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路径经济增长

技术路径经济增长（精选7篇）

技术路径经济增长 第1篇

一、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大变革

企业和学术界对大数据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部分学者认为提高企业的决策力应该以新处理模式为前提, 通过观察与总结提高信息资源的适用性与广泛性。而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通过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以及互联网平台等方式对信息资源进行总结与分析。通过对学者的观点进行总结, 大数据的特点是数据量较大、数据类型复杂、信息资源传播速度快以及极高的价值意义。以大数据时代实现经济增长的变革, 其具体体现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融合, 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科学仪器检测等方式, 对市场信息进行总结和分析, 促使生产效率的大规模提升。其次, 大数据变革实现了产业融合, 信息智能化发展, 使得行业之间的联系变得频繁, 企业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最后, 大数据时代下, 技术创新发生变化, 改变以往的行业创新, 在企业综合发展、相关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创新, 以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 促进企业发展与技术的相互融合。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1. 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

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 企业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型,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以专业理论、专业技术以及市场目标为创新方向, 利用计算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对行业现有相关技术进行组合式创新, 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经济增长。而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技术人员对数字的敏感性和创意路径的有机结合, 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员, 通过对材料供应方、市场需求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 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方向,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综合性创新, 这已经成为当代企业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

2. 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开放性

传统的技术创新是以独立创新、合作创新以及引进创新为理念,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方案。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却是突破行业、专业限制, 各个行业之间的频繁互动, 使得技术人员的创新方案被拓宽。例如, 医学与经济学之间看似没有联系, 但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 经济专业的工作人员可以找到医学方面的知识以及治疗方法, 大数据模式下, 实现了全民参与, 技术创新思维被无限拓宽, 行业限制的因素被弱化, 技术创新实现开放化, 不同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的开放性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推动各个行业的经济增长。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1. 实施政府为主导, 国企为主体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

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经济新常态增长模式, 大数据具有开放性和组合型, 在此前提下, 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应该实施政府主导, 国企为研发主体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 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利用。政府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的重视, 是数字技术创新的根本保障, 国企为主体研发者, 是数字技术创新计划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必然选择。数字技术创新计划的具体实施应该是政府积极引进国际化标准, 提高企业的技术要求, 并定期组织技术标准化的研究活动, 以此来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次, 国企为研发主体是因为国企的资金、技术渠道以及技术应用都要优于民营企业, 以国企带动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应用, 是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有效途经之一。

2. 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有指向作用, 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市场机制,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是大数据时代下经济增长的必然需求。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前提下, 技术创新的杠杆作用越来越明显。国内新常态经济增长下, 完善大数据队伍建设, 首先应该搭建人才创业平台, 并且以技术创新为理念, 为企业、人才营造创业环境。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 是以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客户需求变化为主导, 对企业的运营机制进行调节。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应该了解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等方面, 技术创新应该具有灵活性。利用大数据模式, 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数字技术创新与研发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给予技术产权足够的保护, 并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是指知识产权有明确的界定, 并对其保护和有效利用, 可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以及出台相关法律为主要手段, 例如, 某企业的研发部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对生产技术进行创新, 并提高了企业产值, 那么政府就应该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和价值, 对所属企业和技术创新人员给予一定的鼓励, 为防止部分有心人盗用他人的创新技术, 可以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以及管理制度对创新产权进行保护, 对企业可以采用减免税收的方式进行激励, 对技术人才可以采用颁发荣誉证书和物质双重鼓励, 以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 提高企业、个人的自主创新能力。

3. 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 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新常态下的国内企业将面临技术创新的问题, 而企业应用以及行业动态都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网络平台、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以及电子商务技术等新型科技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必备手段。所以,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 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 并且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企业的关注点将从数据库建设、设计创新转向新技术应用与融合, 而且, 大数据时代要求企业对市场数据、客户数据等方面可以进行综合总结、分析, 而不是简单的收集信息资源, 这也是企业应该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原则之一。首先可以通过电子技术系统培训的方式提高企业员工的数字技术, 其次, 高校计算机、电子专业培养的是数字技术专业人才, 将其吸引到公司中, 为公司的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最后, 政府可以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点, 以丰厚薪酬和发展前景为资本, 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 使得国内外技术可以有机融合, 实现人才扩充的发展目标。

四、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变革, 使得企业发展的重心向着技术创新方向发展, 在开展技术创新工作时, 应该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特点相结合, 并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以建立技术创新平台为基础, 培养技术人才并对人才进行扩充, 全面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在政府与国企相互合作下, 建立大数据平台, 并利用大数据的组合性和开放性, 实现技术共享和理念共享。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 离不开政府与国企的参与, 在二者的推动下, 新常态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具有引领价值。政府、企业以及科研人员是技术创新的三大支柱, 技术创新是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 也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

摘要：技术创新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是国内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必然需求, 也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大数据环境下, 国家经济、社会市场、企业发展都将面临着技术创新的问题, 而且数字技术是时代变革的产物, 本文通过对大数据的特点进行分析, 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下, 国务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应该从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人才等几个角度进行考虑, 实施政府为主导, 国企为主体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 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 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 希望本文的策略对企业的发展以及技术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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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振磊, 李想.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J].人文杂志, 2015, 04:41-45.

[3]任保平.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J].经济学家, 2015, 05:13-19.

[4]周小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理论回溯与框架设计[J].学术月刊, 2015, 09:15-26.

[5]任保平, 郭晗.新常态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与改革取向[J].天津社会科学, 2015, 05:84-90.

江苏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实证研究 第2篇

当前摆在江苏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形成了苏南和苏北两个差异明显的区域经济带, 江苏经济呈现自南由中而北逐步走低之势, 梯度特征非常明显。由于江苏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 严重制约着江苏总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为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江苏人民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尽快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均衡发展,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 针对这一问题,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主张, 归纳起来主要有: (1) 生产力布局论。戴先杰 (1994) [1]、汪汉忠 (2003) [2]等认为苏北经济之所以落后, 根源在于苏北地区的生产力布局落后, 除了传统的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外, 基础设施也非常落后, 从而导致投资环境恶劣。因此, 苏北地区应首先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入手, 逐步调整生产力布局。 (2) 教育先行论。布鲁斯·家博 (2006) , 王瑛 (2007) [3]认为苏北地区的落后, 表面上看是基础设施落后, 但从根本上讲则是苏北地区人才缺乏和区域文化保守, 而这一切又源于苏北地区教育的落后。因此, 要缩小南北差距, 应主要从发展教育入手。 (3) 制度创新论, 认为制约苏北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与制度的落后, 包括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例如张卫东等 (2003) [4]认为, 由市场机制引导的、由非国有经济拉动的江苏经济非均衡发展呈现出较严重的极化效应。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的苏南地区, 因国有经济的调整力度较大, 经济发展都很快, 例如昆山、常熟、江阴等一些市 (县) 的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均高达90%以上。因此, 要缩小苏北与苏南的差距, 制度创新是关键。 (4) 加大开放论。储东涛认为, 苏北地区欠发达是因为苏北陷入了“贫穷恶性循环”, 越差越穷, 越穷越差。因此, 要摆脱贫困恶性循环陷阱, 必须借助外力作用,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5) 自主创业论。杨宇、郑垂勇 (2006) [5]认为, 目前要使苏北经济发展赶上苏南, 在加快对外开放和加强全省支持的同时, 关键是激发苏北的内生力量。苏北地区最缺乏的就是企业家精神。所以, 政府应该着力培育企业家精神, 鼓励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 营造全民创新和创业的社会氛围。 (6) 城镇化发展论。马远军等 (2006) [6]认为, 与苏南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相比, 苏北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镇化落后。由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 城市体系不发达, 城镇对周边经济的聚集和辐射作用薄弱, 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体系的培育。因此, 苏北地区必须加快实施城镇化战略, 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依托的现代城镇体系。

毫无疑问, 上述的各项建议和主张都是对江苏经济现状进行总结和一般的定性分析后提出来的。但是, 缩小江苏南北差距到底应从哪方面入手,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增长路径才是最佳的, 只有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 分析区域差距是无法通过一两个因素的比较就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因为这些因素往往交融在一起发挥合力的作用, 而且不同历史时期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基于此, 本文从系统和动态的角度对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研究, 以期为江苏经济增长路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二、模型构造

(一)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内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 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 它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量。以国民生产总值计量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本期t=1的国民生产总值Y必须大于前期t=0的国民生产总值, 即Y1>Y0。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量的经济增长意味着Y1Bundefined>Y0Bundefined。按照第二种含义定义的经济增长, 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小于或等于人口增长率, 那么就意味着没有经济增长。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内, 国民生产总值Y1是现存的生产能力 (产出) S和需求D的函数, 即:

Y1=f (S1, D1)

从供给方面看, 产出主要取决于劳动力L, 资本K和自然资源 (包括土地) N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即:S1=f (L1, K1, N1, …) 。

从需求方面看, 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 (私人、公共) C和投资需求 (私人、公共) I两部分构成的。即:

D1=f (C1, I1, …)

除此之外, 经济增长还受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其中主要包括市场化程度M、技术进步T、空间结构 (产业布局) R、产业结构SE、基础设施IN、政治体制PO、社会文化习惯SO、企业自生能力CO、政府区域发展战略G, 以及这些因素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主要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 既发生在供给方面, 也发生在需求方面, 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如图1所示:

图1表明, 区域经济增长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任何单一因素都难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但问题是, 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何判定这些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配第认为, “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新古典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认为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各地投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试想, 如果各地投入的要素量为零, 即便有再好的制度和技术, 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图2中, 要素投入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从A增到D, B增到E, C增到F。

事实上, 一个区域所拥有的要素状况只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要条件。这些要素如何配置, 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 要素配置的基本方式有两种, 一是计划方式;二是市场化方式。其中计划方式是建立在高度完善的社会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要素配置方式, 实践证明其效率是低下的。而市场化方式则是建立在经济人理性主义的分散决策基础上的要素配置方式, 其效率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国外百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印证。但由于我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 这就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差异, 并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异, 它是区域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图2中, 要素配置效率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由A到B, D到E的移动。

在要素的量和质既定, 并且已经得到了某种形式的配置的条件下, 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另一个因素——要素使用效率。企业要素使用效率和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而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源头是劳动分工。所以, 一个社会里的分工越细化, 要素的使用效率就越高。此外, 政府区域发展战略、城市化水平、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等也是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关键因素。在图2中, 要素使用效率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由B到C, E到F的移动。

(二) 对江苏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假设

结合江苏实际, 以下的因素可能对江苏经济增长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1) 物质资本的投入规模; (2) 劳动投入量的多少; (3) 人力资本的投资状况; (4)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 (5) 对外开放的程度; (6)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即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7) 基础设施的状况等。但这些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的作用程度因时间而发生变化。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改革开放前, 在国家赶超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 江苏实行了不均衡发展战略, 而这一战略又是通过要素的空间投入来实现的。因此, 本阶段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规模、劳动投入量的多少、基础设施状况等。

假设2:改革开放后, 为了实现要素配置效率, 我国走上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因此, 在这个阶段, 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成为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因素。

假设3:2003年以后, 我国走上了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因此在本阶段, 分工水平、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区域政策和城市化水平将上升为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上述三个基本假设是建立在对我国大的经济背景所作出的简单判断下设立的, 它对江苏的情况能否成立, 还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与假设检验。

(三) 模型的选择

选择C-D生产函数作为分析的基本模型:

Y=AXundefinedXundefined…Xundefined

式中:Y表示产出, Xi为各种影响因素, A是常数, αi为各要素对产出的弹性值。在一般的C-D函数中, 由于假设要素之间可以完全替代, 故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弹性之和等于1;而在此模型中, 通过定性分析可知各要素之间并不是完全可替代的, 因此各要素对产出的弹性值之和不等于1, 即α1+α2+…an≠1。

对以上模型进行对数变换, 得到:

LN (Y) =LN (A) +α1LN (X1) +α2LN (X2) +…+αnLN (Xn)

方程末知参数的估计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后, 还需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在具体处理时, 主要运用逐步回归法挑选对Y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该研究以江苏省所有的 (13个) 地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考察时期选择了1974-2006年的连续时间序列, 以减少短期波动的影响, 准确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轨迹。所有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局编制的《江苏五十年》、《江苏统计年鉴》, 以及《中国县域经济》各卷、《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二) 假设检验

采用OLS对上述假设进行分阶段检验。在数据处理时, 首先通过简单的相关关系对变量进行初步筛选, 然后运用逐步回归法选择对Y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1.1974-1978年:在这个时期, 经过初步的变量筛选,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支出、公路里程数、各产业的就业人数对于GDP的影响都很大。因此, 设定如下变量:X1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代表物质资本投入;X2为财政支出, 代表政府干预程度;X3为公路里程数, 代表基础设施状况;X4为各产业的就业人数, 代表劳动投入。在对设定变量进行逐步回归时, 发现常数项A、公路里程数难以通过T检验和F检验, 为此, 调整后得到的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Y=X10.526·X20.109·X40.431

(3.72) (2.48) (5.65)

R2=0.92;undefined;DW=2.90;F=42.62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都通过了, 而且通过残差图分析发现也没有出现异方差问题。从模型分析来看, 各个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 说明物质资本投入、财政支出、劳动投入与GDP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比较标准化后的变量系数, 可以发现在这个时期, 对江苏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物质资本投入, 其弹性值为0.526。其次是劳动投入, 其弹性值为0.431。此外, 财政支出对江苏经济增长也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在本阶段, 拉动江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 这与改革开放前我国大的经济发展背景相一致。

2.1978-2003年: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 影响GDP的因素比较复杂。运用逐步回归法选用了5个变量:X1: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X2:财政支出;X4:各产业的就业人数;X5:进出口额和实际引进外资额之和占GDP的比例, 代表对外开放度;X6: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用以表示市场化进程。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Y=X10.569·X20.163·X40.324·X50.251·X6-0.169

(2.12) (2.31) (3.25) (2.08) (3.12)

R2=0.91;undefined;DW=2.35;F=24.83

比较标准化后的变量系数, 发现影响度按大小依次排列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进出口额和实际引进外资额之和占GDP的比例、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财政支出。这说明在这个时期, 虽然影响江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要素的投入增长状况, 但是以进出口额和实际引进外资额表示的对外开放度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因素, 居于第三位。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弹性系数和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影响方向相反, 说明在这个时期,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发展比较快。

3.2003-2006年:利用以上的逐步回归方法建模, 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Y=X10.593·X20.157·X6-0.185·X70.610·X80.521·X90.240

(2.30) (2.01) (3.31) (2.82) (3.17) (1.98)

R2=0.93;undefined;DW=2.19;F=18.26

其中, X7:文教事业费支出, 代表人力资本投入;X8: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代表城市化水平;X9:服务业就业结构, 代表分工水平。

这表明最近几年影响江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 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要素投入中, 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 (0.610) 首次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 (0.593) , 上升为第一位。城市化水平 (0.521) 和服务业就业结构 (0.240)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同时在本阶段, 市场化程度也有所提高, 而政府干预有所下降。

四、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从源头上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要素投入, 是缩小江苏经济差距的首要途径。各个阶段的分析都显示出,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要素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保证区域间协调发展, 必须从源头上来进行调整。从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 加快落后地区的要素投入必须有助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因此对落后地区的要素投入并不仅是物质资本投入, 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已经表明了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因素, 而人力资本的积累, 则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所以, 加快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应该成为各级政府加强要素投入的切入点。

第二, 提高落后地区要素配置效率, 是促进江苏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保障。实证结果显示, 虽然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但这种作用必须是建立在较高的要素配置效率基础上。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前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和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弹性系数比较中充分表现出来。因此, 缩小江苏南北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应主要采取市场方式, 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但考虑到苏北与苏南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 政府的全面退出对苏北经济增长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适可而止, 而且必须符合WTO的基本原则;另外, 还要提高政府干预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第三, 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是全面促进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发展经济的主体主要是企业, 而要素最终是交由企业使用, 如何提高企业要素使用效率自然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除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外, 城市化水平是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城市是各种生产和经济要素的供给地,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系列生产条件、技术条件、人才条件等, 要由供给地源源不断地提供;同时, 区域性各种网络枢纽, 诸如交通、通信、科技、教育、服务、市场、城乡联系等, 也只能是城市。城市以其产业集中、规模效益显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科技人才众多、创新能力强等优势, 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 提高了企业的要素使用效率。

总之, 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 但大体而言, 它们基本遵循要素投入→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的逻辑演进路径。

参考文献

[1]戴先杰.江苏省生产力总体布局态势分析[J].地理研究, 1994, 13 (3)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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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瑛.基于市场选择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苏北地区人才战略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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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宇, 郑垂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苏北经济欠发达原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6, 34 (18) :4798-4800.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路径下的增长分析 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型,结构升级换代,新古典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未注意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污染与不断破坏。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增长的极限》[1]的发表,人们才意识到经济的增长有可能不是无限的,经济的增长要受到人口、自然资源、资本、技术进步、环境承载量等各种因素的限制。

一、基于模型的分析

(一)模型的求解

设X0是某地区现期的资源消耗,Y0是该地区现期的国民收入。以五年为一个发展周期,一个周期后的资源消耗和国民产出分别记为X1、Y1,依此类推,有X2、X3、……、X和Y2、Y3、……、Yn。根据该地区的历史数据,得到这个地区的增长模型[2]为:

将上面模型改写成矩阵方程为:

令,则βi=Bβi-1,i=1,2,……。由此模型和现期水平β0,可以预测今后各时期的发展水平:β1=Bβ0,β2=Bβ1=B2β0,……,βi=Biβ0。显然,直接计算B的各次幂十分烦琐,如果利用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性质,计算可得到大量的简化,且模型的结构和特征更为明了清晰。B的特征多项式为

于是B的特征值为 γ1=2,γ2=3。对于 γ1=2,对应的特征方程组为(B-2E)x=0,属于 γ1=2 的B的一个特征向量是;对于 γ2=3,同样有方程组(B-3E)x=0,解之,属于 γ2=3 的B的一个特征向量是。

(二)对模型的分析

如果该地区现期水平 β0恰好就是a1,当i=n时,,则Xn=2n,Yn=2n+1。这说明,经过n个发展周期后,地区产出已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2n+1),再仔细分析,发现产出的一半被资源消耗(2n)所抵消,表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自然资源的严重损耗为代价的,当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严重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会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假设现期水平,则,于是,进一步地,当n=4时,,此时,资源损耗的货币价值为X4=241,产出价值为239,说明资源损耗已超过了产出价值,经济将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成为现实。在上面特征向量中,有Y=-1,向量a2无实际经济含义,但所有具有经济含义的向量β0都可以表示为a1、a2的线性组合,所以,向量a2在分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数量作用。此向量也暗示,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可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负增长。我们还发现,现期经济增长状况会影响到未来各期的增长水平。

二、模型的经济学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该地区基于资源浪费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是不能实现的[3]。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要素禀赋的变化来维持。显然,该地区要避免“增长陷阱”,需要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具体路径应是现阶段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相当的比例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并对技术创新部门的先行者进行补偿以促进结构转型[4]。换言之,把单一的资源消耗型增长转向以资源、资本、技术进步为内容的结构多样化经济增长模式。

讨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用增长核算方程来表示,现阶段的生产函数为Y=G(R),式中,Y为总产出,R为自然资源投入量。今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目标为Y=AG(R、L、K),其中,L为劳动投入量;K为资本投入量;A为技术状况,又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资源变动ΔR、劳动变动ΔL、资本变动ΔK、技术进步ΔA而言,由边际产量的概念和微分学知识可知,有ΔY=MPR×ΔR+MPL×ΔL+MPK×ΔK+G(R、L、K)×ΔA,式中,MPR、MPL、MPK分别为资源、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对上式两边同除以Y=AG(R、L、K),并化简,可得到。表达式分别被称为资源对产出的贡献率、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被称为索洛余量。这样,可得到下列公式:产出增长=资源贡献率×资源增量+劳动贡献率×劳动增量+资本贡献率×资本增量+技术进步[5]。前后生产函数的变化反映出该地区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在技术进步的促进下,生产方式会从以往单纯的资源投入量转向资源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当代绿色经济出现的现实原因。借助市场的力量,人类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是寻找在经济上具有创造性和最低成本的带有“生态效率”性质的生产程序,在微观层面上这种程序迫使传统公司转向绿色公司,其管理战略是把金融与增长绩效有机结合起来,这是绿色金融出现的时代背景。

三、增长的进一步讨论

(一)新古典理论的解释

经济增长因素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两大类[6],前者指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量,其中可以把自然资源视为不变,其他二者是可变的。笔者认为,后者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资本形成、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考虑没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Δk=sy-(σ+δ)k,式中,k表示人均资本,y表示人均产量,σ 表示不变的劳动力增长率,δ(0<δ<1)表示折旧率,s表示储蓄率。从上式发现,人均储蓄有两个作用,一是用于装备新工人,占用量为 σk;二是用于资本折旧,其量为 δk。二者之和(σ+δ)k被称为资本的广化。如果人均资本增量 Δk>0,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本的深化。于是,增长方程可以表述为:资本深化= 人均储蓄- 资本广化。然后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A以一个固定比率g增长。AL被称为有效劳动,即技术为劳动加强型的。通过这样的假设之后,新古典增长方程变为:,式中,称为按有效劳动平均的产量,称为按有效劳动平均的资本。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几个结论:(1)稳态中的产出增长率是外生的,它等于 σ;(2)在短期中,储蓄率的增加使产出增长率提高,它不影响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但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长期水平,即可以提高稳态收入水平;(3)资本存量的提高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唯一途径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回到该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后的生产函数Y=AG(R、L、K),如果R固定不变、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要资本与劳动均出现增长,人均产出也会提高。再添加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得到了保证,而且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会变为不减,这样,人均产出的提高就得到了技术上的强化。即使该地区自然资源耗尽,技术进步引领下的资本、劳动增长模式也会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

尽管新古典理论认为,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它并未解释技术进步来自哪里。“知识资本”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种创新,它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投资的副产品,并取决于资本的增长:,这是技术增长的公式。利用这个公式可得出,[7]。再根据新古典理论的资本积累方程:Δk=sy-(σ+δ)k,我们可以得出内生经济增长方程:。此式告诉我们,储蓄率s是经济增长的正指标,人口增长率σ和折旧率δ是经济增长的逆指标,这一切以存在相当大的知识资本外部报酬为转移,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和具体的研发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从内生增长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技术不仅是劳动加强型的,而且也是资本加强型和自然资源加强型的。文中讨论的地区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只有现阶段从资源商品中拿出相当大的比例进行高储蓄,通过高储蓄达到高资本存量,改变传统单一的纯资源投入型增长,以技术进步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才可满足从量到质的增长。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生产要素的投入量都是有限的,唯有依靠“质”的无限性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

(三)两种理论的比较

标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第4篇

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技术标准化活动都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Verspagen和Wakelin[1]认为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仅是价格竞争的结果,也与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有关联。冯雪和刘芳[2]通过设定特定模型,经过相关计算发现技术标准化不仅能够深化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贸易结构而改善产业结构,还可以消除一定的贫富差距和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善。

标准化对推进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实验证明。陈恒庆[3]研究了德国的BRUSHUP标准化的经济效益研究成果报告,报告显示标准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主要有:强化企业的标准化战略意识,促进企业预想新的法律以回避成本;增强和统一企业或集团内部员工的标准及相关知识;借助标准化活动降低交易成本等。Brander J.A.等强调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上世纪50~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都已超过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总和,达50%以上,目前已经达到80%。杨锋等[4]报道很多国家的宏观数据经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一致性的结论,就是标准化通过影响技术进步来正向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标准化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国内外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总结。钟学义[5]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应当涵盖要素生产率,还要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波动等方面考察的内容。申世军和邬凯生[6]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考察经济效益与潜力、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影响等方面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一致程度的价值判断,所以,要考察经济运行的质量、结构、效益、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保险等内容。赓金洲等[7]指出技术标准化工作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分析方法

为了测度国家标准对经济运行促进的量化作用,首先要进行相关的数据检验和分析。经济增长采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标准化发展水平采用年国家标准存量(TD)来表示,数据跨度为2004~2014年共11年。首先对GDP和TD数据序列取对数,分别记为LGDP和LTD,并进行平稳性检验。

(1)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方法对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是否都具有同阶平稳的特征。

(2)协整检验

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规避分析样本较少带来的误差。Johansen检验是从向量自回归(VAR)出发,先确定合理的滞后期数。再通过Johansen的似然比统计量检验协整向量的个数。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就需要在此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Test)继续进行研究。Granger[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

3 分析结果

3.1 平稳性检验

对LGDP和LTD进行ADF检验的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数据序列LGDP和LTD都是I(0)过程,即平稳序列。

3.2 协整检验

由于数据序列LGDP和LTD是平稳的,理论上它们的线性组合也应该是平稳的,即是协整的。对数据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无论是秩统计量还是λ-max统计量,均证实了这一点,即LGDP与LTD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稳定的。检验结果见表2。

注:本表中ADF检验采用Eviews7.2软件计算,(C,T,K)分别表示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所选的滞后项数。临界值是指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注:协整检验选择有截距无趋势项,滞后阶数为1阶,判别水平为5%。

3.3 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确定了序列数据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之后,可检验LGDP与LTD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LGDP和LTD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阶数从1取到6。LGDP和LTD分别可理解为经济增长和国家标准存量的变化。检验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在短期内(滞后1、2期),原假设“经济增长不是国家标准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039和2.7E-1,均拒绝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是国家标准的格兰杰原因;而原假设“国家标准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短期内都没有通过检验,故接受原假设,即国家标准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在中期内(滞后3期),原假设“国家标准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0185,拒绝原假设,即国家标准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原假设“经济增长不是国家标准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2785,接受原假设,即经济增长不是国家标准的格兰杰原因。

在长期内(滞后4、5、6期),原假设“经济增长不是国家标准的格兰杰原因”与原假设“国家标准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值均大于0.05,没有通过检验,接受原假设,即国家标准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互不构成格兰杰原因。

4 结语

本文围绕标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展开研究,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标准化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注:在5%的水平下判别是否接受零假设。

在短期内(滞后1、2期中)经济增长是国家标准的格兰杰原因。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国家标准不会凭空产生的,它们是在特定的经济和科技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标准的内容和指标体系是当时(一般会有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和科技包括生产技术水平的浓缩和反映。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促使市场(含各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包括一大批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包括劳动力的培养和成长,包括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兴起和发展,会大规模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从而会促进国家标准的发展。

在随后的中期内(滞后3期中),国家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开始显现出来。科学的国家标准体系,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的指导性文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发展的保障,且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以,国家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且是有时间上的滞后期。从国家标准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首先经济增长表现为国家标准的动因,随后,国家标准的发展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国家标准和经济增长形成具有正向特性的循环运行,或者称之为互动。故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与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相关理论是相吻合的。

在更长的时期内(滞后4、5、6期),国家标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逐渐消失。当一项标准实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的经济效益会经历由弱变强再变弱的过程,直至该项标准不再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开始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产生阻碍或者桎梏作用。对于任何经济体,生产要素的累积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它们的经济效益是增加的,超过一定的期限,其经济效益就会逐步消失,直到产生新的标准,如此循环。因此,要充分考虑经济增长与标准化之间的关系,注意标准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和波动性,做好标准更新过程中的适应性过渡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标准因素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标准效应的发挥需要一定的过程,在短期内可能影响不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的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凸显。然而在更长的时期内,标准年限逐步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国家标准的发展、标准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节约运行和交易成本,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国家标准的水平,就是提升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水准。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国家标准水平越高,整体经济发展应该更快;反之,亦同。

参考文献

[1]Verspagen B,Wakelin K.Trade and technology from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1997(5):181-195.

[2]冯雪,刘芳.技术标准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北方经济,2011(6):36-37.

[3]陈恒庆.BRUSHUP标准化的经济效益——德国研究成果报告(第一部分)[J].冶金标准化与质量,2004,42(3):53-58.

[4]杨锋,王益谊,王金玉.标准化的经济效益研究综述[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8(12):25-29.

[5]钟学义.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申世军,邬凯生.广东省山东省经济增长质量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7,26(3):64-68.

[7]赓金洲,赵树宽,鞠国华.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网络外部性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12(5):91-94.

技术路径经济增长 第5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结构,要素禀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净出口。中国经济是十分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1978-200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 738亿美元,年均增长17.4%,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35.5%,金融危机则使这一增长路径受到了根本的质疑。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逐步加深,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美欧日等先进经济体的需求进一步减弱,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陷入衰退,中国50%的出口是面向美国、欧洲、日本,当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时,中国对外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受到严重阻滞。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8年1-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23 783.7亿美元,增长20.9%。其中出口13171.6亿美元,增长19.3%;进口1 0612.1亿美元,增长22.8%。而2008年1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 898.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其中出口1 149.9亿美元,下降2.2%;进口749亿美元,下降17.9%,其中以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更为明显。这是2000年以来进出口各项指标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2008年12月,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8%。[1]另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出口价格上涨2.3%;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进口价格下跌10.6%。制造业出口明显下降,出口价格有所提升。1月份,制造业出口为870.5亿美元,下降17.7%,出口价格上涨2.2%。由于金融海啸实体经济的蔓延,外需持续减弱,出口减速之势短期难以逆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理应有所改变,改外需倚重度过高为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封闭经济中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组成。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沿着良性可持续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为主的内需上,只有扩大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消费拉动型道路,经济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道路来打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存在种种问题,如收入结构不合理,相对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说就业机会较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等都制约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由于涉及到整个社会较大范围内的变革,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优但却是最具难度的路径,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需要有一系列体系作保障,相比之下,投资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如果说在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么投资路径和投资方式的良性转变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应有之义。但一直以来,中国的投资方式都存在着不小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投资及其结构和方式的完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课题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检索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文献,凯恩斯(1936)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保证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与潜在的、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相等,政府应以扩大投资的手段来补充经济运行中消费不足的常态;凯恩斯学说在战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其理论体系中,并未论述长期经济增长,也未论述达到均衡的动态过程;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只涉及了短期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的改进,要将凯恩斯模型长期化和动态化,即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保证一定的储蓄率以转化为投资;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稳定性质,索洛(1956)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构建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模型在20余年的时间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其假设的规模报酬不变,增长率的外生化则成为其不能解释许多实际问题的主要缺陷,主张经济增长内生化的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丹尼森(1985)通过将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细分并加以量化,发现知识的贡献率最大;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罗斯托(1960)将增长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并指出在最为关键的起飞时期,有效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应从大约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以上,而在起飞前提阶段,投资率也可能高于5%;罗森斯坦·罗丹(1943、1966)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关键是实现工业化,其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投资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主张对各个工业部门同时投资,以产生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纳克斯(1953)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恶性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方面来看,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他指出资本形成不足是主要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理论不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专利,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费里德曼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也建立了增长模型。国内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变较具代表性的有:吴敬琏(2006)在梳理各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转变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王一鸣(2007)认为,传统的增长方式不能为继,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在于体制创新,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卫兴华(2007)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仍具粗放特征,制约了经济增长,集约型是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建议;林毅夫(2007)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要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取决于要素价格体系,转变增长方式要从这两方面着手。上述文献都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为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但并未具体指出投资方式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本文拟从这点做一浅述。

二、当前中国投资现状的若干问题

在转型经济中,投资必然带有种种不合理的内容。投资不合理无外乎两种情形,即投资数量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中国某些产业投资数量过多而另一些产业则投资不足,这就造成了投资形成结构的不合理,前一期的投资形成现存的产业结构,根据资产专用性原理,一旦投资形成,必将沿着现有路径持续下去,否则这些资产就会成为沉没成本,所以现存的产业结构又会成为未来投资的领域,从而使一些产业存在着严重投资过度现象,进一步加重了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从而形成数量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数量不合理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下的一个典型状况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如果未来缺乏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支持,将成为过剩或者是无效的投资,可能形成当年的GDP,但不能够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不能够形成有效存量。[2]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2003-2006年经济增长率10.3%左右,而平均投资率高达42.9%,但这种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是政府激励条件下低效率的投资,[3]它并不能够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投资按主体划分可分为政府投资(财政投资)和民间投资(私人投资),理论上政府投资并不像私人投资那样追求单个项目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全社会的综合福利为目标;政府投资的范围一般是企业并不愿介入的领域,如大型交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和这些领域相对应的是一般竞争部门。娄洪(2003)指出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性质:第一,非排他性,即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对其进行使用,从而获得收益。第二,边际成本趋零,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对基础设施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第三,经济基础设施的拥挤性,即随着消费者增加到一定程度,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第四,基础设施的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1943)指出生产函数、需求和供给都存在着不可分性,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和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在时间上不可分,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须先于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但在一般竞争部门,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民间资本产权关系明晰,经营灵活,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因而其产出效率一般大于公共资本,且其即期产出效应大于公共资本产出效应。[4]

鉴于政府和民间投资的领域有所不同,依据两种投资领域的关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两种效应,即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引起了利率的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投资行为的减少,分析这一问题的典型思路即IS-LM模型,挤出效应的机制可见图1,在政府投资不变的情况下,IS、LM两条曲线相交于P0,此时均衡的利率和产出分别是r0和y0,而当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加,则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1,而货币供给量是一定的,即LM曲线并未移动,此时均衡点为P1,则均衡利率和产出r1和y1,利率上升则导致民间投资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产生挤出效应,而潜在的均衡点即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P2,相应的产出是y2,那么由此造成的产出损失即y1-y2。

挤入效应是指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促使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减少了私人投资的成本,刺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又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使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如果政府能够将投资控制在严格的界限内,将投资行为集中于公共领域而非一般竞争部门,那么由于其改善了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从而能够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将对民间投资带来一定的挤入效应。①

但现实中政府投资存在着错位,即投资领域的竞争性与投资动机的矛盾性,政府本应该依据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引导社会投资的合理流向,实现投资结构合理化,同时介入市场失灵之处,弥补其缺陷。但目前政府将投资面有意无意地伸向了竞争性部门以获取高额利润,造成“与民争利”,竞争性领域本来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但中国许多行业的投资是以政府行为偏好为依据,歪曲要素价格体系,追求政府(或其中部分人)的租金最大化,这进一步滋生了寻租行为和市场的无序性。中国现行的融资体制也助长了这种情形,私人部门对市场信号有更好的反应,投资效率更高,但却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强力支持,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下,但更依赖于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的支持,使得本应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被注入了国有部门,从而导致了总体上投资效率的低下。另外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当前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单位,由于存在着较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之中国的融资体制还没完全市场化,还深深地打着政府偏好的烙印,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借贷给了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较高但苦于资金缺乏的民营企业则对此只能望眼欲穿,这势必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融资机制的软约束导致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三、投资方式、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

经典文献虽然主要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停滞问题,但我们可以认识到投资结构的完善、投资方式的转变是其应有之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后者经历过早期增长方式低效率的“阵痛”而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者虽然在经济发展阶段尽力避免这些“阵痛”,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着后者已经走过的道路,投资结构的完善、投资方式的转变构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部分。

在图2中,投资结构可以看成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函数,随着投资结构由不完善到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由非效率逐步向效率改进。不过两者的关系并非直线关系,而是一条S形曲线,点O到P1这段较为平缓,P1到P2这段变得陡峭,P2以后又变得平缓。这可以解释为:投资结构完善初期,其效应尚未完全扩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迟缓;到P1点时,投资结构已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其效应开始显著,边际投资结构迅速提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点P2,这个时期是投资结构优化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由非效率迅速地向效率转变;P2以后由于投资结构优化到相当的程度了,再改善起来相当的困难,边际投资结构逐渐降低,这时增长方式也达到了一定的高效率,整个社会福利得到了帕累托改进。

吴敬琏(2005)指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什么呢,林毅夫(2007)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即经济增长所处的宏观环境的根本特征是要素价格体系,由要素价格体系决定要素投入组合,从而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可分为资本驱动型、资源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劳动驱动型四类。②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路径,沈坤荣(1999)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占了76.7%,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57.8%,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23.4%。[5]这在给中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大量的弊端,如农轻重比例失调,需求结构失衡等。对于投资的依赖造成了一种误解,即人们总是认为要素投入过多会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损害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要素投入太少必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投入过多未必损害经济效率,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来源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即要素的投入结构不合理,也即要素的投入比例不合理,调整好要素投入结构才是更重要的。不考虑要素的投入结构优化而一味地增加投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投资率上升的同时投资效率却在下降。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要素的供给能力,而是取决于要素的有效的配置能力,须知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重要的多。[6]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s)是衡量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张军(2005)的研究,ICORs在1994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之后急剧上升,这说明资本经历着深化的过程,投资效率低下。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效率和技术进步及其性质。[7]

显然,要获得经济的长期稳态增长必然要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提高投资效率必然要优化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结构即使各要素的投入比例更加合理。一国增长方式的选择既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又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技术创新则显得成本过高,同时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也不能采用资源驱动型,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路径应是走劳动驱动型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技术的贡献率。如果要以资本投入数量和投资效率高低的关系来判断中国增长方式的特点,那么目前中国的增长方式带有明显的外延特征,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高速积累,而一旦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产出的增长,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就趋于下降并最终导致产量增长的下降和经济衰退。张军(2002)将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资本相对于产出加快,显示了粗放的特征。[8]

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即改变中国竞争优势。[9]也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即依靠提高经济的整体实质、经济运行的质量来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10]笔者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依赖于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一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受到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③要提升中国的竞争优势,就要依据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社会化分工、生产,以获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而经济的整体实质、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一国现存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之上,正如林毅夫(2002)指出的,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11]

四、转变投资方式的若干建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其由不经济走向经济,或由效率低下走向高效率,完善投资结构,改良投资机制是应有之义。一个良好的投资机制是结构完善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投资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投资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完善投资结构,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提高资本的边际投入效益,发挥各要素的最大效率,增强产业的自生能力,从而获得经济剩余的最大化,进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在这一总的思路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大背景,可以进行一些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措施以拉动经济增长。

1. 一些大型项目例如铁路、公路、桥梁等的修建,虽然长期内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短期内却难以形成对有效需求的满足。所以当前的情势要求政府将主要的投资点放在短期之内关系民生的公共投资上,如加大对廉价房、乡村公路、基层医疗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和农村各种补贴,如推行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和购买电器补贴等,重视提升粮食价格和加强对城乡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换为现实,尤其要加强医疗保障方面的建设力度,最大程度地解决民众“看病难”这一根本问题。这样,投资既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又能改善民生,连带的使其扩大自身的消费支出。

2. 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建立投资长效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摒弃低水平建设,重新考虑产业的布局,在产业布局时多考虑环保、自然禀赋等非经济因素。

3. 投资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范围内,使其不仅与GDP增长率保持适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适度扩大政府主导型服务支出,适度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可以加大对广大群众的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有效置换出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4. 鉴于中国许多行业投资并非以市场为导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偏好所致,所以在经济运行中要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政府投资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清晰界定政府投资进入和退出领域,避免政府“与民争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如在一些具体的投资项目上可以实行代建制,所谓代建制就是政府投资项目经过规定的程序,由专业性的管理机构或工程项目管理公司代行政府业主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实现相对集中的专业化管理,实现投、建、管、用的分离。通过一系列的激励约束机制,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益,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寻租的风险。

五、简要结论

技术路径经济增长 第6篇

一、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 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 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 加上投资萎缩,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 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

(一) 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 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 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 扣除价格因素, 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直辖市重庆市为例, 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 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 表面上看消费形势喜人, 扣除价格因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 食品支出日益增加, 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 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二) 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 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 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 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 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 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 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三) 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 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 增长22.3%, 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 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 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 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 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已经实施的财政政策

2009年, 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围绕扩内需、保增长, 调结构、上水平, 抓改革、增活力, 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2009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一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 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 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 增加4875亿元。以发挥财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并通过财政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在金融海啸之下, 仅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往往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难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是推进税费改革,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 实行结构性减税, 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 扩大企业投资,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由此可看出财政从宏观上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以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 从微观上看, 财政可改善人民生活, 以促进社会公平。

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 增加财政补助规模, 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从这一方面我们可清晰地看出财政是如何促进资源配置, 促进社会公平, 改善人民生活, 使得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

四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增加节能减排投入, 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改革完善资源税制度, 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综上所述, 从我国2009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方面内容可清晰地看出财政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来看, 财政必不可少, 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财政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期待国家更好地运用好财政来应对金融危机

三、我国未来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 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

政府在向社会公布财政收支状况、赤字状况和债务状况等方面信息时, 应该全面、详细、及时, 民众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支持财政的每一次改革, 确保财税改革顺利进行。特别要加强政府对各种救助承诺的透明度, 使各类潜在的被救助对象形成更明确的预期, 从而避免风险累积和向政府转移。目前我国的财政改革正向纵深推进,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改革、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包括改革的路径、过程和结果都是无法预知的, 传统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不一定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理念引导下, 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使财政改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通过构建民生财政的过程, 更加凸显财政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支撑作用。

(二) 进一步改革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 实行结构性减税, 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 扩大企业投资,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 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 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 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 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经济效率, 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 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能鼓励外贸发展, 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 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 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 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 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 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三) 大力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服务业是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有效载体和平台, 与投资和消费的关联度相当大。同时, 提供的营业税全部归地方, 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财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财源的结构性缺陷。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和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去年以来, 受金融危机影响,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逐渐向人才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印度等服务外包产业发达的国家, 都看中了中国廉价的人力资源, 逐渐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中国。

(四) 落实困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首先, 强化政府资金的“四两拔千斤”的带动作用, 政府的研究投入方式应尽快从“政府投入推动型”向“政府投入推动型”转变。政府资金应更多地体现在建立科技投入机制、创造投入环境、引导各类主体增加科技投入等方面, 通过开放式科技创断平台的建设、多主体平等参与的科技准入制度安排以及政府投入的示范效应, 将更多的投入主体吸引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

其次, 政府的投入形式从“直接投入”特向“引导投入”。政府引导性投入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引导各类主体的投入, 政府直接投入是指国家财政或财政性资金的投入, 如项目投入、基地建设、补贴、人才培养等, 因此, 在建立政府直接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 还需增加“引导性”投入的比重, 如加快中介组织的教育等。同时, 可利用金融、税收减免、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方式, 对企业的研发机构给予间接补贴。对间接技术投入项目, 可采取政府采购的办法, 鼓励技术创新和达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理论与财政实践:1997-2002[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欧阳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J《]财政研究》.2007.03, P64-66

技术路径经济增长 第7篇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主流经济增长理论, 不管是Solow (1956) [1]的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还是Romer (1990) [2]等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都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Grossman&Helpman (1994) 的研究也认为, 知识产权保护因能保障创新者的预期利润从而有助于增加社会知识存量, 进而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长期经济增长[3];Chen&Puttitanun (2005) 使用面板数据对64个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与知识产权保护有正相关关系, 且知识产权保护利于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4];国内学者胡凯等 (2012)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大部分区域已越过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标准, 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创新[5];与之相比, 吴凯等 (2013) 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做了比较, 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更大[6]。

虽然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励知识创新, 促进经济增长, 但也可能导致知识垄断, 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Gaisford&Richardson) [7]。Helpman (1993) 从国际贸易视角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现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使南方国家经济利益受损[8];Lai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出, 若南方国家以模仿的途径实现技术转移, 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增加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9];同样, 我国学者庄子银和丁文君通过拓展南北产品周期模型, 研究发现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显示出持续的负效应, 对经济增长有害[10];事实上, 之前张亚斌和易先忠使用南北分析框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曾发现如果南方国家相对技术水平低于临界值, 则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将降低其经济增长率[11]。

综上可见, 虽然普遍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 但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 众多学者依然莫衷一是。同时, 不难发现, 上述文献中理论研究较多, 而实证分析偏少, 特别是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研究鲜有涉及。有鉴于此, 本文将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希望有助于揭示二者间的具体关系并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2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衡量及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韩玉雄和李怀祖 (2005) 的观点, 认为虽然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较为完善, 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并未与之同步, 因此, 要想有效度量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必须对仅计算立法水平的Ginarte-Park方法做出修正, 引入执法强度指标[12]。概而言之,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应该是知识产权立法强度和执法强度两方面指标的综合。

设PRO (t) 表示t时刻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LEG (t) 代表t时刻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 ENF (t) 为t时刻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 则PRO (t) =LEG (t) ×ENF (t) 。式中, 立法强度指标LEG (t) 通常可由Ginarte-Park方法得出, 而执法强度指标应包含哪些因素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不同学者在分析这一指标时存有分歧。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执法强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司法保护水平、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水平和社会经济开放水平。下面对这三个要素及其衡量方法做详细说明。

2.1 司法保护水平及其度量

在知识产权保护实施过程中, 特别是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时, 首先起作用的便是司法人员的水平和素质。拥有一支知识全面、精通业务、技术熟练的司法队伍是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得以有效执行的首要前提条件。

一般认为, 律师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能够充分体现一国的司法保护水平。通常认为, 当律师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5%时, 该国的司法保护水平便达到了较高水准。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剖析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路径, 而司法保护水平只是其中的构成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并不人为设定司法保护水平参照标准, 而是直接使用其实际比例数值。用LAW代表该变量。

2.2 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及其度量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有效执行有赖于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虽然在不断提高, 但整体依然比较薄弱。积极保护他人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权产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不高。“窃书不为偷”的观念仍有较大市场。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从根本上提升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觉悟, 使保护知识产权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规范, 为知识产权保护打下坚实和广泛的民意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才能真正得以有效执行。

通常认为, 一国民众教育程度越高, 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亦越高。考虑到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的实际效果, 我们采用“普通高等院校总入学率”来衡量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以EDU表示该变量。

2.3 社会经济开放水平及其度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并向纵深发展, 我国顺应国际潮流, 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为早日加入WTO, 在广泛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 我国也在引入国际标准规范自身行为, 接受国际监督, 知识产权保护作为WTO三大支柱之一尤为我国所重视。不仅如此, 西方国家还不断借助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施压我国提高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显然对外开放水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成为影响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又一重要变量。

为此, 本文用国际贸易依存度作为度量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 具体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计算, 用OPEN来代表该变量。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得到:

其中, ENF (t) =LAW (t) ×EDU (t) ×OPEN (t)

进一步, 能够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表达式:

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此式即为下面计量分析时所使用的理论模型。

3 计量分析

3.1 样本区间及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同时考虑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迈入新阶段, 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逐步完善与加强, 在保护标准上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国家经济也相对平稳增长, 本文选取1994—2012年作为样本区间。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数据, 1994—2004年的数据引自徐春明和单晓光 (2008) [13], 其余数值由Ginarte-Park方法计算而得[14];我国经济增长数据、高等院校总入学率数据以及进出口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WDI) , 所有涉及物价水平影响的数据都以2000年不变价美元进行了处理;律师人数和全国人口总数采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库。

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先对各变量做ADF单位根检验, 其中滞后阶数依据SIC准则自动确定, 结果如表1。

注:本表中ADF检验采用Eviews7.2, 检验形式 (C, T, K) 中各项依次代表检验方程中的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O”表示不包含该项或该项为零, 变量前加“D”表示一阶差分, “*”表示在该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 上述变量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 但各变量一阶差分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ADF单位根检验, 说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可进一步做协整检验。

3.3 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 得到如下具体结果, 详见表2。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知, 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组协整向量, 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两大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第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表达式为 (括号内为标准差) :

从变量系数结构上看, 上式告诉我们:整体而言, 样本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为负向关系, 即知识产权保护总体不利于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且作用较大,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同样也拖累了我国经济增长, 只是程度低于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究其原因, 极有可能是我国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是一把双刃剑, 现阶段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大大高于促进作用。

3.4 构建VAR模型

为了尽量展示模型的动态特征, 在确保自由度的前提下, 参照模型滞后长度标准检验结果, 我们以3作为最佳滞后期建立VAR模型。值得说明的是, 该VAR (3) 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 说明模型稳定, 可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3.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形象阐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路径, 下面应用基于上述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展开分析。图1中的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 (单位:年) , 纵轴表示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

(1)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路径。由图1可见, 当遇到来自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变化的新息冲击时, 我国经济增长当期即出现负向反应, 之后负面影响逐渐消减, 并在第三期与第四期中间出现拐点, 转为正向反应, 且持续增强, 于第六期达到正向最大值, 而后呈逐步衰退趋势, 但依然处于正向区间。由此可知,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前期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且程度较大, 后期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显现, 但力度甚微。思其原因,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了早日入世, 一方面积极参加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工作。入世之后, 为缩小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的差距, 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工作。目前,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虽仍有不尽完善之处, 但整体已达到国际先进标准。我国用短短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诚然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自主创新, 促进经济发展, 但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 超前的知识产权立法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远逊于消极作用。

显然, 对于之前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现在才试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国来说, 超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有损于我国经济自然发展的需要。当前, 我国在知识产权这一关键国际竞争领域总体上处于劣势, 由于知识产权法对全社会具有普遍拘束力, 我国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结果主要是保护了实力雄厚的国外跨国公司, 助其加强了在国内市场的技术垄断, 而国内企业却因种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利益受损。事实上, 多年来我国一直奉行“市场换技术”的思维, 但实际上我国主要是通过仿效才能获得部分“技术转让”, 显然不断严格的知识产权立法对其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跨国公司的进入固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相比之下, 经济的长期发展主要还得依赖数量众多的国内企业科技能力的提升。可见, 若从上述角度看,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有操之过快之嫌。当然, 图1中的拐点也表明,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也是存在的, 而且时期跨度比负向反应更长, 只是力度不大。这意味着, 从中长期来看, 随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 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氛围的改善,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 且强度会越来越大。

总之,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过去步伐较快, 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较大, 但将来其积极作用可能会慢慢展现。

(2)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路径。由图2可知, 当我国经济增长面对来自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改变所带来的新息冲击时, 当期即是强烈的负向反应, 第二期略有缓解, 其后负面反应程度有所降低, 直至第四期过后转入正向区间, 之后呈平稳上升态势, 在第八期增至最大值后再趋衰落。据此可见,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动态影响高于正面动态影响。对此可以从4个方面探其原因。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超前必然引致执法的任何加强都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或者说放大性的不利影响。其次, 研究期内正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 通过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等, 缩小差距的重要阶段。但我国为了入世以及入世后为了履行承诺, 多年来一直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较大压力,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逐年提高, 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 这从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办案数量的逐年上升中能够体现出来。随着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上升, 模仿成本与风险显著提高, 我国利用技术差距推动经济增长的阻力明显增强, 我国经济增长势必会受到消极影响。再次, 这一期间正是我国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快速提升期。我国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一直重视并大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 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公众知识产权觉悟的提高是知识产权立法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 它会促使全社会尊重并自觉保护他人智力劳动成果, 与此同时, 也会激发社会进行更多的创新。但从每年申请专利的情况看, 我国的创新主要在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上, 对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作用的发明专利比例较小, 而外资企业正好相反。所以, 若从净效果看, 由于我国在创新成本、风险意识、能力积累等方面相对较弱, 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升所带来的执法效果的改善又是益于外资企业知识产权垄断地位的巩固。最后, 这期间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急剧攀升。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动力之一, 但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则使我国经济易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了应对发达国家高高筑起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减少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摩擦, 我国必然会加强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从而直接影响对外贸易, 并进而波及到我国经济增长。

不可否认, 图2的拐点说明,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加强也会通过种种途径显示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一面, 虽然程度轻微但效果较长。这意味着,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已经显现, 但现实条件限制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综合而言,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经济增长也呈消极影响, 其未来积极效果的出现有待各方面条件的满足。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发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综合而言, 在研究期内, 过早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 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虽然程度不大但已经显露出来且延续时期较长;就构成知识产权保护的两大因素而言,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已处于较高水平, 其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度为负, 同样知识产权执法在样本期内也对经济增长显现出净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