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范文

国家资本范文（精选12篇）

国家资本 第1篇

一、智力资本发展概述

(一)智力资本的发展现状

从研究阶段来看,智力资本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从研究方法来看,静态和单维研究居多,动态和多维研究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公司层面研究日趋成熟,国家层面研究相对不足;从中外研究来看,西方研究较早,我国发展相对迟缓。

(二)智力资本的定义

国内外普遍认为最早提出智力资本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1988),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智力资本完整的定义。智力资本最早的定义源于美国学者托马斯·A·斯图尔特(2003)在《财富》上发表的文章,该文基于竞争优势视角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在后续的发展中,Edvinsson(1997)吸纳了托马斯·A·斯图尔特的观点,认为智力资本是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自身独有的知识、经验、技术、与客户的关系。Muhammad Khalique(2015)以资源观为基础,认为智力资本是无形资产或资源的集合,如知识、技能、专业技术和经验、客户关系、数据库等,它们可用来创造组织价值,为组织提供一个竞争边界。研究学术界智力资本定义过程的演变后发现,一部分学者基于智力资本结构的考量,主要从“是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两个层面来挖掘智力资本的本质;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出于对智力资本内容层面的考量,认为知识与信息等要素、与智力资本相关联的经济价值都应该在智力资本的定义中有所体现。

(三)智力资本的分类

最早提出智力资本分类的是Edvinsson(1997),他以保险公司Skandia为研究对象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后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客户资本和组织资本。欧洲的一个研究组织——Meritum(2002)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欧洲委员在Meritum的基础上提出,智力资本是组织人力、关系、组织资源和活动的总和。目前,智力资本分类主要采用Meritum的“三分法”。

(四)智力资本计量的模型

关于智力资本内涵及组成要素的研究极大地带动了智力资本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发展,由此,学者们逐渐把目光由智力资本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具有难以量化的属性,智力资本定量研究往往聚焦于模型的构建和评价指标的选择。Edvinsson和Sullivan(1996)提出智力资本评价模型——Skandia导航器,采用164个细化指标对智力资本进行计量,这些指标涵盖组织的五个方面,即财务、客户、过程、创新与发展、人力。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可以分为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和以非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具体如下:

1. 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

以财务指标为主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将财务指标作为衡量企业智力资本的关键性指标,忽略了非财务因素对企业智力资本评价的重大作用。主要包括:EVA(Stewart,1997)、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模型(Stewart,1997;Luthy,1998)、KCE模型(Lev,1999)、托宾Q比率(Tobin,1969;Bontis,1999)、IAMV(Standfield,1998)、HRCA(Jahansson,1996)、价值探索模型(Andriessen和Tiessen,1998)、TB(Brooking,1996)、IAV(Sullivan,2000)、IVM(Mcpherson,1998)等。

2. 以非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

着眼于企业战略资源测算的平衡计分卡模型(Kaplan,1992)、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法(Jahansson,1996)、Skandia导航器(Edvinsson和Sullivan,1996)、无形资产监控(Sveiby,1997)等是基于非财务视角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的典型代表。

尽管智力资本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发展已臻完善,但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企业,针对国家智力资本计量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学者们侧重于企业智力资本与成长性、绩效、创新能力、融资能力之间的实证研究。

二、国家智力资本发展概述

(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现状

作为智力资本研究的空白领域,近年来,国家智力资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具体来说: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围绕国家智力资本的特征、分类及比较研究而展开;在研究地域上,西方国家研究较成熟(见表1),国内的研究相对迟缓;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倾向于实证检验范畴,规范性研究较少,系统性分析匮乏,片面化描述居多,单维研究盛行,多维研究稀少;在研究目的上,主要关注绝对的国家排名,忽略相对的国家战略部署。总之,目前的研究对国家智力资本的构成及实质内容界定不清,研究数据的实用性与研究措施的可操作性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智力资本的内容及成分构成(Bontis,2004;Hervas-Oliver和Dalmau-Porta,2007;Lin和Edvinsson,2011;Stam和Andriessen,2009;Stahle和Bounfour,2008;Weziak,2007)。

(二)国家智力资本的定义

随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进程的快速推进,不同研究阶段的智力资本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Edvinsson(1997)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隐藏在私人机构、企业、协会、社区和地区中的价值,它们是财富创造的来源,是未来福利的根源;Malhotra(2003)和Bontis(2004)从国家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出发来揭示其内涵,前者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拥有进行财富创造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功效,而后者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一种“营养”和未来福祉的培育;Andriessen(2005)将无形资产的概念引入国家智力资本的定义中,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国家和区域可以利用的所有无形资产,它能够产生比较优势,继而通过整合来创造未来的收益;Lin和Edvinsson(2011)基于资源观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一种由智慧、能力和专业知识组成的资源束,它形成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奠定了未来经济的增长基础。国家智力资本最初作为一种政策管理工具,主要用于帮助当局者更好地管理无形资产,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智力资本侧重于不同地域及国家之间的比较。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Stam和Andriessen(2009)分析得出国家智力资本“相对优势”和“未来收益”的本质属性。国内关于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陈武和王学军(2010)对国家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区域化,提出了包含国家特色的区域智力资本定义,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价值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存在完全契合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国家智力资本知识化。

(三)国家智力资本的分类

国家智力资本研究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学者对其分类体系展开研究后得到的结论不统一(详见表2)。尽管国家智力资本分类体系众多且不统一,但是不同的分类体系中所包括的成分及二级指标均存在较大的重叠性,本文采用Meritum的“三分法”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分类,即将国家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四)国家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型

随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相关研究趋于成熟。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研究内容主要着力于进行比较、分析不断趋同(Romilio Labra和Paloma Sanchez,2013)。在学术发展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出现了通用的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它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Lin和Edvinsson,2011;Stam和Andriessen,2009),而不仅仅是关注单一的国家智力资本排名。国家智力资本对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经济危机的合理解释便是通用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引用的有力典范(Lin等,2012)。以无形资产的管理视角来看,可靠、便捷的智力资本计量方法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在国民经济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无形资产(Malhotra,2001)。通过对现有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模型的分析比较,可以将国家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分为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两类:

1. 宏观模型。

(1)单一经济增长模型。单一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是基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机理特别是对研发和组织资本的投入而建立的。这种模型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视角,即仅仅关注智力资本的投资却忽略了智力资本当前的发展状态,只关注私人部门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其他部门智力资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对社会其他部门的关注很少,如第三部门(协会)与第四部门(家庭)的角度都被忽略了(Corrado等,2006;Piekkola,2010)。

(2)竞争力模型。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于2011年共同提出了竞争力框架模型,该模型主要测量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力。该模型的大部分内容可用于解释智力资本,但同时也包括非智力资本部分,比如硬件等。尽管国家竞争力不完全等同于智力资本,该模型并不直接关注于智力资本,但其中涉及的智力资本指数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标准(Jose Luis和Hervas-Oliver,2007)。

(3)新元素模型。以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国家智力资本模型,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区域发展水平(Jose Luis和HervasOliver,2007)。国家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创新网络,主要以全球竞争力指数来衡量,是组织层面披露智力资本的模型。Jose-Luis和Her⁃vas-Oliver(2011)通过对欧洲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智力资本的实证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智力资本的排名一致,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重叠性。

2. 微观模型。

智力资本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主要以微观经济视角,侧重于分析智力资本如何计量、记录与报告,并提出了不同的计量模型和分类体系,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项研究成果:一方面证明了在知识背景下,智力资本对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将智力资本分为三大类型,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Nick Bontis,2004)。智力资本动态观是智力资本微观角度研究的又一项成果,智力资本动态观主要源自RBV(企业资源)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是资源束,并且以无形资产为主(Barney,1991;Grant,1996;Peteraf,1993;Wenerfelt,1984)。在后续发展中,微观层面的分析框架也可用于解释国家背景下相关问题,并且认为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转换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性(Bounfour,2003;Pirjo Stahle和Ahmed Boun⁃four,2008)。

3. 公司与国家层面计量模型的分析比较。

公司层面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广受接纳的分类体系,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三大类型,而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是在微观层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Stahle等,2011;Lazuka,2012),国家和公司层面智力资本的研究差异主要在于其所包括的信息数量和研究实体的特殊性(Lo⁃pez等,2011)。此外,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时要求排除每个国家的特异性,因此,当考虑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战略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智力资本比较值得商榷(Salonius和Lonnqvist,2012;Kapyla等,2012)。尽管一些评估国家智力资本的模型是在公司模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区别,如表3所示:

公司计量模型与国家计量模型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的目标和结构不同。公司计量模型主要考量公司的战略目标,依据公司的类型或者战略目标进行“公式化”操作,并且公司层面的计量模型趋向于通过一系列指标提供信息。而国家计量模型是一个更加标准化的方法,即在国家层面上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并采用复合指标进行报告,以及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三、基于宏观和微观角度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

设计依据:①现有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主要着眼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将宏观与微观层面有效地结合起来,比如Skandia导航器模型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将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与国家现阶段的战略目标相联系,有失偏颇。②宏观层面的研究,如竞争力模型,虽然在宏观层面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但主要关注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排名和基准测试,对自身的发展情况研究较少,对微观程度上的投入产出指标分析涉及较少,对国家智力资本的内在发展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③传统的国家智力资本研究重点关注国家智力资本的计量,对国家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缺乏反馈机制,使得国家智力资本发展的投入产出链条上缺乏有力的反馈措施。

国家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主要分为投入、转化、产出以及评价反馈四种模块(详见下图)。

1.投入模块。

劳动、资金、技术和企业家才能以要素聚集的形式形成要素包,要素包通过各项二级投入指标作用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例如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构成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供应商及客户关系维持的投入构成对关系资本的投入;对ERP、XRBL等商业软件的投入及开发构成对结构资本的投入。

2.转化模块。

针对国家智力资本在我国发展的新情况,将转化模块中的智力资本部分表述为智力资本库。该模块主要阐述智力资本各维度之间的转化机制以及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协同机制。转化模块存在的重要作用是为投入模块向产出模块的转化提供可能性,不仅仅是一种桥梁,更是一种转换器。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资源的配置最优化与产出最大化,是转化模块发展的核心机制。

3.产出模块。

产出模块主要通过绩效来衡量,传统的绩效评价侧重于对经济绩效的研究,即主要关注国家智力资本与GDP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保证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研究的全面性,将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的研究内容从单一的经济绩效维度扩展到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两个维度。对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研究完全契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愿景,遵循了我国经济社会当前的发展战略。

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产出主要是以各种产出二级指标进行加总输出,例如GDP作为经济绩效的度量指标,GDP的输出是通过其所属的二级指标进行加总得出的。通过各种绩效以二级产出指标(如收入水平、就业率等)的形式进行反向分解,并归纳汇总,得到社会绩效(人力资本1、关系资本1、结构资本1)、经济绩效(人力资本2、关系资本2、结构资本2)和生态绩效(人力资本3、关系资本3、结构资本3)。其中:

通过这种形式将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转化为人力资本贡献、结构资本贡献与关系资本贡献,形成人力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贡献、结构资本投入与结构资本贡献、关系资本投入与关系资本贡献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更好地揭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投资效率关系。由此得到:

(人力资本贡献-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100%=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关系资本贡献-关系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100%=关系资本投资回报率

(结构资本贡献-结构资本投入)/结构资本投入×100%=结构资本投资回报率

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更好地明晰国家智力资本各维度的投资效率,使管理者当局能够有的放矢,合理进行资金的投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国家当前的政策选择提供导向,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管理窘态出现。

纵向分析:将连续年度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关系资本回报率和结构资本回报率与对应年份的国家智力资本绩效进行统计回归,探寻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定性层面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

横向分析:将某年度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关系资本回报率和结构资本回报率以及各维度的绩效与相似背景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对东亚五国的比较等,分析存在的差异,为我国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借鉴。

同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投入与产出模块之间的对比得到总的投资回报率,即:

(国家智力资本绩效-国家智力资本投入)/国家智力资本投入×100%=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通过测算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可以对当前的国家智力资本发展状况做出一个合理的预估及评价,将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与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将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与当前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4.评价反馈模块。

该模块主要连接投入模块和产出模块,根据评价反馈的结果,管理者当局可以更好地指导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投入的增减变动所形成的乘数效应来放大或缩小国家智力资本绩效。

政府、社会部门、私人机构、企业是知识社会的元素主体,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应该以宏观的知识背景为基础,上图中双向箭头表示知识在各元素主体之间流动,流动的方向遵循资源论,即由知识富集的主体流向知识稀缺的主体。

5.国家智力资本边界。

在传统的封闭模式下,国家智力资本的发展形态趋于稳定,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国家智力资本各维度的结构由于信息流的冲击呈现流动性状态。同时物质资本的发展也深受影响,传统的国家智力资本边界被打破,依据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愿景,国家的绩效研究由传统的经济绩效研究扩展到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层面。

基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系统,综合考量了宏观(国家的战略、目标、愿景)与微观(投入二级指标、产出二级指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关系资本投资回报率、结构资本投资回报率、国家资本投资回报率等)两个维度,并且在整个闭合循环系统中增加评价反馈模块,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国家智力资本实践。结合当下的发展新动态,在该评价系统中融入智力资本库的概念,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率、关系资本投资报酬率、结构资本的投资报酬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模拟最佳的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资源配置比,实现国家绩效最大化。

四、国家智力资本未来发展展望

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宏观环境下,我国的经济继续“换挡调速”,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将会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确保中国经济“快车换挡不失速”。“一带一路”、“两会蓝”、“新常态”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合理配置,更需要发挥全社会范围内智力资本支持作用,而我国当前智力资本的研究仍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这对智力资本的有效发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放大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效应,又快又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好循环发展,将是我国智力资本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现有的智力资本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司层面,国家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明显不够。智力资本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战略管理工具,不仅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智力资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剂”,因此研究国家智力资本很有必要。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 第2篇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3]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

福利制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产物，最初创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传统的福利制度——消极福利制度似乎走到了尽头。

第一，失业危机。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月平均823万人，到1975年达1448万人，增长76%。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4.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1980年美国失业率为7.4%，1982年则上升到10.8%，达1220万人。[4] 1993年美国仍有6.8%的工人失业，即至少有874.3万名美国工人找不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5]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福利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

第二，财政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最集中地体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

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2.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上升到29.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38.2%。1951年至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6]

德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1991年以后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75%，远远高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瑞典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公共支出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而同期的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直到80年代势头才有所控制，稳定在60%。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1950～1960年，瑞典中央财政赤字增长了1倍，1960～197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4倍，1970～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12倍。70年代以前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而到了1986年竟达到13%，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956.3亿克郎，[7]被人们讽刺为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园。

第三，老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以前是4个就业者负担1个退休者，到203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每3个就业者将负担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将是2:1。[8]

目前，日本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70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有1800万，也就是说4人养活1个老人。日本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日本总人口是1.26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多达22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率，从197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17.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2.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老年人年龄构成的变化，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金和医疗以外还需要照护的保障，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9]

目前，美国65岁以上者占人口的13%。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20%。人越老，医疗开支就越大。目前美国占人口比例12%的老人，却花费了医疗费用总数的1/3。30年后，老人的比例约20%，医疗费用会占2/3。[10] 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2.1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目前是平均3.4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11]

据统计，英国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仅为75万，90年代为200万，2020年将为300万；工作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随之变化，40年代为5?1，90年代为3.3?1，2020年将为2?1。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半需支付养老金。

瑞典是长寿国家，社会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瑞典，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一切由社会负责。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3.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

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16.5%下降到6.7%；工矿业由29.1%下降到26.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21.9%上升到28.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著称。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

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

“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辨析 第3篇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经济手段；发展模式；私人资本；新兴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27-04

“国家资本主义”本不是一个新词，早在19世纪末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就有学者把上述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现象做过认真分析和评价。他们所使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其涵义是清楚的、明确的。但是近年来，西方一些右翼学者和政客给中国、俄罗斯等经济增长较为迅速的新兴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攻击这些国家扶持国有经济发展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做法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造成了威胁。他们宣称“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市场的效率大规模降低了，并使民粹主义政治进入了经济决策中。”[1]一时间，“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国际政经界的热点话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西方少数人的上述做法，无非是通过诋毁中国等新兴国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制造障碍，以达到遏制这些国家发展、维持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霸权地位的目的。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其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他们故意误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颇有几分学术味道的标签却迷惑了不少人，也造成了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澄清其准确内涵。

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成分，而不是一种发展模式

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它们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列宁给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分别下过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2]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3]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归纳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共同点，即由国家政权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由此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社会经济中众多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国有企业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众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私人企业，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我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及为数众多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列宁在1921年就曾经指出，苏俄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以下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显然，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或一种经济成分，与其他经济成分相并列。而且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它都不曾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等以国家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国有企业就在小范围存在。马克思在1857年1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表明，当时就有国家资本主义现象存在。马克思写道：“法国的资本……在商业本身中照旧是胆怯、吝啬和谨慎的。投机狂（它反过来的确又成为稳固的商业和工业的前提）其实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作为真正的企业主的那些部门。象法国政府这样的大资本家，即使成为自在的破产者（用一个黑格尔可能用的说法），它还是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多维持些日子，这是十分明显的。”[6]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批判过把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写道：“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7]在1891年3月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对资本主义的国有化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由国家或者地方机关为剩余工人提供工作以及食品贸易的国有化，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应提得比您信中所提的更广泛一些。这里不仅应包括本国食品的贸易，而且应包括其生产。不然，您如何给剩余工人提供工作呢？要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剩余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可是，这里我们就涉及到剥夺土地私有者的问题了，这已大大超过现代的德意志国家或奥地利国家所能实行的限度。……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8]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国有企业等国家资本只不过是一种改变了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从属部分，资本主义绝不会容忍国家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恩格斯的这一判断得到了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行，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力量大大加强。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指国有企业，而是另有所指。列宁曾经把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租让制，即国家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出租给资本家，后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第二种是合作社，即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第三种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9]第四种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10]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按照上述标准，当前中国经济成分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一些为国家或国有企业加工、代工的民营企业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endprint

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看作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曲解，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掌握的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现阶段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经过改制，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它的资本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公有性质；它的主要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它的全部利润首先归国家所有，然后根据需要在国家、企业和相关人员之间分配；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服从国家总体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它还要承担大量其他经济成分可以不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公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

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立、相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就有学者批驳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加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反复引发经济危机。为了缓和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越来越深地介入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摆脱殖民统治，取得国家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建立和扶持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改造传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建立了直接由国家控制和经营的国有经济，而且国家对其他经济成分的监督和控制也大大提高。于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一种新型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出现了，并冠名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他们不加区别地把这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统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左翼学者Alex Dupuy和Barry Truchil早在1979年就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11]他们指出，区分不同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根本依据，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在私人资本所有制基础上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既描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又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含糊不清的。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的介入和干预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私人资本并没有从属于国家，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运行也并没有置于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固有要素，只不过比以前发挥了更大作用。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中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内容，因而是难以成立的。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更是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在计划经济部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具有商品的属性；其次，不能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与资本家阶级在功能和作用上划等号，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既不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也不能购买劳动力；第三，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围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还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但它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受到国家政策的监督和限制。

今天的社会主义虽然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当前宣扬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者和政客把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捏在一起，强行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混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在理论和逻辑上是混乱的。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手段，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发挥不同的作用

如前所述，列宁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区分不仅仅是为了标示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背景，更主要地是为了突出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仅其内容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其作用也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劳资矛盾的加剧、公共产品的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私人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整体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客观上要求国家作为资本家总体的代表，利用政权的力量，协调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维护资本的总体利益。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为资本的总体利益服务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忘记了自己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甚至鼓励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出于两个目的：第一，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在夺取政权初期，都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小私有者的改造，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此列宁特别赞赏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甚至说，把德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用无产阶级国家来替代，就可以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苏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式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12]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将私人资本逐步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将其改造成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二，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以促进经济的发展。1921年以后，列宁逐步认识到，在苏俄这样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完全取消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保留资本主义，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但是必须把它置于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国家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本、厂房设备、土地和其他资源，与私人资本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灵活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endprint

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其社会制度中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维护作为社会统治精英的资本家集团的总体利益，而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故意混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指责中国等新兴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维护少数统治精英的利益，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三、西方学者和政客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抹黑中国等新兴国家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标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封面文章，指责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正在推行一种新的混合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贸易公平，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该文章的观点得到了《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著名媒体和一些学者、政客的呼应，一时间造成巨大影响。近年来对新兴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董事长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他于2010年出版了《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宣称一种新的制度——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崛起，对自由市场制度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该书中，他把“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国家主要为了获取政治收益而控制市场的制度”[13]，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目标不是经济上的（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政治上的（国家权力和领导集团生存机会最大化）。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制度有两个本质区别：第一，自由市场制度把政府介入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手段，目的是把经济从衰退中挽救出来，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把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作为长期的政策选择，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第二，自由市场制度把市场看作为个体创造机会的引擎，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把市场看作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工具，至少是服务少数统治精英的工具，它通过市场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扩展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布雷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的主要工具有以下四类：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这些工具，新兴国家的政府不仅控制了本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造成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新兴国家市场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进入新兴市场。由于这些国家开放哪些市场以及开放程度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造成西方公司对这些国家的依赖。为了在新兴市场做生意，西方公司和政府不得不屈从这些国家政府的意志。一旦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发生政治冲突或商业冲突，西方公司就面临危险。第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政府的力量，扶持本国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与西方国家的公司展开竞争，或进行跨国兼并，利用主权投资基金进行跨国投资或收购。为了抢占市场、获取西方公司的技术，或达到其他目的，这些企业往往不计成本，这不仅扭曲了市场机制，而且威胁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安全。第三，由于新兴国家的政府多为独裁统治，它们不会面临反对党、法院或独立媒体的约束，因而更倾向于采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本国经济，保护主义削弱了自由市场制度创造机会和经济繁荣的能力，对全球经济造成危害。

布雷默等人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武断地把国有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划等号。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不再赘述。他指责中国等国家控制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国有资本是为了获取政治收益，即为了维持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力，这是不顾事实的臆断和中伤。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好，主权财富基金也好，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其基本目标也是收益最大化。它们都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而且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严格的考核制度。国有企业经过多轮以政企分开为目标的改革，现在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所谓国家通过国有资本获取政治收益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况且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它是唯一的执政党，没有其他政治集团可以合法地挑战它的执政地位，它根本不需要通过国有资本获取什么政治收益。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多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需要通过干预和调节经济，以经济绩效来换取政治收益，即连续执政的机会。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充分揭露了这一事实。

西方媒体和学者指责中国等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贸易公平，更是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长久以来，世界贸易体系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输出的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则是资源型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垄断地位，以超高价格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品和服务，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通过不平等、不对称的贸易结构，全球的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贸易体系毫无公正可言，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进出口总额最大的国家，实际上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体系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产品以价格低廉闻名全球，这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以廉价的服装、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利益受损的是中国。西方国家在享受中国廉价产品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破坏了贸易公平，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至于说中国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这也无可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晚，实力较弱，靠自身根本无法与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展开平等竞争。更何况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同样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开拓市场。西方媒体为此而指责中国等新兴国家是毫无道理的。说到底，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给中国等新兴国家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因为新兴国家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动摇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他们妄图通过各种手段为新兴国家设置障碍，阻止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长久地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终究是会被推翻的，这一世界大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西方少数人的魍魉之计注定是徒劳的。

参考文献：

[1]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J].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5）：11-17.

[2][3][4][9][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0、670、490、508、508.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1319-132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3-16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

[11]Dupuy，A. and Truchil，B.，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J].Theory and Society，1979，（1）：1-38.

[1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6.

[13]Bremmer，I.，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M]. New York： Penguin Group，2010：43.

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广告” 第4篇

以往我们习惯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低调和韬光养晦的谋略, 很少像现在这样高调出击, 主动在全球做起了“形象广告”。笔者认为, 这不是一种偶然和表象, 而是这个时代语境之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 经济学者估测今年大陆GDP将超越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影响力,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随之提升, 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力就体现在,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占据了国际市场。我国大陆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欧盟和美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制成品的经济体。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制造业将不断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和扩张。据统计, 2002年至2008年, 中国企业的年度对外投资额从27亿美元增长到约560亿美元,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6%。“中国制造”越来越响当当, 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

其次, 这次的“国家形象广告”, 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 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要顺应这个潮流,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 就必须擦亮“中国制造”这个招牌。在这样的境况之下, 公共管理部门主动出击, 启动“中国制造”海外宣传, 展现我国“软实力”, 是必要的, 也是及时的。

从一个更深的层次和视角看, 依照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新世界的冲突根源, 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 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比如, 据统计, 1994年以来, 麦当劳在全世界的连锁店增加了13000家, 美国以外的连锁店达17000家。麦当劳的快速扩张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国式文化”的扩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把文化现象视为一种特定的符号资本形式, 可以在实现利益的斗争中使用, 并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

现在, 公共管理部门启动“中国制造”海外宣传, 推出一系列全球广告, 在CNN等国际主流媒体上投放, 虽然还算不上是“文化资本”, 但已经具有了这一概念的启蒙因素, 可以看作是“文化资本”的萌芽状态。

但同时应该看到, “中国制造”品牌的叫响, 不是仅靠一系列“国家形象广告”就能实现的。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制造”总体上仍然处于国际市场产业链的底层, 得到的利润少, 回报少, 甚至一度被贴上“质量差”的标签。而要改变这种状况, 一方面固然需要“国家形象广告”的“自证清白”,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要为了质量打拼, 为了国际市场信用打拼, 以“中国制造”响当当的产品质量, 来占领国际市场, 打造“中国制造”的良好口碑和良好的市场形象。两者相得益彰, 里应外合, “国家形象广告”才会有意义, 才能逐渐升华和积淀为“文化资本”的一部分。■

国家资本 第5篇

（2000年10月24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2000‟439号）

第一条 为了鼓励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促进矿业和地质勘查行业的发展，维护国有资产权益，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财综字„1999‟74号）和《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综字„1999‟183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有矿业企业和地勘单位（以下简称“申请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在申请出让探矿权采矿权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将应缴的探矿权采矿权采矿权价款部分或全部转增国家资本：

（一）勘查、开采国家紧缺矿产资源的；

（二）在国家确定的贫困地区和重点开发地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

（三）大中型矿山企业因资源枯竭，勘查接替资源的；

（四）国有矿业企业经批准进行股份制改造或中外合资经营时，国有资本持有单位以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入股的；

（五）国有矿业企业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确有困难的。

上述国家紧缺矿产资源和国家重点开发区，由国土资源部确定并定期发布。

国有地勘单位转让国有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申请人转增国家资本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必须经有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按规定报经国土资源部确认。

第四条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并向财政部提交以下材料：

（一）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

（二）经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会计报表，或者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复的事业单位会计报表；

（三）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四）申请人属于股份制企业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还应提交有关批准文件，以及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转增国家资本的决议文件；

（五）财政部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五条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的申请，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依据各自职责范围予以审核，联合发文批复，并同时通知原登记管理机关和申请人的国家资本持有单位。

第六条 直接持有国家资本的申请人收到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同意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的批复后，应按规定在探矿权采矿权权属手续

办妥后增加国家资本，其中国有矿业企业增加国有资本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增作中方资本项下的国有资本金，股份制企业增作国有股，事业单位增加国家基金。同时，及时办理国有资产变更登记。

不属于直接持有国家资本的申请人，其国家资本持有单位应当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的批复和申请人的有关资料增加国家资本和对申请人的长期投资，并办理国有资产变更登记。

第七条 申请人经批准以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的，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按照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权属和本办法的规定报批。

第十条 地方财政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制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备案。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负责解释。

国家资本主义潮起又潮落 第6篇

不过好景不长。在2008年危机后兴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处方．短期内起到了兴奋剂的作用，但很快就呈现旧病未愈又添新伤的结局。

作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最深入地区之一的欧盟，由于多数国家财政赤字连续超越3％的警戒线，累积起了巨大的公共债务高台，而诸多加入了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则由于自身没有货币发行权，无法通过发行自身货币的形式来稀释债权，导致出现再融资困难，债务危机爆发。危机爆发以后，欧盟多数国家通过加税、削减开支、削减过度福利等，以控制赤字比例的方式来争取危机的缓和与解决，终于认识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和破坏性。

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表现得不如欧盟那么深厚，但也开始尝到国家资本主义之痛。美国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根源就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基因。

在次级抵押贷款繁荣时期，美国两家由国家出面支持的企业即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房”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超过5万亿美元，占美国]2万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的近一半。

而今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高潮后已经急速回落，标志性事件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关闭计划。上月中旬，美国政府公布了对于“两房”改革的方案，将逐步削弱房利美与房地美在美国住房市场中的核心作用，并最终将这两家抵押贷款公司关闭或彻底私有化。该方案建议美国政府每年以不低于10％的速度减少对“两房”的投资。方案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作用和在抵押贷款债券中的投入，吸引私人资本重新回到住房金融市场。

除了美国认识到了国家对于经济事务的积极参与会导致重大隐患和危机之外，欧洲也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潮的回落。2010年，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债务危机相继爆发，欧盟诸多国家不得不以严肃财政纪律和削减财政开支为应对手段，那些与国家资本主义密切相连的过度福利，也不得不进行削减。

为了试图永久性解决欧洲的债务隐患，欧盟已经出台了永久性的救援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为了维护这个机制，欧盟将会对各国的财政开支严格督察标准。而欧盟即将召开峰会，讨论应对债务危机综合性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提高各国经济竞争力、扩大临时救助机制等。立场保守的德国，可能会以同意扩大救援机制规模等筹码，换取各国同意削减开支、节俭过度福利、增强竞争力的方案。

国家资本 第7篇

1 荷兰的兴起

荷兰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它称霸世界的脚步从转运贸易开始。由于没有丰厚的土地资源, 没有充足的矿产, 荷兰人选择了渔业作为国家生存的资源, 从捕鱼的传统产生了海上贸易的传统, 从此开始了荷兰称霸欧洲的征程。

在荷兰之前, 欧洲的一些国家便已开始利用其便捷的水路开始了港口间的贸易, 但可以发现荷兰商人远比它们的前辈做得要出色。16世纪60年代中期, 荷兰每年通过松德海峡进入波罗的海船有1000多艘, 是同一时期汉萨同盟通过海峡进入波罗的海船只的3倍[1]。松德海峡通行税的记录表明:1497~1660年进出的商船有40万多艘, 荷兰 (北部联合七省) 的船只就占了60%, 居其首位[2]。总的说来, 在1580~1650年间, 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平均每年给荷兰商人带来100万盾利润[3], 荷兰的转运贸易是商业资本的主要形式, 它为荷兰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前, 哪个国家掌握了海上的贸易, 便将欧洲的财富放入了自己的腰包。

2 鼎盛时期

16世纪末地中海是欧洲最为发达地区之一, 在荷兰和西班牙休战12年里 (1609—1621) , 荷兰商人资本大肆抢占威尼斯、热那亚“富源贸易” (利凡特贸易与伊比利亚半岛贸易) 市场份额, 压缩它们在地中海内部的贸易空间, 运用自己海上优势, 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转运贸易[4]。

荷兰决定从精明的中间商变为远洋的斗士, 靠自己的力量去开辟东方和美洲航线, 荷兰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 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业的繁荣带来大量的垄断利润, 使得17世纪中期荷兰出现了大批发达的大商人。可以说荷兰是一个商业兴国的典型, 不得不提到它的政府, 以前从未有过一个共和国完全由第三等级 (即中产阶级) 创立和维持[5]。

荷兰的资本在商业运转中继续积累, 除了运用商业和外贸, 还有巨额的剩余资金用于投资方面。18世纪荷兰成了全世界的借贷国,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亿四千万荷兰盾。英格兰有很大一笔国债掌握在荷兰人手中, 仅以股息的方式, 每年有超过2500万荷兰盾从英格兰进入荷兰。从法国获得2500万荷兰盾, 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获得3千万荷兰盾。超过1亿4千万的资金投入东印度公司, 短期内这样疯狂的资金积累足以看到当时荷兰的兴盛。

3 荷兰的衰落

一个国家当前的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 而是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到了18世纪, 世界发生了改变, 形式向不利于荷兰的方向发展。欧洲强国已经发现自己之前发生的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不仅没有为自己带来什么实质的好处, 并且不经意间荷兰已经悄悄地崛起了。

欧洲强国的情况已经好转, 并且开始为自己在欧洲市场争夺份额而努力, 同土地资源贫瘠的荷兰相比, 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等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口数目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实力。当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国家的贸易竟然掌握在荷兰人的手中, 自然会想办法争夺。

“衰落的原因蕴藏于崛起之中”, 商业资本的过分发达也使得荷兰的经济脆弱单一, 在英法的合力打击下, 荷兰的贸易受到了重创, 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是毫不手软, 荷兰的贸易就这样无力的萎缩了。这种危机下, 荷兰的统治者和国民都在做什么呢?他们是像他们祖先一样勤劳探取, 创新致富吗?事实上, 荷兰不仅在18世纪没有好的贸易条件, 它的国民和统治者也在上个世纪疯狂的财富积累中迷失了, 他们沉醉在“密西西比幻梦”[5]中, 变本加厉的投资。大商人们纷纷从贸易中撤资, 将资金转移到金融业中, 靠收取利息来过上舒服的日子。同时由于荷兰人民购买了大量的外国债券, 这就意味着不管荷兰和谁作战都是在和自己的资本作战, 将有一大笔钱有去无回。所以荷兰人不顾一切的希望“和平”, 避免战争, 哪怕是损害国家的利益。

荷兰是靠着商业资本发家的, 并在前工业时期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是欧洲的其他国家都相继的开始了工业革命, 工业是一个国家的支柱, 这些国家在18世纪成为了主角。荷兰的资源没有给予它们发展工业的先机, 同时它的国民和领导者们在“天堂般”的生活中也没有仔细地思考自己国家未来的命运。这样, 到了18世纪, 原有的海上贸易已经变得无力, 金融泡沫短暂繁荣后, 荷兰陨落了, 退出了强者之列。

参考文献

[1]Janathan L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1477-1806[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2.

[2]M.奇拉波.欧洲经济史 (二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3]Jan De Vries&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u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Economy, 1500—1815[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7.

[4]罗翠芳.荷兰商人资本探微——兼谈西欧商人资本[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7, (4) .

国家资本 第8篇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一、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最早是由列宁提出的。列宁认为,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 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形态[1]。

列宁认为, 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不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 而必须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 迂回地、缓慢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 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 而是要利用资本主义, 借助于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胜利的条件。”“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式和方法。”[1]

二、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实践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 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就曾认为, “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 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 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 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 这种发展, 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 流通我们的商品, 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2]1942年10月7日, 张闻天在《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中提出了“新式资本主义”的概念, 张闻天认为,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 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 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 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1948年,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各县组织、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 明确使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张闻天说, “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国家管理下, 使私人资本向着我们所需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具体地说, 就是私人工厂、公家订货、我们支给他加工钱, 原料由公家提供, 生产出的产品归公家支配”, “奖励资本家开荒, 公家租给他土地, 还有森林、渔场、矿山等, 凡是我们管理不了的, 都可以租给资本家去经营管理”。张闻天认为, “这种经济形式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很有好处, 也有发展前途”, 可惜的是, “今天这种经济形式还不多”, 但“将来是会有发展的”[3]。

毛泽东认为,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 “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4]。

三、当代国家资本主义思潮的复兴与反对的观点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次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十三大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 牢固树立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观点, 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克服急躁情绪, 克服各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 脚踏实地地完成初级阶段的各项任务,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之后, 国家资本主义思潮在中国再度复兴。改革开放之后最早重提国家资本主义的学术性文献是熊洪1980年在《读书》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熊洪[5]在该文中重温了列宁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相关论述, 并着重提出了列宁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真正地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二是用革命民主的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毋庸讳言, 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无论是列宁的最初倡导, 还是张闻天发展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 抑或是改革开放后学者们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阐释, 都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中的逻辑结构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而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就不需要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对“经济生活实行真正地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 也就不需要“用革命民主的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作为佐证的是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举的当时俄国经济结构中的五种成分: (1) 宗法式的, 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2) 小商品生产; (3) 私人资本主义; (4) 国家资本主义; (5) 社会主义。中共十五大也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就包含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熊洪《社会主义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发表后的第二个月, 李思温也在《读书》上发表《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不能混淆》, 激烈批评熊洪的观点。李思温[6]认为, 熊洪的观点是对列宁有关论述的有意曲解。经过李思温“解读”以后的列宁的观点是: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身, 而不是社会主义;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经过变化, 即“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时候, 才能成为社会主义; (3) 一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为“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熊洪与李思温在1980年的学术争论之后立即吸引数十位学者参与其中, 从所持观点来看, 20世纪80年代前期, 赞成国家资本主义与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大致相当,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赞成的力量逐渐占上风, 20世纪90年代之后, 反对的力量基本消失。2009年, 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权威刊物《经济研究》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组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集中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性、必然性与长期性”。该文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 是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 走出了一条世人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预见, “中国模式”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7]。

尽管2000年之后, 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消失, 但局部否定的观点还是存在。例如, 刘志明2009年在《红旗文稿》发表《“中国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指出“中国模式”的实质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8]。赵义良[9]将国家资本主义区分为“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 特殊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源自列宁的论述“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不同”[10]。“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相联系着的, 而国家就是工人, 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 就是先锋队。”[10]

四、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工人代表着劳动者的主体, 而资本家则是资本的重要来源。从这一视角来看, 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体系中的分配很大程度上代表工人与资本家力量的对比。近年来,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周新城[11]认为, 两极分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所产生的社会现象, 两极分化的实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可以作为佐证的是, 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所有制是单一的公有制, 那时根本没有两极分化现象;改革开放之后,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本文认为, 周新城的观点存在瑕疵, 该观点没有考虑国家资本的存在。但是, 即使在排除国家资本之后, 民营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依然相当可观, 按照学术界呼吁的“国退民进”的政策调整, 国家资本要进一步退出市场, 民营资本所占的份额事实上会进一步增加。历史地来看,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自提出开始, 就没有离开过资本从而也就没有离开资本家这一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建国早期采用的向私营工业主订货、加工、统购、报销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 都离不开私营工业主, 所谓私营工业主其实就是资本家。改革开放后, 开始使用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 其实质也是私人资本的占有者。

2012年1月21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集中刊发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文章认为, 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 国有企业离不开国家政权的扶持, 即使民营企业也高度依赖政府, 因而可以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标准样式。程恩富对此评论道, 《经济学家》杂志实质上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尽管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成分, 但决定和界定某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取决于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12]。然而不可回避的是, 虽然民营资本在当代中国经济中并未取得统治地位, 但其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五、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悖论一:资本家个体与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定义的实质是“国家能够控制的资本主义”。当国家资本主义规模较小时, 它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然而当国家资本主义规模一再扩大之后, 国家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有可能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转变为“寻租关系”, 从而将“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其中, 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吴敬琏引入到国内理论界[13]。

一方面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拒绝民营资本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又要求国家政权对于民营资本的控制。而现实情况是, 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营资本的所有者必然向政府寻租, 以寻求保护和支持。这种现状发生的原因在本文看来, 实际上是僵化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使得“权力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导致了民营资本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个体向政府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鉴于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政权对于资本家的控制”演变为“资本家个体向政府的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近两年直接将权贵资本主义定义为“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是“官僚资本主义”[14]。此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悖论之一, 即由“国家控制”到“向政府寻租”的转化。

六、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悖论二:资本家利益集团与资产阶级

毋庸讳言, 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以资本主义的存在为前提, 而资本主义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当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时, 资本家的个体便会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按照学术界对利益集团的定义, 利益集团指的是试图影响政府的一类组织。本文前已述及, 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悖论之一是由“国家对资本的控制”演变为“资本向国家的寻租”, 事实上, 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出发,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联合起来影响政府决策”。

“资本联合起来影响政府决策”实际上代表了资本的意志。按照韦伯的阶级理论:阶级的定义是, 当 (1) 许多的人共同拥有某种特殊的影响其生活的成分;只要 (2) 这种成分排他地由某种经济利益代表;并且 (3) 是在商品或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被代表的。按照上述定义, 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可能形成一个代表资本利益的阶级。虽然韦伯意义上的阶级还没有强大成为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行动的共同体”, 但它足以影响国家政策。此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悖论之二, 即由“国家控制”向“影响国家政策”的转化。

七、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定义和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改良

当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但综合本文所述, 原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定义, 即“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形态”已不太适应当代的发展, 因此需要对原定义进行改进。笔者认为, 从国家资本主义当代的发展来考察, 应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规范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改进后的定义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且保留了原有概念的核心要素, 即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主导地位。与原有定义有所不同的是, 将“控制与支配”改为“规范”, 强调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规范运行, 而非直接的“控制与支配”。

国家资本 第9篇

关键词：政治协商,多党合作,两党制

同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否定与扬弃,这两种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两种政党制度是为不同阶级服务的

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有组织地单独或联合掌握政权,对社会进行统治,巧妙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形式和手段。只要我们弄清两党制和多党制下各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在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利益这一事实,那么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各个垄断资本家集团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后台老板,金钱是资产阶级政党竞选的后盾。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吸引选民,必须得使用各种宣传工具,如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对自己进行造势包装。在金钱万能的私有制社会中,没有钱是举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的。1980年,美国共和党领袖里根同民主党领袖卡特在全国大选中耗资10亿美元之巨。如此庞大的开支,绝非一般的平民或中产阶级可以染指,在他们的背后都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大力支持。1999年,伊丽莎白·多尔宣布参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希望在2000年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争高低,最初许多人都认为她会成为小布什的强劲对手。不过,预选还没开始,共和党另两位候选人田纳西联邦参议员拉马·亚历山大和老布什的副总统丹·奎尔就因缺乏选举经费退出了选举。不久,多尔也宣布退出竞选。她对媒体说退选的主要原因是她无法筹集到竞选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她说:事实上,这是一种两难悖论。没有钱就不能为竞选总部和关键州的分部招兵买马,没有钱就无法与选民沟通,没有钱就无法旅行,旅行的人数也会受到限制。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竞选活动也一天一天削弱。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自己回答的问题不仅涉及校园枪支管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还会涉及银行储蓄和电台电视的广告。当年共和党最有竞争力的两位参选者是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和著名杂志发行人斯蒂夫·福布斯。布什在1999年已经筹款5 600万,而福布斯本身就是亿万富翁,拿自己的钱就可以在全国组织竞选。伊丽莎白·多尔在1999年只筹集到470万美元,根本无法支付巨额的人力和电视广告的费用,所以她的退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恩格斯对美国的两党制的本质的揭露,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深刻的,“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严厉地构成了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的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了一种利润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的职位作为报酬。”[1]这些大老板们懂得“任何经营效益都抵不上华盛顿的几项规定”。美国一位官员说过:“按照传统,执政党总是把美国许多驻外的大使职位当做政治奖品来酬劳在竞选中最慷慨的捐献者。”[2]尼克松上台后任命的几个大使,对他1968年竞选活动的捐款合计达30万美元以上。据统计,从1953年至1980年的美国历届政府中,其中的四届共和党政府和五届民主党政府,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的负责人共计23人,其中18人做过大公司的董事、总经理;5人做过华盛顿、纽约的大律师;3人做过垄断资本家基金会主席;2人做过垄断资本家智囊团的高级研究人员。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也许有人会说,曾有一些平民政治家当选美国的总统———最高权力的主宰,借以否定以上的事实。不错,我们所熟悉的几位美国总统林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都出身寒门,但这并不能说明资产阶级政党就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美国的政权也没有因此而成了平民的政权。因为当这些所谓的平民政治家竞选总统时已经不再是平民,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他们所执行的政策也完完全全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应该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比照封建社会的确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社会是身份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世袭爵位。资本主义社会是维护资产阶级、维护资本的社会。即使有些人当初出身贫寒,可一旦跻身资产阶级的行列后,就有了剥削他人的权力;另一方面,有些人尽管出身豪门,当其家境败落后也不得不受雇于他人,而成为被剥削阶级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不同,它是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作为这一制度领导核心的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比其他政党更了解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规律,是坚决并始终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共产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其他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共同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是参政党,而绝非在野党。

总之,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下的各个政党同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各个政党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二、两种政党制度中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

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互相倾轧的状态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4]在两党制和多党制下,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在竞选中获胜才能成为执政党。在竞选中失败的政党只能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摆脱在野党地位,各个政党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攻击,使其很大一部分力量在相互牵制和争斗中消失殆尽。

英国议会中两党斗争的历史可谓久远,英国最初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两个党的斗争派使不列颠岛分裂约达二百年之久。他们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性情乖戾、固执己见、善于空谈和贪财如命的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抢劫领地和富宅的爱尔兰天主教土匪被称为“托利党”。就诬蔑诽谤而言,双方真是半斤八两。“托利党人是一些有着英格兰人的面孔、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的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把当时的政体连根拔掉……他们采取愚昧的破坏政策,会立刻摧毁我们的两根自由支柱———国会和陪审团,把国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巴黎议会,把陪审团变成法官的传声筒。”[5]另一方面,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内在的活跃精神、宗教的传播和精确的概念……他们带着鼻音发表激昂的讲话,不过并不能使这些内容更有说服力……这些小喇叭会说话,他们的唯一词汇是‘推翻’,‘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他们为国王祈祷,但比正直的人们承认《神圣盟约》时有更多的保留。”[6]我们从这两个最早政党的名称就可以对斗争的激烈程度略见一斑了。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是因为对方的攻击而得名,分别是“强盗”和“歹徒”之意。

美国两党制下的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斗争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手段上也是技高一筹。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对此略知一二。共和党人尼克松有一次为竞选在静止的列车上发表演说,突然列车徐徐开动,把尼克松弄得狼狈不堪、尴尬万分,不得不结束其讲演。原来这是民主党的整蛊专家搞的鬼,他化装成火车司机开动了火车,达到了破坏共和党人演讲的目的。共和党人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在民主党人的记者招待会上,偷偷放进一只小老鼠,尾巴上系着一个带子,上面写着“马斯基是个下流的工贼”,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为我们熟悉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等,如此种种都出自具有“民主典范”之美誉的美国。

我们的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政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前提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党。它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十六字方针,广开言路,以诚相见。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决定提出批评和建议,中国共产党则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同民主党派的联系,并与其一道组织政权。这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败俱伤的局面。

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比较,不难看出,作为我国特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产物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它的特点和优点。盲目自大、拒绝吸收其他政党制度的长处,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有害的;同样,妄自菲薄、看不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点,对于坚持和发展这一政党制度也是不利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5.

[2]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449/4526439.html.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1.

国家资本 第10篇

一、政治制度的法制化

二战后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积极恢复战争破坏的经济,同时把加强法制放在政治生活的首位。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西方各国普遍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国家权力的运行和各权力主体的活动均纳入法制轨道。美英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原有的宪法传统,不断进行修正并制定一系列法律,适应了当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和形势变化;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在战后重新制定了宪法,例如,法国于1946年颁布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后来于1958年颁布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安排国内变化了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作为二战期间的法西斯国家,在战后制定了新宪法,开始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联邦德国于1949年、日本和意大利于1947年分别通过了新宪法。

战后西方国家之所以要加强法制化,原因主要有:(1)战争给世界人民和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厌恶和反对,为了从在制度上杜绝法西斯势力的复活,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法制建设。(2)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调节和干预,为了协调不同利益集团、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防止矛盾激化,必须要加强法制建设,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3)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了争取平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统治阶级在此压力下,被迫做出让步,企图用资产阶级法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制约和控制。

尽管强化法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公民的权利得以扩大和加强。至少从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来看,公民的各项权利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有所扩大。

二、行政集权民主化

行政集权民主化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它代替了权力重心偏向于议会的代议民主制,政府权力结构的重心向行政转移,在三权分立、机构分设形式不变的情况下,行政权不断扩大,并向立法、司法领域渗透。行政权力加强主要表现在:第一,行政首脑权力集中并出现某种集权倾向。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做出裁决,赋予总统与外国首脑之间签订的行政协定以相当高的法律地位,使之具有与条约相同的法律效力,从而使签订这种行政协定成为总统的一项所谓“外交特权”。50年代以后,美国行政协定的数量一直呈增加的趋势,而与外国所签署的条约数量却在递减。此外,美国总统所享有的军事权,使他们可以不经国会宣战,便可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体系的中心”。第二,行政机构膨胀和行政费用猛增成为西方各国的普遍现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平均每届政府大约只有8个部,而到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至80年代初期,平均每届政府的部增加到了20多个。19世纪末,英国政府雇员的人数在全国雇员总数的比例为3.6%,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已高达30%。第三,委托立法数量急剧增加。从传统上讲,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战后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通过委托立法的形式把部分立法职能转移给政府,使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扩充。委托立法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第四,议会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在总统制国家,国会对总统监督能力的下降,主要表现在总统的行政协定可以不经参议院辩论而通过;在议会制国家,由于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在下院中一般拥有稳定的政党力量的支持,从而使议会与行政首脑的观点可能经常保持一致。

之所以会出现行政权力扩大,体现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又暴露了代议民主制在自身发展中的严重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其重要特征就是需要国家开始干预经济生活,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使这种需求更加强烈。体现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权力集中的部门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以总统或首相为首的政府,再者政府部门不像议会权力分散,政府官员只需对政府首脑负责,所以权力相对集中,因此才会出现行政集权民主化的现象。

三、政党格局的两极化

政党格局的两极化是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两种垄断地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他们轮流执政。二战后,无论是在实行典型两党制的英美两国,还是在多党制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其他国家,政党格局都呈现了两极化的特点或趋势。

在英国,除了工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外,还存在着第三党,即自由民主党。但第三党力量有限,从几次大选的结果看,走中间路线,打破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并非易事。法国是最早实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党派林立,大约有170多个,第五共和国时期减少到了20多个,到70年代中后期已剩下不到一半,有能力问鼎政权的只有两派四党———左派、右派和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法共及社会党。二战后初期,德国成立了150多个政党,名义上实行多党制,但实际掌权的是两个阵线联盟:基民盟—基社盟的右翼阵线联盟和以社民党为核心的左翼阵线联盟,尽管小党在德国的民主制度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政党格局两极化的趋势已日益明显。

两极政党格局形成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党派林立的政党格局使政权更替频繁,不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如法国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主要政党的发展,改变第四共和国时期党派林立、政局不稳的状况,也为了防止发展中的法共在议会中形成较大的优势,戴高乐政府采取了“单记名两轮多数制”,使党派林立的局面向左翼和右翼两极发展。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极化的政党格局有利于巩固大党的主导地位,使他们可以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从而加强了多数派政府的权威性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四、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

公民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身等各项权利,既包括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利,又包括一般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权利都普遍扩大了,主要表现在:在政治权利方面,争得了普选权,在资本主义建立后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选举权曾受到严格的诸如财产、种族、性别等方面不合理的限制,选举只是有产者的政治特权,直到上个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才在法律上逐步规定了普选权原则。

在社会权利方面,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普遍建立。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目前,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财政形式把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一半用于贫困救济、医疗农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总之,战后福利制度的建立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缓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权利方面,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许多改善劳资关系的新政策。如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普遍实行的“共同管理”制度,即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或者监督委员会参与企业管理。

公民权利的扩大,一方面是工人同资本家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所做出的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缓解阶级矛盾的对立,资产阶级政府摒弃了以往激烈的阶级斗争观念,代之以更加缓和、隐蔽的手段,协调和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以促进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

国家资本 第11篇

时逢第三次大讨论，张育军博士置身我国证券市场改革前沿，推出新作《国家竞争中的资本市场战略》。

为此，本刊专访了张育军博士。

之所以取这样一个书名，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考虑。从书名本身看，包含了几层语意：国家竞争、资本市场、战略。

首先，国家竞争是什么？横亘人类历史上的国家竞争史告诉我们，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资源的竞争；资源竞争是处于常态的国家竞争中的核心。21世纪的国家竞争更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看一个国家有没有比竞争对手更高水平的核心竞争力。国家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国家核心资源上，这些资源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和国际资源等。

其次，现代社会国家资源竞争的核心是资本资源。在八个国家核心资源中，资本资源处于关键和统率的地位。它不仅影响、支配着资本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布局，而且是调动、配置和融合各种核心资源的桥梁和纽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核心竞争力能否形成并得到有效提升。所以资本资源在国家资源竞争当中处在一个战略性的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强化资本市场支持战略，大力建设和发展资本市场成为世界各国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更是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建设、谋划资本市场战略布局，把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战略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致力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形成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立和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必由之路，而大力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则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

对于庞大的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则是基石，是投资价值的源泉，因此在资本市场当中，上市公司资源的培育和争夺至关重要，它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能力。在资本市场当中，上市资源的培育和争夺则是国家资本市场竞争的核心。只有一个国家在上市资源的争夺当中树立一种比较优势，才能让国民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加财富的分享的机会。

很实际的例子是，我们的企业在海外上市了，实际上是把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让给了国外的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表现成为别国的经济成长。现在海外市场大约有2千亿美元的中国市值，其中发行时的成本大约只有不到1千亿美元，而另外1千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机会则不是中国老百姓的，而是给了国外。有些人因为企业在海外上市成功，拿回钱了，皆大欢喜，但他们没想到，这是把投资机会让给了别人。

所以，大力培育资本市场，特别是大力培育中国的上市资源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国家战略。这个战略决定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模式，促进了社会资源由储蓄向投资方向发展，决定了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关系，也构成了《国家竞争中的资本市场战略》一书的有机架构：国家竞争的本质是资源争斗，而现代经济社会中资本又是资源的关键要素，所以现代国家竞争的核心也就成了资本资源的竞争；于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体系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又因为国家资本市场体系的核心是上市资源的培育和竞争，所以我们要培育和维护本国的上市资源，并在这一基础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使之成为需要我们全力落实的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资本 第12篇

传统媒体如此, 那么新兴的平民媒体呢?进入新世纪以来, 平民媒体不断增多, 民众开始加入网络新新大军。虽然绝大多数平民记者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但平民媒体的多元化、个性化、即时性、互动性使之大受欢迎。在一些发达国家, 平民媒体已成为信息的替代来源, 它们可使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及时发布并得到迅速的响应, 这种感觉令人耳目一新。

在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媒体茁壮成长的时候,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主流媒体受到对华政策、商业机制和国家利益的制约, 为了种种目的歪曲中国形象, 那么这些新兴的、独立的、不受任何组织制约的平民媒体是否能够公正地报道中国呢?针对这一问题, 笔者对Indymedia网站进行了调查研究。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独立媒体中心) 简介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独立媒体中心) 简称为Indymedia。它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媒体组织集合, 拥有大批可以提供最本质的、不代表任何组织的事实的平民记者, 它是民主的媒体, 为真实的、准确的、激进的、充满激情的报道提供发布渠道。之所以选择这个网站来进行研究, 是因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6个非洲国家、5个东亚国家、48个欧洲国家和地区、17个拉丁美洲国家、2个南亚国家、4个西亚国家等都在本国设有分站, 以上各国的网民可以自由地在该网站上发表新闻和言论, 不受任何限制。网站没有设立中国、朝鲜、古巴分站。该网站同时提供8种语言。因此, 从这个网站的新闻和言论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独立媒体中心) 涉华报道分析

本研究采用基于框架理论的框架分析法。框架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通过建构社会现实, 即“通过一种可以预报的且形成格局的方式建构现实的镜像, 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打开Independent media center网站, 在网站搜索引擎中键入“China”一词, 搜索结果为1218条相关报道。由于每条搜索结果下面都会清楚地显示出新闻发布的时间, 笔者随机抽取了30条发布于2006年的新闻, 分别从主题、基调和新闻用语三大方面进行分析。

主题。在笔者随机抽取的样本中, Indymedia涉华报道主题及其文章数量如下:军事1篇, 国内政治15篇, 能源1篇, 经济5篇, 国际关系2篇, 科技l篇, 动物保护2篇, 环境保护1篇, 其他2篇。

很长时间以来, 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媒体一直把中国与“压制人权”、“西藏独立”、“武力威胁台湾”等词语紧密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媒体的眼中, 中国就是一个内部缺乏合法统治, 腐败横行, 践踏人权, 压制异见, 对外不遵守国际法, 但经济实力却在迅速增长, 军事上又有扩张企图, 而且正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共产党国家’。” (2) 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媒体的思维定势在西方平民媒体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西藏问题、法轮功练习者问题、独裁问题、人权问题、压制言论自由问题、夺取西方控制权问题等在笔者随机抽取的文章中高频出现, 在这30篇文章中, 有多篇涉及西藏问题, 称修建西藏铁路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另有多篇涉及法轮功练习者, 谎称我国“贩卖集中营中法轮功练习者的内脏器官”。

基调。在考察Indymedia新闻报道的基调时, 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 分析所选新闻样本的标题。在这30篇涉华报道中, 报道方式的基调是显而易见的。比如6月17日发表的《China’s Energy Smash-n-Grab》 (《中国的能源掠夺》) , 7月5日发表的《Human and anima rights abused by Chinese officials》 (《中国官员滥用人权和动物权》) 等, 从标题的表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报道的基调是负面的。

其次, 分析新闻报道内容的具体表述。新闻报道内容的表述往往可以体现出记者和媒体的倾向。比如在《Hu’s India visit:Counter Red Dragon by Confuse Tiger》 (《胡锦涛的印度之行:红龙遭遇糊涂的老虎》) 一文中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写道:Because China want a barriers in the way of India to be a dominating country in Asia and world so seeking China’s friendly behavior and trust on China will be 1ike a seeking a drop of water in desert of Gobi. (因为中国想要阻止印度称霸亚洲和全世界, 所以寻求中国的友好行为并信任中国无异于在戈壁滩寻找一滴水。) 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报道的基调是负面的。

最后, 分析新闻报道中所选用的引语。仍以《Hu’s India visit:Counter Red Dragon by Confuse Tiger》 (胡锦涛的印度之行:红龙遭遇糊涂的老虎) 一文为例。我们应该对1998年~1999年间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记忆犹新。《鼠年》和《红龙跃起》两书把矛头指向“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一敏感问题, “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收集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第三次高潮。该文引用“红龙”这一词语, 其负面报道基调也就不言自明了。

新闻用语。记者或媒体的主观倾向往往通过新闻用语折射出来。在Indymedia的平民记者选择的这些新闻用语中, 有相当一部分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特别是在一些政治性题材的报道中, “abuse (滥用) ”, “one party state (一党执政) ”, “communis (共产主义者) ”等词高频出现。这一现象说明, 即使是不受资本主义政府和财团控制的平民媒体也喜欢在涉华报道中加上意识形态符号。再看经济和能源类报道中, “not playing by rules (不按规则行事) ”和“grab (掠夺) ”等词更是向读者传达了中国的“不守规则的掠夺者”形象。

可以打破的“隐形障碍”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主流媒体, 那些宣称自己独立、中立的平民媒体也对歪曲中国形象投放了巨大的热情, 这是典型的敌视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兴平民媒体和传统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新闻框架上有着根本的一致。

事实上, 为了改变被扭曲了的国际形象, 中国做出了各种努力, 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似乎永远戴着有色眼镜对待中国,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主流媒体长期歪曲报道中国, 西方国家的人民心目中已经设定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 正所谓积重难返, 即使传统主流媒体发表一些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 也无法立即收到正面的效果。受众似乎已经养成了看待丑陋中国的习惯。平民记者也同样没有逃离这个窠臼, 有关中国那些耸人听闻甚至荒诞不经的负面报道成为他们的首选。

第二个原因则更为深层, 这就是东西方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的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优越性, 这两点已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共识, 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客观、正确看待中国问题的“隐形障碍”。他们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最大的威胁, 当中国日渐繁荣昌盛的时候, 这种思维习惯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自身的思维定势, 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记者在报道的过程中也给报道本身有意识地构建了框架。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传统主流媒体对中国歪曲的报道让中国人民感到义愤填膺的话, 这些平民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则让人痛心, 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已经深入骨髓。这些负面报道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恶化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可以说,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 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前, 我们要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对外传播技巧较为成熟的中国媒体, 同时, 发挥官方舆论、社会舆论以及网民自发舆论的综合作用, 努力做到“先声夺人”, 改变我国在对外传播中的守势地位, 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的整体实力, 逐步矫正被扭曲了的中国国家形象, 真正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

注释

1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 南方日报出版社, 第一版, 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