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精选4篇）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第1篇

关键词：交易成本,权力距离,经济成就

现代的商事主体, 主要为企业。现代企业, 尤其是公司, 是产权社会化、交易集合化和财产人格化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 企业是最重要的资源拥有者和交易主体。企业具有前所未有的经营规模和财富创造能力,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本质上讲, 企业是文化模式的载体。不同文化类型化下的企业以其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文化理念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谋求立足、发展和繁荣。因此, 不同的权力距离能极大地改变交易成本, 最终实现文化模式与经济成就的相互促进, 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1 交易成本理论

西方经济学起源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 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以亚当·斯密为代表, 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第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 即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高效性。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 古典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垄断进行解释。20世纪30年代中期, 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宣告了“斯密传统”的结束。他们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市场的两种极端情况, 提出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 并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1929~1933年大危机使人们又开始重新考虑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凯恩斯区分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否定了自古典学派以来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基本假设, 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失灵”, 主张政府积极地干预经济, 采取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 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但是凯恩斯革命本质上只是一场方法的革命,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出现又出现了“政府失灵”问题。由于正统经济学提不出合适的政策主张, 其地位开始动摇, 新的自由主义倾向重新卷土重来, 经济学界分化出来许多新的学派。在众多新兴的经济学流派中, 其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得到了复兴。

在主流经济学中, 制度 (包括法律制度) 都被假定为不变的因素, 即常量, 而不是变量。因此在进行分析时往往被排除在外的, 制度 (包括法律) 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往往被或略掉。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出现了一个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 即制度经济学, 后人为了将其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区分, 将其称为旧制度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和康芒斯。他们强调制度的功能, 主张把制度当作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来加以考虑。尤其是康芒斯, 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把商品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把交易看成是物质产品的转移是错误的, 应当把交易关系看成是法律上权利转移, 这才有制度上的意义。

新制度主义从本质上讲并不反对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 而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补充和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物的经济关系, 即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技术性问题, 二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即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激励与协调、剥削与被剥削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探寻资源配置的制度结构。因为, 新古典理论将制度和结构假定为既定, 而探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结构本身, 分析制度结构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理论并无二异, 如理性人、稳定偏好、最大化均衡等。新制度经济学由四部分内容组成: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科斯认为, 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 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 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厂商的本质加以解释。由于经济体系中厂商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能之运作, 产生了专业分工的现象;但是使用市场的价格机能的成本相对偏高, 而形成厂商机制, 它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所形成的组织体。

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总体而言, 简单的分类可将交易成本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和违约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是低权力距离国家中的经济学理论, 它依据低权力距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土壤。在解释高权力距离国家的经济现象时面临很大的困难。单就交易成本构成来说, 高权力距离模式下的企业面临更多的隐性的交易成本。结合不同的文化结构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等东方封建制度的单向金字塔式的结构不同, 西欧封建制呈网络金字塔型结构。国家或政府权力分散到各级封臣手中, 中央集权的形成障碍重重。不仅如此, 这种封建结构还深刻地影响到日后欧洲政治与制度的构建。”

2 权力距离

20世纪60年代, 跨文化交际学最先在美国开始兴起。美国人类学家霍尔的著作《无声的语言》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霍尔提出了“文化就是交际, 交际就是文化”的观点。此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述开始不断涌现。到了1970年, 国际传播学会已经承认跨文化交际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近几十年来, 跨文化交际学得到了持续的纵深发展, 今天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相比于美国, 欧洲的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因为欧洲悠久深厚的学术传统, 研究成就依然不菲。出生于荷兰的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文化之重》这部经典的著作里, 他提出了文化维度的问题。与许多跨文化研究专著有所不同, 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理论框架及其论述都有具体的调查数据做支撑。

《文化之重》第三至第七章分别描述了五种不同的文化维度。权力距离是第三章论述的问题。“权力距离”指的是组织机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对于权力分布不平等的接受度和预期度。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个维度上有高低之分。高权力距离通常意味着在该社会对于由权利与财富引起的层级差异有较高的认同度, 这些社会一般倾向于维持层级制度体系, 自下而上的交流受到限制。而低权力距离则指一个社会不看重人与人之间由财富或权力引起的层级差异, 而更强调地位和机会的平等。

3 经济成就

“制度与经济成就之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形式的制度组合最能促进交换利益。而且, 长期经济体制的成就是取决于制度变动的调适效率。对于制度变动的产生, 诺斯在本书中强调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制度是行为的限制;组织则是设立来利用制度带来的机会, 并由此造成经济体系的发展。”实际上, 从文化模式来看, 文化是一种更为持久稳定隐性的制度模式。不同的文化与相同的经济形态将产生不同的互动模式。就东方封建制和西方封建制的对比来看, 网络型的相对独立模式与市场经济结合无疑更具有优势。在此看来, 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学者首创的经济学理论, 在面临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时, 存在着一个基础差别问题。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单向型金字塔模式下, 存在着诸多的外部因素影响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在更宏观的层面会影响经济成就。首先, 是经济成就的总量问题。第二是经济成就的分配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短期的考察来看, 或者在经济转型来看, 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发展抑制或者抵消作用更大。历史的积淀就构成了一种路径选择和文化模式, 进而影响了经济成就。

4 结语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补充, 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看待和分析经济问题, 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必须要结合制度环境。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资源配置, 而触及到人与人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看到了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将制度作为分析的变量来对待, 把人的因素结合制度来考察。本文试图从人的文化属性来结合制度因素探讨交易成本理论和经济成就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公平、效率和法治的有机结合。竞争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最根本保证。市场机制正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 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管理、积极创新, 从而达到提高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而所有的环节的根本在于人。人的文化属性包含了政治、宗教、哲学等一系列方面。不同的权力距离塑造了不同的企业文化、组织模式进而产生了经济成就的差别。低权力距离的民主、自由、扁平式的模式更能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适应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影响经济成就。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第2篇

1 理论框架及分析

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学术界对其有不同认知。但总体分析交易成本理论可以解释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与市场的转换,强调节约成本是企业的重要选择。在交易成本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R. H. Coase和O. E. Williamson的贡献较大。R. H. Coase认为交易成本可归纳为获取准确信息的成本、谈判和签订契约的成本、在契约实施中监督以及必要时调解与仲裁的成本三类。O. E. Williamson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将交易成本概括为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三类。O. E.Williamson提出由于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交易的成本就会上升。R. H. Coase从交易成本角度诠释了企业科层产生的原因,并界定了市场与企业科层组织形态,而且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可以判定组织中各中间形态的层次,交易费用大的组织更接近市场,交易费用小的组织更接近科层。池泽新等[3]认为农户专业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制度安排。农户专业合作社( 农户单体合作社) 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户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对象是合作农户,合作载体是农产品。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是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4]。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也是中介组织的高阶形式,其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农户,合作载体也是农产品。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专业合作联合社为例,服务对象是奶农,合作载体是牛奶。笔者充分运用R. H. Coase和O. E.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从资产专用性、不完全与非对称信息、外部性角度,分析现有农户单体合作社与农户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探究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影响因素,为专业合作联合社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2 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2. 1 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O.E. Williamson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区位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交易服务的资产、人力资产专用性、品牌商标资产专用性和瞬时专用性六种类型。资产专用性是决定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交易的专用性,是为完成某项交易而组织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交易一旦形成,这项投资某些资产表现为专属性,其本身具有通用性差、要素市场不完整、空间位移难的特性,在作他用时,其价值将会迅速贬值。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的社会里资产的专用性越强,资产拥有者对交易对手的依赖性就越大,若在没有制度阻拦的条件下,有可能被交易双方机会主义行为损害而产生巨大风险。由此推断,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加,交易关系的持续性显得特别重要,交易者双方需要建立保障机制来维系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使得交易成本上升。通常情况下,交易者双方选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契约向内部组织或关系性契约的方向移动。因此,资产专用性较高的生产活动将会放在组织内部进行,而资产专用性较低的生产活动将会放在市场中进行。

2. 2 不完全、非对称信息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不完全、非对称信息是指交易者双方在信息收集租金的存在下,不能够完全掌握有关某种交易的全部信息,并且已掌握的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不完全、非对称信息的存在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交易双方出现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 逆向选择) 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 道德风险) 的风险较大。阿克洛夫研究表明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出现“柠檬理论”或格雷欣法则所说的“劣品驱逐良品”。交易双方都担心自己成为对方的牺牲品,从而使双方博弈的结果较难达成合同或将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确定某种制度,安排消除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交易成本上升。

2. 3 外部不确定性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外部不确定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性影响又不能通过外部市场方式解决。黄有光[5]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生产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外部不确定性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效果首先可以分成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从外部不确定性的生产领域分析有两个标志: 一是它们伴随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 二是它们或者是积极的影响或者是消极的影响。

3 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形式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一种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或治理结构反映了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该组织试图使生产和交易成本之和最小化的努力,在给定环境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成本的组织形式将成为该领域内处于优势地位的组织形式。广大弱势农户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组建农户单体合作社方式提升市场竞争力。很多学者研究发现,与小农散户比较,面对市场变化,农户单体合作社具有显著优越性。1992年勒普克指出了合作社的作用主要是降低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规模经济和打破市场垄断。

随着现代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其资产性投资越来越大,加上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农户单体合作社的弱小性,使得其所面对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是在特性环境下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形成的具有优势地位的组织形式。

3. 1 从资产专用性角度分析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发展

农产品的生产资料具有很强的专用性。农产品生产的最大特征是生产资料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较高。通常情况下,专用性资产是沉没成本较高的资产,资产的专用性越强,生产成本越低,但可通用、转移性较差,风险大。农业生产特性和农产品供需弹性决定了农产品生产资料的瞬时专用性。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周期性,农户往往根据现实市场的供求信息做出决定,再加上农产品的鲜活性、区域性、生活用品性,导致农产品时空弹性小,最终导致农产品资产的瞬时专用性与市场需求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又因农户单体合作社组织弱小性可能无法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周期性和市场竞争的非均衡性做出准确判断,导致农户更易遭机会主义干扰,造成巨大风险。

规模化专业生产决定实物资产专用性,农户规模化程度高,其经营规模越大,农业生产性投资越大,资产专用性越强,将面临一系列的沉淀成本,其对市场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面对大市场,农户单体合作社市场谈判能力较弱,交易成本可能升高。

农产品单一性决定了销售性资产的专用性,农户专业化生产的结果是需要销售的单一性产品数量较多,这就需要农户单体合作满足农产品保鲜、仓储、运输、销售相关领域的人力资本与销售物质的相应投入,从而增加人力资本专用性与销售物资专用性资产,一旦市场突变,农户单体合作的各成员高昂投资将沉没。因此,生产专业户进行销售资产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农户单体合作社无法承受销售性资产的专用性。他们为降低风险,更愿意以外包方式进行产品销售。由此可知,农户单体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低会进一步弱化其在交易中的谈判力,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农户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将面临着相对较高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又因农户单体合作的低组织化,面临大市场时会产生更大的市场交易成本,这些交易费用的存在,加大了单体合作社以及农户进入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从资产专用性角度分析,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单体专业合作社尚不具备与国内相关企业竞争、与国际农业巨头抗衡的经济实力,农户单体合作社在短期内无法搭建农户与市场、农户与大企业之间的桥梁,无法扭转农户利益被蚕食、生产与发展空间被挤压的被动局面。特定环境下,为满足大市场需求,谋求交易净收益的最大化,各农户单体合作社应通过内部合作、创新制度等方式成立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

3. 2 从信息的不完全、非对称性角度分析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发展

农户单体合作社区域性比较强且具有分散性,又因信息传递存在半衰期,搜寻和利用信息困难。由于资金、时间、技术与人力资本等诸因素的限制,农户单体合作社直接搜索掌握信息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导致农户单体合作社以及农户所获得的市场信息具有不完全、非对称性。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非对称性,可能导致信息失真或滞后,难免造成生产或购销活动中决策失误。例如: 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环节过程中,农户单体合作社组织实施信息收集,获取关于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相关信息,潜在消费者或企业以及其行为特征信息,为此必须付出较高成本,又因农户单体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低,短期内无法承担交易成本。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缺失和模糊不清,造成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不愿意付出更高价格,造成农业单体合作社继续完善农产品质量的投资动机降低,可能导致农产品市场蜕化为“柠檬市场”,从而造成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市场萎缩的现象,从而影响农户单体合作社发展。随着农户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加大,为了减弱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推广品牌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品牌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增加了品牌专用性,同时也增加产品信息成本,导致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户单体合作社农户积极性受挫,投资动机较低。由此分析,为避免农产品信息不完全、非对称性,以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为纽带,把众多分散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单体合作社组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经营群体,改变农产品市场的非对称结构,共同推行农产品绿色品牌信息建设,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3. 3 从外部性角度分析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发展

农产品安全生产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劣质、不安全的农产品扰乱整个农产品消费市场,会给整个产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在农产品物流领域,农产品物流通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新鲜易腐的农产品。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单体合作社物流配送能力较低甚至缺乏物流配送能力,配送效率低农产品损耗就大,导致农户收益下降,甚至会影响交易双方的合作。同时,由于同质农产品生产标准化、品牌化、专业化也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对缺乏标准化、品牌化、专业化的农户单体合作社产生负外部性,其生产和销售空间被压缩。另外,政府行为具有外部性,由于农户单体专业合作社自身拥有的资源有限,利用或承接资源的成本较高,又因政府提供公共资源的有限性,资源的公平性无法保障。如: 农户单体合作社通过政府补贴行为建造了一座冷库,由于农产品生产具有季节性,冷库的后期维护成本较高。通过上述分析,为了改善自身环境、市场境遇,农户单体合作社发展走向联合是必然趋势。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专业合作联合社为例,通过纵向一体化发展,降低了农户的交易成本,同时又向农产品深加工领域延伸,拓展市场范围,又进一步增强了联合社的正外部性。

目前,我国农户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初级阶段,农户单体合作社具有组织化程度低、弱小、分散等特点,造成短期内农产品交易成本较高。随着农户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程度增强,农户投入资产专用性增多。又因信息不完全、非对称性以及生产、物流、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与现有农户单体合作社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非均衡性,导致农户单体合作社内外交易成本增加。要化解农户专业化生产与农户单体合作社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农户交易费用。为了减少高资产专用性、信息非对称性以及外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采用成立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的形式来抵御市场风险。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发展是农户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经济组织的一种体制创新,是农户专业合作经营管理上的一种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农户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风险。

4 建议

4. 1 通过农户单体合作社横向联合降低交易成本

对农户单体合作社横向一体化经营形式,将分散、组织化低的农户单体合作社组合起来共建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横向一体化的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将从事农产品种养殖、仓储、物流、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上利益相关的农户合作社联合起来,在农资采购、技术服务、仓储加工、农产品物流与销售、品牌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降低生产、物流、销售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并且通过组织获得更为广泛的交易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再者政府应加强正外部行为,各级政府制定并落实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关优惠政策,如通过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减免相关税费、提供政府补贴、提供农业政策性贷款等,减低农户资产的专用性,切实推动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横向合作。

4. 2 通过农户单体合作社纵向联合降低交易成本

农户单体合作社选择纵向一体化联合社的经营形式以减少专业化生产要求的高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纵向一体化农户专业合作联合社通过政府或规模化农户专业合作社牵头组建形成产业联盟,延伸产业链,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产、加、销一体化经营,达到行业内的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农户合作联合社一体化模式使行业组织内部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将市场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有效地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并激励其发展的积极性。其次政府应加强政策性引导,通过政策支持、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进一步降低资产专用性投入。如通过降低运输、冷藏等业务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抵御市场风向。另外,联合社产业链条也可以逐步向农户生产链条上下游延伸,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消除负外部性,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摘要：在现代农业发展下,农户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低与农户专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这为农户合作社联合组织发展提供机遇。笔者根据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从资产专用性、不完全与非对称信息、外部性角度探究农户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形式,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联合社,交易成本,专业合作社,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1]黄丽萍.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合作社股权安排——对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股权安排的实证分析[J].东南学术,2012(01):149-156.

[2]李玉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形式的比较与选择[J].社会科学家,2011(09):110-113.

[3]池泽新,郭锦墉,陈昭玖,等.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与中国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3(11):61-65.

[4]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的探析——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联社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8(08):44-51.

[5]黄有光.福利经济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交易成本经济学建模问题探讨 第3篇

缺乏合适的数理模型是主流经济学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批评之一。模型很重要,因为理论的核心概念往往是高度抽象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要将这些核心概念用于对范围相对更窄的具体现象进行具有预测能力的解释,需要模型的转换。也就是说,模型是纯理论的发展与理论应用于分析经验事实之间的必要中介。另外,科学需要测量,能否建立合适的模型决定着一个理论的测量能力,从而影响着它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从这个观点看,模型的建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标准:一是模型的命题预测能力;二是预测事实的可扩展性。

由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数理模型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一直以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基本上使用的是简化模型,从而造成了如下一些局限:(1)变量测度不准确;(2)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3)研究结果体现的只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4)预测缺乏可推广性。正如W illiam son(1998)所说:“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一个持久的挑战就是超越简化形式的半正式分析,过渡到完全形式的分析。”这个目标虽说有很大的难度,二但可喜的是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逐步地从简化模型向结构模型转变。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首先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简化模型作一个简单的评介,其次重点讨论以H eckm an二阶段模型为代表的结构模型及其应用,最后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建模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简化模型

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讨论的治理形式与治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G*代表被选择的治理形式;G A和G B表示治理模式的选择项(如现货市场与内部组织);CA和CB表示在相应治理模式下交易的治理成本。但是,事实上,交易成本的测量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而且,即使交易成本能够被观察到,也只是现实中实际被选择的治理形式的交易成本,而没被选择的其他选择项的交易成本无法观测到。所以,威廉姆森对科斯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识别出了影响交易成本的交易属性,即交易成本是交易属性的函数:CA=f(X,eA),CB=f(X,e B)。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线性关系,则:

其中,X代表可以观察到的交易属性的向量,α和β是参数向量,eA和e B代表那些没有观察到的因素,如遗漏变量、决策者对交易成本真实值的错觉以及测量误差等。这样,即使交易成本本身是不可观测的,通过分析交易属性对治理模式选择项相对成本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导出可测试的命题。观察治理模式G A的概率等于:

外生变量X对最佳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取决于(β-α)的符号。根据交易成本理论,选择更具科层性质的治理模式的可能性随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的增加而增加,随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也随交易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第一代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任务就是对这种差别效果进行精确的预测,所运用的模型是probit或者logit等离散选择模型,模型中往往是将治理形式(主要是买或造的选择)定义为二进制的因变量(如M onteverde and Teece,1982b;M asten,1984;Lieberm an,1991),将交易属性以及一些控制变量定义为解释变量。后来的研究将这些模型扩展到多项式设定(如M asten and Crocker,1991),或者是将治理形式定义为一个连续变量,比如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如O hanian,1994;R osés,2005)。但是,这些简化模型只能以(β-α)/σ的形式来计算系数,σ作为误差项eA和e B的标准差,除此之外,其估计结果对于各个系数的符号并不能作出任何解释。这种差异与决策者的认知质量负相关,决策者对于治理形式选择项绩效评估的准确度越低,σ值越高,而外生变量属性对于某一治理模式选择效应的估计值越低。

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于长期协议最佳期限的研究,也使用了类似的简化模型。同样是从离散选择开始,交易伙伴根据预期收益来决定是否签约,即如果V C>V 0,那么G*=G C,V C和V 0分别代表签约和不签约的净收益。最佳合同期限的选择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离散选择,其间交易伙伴可以决定是否延长合同期限,用公式表示,即:

其中,τ表示合同期限,T表示交易关系的潜在期限,V C(τ)表示本合同规定下的交易累计值,V0(T-τ)表示本合同规定期限之外的交易值。求该式的一阶条件即可得到最佳合同期限τ*:VC′(τ*)=V0′(τ*)。由于签订延长期合同的成本(即受到与市场真实情况不相符的协议的制约的风险)和收益(即可以避免重复谈判)是不可观测的,所以签约和不签约各自的交易值与可观测的交易属性X相关:VC′=f(τ,X,eC);V0′=f(τ,X,e0)。假定它们存在线性关系,则:

其中的误差项表示未观测到的因素。从式(5)可以导出最佳合同期限:

其中,γ0=(β0-α0)/(α1-β1),γ1=(β2-α2)/(α1-β1),ν=(e0-e C)/(α1-β1)。

已有的大多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对这些差别效果进行预测,而不是检验交易成本理论的结构式命题。这种建立在简化模型基础之上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只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它们无法验证由各种企业理论导出的交易成本与治理形式的结构关系,也没有回答如果治理形式选择错误会产生什么样的代价的问题。为了能够对交易成本的命题进行更有力的检验,需要有更加完全的结构模型。

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结构式检验:两阶段H eckm an模型

交易成本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比较制度分析,其核心假设——区别性一致(discrim inating alignm ent)假设——强调的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相对成本差异,而不是各种治理模式的绝对成本。关于治理模式的选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有的一些文献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一致。不过,这些研究多是取绩效指标π与治理形式指标G和外生变量的向量X的简单回归:πi=αGi+βXi+ei,并将参数α解释为治理形式对绩效的贡献。它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管理者作出诸如组织结构之类的战略决策不是随机的,而是建立在对他们的选择将会如何影响企业未来绩效的预期之上的。因此,这样的研究最终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采取某一治理形式的A企业与采取其它制度安排的B企业它们之间的绩效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真正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应该是:如果交易者不是采取目前的治理形式,而是采取了其它的治理形式,其绩效水平会是什么样呢?所以,要判断已被选择的治理模式是否是最佳选择,需要更完全形式的结构式检验。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有学者开始利用结构模型替代简化模型来检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H eckm an模型。

H eckm an模型是一个两阶段估计法,其中解释选择决策(如治理形式)的第一次回归结果被用来在结构式绩效方程中控制选择偏差。我们简单地假设战略选择集(比如买还是造的选择)G=(G0,G1),相应的绩效结果π=(π0,π1)。交易成本经济学真正感兴趣的是,在实际选择的治理形式下与没有被选择的其它治理模式下会有什么样的绩效差异:πi1=πi0,即H am ilton and N ickerson(2003)所说的“战略效应”。但是问题是,没被选择的其它治理形式的绩效结果,E(π0│S1)和E(π1│S0),分别会是怎样的呢?

将治理形式的选择设定为一个连续的潜变量G*,G*取决于预期的绩效差πi1-πi0、影响治理模式选择但不影响绩效结果的外生变量Z以及未能观测到的因素ν:G*=γ(πi1-πi0)+δZi+νi,如果G i*>0,Gi=1;否则,Gi=0(7)

其中参数γ测量的是战略的绩效影响对战略选择的影响程度。因为我们只能观测到已被选择的治理形式下的绩效结果,所以我们只能用πi1=β1Xi+ei1和πi0=β0Xi+ei0来代替绩效水平,并得到如下的简化模型:G*=βXi+δZi+wi,其中

H eckm an(1979)证明,假设e1,e0和ν是联合正态分布,并且πi1和πi0不相关,则

其中φ为正态分布,Ф为累积正态分布,λ代表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 ills R atio),参数β和δ的值由式(8)估计得到。那么,样本选择校正后的绩效方程可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 LS)并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附加的回归变量估计得到。引入逆米尔斯比率之后可以使得误差项的预期值等于0;O LS估计可以得到下式中参数的无偏估计值:

事实上,逆米尔斯比率的参数估计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已经采用了治理模式G 1的企业其预期绩效结果由E(πi1│G1)=β1Xi-σu1λi1给定。由于逆米尔斯比率总是正值,σu1<0意味着E(πi1│G 1)>β1Xi,也就是选择了治理模式G 1的企业其实际绩效结果要高于该战略选择下的平均水平。同理,σu0>0意味着E(πi0│G0)>β0Xi,表示企业对治理模式G 0的正选择。总之,如果σu1<0而σu0>0,企业就处于竞争优势的处境,每个企业都选择了最大化其预期绩效的战略。如果,σu1=σu0=0,战略选择则是外生的。

从式(10)中得到的参数估计值还可以进一步用来建构“战略效应”,计算由于选择了某种治理模式(第一个式子中的G 1或者是第二个式子中的G 0)而没有选择其它的治理模式(G 0或者G 1)所得到的绩效收益:

四、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结构式检验的实例分析

利用结构式方程可以解释清楚由于交易治理形式选择错误所导致的成本损失,从而更准确地预测交易成本经济学治理成本与治理形式“区别性一致”的核心假设。进入1990年代以后,运用结构式方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逐渐增多。

M asten et al.(1991)利用二阶段H eckm an模型考察了美国造船业的组织模式选择问题。他们所使用的数据是调查数据,即用管理层花费在计划、指导、监督某部件或过程的小时数乘以平均小时工资率来测度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根据他们的测算,如果将本应该转包的项目交由内部制造,那么这种组织模式的定位错位将造成成本增加175%;而将本应该由企业内部制造的项目转包,则会造成72%的成本上升。通过第一阶段的估计,M asten et al.(1991)证实了交易成本理论的预言,表明时间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越高,选择内部组织模式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发现,复杂性对于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具有非单调影响;只有在针对非常复杂的组件时,市场组织模式的缺陷才会超过内部组织的管理成本。劳动投入密集度对一体化的决策有正的影响,而工程强度则对一体化决策具有负的影响。经过第二阶段的估计,他们进一步证明,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言相反,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增加会降低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表明具有更高专用技能的员工,其管理成本更低。

Poppo and Zenger(1998)构建了一个制度绩效的比较模型,利用该模型他们考察了信息服务业中的“买还是造”的决策问题,并对不同企业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和代理理论)的命题进行了检验。他们使用的数据也是调查数据,使用的变量则是代理变量,如对总成本的满意度、服务质量、响应能力等,通过这些代理变量来测度总的交易绩效(即考虑了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的成本)。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由于企业专有资产的存在,使得内部采购得到鼓励;而在需要密集的技术技能的情况下,则更有可能实行外包。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则表明,资产专用性对于外包战略下的企业绩效有负的影响,但对内部组织的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测度方面的困难对总成本有负的影响。另外,不确定性似乎对服务业的边界选择没有影响。总之,文章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言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并反驳了资源基础观关于资产专用性对一体化战略下的绩效影响的假设。

Leiblein et al.(2002)分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生产外包决策问题,并对治理模式的选择对技术绩效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在第一步估计中,他们证明了在与潜在供应商进行的事前少数交易议价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将生产内部化。另外,他们还发现,当企业不得不在高度的需求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时候,外包的可能性变小,这证实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言。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则支持了企业在对某一战略的绩效预期较高的时候会自我选择该战略的假设。治理模式不符合交易属性的最佳标准,对绩效有负的影响。如果企业将本应依靠外包的生产内部化,预期绩效将平均下降45%;而将本应该内部一体化的生产外包,预期绩效将下降30%。

Sam pson(2004)考察了电信设备产业R&D联盟治理形式错位的成本问题。她在文章中区分了两种联盟治理形式错位的现象,一种是过度缔约,造成不能对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有效防卫的风险;另一种是过度科层化,即在联盟治理中设置过多的科层结构。文章表明,当联盟活动的复杂程度增加(很难设定规范和实施监督),或者是在无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企业选择更为科层化的治理模式。此外,文章还提供了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结构式假设的支持。如果企业是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命题来选择联盟的治理形式的,那么其绩效(以缔结联盟之后一定时期内企业所取得的专利数计量)就能得到显著的改善。治理形式的错位将使得绩效下降60%多。有意思的是,治理形式错位的成本产生并不均匀:过度科层化的治理形式错位比过度缔约风险的治理形式错位所导致的成本更高,即造成的绩效下降幅度更大。

R uester and Zschille(2009)利用德国供水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第一次O LS模型的基础上,他们发现,与纯粹由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相比,私人部门的参与导致零售价格提高。在控制规模经济以及技术和结构特征的情况下,如果由私人部门参与供水,一个典型家庭平均每年要多支付18.40欧元。而两阶段H eckm an模型的估计结果则表明,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治理形式的选择似乎是一个外生变量。事实上,外包决策是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所以不一定都是出于经济考虑,它还可能出于政治的考虑。

五、结语

发展更多的合适的模型当然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试着改编由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发展起来的模型。但是这些模型有一些前提条件,如决策者的理性,交易组织形式可能性集合的连续性,潜在的决定论等,这些都不适合可观测到的治理结构或者经济行为的特征。当涉及到制度分析时,情况还更为复杂。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也许可以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建模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不管如何,模型建立者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总存在着一个障碍,那就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大多数模型建立者的决定论观点持批评态度,而模型建立者总是倾向于坚持简便而有严格约束的假设,太多的约束条件使得模型并不能很充分地处理交易成本经济学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建模问题也许还需要方法论的突破。

摘要：交易成本经济学由于缺乏合适的数理模型而饱受批评,所以建模问题是交易成本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从简化模型到结构模型的发展,同时指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建模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建模,简化模型,结构模型,方法论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 O.E. 1998.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 De Economist, 146(1): 23-58.

[2]Masten, Scott E. 2002. Modern Evidence on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2): 428-432

[3]Hamilton, Barton H. and Jackson A. Nickerson. 2003. Correcting for Endogeneity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Strategic Organization, 51(1): 51-78

[4]Heckman, James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1): 153-161

[5]Masten, Scott E., James W. Meehan, and Edward A. Snyder. 1991. The Costs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7(1): 1-27

[6]Poppo, Laura and Todd Zenger. 1998. Testing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Firm: Transaction Cost, Knowledge Based, and Measurement Explanations for Make-or-Buy Decisions in Information Servi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2): 853-877

[7]Leiblein, Michael J., Jeffrey J. Reuer, and Frédéric Dalsace. 2002. Do Make or Buy Decisions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on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9): 817-833

[8]Sampson, Rachelle C. 2004. The Cost of Misaligned Governance in R&D Alliance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2): 484-526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第4篇

1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

在论述交易成本时, 威廉姆森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概念, 即“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1]。“资产专用性”指的是“一种专用化投资, 不能被派给其他用途, 除非付出生产价值的损失”, 专用性资产导致双边依赖, 从而使合约关系复杂化。“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 但又只能有限度地做到理性的行为”。造成理性有限的原因, 一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 二是由于人类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以欺诈的手段寻求利益的行为, 包括精心算计的误导、欺骗、混淆或者制造其他混乱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签约之前, 签约人可能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二是在签约之后, 签约人可能会私下里干出有利于自身, 但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共同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 并且加大了交易成本。产业化组织形式选择的依据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2]。因此, 现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三个方面入手对奶业产业化现有模式进行分析, 并提出适于奶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

2 奶业产业化现有模式——“公司+奶农”模式

农户家庭散养在奶牛养殖模式中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以河北省为例, 2007年河北省奶牛饲养规模为平均每户5.72头, 奶牛饲养规模在20头以下的占到了78%。与此相适应, 奶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公司+奶农”模式为主。“公司+奶农”模式是企业与农户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契约合同, 通过契约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 企业按合同规定收购农户生产的产品的一种合作模式。

2.1 资产专用性

奶业发展中资产专用性较强, 主要包括“生产资料专用性”和“销售专用性”。第一, 奶牛的专用性, 特别是优质良种奶牛的资产专用性较强。奶牛是大型动物, 生长周期较长, 资金回笼慢, 如果奶牛不作为生产牛奶的用途, 而转为其他用途, 例如转为耕牛或肉牛, 对于奶农的损失就更大;第二, 奶业生产设备专用性强且价格不低。这些生产要素一旦投入到奶业中就具有了很强的资产专用性而难以退出;第三, 原奶新鲜易腐, 不易保存, 若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能将原奶及时销售, 则会丧失其使用价值和价值, 因而具有较强的“销售专用性”;第四, 原奶的用途特定, 一般只能用于加工乳制品, 其绝大部分市场需求仅限于乳品加工企业。当专用性投资使得奶农面临着有限的退出机会时, 加大了奶农对公司的依赖, 公司对奶农的敲竹杠倾向明显, 也加剧了原奶价格的波动, 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削减了奶农的收益。

2.2 有限理性

公司与奶农是基于市场交易的契约关系, 双方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公司+奶农”模式中, 公司按照与奶农事先商定的价格收购原奶, 这种价格具有一定的“黏性”, 不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因此, 这就需要双方在商定价格时, 对市场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分地讨价还价。然而, 对于分散经营的个体奶农而言, 资金、技术力量薄弱, 市场经济意识淡薄, 准确、及时地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差, 分散的奶农又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依托, 导致奶农不具备与公司平等谈判的能力, 在牛奶价格上没有话语权, 再加上原奶的易腐性, 奶农不得不接受公司的定价。加之缺乏法律上的有效监督, 合同内容权利义务失衡, 难以保护奶农的权益, 进一步加大了组织内运行成本, 从而降低了运作效率。

2.3 机会主义

公司和奶农之间的利益联结方式主要是合同契约。公司为确保自己有充足而稳定的奶源, 奶农也希望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市场, 双方以契约形式建立起经济联系。公司和奶农的联合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联合, 双方总是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行为决策, 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受机会主义行为驱使, 即一方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的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不诚实乃至欺骗等行为。对于公司而言, 在原奶短缺季节, 各乳品企业竞相采用各种手段争抢奶源;在市场销售淡季, 原奶相对过剩, 就采取压级压价或停止收奶, 导致奶农无处交奶, 发生“倒奶现象”。而相对奶农来说, 在原奶短缺季节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 奶农就会违约转而销售给其他企业, 甚至可能出现掺假现象, 从而严重影响了原奶的质量, 降低了交易效率, 加大了运营成本。

“公司+奶农”的合作模式是一种外生型组织方式, 公司与奶农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 使得双方都有违约的动机, 契约签订成本、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都非常大, 使产业组织的交易成本增加[3]。这种不稳定的契约使产业化组织内部交易成本较高, 公司和奶农的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因此, 在公司与奶农之间需要找一个利益均衡点, 使公司与奶农之间形成较为紧密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3 奶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公司+合作社+奶农”模式

“公司+合作社+奶农”模式, 即奶农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奶牛合作社, 再由奶牛合作社与公司进行连接, 通过入股或者签订合同等形式与乳品加工企业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 形成“公司+合作社+奶农”的组织模式。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奶业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 以协会或合作社为支架, 以公司化生产为枢纽, 广泛吸收其他相关企业或组织来构建与运转起来的。各种合作组织的发展为美国奶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农场主集中起来, 为他们提供一系列专业化服务, 提高他们在市场中的抗风险能力, 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农场主几乎都参加或入股特定的生产合作社, 农场主是合作社的股东, 合作社又是公司的股东, 同时享受公司提供的服务, 三者之间利益对接十分紧密, 都是依靠组织化的办法形成利益共同体, 一方面维护自身的利益, 另一方面约束自身的行为, 有些合作社则直接创办加工企业, 实行产加销一体化, 奶农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3.1 资产专用性

“公司+农户”契约中, 由于投入资产的专用性, 在重复博弈过程中, 违约的收益高于成本, 契约主体则产生违约动机。而在“公司+合作社+奶农”模式中, 鼓励和支持公司与农户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 通过提高契约双方的退出成本, 强化契约双方的相互依赖性, 保持契约的长期稳定[4]。公司是合作社自己办的公司, 奶农都是合作社的社员, 公司、合作社与奶农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从养殖环节开始, 就由公司与奶农共同参与, 公司为奶农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冷藏加工厂、购销服务部的建立, 为奶农提供优良品种供应、优质饲料生产、技术信息指导、产品销售、屠宰加工及生产资金的垫付。这样, 公司的资产专用性也会增强, 双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存在就会使双方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或相互“套牢”, 任何一方违约的成本都极为高昂, 自然就有动力保持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

3.2 有限理性

在“公司+合作社+奶农”模式中, 农户通过合作社进入了加工和销售环节, 实现了“产、加、销”一体化, 即交易内部化, 以纵向一体化替代市场关系, 能够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合作组织的出现, 使得一部分人专门从事信息的搜寻工作, 在与公司谈判时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合作社即奶农的话语权, 提升了奶农的地位, 改善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平等性, 克服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争议、降低谈判费用, 更精确地进行激励、控制和绩效评价, 提高经济效率。

3.3 机会主义

在“公司+合作社+奶农”模式中, 利益主体的联结方式是产权一体化。入社的奶农成为合作社的社员, 通过产权纽带与合作社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系。第一, 合作社的成员在集中共有权利的基础上, 统一进行乳制品的生产、销售活动。奶农将原奶按收购价出售给合作社, 还能从合作社中获得利润返还, 这样就降低了奶农的“机会主义”倾向;第二, 由于农户之间相互了解, 而且相互监督, 所以单个农户成为合作组织成员以后, 他们会自然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第三, 合作社对奶农的道德约束行为约束力极大, 合作社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也会主动地制止奶农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第四, 合作组织的出现对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所制约, 因为合作社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自身素质都远远高于奶农, 合作组织作为农户利益的代表, 不仅可以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 而且相对于单个农户与公司的交易量增大, 提高了违约后胜诉的净收益, 增加了公司的违约成本。

4 结语

通过威廉姆森交易成本三个维度, 即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分析发现, 恰当的经济组织形式能够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节约交易费用。“公司+合作社+奶农”模式, 正是适应了这一特点, 以内部化的企业组织替代市场关系, 能够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克服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争议、降低谈判费用, 更精确地进行激励、控制和绩效评价, 使公司与奶农之间的关系稳定性和成员的合作性得到了大大提高, 双方利益得到保障, 促进了奶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蔡荣, 祁春节.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变迁——基于交易费用与契约选择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3) :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