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经验范文（精选12篇）
改革发展经验 第1篇
1 部分国家和地区公立医院发展改革的演变
总的来说,各国公立医院的发展改革始终围绕着政府“放权”或“收权”、公立医院经营管理“行政化”或“自主化”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着。20世纪80年代前,大部分国家认为照顾病人和残疾人被认为是人道主义和哲学愿望的一种体现[1],政府在医疗卫生保健领域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即便是在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欧美发达国家,公立医院基本上由政府统一举办和筹资,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20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危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影响下,许多国家卫生系统的整体改革方向是促进卫生系统各组成部分更加独立且更具竞争力。因此,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成为公立医院的改革重点,很多国家改变单一行政化管理,逐步尝试各种自主化管理模式,扩大公立医院经营自主权、增加活力。进入21世纪以来,在重新强调卫生系统整合和规制的理念影响下,政府加强了对公立医院干预,通过加强区域卫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对公立医院准入、大型设备购买、高新技术引进进行严格审批和监管、强调公私医院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从而防止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维护区域资源配置平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1.1 英国、美国、德国、新加坡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1.1.1 英国。
19世纪,在欧洲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为了患病的贫困人群,国家开始承办医院。随着医学的发展,医院的服务变得更加规范和标准,技术也越来越复杂和昂贵。医院的发展与无菌手术、麻醉方法、外科技术等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2]。20世纪,医院开始扮演现代社会角色,成为医学发展的坚实基石,同时,在卫生体制中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形成。
1948年英国将全国医院收归国有后,由政府实行计划管理,对医院按人头、床位拨款,医务人员领取政府支付的固定工资。医院靠政府下拨的财政预算运作,职工的报酬与所付出的劳动量无关,医务人员缺乏工作积极性,各级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排长队的问题。政府财力不足和公立医院效率低下,是其改革的背景[3]。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影响下,英国早期公立医院改革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倾向,在公立医院管理模式中引入私立部门的组织结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竞争、激励、监督和制约机制,通过建立“内部市场”,提升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在治理机制改革中,英国采取了不同于企业法人的公法人制度,政府对改革后的公立医院实行外部监管,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4]。在补偿机制方面,政府将资金分配权赋予全科医生,通过合同方式促进公立医院竞争以提高服务绩效。在监管机制方面,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单方面监管变为所有医疗活动参与者(患者、全科医生、地区卫生局、公立医院董事会和卫生执法者)对公立医院的共同监管。
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实践,英国的“内部市场”改革并未完全实现预期效果,虽然能够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但并未实现成本的良好控制,有时甚至以牺牲公平性和可及性为代价。有国际评论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内部市场”改革做法显得“过于有野心”,一旦医院管理者得到自主权而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措施和科学的激励机制,他们就会有明显的可能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增加收入,而不是服务于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共目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往往是医院自主化经营的首要牺牲品[5]。1.1.2美国。美国最早的公立医院是为穷人建立的救济院,是收留那些无法承受房屋、食物和医疗卫生费用的人的主要机构[6]。公立医院的快速扩张在20世纪30年代最为突出,这些医院是当时城市中卫生服务的主体,主要是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弱势人群提供安全网服务[7]。20世纪70年代,许多公立医院由于预算紧缩,遇到财务困难的问题,这给私立医院的发展提供了机会[6]。美国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措施集中在治理和补偿机制方面。在治理机制改革上,适度扩大医院自主权,由自主化改革转向独立法人的公共实体治理,政府通过公共实体的董事会对医院经营保持一定的控制权。在补偿机制上,拓宽医院补偿渠道,并改革支付方式,通过疾病诊断相关分组预付制控制医疗费用上涨。选择这样的改革措施与美国崇尚自由市场和竞争有关。但美国政府始终将为弱势人群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立医院的主要职能,并建立了国家安全网医院,为其提供免费或是廉价的医疗服务。
1.1.3 德国。
德国卫生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883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的改革[8],其指导思想是把公众健康作为国家利益。德国公立医院的重点在于提供重症及疑难杂症等医疗服务,不承担门诊服务,门诊服务由私人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承担。德国公立医院改革的直接动因可以归结为医疗费用增长过快[9],改革重点是建立医疗合同关系和费用支付机制,目的是提高供给者之间的竞争程度和患者对服务提供者的约束能力。
进入21世纪,德国公立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床位数和三级机构过多,效率低下,费用过高,经营状况不佳[10]。改革的重点是对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管理的治理机制改革。改革后,虽然政府不直接管理医院,但是通过医院董事会,政府仍然拥有决策权。另外,政府逐步将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进行整合,增加患者和医院的责任来控制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在监管机制上,政府通过加强立法和对社团行为的监控,引导各种行业协会进行监管,并对医疗市场的投资和市场准入、医疗保险机构与医院之间的价格合约、费用支付机制进行严格控制。
1.1.4 新加坡。
新加坡医院的建立可追溯至其英国殖民时期。1819年成立了第一所综合性医院,服务对象是英国殖民官员和军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建立公立医院,由国家税收支持提供免费服务。受到医疗费用上涨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变政策,公立医院改革就一直未停止。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重点在于公立医院公司化改造和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政府通过推出全国医疗保健计划,鼓励患者自由选择医院,促进市场竞争并主张赋予医院管理者更大的自主权,以提高医院效率。随后政府开始对所有公立医院进行公司化改革,改革后医院所有权仍属于政府。经过这些改革,公立医院被认为具有过分的趋利行为,并加速了费用上涨,政府重申对医院的指导和干预,强制规定医院收入上限,为各类医疗服务设定患者日均费用等,超过费用限制的医院获得的政府补助会相应减少,医院在购进昂贵的技术和引进新的临床专科之前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通过这些干预方式,防止服务的过度供给,抑制不必要的需求并最终控制成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采用更加精细的工具强化对医院进行控制,改革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医院认证和为患者提供信息上[11]。如将单个的公立医院重组为两大医院集团,促进规模经济,协调、规划和配置资源,建立患者转诊制度,采用病历组合的费用支付方式等。
1.2 俄罗斯、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转型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东欧国家经历了以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转化为主要特征的急剧社会转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或过渡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12]。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经历了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后,均面临着发展停滞或衰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一系列经济难题,促使这些国家从忽视或否定政府的作用,向强化政府干预转变[13]。在上述宏观经济体制变革影响下,这些转型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也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等“放权”的过程,如今进入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强调政府对公立医院干预的新阶段。由于经济转型和卫生体制的相似性,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和经验教训,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具有更加现实的借鉴意义。
1.2.1 俄罗斯。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以及随后的饥荒对前苏联卫生服务体系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摧毁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对公立医院的发展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18年,前苏联人民健康委员尼科莱·萨马什科(N.A.Semashko)阐明了卫生保健的理念,即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卫生体系为全民提供免费的保健、治疗、康复和预防等卫生服务,该模式也被称为Semashko模式。1928年,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工人和农民建立了联合诊所,将医院、药房和其他卫生机构国有化,这一时期是增加公立医院的病床数和医务人员数量[14]。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带来了重大冲击,计划经济突然崩溃,政府大幅减少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同时公立医院低效率和服务质量低下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俄罗斯主要围绕着分权和筹资等方面进行卫生体制改革,如地方政府分权,扩大医院和联合诊所管理者的自主权,提高医务人员收入等措施,以应对当时的卫生危机,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严重不足,新经济体制分权化的改革让各大区迅速走向独立,中央制定和推行卫生计划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地方分权造成资源在各区之间分配不平衡。普京总统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集权化的改革措施,通过任命自己的代表管理新的地区联合体,而每个代表任命副职管理卫生事务和制定卫生政策,间接地实行垂直管理。还通过合并政府部门,统一卫生服务管理职能,增强卫生问题处理的协调性。推行医药分离,优化公立医院资源配置,加大对基层公立医院的投入等。
1.2.2 波兰。
波兰公立医院的建立和发展以1945年和1989年为分界点,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5~1989年,在卫生体制上沿用了前苏联的Semashko模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免费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并由国家财政负责筹资责任。建立职业卫生诊所,并将卫生部更名为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实现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相融合。二是1989年之后,波兰建立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卫生领域,引入强制性健康保险,公立医院的筹资渠道由单纯依靠国家财政,转变为由健康保险筹资为主、国家财政为辅,同时开始对医疗服务体系进行重组。但是,对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尚未真正触及,只对少数公立医院进行了公司化改革,其所有权仍归地方政府。公立医院的改革重点在于简政放权、进行医院补偿机制、人事分配制度等一系列内部治理改革[1]。
1.3 印度、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1.3.1 印度。
印度1949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所有国民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因此,印度政府通过公立医院形成的网络体系为全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特别是对占人口总数29%的贫困人口[15]。印度卫生服务的筹资模式沿袭了英国体制,由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并通过税收提供财政补偿。1990年以后,随着人们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负担日益沉重。政府进行了使用者付费(user fee)的改革,如增加挂号费,部分化验项目和部分药品收费,以控制医疗费用,同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标准、考核和评估程序,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和评价。1.3.2南非。20世纪初期,南非的医院以军人和民间医院为主。20世纪40年代,南非逐步建立了统一、全面、国家资助的卫生服务体系[16]。随后,卫生服务体系划分成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公立医院主要为穷人和没有医疗保健计划的人群服务,而私立医院主要为那些年轻的和有工作的富裕人群服务[17]。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非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现象引起重视,政府开始实施改革。一是补偿机制改革,通过改革卫生经费的筹集机制,使得各地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卫生资源。拓宽公立医院筹资渠道,增加了使用者付费和社会医疗保险。二是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监管机制,减少不公平性,如控制药品价格和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和管理,使没有保险的人也能够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三是鼓励公私合作,促进私立部门参与医疗服务的提供,从而使更多的人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提高服务提供的质量。
1.4 中国香港地区
香港早期的医疗服务主要由慈善机构提供,1872年香港建立了第一所私人慈善医院[18]。1964年,香港当局发布白皮书,提出“直接或间接向不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医疗服务的广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费的医疗及个人健康服务”。1990年香港正式成立医院管理局(简称医管局),对香港的公立医院进行统一管理,私立医院则由卫生署管辖。两者统一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福利局管理[19]。在治理机制上,医管局作为公法人负责管理和掌控公立医院,使政府所有权、对公立医院的决策权以及经营管理权分开,理顺各方的权责关系。政府控制总预算、收费水平,并作政策性指导。任命医管局董事局成员,其他决策权归医管局。医院管理者在财务、人事和日常管理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补偿机制上,改革后的医管局按照人口数量及辖区人口的健康指标来分配设备、人力等资源,使各个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均衡发展,促使居民在患病时根据方便原则来选择医院,而不是倾向个别水平较高的医院。香港公立医院改革,政府自始至终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一方面在财务、人事和日常管理上使医院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成为自我管理的法人实体[20],另一方面,政府控制公立医院的总预算和服务价格,通过任命医管局董事局成员及行政总裁,参与对公立医院的重大决策。
2 公立医院发展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政权和执政理念的改变从根本上影响公立医院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虽然各国公立医院面临着相似的改革动因,即解决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带来的压力,缓解居民对医疗体系绩效不满的情绪,但改革时机和特定政策的选择则主要是由政府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决定的。不同国家的政府、统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执政党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执政理念。同时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并且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20世纪80~90年代欧洲右翼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实行激进主义和新自由经济政策,在取消重要领域的进入壁垒、放松行业管制和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大背景下,公立医院改革倾向于在增加竞争、扩大选择权及供方多元化等方向进行。近年来,部分欧美国家左翼政党执政,则更倾向于公共管理和医疗服务系统一体化建设[21]。由此可见,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在公立医院改革方向和策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权更迭以及为争取选民的需要也往往造成改革措施循环往复,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比喻为“旋转门”,影响了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 政府预算危机和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矛盾削弱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和补偿
欧洲很多国家以公共事业的高福利著称,但当前以医疗费用为代表的公共事业费用的快速上涨和经济危机给政府预算带来了沉重压力。一方面,高福利制度使这些国家政府长期负债,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医疗技术和居民医疗需求的日益增加造成费用不断攀升。为降低赤字,许多国家政府下决心通过改革抑制财政支出过快增长,大幅削减了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多项公共服务的开支,在公立医院方面则表现为政府预算投入逐渐减少、对公立医院的医师、护士进行裁员以及削减了贫困人群医疗救助等福利政策的预算投入等。这种改革不但制约了公立医院发展,还带来了更大的政治风险,2011年英国和美国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人们高举“向削减预算说‘不’”和“保护公共服务”等标语反对政府削减公共服务预算。
2.3 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建设难以适应医疗服务需求和服务模式转变的要求
目前,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及地区的人口结构都趋于老龄化[22],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病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疾病谱变化使疾病负担日益沉重、住院日延长、住院费用增加。传统的“以治疗为中心”的医院诊疗模式必将带来资源大量消耗和费用攀升。实际上,大部分愈后观察和康复都可以在社区或家中进行,不必占用成本较高的医院资源,这就要求公立医院的诊疗服务理念从传统的“以治疗为中心”向“以保障健康为中心”转变,目前许多国家在服务体系建设、服务方式及适宜技术应用等方面缺少宏观系统的设计。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对公立医院服务体系的连续性、协调性和整体性提出更高要求。
2.4 选择适宜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成为挑战
随着现代管理日趋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在很多公共服务机构中被广泛应用。现代管理理念认为,对一个机构或组织,好的治理应包括清晰的目标、相互制衡的权责关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增加公立医院活力、提高运行效率,治理机制改革成为很多国家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公立医院重构治理结构,以改变在传统的行政治理机制下政府和公立医院权责利不明晰,代表政府实行出资人职责的办医主体缺位,公立医院缺乏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决策和管理过程不够灵活、没有动力和压力提高效率和质量、对需方的反应迟钝等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治理方式改革可以有效增强医院活力,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公司化和民营化的治理模式可能会过度地引入竞争,使医院行为趋利化,忽视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带来医疗费用上涨和弱势人群服务可及性下降等[23],需要改革部门高度重视。
2.5 政府对医院的监管职能需进一步加强,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在许多国家及地区公立医院的监管面临碎片化的现象,监管的主体和内容重复设置,存在偏重于对医院的结构和规模等投入性要素的准入、监管方式单一的问题。政府组建起全面、有效、灵活的公立医院监管体系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职能未能够完全发挥。同时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方式虽然有多样化的趋势,但根据各种补偿方式对公立医院激励约束作用的优劣特点,相对完善的混合支付机制尚未形成,对公立医院行为的控制力度不足,投入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2.6 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医院构成竞争压力
当公立医院受到财政预算不足等多方面因素限制,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时,拥有大量资金的民间财团则进入医疗市场,建立私立医院[1]。这些医院属于非营利性的财团法人,也可获得税收减免、医保定点等待遇,加之实行企业化的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引进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大大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这些私立医院接受专业人员的管理,能够自主决定投资计划,对于患者的需求反应更加迅速和灵活,通常和公立医院在同一市场中竞争,对公立医院发展形成了压力。
3 对我国公立医院发展改革的主要启示
3.1 公立医院作为实现政府职责的一种制度安排,必须坚持促进公平性、维护公益性
各国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是政治、经济和卫生体制需求变化等不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公立医院体现政府公益性制度安排的职责始终是清晰、明确的。一方面,从公立医院起源和发展来看,其始终担当着维护贫困人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利益的角色,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带动了医学的发展、承担培养医护人员的职能,在确保居民获得适宜的、高质量医疗服务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强调竞争还是合作、放权还是收权,公立医院促进公平性、维护公益性的根本特征始终没有动摇,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把握这一根本理念有助于确定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基础。
3.2 加强公立医院改革的顶层设计,全面协调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的服务体系大多成熟且稳定,公立医院改革重点多为如何控制成本、增加效率、提高质量等具体措施上,很少在服务、筹资、监管体系上进行大幅度调整。而在我国,公立医疗机构虽然具备了一定数量,但其结构、功能需要进一步明确,任何单一领域的渐进式改革难以独立完成,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全面、系统、科学地统筹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从公立医院的本质属性及其运行规律出发,建设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医疗服务体系,明确各级政府、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公立医院自身权力、责任和义务的配置,理顺治理、补偿和监管机制的相互关系,合理设置服务体系中的分工、合作与竞争关系,实现管理权力集中、加强服务体系规划、确保监管机制有效、建立供需兼顾的补偿机制。
3.3 合理布局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的发展
老龄化和健康需求的改变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建立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协调连续的服务体系是也是国际上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目标。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缺乏明确分工,造成了不同层级机构上交叉重叠、整体效益低下,更无法满足适应现代医疗需求的连续性医疗服务。因此,在今后的公立医院改革中,应在国家、省、地市三级均开展公立医院规划设计,明确不同层级举办的公立医院定位。同时,建立严格转诊制度,在公立医院体系内部应强调分工,加强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纵向联系或整合,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间强调合作的同时有序竞争,从而促进不同层级、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协调分工、共同发展。
3.4 科学制定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范围和方式,切实落实政府补偿责任
国际上,政府筹资是公立医院最主要的补偿来源,仅在补偿方式上有所区别,这样的制度安排从经济上保证了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和职责的落实,避免公立医院为寻找筹资来源带来的趋利行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公立医院固定成本进行补偿,能够从总量上对固定成本进行限制,避免对公立医院产生过度扩张的激励,有利于控制公立医院开支和费用过快上涨。目前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既有数量不足,也有补偿范围和方式不合理的问题,虽然在此次中央医改文件中明确要求政府应承担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学科发展、离退休人员和政策性亏损以及承担社会功能等六类政策投入,而实际情况是政策在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落实,公立医院的实际政府补助仍不到10%,因此,应科学研究补偿范围和方式,切实落实政府补偿政策,确保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
3.5 构建权责关系明晰和权力有效制衡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改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影响,有自主化、公司化和民营化等不同类型,其核心是合理划分政府与公立医院权责、明晰治理结构。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也在探索公立医院治理方式改革,应对治理机制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清晰判断,尤其对通过治理改革导致所有权变更的情况给予关注。在今后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的改革中,我们应进一步从明确办医主体、合理划分所有权和经营者职权、建立有效的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探索构建适合我国的公立医院治理方式,实现责权清晰、管理有力。
3.6 构建分工明确、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加强公立医院监管
国际上监管机制改革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加强与公立医院监管有关的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整合和协调;二是加强政府对其他非政府监管主体的干预、指导和管理,形成监管合力和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公立医院监管体系。我国公立医院监管存在着监管体制不健全,基本医疗保障管理约束能力不足,医院运行和发展缺乏有力的外部制约等问题。应有效整合分散在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司局的监管职能,履行全行业管理职能。同时重点加强医院经济运行监管,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规模、标准和贷款行为,控制特需服务规模,开展公立医院财务监管和审计监督。建立社会多方参与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的作用。
3.7 加强以预付制为主的混合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公立医院良性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预付制支付方式,尤其是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和总额预算制,可以达到控制公立医院成本和适度激励的双重目的,为适应不同公立医院的需要,也可采取多种预付制支付方式混合或与后付制支付方式混合的形式。在我国,支付方式改革逐渐成为改革以药补医机制、促进医院良性发展的有效实现方式,很多地区公立医院尝试开展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在这方面,国际上有很多成熟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应充分吸收借鉴,以加快我国支付方式改革步伐。
3.8 为私立和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不同所有制医疗机构间的分工合作和有序竞争
学经验转观念改革课堂谋发展 第2篇
--宜昌恩施学习考察“361”课堂模式的思考
桥市镇中心小学
王龙成
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教育局、县进修学校为我们组织的宜昌恩施学习教育考察文化之旅。这次学习考擦对我们镇小来说：真是想我所想、急我所需。带着学校管理上的困惑、教学工作中的疑惑，踏上了宜昌恩施学习考察之旅。
我们参观了一些名校，听取他（她）们的经验介绍，深入课堂感受真实的高效课堂，真诚的和他（她）们交流感受体会，让我感受很深，特别是他（她）们先进的办学理念、精细的管理、特色的办学、现代化的教育设施、浓郁的校园文化等让我感触良多，也发现了与这些名校的差距，和自身管理的不足之处。此次宜昌恩施学习教育考察文化之旅，恩施实验小学的“361”课堂模式，让我深有体会，下面从这几点来阐述：
学经验
恩施市实验小学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几经更名变换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上下一心谋发展，改革课堂有奇招。快乐“361”高效课堂模式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体现新课程标准，立足以学生为主体，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恩施实验小学的“361”快乐课堂“六步三查”导学模式，无疑是对这一理念的充分体现。“361”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对课堂结构的界定。“3”是指课堂教学经历的“三阶段”，即预习、展示、反馈；“6”是指一节课中一般经历的“六环节”，即独学、对学群学、小展示、大展示、达标测评、巩固拓展；“1”是指“一准备”，即布置准备下次课必备的学具、课前预习和资料查找等。第二个含义是对课堂学习时间的划分。我们把小学课堂40分钟按照3：6：1的比例划分，“3”是指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超过30%，即不超过12分钟；“6”是指学生自主学习（自学、讨论、展示、检测）时间占到60%以上，即24分钟以上；“1”是指10%的时间，即4分钟用于复习整理和布置下一节课的准备。当然，对于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课型，要求老师一定要灵活把握和科学运用。整个课堂教学的过程真正变成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实践”的过程，从而真正实现课堂学习的快乐高效。
恩施市实验小学的“361”的高效课堂模式，改变了单纯的关注学生成绩到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让我明白教师也应发生改变，在课堂上不再是主宰者、牵引者，而是学生学习的设计者、组织者、促进者、引导者。从而课堂成为师生共享学习成功的乐园，学校也变成了师生受教育幸福的精神家园。
这就是“361”的高效课堂模式的成功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效仿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转观念
名校的成功之路，就是在不断的改变中发展。恩施市实验小学为打造成名校、窗口学校，一直努力造就学习型、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这就是转变。因为只有教师专业得到发展，素质得到提高，学生发展、学校发展、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才可能提升。所以就要求我们教师：
1.要认识自我，明白加强专业发展才能提升能力。2.要要求自身加强专业理论学习，用思想改变行动。
3.要加强校本研修，成就教师专业发展。4.要加强信息交流，利用好网络这一大平台。5.要加强自身的反思，促进教师不断发展的动力。
思之我校之现状，有些担忧。思想观念成就，仍留在上世纪80年代，不思进取，不求更新，新观念、新思想不接受。仍喜欢老牛拉破车，所以学校难以发展强大。教师没有继续学习的观念、更不追求专业水平的提升。陈旧的思想充斥着先进的理论思想，墨守成规。现代化的网络信息不利用，校本研究难开展，除了上课、评课吴任何教研。思之再三发现与名校差距甚远，所以我校必须要改变思想，转变观念，加强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用教师的发展带动学校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者，我们也应加强学习改变思想，时怀一颗居危之心。
改革课堂
学校的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都离不开课堂，所以学校的发展在课堂，所以转变思想观念，重在改革课堂。以前的课堂教学，教师关注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而目标只是学生的考试检测成绩。而“361”的高效课堂是直面课堂教学现状改革。
思之我校课堂现状：1是教师仍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主宰甚至霸占着课堂，有时看到教师满头大汗的走出教室而感到心疼，这种自导自演的课堂却融不进学生的自主活动，也就没有什么收视率了。
2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仍然授之以渔，而不授之以鱼。不注重引导和指点学生提升学习的能力，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关注到学生，只关注到了成绩分数。
3是在公开课上的学生活动，也只是流于形式。因学生平时训练少，提出的问题太难或太易，导致学生讨论不深入。思维不开放或者没有全面展开，又导致学生难以参与，从而回答的问题只合教师的意，难满学生的渴求。
4是教师的教案和教法只适合自己展开教学，而没有根据班情和学情设计适合全体学生的教案和课堂教学方法。从而产生高付出低效率的结果。
5是枯燥乏味没有新意的评价只是针对课堂学习情况，而不是用来改善课堂教学环境，所以学习上的困差生成了课堂评价的负面对象，而没有通过课堂评价来改善全体学生的学习环境，来帮组学困生。
6是作业和预习只注重布置和检查，从来考虑的只有作业布置的多不多，而没有考虑精细和有效。预习有布置就只是看资料，而没有指导学生怎样预习，解决什么、完成什么？零零种种这些都是导致课堂教学停止不前，难有创新和成效的原因。
不破不立，此次考察学习“361”高效课堂模式，能帮组解决我校超级大班现状以及小学生认知规律和学科教学特点。从而更加坚定我校课堂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只有解决课堂效率和课堂教学环境，督促教师的专业发展，才能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才能提升学校的发展空间，也就能让我校乘上课堂改革的大船成流而上扬帆远航。
谋发展
发展是动力、发展是希望、发展是创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类比不想把学校办成名校的校长也不是一个好校长。所以我们要谋发展，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学校发展，全面发展共同成长。
教师发展专业技能加强专业理论学习，建立专业发展目标，确定发展方向。鼓励教师多渠道多方面的追求发展和创新，并学会和教师之间共享资源和收获，争取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高效的课堂是教师发展的动力，加强专业理论学习还要向先进向榜样学习，高效和谐充
满激情的课堂是我们当前追求的目标。有了创新才能激发发展的动力，不只是学习和效仿。只有我们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发展，综合能力得到提高，也就能够超越榜样这就是创新。所有的名校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向着名校的方向发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效下仿，锲而不舍抓改革谋发展。
改革发展经验 第3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引进国外智力(以下简称“引智”),坚持“派出去”和“请进来”有机结合,通过聘请海外各类人才、选派人员出国(境)培训等方式,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科学技术、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一、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的发展历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揭开了新时期引智事业的崭新篇章。30年来,引智工作经历了从注重引进外国专家和技术到强调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全面开创、积极推进的时期。在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外国智力的重要思想,作出利用外国智力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谈话明确提出了外国智力的概念和利用外国智力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在联系,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从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全局的高度,将引进国外智力确定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引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目的和方式,构筑了新时期引智工作的基本框架,为引智拓展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道路,同时开拓了对外开放新领域。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党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指导引进国外智力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期引智事业蓬勃发展的宣言书。1983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姚依林同志任组长。以此为标志,引智事业进入全面开创、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引智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以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吸引华裔学者回国工作、选派工商企业人员出国(境)培训、聘请外国退休专家学者等方式组织实施引智项目,有效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经验不足、知识不足和人才不足的问题,以及能不能大胆利用外国智力的问题,为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扩大对外开放和加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二)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取得突破、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任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和智力。”这一时期,引智工作围绕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借鉴国外人才资源开发的有益经验,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向纵深发展,通过合作办学、利用跨国公司培训资源等方式培训人才,以吸引和聘请海外人才参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了有力的海外智力支持。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不断创新、深入发展的时期。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3年12月召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引进国外智力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强调“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要求“坚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这一时期,引智更加注重积极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不断完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引智格局,着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和培训各类急需人才,示范推广重大引智成果,形成引智分类指导的实施机制,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海外智力支撑。
30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引智思想的创新发展、重大贡献和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期引智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
二、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開放成就新时期引智事业,引智事业为改革开放铸就辉煌;改革开放为引智工作提供广阔舞台,引智工作昭示改革开放形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全面展开、扎实推进,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引进国外智力从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到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实现了引智发展格局和管理方式的跨越,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30年来,引智规模不断扩大。境外来华工作专家,由上世纪80年代末每年不足万人次到2007年当年达48万人次,其中2/3为外国专家,港澳台专家占1/3;出国(境)培训由每年600多人次到2007年近7万人次。30年来,从第一位“洋厂长”德国专家格里希,到日本著名水稻种植专家原正市等;从第一位国际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出任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到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境外优秀专家积极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交流渠道不断拓展,与国家外国专家局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著名大学和民间团体,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10多个外国专家组织,发展到遍及欧、美、亚、非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99个。引智领域不断拓宽,由过去侧重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工业、教育文化等领域和部门,发展到遍及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引智地域日益宽广,由最初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等少数地区的局部示范扩展到今天的全国各地。引智主体日益多元化,由起初的政府主导到现在的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协同联动、竞相引智的局面。市场机制在国际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引智管理职能不断创新,由以项目为主的计划管理到以宏观指导、示范引导、提供服务为主的依法行政。
(二)引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到构建和谐社会,从推进自主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第一,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在农业领域,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坚持引进专家、派出培训和示范推广相结合,实施新农村建设引智工程、“一村一品”、“千村引智示范”项目;引进水稻旱育稀植等国外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加拿大燕麦、以色列柿子椒、樱桃等优良品种,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的农业节水保水增产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户安全储粮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有力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民增收、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日本著名水稻专家原正市20年60次来华传授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总推广面积达2亿多亩,亩产提高了10%,降低成本约50元,还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已在冀鲁豫陕等北方地区推广的美国渗灌技术,节水效率提高50%,增产幅度达30%-50%。联合国粮农组织安全储粮新式粮仓在川、湘等地应用,仅四川每年可减少因储备不当造成的粮食损失约20亿斤。在工业领域,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软件和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国有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一些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典型工业引智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已在钢铁企业广泛运用的“溅渣护炉”技术,使得转炉炉龄大幅提高,由1200炉提升到1.5万炉,仅此一项全国累计效益超过1.2亿元。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品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在服务业领域,大力支持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软件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第二,为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做出新贡献。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海外智力西进工程、援疆工程、中部崛起工程、东部率先发展工程以及滨海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引智项目。加大对社会事业支持力度,实施“和谐之光”引智工程,制定《引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实施意见》,实施应急管理引智项目、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培训项目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引智工程,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等引智项目实行倾斜。“智力拥军”和“引智扶贫”工作成为全国拥军和扶贫工作的新亮点。
第三,为推进自主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总体要求,实施自主创新引智工程,大力支持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和各地“高科技园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建设。通过引智培养重点学科带头人、科研管理人员和科技企业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引智还重点支持装备制造业,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如,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公司“300公里铁路动车组(CRH3)”项目,成功研制的世界最先进动车组技术,其中也凝聚着外国专家的智慧和汗水。
第四,为服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25年前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思想开拓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引智也始终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引智始终紧紧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服务。先后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健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系、法律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为重点,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深入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积极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经验、方法和运行规则。2001年加入WTO,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为适应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新形势,通过聘请专家、国内培训和国外培训相结合,重点培养尽快熟悉WTO规则的各类专业人才,参与制定各类标准和规则,努力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开拓国外市场,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大力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例,连续组织国内人员出国培训,开拓国际市场,目前,机电产品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50%,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
第五,为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服务不断打开新局面。围绕“三支队伍”建设和“两类人才”培养,实施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引智工程。通过出国(境)培训,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驾驭全局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研发创新能力,一些重点培训项目,如“高级公务员海外培训项目”(哈佛大学培训项目)、“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项目”、“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等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教育部、科学院合作加强重点学科和创新团队建设,实施“高校学科创新”(“111计划”)、“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项目”,支持创建一流大学和学科,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推动学科知识更新,培养适应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有重点地引进了一批活跃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领军人物。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也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
基本经验
30年来引智工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是在中央领导集体引智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广大引智工作者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取得的。它符合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也符合中国特色引智工作发展的规律。
(一)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正确的方向,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創事业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引进国外智力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是中国特色的开创性事业。只有高举旗帜,充分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才能立足国情,趋利避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二)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突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发挥引智的独特作用和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大局。30年来,引智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大局,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战略的眼光,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视野想问题、办事情,坚持把引智工作放在大局中思考和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和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工作定位,才能大有作为。实践证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引智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握了这个根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把引智工作融入到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互利共赢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和谐社会之中,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才能发挥引智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增强引智工作的协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前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海外智力支持。
(三)必须坚决贯彻“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紧密结合国际人才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和国内人才需求,实现引智效益的最大化。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人才竞争激烈,国内引智需求日趋多元化。只有认真研究分析我国人才资源分布情况和结构特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贯彻上述方针,真正把握引智的着力点和重点对象,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不断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国外智力需求;做到注重效益,狠抓成果,强化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引智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四)必须与时俱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提高引智质量和效益的不竭源泉,找准突破口,创新工作模式,不断提高引智能力和水平。
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引智工作保持蓬勃活力和强大动力的根本要求。30年来,引智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作为思想解放和创新的产物,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对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真研究涉及引智工作全局性、前瞻性问题,深刻把握引智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提出加强和改进引智工作思路和對策,才能不断提高引智的能力。
(五)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才能凝聚更多的国外优秀人才。
各国专家是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智力优势为我所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在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依法加强管理。30年来,我们始终注重加强引智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引智行政许可制度,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引智工作电子政务,建立应急管理机制,使引智管理更加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努力做到依法行政。同时建立以“友谊奖”为核心的多层次表彰激励体系,激发他们来华工作热情,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和合作。
(六)必须树立大局观念,协调各方,密切配合,形成引智工作合力。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政策性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众多、服务领域宽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只有树立大局意识和观念,加强与经济社会各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注重服务,争取各方支持,才能充分整合资源和力量,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提高引智的效率和质量,才能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引智的效能。
改革发展经验 第4篇
自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 青岛市科技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近年来, 在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 青岛市始终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各方支持”的原则, 市委、市政府发挥引导、支持、服务作用, 积极营造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环境和氛围, 从战略规划、人才队伍、科技项目、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政策方面引导和帮助企业建立研发体系, 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1.1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正在不断推进
本着共同发展、长期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 青岛市充分利用和借助社会科技资源和力量, 积极寻求与外界的合作和交流沟通, 建立开放、合作、交流与共享的研发运行机制, 不断提高研发效率。如海信的企业与博士后工作站相结合的模拟重点实验室运作方式, 及与山东大学等国内知名的重点大学合作, 联合建设工程硕士培养基地等创造性的工作, 有效地提升了“产学研”合作的层次和效果。
1.2 以“项目+公司”为代表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和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形成了新的亮点
特色鲜明的大院大所与大企业联合, 共建科技企业或组成战略联盟的“双大合一”模式, 以重点实验室为创新前端, 以专业性研究机构的自主研发为主体, 以产学研合作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为两翼, 以检测中心、中试基地、国家级成果转化中心、数据信息中心等为支持平台的区域创新体系, 在推进全市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已有海尔、海信、澳柯玛、颐中等十几家大企业以科技成果为纽带, 以股份制公司、项目公司等多种形式与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所、国家海洋局一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1所、青岛科技大学、黄海水产研究所等一批大院大所组建了新兴的科技实体。到目前为止, 青岛市这种“双大合一的企业已达47家, 注册资金4亿多元, 投资总额7.6亿元, 实现产值近8亿元。
1.3 以名牌产品和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名牌互动”模式, 增强了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
青岛市以技术创新催生名牌产品, 以名牌效应反哺、推动技术创新, 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在此过程中, 政府部门引导企业突出了“四个注重”:一是注重自主研发, 鼓励企业进行核心技术的原创性研发;二是注重体系建设, 探索技术创新规律, 全方位提升技术对产业的支撑能力;三是注重“开放性”, 利用国际、国内的科技资源, 借助外力, 加快技术跨越发展;四是注重市场导向, 形成围绕市场需求趋势开展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市场竞争又反过来拉动和支持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1.4 以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和产业基地为基础的“三点一线”模式促进了成果转化速度
从重点实验室到中试基地再到产业基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链条, 一支队伍运作, 一条政策贯穿, 一个部门管理, 形成“一线体制”, 消除了成果传递环节所造成的障碍和损失, 大大提高了成果转化效率。在一项技术从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整个过程中, 企业起到了决策作用, 而不是只在最后实现产业化的阶段才被拖进来, 技术进步有了市场方向。
1.5 以国家到地方层层递进、紧密结合的“四位一体”模式提升了科技管理水平
“四位一体”是指国家科技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和区市科技局紧密结合, 对上瞄准国家目标, 立足青岛的特色和优势, 积极承担国家任务, 争取国家重大项目落户青岛;对下建立全方位联动机制, 调动区市政府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集成两级科技资源, 加快特色产业集聚。近两年, “国家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城市”、“国家技术标准示范城市”“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等30多块“国字号”牌子落户青岛。在科技发展战略、区域创新体系、科技特色培育、科技服务平台和园区建设各个方面都建立了联动机制, 逐步培植起区市的特色科技工作“亮点”, 市南区的软件产业、市北的科技服务业、城阳区的新材料产业、黄岛区的现代物流、胶南的生物制药、即墨市的纺织服装、莱西市的禽畜产品等, 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
2 青岛市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
2.1 企业还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许多企业市场经济观念不足, 重当前不重长远, 重生产不重开发, 没有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而且, 企业出于短期经济效益的考虑, 喜欢到高校、科研院所寻求“短平快”的项目, 对时间长、耗资大, 需进一步开发的项目一般忧虑重重。相当多的企业还对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 寄希望于依靠外延扩大或依靠政府扶持获得同行业的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 缺乏从长远的观点考虑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2 产学研社会中介服务程度低
目前, 青岛市各类社会中介机构琳琅满目, 但真正从事技术创新服务和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中介组织并不多。全社会对科技中介服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多数科技中介组织机构制度不健全, 设施不完善, 服务内容单一, 服务方式陈旧, 运作机制不活, 从业人员中缺乏懂法律、有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 由于条块分割, 各部门组建的技术服务机构各自为政, 在推动产学研联合方面形不成合力, 影响了整体层次上技术创新服务水平的提高。
2.3 科技供给与经济需求脱节较大
科技供给不能与企业需求较好地衔接起来, 企业也不能大规模资助其科研开发。一方面, 科技成果不少, 但成果转化率低, “达到了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不少, 但真正在市场上产生效益或得到应用的很少。另一方面, 企业对科技的需求迫切, 有问题和难点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是由科技体制造成的:一是有很多应用类研究所的项目是在没有“用户”的情况下开展的, 部分科研人员习惯于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现行科技体制使得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的价值观还是以研究为导向, 而非以市场为导向;二是技术研究开发的回报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应用研究机构和企业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1]。
2.4 人才供给不足与人力资源浪费并存
由于科研项目制和竞争性经费在国家下拨科研经费中的高比例, 使得众多科学家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项目申请和与之相关的各类评估活动中, 投入科研和培养年轻科学家的时间少之又少。与此同时, 年轻科学家由于从事科研时间短, 资历浅, 还没能很好的融入到“科学共同体”中, 不得不为了生计参与多个项目, 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匆匆赶制结题报告中, 研究工作的质量大打折扣。另外, 不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使得“马太效应”被极度扩大, 年轻科学家难以拿到经费支持, 成长受限。
3 青岛市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
3.1 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和创新的主体
当前,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通过深化改革, 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注重发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和科技成果应用的主体, 真正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向上争取在条件成熟的大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 以更好地承担产业竞争技术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 在民营科技企业等其他非国有类型的企业中选择一批有代表性的、有特色的企业研发中心进行试点, 形成以国家试点企业研发中心为核心, 市级行业骨干企业研发中心和特色科技型企业研发中心为两翼的企业研发创新体系。
3.2 科技资源配置要从行政手段转向市场配置
除部分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项目外, 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科技计划的项目立项和经费安排要坚持以市场导向的原则, 把产业发展的需求、成果的应用前景和市场前景作为立项资助的重要条件。项目评审专家要适当吸收企业家和在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参加。重大科技项目要实行招标投标制,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 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 公共技术开发经费的分配, 应坚持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
3.3 建立创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
具体步骤是: (1) 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建设青岛市技术创新网等信息平台, 提供包括国家、省、市技术创新产业政策、最新技术创新动态、项目动态等, 使业内人员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动态,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同时, 也有利于政府各部门掌握资助情况, 避免重复资助现象的出现。
(2) 由政府牵头定期举办自主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对接大会, 为科研院所、在青岛的高校和企业提供交流平台, 既便于科研单位向企业介绍成熟的科技成果, 也利于企业向科研单位介绍自己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3) 促进自主创新企业优先享有国家各类计划项目的成果转化权, 由市政府出面减少其同成果持有单位在合作转化与成果转让方面过高的“交易成本”, 同时, 政府其他产业专项应集中支持此类交易项目[3]。
(4) 支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科技风险投资、技术产权交易所、科技咨询中心、科技交流中心和知识产权促进中心等建设, 为企业创新提供技术、信息、人才、金融、法律等方面高质量的服务。
(5) 加大对各类孵化器建设支持力度, 鼓励相关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以股份制的形式组建中试基地 (公司) , 形成产业创新链[4]。
3.4 建设服务企业创新的金融体系
建设服务企业创新的金融体系时,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基本原则, 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 加速调动社会资源向技术创新,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方向聚集, 构建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创业投融资体系。建议采取两大措施:一是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包括构建商业银行对科技研发、自主创新活动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发挥财政支持之下的政府目标信用担保体系等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机构设立办事处或联合创办风险投资基金、股份公司, 以国际先进的风险资本管理经验和模式带动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借鉴发达国家设立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经验, 市财政部门在科技资金中安排专项资金, 设立市级自主创新投资引导基金。同时, 积极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投资领域, 为企业自主创新科研经费的筹集提供更为广阔的资金渠道。
3.5 推进科研机构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
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青岛市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1) 以健全机制为重点, 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类和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院所制度。对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科研院所,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稳定支持和持续增长的投入机制。
(2) 完善政府部门对科研机构的管理, 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 主要通过制定政策、规划, 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 进行协调服务和依法监督。
(3) 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在科技项目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逐步实行招标制度和项目责任制, 建立对项目的监督和跟踪管理机制。
(4) 根据新时期科技工作的要求和不同层次科技工作的特点, 建立科研机构评价指标体系, 定期对各类科研机构进行全面评价, 并公布考评结果。
(5) 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分配制度和科技奖励制度, 使科技人员的分配与其工作水平、业绩和贡献挂钩。允许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将职务工资、津贴、奖金和其他各类津贴、补贴重新进行分配。允许采取技术入股及期权激励等方法, 来吸引和发现优秀人才, 稳定公司的科研队伍。
3.6 建立新的科技成果评价体制
科技成果评价体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有着导向作用, 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建立新的科技成果评价体制:1.改革科技成果评价体制, 对不同类型的科技成果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其中,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为评价标准;面向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应用研究, 以取得知识产权、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为主要评价方式;技术开发成果的效益, 以市场为主要评价方式。没有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市场承认、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成果不得进行鉴定和评奖。2.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科技成果鉴定管理, 提高鉴定质量, 消除鉴定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改革现行的鉴定方式, 减少会议鉴定形式, 推行函审、检测与应用单位评价相结合的鉴定形式, 提高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已在生产领域应用的科技成果可以视同鉴定。3.改革现行科技成果登记制度, 改变把科技成果鉴定作为认定科技成果唯一方式的做法, 促进多元化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的形成。逐步扩大科技成果的信息来源, 除鉴定证书外, 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权威机构提交的项目评估报告、国内外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等均可作为申报科技成果登记和评奖的条件。
摘要：青岛市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在技术变革和管理创新与科技体制的改革日益融为一体的新形势下, 深入研究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进一步明确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 对于促进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1]石硕然.科技创新活动的模式与体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19) :202-202.
[2]赵新华.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企业研发中心建设[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07) .
[3]王阳元.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体制和观念的更新[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7, (01) :3-4.
改革发展经验 第5篇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决好“脑子”问题是**邮政扭亏为盈、良性发展的重要法宝；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是**邮政扭亏为盈、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加强管理、从严要求，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邮政扭亏为盈、良性发展的可靠保证；把握规律、着眼长远，解决好发展路子问题是**邮政扭亏为盈、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认清形势、直面困难，认真查找、找准**邮政在推动新一轮改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国内形势看，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能源、粮食、安全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从国内形势看，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也带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也对邮政业发展稳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
从邮政行业看，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市场竞争的主体不断增多，市场秩序不够规范，我们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我国邮政事业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在基本完成邮政储蓄改革后，邮政速递物流一体化专业经营改革正在紧锣密鼓进行，邮政体制机制改革还将进一步深化，随之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内部关系的变化，各种矛盾也会不断凸显，使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范文网】
从**市情看，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要求，**将依照“四个率先”要求，进一步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群众，特别是城郊、城镇居民对邮政服务设施、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各界对公司化运营的邮政企业提出了更高标准，**邮政的通信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任务将更加艰巨、更加繁重。
从**邮政实情看，**邮政历经10年的艰苦奋斗，面向市场拓展业务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通过学习调研活动，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推进邮政事业全面发展的征程中，**邮政还面临着许多新困难、新挑战和新压力，我们在思想观念、改革创新、发展方式、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还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理解还不深，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还不高；经营服务方式转变和投递服务方式转变还不到位；邮政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力度还不够大，服务设施、网点布局、网络组织还不到位，跟不上**城市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农村新郊区建设的步伐；企业管理还不够精细，在管理的过程、管理环节上还存在不少粗、疏、过、浮现象。
上述问题解决的好与否，事关科学发展、事关邮政改革深入推进、事关**邮政事业发展。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组织邮政干部员工大学习、大讨论，进一步推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除弊兴利，革故鼎新，推动邮政加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交流改革经验 展望“十一五” 第6篇
紧扣改革与发展两大话题，与会代表在主题发言后进行分组讨论。对于改制，许多代表认为改革是大势所趋，随着市场开放和免费教材推行，现在不改革以后企业困难会更大，早改革早收益。以江苏新华为例，通过改制，新老员工结构发生变化，效率明显提高， 2005年总销售收入达到75.08亿元，比改制前增长11.86%,利税增长64%，人均创利增长37%。
目前6个文化体制试点单位基本完成改制，上海新华传媒借壳上市，成为“新华第一股”，辽宁出版集团和四川新华文轩正积极准备在香港上市。由事业单位-股改-上市，新华书店在用2～3年的时间走国企改革10年历程。
明年是新华书店70华诞，作为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品牌，新华书店的发展之向何方？关于发展话题，代表们就“新华书店”的品牌特许，新的赢利模式的构想，引入业外资本等等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
关于当前的发展形势，邬书林在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发行业取得的巨大成绩。我国的发行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做出很大贡献。
邬书林指出，要深入研究发行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增强发行体制改革的紧迫感、责任感。从世界书业发展看，我们只是初步完成试点工作。面对新情况新困难，需要我们以更扎实的眼光和作风来完成大量工作。
关于发展，邬书林强调，要坚定不移，积极稳妥推进发行体制改革，争取发行业在“十一五”期间有更大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改革发展经验 第7篇
一、国外高中课程改革的主要经验
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教育基础和现实条件不同,文化传统也相差悬殊,21世纪各国高中课程改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各国高中课程改革都是对21世纪社会变革的回应,所以又呈现出共同的趋向。
(一)重视课程改革的政策引领
课程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是一个政策问题,课程政策是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课程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课程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谁发起(initiate)课程改革?谁来决定课程改革不同环节的优先性(priorities)?谁来领导课程实施?谁来为课程改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负责?所有这些都是课程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10年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校课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国家课程标准、学校课程结构、课程管理体制,还是从科目设置、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体现了课程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美、英等教育分权的国家着力建立全国和国家标准,强调课程改革的国家责任。美国从20世纪末就着重强调课程的学术标准和统一的全国标准。1993年公布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进一步提出推行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以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并要求重视各州、地方、社区和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英国从1989年起在全国公立中小学实行统一的国家课程。另一方面,法国、日本、韩国等教育集权的国家不断推动课程决策的分权化,强调课程改革中地方、学校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美、英等国在强调统一课程标准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课程决策分权化、个性化的传统,而是在保持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国家和政府在课程改革中的责任。
从总体情况看,世界各国课程政策不断强化学校在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即赋予学校充分的课程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学校在课程开发和实施上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民主参与、平等协商的重要性。多数国家还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作出了明确规定,如通过修改课程、创办特殊学校、提供额外支持等,增加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接受主流教育(Main-stream Education)的机会。几乎所有国家为身体残障的学生提供了特殊学校,如印度规定了最低学习标准,同时为普通学校的残疾儿童修改课程;[1]大多数国家为成绩差的学生提供适宜的课程和额外支持。南非政府从1997年就致力于制定2005年课程计划,以此来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进度和学习兴趣。[2]德、美等国则为成绩优异或天才学生制定了特殊的课程政策;一些国家还强调课程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通过相应政策增加女童接受主流教育的机会;许多国家还通过额外的社会服务来保障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二)突出课程改革的文化建设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往往把“知识”与“文化”相等同,文化就是知识,课程在逻辑上和实践中被简单地阐释为知识的一种载体。“还原课程的文化主体地位”是当今社会赋予课程的时代诉求,意味着课程应根据自己的品位、理想、追求和关怀旨趣对文化进行选择、内化,更重要的是建构自己特有的课程文化。这种选择、内化和建构蕴含着主体的需要及其对一定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因此,课程不再仅仅是从既有的文化中“拿来”的文化,而是具有了内在性和创生性的特殊文化。课程对现实文化的超越和建构,其内部根源在于课程对学生完整人生、完整心理世界的全面关注。作为一种文化的课程具备文化的一般特征,但它更多是对人的内在的深切关怀,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课程知识与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课程文化的重建,这种文化重建特别关注课程新文化的形成。因此,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必然会实现由技术取向到文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课程文化精神的转变。[3]从各国高中各科目的课程标准可以看出,各国纷纷将课程的文化视角放在强调人的科学素养和人文修养的辩证统一上,致力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沟通与融合,力求把“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尊重、理解和宽容”、“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创造”等当代教育理念贯穿到高中课程改革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文化层面关注课程,发挥课程文化自觉的作用,不断地进行探求和创新,为各国课程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有利文化因素,强化和纯洁课程文化的优良品质,体现和发挥先进课程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则为课程改革提供了稳固的基石。
(三)强调课程改革的环境优化
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牵涉教育内外部环境,可以说,优良的环境是课程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政策上的矛盾、传统的习惯、资源的不足、教师和学生对课程改革理解与掌握的程度,都是产生各种影响的现实力量。为了优化课程改革的环境,各国在高中课程改革中不断对课程政策进行调整,以减少课程改革的政策限制。英国从2000年9月实施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加强了国家课程的强制性,这使教师难以适应。一些教师采取抵制态度回应课程改革。在教师看来,赋予学校和教师更多的课程选择自主权,可以使他们自主地选择和安排课程,而且可以使学校课程内容更好地适应儿童。因此,在新近的课程改革政策中,英国政府决定将实施课程自主权重新赋予教师。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关键因素,课程改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理解和行动。各国课程改革实践表明,教师是最为宝贵的课程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开发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校智力资源,是课程改革中的重要问题。组织培训以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是开发教师的智力资源和提升课程效果的有效途径。教师培养应针对课程发展的需要,围绕课程改革的主题来进行,而不是盲目追求教师队伍的高学历、高职称。例如,为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和知识更新速度,顺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芬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教师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鼓励教师开展积极的自主学习和研究,免费让他们在职或脱产培训以及攻读学位。[4]南非专门制定了《全国教师教育框架》,着力提高教师专业教育水平。韩国政府为完善教师教育政策,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曾多次立法从教师待遇、教师薪资、教师纪律等方面给予教师特别保障。2000年,韩国又颁布了《教师优惠待遇准则》,继续加强教育立法,保障教师教育的外部环境。[5]
学生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学校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学生的经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不仅是学生知识增长和智力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课程所追求的目标。[6]很多国家在课程改革中,比以往更加强调“热爱和尊重学生”,希望课程与教学过程成为学生自己主动建构知识、获得发展的过程;要求教师要了解、研究学生,要以学生学习为本,而不是以教材传授为本;课程活动要解放和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避免将学生束缚于教材、局限于课堂,从学生生活实践中寻求课程主题。可见,对学生的认识、理解与关注对于当今课程改革至关重要,而且必须加以重视。
(四)完善课程改革的管理体制
课程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承担课程管理职能的组织机构及其工作制度的总称,包括各级课程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划分及其工作常规等内容。世界各国的课程管理体制总体上可分为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两种类型。中央集权制课程管理体制强调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对课程规划和课程改革的领导,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课程计划,有利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但它过分强调统一,不能适应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易造成课程体系的僵化。相反,地方分权制下课程设置丰富多样,能够满足不同地区、学校和学生的需要,有利于因地制宜进行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但由于缺少全国计划和标准的约束,各校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差异较大,不能保证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和课程编制的质量。在21世纪的课程改革中,集权制的国家倾向于课程决策权力的下移,例如法国和日本,在课程管理政策上呈现出权力下放的趋势;而分权制国家则倾向于课程的集中管理,例如英国,通过统一的国家课程来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控制。但实际上,分权制国家的所谓“集权”,不过是一种更合理的“分权”;而集权制国家的权力下移,也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全部转让。事实上,各国在课程管理体制方面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而是走向更合理的分权平衡制———根据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和最佳的结合点与生长点。
各国高中课程改革普遍强调实施学分制课程管理制度。学分制既规定了修业年限,又规定了修习学分的数量,是一种以学分为单位来计算学生学习情况的制度,通过给予学生学分来记录学生在相应课程领域的学习情况。学分制强调课程的弹性化,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因此,高中学分制管理的最大优势在于增强了课程对学生的适应性,使高中生在修习课程方面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享有了更多的自主学习权利,从而可以保证学生获得个性化发展。同时,很多国家还改善了原来的课程编制模式,课程编制不再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专利”,而是邀请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来参与设计,强调课程开发的民主性与参与性。如,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学制,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编制课程的通常做法是由地方教育委员会组织一个专门的课程委员会,成员包括课程管理人员、学科领导、校长、教师以及学生家长,他们依据共同的认识确定共同的标准、编制具体课程。由于课程管理权的下放,各国都鼓励各地区、各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利用自身优势开发课程资源。
二、国外高中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普通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享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各国声势浩大的课程改革中,尽管各国国情不同,文化迥异,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也不尽相同,但通过分析各国课程改革主要方面的基本情况,不难发现其中共同的改革思路和发展趋势。
(一)坚持儿童发展的课程理念
21世纪各国高中课程改革尤其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的全人发展。学校课程力求满足每一位高中生的完整、和谐的发展。在课程价值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升学”和“就业”,而且包括了素质教育、文化辐射、社区服务、自身发展等多个方面,真正做到了“升学、就业和育人”三维度的整合,体现了课程价值的多重性、全面性。各国高中课程本着“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核心理念,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在新阶段高中课程改革的新理念。
在英国,提倡每一个孩子都同等重要和平等,每个孩子都要有接受教育的均等机会,强调让每一个学生自信地、有个性地发展。德国巴伐利亚州将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定位于:向成长着的一代传授广泛的、出色的、综合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关键素养。这些能力包括问题解决能力、迁移能力、灵活性、交际能力、合作能力、创造性能力、自主性和可信性。[7]日本则提出了“生存能力”的概念,把培养“生存能力”作为今后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认为“生存能力”不仅是理性的判断力和合作精神,也包含对美和自然的感受力,爱憎分明、崇尚公正、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理解和关怀他人以及参加志愿者活动等道德伦理精神和社会奉献精神。[8]
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具备开放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因此,各国课程改革都强调创造性与开放性思维的培养,普遍认为现代教育应该培养胸襟开阔、能够站在全球化视野的高度思考问题并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公民。教育要本着尊重多元性、相互了解和平等价值观的精神,在开展共同项目和学习管理冲突的过程中,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和对相互依存问题的认识。美、日等国在深化课程改革中,都以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交往与合作能力为目标,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调整了相关制度,开展了丰富的实践。各国普遍认为,新课程应通过国际理解教育的新理念的渗透,教会学生不仅认同本国文化,而且尊重、承认和欣赏别国文化,从而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和合作意识。
教育是儿童的教育,课程是儿童的课程。教育应该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寻求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课程生态观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关注。以科学知识为主的课程,建构的是一个易于脱离学生实际生活的科学世界,“在一个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通过某种违背教育的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9]这是因为在一些学校教育中,教育过程丰富的社会历史性被冷冰冰的知识授受和机械的理智训练所取代,“生活世界”里那种“生动的主观性”荡然无存,人的主体性失落了。“学校课程的基础是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而不是由数学、科学、历史等组成的学术性学科”,[10]这就要求课程应尊重学生的经验,把学生从成人世界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把学生的教育交到学生自己手中。
(二)突出终身学习的课程目标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相继将课程目标定位于面向21世纪的社会需要,着重培养一个人终身学习的能力。关注每个人终身学习的需要,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是时代赋予普通高中教育的崇高使命。因为,“科技进步和由于寻求更大的竞争性而造成的生产过程的改变,会导致个人在启蒙教育期间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很快过时”。[11]各国为保持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都越来越多地要求国民不断地加强学习,要求国民成为终身学习者。各国普遍认为,高中阶段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获取知识并获得终身发展创造条件。
各国的高中课程改革都尽力超越工具化倾向,有机整合升学、就业和全人发展的三重功能。也就是说,高中阶段的课程既要为学生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又要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和生活做准备,也要为成为具备健全人格的人做准备。英国2000年课程改革在课程设置上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课程,而是新增了与学生的愿望、抱负及与将来就业相关的技术类课程,向着宽广、灵活的课程设置发展。[12]日本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学生掌握超越时代的不变的价值观,使之具有丰富的人性、充满生机的健康体魄,具有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学习、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与行动、妥善处理问题、克己自律、善于与他人沟通以及迅速地适应社会变化并准确作出应对的能力。[13]各国尤其强调的是,无论是教育目标还是教育过程,都应该把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超越基本知识,强调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态度同等重要。强调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态度,其目的在于提升高中生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学力,为终身学习奠定知识、能力和态度方面的基础。澳大利亚教育改革强调,要提高年轻人的基本能力,使其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和训练。[14]英国通过国家课程的实施,全面提高学生终身学习需要的各项基本技能,如交流技能、数据的处理技能、共同操作技能、改进学习技能和解决问题技能。[15]日本的高中教育重视“基础学力”,包括创造力、实践力、认识能力等(尤其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而这些“基础学力”需要在一些基本的学习领域来养成,如本国语领域、数学领域、社会领域、艺术领域、公民教育、思想教育等。[16]这些学习领域规定了高中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为高中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
(三)强调整合性的课程结构
各国高中课程改革都非常注重课程结构的调整,突出课程内容的整合。在课程的知识构成方面,强调设置综合的学习领域。各国高中课程一般都包括语言、数学、自然、社会、体育、艺术、科学和技术、公民教育等基本的学习领域。每个学习领域又包括若干的学科科目,如,语言学习领域包括本国语和外语,科学和技术学习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等科目,艺术学习领域包括美术、音乐、戏剧等。这些学习领域是高中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荷兰实行“套餐式”的选课模式,即人文—艺术—法律类、经济类、科学技术类、医学—生物—化学类,现在这种模式进一步发展为大范围的综合化,大大拓展了学生的选择空间。[17]瑞士允许高年级段的学生自由选课,比如甲生要选艺术领域,学校就会每周增加至少6节艺术类课程的课时,而乙生要选经济领域,学校又会每周增加至少6节经济类课程。对于高年级段的高中生,实际上已经没有班级的概念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不同领域的课程。[18]设定学习领域,避免了以孤立的、单科的逻辑体系为中心组织课程的状况,使课程既关注学科群的内在联系,又关注学生的经验和发展需要,体现了高中课程的综合化趋势。
增加课程的可选择性是国外高中课程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保证课程具有选择性的基本做法就是合理调整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比例关系,拓展高中生对课程的选择空间。目前,各国高中阶段处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之间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融合起来,“必修”中有选择,“选择”中有规范、有质量,如芬兰就在这方面有出色的探索;二是在高中第一年设置公共必修课程,在第二年、第三年则扩大选修范围,如德国、法国、日本。[19]美国除了要求高中学生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社会、计算机、公民教育、经济、艺术等核心课程外,各州、各学区和各学校的选修课程可谓是五花八门。据初步统计,美国中学开设的选修课多达200多门。[20]
世界各国都为高中生提供了内容广博、数量众多的选修课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关系,各国一致认为,两者不是主次关系,不是主从关系,选修课程不是必修课程的陪衬,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具有同等价值。当前,各国都致力于寻求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之间的最佳平衡,希望既保证高中生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获得,又能满足其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四)注重民主参与的课程管理
在课程管理上,各国日趋追求民主性和参与性。首先,在课程管理制度方面,强调实施学分制管理。实施学分制意味着学校必须构建新的课程管理方案,包括建立选课指导制度,引导每一位学生形成有个性的课程修习计划,采用“走班制”等弹性学制。学分制实施对学校管理队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需要有专职工作人员对学分制有深刻认识和研究,又需要他们精于管理,使纷繁庞杂的日常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学分制管理可以提供更多样、更全面的课程让学生选择,既可以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学习,也可以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加速、加深学习,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不同潜力、兴趣和职业倾向的学生的学习需要。
改革发展经验 第8篇
幼儿园课程改革是幼儿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由于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各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各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基本上反映了幼儿教育的整体发展状况,因而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加强政府的政策导向
为了配合和有效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各国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课程标准,以确保课程改革的方向。这些政策、法规、标准对各国的幼儿教育的性质、总体目标、课程内容、组织方式、课程评价手段等做了明确规定,对幼儿园课程改革具有直接的规范和指导作用。英国在2000年9月颁布的面向3~5岁幼儿的《基础阶段课程指南》,明确提出了幼儿教育的六大领域:个性、社会性和情感的发展;交流、语言和读写;数学发展;认识和理解周围世界;身体发展;创造性发展。幼儿园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依据这六大领域进行。为了推动课程改革,英国还专门成立了课程设置委员会(The Curriculum Councils),并制定了相应的课程大纲,规定了具体的课程设置。[1]2000年,美国开端计划项目署制定了《“开端计划”儿童发展结果框架》,将幼儿的学习内容划分为八个领域,2010年12月又对该框架进行修订,扩展了幼儿的学习领域,并将框架更名为《“开端计划”儿童发展与学习框架》。这种政策的修订也有利于幼儿园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提高教育质量。瑞典国家委员会早在1998年就颁布了全国第一部幼儿园课程标准,后几经修订。课程标准规定了幼儿园的基本价值观和任务以及幼儿园课程的目标和准则,幼儿园课程主要根据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进行调整和设置。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于2000年修订了《课程标准框架》,规定了八大学习领域:艺术、英语、体育和健康教育、外语、数学、科学、社会和环境研究、技术,制定了这些学习领域的课程标准。加强政府的政策导向,不仅有利于统一幼儿园的课程标准,而且有助于提高幼儿园课程的质量。
(二)强调儿童本位的课程理念
幼儿园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儿童的兴趣、需要、身心发展规律,并从儿童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真正有利于儿童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课程,这成为当今世界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基本共识。在幼儿园课程目标的确立上,各国始终坚持以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本。新加坡的幼儿园课程目标涉及对幼儿的自我意识、智力、道德、价值观、审美、生活技能、环境意识等多个方面,强调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培养完整的人,在其2003年颁布的《幼儿园课程框架》中,明确提出把“全面发展的原则”作为幼儿园课程设置的六项原则之一。澳大利亚《全国幼儿教育发展战略》(A Nation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trategy,2009)提出了到2020年幼儿教育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幼儿有一个最好的开端,为其创造美好的自我和国家奠定基础。[2]英国政府在2003年出台了《2004年儿童法》,法案以“每个儿童都重要”(Every Child Matter)为国家幼儿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对幼儿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明确指向,其目的旨在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获得幸福生活。美国的早期幼儿“开端计划”(Head Start)主要是通过政府对幼教的经济投入解决贫困儿童入园的困难,而后颁布的《早期学习机会法》(Early Learning Opportunity Act)则为全美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要求为幼儿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幼儿服务体系,使幼儿在此阶段获得有益的早期学习经验,并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总之,“儿童本位的课程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三)注重幼儿教师的课程参与
课程改革的成败与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和教师实施课程的情况密切相关。幼儿园课程改革不断强调对教师的赋权增能,注重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参与权。幼儿园课程结构一般比较灵活,课程内容的选择也更具有灵活性。正如目前很多国家正在实施的综合主题课程,活动的主题来源非常宽泛。教师可以通过对幼儿的观察和与幼儿的对话,了解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确定和挑选最适合儿童发展的活动主题。在此基础上,教师根据本班幼儿的兴趣、特点以及课程资源编制主题网络图,制定活动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在幼儿园课程组织实施时,教师可以根据活动情况安排课时,自主选择活动的组织形式,如混龄编班、小组活动、室内活动、室外活动等。此外,幼儿课程改革都比较强调课程的生成性,而课程的生成为教师的课程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谓“生成”,指教师在与儿童的互动中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激发儿童的潜能和创造性以促进儿童发展的过程。瑞吉欧教育者认为,课程有“三分之一的确定和三分之二的不确定与新事物”。[3]“三分之一的确定”主要是教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教育基本原理的掌握,它的作用贯穿于课程活动的始终。“三分之二的不确定与新事物”是指教师要时刻注意观察、发觉、倾听和反思,以便及时应对课程情境的变化。瑞吉欧课程作为生成课程的典型代表,其课程内容主要来源于师生互动,强调教师根据儿童的需要、兴趣、所处环境等因素及时发挥决策权进行调整,适时生成新的课程内容,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幼儿合理的兴趣发展和需要,促进幼儿的发展,体现了教师在课程设置上拥有较大的选择权和参与权。
(四)重视与家长和社区的联系
家长和社区的参与在幼儿园课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相比其他学段,幼儿园阶段是家长、社区与教育机构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世界学前教育组织和国际儿童教育协会于1999年制定的《全球幼儿教育大纲》中明确强调了家庭和社区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该大纲在“幼儿的成长与家庭和社区的关系”中要求幼儿工作者:应该“与家庭进行交流”;应该“提供机会让家长和社区代表观察幼儿园活动”;应该“和家庭及社区代表合作制定课程计划、管理及评估等”;应该“提供机会让志愿者进入教室帮忙开展教学工作”。[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儿童与家庭委员会主任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在2001年和2006年分别撰写的《强势开端:早期教育和保育》和《强势开端Ⅱ》中特别强调了家长、社区参与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呼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慎重考虑这一问题。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活动了解幼儿在园的表现,加深对儿童身心发展情况的认识;另一方面,家长可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辅助教师完成对幼儿的了解、观察和指导任务。在法国,为了更好地实施幼儿教育,强调幼儿园必须向家庭开放,并与之建立和保持彼此信赖的关系,以此来充分发挥家庭在幼儿教育中的特殊作用。[5]德国的幼儿园被看作是专门协助家庭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机构,这也充分说明了家长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幼儿园的课程能够充分利用社区的环境资源和场所为幼儿教育创建最佳的课程学习环境,也有利于调动社区人员参与幼儿教育的积极性,优化幼儿园课程。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能拓展幼儿活动空间,扩大了幼儿课程的疆域。美国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幼儿园为幼儿提供了社会研究领域课程,主张幼儿学习社区、家庭和自己这三种形式的课程。在英国,教师为了使儿童更好地理解四季变换,会充分利用社区的公园、绿地等资源设置有关季节的主题,让幼儿进行学习。为了形成幼儿的自我认同感和增加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英国的幼儿园课程还设有“认识和理解周围世界”这一领域,要求教育者在与幼儿的互动过程中,让幼儿学习自己生活的家庭和社区的文化和信仰。
二、国外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社会更替、科技创新、学科理论发展等一系列挑战促使幼儿园课程不断变革,推陈出新。一方面,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家庭结构的多样化、移民等带来的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等因素对幼儿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也不断推动幼儿园课程的变革。整体而言,世界幼儿园课程改革呈现出一些基本的变革走向。
(一)借助政府力量推动课程改革
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制订法规、建立课程标准和学习标准等方式推进课程改革。在瑞典,1996年,国家主席佩尔松(G觟ran Persson)宣布要将瑞典建设成为一个知识型的国家,指出要从幼儿园到大学,提高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要通过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以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儿童和他们在幼儿教育阶段的学习,将教育体制转变为终身教育体制”。[6]1998年,瑞典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幼儿园课程标准———《幼儿园课程》(Curriculum for the Pre-school),[7]明确规定将幼儿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第一步,提出幼儿园应为儿童提供保育并保证儿童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学习,以便于父母外出工作或学习。国家课程标准内容丰富,涵盖了幼儿园课程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的目标与准则、幼儿学习和发展的水平要求、幼儿园与家庭及学校的合作等内容。2010年3月23日,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新的教育法案《新教育法案———提高知识、择校权和安全》(The new Education Act-for Knowledge,Choice and Security),[8]新教育法案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教育法案在环境安全、师资质量、儿童的择校权和人权平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和说明;新教育法案规定把幼儿园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校类型,更加强调知识学习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重要性,再次明确提出将学前教育作为儿童终身教育的第一步;新法案明确提出重视幼儿园的教学任务,并阐释了语言、数学、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目标和要求。在英国,为了进一步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英国政府于2000年颁布了《基础阶段课程指南》(Curriculum guidance for the foundation stage)。[9]该课程指南将幼儿园课程内容分为六个领域,并作为幼儿早期学习的一个框架。2004年又提出了《儿童保育十年战略》(A Ten-year Strategy for Childcare),即加大对幼儿教育投入力度,把幼儿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制度的体系中,其中包括对3岁以上的幼儿提供免费的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幼儿教育的迅速发展。[10]200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儿童保育法》(Childcare Act,2006),该法案明确了各级行政机构履行相应的职责,体现了政府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宏观调控,包括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监督指导。[11]2008年,英国进入全面实施幼儿基础教育阶段(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EYFS),主要加强对0~5岁幼儿的保育和教育,以保证促进每位幼儿的学习和发展,同时将幼儿教育看做“学习化社会”的开端。
(二)基于文化多样性构建适宜的课程体系
文化与教育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多样的文化导致多元文化教育的产生,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又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儿童的学习和经验的获得是与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的,社会文化的多样使得幼儿园课程也呈现出尊重多元文化差异的趋势。西方很多国家的早期教育课程都慎重地考虑文化多样和文化平等的观念,强调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并将多元文化理念注入和渗透到课程内容及课程活动中。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显得更为多样与丰富,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努力反对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倡导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要相互尊重,力图建立一种公平的多元文化教育。澳大利亚大力倡导多元文化教育,在尊重澳大利亚本土文化和他国文化的教育中有着优秀的传统,在其幼儿园课程中,提出了重视“土著人历史和文化”、“亚洲及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的学习,以此来增进与土著居民和亚洲其他国家居民的理解。在其土著民族文化问题中,政府认识到“土著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土著和非土著儿童生活中的经验和发展状况有着明显差异,因此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缩小这些差距,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优先发展的战略”。[12]此外,为了让幼儿形成多元文化的观念,在幼儿的语言课程中,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幼儿学习一种外语,并强调通过语言的学习来了解一种新的文化,并且在语言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对这门外语课程的要求是:让儿童掌握语音、语调和重读;了解不同情境中的语言类型;鼓励儿童扩大词汇量和发展交际能力等。[13]其评估方式主要是让孩子们展示(表演)他们所知道的、理解的和能表达的。[14]在英国,早期民主教育的要求是:“幼儿不能因为种族、文化或宗教、母语、家庭背景、特殊的教育需要、缺陷、性别或能力而遭到排斥或被置于不利地位。”[15]这就要求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来自各个国家与种族、民族的幼儿,尊重和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教师应提供给幼儿多元文化方面的课程,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本着尊重所有民族幼儿的理念,考虑不同民族幼儿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通过活动和游戏的方式,让不同民族和国别的幼儿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新西兰于1996年颁布的国家早期教育课程(T.W.)提倡将新西兰白人和土著毛利人的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这也是一种体现课程体系多样性的探索。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各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尊重其他文化并善待差异,是保证文化平等和文化多元的前提,也是构建课程体系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多样性的文化元素大大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更多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立足课程的文化基础推动课程本土化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课程的国际化交流日益加强。如何保护和发挥本国民族与文化的优势,加强课程本土化的研究,以保持课程文化的多样性成为课程研究的重点。目前,各国研究者已经普遍认识到课程的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瑞吉欧方案教学曾一度成为风靡世界的幼儿教育课程模式,但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约瑟夫·托宾(Joseph Tobin)在《从民族志研究视角看学前教育的质量》一文中,严肃地指出了学习瑞吉欧课程理念的有限性,认为意大利瑞吉欧·艾米里亚地区的幼儿园课程并不具有普适性,这其中存在一个幼儿园课程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他认为,该课程之所以能在意大利生长,是因为“意大利在传统上享有优秀学前教育理念发源地的美誉;观光客们喜欢在意大利的那一区域旅游,因为那里景色优美、食物可口;瑞吉欧的课程偏重美学品位的培养,这跟那些来参观的美国中产阶级教育者们的口味不谋而合”。[16]因此,美国本土不能生搬硬套瑞吉欧课程模式。这种对课程理性批评的精神是课程改革进步的表现,也是课程本土化研究的基础。在泰国,为了突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继承,泰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全国筛选出30位有丰富本土知识经验的专家代表,授予他们“泰国知识老师”的称号,让他们对幼儿教师进行培养或培训,以此来保证幼儿教师掌握并能发挥本土知识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作用。[17]在瑞典,最具盛名的“森林幼儿园模式”,就是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森林资源而开发的幼儿园课程模式。1985年,西沃·林德(Siw Linde)在瑞典创建了第一所森林幼儿园。森林幼儿园的活动原则是:第一,教学方法要使儿童对知识、活动和归属感的需要在自然的环境中得到满足。第二,在一年中各种各样的天气里,通过让儿童在森林、田地、高山和湖泊中共同玩耍,学会如何与大自然相处,并懂得如何保护自然。第三,和家长合作保证高质量的户外活动。第四,增强儿童对自然知识的掌握,加深他们对于自然中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进而体会自然的脆弱和可破坏性,改变儿童对自然的态度。[18]又如日本的“行事”活动课程,“行事”是日本幼儿园、保育园常年例行的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它取材于社会生活或幼儿园生活重大事件,是一种综合性的主题活动。一次“行事”就是一个单元主题活动,围绕着这一个主题中心,结合《幼儿园教育要领》中对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和表现五个领域的发展要求有机融合起来,让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和丰富的生活体验。课程本土化研究是课程改革的重要部分,它是激发教师的教育智慧,培养幼儿的文化根基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融日益增多,各种新的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更应重视立足本土实际,继承和发扬具有本国传统和优势的幼儿教育模式,这样才能实现课程研究真正的对话与交流。
(四)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提升教师课程实践能力
各国政府制订和实施的幼儿教师专业标准,不仅促进了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同时成为推动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条件。美国幼儿教育协会(NAEYC),发布了幼儿教师专业准入标准,要求幼儿教师应得到高等教育资格认证,具有学士学位水平,标准要求教师:应能够理解幼儿,包括他们的需要、发展潜能以及幼儿的个性特点;能公平地与每一个幼儿对话,促进幼儿的发展;能运用多种教学策略促进幼儿知识、技能、道德、个性的发展;能与家庭和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能运用知识内容建构有意义的课程,并能帮助幼儿运用多种方式来认识世界;能与其他专业人员广泛的合作,并履行教师的职业伦理准则和教师职业实践标准。[19]而田纳西州制定的幼儿教师的标准则更为细化,内容包括幼儿的发展与学习,教师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观察、资料收集和评价,教师的专业特征等几个方面。其中,标准明确阐明了幼儿教师必须了解幼儿的个性特征和需要,包括身体、认知、社会、情感、语言和审美;要求教师应该了解幼儿的游戏方式、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动机;了解影响他们学习和发展的因素,包括文化和语言、幼儿与成年人和同伴的关系,家庭的经济条件、幼儿的健康状况及缺陷,幼儿个性的多样性和学习风格等。[20]此外,在教师的专业品性中,标准提出了教师要知道关于道德的准则和专业标准,了解关于不准虐待幼儿的相关法令,伤残儿童的权利和学校应有的护理……能理解跨学科协作的重要意义;知道教师的基础知识和核心技能可以在团队建设中得以增长;知晓教师与家庭和同事交往的原则;教师能阐明专业知识中的核心观念、专业价值和标准;知道教师职业颁布的政策,能通过社会调查分析与教学大纲相关的问题,以及教师应该为幼儿提供的服务。[21]澳大利亚政府颁布幼儿教师标准: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为了让教师知道教师专业信念和价值观,并且高度重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经验;专业标准是一种理想并且动态发展的,它指导教师认识和学习专业必需的知识观、理解力和价值观;和其他的专业一样,教师依赖于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而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使这种能力得以发展并达到精湛的途径;教师的专业标准为其在社会上提升公众地位和获得尊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2]教师专业标准的颁布是幼儿教育体系成熟的标志,它对教师的专业水准和职业规约做出了准确的评定标准,成为教师入职资格认证的有效参考,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策略,也是推进幼儿课程实践的根本保证。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国不断推动幼儿园课程改革,形成了一些宝贵的经验,特别是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强调儿童本位的课程理念,注重幼儿教师的课程参与,增强了与家长和社区的联系。同时,世界各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从总体上体现了一些基本走向,即借助政府力量推动课程改革,基于文化多样性构建适宜的课程体系,立足课程的文化基础强调课程的本土化实践,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提升教师的课程实践能力。
改革发展经验 第9篇
一、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和发展经验
美国的农业金融机构在20世纪初才开始建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业金融体系。这一世界上最完备的体系, 主要由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农场主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系统、商业金融机构及私人信贷组成。概括起来, 美国的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 这种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 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 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 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美国现在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这些金融机构分工协作, 互相配合, 共同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及其它服务。至目前, 美国农业金融无论从体系完善、服务周到、贷款方便、风险防范等来看, 还是理论研究、机制创新等来看, 以及对外援助等, 都做得比较出色, 不仅推进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社会化, 提高了农工商一体化的程度, 而且还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了农产品的流通, 加速了农业市场化进程。
美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先进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美国农村金融的成熟理论。
美国农村金融的理论很多, 具有创新意义, 影响最大的, 当属农村‘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其主要思想, 就是通过改革金融制度, 改变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 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 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 从而使利率反映资金供求, 使汇率反映外汇供求, 最终达到充分动员金融资源, 推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2. 美国农村金融的完整体系。
美国有一个按照农业和农民需求的合理分工而强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以下方面组成:政府主导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 (政府信贷机构)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场主合作金融信贷系统) 以及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 (私营机构和个人信贷) 。
美国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中, 商业银行约占40%。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规定, 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5%以上的商业银行, 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为防止商业银行出于盈利目的而将农贷资金移到其他领域, 联邦法律规定对部分商业银行的农贷利率提供利率补贴。
美国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 是根据《农业信贷法》, 由美国联邦政府主导创建的, 专门针对本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提供融资的、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这个体系由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商品信贷公司和小企业管理局组成。其主要功能是为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提供信贷资金和服务, 并通过信贷活动调节农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 贯彻实施农村金融政策, 控制农业发展规模等。
美国农村合作金融由联邦中期信用银行、合作银行、联邦土地银行及土地银行合作社三大系统组成, 这三个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都是在政府领导和出资扶持下,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美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对农村信用合作的优惠政策, 大的方面有四个: (1) 免征各种税赋; (2) 建立信用社存款保险; (3) 信用社不交存款准备金; (4) 信用社可以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
美国农业保险早以建立, 并已完善, 在支持农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行的美国农业保险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和代理, 当然, 商业保险公司会得到政府在经营管理费和保险费补贴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3. 美国农村金融的完备管理。
美国农业信贷系统的全部方针政策, 由该系统的一个兼职的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负责。根据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制定的方针政策,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 而执行政策、监督政策另有机构负责。这种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的机构分设的作法, 好处是明显的。
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管理监督美国农业信贷机构, 具体执行农业信贷政策和全面协调。政府农贷机构直属于美国农业部, 这种组织制度较好地保证了农村资金用于农村和农业, 并根据不同阶段农业的不同发展目标, 调节农业信贷方向和规模。
美国的法律体系健全, 执法严格, 不受党派等人为干预。美国农村金融的法律体系, 既有专门的法律, 比如《联邦农业贷款案》、《农业信用法案》等, 更多的是融合到其他的相关法律体系中, 从而使农村金融运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避免了行政干预和领导人更换等造成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
金融资源服务于经济发展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又是盘活金融资源的基础和关键。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美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况
1.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前, 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 由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 集中办理农村信贷, 领导农村信用社, 从而确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1994年从中国农业银行分离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农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 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 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1986年开始设立的邮政储蓄机构被界定为其他金融机构, 但因得益于政策优惠, 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也成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为农发行, 农行和农村信用社, 而需求方则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产品受制于供给水平、能力及意愿等因素, 目前品种较为单一, 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千差万别的金融需求则显得供不应求。还有, 客观上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短缺和抑制, 供给方在市场体系中基本处于垄断者的地位, 加之资金的价格未能市场化, 由此导致金融交易行为扭曲现象普遍存在。
3.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的监管主要是按金融机构的类型来划分的, 既包含银行监管部门也包括合作金融监管部门, 其中银行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包括农发行、农行以及邮政储蓄等。而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数量众多的农村信用社, 在监管的同时还负责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业管理。另外, 银监会等其他金融组织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也发挥重要作用。
三、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 金融机构缺乏, 有效供给不足。
由于贷款的高风险性、高成本性和弱补偿性, 商业银行在农业贷款中的赢利空间很小, 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大量撤并机构、上收信贷管理权限、转移投资项目等, 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 信贷业务重点向城市倾斜, 农业银行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目前的涉农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整体实力相对较弱, 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商品的供给主体,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 已经开始基层机构收缩和撤并的改革。而被称为“资金漏斗”的邮政储蓄银行在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但在信贷业务发展初期, 业务面相对狭窄, 要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发挥较大作用并不容易。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极其缓慢, 民间金融组织在农村经济中的渗透程度与服务范围非常有限。
2.农村金融服务单一。
现行农村金融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趋势, 单一的农村金融服务已不能满足需求。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主要提供储蓄、抵押类贷款及农村小额信贷等金融品种, 抵押、担保、承兑、贴现、承诺、咨询服务、代收代付等中间业务还很少, 已经存在的金融品种往往要求必要的担保和抵押, 而急须融资的农户往往难以拿出符合条件的抵押物, 商业化的运营加上担保机制的缺失, 又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品种及工具的单一化。在农村金融市场上, 一些依靠现代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服务项目, 如网上银行等业务几乎空白。
3.金融监管力度不大。
农村金融监管力量有限, 难以适应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监管要求。由于监管体制设置存在诸多问题, 如在基层地市、县的金融监管力量最少, 而监管任务却最重, 情况最复杂, 监管人员往往疲于奔波, 忙于应付, 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
4. 农业保险不适应农村金融发展需要。
目前, 我国农业保险没有强硬政策支持, 也没有完整的法律法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扶持, 加上我国农民风险意识淡薄, 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农业保险的费用高、费率高, 勘赔定损难, 理赔标准低等众多因素, 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启示
首先, 农业发展需要发达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经验表明, 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至少包括三大部分: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农业保险体系。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 共同支持农业的发展。
第二, 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国家应调整相关政策, 提供补贴, 实行各项优惠, 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对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给予更大的资金支持, 增强其资金实力, 扩展和完善其金融职能, 合作金融免交或少交存款准备金、免税或减少各种税金, 对涉农贷款进行利差补贴, 正确引导资金向农业和农村流动。
第三, 建立农业保险体系, 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是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 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 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 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四是继续引进经营农业险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 全面推广农业政策性、专业性保险业务, 建立覆盖农村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辅相成的农村保险体系。
最后,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要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和规范, 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的运作也不例外。农业政策性金融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其业务行为, 并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发挥。
摘要：文章通过对美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研究分析,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不足, 在健全体制、开展合作、政策扶植和法制监管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美国农村金融,农村金融体系,健全体制,政策扶植,法制监管
参考文献
[1].肖东平, 李娅.新农村金融:美国的经验做法及中国的路径选择——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城市发展研究, 2006 (3)
[2].李珊.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时代金融, 2007 (05)
改革发展经验 第10篇
1 发展的历程
回顾江阴市卫生改革发展的历程,每一次大跨越、大变革都是准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要求、群众的健康需求所取得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准确把握满足群众基本医疗的迫切需求,实现了医疗卫生单位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通过改革国家补助经费使用办法,由卫生行政部门集中使用,分期分批给乡镇卫生院兴建医疗用房,增添大、中型医疗设备,改善医疗条件,加快了卫生事业的发展;通过对乡镇卫生院实行“市、镇分级管理,以镇为主”的新体制,调动了乡镇办医的积极性;通过大力兴办农村合作医疗,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准确把握工业化中期群众健康环境的迫切需求,实现了卫生创建工作的全民参与。这一时期,通过大力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卫生镇村创建活动,城乡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管理水平、环境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素质有了质的提高。
第三个阶段:新世纪以来的最近几年,准确把握幸福江阴建设、确保人人健康的新要求,实现了卫生事业的全面飞跃。这一时期,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江阴模式”的确立[1]、农村环境卫生的“两个全面”(即全面取缔露天粪缸、全面实行垃圾集中投运)、社区卫生服务的全覆盖、农民免费健康体检的实施、家庭健康档案的建立、公共卫生的项目化管理、家庭责任医生的推行、卫生资源的不断优化等,江阴卫生事业步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
2 成就
三十年前,江阴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还很低。1978年全市平均期望寿命67.3岁;共有卫生机构184个,病床2 052张,每万人拥有病床21张;卫技人员1 916名,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卫技人员7名;每万人拥有医生数8人;业务用房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且大多为平房;医疗设备大多比较简陋、落后;计划免疫开始推行,法定传染病总发病率为370.78/10万;公共卫生服务和监督工作刚刚起步,水平较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阴卫生事业与江阴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目前已建立健全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卫生监督执法等五大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等两大机制;实现了二个100%,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100%、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达100%,为建设幸福江阴、确保人人健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 卫生服务体系日臻完善
2007年,全市拥有卫生机构415个,是1978年的2.26倍;有卫技人员5 911人,是1978年的3.09倍;编制床位3 286张,是1978年的1.6倍,实际开放床位4 703张;每万人拥有病床数和医生数分别为39张和26人,分别是1978年的1.86倍和3.25倍。卫生系统有下属事业单位42个,其中,直属单位15个,乡镇卫生院27个;有医疗机构31个,编制床位3 196张,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192所,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达100%。门急诊407.24万人次,收治住院20.37万人次。在乡镇建立了12个卫生监督执法分支机构。设立个体诊所100个,专科门诊部10个、民营医院4个。形成了以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监督分所)为骨干、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础、民营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
2.2 卫生服务技术日新月异
到2007年,全市共建成市级重点临床专科、专病10个,省级重点临床专科、专病2个,2个专科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分别成为东南大学、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市人民医院被评为首批“全国百佳医院”和“全省基本现代化医院”,市中医院被评为全省首批“全国示范中医院”,在全省同级同类医院居于领先地位。许多国际、国内先进的医疗新技术被我市大量成功引进,全市整体医疗水平不断发生质的飞跃。近年来,市级医院更新添置了64排和16排多层螺旋CT、核磁共振、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仪(DSA)、直线加速器、DR、CR、电子内窥镜等大型医疗设备;乡镇卫生院普遍新增了彩色B超、纤维胃镜等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为临床诊断治疗的高效、准确提供了有力保证。市疾控中心取得了国家认可实验室资质,实验室的261项检测技术能力符合国际标准,出具的检测报告可被欧盟、美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认可。
2.3 卫生服务环境明显改善
到2007年,全市卫生系统业务用房面积达26.2万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10倍多。市人民医院门急诊综合楼,市中医院新病房大楼、门诊楼,市远望医院新病房大楼相继建成投用;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完成了移地新建或原地改造。新建或改建后的基础设施设计理念先进、装饰新颖、设施一流、功能齐全、布局合理,集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于一体,极大地改善了全市的就医环境。2005年建成公共卫生大楼,为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提供了一流的硬件设施。
2.4 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充分发挥
自2006年建成覆盖全市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来,社区卫生服务在内涵建设的提升、功能的发挥、群众满意度的提高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到2007年,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达663 739人次,对社区卫生服务满意率达90%以上。制定出台了《江阴市社区责任医生管理办法(试行)》,全面落实社区责任医生制度,完善、规范社区医生“走进社区、走进家庭”的主动服务模式,逐步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全市636名社区责任医生通过社区保健合同签约、履约的形式,为315 000户居民提供慢病管理、家庭建档、社区巡诊、电话咨询、健康教育、产后访视、康复指导、家庭病床、临终关怀等上门对口服务,签约率、履约率达87.5%;建立60岁以上老人档案189 751份、建档管理率达94.88%;建立持证残疾人档案12 786份,建档管理率达89%(不含老城区);提供出诊服务9 858人次,同时选择性开展惠民门诊服务,对贫困人群实行医疗费用减免等优惠措施;积极推进中医药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工作。
2.5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通过全面实施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化管理,按照“政府购买服务、钱跟事走”的原则,以项目经费的考核发放为抓手,有效促进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卫生服务、农村食品卫生和饮用水等基本卫生安全保障服务等三大类8个项目的落实。目前全市人均期望寿命为77.36岁,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健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完善了应急救治体系和机制,提升了应急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功应对了非典、禽流感等全国性重大疫情,有效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妇幼保健、无偿献血等项公共卫生工作均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
2.6 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健全
2001年在全国率先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政府组织推动、合管办专业化运作、卫生行政部门监管、群众积极参与的新型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但有效地解决了江阴市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且很好地缓解了群众“看病贵”问题。几年来,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中国保监会、江苏省政府等各级领导多次前来调研考察,《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级主流媒体也十分关注,被誉为“江阴模式”,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发文向全省推广。到2008年,人均基金标准由最初的15元提高到280元,其中政府补助从人均补助5元提高到人均补助180元,年财政投入从500万元提高到1.36亿元,7年来财政累计投入3.8亿元;参合率由86.5%提高到100%,实现了医疗保障的全覆盖;新农合基金从2 100余万元增长到2.1亿元;补偿比例从14%提高到41%;次均补偿费用从538元提高到1 807元。2006年以来,每2年为参合群众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并为336 540户家庭建立完善了家庭健康档案。
2.7 城乡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上世纪90年代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活动以来,江阴市城市环境卫生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卫生基础设施全面到位、城市秩序日趋规范、管理机制健全有效、城市面貌长治久洁。1990、1992年连续二次荣登全国县级市“十佳卫生城市”榜首,1994年建成全国首批国家卫生城市,并在历次国家卫生城市复查中成绩名列前茅。在巩固提高国家卫生城市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到广大的农村,2004年实现了农村环境卫生的“两个全面”。在此基础上,加强农村环境卫生的长效管理,加大卫生镇村创建和农村改水改厕力度,有效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面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全市累计建成国家卫生镇5个,省卫生村171个,全市自来水普及率达98%,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6.3%。深入开展“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倡导广大市民树立“文明、和谐、健康、清洁”新形象,让广大群众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提高健康素养和卫生防病能力。先后荣获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先进市、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县(区)、全省农村改厕先进市等称号。
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为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也为我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对于拉动内需、扩大居民消费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3 经验
江阴卫生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卫生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的结果。
3.1 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改革开放30年来,江阴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发展理念从小卫生向大卫生的转变、从办卫生向管办并重的转变、从重医疗向重公共卫生的转变、从重城市向重农村的转变、从等病人到医院求医的被动服务模式到上门入户开展社区卫生主动服务模式的转变,每一次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过程均推动着卫生改革与发展重大措施的推进,从而把健康更好地送进千家万户,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卫生特点、江阴特色的卫生现代化发展道路。
3.2 坚持审时度势、改革创新
思想解放了,关键还要看能否紧紧抓住每一次重要发展机遇,敢于改革创新,才能实现卫生事业的大跨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国家补助经费集中使用,到80年代中期推行的乡镇卫生院分级管理新体制,80年代末期开始的国家卫生城市、卫生镇村创建活动,2001年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4年农村环境卫生实现“两个全面”,2005年开始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2006年开始的2年一次农民免费健康体检、家庭健康档案的建立,2007年推行的公共卫生项目化管理,再到今年社区责任医生制度的全面落实,每一项改革创新举措均将卫生事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3.3 坚持以人为本、突出重点
卫生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2],只有将群众健康所需作为卫生发展之重,找准卫生改革发展的切入点,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卫生改革发展的重点就是保障群众基本医疗的需求;在工业化进程的初、中期,卫生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为群众创造卫生、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在当今建设幸福江阴的关键阶段,卫生事业的发展就是要与我市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相适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全面释放的健康需求。
当前,摆在江阴卫生工作者面前的卫生改革发展任务还十分繁重。我们将始终按照党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进一步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3],推动江阴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加快幸福江阴建设、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文章在阐述江阴市卫生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基础上,分析了江阴市卫生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总结了取得成功的经验。
关键词：卫生事业改革,江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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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善联.中国卫生改革的形式:问题和挑战[J].卫生经济研究,2004,(12):15-18.
交流课改经验 深化教学改革 第11篇
活动中，柳州九中、梧州市第二中学、贵港市江南中学的科学技术教育创新实践者团队依次与活动代表分享了各自学校通用技术课程实施与教学设计的典型案例，直观、生动地呈现了这门实践性课程的育人价值。随后，桂林市中山中学教师庞四平、梧州二中教师罗卓艳分别执教了一节现场课《怎样创制一个转得最久的回形针陀螺？》《Arduino入门的研究》，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创新实验项目学校校长、师生以及创新实验专业支持力量代表还在专题发言中分享了各自的创新发展经验和成长故事。代表们在参观近20所创新实验学校学生学习成果展以及柳州九中科学技术教育创新实践基地时，对于各校学生自主研究、制作的各种实验作品纷纷拍手称赞，对柳州九中的实验室建设成果羡慕不已，交流氛围相当热烈。
活动期间，自治区教育厅基教处处长罗索对该学科课程实施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该学科在一些学校之所以能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程，最核心的因素在于通过创新实施国家课程，落实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这样的课程实践，完全可以引领全区高中课改，成为推进高中课改的实施样本。各学科、各学校要认真总结课改经验，将其升华为理论成果向全区450多所高中辐射推广，使其惠及全区80多万在校高中生。他指出，新一轮课改调整正在征求意见，我区虽然是全国最后一个进入课改的省区，但是我们的观念不能落后，必须从为国家和民族未来培养人才的高度，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培养一大批具有综合素质，未来能参与经济、文化、社会各类国际竞争的一流人才。高中课改的课程设置，是经过教育专家、管理专家、科学家一起研究制定的，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我们必须坚定课改的信心，按照课改的要求，积极创设学校之间、教师之间交流、展示的平台，助推学科教师的专业成长，同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把课开好，开出质量，开出水平。他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学校课程建设及教师培训，进一步推进新课程的创新实施。
据悉，我区自2012年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省份启动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各地各高中学校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积极探索各学科课程和教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了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推广典型，促进高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自治区高中课改15个学科（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及其创新实验、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专家指导组在自治区教育厅的统一领导下，自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分学科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地分别举办了2014年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暨成果展示活动。为了开展好此次活动，各学科专家指导组在活动之前认真遴选优秀课例（包括高一、高二必修课和选修课、高考复习课），制订活动的详细方案，并组织各市县相关学科教研员、高中课改样本学校相关学科教师以及非样本学校相关学科骨干教师研讨和交流高中课改的先进经验，研究重、难点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全区高中课改明确了工作方向。
自治区高中课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高中课改不是可改可不改，但是部分学校还没有“睡醒”。举办此次全区课改成果展示活动，既是对过去三年课改经验的总结，又是深化课改意识的良好契机，希望各地各高中学校能借此活动，借鉴先进经验，反思自身不足，进一步明确下一步课改工作的方向。
改革发展经验 第12篇
经验之一: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
当1978年潘懋元等学者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 开创中国高教研究事业之时, 西方的高教研究已历百余年之磨砺。作为典型“后发型学术”的中国高教研究是追随西方模式, 还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 西方高教研究虽然起步较早, 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崭新和欠发展 (undeveloped) 的研究领域”, 即使将来也只能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 “不会以一个独立学科 (a separate scientific discipline) 的形式出现”[1,2] 。 而中国高教研究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 通过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来带动整个高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 这条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 对于中国高教研究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使中国高教研究迅速取得“合法”地位, 制度化进程大大加快。
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往往只有取得政治——建制上的合法地位, 才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 社会科学百废待兴, 各类新兴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蹒跚起步的高教研究要脱颖而出, 就必须尽快取得“合法地位”, 即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学科。因为, 在中国, 学科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 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 其意义超出了研究范畴和教育范畴。一个研究领域往往只有成为正式学科, 才能被纳入国家学术管理序列, 才有可能在大学设置, 才有可能取得政府评审的学位点, 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不难想象, 倘若中国高教研究只是像西方那样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而从未成为专门学科, 其后来的发展情形肯定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起步伊始就备受争议, 举步维艰。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刚刚成立的时候, 除了个别教师外, 学校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并不理解, 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 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2] 当时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少学者认为“一般教育理论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 似无新立学科的必要[3] 。但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难, 为高教研究奔走呐喊, 终于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事实证明,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无疑是确立高教研究“合法地位”的关键因素。1984年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后, 各种怀疑之声渐渐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高教研究的热潮。以高教研究机构的创建为例。1983年5月, 全国805所普通高校中尚有2/3的学校没有高教研究机构。1984年后,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高教研究工作, 形成了一个新建高教研究机构的高潮。1987年全国已有高教研究机构700多个, 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 即平均每年就有100个左右的高教研究机构在各地高校建立起来, 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高教研究史上绝无仅有[4]。其原因除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高教研究需求增加外,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高教研究的质变表现之一, 只有“制度化”才能使高教研究具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和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1978年以后, 中国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科, 但建立一门学科是系统的、复杂的工程, 不仅有学科之名, 还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的分支或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 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 (academic community) 。因此,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 不仅使高教研究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教研究机构、组织、队伍、成果的大发展, 促使这些制度化指标在80年代末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国从此成为“高教研究大国”。
其次,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提高了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推进了高教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尽管“开放社会科学”、“学科壁垒消融”、“多学科研究增殖方式”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学科范式已无法安身立命, 因为“科学史上每一个主要时期都是以多种相竞争的范式共存, 即没有一个范式能占据霸权地位为特点的”[5] 。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的价值虽毋庸置疑, 但该范式在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尤其目前的多学科研究, 主要是有关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各自进行的研究, 对同一问题缺乏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不仅会导致对高等教育整体和全局把握的欠缺, 也有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一些关键问题, 特别是人才培养等教育内部问题的忽视。同时, 高等教育问题是典型的复杂问题。解决这类问题, 既需要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各个层面, 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 也需要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 从而达到综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 “复杂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 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 而且还强调整合”[6] 。
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科, 必然以整个“高等教育”作为“问题域”。它既关注宏观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 也关注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既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也探讨高等教育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整体把握高等教育问题, 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 从而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 建立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劳丹 (Larry Laudan) 指出, “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问题”, 理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与它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密切相关”[5] 。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 建立以高等教育为问题域、整合多种理论的高等教育学科有可能提高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从而提高高教研究的科学化程度。当然, 这要以高等教育学科形成成熟理论体系为前提。如果说,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推进了高教研究制度化进程只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的话, 那么从理论视角分析得出的高等教育学科整合多种理论和范式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遍性。如果这个功能得以完善的话, 高等教育学科将来未必为中国所独享。
经验之二: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
尽管中国首创了高等教育学科, 并按照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开展研究、培养专业人才, 但高等教育学科并未成为中国高教研究的惟一范式。30年来, 中国高教研究从未把自己封闭起来, 始终保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这是中国高教研究保持长期繁荣和活力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学自创立至今, 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 从学科内部看, 就是学科共同体有意识地使学科研究处于开放状态”。[8] 笔者认为, 中国高教研究的开放姿态具体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等多个方面。
首先, 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遵循“来者不拒, 一视同仁”的原则。
无论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者”, 还是其他专业的“半路出家者”, 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学科行列, 都可以在学科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
这与其他社会学科的情况大相径庭。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 不少社会学科正是为了争夺学术的“垄断解释权”才建立起来的, 因而需要“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 以“构成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9] 为了和“业余爱好者”的活动区别开来, 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大部分论点都是用相差无几的词语来表达。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从建立开始就没有为所谓“垄断解释权”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 争取尽可能多的“业余爱好者”加盟高教研究队伍一直是这个新兴学科的不懈追求。
也许, 有人会批评中国高教研究队伍过于“庞杂”, 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高教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支“庞杂”的队伍。事实证明, 大批其他学科的教师和干部的加入既是高教研究繁荣发展的标志, 也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不仅因为来自其他学科的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原来的专业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来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 而且, 高教研究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支持。因为“理论的源泉来自实践, 只有广大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与干部支持了, 参与了,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才能有生气”[10] 。
其次, 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推崇“兼容并包, 海纳百川”的气度。
创建高等教育学科, 不唯高等教育学科“独尊”;重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 不忽略其他相关学科范式和方法对高教研究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中国高教研究界就注意到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在探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时就已经主张:“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 掌握并运用有关学科的信息, 交流渗透, 交互为用, 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 这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前提条件”[11] 。 近十多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 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多学科研究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1年由潘懋元主编、10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出版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该书用历史学等11个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 掀起了国内高教研究界多学科研究的热潮。
在教育研究领域中, 多学科研究方法首先由高等教育学科提出并非偶然。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密切关系, 使得高等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间更可能存在着一个连续的谱系, 更容易产生学科知识之间的“视界融合”。这是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因而“在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方法上,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 它很可能走在其他教育学科的前面, 从而为整个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12] 。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中国建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 中国高教研究是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与其他多学科研究的结合, 两类研究范式的相互配合, 既避免了高等教育学科可能出现的“就教育论教育”倾向, 又克服了多学科研究可能出现的忽视教育规律之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在高教研究多样化范式的运用上为世界高教研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 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实行“主动借鉴, 洋为中用”的战略。
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 根据中国高教研究自身需要, 主动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 尽管当时与国外的交流相当有限, 但中国高教研究界就已经注意到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 纳伊曼的《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和《学术权力》等外国高等教育名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受到广大高教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90年代以来, 高教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 外国更多的高教研究成果被引进。2001年, 王承绪等学者组织编译的一套“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 所选12部著作皆国际高教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外, 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等名著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起步晚、国际化程度不高, 中国高教研究在世界高教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如果不能主动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主动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 中国高教研究势必进一步边缘化。30年, 中国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主动借鉴,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教研究的理论水平, 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国际化步伐。同时, 正因为中国学者对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是主动借鉴而非被动接受, 使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 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有所发展和创新, 从而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 中国学者对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修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经验之三: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后, 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并未故步自封、陶醉其中, 而是积极运用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来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高教研究不是“学科指向”, 而是“实践指向”:无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还是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实践、服务决策。30年来, 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正是通过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 提高高校教学水平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因而这一时期高教研究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高校教学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 大量出现的高等教育新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教研究的重点, 在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横向联合、校长负责制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此同时, 高教研究界组织了高等教育思想的大讨论, 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人才观、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价值观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化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理性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日趋活跃, 服务实践、服务决策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高教研究与高教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建立一流大学等课题陆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 近年来已经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所重视和采纳。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前高教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的话, 那么近十年中国高教研究的许多成果已经逐渐被决策部门重视和采纳, 有的研究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最近几年政府关于推行大学素质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策都深受高教研究的影响,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 这两个对中国整个教育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 正是受教育研究工作者研究的启发而产生的”[13] 。
从以上对不同时期高教研究重大课题的回顾不难发现, 中国高教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展是基本同步的。服务实践和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也许有的学者对高教研究界追逐现实“热点”, 特别是与行政决策日益密切的关系不以为然。但笔者认为, 这不仅符合高教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 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依存的趋势。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教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教育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 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一事无成。
潘懋元教授说过, 如果我们“故步自封, 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 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10] 。中国高教研究之所以在短短30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兴领域发展成为繁荣而庞大的事业, 正是因为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也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都以服务实践为鹄的, 两者才能相互交融, 相得益彰, 共同促成中国高教研究今日之繁荣。
摘要：“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在开创高教研究事业道路中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经验不仅对中国高教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世界高教研究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科,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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