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精神线索

《诗经》的精神线索（精选4篇）

《诗经》的精神线索 第1篇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细读此诗,可以发现每章的前两句是现实性的,写的是作者登上高山思念亲人。而后六句则是想象性的,就像眼前忽然幻化出父亲、母亲、兄弟的身影与叮咛。这样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非常感人的。说亲人想念自己比单纯说自己想念亲人在情感上更有韵味。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样的手法是“据实构虚,以想象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2]。纵览宋初词坛,“对面飞来”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如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均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陟岵》篇的“对面飞来”法。然而,宋代词学的精神并不是仅仅模仿《诗经》而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从整体看,这样的手法在模仿中蕴含词人主观上对宋初词学创作的建构理想,也蕴含着一种新的词学精神的理念。

一、两种范式:宋初文坛与《诗经》印象

谈到宋初文坛,自然首推宋初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对《诗经》的印象或评价,对于整个宋初文坛自然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从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来看,他著有《诗本义》(包括《诗解》、《诗图》和《诗谱补亡》)等书。楼钥也指出诗经学在欧阳修经学中的重要位置。他在《攻媿集》卷七十五《跋欧阳公与张直讲帖》中说:“公(即欧阳修)发明经学,于《诗》最详……”另外,朱熹对欧阳修在诗经学方面的成就也作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他在《朱子语类》卷八十《解诗》中说:“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末本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诗经》已经不是“熟悉”那么简单了,而是已经在学术上对于《诗经》进行具有研究与阐发性质研究[3]。

对于《诗经》有好感的宋初文人,除了欧阳修,自然可以推柳永。但是柳永对《诗经》的印象并没有表现在实际的研究中,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词的创作中。他的“用俗于俗”“用雅于雅”“用雅于俗”的具体手法[4],把诗经的神韵融汇于他的词中,为他的词的独特风格添加了浓重的文学底蕴。

可以说,欧阳修对于《诗经》,是在理论研究上很有建树,从宋人以学问为文学的整个大背景来看,这样的理论研究自然对于他的词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柳永则更把《诗经》当成文学创作的养料,在实践中肯定了《诗经》的文学地位。

二、脉络演变:五代词的初探意识与《陟岵》诗的类型化到个体化

《人间词话》中评价冯延巳时就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5]可以看出,五代词对于宋词特别是离它时间比较接近的宋初词,是一定的关联与影响的。当我们试着探讨《诗经》对宋初词学精神典范的确立前,不妨把视野向上看,看看《诗经》的典范之于五代词有怎样的艺术影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于“对研究宋初的词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忽略五代词的特征。王国维在面飞来法”举了几个例子,对于其中的五代词部分,钱先生是这么说的:

……孙光宪《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2]

那么钱先生的艺术直觉是否敏锐呢?且分析以上两首五代词的“对面飞来”手法。首先看孙光宪的《生查子》词[7]:

密雨阻佳期,尽日颙然坐。帘外正淋漓,不觉愁如锁。梦难裁,心欲破,泪逐檐声坠。想得玉人情,也合思量我。

从词的内容看,描述了一个将要赴会的男子,因为天降大雨而不能及时与心爱的女子相会的故事。其中男子的感情是极其丰富的,他不仅感觉到了思念的痛苦,而且从对面想象,想佳人也在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见不到情郎而苦恼。全词具有十分浓郁的情感色彩,可以说,是在词中用到这种手法,更能体现词柔美的特质[5]。

再看韦庄的《浣溪沙》词[9]: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根据沈雄《古今词话》说:“韦庄为蜀王所羁。庄有爱姬,姿色艳美,兼工词翰。蜀王闻之,托言教授宫人,强夺之去。庄追念悒怏,作《荷叶杯》、《浣溪沙》诸词,情意凄怨。”则韦庄的创作背景为爱人被夺。根据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端己相蜀后,爱妾生离,故乡难返,所作词本此两意为多。此词冀其‘携手入长安’,则两意兼有。端己哀感诸作,传播蜀宫,姬见之益恸,不食而卒。惜未见端己悼逝之篇也。”[10]韦庄的创作背景为爱人生别离,不一定为蜀王所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韦庄是为“姬”而作,即为爱人所作。韦庄在词中先是直抒胸臆,说自己“夜夜相思”,接着说自己具体如何相思,即凭靠阑干,独看明月,却不能如月般团圆。后来更是从对面想象而来,想着爱人在思念自己,关心自己被子厚不厚,够不够暖和。

如果说《陟岵》诗是一个较早的“对面飞来”题材文本,它规定或者首创了“对面飞来”的手法而使之类型化,那么经过五代这两位词人的努力,至少在爱情这个题材上已经透露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发展的消息。《花间集》在宋代影响是很大的。当时词人填词,多以之为典范。北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即说吴思道作词,“专以《花间》所集为准”[11]: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这首词的“对面飞来”法具体见“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一句中。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11]: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最后两句写少妇的凝望和想象,是游子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游子想象到了居者的登高怀远,而且在想象对方的目光仿佛是在追随自己。如此写来,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这种透过一层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刘学锴先生说:“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这正是一个深刻理解所爱女子心灵美的男子用体贴入微的关切怀想描绘出来的心画。”[13]带来了强烈的美感效果。

可以说,在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对“对面飞来”艺术手法的运用。这里的少妇如《陟岵》篇的那个作者,登高而望,感慨万千。

那么《诗经》对欧阳修的典范影响有何文学意义呢?首先关注欧阳修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对于这点,章培恒与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

词中大量的情感性表述,与欧阳修诗文的崇道抑情倾向形成巨大的反差。一个人在需要大量情感投入的艺术创造领域里,某些场合过度地宣泄情感(欧阳修多借女性口吻大写情词可作例证),在另一些场合又固执地抑制情感的表露,从这种程度上说,实有人格分裂之嫌[14]。

“人格分裂”的说法有待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在宋初政治意义比较重要的诗文中倡导“先道后文”,而在作为宋初审美性超过政治性的词中,他又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或者说是为一些群体抒发感情。这样的艺术创作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诗经》的“对面飞来”手法在欧阳修的词中显示出循环往复的艺术魅力。从宋初整个文学背景来看,欧阳修这种特殊的对待诗文词的态度,正是他对于宋初词“尊体”的尝试。欧阳修渴望在词中抒发真情,并且把词带到一个具有浓厚艺术魅力的世界中。可以说《诗经》的“对面飞来”手法作为一方面,给欧阳修充足的精神的养料,在宋初词学的精神建构中突出了“尊体”的意味。欧阳修的这一行为,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五、典范确立:诗与词之接受美学的演进

综合以上对于从《陟岵》到五代孙光宪的《生查子》、韦庄的《浣溪沙》,到宋初柳永的《八声甘州》与欧阳修的《踏莎行》的分析,均是“对面飞来”法一脉相承的运用。可以看出,《诗经》与宋初词在艺术创作上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宋初词也可以在审美上借鉴《诗经》的艺术手法。从西方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诗经》文本为审美客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但审美客体的最后实现还有赖于读者(本文中的柳永与欧阳修)对文本进行处理。读者的阅读即相当于隐含读者的“实现”[15]。在这个接受美学的现场,宋初词对《诗经》的艺术性做了很好的融通。

作为“始祖”的《陟岵》,它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宋初词的精神发展中起到了典范的作用。作为榜样,《诗经》给了宋初的词人很多启示。可以说,正是宋初两位重要的词人柳永和欧阳修,分别在词风新变和“尊体”尝试上,向千年以前的《诗经》的典范致以深深的敬意。宋初的词学精神,继承了具有千年深厚底蕴《诗经》的文学遗产,在体式的创新、语言的变换、意境的追远方向,均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艺术方香。

摘要：《诗经》是中国诗史上具有极高价值的丰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选取《诗经》对宋初词精神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以《诗经·魏风·陟岵》篇的“对面飞来”题材为中心,从接受学角度,以“史”的发展脉络,理清《诗经》之于宋初词学精神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诗经》,《陟岵》,宋初词学精神,典范确立,“对面飞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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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89.

诗经人文精神的探析 第2篇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所含的民俗和文化方面的史料十分丰富。本文拟以新的视角，对其中所反映的周代先民的精神文化的若干方面进行观照，对其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的诸方面进行探讨，并以散论方式对其“兴”“赋”等艺术形式的内涵加以阐述，且期望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启迪作用。

一、注重自然美的生态环境意识

《诗?小雅》诸篇虽然是宴享的乐歌，但不少篇章反映了周代先民关于自然美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例如《小雅?白华》“南山”篇写道：“南山有薹(苔)，北山有莱。……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表面看来，这段文字的起兴部分似乎与主题不相干，仅仅是诗体的需要，正如朱熹《诗经集注》所言“兴也”。是的，这是诗的一种艺术手法。然而，兴者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至于诗人为什么“先言他物”，朱夫子没有讲。其实，这往往是在交代诗歌中所反映事实的背景。“兴”之所言“他物”与诗的正文意义应当是一致的。犹如当代的记叙文首先要写背景一样。背景在文中起对内容、对主题的衬托、烘托和先导作用。换言之，它犹如绿叶对于红花、序幕对于戏剧，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它就谈不上完美。当然，早期诗篇没有散文、叙事诗、抒情诗的严格区分，这是诗的“童年”特有的现象。我对“兴”的这种看法姑且叫它“背景说”吧。当然，除了这项意义之外，在今人眼里，上述例句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热爱大自然、注重山水风景之美即具有自然美的生态意识。不是吗?南北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果树，以及青苔、枸杞等中药材。果实可以食用，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这样的环境还可以安然地怡养“君子”的后代，即“保艾尔后”{2}。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中国上古，人们在山地生产、生活，围绕着山地形成了许多政治实体，其统治形式也与山有关”{3}。《小雅?白华》“南有嘉鱼”篇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南有嘉鱼……南有木，甘瓠累之。……翩翩者，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在鱼米之乡里，“翩翩起舞的斑鸠，一起飞起来。”这样美好的风景，备酒款待是何等的惬意!“然来思”之“”象征朋友相聚。假设真的有虎吼狐鸣，也不宜在这时描述下文，因为它不是吉祥的征兆。此篇手法亦是“兴也”。“秩秩斯干，幽幽南山。”{4}这是所谓“赋”，但也是在描绘井然有序的河岸风光。描写悠远神秘的终南山等自然景色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在抒发作者的向往大自然之情以及对家园之爱，抒发一种天人混一的境界，抒发自己宽阔的胸怀和内心的自豪感。在这里“筑室百堵”实在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呦呦鹿鸣，食野之萍。……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5}鹿作为周代人们的吉祥物，是祥和的象征。鹿鸣是吉祥、如意、和平、友好、幸福的代称。在《小雅?鹿鸣》中，上述引文是“兴”。这“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与正文没有任何关联的，它与正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鹿鸣于野、鼓瑟弹琴的欢乐气氛中，招待善良的客人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周代先民处处无不留意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世界的自然语言是相通的。因而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日本某高等院校在向金榜题名的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时常以“小鹿在山上跳舞”作为吉祥、成功的同义语祝贺新大学生。

“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万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迩。或肆之宴，或受之几。”{6}这里表明诗作中的主人十分爱护芦苇之类植被，劝诫居民不要让牛羊践踏破坏。这种柔泽嫩绿的植物，随风飘动，十分宜人。设宴摆席要选择这样良好的环境。根据《礼记?曲礼》陈注所说，古人饮食宴会，宾位在室外窗前。这就反映了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具有多么浓厚而清晰的生态思想和强烈而切实的环境保护意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诗的主人公或许有功利思想。因为芦苇及荻花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可用来织席建房。所以，主人公的美感不是单纯的“形式”之美，它同时具有“有用”之美。美来自于生活、实践，来自于主观对现实的客观事物的反映。环保意识即源于人们美的需要和保健需要。

《大雅?生民》“卷阿”全篇描写的主要是贵族春游的景象。在“飘风自南”“凤凰于飞”的祥和宜人春色里，“岂弟(恺悌)君子，来游来歌”。看吧：“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与彼朝阳。萋萋，雍雍喈喈。”{7}难道这不是在歌颂大自然的美丽吗?假如没有了凤凰(即孔雀)和梧桐，仅仅有“朝阳”“高冈”，这“高冈”岂不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冈吗?还会有林茂鸟鸣的美好景色吗?假如这些仅仅是为了“兴”这一艺术形式的需要，而不是反映作者自然美的生态环境意识，那么，为什么作者不写“黄沙茫茫”，不写“乱石满冈”，如此等等呢?尽管那个时代并不缺少这些事物，然而，诗的本质是歌颂美。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代先民已具备了深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及创造自然美景和保护有利于民众生息的动植物的远见卓识。《国风?周南》“桃夭”等篇也是反映环境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全篇反复强调，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适合那女子安居乐业的家园。从《诗经》的“绿竹青青”{8}到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注重环境美的意识(当然后者还含有节操清高的象征意义)。如果说相宅卜居含有被动适应环境意味的话，那么，种竹育花则反映了先民创造环境美的主动精神。

二、“调和适时”的养生思想

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周代先民就有了“调和适时”的养生思想。所谓“调和”即五味调和，甜酸香辣咸各种食物适当搭配不生毒素，人食后不生病灾。而有些食材却相克，例如：葱白是很好的调味品，蜂蜜也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者却不可混用;如果不慎混合后食用，那么就会产生剧毒，危害生命。据一则故事讲，构树面板不可剁乌鸡肉。二者接触也会产生毒性。中药学上，根据实践经验，认为药物配合可能产生相辅作用，也会产生相克作用。这就被概括为著名的十八反十九畏歌诀。例如：“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食品的搭配也具有同样的道理。所谓适时，那就是按照自然节令选用适合当时气候条件的衣物食品。例如说：阴历“五牛六马七月羊”不可多食。尤其此类病畜不可食用。因为，这时会生毒。正如《论衡》所说：“热而毒盛，故食走马肝杀人。”《儒林传》云：“食肉无食马肝。”{9}总的来说，在暑期不可多用热性肉食品或五香八大味之类补养性佐料。补类多热。内热与外热相遇就会伤人。所以《小雅?白华》“鱼丽”篇指出，“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这里“偕”即“调和”的意思。“时”即适合季节时令的意思。全篇是说，现打捞的鱼，是时鲜美味。食物都有存放期，有个时效性。现代烹饪学知识正是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

《商颂?烈祖》是祭祀之词。“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是为祭祀祖先所用，但也反映了至少商周先民已具有烹饪调和、饭前定神静歇片刻而后用膳有利于养生的意识。在体力劳动或激烈运动后不宜立即进食，应休息半个钟头左右，待心跳、呼吸减缓后，再就餐，而且宜慢，否则会产生胃疼等急症，俗称“压着气”。俗话说的“催工莫催食”讲的就是这层道理。“既戒既平”是商代遗民对祖先的祝祷之词，意思是在斋戒清净柔和的情况下可以进食了。这是现实生活方式在祭祀活动中的反映。这种养生意识在民间流传至今。这就是“戒”“平”“和羹”的用意所在，体现了先民的孝心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

三、“济济多士”等人才思想

《大雅?文王》三章里，“思皇多士”等句，明白地表述了周代先民的人才观。“思皇多士”即“人才济济”之意。作者认为贤士众多，作为周王朝的栋梁之材，是周部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可以告慰开国先君在天之灵。作者注意到“王国克生”，即周王朝富有生机，是由于“济济多士”{10}。着眼点不在财富之多、军威之重、疆土之大，而在于“得人”，显示了人本主义的人才观和国家观。如果说春秋时期先儒有“民为邦本”之观念的话，那么所谓“人才”则是人民中的精英部分，更在重视之列。殷周之际国人已认识到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天命靡常”)，最终要归于“令闻”――道德高尚、声誉清亮的统治者，即安邦定国的贤才。《大雅?文王》六章劝诫周朝统治者要效法祖先修德以合乎天理，以求多福。警告他们，殷朝没有丧失百姓支持时，同样能配享上帝之福。提醒他们应当接受殷统治者的教训，懂得守政权不易的道理。七章劝诫君臣不要断绝身体力行，“无遏尔躬”。全诗提出国家应该是“多士”而不是一人，应该是形成一个群策群力的政治家集团乃至成千上万的“济济多士”。而这真正的人才应该效法古圣先贤――文王、周公等，接受历史教训，以身作则，“德音不瑕”才能使万邦宾服，达到分封制的周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儒家倡导立功、立德、立言。要求杰出人才要能为民族立功，为社会立德，为人民立言;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在《国风?豳》“狼跋”篇里，进一步提出了对人才的品性要求，做到“赤舄几几”“德音不瑕”。{11}古人所谓“德”，即得人，深得民心，受到人民拥护。这里文义是说，只要无愧于人，无违于天，面对流言蜚语，要稳如泰山，俗语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做到“遭大变而不失其常”(朱熹语)，临危不惧，一心事国，才能“令闻不已”，才可以担当大任。这就是周朝统治集团对卿士大夫们的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他们人才思想的一个侧面。

四、劳者应获、勤劳光荣的思想

在著名的《国风?魏》“伐檀”篇里，作者对不劳而获的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全诗以一个劳动者的口气，质问贵族剥削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兮……”这就表明了“劳动者应是收获者”的重要思想。当然也等于说不劳而获是可耻的，勤劳致富是光荣的。

《国风?唐》“绸缪”篇本是一首描写初恋的爱情诗。这首诗的主人公之所以被情女视为“粲者”“良人”，即美人，是因为他在那里默默地捆柴、捆草、捆荆条，是因为他为防备阴雨天而辛勤地劳动着。你看，每章首句都是在赞美他的勤奋：“绸缪束薪”“绸缪束刍”“绸缪束楚”。女性明确指出邂逅了这位“良人”，我不忍离去，该怎么办呢?这绝不是轻薄，而是慧眼识丈夫!是基于民间普遍存在的劳动光荣的观念而萌生的对勤劳者的爱慕。

《国风?魏》中著名的“硕鼠”篇中“无食我黍”“无食我麦”的怒吼同样抒发了作者对“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社会现实的深切诘责。当然，也是从反面肯定了“勤劳光荣”“剥削可耻”这一社会学命题。从魏风看，魏国当时民怨沸腾，阶级矛盾已经激化。“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表明劳动者正在怠工或逃避奴役。这种通过逃亡而进行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缓和方式，或称作消极反抗。魏国国土比较广大，这时也许还有荒地可以开垦，所以就采取逃离领主的方式摆脱沉重的经济剥削。一俟无荒地可占，无处可逃，那就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这时期农奴虽对统治集团强烈不满，但并未形成反抗的坚强决心和集团意识。因此，可以说，这时农奴(或奴隶)还是一个自在阶级，没有转化为自为阶级，没有形成一种声势或集团势力。无论如何，“劳者应获、勤劳光荣、剥削可耻”这时已成为初步具有自我解放意识的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五、坚贞的爱情观和追求自由恋爱的良好风尚

封建社会的《诗经》评家历来认为郑卫之风是淫风，郑卫之声是轻薄之声。我认为，王风浅明，郑风直爽，卫风含蓄。根据“文如其人”的原则，郑卫之风反映了这两个部族或郑卫民间生活、部族(区别于民族而言)性格的差异。郑卫之民歌都充溢着淳朴而真挚的爱情，欢悦而执着。字里行间反映了郑卫民间生活相对幸福，诸侯政治不太繁苛，社会政治较为清明。因为，“言乃心声”。很难设想，在暴政下生活的庶民大众能够唱出优美的诗篇;也很难设想在残酷的奴隶制下在民间或奴隶中能那样怡然自得地谈情说爱。这种情况说明了当时各诸侯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即有的黑暗些，有的清明些。鞭子是抽不出歌声的。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明，盛世出诗人。如东汉的张衡、曹魏的建安七子、晋朝的陶谢，唐代诗人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宋代的三苏等诗人群体恰逢封建王朝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不是吗?秦和元明清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统治下诗坛几乎是“万马齐喑”。诗言志，诗亦言情。当然，有所谓“悲愤出诗人”之说。这大约都是在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衰落之际的呐喊者。战国的屈原、晚唐诗人小李(商隐)杜(牧)、南宋的陆游、晚明的文天祥等皆是。然而，一般说来，诗歌总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据此可以说，郑卫之风反映了当时郑卫二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国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祥和。

描写恋爱生活的，如“采葛”篇：“一日不见，如三秋兮。”{12}《郑风》“狡童”篇写一位少女怀春，由于“狡童”――那个调皮的男孩子不和自己在一起，以至于使少女不能吃饭和入睡。《郑风》“兮”篇则写一位少女受到叔、伯的干涉，要她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时所发泄的怨恨之词，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汝)”。《国风?唐》“葛生”篇写一位女子坚贞如一的爱情观，在恋爱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发誓生不能同室、死也要同穴：“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可见，这个时代不仅追求现实的幸福，而且执着地追求灵与肉的统一、追求心灵的一致。《国风?桧》“素冠”篇写一位妻子追忆亡夫，心情郁结，愿与对方一起赴死，说到你怎么留下我一人不管了呀。即“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全篇抒发出的那种强烈而纯真、忠贞而专一的爱情誓言，相对于物欲横流的资产阶级“杯水主义”来说则是弥足珍贵的。当然淡化“从一而终”的观念，有利于妇女实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有利于遇人不淑者的自我解放。但是，爱情专一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性自由的有力否定。《诗经》中“百岁之后，归于其居”{13}――“生不能同室，死愿同穴”的坚贞爱情观至今仍值得提倡。

至于“投桃报李”{14}式的爱情观，在今人看来具有市侩气，实际上这意味着爱情平等观的生动体现。试想一个追求另一个、一位傲视另一位的那种居高临下型或恩赐型的爱情，只能导致婚后一方屈从或支配另一方(否则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或离异);哪能谈得上和谐优美?哪能谈得上平等和幸福?爱情和友谊一样是相互的、平等的。只有这样才是长久的，才有平等和幸福可言。而平等是相互尊重的前提，是婚后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那种纯粹高尚的无私奉献的爱情观之崇高价值。

《诗经》，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第3篇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诗经·小雅·鹤鸣》里面的诗，是西周先王时期作品。实际上，这个诗主要是开阔我们心胸，放开我们的视野，它山之石，里面还涉及科技问题，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要磨它必须要靠他山的石头。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借助于什么？借助当代西方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各方面的成就，我们不能关上门刀枪不入。

我研究《诗经》20多年的时间了，《诗经》自身是一个蕴藏很深厚的东西，这个矿井打得越深，它蕴藏丰富性就展示出来，所以它总是让我着迷。

中国文化的根在《五经》

《诗经》年代比《论语》要早，《诗经》创造，应该说诗歌创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孔子才出生（不是说所有作品）。所以，孔子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来源于他读诗的启迪与生发，《论语》里边实际上也记载了这些东西，比如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中，孔子与学生子夏就谈论过这几句诗。最近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孔子诗论》，如果这个文献是真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对《诗经》进行意义上的阐释，不再把它当成一首一首的歌来唱，而是读它，讨论它，应该是从孔子开始。《孔子诗论》记载了孔子对数十首诗篇的看法。孔子那个时代似乎诗还有时候在演唱，不要忘了《诗》最早是唱的。所以，孔子“读”《诗》，应该是开了个先例，所以它对诗，有这样一个新态度。这就是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关系。

儒家有特点，它是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以现有文献论，特别是出土文献，土文献多了，对有些问题看清楚了。比如说像“内圣外王”这个理论，过去都以为是儒家的发明，实际上不是。它只是儒家阐释的。这个观念，在《诗经》里实际就有表达，如《大雅·思齐》写周文王的母亲、祖奶奶，如何有德，如何会教育自己，就说到“内圣外王”，是德行由内向外推，在《诗经》已说得很清楚。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这一点，是因为《诗经》单文孤证，只是那样一说。最近研究结果，《尚书·尧典》这个文献，非常有可能是西周中期写出的。《尧典》一上来说尧，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格局。这也是西周文献。所以，这就是儒家与周代文化的关系。儒家阐发西周的经典，产生的自己思想。

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根在《五经》；谁最早从《五经》那开辟它的源泉，去勾连它，把它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与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是谁？是儒家。我们现也注释《诗经》《尚书》的工作，不过是沿着古代儒家的工作接着做而已。

《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我们看一个文学作品，比如看周代东西，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我的看法，第一，首先要顺着根子的方向往后看，也就是追溯原始；第二，还得往前看，顺着苗子的长势往前看。《诗经》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先民正在脱离了文化的原始世界，在走向自己民族文化世界的创新。

《诗经》这部书，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与西方学者对他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们对他情感深厚，因为他记录这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就说中国人，你从哪去找中国人最早的表现？像葛兰言那样的研究态度，《诗经》的歌唱与全世界都一样啊！的确，人越是原始，全世界人越是都一个样，一开始我们都不穿衣服，茹毛饮血。但是，一进入到家国社会以后，一进入到文明的单独创作以后，会出现民族文化的鲜明的差异。

就《诗经》记录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言，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它强调“家国之和”，二、强调“上下之和”，三、注重“男女之和”。这都显示我们这个文化的特殊性。好婚姻，诗篇赞美。比如说像周文王，诗篇告诉人们，周文王为什么圣贤？因为他有个好家庭背景，有好母亲的教养。《论语》中，孔子高足有若说：一个人在家孝悌，在外面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也就不会作乱。这说的是什么？好家庭产生好的社会成员。就是这个逻辑。

说起来，中国是个单线索社会，周代，是一个家族领袖率领本族群即其他追随者一起打天下，坐天下。西周建立后，又实施封建，一个诸侯，例如魯国，从陕西带了一两千人，到山东建一个国，如果不处处照顾自己带过来的这些人，不讲究上下和谐，怎么能在山东站住脚，怎么能以一个“国”（就是城郭）为依托，统御广大的乡野？只有照料好带来的基本民众，“国”就稳定，只有上下团结和谐，政权才能稳定。所以，上级的贵族要经常请下属吃饭、饮酒。当然还包括赏赐。

举一个例子，孔夫子生儿子时候，大概23岁，正为儿子起名犯难的时候，鲁昭公送了他一条鱼。孔子灵感来了，就叫儿子孔鲤，字伯鱼。中国古人讲上下和谐，这就是我们精神底盘。

另外《诗经》有大量唱给服劳役或者到前线打仗的人的篇章，例如打仗时候，要唱诗给将士，为什么？因为他为国家做出牺牲，所以我们必须向他表示敬意，必须向他的家庭，想那些苦守在家里期盼丈夫归来的闺中人致敬。这就是“家国和谐”。

《诗经》里边实际上如果完整一看精神线索，几条探索，始终在弹奏着，什么时候这几条线折了，这个时代完了。从整体上讲，它为什么是一部民族经典，难道就是因为它是记录了原始民歌吗？我们现代不少学者，喜欢用爱情观点去解释它，没那么简单！从江汉平原到燕山山脉，东到大海，西到陕甘，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域上，把众多人群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那时候的政治智慧，绝对不是简单的。

责任编辑 王海珍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 第4篇

在华夏文明灿烂的诗河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诗经》，它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光芒在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化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永放光芒。孔子曾对《诗经》多次做出很高评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由此可见《诗经》的现实意义中的实用功利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是孔子关于诗的社会作用作出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达，以及指出的诗的政治功利性。我们这里表述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仅是指《诗经》的政治教化和社会功利性，还指《诗经》直面现实的艺术特色和《诗经》中表现的情感抒发。它对后世政治、文学创作、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深远而重大。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全书主要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诗经》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上有著名的“献诗”、“采诗”、“删诗”之说。《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汉书·艺文志》中也有采诗之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 由此可见，《诗经》的形成是有统治阶级的大规模参与的，这当中也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在对巫史文化的改造完成以后，统治阶级创造了旨在维护宗法社会秩序和强化宗法观念的正统诗歌，即《诗经》中的祭颂诗和怨刺诗。祭颂诗是配合祭祀祖先、耕种藉田、丰收后的报祭礼，对先王列祖、社稷自然表示崇高敬意，并祈求保佑的诗歌。在这类诗中，统治阶级往往把现实政治的需要托之祖先和神的旨意，通过塑造古典膜拜，达到控制现实的目的。而怨刺诗无论赞颂还是刺怨，都建筑在宗法伦理原则的基石之上。中国很早便有“诗言志”的传统，在诗中加入个人政治情感而间接影响政治的苗头便由此出现，后世一些政治讽咏诗多少都有其影响的痕迹在里面。从两汉乐府诗歌，到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到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初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杜甫，再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一不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面对现实，在一些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的情诗，如《周南·关雎》中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以一种大胆浪漫的形式表现出来，贴近现实，抒发心中的喜爱之情；又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中对将出嫁女子的祝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汝坟》中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和丈夫归家后的欣喜，寥寥几句便将现实生活的场景和心理刻画的栩栩如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 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赬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说的就是纯正，因为纯正，才铸就了《诗经》爱情题材的核心：自由和专一。而这散发着自由和专一的爱情信仰，在几千年后的历史中依然经久不衰，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诗经》中的自由之爱远远胜过现代人的情爱。一方面，从社会环境来看，先秦时代，男女在恋爱、婚姻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特别是下层社会，男女恋爱和婚姻自由的程度就更大一些。在一定的季节和场合，少男少女可以公开聚集、自寻佳偶。另一方面，《诗经》中的爱情往往是简单的、真挚的。纯粹的爱，没有任何杂质，也没有功利，爱就是爱，爱我所爱，无怨无悔。那时的人不会考虑什么地位、名分、金钱或者社会舆论的谴责等等。虽然他们懂得要遵循礼教大防，但为了得到真爱，他们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的拒绝无理的要求，反抗强制的安排，去和自己的爱人私会见面，甚至会结伴私奔，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幸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早已成为少男少女第一次对爱情的懵懂体会。“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恋爱人的典型心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含蓄地表达了古人对于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追求。而“淡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它”则生动地展现了一名坚贞不屈的女子誓死捍卫自己爱情的决心。“虽速我狱，亦不女从”，则是一位女性对逼她从婚的贵人的斩钉截铁的答复。古时的社会生活在《诗经》里缓缓展开如一副活色生香的画卷，自由奔放开明的风俗气 息扑面而来，这种从细微处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的写法在后世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的追求自由，奔放热情的诗句更是得到广泛摘取和流传，在后世文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诗中的这首诗写一个女子指天发誓，要与情人终身相守的决心。用五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作假设，表明自己爱一个人至死不渝的决心，爱之深厚浓烈，让人为之震撼，这与《诗经》中的爱情观和描写手法是不谋而合的。三国时期曹操的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借鉴《诗经》四言形式和比兴用法，化句为用，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便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曹操的四言在汉末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因为其内容上的深刻新警，还因为其体现了《诗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的体现。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到了唐朝，诗歌发展到了顶峰，《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唐代诗歌的影响更是表现在多个方面，其诗被称为“诗史”的大诗人杜甫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真实写照，“三吏”、“三别”深刻表现了下层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而田园诗歌、边塞诗、讽刺诗等也无一不受《诗经》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到了现在社会，《诗经》的影响力依然在文学创作方面发挥着作用。金庸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大家，他自幼饱读中国传统古典诗词，创作也饱 受其影响。在金庸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他对古典诗词的大量运用。举个例子，相信大家对金庸的经典爱情之作《神雕侠侣》一定都不陌生。小说里有一个穿青衫、吹碧箫、温婉恬淡的女子叫程英，她曾救过杨过，并在一茅屋里帮助杨过养伤，那个时候，程英曾在月夜吹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段话便出自《诗经》中的《卫风·淇奥》。

总而言之，《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泛的，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统治者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礼仪、习俗等。既有对农业生活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喜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这些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这些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永远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李天道·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商务印刷馆 【3】 傅斯年·诗经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刘毓庆、贾培俊、张儒·《诗经》百家别考解·山西古籍出版社

【5】 曹丽敏 王艳玲 杜振庭·品味《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