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框架范文（精选9篇）
新闻框架 第1篇
一、中国新闻理论的两个渊源
一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新闻理论及其变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主流新闻观念的影响。 而其中新闻观念的渊源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新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
让我们来回忆和反观中国新闻理论百年历史的进程和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以印证上面的结论。
中国的新闻观念大致来自两个渊源: 一是新闻业自身由术入学的结果,即由实践提升为理论。 二是从早于中国新闻业的西方国家传入,即“西学东渐”的结果。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 从19 世纪末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 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 中国经历了从报业活动到报业理论的学术开拓和学术初立的演变。 这一时期,虽还不可能有成熟的新闻学著作出现, 但关于报业基本运作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 20 世纪20 年代之后,中国已有徐宝璜《新闻学》等奠基之作问世,它同这一时期的报论之完备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之前有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人的报业观念, 之后则有政党报刊思想、报刊宣传思想、报刊舆论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思想、新闻控制思想、报刊社会责任思想、报刊编辑出版发行业务思想等。 这些新闻学最初观念的形成和整理成为中国新闻理论最初的本土化渊源。①
另一个渊源来自西方新闻学,即我们所说的“西学东渐”。 顺便提一下,中国最早跨洋留学并进耶鲁大学学习的容闳,后来出版了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此后,“西学东渐” 成为西洋学问传播到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代名词。
史载17 世纪就有一些德国大学生以报纸为研究对象写作学位论文。 由普尔兹撰写的《德国新闻事业史》于1845 年出版,史称全球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历史新闻学著作。 此后,华盛顿大学于1869 年、堪萨斯州大学于1873 年、柏美尔特大学于1875 年、密苏里大学于1878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93 年,都先后开办过以印刷工艺、新闻采编等为对象的训练班、课程班和专业学校。 这些院校用于教学的讲义和教材,也应视为最早的一批研究成果。 进入20 世纪之后,这类讲义、教材和专著更是层出不穷。 到20 世纪第一个20 年专门研究新闻传播技艺与新闻理论的大学问世了。 当世界进入20 世纪第二个20 年之后,新闻学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独立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之林。
美国是很早涉足新闻学研究的国度。 早在1810年,美国就出版了汤姆斯的两大卷本《美国印刷史》;1873 年,美国第一本新闻史著作 《美国报业史 》由哈德逊撰写并出版,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1895 年报人戴纳出版 《办报艺术 》;1903 年, 休曼出版《实用新闻学》;同年又一本以实用新闻学为对象的《报纸写作与编辑》在威斯康辛出版。
在西方国家新闻教育趋于普及、 新闻学研究初步展开的推动下, 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也开始启动。 1911 年, 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倡议成立“报业学堂”,未果。 1918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在政治系四年级开设新闻学选修课,延聘北京《晨报》主笔徐宝璜任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 人们将此班此学者此课堂看作中国有正式新闻学教育的开端, 徐宝璜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的开山祖”。 后来,蔡元培又请《京报》创办人邵飘萍担任新闻采访学讲师。 徐宝璜的讲稿几经修改定名为《新闻学》付梓出版。 邵飘萍原有出版一套四册新闻学丛书的计划,其中第一册为概论性的《新闻学总论》,第二册为《实际应用新闻学》,第三、四册分别为《新闻编辑法》《广告及发行》。 1923 年第二册首先出版,次年出版第一册,第三、四册由于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而无法问世。
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国人自己所著研究新闻学的划时代作品。 由于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有过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 同时又阅读了解西方新闻学著作,所以可以说,这两本著作既饱含着中国自身新闻学资源的结晶, 又吸纳了“西学东渐”的养分。 对于后面这一点,作者本人和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学者们都有一定的分析。 徐宝璜的“自序”中有一段文字说:“本身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 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 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及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 ”[1]
徐氏这一番说明,讲了两层意思。 一是他将西方不少新闻学著作作为自己写作的参考。 二是时至20世纪20 年代,西方新闻学理论研究普遍落后于新闻史学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徐氏191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 以官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 肯定受到西方新闻学的直接影响。
邵飘萍一方面有长期在国内从事新闻业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又多次到日本访问和研究新闻学。 他两次东渡日本,有较多机会近距离观察日本新闻业,阅读新闻学著作。 他还在日本创办东京通讯社,担任大阪《朝日新闻》之顾问,因此,他的新闻学观点,明显受西方新闻学的深刻影响。 邵氏对新闻学的许多叙述, 时常援引欧美和日本一些著名记者的采访经验和相关论述。 他在该书“赘言”中写道:“本书内容要点,前年曾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中演讲一部分,后又在平民大学演讲若干节,系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 ”[2]此段文字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邵氏所述之新闻学同欧美和日本新闻学影响的直接关系。
二、早期中国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析
前已提及, 徐宝璜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学者,他的《新闻学》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被称为“破天荒”之作。 该书共14 章,6 万余字,各章标题为: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新闻纸之社论、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社之组织、新闻社之设备、新闻社之销路、通信社之组织。
以上14 章,实际上就是徐宝璜这部理论作品的框架结构。 从新闻理论视角观之,其主要内容大致分为7 部分:新闻学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新闻纸的社会功能———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新闻价值;新闻实务的内容和原则———新闻实务包括采集、写作、编辑、社论四个方面;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社之经营与管理;新闻通信社之组织。
1930 年黄天鹏重版徐宝璜这部书时作序, 对这部书有如下评价:新闻学的第一本书,本来就不容易作的,然靠先生的大才,终于脱稿了。 对新闻学上的重要问题,都有精当的解剖,而厘定新闻的定义与价值,新闻纸的性质与功用,都有独到的眼光。
方汉奇教授对徐宝璜的《新闻学》有更为全面和中肯的评价。 方公评述:徐宝璜的这部专著,成书于75 年前(方文作于1993 年)。 多数观点渊源于西方,今天看来,自然有一定的局限。 但是,这部书有关新闻事业普遍规律的论述,如有关报纸功能的论述、有关新闻主要因素的论述、 有关新闻与意见应该分离的论述等, 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工作者,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
应该说,方公的这些评述是很到位的。 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述的内容与框架结构达到如此好的水平, 可见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一步走得竟然如此之妙,着实令人高兴自豪。
再看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尽管这是中国第一部论述采访的学术专著, 但由于是邵氏第一部专著,不少内容涉及新闻学基础理论,仍值得我们仔细加以品味。 该书共14 章,分别为外文记者之地位、资格、外观注意、工具与杂志,访问类别与方法,新闻价值测定等。 其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是:新闻在报纸上的重要地位,新闻记者是社会、国家和世界之耳目,新闻记者之资格与准备,新闻价值及其测定标准,采访心理研究。
这五个要点, 表明邵氏对相关西方新闻理论有深刻理解, 并结合自己的新闻实际经验做了十分到位的论述。 比如他参照美国新闻学者的论述,提出测定新闻价值有四个标准:(1)爱读者之人数;(2)时机之适当与否;(3)距离远近之关系;(4)性味之集中与变迁。
邵氏在引述西方新闻学者提出的上述四项新闻价值测定标准时还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所含价值是可能减少的,所谓“减少”,则此类新闻非无相当价值,唯因有瑕疵而减少。 其原因大致如下:(1)含有广告意味者;(2)揭发人之隐私者;(3)有害社会风俗者。
邵氏的这些研究和发现, 自然使之能在学习西方新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分析了徐、邵两位大家的两部代表作以后,再来看最早进入中国的两位西方新闻学者的经典性著作。
一部是松本君平的《新闻学》。 该书1903 年在我国出版中文版时,易名为《欧美新闻事业》,全书共36章,内容之一是介绍欧美五国新闻事业,同时又阐述现代报纸的职能,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在报纸管理、采访、写作与编辑等部门的实际工作经验。 由于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打了胜仗的日本更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因此松本君平十分重视报纸的政治作用。在这本书的原序中,启首就写道:“君侧之权表,移于政府矣;政府之权表,移于议会矣;议会之权表,移于新闻纸矣。 考古今制驭天下之权之重力,十六世纪以前,君侧也;十七世纪之后,政府也;至十八世纪,则在议会;至十九世纪之末叶,则不可不归诸新闻纸。 ”
徐培汀和裘正义两位学者认为松本君平的这本书指出了同新闻传播相关的五个关系:(1)新闻与文明的关系,他从产业革命、民主政治入手,研究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与近代文明的关系, 认为焕发人类思想之自由,益助此文明进步者,则近世之新闻事业也。 (2)新闻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新闻事业“不徒为社会之耳目,实为社会之镜照”,所以新闻报道“不在粉饰社会之现象,而在据实直书,以供社会之评断,作社会鉴镜”。 (3)记者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新闻记者既可为一代之师表,于政治是为党派之方针,即全国思想之进步, 尤以新闻之引导为多”,“新闻记者,本有政治家之天职”。 (4)记者与业务之关系,要求记者具有身体健康、思想锐敏、诚实三大素质。 (5)营业与事业的关系,他认为新闻事业既是一种事业,又是一种商业。 作为事业,这种事业有以发抒怀抱,感化一代之心。 作为商业,即以新闻为营利之事业,则新闻乃商品之一种。②
松本君平这本书的问世对世人有震惊启迪之功。 在当时,对于新闻学是否是学,甚至是否有资格称学,不少人是抱着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 在日本,当松本君平拿着自己的书找学者田口卯吉征求意见时,后者表示惊讶,说:“新闻之业,亦有学乎? ”[4]
松本君平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中国学者的启发,都是相当强烈和巨大的。 梁启超十分推崇这本书,说:“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预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 ”[5]1903 年8 月7 日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 》发刊词和1919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都引用过这本书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这部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影响。 松本君平这本书中涉及新闻理论的部分,对徐宝璜新闻理论著作的框架结构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对中国新闻学者影响巨大的另一部著作, 是美国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
《实用新闻学》撰成并出版于1903 年。 1913 年上海广学会由署名史青者执笔翻译此书。 该书共16章,内容广泛,有美国报馆进化史、责任与俸给、访事人之造扰法、采访、新闻访稿登载、新闻业同盟会、记者、新闻事业、星期增刊、美术室、妇女新闻事业、告白之文、登载告白、乡邑报章、破坏名誉之法律及美国版权法。 由此观之,休曼的这本书确如书名所示,以新闻实务为主,但仍不乏新闻理论的精华。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 指出美国报纸经历了政论报纸(独立前)、政党报纸(19 世纪30 年代前)和大众化商业报纸三个阶段。 (2)提出报纸功能和新闻报道的要求,指出报纸有两大基本功能,一为反映,二为评介。(3)重视新闻法制。 新闻学著作中论述新闻法制,休曼是第一人第一书, 尤其书中特别提到诽谤法和版权法。
休曼此书的上述三个方面, 自然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框架结构以极大的启发和推动。
三、“文化大革命” 前后新闻理论的内容和框架结构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 不同于孙中山时代的党报思想, 也不同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的党报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和阶级特色。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有着鲜明的学术和实践来源, 它们是:(1)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无产阶级报刊工作的经验与教训;(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 苏联党和政府的新闻文献和新闻论述;(3)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博古、张闻天、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新闻论述;(4)中共中央、 中宣部、 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5)延安《解放日报》等重要的党的报刊的社论及新闻学论文;(6)萨空了、恽逸群等学者型新闻工作领导人的新闻学著作。
综合上述各种文献和著述, 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如下概括和梳理:
(1)关于唯物主义新闻观。 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 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2)关于党报的性质。 党的报刊是党的肌体的一部分,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这个大集体的宣传员和组织者。
(3)关于党报的特性。 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4) 关于党报的办报方针。 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 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
(5) 关于党报的作风。 党的作风就是党报的作风。 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与实践结合、 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也是党报的作风。
(6)关于党报的三个关系。 党报运作中存在三个关系,即党报与党委、党报与群众、党报与实际工作的关系。
(7)党报的业务指导思想和文风。 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摆正政治与技术的位置。 其次是保证新闻报道完全真实。 再次是多写新闻,写好新闻。 党报力倡的文风是生动活泼、 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8)关于党报工作者的修养。 党报工作者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那样,自称是“无冕之王”,而应是老老实实当好人民群众的公仆。
以上八个方面, 是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概括性总结, 也是各种新闻理论著作论述党报理论的基本框架结构。 这种框架结构下的党报理论成为1949 年后新中国新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上述八点被片面地概括为“五性一统论”,即认为新闻和传媒有党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用“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加以统括。 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即1966 年到1976 年十年间,简直可以称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黑暗时期”。 总结从1957 年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间, 新闻理论研究的经验教训不仅应该受到重视,而且应该将这些经验教训视作一笔难得的“学术财富”。
“文化大革命”结束,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潮流涌动,从1978 年到1988 年十年间,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舞台上老中青三代理论工作者十分活跃, 其中大江南北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和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 甘惜分教授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闻理论专著 《新闻理论基础》(1980 年完稿,1981 年出版)。 他在初版前言中记录了当时撰写这本书时的心态。 他说:“在大学新闻系,差不多年年都要向学生讲授新闻理论课(十年动乱除外)。 但新闻理论教学大纲却年年写,年年改,年年废,体系难成,迄未定型,写出来的东西,也只在校内使用,不敢对外。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扔掉了套在头上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破除迷信,打破禁区,各个学术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这股热潮也有力地冲击着新闻理论战线,新闻理论研究气氛十分活跃, 许多地方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和新闻学会,这个形势是前所未有的。 ”[6]甘老说,写这本书时有这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党报的革命传统,使后继者有所遵循。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甘老的这本书所建构的新闻理论框架体系大致如下:
绪论:简述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怎样研究新闻学。
上篇自第一章至第四章,分别为,新闻:什么是新闻,新闻的起源,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关系,新闻的定义。 舆论: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力量,对舆论的引导。 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和舆论,无产阶级和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业的某些特征。 新闻事业的性质: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旧世界的揭露者,新生活的建设者,科学文化的传播者。
下篇自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为,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反映事实的真相,反映时代的真相,反映时代的本质,联系实际、指导实际,新闻事业与调查研究。 新闻事业和群众:群众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来自人民的批评和监督,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群众喜闻乐见。 新闻事业和党: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坚持党的组织路线,关于新闻自由。
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 甘老还特地讲到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修养。
由于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且系统阐述新闻理论的专著, 引起读者尤其是学者广泛关注和评论是很自然的。 其实,甘老对自己这部书的一些地方也觉得可以再开掘再展开。 因此,这位对理论研究孜孜以求的思想者在1986 年夏天推出了又一部新闻理论专著《新闻学原理纲要》(起初是油印本)。 对于这部新著,甘老十分重视。 他说:“1980 年《新闻理论基础》出版之后,我一直想修改那本书,使之完善一些。 它几次重印,总数近20 万册,更增加了我的精神负担,只怕自己的疏陋,影响了别人的思想。 几年来我不停地思索,努力探求新闻工作的规律,一点一滴地积累思想,想找个时间对原书进行一番大修改,甚至打乱重来。 ”“现在奉呈在诸位面前的这本《新闻学原理纲要》 油印本, 就是一次大折腾的结果, 写于1986 年夏季,与前书相距六年。 ”“同《新闻理论基础》比较起来,这本《新闻学原理纲要》,不是修改,而是重写,因此连书名也不得不改了。 ”
从这部新作的目录看, 它的体系结构也的确有较大的改动, 且吸收了不少新的知识和新闻改革的新成果。 从框架结构看,连绪论在内共12 章,分别为:绪论,新闻学研究的出发点———事实,信息,新闻,舆论,新闻事业,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新闻事业与人民, 新闻事业中的控制与自由,新闻事业的风格,新闻工作者。
这12 章中,信息、控制与自由、新闻事业的风格,都是有新意的内容。
现在来分析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著作的内容及框架结构。 最早的是王老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 章,于1956 年9 月7 日写成的征求意见稿。 18 章的标题是:绪论,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条件,政党与报刊、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原则,共产党及其他革命报刊的基本原则,中国报刊,新闻自由问题,出版法,报刊文章体裁,报纸群众工作,采访工作,编辑工作,资料工作,出版与印刷,发行,广告,读者调查,报社组织机构与制度,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可惜,由于复杂的时代条件的限制,王中未能按照这18 章的目录,尽其所思,撰写成一部个性鲜明的巨著。 他生前撰写并发表的几篇论文,已将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阐述得相当深刻而翔实, 比如 《论新闻》(1981)、《论传播工具》(1981)、《论宣传》(1982)、《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1982)等论文。
从甘惜分、 王中两位教授的上述新闻理论内容和框架的建构可以看出, 他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建设和繁荣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他们的指点和引领下,随着一批承上启下的中青年研究骨干的崛起, 中国的新闻理论内容和框架建设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拓展。
四、20 世纪最后20 年新闻理论内容与框架构建的新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助了新闻传媒的威望和力量,通过全国的报刊、广播、电视,发号令,造舆论,搞批斗,判是非,定生死,新闻传媒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得力的实施 “全面思想专政的阶级斗争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甘惜分、王中等老一辈新闻学者教导,又对“文化大革命”种种教训有着深刻反思的新闻学术界“承上启下”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新闻理论研究队伍中的这批中青年骨干主要分布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当时称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等高校。 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简要分析其中几部发行量和学术影响较大的教材和专著的内容特色和框架结构。
成美和童兵合作撰写的《新闻理论简明教程》由于作为全国电大的主教材,发行量很大。 这部著作共设12 章,分别为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新闻,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新闻事业的性质, 新闻自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群众性,正确体现来自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新闻工作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后来, 童兵在教学中对这部书的内容安排有所反思和检讨,在自己独立出版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安排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框架结构,共设10章,分别是:新闻传播行为,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 这种框架结构明显地吸纳了传播学的新闻生产与消费的思路。
童兵同展江、郭青春合撰的《新闻传播学原理》则采用另一种框架,全书14 章,除绪论外,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新闻传受编”,分别为新闻传播的起源,新闻传播的过程,新闻传播的要求,新闻传受的心理机制,新闻传播的选择。 中编“新闻媒体编”含五章,分别为新闻传播的演进与新闻事业的产生,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当代新闻媒介,新闻媒介的有机运行(上)———新闻自由,新闻媒介的有机运行(下)———社会控制。 下编“操作规范编”含三章,分别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继王中之后,复旦大学由余家宏、宁树藩、叶春华三位教授合作,撰写《新闻学基础》,其中的新闻理论部分分为6 章, 分别是人类的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特性和社会功能,新闻事业和宣传活动, 我国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 新闻选择的基本标准,我国当前的新闻改革。 而后,由李良荣撰写的《新闻学导论》,依照王中的体例,也设18 章,分别是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新闻与舆论, 新闻事业的产生, 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经验,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效果,新闻媒介的受众,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新闻选择,新闻媒介的管理与经营,新闻工作者的修养与职业道德,大众传媒与社会系统,大众传媒与政治,大众传媒与经济,大众传媒与文化。
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刘建明教授撰写的《当代新闻学原理》共设12 章,分别为新闻媒介的历史观,新闻的本质与建构,新闻的真实性范畴,新闻的特征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价值选择,新闻传播及效果调查,新闻媒介的受众分析,新闻传媒的二度功能,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新闻活动的法理,新闻传播体制,新闻产品与传媒市场。
丁柏铨教授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的功能是教学与科研兼而有之。 它的内容框架除绪论外共12 章,分别为新闻本体论,新闻事业与社会发展,新闻传播中的传受关系,新闻传播规律,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新闻舆论引导, 新闻舆论监督,新闻事业管理,新闻传媒的经营,新闻活动的法律保障与限制,新闻职业道德,中国新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位较年轻的学者刘卫东教授撰写的 《新闻传播学概论》在内容和框架上有所创新,共设12 章,分别为新闻传播本体论,新闻传播客体论,新闻传播主体论,新闻传播载体论,新闻传播媒体论,新闻传播过程论,新闻真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传播受体论,新闻传播效果论,知识经济时代与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市场论。
最后,再梳理一下新闻理论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的最初版本。 这部由何梓华教授任主编、成美教授任副主编、邓长荪教授等8人任编委的大工程名为《新闻理论教程》,除导论外含12 章,分别为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反映实际指导实际,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舆论监督,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新闻队伍建设。 这种内容安排和框架设计, 基本反映了当时主管机构和一些学人对于新闻理论内涵的普遍认知。
现在,让我们跳出“20 世纪最后20 年”这个圈子, 看看进入新世纪后在新闻理论研究上卓有成就的杨保军教授的最新成果《新闻理论教程》,看看他对新闻理论研究内容的新认知和新闻理论框架结构的新设计。 这部新作含绪论和15 章, 其中绪论分3节,分别是新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新闻学的学科结构与理论新闻学的基本对象, 理论新闻学的学习目的与学习方法。 15 章的内容分别是:新闻传播的产生与发展,新闻传播的构成,新闻传受主体,新闻传播内容(上,含新闻的形态、新闻的本质特性与功能、新闻定义、新闻分类),新闻传播内容(下,含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规律性标准、 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规范性标准、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其他标准、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基本过程、 确定新闻传播内容的主体机制),新闻传播的原则与方式,新闻传播媒介,新闻收受,新闻传播规律,新闻传播业(上,含新闻传播业的产生与发展、新闻传播业的本质、新闻传播体制、新闻传播业的功能),新闻传媒业(下,含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业、 当代中国新闻业的主要方针与基本任务、当代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原则、新闻传播业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 当代新闻传播业运作的基本特征),新闻自由,新闻控制,新闻传播环境,新闻事实世界与新闻符号世界。
五、几点结论
对百年中国, 尤其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进行初步梳理和解读之后, 可以得到下列六方面的结论。
第一, 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新闻理论的内容和呈现这些内容的框架结构的形成, 总是同该历史阶段所置身的经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的。 甘惜分在延安接受教育和新闻工作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新华社和北京工作, 同王中在山东解放区接受教育,在上海执教的环境不同,所以两个人对新闻理论的见解有很大的不同, 表达这些见解的框架结构也有区别。 甘惜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 世纪50 年代、70 年代和80 年代三个时期新闻理论见解也有不同,皆与这三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各不相同有直接关联。
第二,新闻理论内容的演革更新以及新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设计,总会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制约。 甘惜分新闻理论与王中新闻理论的部分对立,有的方面是由他们所遵循的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 20 世纪最后20 年笔者文中所称的 “承上启下派”几位学人的新闻理论的内容和框架都同反右派时期的学人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同前辈断然相异。 因此,确保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确,并使之发挥积极的制约作用,对新闻理论研究的改进、框架结构的完善,意义重大。
第三,充分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和自由,是确保新闻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框架结构逐渐完善的重要因素。 1957 年后,王中老师被打成右派,被彻底剥夺了独立从事科研的权利和条件, 使他富有创新精神的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20 世纪80 年代初甘惜分老师对新闻理论研究的内容、 体系、结构、框架有许多有意义的设想,但由于当时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压力, 也使这位可敬的改革者不敢放手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有的观点虽有提及也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证。
第四,充分吸收其他学科,包括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与原理, 作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内容拓展和框架完善的养分。 中国新闻理论的最初出现,就是通过徐宝璜、邵飘萍借助欧美和日本的新闻学,结合对中国新闻实践的思考消化而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广泛进入, 有了西方学人同中国学者的交流沟通, 才有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闻理论研究的拓展与繁荣。
第五,充分尊重学者的个性,让每个学者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是保障和推动新闻理论研究和结构框架完备的前提因素。 甘惜分和王中是两位个性完全不同的学者,如果能分别保护他们的个性,提供各种方便条件,相信他们都能贡献更为优秀的新闻理论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比甘惜分、 王中等前辈好多了,但对学者的个性、 对不同学术流派的尊重仍做得不够,不适宜的行政干预和繁琐的经费管理,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们个性的张扬。
第六,党委的正确领导,高校行政的有力支持,是新闻理论研究在内容和框架上不断创新的又一个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新闻理论研究条件有了重大改善。 加上新媒体技术的支持, 使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但从更深远的角度检查,党委对新闻理论研究的领导和高校行政的支持,还有改进的空间。比如,要进一步落实“双百”方针,支持和保护新闻理论研究在观念上、 内容上、 体系结构上的创新与突破,支持和保护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对同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提供更切实的指导和支持,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国要产出能同国际新闻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成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摘要：提炼一种学说或一部著作的框架结构,可以梳理其中的内容体系、观点体系和结构体系。按照这一思路对中国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进行解读,分析了中国新闻理论的两个学术渊源;以徐宝璜与邵飘萍的两部专著为例,阐述了早期中国新闻理论的初立和特色;对甘惜分与王中两位教授不同看法的观照,分析了不同学术观点的成因;对20世纪最后20年学术承上启下者多部新闻理论著作内容与框架的整理,论证了改革开放新格局对新闻理论繁荣的推动。根据这些史料与个案的解读,作者提出影响新闻理论内容与框架结构演革的六个因素。
关键词：新闻理论,内容演革,框架结构变动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10.
[2]余家宏,宁树藩.新闻文存[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381.
[3]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
[4]彭家发.基础新闻学[M].台北:三民书局,1992:245.
[5]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00).
作为解释框架的新闻传播四维结构 第2篇
笔者建立“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意在作为解释框架，而要起到解释的功能就必须能反映新闻传播现实运动中的矛盾。很明显，该模式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新闻按照线形方向流动，这符合“传播―接受”的现实;二、四个维度间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处于传播过程之中，矛盾交织出不同的传播情境。具体说来，矛盾主要有：
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有可能不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对该信息又可能具有高关注度;
信息强度小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有可能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并不关注;
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可能消极被动而并不关心;
信息强度小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但却为受众所关注，传播者把关面临矛盾：让其过门，则适应性选择可能挤掉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让其过门，则相当程度上损失了受众的关注;
信息强度与传播者视野度的矛盾直接关涉到现实真性度，而同时，新闻在媒介化后又直接关乎受众的“现实图景(心像)”的建构;…… ……
可见，新闻传播四维结构的解释力正在于：为矛盾运动着的传播现实提供解释框架。
另外，笔者认为，该模式能统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这体现在传播者那里;能统合“选择性过程”理论、“使用―满足理论”、“传播效果的心像理论”，这体现在受众那里;还能统合“信息寻求模式论”，这同时体现在传播者和受众那里，其中，传播者的信息寻求一般会主动地顺应受众的信息寻求趋向。这样一来，将该模式当成解释框架来运用之时，就不至于勉为其难地将一种理论假设贯彻到底从而陷入“使某些关于一种模式的构成或运行中的过程的假设永恒化” [13]和僵化的尴尬，因为可根据不同的传播现实，同时考量不同的变量，从而对传播现实作出符合不同情境的描述。
[参考文献]
[1]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P44 华夏出版社
[2] 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P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P44 华夏出版社20
[4] James Watson and Anne Hill 《A Dictionar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Fourth Edition,)P248
[5] 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P3-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6]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
“网红”报道的新闻框架研究 第3篇
关键词：网红；papi酱；新闻框架；门户网站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2-0057-02
2016年，“网红”热度持续走高，截止到2016年4月1日，以“网红”为主题的微博讨论量超过5.3亿次，相关新闻报道超过400多万篇，上亿级别的涉及“网红”的网页被收录及阅读[1]。新闻报道在“网红”走红过程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其走红的不同阶段形成不一样的新闻报道模式和报道特点。国内尚未有人运用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对网络红人的报道。本文选取“2016年第一网红”papi酱作为研究对象，剖析“网红”新闻报道框架中的高、中、低三个层次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因素。
一、样本选择与类目构建
1.样本选择。选取2016年“第一网红”papi酱走红过程中的门户新闻，排除只是在标题中出现“papi酱”字眼而新闻内容中未提及“papi酱”的报道后，共计267篇新闻。这新闻分别来自于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四个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易、腾讯以及搜狐。样本抽取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4月30日，这一时期papi酱经历了开始受到关注、遭遇封杀、后受到资本青睐等受媒体关注的热点事件，报道集中且活跃，之后的新闻报道量则较少。
2.类目构建。参考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的新闻框架的高、中、低三个层次来建构类目：“高层次结构包括新闻报道数量、新闻报道是否原创、新闻标题的报道主体、新闻标题的态度倾向、新闻标题是否做出定性判断。中层次结构包括新闻议题、报道结构，报道结构是指新闻中是否涉及先前事件、历史、结果、评论以及归因。先前事件是指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且与主要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历史是指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但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因果关系的事，结果是由主要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包括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评论是指新闻的作者表达的观点或态度，归因则是对事件发生的因果推论。低层次结构为新闻文本中高频词统计。[2]”
二、研究发现
1.新闻报道的标题分析。新闻的标题报道主体中85.8%与papi酱有关，少部分文章的关注点在网红与网红经济，papi酱与罗振宇的合作以及UGC的内容创业等。标题态度倾向中立居多，占据50.9%，正面和负面的态度倾向分别占25.1%和24%。标题中的有定性判断的占47.9%，没有做出定性判断的51.3%。papi酱的大部分新闻报道标题包含 有“papi酱”这个主体，客观性标题和非客观性标题各占报道的半壁江山。
2.papi酱报道的议题分析。四大门户网站对papi酱报道的议题大致分为9类，报道议题种类多样，大多是围绕papi酱自身经历以及其走红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其中有关papi酱走红原因的新闻报道占比5.6%，其走红历程的报道占1.9%，个人介绍的报道占比4.1%。这些新闻报道认为papi酱自身的成长历程、性格特点、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专业身份、以及短视频风潮的来临是其走红重要原因。在关键节点的报道中，视频广告拍卖和被广电总局下令整改两个关键点有关papi酱的报道数量以井喷式呈现。papi酱视频被下令整改占所有议题的19.5%， papi酱拍卖视频贴片广告新闻占22.1%。此议题的报道中有对papi酱拍出千万广告是否值得的探讨，也有文章持阴谋论，有认为此次广告拍卖是在炒作，定性为“一场阿里的家宴”。另外也有一些新闻分析了papi酱的融资、估值、商业模式和网红经济。
3.papi酱新闻报道结构分析。有先前事件的新闻占83.9%，有关papi酱不同议题的报道大多数都会提及papi酱走红的历程、个人介绍、人气高等先前事件。含有历史部分的新闻报道占比59.6%。报道papi酱被广电总局下架的新闻时，新闻报道者会将此次事件与《太子妃升职记》的下架联系起来，广电总局的要求严格是papi酱步《太子妃升职记》后尘的原因。涉及到结果的占59.6%。有些新闻报道认为papi酱的走红标志着网红经济的崛起以及短视频浪潮的兴起，papi酱现象也让更多人投入到网红这一行列中。四大门户网站对于papi酱的报道中69.7%涉及到事件发生的因果推论，papi酱走红原因、被下令整改这两个议题中归因较多。在papi酱走红的相关报道中，新闻分析了UGC短视频这一全新内容体裁正式崛起对papi酱走红的重要性。统计新闻中75.3%含有评论，有关papi酱的的新闻报道很少有客观叙述事实的新闻，很多新闻掺杂着观点和评论（如表1所示）。
4.papi酱新闻报道中高频词汇分析。对统计的267篇新闻报道中所出现的关键词进行了词频统计，最终筛选出10个在报道中使用的次数较高的关键词。papi酱报道中所使用的关键词频率最高的是“网红”，这证明媒体对于papi酱的认知与定性：是新一代网红的代表，网红经济和粉丝经济是媒体对papi酱的重要关注点。“视频”是papi酱报道中出现的第二高频率的词语，媒体认为papi酱的走红和短视频浪潮相关，同时也标志着短视频浪潮已在风口浪尖上。papi酱的广告拍卖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涉及到的高频词有“罗振宇”、“投资/融资/机构”，报道中也通常使用“天价广告费”词语，papi酱的估值以及和罗辑思维的合作是媒体讨论的重点。“内容”、“创新/创作”高频词表明papi酱是原创视频以及创作型网红的代表。此外，“封杀”、“整改”等关键词也占了报道很大比重，papi酱的爆粗口的行为引起广泛讨论（如表2所示）。
三、“网红”报道框架现象的反思
以papi酱为代表的网红的新闻报道存在新闻报道框架，媒体倾向于提供给受众选择好的新闻内容，这些内容包含着冲突性和娱乐性信息。框架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一些新闻细节的牺牲，使得新闻难以客观准确地反映事实。在以papi酱为代表的网红的新闻报道中，缺乏新闻报道消息来源以及客观性的报道非常普遍，比如papi酱报道消息来源方大多来源于papi酱利益相关方：papi酱的合作者罗振宇、其经纪人杨铭、买下她广告的丽人丽妆的黄韬等。
此外，门户网站对papi酱在新闻框架内的报道促成了一大媒介奇观现象。美国学者凯尔纳在《媒介奇观》一书中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屈从于奇观逻辑，因而被“小报化”[3]。报道通过强调“天价广告”“千金市骨”“狂欢”等具有噱头的词汇和papi酱走红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和矛盾冲突等不和谐因素，来迎合生活在新媒体时代网民们的娱乐化的消费。 媒体不仅传播者着知识，而且规范着知识，新闻媒体在新闻受众对于热门事件的议程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规范受众对为止议题可能采取的意见，媒体在报道中要注意到新闻框架的负面影响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四、结 语
新闻业界最基本的职业理念是真实、客观、公正，实际上新闻职业理念更多的是指一种报道方式，或者说在叙事风格上必须客观，至于真实和公正，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媒体的报道框架。新闻专业主义下丰富新闻的内容是媒体记者的手段，搜集相关的新闻背景资料、引用其他人的观点来丰富新闻报道的内容本无可厚非， papi酱新闻诸多报道也采取这样的形式，造成了信息量虽大，但同一阶段的新闻报道高度雷同，结构上呈现曲折状态，这势必会影响新闻报道内在的逻辑性。
参考文献：
[1]沈阳.网红的灿烂与虚浮[EB/OL].搜狐网，http：//mt.sohu.com，2016-04-17.
[2]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北：三民书局，1999.
[3]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荷赛”框架对中国新闻摄影的影响 第4篇
1. 框架理论概念
凡纳入框架的实景, 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部分, 用以诠释现象的“架构”,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框架使人们将社会真想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依据, 人们借由框架整合信息, 了解事实。
本研究试图呈现“荷赛”的获奖作品所选择的框架过程, 进而了解“荷赛”的评选标准, 分析出“荷赛”选择获奖作品的侧重点, 而这些侧重点对中国新闻摄影是如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2.“荷赛”获奖作品的构建框架
“荷赛”从1967年创建开始, 到2009年已经举办了52届, “题材重大、瞬间动人、技艺完美、拍摄难度大、效果显著”这是历届“荷赛”惯用的评价标准。这漫长的历史过程, 每年从众多的参选图片中选出最终的获奖作品, 这无形中烙印了评选者的个人烙印, 而这些个人烙印也是在“荷赛”这个传统的框架中圈定的, 这些都无形中逐渐形成了属于其特有的新闻摄影框架, 也就是其特有的图片诠释语境。
本文选择50届、51届、52届“荷赛”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点评, 共计180幅 (每届各60幅) , 分析“荷赛”获奖图片呈现何种框架模式。
从选择的版本的分析结果看到, “荷赛”的获奖作品“黑镜头”占据了绝大多数, 反映战争灾难的图片也是主角;偏暖的, 社会关怀人文角度的摄影作品相对偏少。当然选择的脚本中会存在着交叉的现象, 诸如在日常生活表现类的作品中也有“黑镜头”呈现, 比如第51届生活类组照二等奖作品“乌克兰矿城”就以非常冷静、冷调、沉寂的镜头语言给受众呈现乌克兰矿城生活中的人们的无望、惶惑的景象。
二、“荷赛”框架对中国新闻摄影的影响
纵观这几年中国参加“荷赛”并获得了大奖之后的种种反应:52届结果公布之后, 杭州日报在头版特别介绍了集团两位获奖者以及部分获奖作品;深圳晚报用了两个专版, 介绍了获奖者的拍摄感言和部分获奖作品。获得了“荷赛”奖之后, 获奖者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于2005年开始创办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 (简称“华赛”) , 其中也见到“荷赛”构建框架的种种影子, 虽然“华赛”强调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但是灾难、战争、黑镜头仍是主角。
一般来说, 新闻框架受到记者个人认知结构、新闻常规、组织内部控制机制及不同立场的消息来源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 对新闻事件具有不同的框架呈现, 而使得媒介诠释出来的新闻也就呈现了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荷赛”, 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迎合, “荷赛”不是新闻摄影评价的唯一标准, “荷赛”构建的新闻框架我们可借鉴, 但是并没有必要盲目崇拜。
三、中国新闻摄影未来的走向思考
1. 于平淡处见细微
凸显在外的灾难表象当然更容易捕捉和获取, 这也是摄影总是喜欢追随战争和灾难的原因, 与此相反, 能在平淡如水日常生活中去敏锐地发现深刻的瞬间, 这是一种更加高潮的思维能力, 而这样的照片, 也许更能真实地表达这个世界。第51届的“荷赛”获奖作品“难民在法国的家”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照中发现那些在战争背后的故事。中国的新闻摄影可以借鉴此路径, 把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融入到新闻摄影中, 把对生活的感悟放置到取景框中。
2.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虽然中国的摄影大赛“华赛”的评选标准中常见到“荷赛”影子, 这并不是说不表现战争、灾难, 而是要通过反映战争制止战争, 通过灾难来制止灾难。第52届“荷赛”中, 中国杭州日报的摄影师陈庆港拍摄“走出北川”的照片获得突发新闻类的一等奖, 照片中一位伤者被几位解放军用担架抬着出了废墟, 伤者的白色被子、浅色的担架与周围记者故意压低的暗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照片显示了摄影师的人文关怀视角, 用暖性镜头的发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对灾难的那种不畏惧、勇敢精神。
3. 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多元化是今年中国摄影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许多中国摄影师, 特别是年轻摄影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荷赛”建立起来的新闻摄影审美观已经为中国人所了解、接受和运用, 逐渐成为我们报道摄影语言有机的组成部分, 成为我国摄影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应该看到, “荷赛”对摄影的评判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欧洲的摄影评判标准, “荷赛”构建的新闻摄影框架也不是唯一的框架, 中国新闻摄影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 找出自己的发展路子, 朝多元化、个性化路线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蓉.荷赛情结与中国新闻摄影[J].中国记者.2000年第4期:P69
浅析框架理论下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第5篇
一、话语的建构突出商业性, 忽视客观性
根据框架理论, 新闻报道是对新近发生的事进行话语建构。表面上看, 它是新闻工作者基于个人框架对事件做的如实报道, 但是这种建构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 新闻工作者用镜头记录事件, 他在记录时很明显会从个人框架出发, 对新闻做一个大体定性, 然后选择一定角度进行拍摄、报道, 进入其镜头的都是符合其主观的诠释基模的, 所以记者本身所选择事实是片面的, 至少是对部分事实的主观重组, 这就给新闻报道带来了无以避免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 在具体新闻实践中,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党性问题、宣传问题还会困扰新闻工作者, 这其中新闻的党性问题最为重要, 这已经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 很多情况下, 只要党性问题解决了, 真实性问题、宣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话语的建构侧重娱乐性, 剥夺受众知情权
当前, 对台湾媒体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岛内新闻传媒的娱乐化有甚嚣尘上之势, 小到对一只宠物的跟踪报道, 大到对政界名人、影视明星的穷追猛打, 再到对绯闻的津津乐道, 都体现了台湾新闻媒介以娱乐为主导的不良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的公平、正义、担当都荡然无存。
对近几年的岛内突发事件进行一个梳理, 我们会发现, “南回铁路出轨事件”很好地暴露了台媒的娱乐相。南回铁路在2004-2006年期间, 在同一地点接连发生了三次出轨事件, 因为有一个投保的新娘在事故中死亡, 媒体便以莫须有的借口妄加揣测, 认为这是一起骗保、蓄意谋杀的案件, 把矛头直指新娘子的丈夫, 之后先后历经丈夫自杀、批判警方、药物中毒等环节, 历经五年后, 因证据不足, 案件被发回重审。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为提高收视率对案件想当然地推理, 更有个别媒体每天还直接冠以“搞轨案第一集”、“搞轨案第二集”, 把案子当做连续剧报道, 真是把新闻综艺化到了极点。这期间, 各种猜测及推理影响了司法公正, 各种不实报道, 对广大受众误导很大, 扼杀了他们的知情权。这一案例中, 岛内媒体的娱乐化倾向显露无遗, 他们对于话语的构建基本是完全不顾事实, 完全丧失了媒体的尊严。
三、话语的接收趋向盲目, 缺乏理智
在新闻媒体娱乐化的进程中, 受众基于个人框架的话语接受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一系列的报道中, 无辜的受众基于个人框架接收新闻事件, 他们总是欣然地享受着更有吸引力的传媒提供的娱乐大餐, 对自己的知情权受侵害的状况几乎浑然不觉。长期的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的娱乐化风潮中, 使人生意义被降解了, 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更恶劣, 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恶果, 是当前传媒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
实际上, 受众话语接收在整个新闻框架理论中非常重要。在正常的媒体环境下, 话语建构与话语接收是一个不断趋同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让受众获得真相, 满足其知情权的过程, 如果话语的接收逐步趋向盲目, 缺乏理智的引导, 再想发挥媒介的监督功能就完全是纸上谈兵了。
四、抵制低俗, 提高品位, 加强监督
针对台湾媒体的娱乐化风气, 大陆传媒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抵制庸俗风气, 真正理解新闻框架理论的要点, 努力提高报道品位。从借鉴意义上讲, 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开展全方位报道, 满足受众知情权;坚守新闻媒体阵地, 发挥监督作用;反对新闻娱乐化倾向,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等等。
记得前几年, 某欧美知名球队造访台湾, 结果几乎全岛的记者全员出动, 争相报道, 从比赛到球星的衣食住行, 进行立体报道, 可谓细致入微, 整个球队在岛时间段内, 几乎所有传媒资源都用在了他们身上, 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报道失衡, 很多当时应该全面关注的事情 (像洪水) 都被忽略了, 这是对民众知情权的极大蔑视。所以, 商业化的新闻运作环境给新闻带来了低俗;娱乐化的新闻播放形式, 使新闻丧失了本身特质。要想实现新闻媒体向原生态的回归, 业界人士应敢于担当, 自觉抵制低俗, 提高个人品位, 为反低俗作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来看, 对于一些低俗新闻在一些媒体上的泛滥, 我们应高度重视, 防微杜渐, 下大力气加以抵制和整顿, 时刻防止走入低级庸俗的误区, 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娱乐氛围, 向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李倩.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电视新闻的新特点[J].现代传播, 2005, (01) .
[2]林祥雨.台湾电视新闻的放大意识和操作[J].东南传播, 2007, (04) .
框架理论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第6篇
一、框架理论的概念界定
框架是源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美国学者高夫曼 (Goffman) (框架理论重要的研究者) 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 再度被引入到大众传播领域, 并成为其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框架, 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因此, 框架可被视为个人或组织 (包括新闻媒介) 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 (1) 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就形成了对于框架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类是指“界限” (boundary) ,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 人们藉以观察客观现实, 凡纳入框架的实景, 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另一类则是指人们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 ,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论外在世界的活动。 (2) 在新闻报道中, 新闻框架也同样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新闻材料的选择, 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两个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 主要指报道对象的圈定、报道内容的表现以及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和主题基调等。 (3) 框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事件如何被新闻媒介主观呈现,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受众如何主观地解读新闻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初框架理论被引入大众传播之后, 许多相关研究就是按这两个层次进行的。
二、框架与媒体角色定位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质的媒体角色定位中的框架理论应用。
媒介环境是指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媒介环境的宽松与否及其形式直接决定了媒介本身的方针、性质、定位、新闻报道形式等。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让其为国家利益服务, 因此传播制度即是社会制度对传播控制的体现。媒体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环境之内, 为本国利益集团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媒体的言行必须符合相关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这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根本。在分析网络媒体对“台海5·20事件”报道问题上即以框架理论为基础, 分析内地、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网站对有关“5·20”事件前后的报道, 三方网站出现了不同的报道框架, 主要体现在选择主题、消息来源和关键词上。媒体通过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 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对于消息来源, 消息主要是来源于官方信息源, 这表现出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过程中媒体对官方信息源的信任与依赖。以台湾网站的相关报道为例:台湾官方是消息源的中心 (40.7%) , 内地官方本着“听其言, 观其行”的原则伺机而动, 是消息源的次中心 (18.6%) , 海外官方以美日为主。框架没有对错之分, 每个事件总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框架。每个新闻机构都有它们自己的政治信仰系统, 都要受到来自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压力, 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新闻框架, 将它们的思想、意识、倾向等反映其中。
借助框架理论分析两岸媒体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新闻报道上呈现上有巨大的差异。在对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的比较研究中, 两岸媒体在新闻材料的选择上, 都表现出新闻材料选择的本地原则:本地新闻材料的选择均占90%以上, 但是对对岸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援引率则较低。它们在报道敏感的政治事件时, 由于受政权控制程度和媒体体制的差别, 两岸的媒体都倾向采用最有利于其观点表达的框架完成对新闻事件的建构。大陆着重于连战的言行的细节描写, 而台湾媒体很少有这方面报道。面对敏感政治问题, 在媒体有限的自由下, 各种媒体的“自由动作”最是有限。
三、框架与受众认知
现在传媒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生活在三种不同的现实中:客观现实, 即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媒介现实, 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媒介世界;受众现实, 即受众通过媒介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其中, 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受众在阅听新闻报道的时候, 会依照过去的经验表现出一定的倾向, 这就形成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趋同、协商或对立, 并实现三种现实之间的转换。在媒体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 由于受众主要通过新闻媒介获知主要事件的消息, 电视新闻报道与受众的回忆大致是一致的, 反映了特殊时期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在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上的趋同性。对“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则说明在重大灾害性事件面前, 主流媒体应该运用及时、准确、全面的新闻框架对事情进行报道, 这有利于受众正确对待社会现实, 否则大道不通就为小道消息、谣言、流言提供了空间, 产生更大的社会危机。
在“5·12”汶川地震中, 无论是对灾情的报道还是对社会大规模爱心行动的宣传启动上,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 媒体吸取了“非典”时期报道的经验教训, 使汶川灾难第一时间得到传播, 使灾民第一时间得到救助。中国人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中国人的爱国情达到最大程度的爆发, 媒体功不可没。一个框架能够涉及的层面越广, 涉及社会成员的范围越大, 动员力就越大, 越能获得受众的支持。
四、框架与媒体舆论导向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同种意识形态下, 同质媒体中的框架理论应用。
用新闻框架理论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能够看出新闻媒体是如何操纵报道进而影响到官方、媒体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记者在反映新闻事件时会受到潜意识的支配, 分析事件进而影响受众。当某种语言惯例化后, 人们就会接受这种语言、这种认知方式, 并把它沉淀下来成为自己认识新事物的基础。而这种认知模式的设立常常是为利益集团一方服务的, 控制语言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 以维护自己的权势。
在“9·11”事件中, 美国媒体利用关键词、形象、信息来源弘扬了战争、军事反应和团结、正义三大主题, 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框架———美国军事领导的国家战争将是阻止突发的恐怖袭击的最有意义的手段。媒体构建的环境让公众认为战胜刚刚经历的恐怖就必须发动战争。结果调查显示92%的人赞成美国对恐怖组织采取行动, 媒体成功地引导了受众舆论。还有在美伊战争中, 美军被描绘成热爱自由的军队, 而伊拉克军队则被描述为残忍、专横, 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媒体在报道国家利益时也常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拯救危机”这些有鲜明框架理念的词来影响全球舆论。
五、框架与事实呈现
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一样, 虽然不能保证让受众怎样想, 但是却可以在让受众想什么上产生效果。在报道中, 媒体通过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加以控制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 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 引导受众对该事件关注度, 让人们对一定的社会事件关注根据报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将社会现实转变成人们的思想。
中国人民对艾滋病的认识过程正凸显了媒体报道呈现这样一个社会现实, 引导受众认知的过程。在过去的19年中, 《人民日报》将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从角落放置到头版, 而且刊登的有关“艾滋”的文章数量急剧增加 (从1985年的8篇增加到2003年的233篇) 。艾滋病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出现是在1996年;2003年, 有8篇有关“艾滋”的文章刊登在头版上,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出现在各个版面上;2003年12月1日, 世界艾滋病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了艾滋病病人, 有关媒体进行了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表态。这一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报纸对艾滋病的报道, 可以反映出在艾滋病问题上中国媒介的发展进程及中国政府的态度、政策的发展进程, 将人们对艾滋病从知之甚少到老幼皆知, 将人们的关注视角从国外转回国内。事实说明我国艾滋病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是不容乐观的, 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六、框架的修辞手法运用
框架与修辞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词被放到了一起, 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在利用框架的方式进行报道时, 间接地达到了修辞的效果。当代中国大陆地区体育报道中, 战争隐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王蒙建议媒体不要过分夸张体育比赛的政治意义, 他同时否定“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由于战争框架和体育比赛框架具有的高度相似性, 战争用语就常常被用来描述体育赛事:“高丽战车碾过巴林”、“半决赛广东主场疯狂屠龙”、“易建联取两双报横扫之仇”等等, 如此种种赛事描绘, 让人们间接地感知赛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抗、比赛的激烈情况, 调动受众积极参与的热情, 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报道方式会引导受众忽略体育本身和体育精神, 而单纯追求比赛结果的胜负, 容易将友谊赛上升为团体或国家力量的对抗。当比赛承载了过多的感情时, 体育比赛就会变质, 国民情绪是比赛不能承受之重。
框架结构可以充当一座桥梁、一种介质, 联系起一切有内在联系、有意义的事情, 达到“1+1>2”的宣传效果, 但是这种联系必须以有利于社会发展为前提。
七、框架的局限与创新
框架是人们接触外在世界, 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解释过程的基础。对新闻工作者而言, 他们在处理新闻事件的时候, 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启动他们已有的认知框架。他们会根据已有的经验框架判断事件新闻价值的大小, 同时在考虑这个事件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社会意义后, 再把它转换为新闻报道。但是正因为经验框架的存在, 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框架以外的真相, 形成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是我们在认识他人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受经历的限制, 我们只能“由部分推知全部”, 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 去推知这个群体的“全体”。刻板印象固然有省事省力的好处, 但不少情况下却会出现耽误大事的判断错误。惯例、常规、传统, 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 便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思维定势。时间越长, 这种定势对人们的创新思维的束缚力就越强, 要摆脱它的束缚也就越困难, 越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刻板印象有超越事实的生命力, 一旦形成就很难因为新信息而改变。
只有思维创新才能时时赋予事件新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在做新闻报道时要永远充满着创新的渴望。思维创新是一种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具有创建意义的思维。它主要是突破定势思维, 包括多个创新方式:发散思维———点燃灵感的星星之火———是从仅有的信息中尽可能向多方向扩展, 而不受已经确定的方式、方法、规则和范围等的约束;侧向思维———跳出原来的圈子;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之。相应地, 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创新:新闻内容创新;新闻形式创新;选题创新;观念创新和语言创新。现在的新闻表现形式、报道题材、风格等相较于以前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如幽默新闻和对比性新闻的出现都是创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①③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第4期, P.55①③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第4期, P.55
新闻框架 第7篇
一、新闻摄影的叙事架构
(1) 新闻摄影的历时性叙事。所谓历时性, 指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和延伸性, 历时性叙事也就是不同时空的叙事, 新闻摄影的历时性叙事主要表现为新闻图片的两种组合, 本体组合分为组照和系列照两种形式, 这种叙事主要是受到漫画、电视以及电影的启发, 摄影补充进连续动态的特点, 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叙事机制, 并以这种形式来呈现和报道新闻事件, 这种新闻报道形式在遵循布勒松的“决定性的瞬间”理论的同时, 也扩展了该理论, 新闻摄影不仅抓住了新闻事件这一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瞬间, 从根本上呈现了事件的本质, 还能够将事物放置到动态的视野中, 将事件这一代表性瞬间再次分割成多个同样具有代表性的片段, 从而放大了事件的“决定性瞬间”。[1]
(2) 新闻摄影的共时性叙事。新闻摄影提供的图片实质上是为受众预设了一个“语境”, 通过对“语境”的理解和解读来达到新闻传播效果, 这就是新闻摄影的共时性叙事, 即将图片、文字以及语境放置在同一个时空中的叙事, 并体现为文字和语境对图片的确证过程, 也是文字、语境以及图片优势互补的过程, 文字和语境对图片的确证实际上就是对图片劣势的一种弥补。
(3) 新闻摄影的“意义漂移”与异化。新闻摄影的叙事架构就是将新闻事件的形象从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剥离出来, 从而使这种剥离成为永恒或者将其称之为“决定性的瞬间”, 新闻摄影主要是通过呈现图片来传递意义, 从而完成新闻报道, 然而在实际传播过程中, 图片的形象容易被固定和保留下来, 而其意义却容易成为“易碎品”, 新闻摄影无论是在架构叙事还是在解构叙事, 其意义都脱离了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 就可能产生“意义漂移”, 这种情况在实际报道中, 通常存在两种状况:当同一张新闻图片被同家媒体反复使用时, 其意义发生了变化;当同一种新闻图片被不同家媒体使用时, 其意义发生了改变。“意义漂移”会使新闻图片的初始意义发生改变, 使得新闻摄影在报道过程中变得非常脆弱, 由于新闻报道重在客观性和真实性, “意义漂移”在新闻摄影框架中, 就不得不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2]
二、新闻摄影的社会建构
(1) 新闻摄影的拍摄。新闻摄影的拍摄主要分为无意识介入和有意识非介入, 如果将新闻摄影提高到社会建构的层次上, 这种无意识介入给人的感觉就是有意识的介入。新闻摄影对新闻事件的“非介入性”就为“不干涉对象拍摄”提供了佐证, 这就是有意识非介入。从新闻报道角度来看, 无意识介入和有意识非介入并不矛盾, 摄影记者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可以选择何时“介入”或“非介入”, 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2) 新闻摄影的控制力。新闻摄影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角色控制和“仿像”控制两个方面, 摄影最初被引入新闻报道是为了将新闻事实“翻译”成能够被“观知”的东西, 但是在实际报道中, 我们发现新闻摄影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 新闻摄影反而使新闻报道多义化, 这样, 原本是全社会通用的政治符码却转变为难以规范其在大众那里的意义。新闻摄影的另一大功能就是“仿像”, 新闻摄影能够将我们看到的世界压缩而变得更为精简, 通过图片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脉络, 然而, 新闻摄影与电视一样, 都在表明自己是提供真实事件的真实手段, 而事实上二者制造的更多的是信息性的事件, 即以信息性事件来取代真实性事件, 当人们丧失对真实事件的认知能力时, 反而更容易受到新闻摄影的控制。
三、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框架内的多重矛盾
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的建构是一种在彼此借鉴、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交互传播”关系, 并以此构成了新闻摄影的多维框架, 在此情况下, 新闻传播中通常所讲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新闻摄影呈现的是一种“全民传播”, 由此可见, 媒介融合打破了新闻摄影传播场域的传受格局。新闻摄影传播场域的传受格局体现为三大特点:其一, 网络提供了一个“权力均衡”的传播空间, 传受开始一体化。其二, 受众对新闻图片具有自主选择权, 接收行为自主化。其三, 观看方式发生转变, 新闻摄影文本数码化。也就是说, 媒介融合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权力, 当然, 这也引发了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框架内的多重矛盾。新闻图片传播途径多元化, 对其复制变得更为简单, 传递更为迅捷, 流通更为广泛, 其结果则是新闻图片的泛滥, 受众可以通过电脑完成这一切, 甚至还可以真正地拥有图片, 在这种情况下, 新闻摄影对社会的控制更趋于隐蔽。
四、结论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复杂的、多维的传播领域, 新闻摄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媒介融合趋势下, 我们有必要对新闻摄影进行重新审视, 并将其纳入一个多维框架中, 多层次的分析新闻摄影的媒介个性、报道模式、传播方式以及社会建构行为, 梳理出其内在的矛盾, 这对今后新闻摄影的学科建设以及具体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媒介融合趋势下, 新闻摄影逐渐开始与电视、网络等媒介接触, 这对新闻摄影而言,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手段, 新闻摄影在目前的传媒格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读图时代”到来, 使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主要对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的叙事架构以及社会建构进行了分析, 并对新闻摄影的多维框架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以期对新闻摄影的学科建设以及具体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摄影,多维框架
参考文献
[1]马林靖.简论新闻摄影报道的多维创新[J].中州大学学报, 2008, 11 (4) :99-101.
新闻框架 第8篇
一、“框架分析”下的央视“典型框架”探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 框架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媒介话语 (文本) 的生产。由于新闻并非自然产物, 而是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呈现, 因而记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整体性的“诠释基模”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 此即“新闻框架” (news frame) 或“媒介框架” (media frame) , 而框架就可被视为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机构在组织事实过程中的主观性介入。[1]故新闻媒介具有“建构社会真实概念”的功能。
(一) 议题框架分析
这一部分的研究是解决“想什么”的问题。麦克姆斯和肖提出, 新闻媒体本身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 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2]而如其主旨所言, 《新闻1+1》中的创办理念是选取当日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那么栏目对“热点话题”的选择和界定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入性。
本文选取2015年4月1日至5月25日的《新闻1+1》为样本, 共计42篇报道, 结合栏目实际情况, 我们将报道主题进行如下分类:国内政治经贸、社会问题、外交事务、港台事务、军事报道等, 根据内容的契合度, 将“国内经贸”的内容纳入中国梦的“国家富强”层面;“社会问题”的报道纳入“人民幸福”的层面;而“外交事务”和“港台事务”则囊括在“民族振兴”的层面。统计在不同议题框架下的内容组成部分, 以此来拟出《新闻1+1》栏目是如何在“中国梦”这一宏观命题下进行叙事的。
借鉴藏国仁对框架理论三层次的论述, 我们将“中国梦”的三大表现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看做是用于确定主题的高层次结构。议题框架中的事件即国内经贸、社会问题等事件看做是层次结构, 议题框架下的微观事件看做是低层次结构。
从表1可以看出, 《新闻1+1》栏目对于涉及“人民幸福”的社会问题报道量居于首位, 占到了样本总数的59%, 其主要内容包括了社会热点的环境问题、网络赌博现象、交通安全以及公权的制约与监督等。选择代表性高、影响力大的事件作为点评对象, 对于尖锐问题不逃避, 不失语。这样对《新闻1+1》栏目的影响力与专业度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居于第二位的议题是在“国家富强”层面的“国内政治、经贸”问题, 占到了样本总量的21%。“央企换帅、国企改革、惩治贪腐”这一系列问题是国家、政府的着力点, 也是新一届领导集团的重拳出击之处。将此类问题放置在这样的比例下, 既通过电视媒体将此类事件公之于众, 侧面解释了党和政府的立场、态度。同时, 从量上来说, 合理地把控了宣传之“度”, 保持在民众可接受、易理解的范围, 完成了作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命。
最后, 居于“民族振兴”层面的“外交、港台事务”, 二者相加占到了样本总量的16%。对于外交问题的选择及报道的数量是有意降低, 也是囿于栏目“社会热点报道”的定位, 在“涉外报道”层面上减少, 增强国内热点报道, 凸显了栏目的接近性和央视栏目布局的互补性特征。
(二) 报道框架分析
报道框架能影响受众对新闻报道的具体感知和解读。如果说“议题框架”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 那么“报道框架”则是试图去影响受众该“怎么想”。由“议题框架”和“报道框架”合力塑造的“中国梦”是一个丰满的具象, 易被受众感知、理解和接受。本文将“报道框架”分为“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两类。
1. 样本选择。在研究“中国梦”这一宏观叙事下新闻评论节目是如何报道的, 笔者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 即分别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及“民族振兴”这三个主题下随机抽取一期节目进行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的研究, 来探求央视《新闻1+1》在报道不同的主题节目下, 其报道方式有何异同。抽样情况如下:1) “国家富强”层面:《季建业:非典型贪腐》20150407。2) “民族振兴”层面:《中业岛,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20150513。3) “人民幸福”层面:《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20150505。
2. 报道手法分析。在《季建业, 非典型贪腐》这一期中, 以季建业在法庭读自悔书的场景开场, 专案组成员讲述整个办案过程, 同时邀请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专家来对案件进行解读, 分析权钱交易的私密性和稳定性特征, 解释法律对于此类案件的惩处力度, 宣扬法律知识, 属于明显的政策性叙事与一般叙事的框架运用。在《中业岛, 这里是中国领土》这一期节目中, 从其标题就可体会出此栏目鲜明的态度。同时, 在节目报道中, 开篇是对“中业岛”的地理位置、主权归属等由主持人进行讲述, 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采用了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同时, 广泛地将国外媒体对中业岛的报道进行原文转载, 以此展示国际舆论对此的态度等, 以全球视野来回应菲律宾一方的说辞。此为全球化叙事框架运用。在报道社会新闻《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时, 开篇渲染故事的氛围, 用打人者和被打者的冲突来吸引观众, 在讲述时注意新闻事件的故事性, 强调别车打人事件的矛盾所在, 辅之以当事人的忏悔进行主题的渲染。属于典型的戏剧性叙事框架范畴。同时, 主持人在旁边以第三人称讲述事件, 客观陈述全过程, 仍然以事实为第一位, 并非为了新闻而编造故事, 增添了节目的严肃性与说服力。
3. 报道方式分析。“报道方式”的划分即新闻的感情色彩上的划分, 以研究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按照感情色彩的划分, 本文将其分为正面 (赞扬事件本身或社会现象的) 、负面 (批评事件主体或社会现象) 、中立 (客观陈述事实) 报道三个部分。在《季建业, 非典型贪腐》这一期中, 虽然内容是在讲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报道对象时, 它用的词汇多为“惩治力度加大”“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彻查”等褒义色彩浓重的词语。在叙述主要案情时则多采用客观报道的手法, 还原事件本身, 报道色彩呈中性。在“民族振兴”这样一个主题层面下的《中业岛, 这里是中国领土》这一期中, 在涉及“中国政府”为主体的报道对象时, 是呈中性特征的, 然而在叙事事件本身时, 作为新闻媒体的《新闻1+1》, 在此时充当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强烈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 不但对此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同时解析了事件背后的动机, 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社会新闻《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这一期中, 节目回归了新闻的本体, 对事件的报道较为客观, 报道方式为原始视频的如实回放、事件过程的全面呈现以及报道方式上的绝对中立。没有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汇。但是, 在面对“打人者”和“被打者”两个行为主体时, 有明显的批评态度, 如“暴力”“赌命”等贬义词汇, 呈负面报道。
二、电视评论节目传播“中国梦”的路径探究
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基础, 探究电视新闻评论在“中国梦”塑造方面的典型框架, 通过以上的分析, 对电视评论类节目在“中国梦”的塑造和表达上, 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 从网络热点中找选题, 以节目定位定基调
网络作为开放的媒介平台, 在其多元化、碎片化的信息中形成“热点话题”, 这一过程本身就完成了初步的内容筛选和关注度聚焦。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进行节目素材遴选时, 应把关注点放在网络热点话题上来, 根据自身的节目定位进行筛选判定。将关注度高、与节目契合度好的话题进行整理搜集, 是扩大节目的影响力、提高收视率的一个良方。
在《新闻1+1》中, 多期的新闻由头皆来自网络热点话题, 成功地将网民吸引到电视节目中来, 不但提高了关注度, 也极好地切合了“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展开评论分析”这一节目定位。
(二) 软化“中国梦”, 巧用“热话题”
作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 自然承担了舆论引导功能。对“社会热点话题”的选择与界定往往决定了受众“想什么”的问题。在《新闻1+1》栏目中, 我们将中国梦的三大主题拆分来看, 在传播“国家富强”层面, 此栏目通过“国企改革”“央企换帅”“惩治贪腐”等作为子话题来进行支撑, 以此反映国家政府的执政与治理能力, 昭示“国家富强”之梦的制度保障;在“民族振兴”层面, 通过对国际的领土纠纷等问题的报道与评论, 表达政府的立场, 体现央视品牌新闻评论的话语建构与博弈能力;再来看表达中国梦“人民幸福”这一内涵层面, 报道与评论聚焦在“环境问题”“网路赌博”等具有尖锐社会矛盾、影响面大的话题上。
可以看出, 在针对与受众息息相关的话题时, 显示出报道的力度较大且更为直接。这也给“中国梦”的传播策略一个提示:宣传中无论是报道还是评论, 并非一味地“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就好, 切到实处, 揭示问题, 解决问题, 站在百姓角度说话, 以此展示正能量, 才是“中国梦”有效传播的正确途径。
(三) 立足深度挖掘, 找准报道框架
电视以其权威性、可信任性在深度挖掘上有着其他媒体难以比肩的优势。在电视评论节目中, 要善于发挥此优势, 将新闻做深做细, 以此来吸引受众注意, 提升节目的关注度。同时, 通过对《新闻1+1》的报道框架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面对不同题材时, 要因材制宜, 确保不同题材的合适表达。
在表现“国家富强”层面, 多用政策叙事框架、一般叙事框架, 以正面报道、中性报道为主, 达到宣传阐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目的;在“民族振兴”层面, 则较多地使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全球化叙事框架, 以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为报道基调, 激发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在“人民幸福”层面, 以戏剧叙事框架、一般叙事框架讲故事, 站在民众的角度表达立场, 用生动的故事、悬念或冲突来报道新闻事件, 与受众保持一个语境, 从而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要：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中国梦”的愿景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传播“中国梦”的理念, 不仅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其的认识, 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的信心与斗志, 同时也是电视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其品牌内涵的重要举措。《新闻1+1》作为央视的一大名片, 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本文旨在探讨《新闻1+1》栏目“中国梦”传播的框架机制, 分析其运作特点和叙事策略, 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国梦》,《新闻1+1》,框架分析
参考文献
[1]张明新.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框架理论的观点[J].开放时代, 2009 (02) :131-151.
新闻框架 第9篇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叙事框架,意见表达
20世纪下半叶,新科技革命浪潮悄然兴起。在这一情势下,信息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打破,新媒体时代到来。相对于传统媒体时期,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环境、舆论环境以及信息生产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传播环境的改变。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结构、经济体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外部条件和情况的转变势必会造成当今传播环境的差异。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新闻就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知识“场域”(Field),即“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在新闻场域内部存在着权力关系,同时新闻场与其他场域(如政治、经济)之间因资本交换的需要而形成互动关系。[1]与其他文化场域相比,新闻场域天然靠近政治场域,受其影响自然在所难免。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处于转型期,影响新闻的外在场域也在发生变化,促进了传播环境的改变。其次是舆论环境的改变。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受众碎片化趋势势不可当,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模式面临着困境。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政府主办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权威被削弱,同时在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及导向方面传统媒体也面临着重重困难。第三,信息生产模式的改变。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生产甚至新闻生产早已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新闻平民化浪潮让传统媒体受到了极大冲击,信息生产的主动权已难独揽在手。
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带给传统媒体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传统媒体的王牌产品——电视新闻节目,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方能争取观众。其中,在叙事框架和意见表达上做文章是电视新闻节目在新媒体时代下改革的重点。
一、新媒体时代的新话语:电视新闻叙事框架分析
(一)重视形式:电视新闻叙事框架的重要性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了“公共机构”的存在意义:“有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2]同样的,电视作为沟通公众的传媒也属于公共机构的范畴,其产品——电视新闻节目更是被国家赋予了引导舆论等重要使命。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已经不满足于电视新闻节目直接陈述新闻事实的方式,而是渴望获取更快、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新媒体在上述方面显然比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更胜一筹。既然不能在内容上做文章,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脱离现状的唯一出路只有改变固有模式,建立新的叙事框架。
相较于其他传统新闻媒介,电视新闻在叙事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电视不仅天然具有报道事件的权力,而且能结合画面声音等视觉符号系统为采集回来的素材重新构建一个时间和空间结构,赋予事件新闻价值和意义。[3]视觉化趋向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目光在电视画面上聚焦,这种用画面和声音重新解读新闻的方式让电视新闻不单纯停留在客观叙事上,也兼具情感的表达,引导着受众对新闻的特别解读。
(二)透过“大陆游客香港被打死事件”看电视新闻建构的力量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固定地将“眼见为实”当做思维模式中的定式。基于这一点,受众总是相信这样一个“神话”:只要新闻话语叙述的是事实,并对其不作任何评论,这样的新闻便是客观的、公正的。[4]然而,受到政治、经济、历史等外部条件的制约,任何呈现在受众眼前的新闻都是媒介再加工后的产物,并非纯粹的事实。同样的,电视作为媒介也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主要来源于在新闻中处于当权者位置的新闻来源,而主持人一方面起到向受众传达所谓“新闻事实”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被“真正的说话者”限制和约束。
虽然每档电视新闻节目均会借助所谓的“真实”及“现场”的流动画面(镜头语言)获得传播效果,但是因其受众差异会选择不同的叙事框架,形成不同的舆论倾向,造成受众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解读。例如,今年10月19日发生的“大陆游客在香港拒绝高价购物被拉出店外打死”事件,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选择了不同的叙事框架。作为官方“传声筒”的代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针对该事件的报道中不乏“疑似”、“是否”等模糊的用词,同时侧重于事实的陈述。主持人的现场连线选择了本台驻港记者,而不是香港方面对此事的直接负责人或现场目击民众,说明整个新闻节目仍然建立在表达官方立场的基础上,且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提出应归责于谁。这样的叙事方式呈保守谨慎的态度,给受众留下思考的空间,舆论导向性也不明显。相较于受限较多的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则在对该事件的报道上更加灵活,个性化的叙事语言和方式是其亮点。深圳卫视《正午30分》栏目就明确提出了“游客在港被打死,板子该打哪?”的问题。围绕这一论点,主持人毫不隐晦地表达出“此事件让内地人遭受到‘灭顶之灾’、打死陆客纯属‘野蛮行径’”的言论,同时时事评论员也明确指出“香港脱不了干系”。犀利的言辞让受众对整个新闻节目的立场一目了然,也让赞同这一立场的人与电视新闻节目中阐述的观点产生重合,从而衍生出符合这部分受众价值观的舆论。相较于央视新闻频道和深圳卫视的报道,东方卫视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则添加了现场采访的环节。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同一时间到香港旅游的旅行团团友,获取最靠近事发地的信息。“不购物就打”、“我跟着看,竟然打到嘴角流血”等目击者的话语以同期声的方式播放出来,让新闻节目的全面性、客观性得以提升。
(三)构建叙事框架的关键:从多种叙事视角出发
针对同样一件事,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叙事视角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奈特认为叙事视角可分为三类:“我们把第一类,即一般由传统的叙事作品所代表的类型改称为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将第二类改称为内聚焦叙事,第三类改称为外聚焦叙事。”[5]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又被称为全知视角叙事,这种叙事视角的优势在于叙事者可不受任何视域的局限,叙事角度灵活自由,有利于增加报道的权威感和可信度,从而获取受众的信赖。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东方卫视对于陆客在港被殴致死的报道就采用了该种叙事视角,主持人对事实的陈述与现场目击者同期声的结合让整个新闻报道更加全面可靠。这种个性化的叙事视角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同时带动观看这档节目的观众的情绪。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则采用了外聚焦叙事(又被称为纯客观叙事视角),相对于其他两种视角,新闻事件的叙事者必须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不能偏袒事件主体的任意一方,只对事件过程进行阐述,不掺杂个人观点。选择这样的叙事视角对于官方代表的中央电视台是较为合适的。
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同一事件不同叙事框架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产生的传播效果也截然不同。新媒体时代下,各大电视新闻节目要根据实际,选择与自身受众群体相适应的叙事视角,从而建构起多样的叙事框架。
二、提高电视新闻的锐度:用意见表达占据话语制高点
(一)“表达”——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核心
在中国社会转型之前的传统媒体时代,人们通常把新闻等同于信息,阅读新闻的过程就是接收信息的过程,媒介和受众的互动极少。随着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了当前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6]不同阶层开始出现并作为新的社会力量,并逐渐有了需要迫切表达的利益诉求。当各阶层群体开始固定后,高度的群体认同感随即产生。这就促使不同阶层成员们将表达的欲望转化为表达的勇气。在此环境下的受众已不满足于接收电视新闻节目单纯叙述的事实,他们在渴望了解真相的同时也期待媒介能引导其对事件的判断。
新闻的功能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意味着媒介应该对固有的新闻报道作出改变。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高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必须从锐度入手。所谓“锐度”是指电视新闻的意见表达,也是当前电视新闻较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在当前竞争严峻的形势下,诸如中央电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介在突出新闻“锐度”方面已经迫在眉睫。
(二)意见表达是重塑电视新闻权威性的必经之途
受到新媒体时代的冲击,电视在新媒介的优势面前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不如从前。如果电视依然从事简单的信息收集和播报工作,其前景将令人担忧。既然在日趋开放的社会中依靠纯粹的内容已不足以制胜,那么“敢说”就势必成为了电视新闻吸引受众的新途径。正因为意识到该问题,不少地方电视台(如深圳卫视、凤凰卫视等)已经采用在节目中表达对新闻事件意见的方式来制作新闻。
在新闻范畴中,意见表达分为两种,即“隐性表达”和“显性表达”。“隐形表达”指在新闻报道中选用何种框架、视角、叙事方式来隐晦地表达意见倾向;“显性表达”指媒介人物直接代表媒体言说,发表意见。[7]上文中提及的深圳卫视的时事评论员就陆客在港被殴致死一事在节目中直接发声,称“香港脱不了干系”,这属于“显性表达”。而东方卫视则从现场目击者的视角出发,站在最靠近事发地围观者的立场隐晦地表达意见。这些方式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各电视台自己的观点,与此前仅仅陈述事实相比是巨大的进步。近年来,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央视也开始开办一些新闻评论类的栏目,如《新闻1+1》。从观众的反馈来看,这种“说实话、说真话”的新闻节目已经获得认可。因此,通过强化意见表达来重塑电视新闻权威性已成为电视媒介的必经之途。
三、电视媒介在新闻叙事框架和意见表达中的现实局限和方法分析
意识形态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它不是人脑固有的产物,而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对于原本是哲学范畴中的概念,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意识形态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即将原初事实进行‘符号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特定的诠释事件的‘框架’(frame),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结果。”[8]从这一点来看,新闻话语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因为从对事实进行取舍再到新闻节目制作完成的过程本身就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电视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简单的读者需要,而是更为深层的价值尺度、道德要求和特定的价值指导。[9]换言之,这是电视新闻构建叙事框架时的现实局限。
人们对特定事物总存在某种固有的、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意识被称为“刻板成见”。[10]它会左右受众对某种事物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由此观之,电视新闻节目在构建叙事框架时,切忌脱离受众所固有的接受心理和价值观。例如,各大电视台针对陆客在港被殴致死事件,虽然都从不同的叙事视角建构出不同的叙事框架,但是归根到底它们都是建立在同一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若有任何一家电视媒介持“香港打死人者无罪”的观点,则这家电视台的看法必然会被受众排斥。高度接近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价值观是电视媒介选择新闻叙事框架的必要前提。
关于意见表达方面,电视媒介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下“说实话、说真话”,同时要说得有广度、有深度,方能在提升电视新闻公信力和权威性方面闯出一片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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