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翻译范文（精选11篇）
多元翻译 第1篇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安德烈·列弗维尔 (AndréLefevere) 、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等的多元系统理论、文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 等等理论的提出和纵深发展, 在国际翻译领域也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活动始于语言而又终于语言。但是, 每一种语言都是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意义。所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活动, 更应该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移植。在《林纾的翻译》中, 钱钟书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论, 把翻译的指导原则和技法概括为:“诱”、“媒”、“讹”、“化”。但是,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 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传统翻译理念对“化境”的追求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已成为不攻自破的神话。翻译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理接受外来文化, 尊重原语文化。尽可能保留原语文化的内涵、风格、和表达方式。真正实现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实质与宗旨。
2 文化翻译中可译性的限度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经说过翻译存在一个可译性的限度问题。林语堂在《论翻译》 (1932年) 一文中引用Croce (克罗齐) 的话“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译的”之后说:“无论古今中外, 最好的诗 (而尤其是抒情诗) 都是不可译的。因为其为文字之精英所寄托, 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的作品中有天然之融合, 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是其精神躯壳, 此一点只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塞万提斯通过堂·吉珂德的口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看花毯。”歌德则很不客气地把翻译比喻成“下流的职业媒人”。普希金说:“翻译是矛盾而辉煌的悲剧;翻译是堂皇的苦难[1]121。”何刚强教授在他的《英汉口笔译技艺》中一开篇就明确的告诉我们翻译的作用——“翻译不仅使得人类各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 而且还帮助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发展。翻译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2]1。”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到,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 译者的理解文风和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 而且, 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那还是常有距离。[3]”还有西方目前最流行的翻译标准等值 (equivalent value) 、等效 (equivalent effect) 、和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 虽然赞同这一再声明对等不是同一 (identity) , 但是, 反对者依然认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形成的翻译障碍, 是根本无法逾越的, 等值或者等效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和幻想。
3 翻译的标准: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 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对于翻译的标准, 更是百家争鸣, 自古有之。我们从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 可见一斑。不管是东晋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还是严复的信, 达, 雅;或是马建中的“善译”;或是林语堂的三标准, 即:忠实标准, 通顺标准, 美的标准。傅雷的“神似”;严羽的妙悟说;王士桢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还有“传神说”, “等值说”以及罗新璋最后得出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5]34。似乎都是各有所长;各自成理。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提到了翻译标准的问题。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得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的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3]512。
翻译说到底其实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文化交流活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追求“信息对等”, 他的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或者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理论和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作用和特色。对于翻译的实质, 《鲁迅先生论翻译》中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 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是, 我们都知道, 即使穿上国人衣服的洋人, 其本质上仍然是洋人;虽然穿着中国的服饰, 而且要让他看起来不像洋人这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 所以, 要让穿上国人服饰的洋人, 看上去不留洋人的风味, 除非动大手术;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必须彻底改变它原有的东西[6]176。
其实钱钟书先生也承认“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他也指出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 这里补充一下, 那里润饰一下, 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他对林纾翻译中大量存在着的“增补原作”和“删节原作”也没有因为不忠实原文而加以否定。相反却给与高度评价, 尤其是对林纾前期的翻译。而对于紧扣原文的所谓“忠实”予以尖刻批评, 斥之为“懒汉, 懦夫和笨伯的忠实。”所以, 某些方面, 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尽管漏译误译触出皆是, ”但是, “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 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3]。”
那么, 翻译是否能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自1898年, 严复先生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到1919年, 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 翻译界也出现了“欧化”的翻译主张。30年代后期,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 又使得生硬翻译成风。50年代后期, 傅雷先生“以效果而论”的观点, 则强调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 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6]394。钱钟书先生则在1963年又提出“化境”说, 要求译文对原作要忠实得读起来不想读译本。那么, 翻译的标准能否一概而论?如果要做到忠实, 是应该忠实于原作还是更忠实于读者?我们应该是更追求“异化”还是更应追求“同化”?如何实现奈达提出的等效翻译?比如把“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翻译成“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那算是忠实了吧?可是意义却谬以千里。如果一味“归化”, 会给人一种“不为作者之所为, 却为作者之不为”的感觉。如林纾曾描写福尔莫斯“勃然大怒, 拂袖而起”至今被人传为笑谈[7]45。
对于这些问题, 可能不是翻译理论真正能解决的问题!需靠大量的翻译实践, 钱歌川先生曾说“我素来认为翻译不能专讲理论, 必须有货色拿出来;…翻译和理论是两回事, 很不容易相配合[8]1。”申丹教授在《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的“假象等值”论, 也就是译文与原文所指相同, 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甚远。她认为翻译不能忽略语言形式本身的文字意义, 不能将是否传递了同样的内容作为判断等值的标准[9]51。同样的,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 每一篇叙事都有两个部分组成, 故事和话语。故事指叙事内容, 话语指叙事表达, 传达内容的方式。那么如何将一种语言情况下的内容与方式有效地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情况下有同样意义的内容与方式, 光靠所谓的忠实能否出色的完成使命?这是值得怀疑的。比如, 将汉语“今天的饭菜不好, 请多包涵!”忠实地翻译成:Today’s dishes are not very good, please forgive me!这会让外国友人产生极大的愤慨!既然你都知道不好, 为什么还来招待我。其实, 在汉语里这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言下之意就是“这些饭菜已经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了, 请随便享用!”
林纾的翻译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根本不懂外文。他只能根据别人解释和转述的意思加以整理修饰。所以林纾翻译中的加减乘除是在所难免的。但他1899年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 为我国的文学翻译打开先河, 180多部的译作对中西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他对翻译的标准与翻译理论却很简单:在《译林叙》中, 他明确提出:“华洋文字, 体本不同。更易门面, 篡削字句, 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凝, 反或冗晦。”他认为掌握全文的大意是翻译的关键。但却似乎没有更多的樊篱缛节。
4 译者的态度
“林纾四十五岁, 在逛石鼓山的船上, 开始翻译。他不断译书, 直到逝世。...据我这次不完全的浏览, 他接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显明地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译完《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间的界标。在它之前, 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之后, 译笔逐渐退步, 色彩枯暗, 劲头松懈, 读来使人厌倦[3]。”
为什么同是一个林纾, 他的译作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前期的翻译使我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 兴高采烈, 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 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惫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 要达“一时千言”的指标[3]523。”这恐怕就应该是译者的态度对翻译的影响作用了。
正如许钧教授所说:“一部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 文本生命所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原作不可避免地挥发生变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原作的变形, 有的是客观障碍造成的, 而有的则是主观的追求造成的[10]7。”其实, 严复和林纾的翻译都可说明,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因素的重要性了。也正是由于态度的原因, 林纾的翻译在前后差异悬殊:早期的翻译“尽管讲了些迂腐和幼稚的话, 流露的态度庄重的, 热烈的。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 甚至感情冲动的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 腾出功夫来擦眼泪”。而他后期的翻译, “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隆重的对待他所译的作品;他整个态度显得随便, 竟可以说使淡漠或冷淡了”。假如翻译工作是“文学姻缘”, 那么林纾后期的翻译颇像他自己所译的书名“冰雪姻缘”了[3]524。 (下转第174页) (上接第149页)
所以, 林纾后期的翻译给所有的翻译工作者都敲响了长鸣警钟。假如一个译者态度冷漠, 失却了从事跨文化对话的兴趣和创作的热情, 而把自己变成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机器或者说赚钱机器, 这才是翻译当中最可怕, 最可悲, 最大的“不忠实”。
5 结束语
林纾的翻译和钱钟书的译论, 都已经成为翻译历史上最可宝贵的财富和可贵的遗产;它们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 它们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尚且在更多追求文字对等的翻译时代, “化境”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 那么,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大背景中, 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 “归化”还是“异化”, 要做到真正对等的“化境”, 只能是一种神话。所以, 尊重民族文化, 准确传递文化信息, 真正做到文化间的交流与移植, 这才是翻译应该追求的现代“化境”。
摘要：翻译作为突破语言障碍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实质是传递文化信息, 从而达到文化移植和文化交融这一主旨。它是一种跨越时代, 跨越地域, 跨越民族, 跨越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随着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不断深入, 尤其在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大语境下, 因翻译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和交际使命, 以及翻译自身所具有的明显的人文学科的复杂性、多义性和模糊性, 使得人们对翻译之于文化交流和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多元文化,翻译,《林纾的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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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职业素养培养的多元化路径 第2篇
翻译素养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基本职业素养。从对翻译素养要求较高的诗歌翻译出发，以庞德“地铁车站”为例，通过挖掘传统解释学、现代解释学、解构主义、审美移情等多种路径，研究如何提升翻译的忠实原文素养、创造性素养、文化素养和审美移情素养等综合职业素养，探索翻译职业素养培养的多元化路径。
关键词：翻译职业素养;培养路径;“地铁车站”;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11004
一、研究对象
当今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为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所需，翻译素养已经成为英语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基本职业素养。然而学好母语（中文）已属不易，何况外语乎？要在不同语言间灵活转换甚至阐释翻译，这种能力实在很难养成。如何挖掘翻译素养培养路径？这是广大外语院系多年不懈探索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不复述各种院系经验，独辟蹊径，把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析多元化的培养路径。鉴于翻译种类繁多不能求全，遂定位于翻译难度较高的诗歌翻译，且精选了吸引诸多译者的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地铁车站”为例[1]，便于展开细节剖析。希望达到以小见大，以个案分析来探索翻译职业素养培养路径多元化。
“地铁车站”原文：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zra Pound）
关于埃兹拉·庞德的“地铁车站”的中译本至少有20种，译者也不乏名家，引发长久不衰的重译和研究热潮。现存研究大多以原文为主体，把译文当成原文的附属。有人认为，译文可以加上译者个人创作;有人认为，翻译虽然是创作但也必须符合翻译的原则，违背了翻译原则的译文是不能成立的;也有人光看译文就否认原诗的艺术价值;更多的人比较译文之优劣，或者追溯原诗的写作手法。由此可见，仅是一首短诗，已经引发各种对翻译不同标准之争论，翻译素养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可想而知。实际上，根据翻译文学理论，译文也是创作，其本身便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各名家译文都闪耀出创作的美丽，符合不同的翻译期待与要求，在不同的视域展现其独特魅力。为了灵活应对不同情景下的翻译需求，应该如何培养拥有多元化翻译职业素养的译者呢？
二、翻译素养培养路径多元化的探索
翻译职业素养要求很高，通常要求译者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积累及高超的翻译技术，此外还要求译者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同时充分掌握客户要求。这些还只是基本的翻译素养。社会工作需要更多元化的翻译素养，呼唤与之相应的多元化培养方法和路径。本研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通过挖掘传统解释学、现代解释学、解构主义、审美移情等多元化途径，来探索翻译职业素养培养的方法。
（一） 传统解释学路径
作为职业素养的翻译素养首先是遵守职业道德，忠于原意，不能弄虚作假、错译或者曲解原意。这里的“忠于原意”是指客观如实地为听众（读者）还原说话人（作者）的本意，当然并非只字不变地对应翻译。传统的解释学“强调接受者应该努力把握‘文本的原意，把握创作该文本的作者的‘本意”[2]200。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例如，按照这种观点，要翻译庞德的“地铁车站”，首先要充分了解原文本和庞德的原意。作者的原意可以参考庞德1916年写的关于这首诗的回忆录：
三年前在巴黎的协约车站，当庞德走出地铁车厢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潮湿阴暗的地铁站，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一个，又一个，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面孔。他整天努力寻找能表达那种感受的文字，却怎么也找不到能与之相称的、或者像那种突发情感、那样可爱的文字。那天晚上……当他还在努力寻找的时候，忽然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不是说找到了一些文字，而是一个方程式……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许多颜色的小斑点……这种“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庞德发现这对摆脱那次在地铁站发生的情感困境很有用。他写了一首三十行的诗，然后销毁了。一个月后，他又写了短一半的诗。直到一年后，他写了这首日本俳句式的诗句[3]。
以上回忆录提供了写作的启发、目的、过程、结果，并指定了本诗为“意象的诗”，是“日本俳句式”的诗。这样一来，译者还要必须先了解俳句的特色。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诗，总共17个音，所以又叫十七文字。但这个文字和汉语的汉字不一样，这里的十七文字实际上是指17个单音（日语中的汉字有时是一字多音，再加上一些虚词），其实没几个实词。
那么，俳句应该如何翻译呢？由于俳句的并置关系不能用连接和提示语，邹颉的译文比较符合这些标准：
人群 粉面 幽灵
黝湿 枝头 花瓣（1）
此译文完全没有连接词，甚至比原诗的词汇量还少，简直可以说比原诗更加符合俳句的精致短小。有人质疑这译文也算诗吗？周昕做了读者调查，结果得知，此译诗的支持率高达49.15%，是其精选的13种译文中最受欢迎的[4]。至少可以证明意象的简单可以得到不少青年读者的青睐。从读者决定论来说，这是已经被认可和接受的译文，读者肯定了其文学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此诗受唐诗影响更甚于日本俳句，根据原诗用petals而不是flowers，证明译文更应该倾向于李白式的浪漫简约（2）。白劲鹏（2003）更是直言此诗是模仿汉诗。仿照中国古典诗文标准选取了以下译文：
地铁站
众生丛中，面孔幻现;
雨润暗枝，残花飘零（2）。
在此译法中，“面孔”对应“残花”，与作者本意的“美丽的面孔”似有较大距离。但作品多少有些古色古香，富有唐诗韵味，展现了另一番风情。
有没有既具备俳句的极致精简，又有中国古诗之含蓄韵味的译文呢？此类译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众里见（现）人面，带雨枝上花”[5]，简约雅致，亦达到庞德的“意象并置”的要求;不多一字衔接词，却自然流畅。如果能够凸显原诗中潮湿阴暗枝条的背景意象，必然会更加接近原诗中突然发现美丽的惊喜意境。
由此可见，按照传统解释学路径培养的翻译人才能够重视和把握原文丰富内涵和原作者本意，通过了解作品渊源和文体特色来提升翻译水平。
（二）西方现代解释学路径
以海德格尔（Heidegger）、迦达默尔（Gadamer）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解释学认为，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的创造价值。但是，现代解释学内部的一些不同观点却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翻译结果。比如，迦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客体处于历史演变的“视域”（Horizon）中， 进而否定作者原意，这就等于否定共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翻译的无序状态[2]214。以“地铁车站”的一些“另类”译文为证：
（1）现代文明的人群中，邪恶依旧存在;
黑暗潮湿的树枝上，花儿怡然芳香。（3）
（发布者：aimini）
（2）人群中那些模糊的面孔;
潮湿的黑树枝上的花瓣。
在无心之人的眼中，
每一片都如此相似，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曾经都是大树母亲的孩子，
但是，
飘零的那一天，
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所谓的终点，
是另一个起点;
离开人群，
你才看得到他们的内心。（4）
（发布者：peggchild）
以上两则译文中，显然译者加入了不少个人的独创性表达与理解。列举这些例子是因为他们把翻译的创作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展示了翻译职业的创造素养。如何把作品译出时代的气息，使它与时代俱进，但是又不能过分偏离原作？这对译者是巨大考验。在译者的培养过程中应该运用现代解释学原理，解放译者的思想，才能更好地发挥译者创意，融合本土和时代特色，培养个性化和创造性的翻译素养。
（三）解构主义路径
法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之一的罗兰·巴特尔宣称“作者死了！”以此表达作者的发言权在文本完成之时就结束了。美国理论家费什更是明确提出“读者制造了他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一切”，认为读者的解读决定文本的存在[2]225。如果把翻译视作一个跨越语言、文化、国界和时空的阅读行为，那么，正是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使原作得到了再生（afterlife）[2]216-217。解构主义在翻译上的应用，把对文本的解释权从作者手里转移到了译者的手中[2]220。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译文……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2]230。由此可见，解构主义更进一步地充分解放了原文对译者的束缚。
需要注意的是，“把对文本的解释权从作者手里转移到了译者的手中”并不代表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例如：
“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
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
以上这篇赵毅衡的译文被白劲鹏视作“与原诗几乎完全一致”，并根据这些译文断言原诗缺乏情感，只是“脑筋急转弯似的小令”，他由此得出结论：庞德的“地铁车站”是一首失败的诗[1]。此外，也有中国读者只凭译文就质疑庞德的原诗仅仅是出于模仿俳句而并无美感。译文的价值，是否就等同于原文的价值呢？根据译作就否定原作的做法值得怀疑。
实际上，这首中国人觉得平淡的短诗却获得了西方人的强烈感受，被称作“英语中最短小，最完美的小诗”[6]。导致中外读者的不同感受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中英读者对中英文字上的不同感受外，还有人文背景、诗歌传统、审美习惯、鉴赏角度的差异，完全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度读者对同一首诗的截然不同的阐释和感受。
从解构主义角度来看，译文是译者的创造成果，所以不能把译文作为原文的绝对判断标准。译文优劣不代表原文的优劣，尤其是诗歌。罗曼·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就认为，诗歌就其定义而言是不可翻译的，只能进行“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rtation）[7]。根据解构主义的读者决定论，翻译应该强调满足译入文化的需要。没能把一首好诗翻译到让读者得到美的感受，是因为译文没能满足读者文化的需求，没能达到审美移情之效，而不能一味地怪罪原文。可见，仅仅具备忠实原文的素养是不够的，译者还要充分了解译入语文化，必须具备能够满足读者（受众）文化口味与时代需求的翻译能力和素养，才能成为真正的翻译职业人。
（四）审美移情路径
如果把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本意当作翻译的基础要求的话，那么读者对文本的决定论则是翻译研究的发展，而审美移情要求是翻译标准的更高层次。美国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中说：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审美差异及其审美规范差异，从而自觉地做出调整，努力找出异质同构的审美等值体，以使译文读者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审美反应。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周昕对此诗的13首译文进行过读者调查，发现94.35%的被调查者主张要译出原诗的思想和意境;与内容相比，更多的人觉得意境翻译更重要[4]71，而意境强调情景交融，即要求读完译作后应产生与原作类似的审美和情感，比如以下译文：
“在地铁车站
人流不息，倩影，一个个，迷离淡出，
树丫晦湿，花朵，一瓣瓣，悄然绽放。”[8]
这首译诗有以下特色：
（1）音美：叠声，渐变，如音乐跳动，节律变化而有律。
（2）词美：叠词，含情，现代气息浓厚。
（3）形美：正文每句对仗工整，层次分明，起承转合，耐人寻味。
（4）意美：含蓄，引发丰富联想，美的感觉“悄然绽放”，余音袅袅，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这首译文既忠实于原文意象和作者本意，又充分符合中文诗歌的音韵美和意蕴美。无论是从移情的角度还是从译者的创造性角度，都艺术性地再生了庞德的“地铁车站”;东方式的含蓄巧妙地代替了广为诟病的原诗中过于直白的意象并置（庞德在解释其诗时，指出“脸”即“花瓣”，“树枝”即“地铁站”）;更加可贵的是，该译文还具备了俳句的“一切在言中，一切又在不言中”空旷和模糊的意境，达到审美和移情双重功效。这样的译文能够唤起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更为真实地展现原作的阅读后效，也更加能够帮助读者领悟原作的意境。审美移情路径着重提高译者的审美素养和移情素养，是对翻译职业水平高层次的要求。
三、结语
为了提高大学生翻译职业素养，本文尝试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多元化路径，以翻译诗歌为切入点，对翻译素养培养路径展开相应研究。既把抽象理论活用于翻译实践，又通过研究实践提升对理论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译者，在不同时代译同一作品，也会因为他自身阅历的增长，地位的变化，经验的丰富，时代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的审美对象产生不同的移情感受”[8]。所以，为了翻译出更让人接受和欣赏的作品，创作出更易流通和更受欢迎的译文，译者必须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拓展视野，锤炼翻译能力与职业素养。庞德尚且把《论语》中的“日日新”作为人生动力，今天的翻译人才更要保持开放心态，博学多练不同语言，融会贯通不同文化，才会更快提高综合翻译素养，真正成为代表国家竞争力的风流人物。
注释
（1）何功杰：《英美名诗品读》（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第414 页。
（2）选自网络公告，访问路径：http：//webster.wu.blog.163.com/blog/static/106642320091044359313/，发布者博主小山东。
（3）选自网络公告，访问路径：http：//home.hjenglish.com/app/login？source=nbulo&returnurl=/u/2418035/，发布者aimini。
（4）选自网络公告，访问路径：http：//home.hjenglish.com/app/login？source=nbulo&returnurl=/u/2418035/，发布者pegg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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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Training Path for Professional Literacy of Translation
PENG Yan1，2
（1.Cunjin College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94，China;
2.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ranslation literacy is the basic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English majors. Embarking from poetry translation for its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ransl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zra Pounds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o study how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literacy， such as faithful translation literacy to the original， creative literacy， cultural literacy and aesthetic empathy literacy; and explores the diversity of training path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literacy through studying various paths， such as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 modern hermeneutics， de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 empathy.
Key words：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literacy; training path;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zra Pound; poetry translation
多元翻译 第3篇
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而这一再创作过程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不同理论框架指导下的文学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翻译的评价也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充满争议。笔者在研读中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 朱生豪和孙法理两位学者的译文在一些句子的翻译上相去甚远。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 对朱生豪对《哈姆雷特》的翻译进行分析, 结合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境遇, 从而揭示翻译受到目标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翻译在特定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也希望本文能够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示。
一、理论回顾
多元系统理论 (polysystem theory) 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Shuttleworth和Cowie (Jeremy, 2001:109) [1]把多元系统定义为:“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混合体。各个系统相互作用, 在整体的多元系统中形成一种进行中的动态演变过程。”这里的多层次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元系统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在多元系统理论框架下, 文学是一个大系统, 里面的各系统相互作用, 相互平衡。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决不能孤立, 而应该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再创作的文学翻译, 左哈也强调要在一个大系统中运作。目标语选择适宜翻译的作品, 翻译准则行为和策略也受到同一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摒弃了60年代的静态模式, 而把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的社会、文学和历史系统的更大的背景下。也打破了在此之前的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一统翻译领域的局面, 如盛极一时的文本语言学分析法、语篇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等。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过多地把文学翻译的重心放在原文的篇章分析上, 而没能把文学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 只看到文本, 没关注人和物。Genztler (1993:120—1/124—5) 对多元系统论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指出多元系统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 对后来的描写翻译学起到了深远影响。[2]
二、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热爱, 而它的翻译也是见仁见智。笔者在阅读时, 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剧《哈姆雷特》, 不同的译者所翻译的版本在很多细节上也不尽相同。如朱生豪和孙法理在翻译一些句子时就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朱生豪的译文为:“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3]而孙法理主张把这段话改译为:“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难, 起而反抗, 斩断一切烦恼,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4]
在上面摘引的莎剧原文中, 原作者表达的是哈姆雷特在生和死之间彷徨的心态。当时的哈姆雷特经历了父亲离奇死亡, 母亲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候改嫁叔父, 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哈姆雷特变得忧郁、迷茫、厌世, 苦苦挣扎于忍受命运还是以自杀来结束苦恼。
在孙法理的译文中, “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海, 起而反抗, 斩断一切烦恼……”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轻生的念头, 在默默忍受苦难和自杀之间徘徊, 以自杀的方式来和命运作抗争。这和前后文及原文作者的意思相吻合。但在朱生豪的译文中, 似乎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在消极地活下去或是积极地活下去这两种选择之间作思想斗争, 而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从文字表面看, 这个版本的译文似乎与原文意思有差异。那到底是朱先生误解了原文的意思, 还是有意做这样的翻译呢?
按照左哈的多元系统论, 不能孤立地研究翻译文本, 而应该把它放在整个文学系统中, 并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和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结合起来。朱先生在翻译这部莎剧时正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日寇大肆侵犯我国国土, 蹂躏祖国同胞, 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朱先生的译文“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海,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正有激励人们起来斗争、反抗恶势力的精神号召, 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需求, 是在特定的时代所采取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而孙先生的译文“忍受苦难或是结束生命”则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 无法起到鼓舞人心、奋起反抗日寇的文学号召力。
由此可见, 朱生豪的译文并非是对原文的误解, 而是把翻译文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 在人民需要从文学作品中得到鼓舞和支持以反抗日寇的时候, 对原文作了一定的改动, 突破了文本和语言的局限。这种改动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积极作用, 符合多元系统论中提出的翻译文学和时代背景相结合的合理性。
结论
通过以上对朱生豪和孙法理分别翻译的莎剧《哈姆雷特》中片段的分析, 特别对朱生豪先生的结合时代的创造性的翻译, 可以看出,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出发, 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孤立地进行, 而必须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相结合。译者在特定的翻译中所采用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因此要抛弃过去那种只看到文本看不到物人的研究路线, 通过描写参与翻译交际的人, 通过描写作者、译者和读者, 将翻译涉及的所有因素揉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上文中朱生豪的译文初看之下与原文意思有出入, 但若把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考虑进去, 就会发现其实是别有用意的, 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背景和人民的精神需求。文学作品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也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因此也不失为一篇好的译文。
摘要：多个译本并存和重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 特别是对于文学翻译来说, 多种译本并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对《哈姆雷特》的两个不同翻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 特别是对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进行深入剖析, 通过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作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从而揭示翻译是由目的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而原文只是其中之一。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哈姆雷特》,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ltedge, 2001:109.
[2]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120-1, 124-5.
[3]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雷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56.
多元翻译 第4篇
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翻译学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影响。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翻译与跨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此由于文化差异问题带来的翻译问题也时常出现。翻译工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元文化的背景，通过研究多元文化对翻译的干预来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全球化;多元文化;翻译;干预
从翻译的本质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对翻译的干预是不言而喻的。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对于文化的阐释可以分为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因此翻译也就可以分为表层翻译与深层翻译。在表层翻译的层面，实际上就是语言方面的翻译，而深层翻译则是透过文本而透露出的文化内涵。因此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翻译本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不同的文化因素自然会对翻译过程产生干预，而同样的，在翻译中翻译本身也会对文化而产生干预。因此为了使不同文化可以更好的交流传播，那么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纵应用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一、多元文化视角下翻译中的干预研究
在翻译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外语译成母语，我们称之为“译入”。而相反的，把母语译成外语，则称之为“译出”。在翻译中，作品是“译入”还是“译出”对最后的成果是具有很大影响的，而这种影响我们可以用“干预”来理解。翻译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翻译中，多元文化的干预实际上就是异化与归化的问题。翻译可以认为是跨文化活动的桥梁，任何的翻译活动与文化都是息息相关的。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人对本国的文化理解都存在差异。尤其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更是各不相同。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文化现实情况下，要用另一种语言来阐释这种文化，并且能展现其文化内涵同时为人们所接受就是难上加难。在文化对于翻译的干预中，异化与归化的问题长久以来在翻译界都是讨论的核心问题。在异化法中，译者主张以原文作者为切入点，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所代表和流露的文化内涵。相对的，在归化理论中，则主张翻译的作品应当以译文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为主要切入点，用目的语中的文化倾向来代替原著中的文化表达方式。而异化和归化在实际的成果中，各有优势。异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有利于保存源文化的精髓，促进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二是有利于读者了解原著国家的文化，了解对方文化和本国文化的差异性，拓展视野。三是有利于丰富语言文化的表达形式，促进翻译的准确化和多样化。但是，同样的，异化也会存在劣势。用异化法翻译出的作品，读者不仅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惑。因此就会出现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顺畅的现象，甚至会引起误解和文化冲突。因此异化法翻译的作品，对于读者自身的文化水准要求是比较高的.。相对于异化来说，归化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打破了原文的限制，消除文化差异的隔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觉得语言流畅，理解相对较为容易，因此归化法翻译的作品往往比较容易受到读者的接受。因此不可避免的，归化法产生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使得源文化的特色被遮掩，有时会误导读者理解原著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多元文化视角下翻译策略操纵研究
多元文化的视角下，翻译中干预的产生是必然的，异化与归化是常见的两种干预形式。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究竟应当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来进行操纵呢?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不同的翻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西方翻译史中，英美等国家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上获得霸权地位后，在文化方面也出现这种霸权主义倾向。在翻译中，译入采取归化，译出则采取异化，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体现其文化霸权地位。而在19世纪的中国，中国的翻译家们在翻译外文文献时，需要译成文言文才能被当时社会所接受。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认为是翻译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很多学者认识到翻译的原则与策略应当随着多元文化趋势的发展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变。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乐于理解别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可以正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距。鼓励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吸收别国文化中的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多元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21世纪的翻译中，异化将成为最主要的趋势。虽然从全球化背景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看来，异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归化策略就失去了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过度的异化会给读者造成很多阅读上的障碍，并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来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一些关联到民族文化内涵的部分，如果与原著中传达出的文化有冲突，最好还是应当进行规划处理。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他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翻译工作者更好的工作，针对不同的作者、文化背景以及读者对象，要合理的使用异化与归化手段，通过二者适当的结合来进行翻译工作。
三、结语
在多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要用平等的观念来对待不同的文化，坚持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基本原则，避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立。无论是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文化的交流。只有在大量的翻译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促进翻译策略的完善与进步，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02).
浅谈佐哈尔多元系统中的翻译文学 第5篇
关键词：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翻译研究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诗学及比较文学教授、文化研究主任。他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崭新的理论——多元系统论。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他是文化理论家而不是翻译理论家，但他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不仅对翻译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被誉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佐哈尔在1979年发表的《多元系统论》中，对文学翻译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展开研究。探究翻译文学在译入语中的地位，意义深远。
一、多元系统理论
埃文-佐哈尔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叠的系统组成的，所以他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名词。
有论者引用佐哈尔的话将多元系统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社会符号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有些子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而有些则处于边缘位置。
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
虽然研究文化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较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直以来，文学史只是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会谈及翻译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他时期的文学史中，找到零星的资料，介绍个别的文学翻译作品，却缺少连贯性，并没有与整体的历史描绘联系起来。因此，要弄清楚翻译文学在一个文学系统中的功能与位置实属不易。
佐哈尔在其多元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出翻译作品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从宏观上来看，选择原文的原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跟译语文学的本国“并存系统”（co-systems）相关。而从微观上讲，翻译作品所采取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简单来说，即“文学形式库”（literary repertorie）的应用——必定跟其他本国的并存系统息息相关。因此，探讨翻译文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果说文学系统中的翻译文学系统正好处于中心位置，则它正处于建设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此时的翻译文学多半在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革新力量。佐哈尔认为此时的翻译文学需要三类客观条件：一是一种文学正处于“幼嫩”时期，有待确立；二是文学正处于“边缘、弱势”地位；三是一个文学正在经历其“转折点、真空与危机”时期。这种情况下的文学都极度需求模式、特色与本文学模式中需求的文学形式库。而这些文学形式库的来源大部分来自翻译文学中，它们的出现为读者提供了资源与流行因素，从而奠定了自身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与主导作用。
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正处在边缘某系统的地位，往往也会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此时，一个文学多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翻译文学也往往死守其固有的模式与规范，与原创之间的联系甚少，成为一种二级的保守状态。此种情况的发生也并不违背上述翻译文学引入新形式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翻译文学引入新形式之后，该文学迅速发展而让翻译文学在其中失去自我。
而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并不是静止的。就翻译文学本身而言，也有层次上的划分。也就是说，在翻译文学系统中，某部分的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很可能其他的翻译文学并不是占据同等位置，而是没有带来革新的力量。
三、优点与不足
佐哈尔对于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研究，为翻译界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一是对翻译層面的研究是将其置于文学大系统中进行的，更能体现全面性；其二是把翻译作为一个文学系统来看待，把翻译研究推向了基于文化层面的研究。
然而，对于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批评之声也是多方的。由于佐哈尔的研究史无前例，并缺乏前人的理论支撑与实例的支持，故其理论在后期发展中也遭受了各方翻译流派的批评与打击。如苏珊·巴斯奈特则认为佐哈尔对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状态描述并不细致，且略显粗糙；赫曼斯则提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陈述不清、内容过于抽象，有决定论的倾向等相关问题。
翻译教学中建构多元互补的教学模式 第6篇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学派蜂起, 新说林立。译学研究广泛吸纳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符号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 甚至最新的理论思潮, 如阐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建构主义等, 都能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中寻觅到它们的踪影。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翻译教学模式呈现多样性和丰富性。作为备受欢迎的“建构主义”理论勿用说也会经常用来作为大学里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 以此来试图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个体心理图示不断发生改变、重构。作为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一门必修课-翻译, 由于其学科属性, 更加适合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近些年来, 也不乏有许多论文是从建构主义角度谈论翻译教学的, 但是, 有些学者在强调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时往往否定了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主要表现为, 过分夸大以学生为中心而忽视了教师的导向作用, 最终导致教师的翻译经验不能有效地传授给学生, 教学缺乏系统性、经济性。本文试图阐述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和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 通过比较和对比两者的优缺点, 欲指出在翻译教学中建立多元互补的教学模式。
二.翻译教学中建构多元互补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1. 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
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是以“教”为中心的传递式的教学, 即“老师怎样教我, 我便怎样教学生”的观点 (Kiraly 2003:18) 。此种模式一般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纠错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师向学生传授翻译知识和技巧为终极目标。另外, 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更加注重翻译的终端成果-译文, 而忽视了翻译过程中对学生双语转换思维能力的构建与培养。
传统的客观主义翻译教学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 (1) 教师直接把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灌输给学生, 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学习状态, 而且也容易对教师所授的知识消化不良, 并且, 教师所列举的都是一些无标题的缺乏语境的语段或句子, 很片面, 很零碎, 也很难激起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 (2) 客观主义教学过分强调教师的“教”, 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样就难以使学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3) 客观主义教学模式过分强调对学生翻译技巧的传授, 而忽视了在整个翻译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双语思维的转换以及个体心理图示的改变和重构。总而言之, 传统的客观主义注重对学生知识的传授, 而轻视了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具体翻译技巧的传授, 而忽视了对整个翻译过程和语境的把握。
尽管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有其诸多弊端, 但是它在翻译教学中仍然具有许多可取之处, 如: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 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 并能充分利用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 到上个世纪末, 翻译的题材和内容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宗教和哲学, 翻译也不再被看做是纯粹的语言转换, 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国内外翻译教学的重心也开始从机械的知识传授和技巧讲解转移到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心理图示的改变和重构, 以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薄振杰等, 2011) 。而新兴的建构主义理论恰恰可以用于解释学生的学习过程, 也就是对知识的主动构建过程。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正日益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其影响也不断得到深化和加强。
2.以建构主义为取向的翻译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 个体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 (郑敏宇, 2005:66-71) 。建构主义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 认为学习并非学生对于教师所授予知识的被动接受, 而是通过与外界相互作用, 依据自己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建构新的意义, 并在教师和同学的参与和帮助下, 能够掌握他单独无法领会的概念和思想。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灌输对象, 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而教师则由知识的传授者和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管理者、鼓励者和帮助者。
韩红 (2006) 曾经说过:“翻译过程既是双语转换过程, 也是思维转换过程”。由于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 也导致了语言表达的形式和语序排列等诸多的不同。这就要求在翻译教学中,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通过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并与同伴们互相协助, 来主动地使自己的心里图示发生改变, 进而重构双语转换的思维体系。由此看来, 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模式强调, 翻译课堂中要重视翻译实践;而翻译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自信和专业行为。具体体现在: (1) 学生是翻译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是翻译知识与技巧的主动建构者, 而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教师只是引导学生去构建翻译技能。 (2) 学习过程是学生个体心理图示不断发生改变、重构的过程, 是新旧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知识建构过程。 (3) 翻译教学过程是一个互相协助的过程。通过师生互动, 学生间互助的方式, 来帮助学生翻译知识和技能的构建, 进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由此可见, 翻译教学中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注重学生与外部环境互动和个体对经验的构建、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 有些学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 非此即彼的态度来看待翻译教学中建构主义模式和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所以, 在实际的翻译教学过程中, 有的学者就过分重视新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而否定了客观主义教学模式, 过分夸大以学生为中心而忽视了教师的导向作用, 结果导致了教师的翻译经验不能完全有效地传授与学生, 教学过程缺乏系统性和经济性 (薄振杰等, 2011) 。
三.建构翻译教学中多元互补的教学模式
1.客观主义教学模式与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之间的关系
从上面来看, 我们知道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注重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 以纠错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师向学生传授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为终极目标。特点就是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 强调知识的获得, 而很少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语言思维的建构和认知能力的培养。但是, 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在翻译教学的初级阶段还是具有一定价值和作用的。Shreve (1997:127-128) 曾经提出:译者的翻译能力是有自然翻译 (natural translation) 向建构翻译 (constructed translation) 发展的。可见, 客观主义教学模式适合学生自然翻译阶段的教学。
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模式强调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心理图示的改变和重构, 并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并注重师生、学生之间的合作。作为教师, 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使学生慢慢把握双语转换的规律, 养成良好的翻译思维和翻译意识。然而, 在翻译的教学过程中, 如果过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使其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建构双语转换思维的话, 反而不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为, 这样一来, 就有可能导致教师失去主导作用, 而不能够很好地向学生传授经验以及知识点的阐释。
所以, 可以说, 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和建构主义教学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也都对翻译教学起着不同程度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必须要客观、辩证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取长补短。薄振杰 (2010) 指出:中国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过程究其实质应为“Objectivist-Constructivist Theoretic Approuach”理论框架下的学生翻译能力培养过程。传统的客观主义翻译教学模式应注重学生对翻译知识的记忆与积累, 而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模式则重视学生直接经验建构的培养过程。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是翻译教学的初级阶段, 而建构主义的翻译教学模式是高级阶段。在此阶段, 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 在一定的情境中, 制定学习计划, 选择合适的翻译任务, 与同伴进行协作, 以便能够尽快地建构自身心理图示和双语转换思维来学习翻译经验, 发展翻译能力, 为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 我们认为, 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与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并非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我们不应该把翻译教学分为要么以教师为中心, 要么以学生为中心;更不应该把学习者的向别人学习与主动建构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研究能够证明, 有适合所有教师和学生的最好的教学理论或教学模式。我们外语的新课程与教学改革强调的是倾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主导作用的丧失, 也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教学中的合理因素 (刘永兵等, 2011) 。所以, 我们认为, 传统的客观主义翻译教学模式与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模式是一个连续体上的两种取向, 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而非互相排斥,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2. 建构多元互补的翻译教学模式
西方世界的有关翻译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翻译教学研究视域的扩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跨文化交际学等都对翻译教学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 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也鼓励多视角、多维度探讨和研究外语教育中的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这就表明, 翻译教学模式理应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的, 而且, 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应该从不同角度对翻译教学进行研究, 以便找出合理而又科学的教学方法。所以, 大学翻译教学模式多元化的现状是正常、健康的;翻译教学应该是开放的、多元互补的。因为, 翻译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可以使得不同的理论适用于翻译教学活动的不同阶段和层面, 进而对翻译活动的不同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谁也不能断言有某一个教学理论或教学模式能够分别完全适用于翻译教学活动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而且, 如果将某一个教学模式看成是一个绝对的, 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模式来遵从的话, 可能无法使得学生对于直接翻译经验的建构, 也无法保证整个翻译教学过程的系统性和经济性, 最终可能会导致学生不能够较快地掌握翻译能力。
所以, 在建构翻译教学模式多元化的视域下, 把传统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和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完美地结合起来, 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 认真地对两者的功能和作用进行比较和对比, 找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从而能够使其有效地用于翻译教学的实践当中去, 以培养适用于世界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具有较强翻译能力的人才。
3. 建构多元互补的翻译教学模式的意义
建构多元互补的翻译教学模式能够使得教师和学生融入到创新的学习过程中, 注重学生的互动, 主动的知识获得。并引导学生进行主动的实践和创新, 使得翻译学习成为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 使学生通过积极参与, 独立思考, 互相启发, 真正的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多元互补的翻译教学模式是有序而且有效的, 有利于建构学生的知识体系、认知能力以及双语思维的互相转换。多元互补的教学模式比单纯的客观主义教学模式更为有效, 它能够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提高综合能力, 使得教学活动多方产生积极的互动, 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教学效果。
结语
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翻译人才作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必将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 高校中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翻译专业都承担着培养国际化翻译人才的重任。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不难看出, 翻译教学是以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为目标的, 而翻译人才的培养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译者翻译能力的培养上。译者翻译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就决定了在翻译教学中需要纳入各种不同的学科理论作为指导, 制定出不同的教学模式, 进而取长补短。我们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和深入开展翻译教学研究, 以此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多元互补的翻译教学模式是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也是新的翻译教学形式的整合。它既注重以教师为主导的“教”, 也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以优化教学效果为最终目标。因此, 翻译教学理应利用最新相关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我国传统的翻译教学, 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现代诠释, 使其能够与现代的翻译教学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 科学地构建完整的, 多元互补的现代化翻译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Kiraly D C.A passing fad or the promise of a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or education[A].In James B&Geoffrey S K (eds.) .Beyond the Ivory Tower: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ry[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2003.18
[2]薄振杰.关于当前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的思考[J].外语界, 2011 (5) .76-82
[3]郑敏宇.作者主观叙述及其翻译[J].外语学刊, 2005 (6) 66-71
[4]韩红.对比语言学:诠释与批判[J].外语学刊, 2006 (.5)
[5]Shreve G M.Cogn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A].In Danks J H et al (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London:Sage, 1997.127-128
[6]薄振杰.中国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研究:无标题语段翻译能力之培养[D].济南:山东大学, 2010.
从玄奘的翻译看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 第7篇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 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 (1111年) 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 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 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 涌现了四大译师,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 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 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 就是说, 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 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 (1) 多含不翻:如“薄伽梵”, 指世尊, 是佛陀的名号之一, 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 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 (2) 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 以及各种经咒, 一经翻出, 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 (3) 尊重不翻:如“般若”, 不可直译为智慧, “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 “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 (4) 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 “阿罗汉”, 不可直译为“无生”, “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 (5) 此方无不翻:“此方”, 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 , 形似苹果 , 其意为“无垢清净”, 食之可除风热, 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 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 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 使集体译经制度化, 系统化, 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 译主为玄奘, 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 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 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 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 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 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 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 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 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 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 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 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 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 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 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 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 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 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 我们将看到, 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 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 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 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 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 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 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 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 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 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 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 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 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 梵文好繁, 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胡适指出的那样, 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 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 方才可读。胡适提出要删减佛经,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 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 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 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 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 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 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 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 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 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 即采用删减的方法 , 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 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 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 不敢轻易改动, 更不要说是删减, 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 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 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 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 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 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 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 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 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 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 (《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 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 受到原文的限制, 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 不仅在隋唐, 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 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 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 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 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 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 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 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 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 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 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 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 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 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 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 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 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 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 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 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 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 也就是说, 译文为了迁就读者, 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 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 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 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 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 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 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 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 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 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 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 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 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 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党金学.中外翻译理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多元翻译 第8篇
文化互动研究正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的实质所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的一项突破性进展。而亲属称谓语作为语言交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许多情况下称谓语往往传递给对方第一个信息。不同的称谓语, 反映了交际双方的角色身份, 社会地位, 亲疏关系和情感好恶等。因此, 称谓问题日益引起社会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 称谓语作为承载礼仪的重要方面很早就备受重视。早在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左传》中就有“夫礼,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论述。公元前问世的《尔雅·释亲》是记录中国封建社会人际关系中亲属称谓语最古老, 最完备的著作。清代学者梁章钜所撰的《称谓录》是我国称谓方面的重要典籍;全书32卷, 收录称谓语约5000余条, 并对各种称谓进行了详尽的语源和严格的历史考释。国际上语用学家们也逐渐开始关注称谓语的各种语用功能及其内涵和外延。1988年F.Braum等出版了一部专著《称呼语》 (The Collection of appellations) , 详尽地论述了英、德、法、俄等语言里称呼或者称谓的使用情况。
但是,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和深化, 中国文化中的“重名分, 讲人伦”的封建伦理传统观念与西方“人为本, 名为用”的实用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方在称谓体系上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和冲突。而被现代人忽视的亲属称谓语中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社会内涵及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恰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陕西关中地区的称谓语, 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和文化特征, 以此来追溯其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根源, 探究称谓语翻译的文化内涵, 对弘扬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亲属称谓语往往直接体现所处文化环境中的伦理文化以及道德价值取向。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历史发源地之一。更是我国周秦文化的孕育摇篮及其根源所在。这里的亲属称谓语文化内涵丰富, 称谓语包罗万象, 具有较强的文化代表性和民族特征。
1. 体现尊卑长幼
在我国, 血亲传统上分为“九族”, 上有四代长辈, 下有四代晚辈, 其序列为:高祖, 曾祖, 祖, 父, 本人, 子, 孙, 曾孙, 以及玄孙等。如果再加上堂亲、姑表、姨表等兄弟姐妹间的亲属称谓语, 长幼尊卑实在是纷繁复杂。但在英语中, 能够与汉语相对应的只有表示祖孙三代的称谓语, 而其他的称谓语则需要通过使用相对应的形容词或者形容词的重叠方能构成相应的汉语九族称谓语中的某些相应的称谓语。若是表示转折亲的关系, 则需要一些描述性的、能够表明亲属间关系的合成词作修饰语方能构成英语中相应的称谓语。
陕西方言中“爷爷”和“祖父”绝对是同义的, 而且指的也是同一个人, 即父亲的父亲。但是这两个不同的称谓却明显表达出人物间的亲密程度和语气的严肃与否。而这个往往发生在农村或乡下人的称谓语当中的一个单字“爷”, 虽然也指的是父亲的父亲, 但则更显得说话双方亲切随和, 不拘礼术的关系。如果要用一个grandpa, 或一个grandfather表达出同样多的意和境, 没有足够的说明, 恐怕的确难以表白得清楚。同样的, “外公”与“姥爷”、“外祖父”、“舅爷”也都指的是母亲的父亲的, 但“外祖父”一称尤显庄重与严肃。而“外公”、“姥爷”、“舅爷”则更显童真与稚气, 而且, 其间不乏撒娇卖乖之意。
同时, 亲属称谓语往往按照一定的规律和传统, 分门别类进行排序。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按照“九族”辈分排序;同胞兄弟姐妹间用同类事物的名称排序, 如金锁、银锁、铜锁等;也有在称谓语前加数字的, 如二哥, 三姨, 四叔等。但是难题就在于这些排序是按整个兄弟姐妹中的排序, 还是除过所与自己有关系的亲属后的排序。
比如陕西方言中的“二弟”, 是在整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还是弟弟中的第二个。不管是哪一种, 英语中都没有相应的称谓习惯, 所以在语用功能上达到对等的效果, 往往是翻译中要解决的难题所在。比如在翻译“二弟, 这是弟妹么?”如果我们刻意要把“二弟”中的排行“二”翻译出来, 除非有语境或者很清楚这个“弟”的排行和话语人的用意, 否则, “younger brother”应该是很不错的翻译。
2. 强调男女性别
英语中, 对父、母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的称谓是使用共同的一个称谓语, 即cousin, 即不分父系和母系, 也不分年龄和性别, 让人觉得模棱两可, 含糊其辞。但是汉语中堂亲和表亲就有至少八个称谓, 即:堂哥/弟, 堂姐/妹, 表哥/弟, 表姐/妹。
陕西方言中, 这种关系的称谓语往往不加“堂”、“表”二字, 而是直接用“哥哥、姐姐”称呼, 或者在称谓语前再加“姑/姨家的”、或“舅/伯/叔家的”以此表明身份, 所以在翻译中如何对“远近”、年龄、性别进行准确地表达, 就显得更难了。那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准确地换算。
比如:“表哥”就不能按照英语表达习惯直接翻译成cousin, 而应该在翻译时再加elder或younger来区分长幼, brother或者sister来区分男女。
3. 体现宗姻内外
在汉语言文化中, 亲属关系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血亲, 一类是姻亲。“男有其宗, 女有其族”宗亲称谓和姻亲称谓往往体现了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血统和宗族。内外有别, 泾渭分明。但是在英语中, 却内外不分, 血姻含混。亲属间的称谓语体系非常简单, 分类也很粗疏, 所以在对应的翻译中就必须在尊重文化传统, 遵循表达习惯的前提下, 通过具体化和泛化等的翻译技巧及翻译方法对亲属称谓语中的亲属关系准确表达。
比如:在英语中, “宗亲”和“姻亲”是没有区别的, 但在汉语中的区分却很是明确的。陕西方言更显分明。
爷爷, 祖父, 外公, 姥爷, 外祖父, 舅爷, 爷;
奶奶, 祖母, 外婆, 姥姥, 外祖母, 舅婆, 婆 (婆) 。
paternal grandfather (父系方的祖父) 和maternal grandfather (母系方的祖父) 。虽然在词汇上相互对应, 但在语用功能上, 汉语称谓所反映的民情风俗, 恐怕是英语难以企及的。
4. 表明远近亲属
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我们陕西地区就夫妻间的称谓就包罗万象, 纷繁纷呈:
对丈夫可称作:先生, 老公, 爱人, 亲爱的, 女婿, 当家的, 掌柜的, 那口子, 孩儿他爸 (爹) , (我) 男人, (我) 汉子, 老头子, 老伴 (儿) , 等等。
对妻子可称为:爱人, 老婆, 媳妇, 太太, 夫人, 内人, 内当家, 屋里头的, 做饭的, (我) 女人, 婆姨, 老婆子, 老伴 (儿) 等等。
孩儿他爸/爹/他妈/娘表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掌柜的, 当家的;内当家, 做饭的, 屋里头的等则表示一种家庭地位;“老头子”、“老婆子”、“老伴儿”等, 则又有一种相敬如宾, 相濡以沫的深情厚意;“ (我) 男人”/“女人”这等称谓则表现出一种通俗简单, 直截了当的关系。这么多内涵丰富的称谓, 怎一个husband和wife, 或者darling, 或者sweetheart了得?
结语
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内涵是不可能分开处理的。正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一样, 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实质上并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 而是涉及到其后面所隐含的内涵深厚的跨文化翻译, 多元文化翻译, 和交互文化翻译等多方面的因素。所以, 在翻译活动中, 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理接受外来文化, 尊重原语文化。尽可能保留原语文化的内涵、风格、和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包惠南, 包昂.实用文化翻译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多元翻译 第9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中国政治,中国翻译
佐哈尔对多元系统的定义可用来解释各种层面上发生的现象。在文学层面, 一个国家的文学多元系统是对其社会生活中其他多元系统的补充。这时的文学不仅是文本, 它更大程度上代表了生产、推广和接受这些文本的因素;而中心文学和边缘文学为了争夺统治的地位而不断摩擦、碰撞。
根据佐哈尔的论述, 在如下三种情况中, 翻译文学会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
1) 建立中的“年轻”文学还没融入多元系统中。在这种情况下, 翻译文学成为其重要的参照对象, 并为其提供各种文本种类。
2) 系统中的“原始”文学比较“弱”。比如说, 一个小国的本土文学被大国文学所覆盖。
3) 已建立的某种文学模式因某种原因不能持续其主导性, 而留出相应“真空”。
由于近现代中国各时期政治环境的不同, 翻译文学和由其催生出的国内文学占据着文学多元系统的不同位置。这种位置随着相应时代而变化, 是动态而非固定的。同时, 翻译文学和其对应国内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位置的变换, 也会影响到对应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 从而不断影响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 对其进行改变和塑形。
1晚清时期
在此期间, 中国饱受西方国家侵略以及国内矛盾爆发双重苦难。对此困境, 梁启超认为文学能启蒙同胞、开启心智, 于是倡导发动了对翻译界和中国文学界都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
但是,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 诗歌和散文通常占据主导地位, 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在此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 国内新生文学力量还处于萌芽之中, 导致了真空期的产生。翻译文学填补了这个空白, 并被主流阶层用来宣扬其政治观和价值观。
在“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下, 当时的外国文学肩负了传播先进外来思想的任务, “豪杰译”非常流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豪杰译”是有好处的:许多译者通过此翻译方式来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 与封建主义作斗争。遵循此翻译理念的译者经常将小说标题中国模式化, 对小说进行有目的的增译和改写, 并且删减对心理和环境的描写以及有悖中国传统观念的部分。“政治化改写”成为主流的翻译技巧。例如, 苏曼殊在翻译雨果“悲惨世界”时写道:“在他们女子, 将那天生的一双好脚, 用白布包裹起来, 尖促促的好像猪蹄子一样, 连走路都不能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已然不在翻译, 而在创造了。
案例分析:林纾与《汤姆叔叔的小屋》
这部小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 无疑是完美的。书中, 作者对黑人苦难生活淋漓尽致的描绘以及对奴隶制的痛恨无疑引发了中国读者的普遍共鸣。为了强化此目的, 林纾对很多地方进行了“政治化改写”。例如, 原文“胜利”一章中, 汤姆在死之前原谅了残酷虐待他的奴隶贩子们——原作者的意图是通过汤姆的牺牲, 歌颂基督教仁慈、忍耐等美德;汤姆的死彰显了基督教对邪恶的辉煌胜利。然而, 这一原作中的关键主题却被林纾寥寥几句带过, 因为他坚信当时的中国更需要斗争和勇气, 而不是忍耐和善良。他自己也在序言中提到:“则吾书虽俚浅, 亦足为振作士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
2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领域错综复杂, 发生很多剧变。知识分子们敏锐地意识到, 要救中国, 必须依靠思想、科学、民主、平等、人权等方面的启蒙。因此, 他们放眼西方世界, 寻求先进的意识形态来打破传统文学的局限。在此大环境下, 《新青年》、《新潮》、《新女性》、《新教育》、《新中国》等一系列旨在介绍新思潮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然而此时, 旧文学被抛弃、新文学还未结晶, “文学真空”再次产生。翻译文学填补了这个真空并成为中国多元系统的主导力量。 (仅就小说这一文体而言, 翻译小说就占据了所有出版小说的4/5。2)
案例分析:鲁迅翻译风格转变及其《狂人日记》和果戈理同名小说
鲁迅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翻译家和作家之一。他总共翻译了来自15个国家110位作家的244件作品, 包括小说、诗歌、童话等, 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刚开始, 他选择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 受到林纾的影响采用“意译”手法进行翻译。例如, 他用文言文翻译《从地球到月球》, 并为其改写了一个圆满结局。但是, 在对国情进行深思熟虑之后, 他意识到中国文学的出路只有学习外国文学, 才能祛腐生新。他的名作《狂人日记》就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很多相似点。例如, 他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日记体”, 并使用第一人称叙述, 这跟传统中国小说中第三人称叙述截然不同。
3“17年”时期
17年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稍显短暂, 但它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和文革的开始, 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时期的翻译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政治气氛, 即政治性超越文学性。
新中国建立不久后, 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冷战”, 新中国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这种严峻的形势促使中国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亲密关系, 促使了中国文学的亲苏化。于是, 翻译苏联文学热潮开始兴起, 代表有《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 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共计3526件, 达外国翻译文学总量的65.5%3;反之, 西方文学作品则被禁止 (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除外) 。因此这一期间内,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 苏联文学翻译上升至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而西方文学翻译则被边缘化。
案例分析:《牛虻》
爱尔兰女作家Ethel Lillian Voynich的处女作《牛虻》并没在西方世界引发多少关注, 但却经苏联介绍后在中国一炮而红。作为《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中男主角最喜欢的书, 《牛虻》在中国爱国青年眼中无疑是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象征。然而, 原作并不完全符合这一需要, 于是译者对其进行了政治化删减。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删减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天主教和迷信的描述, 因其有悖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二是对于牛虻父亲的描述——原作中, 尽管是反面人物, 他却始终挣扎于自己的信仰与儿子之间, 不失人性光辉;中译本里他却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冷血反派。第三则是牛虻对男女关系, 以及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因为跟中国传统观念不符。通过这一系列删节, 《牛虻》变成了一本歌颂革命者为崇高信念勇敢斗争故事的励志小说, 感动激励了众多这一时期的中国读者。
4“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这段特殊时期中, 中国不仅对西方世界闭关自守, 对曾经友好的苏联也是如此。在“文艺黑线专政”的理念统治下, 文学丧失主动性, 沦为政治工具。正如谢天振指出, “‘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是极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翻译行为, ……其文化动机和指导倾向都是一种文化利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官员甚至宣称:“替无产阶级当翻译机器有什么不好?依我看, 好得很嘛!”在这种氛围下, 众多西方文学, 包括之前曾备受推崇的作品, 都被打为“资本主义毒草”而遭禁;著名译者纷纷被忽视甚至迫害;翻译出版物如《翻译通报》、《译文》等纷纷被迫停刊。这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寥寥无几, 即使有, 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
5 70年代末—现在
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 倡导向西方世界学习。文化上, 随着大批文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 翻译活动再次蓬勃起来。但在十年的自我封锁后, 这种急躁和激进的补救显得有些盲目:太多作品被介绍进来, 却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消化, 中国读者习得的也大多是表面。宽松多元的政治经济背景催生了许多“文学流派”, 比如“小资文学”、“颓废文学”、“网络文学”、“伤痕文学”等等。
案例分析:“小资文学”在中国
长久以来, 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中, 小资产阶级因为其动摇性、妥协性、肤浅和充满幻想而备受诟病。戏剧性的是, 其代表人物通常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是彻底沦为一个可怜的反派人物, 如《钢铁是如何炼成》中的冬妮亚;二则是完全“进化”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 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当时的中国社会, 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人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好转, 对文化的追求更进一步。打破了多年来对文化的封锁后, 年轻人对固定的文学模式感到厌倦, 转向寻求新目标, 于是“小资文学”这片刚刚崛起的大陆成为他们表达自己的完美工具。时下, “小资”作为一个术语, 指的是那些有特定品味和生活态度的人群。“小资文学”的兴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特点, 而它的出现也基于翻译的影响。其中鼎鼎有名者当属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法国作家杜拉斯。村上笔下那种新鲜、忧伤、精致而又略带迷乱的青春引起了中国年轻人的共鸣;而杜拉斯则以对爱情的细致深刻的描绘和略带颓废的气质博得女性读者的青睐。广受欢迎的国内女作家棉棉、卫慧和安妮宝贝的文字中, 可以不同程度窥见他们的影子。而杜拉斯使用短而跳跃、押韵句子的独特写作手法, 也被中国作者学习引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文学”的引进和创造, 这个独特的文学门派在当时的多元系统中占据着从未有过的一席之地, 给我们呈现出一系列惬意悠闲、边在星巴克中听爵士乐、边翻阅村上春树小说这一鲜明的小资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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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多元翻译 第10篇
摘 要： 英语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英语教学计划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和实践性环节，是学生完成所学专业并完满毕业的重要标志。翻译方向的毕业论文进行多元化改革，能更好地达到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
关键词： 翻译方向 毕业论文 多元化
英语毕业论文是对学生的英语实践技能、英语知识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全面素质、研究与创新能力进行检验和考核的重要手段，是对英语专业学生学士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是衡量、评估高校英语专业教学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从事英语专业教学工作多年，指導翻译方向学生论文多年，深切感觉论文形式过于单一，宜采用多元化的论文写作模式。
一、翻译方向毕业论文写作的现状
每年的毕业论文写作中，选择翻译方向的同学很多，但部分同学对写论文的目的认识不足，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应付了事，没有真正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选题
选题陈旧，没有新意。一些同学的选题都集中在已有研究成果甚丰的一些方面，或者是前几届学生写过无数次的东西，简直是不愿思考，依葫芦画瓢，导致论文内容大同小异，指导老师颇感头疼。
2.论文写作
论文写作要求结构紧凑、表达准确、论述充分。但很多同学的论文东拼西凑，语篇松散，语意不连贯；句子结构单一，语言错误较多，指导老师常常把论文改得“一片红”；有的论文只是材料堆砌，缺乏论述和辨析，更谈不上个人见解。
3.格式
毕业论文作为学术论文，字体的大小、标题的书写、文献的引用和参考文献的罗列都有专门的格式。有些学生对论文的格式不以为意，经常需要在指导老师的督促下一改再改。
总的来说，翻译方向论文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很难真正达到论文写作的目的。翻译方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
二、关于翻译方向毕业论文多元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要想调动学生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就必须改变翻译方向论文写作的单一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促使翻译方向毕业论文写作模式多元化转变。以下是关于模式多元化的几点思考：
模式一：学术论文。这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传统模式。之所以仍然采用这个模式，主要是因为每一届都有30%以上的学生会报考研究生或是出国学习深造。因此，这种模式仍然有保存的必要。通过学术毕业论文的写作，学生可初步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培养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为将来更高层次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
模式二：翻译实践+翻译评论。论文写作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当中，让学生在实践操练中巩固学到的理论知识的同时，发现自身在专业方面存在的问题。翻译实践是要求学生完成一定数量有一定难度的文字材料的翻译，英语翻译成汉语，或是汉语翻译成英语。选取的原始材料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也可由指导老师提供。在指导老师给予一定的指导与帮助下，学生独立地完成文章的翻译，翻译时作详细的笔记，记下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翻译完成后即根据此翻译实践，写一篇3000字左右的翻译评论。对于本科生来讲，学生能够选择有意义的原文，自己动手的同时进行思考，最后理论结合实际写出自己对翻译过程的体会和反思，既锻炼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又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模式三：翻译调查+调查报告。要求学生针对某一领域或是某一行业的众多翻译进行广泛的调查，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研究，然后写出翻译评论。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在我国呈现出繁荣景象，各个景点的介绍都纷纷配以英文翻译和国际接轨。学生可以选用几个景点的介绍及英文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内容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和研究，通过对比并结合已经学过的相关的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和评论。学生在研究中可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等的运用和功能，同时可能反思译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甚至可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模式四：翻译实习+实习报告。影响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就业压力大。为了能在毕业时顺利找到工作，很多学生从第七学期中就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在找工作或是在找到工作后实习的过程中完成的，学生无法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论文的写作当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翻译方向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和毕业实习相结合。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翻译实习工作后，根据自己的翻译实习，撰写实习报告。这样既能让学生安心实习，又能在实习过程中完成毕业论文写作。
三、结语
翻译方向毕业论文的多元化改革旨在改变单一传统模式、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积极性、提高学生翻译实践能力，学生可自愿选取适合自己的毕业论文写作模式。当然，随着论文写作模式的改变，论文质量的评价方式、论文写作过程的监控、老师的指导等都要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都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李萍.英语专业学生撰写英语论文常见错误评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3）：87-90.
[2]穆诗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王力，朱光潜.怎样写学术论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4]王秋华.外语专业毕业论文制导对策研究[J].外语教育，2001，2：332-337.
多元翻译 第11篇
一、多元文化视角下翻译中的干预研究
在翻译中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把外语译成母语, 我们称之为“译入”。而相反的, 把母语译成外语, 则称之为“译出”。在翻译中, 作品是“译入”还是“译出”对最后的成果是具有很大影响的, 而这种影响我们可以用“干预”来理解。翻译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在翻译中, 多元文化的干预实际上就是异化与归化的问题。
翻译可以认为是跨文化活动的桥梁, 任何的翻译活动与文化都是息息相关的。即使是同一个国家, 不同人对本国的文化理解都存在差异。尤其中国地大物博, 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更是各不相同。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文化现实情况下, 要用另一种语言来阐释这种文化, 并且能展现其文化内涵同时为人们所接受就是难上加难。在文化对于翻译的干预中, 异化与归化的问题长久以来在翻译界都是讨论的核心问题。在异化法中, 译者主张以原文作者为切入点, 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所代表和流露的文化内涵。相对的, 在归化理论中, 则主张翻译的作品应当以译文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为主要切入点, 用目的语中的文化倾向来代替原著中的文化表达方式。而异化和归化在实际的成果中, 各有优势。异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有利于保存源文化的精髓, 促进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二是有利于读者了解原著国家的文化, 了解对方文化和本国文化的差异性, 拓展视野。三是有利于丰富语言文化的表达形式, 促进翻译的准确化和多样化。但是, 同样的, 异化也会存在劣势。用异化法翻译出的作品, 读者不仅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还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惑。因此就会出现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顺畅的现象, 甚至会引起误解和文化冲突。因此异化法翻译的作品, 对于读者自身的文化水准要求是比较高的。相对于异化来说, 归化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打破了原文的限制, 消除文化差异的隔阂,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觉得语言流畅, 理解相对较为容易, 因此归化法翻译的作品往往比较容易受到读者的接受。因此不可避免的, 归化法产生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使得源文化的特色被遮掩, 有时会误导读者理解原著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多元文化视角下翻译策略操纵研究
多元文化的视角下, 翻译中干预的产生是必然的, 异化与归化是常见的两种干预形式。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究竟应当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来进行操纵呢?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 不同的翻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西方翻译史中, 英美等国家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 在政治经济上获得霸权地位后, 在文化方面也出现这种霸权主义倾向。在翻译中, 译入采取归化, 译出则采取异化, 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体现其文化霸权地位。而在19 世纪的中国, 中国的翻译家们在翻译外文文献时, 需要译成文言文才能被当时社会所接受。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认为是翻译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之后, 很多学者认识到翻译的原则与策略应当随着多元文化趋势的发展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变。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乐于理解别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可以正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距。鼓励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 也努力吸收别国文化中的精髓,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多元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 21 世纪的翻译中, 异化将成为最主要的趋势。
虽然从全球化背景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看来, 异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归化策略就失去了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 过度的异化会给读者造成很多阅读上的障碍, 并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来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一些关联到民族文化内涵的部分, 如果与原著中传达出的文化有冲突, 最好还是应当进行规划处理。
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 他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翻译工作者更好的工作, 针对不同的作者、文化背景以及读者对象, 要合理的使用异化与归化手段, 通过二者适当的结合来进行翻译工作。
三、结语
在多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 我们要用平等的观念来对待不同的文化, 坚持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基本原则, 避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立。无论是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文化的交流。只有在大量的翻译实践过程中, 才能不断促进翻译策略的完善与进步, 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2014年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