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范文

中国经济改革范文（精选12篇）

中国经济改革 第1篇

一、日本经济兴衰的原因

对于日本过去二十年的经济起伏, 人们通常的说法是“成也政府, 败也政府”。然而, 政府是在个人、企业、政府三类主体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作用的, 单从政府的角度找原因是不全面的。下面从政府主导下的三类主体相互作用关系角度分析日本模式的成败原因。

1. 日本模式创造经济奇迹的原因

日本在经济赶超阶段, 政府主要发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制定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 组织经济统一运行;规制微观主体, 保障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利用产业政策具体促进各个产业发展;以政府计划作为“经济运转的指路牌”;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收入政策、外贸政策等与产业政策配套实施。

日本政府做了经济系统的统一协调者、主导者, 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来组织各个部分统一和谐运行。在赶超发达经济阶段, 政府有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为参考, 能够制定出成功的把握性大的产业政策。整体能够良好运行, 又由于日本的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和谐, 它们的相互作用使互利多、内耗少, 微观主体能够良好发展, 社会整体的财富也就巨大地增加了。因此, 日本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 其成功可以主要归结为两点:政府组织经济统一运行;个人、企业和政府三类主体和谐相互作用。

2. 日本模式导制经济衰退的原因

日本进入发达经济后, 面对的是领先创新发展的要求, 对于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 不同的市场主体往往看法不一, 政府并不比民间机构具有信息优势。日本进入发达经济后, 产业政策已经没有多少作用了。日本经济的兴衰反映了微观主体与政府的相互作用中, 存在二者力量此升彼降、不能两强的矛盾, 这矛盾制约着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 这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日本模式的变化。这样看来, 日本经济走向衰退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我国2 0多年的改革中,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然而, 我国的改革之路还很长, 以后的中心任务仍然是良好地处理政府、个人、企业的相互作用关系。

1. 在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还需要政府发挥强大的作用

我国会有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 需要政府继续发挥强大的组织经济统一运行的能力。这个阶段我国政府在发挥强大作用的同时, 要千方百计进一步释放个人和企业的活力、促进市场的完善。也就是说, 我国要不断妥善处理微观主体与政府力量此升彼降的矛盾, 竭力构建三类主体和谐的相互作用关系, 使我国经济进入发达经济阶段之时, 经济运行的方式能够适应新情况。

2. 应该确定改革的目标经济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了避免与微观主体冲突, 只执行“守夜人”或者“裁判员”, 或者“看得见的手”经济职能。虽然这做法不是我国政府要采纳的, 但是, 这做法从实践上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处理三类主体和谐相互作用关系的原则, 就是:首先承认自由市场是合理的, 然后再考虑政府如何发挥作用。这条原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产物, 并且长期在实践中被遵守, 我们也可以遵守它。

解决政府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时, “政府应被视作是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 它代表了一整套的协调连贯的机制;而不是一个附着于经济体系之上的、负责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因此, 从个人、企业、政府三类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看, “政府恰当地发挥作用、三类主体和谐地相互作用”是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必要条件。

3. 需要有制度创新的国企产权改革办法

我国的公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很大, 由于政府要推动公有资产运行, 其行为必须深入微观经济领域, 这使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行为能够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行为的基础上, 我国的经济系统不是宏微观经济活动分离的经济系统。这样的经济系统虽便于政府发挥作用, 却难以解决政府侵犯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办法, 既让政府依靠国有资产, 在微观经济领域发挥必要的影响作用, 又使政府不抑制微观主体的活力、不扭曲市场, 那么我国政府就可以灵活地解决协调失灵问题。这样的办法只能在国企产权改革上去寻找。

经济系统中只存在个人、企业、政府三类主体, 国企产权应该是在它们身上配置。三类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改变, 是一种相互融合的关系。要找到符号上面要求的国企产权改革办法, 从理论上来说, 只要研究三类主体相互作用关系, 进行制度创新即可, 从实践上来说, 2 0多年的国企改革, 已经走到了产生这样的国企产权改革办法的边沿, 我国现在正呼唤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摘要：由于没有自觉地处理好个人、企业、政府三类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 日本经济在赶超任务完成后走向了衰退。微观主体与政府力量此升彼降的矛盾普遍存在于经济系统中。基于日本模式的失败教训, 我国在以后的改革中, 应该自觉地驾驭这矛盾, 确定改革的目标经济模式, 进行有制度创新的国企产权改革。

关键词：日本模式,相互作用,政府,微观主体

参考文献

[1]周为民:2000:“‘日本模式’略论”,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0, 4 (2) :19～27

中国经济改革 第2篇

中国改革不是开始于一张白纸，而是对旧体制的克服。我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决定的，是不容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一性质，才能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和长远利益。而改革总的目的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是由改革所担负的任务所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变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部分，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中国经济改革全球瞩目 第3篇

打破硬着陆猜想

2013年的全球经济冷热不均，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稳步复苏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减速。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发展势头。

全年来看，中国经济的低点出现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从第一季度的7.7%放缓至7.5%。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第二季度14.8%的经济增速相比，下降了接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一度甚嚣尘上。例如法国兴业银行在7月的分析报告中就说，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已不可忽视。

不过，三季度中国经济开始重新发力，增速回升至7.8%。虽然全年数据还要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出炉，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全年稳定在7%至8%的区间没有问题。对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的担忧在下半年烟消云散。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经济主动减速以换取质量提升的理念在海内外广获好评。

改革获得全球瞩目

十一月上旬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受到全球瞩目，中国的改革决心和计划获得海内外一致认可，一时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探讨成为最热门的国际经济话题。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近期一再表示，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感到乐观。他预计，通过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加平衡，增长将不只来自于出口和投资，还来自于内部消费。而这也将为美国等正在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国家带来机遇。

舒勒肯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保持经济增长要继续放开金融、加强生产领域和服务领域的竞争。英国巴克莱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常健也认为，金融改革是“首要任务、势在必行”。她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目前的主要议程是支持实体经济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计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将逐步自由化。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副教授约瑟夫·福迪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年中国经济的一个亮点是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稳步增长。他说：“我希望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可以降到50%以下，但这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英国渣打银行全球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严瑾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年中国已推出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改革政策，明年值得期待的改革看点包括深入解决包括财政、土地和国企体制等方面的顽疾。

改革风险值得警惕

展望2014年中国经济，海外经济观察人士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将更注重质量而非速度。福迪说：“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会略有放缓但会更健康，GDP增速预计在7.5%至7.8%。”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福迪认为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投资比预期下降得更快，导致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二是房地产市场风险。

陆瑞安认为，改革一定要注意把握节奏和平衡。他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和出口需求相对疲软，这就使得政策制定者在推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时需要把握节奏和平衡，这些经济改革会带来中长期的益处，但也会给一些企业带来短期压力。如果经济改革推进步伐过快，将给金融体系带来更大压力。”

关于深化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严瑾认为，政府对银行信贷冲动的控制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短期负面冲击，但这种去杠杆化的过程将是缓慢而逐步的。

在谈及明年中国经济风险时，美国PNC金融服务集团高级经济学家威廉·亚当斯说：“相对于中国经济存在的投资失误、不良贷款等长期性问题，中日领土争端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战略误判可能对中国外贸造成冲击，对明年中国经济而言构成更大风险和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 第4篇

一、中国的成就在于走了一条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中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道理也很简单,就在于中国走了一条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其实中国一开始并不想走市场化改革道路,这是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逐步明确的,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不管怎样,今天至少中国自己认为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国际上有一些国家还不承认,不承认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中国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是有道理的。

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区别有两点:一是资源配置是由国家计划决定,还是由自由价格决定;企业制度是国有主导还是非公有主导。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济最重要的区别。过去30年间,中国的改革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的,推行价格自由化,价格由政府控制转向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企业非国有化,包括建立非国有企业,以及将原来存在的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化。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国家经委邀请美国教授来中国做授课,美国教授设计好一个课程表,交给当时国家经委负责人审阅,之后取消了两门课,一门是市场营销,另一门是公司财务。这是因为,市场营销是研究企业如何定价、如何做广告的,对中国当时的国有企业来讲,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的,市场营销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不适应的。另一门公司财务也不需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统一核算,要钱向政府申请,赚钱交给政府,所以没有自己独立的财务预算。所以,这两门课在30年前的中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在这两门课已经变成商学科中最重要的课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

中国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价格自由化和企业非国有化进行的。我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判断,将这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15年和后15年,前15年基本完成价格的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企业非公有化。基本完成是指1993年以后,价格改革已经不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了,同样,现在公有体制改革也不是中国改革的中心环节了。比如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其实那时候中国还有些地方的仗没打完,长江以南还在打仗,但是,毛泽东已经有信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要垮台了,我以此比喻,现在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两大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二、中国价格改革的完成

这两项任务是怎么完成的?首先是价格改革,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其实走过了非常惊心动魄的路线。1978年97%的价格都是政府定价,几乎没有市场定价,到了1993年的时候,市场定价的比重已经占93.8%,之后波动就不是很大了。在农产品的收购方面,1978年国家定价占92.2%,到1993年市场定价的比重上升到87.5%。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1978年100%是政府定价,到1993年市场定价的比重超过81%。从这三项指标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任务完成了,今天仍然有好多事情要做,但基本上是技术性的问题。

价格改革怎么完成的?1984年之前,中国的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怎么用政府的手段调整价格?当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很少有人怀疑政府的定价能力,我们承认自己的价格不合理,但并不认为政府本身定价就错了,而是政府定价的时候没有公允价格。1981年希望计算出一个理论价格,然后根据这个理论价格调整价格,经过几年努力证明很不成功,因为这个理论价格从来没有算出来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可能算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政府一调整价格,人民的生活就会受影响,老百姓一抱怨政府为稳定民心就不敢调价。同时,一调整价格,财政收入就出问题,因为所有的税收是根据价格计算出来的,比如手表成本只有十几元,市场价是一百多,这样要赋非常高的税率,价格调整以后税收怎么办、政府财政收入怎么办?各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大家都认为价格应该调整,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价格就没有办法调整。以当时的火柴为例,一盒火柴100根卖2分钱,所有生产火柴的企业都亏损,如果提到3分钱企业就有微利,建议提价的报告交到中央以后,有关政府部门讨论了好几次还是不敢调。在政府没有能力调整价格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自发的黑市价格。黑市价格的出现与几方面因素有关:一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根据当时国家的政策,乡镇企业没有自主权,国有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有计划外的生产,国家规定计划外生产必须按照计划内的价格销售,企业很不愿意,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黑市。同时各地方政府搞了很多经济协作办公室,比如上海需要钢材,要从辽宁进钢材,辽宁说要钢材就要给我自行车。比如当时一吨钢材市场价格是1200元,地方价格是600元,相差600元,如果辽宁钢材给上海,等于送给上海600元,同时上海的自行车比如凤凰是120元,市价200元,这两家商量以后,上海要一吨钢材就发7辆半自行车,这样就扯平了,这就是当时很多地方政府做的事情。

本人非常荣幸在1984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价格改革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篇文章两个观点,一是价格不能由政府定,只要是政府定的价格都是不合理的。二是怎么由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就是通过放开,企业计划外要放宽,计划内按国家排价,计划外按市场价格自由定价。然后计划内价格也逐步放开,比如每年放开20%,也可以先调整一次再放开。所以1985年之后,中国价格改革的思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调转向放,当时物价局出台文件,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逐步放开,后来放开生活资料价格,如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到1988年,由于价格实行双轨制,有关系的人弄到计划指标,到市场上一倒就赚钱了。当时中国经济持续转暖,计划指标大家都不愿意执行,计划指标的执行率不断下降。到1988年开人代会的时候,当时的李鹏总理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代表们最关心什么问题?李鹏说价格问题。邓小平说,价格问题长痛不如短痛。同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宣布工资价格改革的决议,要求警察、军队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当中的突发事件。当时很快引起全国性的大抢购,所有的商品都在抢购,为防止出意外,中央很快叫停了价格改革,进行了三年的治理整顿。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才放开了。这就是中国价格改革的轨迹。

中国1984年调整之前的价格是没有出路的,要放开价格,但也不能一次进行,要分开、分步放开。中国价格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我们一直是逐步地尝试着平稳的改革,走一步看一步,在一开始改善计划经济时,是在少量的、不重要的产品领域引入市场因素。1984年之前,小商品在武汉等地方放开,但是,大宗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消费品没有人认为应该完全由市场调节。如果1978年一开始就决定搞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道路可能会不一样,可能会引发非常激烈的反对反而不一定成功。

三、中国企业非国有化的完成

中国经济第二大改革就是企业非国有化,这也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开始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出现了非国有企业。第二个阶段是之后,国有企业坚持放权让利的承包制改革。

1992年之前很少有人怀疑国有企业的效率本身,怎么改进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改革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到1992年的时候,经过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大家发现用了很多办法,一些想解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一是政企分不开;二是国有企业就是没办法自负盈亏,任何情况下只要国有企业出问题一定国家兜着。所以,1992年中国经济学界慢慢形成共识,我们要转变思路,不要局限在国有企业。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等,中国企业改革转向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如果往前搜寻一下,1992年之前《人民日报》就大量刊登有关承包制的文章,1993年之后就是怎么搞股份制,怎么搞产权改革。之后的15年,按照三个五年划分,第一个五年是从1993年到1997年,主要解决县级以下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山东的诸城,当地一个叫陈光的县领导,把国有企业都卖光了,因此得名“陈卖光”。第二个五年是中型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运作,这一过程当中,县级以上企业,包括中央部门也都在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有所突破,采取了上市融资等一些办法,通过这五年,一些中型企业已经基本完成改造。第三个五年是2003年之后的5年,有四个特点。一是特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包括中石油、中海油、中人寿等。二是成立了国资委,使国有产权的主体更加单一,明确了由谁代表国家行使产权。三是大型国有银行的改革,三大国有银行已经上市,引入了外部战略投资者,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四是原来上市企业的股权分置改革,使非流通股满足了可流通的条件,这样股票市场得到统一。经过这十五年以产权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就是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国家怎么减少持股的比例,每次减持多少,步伐多快等,都是技术性问题。这不要太着急,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做。

有几个数字特别有意思,国有企业以工业产值来算,1978年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80.7%,到2006年国有企业工业产业产值只占9.7%。按照就业人口来算,197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全国总职工人数的78.3%,2006年只占2.7%。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不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1978年是6千万,之后达到顶峰是8千万,到2006年只有2200万左右,这相当于1978年的一半不到。1993年之前,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每年都在增加,1993年之后每年都在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1998年,那一年,朱镕基总理推行搞减员增效,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在一年间减少1700多万。正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国改革在经过30年后,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有企业改革在刚刚过去的15年中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之前15年中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企业家,而且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使非国有企业有能力接手国有企业。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不合法的,注册企业只有两种情况:国有集体或个体户。想注册私有企业的或是找不到工作,或是农民。198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政府官员“下海”创办企业,特别是1992年之后,政府官员“下海”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众多“海归”人士回国创办企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分成三代: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第二代是政府官员出身的企业家;第三代是“海归”企业家。

根据中国财富排行榜前200名企业家的情况,可以按三个十年来划分年代。第一个十年中,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占55.2%,来自港澳的占17.1%;第二个十年中,72%的企业都有国有企业或政府官员背景;第三个十年中,7个企业家里面有5个有海归背景。这三代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接力赛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经济成长的主导部门,一个是制造业,另一个是商业,商业在这一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一阶段农民企业家居多。第二个十年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部门是房地产和金融业,以政府出身的企业家为主。第三个十年是以高科技为主导的,“海归”企业家占主体。30年间,三代企业家在成长,中国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好。

四、小结

简单总结一下中国改革三十年的两大成就。第一是价格自由化,到1993年逐步完成;第二是企业的非国有化,到现在基本完成,剩下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中国私营企业家的不断成长,这在商业服务业表现得最为明显,商业行业也是最早开始放开的。

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形势现在还不好讲,可能会将重点主要放在制度层面,如政治制度、法律宪政制度的改革,因为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才能巩固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特别是要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

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很多宏观经济领域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和改革结合起来非常重要。比如现在推行扩大内需,政府为此投资了一些大型项目,如修路、修桥、修机场、修港口等,这些当然很重要、很有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何让老百姓积极消费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老百姓愿意消费,首先得有工作,没工作保障谁敢消费。要让老百姓工作,特别农民有工作,首先要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才愿意投资,发展企业,创造就业岗位。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开始了新一轮移民潮,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不愿意在生意上花工夫,企业不发展就无法解决就业,解决不了就业就无法让老百姓消费,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第5篇

策略

学生姓名朱子敬

学号2120131512指导教师彭鸿斌

专业班级应用经济学13研1班

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要：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强国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3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30年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缓慢、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收入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威胁，严重干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中国急需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破除这些问题的干扰，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国经济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政策举措。

关键字：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来以 9%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全世界瞩目。中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有可能超过德国。中国如今持有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两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已经非中国莫属，还有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抛锚过的中国经济快车，历经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啸波及的悲惨境遇下，中国经济却冲破了各种金融的惊涛骇浪，没有收到严重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企及的，在经历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啸洗礼后，中国经济依然能够逆流而上，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巨大潜力。然而在这种种惊艳表现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与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恶化严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过热而消费过冷，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积极培育市场经济体系，以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

二、中国的改革历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1.初始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相配套，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该阶段，首先是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2.全面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变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改革微观转向改革宏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治领域，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3.曲折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89年“**”**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模式提出后，理论界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出现了用行政计划替代市场的现象，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受阻，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4.深化改革阶段。该阶段从1992年 “南方谈话”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阶段，对国有经济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建立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了要素市场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了长足发展。

5.攻坚改革阶段。该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迄今尚未结束。这一阶段比较容易的、浅层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改革越往前推进，难度也越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经过这些阶段的改革，我们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基本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业已确立，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力极大增强，2013年和1978年比，我国GDP由3645亿元增加到56.8万亿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长7%左右.三、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

1.制度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不够健全和巩固。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二是集体经济不断萎缩；三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陈旧观念、错误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一是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国企产权改制方式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二是非国有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完善，国民待遇未能落实；三是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四是大部分国有部门的职工和一部分农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

（3）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滞后；三是市场封锁问题严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四是市场垄断现象突出；五是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六是市场秩序紊乱，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和市场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同一部门、同一单位内部平均分配现象依然严重；三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四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按多种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收入所占比重过小；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缓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政府重私人产品生产，轻公共产品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三是政府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忽视间接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五是政府行政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6）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质量不高；二是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过缓；三是在“请进来”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行“走出去”战略；四是政府各级部门及各类企业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亟待建立。

2.经济方面

（1）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除，特别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三是我国产业结构虽然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但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国民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居民的生活质量低下、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等。

（2）政府投资相对较热，民间投资相对较冷。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国有企业、国立大学的投资是相对过热的，而民营企业部门的投资大部分是过冷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我国政府依然控制着2/3的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

（3）国力增强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对较慢。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较大的增强与改善。但相对而言，国力的增强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国家的财政收入由1132.3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长了45.3倍；而同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40.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31.0倍。

(4)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仍然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阶段，所以人民群众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而不能更多地从事精神消费。至于政治生活，虽然人民群众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开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致使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难以得到应有的满足。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1.调整改革重心。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该尽快把改革的重心从经济基础领域转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文化体制。

2.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最终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3.转变改革方式。过去30年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时期改革面临的任务和呈现的特征表明，继续重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将难以再现以往的辉煌。因此，借鉴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方式上，应该把总体上的渐进与局部的激进结合起来，使改革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裹足不前，确保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缩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又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改革者的能力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国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执政党的改革能力。由于与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坚阶段的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艺术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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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宇: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J]·经济学动态

中国经济：危机与改革赛跑 第6篇

我们预计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将会逐步企稳。工业生产增长放缓后，服务业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这些是结构变化的好趋势，今年二季度还将延续。

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

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呈现出需求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等情况，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事实上，从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尽管增速下降，但是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明显下降。去年上半年，PPI逐月回升或者降幅收窄，但随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下半年PPI又出现下降趋势。好消息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3月份PPI上涨-4.6%，降幅有所收窄。从利润来看，去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负增长8%，但今年1、2月份合计降幅收窄至4.2%。

今年一季度中国仍然处在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逐步与需求侧相适应的过程中，延续了过去几年调整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当投资增长下降时，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上升。如果仅仅看PPI，到今年3月份为止已经连续37个月负增长，可以把它说成通缩。但是，4月10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当月CPI上涨1.4%。如果把CPI和PPI放在一起考虑，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缩。

另外，国外的通缩多数情况是由于货币供应或者流动性不足带来的，而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会出现持续的PPI下降，除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供给侧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所谓供给侧的调整，就是要淘汰大量的过剩产能，从而让供给和需求逐步达到平衡，价格才有可能稳定。

去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我认为本身并不存在障碍。同时，从最近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一方面出口增长6%-7%，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进口经常会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出口大于进口所带来的贸易顺差规模仍然达到很高水平。

新常态带来的四个新变化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四个方面来概括新常态所带来的新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以来，这3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是9.8%。所谓的高速增长就是10%左右的增长。

什么是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将在什么样的增长水平保持稳定？这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仍将以8%的速度增长，这是最乐观的估计；也有人认为未来10年中国增长速度会下降到2%到3%，跟发达国家增长持平，这是最悲观的估计。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应当在6%-7%之间。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过去强调规模，强调速度，通过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天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到强调质量，强调效率，通过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实现集约式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的转变。从过去的增量扩能为主，转变到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增量扩能，不断增加产量、扩张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今天，普遍的产能过剩要求我们调整存量，不断淘汰落后产能。

第四，增长动力的转变，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大规模的投入来推动，未来将转变到主要通过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民间金融的发展

新常态当然也包括金融行业。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必须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在投资领域，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已经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投资空间越来越小。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态大量涌现，在这些领域正孕育巨大的投资机会，客观上要求金融业通过创新、改革原有的投融资模式，才能适应投资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

这些领域用传统的金融、投融资体制很难满足投资需要，需要通过金融改革、金融创新，通过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才能适应新变化。例如在消费领域，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特征正在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当消费领域里出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时，实际上生产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也将成为新的特征。当生产出现小型化，就需要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来适应消费或者生产领域里所出现的新变化。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才能让各类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处在总体可控、逐步化解的状态。

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金融领域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我调研的时候很多企业家反映，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到地方调研时，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成本的大幅度上涨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这大概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还不足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成本大幅度上涨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已经先后降准、降息，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银行的利率，即便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利率，也是7%左右，不算其他的中间成本，再加上4.8%的PPI负增长，实际资金成本达到了12%，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致命的。所以，降息后果是什么？是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推高了贷款利率，实际上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的是一种紧缩的效应。endprint

金融风险高发期，危机与改革赛跑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高发的时期。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过剩产能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都非常突出。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会带来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下降和风险的集中，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一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需求快速扩张，二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只需要熬过这个冬天，很快春天就会到来，因为市场需求一直是快速扩张的。

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时期正在来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已经不成立，不能发挥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各类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来看，当一个阶段结束、一个新的阶段正在来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新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需要一场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和转型呢？我认为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市场体系或者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完全得到确立的国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差距就是潜力。只要我们能够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释放出新的动力和活力，就可能通过改革来避免风险。危机和改革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会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经济危机是市场的自我纠正，由此带来的冲击和震荡的力度很大，付出的代价高。体制改革是在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如果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从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达到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目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危机与改革赛跑的时期。所谓危机与改革赛跑，是说如果我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一场危机才能解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就可能避免系统性的危机。

因此，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是很难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金融改革中的几个重大举措，应尽快得到贯彻落实。

三项重大改革

围绕上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提出了三项重大改革。

第一，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我认为这是其中最关键的改革措施，它强调的是民营银行、民间资金。之所以强调中小金融机构，是因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中小民营企业中反映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只有出现大量的民营中小银行，才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4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同意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批复。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就有可能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二，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就是改革上市公司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如果企业主要的融资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得到的，那么对银行的依赖就会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

第三，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前不久在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预计到今年年底利率市场化可以实现。

如果这三项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那么，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理念与方向 第7篇

过去36年, 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开启和推动这一奇迹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改革为主线的。历届三中全会层层推进经济改革, 使中国经济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

过去36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如: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改革开放;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框架;1993年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对汇率并轨、财税体制改革、外贸重大体制改革、成立政策性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和处理金融风险等做了全面规划;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提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 并做出了关于商业银行改革、汇率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决定。 (图1) 历次三中全会决定都以经济改革为主。2013年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决定, 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占了一半篇幅。

改革开放是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十一届到十四届三中全会, 我们处于低收入国家的行列, 人均GDP低于975美元。到了2010年左右, 我们虽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处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人均GDP低于4000美元。2010年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左右, 已成为中等收入偏上国家。作为13多亿人口的大国, 短时间内实现这样的跨越,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 改革开放是探索完善土地制度、促 进三农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件大事对中国产生了历史性、长期性的影响, 第一件大事是建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件大事是引入非公经济。这两件大事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两项重大改革是中国取得30多年来伟大成绩的基础。

1978年, 小岗村18户农民的“生死契约”掀起了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家庭承包制的“集体统一所有、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此后, 我国粮食生产连续增长,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改变说明经济制度带来的激励机制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农村插队经历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理解激励机制的启蒙课, 让我理解并相信人们的行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着巨大差异。插队时我发现农民对生产队大田和家里自留地的用心程度有着巨大差异: 天黑收工后或者天刚微亮时农民在家里的自留地工作有限的个把小时, 其单位产量是白天劳作一天的大田产量的2~ 5倍。我代理生产队长时思考过如何让农民像对待自留地那样去对待大田, 但后来意识到从激励机制的角度讲这不可能。只有改变农村生产激励机制、改变吃大锅饭的体制, 才能提高生产率, 解决温饱问题。

近年来, 国家仍在持续推进农村经济制度改革。2008年,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起点, 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深刻基础。与20世纪80年代一样, 近些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 其中土地制度和农村激励机制仍是改革核心。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至今仍是观察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理解经济制度和激励机制对人民行为影响的重要参考案例。

(二) 改革开放是不断为非公经济松绑、 释放经济活力的过程

除了农村改革, 改革开放的另一件大事是引入非公经济。非公经济在中国的引入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两条主线。从改革开放一开始, 国家就很重视引进外资, 比如改革开放出台最早的法律就是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后来还出台了《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中国引入外资的一个独特优势是我们有香港、台湾同胞和数千万怀念旧土、怀念中国文化的海外侨民, 他们心系祖国, 愿意回来投资, 他们的投资也容易和中国的劳动力、制度、文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追赶, 实现跨越式发展, 和成功引入外资是分不开的。

引入非公经济的另一途径是允许国内个体私人资本创业,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容易, 引起了很大争议。一个经典案例是傻子瓜子。从1980年的注册商标问题, 到1983年的雇工问题 (按马克思的说法雇工超过8人算资本主义剥削) , 再到1992年注册成立有限公司问题, 傻子瓜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至少三次得到了邓小平的直接关注。突破性的案例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以傻子瓜子为代表的一系列突破性案例的出现, 才使得中国的私人企业坚定了信心, 迅速地发展起来。2001年, 中国加入WTO, 国际化浪潮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繁荣发展, 推动私企、外企数量不断增长。

非公经济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非公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2012年, 非公经济吸收城镇就业近3亿人, 占城镇就业人员的80%。2012年, 私人控股企业法人超过655万个, 占全部企业的79%。非公企业工资总体较高, 特别在改革初期, 拉升了居民收入。非公经济促进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流入和产业流向的不断升级, 促进了产业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随着中国市场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 外资企业正在加大在华研发投资, 以契合中国市场需求。截至2013年10月, 363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日益活跃。2012年, 上海的企业专利授权5万余件, 其中民营科技企业专利授权占42%, 这一比例较2003年上升了30个百分点。

(三) 改革开放是逐步建立健全现代金融 体系的过程

改革开放也是逐步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汇率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两个典型案例。

改革开放平稳有序地推进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使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浮动的转变。在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先后实行了单一盯住英镑 (1972年6月前) 和盯住一篮子货币两种汇率制度 (1972年6月后) 。1979—1993年转轨经济时期, 我国实行了两种双重汇率安排:1981—1984年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对外公布汇率并存、1980—1983年的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1994年1月1日, 我国开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之路, 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汇率并轨使中国告别了外汇短缺。

中国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超过3.8万亿美元, 储备已经足够大。外汇储备有多方面好处, 比如稳定预期、增强信心, 使得货币投机者望而生畏, 对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也有正面意义。但凡事都有一个量, 超过这个量以后好事可能变成坏事。我的判断是现在储备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 其边际成本已经大于边际收益。所以对储备我们要看到它的必要性和好处, 同时要意识到外汇储备不是越大越好。我们希望藏汇于民, 希望中国的企业个人都有一些分散的投资, 这样可能在资源配置上更好。管理这么大规模的外汇储备, 所坚持的理念和实际的情况是分散化的:在币种上分散、在资产上分散、在国别上分散、在行业上分散。分散化可以起到分散风险, 起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另外, 我们的外汇储备管理团队经受过多次危机的考验, 包括次贷危机、雷曼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 这支队伍是非常优秀、非常敬业的。总体来说, 外汇储备的收益在同行业中相当不错。希望将来能够逐步地提高储备经营的透明度。现在至少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我们所投资国家的CPI, 做到了保值增值。

2005年7月21日起, 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截至2013年末, 人民币兑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累计升值35.7%, 人民币对一篮子主要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分别升至32% 和42.2%。

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 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人民币升值有多方面好处, 首先是加快了中国经济总量的追赶速度, 提升了综合国力;第二是降低了促进发展的进口产品成本 ;第三是降低了惠及民生的出境旅游、留学等产品、服务的成本。在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进口量快速增长、出境旅游人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 人民币升值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人民币汇率升值确实给出口企业带来困难, 但国家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 进行产业升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成果说明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能够化解风险, 使老百姓得到实惠。

改革开放成功地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消化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外普遍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已经资不抵债, 在技术上破产。但之后几年, 我们抓住历史机遇期, 成功完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四部曲 (图6) , 包括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 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用外汇储备充实资本金, 和创造条件上市。

目前, 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已成功转型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银行, 工农中建四大行的总资产、总市值和净利润都排名世界前十。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 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

截至2013年底,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达到151万亿元和141万亿元, 较2003年增长了4倍。 (图7) 2009年起, 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 (图8) , 银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产品和服务单一的状况得以改变, 银行业公司治理也显著改善。2011年, 上市银行资产占我国银行总资产的66%, 上市银行透明度也得到普遍认可。2007年以来, 中国银行业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 保持了稳健运行, 进一步彰显了银行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二、改革开放的理念

改革开放的理念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就必须保护产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 保护产权是为了让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更加稳定, 实现“恒产恒心”的效果。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市场经济要保护包括物权、知识产权、 债权、股权等在内的各种产权, 这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关键因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说得非常清楚。不保护好产权, 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 就好比如果偷盗抢劫合法了, 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孟德斯鸠讲的“所有权是道德神”就是这个意思。

三、下一步改革方向

下一步改革方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素市场改革, 二是完善社会安全网, 保护私有产权, 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一) 要素市场改革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在产品市场上已基本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差距主要在要素市场上, 包括劳动力市场、能源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

最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劳动力市场。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接轨、劳动力跨省转移等, 都关系到劳动力市场改革问题。如图12所示, 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然落后, 2012年城镇户籍人口不足35%, 但城镇常住人口已占5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这一方面要求创新人口管理,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一方面要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能源市场方面, 煤炭价格已经基本市场化, 但在煤电油汽运领域的行政干预仍然较多, 比如石油、天然气等的补贴价格导致资源取得和开采的成本低, 鼓励了过度消费, 浪费严重。 (图11) 下一步能源市场价格应该进一步市场化, 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

资金市场上,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还要进一步推进, 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另外, 土地市场也是重要的要素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要坚持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维护农民土地承包制的经营权,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二) 完善社会安全网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完善社会安全网。一个没有同情心、不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是没有希望的。改革要保护好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 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要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图12) , 完善社会安全网。

(三) 保护私有产权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保护私有产权。一个无法留住掌握各种资源的人的地方或社会制度也是没有希望的。改革要留住掌握各种资源的群体, 包括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医学、艺术等人才, 保护好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 让他们有能发挥自己优势的用武之地。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资本和城乡居民私有财产迅速增加, 投资主体多元化、各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各类财产权都要求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 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四) 注意培养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稳定的基础, 保护他们的利益应该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 要让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只有早出晚归、辛勤劳动的中等收入人民不吃亏, 形成正向反馈机制, 才能中等收入的群体不断做大, 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公平稳定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向着发达国家和法制社会方向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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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 第8篇

关键词：改革,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政府

1978—2008年,中国改革经历了整整30年。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这30年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不要忘记这30年的艰难历程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得出哪些体会,这就是这篇文章中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竟如此艰难

改革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调整。要让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使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地位的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第二,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市场调节之下生产和经营;第三,使政府职能得到切实转换,包括使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同政府作为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分离,使政府从企业主宰者转变为企业的服务者,并且使政府的经济管理逐步转向间接管理、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的管理。上述第一个方面的改革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必须首先明确产权关系和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企业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使企业转向为市场而生产。如果不从产权改革着手,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无法重新确立。

可以从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调整来说明改革任务的艰巨。

1.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成为企业的主宰者。企业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政府支配,成为政府所属机构的附属物。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更谈不上自负盈亏。这一切都由当初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巩固下来了,企业本身是无法突破这些限制的。

2.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仅市场的范围极其有限,而且市场从性质上看,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企业与企业间的经济活动,或者不通过市场进行,即使通过市场进行,由于交易双方都缺乏可供选择的机会,所以,市场是名不副实的。这些也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之上,企业难以摆脱。

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种关系同样清晰地表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形式所巩固下来的市场从属于政府的关系。政府是市场的主宰者,这还不够,政府还以高度垄断者的身份直接支配市场,并从市场中取走了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种关系同样是无法消除的。

因此,改革一开始,人们就感到改革的艰难。人们也许会提出一个疑问: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秩序的建立相当顺利,而进入80年代以后,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却那么困难呢?现在回顾起来,似乎不能简单地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或利益调整、利益再分配等因素来解释。应当注意的是:

1.50年代内,我国是从当时处于很不发达也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入计划经济体制的。这样,转入计划经济体制要容易的多。到了80年代,计划经济已高度发达,由此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必定困难得多。换言之,计划经济体制这时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改革这一体制必定困难重重。

2.50年代内,中国经济转入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运用,如农村的统购统销、城市的物资统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等,都是运用行政手段推进的,阻力很小。然而,到了80年代,当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直接干预,让企业、农村和城市居民在市场中有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样,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3.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刚性,如价格、工资、福利、住房、就业、户籍都具有刚性。不仅如此,企业本身的地位和企业领导人的职务也都没有灵活性。企业一经建立,似乎就注定要长久存在。即使是亏损的企业,除非主管部门让它关闭,否则它将一直照常经营下去。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不是通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各种刚性,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改革的阻力。

4.50年代内,当中国经济转入计划经济体制时,主持这一大规模行动的主体就是政府,并且只可能是政府,而且纯利益主要是归政府的,政府可以用得到的资源从事自己所希望从事的各种事业。进入80年代以后,当中国经济准备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尽管政府依然是主持这一行动的主体,然而,制度创新的纯利益究竟有多大,纯利益主要归于谁,对于政府下面的各个部门和机构来说,始终是不确定的。政府下面的这些部门和机构不一定从大局考虑,其中有些部门和机构很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样政府在策划选择中,必然不像当初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那样敢于决策,有时会迟疑困惑拖延不决。

5. 在当初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只有政府是真

正的行为主体,其他行为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切听命于政府。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虽然政府依然是主要的行为主体,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了。企业就是另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个人无论是作为劳动者、消费者、还是作为投资者,也是行为主体。于是,政府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多了。这就增加了改革的困难。

6. 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观念的陈旧和对改革本身的认识远远不足。

在开始施行计划经济体制时和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政府所遵循的理论就是:只有计划经济体制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违背了计划经济原则,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滑到了资本主义道路上。

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不仅能顺利实现,而且一直牢固地存在。如果在经济实践中出现了问题,很少有人把这些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而只归因于对计划经济理论领会得还不够深刻,没有真正把握计划经济理论。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却缺少必要的理论认识。包括负责推进社会主义市场从经济体制的某些领导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也是不深刻的。普遍的想法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感到再也不能沿过去的路走下去了。至于改革,选择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要切合中国国情,把计划经济体制一步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同样是不清楚的。这就是改革的最大困难。

二、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以前的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内,国内展开了“时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把人们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今后选择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认识;也需要通过时践来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突出的成绩主要表现于: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第二,乡镇企业的兴起;第三,经济特区的建立。城市的经济改革当时还没有真正开始,计划经济体制仍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城市经济生活。这时,虽然个别地方已经出现股份制这种新的公有制企业组织形式,但它们对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放权让利”是当时城市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主导思想。严格来说,这算不上什么改革,而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点松动而已。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配着中国经济。要想打破这种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远不是容易的事。历史表明,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理论的创新,也不会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这一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二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现代化国家,使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对社会主义体制创新和制度调整问题,更没有触及。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展开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

要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作为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总产品的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越性。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不发达的国家。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着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可能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总产品,假定硬性地靠命令来分配社会总产品,那就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效率低下,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吸引力。这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不曾遇到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有过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使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从列宁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带有让步的色彩,也就是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让步,所以其中包含了兼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方法的思想,不过列宁并未从理论上对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加之,新经济政策没有实行多久,列宁就逝世了。此后,在斯大林主持下,在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原以为它能够给社会带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结果却表明,高度集中的、由国家定制价格和分配资源的体制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从理论上说,在苏联当时的著作中,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的主要特征没被当作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理论的僵化使得体制僵化不变。在计划经济体制占支配的地位的苏联,长时期内,生产力发展受阻,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以至于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因此,从1979年开始,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来说,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任务,即如何使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改革的方向既已确定,那就必须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究竟从何处着手,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方面。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和鼓励下,学术界展开了持久而富有建设性的各种经济改革方案,随着改革的推进,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产权改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促使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产权改革之所以被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位置,理由在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使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使经营者承担经营风险。经营者不承担经营风险,经济运行怎么可能同市场相适应?从理论上说,产权改革是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部分,所有制改革要比产权改革更为广泛些。所有制改革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产权改革。通过产权改革,界定产权,明确产权,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大中企业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改革,都属于产权改革的内容。第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或者说,所有制的单一化走向所有制的多元化。这是指:建立以国有经济和国家控股经济、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各占一定比例的所有制体系。也就是把国有经济保持在适当的、但必要的范围内,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例、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第三,探索并建立新的公有形式,例如,公共投资基金、职工持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等等。

建立了多种经济成分为内容的所有制体系和建立了新公有制的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确立了,中国经济也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这一切无疑都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前提。这正是中国改革30年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三、继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实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管理者,起着调节经济和管理经济的作用,起着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作用;政府作为所有者、投资者,起着保护、占有和运用国家资产的作用。此外,政府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负有协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责任。三者利益不一致时,政府要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这种不一致之处加以协调。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家利益可以代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不等于说政府可以运用有损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式来增加国家利益。政府在缓和各方面利益冲突时,必须从兼顾三者的利益方面着手。政府在这些方面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毕竟有限,政府对实际情况的判断不定与事实完全相符,政府还难以控制经济生活中若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再加上政策效应本身的滞后性和微观经济单位的预防措施的作用,都不能不影响政府在缓和各方面利益冲突中所作的努力。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与协调不是依靠政府单方面的设想和努力就能完满地实现的。但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不能放松,政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挥自己的作用:

1. 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把它们巩固下来。

有制度优于无制度,有法可依优于无法可依。这些法律、法规应当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共同体现。

2. 在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制度创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为此,政府应加强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监督,使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被有效的维护,使市场经济制度在三者利益协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3. 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集体与集

体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可能因利益差距的扩大而引起不协调。这就是说,某一方可能感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另一方那么多,或者感到自己的利益的增长幅度没有另一方那么大,它就会认为受到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作为经济调节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除了使各方对于相对利益及差距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外,还应当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

4. 如果政府作为交易活动中签订合同的一方,

那么,政府必须遵守合同的规定,尊重合同的严肃性,实际上也就是尊重签订合同的另一方的地位和权利。交易活动中的合同对签订合同的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政府作为一方绝不是处于高居他人之上的地位。政府部门必须认识到,取消合同或违背合同的行为,是与市场经济秩序不相容的。政府必须自身成为遵守合同的模范,才能对社会尊重合同的行为起示范作用,也才能具有处理社会上合同纠纷的权威性。

必须指出,对合同的任何一方,不仅需要有道德的约束、即信用的约束,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法律的约束、经济的约束。如果违约一方经济上的赔偿与受到的处罚大大超过因故意违约而获取的利益,以至于每个原来准备故意违约的交易活动参加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违约的成本与收益之比,这也可以减少违约事件发生的了。在这方面,政府不能例外。

改革30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改革尚未完成。一系列重要改革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需要继续努力,这都与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关。例如,企业改革如何深化,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如何破除?如果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不足,前进中就会遇到困难。又如,为什么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这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不受计划经济的观念的束缚,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总之,没有思想的继续解放,理论既无法创新,改革也会停步不前。

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切实转换政府职能的迫切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同样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破除产生于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且至今仍存在的有关政府职能的各种旧观念的束缚。

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是与非,要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进行判断,判断的依据首先是生产力标准。转换政府职能的目的是:只有政府职能切实转变了,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破除计划经济时代有关政府职能的旧观念,例如,“政府无所不能”、“政府应当支配一切”、“凡是政府能做的都由政府做”、“大政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政府的利益必定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等等,结果不仅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必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最终建成。

具体的说,有关政府职能的若干同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是必须破除的:

1.“政府无所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法律即使存在,但通常被认为有了法律,政府反而束手束脚;法律的限制、约束、制衡的作用,被看成是多余的。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权大于法,在权利面前,法律退居次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各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也都在“政府无所不能”的思想指导下层出不穷,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也不会改正。

2.“政府应当支配一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被认为有权支配一切,有力量支配一切,应当支配一切。在理论上,这被解释为:只有集权于中央,集权于政府,计划经济才能贯彻;也只有集权于中央,集权于政府,才能防止出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3.“凡是政府能做的都由政府做”。这是一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指导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都由市场做,政府只做市场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如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协调,宏观经济调控,以及社会效益高但经济效益低的部门的发展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思想则是:凡是政府能做的都由政府做,只有由于政府目前力量还不足,所以,不得不让出一小块地盘,让市场发挥作用。

4.“大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利集中于中央,集中于政府,所以,必定需要大政府。加之,由于“凡是政府做的都由政府做”,大政府的存在就是社会不可避免的。既然计划经济体制被认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大政府也必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

5.“政府的利益必定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魏加宁:中国经济错失三大改革良机 第9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日前在经济观察研究院举办的“观察家论坛圆桌会议”上对当前的宏观形势表示了极大的担忧。魏加宁表示，当前的危机相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形势更为复杂。1998年金融危机是单向的，只要采取资金政策往回拉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双方向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膨胀，自身的体制有问题，还有一个是外感风寒，就是外面的次贷危机。魏加宁认为，造成当前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在过去几年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我们错过了一些改革良机。首先，中国国内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如果前两年A股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及时地推出创业板，一方面可以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另外一方面，也分流了部分A股资金，减轻市场泡沫。在现在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推出创业版似乎是雪上加霜。此外，魏加宁认为，存款保险的推出也错过了最佳时机。存款保险我们呼吁了很多年，如果是经济形势往上走，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也比较好的时候推出是比较适宜的。而现在经济一旦出现拐点，银行的不良资产重新上升，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再推出存款保险的难度会更大一些。再则，理顺资源价格也错过了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期。在前几年物价比较低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资源的价格理顺，可能现在的通货膨胀会比较低一些。(摘自：经济观察网2008年7月21日)

中国改革的“饭碗经济学” 第10篇

从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就知道“就业”多么重要, 谋生叫“糊口”, 岗位叫“饭碗”, 受雇叫“混饭”, 花积蓄叫“吃老本”, 混得好叫“吃得开”, 受人欢迎叫“吃香”。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动情地谈到过他见过的“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 真是毫无生气, 没有希望。生存最底线的需要是温饱和希望, 而有了“饭碗”才有希望, 就业自然就是最大的民生了。从“饭碗”看待中国的改革, 会发现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创造了无数“饭碗”, 也就是巨大的就业机会。得就业者得天下, 为老百姓赢得了饭碗, 就赢得了改革, 赢得了民心。

以下这组数据最能说明中国改革的“饭碗经济学”: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巨大就业增量, 不仅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饭碗, 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新增劳动力与下岗职工, 也主要通过走向市场而获得了饭碗。统计显示,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就可以拉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 让上百万人捧到饭碗。中国8%以上的增长率维持了多年, 支撑了无数人的饭碗。

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 也是以饭碗这个最大的民生为导向的。当下改革最大的特征是放权, 将一些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权力让出来, 放权给市场, 放权给社会, 放权给公民。放权带来的最大红利, 就是就业机会。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就业经验都证明, 是“小企业”在更多支撑着“大就业”, 而不是那些巨无霸的“大企业”。

为什么高层领导对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念兹在兹?税收改革要助力小微企业, 金融创新要有利于小微企业, 关键领域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 就因为意识到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最大容纳器”的作用。

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有两层意义, 一是放权改革, 在创造就业岗位中给无数人增加了就业机会, 另外一层常被忽略的意义是, 通过“限权改革”使就业机会更平等, 使一些昔日被特权所垄断的就业机会向每个人平等地开放。对多数人来说, 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增量改革。这样的改革虽然从总量上没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但过去有些岗位被内部人士垄断, 如今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地去争取了, 对很多人就是“多”出来的就业机会。

如果“饭碗”被个别特权人士和内部人士所垄断, 那就不是就业机会, 而是固化的特权福利, 改革从既得利益者那里抢出这些饭碗而放到市场上, 就是创造了新的饭碗。从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到促进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的改革, 打破“内部招聘”, 严禁“萝卜招聘”, 推进公务员招考的公开透明, 绑住权力的手, 挤压“关系招聘”的空间, 这样的限权改革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另一层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就业者自身。这个命题上, 我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惰性, 天经地义把自己当成一个改革的受益者, 站在“享受改革红利”的角度看待这场改革:改革是别人的事, 别人在通过改革为我们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天然地需要一个别人准备好的就业岗位。

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世界意义 第11篇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虽然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远的将来做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实现“强国福民”，即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相应学术中心的转移，这是不仅是因为经济中心会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所，而且新兴经济中心的本土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逐渐上升。20世纪的美国伴随形成全球经济霸权而确立其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历史就是鲜活的例子。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世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关于曾宣称历史终结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式微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就是国际专家学者关注的宏大历史叙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学习借鉴国际理论和经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探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即在先农村后城市的分步推进、先“特区”试点示范后逐步复制推广以及价格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体制等改革政策实践，逐步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高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比重和效率，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经济成本、实现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外通过“增量式”的市场体系构建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极大激发了经济要素的创新创造活力，使经济的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这些改革发展举措都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存在制度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后续改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的成效。与此相伴，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通过采取区域性“优先发展”和产业领域的渐次开放策略，不断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等的比较优势和有关区域的区位优势，并逐步实现市场空间和产业领域在时序上的渐次开放，采取优势资源优先聚集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策略，逐步演进到均衡发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市场空间，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构成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探讨将也必将日趋具有世界意义。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特定的发展阶段，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推进经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步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累积、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撑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和基于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日益增强，以要素市场化和投入量增加为标志的要素驱动型改革发展难以为继，因而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新阶段，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在更高基数下趋于下降，而对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化、民生幸福等元素在内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我国面对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情况、新常态，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并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引领我国“十三五”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既具有世界意义，也立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并与时俱进、动态创新发展。如为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曾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基于经济空间优化和人口空间分布调整、体现生态（环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了国际借鉴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干中学引发的后发优势，和消化引进吸收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理论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者。

二、逐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前景”创想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引领的新阶段。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引发的深度经济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中国经济运行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相应调整发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鉴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案例资源趋于枯竭，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自身亟需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政策实践的示范意义和“溢出”效应扩大，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智慧，希望从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中获益，这就对我们政策理论研究的同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世界经济已步入需要中国引领的新一轮“再全球化”新阶段，中国的理论创新既充满希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生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正如当年欧洲文艺复兴中的“美第奇”效应一样，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交叉融合再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创新“解决方案”，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要立足自身发展，破解发展瓶颈和难题，而且要放眼全球，直面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着力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冷战结束后的日裔美国学者傅山提出的宣告西方模式大获全胜“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曾预言的“文明冲突论”，到国际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基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理论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再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互鉴论”，进而提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无疑是中国智慧对人类发展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大调整、历史性大变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转嫁危机走出困境，不仅面临使美元因面临“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的困境而国际霸权地位下降，而且也暴露出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政府“财政断崖”风险危机；日本以邻为壑以求自保的所谓安倍经济学，所释放出的货币宽松至负利率的“毒箭”，也未能使其经济起色好转；在欧洲不仅几经折腾的欧元区内发展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曾惊现退出欧元区的危机，现如今作为金融大国的英国也面临脱离欧盟的公投，失去向心力的“双速欧洲”可谓若隐若现；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国家也遭受资源价格波动下跌严重冲击；中东石油国家不仅面临资源价格下跌、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的压力，个别国家还饱受内乱和战火之苦，引发的难民危机还殃及欧洲等地；气候反常变化，国际疫情频发等等。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世界经济的新挑战和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新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应对长期依赖凯恩斯学派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借鉴西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等供给学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观微观相结合中国特色结构性“供给侧”经济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供给模式，谋求改革和创新红利，主要包括：通过差异化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和优化升级，改革商事制度，复制推广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拓市场空间，重塑市场经济生态。当前的关键还在于打造与趋于强化的约束条件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使市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这些政策措施必将推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创新的局面已经展露曙光，文化创意、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业态也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着眼于“富余”产能国际转移合作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已初见成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和核能已经走出国门，不断落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合作中也要着重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国内发展中需要坚持，在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更应反映在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中。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国内不同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脉历史渊源，促进国内外统筹协调发展，按照生态经济模式，循环高节约利用国内外资源，参照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伙伴国家健康永续发展，同时注重将产能转移合作与开拓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空间相结合，而不能只是将传统富余产能简单转移，而且还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善于发现并吸取他人优点，促进和谐协调、共荣互惠发展，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

三、寻求经济学研究突破的“理论创新”尝试

在经济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甘落后，呈现积极创新的昂扬面貌。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演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着眼金融行业发展新趋势曾提出《大金融》学说。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研究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群体力图创建的中国特色《新供给经济学派》，并为我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政策做出有益贡献。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家突破性创新的大胆尝试，对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具有标志性示范意义。与此同时，海外知名学者，如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傅山教授开始反思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中的忽视政府作用一些弊端，从而对中国政府在创造经济奇迹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法国学者皮凯蒂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揭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蕴含的资本和劳动深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内在矛盾，而国际学界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德国及北欧其它国家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也对社会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有基于此，本人作为国家首批高端宏观经济智库试点单位的一员，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认为值得关注和持续研究、初步设想包括下述创新要点在内的“新宏观经济论”学术命题，供各位学界先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一）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GDP”概念

在经济学通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础上，以中国新近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引领新一轮“再”全球化的宗旨，迎接“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倡导“新GDP”发展概念框架，即“全球发展推动（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将五大发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经济核算体系之中。

（二）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模式

当前中国政府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推行的政府与市场协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概念，局限于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而国资委倡导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仅限于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层面的不同性质的股权合作关系。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界关注的更加宏观的经济模式框架诉求出发，将PPP概念扩展到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门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门的市场，包含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比单纯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含义更为贴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换PARTNERSHIP，将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思维，进而拓展到涵盖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机构等，在国内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大量研究基础上，如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的政策扶持，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培育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三）适应新型产业形态的“新金融”理论

我国分业经营和监管的金融体系面临混业跨界经营和联合监管的新挑战，各种改革方案也在酝酿探讨之中。与此同时，作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工具的财政和金融交互作用值得更多关注和研讨，在学术文献中“财政和金融”有时通用英文“FINANCE”一词，在政策实践方面，国家发改委承担的财政金融协调职能颇具中国特色、值得重视和总结提高。在互联网+等新型产业形态下，金融元素与其他产业广泛融合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的良性互动也是时代的新要求，突破消费与投资界限的数字货币等新金融值得关注。在国际金融大调整中亟需协调国内外金融货币政策，尤其当前结合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动，应促进人民币“内贬外升”，既有效化解国内通过紧缩趋势、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要未雨绸缪、积极谋划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效应对“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困境，并前瞻探讨人民币如愿成为国际货币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避免当前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所面临的“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效应，至少要追求形成无损国际伙伴帕累托改进效果，着力推进我国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以“互惠共荣”为目标造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中国金融改革必须面向实体经济 第12篇

但与此同时, 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 受到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多, 金融“脱媒”亦在加速。这些都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继续推进改革, 而改革出发点和目的, 必须是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是原则和标准。

金融业不能背离实体经济

金融业必须面向实体经济, 这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方共识。危机以后所有人都在总结,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危机?得出的结论是至少有三个重要因素, 促成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

首先是全球金融业体量过大。2007年, 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占GDP比例为450%～460%。这一占比目前下降到360%左右, 也就是说, 目前全球金融业虚拟经济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之比, 仍然高达3.6倍。而关键问题是, 金融业规模的膨胀主要不是因为资本金扩张引起的, 而是杠杆率过高造成的。雷曼兄弟倒闭时, 其杠杆率高达40倍, 即其资本金只占资产规模的2.5%。

其次, 金融业中介活动越来越从传统的银行转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操作和运营。在传统的中介活动中, 银行面对其客户的经营活动会受到一定的监管和规范。而当它转向以资本市场为基础时, 交易规模就会迅速扩大, 但监管和规范却未能跟上。在发达国家, 危机发生前, 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过证券化, 已有一半以上被市场投资者持有。正是通过资产证券化, 银行业的交易速度和规模快速扩张。而资本市场强烈的顺周期性, 已经为危机的发生准备了“温床”。

第三, 金融业产品创新步伐太快, 市场对其认识和了解不足。

为什么金融市场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为什么整个业务会从银行业转向影子银行业?为什么资产证券化会如此之膨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金融业背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 转而为自我服务。

金融业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时, 其受到实体经济需求的约束, 发展具有规范性和合理性。但一旦它从为实体经济服务转向为自我服务, 整个金融市场就可以无限“野蛮生长”。危机之前, 全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规模高达450万亿美元, 至今还有400万亿美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 但其中98%和贸易没有关系。当整个金融业转向自我发展时, 交易速度在加快, 波动亦在加剧, 影响力同时也在扩大。

当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不但会产生金融危机, 而且会误导实体经济, 本轮全球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明证。次贷及其衍生品的膨胀人为地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制造了房地产泡沫。最后, 相关金融产品和机构破产, 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接着又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危机。

金融业六大服务重点

无数的经验教训和危机告诉我们, 如果离开实体经济, 金融业的发展便会走上弯路、歪路。中国金融业要继续推进创新发展, 就要汲取经验教训。金融创新只有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 才不会走偏。在中国当前的宏观背景下, 金融业要着力为以下产业和领域提供服务。

一是要为制造业服务。中国现在是, 将来也还会是制造业大国。但不容忽视的是, 目前中国制造业在上游缺少资源, 在下游缺乏品牌。而发展这两端都需要金融业的支持, 上游需要债券市场的支持, 下游的品牌建设则需靠金融业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支持。亚洲正在形成垂直的产业供应链, 但中国尚未形成垂直的金融供应链, 目前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服务主要偏重于中间的生产过程, 没有覆盖整个上下游链条。而没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 中国的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就不可能维持。所以, 金融业支持制造业, 打造完整产业链, 有很多事情可做。应该支持的对象也不仅局限于国有企业, 还包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

二是要支持农业和农村。中国同时还是农业大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 广大的农村农民收入依然很低。如果金融业不服务于农业, 不将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 中国就不可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但农业与制造业不同, 它需要微型、中型的, 反周期的服务, 这涉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服务系统。如何让农民享受金融的便利, 更有效地进行生产, 这是金融业普遍面临的很大问题。

第三, 金融业要为服务业服务。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模式, 从出口、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如何扩大内需?负面的教训来自全球金融危机, 即扩大内需不能靠政府借债刺激经济, 因为高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同时, 危机也证明, 靠借贷支持的消费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正面的经验则表明, 转变增长模式需要将发展重心从制造业逐渐转向服务业。如此就能够增加就业, 增加居民收入, 才能走向以内需为主、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

第四, 金融业要为城市化服务。城市化不等于楼市化, 城市化最根本的问题是城市给居民提供城市性的服务, 包括水、电、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的特点是它的投资、经营周期比较长, 利润比较薄但稳定。这也需要一个完全不同于普通企业贷款的公共事业金融服务体系。

第五, 金融业要为老龄化服务。中国面临着老龄化, 尤其是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如何使居民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把居民储蓄变成有效资产并使之增值, 用这些储备的金融资产为未来的老龄化做好准备, 这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谁来做这事?金融业。金融业需要把居民的储蓄经营管理好, 使得今天的储蓄在未来能得到很好的回报, 使得居民能在将来过上很好的老年生活。

最后, 金融业还要建起金融防火墙, 维护中国经济安全, 阻止外界的金融冲击和危机冲击。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是一个完全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经济体。我们的研究发现,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大概是30%;危机后,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外部影响系数已升至65%。在此情况下, 中国的金融业就必须在国内国际之间建立起安全的防火墙, 防止外部冲击, 维护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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