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运动范文（精选5篇）
抵制日货运动 第1篇
一、渝商的爱国主义诉求
重庆虽处西南边陲，但在五四时期也出现了爱国运动。渝商从宣传爱国思想到成立商学联合会，再到后来有组织的抵制日货，无疑成为此次爱国运动的主体。1919年6月18日，重庆商界亦印散传单云：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倭奴方罢休，狠毒倭奴欺我辱我，越礼横行夺我河山，念一条件道理全无，山东青岛是我国土，强行占据凶如狼虎，若被夺取摇动全土，亡国榜样朝鲜印度，事无大小拘束甚固，笔难尽述亡国之苦，现今我国尚可挽图，先行抵制勿用日货，同胞商家团体结固，坚持到底窘死倭奴，众志成城万勿让步，勿要灰心五分热度，虎头蛇尾外人笑吾，宁使玉碎勿为瓦固，区区苦衷同胞醒悟。[1]从渝商最初的言论中，可见其深受爱国主义的感召，并表达了爱国主义诉求。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所有商人都幻化成了简单纯粹的“理性经济人”，商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只不过是权宜之策的“变态”罢了。[2]
1919年6月18日，重庆商学联合会成立，该会以“提倡国货，维持现状，联络商学界一致行动为宗旨”。7月7号，商学各界借总商会议场开商学联合会，提出抵制日货办法九条：各帮分头列表调查;盘存各号底货;截止订购日货日期;派代表每日赴报关行，海关办事处抄进口日货单;调查各帮申汉庄客姓名，各将止购日货各信类，由各帮交由商学联合会公布，众赞成;确定分期检查时间;劝挂日旗者陆续改旗;取缔日行雇役办法;厘订罚金办法。
重庆商学联合会还发表公开信，表明抵制日货的决心：“自实行抵制日货之日起，凡属日行日货，无论国内国外，华商不能再购。至华商以前购买之货，现查计分三种，一曰各地现存之货，二曰已发未到之货，三曰已订未发之货，三者皆由本会派员调查其确数，酌量允其运销。目前待遇与国货同等，盖吾人所抵制者，为纯全之日货，一经华人购得，即不啻若国货，重庆为长江上游咽喉，重要商埠，此后入口货物，严为分别取缔。”[3]
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情还感染了重庆长江码头上的拨船帮，9月“自联华轮船日前抵渝后，临江门拨船帮感于各界之爱国热，皆表示同情，概不受雇，以至该船迄今抵渝五六日，其货尚未起岸，该轮移至大河，各拨船帮仍不受雇。并闻日昨，七门拨船帮特召集开会，此后无论如何，一致主张不在该轮拨货。”[4]
青年学生因其特有的对时政的敏锐感受力，在近代抵制日货运动中极为活跃，“但学界抵制，毕竟还是有限。实行卖货的商人才有处治日货死刑的魄力。”[5]美人对中国商界抵制日货的看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抵制日货之举，起于本年五月间，商学界对于山东问题之鼓动，当时不过视为五分钟热，其后经成为有组织有统系之运动，成效大有可观，日本对华贸易因之锐减至百分之四五十，抵制运动最重要之结果即中国制造家之觉悟。”[6]
二、商学两界起冲突
诚然，抵制日货对一般国民日常生活均有影响，但商人无疑损失更大。抵制日货运动，对学生、普通民众而言仅是一场政治爱国运动，但对于商人而言无疑具有双重属性，不仅是爱国运动，还是一场经济绝交运动。因此商人在这种运动中，“国权”与“私利”紧紧地纠缠在一起，陷入了两难的历史困境。
1919年7月29日，商学联合会在苏货邦同庆公所开会，议事之一就是讨论逾期未上报之日货，“各邦购买之外货渝埠储存若干，已经在途尚未抵渝者若干，及已经定购尚未交货者若干，原限阴历六月底报告商学联合会以便考查，现期限已过，所报无多，再度限期七月半一律报告，否则发生交涉该会概不负责。”[7]
该种情形到了1920年还没能解决，而且出现了激化的态势，最终重庆学商两界因抵制日货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川东学生联合会于12月14日晨，派学生数人往打铜街天赐生绵纱号检查仇货，声称要看账簿，不料该号学徒等竟与学生冲突，椅凳横飞，双方均负重伤，以致各街号卖仇货者纷纷闭门。[8]第二天早晨，“忽有少数商人在街上大呼闭户，全体抵抗学生”，记者于午前出街看到“各大街之苏货铺皆闭”。[9]此后商家为了抵抗学生招队保商，“绵纱帮招力夫二百名，苏货帮各家派人联合一气，分几队保卫仇货，各持木棒一根，闻该队每人每月饷五元。”[10]
至1921年4月，学商两界开会提出调和办法：“最后决定渝商现存劣货，在十年五月四日以前，许其售销，但须经商学联合会将存货调查详明，盖划为记。至渝商在沪订购之仇货，不得运回四川省，已运至途中者，许其就地拍卖”。[11]但实际上，离预定期限，已逾旬日，重庆商人售卖储存者仍多。川东学生联合会，遂于5月18日开全体会议，决议实行抵制，先从捡烧入手。并致函商学联合会，请速召集会议，解决办法，该会复函谓须于阴历4月25日，始能开会。其用意系欲延迟时日，使一般奸商乘机将仇货运藏别所，暗为售销。学生得此消息后，复于19日会议，决由各校学生推出代表调查。次晨各校学生分途出发，随在临江千厮朝天三门外船上检出东洋纱数百件，又在各洋货铺查出劣货颇多。俱由学生运到总商会，经学商联合会商界职员，认明确系仇货。众议速行尽数烧毁，随学生等即照此议实行，计所焚之货，约值数万元。
在1921年4、5月间的这场因抵制日货而引起的商学冲突事件中，有商人对外表示赞成，而暗中贩卖劣日货的;有商人表示同情学生，因所存日货较多，不能如期实行的;还有些卖国货而受到无辜伤害的。其中有“德和恒”商号，“重庆最大之商家也，其货栈中存某国绵纱甚多，为学生探悉要求烧毁，该商不允，学生乃动手将绵纱抬出烧毁。该商大愤，控学生于总商会，商董正在调解，该商人乃请警察多人至总商会，意欲扣捕学生，学生飞报联合会，旋赶到学生二千余人，与该商大闹，双方伤者甚众，全川人民闻之大哗云。”[12]
还有义亨昌商号，“四月十三日商将购得之纱运出东水门河岸上载讫。是日约午后二时许，有学生数十人到船云，来检查日货。当由商号柜工面为声明，并历数牌名概系申印纱。已经学生查看一遍，辩明非日货去。而商号柜工亦以贩纱纯属国货，及少数印纱，既经学生实地检查，绝不虑再发生事端，旋于回号。突至傍晚时，又有学生多人上船，指为日货，起运上岸，付诸一炬。商据船户报知，前往再向学生声明货牌，不听;要求验明再烧、无效。烧后仅拾得残余绵纱五包零七柄，共烧去四十包零三十三柄，计共损失买本银八千两。”[13]受损的商人还有棉纱商号源吉庆、华商谢作霖、隆昌县商号义亨昌、沙商魏德生等数十帮。
三、渝商的民族民众主义的双重面相
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因此，在整个抵制日货运动期间，商人并不像学生团体那样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激烈的抵制日货的情绪，甚至为了保全私利，与其他团体出现了离异、冲突。但如果以此而挞伐商人爱国情感之缺失，似乎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不如转而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从而明了众商此举背后的复杂心态。
首先，在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方面，民众之间并无多大差异和分歧，正如《重庆各商帮致东川道署呈文》中所言：“窃民人与国家，具有至密切之关系，既为国民，熟无爱国之心，不以商学而或异。”[13]在商学冲突中，商人往往被斥为民族主义缺失的“奸商”，但谁又考量学生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行为是否过激，“此次借名抵制仇货，并其非仇货而烧之，并其平日所谓热心爱重之国货，而亦烧之。损失再数万金之巨，毫不动心。”此番话道出了五四时期学生愤世的过激心态。[13]
其次，商人承担的运动成本不但未有得到补偿，反而被时人斥为“没有血性”、“不顾廉耻”的“奸商”，甚至还被打上“亡国奴”的罪名。1920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重庆商人卓云程因售卖日货，被数百名学生清查，学生“一面运仇货数抬出城烧毁，一面将该亡国奴衣服脱尽，赤身置入无顶肩与两手摆开绑在两旁竹柱大书亡国奴卓云程两白旗插于手，额上又书一奴字，胸前又书亡国奴卖国贼等字，由总会抬出游街，各学生遂整队前往，号声震天，观者塞途”，以至于“某记者叹曰，四川为学生联合会似乎，冷淡熟急，各学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想四川除掉卓云程，必不再出亡国奴。”[14]对于此类商人，《国民公报》在“勿伤感情”的报道中作出了“移情式”的理解，“现在卖日货的，不应是不知耻，无血性的人，或是早办之货，血本所关，事实上不无可原。中国是四万万人的中国，说道救国，还是要多数人的力量才行。无论士农工商，都要通力合作，感情要较平常格外融洽才好，不可因此更生出恶感呀。”[15]
最后，近代四川战乱不断，渝商饱尝战祸之苦。仅1920年上半年，重庆棉商即因战争阻塞了交通，积压棉纱3万多包，损失300余万银元。为了防止土匪抢劫，重庆驶往外地的商船被迫以每艘船只120-240元的高价聘请江防军武装保护，即使如此，若遇上军队抢劫，也无济于事。在防区制形成以后，各地关卡越设越多，甚至连江北寸滩的团练武装，也敢截江收取钱财，商务处于停滞状态。[16]在此难境之下的渝商，可以想见其生存之艰难，也可理解时人及后人所谓之“奸商”、“亡国奴”之原委。正如“重庆各商帮致东川道署呈文”中所云：“渝埠自连年战事发生，灾异速见，困于兵、困于暴政、困于水火盗贼、全埠损失，几达千万，奄奄一息，何以为生?今春始力谋补救，而战端猝起，不啻又扼其生命。今幸川局觕定，方待滋息，学生忽从而纷扰，全埠为之骚动。吁商人何不幸而生于渝埠?又何不幸亲见重庆弱肉强食，暗无天日之惨状耶?此次直接受损失者，原匹沙字号暨水客一二邦，而间接受损者，则全埠数十帮，无不为其波及。担负军饷，动数百万，不闻他界有一丝一粟之助。”[13]
抵制日货是爱国行为 第2篇
判断抵制日货是不是爱国行为，我们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即，说“抵制日货是爱国行为”，这一论段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呢？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爱国”？“抵制日货”又是怎么回事？
从字面上讲，“爱国”就是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定行为。可见爱国首先是人的一种感情。既然如此，要准确的定义它是比较困难的。本文开头引用了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的歌词。我觉得这首歌曲调优美，歌词大方真挚，洋溢着爱国之情。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国”这种感情，但应该大多数人都具有，因此要理解爱国应该也不是太难。“抵制日货”是怎么回事？任何概念都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概括总结，“抵制日货”也不例外。首先，“抵制日货”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现象。否则这个词不会成为互连网上的一个高频词，我们可能也无需在这里进行专题辩论。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区分借“抵制日货”谋一己之私的个别人。当今中国社会中，抵制日货风起云涌，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这当中必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才能有如此号召力。其次，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当今中国，抵制日货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浪潮、一次社会运动呢？我们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不但不能正确反省历史，甚至篡改血淋淋的侵略史，近期又在东海油气田、钓鱼岛争端、输油管道、台湾等等问题上，罔顾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不断制造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间自发地产生并推进了抵制日货运动。很明显，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大爆发。很多人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斗争，为国内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和平年代，对日右翼势力的猖狂嚣张同样应该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还击。再次，抵制日货的主要措施是宣传教育，使拒售、拒买日货成为国人的自觉行为。“发乎情，止于礼”。自觉抵制日货的国人，牺牲的是其个人的利益，谋的是国家、民族的尊严，这样的行为难道还不是爱国行为吗？
我们来尝试给“抵制日货”下一个定义：它是一次社会运动；是在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人民猖獗进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采取的理性回击。抵制日货的行为主要包括拒售、拒买日货，以及相关的宣传活动。通过以上分析，抵制日货（的行为）源于国人的爱国之情，是在爱国这种感情支配下采取的行为，它是一种爱国行为。
有人会说，爱国行为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对抵制日货这种行为来说，事实是怎样？我们认为，抵制日货已经取得或将取得以下效果：
1、开展了一次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2、向日本政府显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坚强决心，有效警示日政府认清形势、反省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3、削弱日本右翼的经济实力，进而削弱其政治影响，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寻求坚实的基础；
4、为国产品牌的成长争取时间、空间，发展民族产业，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使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国际竞争中的各种挑战，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总之，抵制日货不仅是国人爱国热情的宣示，客观上也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抵制日货是一种爱国行为。
我们抵制日货，日本会不会抵制我们的货物？一是如果日本人要抵制，就让他们抵制好了，没有日本人的消耗，我们也死不了，二是日本人要我们的产品大多数是初级农产品，他们不要，还的花更多的价钱和别国购买，这又是消耗其储备的好方法！农产品我们照样卖给其它国家，说不定这些国家换了包装再卖给日本人，这才叫好呢！看谁更怕谁？三是在金钱和尊严面前，我们愿意选择尊严，在尊严面前金钱不过是一撮粪土！
引用一句话“如果我们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企业就有至少一千人以上失业，而中国则增加一万多个就业机会；如果我们半年不买日本货，日本则至少有一千家公司倒闭；如果我们一年不买日本货，日本就将面临崩溃和瓦解！”同样的产品我们选择国产或者欧美的也行，而拒绝日货，日企肯定会面临危机，而国产货因为销路打开了，市场份额增加，他难道不会扩大规模、研发新产品吗？比如联想电脑市场份额从30%几增加到了60%几，他会曾加产量，会考虑到成都或者绵阳投资建厂，而日本东芝在中国的公司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好、联想就可以把东芝在中国沿海的厂收购过来啊，同样的工人、同样的流水线而生产出联想的产品，且公司效益比以前更高，工人福利更好了。抑或者联想不收购，工厂真的倒闭了，困难也是暂时的嘛，这些工人可以应聘到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啊，而日本就真的有困难了。抵制日货，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爱国就要进行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日货的重要性我就不说了，但对抵制日货的问题，居然有很多人说要不得，别太冲动要理性看待。。我觉得很郁闷，简直很荒谬！他们的理由是现在所谓的日本货大多都是在国内生产的，日资企业在沿海有大量投资、办有很多工厂，我们抵制日货那这些工厂都倒闭了我们经济要受到冲击，大量工人下岗谁又来养活他们……还有就是日本货质量好，国货不能比，而欧美又较贵。我说这个理由荒不荒谬嘛。我不是学经济的，但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利大于弊：抵制日货是中国人爱国精神觉醒的表现 弊很简单，利大于弊。
很简单，大家知道进世贸谈判的艰难吧，难在哪儿？ 各国都有对自己的产业保护政策，但是这种保护很多是不能进世贸的。
抵制日货是最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另外，日本是战犯统治下来的国家，对二战没有实质性的认错。我认为，中日20年内作战的可能性极大。日本只有深刻认知到自己的错误，中日才会真正友好，日本才会成为正常的国家。
所以，在日本认识到错误之前，亚洲包括中国，抵制日货是削弱日本的最好方式。对敌不利就是对己有利！总体是利极大于弊；
极少个别方面有弊：例如：对现有已购日货的过分破坏；日本的反制带来的少量损失等。大于利：事实证明所谓的爱国精神只能导致内讧 抵制日货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关系到军事、能源、环保、精密加工、精细管理等高科技方面能引进多少就引进多少，这些技术是日本赖以生存的国家基础，也是它领先世界的地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对付日本要用软刀子杀人，他从清代以来对中国就是蔑视和看不起，那正好我们虚心的学习人家的长处，暗地里迅速的扩充自己的实力。
很多网友认为国货里有不少日本元件，我们是不是要抵制？怎么抵制也抵制不了啊。是的，这点我承认。但抵制日货应该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寻找替代品。比如化妆品，你想买资生堂的时候可以换成佰草集、也可以换成欧莱雅。比如电视机，你想买东芝，索尼的时候可以换，国产的海信、创维，长虹也不错，质量绝对过关。空调冰箱洗衣机这种白色家电更要买国产的了。至于数码相机、摄象机之类的，如果国货达不大你的要求，你选择日货也无可厚非，这是你的自由。所以抵制日货的原则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购买非日货，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但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我们子孙的未来做点事，以保障他们将来的安全。
有网友发出疑问，咱抵制日货，人家日本也抵制中国货，我们不是也受了损失，岂不是两败俱伤？请放心，朋友们。日本出口给我国的商品都是汽车、电器等高档奢侈品，我们可以买自己本国的或者欧美的，甚至可以不用；我们出口给他们的是什么呢？大米、煤炭、木材、菜油、大豆等等生活必须品，连日本人吃的大蒜、大葱都是我国东北产的，让他们抵制吧，不进口我们的他们自己的不够用或者甚至没有，从别的国家进口吧，运费贵的吓死他！他们总不能不吃饭、不烧煤吧？他们别无选择！所以，爱国的网友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抵制日货吧，失败的绝对不会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抵制日货。
日本人很清楚，岛国的前途最终是要沉没于海底，所以他们从丰臣秀吉开始，从来没有放弃登上大陆的打算。他们只把落后于自身几十年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他们未来的敌人，他们必须遏制中国发展，才能在将来打败中国。日本出口给我国建设三峡工程的500吨钢材为什么全部不合格？其实也是这个道理，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所以说，抵制日货并不是盲目的仇恨历史，而是清醒的忧患未来。抵制日货的意义。有资深学者论证过抵制日货怎样可以打跨日本经济，这个我们先不管他。我想说的是，抵制日货其实是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抵制日货可以让大家时刻记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做点事，从而在工作和学习中更加努力。大家不要以为加入世贸了，世界大同了。人家美国时刻没忘了对咱的封锁，日本更是对咱的**磨刀霍霍，对咱富饶的国土垂涎三尺。其他小国家也不甘落后，只要你稍微关系一下国际政治，你就能清楚咱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说，抵制日货从更多的意义上是一面旗帜、一种倡导。目的是让大家牢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应该为这个国家尽心出力。这和平时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是不矛盾的。
何为抵制?汉语词典意为：阻止，不让侵入。按照这个层面的意思理解，抵制日货就是阻止不让日货侵入中国、在中国境内流通。然而，就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而言，不让日货侵入中国、在中国境内流通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至少要等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日本，这样才能一举拒日货于国门之外。
其次，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抵制”，不是“不买”，而是本来想买，有买的需求，但因感情等原因而有意识、有针对性地不买，这才叫“抵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拒买日货的比例不到四成半，短期内如何影响或者改变国人的消费习惯，仍需要一个过程。
二战结束后，日本是安稳了很长时间，中日交流日益密切，然而在这个国家的以“鹰派”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却对中国始终怀有深刻的敌意。我们抵制日货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与民族具有极强的侵略性以及对我国的一贯的敌视与遏制。
日本投资是为我们带来了好处，但抵制日货与日本投资无关。抵制日货有个数量与时间的过程，这不会在一夜之间都发生的。以我们国民的温和善良性格，即便抵制日货到了极致地步，参与的同胞也不会超过半数(范围为有条件购买日货的)，更何况近些年来中日贸易增幅一直在30%左右，也就是说，抵制日货只是适当地抑制日本经济。因此，抵制日货根本不存在减少税收，增加失业的问题。即使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中国还是日企最有钱赚的投资地，他们不会撤资。我们在抵制日货的同时，日商还会继续投资，只是他们的态度会改变，会变得彬彬有礼而非居高临下;会变得诚惶诚恐而非指手画脚;会变得谦虚内敛而非肆意嚣张。如何面对“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和使用自主品牌。记住，我们的前提是在同等条件下。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品牌的货物，我提倡：把不买日货这个原则默默地记在心里。譬如电视机，商店里有海尔、海信、长虹、TCL等众多品牌，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替代品，而且其品质与价格不会输于日货。
抵制日货是一种理性的行动，没必要流于形式，也没必要只要是与日本沾上一点边的都一律拒绝。比如单反相机，佳能和尼康在国内确实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我们选用这些品牌也没有什么不妥。总之，只要你的抵制行动是利国利民的、是发自内心的爱国情结，就没必要理会别人怎么说，也不要怕被扣上“抵制不彻底”、“两面三刀”之类无聊的帽子。因为你的良心是安稳的，因为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中国人”这个称号。
所有华人都不买日货，这不现实，但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胞参与，抵制日货任重道远，我们不畏其难。其实，生活就这么简单，抵制日货只是一个习惯，并不是要压抑我们的生活，我们尽力而为，能不买日货就尽量不买，而不是绝对不能买。
1、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抵制日货么？
2、就目前来看，我们接近14亿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实际做到实际行动抵制日货？
3、根据统计数字，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接近四分之一的公司或者产业是跟日本合作的，那么抵制日货的话是否就需要这些人作出牺牲？那这些人该如何安排呢？
4、现在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紧密联系，虽然官方统计的数字是日本人占了我们很大便宜，但现实当中，我们又从中获益多少？如果说，真的把日本抵制了，我们真的能经受的起这样的损失么？
5、现在中国科技发展还是落后的，太多的中国式研究人员是从利出发，而不是从理出发的，所以高科技的东西很难研究出来，那么中国要想不断进步，一旦掐断了跟日本的联系，我们如何跟上时代的步法？闭关锁国的教训就在眼前，难道我们就忘记了么？
上次我们也举办了这个辩论，记得不太清楚了，后续想起来再给你补充，希望能对你有用 请问正方会问什么问题？
1.其实现在很多日货都是由中国来生产,抵制日货后,我们在日资厂工作的同胞将失去工作,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政府也将失去很多的税收,这方面如何来弥补? 2.目前中国正是需要吸收高新科技的时候,抵制日货,中国还能从哪个渠道不吸引高新科技? 3.清朝时,我国也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闭关自守,学驼鸟,最后沦为被人鱼肉的地步,现在我们也要学清朝,重走这样的道路吗? 4.在场的人有几个人是可以真正抵制日货?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看的电视,坐的汽车,就算是国产的,能真正做到百分百国产的吗,其中可能就有日货在里面,难道我们就放弃用这些用品吗?谁能做到? 5.中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既然加入世贸,那就要遵守世贸的规章制度,为了抵制日货,难道我们要退出世贸? 以上几点,仅供参考,以上的问题均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提问者会问得更加详细,也会找相关的资料,回答者不能用口号式,假大空的来回答,应该有理有据,爱国口号谁都会说,但口上爱国,未必是真正的爱国,行动是最重要的
抵制日货要常年坚持，并要亲友共同一起做，因为抵制日货利大于弊，依据如下：
⑴ 日本企业今后越衰败，其日本国内产业链的工人收入才能更差！在未来日本主动挑起中日对抗中，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和企业自会更加反战，好战的日本民众、企业、团体更难有富余的财力、物力支持日政府军国化成倍扩大，是遏制日本政府肆意挑衅中国的最大理由之一。
⑵ 日货不管是独资、合资，也不管是在日本、中国、印度、巴西等其它国家生产，其大部分利润都让日企拿走了。
⑶ 当今世界，商品和服务可以选择的面很广，日货少了自然会多了德国货、韩国货、美国货、中国货、印度货、巴西货等；少数日企垄断产品更可以激发国人的创造力，如同中国的航空航天科技发展之路。
⑷ 全球各地的日企衰败了可以让全世界其它爱好和平的企业收购，因此原日企员工同样有多种再就业选择。
基于以上浅显的真理，爱好和平的企业、民众可以默契的在今后物品采购中，非公开的、全面的抵制日货，这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巨大力量源泉之一，这就是遏制和惩罚危害世界和平者的最佳武器。
一百年来的三次抵制日货运动 第3篇
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和“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AA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k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比，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抵制日货运动 第4篇
一、报纸的持续推动
1915年的抵制日货行动是由于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 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情绪而引发的。在当时, 报纸是最普及, 影响力最广的媒体。中日交涉期间, 新闻报纸对于这次中日交涉进行了持续、大量、详细的报道, 同时对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对民众进行了呼吁。报纸对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这种态度起到了对抵制日货运动的发起以及推动作用。
从1915年一月底开始各报纸已经陆续开始披露日本的具体要求。1月20日, 日本朝日新闻号外报道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相关内容, 1月31日, 北京《亚细亚日报》全文刊登《朝日新闻》“号外”所载的内容, 在所在内容之后附以激烈评论, 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日本所提的无理要求, 不作亡国奴。国内当时的一些资格老、名声大的报纸, 素来报道相对温和, 如《北京日报》、《国民公报》等十余种京报, “历来记述极主和平, 此次对于中日交涉竟日日登载新闻, 且撰多数利害论评, 忠告朝野, 几于血与墨俱, 泪随声下。政府近在咫尺, 未闻出而干涉。”都做了激烈报道。在北京诸报纸做出关于中日交涉的报道以及激烈评论之后, 各地报纸紧随其后, “以散见京报之要求条件实为灭国之张本, 非止交涉问题, 玉碎瓦全之心, 破巢完卵之痛, 情不自禁, 有激而起, 以为国且将亡, 报于何有, 遂日择其可靠消息稍为披露。”在这次中日交涉的事件中, 全国各地的报纸无论平时持何种立场, 表现的均极为一致。在报纸不断地报道和呼吁下, 中国民众的反应亦日趋激烈。在各地报纸的持续报道和推动下, 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 很多报纸直接号召抵制日货, 对日本进行经济上的抵制, 如当时云南的《滇声报》的一篇报道:“当国际上正式之解决如何, 自有政府。吾国民所可办到者抵制日货而已。故各省同胞实力抵制, 万众一心, 风行全国, 其足以促日人之反省者为不小。宁止日商日货之流行于我滇者, 正复不少谓云南无须抵制, 则各省同胞亦何不可作如是想耶。”该报道直接旗帜鲜明的表明了抵制日货的立场, 呼吁人民一起行动, 对日本进行经济上的打击。《滇声报》的这篇报道被京沪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报导在当时不断地见诸报端, 在报纸的持续推动下, 抵制日货从当初的零星行动渐遍布全国, 形成全国抵制日货的形势。
二、商会对民众的组织
在新闻报纸的推动之下, 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民众中渐成风潮。与此同时, 商会和教育会作为中国各地已经存在的组织, 在抵制日货运动起到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经媒体披露后, 各地商会就纷纷发出通电, 反对“二十一条”。如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上海洋货商业公会电:“大总统、副总统、政事堂、外交部钧鉴:报载日人无理要求, 凡属国民同深愤激, 窃料政府决不承认, 致贻国家无穷之害。惟商等愚昧, 对于此事寝食不安, 务乞据理交涉, 誓勿承认, 民国幸甚。”外交部收浙江杭州商务教育等会电:“报传日人突肆要求, 逼迫万状。据西报所载消息, 其条件酷烈, 不惟大损我国统治之权, 且将全国路矿精华一网打尽, 此后本国工商更无立足之地。惊骇之余, 能不痛心。拟恳择示纲领至要, 共图对付之方。如其势逼不已, 情有难堪, 令我忍无可忍, 则毁家纤难, 正国民应尽之义, 不求苟安。”。各地商会和教育会纷纷发出反对日本的通电声援政府, 声讨日本, 并采取了实际行动, 在上海等地成立了许多反日爱国组织, 如“中华民国请愿会”, “国民对日同志会”, “爱国对日同志会”等等, 通过散发传单, 成立报纸等形式呼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 反对二十一条。如爱国对日同志会发布的泣告全国同胞书:“本此爱国宗旨为对外之方针, 为政府之后盾, 对于日本此次无理之要求一概拒绝。用敢泣告我国同胞, 发挥爱国之热诚, 维护爱国之毅力, 团结同心, 抵制日货, 坚持到底, 一致进行, 由一家内推至一乡, 由一乡而推之邑, 以至于全省全国。凡可以抵制之者即尽抵制之而不遗余力。人人存誓死不屈之志, 人人存达到目的之心。一人此志, 千万人此志, 即先国之人亦本此志。夫如是而抵制日货事半功倍矣。凡我国同胞日需之饭食起居, 及一切所需之应用用品, 与玩物等, 概不得购用日货, 坚持此心以谋抵制。”言辞恳切, 号召群众抵制日货, 使得观者莫不动容。在商会的推动和组织之下, 各地的抵制日货行动变得更加有效而激烈, 也使得抵制日货运动能够持续很长时间, 从而给予当时的日本以很大的打击。
在新闻报纸的推动下, 留学生和华侨反应激烈, 各地的商会纷纷采取行动来反对二十一条, 号召抵制日货, 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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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购买力筑就新长城 第5篇
黑暗了许久的中国外交史，在19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同一时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吃惊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混乱的内政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与中国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自甲午战争始，这种“经济抗战”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李鸿章说：“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一些昧于外情的颟顸官员，甚至以为只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饿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1894年8月3日，抗日调门相当高昂的上海《申报》，也用“流氓”字眼形容对日商骚扰的华人。报道说，虹口区天潼路上由日本人岩田氏赁开的杂货店，就曾被当地“流氓”十余人入内骚扰，双方发生口角后，“流氓”就恐吓说：“我们来这里是要把东洋人杀尽！”店主岩田大骇，赶紧报告巡捕房。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这不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国，一个学习“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国”掀起。同时，日本在巨额战争赔款支持下，经济进入高度增长阶段，加速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日货大量涌入中国，与西货一起，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在此类经济冲突中，抵制日货的各种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积着燎原的烈火。
在义和团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羽翼尚未丰满的“东洋货”，还不足以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对自己东方人脸孔和“大日本帝国”威力的过度自信下，成为第一个丧于非命的外交官。在这场普遍被解读为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日本人的鲜血成为一个鲜明的信号：咄咄逼人的日本将很快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人的头号仇恨对象。
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恨经执政者的诱导，裂变为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大劫难，中国的失败毫无悬念，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民族工商业者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抗战方略，颇具中国特色。他们将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联合抵制”方式，引进到对外商战中，建立行会，订立攻守同盟，并对违反者实行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各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洋商。上海丝绸同业章程就规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将行名注销,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旧暗图贪做,一经查出,照成交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公所经费。”
在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业者用自己手中的购买力作为“保家”（尚谈不上“卫国”）的武器。
中国第一次赋予抵制外货以强烈的政治诉求，并非针对日本，而是针对美国。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1905年，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行动。美国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都纷纷怀疑是日本人为争夺中国市场，在幕后鼓动中国抵制美货，因此惊呼要警惕“黄祸”。日本驻美外交官则不得不在报端辟谣，声称日本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到开放比闭关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该运动的商业因素，田贝认为不能“忽略了中国目前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希望从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
在中国民意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移民官员，要“更为灵活”地执行排华法案，而美国政府则批准中国人可在苛刻的审查后进入并定居美国。
在这一“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后，中国对洋货、尤其是日货的抵制，便成为一种经济包装下的民间政治表达形式，“国民外交”之外，更成为“国民参政”的特殊管道。
革命党走私军火引发抵制第一仗
第一次作为抗战武器的抵制日货，令人意外地肇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携带1500枝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
此事迅速引发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纠纷。日、葡两国随即向中国提出抗议，声称澳门属于葡萄牙，“二辰丸”号是在葡萄牙领海内航行，中国政府越境截捕“显系违约”，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权。日本还声称“二辰丸”号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并非走私船。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失声痛哭。
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
《纽约时报》报道了3月21日的抗议集会现场。当日有5万多人参加了集会，20多人上台演讲，其中一位20多岁的青年，激起了全场的热烈响应，不少听众当场脱下自己身上所穿的日本产帽子、衣服和手帕等，一位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还将自己的整仓库日货悉数捐出，付之一炬。该报随后还报道了千余名广东妇女身着丧服，前往集会现场，支持抵制日货，可见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妇女已经开始参与到公共政治之中。《纽约时报》还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沉默，未进行干预，而运动的领导人们则十分谨慎，标榜这是一次“文明的抵制”（civilized boycott），他们控制着抗议人群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则分析认为，中国本身经济受抵制活动影响很小，而日本将蒙受重创。《华盛顿邮报》则为日本人的遭遇幸灾乐祸，该报以《中国人的报复》为题写道，在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中，美国人为自己的过分行为迅速向中国人道歉和解释，因此妥善解决了该事，而在“二辰丸”事件中，日本人却强词夺理，威胁中国政府，中国因为没有能力进行一次战争，只好屈服，但中国的商人们却能够做到外交官和军人们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将用经济战给日本重创。《纽约时报》还报道日本因经济重创，转而寻求英国帮助，希望英国在广东施加影响，结束抵制日货运动，而日本人因其咄咄逼人的中国政策而难以得到在华的其它列强们的同情。《洛杉矶时报》说日本愿意为结束抵制提供20万日元的赠款。
事件不断扩大。6月6日，广东士绅代表进京呈递请愿书，请开国会。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
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九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这一年中国整体进口额下降，日本的对华出口降幅，仍是其它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之多。而在政治方面，除了日本最后放弃索赔要求外，事件旋涡中的澳葡当局，也相当紧张，不得不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吊诡的是，后世主流史家在因此指责清政府腐败无能且丧权辱国的同时，却很少提到掀起抗日浪潮的日船走私军火，为的是接济革命党之用。
1909年：安奉铁路事件
“二辰丸”号激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在中国南方平静下去，北方却掀起了又一轮新的抵制浪潮。
事件是由安奉铁路引发的。安奉铁路是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修建的一条临时军用轻便铁路。战后，日本通过《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该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该路由轻便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好建立一条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该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谍，决意强行改筑。清政府无奈，只好于8月19日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同意其改建要求。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抵制日货运动从北向南席卷全国。但这次抵制，局限在破坏商家持有的日货，对日本本身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损害。即使如此，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在其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政治意义重大。
1915年：欧洲战乱破坏了抵制日货成果
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度抵制日货。但该年的抵制运动才持续了六个月，到7月份时，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就被迫予以取缔。
但真正令该次抵制运动流产的，并非来自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使然。此时，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欧洲经济受到极大挫败，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供给，日本遂成为仅有的工业品供应基地。当年上半年时，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金）。但下半年开始，来自欧洲的定单令日本出口额开始飞跃，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战后。随后，中国也受到欧洲战乱影响，不得不放弃抵制日货，也跟在欧洲人后面纷纷到日本下单。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杉矶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9年：抵制日货掀起了暴力革命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史称“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由拒用日本银行票据，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团体第一次在这样的运动中扮演了推动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觉醒，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这些还算“温文尔雅”的抗议活动随即被学生们放弃，更火爆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人死亡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暹罗（泰国）华侨号召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抵制日货，因此与暹罗政府多次发生冲突。暹罗的日货进口额锐减为上一年度同期的一半。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但令人容易混淆的是，1919年全年的日本对华出口额却比1918年增长了3%，这一“怪现象”是由于中国总体进口额急剧增长，从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进口额增长了26.6%，是日本增长率的7.6倍。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它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
1921年，由美国建议，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列强之间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会议期间，中日经过谈判，于次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交还从德国手中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
这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继续开展，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强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抵制日货运动的政治力量
1923年，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旅顺、大连问题而爆发。
旅顺及大连于1898年被俄国强占，并于次年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予俄国，为期二十五年，1923年3月26日到期。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旅大租地转让给日本。在1915年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日本强求中国将总租期改为九十九年，到1997年（和香港租期相同）到期。这令中国政府一直耿耿于怀，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外务省和驻京日使，接洽依照旧约收回旅大事宜，被日本政府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