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驱动力范文（精选12篇）
内生性驱动力 第1篇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缘起
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最早源于宗教教会, 如犹太法律早在几百年前就规定:禁止酗酒、色情、贪婪等交易;16世纪贵格会教导人要信仰人权平等及反对战争, 拒绝武器和奴隶贸易;1948年, 在英格兰国家教会的引导下, 教堂开始依据相应的道德约束进行管理。至70年代末, 南非事件、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等社会问题相继爆发, 人类对环境保护、反对吸烟、公司对待员工、就业性别歧视、童工使用等商业道德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加深,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一行为开始认可并提倡。
二、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
从企业角度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源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是企业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内生性动力;外部因素主要指来自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约束、社会影响等外生性压力。从目前企业界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看, 据CECP (Committee Encouraging Corporate Phlianthropy) 2009年报告称, 71%的世界财富100强企业2007年慈善事业支出比2006年有所增长;该组织中的全球CEO成员宣誓“致力于引导企业提高慈善事业的水平和质量” (2009 CECP) 2。而经济、法律、慈善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三种类型 (Carroll) 3, 虽然Carroll在较近期的研究中重新定位了三者的平行关系, 以三个同心圆代表三种社会责任, 并认为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中, 企业能处于三个同心圆的交集是理想状态, 但比较普遍的认为, 经济、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初级, 而慈善是较高层级。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 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生性压力与内生性动力。简要关系见图1。
(一) 外生性压力
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并发展。企业也不例外, 其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 其经营目标也必然受到所处环境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外生性压力主要来自于环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民等。
1. 环境污染刻不容缓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实质上看包括三方面含义: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思想、世代伦理思想及效率与公平兼顾思想。其目标是为人类建设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社会和经济体系, 逐渐还原工业革命带来的不良烙印。企业是工业革命的主角,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自然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外部性, 带来了全球范围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问题, 使社会整体福利受到损害。目前, 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不良后果, 而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较新的社会理念, 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关注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问题, 是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
2. 政府法律规制
政治经济理论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政府压力不无关系。政府作为主要的市场监管者, 对企业及其行为要进行监管, 以维护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运用法律的强制性来迫使企业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制度建设层面。具体形式可能采取宣传、鼓励、沟通合作、加强监管等。通过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行为, 确定企业最低的社会责任标准, 并对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差的企业进行惩罚。
通常而言, 大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 因此更容易受到来自制度方面的压力 (Belkaoui和Karpik4, 1989;Brown和Deegan, 1998) 。在我国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企改制而来, 为了迎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 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如增加就业、解决员工福利、捐赠等民生责任。
此外, 对跨国公司而言, 由于文化、历史、宗教等软环境的差异, 在东道国拓展业务尤其要注意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除遵守国际通用惯例之外, 更要尊重并执行东道国对社会责任方面的审核与规制, 避免类似NIKE的血汗工厂事件再度发生。
3. 国际组织推广协调
从全球范围看,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在加强国家及区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交流方面的推动作用, 其发展得到了大型国际及区域性组织的重视与推广, 如联合国通过推广“全球协议 (Global Compact) ”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其下属职能部门, 如环境规划署, 通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治理全球环境保护, 成绩斐然;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标准ISO26000;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组织并制订一系列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以维护全球劳动者合法权益;鉴于跨国企业在规模效应上的不可替代性, 经合组织通过对其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促进跨国企业应承担并宣传一些基本社会责任;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 通过呼吁组织关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方式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4. 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之一, 基于其根本目标与职能, 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尊重人权、劳工权益等方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成为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 当出现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企业自律失败时, 非政府组织往往能发挥其独特作用, 通过各种组织、协会等推动企业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 如国际玩具行业理事会 (ICTI) 制定了《商业行为准则》, 以推动本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组织SAI, 持续推动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并主张在政府贸易政策中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英国ETI (道德贸易行动) 作为有影响力的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组织之一, 其致力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践行使用标准劳动力等。
5. 消费者参与互动
目前, 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会要求企业负担对产品质量与安全、环境、及社会的责任, 消费者对拟购商品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工人劳动条件, 及企业生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情况十分重视。据调查, 在欧洲有70%的消费者曾表示, 企业社会责任承诺会对其购买与否产生决定性影响;20%的消费者愿意为社会与环保记录良好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已经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取向。而对于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不良的企业, 消费者往往会抵制其产品或服务。
6. 舆论导向双刃剑
媒体舆论是一把双刃剑, 针对企业经济行为中的欺诈舞弊、侵害劳工权益、“血汗工厂”、污染环境等负面问题, 媒体舆论的公开报道不仅对事发企业形成巨大压力, 对其他企业也起到警示作用;而对参与环境保护、公益事业、捐赠赞助的积极行为, 其公开报道会提升被报道企业的声誉, 为企业带来潜在收益, 而对其他企业也会带来模仿效应。
除了外部压力外, 企业也可能面临来自内部工会组织的压力。工会组织尤其对劳工工资标准、工作环境、卫生与安全性进行监督, 尽量为工人谋福利。人力资源是企业重要的内部资源, 也可以说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因此, 要正确处理与内部职工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关系。2012年10月, 国内新飞集团就因劳资关系解决不当而导致工人罢工, 对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及声誉损失。
(二) 内生性动力
Schwartz&Carroll (2003) 提出了社会责任三动力模型5, 即经济动力、制度动力、道德动力, 并把内、外部动因整合于该模型中, 同时根据不同动力驱动, 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类型划分为经济动力主导型、制度动力主导型、道德动力主导型。而现实中的企业纯粹基于道德因素承担社会责任的极罕见, 而制度环境是企业生存之本, 更多体现为外部压力, 因此, 经济动力可以绝大部分解释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以下将主要从经济动因角度具体分析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驱动力。
1. 可降低企业成本及风险
该观点的主要论点是: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对组织的生存能力是一种潜在威胁, 而企业要实现经济利益就要减轻这种威胁, 而企业履行社会与环境责任是解决问题的开端。T.Smith (2005) 曾指出, 企业创造平等就业机会、履行环境责任的行为能通过降低成本与风险提高长期股东价值6。许多 (Berman, 19997;Dechant, 19948;Shrivastava, 19959) 从自然环境角度研究了企业参与环境责任可以降低成本与风险, 认为环境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未来的环境规制, 提高企业效率并降低营运成本。同时, 承担环境责任可以减少企业的负面社会影响。而企业与社区的良好关系会使企业获得税收优惠, 由于被视为社会的一员, 规制成本会相对降低。近期有学者研究发现,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融资成本。2003年财富杂志曾报道了一项对企业经理及高管关于社会责任履行动因的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 73%的被调查者认为可降低成本及风险是企业对社会响应更加积极重要理由之一。
2. 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拥有独特的资源与能力 (Selznick, 1957) 。《企业的成长理论》 (Penrose, 1959) 提出, 企业要想获取超额利润, 不但要拥有优质的物质资源, 更需要拥有独特的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相比, 无形资源与能力具有历史积累、路径依赖与定义模糊及难以被模仿或替代的特点 (Barney, 1991;Wernerfelt, 1984) 。也正因此, 无形资源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首次利用资源基础理论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是Hart (1995) , 他指出:对于某些特殊企业而言,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可能有利于这些企业开拓、构造新型资源和能力, 从而取得持续性竞争优势10。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之所以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为企业有动因实行差异化战略, 将自身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差的企业相区别, 以期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响应, 改善并加强各方关系,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声誉等无形资源。
3. 提升企业声誉与合法性
合法性理论 (Legitimacy Theory) 认为, 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巩固其合法性地位, 同时也能提高企业声誉。Patten (1991) 、Gray&Vint (1995) 发现, 当公司所在行业即将面对环境污染、法律诉讼等困境时, 社会责任表现相对要好。Buhr (1998) 认为, 当企业认为其公众形象与其行为产生分歧时, 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向公众展示企业在做正确的事, 同样可以获得合法性, 还能提升企业声誉。
对于公众可见度较高 (通常以行业、规模、盈利能力等为衡量指标) 的企业和依赖社会和政治支持的企业更需满足合法性, 这类企业也倾向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改善企业形象 (Brown和Deegan, 1998;Patten, 2002;Adler和Milne, 1997) , 从行业看, 重污染企业较非重污染企业所需的合法性就较高, 此类企业也格外受环境利益相关方的关注 (Hoffman, 1999;Bowen, 2000;Branco和Rodrigues, 2008) 。从规模看, 规模越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相对越好。Robert (1992) 研究发现, 社会知名度高、与社会公众接触较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要更好。
4. 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协同价值创造实现双赢
在满足政府、投资者、债权人、顾客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 企业并没有放弃自身经营目标, 而在此过程中, 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下, 企业可以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来追求利润。协同价值创造的关键是在与各方利益相关者需求相博弈的过程中, 企业要能挖掘机会, 并能把单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其它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相结合。Porter and Kramer (2006) 曾指出, 当企业明白哪种作法是对的并知其原因时, 慈善行为与竞争优势便可组成一强大的互动良性循环11。他们同时指出, 企业慈善行为能改善组织的生存环境, 并使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同时提高竞争力。
三、结语
从目前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看, 已呈现出自觉趋势。这既是基于对自然环境急需拯救这一现实的本能反应, 又是根植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来的这一历史渊源。更为重要的是, 企业已经逐渐意识到,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 必然要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而承担社会责任是满足其诉求的最佳途径, 因而产生履行社会责任的内生动力, 也只有内生的源动力才能促使企业圆满并永续地解决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参考文献
[1]Howard Bowen, 1953:商人的社会责任.
[2]CECP (Committee Encouraging Corporate Phlianthropy) , 2009:年度报告.
[3]Carroll A.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volution of a definitional construct.Business and Society[J].1999.p268-291.
[4]Ahmed Belkaoui, Philip G.Karpik.:Determinants of the Corporate Decision to Disclose Social Information.Accounting, Auditing&Accountability Journal[J]1989. (2) 36-52.
[5]Schwartz M.S, Carroll A.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Three Domain Approach.Business Ethics Quartly[J].2003 (13) .
[6]T.Smith.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investors find common ground, Journal of Investing[J].2005.14.p57-65.
[7]Berman, S.L, Wicks, A.C., Kotha, S.and Jones, T.M.Does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matt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models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Academy and Management Journal[J]199942.p48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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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hrivastava, P.The role of corporations in achieving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1995 (20) p936-960.
[10]Hart, S, 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1995. (20) p986-1014.
“精神扶贫”催生致富内生动力 第2篇
“精神扶贫”催生致富内生动力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贫困的父子，平时好吃懒做，别人出去打工，他俩觉得辛苦，呆在家里哪儿都不去，自家几亩地荒了也不管。镇干部多次劝教无果，但又不能看着他们饿着，无奈给父子俩吃了救济粮，于是每个月底父子俩准时出现在镇政府民政助理面前。有次，民政助理有事请假晚到几天，这位懒汉父亲竟然质询民政助理，为什么没有按时给他们发放救济粮?他还嘲笑同村人没有他们聪明，放下好好的“便宜”不占!(新华网 5月16日)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多方施策。要彻底摆脱贫困，首要的就是精神脱贫。解决好精神层面的问题，就会真正激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就会激发出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变被动救济为主动脱贫，提升自主脱贫能力。一要实行观念扶贫。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树立先进的观念，农民的思想才能解放，眼界才会更宽阔。可以依托妇联、团委、农技站、文化站等部门，在贫困地区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健康有益的活动分别纠正错误观念、进行思想改造，引导农民树立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把农民依赖思想变为自立创业思想，让农民精神振奋起来，思想凝聚起来，向生产激情进军，主动干事，自主创业，增强战胜贫困的勇气，不断提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和勇气，让思想“富”起来，让思想“武装头脑”。二要扶智、扶文化。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致富本领。以“文化下乡”和“群众大会”为载体，联系学校、文化等部门进行宣讲，坚持每月播放一次有文化韵味的电影或开展一次文艺活动，让广大群众接受新文化、新精神。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摆脱过去的生活旧习气。筛选出的“坐、等、靠”人员，鼓励他们多学习文化知识、多参加科技培训，强化自建能力，从而加快脱贫步伐。三要带动扶贫。帮钱帮物，不如树标杆、做表率。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党员干部长期在贫困户家指导，真正把榜样树起来，把标杆树起来。把岗位职责摆进去，把思想、工作和作风摆进去，以身作则，当标杆、作示范，要求别的贫困户做到的自己首先在驻点贫困户做到。弄清贫困户问题原因、找到贫困症结所在，因地制宜、因户施策、配准药方，以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做表率。人生如屋，信仰如柱。“精神扶贫”扶的是农民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有了，精神之“钙”就不会缺失。只有用对办法、捋顺措施，才能激发出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使被动救济为主动脱贫，“精神扶贫”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文/郑勇)
内生性驱动力 第3篇
创新驱动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由资源、投资等要素向无形的知识、科技、人才等高级要素转换的过程，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必经阶段。当前，南充工业经济发展面临宏观环境趋紧、市场需求不足、用工紧缺、利润空间缩小等困难，转型升级进入到了深度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应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南充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胜法宝，以创新驱动增强工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准确把握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在特定发展阶段，工业化过程就是经济发展过程。就南充的情况来看，当前工业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的加速期。全市2012年人均GDP为1.88万元，按2007年美元（当年平均汇率7.39）折算为2543.9美元。在此阶段，土地、能源、用工等要素制约日益趋紧，主要依靠物资消耗、要素投入和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工业化中期，结构层次优化、生产效率提高和质量效益提升将成为主基调。顺应这一发展阶段的新变化，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推动产业升级，完成由工业初期向中期的转变。
同时，南充工业经济的发展动力处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渡期。近年来，南充大力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位增长。我们也清醒的看到，虽然投资总量较大，但投资结构极不合理，较大规模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产业投资尤其是工业投资严重不足；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占26.4%、2012年占21.7%、2013年占18.8%。因此，尽管投资拉动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但很难长时间保持高歌猛进势头，这在工业投资领域已初见端倪。南充要获得更强的增长引擎，迫切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的增长动力。
此外，南充工业经济的发展质效处于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倒逼期。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表明，产业链研发前端和服务后端属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综合收益最高；生产中端则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利润相对薄弱。企业若要获得更多附加值，必须向两端延伸。南充产业低端化、规模小、链条短等问题突出，代工型、加工型、配套型企业多，利润率偏低且呈不断下降趋势。2012年，在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占70%，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8.12%；2013年企业平均利润下降为7.11%。尤为现实的是，南充炼油厂及其配套企业关停，尽快培育新的工业增量就显得十分迫切。在这样的形势下，若不重视创新驱动，不争取抓早抓主动，不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就会在产业分工中继续滑向低端、始终处于被动，在新一轮发展中掉队落伍。
促进科技与工业发展紧密结合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是引领。要充分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努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
一是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协同创新联盟。协同创新是促进经济与科技融合的突破口，也是推动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立足现有科教资源，采取政府与高校院所建立技术创新战略同盟、产业园区与高校院所共建产业创新基地、企业与高校院所“无缝对接”等形式，组建一批面向产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协同创新联盟，实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优势叠加。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跟踪对接，努力推动市政府与四川大学等11所高校建立的战略合作机制、依格尔与苏州大学共建的现代丝绸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是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南充拥有驻市高等院校6所、国有科研院所8所、科研开发机构80多家、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5.7万人，科技人员在川东北名列前茅。这批人是南充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贝”，是推进创新驱动最现实的希望所在，我们既要对他们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也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激情。鼓励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校，面向市场需求搞研发、搞服务、领办创办企业。鼓励企业出资，高校院所或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入股，与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实现自主创新成果直接转化。
三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制约。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品、到市场，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出现“梗阻”，缺少资金是重要原因之一。对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产业前景好、南充发展需要的项目，都应给予政策性资金支持。应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探索建立社会资本、银行信贷等多元投入机制，积极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努力破解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瓶颈。企业应把自主开发与购买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对关键技术要舍得花大本钱，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着力推动产业创新牵引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产业是核心。要在引进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产业结构向高新型转变、增长动力向创新型转变、企业运行向效益型转变。
一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晟达新材料、鑫达新材料、东风清洁能源商品、三环电子等产业龙头，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有针对性地围绕产业需求开展招商引资，紧盯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招大引强、招高引新。积极引进高新技术类的产业、企业、项目，并通过引进名企、名品、名人，对现有存量进行嫁接改造、盘活重组，做优做大增量。
二是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创新并不是要放弃传统产业，实际上是要扬弃传统产业中落后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应围绕油气化工、丝纺服装、汽车汽配、轻工食品等传统产业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着力突破核心技术产业化、先进装备更新、信息技术运用等关键环节，增强企业新产品开发和品牌创建能力。
三是提升产业发展的创新平台。产业园区是集聚创新要素、整合创新资源、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强化全市“9+3”产业园区的创新功能，有前瞻性地规划建设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科技金融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产业园区各类创新资源，完善提升基础配套，将产业园区打造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要素集聚区。
突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企业是经济与科技的关键结合点，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一个创新活力充分迸发的地方，必然是企业唱主角、挑大梁。
一是推动企业成为技术研发投入的主体。企业要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最根本的出路是加大研发投入，推进自主创新。目前南充市60%以上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不足1%，很多企业还根本没有。我们既要注重引导企业老板以战略眼光规划企业发展，善算大账、算长远账，舍得把赚来的利润投入研发；又要强化政策配套，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行贴息、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贷支持等方式，调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二是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制定政策，以市场需求为路标，促进创新政策向企业倾斜，支持企业自建或联合科研院所共建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等研发平台，引导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科研机构向企业集中、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
三是推动企业成为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技术转移平台、技术交易市场等成果转化平台，为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科研选题突出企业需求、吸引科技成果来南充落户转化等措施，形成科技成果转化运用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四川省南充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内生性驱动力 第4篇
一、职业道德是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社会职业的形成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 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的角度来看, 职业对于个人来说, 首先满足的是物质需要。如果我们从精神层面来看, 职业实际上还是一个人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的主要手段。职业满足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物质需要, 还有精神需要。所以, 职业对于一个人有非常重要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不过, 人们要想顺利地完成一定的职业活动不仅仅需要知识、技能等雄厚的人力资本, 更需要在职业活动中遵循相关职业道德, 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品行。
什么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是人们在职业活动须遵循的职业活动规范的总和。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职业品德, 职业纪律, 职业能力和职业责任等。职业道德主要通过各种管理制度、生产守则、行为规范等加以贯彻落实。从功能上看, 职业道德调节的是员工与员工之间, 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职业道德能够引导职业人正确对待名利,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荣辱观, 帮助职业人正确认识自己与企业、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正确地选择职业发展道路, 规范职业行为。职业道德可以引导和纠正职业行为, 化解个人与企业、社会之间矛盾, 促进它们相互之间和谐发展。所以,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企业, 职业道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具体来看, 具备良好道德素养的人在工作上总是踏踏实实, 兢兢业业;总会努力学习新技术, 不断要求进步;与同事能和睦相处并且精诚团结;他们不仅能够赢得同事的尊重还能获取领导的赏识, 从而得到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企业员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总是能够从容应对, 自觉坚守岗位, 履行职责。“一个技术人员有很高的技能并不能称为真正的职业人, 职业人的最大优势在于他的工作态度, 而非局限于熟练的工作技能。” (1) 所以, 职业道德是个人职业顺利发展的内在动力。
对企业来说, 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根据有关调查, 企业最看中的员工品质依次为爱岗敬业、合作精神、吃苦耐劳。一个员工如果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技术再好也难以被企业认可。可见, 对企业来说, 员工的职业道德是第一位的。因为企业深知, 职业道德能培养员工的忠诚度和高度的责任感, 为企业发展构建良好的运行机制。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员工能够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 调整个人行为, 满足企业需要, 与企业荣辱与共。
当前,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普遍处在转型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企业不仅需要高新技术人才, 更需要忠贞不二的好员工。试想, 如果员工没有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没有团结合作的忠诚品质, 不愿与企业同甘共苦, 不愿担当责任, 企业怎么能度过难关, 获得新生。因此, 我们说职业道德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动力。
职业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人类活动, 职业推动着个人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职业道德能提高个体的工作效率, 增进工作者的福利和幸福, 也能支撑社会分工, 规范行业的健康发展, 增加国家民族财富。” (2) 因此, 我们对于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应该站在个人、企业、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来认识。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必不可少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应当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甚至更高。
但是, 与企业的要求相反, 职业院校往往重视职业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追求, 将技能培养放在首要位置, 而对职业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职业教育的功利性偏向非常明显。
职业院校在创办之初, 为了迅速获得社会的认可, 紧扣社会及市场需求, 秉持“就业为导向, 能力为本位”的办学理念, 把职业技能的培训放在首位, 从教学计划制定、专业课程设置到顶岗实习,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贯穿着这样的办学思想。这样的教学模式短期效果非常明显, 毕业生就业率一路走高。但是, 这样的办学理念逐步弱化了学生的内在品行和素质教育, 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不到全面提升, 发展后劲不足。因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职业道德置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予以重视, 并以此为思想指导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是可持续发展观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全新体现。“这种发展观不仅重视对个体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而且重视对个体生命独立、自由和人格力量的培养, 赋予个体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和能力, 以提升其生命质量和人生境界。” (3)
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一) 以德树人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
高职院校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的选择与其教育目标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方式。所以, 我们首先要清楚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决定着高职院校教学方式的选择。“从学校层面来说, 要明确职业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教育, 而不是简单培养劳动力的教育。把职业教育当成纯粹为职业而举办的教育, 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就会越来越窄。” (4) 所以, 既要重视人才技能的教育, 也要重视内在素质的培养,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纲要》) 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 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职业道德”培养放在了人才培养的第一位。显然, 职业道德比职业技能更加重要。2014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非常明确地指出, 职业教育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所以, 以德树人, 以德育人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这既符合用人单位的人才需要标准, 也符合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所以人才培养不是短期行为, 不是简单地传授一些技艺, 而是要培养、塑造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 应该立足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可持续能力的培养。“一句话, 现代教育把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视为已任, 因为, 只有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人, 才可能是一个能够适应频繁变化的社会的合格新人。德育, 作为教育的灵魂和核心, 理应承担起培养道德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任。” (5)
(二) 推行“知”、“行”合一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
《纲要》提出职业院校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也同样要求职业院校“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的比重, 创新顶岗实习形式, 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一直以来坚持的行之有效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那么职业道德培养能否像技能培养那样采用实训教学和顶岗实习的方式进行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职业道德来源于职业活动, 并最终是要用来指导职业实践活动的。职业活动是职业道德的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职业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随着职业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变化。新的技术工艺、新的工作环境、新的管理模式以及社会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都会对职业道德提出新的要求。实践教学直接与社会现实对接, 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将新的职业道德要求、规范纳入职业道德教育, 保持职业道德教育的前瞻性、鲜活性和现实性。也能在实践活动中检验职业道德。所以, “加强实习、实训, 既是专业建设的需要, 也是职业道德养成过程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经验证明, 坚持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性、摒弃‘坐而论道’, 让学生在职业实践中真正实现职业道德水平由‘知’到‘行’的跨越式提升, 是职业道德教育的必然选择。” (6)
职业道德是职业活动中遵循的行为规范, 是用来引导、纠正人们行为的。抛开职业活动谈职业道德不仅空泛而且毫无价值。“离开具体生活场景中道德与生活方方面面的联系, 使道德成为一种抽象物, 成为概念范畴中的存在, 无法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难于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去把握道德, 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同样难于理解并适应职场的道德诉求, 这与职业教育的教育理想差之甚远。” (7) “知行合一”可以把职业道德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将职业道德变成自觉的职业行为, 可以让学生在岗位工作中认知、接受职业道德的具体要求, 体验职业道德对于职业活动的重要性。这样的职业道德教育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 “知行合一”的职业道德教学模式能够把职业道德与职业活动连接起来, 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可以说是职业道德教育的最佳选择。
(三) 职业道德教育须彰显高职学生的主体性
在职业活动中, 人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人是作为职业活动的主体而存在的。因此, 职业道德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主体性德育理论。那么, 什么是主体性德育理论?“它的基本含义就是重视人的主体性, 在德育中树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 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目的, 按照人的特性在德育的组织和实施中引发受教育者内在的教育需求, 引导和帮助受教育者由个人主体性向群体主体性、人类主体性发展, 谋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8) 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就是关注受教育者的能动性, 尊重受教育者的理性意识和主体意识。德育不是概念的灌输, 不是背背记记就管用的。德育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不断提升的过程, 是规则、制度、规范等内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始终会发挥着积极的主动的作用。人会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 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相关内容进行过滤、改造, 融进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建构体系, 丰富自我, 改造自我。“道德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借助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探索, 不断建构从而达到自主、自觉的过程, 因而, 德育的目的不应是让受教育者无条件地服从某些外在的目的, 接受现成道德规则, 而更主要的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道德思维、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 (9)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知识不是来自于教师, 而是学习主体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 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引导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 强调作为学习者作为认知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建构作用。在知识传播过程中, 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机械地接受知识信息, 而根据自身的经验, 判断、选择并加工知识信息, 从而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因此, 在职业道德教育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帮助学生建构起自身的道德体系、判断标准。从学生的主体性出发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的抽象概念, 而是真正能使职业道德变成一种力量, 一种能力, 一种能够创造和谐职业环境, 获取积极进取精神, 搭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力量。这也是职业道德教育最终目标。
三、结束语
毋庸讳言, 目前, 职业道德教育开展的并不是很顺利。有的学校不重视, 有的学校虽然很重视, 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但职业道德确确实实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对一个行业、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比如, 几年前足球行业爆出的假球风波, 不仅毁掉了许多职业足球人, 也毁掉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健康发展。因此, 我们说, 职业道德是一个事业发展方向的导航灯, 是一个取得事业成功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是个人和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德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日益完善。职业道德教育同样延续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关于职业道德教育,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光重视并没有用, 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对于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墨守成规, 一定要有开放的思维和眼光, 积极探索, 不断创新。
注释
11 郭建庆:《秘书职业化对高校秘书专业培养模式的导向》, 载于《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3期, 第94页。
22 夏昱:《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探析》,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第199页。
33 吴韩青:《从人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载于《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职业教育版) 》, 2005年第2期, 第5页。
44 朱永新:《职业教育:为了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载于《职业技术教育》, 2012年第25期, 第6页。
55 顾晓峰:《现代德育的真正意蕴:人的可持续发展》, 载于《班主任》, 2003年第7期, 第4页。
66 王清义:《立德树人——高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 载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7年第13期, 第24页。
77 王淑萍:《重构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体系彰显高职教育价值》, 载于《当代职业教育》, 2011年第1期, 第36页
提高员工内生动力的六大方法 第5篇
2013-08-18 | 阅：1转：19|分享
修改
站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没有不合适的孩子，只有没有办法的父母”。
许多HR为了提升管理效率，组织效能，纷纷引入各种管理系统，梳理管理流程，制定各种管理机制，试图从自身的改善来获得整体组织绩效的提升。然而，事与愿违，自从80后、90后走入职场，HR发现，无论公司怎样做，似乎都会有员工抱怨和不满，要怎么统一目标、文化，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呢？
俗话说：“没有不合适的父母，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如今站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则是“没有不合适的孩子，只有没有办法的父母。”
其实，无论哪个时代，员工内心的渴求都是有共性的，HR就是要寻找这种共性，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发员工内在活力，变员工被动成长为主动成长。就好像一个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破壳是孵化生命。因此，HR运作组织的关键，是从内部突破，增强员工内动力。
不妨以智立方为例，来看看提升员工内生动力的六大方法。
风向：企业文化白皮书
智立方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白皮书。首先开宗明义，表达我们是谁，要去哪里，有哪些规则是需要遵守的，什么是公司反对和抵制的。比如，公司尊重知识、尊重想法和创意、尊重实践，始终明确这样的主导风向。但这其中尤其要注意语境和表达方式，语言不能采用教导式的，而是要引导和熏陶，比如把所有公司的理念包上“故事的外衣”，春风化雨式地深入人心，让它在员工内心产生共鸣，使员工对公司逐渐信赖、依赖。
熏陶：组织环境建设
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在周围的环境中充满一些潜在语言，会慢慢地影响他的行为和思考。因此，在做组织环境建设时，要避免纯标语式的口号，这样很难进入人心。试着让它有创意，所有的大道理都可以转化成轻松幽默的文字，更容易让大家记住。
比如小会议室写着“捞干的唠”，洗手间卫生纸边上写着“人生就像卫生纸，没事的时候少扯”，大会议室的钟表上写着“少说废话”等。
评估：员工成长看得见
在智立方，称员工为伙伴。让员工伙伴负责任地成长，看得见隧道那边的光。而不同的伙伴要的东西不一样，基层伙伴是要有所学，中层伙伴是要有所长，高层伙伴是要有所成就。
人没有天生的信心，只有不断被鼓舞的信心，公司每季度都有提名奖，看到员工快速负责任
地成长，就要让他显现出来，每季度有成长之星、成长之组。员工受到鼓励后自然激情万丈。有个团队为宝马发布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配合，高标准严要求地工作，被评为季度成长之组，他们组获奖后把合影挂在墙上，写上“致没有遗憾的青春”。
集训：激发团队创造力
学习一定要变成一种信仰。公司每两周举行一次午餐交流会，业务系统的叫“教你三招”，创意系统的叫“口活一个钟”。一起午餐时分享各自创意的想法，如此持续坚持，就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创意中心的几个85后员工自己参赛“ONE SHOW”国际创意奖，拿到了中国区的创意金奖，把四块奖牌淡定地轻轻放在主管桌上，吓了主管一跳。
集训时，智立方会把各地的伙伴，还有链条上的合作伙伴集中在一起，让大家集群作战，这时要把原有团队打散，突破部门界限，重组之后设同一个主题进行比武，目的是培养大家的团队合作意识。在企业实践中，常常会发现集团越来越大时，却“集而不团”，经常是20%的人扛着80%的责任，所以专业互补，合作经营会很重要。
另外，智立方还有对外的大学生职前公益训练营，通过两周的课程，把职场必备素质的观念技能传达给学生，播撒未来快速成长的种子。
关怀：家外之家计划
在企业中，与其说大家在一起工作，不如说在一起生活。很多员工离职往往不是因为公司的大气候，而是因为团队的小环境。所谓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智立方在很多小地方设计彼此生活的互动感。
比如“家外家计划”，公司力争“做事到位，作秀到点，做人到家”，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为人知的过去，或难以言表的苦衷，有可能是单亲家庭，可能母亲要住院，这些情况，公司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关怀和考虑到。
一般公司能在母亲节时送个小礼物就不错了。但智立方的HR会打电话给员工的母亲说，“您的孩子在公司做得很好，同事都很喜欢他„„”这是为了让每个母亲感觉她的孩子在这个组织中很放心，孩子的成长跟她的爱心是同步的。
鼓励：给员工正能量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给员工带来新的正能量。对HR而言，首先要持续地、多角度地了解员工；其次是认同员工。员工没有天生的信心，外界的夸奖对他来讲很重要，即便是批评，也是建设性的，不能说你不好，而要说你可以更好。有时员工的信心就像一个气球，扎一下就会破，所以要呵护好。
此外，公司还要感恩员工。像很多公司经常采用的方式一样，智立方在三周年时给一起工作了三年的伙伴每人定制了一枚铜制勋章。这看似作秀，但对新人来说却是树立榜样，对老人来讲则是一种安慰和满足，表达你对他的肯定、认同和感谢。
“任务驱动”激发学生内生潜力 第6篇
以“任务驱动”教学，培养学生主动性
以往的教学过程都是从知识理论讲起，这对于初次接触染整的学生来说往往很难入门，理论讲了不少，学生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对于这些知识点未来的作用学生并不清楚。常纺院积极改革创新，根据学生技能增长特点，提出以“任务驱动”教学法贯穿教学全过程，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进取意识，锤炼心智，渐进培养娴熟的专业技术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
据纺化系副教授岳仕芳介绍，所谓“任务驱动”就是基于行业企业工作过程选取教学载体，剖析岗位能力需求，创新设计“实验→试验→单项任务→综合项目→创新课题”能力递增的梯度任务，以“任务驱动”法贯穿教学过程，任务前置、自主设计，以“小组扩展法”完善并实施，任务分合有序，讨论汇报成果，共享经验教训，师生共同对各组成果给予点评并排序，最终成绩由自评、互评和师评结合，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简单讲，就是把实际工作任务交给学生，方案的设计、实现的途径完全由学生自己确定，老师只是起引导作用。” 岳仕芳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顺应了学生知识能力提高的成长规律。”
为了顺利实施“任务驱动”教学，常纺院采取校企融合共建工学交替“校企融合课堂”， 让学生们走进校企合作课堂，促使其由“学生”向“职业人”转型加速。师生参与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讨论和研究、参与技改，实现资源共享并创造了合作共赢机制。
“梯度训练”是常纺院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他们为那些基础好、能力强的学生搭建“创新训练平台”，打造高职染整“智造型”特色人才。常纺院整合校内实训基地资源，通过教师工作室、对外技术服务、大学生实践创新课题、大赛等载体搭建学生“梯度训练模式”及基于网络的补充教学平台，以创新能力训练为抓手，以打造“智造型”特色人才为目标，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竞赛，举办专题经验交流会、专家报告、沙龙等活动。在“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平台之间，形成有效地拓展、构建多元育人模式，培养具有发展后劲的人才。
岗位胜任能力强，深受企业欢迎
“染整专业的毕业生在长三角地区很是抢手，就业率连年达到100%，有的毕业后很快走上了企业关键技术岗位。” 岳仕芳举例说，09级学生王帅飞、08级学生斐健、07级学生徐阿利等毕业后很快就承担起染色、印花、整理等关键技术岗位的工作，深受企业的好评。
在常纺院，“课证融通、课赛结合”的职业人才培养目标也是一大特色。目前，染整专业平均98%以上的毕业生能同时获得毕业证书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近年来已培养染色打样工2500多人次，学生染色打样上手快，是企业紧缺人才，深受企业的欢迎。六年来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获得市级以上各类奖项共计30余项。参赛的历届全国高职高专染整技能大赛共获得一等奖5人次、二等奖11人次，荣获组织奖3次、团队优胜奖3次。
对于那些具有创新水平的学生来说更是成果丰硕。五年来染整专业学生获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完成了6项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完成12项江苏省纺织品创新实训项目；获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7篇，优秀毕业设计团队3个，在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学术论文交流评比中，学生论文有11篇获得二等奖，创新能力可见一斑。
创新设计的梯度任务、以“任务驱动”式教学开展、以“双师”团队协作教学，还实现了教学相长，提升了教师团队软实力。目前师资队伍中，中青年教师职称全部晋升为讲师，成长为双师型教师。有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对象3人，中青年教师都能独立承担2～3门课程的项目化教学，青年教师曹红梅在江苏省首届微课比赛中荣获三等奖，已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教学的改革也带来了染整专业建设水平的提升，目前由该专业教师完成的系列高职特色“项目化”教材已经完成，填补了我国染整技术专业多门项目化教材的空白。专业建设的提升也体现在为企业开展技术培训与咨询。几年来常纺院为常州东方诺亚印染有限公司、江阴南泰家纺集团有限公司、镇江丹毛集团等 10余家企业培训中层干部、技术主管、采购、销售人员及挡车工近1000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社会效益。
政策布局,释放“双创”内生动力 第7篇
作为今年“双创”新政的首个大动作,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发展众创空间正是为了更好地集聚整合“双创”资源和政策。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所说,发展众创空间要最大限度地盘活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区、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和高校、院所已有的有利条件,优化和完善新现有创业服务机构的服务业态和运营机制,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创业服务平台。
随着5月7日,李克强总理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迅速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热潮。着眼于“双目标”,坚持“双结合”,打造“双引擎”,推动创新创业,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
据统计,在上半年国务院新出台的政策中,围绕“双创”的部署所占比例最高,“双创”多次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议题。发展众创空间、改革高校双创教育、网络提速降费、“三证合一”登记……一系列新招实招受到创新创业者的欢迎,进一步扫清了“创途”中的堵点、痛点,再次推动“双创”浪潮涌动。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认为,国务院日前出台的意见就是要从资金链、创业创新链、产业链、就业链几个维度,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让千千万万的创业者活跃起来,汇聚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能。
其实,在2014年9月10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发表讲话时,就提到了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说,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今年,将“双创”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提升到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双引擎”之一的高度,显示出政府对创业和创新的重视,以及创业和创新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6月1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再是一句稍显“空洞”的口号,而成为实实在在有着多项财税金融扶持的“新政策”。比如在发展创业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引导和推动创业孵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成果转移结合起来,完善技术支撑服务,引导和鼓励国内资本与境外合作,设立新型的创业孵化平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包括管理制度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的转化,产业成果的转化,政策体系的构建等,此次出台的《意见》主要是从扩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两个方面寻求融资难的破解之道。国家发改委指出,截至目前,各部门、各省(区、市)已陆续出台支持创业、创新、就业的政策措施共1997条。
为推动“双创”改革,贵州开创“火炬青年创业互助社区”,为创客设立数据及宽带服务机房、项目协作企业车间、分类实验室等,同时提供60余套公寓房,单套面积25平方米左右,创业青年可拎包入住。
江苏对众创空间放宽住所登记条件,推进“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登记,提供注册便利,同时采取科技创业补助、创新券等方式吸引海内外创客。湖北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孵化器内开展创新创业实践。从今年起,湖北省大学生科技创业专项预算增加50%,支持300项省级以上孵化器内的项目,重点资助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创业。
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保留基本待遇离岗创业,并与原单位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年权利,创业孵化期内(3—5年)返回原单位的,工龄连续计算。政策同时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置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也可以吸引科研人员和企业家来高校兼职。
文艺院团企业发展内生动力论 第8篇
一、转制院团: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
导致国有文艺院团逐渐脱离市场、脱离群众的主要因素, 来源于建国后的文艺管理体制, 但是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文化企业内生动力问题, 远非仅凭体制改革就能解决。经过上世纪50 70年代的“国有化”、“戏改”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指令性计划生产机制, 国有文艺院团已经完全成为“去市场化”、完全依赖财政、完全受各级政府支配的文化事业单位, 其干部已长期习惯于与政府机关对应的级别和职务, 其演员长期习惯于专业技术级别、荣誉或获奖多少等评价方式, 其工作方式长期习惯于主管部门调演、展演、派演等指令性演出等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中, 国有文艺院团自我发展能力已经萎缩到最低限度。因此, 如想重新启动这一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促使其离开财政的怀抱, 依靠市场来生存发展, 那么, 这就绝非是“转企改制”所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转企改制”可以强力转变国有文艺院团的运行体制, 但转制院团企业能否实现自我发展, 关键在于其能否自己找到内生发展动力。没有内生发展动力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 没有内生发展动力的转制院团, 要么行之不远而倒闭, 要么重回依赖财政生存的状态, 再无他路。
我认为, 这是目前转制院团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或瓶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转制院团是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舞台表演艺术行业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不可分离的行业, 从而具有人力资源成本高、不可复制、规模化生产难度大等特殊性。在国家统包统管的事业体制下, 舞台表演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不被重视, 不问投入产出效益, 不关心成本回收及是否赢利, 因而这一特殊性被遮蔽在“半饥半饱”的财政投入与“半事半企”的经营创收之中。而在新体制下, 转制院团遵从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市场主体来独立运营时, 舞台表演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被突出出来, 创作、排练、演出、营销等环节的费用都要折合成企业成本来独立核算。这时候, 由舞台表演艺术特殊性所决定的单位生产成本高于整体经济生产成本的特征开始凸显出来。因此, 转制院团不再是原来国有文艺院团的“升级版”, 而是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诞生的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的特征在于, 偏偏在国有文艺院团转制为演艺企业的时候, 鲍莫尔定律所言的表演艺术行业的“财政困境”才会凸显, 从而使积极的“转企改制”策略衍生出院团企业发展的新问题, 即无论如何按照市场主体规范运营, 这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绕不过因生产成本过高带来“亏损”这一基本规律。
二、转制院团发展:缺的是内生动力
鲍莫尔所说的表演艺术行业的“生产力滞后”原理, 并未在美国表演艺术行业发展中完全应验, 原因是在提高生活水平、扩大规模经济影响、借助大众传媒收益以及政府和社会赞助等种种经济社会条件改善和外力扶持下, 间接地缓解了“生产力滞后”带来的压力。其中, 针对我国院团改革的实际, 转制院团发展的内因应在内生动力方面。
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将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视为重点和关键关节, 正是着眼于通过“转企改制”来解决经营性文化单位的“内生动力”问题。反过来, 能否解决“内生动力”也成为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因此, 已经转制为企业的国有文艺院团的内生动力问题, 就会成为院团企业自身和政策措施重点关注的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院团企业发展内生动力与改革动力紧密相关, 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之所以步履维艰, 关键在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改革者强力推进转企改制, 依据是文艺院团大部分是可经营性单位, 坚持现代企业制度能拯救这一事业单位性质的群体发展, 但是并没有对这一类特殊的企业做好新问题出现后的整体设计。而一些国有文艺院团之所以抵制转企改制, 主要观点是企业化影响艺术操守和艺术品位, 认为企业化是对表演艺术及其人格的贬低, 但是对于如何富于效率地“出人才”、“出精品”、“出效益”, 由于历史条件、演艺消费状况等多方面原因, 在事业体制下弊端问题与新的改革要求之间, 并没有产生“自下而上”的主流观点, 无法发挥改革的示范、典型乃至“纠偏”作用。二是对于改制之后的发展动力问题, 在改革者和院团企业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裂隙, 事实上在磨蚀着转制院团的发展动力。一方面, 转制院团企业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把握政策、利用政策, 进而多为企业争取财政支持的方面, 这没有错,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内生动力这一关键问题。另一方面, 改革者或者从院团企业发展困难的担忧出发, 或者从舞台表演艺术行业发展的规律出发, 把改制后政策方向定位在间接财政投入方面, 也同样忽视了院团企业内生动力问题。众所周知, 任何一家企业如果不能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则将行而不远。转制院团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 并非是政策扶持的结果, 而应是政策扶持的原因, 政策扶持无法成为其原动力。三是对转制院团企业内生动力问题的误解。从院团企业来讲, 一谈内生动力、自我发展, 就会被认为是财政“甩包袱”、完全市场化或任由自生自灭;而从改革者来讲, 对“内生动力”的理解尚停留在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操作程序上。比如, 2013年九部门制定的支持转制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增强转制院团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政策扶持的核心, 而核心内容是在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前提下, 努力提升转制院团的创新能力、演艺产品营销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知识产权经营能力, 努力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众所周知, 企业创新、产品营销、资本运作等在文化领域之外的企业那里, 只不过是必备的ABC常识, 对于转制院团这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而言, 这些所谓的“能力”建设本身就已经滞后于现代企业发展实际。因此, 无论是作为政策推手, 还是作为院团企业自我发展的核心理念, 都不能仅仅把这些“能力”建设作为内生动力的内容, 更不能以此确定改革发展战略。
三、转制院团内生动力:本质是企业文化问题
在三十多年的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过程中, 每一个改革阶段都充满时代色彩, 拟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看起来斩钉截铁, 但是骨子里却充满着改革的焦虑。焦虑所在, 一言以蔽之, 就是新时期国有文艺院团内生发展动力问题。以前是意识形态属性、事业单位体制、文艺工作者身份构成的责权关系形成院团的任务性动力, 现在是舞台表演艺术的双重属性、企业体制、职业经理人与艺术总监领导的演艺企业构成的市场主体, 其内生动力是否必然要产生于企业利润和经济效益呢?这个看似简单到不用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在转制院团这里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而且某种程度上被这一类文化企业的浓厚的艺术色彩所遮蔽了。我认为, 转制院团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对舞台表演艺术的追求与保障这一追求的经济效益的结合。如果转企改制损害了文艺院团对舞台表演艺术的追求则得不偿失, 而如果文艺院团不能依靠舞台演出吸引观众接触与欣赏, 则丧失其存在的基本职能, 二者之间就是一个文化企业的艺术追求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如果要达到某一演艺企业的舞台演出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其内生动力必须来自企业文化建设。而与一般企业文化建设不同的是, 院团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实现艺术追求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自信、自觉和自强。这是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从问题的角度来评价, 处于转型期的院团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少缺失, 大部分院团的企业文化建设意识比较薄弱, 或者把企业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要求、社会责任等相混淆。比如, 有的院团认为本身就是从事艺术的组织和机构, 不缺文化;有的院团认为对艺术的追求远远高于对企业利益的追求, 故而坚持不沾“铜臭气”;有的院团认为企业文化就是指社会责任, 如不搞“三俗”等;有的院团则以为企业文化建设无非是公司架构、生产目标计划及严格管理之类等等。这都是企业文化建设意识薄弱的表现。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 一个非营利组织首先必须思考和确定自己具体可行的“使命”, 这一“使命”是根据这一个组织在同类组织中的优势、前瞻性、机会、竞争力等判断而确立的, 并根据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当然, 这也是世界五百强公司的普遍发展理念, 其中的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使命”。组织机构及其员工的内在动力就来自对这一“使命”及其一系列具体目标的努力、奉献和坚持。实际上, 这就是企业或组织的成员所共享的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 这就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 从“单位”转制为“企业”是一回事, 从“文化企业”到“企业文化”是另一回事。从事舞台表演艺术的国有文艺院团是一个个思想特别活跃的“单位”, 却又是一个价值观最为涣散、缺失的“驿站”。组织或企业所需要的维护共识、协调合作、敬业奉献等企业精神, 在院团转制企业这里, 往往被演员或者主演的所谓“个性”所取代。事实上, 很多“台柱子”难以融入一个院团的由独特的文化定位、战略目标、工作环境、员工信念乃至行为形象等组成的价值观系统, 主创、主演的“追求”往往难以与整个院团企业的追求目标达成一致, 获得共同提升。
四、深化改革:需要调适的政策方向
文化体制改革一再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 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舞台表演艺术行业的特殊规律, 这不仅影响到发现和解决文艺院团内生动力问题, 而且直接导致政策上过于重视硬件改善和谋求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相对忽视了软件建设及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 有必要在深化改革中适当调适政策方向。
今天的转制院团与改革前相比, 体制机制完全变化了, 但其所在行业生产消费的根本特征没有变化。对此, 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行业特殊规律, 切实改变把转制院团作为事业单位来管理、投入的旧观念, 把政策重心调适到扶持企业文化建设得力、内生动力较强的转制院团企业上来, 把财政支持与院团企业自身发展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支持壮大一批骨干演艺企业和大量中小演艺企业。还要在倡导社会力量支持演艺企业发展的同时, 寻找具体的、合适的政策工具, 以税收优惠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投资院团企业的积极性, 解决院团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困难、新需求。当院团企业自我发展、财政支持与社会力量积极介入这三者达到一定契合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演艺市场新的曙光。
舞台表演艺术行业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不可分离的行业, 从而具有人力资源成本高、不可复制、规模化生产难度大等特殊性。
提升扶贫攻坚能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第9篇
3月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反复强调革命老区扶贫的重要意义,并一再叮咛“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包含党中央和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对红土地的无限挂念,让苏区干部群众无比振奋、信心满怀。作为扶贫攻坚战线的一员,我们将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及时分解落实省市确定的扶贫开发各项任务,紧紧扭住扶贫攻坚不放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苏区振兴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厚村乡搬迁移民在安置点内厚翔伞业加工厂就业
一、注重内外兼修,凝聚扶贫攻坚合力
扶贫攻坚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辛的工作,既需要依靠外部“输血”,也需要学会自我“造血”,不断凝聚扶贫攻坚的强大能量。
一方面,要努力做好对接工作,切实发挥外部“输血”实效。坚持把扶贫攻坚与加快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结合起来,切实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做好三项工作,即承接好中央的政策落地、对接好文化部的对口支援、策应好省领导定点联系帮扶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项目跑争力度,认真组织实施好年度扶贫攻坚规划项目,为扶贫攻坚打下扎实基础。
另一方面,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断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切实弘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方案》(赣办字〔2014〕19号)文件精神,通过省领导定点联系扶贫、基础设施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和社会扶贫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创新方法,形成合力,不断激发黎川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力争到2015年年底,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在2014年的基础上减少3000人左右,确保减幅21% 以上,尽快让黎川老区旧貌换新颜,让黎川老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二、注重精准发力,提高扶贫开放实效
按照“择贫而扶、差别扶贫、极贫重扶”的理念和“工作到村、扶贫到户、责任到人”的要求,变过去的“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努力实现“真扶贫、扶真贫,提高扶贫效率”的目标。
1、打好基础——精准识别。认真组织好精准识别工作的“回头看”,进一步发动群众参与、规范识别程序,让同村老百姓识别谁是真穷人,然后按照国家扶贫政策确认,以保证贫困户认定的透明公开、公平公正。
2、抓住关键——精准帮扶。突出做好四项工作。一是聚焦到村到户。坚持分类指导、因户制宜,以识别出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重点对象,实施“消穷村、帮穷亲、治穷水、挪穷窝、换穷业”的精准扶贫工程,做到项目覆盖到户、资金受益到户、帮扶链接到户,确保每一个贫困户得到有效扶持。二是实施整村推进。按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构建和谐文明新村”的总体要求,将整村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实现贫困村新农村建设全覆盖。三是开展产业扶贫。坚持市场导向,重点围绕香榧、烤烟、白茶、白莲、食用菌、特种水产等产业,动员贫困户利用承包地开展产业基地建设,强化贫困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利益联结。四是动员扶贫搬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提倡规划建设“厚村模式”的搬迁小区,既方便生活,又配套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3、强化保障——精准管理。一方面强化农户信息管理。每年根据扶贫对象发展实际进行扶贫对象调整,使稳定脱贫的村与户及时退出,使应该扶持的扶贫对象及时纳入,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强化阳光操作管理。按照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对扶贫资金建立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在阳光下进行,同时加强监管,防止“跑冒滴漏”。
三、注重作风建设,提升扶贫队伍素质
扶贫攻坚,任重道远;造福老区,时不我待。我们将以提升服务水平为目的,加强扶贫干部能力建设,着力推动作风的大转变,保障黎川扶贫开发任务的大落实。
一要牢记为民造福的使命。党和政府把扶贫开发的重担交给我们,黎川的贫困群众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予我们,是对我们扶贫工作者的信任和重托。我们将牢记时代使命,以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的使命感和群众不富、寝食难安的责任感,奋勇担当、锐意进取,真正做到“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
厚村乡低保户搬迁移民集中安置点
二要保持务实苦干的劲头。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我们将切实改进服务贫困群众和库区移民的作风,加强学习和培训,推进干部队伍业务建设,提高工作水平。一方面,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与协调,积极向上争资跑项,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另一方面,加强扶贫和移民工作的总结和宣传,抓好典型培育,创新工作经验,搞好示范推广,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营造扶贫和移民工作强劲声势。
内生性驱动力 第10篇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 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进步。但同时, 拉动经济的三大因素—消费、出口与投资又被誉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而言,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驱动力存在差异,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存在交叠和碰撞, 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中, 人们对于经济驱动力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以科技进步的基础力量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力, 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外生力量, 分析对比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两种力量, 对我国今后有重点的发展经济, 或者经济模式变革有着积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内生经济驱动力
基于本文研究内容, 本文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科技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其中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将二者联合对比, 但大部分成果都暗含了教育与科技、创新、科研等的紧密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
SeferŞener和Ercan Sarıdoğan (2011) 对科学技术在提高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做出研究。研究指出, 在高度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条件下, 科学技术和创新为导向的竞争战略的国家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仅为了加强其全球竞争力, 也能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研究发现某些国家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导向的全球竞争力战略取得了可持续的竞争力和长期增长。K.Renuka Ganegodage和Alicia N.Rambaldi (2011) 探讨了对教育投入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以1959-2008年斯里兰卡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文章以新古典主义和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 构建了分析框架, 发现教育投资的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改进。Manoela Popescu和Luminiţa Cecilia Crenicean (2012) 分析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罗马尼亚知识经济下教育与创新的改革, 提出实现有竞争力的经济, 是专注于三个关键因素:知识,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 教育是发展的必由之路[1]。
刘宁和白云飞 (2011) 对科技人力资源配置对农业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统计检验, 结果发现优化农业科技人力资源配置是促进我国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提出了提升科技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等建议。贺能坤 (2012) 对贫困地区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研究, 教育与经济的研究结论显示教育是治贫的重要途径。但事实表明, 增加教育投入并未让贫困地区脱贫, 应探索教育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为“教育治贫”提供新的思路。具体说来, 应重新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 区分三级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收益率, “经济先行”与“教育先行”并重, 建立教育成本补偿机制[2]。李强 (2012) 基于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分析了投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3]。
1.2 外在经济拉动力
Meixing Dai和Moise Sidiropoulos (2011) 分析了央行透明度以及公众投资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 文章在研究框架中首先确立了公共投资会提高生产力, 进而提高未来增长潜力。David A.Hensher和Truong P.Truong等人 (2012) 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入手点, 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 同时对就业密度估计生产力弹性, 进而计算对经济的影响[4]。Oliver Morrissey (2012) 直接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私人和外商投资作用进行了对比, 文章分析了自1996-2009年46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总的大前提是承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 进而探讨不同投资形式对经济的影响, 结论如下:外商投资和私人投资在管理得当的国家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因为有证据显示政府治理程度可能存在挤出效应。文章暗示了政治对投资, 进而对增长的重要意义[5]。
宋丽智 (2011) 分析了我国1980-2010年我国固定资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发现, 协整分析表明两者存在长期关系, 而且仿真检验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作用[6]。张鹤, 黄琨和姚远 (2012) 研究了金融发展、银行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内在关联性, 其中发现金融发展、银行资本结构和投资效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 资本结构比率的不断增加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引起经济波动的加剧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7]。孙淑军 (2012) 也是对比研究不同力量对经济的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研究发现, 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估算我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率, 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小于物质资本[8]。
2 理论模型
2.1 内生驱动力理论
本文以人力资源投入作为经济内生驱动力, 因此以人力资源理论作为内生驱动力的理论代表。具体而言, 本文基于技术吸收能力与研发理论模型, 进行技术追赶性经济增长的分析[9]。
该理论以Fagerberg和Skonhoft理论为基础, 用后进地区经济追赶机制证明内生性驱动力理论。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种类型:技术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 先进地区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是创新型地区。落后地区技术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从最初模仿到后期的研发, 二者之间的比重不断变动。假设先进地区t期的技术水平:
其中, A (0) 表示原始技术存量, r表示研发活动的年增长率, 因为是先进地区所以假设r≥0。此时不考虑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的影响) , 先进地区几乎增速为:
此时, 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通过吸收与模仿并进的形式进行的, 但此时会存在从先进地区传导到落后地区的时滞l (t) , 因为双方的因果关系, 所以时滞一直为正值。同时考虑到落后地区存在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 于是落后地区的t期技术水平: (此时, 用下标b表示落后地区)
落后地区技术增) 长率为:
由上式可以看出, 落后地区除自身技术进步外还取决于对于先进地区的技术吸收, 时滞表示了吸收能力高低。若时滞时间长说明吸收能力差, 时滞时间短说明吸收能力强。此时分为四种情况:
, b。该式说明时滞时间短, 落后地区技术吸收能力不断增强, 技术追赶速度在提高。技术追赶效率高, 落后地区能够超过先进地区和原有的技术创新率的总和, 技术后发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 )
2) ) =0:Ab (t) A, l (t) =r+>b (t)
3 Al) (t) b (t)
速度降低。l (t) A (t) rb+r (1-l (t) )
以上说明了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作用, 内生性力量选取人力资源就是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从而才有可能达到保持甚至超过先进地区, 带来经济增长。
2.2 外在拉动力理论
本文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外在拉动力的代表, 在西方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中, 主要有三种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投资乘数模型以及加速数理论。在此主要介绍“哈罗德—多马模型”。
投资具有双重效应, 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该模型的理论假设为:
1) 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 但该产品可以消费可以投资;
2) 社会生产要素仅限于两种:劳动和资本;
3) 生产的规模效益不变;
4) 社会技术进步要素不在模型考虑范围中, 仅考虑储蓄和投资。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 得出该模型的基本表达式:
其中, G表示收入或产出增长率, s表示储蓄率, a表示资本与产量的比率。
该模型认为在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不变的情况下, 储蓄若可以完全转为投资, 产量、资本存量和投资就可以稳定按照稳态增长率稳定持续下去, 投资的双重效应, 使得新投资不断扩大生产力, 产量稳定增长。
3 实证检验
3.1 数据选取、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内生驱动和外在拉动, 根据国内外前人理论文献和经济实际, 本文筛选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教育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 教育投入是指教育经费投入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教育投入隐含了人力资源投资, 进而转化为科技创新能力, 我国作为技术后进国家, 通过人
>0:力资源的投入产出的乘数化效应, 才能达到自身的消
化吸收和加速增长的可能。固定资产投资不局限于某种投资类型, 包括外资、内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等多个层次, 因此是从宏观层面说明投资作为外在力量的合力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社会统计公报等权威资料, 为更客观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一方面便于分析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避免模型不通过, 同时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以EDU表示内生驱动力指标, 用INV表示外在拉动力指标, 用GDP表示宏观经济变量。经过处理, 用LNEDU、LNINV、LNGDP分别表示内生、外在和经济对数。
3.2 分析过程
3.2.1 单位根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存在一种“惯性”, 这种共同趋势将导致变量之间存在非真实性变量关系, 即“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 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进行检验, 若不平稳说明存在单位根, 反之则反。检验单位根的方法很多, 如ADF检验、PP检验和NP检验。本文选用较常用的ADF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
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验证了时间序列变量存在趋势性问题, 原变量都存在单位根, 只有一阶变量不存在单位根是稳定的, 这说明本文可以利用一阶变量平稳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3.2.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找出变量之间的长期性平稳关系, 在变量时I (1) 的基础上, 虽然原变量不是平稳的, 但是也可以找出非平稳变量之间的平稳性组合。该方法就是协整检验, 该检验方法有两种:EG两步法和Jonhanson检验, 本文因变量个数超出两个, 因此选用更为广泛采用的Jonhanson检验方法。
如表2所示, 从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的结果一致中发现, 内生性驱动力和外生拉动力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通过OLS回归分析, 找出内生驱动力和外在拉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以上模型就是内生驱动增长力和外生拉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变量弹性方面, 内生性弹性要大于外生力, 弹性分别是1.92和1.36, 这就是说, 内生驱动力每变动1%, 经济增长会相应变动1.92%;外生拉动力每变动1%, 经济增长会相应变动1.36%。
从变量之间的弹性来看, 内生驱动力要大于投资的力量, 这与现实发展方向相一致,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 长期发展的趋势就是要以内生力作为增长的源动力, 而外在拉动力只能作为一种常规性经济增长手段, 并需要在内生力方面进行投入, 因为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就是内生性驱动力。
3.2.3 ECM模型
对于非平稳的变量, 已经通过OLS方法建立了稳定长期的回归关系模型, 为了更好地对比分析, 进一步建立ECM模型。根据显著性和实际经济意义, 本文得出了以下模型:
Adjusted R-squared=0.99 Durbin-Watson stat=2.10以上模型看出内生驱动力和外在拉动力在短期中和经济的关系, 首先是经济增长变量本身存在的经济运行惯性, 基本滞后一期和原变量存在0.95的弹性系数。但是内生性变量和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期数的关系差异, 滞后一期存在负相关, 滞后两期存在正相关, 并且两者弹性大致相同, 该原因可能是因为内生性变量本身需要滞后期发挥其作用, 而在当期或下一期内存在只投入为产出的情况, 故为负相关。外在拉动力前两滞后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 第三期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 但是弹性较小, 这种变化可能是因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引起的, 因为我国的投资对政策变化敏感度高, 短时间就能做出较大反应。误差修正项为负值, 符合反向修正原则, 说明短期中的偏离逐渐向长期的均衡状态拉拢。但误差修正项较小, 说明拉动力比较微弱。
3.2.4 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模型找出了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 但是并不能说明先后发生的逻辑关系, 因此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找出变量之间的逻辑顺序。
如表3所示, 以上结果较好说明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除了经济增长和外生拉动力外有单项接受假设外, 其余均为拒绝原假设, 承认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内生驱动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而外生拉动力与经济增长存在单项因果关系。
这说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人力资源投入已经取得较好成果, 与经济增长能够取得较好互动, 而经济增长模式的固化导致我国依然是投资拉动型国家, 但是双方不存在互动关系, 进一步说明单纯的投资拉动, 最终会导致经济政策效力的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实证检验, 发现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 但是其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 不存在单位根, 因此以此为基础进行协整检验, 找出内生驱动力和外在拉动力之间的弹性对比关系, 结果发现内生驱动力要大于外在拉动力, 充分说明我国转型的成效, 但在短期中, 内生驱动力还存在正负的交替作用, 主要与其特殊性有关, 而外在拉动力与经济存在后三期的正向拉动力, 说明投资在经济中还存在较长期的影响力。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 我国内生驱动力与经济增长已经形成较好的互动关系, 而外在拉动力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单项拉动关系, 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固定。
4.2 政策建议
4.2.1 提高人力资本投入
通过本文实证分析, 再次证实了内生性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但是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与物质资本投入相比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 基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和后者较高的乘数作用, 应该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 以人力资本投入占经济总量作为考核指标, 加大人才投入。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科教强国战略, 以东中西部科教较为发达地区作为试点, 将其科教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强势, 以点带面, 联动发展。另外, 除了专业型教育外, 还要注重在职技术培训等方面。将人力资本投入市场化改革, 不仅仅把政府作为唯一投入者, 引进社会机构、私人力量等, 通过多元化投资, 能形成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 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和回报率。
4.2.2 注重投资效率
虽然内生性驱动力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就目前而言, 投资不仅是工具也是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在短期内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当前的投资与以往的投资不同, 当前更要注意投资效率和效果, 避免盲目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问题。要转变为集约式增长, 在稳定投资的前提下, 提高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项目的投入, 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将内生力与外在拉动力相互连接, 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4.2.3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无论是内在驱动力还是外在拉动力,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观念。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内需,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要素价格改革, 正确看待资源, 使资源市场化, 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行业战略性调整, 在国家层面调整产业结构, 打破民营和国有之间的障碍, 引入市场竞争及机制,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强化公共服务, 从医疗、教育、卫生、科教文化等多层面提供服务, 全面提高居民素质, 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都能取得成效, 在提高居民素质的背景下, 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为更好的全面教育打下坚实基础;培育创新制度和机制, 以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出发点, 渗透多层面和多行业, 形成有效推进机制和制度的环境, 为今后构建科技驱动型国家做出基础准备。
参考文献
[1]Manoela Popescu, Luminita Cecilia Crenicean.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Education–Economic Growth Goal in Romania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46) :3982–3988.
[2]贺能坤.贫困地区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非常规模式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 22 (7) :170-174.
[3]李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2 (5) :72-77.
[4]David A.Hensher, Truong P.Truong, Corinne Mulley, Richard Ellison.Assessing the wider economy impa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ith an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 to the North-West Rail Link project in Sydney, Australia[J].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2 (24) :292–305.[4]
[5]Oliver Morrissey.Governanc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ld Development, 2012 (40) :437–445.[5]
[6]宋丽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静静张关系再检验:1980-2010年[J].宏观经济研究, 2011 (11) :17-21.
[7]张鹤, 黄琨, 姚远.金融发展、银行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内在关联性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 (5) :83-87.
[8]孙淑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对产出水平及经济增长的影响[J].西安工业大学学报, 2012 (1) :62-67.
内生性驱动力 第11篇
以学习提高团队执行力
2004年3月12日，兵装集团隆重举行了赠书仪式，总经理、党组书记徐斌郑重地把《执行》一书赠送给了总部各部门副主任以上领导，全面阐述了执行的深刻含意，强调了培育执行文化对集团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希望各部门领导认真研读《执行》一书，从中找到先进的执行方法，制定有力的执行措施，不断提高执行能力。
“如果你想让列车再快10公里，只需要加大油门；而若想使车速增加一倍，你就必须要更换铁轨了。资产管理只可以提高一时的公司生产力，只有文化上的改变，才能维持高生产力的发展。”有“20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家”之称的韦尔奇如是说。在就任兵装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之初，徐斌就响亮提出了“培育执行文化，提高执行能力”的要求，并率领总部各部门主任专程前往深圳听取《赢在执行》的专题讲座。同时，组织以中国兵器报、集团内部网站、电视、广播、橱窗等内部媒体大张旗鼓开展打造执行文化大讨论，旗帜鲜明地宣传提高执行能力的新气象。一时间，长安、嘉陵、建设、青山、江滨、西仪、长江光电、华南光电、上海电控研究所等成员单位开展的专题读书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企业、各部门以《资产经营责任书》和《目标责任书》为载体，落实执行措施，兵装集团上下掀起了执行旋风，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建设执行文化的热潮。
徐斌深知，兵装集团作为国家战略性力量、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加强以执行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体现兵装集团的特色，必须把执行文化的培育与兵装集团所肩负的使命、所承担的责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执行文化的培育，为履行神圣使命、完成光荣任务提供强劲动力。在2004年召开的兵装集团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上，徐斌发表了题为《努力拼搏，乘势而上，着战必胜》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徐斌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找到了培育执行文化与兵装集团定位、集团公司使命的内在联系。他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到集团公司，就是要进一步办好国有企业，建立集团公司执行文化”，要求全体员工要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提高对打造执行文化的认识，站在完成兵装集团使命的全局，增强打造执行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紧迫感。兵装集团执行文化的建设由此实现了由被动接受灌输到主动进行培育的根本性转变。
在兵装集团党组的强力引领和大力推动下，兵装集团培育和形成了以“敢为人先，争创一流，拒绝借口，立即行动”为核心理念的执行文化。“敢为人先，争创一流，拒绝借口，立即行动”的核心理念，赋予了兵装人铮铮铁骨，激发了兵装人谋大事、干大事、成大事的澎湃动力。各级领导干部亲历亲为、身先士卒、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广大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找借口、不畏艰难，切实把兵装集团的每一项重大决策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
以学习提高企业竞争力
兵装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徐斌认为：“企业竞争关键在人。提高企业竞争力，根本途径在提升员工综合素质。我们以大规模培训为手段，以培养知识型职工队伍为载体，实现了职工发展与企业竞争力增强的和谐共振，相互促进。”
企业的竞争力首先表现在企业家的竞争力。兵装集团不断强化对企业高级经营者的学习培训，促使其能力不断增强。集团每年组织总部部门及领导以上人员进行专题培训，让大家在战略上准确领会党和国家最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准确把握集团公司最新战略部署，引领指导企业按集团公司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兵装集团与国家行政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以及意大利都灵国际培训中心等联合办学，分年度对所属企事业单位总经理、党委书记进行专题培训，及时学习掌握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成功打造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治企能力卓越、职业操守良好的高级经营者队伍。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兵装集团不断强化对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训，加快领军人才脱颖而出。着眼培养优秀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集团公司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在德国、英国、日本等技术最前沿地区，建立海外技术中心和研发基地，形成“四国八地”研发体系，就地吸纳高端人才资源，采取导师带培等方式，定期指导培训企业科技研发人才。借助国外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集团就新能源、新型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和重点项目与德国于利希中心、英国GH中心和意大利EE中心进行联合攻关，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科研模式和创新理念，打造了一支具有国际视野、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队伍。目前，在汽车、新能源以及制导控制等关键技术领域，集团公司涌现出一批优秀科技领军人才，其中246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实施科技人才大规模培训计划，集团分类开展百余门专业课程轮训，组织培训5万余人次；实施科技领军后备人才储备计划，与清华、北大、人大、复大、浙大、北理工、南理工等知名院校合作，选派近千名优秀科技人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合作开办“3+1”、“4+1”等专业培训班100余期，培养企业急需科技人才3 000多名。
一线员工技能水平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兵装集团把加强内部培训基地建设、提高一线员工技术能力水平作为提高质量上水平、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拥有6个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成了长安、兵器装备研究院等内部培训基地。各成员单位紧密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专题培训，年培训员工4万多人次。为提高一线员工学技能、钻业务的积极性，兵装集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合作，每两年在全行业开展国家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按照竞赛规定，决赛前三名的选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予以相应奖励；获得决赛4～8名的选手，由兵装集团授予“兵装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给予相应奖励；获得决赛4～15名的选手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可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参加决赛的其他选手授予“兵装技能竞赛优胜奖”。为加快技能人才成长，兵装集团出台实施了《技能大师制度实施办法》，制定落实高技能人才培育计划，通过“名师带徒”、技师沙龙、职业技能竞赛、选派优秀技能人才到高校深造等活动，储备了300余名技能领军后备人才。
以学习提高班子领导能力
“建设学习型集团，集团公司党组必须起好带头和示范作用。党组中心组紧紧围绕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在着力破解发展难题上下功夫，确保兵装集团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前行。”兵装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徐斌告诉记者。
兵装集团党组高度重视理论学习，自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决策正确、方法正确、路子正确，忠实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兵装集团党组成立了由总经理、党组书记徐斌任组长的建设学习型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学习活动的领导和督促。党组中心组坚持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活动，全年不少于12次；中心组学习部门主任以上都得参加，有特殊情况要办理请假手续，须经党组书记徐斌批准。成员单位党委按党组要求严格执行中心组学习制度，通过采取集体学习、研讨交流、专题调研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完善学习考勤、学习记录、学习心得交流等制度，有效提高了综合素质，增强了创新能力。各级党组织成为了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了学习型领导班子。
兵装集团党组学以致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学习交流，进行调查研究，把学习型、创新型党组建设与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结合起来，与提高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结合起来，善于用科学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理清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着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提高战略决策、经营管理的能力，提高把握市场机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统筹兼顾、推动创新的能力，提高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推动兵装集团科学发展、不断迈上新水平。
“622战略”的圆满实现和“211战略”的全面实施，就是兵装集团党组以学习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生动实践。
2004年初，兵装集团新一届党组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制定了“六年两步走翻两番”的“622战略”，作出了“围绕一个发展战略目标，打好三大战役，实施四项战略，树立五个观念”的“1345”战略部署，第一步要求工业销售收入2006年比2003年翻一番，第二步工业销售收入2009年在2006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打好军品立位、民品大发展、改革脱困三大战役，实施科技兴司、人力强企、机制创新、扩大开放四大战略，树立“敢为人先”、“强企富民”、“居安思危”、“无功就是过，小功也是过”、“改则兴，不改则衰”五种观念。兵装集团迎来了其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實力提升幅度最大、职工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增强宣传思想工作内生动力的思考 第12篇
关键词：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内生动力
1 目前基层思想工作的基本状况
一是党建活动激情不足, 片面地认为企业是经济组织, 一切活动都应以经济工作为主, 把党建活动看作是一种负担, 工作不主动、不热情、得过且过。二是活动内容深度欠缺,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党员队伍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密, 难以达到党员期盼的“思想上解惑, 文化上解渴, 心理上解压, 能力上解弱”的要求。三是活动与实际脱节, 缺乏针对性, 不能联系本部门实际, 存在着党建与实际工作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四是片面追求形式, 以娱代教、重趣轻理。五是活动闭路循环, 不能与公司的中心工作有机结合, 定格在不变的概念之中, 以教条的方式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情况, 内容和形式陈旧僵化。
2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基层党建活动缺乏吸引力, 引不起党员的兴趣 ;传统的党建工作机制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不能有效促进党员先进性的发挥 ;部分党员党性意识不强, 参与党内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 创新动力不足是突出原因一是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主,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益机制驱动, 给基层党建活动带来巨大冲击, 党建活动缺乏主动性、创造性, 缺乏改革创新意识。二是开拓进取精神不足, 研究情况没有新见解, 改革创新没有新思路, 解决问题没有新办法。三是不注重解放思想, 不注意更新观念, 缺乏对新时期党建工作重要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观念滞后, 墨守成规, 难以突破旧的思维定式。
(2) 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没有力”一是缺乏战斗力, 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二是缺乏凝聚力, 导致一些党员对党组织失去信心。三是把自己变成企业行政的附属, 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四是缺乏强有力的指导, 存在着重业务轻党建、重形式轻实效、重对接轻建设等问题。
(3) 强化素质建设“不给力”一是党支部工作以兼职为主, 工作压力很大, 在精力分配上很难保证党建活动有效开展。二是党支部书记素质不一, 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党务知识培训, 缺少系统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知识。三是个别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心不强, 工作不深入, 思想困惑、内心苦闷, 工作热情不高、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等。
(4) 四是政治理论学习欠缺“不用力”一是理想信念淡化, 对远大理想产生偏差,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缺乏信心。二是宗旨观念淡化, 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不再信奉“无私奉献”, 过分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四是先锋模范作用弱化, 党员主体意识淡化。五是社会不良现象影响思想, 思想处于活跃期, 精神不振, 不思进取, 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3 进一步增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永动力”
破解和攻坚“增强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活力”这一难题, 最重要的是从基层党组织的实际出发, 坚持以人为本, 在传承与创新中与时俱进, 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从而激发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内在动力, 彰显党内活动的吸引力, 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 清醒地认识到增强基层党建工作活力的重要意义, 紧密结合公司改革发展实际, 积极破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难题, 建立党建工作新格局, 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 真正把党建工作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促进企业科学发展。
(1) 激发基层工作活力是巩固执政基础的需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 增强基层党建活力, 提高党内活动质量和水平, 使党在职工群众中的威信更高, 党员深受职工群众“拥护、赞成、高兴、答应”, 这是执政党对其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要求, 也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
(2) 激发宣传思想工作人员参与工作创新是推进思想工作发展的需要当前, 煤化工产业的改革发展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 既是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 又是矛盾的凸显期, 一系列改制、调整、重组, 都蕴含着大量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涉及到员工切身利益, 关系到职工群体的和谐稳定。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工作增强战斗堡垒作用,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承担起教育员工的责任, 通过形势任务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 充分理解和支持公司改革调整, 摆正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 以企业改革大局为重, 为企业的转型发展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