先我们应该更多注重质的飞跃。质量应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的方向。质量必须转化成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转化成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衡量经济增长无非两个标准,一个是民生得到了提高,第二是社会得到了稳定。所以经济发展重大政策的转变就是增长方式转变,这是所有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的外部环境变化。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力逐渐转化成以消费为主要发展力量。这就是说消费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在今后10年、20年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9篇

一、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从相关数据调查及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从1999年起的三年内,一直维持着经济收支的平稳特点,也就是金融账户与资本之间存在双向顺差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使资本不断累积增长。在1993年至2014年之间,我国的资本累积仍然处于不断上升阶段。根据可靠数据可以得出,在2009年以前中国的经常顺差的规模普遍要高于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这也就说明储备资产的主要构成是由经常顺差支撑的。但是在2009年以后,经常顺差就出现下滑现象,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呈现出了攀升现象,并在未来几年之内成为储备资产的重要构成,在此基础上,资本与金融账户之间的余额差距也明显强烈化。

通过研究中国资产与负债情况可以间接的发现货币流动性与存款之间的联系及变化情况。在国际的研究报表中资产也就是我国人民对外的资金运动情况,所以这属于中国资本的大量流失,因此这一项数值基本呈现出负数趋势,而负债也就是外国人民对内部的资金运动情况,所以这一项数值为正数形式进行表现。对数据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第一,在我国的部分年度中,由于投资导致的资金大量支出环境下,原本为正数的负债转变为负数,这也就说明外国人民对内的资金运动不够活跃,并出现了资金压缩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外部贷款出现了大量资金提前回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借款被提前清偿。

第二,关于投资方面的资金流出,货币与往来款项之间的活跃度都随之增强,流出额呈现出扩大化趋势,这就代表着中国人民的资本外流现象较为显著。第三,在投资方面的资金流出中,原本的负债正数转变为负数,但是这种转变形式却不能与贷款资科目的负债方相较。最后,关于资金流出的贷款子科目的变化程度较小,处于较为平稳的运行阶段。经过以上总结可以得出,在投资方面的夏季科目出现较为明显的净流出现象时,贷款与货币及相关细则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其内部之间却存在着差异性,也就是说贷款的下级科目的净流出是以外国人民为依据,而货币与存款细项的净流出是以我国人民为核心的。

二、引起资本外流现象的成因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已经对外部国家的资金投入造成一定影响,而目前的全球范围内,风险与美国经济增长运行情况是不可分割的,并成为资金流动的重要助推力。中国的经济运行水平越高,美国就会受到影响,呈现下滑趋势,风险也就会随之不断增高,在这一市场环境下我国的资金流入现象就会愈加明显,相反情况也同理。通过对我国一定期间内的资本运行情况的研究不难发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资金流入也会呈现上升趋势;我国与外部国家的利润差距也会对资金流入造成一定影响;中国房价的提高远不及股价的提升影响大,因此股价是吸引资金流入的主要动力;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增强阶段也会对吸收资金的大量涌入。因此,造成资本外流的原因可以基本概括为:

(一)人民币价值下降

在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兑换外国币种的价值汇率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人民币升值情况较为乐观。在以往的10年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币的兑换价值持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币兑换率低的不利局面,一旦经常账户顺差占总体GDP的比例达到一定基数,那么人民币就会出现贬值现象,顺差占有比越小,人民币兑换值就会越趋于平稳及达到正常兑换率水平。目前来说,在2014年的中期阶段,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值比就出现了一定偏差,贬值问题随之而来。在人民币贬值阶段,价值市场也发生变化,从最初的高价兑出,再到后期的长时间低价兑换,并且价值低于均衡价。这就说明人民币兑换美元处于价值活动期间,而人民币价值也由升值期间过度多贬值期间。人民币贬值阶段一定会使得资金大量流出,这也就与资本外流期间基本吻合。

(二)经济运行逐渐缓慢

通过上述现象可以发现,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运行程度会对资本外流造成一定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与经济水平的上升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的上升会带动资金的大量回笼,更能吸收外国资金的投资涌入,因此在一段时间捏,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要快,这就说明在此期间内美国吸收资金的程度普遍较低,而中国的资金流入却呈现出上升趋势。首先,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中国人口年轻人与老年人比例严重失调、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涌入的现象已经基本过一段落、工业化进程缓慢、生产效率普遍下降,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率逐渐放缓。其次,美国已经从受到的经济冲击中逐渐舒缓,经济水平逐渐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因此中国受内外形势的共同作用,经济增长速率逐渐下滑,资本外流现象随之发生。

(三)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规避水平上升

全球范围内的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风险问题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中国市场环境下的资本运行。一旦投资者的风险预判能力提升,那么其决策也就更加富有时代意义,资金将会大量涌入发展国家。例如: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能力有所下降,这大概是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不稳定有一定联系,这就使得资本流出大量流出中国。

三、未来中国经济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探究

根据上述阐述可以得知,在一定期间内,我国出现了小幅度的资本流出,这一短期流出现象是较为短暂的,并且规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是中国未来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程度的资本流出问题,这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因此强而有力的风险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以下将会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进行系统分析,并以期为减少资本大量外流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提出参考依据。

(一)未来资本外流可能发生的规模大小

本文通过对外部投资金的提前收回方面进行预想:首先,外国银行对中国推行的相关贷款。根据数据对比可以发现,从2014年开始外部银行对中国贷款数额较高,而中国银行、企业、政府所占的数额比例各部相同。虽然贷款具有长期及短期两种形式,但是外部国家出现经济运行难题时,就会对我国的投资进行提前及大规模的撤回,长期贷款也无可避免。其次,关于我国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后期,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攀升,对美元的兑换能力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兑换环节具有一定的利益所在。而大程度的进行人民币兑换将会使得大量的港币流入中国市场。最后,中国相关的债券模式影响。根据数据研究可以发现,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民引起的国际债券的余额数量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直至2014年底,各个行业在国际债券占有的比例仍旧居高不下。一般来说,债券资金与银行贷款相较可以发现,债券资金不会出现提前撤回投资额的现象,但是外部投资对中国的贷款抽贷现象时有发生,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债券的利息支出就是笔不小的数目。

一旦大量的外资撤出,中国内部的资金运行将会受到一定影响,金融风险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中国将会很有可能面临一定的资本外流风险,资金数量较高。资本如果发生较大程度的外流,将会直接影响人民币的兑换价值,使得汇率下降。除此之外,如果对资本外流不够重视,将会直接引起资金链的断裂,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国内储蓄外流现象将会加剧。

(二)资本外流加剧的危害性

危机的起因可能是一个外部冲击,例如美联储快速加息。如上所述,随着未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向下调整,中国商业锒行体系可能出现大量坏账,这会降低中国居民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而一旦美联储开始快速加息,那么外部对中国国内资金的吸引力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开放资本账户,上述原因的结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内资本外流,

国内资本持续大量外流将会导致已经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显著贬值。对外部门的危机随即出现。国内资本外流将会降低中国国内市场的流动性,造成国内整体利率水平上升。利率水平快速上升将会带来两种不利后果: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财务负担加剧,从而不得不进入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第二,利率上升可能加快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甚至捅破房地产价格泡沫。无论是制造业的出杠杆化,还是房地产价格的显著下降,都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坏账飙升,从而引爆银行业危机。

摘要：二在未来的几年内,美国在受到的经济冲击中逐渐缓解,经济上升趋势显著,国际资本流向将会发生一系列改变,这就使得美国在新兴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而中国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性影响,经济水平的上升速度将会受到影响,人民币升值缺乏硬性基础。本文对于造成未来中国经济资本外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资本外流,风险,探究

参考文献

[1]李明慧.新兴市场资本流动趋势及分析[J].中国财政,2014(01);

“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形态 第10篇

1“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想要产生结构转型效应,主要还是要从优化市场结构、优化业态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这三方面入手。而“互联网+”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主要依靠创新驱动[1]。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互联网+”的过程。差异化供给是产生创新的根本原因,在各行各业当中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都是由“互联网+”这一驱动器来进行驱动的。当然在创新被驱动的时候也能够将互联网产业的优势充分利用起来。以技术研发为辅助,市场创新为主要改革的“互联网+”,也能够将在优化结构过程中出现的高附加值问题顺利解决。这样一来,“互联网+”在新业态中占据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互联网在我国行业中的参与度也在逐年增加,随之产生了更多的多样化增值应用。市场创新因为“互联网+”而产生新特点:首先,具有可沉淀成本的差异化竞争状态更适合“互联网+”,该竞争状态主要表现为应用完全竞争、平台类是“自然垄断”新垄断竞争结构,而不同于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其次,“互联网+”提高的不是一般的效率而对效能,指的是效率与多样性并重;最后,提高劳动者的多样性产出也是“互联网+”所特有的,其不仅能够非常直观地创造就业,还能够提供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机会。

“互联网+市场”而不是“市场+互联网”,因此可见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联网+”。真正将“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网络将发挥着主导作用。信息化的驱动作用是互联网能够形成有效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原因。市场对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也在“互联网+”的引领下得到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了超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政府机制不同的是,配置资源上网络与市场机制是一致的,在配置资源上是扁平化的进行分配[2]。且网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手段是定量的价格,而网络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主要手段则是定性的信息。如此一来,网络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更加精准地对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形成情境定价。

2“互联网+”将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政策推行的“互联网+”计划中被排在首位的就是“互联网+制造”,其中制造业服务化是发展的重要方向。其实,不仅仅是我国将制造业与互联网之间的联合重视起来,美、德这些世界制造强国也十分重视制造业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美国在近些年推行的有工业互联网,而德国则是实行工业4.0计划。这些制造业与互联网联合起来的计划其实不仅仅能够保持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经济水平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制造”与美、德两国的“互联网+制造”并不十分一致,我国的优势在于市场创新,美国的优势在于技术创新,而德国的优势在于制造业的中间环节。三个国家的“互联网+制造”有相互竞争的势头。我国的“互联网+制造”想要超越其他两个国家获得主动权,就必须要利用自身市场优势,加强服务化环节的创新驱动。目前我国与制造业相结合主要体现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只有行动计划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力度加大,中国才能有机会在弯道超车。

上述内容从表面上来看属于技术,其本质还是属于新业态。市场创新中包含着发展新业态,想要实现发展新业态这一目标还要依靠商业和技术相互配合才可以。制造业的新业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由“互联网+制造”形成的,主要是指制造业的服务化,从而达到解决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的目的,服务化和智能化并不是根本目的,它们都只是手段,优化产业结构也只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第二,在我国的“互联网+制造”中制造应用的支撑服务需要加强,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形式也有所不同,我国需要先将支撑消费性服务加到制造业体系中来,形成世界级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阿里巴巴那样的世界级平台。中国与美国在生产性支撑服务平台上的实力难分伯仲。利用自己的服务平台来支撑自己的制造业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因此对中国而言,价值互联网的定位和作用非常重要。第三,多样性制造将加强“互联网+制造”的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品更多的向个性化的制造应用服务上发生转变,也是降低复杂性成本、提高多样性价值的根本手段。“互联网+制造”在中国发展,最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企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在不断增大,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这样使得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大创新得到了良好的驱动。

在发展“互联网+制造”的时候要做到软硬兼施,将物理的硬与信息的软充分结合,这样中国的制造业才能够做大做强,发展到最优。“中国制造2025”能不能够实现,主要看中国能不能够实现新业态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让中国在比较和竞争中都占据优势。

3“互联网+服务”将强化现代服务业

互联网发展服务业这一发展思路主要是在重点发展支撑服务业上,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撑服务,通过发展支撑服务业,来刺激多发性发展,使得高度价值的增职业态得到发育。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风向标就是互联网服务业的升级,互联网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先导部队和关键组成部分。互联网中具有生态化和平台化的电子商务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流通业的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增值应用和基础平台的分离是互联网服务业态上的一个关键特征,服务业的所有子行业只要有“互联网+服务”的出现,那么就必将受到影响,其中就包含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交通、互联网金融等。服务业内部的应用服务业与内部支撑服务业的业态分离实际上就相当于增值应用与基础平台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业态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两点。

轻资产与重资产的分离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多样性的复杂性成本有效降低,为多样性增值创造了轻资产运作的条件。在资产比重中知识形态的虚拟资产比重增多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改变服务业固定成本中以前主要是固定成本的现象,向无形投入上转移。增值应用的提供者由于这无形资产的零成本复制而不再需要重复构建固定成本。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也由“以租代买”的商业模式而有所降低,这与工业4.0的原理上是一致的。

社会分工由于服务业的“小生产”和“大生产”而更加有效。服务业的“小生产”在于增资应用的个性化定制,而服务业的“大生产”则在于基础平台的大规模制造。在“大生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与支撑服务业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产性服务业中包含有支撑服务业,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不都是支撑服务业,平台是支撑服务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形式,这种直接提供人工服务的形式只能算是简单再生产的生产性服务。欧洲的电子商务与中国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欧洲的电子商务发展不如中国,但是其各方面条件都比中国好。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没有大平台只有应用,而中国有像阿里巴巴一样的大平台,这就属于服务业中的重工业。中国的“互联网+服务”的主要核心就是将中国的服务业从整体的小生产状态向社会化大生产这样的世界级水平发展。

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是“互联网+”新业态的实质,在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引入生产力,为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提供实际上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范围报酬内递增驱动新业态发展。

4“互联网+农业”将提升现代化农业

我国再有几年时间就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了,这其中能够与信息化驱动工业化相一致的路径选择的是服务化驱动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就是农业服务化。农业服务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问题[3],“互联网+农业”要想解决农村家庭经营的精准对接市场与多样性价值之间的矛盾还要依托农村生产化这一基础。依托互联网平台为农民增收并开辟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业现代水平,而且将信息化作为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新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效率将会大大提升。

要想实现“新三农”转型就必须借助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的力量,这也是我国时间农业服务化的基础任务。就我国目前在农村实行的电子商务进程来看,其还是有利于让农村从差异化上向服务化上进行转型升级的。一旦转型升级成功,就意味着我国农业就不再处于以前的同质化产业化阶段,而是向服务化大力迈进。“信息化+农业”是“互联网+农业”的实质,而“工业化+农业”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只有真正的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的“互联网+农业”之路,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次现代化统一。

服务化只有比产业化马力更强,比产业化效率更高,农业生产率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服务化不完全等同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农业中的新商业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在农业中得到应用普及,那么其就成为了劳动力、资本、土地地位相同的核心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的流通关系也得到了重新的优化重构,为信息经济下农业升级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中国制造时代中农业发展的思路就是产业化,但是现在,我国的经济也在急剧地向服务化方向升级,这样现代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也需要有一个提升。我国农业要在产业化机制下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这种服务体系不同于其他的服务化,它有助于与政府主导的服务体系共同发挥社会服务作用,形成互补。这让农业向信息经济跨出了伟大的一步。

信息经济要全方面发展,就离不开“互联网+农业”。而农业在电子商务的带动下,主要形成了三种服务业态,第一是农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第二是农业电子商务服务交易服务,第三是农业电子商务衍生服务[4]。农民增收的主体主要就是依靠第三种——农业商业衍生服务,农民在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时候“互联网+”还可以提供十分有利的服务保障,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镇一体化发展得到促进。

摘要：“互联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主要是因为利用市场优化、业态优化、结构优化等手段的原因,这些手段的使用让我国经济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进行调整。“互联网+制造”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制造2025”,在这个基础上,制造业能够在“互联网+”的引领下完成转型升级;激活增值服务是“互联网+服务”推动现代化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而我国的现代化农业也将在“互联网+农业”的引领下,提升现代化水平,服务化潜力得到释放,从而带动彼此间的产业化,以实现相互融合。

关键词：“互联网+”,制造业,服务业,农业,产业服务化

参考文献

[1]丁艺.“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6(12).

[2]刘杰.“互联网+”助力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研究[J].知识经济,2016(03).

[3]陈志军.“互联网+”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信息化对策研究[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6(02).

消费引擎:未来中国经济的内力再造 第11篇

历经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经济正在深刻地反思和试图修正传统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当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被明确设定为“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众都对这一庞大的中国内生力量未来所能释放的能量充满了十分广阔的遐想和期待,而接下来所特别需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将撬动消费和内需的功课做足夯实。

向百姓慷慨分蛋糕

反观中国经济30多年的改革长路不难发现,伴随着GDP的持续增长,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也进入到了连续递增的快道,仅以“十一五”期间而论,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11759元增长到2009年的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递增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从理论上说,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强,从而使消费作为经济成长的内生拉力势必得到强化。的确,从绝对数值来看,相比於改革启动的1978年,今天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然而,从消费佔国民收入(NI)的比例即消费率审视,该指标卻出现逐年持续下降的趋势。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62.1%,但到2009年,该指标仅为36.6%,平均每年下滑1.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地是,该指标不仅低於同期全球转型国家55.1%的平均水平,也低於58.8%的世界平均水平。

居民消费率逐年递減的背后是中国百姓实际收入增长大大滞后於GDP增长的现实。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9年,全国人均GDP增长幅度为14.3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薪收入仅为原来的9.6倍,农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纯收入之和仅为原来的6.2倍,后两者都显着低於人均GDP的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佔比目前仅为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於发达国家的50%。

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或落后於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百姓並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更多的财富集中到了国家和企业的手中,形成“国富民穷”的畸形格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比在1999~2009年间共下降了10.8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5个和3.4个百分点,同样,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佔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3个百分点。显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向政府和企业集中时,伴随着的必定是居民消费能力的萎缩和消费需求的短缺。

由於居民消费是微观个体的自主行为,而且保持着强烈的市场化依赖,因此政府难以对消费率产生直接的干预,唯一可做的就是通过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係,尽全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作为一个量化目标,未来五年内应将居民收入佔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50%左右,而且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必须要超过这一目标幅度,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换。与此同时,应当加倍地呵护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使百姓真正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大其实际消费能力。

强力压缩分配差距

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是中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16,但自1992年开始,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就抵达国际警戒线的0.4,並在2000年开始超过0.4,之后呈现逐年上涨趋势,至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表明收入差距已经处於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

值得注意地是,对收入差距进行多角度衡量不难发现,与城乡居民收入3倍之差和地区间收入2倍之差的结果相比,动辄5到10倍的行业收入差是目前中国收入差距最严峻的事实。有统计显示,2009年佔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於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它行业的10倍。

收入差距扩大所反映的不只是公平问题,即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同时也折射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在抑制国内消费需求。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平均为70%,也就是收入每多增加10元,城市居民平均将消费7元,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为80%。而在中国10%的最低收入者中,边际消费率则高达90%,但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这就意味着,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消费力量主要存在於普通收入群体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熨平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内生性消费动能。

必须承认,由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约有1-1.5亿的劳动人口处於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种状況既阻止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也酿成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佔比持续下滑的结果。因此,为劳动者增加更多的就业渠道依然是逐步缓解收入差距的润滑剂。

政府行政权力尤其是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参与和扰乱收入分配秩序是值得重点检讨和校正的方面。为此,一方面要彻底釐清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係,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应逐渐减少持股比例,向民营资本开放更多的行业空间,以削弱国有企业左右资源分配的特权;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出狠手限制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通过大幅提高国有企业的租金和利润扼制暴利的产生。

借助於财税制度的创新以建立起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约束机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一方面,应当建立最低工资强制制度和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税基和取消利息税等手段,积极促进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与此同时要迅速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减少创业、就业税收,通过税收的二次调解杠桿,力促贫富差距的减缩。

加快城镇化的时速

理论上与工业化相並行的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两大最重要的动力,其蕴含的经济学含义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然而,相比於中国工业化如今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而言,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依然显得步履蹒跚。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远低於发达国家80%的水平,也低於世界60%的平均水平。因此,作为一种目标追求,未来5年,我国城市化率须超过50%,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人口3亿多,城镇人口将达到9.3亿。

中国制造的未来 第12篇

2013年4月, 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推出了“工业4.0”, 这也是业界称之为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以此为例, 不难看出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作为重点, 力图依靠科技创新, 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谋求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而中国要后来居上, 必然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 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同时完成工业2.0、3.0、4.0的变化。

中国建设制造强国应具备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雄厚的产业规模;二是优化的产业结构;三是良好的质量效益;四是持续的发展能力。根据包括了以上特征的制造业综合指数, 可以构建出判断制造强国的基础数据体系。而再根据这一综合指数数据, 可以看到, 世界各国均经历了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 此过程与其工业化进程相吻合。2012年,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综合指数分布中, 美国遥遥领先, 处于第一方阵, 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 而我国及英国、法国、韩国则处在第三方阵。

为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应重点实施以下8项战略对策:大力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提高创新设计能力;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制造基础;提升产品质量;推行绿色制造;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是制造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核心技术。制造业创新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在这三个方面中,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都是制造业创新的主要途径。在产品创新方面, 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实现产品创新的共性技术, 将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植入产品, 使产品的功能极大丰富, 使产品向数控一代和智能一代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产品功能、性能和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