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模式范文

2024-06-17

柏林模式范文(精选11篇)

柏林模式 第1篇

1.引 言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 国家将外语正式列为中学的必修课程。1983年全国高考将英语高考总分100%计入总分,由此开创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到目前为止,英语还是我国学习人数最多、使用人数最多的外语。但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发展趋势下,对于新时代的复合型人才来说,只掌握一种外语是不够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第二门,甚至第三、第四门外语。德国作为战后工业、科技、经济和文化强国,德语自然成为较佳选择, 成为在中国继英语和日语之后的第三大外语。“中国赴德留学人数已排在非英语国家的首位”1。王银泉在他的《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2中提出,“我国的外语教育战略不但缺少科学规划,而且没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他认为应该“科学规划外语教育使之既实现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人才的实际市场需求培养目标又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目前的外语教学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外语专业的学生在遇到外国人时常常羞于开口,不知如何使用所学知识进行交际,这是长期以来重语法、词汇、阅读和写作,轻口语教学造成的。因为衡量学生外语学习的标准往往是考试, 所以考试就成了外语教育的目标。学习任何语言的首要目标即交际,如果一味填鸭式教学,脱离语言教学本身的实际应用,则会让外语学习只剩一纸证书。

第二外语作为外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其地位显然不能与第一外语英语相比,因此给第二外语德语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第二外语德语教学面临传统教学方式上的缺憾,在现实教学中面临诸多困境。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第二外语,学生在心理上不够重视,所以课余在二外德语学习上花的时间较少;第二,课程课时安排上不足,与英语课课时相比少之又少;第三,第二外语德语教学的课堂中,主要还是传统的教师处于主导地位传授知识,学生一味被动地接受知识, 这样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四, 对于二外德语学习的考核方法还是传统的书面考试,缺乏听力和口语考试,而这两项恰巧正是外语教学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目标,即交际。本文立足现今社会,即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选用柏林教学论模式作为德语第二外语教学的教学方法,研究其在二外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2.柏林教学论模式的起源及其思想

德国的柏林教学论模式是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教学论之一。在此之前,占据德国教育界的教学论是传统的“教养理论教学论”。1958年,克拉夫斯克(Klafkis)在《德国学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教学论分析作为备课的核心”的文章,提出了“教学论分析”的思想3。“1958年10月16日,德国柏林州下议院公布了一个改革师资培训的决议,提出要把“教学法”当做课堂教学科学加以贯彻执行”4。20世纪60年代中叶,当时的西柏林成为德国左派知识分子主要的活动场所, 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来自西柏林师范院校的青年教师: 保尔·海曼(Paul Heimann)、贡特·奥托 (Gunter Otto)、沃尔夫 冈·舒尔茨(Wolfgang Schulz)。他们对正统的“教养理论教学论”进行质疑和批判,认为教学者一味遵从传统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教学是不符合现实要求的,不能很好地达到教学目的,同时提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注重学习者的现实情况和整个社会情况及教学情况。保尔·海曼还直接参与了“柏林教学论模式”的制定并进行了实际运用。他认为,教师只有照顾到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才能有效地组织课堂和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和达到教学目的。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 教师组织和安排课堂的各个环节都应以学生为导向。备课时应关注学生想要什么,他们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具备哪些学习能力等,据此,寻求合适的教学方法,利用适当的教学媒介组织课堂和安排教学环节。海曼、奥托和舒尔茨“从社会实际和认知主体的唯物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这个新的教学论模式, 影响了后现代西方教育学中的诸多领域,这一模式在学界被称为‘柏林模式’”5。这种模式“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是柏林州的基本教学模式,同时是教师培训课程中的必修课”4。

柏林教学论模式中包含教学目标(即意向)、教学内容(即主题)、教学方法、教学媒介、社会即文化条件和人类学即心理学条件六大要素。其中前四者属于决定范畴(Entscheidungsfelder),后两者属于条件范畴 (Bedingungsfelder)。虽然课程可以根据具体教学环境和教学目的进行调整, 但是基本的框架是恒定不变的,即如图一所示,六大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1)条件范畴

1社会———文化条件是指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课堂文化交流中起作用的因素,如学生的年龄、性别,不同的家庭条件和成长环境,不同的宗教信仰等,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教学场地和环境等。这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整个教学过程。

2人类学———心理学条件是指从事教与学的个体, 即教师与学生的个体因素,例如他们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家庭背景、阅历、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学习习惯、知识结构、学习接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

(2)决定范畴

1教学目标(即意向)是指课程教学所要实现的目标。根据“柏林教学论模式”的设计理念教学目标又分为三种类型,即“认知型、情感型和实践型”4。认知型即传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的批判和反思能力; 情感型即该教学目标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和体验;实践型即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某个问题,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2教学内容即教学者依据教学目标确定的课程主题。根据柏林模式,教学内容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特点,即科学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同时应具备现实意义。科学性涉及理解层面,如一些概念、原理等;技术性则与学生能否掌握技能型知识有关;实用性指的是教学的结果,即学生能否利用所学内容解决某个问题。以外语教学为例,教学内容的这三个要素依次可以体现在文学教学、语法学习和作文写作方面。

3教学方法即传授知识的形式。柏林学派是非常注重教学方法的, 柏林教学论模式中的教学方法是海曼在批判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提出来的。首先,教师应给学生所学内容一个总体的概念, 即总述, 使学生对该堂课所学知识有总体的把握;其次,教师把教学内容分成若干部分,不仅要做到使学生将各个部分的内容充分掌握, 而且要使学生清楚了解各个学习部分间的联系;再次,教授者和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都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 并应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教学形式和学习场地,如小组讨论学习、以小组形式完成科研项目等,以此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柏林学派代表人物海曼曾批判传统教学中的教师“是在运用一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无处不在地在对全体学生实施他的教学行为及没有限制地实现着他的想象力”6。

4教学媒介是指教与学的材料。柏林模式指出,教师在选择教学媒介时应考虑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的因素,做到教学媒介充分为以上三个方面服务。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各种电子设备、多媒体已进入课堂教学,并在不断更新中。教学媒介的选择体现了教师备课时应综合各方面因素,使所选择的媒介发挥最大作用。

柏林教学论模式是一个综合考虑学习者心理学条件和社会学条件的教学法,使教学环节中的四大要素,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介形成一个整体循环的模型,缺一不可,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是一个多元互动、相互关联的 、开放性的、不断自我完善的结构”7。

3.第二外语德语教学中柏林教学论模式的运用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前院长施泰恩米勒(Steinmüller)主张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 根据柏林模式来设计教学活动, 在浙江大学与柏林工业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合作的教学项目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因此,在第二外语德语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柏林教学论模式也是极其合适的。

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以下简称“德语教学”)中,虽然德语是第二外语, 但这只是针对学习外语的时间先后顺序而言的。德语有了英语作为基础,对于学习者来说,在难度上已相对减弱。秉承柏林教学法模式的思想,在德语教学初期,应了解学习者的人类学心理学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学习德语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生,年龄在21~23岁 ,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 ,她们的学习动机一方面是这门课是一门必修课,另一方面是多学习一门外语,可以为将来的就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职业的需求是成为英语教师或者外贸人员。教师应熟读二外德语的教学大纲,根据所选教材《新编大学德语》的教学大纲,德语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能够用德语进行日常生活交流,突出对学生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尤其是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注重德语学习听、说、读、写和译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同时传授基本语法。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加入德国国情学和跨文化交际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一堂题为“德语数字的魅力”的微型课程(20分钟)为例(适用对象:学过20个左右课时并已掌握一定德语语法和德语数字发音的英语专业学生):

(1)教学目的:课堂中以学生为导向 ,教师设计安排的教学活动必须以学生为出发点。除了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外,还要结合一定的现实情况,把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知识、方法和技能传授给学习者,使学习行为不脱离实际。做到学习内容源于生活,学习的目的为了生活,掌握的学习内容合理运用于生活。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处于辅助和引导的地位。所以整个课堂教学环节,需要学生积极配合和参与,使每个学习者都融入教学中。

(2) 教学内容 :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时间和电话号码的固定表达,在学生掌握数字的读法和写法的基础上,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询问时间、表达时间,如何询问电话号码和表达电话号码,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3)教学方法 :1讲授法 : 在介绍新的知识点时主要采取这种方法,例如在此次教学活动中,讲授询问和回答电话号码与时间的固定句型时主要采用讲授法。2讨论法:主要目的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例如针对德国人时间观念强进行讨论;如何正确表达不是整点的钟点等。3练习法:讲授完一个知识点后,进行针对性的练习,既可以使教师发现存在的问题,又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4实验法:此次课程结束前,对所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布置学生完成一项相应的任务,起到检验学生是否掌握所学知识的作用。5教学媒介:在此次课程中利用的教学媒介有文字、图片、歌曲、电脑、投影仪、手机、卡片等。

4.结 语

柏林教学论模式是一个以学生为学习主体,师生互动,不断完善的教学论模式结构。“柏林模式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大量教学模式的基础, 许多教学理论都有柏林模式的结构和成分”(Petersen,1992:139)8。“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柏林模式不仅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类学校的分科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教育体制下的学校教学活动”9,要根据本国本校本专业学生的社会文化和人类学心理学条件, 在柏林教学论模式理论框架下设计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更新和自我完善的,因此柏林教学论模式适用于第二外语德语教学。

摘要: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外语学习不仅仅限于英语学习,作为继英语和日语之后的第三大外语,德语日益成为中国高校学习的科目。本文以全球化视野下的德语作为高校第二外语的教学研究为目标,分析柏林教学论模式在第二外语德语教学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旨在寻找适合当今中国高校德语作为第二外语课程的最佳教学方法。

柏林模式 第2篇

华语片大年

时间倒回到2014年1月15日,这一天是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名单揭晓的日子。一切看起来似乎跟往年差不多,很多国内媒体也在依照常规准备着不温不火的报道和版面。不过在内地电影圈,却有更多的人在密切等待着柏林的最终发布。

实际上,风声早已传出:本届柏林电影节将打出中国牌,而作为电影节的招牌,今年柏林的竞赛单元则很可能会有不止部华语片入围。此前,内地导演宁浩的“旧作”《无人区》将参赛柏林的消息已在圈内流传。另一位内地导演刁亦男的新作《白日焰火》同样是入围的大热门。

1月15日上午,记者先后通过海内外的不同信源得到确认:《无人区》和《白日焰火》已锁定柏林竞赛单元的入场券。好消息还不止如此:除了这两部外,入围本届柏林竞赛的还有一部来自中国的“惊喜电影”。之前传出同样在争取柏林名额的华语片还有许鞍华的《黄金时代》等。

虽然消息逐渐确凿,但三部华语片同时参赛依然令人有些难以置信。北京时间当晚举行的柏林官方发布会最终证实了之前的传闻:《白日焰火》和《无人区》顺利入围,“惊喜”属于娄烨的新作《推拿》。

除了数量多以外,本届柏林选择的华语片地域指向也更鲜明——以往歐洲三大电影节面向华语地区的选片比较注意内地、港台等不同地域的搭配,但今年入围柏林竞赛的三部华语片均是由内地创作主导的项目,三部影片的导演也都是首次参赛柏林。

就选片而言,《推拿》和《白日焰火》的入围符合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既有口味,而《无人区》的参赛有点出人意料,毕竟该片去年已在中国等地公映。选择宁浩这部历经多年波折的作品或许是出于对创作开放的鼓励,此次《无人区》参赛的也是个据称未经删减的导演剪辑版。不过另一方面,柏林电影节总监科斯利克(Dieter Koss Lick)在面对中国媒体时也强调该片的参赛是经过了中国有关部门的同意和授权的。据内部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柏林实际上是惟一明确要求入围的中国电影需在内地过审的个。

三部华语片入围柏林也迅速成为了国内外影坛的一时话题。消息公布后,记者与一位德国影人互通电邮,后者也深深感叹今年柏林对华语电影的力推“令人惊讶”,“我们本地的电影圈内也是议论纷纷。”圈内尚且如此,圈外更不用说。本届电影节的选片吸引了大批中国媒体来到柏林,对今年活动的报道力度明显上升。柏林最终用包括金熊在内的三樽奖杯回报了来自中国的热烈关注,并以此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惊喜和话题。

柏林的算盘

即便成功入围了柏林竞赛,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在业内外依然显得相当低调。在2月15日电影节各奖项揭晓之前,几乎没人预料到该片会成为历史上第5部折桂柏林的华语电影。

《白日焰火》的夺魁虽然相当意外,但仔细想来,其中又并非无迹可寻。本届竞赛单元中的三部华语片里,该片是最早确定入围的。在组委会公布竞赛片单的官方新闻稿中,以“B Lack Coal,Thin lce”为英文片名的《白日焰火》按字幕顺序排在首位,新闻稿中所用的配图同样来自该片。而在电影节的日程安排中,《白日焰火》的首映也被放在了更受重视的夜场。

此外,今年柏林对评委会的安排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华语片脱颖而出。本届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中除了有华人巨星梁朝伟,掌舵全局的主席詹姆士·夏慕斯(James Schamus)也是著名华人导演李安的编剧、制片老搭档。

虽然其中巧合成分或许居多,但这些细节引人遐想。客观地说,《白日焰火》在柏林拿奖不算意外,毕竟该片首映后的口碑不错。然而影片拿到的毕竟是金熊,近些年来该奖的得主,如《蜂蜜》(Honey)、《一次别离》(A Separation)、《凯撒必死》(cesa r Must Die)等都是享誉全球的流文艺佳作。相比之下,《白日焰火》还是有些差距,何况其除了金熊外还收获了樽影帝银熊——按照欧洲三大电影节既有的评奖规则体系,最佳影片奖得主同时拿到其他重要奖项,意味着评委会给该片的评分远远高于其他竞争者。

就业内和媒体的反映而言,今年柏林电影节中两位美国导演的新片其实最被看重。其中韦斯·安德森(Wes Ande rson)的《布达佩斯大饭店》(The Grand Budapest Hotel)是本届电影节的开幕片,而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tater)的《少年时代》(Boyhood)则是大奖热门。虽然两片最终各自斩获了一份量仅次于金熊的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导演奖,但仍然引起了很多美国媒体的不满。“柏林电影节给了中国

个大大的熊抱(warm bear—hug)”,美国资深影评人黛博拉·杨(Deborah Young)如此评价。

虽然大奖的归属未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是今年三部华语参赛片的品质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可,包括黛博拉·杨在内的很多西方影评人也承认本次柏林选择的华语片是近年来欧洲三大中最好的一届。而在常年主攻中国电影和亚洲电影的英国老牌影评人艾德礼(DerekElltey)看来,娄烨的《推拿》堪称本届电影节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白日焰火》里导演的确尝试了很多东西,但相比之下,《推拿》在创新上走得更远,且影片整体要更成熟。”对于后者最终拿到的个针对摄影的突出艺术贡献奖,艾德礼也相当不平,“对这样全面而优秀的作品来说简直是个侮辱。”

就整体而言,今年柏林电影节的种种策略,效果显然是成功的。三部华语片加上最后获得影后银熊的日本电影《小小的家》,柏林今年的亚洲牌成功地止住了其近些年未在亚洲影响下滑的势头。本届的选片也算是兼顾了明星、话题和品质,影市成绩同样非常理想——根据组委会事后的统计,本届柏林电影节创纪录地售出了33万张电影票,这使其依然稳居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开电影活动。而对于中国电影界和相关媒体未说,来自柏林的奖杯既意外又及时,毕竟华语片已很久没能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染指最高荣誉了。

柏林模式 第3篇

有鉴于此, 海曼主张:“系统地考察学校教学的人与物的前提, 学生、家长与教师的教学目标, 教师的作用, 授课计划与教材问题, 教学过程的控制问题, 教学效果的检查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在反思批判借鉴吸收各类教学流派的基础上, 他们建立了“柏林教学论模式”。

我国新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近10个年头, 国外教学论的介绍、引进大多集中于英美国家的理论, 实践证明, 对英语国家教学思想的依赖会使我们的思维视野变窄。为此, 本文重溯柏林教学论模式 (以下简称柏林模式) 的来龙去脉, 以期对如今的教学实践有所启迪。

一、柏林模式的理论要点

1. 影响教学过程的两个条件和四个因素。

柏林模式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提出:教学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地, 而是和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社会现象。它以学习者为中心, 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学生群的特点。它提出的影响教学过程的两个条件和四个因素不仅使教师对教学有个总体印象, 也便于深入探讨每个子因素的具体问题。

(1) 人类学—心理学条件。在柏林模式中, 学习者被置入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位置考虑。教师在设计教学前, 必须充分了解与学生相关的人类心理学条件, 如学生的学习心理、知识结构等。

(2) 社会—文化条件。柏林模式指出, 人类学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即学生的个人状况, 如家庭条件;班级状况, 如班风;学校状况, 如学校的类型、级别;时代状况, 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这些因素本身是教师所无法改变的, 但是如果他能认识、利用这些条件, 对教学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而对教学过程产生正面影响。

(3) 教学意向, 指课堂教学设置的目标。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要兼顾三类教学目标:认知型教学目标, 意在促进学生反思批判能力的提升;情感型教学目标, 往往需要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亲身参与体验;实践型教学目标, 指向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动手操作能力的发展。当然, 教师也可以在教学中突出某类目标, 并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调整。随着教学的深入和学生的发展, 这三类教学目标还可细化为不同程度的质量级:

借助上表, 教师可以分析学生处于何种质量阶段, 从而结合课程需要、学习进度需要、学生学习目标等各种因素, 提出更明确的教学要求。

(4) 教学课题。指对教学内容、对象的选择, 柏林学派提出“面向未来的生活实践必须同时根植于现实, 所以任何面向未来的教育行为都必须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人”, 同时也应具有范例性。柏林模式把教学内容分成三个领域:科学性、技术性和实用性。提出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 选择相应的思辨性、体验性或技能性教学内容。

(5)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受教学目的制约, 是对整个课堂实践活动的有目的地计划。在仔细分析各教学因素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 它把教学过程的组织方法分为整体分析法、成分综合法、设计法和学科分组法四类。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 柏林学派着重分析了教室座位的安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直线式适合教师对全班进行讲授式教学, 圆圈式则适合小组间的讨论以及师生间的动态交往。

(6) 教学媒介 (工具) 。即学与教的材料, 包括语言文字和学习工具, 指的是学习的外部条件。当今时代科技高速发展, 柏林模式却认为各种课堂教学媒体的使用应考虑到具体教学目的、内容和方法, 切忌滥用高科技教学辅助工具。

2. 对教学各影响因素的条件检验和综合权衡。

在柏林学派看来,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研究者, 在教学中承担着分析教学和计划教学的双重职能。

(1) 教师作为规范批判者。任何社会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党政法规章程都在潜移默化中制约甚至压制着教学进程。教师仅认识或顺应规范的要求是不行的, 还必须深入剖析规范是否科学合理, 对谁有利, 如何实施, 以及实施后的结果如何, 在这种批判性分析中调整它, 尽量控制其对教学产生的负面影响。

(2) 教师作为教育研究者。局限于教学工作者自身经验去判断教学事实是片面的, 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都应该被用来提升教师的判断力, 值得教师深思的其实是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例如, 一个孩子成绩不好, 单纯责备其不用功是没有用的, 教师还应该深入了解学生学不好的原因。

(3) 教师作为教学反思者。明确教学结构, 结合对规范和事实的检验, 教师自然可以对各类教学形式做出选择。柏林学派要求教师在使用各类教学形式时, 不是单纯拿来用, 而应追溯这些教学形式的历史本源, 要多想想前人是在什么条件下采用此方法的, 现今能否应用, 是否要结合现状加以改造。这其实是不希望将教师思维禁锢化, 也是对传统教学的理性反思、批判。

二、对柏林模式的简要评析

柏林模式只是指出影响教学过程的主要因素, 而不是试图穷尽所有因素。它的意图不在为教学提供现成的特效良方, 而仅指出了教师应怎么做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以及如何从整体出发思考影响教学过程的种种因素。柏林学派对教师的期望已不再是执行者, 而是研究者、实践反思者。此外, 它还提供了一个全面分析教学过程的视角, 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教学过程中的复杂关系, 以便在实际操作中采用各种措施推动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它更多地从教师角度出发, 描绘的是“教师”眼中的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思想, 它局限于分析影响教学过程的因素和条件, 却没有建立一种关于教学过程的理论体系, 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设计策略, 而仅仅分析了教学结构, 希望教师能够据此制定授课计划。与同时代的布鲁姆和巴班斯基相比, 柏林模式的实践性不强, 也许这正是它知名度不高、传播范围不广的原因。

三、柏林模式对课堂教学的启示

1. 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

柏林模式在教学目标中提出有认知、情感、实践三类, 教学内容中也相应地包含有科学性、技术性和实用性三部分。柏林模式强调教学应关注学生的多方面发展, 主张对学生的现有水平进行分级教学。新课改同样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因此, 教师应加强教学和生活之间的联系。

2. 对教学相关条件进行分析。

建构主义认为, 学生对新知识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建构的。因此, 有必要在正式教学前对学生进行前测, 从测验中了解他们的现有知识水平, 并据此确定教学重难点应放在哪些方面。同时, 教师还应充分估计自己的言行举止可能会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关注不同班级中, 学生间相互作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的潜在影响。

3. 合理利用教学媒体。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教师常有一个认识误区:高科技教学媒体使用得越多越好。德国教学设计专家弗莱克西格批评说:“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 一个强烈的倾向是让教学设计适应媒体, 而不是反过来让媒体适应教学设计。”因此, 教师应根据实际教学需要使用合适的教学媒体, 让多媒体服务于教学。

4. 对教学效果进行查漏补缺。

柏林模式在教学原则中提到了“可检查性原则”, 意在强调教学计划实施后的及时反馈。笔者认为, 在实际教学结束后, 若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一次后测, 将更有利于教学效果的反馈和优化。后测结果可以和前测结果进行比较, 方便教师了解学生对教授知识的掌握程度, 找出在哪些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难度, 然后, 在此基础上再安排下一轮的教学计划。

5. 系统开放的观点。

教学过程中各因素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要求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 不仅要考虑各个因素对一节课的影响, 也要系统地考虑整个教学单元的设置、安排。同时, 柏林模式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借鉴, 其自身理论也处在不断的丰富发展中, 这就提醒教师在发展本国教学论时, 必须开放和包容, 还要有批判性借鉴的态度, 对待外来理论要注意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无论如何, 随着人们认识的日趋深入和教学实践的不断改革, 对教学论模式基本问题的研究会进一步加强, 从而使教学论模式能够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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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战役外围战 第4篇

1945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德军在前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的强大攻势下,陷入了绝境,只剩下了法西斯魔窟——德国首都柏林这道最后的防线了。前苏联红军统帅部决定一举攻克柏林,与美英盟军会师,迫使法西斯德国最后投降。希特勒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前苏联红军动用了十分庞大的兵力参加柏林战役,其中包括4个方面军和10支舰队。前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由科涅夫元帅指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共同完成包围、攻入柏林以及围歼德军残余力量的艰巨任务。

1945年4月14日,对法西斯德国的最后一战终于打响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首先迅速挺进到奥得河畔。奥得河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扼守柏林的咽喉,德军在此修筑了两道非常坚固的防线。为了突破德军的奥得河防线,朱可夫元帅一方面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和火力,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巧妙的战术,以便更有效地摧毁德军的抵抗。

在进攻奥得河之前,前苏联红军首先派出先头部队穿越敌军雷区,侦察了敌军的主防部位、火力点等部署,然后制定出进攻的具体方略。4月16日凌晨,进攻正式开始,前苏联红军从空中和地面同时猛烈轰击敌军阵地。但20分钟后,这种暴风骤雨般的进攻突然停了下来。炮声刚落,前苏联红军阵地上突然打开了100多台大功率的探照灯,强烈的光束齐刷刷地射向德军,敌军阵地顿时亮如白昼。德军被这刺眼的强烈灯光吓得不知所措,这种“灯光战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根本弄不清楚前苏联红军是用了什么新式武器,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强烈的灯光还刺得德军睁不开双眼,对面前苏联红军的情形根本无法看清楚,更无从开枪开炮予以还击。德军甚至看不清楚自己阵地上的情况,指挥官找不到手下的士兵,士兵也看不见指挥官在哪里,炮兵连大炮结构上的位置,也只能靠手摸索。就在德军正处于混乱不堪时,前苏联红军不失时机地猛扑过去,步兵和坦克同时出击,十分顺利地突入德军阵地2公里。

与此同时,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在尼斯河畔向德军发动了猛攻。德军在尼斯河沿岸也构筑了两道防线。

4月16日凌晨,科涅夫派先头部队渡过尼斯河,查明了敌军阵地上的兵力部署。拂晓时分,前苏联红军阵地上突然浓烟滚滚,浓烟的烟雾慢慢飘向德军阵地。德军阵地很快便笼罩了呛人的浓烟,使德军看不清对岸苏军的动静,也看不清自己阵地上的一切,顿时成了睁眼瞎。前苏联红军趁此良机迅速渡过尼斯河。前苏联红军工程兵以极快速度开始架设舟桥,步兵则淌水过河。前苏联红军的步兵、坦克、大炮很顺利地从舟桥上被运过了尼斯河。

德军虽然明知前苏联红军正在抢度尼斯河,却苦于无法判明前苏联红军渡河的具体地段,只好胡乱开炮轰击,这些炮弹自然通通落入了尼斯河中,而对前苏联红军几乎没有构成什么威胁。前苏联红军渡过尼斯河后,很快便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并突入第二道防线纵深约2公里。

齐柏林行动 第5篇

中央保安局的客人

1944年7月的某一天,德国空军第200轰炸机联队(以下简称KG200)的作战参谋罗德尔·塞姆佩尔少校接到了一个特别的电话:帝国中央保安局请他去一趟。KG200联队当年2月份才组建,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帝国航空队,任务却是为德军情报机构提供特种运输服务。但是,这次找他的人并不是德国国防军下属的军事情报局,而是属于党卫队系统的帝国中央保安局。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塞姆佩尔少校仔细想想,觉得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国防军的军事情报局与党卫队的帝国中央保安局之间一直在为尹夺情报机构领导权而明尹暗斗。军事情报局倚仗着历史悠久、成员众多,以及在二战前与战争初期为纳粹德国立下的赫赫战功,自认为当执第三帝国情报机构的牛耳,一直不把中央保安局放在眼里;更何况在国防军的职业军人眼里,党卫队根本就是一群依靠拍马屁起家的暴发户,根本没有资格与自己相提并论。反过来,在党卫队一方看来,自己是希特勒的亲信卫队,领袖希姆莱又是在第三帝国仅次子希特勒与戈林的第三号人物,对自视清高的国防军一向不满。党卫队在成功地建立了针对德国国内反对势力的情报网之后,又企图染指对外情报工作,致使军事情报局与中央保安局之间;中寒不断。在希姆莱的指使下,中央保安局茌1943年成功地抓住了当时的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对希特勒的把柄,解除了卡纳里斯的职务,从而夺取了原属军事情报局的部分权力。以现在的裸力分配来看,中央保安局当然有权调动KG200来执行任务。想到这些,塞姆佩尔少校心安理得地从联队位于柏林近郊的Finow基地出发,赶往帝国中央保安局。

当行色匆匆的塞姆佩尔少校走进位子柏林、戒备森严的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大门后,又不禁心生疑窦——因为走在他前面的副官带领他径直走向局长办公室。

“为了德国,没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布隆纳粗壮的嗓门在塞姆佩尔少校面前响起,办公室里只有卡尔登布隆纳与他两个人。

卡尔登布隆纳的话将塞姆佩尔少校拉到现实中,他赶紧收束心神,全神贯注地倾听:“你们KG200要提供一种可以飞到莫斯科附近地区降落,并且能够卸下一定数量的货物以及1到2名人员的飞机。这个行动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对战争进程产生影响。你们必须马上开始准备,最迟不能晚过今年秋天。降落地点必须是距离莫斯科100千米以内、附近有通向莫斯科的公路的地区。”说到这里,卡尔登布隆纳压低了声音:“你们的任务是送一个人去莫斯科。他将会驾驶由你们的飞机送去的军用摩托车去莫斯科。你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要选择一种合适的飞机。”卡尔登布隆纳略微停了一下,“你认为你们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吗?我只能给你4周的时间进行准备,这个行动只有最高决策层才知道。”

塞姆佩尔少校略一思索回答到;“长距离飞行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联队拥有阿拉道公司制造的Ar 232,这种装有4台发动机的运输机可以运载4吨货物,机身后部可以放到地面上作为卸货用的平台。交通工具可以直接开进货仓里,卸货也很方便。Ar 232本来就是为在特殊地形降落而设计的,可以在其他机型无法降落的地区降落。而且莫斯科附近地区正处在该机型的航程范围内。”

听到这里,卡尔登布隆纳不禁面露微笑继续问:“你认为这个任务在现有的人员物资条件下能否实行干”塞姆佩尔少校用平静的语气回答到;“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影响行动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天气条件,例交口云层。如果在预计的航线上有合适的云层掩护,我们的飞机就能避开苏军的防空炮火。如果选定的降落地区是无云或薄云,飞行员就很容易找到降落地区。当飞机完成任务返回基地时肯定已经接近黎明,就更需要能为飞机提供掩护的云层了,否则我们的飞机一定会在晨曦中变成苏军防空部队的猎物。对阁下的提问,联队的军官们需要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做出回答。”

卡尔登布隆纳对塞姆佩尔少校的回答感到满意,他很客气地请塞姆佩尔少校尽快就行动的可行性做出回答。

当天,塞姆佩尔少校就返回了联队位于柏林近郊的基地,KG200军官们开始了忙碌。“卡尔登布隆纳要派人到莫斯科做什么?”塞姆佩尔少校很快就知道了答案,原来卡尔登布隆纳是要暗杀斯大林。

擒贼擒王

最初提出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人是党卫队保安处的舒伦堡。那还是在1942年的夏天,舒伦堡、希姆莱曾经与希特勒一起讨论暗杀斯大林的可能。当时德军刚刚在东线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保罗斯将军的第六军团已经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军在东线的胜利已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形下,暗杀斯大林的想法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到了1943年,伴随着德军开始在战场上失利,希特勒又重新想起了当年的话题。希特勒设想,斯大林若是死去,苏联内部就会发生混乱,英、美也会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政策,结束与德国交战转而与德国结成同盟,一同与苏联作战,国际形势就会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于是,希特勒决定将暗杀行动付诸实践。由于国防军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他将暗杀行动交给了深得他信任的中央保安局来完成,由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布隆纳亲自负责行动的策划、指挥与实施。

按卡尔登布隆纳最开始制定的计划,他要派遣两名已投靠德国的苏联特工,空降在莫斯科附近地区,之后设法与潜伏在莫斯科中央车库的特工取得联系,在斯大林乘坐的汽车上安放炸弹,将斯大林炸死。

卡尔登布隆纳很快就选好了空投的人选。此人名叫波利科夫,是一名苏联红军的军官,曾经因为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获得过列宁勋章等多项荣誉。根据波利科夫自己的供词,在1942年5月被德国人俘虏后,他很快就投降了,甘愿背叛祖国、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在投靠新主子之后,接受了潜伏、跳伞等特工训练。卡尔登布隆纳认为此人忠诚可靠,并且具有相当的才干,完全可以胜任暗杀的重任。为了这次行动,波利科夫改头换面,成为彼得·伊万诺维奇·托尔金少校。他还有一名女助手莉迪亚·安德米希娃·斯利沃娃,负责操作无线电台。托尔金与他的助手将搭乘一架飞机在莫斯科附近降

落,然后驾驶一辆苏联产的M-72军用摩托车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将会利用苏联在10月25日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时机(那时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会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用无线电遥控炸弹暗杀斯大林。为了掩饰波利科夫的真实身份,德国的整型外科医生在他身上加上了一个逼真的伤疤。

当选定了执行暗杀行动的合适人选后,卡尔登布隆纳开始着手安排空降行动的相关事情。他先找采KG200的塞姆佩尔少校进行子前面所述的对适,并且责成KG200对空降的各种细节进行仔细研究,拿出可行性方案。

在与卡尔登布隆纳会面后,KG200又与中央保安局进行过多次会谈,就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各种细节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双方商定,由KG200提供一架Ar232来运送特工,选定了两处备选的空降地点:一处位于斯摩棱斯克至莫斯科高速公路附近的叶片森林中,另一处则位于尔热夫地区。这两地都曾经被德军占领过,德国人对这里的情况并不陌生。为了最后确定空降地点,德国人特地派遣了一支侦察分队秘密空降到两地进行侦察。小分队在仔细侦察之后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汇报了德军撤退后两地区的变化,特别是当地的苏联居民与苏联地方政府的情况。报告中还列举了两地与莫斯科的距离、与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距离等关键数据,以供决策者参考。卡尔登布隆纳最后选定了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维利卡亚-卢克地区一处密布着树林的高地作为空降地点。选中该地区最重要的理由是交通方便,从该处到达通往莫斯科的高速公路只需要驾驶摩托车就可以;而且该处与另外一处备选降落地点相距约31千米,飞机若是无法在该处降落,还可以选择到另外一处降落。该处的缺点是距离莫斯科较近,飞机容易暴露行踪。

天折的第一次行动

降落地点选定后没多久,在当年7月,“托尔金少校”被秘密送往德军占领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一个秘密基地。那里是德军控制区距离目的地最近的基地,距维利卡亚-卢克有600千米,这也是Ar 232所能达到的最远航程。与托尔金少校一起来到里加的,是KG200第1中队的一架Ar 232A及其机组人员。卡尔登布隆纳与塞姆佩尔少校首次谈话之后不到一个月,“齐柏林行动”开始了。

KG200派出的Ar 232由布鲁诺·戴维斯军士长负责驾驶,整个空降行动的指挥官是当时任KG200第一中队中队长的保罗·古德斯坦中尉。古德斯坦中尉在行动前就多次抱怨中央保安局的命寺只是简单地指定行动的时间,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天夜里是否有月光。明亮的月光可以照亮漫漫长夜,为执行任务的飞机指明降落地点;但中央保安局选定的日子却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很可能给行动带采不利影响。

虽然戴维斯已事先详细地了解了降落地点的情况,还从地图上知道了备降地点的具体方位,但是在漆黑的夜色中,戴维斯根本无法找到原定的降落地点,不得不在降落区域上空反复盘旋。眼看燃油快要耗尽,而且飞机发出的轰鸣声随时可能引起苏联军民的警觉,古德斯坦不得不命令飞行员强行降落。匆忙的降落种下了苦果。当Ar 232降落后打开后机舱准备卸下摩托车的时候,发现后舱盖卡住了,无法卸货。虽然机组人员多次试图打开舱盖,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眼看Ar 232在苏联领土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不被发现,古德斯坦只好命令飞机马上起飞返回德军防区。

戴维斯的运气实在糟糕。在回航的路上,由于燃油耗尽,飞机被迫在波兰的泽尔比附近的旷野上降落。而且在降落时,Ar 232的起落架又受震动脱落,飞机不得不用机腹着地才完成降落。所幸的是,机上人员没有受伤。机组人员留下来等待修复飞机,而机上的两名乘客与货物很快被KG200派来的其他飞机秘密接回了里加。第一次行动就这样夭折了。

厉兵秣马

第一次行动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卡尔登布隆纳的信心。更何况此时,由于国防军的军官谋刺希特勒失败,中央保安局在希姆莱的支持下成为了德国独一无二的情报机构,卡尔登布隆纳正志得意满,怎么肯轻易放弃这个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于是,他下令从中央保安局内部抽调几名得力干将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奔赴里加的机场,与已经在那里为行动进行秘密准备的KG200特别行动组建立了联系,共同领导准备工作。

为了替换在第一次行动中受损的Ar232,KG200从第5测试中队中挑选了一架灯232B,并且针对上次出现的问题,对这架飞机进行了改装。机组人员反复地进行演练,以保证降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将特工与所需装备送下飞机。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进行,指挥官要求参加行动的机组人员将降落地点与备降地点的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

指挥部对行动进行了严格的保密。经过精心挑选的机组人员在被派到里加之前,只知道要深入苏军战线97千米的地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除此一无所知。到达里加附近的军用机场后,机组人员也只是在合练的时候才见到两位“乘客”:一名苏联少校和一名年轻的女性。除此以外,指挥官严禁他们打听行动的细节,禁止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甚至参加行动的人员之间也禁止议论。

时间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与等待中度过。转眼到了9月,两名参加行动的苏联人在训练中产生感情,已经结成了夫妻。眼看就到了行动的最后期限10月,但指挥部还没有下达行动开始的命令。在吸取上次行动失败的教训之后,指挥官们认识到气象条件对行动的成败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在耐心地等待适合的天气。终于在9月3日,指挥部接到气象部门的通知,两天后也就是9月5~6日的夜间,航线上空与目标地区上空将出现适合的云层,而6日黎明也有可供飞机躲藏的云层。指挥部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将行动开始的时间定在9月5日夜间。

重返斯摩棱斯克

1944年9月5日夜,一架Ar 232军用运输机从位于里力口附近一个军事基地起飞。飞机缓缓地离开跑道,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德国情报机构在战时最大胆的冒险——“齐柏林行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波罗的海周边地区,9月份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再加上行动是在半夜进行,可称得上寒风刺骨。基地的跑道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因而也没有多少人亲眼见到Ar 232起飞。与冷清的跑道相比,此时的指挥部里灯火通明、人员进进出出,一群身着空军与党卫队制服的军官们沉默不语地坐在地图前。他们都紧张地盯着墙上的时钟。再过5个小时,特工会打开电台与指挥部联系,那时候才能知道空降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行动之前,参加行动的6名机组人员被反复告知,在行动中不要做任何冒险,一旦原定的空降地点无法空降,他们就要马上驾机返回。若是成功地降落,他们要以最快速度将“乘客”与装备卸下

飞机,然后马上返回基地。为了保密,飞行中严禁用电台进行联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黎明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基地的周围仍被一片灰色的晨雾所笼罩,就像已经在指挥部里等候了一夜的人们的心情。预定的返航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基地指挥部的电台里没有收到任何请求降落的声音,基地的跑道上空也没有出现人们熟悉的发动机的轰鸣。留在基地的人们,面色逐渐变得灰白。与此同时,在柏林的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室里,另外一群彻夜未眠人们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特工发回来的消息。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基地上空还是没有出现Ar 232的身影。基地指挥部的军官们心里明白,Ar 232的燃油已经耗光,永远不可能回来了。他们只希望机组成员能够在成功完成任务后,徒步返回基地。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打开电台,试图与机组成员取得联系,但是他们一无所获。绝望中的军官们将最后干线希望寄托在飞机因导航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降落在德国空军在东线的某个机场上,指挥部马上下令与德军设在东线的各个基地进行联系,希望能够找到机组人员的消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里加附近基地的指挥官正在绝望地寻找机组人员的同时,柏林的指挥部里却一片欢腾,中央保安局的电台在当天夜里收到一份电报;“一架飞机坠落,没有成员受伤。机组成员兵分两路返回西方。我们正在骑摩托车去莫斯科的路上,一切正常。”欣喜的卡尔登布隆纳赶快将这一消息通知道了他们在里加的同伙。

里加基地的指挥部成员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虽然同样因空降任务的成功而感到一丝安慰,但维尔斯军士长和他5名伙伴的下落仍然牵动着他们的心。虽然每名机组成员都接受了相关的训练,各个都懂俄语,还随身携带着足够的卢布、苏联香烟以及标明了返回路线的地图;但是600千米的距离太过遥远,机组人员怎么可能徒步跋涉返回?忧心忡忡的指挥官们命令打开电台,不分日夜地监听可能来自机组成员的消息。在Ar232出发24小时之后,里力口基地的电台收到了托尔金少校的另一份电报:“一架飞机在备降地区降落时坠毁。机组成员正在徒步返回。”但是基地还是没有收到机组成员的任何消息。在苦苦寻找了多日之后,基地终于收到一份残缺不全的消息:“…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你…”。在得知Ar 232已经坠毁的消息后,KG200曾派出一架Jul 88轰炸机到原定的降落地点寻找飞机残骸,但一无所获。

在里加基地全力寻找机组成员下落的同时,柏林那边却时不时地收到托尔金少校的报告:他们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成功地到达了藏身之地,已通过中间人与潜伏在莫斯科的特工取得了联系:正在全力准备暗杀行动。暗杀者的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中央保安局内部几乎没有人对此起疑心。但是好景不长,托尔金少校与他的助手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斯大林还时不时地出现在苏联的广播与报纸上。

真相大白

就在“齐柏林行动”开始大约一个月以后,一名曾经参加了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侦察活动的特工出现在了柏林,他给卡尔登布隆纳带回来的是一个坏消息。他报告说,其实早在德国派出侦察分队对斯摩棱斯克地区进行侦察的时候,侦察分队就已经落入了苏联情报机构的手中。在苏联情报机构的操纵下,侦察分队定时向总部报告各种消息。柏林受到这些假消息的蒙蔽,制定出了行动的计划。9月5日夜,当Ar232起飞之后,随时准备捕获降落的飞机。但是不知道苏军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9月6日凌晨Ar 232习临降落地点的时候,苏军的防空炮火对那架飞机开了火。

1944年9月6日凌晨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结束后,人们才从苏联的档案与出版物中找到部分答案。

根据苏军的报告,当维尔斯军士长的飞机接近原定降落地点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防空炮火使得苏军守株待兔的计划落空,机警的维尔斯军士长马上驾机向备降地点飞去。根据苏军防空部队的报告,这架飞机曾经在维亚兹马以东地区出现,而根据莫斯科周围地区萝军防空部队的报告,人们发现维尔斯军士长在决定返回西方之前曾经试图在其附近降落。按苏军的说法,该机的驾驶员是只“老狐狸”。苏军曾经试图派战斗机起飞进行栏截,但是维尔斯军士长成功地逃脱了。

当地时间9月6日凌晨3点整,维尔斯军士长驾机在卡曼沃夫地区降落。飞机的降落并不成功,随后赶来的苏军部队报告说:飞机降落的时候,右舷外侧的发动机脱落,飞机的残骸起了大火。正是火光招来了苏军部队,倡当苏军赶到时,飞机上已经空无一人。苏军在残骸四周进行了搜索,但只找到两条通向尔热夫的摩托车轮印。苏军的搜索部队顺着车轮印向前搜索,碰到了一块挡在路前的巨大岩石,车轮印也消失了。

苏军的另外一份报告指出了托尔金少校与斯利沃娃落网的情形。6日天亮之后,飞机迫降地点附近的公路上出现了一男一女两名穿制服的军人正在驾驶一辆摩托车,其中穿制服的男人胸前还挂着一枚闪闪发光的“苏联英雄”金星。当检查店听士兵检查完他们两个人的证件,正准备放行的时候,那位挂着苏联英雄金星的男人开口说到:“快点,我们已经赶了一整夜的路了。”

非常不凑巧的是,当天夜里当地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是缌的峭兵发现他们竟然还身穿一身干净整齐的制服,所驾驶的摩托车上也没有任何泥水的印记!警惕性颇高的峭兵拉响了警报,托尔金少校与斯得沃娃就这样一起落入了苏军手中。两人的落网也意味着“齐柏林行动”的正式结束。

疑团终难解

“齐柏林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还是留下了很多末解之谜。这些迷团包括;为什么维尔斯军士长在受到苏军炮火射击之后不驾机返回里加?参加行动的机组人员的下落如何?虽然在苏联的官方档案里,这些人在当天就被苏军俘虏,但是机组成员没有出现在苏联的任何一所战俘营中。按苏联情报机构的官方说法,苏军事先已经知道德国人的暗杀行动,但是为什么在苏联的档案中没提到这次暗杀行动?

最大的谜团是“托尔金少校”本身。为什么1942年叛逃的托尔金少校会在2年之后重返苏联?这名特工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波利科夫?托尔金?或是其他一个什么名字?他是一个叛逃者吗?抑或是一名双重间谍?这些可能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千古之谜。

柏林中央火车站 第6篇

On its historical site in the Tiergarten District,west of Humboldthafen,Europe's largest train station for long-distance,regional and local transport has been constructed:the new Berlin central station.At this station the new underground north-west link of the Inter City Express service connects with the west-east line running on a curved railway track.Additionally,suburban railway tracks in both direction as well as an underground line from north to south arrive at this station.The north-south track runs 15m below ground level in a tunnel,which also passes below the River Spree and the Tiergarten.The east-west line is elevated 10m above street level und corresponds to the previous course of the railway tracks.

The central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Lehrter Bahnhof is the clear emphasis of the existing course of the railway tracks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Large,light-weight glass roofs as well as two intersecting office buildings translate this principle with architectural means.The platform hall,430m long and orientated in east-westerly direction,is spanned with a large,light-weight glass roof over a length of 321m.

柏林米特区的公寓 第7篇

外表皮的装饰借鉴了景观,同时其设计形式在建筑物的轮廓和单元内部布局皆有体现。临街的一层拥有商业铺面。西南部有着宽敞美丽的平静大花园。开放的布局引入习习凉风,

不同的楼层拥有各异的景观视线。各种单元户型为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顶层共有还有屋顶施家花园。整个设计从外到内,包括楼梯间,电梯内部都一脉相承,高度和谐统一。

柏林大学的寂寞与自由 第8篇

一、寂寞与自由的发展演化

寂寞与自由自古以来就与学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由早被大家所熟识,而寂寞则一直带着神秘的面纱。亚里士多德多次用“悠闲”这一概念,将“从事学问及哲学”作为悠闲生活的重要内容[1]。到18世纪时,在德国社会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寂寞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启蒙时代是一个个性和个人生活、内心世界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另一方面, 寂寞也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不满和失望的表现,因此很多的学术作品或大众道德周刊都透露出德国社会对寂寞问题的兴趣,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洪堡等人提出了“寂寞”大学观。

自由,主要指学术自由。古希腊智者孕育自由探索知识、自由发表言论的思想,苏格拉底主张在教学及研究中自由追随一种观点而不论其引向何方,这可看作是学术自由的先声[2]。而后有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广泛接受的由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1670年提出的“哲学思想自由”。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更是早已开始将思想自由的原则付诸实践。

二、柏林大学的寂寞与自由

柏林大学的创办理念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也得益于洪堡、费希特等一批怀抱新大学观的思想者。

(一)柏林大学的创办背景

因为缺乏特色、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陈旧等原因,17、18世纪的德国大学陷于危机之中。18世纪的德国经历了两次大学改革运动, 哈勒、哥廷根大学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下脱颖而出,学术自由、注重科学研究、理性与哲学等特征初具端倪,为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18世纪末期,新人文主义逐渐取得支配地位,成为大学改革的主导思想资源。早在19世纪初,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等思想家就计划在柏林开办一所新型大学,对于新大学的构想也在诸多作品中呈现,因此柏林大学的创建构想是集合了这些思想家的智慧。1809年,由受新人文主义影响很深的洪堡接手该校的创建工作,1810年柏林大学应运而生。

(二)洪堡论“寂寞与自由”

在1809-1810年间,洪堡实际上领导了文化和教育司14个月。此时正值普鲁士的全面改革时期,在谈及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理解柏林大学的寂寞与自由前,首先应了解洪堡等人对于大学使命的论述。

1.大学的使命。洪堡指出,大学具有双重使命,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3]。洪堡认为的科学指的是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与自然科学等“经验科学”截然不同,是能够统领一切学科的纯科学,换句话说,就是哲学。作为新人文主义重要概念的“修养”,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素养,与专门的能力、技艺无关,是追求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只有对纯科学的探求是达至修养的唯一途径。

2.大学的组织原则。洪堡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寂寞与自由”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

从洪堡的论述中,其所谓的寂寞应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大学应独立于政府管理系统。大学的使命是进行纯科学的探求以及达至修养,这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不应受政府系统条条框框的限制。

第二,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大学的使命是探求纯科学以及个性、道德修养,纯科学追求真理,而满足实际社会需要的专门知识却会让人平庸粗俗,与达至修养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大学教师、学生应独立于俗务,甘于寂寞,深潜于科学。洪堡认为寂寞是从事学术的一个重要条件,要与外界的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精神的独立。同时,寂寞也意味着对自我学术工作的高度认同、 坚定的信念以及强烈的兴趣。

自由,从哈勒与哥廷根大学起便作为大学一项基本原则,柏林大学建立之后,更是逐渐在德国大学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通过对洪堡著述的解读,自由也包含了三层意思:

首先,针对国家而言,大学必须具有外部自由。自由强调大学的使命、权利与国家职责的差异。在《论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洪堡认为:大学是使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潜能要充分发展必须有自由, 而国家的干涉则会限制了自由而最终抑制了人的发展,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国内外安全,因此,大学自治是必要原则。

其次,自由包括研究与教学的自由。教师应不受国家、社会等各种利益的牵绊,只遵循科学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对其进行探求,享受着完全的自由。事实上,在柏林大学凡被评为正教授的教师有权开设讲座,政府和学校对其讲授内容、讲课方式均不予以干涉。另外,教师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以及开展研究活动方面有充分的自由。

再者,学生有学习的自由。在柏林大学,学生可以选听任何课程, 也可以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原来取得的学分仍然有效。整个学业不必服从某种特定的课程计划,学生几乎可以完全自己安排其学业。

在对“寂寞与自由”的解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运行中的柏林大学并不是完全如洪堡设想,但柏林大学对“寂寞与自由”的践行与捍卫已经足以成为高等教育史上值得敬畏与学习的里程碑式的一笔。

参考文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62-273.

[2]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2.

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改造和扩建 第9篇

业主: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事务所:hg merz

摄影:Jörg F.Müller

Project Duration:2000-2013

Client: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Architect:hg merz

Photos:Jörg F.Müller

精选理由

这是个图书馆阅览室的改造项目。现代设计观念让这座威廉二世时期的老建筑重现昔日风采的同时也充满着时尚感。特殊的玻璃表皮设计,白天为图书馆引入充足的阳光,夜晚则变成灯火通明的殿堂,个性的空间激发着阅读热情,图书都仿佛拥有了生命。

这是一座被列为历史古迹的建筑,该项目对其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创造一个新的中央阅览室)。项目计划对柏林国家图书馆的部分空间进行重建和修复,这是座威廉二世时期的老建筑,对其改建以重塑昔日的光辉形象。项目的核心是对曾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历史痕迹进行重建,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现原始建筑,而是要建造一个反应现代设计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展新的图书馆。新的中央阅览室和旧阅览室有着相同的比例结构,这个方案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第一名。建筑表皮是坚实的玻璃,使得建筑在夜间显得醒目突出。

Conversion,renovation and extension(creation of a new main reading room)of a building classified as a historical monument.

This project aims to restore parts of the State Library in Berlin,which was originally erected under Kaiser Wilhelm II,to their former glory.The centrepiece of the project is the rebuilding of the historic core,which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The aim is not to recreate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but to reflect the State Library's modern outlook,unifying the building once again.The new main reading room,which has the same proportions as the old reading room,won first prize at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It comprises a solid base topped by a glass cube,which will make for an eyecatching highlight at night.

hg merz建筑事务所

逃离柏林 第10篇

因为“又穷又性感”是柏林的口号,因此柏林人自己宣称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酷的首都。在这个大而杂乱的都市中,总能看到奇形怪状的人。即使你在酒吧里待到凌晨3点,回家的路上也绝不会寂寞,地铁里有的是醉汉,街上也还逗留着嬉笑打闹的年轻人。

但柏林的贫穷滋生了许多古怪。譬如我一位朋友的公寓,几百平米的房子,除了书和酒瓶子,家徒四壁;譬如我所居住的克洛茨伯格区(Kreuzburg),人人都以不做任何事为荣,无论多冷的天,住所楼下的咖啡馆都挤满了抽着烟聊着闲天的年轻人;再譬如面包店的老板娘会用恶劣的态度说,“关门放水,你可以在我这里游泳”这类令人费解的德国冷幽默。

12月将提前卸任的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一手打造了柏林自由活跃的城市形象。在他主政下,柏林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修缮空置房屋,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创意人才;柏林电影节举世瞩目;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派对之都和亚文化之都。

然而,不管多少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汇聚在这里,最致命的一点是,柏林总能够让人穷得要死却又活得舒坦。于是问题来了,也许在这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你会被柏林的多元文化所深深吸引,大受刺激,当你待上更久的时间,满街的脏字涂鸦和跳蚤市场上破烂的旧皮鞋,总会让你心生厌烦,或者消极抑郁。相对于汉堡、慕尼黑等饱经战争蹂躏而重新振作的城市而言,柏林的脱序和散漫,与人们印象中德国人冷静的自我修复实在太不一样。

刘海粟与柏林中国美术展 第11篇

该年8 月22 日, 徐志摩在致刘海粟的一封信中写道:“老蔡见过, 对展览会事表示赞同, 然于研究院花钱一层, 则似乎为难。高署卿 (鲁) 究竟有信切实说过否?如要举办, 最好乘明年比京百年纪念机会, 一举两便, 政府花钱不成问题。……设艺术院事, 亦曾谈到, 但老蔡笑笑说:这怕一时不易办到吧。杏佛也是赞助有馀, 热心不足。”从信中可以看出, 刘海粟确实通过徐志摩转达, 就举办展览事去信与蔡元培商议, 并渴望在经费上得到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的援助。蔡元培对此创意也表示赞成, 但中央研究院毕竟是学术研究机构, 乃一清水衙门, 显然无力支付这样一个跨国美术展所需的巨大耗资, 因此, 蔡元培更主张由政府出资来促成此事。

对宣传中国艺术, 蔡元培可谓一贯不遗馀力。早在1924 年, 蔡元培在法国考察期间, 即与林风眠等留学生举办过类似的活动。当时《晨报》报道:“蔡元培先生等为法国里昂中国美术品陈列筹备会请求捐赠, 发出通知函, 略谓:‘欧亚远隔重洋, 吾华民族之精神, 欧人苦不得见, 为此敢请国内名流, 每人赠送数种……不仅发扬国光, 且高义输将, 物主大名, 亦得永留他邦之表册。’”蔡元培此举, 当时在国内即产生了一定影响, 画家汪亚尘曾为之喝彩:“我国的官吏、学者、名流, 以及普通的人们, 凡是到过欧洲的, 脑筋里, 至少可以洗去他一层浊翳。此次史太师埠举行中国美术展览会, 得陈公使的提倡, 也是出于在‘艺术遍路’的环境中, 极自然的一回事。蔡孑民先生本来对于艺术又嗜好的, 近年来国内艺术界的隆起, 他至少也有一部分的力量。这次他在欧洲眼见得留欧同志热心提倡祖国的艺术, 他‘兴高采烈’地参与会务, 赞助一切, 也是他的信仰!……日本人在欧洲之艺术宣传, 实在使我们不能不佩服, 不仅是举行展览会, 平时他们用精良的印刷把自国的美术与鼓吹的文字次第介绍出去, ……回顾我国近几年来的艺术界固然有蓬勃的气象, 恐怕西洋人绝想不到中国人也有新的艺术运动呢?我觉得这次留欧同志们的热忱, 在史太师埠做国际艺术的宣传, 大足以一吐从来郁结之气!”

得到蔡元培的首肯后, 刘海粟便开始信心百倍地寻找时机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契机, 柏林中国美术展得以出台:1931 年3 月, 法国克来蒙画堂为刘海粟举办旅欧近作展, 画展在巴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法国政府以五千法郎的重金购藏了刘海粟的油画《卢森堡之雪》, 存于亦特巴姆美术馆。此事经媒体宣传, 引起了德国艺术教育界的高度注意, 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特聘刘赴德讲学, 德方所拟定的讲学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美学品藻——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刘海粟在法兰克福的讲演和即兴创作, 使在场的德国学者深为折服, 并要求进一步接触中国艺术。同年4 月, 刘海粟出席中国使馆与德国东方艺术会、普鲁士美术院进行的谈判, 决定于1934 年2 月在普鲁士美术院举行中国美术展, 推定德国东方艺术会会长佐而法博士等10 人为德方组织委员, 中国则推出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驻德公使及刘海粟等为委员, 从事筹备工作。

1931 年9 月, 刘海粟在教育部的电催下回国。10 月, 刘海粟在《申报》发表《刘海粟归国后报告教育部书》, 报告欧游考察情况, 提出整理与建立博物院、设立国家美术院、改善美术学校学制等建议。同时, 刘海粟对筹办柏林美术展之经过也作了详细的解释。

翌年六月, 在蔡元培、叶公绰、刘海粟等人的多方奔走下, 经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通过, 拨款四万五千元, 聘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北平研究院院长、驻德大使、叶恭绰、刘海粟、陈树人、高奇峰、徐悲鸿等为筹备委员, 柏林中国美术展终于出台。同年8 月, 展览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到会者有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驻德公使等, 并推叶恭绰、陈树人、刘海粟、徐悲鸿为常委, 蔡元培为展览会主席。1933 年1 月23 日,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 出席者有蔡元培、张善孖、朱家骅、王一亭、刘海粟等。讨论修改出品规划、代售出品规则, 议决仿照1929 年教育部主办全国美术展览办法, 采用通信征求作品, 依中德双方协议, 专限于近现代中国画。同时决议:一, 添推狄平子、张泽任常务委员;二, 聘滕固撰《中国画史》印于目录之首;三, 请吴湖帆选购中国画具以备开会时陈列;四, 行政院所拨经费四万五千元存上海银行, 由叶恭绰负责签字动用。

然而, 柏林中国美术展的筹备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在中国尚是首次筹备规格如此之高的美术展, 引起了绘画界广泛的关注与参与, 同时在一些利益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如1932 年7 月, 汪亚尘就对画展审查员的资格问题提出质问:“但是审查, 先得遴选审查员, 审查员第一要技艺能得众望者, 漫谈不懂技艺的人不配做审查员, 本身的技艺, 常为人所吐弃者, 也不配审查他人的作品。”1933年1 月29 日, 王祺、李毅士等为中德美展事在《申报》刊出启事, 称:“中德美展, 关系我国国际文化地位, 乃筹未妥, 未足代表全国艺术与历史文化, 应再次公开征审, 以名副其实。” 并令刘海粟暂缓赴德。3 月23 日, 又以王一亭、贺天健、陈小蝶等刊出致《征求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函, 称:“征求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出品, 不弃下才, 鄙人等亦在滥竽之列, 无任愧感。……但钧会内定名限仅百馀人, 但国内画家刻苦之士, 精湛之作通都幽邑, 大不乏人, 决不仅止所见所闻百人而已。即以鄙人等创办之中国画会而论, 会员凡一百九十馀人, 其中画学精美、绘事超绝之辈, 实繁有徒, 皆鄙人等所望尘莫及者, 然皆未在征求之列。……盖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 乃国际之立场, 非私家之展览, 岂能以十数委员之耳目, 百馀人之作品, 遂谓可以代表全中国之艺术哉!倘以所论为非, 则鄙人等宁愿守残抱阙, 自愿牍 (?) 下, 万不愿为全国艺术之罪人也!”

对于这些质疑与呼声, 如果理解为艺术界对柏林美术展学术性的关注的话,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掺杂着对刘海粟在选拔作品中“偏重南宗”的不满。此种艺术大展, 对于画家无疑极具吸引力, 难免在作品选拔上有徇情疏通之一面。更有甚者, 对刘海粟作为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赴德代表, 反对者亦大有人在。如一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其 (刘海粟) 二度欧游, 代表政府举办柏林中国美展时, 即遭受一派人的反对, 某画会竟由好事者召集会议, 第一条即提出反对刘海粟代表赴德展画之议案, 终于由忠实会员仗义执言, 责其不应假公济私提出此案, 而结果于鼓掌声中取消此议。然京之某团体即以征集不公之罪名下, 亦曾联合多人, 共鸣兴讨之鼓的。但是刘海粟毕竟在‘诋毁于我有何伤’的坚定语气中离开了祖国, 周游五六国, 经时一年半, 载得美誉归来。”

30 年代的海上艺坛, 刘海粟的声名如日中天, 但刘海粟随性而为、不拘绳墨的个性却使其极具争议性, 崇拜者有之, 訾謷者有之, 可谓毁誉参半。诚若傅雷所说:“未出国之前, 他 (刘海粟) 被目为名教罪人、艺术叛徒, 甚至荣膺了学阀的头衔。”刘海粟的宿敌徐悲鸿对柏林中国美术展即抱以复杂的心理, 在展览筹备委员会成立时, 徐悲鸿亦被聘为评审委员, 然而当展览会的诸多决策权向刘海粟倾斜时, 徐氏对该展的策划者表现出极度的轻蔑:“其得做成此举, 非钱不行, 苟无钱, 则虽吾中国提倡艺术不遗馀力之蔡先生, 亦只徒呼负负, 故中德展览会之元勋, 乃叶玉甫先生, 苟无彼之四万五千元, 则吹破伟大牛皮, 亦必无几微效果。有四万五千元, 则任何人亦办得了, 任何国亦可去 (当然, 除往非洲, 除去白痴) 。故贪天之功者, 既无为耻, 又适成鸭屎之臭”、“凡中国今日努力于国画工作者之作品, 皆有受审陈列之资格, 不能如刘某所谓德人意在南宗画云云, 语无佐证。”颇堪玩味的是, 1933 年1 月28日, 徐悲鸿置柏林美术展委员而不顾, 竟另起炉灶, 独自携中国画三百馀件, 先刘海粟一步, 由沪乘法国邮船赴法国及欧洲各国, 自个儿发扬国光去了。

即便如此, 在蔡元培、刘海粟等人的努力下, 从酝酿到成型, 前后准备长达五年之久的柏林中国美术展终于踏上了它的征途。1933 年11 月13 日, 刘海粟携中国画三百五十件乘意大利邮轮“康推维脱”号离开上海, 赴德举办中德美术展览会。在刘海粟出发次日, 蔡元培即致电中国驻德使馆, 告知刘之行程, 可谓关切备至, 期望殷殷。

正如刘海粟所料, 柏林中国美术展在德国如期展出, 盛况空前, 并引起欧洲各国广泛的关注。应欧洲各国政府邀请, 该展在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一直到1935 年6 月, 刘海粟才在教育部的敦促下归国。同年7 月21 日, 蔡元培、叶恭绰、李石曾、吴铁城等在上海华安大厦为刘海粟洗尘, 蔡元培即席发表演讲, 对画展的成功与刘海粟的功绩大为激赏不已:“刘海粟先生此次代表吾国赴德举办中国现代画展, 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在柏林展览后, 引起各国之注意, 二年间, 在欧巡回展览十馀处, 震动全欧, 使欧人明了吾国艺术尚在不断地前进, 一变欧人以前之误会:因其他方面, 对各国宣扬艺术, 以东方艺术代表自居;吾国以前则未及注意。此次画展之后, 移集欧人视线, 此固吾全国艺术家之力量所博得之荣誉, 而由于海粟先生之努力奋斗, 不避艰辛, 始有此结果。此等劳绩与伟大精神, 实使吾人钦佩与感谢。”刘海粟此番回国, 颇有一种文化西征凯旋而归的意味, 俨然被视为艺术界的民族英雄, 一时间, 上海各媒体竞相报道, 被誉为“近代一人”、“探宝山”、“玄奘西归”。1936 年7 月, 为庆祝刘海粟在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方面的努力, 上海市政府为他举办了“刘海粟二度欧游作品展览会”, 市长吴铁城亲为主持, 在开幕词中, 蔡元培再次给予高度评价:“二十二年刘君二度赴欧展画, 经德、荷、瑞士、意、英、捷, 所至欢迎若狂, 舆论至佳。《柏林日报》、英伦《泰晤士报》至谓:中国有如此文化, 吾人尚图侵略, 实乖理性也。……自国势凌夷, 凡百衰落, 一时学者醉心欧化, 一切的一切, 悉谓欧人是师, 抑若吾国数千年来竟无一人足取者, 此种观念, 实在妄自菲薄也。……刘君挟其绝艺, 播扬于国际, 使欧人知吾国大有人在。归国以后, 复集其旅游各国所作, 展览于沪上, 吾观刘君作品, 深信艺人之活动, 于我国民族复兴之大业, 有深切之关系焉。”

对于策划柏林中国美术展的体会, 刘海粟自己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柏林中国美展之创办, 余始终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做去。当时余在柏林, 赤手空拳, 没有一点凭藉, 要向德方要求同意, 这是靠点什么呢?我只是靠我‘人格的力’及几笔墨水。我所认识的, 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 多少应尽一份力量, 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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