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因素范文（精选11篇）
负面因素 第1篇
一、“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中学生学习情感影响的调查
我校“中学生学习情感测查系统”课题组对本校学生进行了“中学生学习情感调查”。被试对象为初中七年级和八年级共348名学生, 其中男生182名, 女生166名, 年龄12～16岁。采用“中学生学习情感测查系统研究”课题组设计的“中学生学习情感调查系统”。测查用电脑答题, 共15小题, 每个问题都有5个选项, 其中A代表自身因素, B代表朋友因素, C代表家庭因素, D代表学校因素, E代表社会因素。测查的实施以学校班级为单位, 以集体测查方式进行, 先由教师教会学生答题的操作步骤和要求, 然后由学生进行自我测查, 平均每个学生历时约20分钟。学生不录入真实姓名, 只输入各自代号, 教师按电脑机号一一对应并记录下学生姓名及相关资料。其中我校学生调查结果见下表。
表中数据表明:“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中学生学习情感有一定的影响。如问卷第2题“我认为对自己学习影响最大的是”, 选E“社会环境因素, 如社区、邻居中是不是有学习的气氛”占31.3%, 居所有选项第一位。第12题“在学习上, 我最在乎的是”, 选C“父母家人的态度, 比如我的学习好, 他们是不是很高兴;学习不好, 他们是不是不在乎”的占20.1%, 仅次于A“自身因素”的比值。这些因素, 使班主任的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二、“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中学生学习情感影响的分析
1. 人们的功利性、社会上重智轻德、升学竞争对学生学习情感的影响。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实利、实效, 它通过市场来实现自己的产值、效果, 因此必然使人们强化功利意识, 因此重智轻德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很大的市场。过去所谓“只要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现在人们的意识仍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而表现在学生身上, 就是对政治不够关心, 对参加集体活动、公益劳动不感兴趣。家长只关心子女的考分而漠视思想道德品质。社会需要、就业压力, 以及家长的投入与期望等原因, 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升学竞争的压力, 这给学生学习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 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感。
2. 社会不良因素对学生学习情感的影响。
社会上流传的违法淫秽书刊、黄色光盘, 电脑网络中的黄色站点和网页等, 成了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鸦片。电脑游戏、网络游戏也容易使青少年迷恋。有的学生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少年结成犯罪团伙, 到学校滋事、打架、敲诈勒索, 无恶不作。这些都会使青少年出现道德意识的弱化和价值观的迷茫、偏移;导致青少年情感冷漠和自我迷失, 影响其心理成长, 形成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使青少年形成虚伪、不诚实的多重人格, 导致其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还可能引发青少年犯罪心理倾向和行为。社会不良因素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3. 家庭因素及家庭教育失当对学生学习情感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正处于转轨期, 家庭因素诸如父母的文化程度、父母的职业、是否单亲子女、家庭经济收入及家庭居住环境等都发生较大变化, 这对学生的学习情感都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家庭教育失当, 也会给学生的学习情感带来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家庭教育方式。典型的有三种。一是娇宠, 表现为家长不重视孩子自理能力、劳动习惯的培养, 对孩子的要求无条件地给予满足。过分娇宠孩子, 会使家庭教育功能弱化。二是专制, 主要表现为一些家长恪守“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好人”的信条, 对子女采取严厉管制和强迫教育。三是放任, 主要表现为一些家长本着“树大自然直”的原则, 对子女教育放任自流, 不闻不问。 (2) 家庭教育内容。表现在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重身体素质培养, 轻心理素质培育;重智力开发, 轻非智力因素培养;重知识传授, 轻能力培养。这使得青少年体壮如牛却胆小如鼠、意志薄弱;膀阔腰圆却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知识丰富却能力低下。 (3) 家庭教育观念。现实生活中, 很多家庭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自家的私事, 把子女当私有物进行培养, 对正当、合理、科学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不予积极配合, 当家庭的教育价值观与之发生冲突和矛盾时, 常出于某种狭隘的目的而另搞一套。这些家庭教育失当现象, 都源于忽视子女自身的兴趣与条件, 忽视青少年成长的客观规律, 期望高、压力大, 使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的不同教育面前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 出现理想失落、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
三、班主任工作针对“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负面影响的应对措施
1.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强化德育教育。
班主任工作针对“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中学生学习情感的负面影响, 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新课程改革以面向全体学生, 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 以注重学生的态度、能力, 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它摒弃了“应试教育”中只以知识为依据, 忽视德育、体育、劳动教育、艺术教育, 压抑学生个性发展, 不利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让学生学会做人, 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小学班主任应当确立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积极落实素质教育的精神;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更新观念, 大胆探索, 脚踏实地, 不断提高班主任工作的实效性。
2. 指导家庭教育是班主任工作职责之一。
很多做父母的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家庭教育中把重点放在智力因素培养上, 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或者过分溺爱、宽容放纵, 造成孩子任性、懦弱、懒惰、自私、冷漠、粗暴等心理障碍, 缺乏坚强的意志、良好的习惯、和谐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许多学生在校内能勉强接受教育, 回到家中就依然故我, 形成双重人格。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和艺术, 与学校教育相比, 家庭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提高上, 应该侧重孩子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培养, 侧重健康心理的培养。班主任在教育学生的同时, 还有必要与家长做好沟通工作, 与家长交流、讨论, 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教方法。还要沟通学校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 协调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使其形成合力。
3. 心理健康的指导与教育要与班主任工作有机地结合
由于社会快速发展, 竞争日益激烈,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给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带来许多未知因素。在学生身上体现为成长过程中的竞争压力, 青春期的烦恼, 升学的压力, 等等。青少年缺乏自我调节能力, 不善于人际交往, 急需心理指导和心理咨询。班主任应当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学生。在进行心理健康的指导与教育前, 应仔细了解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以及教育对象的特殊心理问题。学生的心理问题十分复杂, 存在可变性与可塑性、过渡性与动荡性等特点, 班主任必须根据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 因材施教, 对症下药, 有的放矢地加以正确的引导、扶持、帮助和教育, 使学生心理问题得到纠正与调整。
4.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中成长
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探析 第2篇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1)05-0186-04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一、国债销售的基本情况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二、国债销售额逐年下滑的原因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
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三、国债发行规避非市场性因素影响的措施或建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高坚．中国债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刘霞．从双鸭山市凭证式国债销售状况看农村国债市场开拓[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3]梁国平，徐德华．农村国债市场发展思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学校组织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及规避 第3篇
组织文化是指一个组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的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组织文化，具有目标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融合功能、约束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五大功能。相对硬性的制度管理而言，组织文化作为柔性管理手段，它的功能已被越来越多的组织管理者认同和接受。当前，组织文化作为组织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已经是一个组织获得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
只要有组织的存在，就会产生组织文化，学校也是如此。学校的组织文化包括一所学校特有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规范文化，其内容涵盖了学校特有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与物质环境。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的灵魂，只要学校存在，就会逐渐形成自身的组织文化，因此，为了学校的健康发展，有必要不断加强学校的组织文化建设。
二、学校组织文化中的负面因素
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对学校的组织机体会产生诸多的消极作用，甚至阻碍学校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无论多么优秀的组织，都需要对自身组织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规避，以保障组织的健康发展，学校也不例外。
学校组织文化中的负面因素，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一）害怕优秀
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指头有长有短。在学校里，教职工的思想状态、工作表现和成绩必然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在健康的组织中，先进分子会受到组织的推崇、领导的嘉许、同事的敬重，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先进还不仅仅是学校在学期末或年终评选出的各类先进，也包括在日常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表现积极、贡献突出者，还包括对学校所倡导的事情的积极响应者。组织中的先进在组织发展中具有引领、带头作用，组织常常把他们树立为员工的标兵和榜样。可是，在不良的组织中，员工不敢当先进，不敢在小组中表现优秀，不希望成绩过于突出。他们努力地工作，默默地奉献，愿意为学校的发展尽心竭力，但不希望学校奖励，不希望领导表扬。其原因是一旦受到了领导表扬、组织奖励，就可能受到同事的冷落，甚至遭受讥讽，这就是所谓的棒打出头鸟。
（二）安于现状
这种现象在许多组织中大量地存在着。人们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沉湎于已经达到的状态，“小富即安”，不求进取，这是小农经济意识的反映。在这种心理氛围下，整个组织步入了发展的高原期，很难有新的突破。如果一个群体安于现状，就必然不会再确立新的、更高的目标，再想出新的措施。理想、激情、奋斗、进取，这些激动人心的词汇不再出现在人们的话语里。群体中的人渐渐地不再想每天是为什么而上班，好像上班仅仅是因为闹钟响了，每天的工作也像时钟的指针一样机械地转动着，不紧不慢，周而复始。
（三）自甘平庸
自甘平庸比安于现状还差一截。一般说来，安于现状是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后的自满；而自甘平庸则是在并无成绩或成绩很小的情况下的不思进取。这种人很少，但极有可能存在。有的人由于业务水平的问题，经过了一定的努力，但还是成效平平，于是就选择了放弃，放弃继续努力而呈现出自甘平庸的状态。有的人根本就是态度问题，始终没有付出过努力。落后也就罢了，极个别落后者还在同事中传播“我是落后我怕谁”之类的话，那已是深入骨髓的落后了。
（四）推诿抱怨
一些教师在承担任务时斤斤计较，拈轻怕重，抱怨自己太苦太累，对待工作仅仅停留在上传下达的低级境界，缺乏主动开拓和自动自发精神，埋怨学校对自己不公平，只为失败找借口，不为成功找办法。
（五）缄默文化
这主要是由于学校采取不民主或者一种权威式的管理机制而导致教师之间不敢进行交流或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的状态。教师之间不敢揭短，不敢指出别人的问题，害怕给领导、同事留下一个“坏”印象，害怕违反学校权力等级关系的游戏规则。教师都独自进行备课、上课，相互间缺乏敞开心扉的交流与合作。
（六）保守主义
很多教师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同事之间的竞争，而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他们并不期望超越同事，而是担心被同事们落下，他们更希望同事群体停留在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层次上。
以上这些负面因素，往往不是学校组织文化的主流，但是这些负面因素如果不能及时规避，便会在组织机体中扎根发芽，不断影响组织的健康，如果任由其蔓延，最后可能会危及组织的生存。
三、对负面因素的规避策略
规避组织文化中的负面因素，需要内外兼顾，标本兼治。
（一）增强组织文化的健康指数
对于学校来说，建设健康的学校文化，是提高健康指数的必由之路。文化是学校的精神支柱，就好像一个人的灵魂。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学校文化一旦形成，就像人获得了免疫力一样，能自觉地消除不良因素的负面影响，并对全体教职员工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引领作用，进而推动学校持续地向前发展。
第一，要建立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根源，优秀的学校核心价值观是对师生人生幸福的终极关怀，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学校领导要树立组织文化意识，不断学习管理理论和方法，在组织文化建设中发挥“领航员”作用。一方面，学校领导要从学校发展战略的角度全面地思考学校组织文化建设的内容、模式及步骤，为建设良好的组织文化打下基础，与学校的发展目标、教职员工的共同愿景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学校领导要根据组织文化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这一要求，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以及管理思想的变革，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组织文化；要关注教育的形势，不断学习，善于更新管理观念，为学校组织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建设适应时代要求和学校发展需要的组织文化，进而促进学校组织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学校要充分注意到教职员工对学校组织文化的要求。只有当组织文化与教职员工的共同愿景相结合，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相匹配，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得到激发。学校要注意发挥教职员工群体的作用，将广大教职员工融入学校的管理中，这能使教职员工认同学校的管理与文化，达到教职员工利益和学校利益的真正互动，进而让教职员工对学校产生归属认同意识、利益共济意识、感情交融意识和献身奉献意识等。
（二）通过刚性管理给组织文化披上盔甲
第一，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在学校内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学校领导要态度明确，不能含糊其辞，要让不良行为受到舆论的震慑。
第二，完善学校制度规范。学校文化中的许多内涵在制度中可以具体化表述。当制度规范得以贯彻时，学校文化就体现在了师生员工的行为之中。学校要把对教职员工的行为期待以制度的形式告知全校。既成制度，就具有不可违背的特性。
第三，运用行政手段。当学校舆论和制度可能对某些负面因素还不能发挥震慑作用时，学校就要通过诫勉谈话甚至行政处分等行政手段，明确指出此类负面因素的危害性，整肃纪律，清明文化，将负面因素扼杀在萌芽阶段。
负面因素 第4篇
本次调查, 教师卷发出问卷105份, 回收问卷100份, 有效问卷100份。学生卷发出1200份, 其中城区学生问卷300份, 农村学生问卷900份, 回收的有效问卷共1189份。访谈和问卷的内容涉及语文教师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在改革理念、阅读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评价和教研行为, 以及学生对语文课的态度、对自己阅读能力的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内容。从问卷的抽样数据来看, 贺州市农村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现状以及影响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本身的主观因素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形成
1. 学生对语文学科不感兴趣
我们在走访调查中发现, 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指数不高, 许多学生认为语文课听不听课效果差不多, 只要考试前做做习题、读读课文就可以及格了。我们在教师卷和学生卷中设计了两道与“兴趣”有关的问卷, 回答的数据显示, 73.0%的学生对下一节又是语文阅读课的心情指数在“期待”以上, 其中, “非常期待”占的比例为21.67%, “有点期待”为51.33%, 此外27.0%的学生表示对下一节是语文阅读课的心情是“有点无奈”。教师回答的数据显示, 对语文教学工作“非常感兴趣”的有32.0%, “有点兴趣”的有53.0%, “没有兴趣”的有15.0%。这个数据意味着32.0%的语文教师最能积极影响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程度。53.0%的语文教师可以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再教育等多种形式感受到语文教学的乐趣, 同时也正面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有15.0%“没有兴趣”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数据, 它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发展非常不利, 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会有消极的影响。
这两组数据表明, 学生不喜欢语文课是影响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首要原因。
2. 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大多数学生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的阅读习惯, 如自觉预习复习的习惯、自觉积累语文知识的习惯, 自主质疑思考、朗读和自主进行课外阅读的习惯等。
学生问卷“你对自己语文课前预习的评价是什么?”的数据显示, 表示能够“坚持课前预习”的学生只有9.67%, 表示能够“正常课前预习”有39.0%, 表示“很少进行课前预习”的有41.67%, 表示“从不进行课前预习”的则有9.66%。问卷“你对自己积累课内外好词好句的评价是什么?”的数据显示, 学生自我评价在“良” (含良) 以上的有54.67%, 其中为“优”的占了20.67%, 自我评价为“中”的学生有35.0%, “差”的有10.33%。问卷的数据显示, 每学期有20.33%的学生是从来不进行课外阅读经典名著的, 能读“一本”的有26.33%, 能读“两本”的有22.67%, 能读“三本或以上”的有30.67%。课程标准要求, 学生能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 广泛阅读各类读物,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 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
从这三道问卷中我们发现, 有相当部分的学生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语文阅读习惯, 特别是课外阅读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可见, 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是影响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教师方面的因素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形成
1. 教师对语文教学认识滞后, 是影响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不利因素
(1) 以学定教的教学理念模糊。教师问卷的数据显示, 有23.0%的教师“经常向学生征求教学意见”, 有69.0%的教师“有时向学生征求教学意见”, 有8.0%的教师“从不向学生征求教学意见”。在走访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相当部分学生眼里的语文课沉闷, 认为语文教师的课听不懂, 也不知道学些什么。从调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能向学生征求意见的教师人数并不令人满意。语文阅读教学课堂, 能否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能否更有效地提升阅读教学效率, 这与教师在教学中能否立足学生实际、真正意义上实践“以学定教”的理念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2)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浅尝辄止。教师问卷的数据显示, 有36.0%的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安排”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或探究学习, 有59.0%的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会“偶尔安排”, “从不安排”的有5.0%。部分教师在回答问卷时也不无担忧地提到有的阅读课堂重合作形式、轻探讨问题实质, 将合作学习形式化。我们强调课程改革理念中的合作研究学习方式是为了帮助学生利用合作探究的方式, 探讨课文研读中遇到的难题, 从而达到提高阅读能力的目的, 不提倡走过场等形式主义。
(3) 有77%的教师不坚持裸读教材。教师问卷的数据显示, 有23.0%的教师“经常裸读教材”, 有58.0%的教师“有时裸读教材”, 有19.0%的教师“从未裸读教材”。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 有相当部分的教师上阅读课时带教学参考书进课堂, 用教学参考书的观点代替教师个体对文本的解读。只有在上公开课的时候, 才会比较重视备课。在阅读课中如果没有教师本人对教材的独特理解, 没能创造性地处理教材, 而只是借助教学参考书上课, 这种照本宣科的教法是非常不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习得和提升的。
(4) 学生的话语权和思考问题的时间保障未能引起教师足够的重视。教师问卷的数据显示, 有64.0%的教师对目前语文阅读课堂“把话语权还给学生”方面的评价在“比较满意以上”的占16.0%, “不满意以下”的占20.0%, 可见目前阅读课堂学生的话语权仍需要语文教师的努力, 确保学生在课堂中人人有话说、人人能表达。涉及这个问题的相关数据在学生问卷里反应更强烈, 有近80.0%的学生建议教师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回答问题发表个人见解。问卷的数据还显示, 有59.0%的教师认为当下语文阅读课堂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时间“保障少”, 有8.0%的教师认为“充分”, 有33.0%的教师则认为“比较充分”。可见创建自主开放活跃的语文课堂还需要语文教师舍得放弃、舍得付出, 积极促进学生个性阅读的发展。
(5) 学生的阅读积累习惯养成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师问卷的数据显示, 有28.0%的教师“经常指导”学生阅读课程标准推荐的文学名著, 有70.0%的教师“有时指导”, 有2.0%的教师是“从不指导”。这个数据是否意味着有2.0%的语文教师从教后几乎不读经典名著?学生的课外阅读量达不到课程标准的要求, 教师是否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亲其师而信其道, 教师如果没有足够的重视, 学生肯定不会自觉地完成课外阅读任务, 课外阅读的积累也就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我们更期待有70.0%以上的教师做到经常推荐和监督学生读名著, 让阅读经典成为学生阅读积累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 教师对阅读教学的理解认识滞后成为了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重要阻力。因为教师对阅读教学的正确理解能正确地引领课堂教学, 直接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生成。
2. 教师的阅读教学技能得不到学生的喜欢和认可, 是影响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重要原因
(1) 学生期待一堂精彩难忘的语文课。在与学生访谈时了解到, 并不是所有语文教师的阅读课堂都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学生喜欢自己的语文老师教学时风趣幽默, 讲解时生动有趣, 能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能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和被尊重。在返回的学生问卷中有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非常期待有一堂生动精彩的、令人难忘的语文课。”“说话 (普通话) 不标准、不生动的语文教师, 请你别进来!”所以仅从与学生的交流中, 我们可以分析出影响学生阅读能力形成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课堂教学技巧。
负面因素 第5篇
影响和谐校园建设的负面因素调查问卷 性别 年级
1.您认为和谐校园的标准是什么？（）
A 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老师业绩突出 B同学、师生之间像一家人一样相处融洽 C校园环境优美,教育生活设施齐全D师生能够自由发展，在学习工作中获得进步
2.你认为最严重的校园犯罪是什么：（）
A传销 B校园暴力 C入室抢劫 D恋爱报复
3.你认为大学生在校园创业——推销小商品有利于构建和谐高校校园吗：（）A不利于。校园是学习的场所，不应掺杂商业因素
B有利于。大学校园是小型社会，使学生进入社会的缓冲，这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能力
C无关紧要。大学生是自由的，只要不违法干什么都可以
D非常必要。我们可以从中赚取零花钱，减轻父母的负担
4.在校期间，我们主要通过＿＿＿增强自己与同学间的友谊：（）
A郊游 B参加班会 C聚餐 D平时上课当与同学发生冲突时，你通过什么＿＿＿来解决：（）
A心平气和地调解 B武力解决 C口头争执 D不吱声，保持沉默
6.你认为你的宿舍是一个和谐的小社会吗：（）
A是，非常和谐 B一般，时有争执 Ｃ意见经常不和，经常冷战 D不知道
7.在社会方面，哪些不利因素影响构建和谐校园：（）
A学生成分的变化，近些年来我校学生中下岗子女，离异家庭子女，农民工子女所占比例逐年增加
B网络的负面影响 C学生的诚信缺失 D学生打架斗殴事件时有发生
8.你最不愿意校园里看到以下的那些情况：（）
A私家车造成路面拥挤 B有人随地吐痰，乱丢脏物 C情侣的行为过于亲密D听到有些人在谈论不堪入耳的东西
9.在大学生活里你最重视的是（）
A学会学习B谈恋爱 C广交朋友 D不知道
“负面报道”不等于负面影响 第6篇
郑院长开明的作风难能可贵，笔者思考的却是，“负面报道”不等于负面影响这个常识性问题，为什么有时需要鼓足勇气才能说出来？而且，在“负面报道”前加了“善意的、适当的和负责任的”限制性定语——对“正面报道”何曾加过此种定语。
笔者再来一个“逆向思维”：“正面报道”是不是就等于正面影响？
想起鲁迅先生的年代。当时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冠于全球”，反对“西风东渐”，对中国生了“毒疮”的地方，竟也如鲁迅所说认为是“红肿之时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若乳酪”。国家面临“忽拉拉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危险局面时，他们还以为稳如磐石。这种“正面报道”产生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吗？
上世纪50年代末“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大批人饿死，媒体上却一片莺歌燕舞。领导人到河南某县视察，该县县委书记汇报说粮食多得吃不了。领导人兴奋地说，那就让农民一天吃5顿饭。后来农村大办食堂，放开肚子吃且不要钱，与此不无关系。如果当时真实报道（也可说“负面报道”）饿死人的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多少生命可以挽救！这种“正面报道”真是害死人啊。
“正面报道”情结至今仍牢牢“结”在一些官员心坎上。一些部门的工作被夸為一朵花，后来却发现一团糟；一些地方领导带队“不辞辛苦”时时检查、消灭隐患，事故却接二连三发生——这些“正面报道”会不会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或者是以点带面“带”出来的？
负面因素 第7篇
一、负面清单历史沿革
(一) 负面清单产生与发展
1. 雏形期:“例外情况”。“负面清单”源于德意志同盟国之间的关税协议, 其模式可称为“负面清单”的雏形。“1834年, 为了消除贸易壁垒, 以普鲁士为首的邦国之间结成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各同盟国之间就关税问题进行了谈判, 终于达成了涉及‘例外情况’的关税协定。”[1]“其成员国订立的共同贸易条约中规定‘统一开放所有进口市场、取消所有进口限制, 除非列明不开放和不取消’, 这是负面清单概念最早的表述。[2]关税同盟本质在于减免关税, 以推进贸易自由, 缓解各国国库空虚和财政赤字。但从“除非列明不开放和不取消”的表述中推断, 这种“例外情况”应是同盟国共同达成的不符合关税同盟消除贸易壁垒规则的特殊条款。史料也可证实:“一些商品如盐和纸牌等继续保持国家垄断;啤酒、葡萄酒、烧酒和烟草等消费品各邦仍有权征收较高的关税”[3], 这至少可以说明“例外情况”是同盟国以“列明不开放和不取消”条款排除或限制性规则保护特殊商品“垄断合法化”和“征收高关税的权利”。
2. 形成期:“概括否定列举”。“当今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谓的“负面清单”概念, 确是来源于美国与法国二战之后签订的《友好通商航行条约》。”[2]“为了保留一定的政策实施空间, 在《友好通商航行条约》中还规定了一些保留条款, 也叫作有关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义务不符的措施 (non-conforming measure) 。”[2]1953年美国、日本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这是“负面清单”的进一步发展。该条约第7条规定:“缔约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的国民或企业国民待遇, 以在其境内从事商贸、工业、金融和其他商业活动, 但是公共事业、造船、空运、水运、银行等行业除外。”[1]资料显示“负面清单”最初表现为国家间签订国际条约的“保留条款”或“概括否定列举条款”, 从“知识产权、人权、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到“公共事业、运输及银行业安全”等限制或禁止规定。
3. 发展期:“限制行业清单”。1986年3月11日美国和埃及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 (简称BIT) , “在美国签订的第一个BIT的附件中以文字描述形式列举了双方保留采取限制措施权利的行业清单”。[2]在美国总统递交与埃及投资协议的信息中, 美埃条约表述为:“对外国投资来说, 双边投资协定模板给予了更好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它) 满足了各方“例外”, 让其单独列为附件。这些例外保护了国家可控利益, 且对美国来说, 按照国家法或联邦法适当降低了国民待遇相关 (行业) , 如航空运输、海运、银行业、电信业、能源和电力生产、保险业和源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不动产所有权。”[4]在美埃关于互惠鼓励和保护投资协议中, “附件”———根据第二条第三段, 各方在下列部门保留限制和维持限制:1) 美方:航空运输业、海 (河) 运业、银行业、保险业、政府担保 (保险) 和抵押贷款项目、能源和电力产业、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报关行业、不动产所有权、广播和电视播放、电话 (报) 服务、海运集装箱服务、卫星传播。2) 埃方:航空和海上运输、海事代理、陆运 (非旅游) 、邮递业、电信业、电报服务和其他国家垄断的公共服务业、银行业和保险业;商业行为诸如:分销、批发、零售、进出口行为;商业代理和经纪行业;不动产所有权、土地使用、自然资源、国家贷款、广播、电视和报纸杂志的出版业。[5]
4. 成熟期:“体系化限制行业清单”。当前大多国际投资协定 (简称IIA) 和美国自由贸易协定 (简称FTA) 都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 表现为“体系化”限制行业清单:1) “内容层级化”:从一般行业到金融业分为三类:一是服务和投资允许保留现有限制措施;二是除维持现有保留措施外, 还保留相关行业限制措施的制定和修订权;三是金融业的不符措施。“美国的负面清单一般包含三个附件:第一个附件是第一类负面清单, 第二个附件是第二类负面清单。”[6]“第三个附件是将金融服务的不符措施单独列出。”[6]2) “分类多样化”:“美国在负面清单上不符措施的设计上形式多样, 措辞灵活。以金融业为例, 共涉及七种不符措施:绝对禁止、比例限制、岗位限制、区域限制、市场准入、政府优惠、其他特殊规定。”[6]
(二) 负面清单特点
1. 法律义务规则为主要形式。
1) 以法律规则出现。从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协议中“除非列明不开放和不取消”的“例外情况”到通商航行条约中“但是公共事业、造船、空运、水运、银行等行业除外”的“概括否定列举”, 再到双边投资协定附件中美国和埃及所列“限制行业清单”, 最后到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体系化限制清单”, 都以国际条约保留条款或保留权利条款与附件形式结合表述, 即采用特定法律规则对“负面清单”进行阐述, 说明它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规则。2) 以义务规则为主。首先, 在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协议中“除非列明不开放和不取消”的“例外情况”, 即他国“不得”要求任一同盟国对“不开放和不取消”的商品适用关税同盟减免税条款。其次, 在通商航行条约中“但是公共事业、造船、空运、水运、银行等行业除外”的“概括否定列举”, 即他国“不得”要求缔约国对“概括否定列举”行业适用通商航行条约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再次, 在美埃双边投资协定“附件”中保留权利条款与美埃所列的“限制行业清单”, 即他国“不得”要求缔约国对“保留权利列举行业”适用通商航行条约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最后, 在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体系化限制行业清单”, 即他国“不得”要求缔约国对“保留不同权利列举的不同行业”适用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总体来说, 各国必须遵守国际条约负面清单的义务, 不得进入特定商品、服务以及行 (产) 业从事经营活动。
2. 特定商品或行 (产) 业为主要内容。负面清单最初仅涉及一国特殊商品, 如盐等必需品或烟酒等奢侈品, 然后扩展到公共事业、制造 (造船) 、运输、银行, 再拓展到保险、能源、通信, 最后发展为将前述行业进行“复合打包行业组合”, 但一般分两类:1) 禁止类: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商品、行 (产) 业:如19世纪德意志同盟对盐等必需品或烟酒等奢侈品的保护, 这些商品对各国来说都会最大可能解决国库空虚和财政赤字, 从而保证国家安全:再如各国对公共事业、通信业、能源业等保护, 也是保证国家安全。2) 限制类:涉及国家发展利益但风险可控的行 (产) 业:如美国金融业盈利性最强, 但风险较高, 所以美国通过设计风险可控规则, 既保证安全利益, 又实现发展利益。
3. 平衡安全与发展利益为目的。
负面清单主要目的表现为三方面:1) 保护安全利益: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会面临经济、国防及国土资源安全等问题, 所以负面清单必须成为安全利益的“保护伞”。2) 追求发展利益:国家在确保安全利益的条件下, 在风险可控范围内, 为实现本国未来行 (产) 业发展利益, 所以负面清单必须成为发展利益的“作战服”。3) 平衡安全与发展利益。从雏形期的“例外情况”到成熟化的“体系化限制行业清单”, 负面清单都是保证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 “逐步减负”实现各国发展利益。特别是从美国总统递交与埃及投资协议的信息和美埃双边投资协定“附件”表述得知, 这种以“行业清单”方式明确列举限制投资措施的形式禁止或限制外商进入。从形式上看, 以“附件”形式详细列举行业清单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但从实质上看, 无论美国还是埃及, 凡涉及限制行业, 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 如:1) 航空运输涉及航空安全, 即国家领空安全;2) 银行业、保险业、国家担保或贷款等涉及经济安全;能源、电力和土地、自然资源等涉及国家生存安全;3) 广播和电视播放、电话和电报服务、电信业、报纸杂志出版、卫星传播等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因此, 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以“附件”形式采用“行业清单禁止或限制”列举方式。既保护了两国安全利益, 又以附件清单以外的行业投资自由实现双方发展利益。
4. 国家为制定主体。
为推动贸易、服务、金融等自由化, 各国通过磋商、谈判、缔结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附件形式设计负面清单的主要内容。因此, 国家成为负面清单的制定者, 但国家制定负面清单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在国际社会, 国家通过缔结条约, 负面清单表现为国际条约的条款或附件;在国内社会, 国家通过立法形式, 负面清单表现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 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
因此, 从历史分析负面清单, 可将其概括为:为平衡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家对特定行 (产) 业所制定的“以限制或禁止措施表述的”一系列义务规则。该规则既禁止限制特定行 (产) 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义务范围, 又界定了贸易、投资的权利边界。
二、我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实践及特点
(一) 自贸区负面清单实践
我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实践分三步:1) 上海“负面清单2013”包括国民经济18个经济门类, 涉及89个大类, 419个中类和1069个小类, 特别管理措施共计190项, 禁止类38项, 限制类152项, 清单适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2) 上海“负面清单2014”, 特别管理措施共计139项, 禁止类29项, 限制类110项。2014年负面清单比2013年负面清单减少51个项目, 清单适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区。3) 国务院“负面清单2015年”, 负面清单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 划分为15个门类、50个条目、122项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文化、金融审慎、政府采购、补贴、特殊手续和税收相关的特别管理措施, 按照现行规定执行。自贸试验区内的外商投资涉及国家安全的, 须按照《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进行安全审查。清单适用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二) 自贸区负面清单特点
1. 探索引入期———上海“负面清单2013”。
上海自贸区是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 是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负面清单尚处于探索建立阶段, 在形式上借鉴国际通行规则“负面清单”制度, 在内容上更多依据我国“外资三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1年修订) (简称“投资目录”) 的内容, 结合外商投资管理经验, 上海在自贸区设立的第二天 (2013年9月30日) 就公布了“负面清单2013”。因国家缺乏自贸区经管经验, 所以“负面清单2013”主要模仿“投资目录”, 因此, 两者相似度较高。“以《外商投资产业知道目录》 (2011年修订) 为例, 共设总条目473项, 其中列出了我国对外资的鼓励类354项、限制类78项、禁止类36项, 鼓励类中的限制措施约43项。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2013版对比, 190项特别措施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 两者吻合度很高。”在负面清单探索引入阶段, 为保证自贸区生存安全, 国家必须通过制定严格负面清单降低风险, 最大程度限制自贸区的发展权, 就负面清单和投资目录比较就可看出, 负面清单限定发展权的范围与程度跟国内其他地区产业投资目录的限定相差不多。因此, 国家在此阶段基于安全利益制定严格负面清单义务规则, 控制自贸区发展权的范围和程度, 追求极为谨慎的发展利益。
2. 慎减修改期———上海“负面清单2014”。
从2013年9月29日到2014年6月30日, 上海自贸区经过9个月经营管理, 上海在修改“负面清单2013年”的基础上, 制定公布了“负面清单2014年”, 后者比前者减少一些禁止或限制类项目。“相比于2013年负面清单, 2014版负面清单在编排上采取了‘特别管理措施+保留行业’的方式, 特别管理措施共139条, 其中‘禁止类’29条。‘限制类’110条, 比2013年负面清单减少了近30%。”[1]从上海自贸区实际运行现状总结经验和问题, 国家在风险可控范围内通过修订减少一定比例负面清单的义务规则, 相应扩大了自贸区发展权的特定范围和程度。
3. 扩大适用期———国务院“负面清单2015”。
上海自贸区经过近一年半 (19月) 经营管理, 在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公布“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 上海自贸区从原有的28.78平方公里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 随后公布了“负面清单2015”, 负面清单制度成为市场准入管理的方式, 而且“负面清单2015”比“负面清单2014”减少17项特别管理措施。此外, “负面清单2015”仍然强调国家安全问题:如安全审查等。在上海自贸区稳定发展下,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国家做好各类风险有效防控, 不断完善和优化负面清单, 进一步减少相关义务规则, 不断扩大自贸区发展权的范围和程度, 从义务规则数量上看, 由负面清单最初的190项, 减少到122项, 两年共减少68项;从适用范围上, 上海自贸区从最初28.78平方公里扩展到120.78平方公里, 再扩展到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 旨在逐步追求发展利益。
因此, 负面清单从引入初创阶段到修改阶段的变化, 甚至于完善阶段到成熟阶段的变化, 基本上是国家平衡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考虑, 在保证安全利益的条件下, 逐步扩大对发展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 负面清单不同的发展阶段, 分别演示着国家平衡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过程。
三、负面清单法理分析
(一) 安全和发展利益来源
1. 基于人的生命安全。
人首先基于生存问题, 以契约让渡给国家的权利中, 旨在保护人最起码的生命权和自由权, 这就构成了社会整体的安全利益, 即国家安全利益。如何保护安全利益呢?最核心的就是依靠人们赋予国家公共权力, 通过立法权制定有关规则, 以法定方式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权利范围、程度等, 这就是国家制定负面清单保护自贸区安全利益的根本原因。
2. 基于人的幸福发展。
人解决生存问题后, 便会考虑发展问题, 也就是以契约让渡给国家的权利中, 旨在追求人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所宣布的“追求幸福的权力”, 正是指的个人发展权。”[8]因此, 个人发展权集合就构成了国家发展权, 也就是社会追求的幸福, 即国家发展利益。“发展权是一项国家权利和义务。”[9]“经济发展是发展权的核心。”[9]因此, 国家制定负面清单追求自贸区发展利益也是其根本任务之一。
因此, 我国正是基于人的根本问题———“安全和发展利益”,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建立建设自贸区, 并赋予自贸区特定发展权。人基于理性平衡“安全和发展利益”, 那么国家如何协调安全和发展利益呢?国家探索引入了国际社会通行规则———“负面清单”, 通过自贸区“负面清单”平衡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 动态平衡两阶段
人之所以契约授权国家, 就是要求国家首先保护人的“生存权或安全权”, 即安全利益, 其次追求人的幸福, 即发展利益。简言之, 国家承担对人的保护安全和追求发展义务。对自贸区来说, 就是国家如何采用负面清单保护其安全利益?追求其发展利益?及如何平衡两者?
1. 缺乏经验情况下, 严格保护安全利益兼顾发展利益。
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 国家要求上海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方式, 借鉴国际通行规则, 研究制定试验区外商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在上海自贸区缺乏经验的前提下, 借鉴国际通行规则探索建立严格负面清单, 制定项目繁多的禁止和限制措施, 主要基于保护上海自贸区安全利益兼顾自贸区发展利益。
2. 既有经验情况下, 确保安全利益逐步追求发展利益。
在《进一步深化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中, 国家要求上海有效防控各类风险, 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推动负面清单制度成为市场准入管理的方式。上海自贸区积累既定经验的情况下, 修改完善负面清单逐步减少禁止和限制措施, 一方面确保自贸区安全利益, 另一方面追求自贸区未来发展利益, 通过负面清单确定禁止、限制措施, 尽可能追求发展利益的范围和程度。
(三) 负面清单实质分析
分析负面清单所涉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可看出负面清单是国家间以国际条约附件、立法等形式确认的平衡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产物。负面清单的义务规则可理解为:“为了防范某些利益的侵害、或增进他人或义务主体本人的利益, 由代表社会和国家的预见性意见的法律规则在预设的条件得到实现的情况下, 向实践的法律主体提出的、以一旦违反将受到国家制裁为威胁的、关于作 (或不作) 某种行为的要求”[10]。负面清单实质表现为三点:
1. 平衡基础
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源性。无论安全利益, 还是发展利益, 都来源人对于自身生存和发展利益的需要, 人们通过选举或表决推选代表人组成国家, 行使人们以契约让渡的权利, 制定规则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对我国自贸区来说, 就是通过立法机关制定负面清单确保自贸区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2. 平衡依据
人的需求的层次性。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首先为保证生命安全, 才会以契约让渡权利组建国家, 并要求国家保护自身生命安全。人在满足生存安全需求之后, 就会自然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 追求幸福生活的实现, 同样也会以契约让渡国家权利, 要求国家立法制定规则保障人的发展利益。因此, 在利益层次性方面, 安全利益是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和自由权, 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最低层级的利益:发展利益是人满足基本权益之后, 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是衍生的第二位的较高层级的利益。对我国自贸区来说, 就是通过立法机关修改负面清单平衡自贸区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3. 平衡重心
人的需求的重心性。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人的需求重心也不相同, 人们通过选举或表决不断变更契约内容, 要求国家重新协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并使法律规则与人的需求重心相适应, 保证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不受风险侵害或损害降低, 从而追求幸福生活。即国家“制定、修改、完善、优化”负面清单, 调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适应性, 保障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 自贸区负面清单尽最大程度控制风险和获得盈利, 平衡安全性和经济性, 让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获得需求重心的满足。
四、结语
国家自贸区负面清单如同人在高速路上运用汽车档位平衡处理行车安全和行驶速度一样, 以制衡方式平衡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我国自贸区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从国际社会负面清单出发, 分析各阶段负面清单核心要素, 结合我国自贸区2013年到2015年负面清单的实际情况, 对负面清单引入设立、修改完善和扩大适用动态分析, 认为负面清单实质上是协调人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体现国家平衡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义务规则。
关键词：负面清单,安全利益,发展利益,义务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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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榜样的负面效应 第8篇
一、榜样的相对性
榜样, 大多情形下为某一方面表现较突出的学生。过多的塑造榜样的形象, 往往会“以点盖面”, 易导致榜样生忽视自身不足, 滋生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大多小学生往往“爱屋及乌”, 对榜样接受的是其全部, 效仿的是其言行举止, 因而, 容易出现全盘“同化”的现象, 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榜样的普遍性
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学生作为生命个体, 各具秉性, 各有所长, 都具有成为榜样的潜质。而实际上,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榜样始终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榜样生也成了家长、师生眼中关注的“焦点人物”。反之, 大多数学生渴望尊重、表扬、鼓励以及被关注的心理需要被忽略了。他们因缺少别人的肯定和认同, 而感到受冷落, 长此以往, 易于产生自责、抱怨的心理和消极行为。
三、榜样的层次性
俗话:跳一跳摘桃子。我们不难发现, 师生公认的榜样均是学科拔尖的学生。在一部分学生看来他们是望尘莫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家长、教师力促学生向榜样靠近, 这无疑是不明智的。此外, 部分同学在考试后, 面对自己父母的埋怨, 说:“我还比某某多些分呢!”其实, 这是一种积极的、客观的说法。但往往引得父母勃然大怒, 因为孩子没有“向前看”。其实, 榜样仅是一个“参照物”, 超过了前面的同学对他来说就已经是进步了, 无端的吼责, 无疑严重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进取心。
如何正向引导负面新闻 第9篇
但是, 如何处理好负面新闻和正面新闻的比例, 如何掌握负面新闻和正面新闻传播的节奏, 如何让负面新闻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都是我们媒体人应当长期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一、负面新闻的概念
所谓负面新闻, 大众普遍会认为其首先应该是坏消息, 会影响人的形象, 破坏人的威信, 对安定团结有害, 负面新闻与当前的“大政方针”有所抵触。
正面报道是我党对新闻宣传的基本方针和要求, 这是因为正面报道比较容易鼓舞人、激励人, 能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而负面新闻如果能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加以媒体正确引导, 也可以通过合适的新闻操作达到正面报道的效果。
二、负面新闻高发
2013年7月20日, 被东莞“恶治安员”殴打致终生残疾的山东省小伙冀中星, 携带自制爆炸装置,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引爆, 造成其本人重伤、一名警察轻微伤。冀中星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013年7月22日, 一王姓男子在家乐福内持身份证购刀后, 将四名顾客扎伤, 后均被送往医院救治。四名受伤者中一名中年女性因伤势过重死亡。嫌疑人王某已被警方控制。
2013年7月23日, 北京大兴区科技路公交车站, 两名驾车男子因停车与一名女子发生争执, 并殴打该女子, 又将婴儿车内的女童摔在地上, 导致女童死亡。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 在7月17日到7月29日的12天时间内, 各地媒体披露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将近20起, 给北京的治安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不小的恐慌。
来自冀中星老家的媒体《齐鲁晚报》7月22日发表评论文章《看“冀中星事件”要有公共视角》[1], 主要从两方面客观评价了此次恶性事件:一是谴责冀中星危害公共安全的极端行为, 二是揭露冀中星引爆背后的真正动机。值得关注的是, 冀中星在引爆炸弹时并不像其他犯罪人员一样选择人多时引爆炸药, 而是在大声呼喊周围百姓躲避后才引爆, 可见冀中星爆炸案有其无奈的一面。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对极端行动本身的同情。媒体揭露事件本身的同时, 也在呼吁政府要重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
面对短期高发的恶性事件, 新华网发表评论《极端暴力事件报道:守住道德底线, 切勿跟风热炒》[2], 谴责部分媒体为猎取公众眼球而放弃媒体的基本准则, 不应为了抢夺阅读人群而放弃思考, 不应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事件过分关注而进行煽情报道。
在火热的7月, 一件件泯灭人性的事件让百姓心寒, 此时必须是媒体站出来鼓舞人心的时候!人民网在第一时间发出呐喊:《当街摔童, 北京版“小悦悦事件”再破人性底线!》[3], 警醒在暴怒发狂边缘徘徊的“韩某”们, 按捺下心底那头嘶鸣怒吼的名曰“冲动”的魔鬼, 三思一下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最起码不要做一个如此没人性、没底线的人。
三、负面新闻的影响
负面新闻往往由于灾害的巨大、事故的惨痛、犯罪的残忍、现象的丑恶, 而给人们内心造成一定的恐惧、慌乱和不安[4]。
影响社会的稳定。人们常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人们出于对负面新闻的新奇和刺激, 往往更具好奇心,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国内外报刊、网络等媒体纷纷转载,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社会安定;造成心理恐慌。如本文开头所述, 阅读后往往给人一种恐惧感、混乱感、动荡感。如果媒体上大量报道这样的新闻, 就会使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压力, 让人觉得人生时时有危险, 社会处处藏杀机;导致意志消沉。当官场黑暗腐败充斥媒体的时候, 就会感到即便努力也难得回报;当贪官大发横财充斥媒体的时候, 就会感到即便辛勤工作也不如贪财得的容易。
四、负面新闻的正向引导
媒体报道负面新闻信息是其多种职能的表现, 也是社会对媒体的要求。媒体必须尊重受众的知情权, 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 帮助受众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负面新闻会产生负面效果, 而大量报道负面新闻, 会使民众对社会失去信心。如何做好负面新闻的正能量报道, 是媒体人应该反复琢磨和探索的[5]。
(一) 客观真实, 扩大认知
负面新闻以其突发性、尖锐性、刺激性给人们带来一定的触动和震撼, 当再现痛苦和灾难或黑暗、丑恶、问题、困难时, 媒体应使人们了解到它们存在的事实和产生的原因, 认识到它们的危害, 由此正确认识世界和社会矛盾的客观性, 总结经验和教训, 增强使命感和危机感, 使认知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二) 揭露弊端, 监督社会
在西方国家, 新闻媒体是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新闻媒体具有其监督社会的职责, 特别是负面新闻, 在社会批评和舆论监督方面所具备的独特功能和作用。负面新闻通过对不良现象的批评, 对罪恶、黑暗、丑恶现象的暴露和对腐败邪恶的鞭笞, 起到对权力组织、社会团体、各种社会成员进行监督的作用, 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看“冀中星事件”要有公共视角[N].齐鲁晚报, 2013-07-22.
[2]张鸿, 戚轩瑜.极端暴力事件报道:守住道德底线, 切勿跟风热炒[EB/OL].新华网江苏频道, 2013-07-31.
[3]李晓亮.当街摔童, 北京版“小悦悦事件”再破人性底线![EB/OL].人民网—观点频道2013-07-26.
[4]万久玲.浅谈负面新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9)
直面负面报道的胸襟 第10篇
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造就了我们国人的心智和“以正面宣传为主”为特征的中国式的舆情环境, 这种环境从全世界的角度看是比较“另类”和稀少的。所以, 当我们遭遇到以“负面报道为主”的西方媒体时, 国人的不适应可想而知。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这种国际舆情的状况未必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和改善, 我们也许不得不长期面对更多的批评、指责、甚至“恶毒攻击”。
是锱铢必较、针锋相对地去抗争, 还是理性、宽容地去面对?我个人以为后者更可取些。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本身的性质, 更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一股正在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实施重新洗牌的力量。“洗牌”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市场边界和政治版图的改写, 这一过程无疑充满了矛盾、冲突, 我们无法奢求国际舆论对于我们的每一步都报以掌声和鲜花。我们当然希望国际舆论的肯定和赞许, 但是, 当“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 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中国元素”冲击着原有的利益格局时, 让人家出口恶气, 痛并谩骂着, 也许是一种比较无害的替代性心理补偿。在他们的骂声中, 我们难道没有得到一种我们正在崛起的积极、正面的信息吗?
更进一步说, 大国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有与之相称的大国的文化和心态。这种大国的文化和心态就是“海纳百川”。对于任何一点批评或者“攻击”就耿耿于怀, 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比如,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所面对的, 是被美国史学家称之为“政党报刊的黑暗年代”, 对于政治人物的“恶毒攻击”甚嚣尘上。但杰斐逊并没有如他的前任亚当斯那样动用总统权力颁布法令去封“恶攻”之口。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一个政府在骂声中倒下去的话, 那它就理所当然应该倒下去……我要做一个伟大的试验:一个正直的政府就是在最恶意的谩骂声中也能够站立起来!”
概言之, 在我看来, 近来国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强烈反弹所表达的爱国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应全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因为, 国外媒体多以“揭弊”为己任, 负面报道是常态, 有意与政府宣传形成对称, 不能一概用“阴谋论”解释。在某种意义上, 西方媒体针对我们的负面报道并非坏事。因为它一方面可以提醒我们的政府有些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中国在西方媒体的曝光率, 让更多西方民众开始了解中国, 增进中国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从而扭转中国在很多西方人心中“异类”、“不按牌理出牌”等“神秘、刻板”的形象。对于未来的奥运会政府在应对国际舆情时可秉持“内紧外松”原则, 以宽容、宽松心态对负面报道进行“冷处理”;倘若一再兴师动众地高调回应某些批评, 只会为负面舆情推波助澜, 非但不能“大事化小”, 反而会让事件进一步发酵, 再成为西方媒体攻击的口实, 同时也无益于展示中华文明博大的胸襟和气度。
浅析裁员的负面效应 第11篇
裁员作为一种组织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理性行为”或“有限理性行为”, 它能降低人工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优化人员结构, 提高企业的员工素质;对所有的从业人员施加就业压力, 激发从业人员的自我提高意愿。
但是, 裁员永远不可能成为企业一种可持续性的战略行为。很多企业只是在裁员后的初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在中长期却又陷入绩效下滑的困境。有些企业甚至在裁员后的初期与其他没有裁员的企业相比就已经开始出现绩效滑坡现象。因为裁员使企业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包括已经发生的招聘成本、培训成本以及支付给裁减人员经济补偿金) 。同时, 企业裁员又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容易引起人们对该企业的不信任感, 影响社会对该企业的评价, 从而削弱其在市场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形象。除此之外, 裁员对企业的后续管理和员工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然后以这个例子为出发点, 来探讨裁员的负面影响。XX公司利润每年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上涨趋势, 但为了解决持续上涨的支出问题, 公司决定裁减员工, 此次裁员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公司领导的预期。不仅裁员波及到的员工愤愤不平, 就连没有被波及的员工的士气也受到很大挫伤。裁员方案发布后, 没有被解雇的员工也在另谋高就。用他们的话说是:“公司没有了安全感。”而且抱怨工作时间延长了, 工作强度也加大了。
二、裁员带来了什么?
在我们的例子中, 公司为节约成本裁员后, 引起了员工的极大不满, 不仅被裁的员工愤愤不平, 留任的员工也波动很大, 纷纷另觅新工作, 导致企业失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而且企业军心不稳, 致使效率低下, 严重影响业绩。为什么裁员会带来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呢?
不可否认, 裁员是企业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机制的内在要求。通过裁员, 企业可以使员工感受到市场竞争压力, 从而激发起内在动力, 优化人才结构, 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企业因人员精简也可以减少大量显性支出。但是, 裁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策略。企业大张旗鼓地奉行“用工成本理论”, 在劳动者把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智慧都奉献给企业后, 企业却基于成本的考虑将其一脚踢开, 以牺牲员工的利益来换取企业利润。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迫使部分员工离开原来的公司, 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会受到极大的挫伤。被辞退员工即使又谋得新职位, 他们仍会继续搜寻其他工作机会 (为下一次被解雇做好准备) , 对新工作持消极态度。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培训计划尚不完善, 实施大刀阔斧、不遗余力的激进式裁员, 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动荡。
而且, 留下来的员工也深受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没能妥善处理好过渡期的公司里。下面, 本文将根据刘铁民和李雪对某大型企业裁员留任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来分析裁员对留任员工的影响。该调查将员工的心理反应概括为7个因素:工作激励、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不安全感、离职倾向、归属感和心理压力。将问题的答案分为五个等级, 各等级对应1-5分对裁员后的留任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本文将其得到的数据制成图表, 如下图所示:
图中表明该公司裁员后留任员工作激励很低, 裁员未带来对员工的激励甚至有所降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数值、归属感都接近“3”, 反映出留任员工在对待目前自身工作、所在团队和公司态度上存在的犹豫, 模糊的心理。工作不安全感数值3.8、离职倾向数值3.7和心理压力3.6都比较高, 说明裁员对员工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造成了较重的心理负担。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员工主要考虑的就是安全需求, 所以当裁员发生时, 留任员工也会不停地考虑个人和家庭问题而难以安心工作, 他们担心自己将是下一个被辞退的倒霉蛋。有能力的员工将开始寻求其他的工作机会, 导致愿意继续留在企业的都是能力差的员工。
上文的例子也提到裁员后留任的员工抱怨“公司没有了安全感”, 这就是他们基于其安全需求的考虑, 他们虽侥幸的逃过一劫, 但其心里却忐忑不安, 深怕自己成为下一波受害者。而且被裁员工与留任员工大都在以往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幸存者”会对企业裁减人员表示同情, 认为那些被迫离开的员工是“受害者”, 而认为裁减人员的企业是“加害者”, 于是对企业开始产生生疏感。在这些心态下, 留任员工容易产生士气低落, 生产力下降, 不信任组织等反应。对企业业绩和利润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说, 工作不安全感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解析工作不安全感
工作不安全感是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对未来失去工作的担忧和事实上的失去工作一样, 对员工而言是种创伤。甚至可以说, 虽然解雇会使员工产生很大压力, 但是失去工作的同时也意味着解除了最主要的压力源即不确定性产生的压力。而留任员工却不得不承受着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强大压力, 它同时给员工和企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压力源, 会导致生理、行为和情感的背离反应 (紧张) , 影响员工的长期的精神和生理健康, 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行为意向, 最终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绩效与组织效能。
2、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加, 会导致员工的某些不利于企业的行为的产生。例如员工会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尤其是最有价值的员工会最先离开;工作不努力或是消极怠工;工作业绩不好;抵制变革, 不配合企业行为等。员工的这些态度和行为的产生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效能, 影响员工的士气和良好的工作氛围, 会对企业的生产率、经营业绩和竞争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如何应对裁员带来的消极反应
首先, 从问题的本源出发, 不能盲目裁员。企业裁员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 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当面对整体环境恶化, 一旦企业决定实行裁员方案, 必须严密考虑, 将衍生问题减到最低, 降低对离职员工及留任员工的伤害。关于裁员依据的原则, 本文将列举台湾著名学者张雄宏提出的主张: (1) 态度。将企业裁员当成长期策略而不是只为一个小目标;员工精简是企业发展与改革的机会, 而不仅仅是为了渡过某个难关。 (2) 事前准备。建立目标、期限和目的, 把企业精简及裁员建构成改革性的策略。 (3) 关联者。让员工参与探索出适合自己的企业精简与裁员方向及方式。 (4) 企业精简裁员目标达成是所有人的事, 而非只是管理阶层的责任。 (5) 领导者。领导者是透明的可以经常与之对话。企业裁员时领导者必须鼓舞士气, 才能产生正面的活力。 (6) 沟通。确定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了解企业变革的目的、策略和目标;不断地与员工进行有关各资讯的沟通, 并及时讨论各参与者的反馈意见。 (7) 支持。对离职者和留任者一视同仁。对离职者提供相关帮助及服务。对留任者提供培训项目以适应新的工作内容与生活。 (8) 节流。收集、分析所有可以使企业有效率、工作分配更良好的方法, 逐渐适应新的作业方式。 (9) 评估。随时检查企业裁员的步骤与时间安排以便修正;发展与企业主要产品与服务相关的所有活动及流程的检测能力, 以便研究出适合企业变革的方案。 (10) 执行。公平公正地进行企业裁员;企业裁员时不忘提供员工个人成长及职业发展的机会, 不因利益考虑而忽略员工自身成长;确保修改报酬、发展及沟通系统以适应新目标的执行。我想, 企业裁员若能遵循以上原则, 其负面影响会降低很多。
其次, 上文提到, 裁员给留任员工带来的压力是极大的, 所以裁员后对留任员工的安抚和激励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要让留在企业中的员工有安全感。可以请专业人员对员工及其直系亲属提供专业指导、培训, 帮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 为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一种“精神福利”, 提高员工士气, 提高员工处变不惊的能力。使企业人心趋稳。
2、让员工有公平感。企业必须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鉴别系统, 同时尽可能给予离职员工帮助, 让他们及其家庭顺利克服离职期的困难。让员工感觉到被裁人员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而不是企业亏待了他们。
3、要对新团队进行精神培训。企业领导要大力整合新的团队, 给员工以新的信心。由于很多员工会对被裁的搭档心存怀念和同情, 在心理上会愤慨一段时间。这就需要对企业所组成的新员工团队进行各种工作方面、人际方面、员工内在的态度、精神方面的培训。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应变企业变革, 更好地融合到新的团队中去, 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七、结论
本文从一个实例出发, 探析了裁员带来的一系列反应和消除其负面影响的具体解决措施。一个企业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 还应该服务社会、创造文化、提供就业机会, 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盲目的裁员是企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短视行为, 它不仅对企业员工造成重大伤害, 最终也会因为员工士气低落, 效率低下而给企业效应带来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员工是企业利润之根本来源, 企业要想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建立科学公平的精简裁员制度, 给予员工最大的关怀和温暖。让员工能够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 为企业发展壮大贡献热情和力量。
摘要：裁员是企业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机制的内在要求。但是很多企业仅仅为减少支出就大肆裁员, 并没有考虑其长期效应, 也不注重方式方法, 以牺牲员工利益来换取短期的利润, 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引起企业中长期绩效的滑坡。本文从一个实例出发, 探讨裁员的负面影响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关键词：裁员,激励机制,工作不安全感,绩效
参考文献
[1]、张宇坤, 廖建桥.国外企业裁员理论与实证研究评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 (10) .
[2]、陶新.《孙子兵法》的员工激励原理[J], 时代经贸.2007 (01) .
[3]、张素红.如何减轻企业变革给员工带来的不安全感[J], 现代企业.2008.
[4]、李小川, 叶大军.浅议企业人力资源中的激励机制[J], 管理创新.2007.
[5]、张燕.工作不安全感及其与工作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D].浙江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