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的故事范文（精选5篇）
纪念碑的故事 第1篇
关键词：建筑,西迁历史纪念馆,故事
“风云两甲子,弦歌三世纪”,2016,我校(西安交通大学)将迎来120周年校庆,而矗立在校园中的建筑,就像一面镜子,岁月是最高明的设计师,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熔铸和反映着学校每一个时期的审美追求,彰显着那个时代建筑的精粹和沉淀,凝聚着那个时代里校园知识精英和莘莘学子的精神和气质。“一幢建筑一个故事”,每幢建筑里,都有传奇的名人、老故事和岁月沉淀的厚重历史。
从1896年建校至2016,从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不论是几经更迭的校门、西迁历史纪念馆、被列为“西安市文物保护建筑”的主楼群,还是为120周年校庆正在规划建设的十二长廊……它们有的抵抗过战争时期烽火的纷扰,有的见证了或正在见证着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它们留住了过往,雕刻着我校百年的峥嵘与繁华,也唱响了一首首流芳百世的世纪之歌。今天我们就揭开历史风尘的帷幕,一起去探寻有关西迁历史纪念馆背后的故事和记忆。
在我校东梧桐道旁,有一座古朴而庄重的建筑在绿树的掩映下格外熠熠生辉,那就是“交通大学西迁历史纪念馆”。每当凝视它时,档案馆人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还有更多的感动和快乐。20世纪50年代,以我校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科研院响应祖国号召,从沿海大规模西迁内地,一群胸怀大局的知识分子毅然放弃沿海繁华大都市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以无悔的青春,满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成为黄土地的拓荒人,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迁校之后,交大人发扬西迁精神,在一片荒原上,把一所百年老校建成了世界知名大学,为弘扬西迁精神,激励交大人勇创辉煌,学校决定筹建“西迁历史纪念馆”,并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档案馆,从2003年初开始筹建,历时两年的昼夜拼搏,2006年110周年暨迁校50周年校庆时顺利完工,此馆可谓档案开发利用的成功典范。“兴庆湖畔共扛土,草棚礼堂聆贤声“,大量图片、图表、沙盘、实物等手段全方位鲜活地再现了交大西迁那段动人的辉煌岁月,开馆展出反响强烈,大家沉浸在那段动人的西迁故事之中,为我校悠久深厚的办学历史唏嘘不已,被西迁前辈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深深地震撼着。许多参观者感慨地说:“没想到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如此丰富。”许多参观者不止一次前来参观,并在每张展板前细细地观看揣摩,直到闭馆才肯离去;一些旅居海外的老校友经常是含着热泪参观完展览;许多当年参加西迁教职工的后代,看到了连自己也没有见到过的当年亲人的照片,激动不已,纷纷与照片合影留念……。
西迁历史纪念馆依托老校医院即两座两层老建筑物改造而成,其中北楼始建于1956年,南楼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后的新馆将丰富的校史文化与沧桑的历史建筑融为一炉,其中建筑物上的“+”标识依然醒目,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新馆依然延续了之前的建筑特色———红瓦灰墙,具有典型的时代印记。新馆由西迁馆和溯源馆两部分组成,其中西迁馆位于北楼,展览面积为800平方米,由14个部分、22个展室组成,除展板外,还有西迁过来的一些实物,主要展示内容为20世纪50年代交大人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扎根黄土地,开拓奋进,为使交通大学成为屹立于祖国西部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艰苦创业的拼搏历程。此外还有露天展棚一座,大约400平方米,用来展示当年由上海迁来的一些大型设备。溯源馆位于南楼,展览面积为300平方米,由9个部分、6大展室组成,主要展示1896年建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本校的发展概况。
西迁馆的整个筹备工作无疑是很忙碌的,在筹备过程中,档案馆充分利用馆内资源,同时也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史料,然而随着迁校后院系的再调整、“文革”中人员动荡、老同志的告老还乡和离世等各种因素,收集工作困难重重,档案馆工作人员千方百计查找各种线索,一时跑东跑西,穿梭在与交大有渊源的各高校,寻访西迁家属及子女,长途电话接连不断、电子邮件联络来来往往,对图片、简报进行高清扫描、翻拍著录、加工,编写文字性脚本等,为了使整个展馆呈现最佳的展出效果,大家在领导的统一部署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虽然身体很疲惫,但各个心里却乐呵呵,经常会被所遇到的人和事而感动着。有些老校友已为耄耋老人,有些已为高级官员,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投射出来的谦虚、严谨、低调让人无不叹服;有一些参与西迁的教职工、学生,包括他们的家属热心捐赠了自己保留多年的珍贵物品,让我们档案馆人真心领略了他们心中那颗爱国爱校的赤子之心。2005年4月7日,一位年过七旬,满头银发的老人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赶到西安,将跟随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珍藏———《报到证》、盖着大红校印的《195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还有学生时代的饭票等,无私地献给母校!在这些精心保存、纸张泛黄却弥足珍贵的史料中,一张粉红色的火车票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印着书本、墨水瓶,还有一列正在行进的火车,“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赫然醒目,是的,正是这张火车票开启了交大西迁的征程!它不仅仅是一张火车票,而是一种西迁精神,这位老人就是交大西迁的第一批新生之一洪星华!还有很多很多像洪星华这样的老人……
西迁历史纪念馆的圆满开馆,意义深远。扩大了档案的影响力,提高了校领导及全体师生的档案意识和重视程度,拉近了档案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同时大力推动了校史研究工作,西迁历史纪念馆筹备过程中,收集到了很多珍贵的档案史料和实物,并以此为契机,编纂了大量编研成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及兄弟院校搞好校庆布展工作提供了快捷、周到而满意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前期大量图片、剪报等高清扫描、翻拍、著录加工等、网上《西迁历史纪念馆》的开放、编研成果的网上上传等大大推动了档案馆数字化建设的步伐;虽然西迁历史纪念馆所展示的内容为专题展,时间跨度有限,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校史展,但它的建设为以后学校建设校史馆积累了大量素材和经验;如今,西迁历史纪念馆已成为展示我校那段波澜壮阔的西迁历史、宣传我校西迁精神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同时也是对全校师生进行爱国、爱校教育的基地,参观者络绎不绝,曾接待省级领导、高校代表团、企业负责人、知名学者、各大高校校长等。专业的讲解社团们以“校史的传播者”为使命,无比光荣而快乐着!西迁精神是交大人永恒的精神财富,已经熔铸在每一位交大人的心里,它不仅是西安交大,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丢。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由来故事 第2篇
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
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
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就是屈原的故事了。
端午节有哪些诗词
1、《端午》
唐·李隆基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
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
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积长。
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
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
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2、《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
唐·李隆基
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
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
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凤化可还淳。
3、《端午日赐衣》
唐·杜甫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
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
自天题处湿，当暑着来清。
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
4、《五月五日》
宋·梅尧臣
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
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
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後踪。
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
端午节的讲究
纪念碑的故事 第3篇
11本书几百个故事，件件打动人心事事感染读者
此时笔者恰巧看到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一套《中国纪念馆故事》首批11本图书，可谓是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活教材，更是庆贺抗战胜利的纪念册，也是提醒日本右翼勿再玩火的警告书！这套书由南京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牵头组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等十家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的革命纪念馆负责编撰。这套书分别将各纪念馆中故事性较强、意义较大的事情，分为建筑、文物、人物、事件等元素抽出，再改写成一个个通俗易懂、激励人心的小故事，并配上大量真实的照片，使没有去过的读者也能一目了然。
这套书按专题分篇，并加上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相关介绍，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残忍烧杀奸淫以及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难民的救助；中国军民的抵抗、抗日英雄的壮举；从外交九烈士到八百壮士、再到爱国华侨支援抗日；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抗战前线发出的战地家书，到邓小平政委细致关心百团大战的伤员。作者们通过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一个个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生动地把当年的历史真实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南京出版社总编办主任樊立文告诉笔者，南京出版社今后还将出版该丛书20册，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书，力争在“十二五”末期完成总体出版任务。当然，这套丛书还有部分与国内革命战争相关纪念馆的介绍。就是在这部分书籍中，还有相关章节所介绍的内容与抗战有关。
“刀砍寇头十万颗”，日军军官向怒目而视的村民敬礼
这些与抗战相关的纪念馆笔者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新四军纪念馆外，其他还真是去得不多。看了这套书后，获得了许多以前所不知道的人和事。通过这套书，笔者更加认识了侵华日军的残忍和凶恶。如果任由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妄想得以实现，那么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就将再次遭受被侵略的危险！
在即将出版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书中，台儿庄笔者倒是前几年陪同几位共和国老将军去参观过一次，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的台儿庄，经过70多个春夏秋冬，当年抗击日寇的硝烟早已散尽，当年被战火摧毁的断垣残壁也已被修新如旧的街景所取代。但在某些主要街巷，仍可见当年残酷战斗场面的照片被仔细地镶嵌在街畔或巷首明显的部位，好使游人一眼就能见到，让人们在观光今日美丽的古城时，不要忘记70多年前那场血与火的撕杀。
在关帝庙景区，将军们还参观了池峰城指挥所旧址。池峰城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三十一师师长，为了打好台儿庄大战的巷战，他将他的指挥所移驻在关帝庙内的部将祠中，以借关帝威名，激励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夺取战斗的胜利！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到此参观时，赞叹之余，忍不住提笔挥毫为关帝庙写下了“忠义武圣”的题词。
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老将军们观看了当年战地记者所拍摄的珍贵的纪录片和参战将士访谈录的镜头。观看了全国唯一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面积达3100平方米的大型画馆，这个画馆是以绘画、地面塑形、灯光、音响和解说有机结合的现代高科技画馆，使前来参观的老将军们有一种身临战场其境的、可以领略到浓烈战斗气氛的感受。
在台儿庄，老将军们还见到了一幅特殊的与台儿庄相关的珍贵墨迹。这幅由当年台儿庄前线50多位将士盖着血手印，上书“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而犹生”的墨迹十分珍贵，它体现了台儿庄大战之际中国军队誓死战胜日寇的民族气节。此时，李宗仁先生当年那首《台儿庄大胜》不由得在我耳畔吟响：“戍楼拂晓角声悲，誓杀倭奴去不回。刀砍寇头十万颗，台儿庄上祭军旗”！真是硝烟虽然已散，但民族精神却永存。
笔者近期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中国山东某个村庄，在侵华日军扫荡该村时，全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畏惧的，纷纷拿上农具与练武用的大刀与鬼子博斗，血洒村中，日寇在村民不要命的厮杀下，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其后，凡鬼子出外扫荡时均绕开这座村庄。确实无法绕开时，带队日军军官均要求部队停下，并对这座村庄以及怒目而视的村民立正敬礼！请读者诸君记住，这座村庄就是现属山东省莒南县板泉镇的渊子崖村。笔者之所以提到这件事，就是要告诉日本右翼，不要以为中国人只有被杀戮的份，你日本鬼子也有怕的时候！如今这里不知有无建立纪念馆，如已建有纪念馆，我想不久后，读者朋友就会领略到真正的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国人要永远纪念抗战胜利，二战成果不容践踏诋毁
笔者在这里还要多说两句。中国人纪念抗战胜利，中国人为了世界和平教育后人不要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并警告日本右翼分子不要再去参拜供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日本右翼分子不是认为中国人对于历史老是喋喋不休，就是无耻反驳说他参拜的是自己国家的阵亡者，可以不必顾及邻国的感受。这种无耻的论调只有日本右翼分子才会讲得出来。你日本人天天喊着要当一个正常国家，可你一个二战战败国不思邻国对你的宽容，诋毁践踏二战成果，容不得邻国强盛，而认为别国的和平发展威胁到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以强盗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理论真正是荒谬之极！对于日本右翼分子的这种心虚加无赖的嘴脸，我们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多讲。不但在中国讲，而且还要在世界上讲，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日本人在二战中对中国人民、对亚洲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要大讲特讲中国的抗战胜利，要大讲特讲日本是战败国，而战败国就是要接受战胜国的制裁和安排！
对于这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重点图书，相关部门十分重视。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政府新闻学》及《公共外交》的倡导者赵启正同志对丛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为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指出：“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值得肯定和支持的好事。我相信《中国纪念馆故事》的出版问世，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也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徐毅英认为“《中国纪念馆故事》是一部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主题出版物，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材和载体”。
纪念碑的故事 第4篇
西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是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杰出使者阿倍仲麻吕而建立的纪念性建筑, 是中国古都西安与日本古都奈良历史渊源的见证和象征。纪念碑由张锦秋设计, 于1979年落成于西安市兴庆宫公园内。
传统认知中, 人们对纪念建筑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事件上, 此外, 纪念建筑还展示当地的文化面貌。因而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与西安文化发展的关联并不仅仅在于相关的纪念性活动, 更在于它的营建顺应了西安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由于我们对这一纪念建筑的理解建立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基础之上, 因此从不同视角出发, 去解读它的深层涵义和文化价值, 对研究该建筑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1 历史语境
隋唐时期, 中日交往甚密。唐代, 两国政府与民间往来达到鼎盛。日本采取全面移植唐朝制度文化的政策, 并模仿长安在奈良建设平京城, 史称“奈良时代” (710年-794年) 。不仅是城市格局, 平城京的建筑风格也模仿唐长安。与此同时, 成千上万的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远渡重洋, 前往长安学习中国文化。
身为遣唐留学生的阿倍仲麻吕出生于日本大和国 (今奈良县) , 于唐玄宗开元五年 (717年) 来到中国, 并成为唯一通过科举考试并金榜题名进士及第的外国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前后50余年, 期间备受殊荣, 历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 并更为中文名“晁衡”。他屡任要职, 功勋卓著, 荣达公爵, 凭借他的斡旋, 唐玄宗破格将日本大使提高到各国大使的首席座次, 他还首开外国学者任秘书监之先河, 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以及唐代图书事业的繁荣, 终生留仕长安。
1978年, 中日友好条约签订暨阿倍仲麻吕留唐1200周年之际, 出于文化寻根的主旨, 日本提议在西安和奈良各建一座纪念性建筑。随后, 阿倍仲麻吕显彰碑揭幕仪式在奈良昭提寺举行 (图1) 。翌年, 西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落成。
2 基址环境
西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选址于兴庆宫公园, 是出于在历史事件发生地修建纪念性建筑的考虑。阿倍仲麻吕留唐期间主要活动在唐玄宗时期。当时兴庆宫是玄宗理政、起居的主要场所, 而深得玄宗器重的阿倍仲麻吕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此。1958年, 西安市政府已在兴庆宫旧址上建立了一座文化休闲公园, 在此建碑有利于纪念性活动的开展以及纪念碑的维护。
兴庆宫公园以旧址龙池为中心, 形成北宫殿南园林的平面格局, 且考虑对园内西南侧建筑遗址的保护和尊重,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最终选址于兴庆宫公园东南角。由于游园的路径设置, 使参观者主要从北面以及东西方向进入基地, 同时从位于纪念碑基地北侧的长庆轩、芙蓉岛、九曲桥观望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彼此均有良好的视景关系[1], 所以碑的面向一反传统以朝南作为主要立面的格局, 选择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 (图2) 。
3 碑石叙事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以历史事件为叙事题材, 由建筑师通过一定的叙事方法在物质空间中展示场景, 即以路径、边界以及纪念碑本体为空间叙事的载体, 通过集中式平面布局和人的行为逻辑等建构, 并以线性叙事的模式向读者 (游览者) 叙述了历史故事以及纪念碑建造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被设计成人们可以习惯性“走进来”而不只是停下脚步旁观的纪念性场所, 体现出阿倍仲麻吕并非与我们联系甚微、仅供世人瞻仰的“传奇英雄”。考虑到游人可能会由不同行为引发相异的叙事体验, 人们选择穿越或驻足在树丛旁、停留在场地中来进入这个场地 (故事) , 体验的未必是正叙的空间 (故事) 序列, 可能出现插叙、倒叙、偶然的等多种空间序列和叙事的体验, 由此建筑师在空间编排和叙事的时候, 为参观者预设了以纪念碑为视觉中心的全部体验程序。
游览者可以从北、东、西三个方向的游园路径通向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建筑师通过强调路径, 来营造亲切、明朗的纪念氛围。而路径来源于体验, 路径两侧都对植着不同高度和冠幅的树种, 既实现了空间序列的展开和变化, 又可以作为视线遮挡引导人继续前行探究。建筑师引导游览者“通过场景的空间关系来感知物质空间和叙事主题之间的关联”[2]。进入基地后, 基地标高相对于周围草坪提升了0.5m, 基地南侧种植了一行间距3m的白皮松, 苍翠的绿植成为纪念碑的背景, 进一步营造了庄严肃穆的纪念气氛。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的基址是一个21m×14m的矩形平台, 其横向长度与纵向长度的比例为2/3, 空间具有内聚性和向心性, 在这样一个小面积的基地内, 建筑师通过控制纪念碑主体的体量和尺度来避免产生雄伟、肃穆的气氛, 以0.3m~0.5m为率来控制建筑与场地的平面及竖向尺度。纪念碑作为基地的空间视觉中心, 利用地形矗立在平台南侧, 其位置沿场地平面几何重心向后偏移, 而视觉的集中引发游览者心理的归属感, 从而将之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场所。
考虑到与日本1978年已经建成的纪念碑规格大体相当, 纪念建筑选择了独立的纪念碑形式 (图3) 。纪念碑是一个纪念柱式的石造建筑, 并采用传统石碑的三段式造型。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高5.34m, 基座面宽5.87m, 它的平面尺度限定了观赏视距, 台基北侧入口处园路的路径宽度与纪念碑主体面宽的比例为1:1 (图4) 。而且在园内主要路线上设计了三处主要观赏点, 即场地入口、道路石台阶上坡段、基地平台入口。这三处至纪念碑的水平视距与纪念碑高度的比例分别接近于2:1、1:2、1:5, 即进入基址看全景, 行至道路石阶看中景, 在基地平台看近景, 这遵循了中国古典建筑设计中“成景得景”的传统 (图5) 。
进入纪念碑基地后, 全景角度会使参观者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游人得以直面纪念碑的碑阳和东西碑侧, 介于纪念碑的三面石刻都是不同的内容, 由此可从不同的角度打开阿倍仲麻吕远渡长安的故事。
张锦秋大师曾说明纪念碑创作原型来源于南北朝义慈惠柱和唐代石灯幢 (图6, 图7) 。义慈惠柱是一种纪念性建筑, 多见于阿倍仲麻吕时代前后, 最初用以表彰义葬、义赈行为。由于当时种种义举及其影响力, 朝廷准许依式标柱, 以资表彰。因此选择以其为原型或许是考虑对阿倍仲麻吕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的义行进行表彰和宣扬。而自初唐时起, 石幢、石灯不仅是佛寺中重要的佛教法物, 也是构成寺内庭院空间的重要元素, 甚至在墓所造立石幢, 旨在为亡者祈福。在当时造立石幢、石灯甚至成为社会的流行。与此同时, 唐代石灯幢“在唐代传入日本后, 已发展演变为日本人民喜闻乐见的建筑形式, 以示中日友好”。[3]
石幢造型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幢身部分作八棱柱状。在青龙寺遗址出土的太和五年 (831年) 石灯残柱, 表明其柱身形式与石幢相同, 也作八棱柱状[4]。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的碑身四个棱角则选择由下而上逐渐扩大的抹角处理。石灯, 又称炬幢, 在我国现存的四座石灯实例中, 就有一座藏于西安碑林。由遗构可知, 石灯包括底座、柱身和燃灯室三个部分[5]。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同样是碑座、碑身、碑首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除此之外, 由陕西现存的唐开元年间的石幢遗构可见, 初唐时期的石幢造型特征还有低矮的莲幢座以及柱顶八面佛像雕刻。中唐以后石幢造型开始出现多层伞盖、屋盖状石盘, 幢座造型也开始复杂化, 出现莲座、须弥座等[6]。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的碑首与碑座分别采用石殿与莲花覆盆座形式。碑首的石殿顶檐口平整, 屋面简化为光面, 石殿壁前后相同, 左右相对, 分别刻有代表中国的梅花 (图8) 和代表日本的樱花 (图9) 。与此同时, 纪念碑的细部做了具体而细微的处理。譬如石凳、踏跺的转折、交汇处, 以及石栏板以浮雕的形式刻有日本遣唐使船图案 (图10) 等, 共同构成了系列性的观赏点。
初唐时期石幢的高度约2m左右, 到了晚唐时期逐渐增高至5m[7]。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高5.34m, 符合晚唐时期石幢的尺度。纪念碑最终以单体的形式立于基地几何中心偏后位置, 以之作为视觉中心, 也是考虑了石幢在佛寺内常见的两种置立方式:一是立于殿庭或门庭的两侧;或是作为单幢, 立于殿庭正中, 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前的大中十一年幢, 而石灯一般在寺内佛殿或金堂前居中设置[8]。
中国的石碑自古以来就有注重书法艺术与镌刻技术的传统, 而且自唐太宗率先撰写碑铭以来, 碑铭成为唐代以后各代文人颇为重视的一种文学形式[9]。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接受汉字的日本同样受到隋唐书法的影响, 奈良时代的日本不仅书法作品都是汉字, 甚至将书法作为贵族的基本修养。相应地,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的石刻碑文也展示出唐代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粹, 以及当时的文学艺术成就。纪念碑碑阴记叙了阿倍仲麻吕访唐事迹, 东面碑侧则以草书刻有阿倍仲麻吕《望乡》诗文, 西面碑侧刻有李白为其所作的《哭晁卿衡》。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 阿倍仲麻吕在唐时期正是唐诗发展的鼎盛时期。阿倍仲麻吕和王维、李白等文人的深度往来, 使其对唐诗有相对深入的理解。后来“阿倍仲麻吕创作的和歌‘汉土见月’就是一首咏月望乡的古歌”[10], 而这类题材在唐诗里相当常见,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李白的《静夜思》、《峨眉山月歌》。而《哭晁卿衡》的创作正是由于阿倍仲麻吕在访唐期间回渡日本, 中途遭遇海难, 恰在漫游苏州的李白听到传言, 误以为阿倍仲麻吕不幸身亡, 万分悲痛中写下这首七言绝句以悼念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4 创作经历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建筑师由西方留学回国, 他们建立了从西方建筑学视角审视现代建筑的格局, 大量西方建筑理论使之前处于闭塞状态的中国本土建筑师目不暇接, 建筑师们开始讨论何种建筑风格才是适合社会主义的。之后, 结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形式”创作模式使建筑师开始关注“空间原型”的讨论研究。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中创作产生的, 而张锦秋在清华求学期间师从梁思成与莫宗江, 梁、莫二人无论是对中国古建筑还是传统古典园林的认识, 都是基于强调对实物的研究基础之上, 这无疑影响了张锦秋日后的创作方式。
作为对中国建筑事业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一代宗师, 梁思成早在1935年就明确提出了“为中国创造新建筑”的主张, 他曾提到:“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 (1946年《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11]。他强调建筑师努力学习遗产是创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开始阶段先掌握旧的规律, 将来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12]。张锦秋在其文章中说明纪念碑创作原型来源于南北朝义慈惠柱和唐代石灯幢, 与导师梁思成的主张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传统历来讲究“步移景异”、“移步换景”, 而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的视觉表达处理则更接近于西方的构图法则, 即基于前景、中景和背景严格区分的基础上营造出的空间感。通过对纪念碑所在基地南侧土坡的改造, 使之略呈环抱之势, 成为图面的背景来烘托作为主体前景的纪念碑。显然, 这有别于传统东方多个视点所组织的画面感。从建筑设计专业领域来看, 无论是从国内建筑学专业发展历程的视角还是从建筑师个人的创作经历出发, 此设计经验都值得注意。
5 碑石文化
“纪念碑” (monument) 一词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 意为提醒和告诫, 以及建议和指示。纪念碑可以反映出从事纪念活动的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知状况。在特定历史阶段, 纪念碑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表达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纪念碑的形式。它的具体形象可以是碑、雕像或者建筑等。
碑石文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随着人的需求变化在历史行进中不断演变。这种需求的变化源于人们生产水平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根据金其桢在《中国碑文化》中的论证, 先秦已有关于“碑”的记载。当时的碑是立于宫庙中用来测看日影以记时的, 原是无一定形制的“竖石”, 并不镌刻文字。直到秦统一六国, 才出现了用以记载、夸耀秦始皇丰功伟绩的文字刻石。汉代出现了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民间碑刻。在汉以后, 石碑用来“述德叙事”, 而由于唐朝历代帝王对撰碑书丹的喜好, 碑铭文字蔚然成风。碑铭成为文人士大夫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手段途径[13]。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著述《语石》, 书中对碑的定义为:“凡刻石文字统称之为碑”。
在近现代中国, 碑开始逐步向现代转型。新中国建国初始, 新的历史与意识形态需要形象方面的阐释, 最直接的阐释方式就是通过公共建筑形式来表达。而当时新建的纪念碑则多作为纪念性建筑被用于公共建筑项目之中[14]。同时由于新中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发展受到苏联的影响, 所以纪念碑建设也顺应这一历史背景。“1918年4月14日列宁签署《纪念碑宣传法令》, 提出建立一系列在历史上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物的纪念碑。这样一个在国家行政指导下的大规模纪念碑建设计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借鉴”[15]。由此中国城市迎来纪念碑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 同一时期还有苏军烈士纪念碑、锦州解放纪念碑、抗洪胜利纪念碑、辽沈战役纪念碑等。这一时期的纪念碑基本沿袭了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的思维模式。石碑作为一种阐释的工具, 承载了鼓舞民心的功能。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创作于1970年代, 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 纪念碑的意义不仅在于体现当时的中日关系, 而且还承载着两国深层的纪念内容。对中国而言, 它在纪念阿倍仲麻吕这位历史人物的表象下, 实则纪念我们自己曾经辉煌的时代, 以及盛唐时期文化的包容性。而对于日本来说,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则纪念了其文化的根源所在。
1980年代后期, 随着西方的抽象艺术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碑的形象开始抽象化”[16], 纪念碑成为中国城市雕塑的发端, 进而成为代表时代特征的符号。1990年代以后, 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带来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构变化。旅游的热潮推动了以体现城市文化、风貌特色和地方传统等为特征的碑石建设。同时, 各地将具有历史价值的碑碣集中保护起来, 辟地修建碑林、碑苑、碑廊、碑刻博物馆等。
随着纪念观念、纪念对象、纪念方式与纪念环境空间形式的多样化, 在公共纪念性建筑的创作中, 以独立的纪念碑为整体的现象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取而代之则是纪念碑作为局部的纪念性公园或纪念馆等。纪念碑也多以简洁的手法, 或以“留白”的处理手法来调动读者的不同解读, 人成为作者——作品——读者的关系之中的主体, 而碑的叙事性不再一如传统石碑以书法及碑刻艺术来叙述纪念内容, 而出现通过造型象征或者运用新技术的叙事特征。
6 结语
而今, 注重象征性的现代纪念碑形式逐渐成为“流行”的趋势, 但是对于纪念碑这种功能相对明确的建筑类型, 这种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 它们在观念层面上是西方现代纪念建筑的中国化, 在操作层面是对西方艺术风格的归依, 那么它们是否是普通民众可解读的?在其形式之下是否蕴含现代精神?而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同时要求保持古城风貌的现实语境之下, 承担文化传承重任的碑石创作如何避免陷入对传统符号的依赖?
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形式之下的当代纪念碑创作, 都不可避免会涉及到纪念碑建筑本身的精神承载力。关注纪念碑的价值, 与其说关注其本身, 倒不如说更关注纪念碑与它所纪念内容的影响力, 还有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承载所起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 作为中国碑石文化及跨国文化交流产物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值得当代建筑师思考。
参考文献
[1][3]张锦秋.从传统走向未来_一个建筑师的探索[M].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陆邵明.当代建筑叙事学的本体建构_叙事视野下的空间特征、方法及其对创新教育的启示[J].建筑学报2010 (4) :1-7
[4][5][6][8]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7][9][13]金其桢.中国碑文化[M].重庆出版社.2002.
[10]曾峻梅.《古今和歌集》与唐诗中“月”的意向之比较.外国语, 2003 (1) :71-79
[11][12]梁思成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纪念抗战70周年征文：抗战小故事 第5篇
母亲的娘家马回台，是全县最大的村子，有几千人。
母亲刚记事的时候，我的曾外祖父在村中央十字街口开着一间很大的杂货铺，家里又种着二百多亩地，在村里是富户。他家的砖房子在地势最高的十字街西南角连成一片。房子很高，房顶四周垒了半人高的垛口，如果碰到强盗发难，家里人和长工可以从房子里搭梯子上到房顶，躲在垛口后用火枪向下射击，或往下扔土制炸弹。
日本人占领华北后，到处设据点。马回台紧靠一条从北平通到河南去的大马路，日本人就在马路和村子之间修了炮楼。隔三差五的汉奸就带着日本兵到村里活动，和老百姓索要粮食财物。曾外祖父的杂货铺让日本人抢了几次，只好关门不干了。
有年夏天，傍黑的时候，五六个日本兵由汉奸领着闯进曾外祖父住的院子里，刺刀上挑着七八只鸡。汉奸让曾外祖父老两口在院子里支上锅把鸡炖了。老人心里害怕，赶紧张罗桌子板凳烟酒茶。鸡在大锅里炖着，日本兵坐在桌旁叽里咕噜说笑。突然，有个日本兵向两位老人哇哇乱叫起来，汉奸赶紧过来说，火太慢了，日本人等不及。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径直往屋里走去，一会儿手里拎了两块柜板出来扔到地上，曾外祖父明白他的意思，赶紧找斧子把柜板劈了放进火里。过会儿，又有个日本兵往屋里走去，出来时手里抓着一把被子里的棉絮，径直去了茅厕。
鸡还没炖好，一个汉奸跑进院子，和日本兵嘀咕了几句，这些人马上紧张起来，赶紧戴起头盔背起枪，把鸡捞出来装进袋子，然后慌慌张张地往外跑去。
曾外祖父吓得大病一场。
那年腊月二十八，姥姥领着我的母亲和舅舅去赶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集市就在村边上，天气很冷，人们都哈着长长的白气。集上人山人海，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声，大人喊叫孩子声，好不热闹。
快到中午，姥姥买好年货准备带母亲和舅舅回家。刚走到集市边上，忽然象炸了营一样，集市中心的人们喊叫着，惊慌地向外涌。集边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随着冲出来的人流四下里奔窜。姥姥是小脚，等带着两个孩子跑回家，裹脚布都散开了，母亲跌破了手，舅舅鞋子掉了一只。到了下午，曾外祖父过来说，是刘村的刘四麻子被打死了，子弹打在脑袋上。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十字街贴着张告示，说刘四麻子就是当汉奸的下场，云云。具名是：县武工大队。
又一年的秋天，中午时分，姥姥赶着牛车拉了一车高粱回家(这时候姥爷已去世几年，姥姥已分家单过)，刚卸完车回到屋子里，忽然从十字街传来一阵“叭叭”“哒哒”的枪声，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叽里哇啦的叫喊声，一伙日本兵冲进院子里，架上梯子爬到房上去，接着就听到屋顶上哒哒的机关枪响。姥姥吓得把母亲和舅舅搂在怀里趴在炕下边,听到子弹在风里嗖嗖地响。枪声一直响了好长时间，后来终于停下来，就又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终于静下来，姥姥搂着孩子坐在地上，这时候门帘一挑，进来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四下看了看，嘴里咕噜了几句扭头走了，姥姥几乎吓晕过去。又过了好长时间，姥姥战战兢兢地来到院子，发现梯子是邻居家的，上面有好多血，院子里也滴了不少血，房檐上有许多弹孔，流水瓦打碎了三片。
第二天邻居来搬梯子，和姥姥说：“昨天八路跟日本人开火了，把日本人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