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范文

浙江文化范文（精选12篇）

浙江文化 第1篇

在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之下, 行政文化事业单位与非行政单位的民营文化公司共同组成了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主体, 但运行情况并不理想,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 比如杭州等发达城市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管理能力和文化开拓的魄力, 而在一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却仍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而近几年由于政府对民营企业开办政策的放宽, 各种非行政单位的民营文化艺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但由于观念的陈旧和技术能力的不足, 这些公司只有个别能在印刷、广告设计、影视、新媒体、动漫、出版、包装等方形成大的产业集群。而另一方面, 由于发展的不均衡, 在一些较落后的地区, 文化资源配置不高, 结构也不合理, 缺乏新鲜血液注入当地的艺术文化传播事业, 再加上部分民营企业的市场意识淡薄, 缺乏产业意识和按市场规则进行管理和运作的经验等, 造成了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整体水平不高, 而且发展参差不齐的情况。

二、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产品

悠久的文化历史底蕴赋予了浙江省全国罕见且独特的文化资源, 比如“人间天堂”——杭州, 这里的每一堵老城墙、每一条河坊街、每一把王星记扇子、每一道杭帮菜、每一杯龙井茶, 甚至市民们的家长里短, 都在大运河的冲刷下逐渐积淀, 成为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记忆, 也是文化资源。因此, 现今一些艺术文化传播公司城市可以紧抓住这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以“拼接文明的碎片”为主题, 将“古城墙, 大运河”作该艺术项目的主线, 把杭州市的各历史文化元素串联起来。比如说:踩着袅袅碎步穿过古城墙陈列馆的百年时空, 去领略历史文化的风采;泛着江南小舟, 在京杭大运河阴暗逼仄的桥洞之下, 去捕捉历史文化的闪光点。而在如今多媒体信息技术繁荣壮大的时代, 文化企业也应与时俱进, 使古典的历史文化在现代技术的包装下大放异彩。例如, 浙江风雅颂扬文化传播集团就集结了一批文化创意科技人才, 充分利用数字特效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方式, 先后制作了省内第一部全高清格式的杭州形象宣传片——《品质生活》、中国第一部复原南宋都城杭州景象的三维动画——《南宋皇城》、全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特效立体电影——《主人》, 在各相关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风雅颂扬文化传播集团还在杭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承制了近600平米的放映屏幕, 这是目前“华东地区”最大的放映屏幕, 把全三维动画制作的《漕运故事》放在这二维弧幕上播放的全新播放模式, 给了人们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更值得一提的是, 该集团在2002年的时候就把一档极具观赏价值、知识趣味和艺术品投资导向性的以收藏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宝藏》, 搬上浙江电视台的大银幕, 开播至今已有10余年, 作为本台的品牌栏目深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而在2006年, 又开办了国内第一家以艺术品收藏鉴赏为主旨的网站——“宝藏网”, 不得不说是真正站在了全省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上, 对文化产品进行了脚踏实地的策划、调研及创作创新, 极具前瞻性。

三、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

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 现今人们以看和听为主的知识获取手段逐渐取代了读和写的地位, 这标志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再加上网络、电信、数码影视等的急剧发展, 给人们带来了新媒体艺术在视觉上前所未有的审美享受。但是, 通过调查浙江艺术文化的传播, 发现一些地区仍然是传统的传播途径, 一些偏远地区仍然要依靠广播电视作为传播途径。除了浙江省一些发达城市以及核心媒体单位以外, 一些普通的文化企事业由于设备落后、更新缓慢, 使得浙江艺术文化产品的营销策略在传播的力度、宽度和深度上都差强人意。因此, 浙江艺术文化在产品的制作、传播媒介的选择与营销战略的策划上都需要推陈出新, 自觉跟上新媒体艺术文化环境, 革新思维, 使得艺术文化获得全新的发展。

四、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发展

现今浙江省的所有艺术传媒都是直接从属于省级党政机关及地方党政机关的, 并以关注全省社会经济与文化道德文明为立足点, 去发展主流受众群。所以, 为符合国家主体性要求的媒体特色, 浙江的艺术传媒需十分注重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点, 关心国内外大事;注重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 符合绝大多浙江群众的心理与对文化艺术传播的要求。而作为省内艺术文化的传播媒体, 浙江的传媒企业还是要多考虑地方老百姓的感受, 要在内容制作上生产更多的能表达浙江大众生活状态的作品, 以此体现省内媒体人的责任精神。但由于幅员辽阔, 省内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异也不小, 这就造成了文化群众面广的局面, 对传媒公司的艺术文化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满足浙江群众的不同艺术审美品位的要求。同时, 要想在新媒体、新艺术带给人们审美消费的习惯及心理上的变化的大背景下站稳脚跟, 浙江的艺术传媒就必须要与时俱进, 在发展艺术文化传播的受众群方面, 立足浙江, 放眼世界。

摘要：本文对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现状进行分析, 从浙江艺术文化传播主体的观念、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产品、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浙江艺术文化传播的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浙江文化 第2篇

简析浙江文化精神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渊源关系

将浙江传统文化精神与浙江工业化模式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浙江文化的“勇于创新,注重功利”的`基本精神,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

作 者：张佑林 陈朝霞 ZHANG You-lin CHEN Zhao-xia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浙江,杭州,310012刊 名：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HUMANE SCIENCE)年，卷(期)：22(2)分类号：G05关键词：人力资本 制度创新 传统文化 创新精神

浙江文化产品走俏世界 第3篇

“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

一楼G区，红白相间、约80平方米的浙江影视节目制作展区—展会主流媒体Mipnews上的消息称，许多目光聚焦于此：第一天，格鲁吉亚一口气采购了3部浙产剧，这也是中国电视节目首次走进该国；此外，泰国和越南购买华策古装大剧《鹿鼎记》的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的影视浙军，“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到4月10日上午，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商务厅、杭州市动漫（节展）办联合组成的浙江代表团现场成交订单10余个，首次参展的杭州阿优文化创意公司、浙江梦幻星生园有订单进账；初步达成签约意向20余个，涉及金额约2000万元。

中午时分，展会已近尾声，不少参展商开始整理撤展，中南卡通海外部的王文亭却仍坐在电脑前修订、核对合同条款。越南、南非、意大利同时发来订单，即使是像她这样一位多次参加戛纳电视节的“老手”都有些应接不暇。

忙归忙，但王文亭并不感到意外，用她的话说，是“锁落进臼里，终于听到‘咔嚓’一声”。因为，每一个成交的瞬间，背后的工作是不可估量的。比如，4月7日晚上，为了跟一位以色列客人见面，王文亭成了最晚一班会场循环巴士的最后一位乘客，回到宾馆房间时，她的室友、杭州阿优文化创意公司创意部总监陈楹已经进入了梦乡。

“阿U”初生牛犊的冲劲

尽管动画片《阿U》在国内已经发行了5季共2184分钟，并在2013年以总评分第一的成绩获评为国家广电总局推选的国产优秀动画片，但这次还是阿优原创卡通品牌“阿U”的首次海外亮相。

从表面上看，陈楹很轻松，因为此行“没有业绩目标，以打响品牌为主”，每次统计成交量，她总笑着说自己是“奇迹见证者”。但从她电脑桌面的那行字—“成长，需要不断洗礼”，你还是能看出阿U初生牛犊的冲劲。

开展第一天上午，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陈楹接待了9拨来自不同国家的客商的拜访，忙碌间隙，她用微信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老总。戛纳时间第二天一早，陈楹发现公司官网变“脸”了，为了方便国外客户查询，不仅多了英文介绍，还添加了英文版动画片视频。“我想对驻守杭州的同事们说‘对不起’，‘害’你们加班了。”陈楹说，“但我也想谢谢他们，让身在前线的我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其实，即使是在这个临时组建的“浙江阵营”中，体量相对较小的阿U也并不孤独：在华策的牵线搭桥下，不少海外代理商对阿U表示了接洽兴趣；正对其展位的中国国际动漫节展办公室更是提供了很多“对口”客户。

9日傍晚，“奇迹”终于来“敲”阿U的门—一家泰国代理商购买了动画片第五季的版权。此前，陈楹刚刚和老公在通电话：“没有完成家里的采购清单，每天结束工作时，对面的名品店也关门了。还有一个遗憾：没能赤脚在戛纳的沙滩上走一走，也没能去星光大道数数明星手印—不过，相信不久后我还会再来的！”这句话，她是对着戛纳电视节浙江代表团的组织和承办方、浙江时代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海外一部经理乌晓燕说的。

不寻常的窗口与平台

从2009年开始参加戛纳电视节，除了做好对接组委会、后勤服务工作外，乌晓燕自己也成了半个影视专家：“浙江是国内影视产业中唯一一个以省为单位组织参展的展团，这样的参展方式对中小公司的吸引力更大，他们看中的不光是在戛纳的单次签约，更是走向世界的机会和平台。”

当然，“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不止一条—从2011年开始，省广电部门每年都会以“浙江·影视”为概念，精选近20部符合全球市场定位的浙产影视作品进行推广。今年，这个数字跃升至100多部。

把它们“打包”带到戛纳的，是浙江华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海外市场总监徐政。2013年，华麦开创了国内首个网上影视作品交易平台megamedia-china.com，为浙江文化创意、制作企业、独立制片人等提供了一个展示宣传的窗口。连日来，已有不少国外新媒体平台前来接洽咨询，其中，《走书》《百岁戏翁宋保罗》《脸》等5部“纪录浙江—2013年地方文艺题材纪录片大赛”获奖作品和一批浙产优秀动画片尤受欢迎。戛纳电视节组委会对华麦的运作模式也很感兴趣，有意将双方资料库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共享。明年将会有多少“浙江智造”的文化产品亮相？可能会有一个始料不及的新的跃升。

5天前，在上海至巴黎的飞机上，徐政说过一句话：“超越自己往往是最难的，但为之努力的过程真让人期待。”

果然，结果和过程一样美。

“走出去，一切皆有可能”

回到杭州，陈楹在总结材料中写道：作为公司原创卡通品牌，“阿U”首次在海外亮相，戛纳之行“收获远超预期”—不仅接到了泰国订单，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与影视文化产业链各环节对话、沟通的方式。”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在杭州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阿U展位的“邻居”，竟是在戛纳认识的一家俄罗斯动漫企业。“下一次‘重逢’，也许就在俄罗斯。”陈楹说，“走出去，一切皆有可能。”

和她一样，把光影梦从戛纳带回杭州的，还有徐政。因为接受了展会主流媒体Mipnews的采访，公司运营的国内首个网上影视作品交易平台“megamedia-china.com”近来点击率飙升，不少国内外新媒体平台表示希望与这个浙江文化产品的窗口进一步交流合作。

拉风影视、天光地影、博彩传媒……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在“浙”里，光影发生器正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飞速发展：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致力于打造世界“横莱坞”；西溪创意产业园集聚了一批全国顶尖的影视名企名家；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建成全国影视产品和服务走向海外的重要平台；全省广电网络织成“一张网”，华数集团着力为数字化家庭打造“云端”上的智慧生活……据统计，2013年，浙江广播影视业经营收入首次突破3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9.73%；电影票房收入 18亿元，居全国第四；全年共生产电影36部、电视剧75部3071集，均位列全国第二。这为浙江文化产品走出去大展身手提供了强大的实力。

“对国有、民营影视企业要同等重视、同等政策、同等引导，在对每一个影视产品的整体规划中，服务就是支持，就是引导，就是管理。”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2002年之前，浙江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只有39家，而现在，这个数字是895家，其中民营机构超过90%。

中国文化走世界，走进国外的主流社会，需要更多文化精品来引领；走向世界的精品之作，需要更多“大师”来创造；重大文化工程，需要更多“将领”来担纲—浙江的文化产业正扎根于泥土深处，流淌在浙江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带动着“浙江智造”的无限活跃。

浙江文化产品走世界，且看好戏在后头。

浙江畲族体育“蹴石磉”文化研究 第4篇

1 “蹴石磉”的历史渊源

《高皇歌》有这样的记载:“亲生三子相端正,皇帝殿里去讨姓。长子盘装姓盘字,二子蓝装便姓蓝。第三小子正一岁,皇帝殿里讨名来。雷公云头响得好,笔头落纸便姓雷。当初出朝在广东,亲生三子女一宫。招得军丁为夫妇,女婿名字身姓钟。三男一女甚端正,同共皇帝管百姓。住落潮州名声大,流传后代去标名”[1]。《高皇歌》的这段记载,清楚的记载了畲族雷姓的来源,但在畲族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相传很久以前,畲族祖先生下第三个儿子,孩子降临的时候恰好听到雷声,便取其姓雷名巨佑。这事让天上的雷公知道了,他觉得有人占用了自己的姓氏,便到玉皇大帝那里告状。玉皇大帝得知后,便帮他想了个方法说:“你可到凡间去同雷巨佑说,比比谁叫得响,谁就姓雷”。雷公自信的认为自己轰隆隆的雷声响,一定能赢,便下凡来了。雷公到了凡间,找到雷巨佑说自己是雷公,不允许别人用他的姓,又说了玉皇大帝的想法,说跟他比试谁叫得响,只有雷巨佑赢了才能姓雷。雷巨佑答应说:“是你先提出要求的,但是比赛的日子必须我选”。雷公稍加思考后说:“可以”。雷巨佑说:“那就从正月初二日那天比,而且要我先响,你同意吗?”雷公欣然答应,然后就回天去准备了。

自从雷公返回天上后,雷巨佑也开始准备比赛了,他到村前的河里面采集了几块鹅卵石,非常光滑,有的重几十斤,有的重百十斤,一切准备妥当,雷巨佑只等与雷公比赛了。到了正月初二,雷公在天上叫来太上老君作证人,雷巨佑和雷公的比赛。雷巨佑叫来两个村民帮忙,一人双脚踩在鹅卵石上面,而另一人抱着踩在鹅卵石上面那人的腰使劲向前推,在石头铺的街道上滑来滑去,鹅卵石与街道上的石头之间就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旁边的山哈问雷巨佑叫啥东西,雷巨佑把它叫作“操狗磉”。雷公看到雷巨佑的表演后笑了笑,觉得雷巨佑无非是这点本领。接着雷巨佑又叫来两个村民,按照刚才的方法推着鹅卵石在村另一头滑动,街道双方相距不远,各自摆好阵势,双方运足力气,两块鹅卵石在街头相遇,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村里的人听到“轰隆隆”的巨响后都跑来看热闹,看到四人推着两块鹅卵石相互碰撞发出“轰隆隆”的巨响,便问雷巨佑这事做什么?雷巨佑想了想说是“对磉”。

雷公听到雷巨佑蹴石磉发出的巨响后,便也准备发出“轰隆隆”的的响声,可是怎么也发不出,原来雷公被雷巨佑给算计了,今天是正月初二,而雷声要等到二三月份才有,所以雷公只好认输,后来太上老君到玉皇大帝那里说明情况,玉皇大帝便允许巨佑姓雷了。

畲族人民为了纪念祖先雷巨佑,就形成了正月初二日开始到正月十五蹴石磉的习俗,流传至今,成为畲民重要的一项习俗活动。后来每逢丰收或节庆日子,畲族人便聚集在街头,开展精彩热烈的蹴石磉表演活动,并取名“蹴石磉”。

2 畲族体育“蹴石磉”的改革创新

2.1 “蹴石磉”改进前的活动方式

畲族体育“蹴石磉”主要流行于浙江省畲族乡镇。畲族乡镇有很多依山傍水、风景迷人的村庄。每到逢年过节、庄稼丰收之时,畲民都会挑选一些大而圆滑的卵石拿到石板街道上蹬蹴踩踏,嬉戏玩耍。旧时蹴石磉的玩法,主要是一人踩在鹅卵石上面,一人抱着站在鹅卵石上面人的腰部使劲往前推,使其向前滑行。

2.2 “蹴石磉”改进前的活动方式

旧时的蹴石磉,采用的是笨重的鹅卵石,活动的时候一人踩在鹅卵石上面,一人抱着站在鹅卵石上面人的腰部使劲往前推使其向前滑行。这种活动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一是鹅卵石太过笨重,不利于项目的推广普及和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且符合蹴石磉的鹅卵石更是难找;二是活动方式过于简单,只是一人踩在鹅卵石上面,一人抱着站在鹅卵石上面人的腰部使劲往前推使其向前滑行,缺乏趣味性和竞技性。

近年来,畲族体育蹴石磉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创新,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育项目。一是改进后的“石磉”为木质结构,具有轻便容易制作,不易损坏,方便搬运携带,场地适应性强等优点;二是对蹴石磉的运动技术进行了改进,原先的蹴石磉活动技术较为单一,改进后的技术更为规范、全面和科学,在传统蹴石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撑杠蹴、夹杠蹴、磉上蹴等;三是对蹴石磉的活动形式进行改进,旧时的蹴石磉活动,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改进后的蹴石磉更具体育特征,包括石磉竞技、石磉对抗、石磉表演等,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石磉竞赛方法、规则等;四是对名称的改进,将原名蹴石磉的“操”改为“蹴”,概念更为准确、合理。

3 “蹴石磉”的功能价值

3.1 健身价值

蹴石磉运动同其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一样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在愉悦身心的运动中产生一定的身体负荷,具有显著的强身健体的功效。当人们参与这些活动时,不仅发展了身体、增进了健康,而且培养了团结合作的精神和努力拼搏的意识,促进了身心的健康发展。[2]

3.2 竞技价值

蹴石磉运动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比拼,智力上的角逐,更是技术上的对抗,它经整理挖掘后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比赛规则和胜负评判标准,竞赛种类分为竞速类、对抗类、竞艺类三种;项目形式多样,有单人、双人、混合、团体。

3.3 娱乐价值

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蹴石磉运动出现娱乐化趋势,并依靠“三月三”等节令活动得以开展,依附民俗习惯得以沿袭。蹴石磉是畲民们在闭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具有调节、丰富人们的心理需求,同时也常被作为向异性表达情意及寻找配偶的媒介。[3]

3.4 观赏价值

“体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蹴石磉运动集表演与竞技于一体,象“对磉”,蹴石磉双方蹴动石磉不断撞击,展现不畏困难的精神,队友在旁边助威呐喊,场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直至一方掉下石磉,气氛节节攀升,直至高潮。

4 畲族体育蹴石磉传承途径

4.1 学校教育传承

“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古代,畲族众多的文化主要靠言传身教、口头传承。除了板凳龙文化有文献记载,其他畲族民俗体育大都没有文献记载。所以在古代,畲族民俗体育流传于民间,靠口传身教传承”。[4]

学校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改进创新的蹴石磉更具普适性、健身性和趣味性,适合在学校教育中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传承,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普及与传承,丰富了学体育教学资源,符合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要求,推动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学校教育传承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之一。”[5]2003年开始,蹴石磉被引进到丽水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民族传统体育课中,2005年,丽水学院大学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中也开设了蹴石磉的教学内容。通过蹴石磉的教学,使大学生了解畲族文化,掌握一些蹴石磉的运动技能,成为蹴石磉的推广者和传承者,从而使蹴石磉得到有效的推广和普及。在畲族乡镇的一些民族中小学,也都陆续开展了蹴石磉的教学,遂昌三仁民族小学多年来都开设有蹴石磉的教学,通过教学使小学生掌握必要的蹴石磉的运动技术,了解畲族文化,从小便开始建立民族认同感。2011年,遂昌三仁小学的畲族学生参与的“石磉竞技”参加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比赛,获得了一等奖。畲族体育蹴石磉在学校教育中的顺利开展,使蹴石磉项目得到有效的传承和推广。

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献记载没有关于畲族体育蹴石磉项目的记载。近年来,畲族体育工作者赵理强教授对畲族体育蹴石磉项目进行挖掘、整理、开发和利用,将蹴石磉项目的器材、活动形式、竞赛规则等形成文字的形式编进教材,赵理强教授出版的丽水学院特色教材《民族传统体育教程》中对畲族体育蹴石磉进行了详实的介绍。除此外,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和浙江遂昌县三仁民族小学已经将畲族体育蹴石磉项目编进校本教材。畲族体育蹴石磉的教材化,便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有利于畲族体育蹴石磉项目的推广和传承。

4.2 体育竞赛传承

多年来,畲族体育蹴石磉项目经过创新改进,使之更具现代体育的特征——竞技性,蹴石磉项目作为畲族表演项目多次参加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加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竞赛,参加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竞赛并荣获表演项目银奖,参加了2011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竞赛获得了“金奖”。通过这些比赛,一方面参加训练的运动员掌握了蹴石磉的运动技能,是蹴石磉项目传承与推广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比赛,使更多的人了解蹴石磉项目,了解畲族文化。所以体育竞赛的开展,能使畲族体育蹴石磉得到更好的传承和推广。

4.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很多少数民族被列入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得这些项目通过静态的形式得到有效的保护。畲族体育蹴石磉项目经过长期的创新发展,已经形成了体育所具备的特征,同时保留了畲族文化特征,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2006年,畲族体育蹴石磉被列入丽水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促进了对蹴石磉的保护和传承。

5 结语

浙江文化 第5篇

发布时间:2007年10月11日 文章来源:和君咨询

项目组撰写娄亚宁整理

浙江移动通信公司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展望未来，浙江移动面临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剧烈变化，这将构成对浙江移动的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浙江移动的领导者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命题；这对于浙江移动统一内部思想，形成理念指导下的“系统做事的原则”，激活组织与队伍，实现系统变革，迅速形成整体竞争优势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浙江移动不断的致力于“战略落地、文化生根”，使整个组织一直处于战略管理状态。秉承“追求卓越、志在成功”的浙江移动公司通过明确“系统做事原则”，使浙江移动的企业文化建设与各项具体的规章制度进行对接，尤其要与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制度实现对接，形成强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企业文化或“系统做事原则”，转化为强有力的“管理行为”或“管理活动”，有效地激励与约束组织成员调整各自的行为方式与做事习惯，按整体战略目标的要求行事。使全体浙江移动的全体成员成为自觉的战士，主动地、积极地向企业的目标去努力。

一、浙江移动发展概况

截止2000年底，浙江移动的用户已超过500万，居全国第二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持续高速增长；网络建设稳步推进，网络结构日趋合理。在业务拓展的同时，浙江移动实施了发展课题和科学管理两大工程，在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然而，中国加入WTO后，在竞争方面，国外各类运营商、功能服务商，携丰厚资源、商战经验以及强势经营的模式，日益逼近中国通信领域，参与瓜分通信行业价值链；特别对新业务、增值服务及大客户争夺虎视眈眈，蓄势待发。与此同时，政府监管有所增强且监管的方式已经改变，消费者地位将继续提升等等，这些都将构成对浙江移动的严峻挑战。

面对生存和竞争环境的“大变局”，浙江移动领导人从文化的高度看待市场竞争，着力推动新文化建设。

二、浙江移动企业文化建设历程

浙江移动作为中国移动的优秀代表，自成立以来历经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由原来的完全垄断移动市场到现阶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浙江移动自身也由单一的技术部门迅速扩张为功能齐全、多种员工成分并存的大型企业。回顾浙江移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历史，主要有三个阶段：形成期、建设期、提升期。

1、浙江移动企业文化的形成期（邮电剥离----1999年初）

1997年，浙江移动刚刚从电信分离出来，有一种被“剥离”的感觉，本着争口气、自强自立的精神，以及谋求快速发展、尽早摆脱对电信的依附等等，广大员工自觉工作，拼命开拓，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恶劣的外部经营环境，强大的工作压力，诸如从建基站、建代销网点，到租传输网等等，每一个过程与环节可谓困难重重，从而促进了内部凝聚力的提高，发育出可贵的“艰苦创业”与“报团打天下”等初始的共同价值立场、共同认同的做事原则与工作精神。

这些价值立场、原则与精神，为浙江移动生存与发展，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目标的实现、企业组织氛围的维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一个尚未建立健全管理流程与规范的浙江移动公司，得以有效运行。

由于当时浙江移动的组织化与职业化程度不高，加之制度性规范较少，基本上沿用老电信的制度；从结构到流程不清晰，分工不太严格，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上。所以，整个企业没有处于战略状态与组织状态，尚未形成“系统一致”的企业文化，包括企业使命、最高目标、价值标准与系统做事原则都没有成形。

2、浙江移动企业文化的建设期（1999年----2001年初）

随着新任领导团队的到位，浙江移动开始了企业文化的建设期。当时，浙江移动市场与业务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竞争格局尚未形成。在这背景下，浙江移动围绕着提高网络覆盖率及网络稳定性，以及快速占领市场的战略方针，强化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使企业运作实现了系统化、程序化与规范化；启动了“企业理性”建设工程，以及等级结构条件下的秩序，确保企业经营系统的有效运行，确保企业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

为了“企业理性”的健康发育，浙江移动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大规模地引进优秀人才，提升人才结构，从而把企业文化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浙江移动形成了一套以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尤其是明确提出了公司的核心理念，即“速度、学习、创新＋廉政”；明确各级组织要提高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创建学习性组织；以及加快技术、业务、制度方面的创新。并通过廉政建设，加强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3、浙江移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提升期（2001年初----现在）

随着竞争对手的不断成长，逐渐对浙江移动形成强大的“价格竞争”压力。浙江移动公司高层充分认识到，要想摆脱低层次价格战的漩涡、赢得未来，必须依靠独特的企业文化，正如徐龙总经理所说：“企业文化是最高的管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重点，将历史性地从网络转向服务，仅靠网络创造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整体发展的战略思路就是：“实施网络和服务双优工程，通过优质、精细的服务来巩固和提升客户占有率，引导服务创新，建设以客户感知为标准的服务解决方案，通过BPR，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体系，通过CRM项目，形成核心能力”。

企业文化提升期的重点是，围绕着整体发展战略，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统一的“核心价值理念”牵引下，强化浙江移动企业文化的一些关键性的特征量，引导组织成员在现有的运行体系架构内，进行持续的自我变革与创新，发育新的组织功能，谋求在更高的职业化理性层面上激活员工队伍。尤其要引导各级管理者向复合型职业经理人转变，懂得运用企业文化的力量展开经营与管理，推动战略落地、文化生根。

三、浙江移动企业文化体系

中国移动的企业理念体系是浙江移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南、衡量标准，浙江移动企业文化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理念体系来进行。

1、中国移动企业理念体系诠释

中国移动通信顺应时代的潮流，顺应产业社会的发展趋势，确立自己的使命：“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这一使命是在更高的学理上把握了通信社会大势，足以引导企业进入快速成长的轨道；足以激发全体员工的使命感与创业热情。

中国移动的企业价值观就是：“持续为社会、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必须遵循自己的价值承诺，处理好各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或职务关系，持续贡献、创造价值。

为社会和企业创造价值，必须落实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去。把市场作为整个企业价值创造的动力，在争夺市场和追求客户满意的过程中，寻找到服务顾客、创造价值的机会，使整个企业的经营宗旨统一于“追求客户满意服务”。

任何企业都必然受到各种资源与条件的限制，如何持续地保持价值创造的能力，最终取决于一个企业的精神，取决于一个企业能否运用文化的力量，能否把企业文化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完成精神到物质的转化。中国移动通信信奉的企业精神就是“改革创新、只争朝夕、艰苦创业、团队合作。”

只有通过沟通，才能形成共同的信念，产生普遍的协同行为，持续地创造价值，为顾客提供满意服务；共同的价值创造经历，使我们以及顾客心心相印，有了共同的语言与信念，为沟通的有效性建立基础；这就是企业的服务理念“沟通从心开始。”

2、浙江移动企业理念体系诠释

浙江移动的领导层认识到已经到来的和即将到来的竞争是企业各个方面的系统竞争，只有组织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并真正转化为组织成员的行为，企业才能拥有综合优势并在竞争中不断的保持这种优势。只有深入进行文化建设才能有效整合系统资源，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焕发公司的精神面貌。

经过总结和提炼，我们认为浙江移动的企业文化现状与中国移动集团理念体系契合程度很高，并具有鲜明特色。浙江移动的文化理念体系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使命

浙江移动的领导层对浙江移动的使命有着深刻理解，作为一个新行业的开拓者、一个行业早期的唯一代表，浙江移动上上下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一种与行业、与社会共同成长的感觉。这种感觉深刻地体现于电信时代嘉兴公司参加亚洲第一个GSM实验网建设的员工，体现于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村的建设开始，体现于浙江移动所开创的无数个行业第一。

环境的突变，竞争对手的加入，各种各样替代产品出现并没有冲淡早先形成的这种使命感，相反，竞争的加剧使浙江移动员工的使命感得到前所未有的迸发，中国移动集团对自身使命的明确表达更加激励了员工。对于“创无线通讯世界，作信息社会栋梁”的使命，浙江移动内部已经有了生动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浙江移动G8、G9工程的实施让每一个员工体会到了“作信息社会栋梁”的感觉，让浙江移动与浙江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所未有的联系起来；温州正泰集团全面信息化解决方案、宁波海关全面信息化解决方案的实施、GPRS的推出让浙江移动再次走在行业的最前列；浙江移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行业竞争秩序，提倡用优质创新服务参与竞争，而非低层次的价格战，从行业大局的角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长期为社会作最大贡献的角度考虑问题，已经成为浙江移动不言而喻发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无不体现着浙江移动作为行业、社会栋梁的企业的使命感。

2）价值观

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价值观是“持续为社会、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价值观是企业及其员工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评价标准和对行为价值的选择标准。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价值观还包括对于企业内部价值信念的要求，强调企业员工秉持敬业、诚信、共同发展的信念。

浙江移动不仅注重自身企业的利益，更加注重服务社会、持续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采职保护和增加社会利益的行为。浙江移动担负着为社会公众提供无线通讯服务的责任，通过营利来繁荣社会的物质生活，这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浙江移动通过攻“一区”（话务稠密地区）、抓“两头”（地下室和八层以下建筑物）、铺“三路”（公路、铁路、水路）、扩“四场”（商场、市场、娱乐场、游乐场），克服了浙江省地形复杂（多山、多隧道、多涵洞、多风景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条件，在风景点、贫穷地区、文化节和一次性重点工程建设时期，浙江移动不计产出，投入巨资建立基站，基本做到信号的全省覆盖，做到用户随时随地，一拨就通。塑造了一个真正的“精品网络”，树立了市场竞争中不可动摇的优势，有力地保障了浙江全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3）经营宗旨

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经营宗旨是“追求客户满意服务”，体现了中国移动通信以客户满意为永恒追求和以客户需要为导向的经营思想。中国移动通信身处服务行业，我们的服务既包括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通信业务，更强调细致、体贴和以人为本的客户服务。

浙江移动把“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作为公司管理哲学的核心之一，强调没有客户就没有公司自下而上的价值。强调对市场的把握，根据客户需求、期望以及市场状况，不断推出创新的移动通信新业务，力争获得顾客的尊重、依赖和忠诚，并领导地区移动通信市场的消费潮流。客户服务如此重要，必须将它提升到战略重心的高度来对待。因此2002年被确定为浙江移动的“客户满意”年，2002年，浙江移动的目标是——实施网络和服务双优工程，实现两个领先。通过优质、精细的服务来巩固和提升客户占有率，引导服务创新，建设以客户感知为标准的服务解决方案，通过BPR，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体系，通过CRM项目，形成核心竞争能力。

4）企业精神

浙江移动的员工身上，很好的体现了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精神。

（一）改革创新精神 浙江移动的管理层对创新曾有过独到的阐述：创新就是在以客户为导向主旨下进行体制的、管理的、技术的、营销服务的创新活动，也就是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作为一个现代通信企业，浙江移动自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企业内部有组织的创新活动，尤其是“活力2000”、“活力新世纪”等活动的开展将浙江移动内部的创新推上高潮，大量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2000年，有80%以上员工参加了创新活动，全公司共收到创新提案560多个，具体落实达200多个，146个创新提案收到了良好的实际效果。2001年，浙江移动又进一步推出“活力新世纪”创新活动，仅一季度提交的创新提案就超过了2000年的总和。创新，已经成为浙江移动管理的组成部分。公司已构建起纵横交错、统筹安排的创新活动管理体系：成立了创新评审委员会，界定了创新活动的定义、内容和范围，对创新课题的申报、评估、认定、实施，成果管理及评审奖励办法的流程建立了一整套规范，建立了各部门，分公司内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渠道以及各级分公司横向的管理渠道，在对一些有价值的创新点子进行推荐、评估、认定后，再通过上述各种渠道对其整合、深发、统筹安排，已形成一个系统。

（二）只争朝夕精神

对于危机意识，浙江移动的领导层自从徐总上任伊始就从世界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视角很早就明确提出过，并将“速度”作为浙江移动企业文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那时外部竞争没有现在这样激烈，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其他“只争朝夕”对于员工来说并没有真切的感受。竞争的来临和不断升级使这种公司早已倡导的理念很快就深入人心，特别是一线业务主办群体和一线承担经营责任的基层管理者。他们认识到速度就是一切，就是要比竞争对手更快更迅捷，工作中主要抓住速度的四个方面：网络接通速度，网络运行速度，市场响应速度，工程建设速度，从而保持在竞争中领先一步。

（三）艰苦创业精神 艰苦创业可以说是浙江移动最为久远的文化传统，未剥离时从事移动业务的人就是在一个传统的企业中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事业，剥离后又增加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恶劣的外部经营环境，强大的工作压力，诸如从建基站、建代销网点，到租传输网等等，每一个过程与环节可谓困难重重，不愿服输的浙江移动人油然而生一种艰苦创业的豪情，这种感觉在每一位老移动心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湖州运建部门的老工程师刘工为寻造合适的基站站点拿着仪表罗盘走遍了德清的山山水水，被当地人称作“风水先生”，丽水的陈国民四个月爬了一千座山，衢州的金经理等等，不胜枚举。这里有老工程师，也有年轻的业务骨干，可以说艰苦创业的传统已成薪火相传之势。直到现在，相当一部分内部凝聚力还来源于对创业时期的传统继承。

（四）团队合作精神

成功的公司是那些消除了部门间壁垒的公司。它们的职员像团队一样协同工作，以实现期望的结果。浙江移动认为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共同的协作高于独立单干，提出了内部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概念，员工们试图使他们的内部顾客和外部顾客都感到满意。浙江移动从邮电分离之时就自生出一种抱团打天下的团队协作精神，这种精神伴随着浙江移动渡过了创业期，在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后虽然有所削弱，但得到管理层倡导和保护，延续至今。

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得位于战场最前端地干部员工进一步感到团队协作的需求，自发而广泛的协作随处可见，班组、基层员工团队意识较强，社会化用工的归属感比较强，各级管理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进一步弘扬团队协作精神的需要，在内部宣传和制度上都进行了积极的安排。

360度闭环考核使得每一位员工必须重视与公司内部各有关部门和同时的关系及合作，而最终客户满意度考指标的引入则迫使各部门之间打破原来的科层障碍，为了大家共同的客户而主动的寻求合作。此类制度还有许多，制度的保障使得团队精神在浙江移动已又较深根基。

5）服务理念

浙江移动在公司内部贯彻“沟通从心开始”的理念，加强了员工之间，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高了员工满意度。在浙江移动，管理层对员工的生活待遇普遍比较关心。他们深知只有满意的员工才有满意的顾客，员工的满意给企业带来绩效。具体而言员工的满意为企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表现——出勤率、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员工把这种满意的情感带到工作中去，长远影响自己的工作行为，最终决定了企业良好的绩效。

在外部，加强了浙江移动员工与客户之间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提高了客户满意度。浙江移动的客户服务强调以客户感知为标准，这就决定外部与客户的沟通对于浙江移动十分重要。整个公司上上下下以各种形式强化与客户的沟通，“全球通俱乐部”、“金华手机节”、“四个一工程”公司统一的政策与各地特色相结合构成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的立体沟通体系。

四、浙江移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

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浙江移动的企业文化建设也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随着公司战略转移和经营模式的转型或提升，浙江移动在原来变化较少的环境中形成的企业文化也表现出某些方面的不适应，这些不适应主要表现为6个方面，浙江移动要实现“公司战略落地、组织发育与复合型人才队伍提升”的目标，必须系统解决这6个方面的矛盾：

1、高层战略与基层执行的矛盾

现有浙江移动省公司的整体组织结构，属于“直线职能制”，强调直线管控。随着经营业务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纵向指导与管理，每年出台一系列管理举措；为了检查落实，省公司职能机构不断下达文件以及索要报告与资料。这就推动着分支机构不断增加管理层次，上下对口、职能雷同。导致组织结构单一，单纯外延扩张，所谓“肥胖而不是强壮”。

规范化、制度化与程序化的命令指挥线路不断变得漫长，导致一方面公司高层的战略意图难以得到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公司基层因得不到系统有效的支持，而陷入区域市场繁杂的业务或事务之中。丰富的“官僚层级”，不能有效地面向市场，把资源配置在产生成果的方向上，只是简单传递省公司决策性文件；形成庞大的“文件收发”体系，上情难以下达，执行不免走样。

2、理性规范与变革创新的矛盾

浙江移动组织的规范化影响到成员的受控程度。每个成员必须按规范以及事先制定的计划行动，看似很活跃的有组织的创新活动，如“创新提案制”，其受控程度是很高的，必须按事先规定，由省公司企划部收集创新提案，转交相应部门评比，由市公司具体执行，这种活动很难转化为有组织的大规模创新，很容易流于形式。

3、等级秩序与员工成就的矛盾

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中，员工成就问题在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员工个性成熟客观上存在一种倾向，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从单一能力到多种才干、从兴趣多变到专心致志、从服从到支配；随之内在需求特征越趋明显，强调个人增值、贡献被承认、参与决策、有作为、有成就、有自由创造的机会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合理的管理体系，以及出色的管理才能与技巧。

然而，浙江移动的管理者队伍主体上来自电信部门，多数属于技术人员，知识与经验相似，难以形成复合型人才结构。加上严格的流程、结构化了的组织，以及目标导向的纵向管控体系，使管理者的思维被局限在本职岗位上，被限制在具体工作中与绩效指标上，妨碍了管理者的全局观与发展观；进而，也妨碍了管理人才跨部门流动，以及复合型管理团队的培育。组织成员普遍的成就感问题日显突出。

4、长远目标与当期业绩的矛盾

由于公司强调对当期业绩的考核，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各级经营者将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当期业绩的完成，而无暇考虑公司的长远目标；加上，上述的缺乏组织柔性、复合型管理团队、职务的自由创新空间与员工队伍的心理默契等等，使全体员工难以做到依靠单项或系统的“组织创新能力”，在既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有效处理长远目标与当期业绩的关系。

5、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估的矛盾

随着市场竞争从网络历史性地转向服务企业内部价值创造重点也开始从网络建设、运营维护转向客户服务：谁能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高质量的服务谁就能够赢得竞争，一线人员的服务意愿和服务能力将决定能为客户、为企业本身创造多少价值。

虽然浙江移动省公司人力资源部、各地分公司对公司以往的人力资源政策已开始进行反思，但到目前为止上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现行的价值评估标准与企业实际价值创造已有脱节。如果能够将对公司的评价和人力资源系统与内部精神相关联，那么就获得了创造与公司的外部系统相和谐一致的强大而统一的公司文化的机会和条件。

新的竞争形势要求浙江移动将大量的优秀人才配置到一线参与竞争，但现有的绩效和薪酬体系不能有效地将市场所急需的优秀人才牵引到市场一线，而且知识需求与培训效果的矛盾也较突出，这已经影响到企业现在的竞争力，并且将严重影响企业未来的竞争力。

6、程序规章与反应速度的矛盾

经过几年的建章建制，浙江移动在各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理可依，有章可循，有条不紊。日常经营的计划性、可控性增强，但以往的速度和灵活性却因此减弱。

新的市场形势对速度的要求极为苛刻，没有基本的反应速度根本不可能在市场中立足，这就要求为了赢得竞争必须随着市场的需求及时地变换做事方法，严格的制度、程序虽然保证行为的质量，但有时候却极大的影响反应速度，从而影响竞争力。在多变时代的生存法则是对环境的反应要快于环境自身的变化。

如何使现有的大量制度规范促进竞争而不是妨碍竞争，如何在大量规章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保持原来创业时候的灵活是浙江移动面临的崭新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制度化是每一个企业都要走过的一段路，但制度化的同时却要谨防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弊端－－过分的机械化。

五、浙江移动企业文化建设的系统提升

1、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理性规范与变革创新、等级秩序与员工成就、程序化与反应速度三对矛盾的根源，归纳到一点，都是由于文化管理不够深入，没有形成指导具体行为的系统做事原则，造成制度和规范的刚性与管理现实的灵活性的矛盾。

高层战略与基层执行、长远目标与当期业绩、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三对矛盾也可以归结到文化建设的原因：企业文化的宣传与贯彻不到位，组织成员未能形成统一的思想，没有达成共同的心理契约，使得企业理念的理想和企业管理的现实脱节。

浙江移动存在的六大问题，都可以找到其文化建设上的根源，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不到位，造成了高层战略与基层执行、长远目标与当期业绩、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之间的矛盾，缺乏衔接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系统做事原则，造成制度刚性和管理现实的灵活性的冲突，造成了理性规范与变革创新、等级秩序与员工成就、程序化与反应速度之间的矛盾。最终的结果都是组织中的成员未能达成指向企业共同目标的基本心理契约，各级管理者没有完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员工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成就，难以从工作中体会到成就感。

2、引出文化提升的思路

浙江移动问题是现行的组织不能有效地支持既定的战略落地，或背离总体战略意图。但是又不能直接去调整正在运行之中且运行良好的组织结构，而只能依靠企业文化的力量，去内生一种自我变革与创新的力量，在现有的组织形态下或组织框架内，按“现实见利见效，未来有战略意义”的原则，从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入手，发育新的组织功能或组织能力；逐渐推动组织的进步，逐渐强化组织对战略的支持力度。企业如水，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谋求出路。

浙江移动经过规范化、程序化与系统化，完成了组织化的过程，使整个组织处于管理状态，这是一种进步。引用西蒙的话说，管理良好的组织，对达到重要社会目标是有利的工具。进一步的提升关键在于提高组织成员的“个人理性”，使组织成员超越组织的“制度化理性”，使现有的企业的外在制度内化到每一个组织成员的骨子里，使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获得“组织人格”，以其内在的职业操守替代外在的规章制度，从而成为自觉的战士；在于简化和提炼企业原有的规章制度，建立企业内部的“公理体系”或“企业理念体系”，进而诠释并演绎出一套“系统做事原则”，并以此约束与激励全体员工的“组织行为”，使其能够做到按战略要求展开自觉地、有效地协同。以制度背后的原则替代制度本身来指导员工日常工作。

浙江移动现有企业文化具有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注重规范、业绩目标、秩序、管理权威与人文情怀等。面向未来以及现实竞争，浙江移动需要强化一些重要的企业文化因素，使组织创新、自我变革、管理者责任、员工成就与团队合作等特征量更加显著起来；尤其要使每一个管理者懂得运用企业文化的力量，营造浙江移动新的企业文化“重力场”，提高组织的柔性。

3、明确文化提升的内容

1）强化企业理念宣贯，使之真正深入人心

浙江移动提升企业文化的首要工作是进一步诠释中国移动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并在实际中强化宣传与贯彻，使之真正深入人心。

要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宣传贯彻中国移动的企业理念体系。比如在地市公司的中高层的访谈中进行思想渗透，呼唤出管理者的文化需求；结合中国移动核心理念体系的诠释宣贯讲座中讲解什么是文化，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并联系浙江移动的具体情况和模范人物、先进事迹对中国移动的使命、价值观、宗旨、企业精神和服务理念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说明，调动起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举办员工座谈会，并通过发动大家基于对企业文化的理解讲出身边发生的故事，使大家感觉企业文化并不遥远，它们就是浸透于身边的具体而微的点点滴滴之中。这些工作都可以引发浙江移动上上下下对公司企业文化的思考和讨论，为创造良好组织文化氛围，为进一步提升企业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2）贯彻企业理念体系，制定系统做事原则

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理念体系”，系统回答了我们何以存在，我们如何存在的哲学命题。这就为浙江移动的生存与发展确立了“公理”，使我们能够并且必须演绎出一套系统做事的原则，以指导各方面经营管理活动的展开；确保分散状态下的各项决策具有内在一致性，确保分散状态下的各项行动都能有效指向既定的共同的战略目标。使战略落地、文化生根。

电信业的垄断格局已经打破，企业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未来，依靠双赢原则，在更高的价值创造基础上，与产业相关者展开真诚的合作，激活组织的各项要素资源，使顾客的需求及时转化为商业价值。

企业还将通过提高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或净值报酬率，实现对股东的高回报，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只有凭借资本市场的长期支持，以及资本运作的杠杆，才能确保资金来源，持续不断地强化企业的组织过程。

企业经营活动的系统做事原则要求企业深刻地认知市场。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是和相关者的利益直接相连的，浙江移动为利益相关者贡献价值必须落实到各项经营活动中去，必须落实到创造经营业绩、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市场地位活动中去。必须明确这几方面的系统做事原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目标。

整体业绩或“最终经济成果”，集中体现在“利润”或“净值报酬率”指标上。整体业绩的系统做事原则从根本上指导我们以往经营与管理的各项具体举措是否正确得当，保证我们是否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

提高效率是产业社会唯一“绝对正确”的原则，产业社会有效性的本质命题是“决策与协同”；效率的系统做事原则就是按照共同的价值立场，进行系统的决策；按照共同的决策，展开整体的协同。我们要本着“改革创新、只争朝夕、艰苦创业、团队合作”的精神，去提高“决策与协同”的有效性。

市场地位是产业社会中的立身之本，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是获取社会资源或收入来源的基础；丢掉市场地位，等于失去未来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方面的系统做事原则就是：在未来的竞争中，浙江移动必须以市场占有率与顾客占有率为导向，与对手展开竞争或合作；必须聚集组织内在的力量，去聚集与发展顾客，深化与顾客群的联系。

企业管理活动的系统做事原则则是企业内视的结果。仅仅明确对外的经营活动系统做事原则是不够的，要实现“持续为社会、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就必须把企业的价值理念真正转化为组织成员的行为。必须使浙江移动的企业文化建设，与各项具体的规章制度进行对接，尤其要与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制度实现对接，形成强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企业文化转化为强有力的“管理行为”或“管理活动”，有效地激励与约束组织成员调整各自的行为方式与做事习惯，按整体战略目标的要求行事。企业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战略、组织、人力资源等方面，要将企业的核心理念贯彻到日常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中去，必须从这几个角度入手，形成制定与实施战略、组织设计与变革、人力资源激活与考评各方面的系统做事原则。

某种程度上，战略就是系统的做事原则；对于浙江移动来说，竞争战略就是参与移动通信行业市场竞争的“系统做事原则”；就是明确如何选择客户群、如何有效地创造并获取价值、如何控制成功的关键因素，以及如何确定经营业务范围等原则。

组织方面的系统做事原则就是按战略实施的要求，把各项经营业务活动的结合起来；同时，按“整体有效”的要求，确定基本的组织方式，确定各部门的基本职责与目标任务，以及相对价值或贡献排序；进而调整组织内部的行为关系，使新机制在组织形态上找到落脚点。

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做事原则就是激活人力资源，就是按生存竞争的“公理”，并在组织与制度上作出安排，促使各级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不断提高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激活就是要确定各部门与各职务的价值，尤其要确定各部门主管及要职要员所作的实际贡献，以此来确定价值分配；激活就是要释放每一个员工“人格”上的内在力量，包括抵御竞争压力与感受成功喜悦的能力。

3）达成共同价值承诺，形成基本心理契约

文化提升，强化文化建设的目标是要让各级管理者承担起责任，让员工富有成就感。只有真心认同了企业的核心理念，真正奉行了组织的系统做事原则，我们的各级管理者和员工才会形成基本的心理契约，我们才能提升有组织的管理能力，获取企业文化上的核心竞争力，支持未来的发展战略。

管理者责任：进行文化提升，必须要让各级管理者承担起责任，各级管理者是企业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力量。管理者既是企业文化的宣传者，又是企业文化的贯彻者，作为宣传者，管理者首先自己要理解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等核心理念，明确自己的职责，明确自己工作的价值，然后向员工宣传企业的核心理念，帮助他们明确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成就感。作为企业文化的贯彻者，管理者首先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以身作则地在日常管理中贯彻企业的核心理念。管理者自身的行为对员工来说，就是企业文化最好的宣传和贯彻。

浙江移动的未来系于管理者队伍的激活，系于管理者承担责任的意愿与承担责任的能力，系于复合型管理团队的发育。每个管理者必须以更高的绩效目标与创造价值的能力，并经过系统的评价获取对等的报偿，包括经营管理上的成就，利益分配与晋升等人事待遇上的好处；以此避免管理阶层的平庸，以及管理职位的过度膨胀与管理阶层对权利的掠夺。要在制度上明确各级管理阶层行使权力的基准，确保各级管理者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确保权力行使的结果合乎公正；以此形成相应的社会机能，防止权力的截留与滥用，防止政治机能的恶化。

员工成就：强化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文化最终要落实到企业的每一位员工的日常行为中去，让员工从企业文化中获得使命感和成就感，激发出积极性和创造力，成为自觉的战士，心甘情愿地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组织的活力或生命力，存在于组织起来的员工队伍之中，存在于员工队伍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普遍意愿之中，存在于每个员工天然人格上的潜能之中。有组织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激发这种意愿，获取这种人格上的内在力量。组织有效的员工队伍，是浙江移动的财富，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要创造机会，让每个员工都能在有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中，成就共同的事业，实现个人的价值；都能依靠不断发展的共同事业，追求个人职业生涯的高深境界。

浙江园林中的文化意味 第6篇

浙江园林的造园史要追溯到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臣吴返越，命大夫范蠡“立苑于乐野”，在稽山鉴水之间建筑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形成“八山中藏”的雄伟之势。当时的苑囿虽然仅仅是供奴隶主们狩猎娱乐的场所,但已经显露出了“妙极自然”的园林艺术意境。这种具有早期皇家园林性质的建筑，可视为浙江园林的滥觞。

到秦灭六国，天下归一，建宫立苑成了烘称大一统局面的最直接的方式，而汉承秦制，其宫殿苑囿的规模更为扩大，并开始四处寻觅造园良材。绍兴东湖便是因采石日久而形成的湖泊，人工斧凿与周围自然风景相得益彰，宛自天成。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们崇尚清淡,礼佛养性,高逸循世,于是产生了数量相当多的寺院丛林园。当时的杭州西湖就是“山绕重湖寺绕山”的“佛国”。这一时期对艺术的要求是寄情山水,以隐逸、超脱为高尚。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艺术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寺院丛林园的造园理念。但见那些雄伟庄严、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皆被构筑于峰石古朴、洞壑深幽的茂密山林中,成就了“深山藏古寺”这一宜隐不宜露的早期浙江园林的主题。处于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的灵、竺两山深处的灵隐寺就是那个时期的大手笔,苏东坡诗句“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脯”中描述了寺院宏大的规模;天王殿上康熙帝“云林禅寺”匾额中可以领会到清佳自然的造园意境;而峰峦岩壑中的精美佛像更是营造出佛在灵山拈花微笑的境界。

魏晋风度，玄学大盛,士人以佛入玄,追求“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的人格之美,自然山水成为体现玄学佛理的媒介。这就催化了自然山水园的产生。两晋之间，永嘉乱中,衣冠南渡。于是中州人物的狂放不羁、潇洒隽逸的林下风范与江南的雨丝风片、烟波画舫幻化为无数似水柔情，如梦佳期，消弭了永嘉之乱的创痛，开创了自然山水园林流播吴越的动人旅程。晋迁江左，中原衣冠钟情会稽山水，盛萃于越中之地。于是 “惊龙浮云”的羲之笔势挥洒出山阴兰亭的“曲水流觞”,赏山鉴水的谢公《山居赋》留存下东山始宁的“幽居之美”，还有永嘉楠溪江胜景更是在百家争鸣中源远流长。

唐宋两代诗词极盛，浙江文物阜盛,名士云集,主政之中颇多雅客文人。他们性喜游山历水,尽声色泉石之乐,为朝夕拥有诗情画意,不惜叠石造山,凿池引流, 将吟风弄月之作入园,从一角红楼、半清泉中流泄出以诗画为主题的写意山水园。嘉兴五代时建造的烟雨楼取名于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宋代乡野小巧的落帆亭启迪了日后苏州耦园的建造;绍兴春波桥畔的沈园, 一壁两首《钗头凤》刻下陆游与唐琬的凄婉爱情。湖州在南宋时筑园风气极盛,北沈尚书园、赵氏菊坡园，也都是当时诗文造园的生动例证。

写意山水园滞留于都市, 多人为情思，少自然兴趣。于是人们将写意园林艺术植入自然胜区创造出各种意境的自然风景园（寺观园林）。 唐代诗僧韬光所建的韬光寺,虎跑水边的定慧寺,玉泉的玉泉寺,吴越国的南屏净慈寺、孤山智果观音院、报先寺,宝石山应天院以及宋代钱塘门边昭庆寺等等这些大型的园林组团成为灵隐寺之后的又一寺观园林艺术高标,有力地传承了西湖“东南佛国”的美名。同一时期的杰作还有观世音菩萨应化圣地—舟山普陀山、乐清雁荡山的寺观丛林，均声势浩大地彰显了园林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高潮。

待到靖康之耻的南宋，洛阳名园仓皇南下，在临安一带落地生根，吐尽芬芳，也招致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慨叹。时人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周尝的《临安志》以及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虽倾尽笔力也难书当时“丰亨豫大”的造园盛况。清波门外的聚景园，嘉会门外的玉津园，钱湖门外的屏山园，钱塘门外的玉壶园，新门外的富景园，葛岭的集芳园，孤山的延祥园，还有琼华园、小隐园等大量的皇家园林，均在湖山之间齐齐绽放。至于王公贵戚、富贾豪绅园林和寺观园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说东晋时意气纵横的中州名士给浙江园林注入了更多的独立人格，那么南宋时才华淋漓的北方艺坛名家则给浙地山水带来了更多的艺术内涵。赵宋王朝千里南避，大批文人聚集临安，虽然隔江是刀光剑影，但西湖还是令文人们熬不住作画赋诗的雅兴，隔江犹唱“后庭山水”。“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点染西湖山水 。这期间，写意山水园的创作意境得到了加强。孤山的“梅妻鹤子”,苏堤的“六桥烟柳”, 三岛的蓬莱意境, 玉泉的净空禅韵, 以及根据南宋画院的水墨长卷题名的“西湖十景”。这些设计构思，这种造园手法别有一种清丽隐秀、简淡玄远之美。

华彩出现在明清一幕。风土清佳，园居为胜的私家宅园在明代兴筑一时, 人文富裕的越浙也又迎来了文人园的高潮，大小城郭庭院棋布。南腔北调徐文长在绍兴僻巷东倒西歪的青藤书屋中的整治出了青藤画派“一尘不倒”的笔触；监察御史韩宜可褒奖建舍苦读的乘龙快婿,将别业取名 “快园”；依河而立的百间楼深藏着礼部尚书董份的妩媚红颜，连绵的粉墙黛瓦的蜿蜒处分明隐约着小品的娇俏,长卷的沉静;兵部侍郎范钦修建了“天一生水”的天一阁守护他的心水收藏；西塘的西园则在几代文人园主的手里出落得墙角寒梅、空谷幽兰;还有明代处士骆骖的别墅--诸暨小天竺, 嘉兴彭氏园 ，都是这一时期的孑遗。相似的书生意气折射出的一代士大夫的风仪。明清鼎革之际，他们或披发归隐，或毁家纾难，以貌迂阔的方式为文人园的华彩乐章再添动人一笔。在袅袅越音与札札机声相唱和的临安府，西湖宅园、书院各尽其妍，辉煌城郭,使得浙地更加楼台迤逦，泉石星罗。万松书院是明代最有名的书院:理学家王阳明在这里讲学，写《随园诗话》的袁枚在这里读书，《梁祝》的爱情至今还在“十八相送”,舍不得化蝶远去。

清兵的沉沉铁蹄踏碎了京杭运河上的楼船箫鼓、西子湖畔的油壁香车。百年后的清中叶，西风东渐，清风雅月的文人园的主流地位悄然松动；异军突起的是杭州吴山城隍阁前的万头攒动、湖州南浔古镇的鬓影衣香——身家浩荡的商贾园林在这里粉墨登场。杭州丁家山麓“蕉石鸣琴”的“水竹居”、金沙港“小筑一方”的“金溪别业”、苏堤上的红栎山庄与收藏治园的蒋庄、南屏北麓今蜷还琴的汪庄,疏落绰约,傍山依水，与西湖诸胜相映，互斗其巧,各逞其胜,将大好湖山点缀得热闹非凡；南浔“鹧鸪溪”畔“诗窟净香”的小莲庄、皇御河畔“野寺神马”的颖园、篆书金刚的适园、“南楼春晓”的述园以及如今已是踪迹难寻的宜园和绍兴的省园都无不景象杂陈、个性昭昭。演绎鹤雀相争的汾阳别墅,氤氲于元宝街中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芝园)更是稚拙而急切地诉说着一个新兴阶层的审美趣味、价值趋向。然而岁月依然难以割舍书卷的清香，在寂寞深院为文人园锁住一隅的天堂。南浔的嘉业堂凭借着“四象八牛”的富庶艰难地承托起一个奇迹；古梅会里的曝书亭在名儒朱彝尊手中依然古调独弹；海盐绮园的三生石上文人园的旧日精魂不绝于耳；孤山脚下的文澜阁将乾隆帝的《四库全书》在风雷激荡中妥帖收藏。

晚清的太平天国狂飙给了江南传统文人园最后一击。狂飙过后，海风劲吹，那堵高高的风火墙难以抵挡西学东渐的脚步,早期海派园林的嘹亮号角又绿江南堤岸。 西湖风光甲天下，半是湖山半是园。杭州西湖上的园林盛况（到了晚清）一直绵延不替，杭州北山街民初的“澄庐”、“省庐”、“孤云草舍”、“秋水山庄”、“抱青别墅”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南浔懿德堂、小莲庄的东阁,也都是各具特色的章节。嘹亮号角交织着绕梁余音。在欧陆诸风大行其道的年代，浙派印人建立的西泠印社师法三代，俨然是一位超逸的隐者书写着千年唐韵、韩柳文章。如今已是人去书亡的湖州潜园，成就了文人园临去时摄人魂魄的秋波一转——一个值得记忆的阳春白雪的时代，伴着数不尽的风流文采飘然远逝。

人往风微，树影如画,园庭依旧，神驰千载，晚明士大夫寺院答愿的香火，南宋志士“寻芳上翠薇”的蹄痕，魏晋人物舣舟弄笛、雪夜访戴的翩翩帆影，春秋诸侯成王败寇的冷冷刀光……都在枝杈纵横间纷纷隐现。香火明灭，蹄痕渐杳，岁月倥偬，可他们高扬的个性、卓越的审美趣味与磊落的节操，仿佛还长久地驻留在这更深之夜的高墙峻宇间，默默地吐放光华。

浙江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研究 第7篇

文化变迁又称“文化变异”, 是指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民族文化系统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1]文化变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对于人类文化来说, 文化变迁表现为旧文化的改变和新文化的增加, 文化变迁能促进文化由某一个阶段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并适应环境的改变。

畲族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安徽等省的百余个市县, 有人口70余万, 是典型的“杂散居”的民族。畲族几千年来不断迁徙, 根据史料记载, 畲族迁入浙江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畲族是世居浙江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浙江现有畲族人口17万余人, 主要分布在温州、金华、丽水、衢州等地, 与汉族杂居在一起。畲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 其自身文化的发展容易受到环境、汉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作为畲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畲族传统体育文化, 千百年来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通过研究浙江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因和途径, 对于保护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丰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2 浙江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

2.1 畲族宗教信仰

畲族在长期艰辛的迁徙过程中, 形成了畲族的拼搏精神, 孕育了畲族独有的文化特色。畲族与其他民族一样, 也有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活动。浙江畲族的宗教仪式活动影响较大的包括用于祭祖的“传师学师”, 用于丧葬祭祀活动的“做功德”, 用于求医问神保平安的“问凳卜卦”活动。畲族的“传师学师”是以歌舞的形式反映畲族祖先学法的艰辛, “由主持师爷手持铃刀、龙角、扁鼓、铃钟等器具以歌舞的形式来完成, 主要舞步有猎步、座蹲步、悠荡步、硬步、两步半等, 时而穿插走、跑、跳、爬、翻、滚、跌、扑等动作”[2]。“传师学师”中的一段为“五岳山老虎抢猪头”的重要情节, 由师爷扮演老虎, 运用老虎的各种捕食动作抢衔猪头, 动作精彩刺激, 独具畲族文化特色。[3]后来“五岳山老虎抢猪头”的情节逐渐演变成“老虎抢猪头”的竞技活动, 深受畲族民众喜爱。浙江畲族在丧葬祭祀活动的“做功德”, 主要是以歌舞的形式完成仪式, 畲族将这种舞蹈称之为“功德舞”, 其动作刚劲而敏捷。旧事畲族居住于高山密林之中, 交通闭塞, 当畲民患病无法求医之时, 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 便进行“问凳卜卦”, 以求得祛病保平安。随着时代的发展, 畲民认识事物观念的改变, 很少有人进行“问凳卜卦”活动, 但经过改进, “问凳”活动演变成了“稳凳”体育项目, 精彩的稳凳表演, 深受畲族民众的青睐。

2.2 迁徙所致的地理环境的改变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是产生社会文化的沃土, 决定着社会文化的性质, 也决定着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自然环境的改变, 常会导致社会文化的变迁。

元末明初, 畲族从祖居的广东和福建南部边地向福建北部、浙江和江西大规模迁徙, 导致了畲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发生改变, 从而影响了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演变。畲族迁入浙江之初, 多居住于浙西南地区, 因受到当地汉族的排挤, 畲族主要生活在山区地带。畲族《高皇歌》有记载:“不愿做官去作田, 不愿作田去种山, 开山种食无粮纳, 不要纳粮心着闲。”[1]说明早期畲族以山为生的事实, 畲族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主, 故而早期畲族传统体育与采集和狩猎活动有关, 形成了射弩、竹林竞技、登高等民族体育项目。

到了清末民初, 畲族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 部分畲民开始下山。搬到平坝之上居住, 以农业耕种为主, 这个时期的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舞龙头、蹴石磉等民族体育项目。

2.3 畲族生产方式的变更

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常常会引起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 生产方式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浙江畲族主要居住于浙西南山区, 这里交通闭塞、山深林密,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 早期的畲民充分利用所处的自然环境, 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成了畲族主要的生产活动, 所以畲族早期形成的射弩、射箭、猴抢果等体育项目与狩猎和采集生产方式相适应。

直到明清时期, 狩猎仍然是畲族重要的生产活动。但到了民国时期, 由于畲族地位的提高, 畲族逐渐从深山密林搬往平坝居住, 农业开始发展, 加之野兽逐渐减少, 狩猎已不再是畲族重要的生产活动, 但狩猎习俗仍然保留了下来, 农闲时节, 畲民仍会外出狩猎, 使家用物资得以补充。到了民国, 由于技术的进步, 火铳成了畲族主要的狩猎工具, 打火铳逐渐演变形成了一项畲族体育项目。由于农业生产逐渐成了畲族主要的生产方式, 形成了众多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体育活动, 如形成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舞龙”活动, 形成了与打谷活动有关的“蹴石磉”项目, 形成了庆祝丰收的“抄杠”活动。

2.4 外来文化的侵染

由于畲族是一个“杂散居”民族,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 常与汉族“杂处而居”, 所以畲族文化极易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畲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畲汉互补, 形成畲汉表征趋同的畲族文化。随着畲族与汉族的交流日益加强, 畲族不断吸纳汉族的先进文化, 除了从汉人那里学得耕作技术外, 还会习得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活动。畲民所喜爱的“抢龙头”活动源于当地汉族为的“板凳龙”祭祀活动, 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畲民就会自发进行“抢龙头”活动, 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当年的庄稼得到好的收成。畲族著名的畲家拳是融畲族的“盘瓠功夫”和汉族的“少林武功”为一炉, 衍化出独具一格的防身自卫和健身价值的畲家拳。

2.5 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影响

由于受现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畲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一度步入低谷, 部分畲族传统体育项目甚至面临消亡的尴尬境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一届的定期举办, 为畲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1953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浙江省从1986年举办了第一届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到目前为止一共举办了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浙江省举办了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有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 从1986年开始, 畲族传统体育项目连续6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的比赛, 4次参加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的比赛。

受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比赛规则要求的影响, 畲族传统体育研究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畲族传统体育进行挖掘、整理和改进, 经过挖掘、整理和改进的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和观赏性, 使部分濒临消失的畲族传统体育重现生机, 并得以传继。将畲族民间用于求医保平安的“问凳”活动演变成精彩绝伦的“稳凳”表演活动, 将源于畲族民间打谷所用的石磉演变为惊险刺激的“蹴石磉”比赛活动, 将畲民在田间地头用于角力的顶扁担活动演变为“抄杠”运动。这些项目多次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比赛, 深受观众喜爱, 向世人传播了畲族传统体育文化, 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影响, 使得更多的畲族传统体育项目“老树又逢春”, 重新绽放异彩。

3 浙江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途径

3.1 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4]文化变迁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创新。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不断创新的过程, 通过创新, 使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并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变化。

浙江畲族用于祭祖的“传师学师”, 用于丧葬祭祀活动的“做功德”, 用于求医问神保平安的“问凳卜卦”活动, 这些旧时畲族的宗教仪式活动, 经过挖掘创新, 演变成了具有健身性、娱乐性和观赏性很强的老虎抢猪头、功德舞、稳凳体育项目,

3.2 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

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浙江畲族同胞多倚山而居, 交通闭塞, 不利于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 采取多种途径助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普及。在这种背景下, 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到目前为止, 畲族传统体育稳凳、蹴石磉、抄杠、赶野猪、翻龙泉等项目已经多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比赛, 稳凳加了浙江省首届体育大会开幕式表演、参加了第8届残运会开幕式表演, 众多的畲族传统体育项目都会在畲族三月三传统节日中进行表演, 通过这些活动的竞赛和表演, 使得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向世人展示, 使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

学校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 近年来, 浙江丽水学院、景宁民族中学、遂昌三人小学、龙泉茶丰小学等学校已经将稳凳、石磉、抄杠、赶野猪等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学校体育教学中, 向众多的学生传授畲族传统项目的运动技能, 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畲族传统体育运动技能, 了解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

4 结语

畲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信仰、迁徙所致的地理环境的改变、畲族生产方式的变更、外来文化的侵染、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影响是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是浙江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时代, 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要得到可持续发展, 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传承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 将畲族传统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相结合, 与当地特色文化建设相结合, 使畲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2003:56-57.

[2]吕立汉, 施强.浙江畲族民间文献资料总目提要[M].民族出版社, 2012:3-4.

[3]赵理强.畲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产生及其作用[J].浙江体育科学, 2006, 28 (4) :38-39.

浙江文化 第8篇

一、浙江丝绸文化的内涵

浙江地区是我国丝绸文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所形成的蚕桑生产体系在其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不断与其他地区丝绸文化渗透融合, 并最终形成了辐射世界范围的独特风格, 为人类丝绸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广义的文化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三个文化子系统构成, 这三个层面上的文化子系统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总和。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 它是人们在丝绸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总体来说, “丝绸文化就是人们在丝绸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集中反映在与丝绸相关的历史记载、文物遗迹、诗歌文章、人物传记、工艺美术、织绣产品、雕刻绘画、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桑蚕丝绸生产等各个领域之中”[钱小萍.丝绸文化的主要特征[J].丹东师专学报, 2001, 23 (1) ]。

具体着眼到浙江丝绸文化, 首先表现为物质层面上的文化, 如桑茧、生丝、绸缎、丝绸服装和丝绸工艺品等, 具体体现为一种物质文明。明清时期, 浙江成为全国蚕桑生产最盛的地区, 浙江种桑养蚕技术之精、丝绸工艺之高、丝绸品种之多、色彩纹样之美都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因此浙江丝绸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其次是制度层面上的文化, 蚕桑丝织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 因此它又必然体现出相应的社会制度特色。作为一个有着严格礼仪制度的国家, 中国丝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礼制完备的过程, 丝绸作为礼仪制度的工具, 在国家的文明制度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明清时期, 浙江杭州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官营织造地之一, 专门生产御用或官用绸缎布匹及其制品, 因此浙江丝绸文化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体现。

第三, 浙江丝绸文化中融入了浙江人特有的观念, 从而形成了浙江丝绸文化特有的观念层面。浙江人对蚕桑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 寄托着美好的希望, 以致他们的性格、心理特征、思想品德、学术文化无不受之感染和影响;浙江地区的民风民俗, 大多与蚕桑丝绸紧密相连, 丝绸文化观念也根植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 正因为此, 浙江丝绸文化中体现出来的正是勤劳坚韧的品性, 务实细致的风格, 勇于开拓的精神, 竞争创新的观念。

二、明清时期浙江丝绸文化的传播途径

浙江丝绸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借助着传播的力量。特别是在明清两代, 浙江丝绸文化的传播也借由口耳相传、教授种桑养蚕技术, 转变成大规模刊印教材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从小范围丝织品交易, 转变成遍及世界的丝绸贸易等多种途径, 因丝绸贸易而兴起的东西方人民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 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1. 对外贸易途径

明清时期, 中国的丝绸业几乎大部分集中到江南地区, 其中尤以浙江为重, 浙江“丝绸之府”地位确立, 成为全国的丝绸生产中心。由于明清时中国的丝绸生产以浙江为最, 浙江绸缎誉满海内外, 即使福建、广东等地出口的丝绸也大多由浙江转运而来;又由于各地虽有规模不等的丝绸生产, 但大多有赖于江南的原料丝, 因此明清时期出口的中国丝和丝织品, 可以视为基本上就是浙江所产, 即所谓“湖丝遍天下”。

随着明清丝绸业的商业化发展加剧, 与之相应, 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鼎盛期, 浙江丝绸贸易较之前更为发达,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呈现出出口规模大、辐射范围广的特点, 浙江的丝绸, 近到朝鲜、日本、东南亚;远到西亚乃至欧、非诸国;向北亦通过陆路到达俄国, 浙江丝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

尽管自明初起, 中国就开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 浙江丝绸的对外贸易为此受到了严重抑制, 但随着海禁政策的时有松动, 民间走私贸易的屡禁不止, 浙江丝绸外销规模实际上不断扩大, 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

2. 朝贡外交往来

在闭关自守的基本国策下, 明清延绵的数百年间, 中国与海外各国之间的正常交往基本依靠“朝贡贸易”这种特殊形式。所谓“朝贡贸易”, 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宗藩关系色彩的政治性“贸易”。[陈剩勇.浙江通史·明代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这种“朝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往来, 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围, 实质上是中国在政治上达到敦睦邦交的一种外交手段。作为体现中华帝国威望的象征, 丝绸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自永乐十七年到嘉靖二十六年, 日本派遣勘合船共1 7次。这些勘合船每次载来日本特产, 载回国的则以丝绸、书籍等为主。明朝使者也多带丝绸。”[范金民.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 (1) ]

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郑和下西洋, 其实质也和“朝贡贸易”相关。郑和连续7次率船出海, 途径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所到之处都宣读皇帝诏书, 向各国国王君主颁赐大量丝绸, 并邀请各国使节来访, 从而为明朝招徕各国朝贡。“自是蛮邦异域, 前代所不宾者, 亦皆奉表献琛, 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孥, 梯航数万里, 面谒阙庭。殊方珍异之宝, 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奇畜, 咸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 益泛海通使不绝。”[南京图书馆藏《明史稿·郑和传》, 转引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3. 农桑教育普及

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 凭借领先全国的经济地位, 浙江的文教事业成为全国最为昌盛的地区, 各级官办学校建制规范, 民办私塾数量众多, 民众读书风气浓厚, 特别是在“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下, 实用知识被广为传授, 种桑养蚕织丝技术的教育尤其受到重视, 浙地之人普遍拥有农桑技术。

4. 宗教传布交流

在汉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 浙江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 一直是汉文化向周边国家输出的主要通道, 特别是日本的佛教文化深受浙江影响, 明清时期, 中日之间的僧侣交流十分密切频繁。

早在洪武五年 (1372) , 明州 (今宁波) 天宁寺的和尚祖阙等一行8人就曾奉太祖之命出使日本。其后日本著名僧人、“画圣”雪舟等杨, 东福寺高僧了庵桂悟, 天龙寺高僧策彦周良先后到访浙江。在参佛学禅之外, 他们还大量结识各地文人, 同他们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交流活动。雪舟等杨暂居宁波天童山的景德禅寺期间, 欣赏临摹了寺里收藏的名画, 并创作至今传世的《天童寺图》;了庵归国时, 王阳明专门为其撰写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策彦的《城西联句序》, 由明州书法家、藏书家丰坊为之题词, 还为他作《谦斋记》;明宁波书画家柯雨窗为其题《衣锦荣归图》等等, 这些作品都成为日本珍宝, 目前均为日本妙智院收藏。”[林士民, 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2]

除了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东方僧侣将丝绸文化借由书画文学作品交流传递外, 自16世纪开始,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持续不断传入欧洲,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的古老文明。传教士们在他们履行宗教职责的同时, 也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过程, 不自觉的充当着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曾在17世纪中叶来过中国两次, 并在杭州、绍兴、金华、宁波等地传教, 他在向欧洲各国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时, 较多的介绍了浙江的情况。乾隆四十一年 (1776) 至嘉庆十九年 (1814) 之间, 欧洲还出版了16卷本大型丛书《驻北京传教士所撰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 将中国的文化全面介绍给欧洲。其中浙江省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状况, 也以更加翔实的面貌再次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另外法国传教士汤执中所著《蚕的饲养》, 韩国英的著作《野蚕说与养蚕法》, 都对中国的丝织技术做了详细说明。

三、明清时期浙江丝绸文化的对外传播影响

在把媒介概念定位于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的基础上,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从媒介技术与工具论的观点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 强调了媒介技术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丝绸, 以一种空间媒介的姿态进入别国的文明, 毫无疑问地在异域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渗透, 随着丝绸制造技术的提高、交通工具的创新, 丝绸对异域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明清时期, 浙江丝绸成为中国丝绸的代表而流传世界, 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影响着当时当地的文明, 在被渐渐接受以后, 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

物质层面上, 浙江的农桑丝织技术、丝绸及其衍生而出的服装、日用品、工艺品、文艺作品等物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风靡世界, 绚丽的丝绸甚至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风”的社会时尚, 更多的人通过浙江丝绸对古老中国有了直观的认识;制度层面上, 随着浙江丝绸的传播, 中国明清帝国完备的礼仪制度, 吸引了周边众多国家地区的向往和学习, 许多地方由“不习衣冠疏礼仪”, 到“仰慕中国衣冠礼仪”, 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 文物典章礼仪方面实现了由落后愚昧状态向文明社会的飞跃;精神层面上, 这些洋溢着中国民族传统风格和审美趣味的浙江丝绸所形成的风尚, 给所到各国带去了新的审美形式, 形成了新的文化趣味。18世纪开始, “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时尚,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优美、精致、轻快、柔和为特色的“罗柯柯风格”, 这种风格的持续风行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 “在罗柯柯时代的心理中, 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 它唤起了欧洲一般社会以一种假想中快乐的人生观, 给欧洲的革命铺平了道路。”[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摘要：浙江丝绸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借助着传播的力量。只有借助传播的力量, 丝绸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本文将明清时期浙江丝绸文化的对外传播路径作为研究重点, 用传播学的观点来分析和考量, 指出对外贸易途径、农桑教育普及、朝贡外交往来、宗教传布交流, 是这一时期浙江丝绸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深入了解丝绸文化的传播历史, 以期正确认识传播活动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而为当代丝绸业发展提供参考。

浙江文化 第9篇

关键词：文化适应,中西部生源,学生

“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1936年首次提出, 主要是指人处于异质文化环境中从交际行为、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有意识、有倾向地逐步调整、接受、适应、融入该文化的过程。文化适应问题主要存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 但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复杂, 不同区域文化上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近年来浙江高职院校逐步扩大面向中西部省份招生的规模和人数, 浸润着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区域的学生走到了一起。在文化的不断碰撞和交流中, 不同文化个体尤其是中西部生源学生难免会出现文化不适应, 甚至出现文化休克现象。本文以作者所在单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浙江商职院) 为例, 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 对中西部生源学生在浙江高职院校的文化适应作系统梳理,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

一、文化差异对中西部生源学生的负面影响

中西部生源学生在浙江面临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由于人数数量的悬殊, 中西部文化作为弱势文化, 在强势的浙江文化面前必须做出调整、适应、融合, 这就是文化适应。就每个个体而言, 中西部生源学生对浙江文化的适应程度不一样导致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产生诸多问题。

(一) 学业发展过程中的不适应

浙江商职院的中西部生源学生学习认真程度、作业完成情况优于省内生源学生, 在课堂发言、创造性的思维上则处于劣势, 在理论课学习上比较顺畅, 在实践操作课上疑问较多, 动手困难。中西部生源学生高考成绩一般在班级排名靠前, 期末考试成绩大多数却退步到中游及以下, 甚至出现不及格情况, 不及格率比本省生源学生高10.1%, 因学习成绩原因的退学率高达5.9%。

(二) 日常生活的不适应

中西部生源学生对学校环境、教室寝室硬件设施等往往比较满意, 对杭州的城市建设赞不绝口, 但对于气候饮食有较多怨言。特别是本来以面食为主食的同学吃不惯米饭, 又对学校的面食极不满意;对于浙江气候很难适应, 夏热冬冷都让他们难受。

(三) 人际交往的不适应

中西部生源学生往往找本省的高年级老乡交往, 获取在学习、生活的经验教训, 同时抱团取暖, 对浙江学生从最初接触时有兴奋感, 随着与当地文化接触的加深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 从而造成了与老乡的更亲密接触, 在恋爱、交友、参加社团、外出兼职等都是如此。

文化上的不适应让中西部生源学生更多地感到灰心、失落、疲惫, 增加挫败感, 加深他们的思乡之情。只有不断加强对浙江文化的学习、探求, 由消极变为主动, 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化适应模式才能在以后的生活学习顺利进行。

二、影响中西部生源学生文化适应的因素

文化适应的过程受社会环境、价值观念、习俗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也受个体自身主观心理因素的限制, 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对此, 我们具体从以下方面分析产生文化不适应的原因:

(一) 人文价值观念

一切文化形态, 都因为地域、传统、生态及精神积淀的不同而存在区别。浙江人多地少, 生存竞争激烈, 养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首先浙江人富有共赢共存的合作意识。通常善于在共赢的前提下合作以博取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目标懂得更多的妥协;其次, 拥有冒险事功的文化个性。浙江人讲究实际, 敢于任事, 同时智巧灵变;再次, 浙江人具有自强开拓的文化力量。浙江人开拓创新的特质衍生为艰苦奋斗, 积极进取, 敢于拼博的文化力量。这些特质在中西部生源学生看来, 就有投机取巧、现实势利、虚伪狡猾的感觉倾向。

(二) 社会家庭环境

社会家庭环境和社会支持的不同造成了中西部生源学生文化适应的进程快慢不同。1.高职院校地位的认同。中西部生源学生的认知中就读高职院校是不得已的选择, 而浙江由于经济发达, 思想比较开放包容, 有一技之长的学习都是值得支持和关注, 希望能学习实用的技术。2.贫富差距的存在。与中西部省份相比, 浙江学生的富裕程度较高。浙江商职院目前中西部生源学生中贫困生比例比高于省内生源学生高56%, 面对富裕得多的省内生源学生, 容易心理不平衡。3.未来就业安排。中西部生源学生69%希望在杭州及附近城市就业, 父母却希望他们能回老家就业, 省内生源学生不但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反而有父母亲友为其提供种种照顾。

(三) 教学环境

与中西部省份相比, 浙江地处沿海开放地区, 个性更独立, 更维更灵活, 创造性强, 表现在教学方式上比较注重启发式、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中西部生源学生喜欢埋头苦读不同, 省内生源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去参加学生组织, 或尝试在学校学校创业园开店, 用赚来的钱丰富自己的生活, 这在很多西部学生看来是不务正业。同时中西部生源学生在英语、计算机等课程的学习上总体落后, 这与他们中小学在这两门课程上的设施设备相对落后以及培养意识有关。

(四) 内部因素

从客观上看, 中西部生源学生的个人遗传、教育背景、成长环境、性格等因素严重影响他们在浙江商职院的生活学习的适应速度和融合程度。在调查中发现, 性格外向、喜欢交流的学生, 在城镇成长的学生, 擅长跳舞唱歌的学生, 家境较好的学生一般来说适应的快, 性格内向、喜欢独处的学生, 生活在农村的学生,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学生则反之。从主观上来说, 对于浙江文化抱着积极探究、容纳还是消极对待甚至排斥, 成为中西部生源学生文化适应的分水岭, 前者适应得快, 在学习生活中如鱼得水, 与省内生源学生打成一片, 后者生活中的省内生源学生朋友很少甚至没有。

三、和谐校园建设视野下帮助中西部生源学生文化适应的具体对策

文化适应是参与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 从建设和谐校园的角度出发, 各方在文化适应的进程中应当积极主动应对。具体到中西部生源学生在浙江高职院校求学的状况, 应从以下方面具体着手:

(一) 创建温馨和谐的校园文化

高职院校应该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良好的校园文化所包含的校园价值观和校园精神, 通过目濡耳染、潜移默化的方式愉悦学生身心, 激励学生奋进, 促进学生的文化适应。浙江商职院通过解读校训校歌、了解校史校貌、传唱校歌校曲等方式灌输浙商文化, 通过校园技能节、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优良校风学风, 通过美化校园环境、开展文娱节目体现良好的精神风貌。这些措施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安抚了学生的焦虑、紧张的情绪, 从而树立积极、健康的文化交往意识。

(二) 建立帮扶机制

在教学上因材施教, 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 激发中西部生源学生的学习动机;在生活上帮助学生熟悉校周边的生活环境, 对于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 学校在助学金、勤工助学等方面向其倾斜;鼓励社会交往, 帮助他们与相应的省内生源学生结对子, 互帮互学, 共同进步。浙江商职院建立了一支由辅导员、班主任为主的帮扶队伍, 在给予关心的同时带领中西部生源学生开展文化适应训练, 运用表彰、鼓励等方法挖掘自身积极性, 满足他们自尊和自我成就感等高层精神需求。

(三) 切实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

社团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组织, 也是学生心理释放、沟通的平台。积极引导、吸收中西部生源学生进入各种社团组织, 可以帮助他们增加主流文化体验和和文化间交流的兴奋感, 促进对浙江文化的认同与融合。浙江商职院通过社团的团队游戏、团队意识训练、校园环境熟悉等方式, 对刚入学的中西部生源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环境适应训练, 成为他们克服文化适应困难的有效途径。

(四) 加强心理干预工作

直接的心理干预是促进文化适应的心灵良药。有效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室和学生心理协会的作用, 主动出击, 从老师和学生两个层面主动关心、指导有文化适应困难学生, 克服他们的陌生感、孤独感。浙江商职院通过在团体心理辅导中学习、摸索对自我的认识和探索, 建立心理档案跟踪调查重点关注学生, 开展网络咨询进行一对一心理辅导等方式帮助中西部生源学生树立了积极人生态度, 更快更好地完成了在新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化。

从中西部生源学生这一文化适应的主题而言, 只有不固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看待问题不偏不倚, 碰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对浙江文化持积极了解、探求、接纳的态度, 积极地了解浙江的文化价值观、生活和思维方式, 才能有效消除文化休克, 真正融入新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任裕海.论跨文化适应的可能性及其内在机制[J].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1.

[2]蒋宇红.文化适应与跨文化交际[J].杭州商学院学报, 2004, 3.

浙江文化 第10篇

当前, 文化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文化产业对提高区域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逐渐攀升。丽水作为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空间巨大、后发优势显著的城市, 更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抓住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以带动丽水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1 丽水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不足

1.1 人才资源匮乏, 制约文化产业发展

由于受限于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与长三角区域内其他经济较发达城市相比, 丽水市文化产业人才十分匮乏。人才引进缺乏优势, 本地人力资源开发不充分, 人才结构有待优化, 特别是艺术创意人才、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更是稀缺, 远远满足不了文化产业领域高科技迅速发展和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另外, 缺乏深厚的产业基础, 人才创新创业平台较狭小, 加之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少, 制约了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和集聚, 导致人才竞争缺乏优势。同时, 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尚不完备, 创意人才的引进、培养机制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市,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丽水文化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1.2 生产效率不高, 缺乏产业竞争力

近年来, 全市的工艺美术品制造业和文化用品制造业两大优势产业门类的从业人员总数和营业收入在全市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均占70%左右, 但产业产值总量和增加值占比仍然偏低。尽管丽水总体文化资源丰富, 但是科学技术没有有效嵌入传统特色产业, 像剑瓷、石雕等工艺产品主要依靠手工制作, 很多为手工作坊式和家庭管理式的中小企业, 以传统技艺组织生产, 还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生产, 生产效率有待提升, 传统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市场竞争、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挑战。

1.3 创新能力欠缺, 创意渗透融合较少

许多传统文化产业固守千年传统, 而较少考虑时代变迁。产业竞争在不断升级, 人们的文化层次和审美品味在逐渐提升。丽水有许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独特文化产品誉满全球, 这些产品技术和工艺虽然具有较高品牌知名度, 但依然以传统工艺为主, 现代科技和创新创意应用较少, 应用还未正式起步, 另外产品的同质性较高, 缺乏细分市场的文化产品, 市场定位狭窄, 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附加值较低。许多文化资源像仙都文化、畲族文化、廊桥文化等资源的创意提炼和应用开发还远远不够, 资源尚未有效嵌入文化产业中去转化为产业优势。

1.4 产业链尚不完备, 产业有效集聚程度低

当前我市的文化产业集聚已经初步形成, 然而, 要实现规模效应和网状互动需要一个构成上下游关系的、共同创造价值的完成的产业链, 而非单纯的一定数量的企业的集合, 从而实现产业的有效集聚。各个县 (市、区) 的文化产业具有“一县一品”的特点, 然而大部分文化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制造环节, 上下游产业链整合能力不足, 知识与新技术的横向扩散缺失, 无法形成产业园区的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功能。

2 丽水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2.1 政府高度重视, 国家、省、市分别出台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将文化产业定位为我省国民经济新增长点和经济转型的新引擎, 《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2010—2015) 》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近年来, 丽水按照中央和浙江省委的要求, 着力弘扬绿谷文化, 增强文化软实力, 推动丽水跨越式发展。2005年, 市委一届十三次全会通过《关于加快绿谷文化建设的决定》;2006年, 市委办发出《关于印发“培育特色文化品牌”等六大举措实施方案的通知》;2009年出台了《丽水市进一步推动绿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13年制定了《丽水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2013—2020) 》, 持续加大政策性支持力度,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2.2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持久动力

2014年二季度GDP三次产业产值分别为32.82亿元、180.75亿元、198.78亿元, 占比为7.6:43.8:48.6。由此可见, 经济发展已经由过去第二产业带动, 转变为二、三产业协同带动, 并且第三产业贡献度居于首位。在服务业中, 文化产业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 具有极强的渗透性, 可以有效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推动经济产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拓展, 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2.3 消费水平提升, 生产、生活型文化市场广阔

根据国际经验, 当人均GDP在2000~4000美元时, 恩格尔系数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将强烈凸现。2013年, 丽水人均GDP已经达到7490美元, 属于国际上的中等收入水平, 这意味着丽水开始迈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 消费需求快速扩张, 消费结构由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转变, 文化需求进入空前旺盛的时期, 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大。

2.4 丽水生态优势与文化产业生态化特征的高度契合

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制约越来越突出, 文化产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 是与资源、能源、环境制约关系不大的新兴行业之一, 最能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丽水具有极其丰富的生态资源,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优于全省其他城市,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达99.5, 居全省第一位, 全国内陆城市第一位, 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全省首位, 这些都为丽水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源优势, 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新的突破给予助力。

3 丽水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3.1 构建创意农业产业体系

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农村生产、生活、生态资源、创新农副产品、完善农村多层次产业链, 创新农业发展模式。

(1) 树立丽水的高端绿色农副产品品牌, 提升产品附加值。丽水是著名的“生态之乡”“长寿之乡”, 农耕历史悠久, 农产品资源丰富, 还有很多的特色作物品种。如果将这些先天优势发扬光大,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推行严格的标准化生产, 注重品牌的打造, 就会形成丽水的地方优势产业, 打造出浙江乃至长三角的农产品高端品牌。

(2) 创新销售模式, 构建农副产品销售与配送平台。目前在打破传统销售模式, 将电子商务与绿色农业相结合方面, 遂昌县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与阿里巴巴、正谷等知名电子商务企业、生态农业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打造一个整合全丽水地区高端农产品种植、推广、销售与配送的网络平台, 通过网络、物流等渠道开展直销, 面向长三角中高端市场, 直供餐饮企业和用户。

(3) 将创意渗透融合农业产业链, 提升价值实现功能。以特色农产品和农业园区为核心, 形成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的产业群, 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3.2 弘扬文化品牌, 做强文化产业载体

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城市群, 很难保持持久的吸引力和发展速度。高品位的城市文化能为城市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1) 延续城市文脉, 树立城市文化品牌。综合考量城市性质、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形象, 将文化品牌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制定文化品牌发展战略, 加强对本地文化的研究,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加强城市文化宣传, 在挖掘文化的基础上, 广开门路, 建网站, 开博客, 设论坛, 与权威电视台合作广告, 拍摄纪录片等, 将丽水优秀的品质文化、悠远的智慧文化、高超的技能文化变成城市的集体记忆, 既达到高尚的艺术享受, 又受到追终思远的古文化熏陶, 提升城市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

(2) 伴随文化品牌的传播, 将文化的产业载体推向品牌竞争的前台。打造一个商业品牌, 一个企业或商品可以受益, 打造城市品牌, 则是城市所有企业和人们受益。通过树立城市文化品牌的优势, 具有增强城市对消费人群的吸引力、提高城市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打造文化特色和符号象征中的多重作用。文化的产业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产品与城市地域的协同营销, 进而使产品与城市的品牌价值得以达成互动增值的良性发展格局。

(3) 推进科技与特色文化产业相结合, 创新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形态。探索将丽水传统文化艺术产品打上高科技的烙印, 利用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提供效率, 降低成本, 让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 逐步培育出大规模、高水平、产业链完整的文化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提供设计与创意, 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 既传承历史文化也兼具时代元素, 塑造品牌特色, 实现差异化竞争, 推陈出新, 提升市场竞争力。

3.3 构建创意旅游产业体系

发展创意旅游意在对传统旅游产业的创新和改造, 提倡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重塑旅游产业体系, 形成适应社会经济转型的全新旅游模式。

(1) 拓展产业链, 跨越产业边界联动发展。传统旅游产业发展重心是为旅游活动提供各项服务, “游、购、行、吃、娱、住”6大要素成为旅游业主体, 旅游产业链的构成也局限在相关服务行业, 如旅游信息咨询、旅游金融服务等, 注重旅游产品的价值实现。

(2) 延伸产业空间, 区域内外联动发展。将丽水的旅游产业优势资源与其他地区的优势资源相结合, 实现跨行政区域联动, 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优化配置旅游资源, 形成跨行政区旅游产业链。可以与长三角内、与丽水存在差异, 具有不同产业定位的城市组成富有竞争力的旅游集群。

3.4 完善人才集聚和培育成长的政策体系

人才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和财富源泉, 围绕“引、育、用、留”的宗旨, 加快人才集聚、培育步伐, 使人才层次与结构满足丽水的文化产业发展需求。

(1) 加强政策引导,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文化产业既具有集约化、规模化的工业特征, 又强调个体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 其本质是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知识经济, 是文化在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领域的创造力, 它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今天, 真正的财富是思想、知识、技能、管理才能和创造力, 它来自人们的头脑。

(2) 突出引进重点, 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着眼全市文化产业的需求, 重点引进文化与创意的“创造者”, 即原创者, 位于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高端, 既包括文化名人、艺术家、设计师等, 也包含草根阶层, 只要能够为文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文化内容;文化与创意的“生产者”, 即管理者和组织者, 在文化产业生产环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包括文化需求的预测者、文化产品的策划者、生产管理, 人、财、物的组织协调者;文化与创意产品的“经营者”, 推动文化产业化的关键力量, 包括职业经理人、拍卖师、评估师、中介人、制片人等。不断创新人才引进举措,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项目, 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推动工程”。

(3) 挖掘现有资源, 强化本地人才的培养。广泛开展多领域、多层面的培养工程, 大力培育现有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优秀青年人才、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者, 支持本地科研院所、职业学院、企业等培养中间力量, 建设人才培训基地, 加强与国内外高效与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加大文化创意人才梯队建设。

(4) 形成“集群效应”, 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文化创意人才对工作氛围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能够提供相互促进、研讨和交流的营地, 需要目标一致、层面相近、分工不同的合作团队, 人才“集聚”是创新创业的重要条件。政府应该通过文化产业协会和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建设, 对人才集聚进行积极引导。经由文化产业协会组织合作交流、咨询培训、中介服务、资质认证, 为会员开拓国内外市场服务, 促进专利申请、保护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健全投融资机制等, 这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创新、创业, 具有很好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3.5 打造浙江文创产业中心

文化创意产业在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事实已经证明:创意产业是最符合经济发展潮流、最具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 必将成为引领丽水城市发展、城市创新的重要力量。

(1) 突出特色, 做好文创的战略规划。依据自身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 科学谋划, 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 规避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创同质化竞争, 走出具有丽水特色的文创发展道路。同时要注重推动与名城名校的战略合作, 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2) 以万象创意园区为龙头, 带动九大园区产业整合。文创产业特性决定了单一的空间聚集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和价值裂变。丽水可以尝试以全方位的优惠政策, 引导针对龙泉青瓷宝剑文化园、青田石雕文化产业园、云和木制玩具产业基地、庆元铅笔文化产业园、缙云仙都文化产业基地等9大文化产业园区提供产业链顶端服务的企业入驻万象创意园区。另外有针对性地引进贸易企业、信息服务企业、现代传媒企业、教育培训业、艺术品鉴赏企业和专利认证机构等, 通过设计、生产、贸易联动, 资源、创新、渠道整合, 实现整个文化产业圈良性循环, 提升文化产业效率, 极大增加产业价值, 激活大丽水文化产业模式创新。

浙江上虞举办中国信义文化节 第11篇

孝女曹娥寻父投江孝感动天，祝英台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是流传在中华大地上的动人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上虞人。在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上虞不仅拥有历史记载或文献记录的众多信义人物、故事，更有不少信义遗迹留存。孟尝合浦还珠、嵇康视死如归、谢安东山再起，以及近现代的陈春澜义造春晖中学、马一浮勇拒权贵、胡愈之文化救国、经叔平德泽九州、谢晋创新经典传世，还有一生节衣缩食捐资家乡教育事业的爱乡楷模张杰等，他们在上虞历史上印上了浓重的“信义”笔墨。

如今，上虞这个中国孝德文化之乡、浙江省示范文明城市，一大批信义人物在新时期不断涌现，如上虞企业家设立140多个公益基金的“上虞基金现象”，曹秋芳、阮炳炎双双入选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提名奖等。上虞深厚的信义文化底蕴，以及当代上虞人重信守义的品格，是中国伦理学会选定在浙江上虞举办中国信义文化节的重要原因。4月15日，随着“寻找当代最感人的中华十大信义故事(人物)”活动的启动，正式拉开了以“树信义楷模，扬中华美德”为主题的中国(上虞)信义文化节序幕。

孙中山先生曾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归纳中华民族精神，“信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信义缺失将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甚至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在现实中，背信弃义在人际交往、经济交往中屡见不鲜。举办此次信义故事(人物)征集活动，目的是通过寻找典型的信义故事(人物)，引导全社会大力弘扬信义文化，树立讲信守义的良好社会风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指出，本次活动以“树信义楷模，扬中华美德”为主题，通过树立信义楷模、挖掘信义故事，在全社会形成重信守义的舆论氛围，让信义精神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坚实道德基础。本次活动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在道德领域里的一次具体行动，活动口号是“信诚似海，义重如山”，通过传播和培育信义精神，在全社会形成重信守义的良好风尚。

打造尚礼崇义之城，培育重诺守信美德，是上虞市近年来重抓道德建设的主题，为打造信义之城，今年又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孝义、诚信、责任”主题教育活动，并借此次全国性的信义节会活动，树立信义楷模、挖掘信义故事，在全社会形成重信守义的舆论氛围。

上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郑建庆认为，“信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的重要范畴，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体系尤其需要推出更多的“信义”典型。他动情地说，上虞乃虞舜故里，是一方人文之地，千年流芳的虞舜文化、青瓷文化、孝德文化、东山文化、梁祝文化和白马湖文化衍生出上虞人尚德、兼容、耐劳、务实的精神。上虞更是一片信义之地，自古就有“卓公行千里如期”的信义美名流传，上虞不仅拥有历史记载或文献记录的众多信义人物、故事，更有不少信义遗迹留存。

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伦理学会和上虞市委、市政府。承办单位是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上虞市委宣传部和北京慈孝文化传播中心。活动得到了上虞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石狮商贸城有限公司四家单位联合协办。

上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方告诉记者，上虞企业家沐浴在浓厚的信义文化氛围中，形成了“致富不忘家乡”的良好传统，主动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目前，由上虞企业家出资成立的基金达到140多个，本金超过14亿元，这些基金类别比较广泛，包括关爱孤寡贫困老人、爱心助学、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他表示，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更好地打响上虞信义城市名片，也希望更多的地方共建信义城市。

浙江文化 第12篇

一、引言

旅游商品从设计,到原材料的供给,到制造生产,到最后销售给旅游者,其中各环节涉及到许多行业,旅游商品在自然情况下生产的传统模式已然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旅游市场,为了使旅游产业链有效地联动起来,旅游商品产业化经营已成为发展趋势。

目前浙江诸暨的珍珠品牌尚未建立,产品创意设计相对薄弱,导致珍珠产品及服务的市场开发不足,没有健全的珍珠产业体系。为了解决传统珍珠产业的瓶颈,浙江诸暨从珍珠文化创意旅游的视角,进行产业分析、设计及规划,来实现珍珠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二、开发理念

1. 以独特的资源优势带动旅游发展

浙江诸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又有先进的工业产业、生态农业,在文化方面更是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吴越文化、西施文化、民俗风情文化和古建筑文化,为珍珠文化创意旅游提供了无限的创意发展空间,将独特的资源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旅游吸引物,带动旅游发展,实现珍珠产业与旅游业的有效嫁接。

2. 以文化创意提升产品价值

一是文化创意旅游推动珍珠产业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提升珍珠的服务价值;二是文化创意旅游能够带动多元化的珍珠市场需求,使珍珠消费逐渐从传统的收藏、保值演变为时尚美容、休闲保健、饰品美化等多元化消费,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及潜力,提高了珍珠的产品价值;三是文化创意还能丰富珍珠的文化内涵,提高其品牌价值。

3. 以文化创意引领消费潮流

珍珠文化创意旅游是以珍珠消费的需求为导向,根据珍珠现代消费需求,用创新的思维和手段对珍珠元素加以时尚表达,不断创造消费惯例、涵养消费人群、引导消费时尚潮流。

4. 以产业集聚体系扩大效益

诸暨珍珠文化创意旅游产业,以珍珠文化创意整合,设计珍珠购物、保健、享乐旅游,珍珠工业旅游和珍珠农业旅游,将山下湖华东国际珠宝城、珍珠工业园区、珍珠养殖场、珍珠展示中心整合为珍珠文化旅游消费基地,吸引珍珠养殖、加工、贸易物流等核心产业集聚,再把珍珠产业中关联产品的销售商和服务商汇聚在一起,通过集聚效应扩大诸暨珍珠产业发展。

三、开发模式

浙江诸暨珍珠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在布局架构上是利用山下湖珍珠产业基地,借助诸暨著名的旅游区、西施文化的地名传说,以及自然生态资源、人文生态资源,设计具有珍珠主题、特色各异、功能互补、动静结合、布局合理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和旅游组群,它们不仅成为诸暨文化创意产业的载体,而且也是诸暨城市品牌的亮丽名片,对于打造诸暨经济、文化、社会的软实力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目前诸暨珍珠产业的主要开发以打造珍珠产业的消费集聚区为核心,并以珍珠为主题的五个旅游风景文化区加以配套,形成一个完善的珍珠文化产业园区的模式。

核心——华东珠宝城珍珠文化消费旅游集聚区

以文化创意旅游内涵进一步扩展华东珠宝城规划内容,以华东珠宝城为核心,联合周边商业设施和湖泊资源,构建集珍珠旅游、购物、娱乐、休闲、商务等为一体的珍珠文化消费集聚区,成为最具引爆力、创新力、带动力、辐射力的中国唯一及世界著名的珍珠文化消费旅游集聚中心。

2. 配套——五个以“珍珠”为主题的旅游文化风景区

主要包括白塔湖珍珠文化生态度假区、西施故里珍珠文化演绎区、五泄“珍珠瀑”自然风景区、东白湖珍珠休闲健身区和西岩珍珠原始森林公园区五个主要配套区域。其中,白塔湖主要借助“中国珍珠之乡”的特色农业品牌,开发以珍珠农业观光、体验、民情风俗等为一体的文化生态度假区;而西施故里则依托现有旅游服务接待中心、文化广场、诸暨博物馆等城市设施资源,打造吴越特色文化区域,构建诸暨旅游夜生活的中心;五泄“珍珠瀑”是李白名诗“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名句点缀“五级瀑”为“珍珠瀑”,是以珍珠为主题的世外桃源;东白湖则是借助珍珠故乡名山、名湖、名居、名品的集聚地,打造珍珠古村落文化观赏、榧林茶园休闲、农家乐美食、登山健身、龙舟飞艇等珍珠文化休闲健身区;最后西岩珍珠原始森林公园区则是由赵家香榧景区和西岩景区构成原生态旅游区。

四、建议

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由政府主导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珍珠产业链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可以有效协调相关的各部门的关系,通过政府招商引资能扩大产业规模,统一形象宣传和市场开发,并且还能通过组织旅游商品设计大赛等活动激励企业和人才的创新,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为产业的发展搭建大平台。

2. 实现产业集聚

在旅游市场导航下,以珍珠消费集群带动珍珠产供销及配套服务业集群,以珍珠旅游的产业集聚、辐射和放大效应,带动诸暨消费和生产服务业、各具优势的块状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养殖业等第三、第二、第一产业联动发展。

3. 优化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