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青范文（精选12篇）
新知青 第1篇
一、“新知青”和新农村
深谙历史的人们都知道, 历史上, 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 扬眉吐气。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同心同德、矢志不渝地建设小康社会, 昂首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倾情书写着人类的美好历史。然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 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课题新矛盾。
时下, “新知青”一说的出现就是一个极为引人瞩目、发人深省的现象。现在有人把从农村出来、大学毕业后在城市买不起房、想回家乡又没有户口的群体, 冠以“新知青”的称谓, 他们认为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城里奋斗数年, 却没有立锥之地;想放弃城镇户口, 重返农村, 却又无法办理农村户口, 处境十分尴尬。还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巨大陷阱, 更认为“新知青”问题解决不好, 中国的现代化将一事无成。此类观点数不胜数, 铺天盖地。诚然, 这是忧国忧民之举, 绝不是无中生有, 但笔者却陷入了沉思。当此关头, 笔者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原理等一系列相关理论给了笔者坚定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的不断进步, 资本主义大生产过程中, 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资本总额中的不变资本部分日益增多, 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地日益减少。资本总额中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将迅速提高, 而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则会逐渐减少。这样一来, 在一定情况下, 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日益减少, 必然会释放出多余的劳动者。” (1) 也就是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价值方面看, 是由它的可变资本与它的总资本的比, 即v∶c决定的, 因此, 在生产中, 按比例来看, 这种需求同它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 增长的较少。它对Pm的购买越来越大于对A的购买 (Pm为生产资料, A指劳动力) 。从一定意义上讲, 《资本论》的重要原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它的相关科学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比如, 在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力和资本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雇佣的依赖关系, 即劳动力本质上不是商品, 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形式上, 劳动力还必然要表现为商品, 同时必须接受市场的配置。“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 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 也要受到市场的调节和配置。另外,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我国改革劳动力形成与发展的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打破了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大锅饭, 就业制度也由行政计划配置改为双向选择的市场化配置”。 (2) 这一系列的改革, 不仅使劳动者拥有了对自由劳动力的支配权, 通过劳动力的最佳买卖行为获取更多的个人收入, 继而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而且由于受劳动力自身、市场配置、价值规律和政府宏观管理等因素影响, 也产生了一些就业方面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在给予人们深刻启迪的同时, 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 以往培养“天之骄子”的精英教育, 今天已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很多孩子, 特别是农民子弟, 也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啊, 着实让人们真切体会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性巨变。然而,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一蹴而就。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不仅给党和国家提出了重大课题, 而且给当代大学生提出了严峻考验。于是, “新知青”便由此而来, 似乎,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成就未来”已成为谎言。
人们常讲“英雄出时势, 时势造英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对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来说,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 生存艰难, 但同时大城市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舞台。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毕业之后即留在城市, 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祖国的每一片土地都需要勤勉奉献的时代青年;大学毕业生很快即在大城市买房、买车, 这本身也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大学毕业即平步青云, 可以过上安逸舒适的日子, 这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关于人的本质原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天摆在世人面前的就业问题, 古往今来, 都是国家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有一句古语讲道:“无恒业者无恒产, 无恒产者无恒志。”《礼记》之《大道之行也》阐述了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 货物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此之谓大同也。”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中谈道:“天下间有三等苦人:第一等苦人是有业而不乐业者;第二等苦人是不喜欢这种职业却不得不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第三等苦人, 也是最痛苦之人即无业游民。”就业问题就是如此关系国家大局、稳定与发展, 关系百姓生活美满与幸福。解决好、处理好就业问题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具有十分审慎而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问题, 更需要国家的关怀, 更需要大学生自身的正确对待。实际上, 当前许多大学毕业生个人定位过高, 甚至一些人想通过上大学实现其自私自利的想法。其实, 每个人都懂得“Rome was not buil within one day.”“No pains, no gains.”而现实是, 又有几人能理性地去看待这一问题呢?试想, 当年面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生死存亡的攸关之际,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奢望过、幻想过吗?没有, 有的只是“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有的只是“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副烂摊子, 我们的先辈们懈怠过、埋怨过吗?没有, 有的只是“社会主义好, 共产党好, 毛主席好”。还有勤劳的父辈们在那特殊的年代里, 面对被耽误了的青春, 他们心灰意冷过、绝望过吗?没有, 有的只是“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迷惘的我, 深思的我, 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你的富饶, 你的荣光, 你的自由”。
相比之下, 今天的青年面临大好机遇。党和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各种人才大量涌现, 千方百计鼓励各种人才源流竞相迸发。同时“开发大西北”的号角在昆仑山下吹响,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旋律在白山黑水间回荡,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力量在中原大地上集结, 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春风在秀美江南吹拂。党中央更是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 统筹城乡发展,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今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中华大地上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这是中央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作出的重大抉择。此刻, 蓝图绘就, 形势大好。广大农村正张开她热情的臂膀去拥抱每一个有志青年, 去书写美好的青春之歌。农村不仅仅需要许多学有所成的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 也需要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多数城市大学生支援农村。事实上, 许多鲜活的人物已在我们眼前闪现, 许多感人的故事已在我们身边流传:当代大学生徐本禹热心支教的行动让我们精神振奋, 热血沸腾。优秀大学生村官阎素花扎根基层报国为民让我们深感鼓舞, 矢志不渝。太多的故事深刻昭示我们: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千百年来, 农民是生活得最艰辛、最平凡、最简单、最知足的弱势群体,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吃粮纳税, 经受了无数的变迁和坎坷。今天他们的生活依然艰难, 为了使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而一些接受了党和人民多年培育的大学生身怀学识却要怀着一己私利, 摆出一副“新知青”的窘相回到农村, 去和守望在农村的父老“共享”成果。笔者认为如此想法和观念不符合当今现实和时代潮流。
实际上, 大学毕业生们最需要转变就业观念, 到农村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实践将证明:当代大学毕业生是最能吃苦, 最能担当的。他们一定会成长起来, 勇敢地接下建设伟大祖国的接力棒, 正如《孟子》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所以, 每个人得从头做起, 从基层做起, 从小事做起。
二、修学储能与脚踏实地
辩证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 也肯定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原理都告诉我们, 当代大学生应树立崇高理想, 要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而脚踏实地, 勤奋学习, 修学储能, 成长成材。的确, 前文提到的“新知青”不乏其人。殊不知, 当代青年应该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有理想、有纪律的一代。当我们学成以后, 不一味求高求大, 定位基层、定位农村, 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翻开历史, “舜发于畎亩之中,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胶鬲举于渔盐之中, 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即深入农村,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样的感人例子还有很多, 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小辉, 河南省潢川县一贫苦农民的孩子, 通过刻苦学习, 考入中州大学。大学毕业后, 在一餐馆洗盘子, 慢慢成为店内技术人员, 后来成为公司网络技术人员。现在在郑州工作虽然辛苦, 但很充实, 而且职位逐渐提升, 已奋斗六七年, 深深扎根于这个城市了。家里为之自豪, 村里为之骄傲。同时在他的影响下, 他的妹妹和村里的另外几个孩子也考上了大学。这样的积极效应、良性循环, 对农村的贡献是空前的, 这是新农村的希望。他们的确是新知识青年, 但他们从农村走来, 更加珍惜机会荣誉, 他们更加谦虚勤劳地工作, 他们更容易满足, 都靠自己有力的双手描绘美好生活的图画, 而不是坐以待毙, 怨天尤人。毋庸置疑, “新知青”要与时代同步伐, 要充分衡量个人的能力与潜质, 深入学习, 深入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颇有建树, 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外, 主要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 没有这后一个条件, 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3) 若一味好高骛远, 结果只能望洋兴叹。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大学生修得的真才实学将是自身腾飞的翅膀, 是他们永远的通行证。“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新知青”要耐得住寂寞, 坐得住冷板凳, 怎能幻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青年马克思曾经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 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 因为这是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 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 但将永远发挥作用。” (4) 所以, 当代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 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 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 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只有这样才能把自身所学转化为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力量, 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避免沦为“新知青”的尴尬。
摘要：本文针对由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引发的“新知青”现象,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大学毕业生就业实际, 探讨当代大学毕业生应该持有的就业观念, 以及如何端正态度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修学储能。
关键词：大学生,“新知青”,就业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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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马克思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78-12.
北大新校长做过知青也是海归 第2篇
北大新校长做过知青也是海归
新华网北京3月22日电(记者 李江涛)22日下午，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里，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恩哥正式就任这所百年名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一任校长。
“一个人要有梦想，一个国家要有梦想，一所大学也要有梦想。”王恩哥在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全体北大人的梦想。空谈误业，实干兴校。我会做一个尽心尽职的校长，以最大的热忱和负责任的精神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铿锵有力、激动人心的讲话赢得了全场数百名教师和干部的热烈掌声。
翻开王恩哥的履历，会发现他既是一位成就卓越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低调务实的管理者。他1957年出生于沈阳，当过知青，也是“海归”，多次为了祖国的科教事业做出令人惊讶的抉择。
1990年在北大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后，王恩哥先后到法国和美国的著名大学和实验室学习工作，取得了令国际同行认可的科研成果。1995年他放弃国外工作回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成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中第一位从美国应聘全职回国的青年物理学家。
从生活、工作条件都优越得多的美国回到中国，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但王恩哥的想法很简单：“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现在科技发展需要人，我有这个责任。”
他全身心扑在科研上，比别人加倍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换来了回报，他将国外物理学最新发展态势与国内学科发展相结合，在薄膜／纳米结构的表面生长动力学、轻元素化合物的制备与物性、限制条件下水的形态研究等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得到国际物理界的认可，获得多项国内外重要的学术奖励。2007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08年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9年，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的王恩哥再次做出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回到母校担任北大物理学院院长。许多人难以理解：他怎么会为了物理学院院长这个“处级”干部的位置而放弃在中科院的正局级身份呢？
对此，王恩哥的回答是：“我心中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与大家共同努力，使北大物理再创辉煌。”
在北大，王恩哥对事业的追求依然执著：坚持在教书育人第一线，为学生主讲专业课，每周挤时间与学生开研究组会；成立国际量子材料科学中心，面向全球招聘主任和科研骨干；培养年轻教师，活跃学术气氛„„物理学院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在2012年全国学科评估中，北大物理从2007年的全国第三上升为第一。
在北大，很多师生都称他为“恩哥老师”，公认他有大家风范、务实、低调、实干。他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学生有什么事也喜欢跟他聊。他经常回邮件给素不相识的学生，主动约时间作科研探讨。
作为北大新一任校长，王恩哥认为，北大是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应保持中华民族的根基，保持守正创新的品格。他在就职讲话中说：“我们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有本土情怀；既要开眼看世界，也要低头思故乡。只有坚持中国特色，才能建设出真正属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王恩哥清醒地看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需要循序渐进的积累，也需要在审时度势、科学谋划的基础上实现大跨越；不仅是顺应规律的自然生长，也要经过一番自我扬弃、自我改造的艰难过程。”
新知青：转过城头或有花 第3篇
要理解今天的“到农村去”、“到西部去”，就必须理解中国社会近40年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上一次的上山下乡也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虽然“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是由城里人首先提出来的，但要真正实现“到农村去”的愿望却是任何社会成员也不能随意实施的，必须由计划经济的科层体制来实施，社会成员只能作为体制的“砖”，被革命的需要所指引，“哪里需要哪里搬”。
如果说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从层面有什么实质性的后果的话，那就是把社会成员从计划中释放出来了，使人们获得了行为的自主和自由。30多年来，中国改革在社会层面上的变化也莫不是在行为自由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而在对自由的认知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行为选择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改革带来的自由，就是行为选择机会的多元化。那么，对社会自由的认知便成了对社会行为机会的搜寻与选择，“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对机会的选择之一。
简而言之，今天的“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社会成员在获得行为自由的条件下对行为机会的选择，是社会成员的心态走向平静的过渡期。但是，选择这些机会的人也许还没有认知到这样的选择可以理直气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中有一条千年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高低的定义也是在计划之中的话，那么今天对高低的定义则在每个人的自己的心理了。
欧阳修一首关于西湖的词写道：“……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此词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描写、遮遮掩掩的情调，与今日那些城乡间游走的城市人有着某种心理上的暗合。
看厌了绿柳朱轮繁花，转过城头或许会有另一番人生体验。
新知青 第4篇
知识青年罗晓飞与同伴一起来到大范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 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知青罗晓飞历经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后, 最后变身为大范村的农民范为国。知青罗晓飞变身为农民范为国, 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罗晓飞第一个阶段身份是知识青年。这个阶段的罗晓飞和同伴一起来到大范村接受改造。在出生于城市的罗晓飞眼里, 农民的生活习惯、表达方式、生产方式是那样的新奇和陌生。例如, 村民礼久称呼自己喂养的耕牛为闺女, 村民称呼男人为男子汉称呼女人为妇道。这些称呼方式与城市绝然不同。不仅如此, 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也差异太大。例如, 村子没有厕所, 男男女女就在田野里解决大小便。这在城里人看来显然是非常不文明的。在文化心理上, 知青也与农民有很大的不同。在农业生产上, 知青自觉矮农民一头, 但是一到赶集的时候, 这些农民就在知青眼里低人一等。在罗晓飞是知青的身份阶段, 罗晓飞和农民之间构成了鲜明地等级。这个等级的构成或因劳动能力的大小, 或因知识程度高低而形成。在这个阶段, 《知青变形记》确立知青身份的方式, 和一般知青文学相比, 并没有什么新意之处, 它们都是采取审视、批判农民的启蒙立场。
《知青变形记》并没有局限如此, 接下来它对知识青年和农民的身份拷问显得愈加深入。罗晓飞本来是要积极追求上进, 主动要求照看队里耕牛闺女。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春耕时闺女趴窝。而罗晓飞被认为是破坏春耕生产的“奸牛犯”, 被治保组扣押审查。非常巧合, 大范村范为国和范为好兄弟二人因琐事起纠纷, 范为好失手打死了范为国。为了拯救被扣押的罗晓飞, 也为了拯救范为好, 村民隐瞒了治保组, 用罗晓飞顶替范为国, 和范为国的妻子继芳生活在一起。为了保全自己, 罗晓飞迫不得已地以范为国的身份生活在范家。虽然接受了冒顶范为国的身份。但是, 从心灵深处, 罗晓飞还是保持着作为知识青年的本有特色。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对范家的生活环境以“科学”的方式全面进行改造。这是罗晓飞身份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 罗晓飞的身份就变得比较复杂。罗晓飞虽然顶替了农民范为国的身份, 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以知青罗晓飞而自居。这种复杂身份的表现在小说中叙述得比较充分。首先, 罗晓飞改造了范家的房屋, 给墙壁刷上了石灰, 也给房屋开了窗户, 装上窗框与玻璃, 从而改善了居住环境。其次, 罗晓飞给范家打了一眼水井, 在房间里安装了马桶, 改善了范家的生活条件。最后, 罗晓飞以开始了种田实验, 他从《科学种田》《怎样种蔬菜》《果树嫁接的技术》等书本里汲取知识, 种植绿化树、果树、蔬菜, 开始全面改善范家的经济条件。罗晓飞虽然在改善范家的生活、居住环境, 但是, 这个时候的罗晓飞的身份是分裂的。居住在范家, 顶替了范为国的农民身份, 而其心灵却是总是放不下知识青年的人生经验。因此, 他以科学知识在改造范家, 也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在稀释、遮掩农民身份。虽然他在改造着范家, 但是他并没有长期在大范村生活下去的人生目标。他始终以知青的眼光批判着农民的生活方式。他无法接受农民子女的游戏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点在继芳怀上了罗晓飞的孩子面临生产的时候, 表现得最明显。罗晓飞得知继芳即将要分娩后, 断然决定要继芳上医院生产, 而坚决不同意继芳按照农村传统在家待产、生产。最终继芳在县城医院剖腹产下男婴, 也满足了罗晓飞“科学”生产的愿望。
罗晓飞的内心深处一直在意自己的知青身份, 并以此来掩盖、遮蔽、拯救他化名为范为国的农民身份。他其实一直在等待能恢复他的知青身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罗晓飞曾经的恋人邵娜回城后帮助罗晓飞找到了一份工作, 罗晓飞面临着转换回知青身份的机遇。但是, 各种因素的导演下, 罗晓飞最终并没有转换为知青, 相反, 他抛弃了仍然在心灵里守护的知识青年身份, 彻底地成为一名农民。罗晓飞也由知青身份彻底转换为农民身份。这是罗晓飞的第三次身份转变, 也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定位。
罗晓飞最终没有找回知青身份。这有他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准备回城的罗晓飞首先面临着身份无法确认的难题。知青罗晓飞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农民范为国的身份生活在大范村, 而知青罗晓飞被确认逃亡过程中死去。当知识青年落实会城的政策时, 罗晓飞已经不在知识青年的名单上。罗晓飞要保留知青身份, 必须要证明罗晓飞没有死去, 同时也要证明死去的是范为国。同时, 当年办案的王助理即是现任公安局局长, 也就相应要承担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 罗晓飞无法得到证实自己身份的证明。从主观原因上讲, 罗晓飞已经不愿意换回知青身份。一旦罗晓飞的知青身份得到了证实, 范为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样不仅范为好家失去男人, 也因为范为国已经死去, 整个范家将面临着无男人持家的状况。这在农村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罗晓飞无法面临道义的拷问。
历经由知青到农民的身份变化, 罗晓飞陷入了沉思。他思考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知青身份和农民身份的重新拷问。罗晓飞认识到了城市文明的虚伪。他当初被套上奸牛破坏春耕生产的罪名, 其实就是两名知青的恶作剧。他们制造“冤案”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罗晓飞和邵娜之间的关系, 从而获得同为知青邵娜的爱情。这是罗晓飞陷入人生尴尬之境的最根本原因。此后, 虽然邵娜和大许处于好心要把罗晓飞办回南京,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罗晓飞再一次遭到了代表政权的王助理的阻挠, 也受到了人情冷漠。正是代表城市文明的荒谬逻辑以及功利的价值观, 使罗晓飞陷入到身份的尴尬之中。而在顶替范为国藏身大范村的罗晓飞感受到的是来自农民的憨厚与质朴。导演顶替范为国的是农村的老长辈福爷爷, 他是农民精神的化身。是他在范为好打死胞兄范为国后, 布置酒席麻痹王助理, 安排了罗晓飞顶替范为国, 也使被王助理控制的罗晓飞获得了新生机会。而范为国的妻子继芳则十分珍惜罗晓飞, 一心照顾罗晓飞, 并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范为好及其家庭, 包括大范村的村民以善良、宽厚接纳了罗晓飞。基于城市和农村的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 罗晓飞最终选择了农村, 继续以农民范为国的身份生活在大范村, 从而彻底完成了由知青到农民身份的彻底转换。
有关知青的好文：知青秦艳玲 第5篇
秦艳玲是68年的下乡知青，下乡不到一年，运气就突然降临了。
一次，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来七里大队检查工作，大队在贫农老牟家安排了饭菜，还请了服务员。
在当时领导下乡都吃这种轮流的“派饭”。
由于秦艳玲身材好，长得漂亮，又能说会道，丁书记就把她叫来陪公社副主任喝酒。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姓潘，转业兵出身，没啥文化，人也算憨厚，可就是有点好色。
贫农出身的牟树河住在村西头，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很清苦，前些年，老婆和山东摊煎饼的一个老爷们跑了，弄得他这两年又当爹又当妈，生活很是艰难，再艰难也得安排好吃住，更何况是革委会的主任来，这是队里的规定，接待好了还可以有补助。
这天，牟树河里外的忙乎，我路过时问牟叔：“牟叔?咋哩?家里来客人了?”牟树河把一盆脏水泼了出去，说：“公社领导来队里检查工作，吃派饭轮到了俺家。丁书记说咋也要弄几个菜，让人家公社领导吃饱吃好，俺也有七、八年没有下厨了，这不买了一些菜，不一定能弄好。”我笑了笑说：“牟叔，你别喝酒哇!喝了酒你就胡咧咧。”牟树河说：“俺喝酒咋哩?俺喝人肚里没喝狗肚子里，去去!小屁孩也管上俺哩!”
晚上，潘主任来了，看到满桌子的饭菜，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奢侈?现在乡下多苦啊?是谁的主意?俺要批评他哩!告诉你们，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丁书记笑嘻嘻地说：“潘主任，这些饭菜可是牟大哥家自产的，那些您爱吃的山野菜，是牟大哥昨天上山现挖的，伙食没超标准。”潘主任很严肃地瞅着丁书记说：“猪蹄也是老牟昨晚上山挖的吗?”丁书记的脸一红一白的木在了那里。
这时，秦艳玲急忙站了起来，给潘主任斟满了酒，笑嘻嘻地说：“潘主任，你真是俺们的父母官啊!有您刚才说的一番话，就不愁七里公社的宏伟蓝图不能实现，就凭您替老百姓考虑的这种廉洁精神，就是俺们学习的典型，真佩服您!”秦艳玲说完，端起酒杯，把脸和酒杯一起凑近潘主任，接着说：“潘主任，相逢是缘，我佩服您，敬您一杯。”说完，一扬脖子，就把酒干了。
秦艳玲把酒干完，还把酒杯在潘主任面前晃了晃说：“潘主任，您要是没有酒量，可以不干。”
潘主任被秦艳玲的举动勾起了酒性，二话没说，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丁书记、牟树河呱叽呱叽地拍起了巴掌。
秦艳玲乜斜着眼睛，微笑着瞅着潘主任，挑逗地说：“潘主任您好爽快呀!好酒量呀!”潘主任说：“俺是爷们，咋能叫娘们给俺比下去，你们说是不是啊?”丁书记、牟树河笑着附和着，连连点头。
酒过三巡，秦艳玲脸似像桃花红，姿态扭捏，语调嗲嗲，潘主任的眼睛始终盯着秦艳玲，没有任何游离。
秦艳玲再次给潘主任满上酒，已经喝了第六杯了，明显看出潘主任多了，舌头也大了，他磕磕巴巴地说：“小秦……你是……革命的……战士……我会挖掘……你的……潜能……才智……”说完，手在秦艳玲的脸蛋儿上捏了一把。秦艳详装很疼的“哎呦”一叫，潘主任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把脸几乎贴在了秦艳玲的脸上说：“俺错了，俺错了哩!”丁书记、牟树河也陪着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一停，潘主任说： “小秦……听说你……舞跳得好，歌也唱得……好，能不能……”他的话还没说完，丁书记马上接过话茬，笑嘻嘻地说：“艳玲!你给潘主任跳一段白毛女，给潘主任助助酒兴!”牟树河也笑着说：“是哩!来个北风那个吹呗!”
秦艳玲脱去外衣，开始了跳舞……
这时，潘主任喝着酒，看着秦艳玲的舞姿，真的醉了。
没等秦艳玲跳完，潘主任突然大吼起来：“他妈的，城里的女人就是城里的女人，农村的闺女就是他妈的比不上。看看人家，那小腰多软，那腿多白，那奶子多大……”
秦艳玲跳舞出了汗，晃晃悠悠的潘主任赶紧给秦艳玲擦汗……这时，丁书记给牟树河使了个眼色，俩人会心一笑，借故出去了……
这时的屋里，只有潘主任和秦艳玲两个人了，两个人喝着酒，潘主任紧紧搂着秦艳玲的腰说：“你腿白，身子白，一看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孩子。”秦艳玲噘着嘴说：“潘主任，您可得帮助我，俺下乡快两年了，这里谁懂跳舞唱歌啊!就你懂!”潘主任听了，哈哈大笑说：“俺看你……去……东方红小学教学……正合适，领着学生……跳跳革命的舞，演演革命的戏，好着哩!”秦艳玲乐的蹦了起来，抱着潘主任就亲了一口……
潘主任趁机把秦艳抱到炕上，胡乱亲着……
开始，秦艳玲身子还很坚挺，不一会儿，就软了……
三天后，秦艳玲被调到了东方红小学，当上了音乐老师。那年秋天，秦艳玲在七里公社搞了革命样板戏大汇演，当时非常红火。一年后，县文工团来七里公社招演员，潘主任又以公社革委会的名义，推荐秦艳玲当上了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秦艳玲去县文工团以后，和潘主任见面的时间就少了。一次，潘主任去县里开会，想看看分别已经很久秦艳玲，去的时候是中午，潘主任敲了半天秦艳玲宿舍的门，很长时间门才打开，出来的是一个男人，梳着油光光的分头……潘主任刚要说点什么，那男人的身后，闪出了秦艳玲，她斜斜地看了潘主任一眼。潘主任急忙挤进屋，返身把门插上了，秦艳玲问：“你插门干什么?”潘主任抱住秦艳玲说：“艳玲，俺死想你了!”秦艳玲冷冷地说：“你想我干啥呀?你又没离婚。你们男人都这样，吃着锅里的看着盆里!”潘主任说：“俺不是哩!俺不是哩!你知道俺是咋对你的呀!” 秦艳玲说：“你是咋对俺的?你说啊!”潘主任呜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赶劲儿的话。秦艳玲继续说：“你别瞎白胡了，俺已经有对象了，刚才出去的那个男人就是俺的未婚夫。我现在也不是你当时在七里公社认识的秦艳玲了，告诉你，你在瞎说，小心我用大巴掌拍你!”说完捋捋头发就转身走了。
潘主记坐在床上，双手抱头，闷闷地哭了……
后来，我离开了七里公社，回到了吉林市，再没听到他们的消息。
9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七里公社，看到了潘主任，那时，他已经被定为“”造反派的“三种人”，被免了职，回家种地了。
晚上，我们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喝酒，我向他问起秦艳玲，他告诉我说，秦艳玲调走了，调到一个沿海的地市级城市，当上了那个城市的文化局长。
冷眼看知青 第6篇
在我的眼中，知青是最虚伪、最矫情、最自恋、最自私的一代人。为了方便地陈述我的理由，我得先讲点知青在没有成为知青时的事儿。在此我无意揣测老人家当初是打着怎样的算盘，号召那两千万个少男少女到“广阔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的。我只是想说：知青这个群体事实上是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形成的城乡两极格局中明显的受惠者和既得利益者。所谓“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知青们从呱呱落地那天起，脚下踏着的就不是乡村的黑泥土，而是城市的水泥地和柏油马路。尽管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低，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仍是极为明显的。因此知青们的童年少年时光，比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中像我父母那样的孩子，要幸福舒适得多。他们不必从很小起就跟随大人们到布满蚂蟥的农田里，学着插秧，收割，捡麦子，拾稻穗，遭受那轮真正的红太阳。他们就读的学校也绝非那种由各种乡村土庙祠堂改成的土房瓦屋，而是有窗玻璃遮风挡雨的砖房甚至楼房。在我父母那样的农村孩子还不知道幼儿园是个什么玩意的时候，那些“革命的接班人”——日后的知青们从两三岁起就接受了各位阿姨的小心照料，有的甚至还沐浴在从农村来的保姆的呵护中。他们正是通过血缘关系继承了当时社会里有利于他们的不平等，享受到了几乎所有中国农村孩子享受不到的“胜利果实”。
也正是因为这种年少时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造成的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后来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吃了一些苦头后，就感到巨大的落差和无比的愤懑，便以为自己这伙人倒了一千八百倍的大霉，中了最最不幸的大彩，是开天辟地从古至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于是在使用种种用脑子能够想得出来的，明的暗的，阴险的堂皇的，无耻的无赖的招术，一拨又一拨地离开“黄土地”、“黑土地”、“大草原”和“西伯利亚”后，回到城里暂时找回了公正的知青们，开始用种种催人泪下的文字来描述其受到的不幸，不停地通过各种媒体制造出被社会长期遗忘的孤儿形象和轰动效应。一时之间，呼天喊地泪雨如瀑，诅爹咒娘哀号若雷，竟在刚解冻的大地上掀起了团团波风浪雨。而这之中，最能表现他们当时强烈情绪的就是所谓的“知青文学”。尽管这种文学充分暴露了知青作家们艺术表现力的贫乏和思想的浅薄，但因为代表了当时两千万知青中大部分人的被压抑的愤懑，故而能一下子红遍南北，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文学中，有些作家的声音显得特别高亢尖利、可笑肉麻，他们“松了绑就忘了痛”，“有了奶即是娘”，用一种矫揉造作、闻之欲呕的伪浪漫主义，来抚摩、美化昔日的苦难和悲惨。明明是遭人算计当了傻B还偏偏高喊“青春万岁”、“理想万岁”，其昏庸和愚昧达到了极点，其虚伪和自恋简直惨不忍睹。
这些所谓的作家们，其实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那苦闷的岁月被烧死，整死，自杀乃至神秘地失踪；他们也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无数女知青，为了仅仅是能回城当个街道工人，就把洁白的肉体躺到村支书肮脏的床上；他们更是忘记了他们在乡村的种种恶行，从偷鸡摸狗到大规模斗殴，从欺骗农家女到遗弃自己的婴儿——他们为什么不写一两本真实的《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和《知青犯罪史》，做一点发自良心的忏悔，告诉后人和历史：我们并不是那么干净?!
当他们如此自恋而又自欺地为其群体作粉饰性的赞颂，如此不厌其烦地唠叨其苦闷哀怨，宣称自己是不幸的代名词时，他们当然不会反问自己：在他们一个个如逃离魔窟一般抽身远走的农村，他们的同龄人，我父母那样的农村青年不是依然躬耕劳作如故——在那广袤无垠的黄土地、黑土地上日日脸朝泥土背朝天?——难道他们不是更有资格被称作受害者?难道他们一辈子就应该白日苦作夜里苦睡地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难道他们不向往城市，不向往体面一点、干净一点、舒适一点的生活?可是他们又能找谁去呼吁，去呼喊，宣称自己才是天底下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不幸者?
没有人替我的父母们说话，他们无法获得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尽管乡村那么大，那么辛苦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养活着城市，但它又是那么无力，那么懦弱，没有发言权，只会忍气吞声，打落了牙齿和血吞。即使时而会愤愤不平，但它马上又会宽慰自己：知青毕竟是城里人，他们只不过是迫于时势和一时发昏才到这里来打打擦边球，他们注定不是生产喂养他们粮食的土地上的子女，他们早晚会离开的，这儿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不会多呆在这儿，哪怕一小时，哪怕十分钟……
在一个城乡两极格局存在明显分配差距的社会中，谁也不愿意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从小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好处和优越性的知青们更是不愿意。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逃离农村，不过是人的趋利习性的一种当然表现，称不上多么阴暗卑鄙，更谈不上多么神圣值得称颂，如某些别有用心者所言。但是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屑的是：他们在成功地逃离，腿上的黑泥还没有洗净后所摆出的那种极度煽情，反反复复吟咏个不停的“大曝伤痕”的自恋病。仿佛世间之最不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地被他们全都承受了，而那些坐了牢又坐牢甚至死在牢里的老右派们、“走资派”们、“地富反坏”们，那些一次又一次从饥饿线上及各种运动中偷生下来的老百姓们，就统统比他们幸运得多愉快得多好过得多。仿佛只有他们承受的打击最深重，只有他们品尝的屈辱最辛酸，只有他们才够资格诅天咒地：“老子惨透了!”
当愤懑的倾诉变成蔓延于整个知青群体及其话语代表者身上，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吟哦”时，他们的这种歌泣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令人反感的矫情和自私的虚伪。因为在整个民族疯狂的灾难里，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都或多或少地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在这个全民性的集体悲剧中，两千万知青的不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小部分，却通过青春时期特有的煽情方式将这种不幸夸大，扭曲，演绎得超过民族其余国民所承受的不幸，使其成为民族不幸的合唱中嗓音最尖的高声部，给人造成“天下惟负我”的假象。
这种源自少时城市生活的优越感膨胀成了一种如此难以抑制的自恋，通过不断的表演令他们集体赚取了附和的眼泪和同情之时，也使他们陷入了情绪性的宣泄而忘却了冷静的反省，他们之中很少人能有逝去的王小波那样的理性——“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而沉浸于哀怨之中往往又使他们失去了起而奋斗的力量和时机，知青中的很多人就这样在被耽误了青春后又主动遗失了自己的青春，在日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由于素质低下和缺乏技能纷纷失业被淘汰，沦为了城市人群中的边缘人物和底层者，在成功地回到城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发现面前的城市并不是属于他们的。
而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人，在利用群体的表演获得同情喝彩之时，却将其在农村的滚爬摸打掌握到的、而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中无法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和各类社会关系网络知识，运用于社会“寻租”机会的获得，在混迹于政界商界及各行业的过程中，于体制漏洞和改革缝隙中赚取了大量的生存资源，成为经济浪潮中一拨又一拨的暴富者和既得利益者，从而随着改革的进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主体的，掌握大量社会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上层精英集团。也正是在此情境下，当他们在登上权力和金钱的峰顶，来俯瞰芸芸百姓的贫苦和忙碌，回首他们的“当年”时，他们聪明地发现：正是当年农村的艰苦生活，为他们日后的升迁和发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成就今日的辉煌。于是在这种“恍然大悟”后，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互相呼应着举办各种展览会、纪念会、茶话会、座谈会，在各类媒体上大造声势频造热闻，以一种发迹者洋洋得意的嘴脸来重温“昔日的理想”和“美好的生活”，用种种自欺的语词将其包装，美化，涂改，并声嘶力竭地高喊“青春无悔”，继续为之顽固地辩护乃至肉麻的吹嘘。
如果说回城知青当年的哀叹只不过是一种交杂着愤懑和伤感的煽情，那么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无悔”派们则是在大言不惭地犯罪。他们不仅是对我父母那样的农村同龄人犯罪，更是对他们当年的同学、朋友，如今已沦为城市最底层的下岗知青们的犯罪。因为正是他们利用了各种“寻租”机遇，在一波又一波的权力货币化浪潮中占尽先机，捡了人民币又抱美元，才造成今日中国利益分配极为悬殊的现实。而如今的他们却摆出一副冠冕堂皇的嘴脸高唱“无悔”之歌，做了贼还高喊抓贼。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无悔是因为他们已挤进了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无悔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巨额存款，拥有了豪华别墅、高级轿车和成群的美女!
如果说我对知青们煽情的哀叹仅仅只是厌烦，那么“无悔”派们让我感到的只能是恶心加呕吐，是不堪入目与备感无耻。若要总体地评价知青这个群体，我认为由于他们自身的羸弱和环境的限制，由他们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极为有限的。他们之中没有产生公众认可的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这与他们曾无数次歌吟的苦难所应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是极不相称的。他们之中更没有产生一批了不起的大企业家，领导产业革命的一代枭雄，而他们的下辈，我的兄长辈人物张朝阳、丁磊们，显然会比他们做得更出色。作为整整一代人，他们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出色地完成承前启后的代际传递，过早地显露出自身贫弱、后劲不足的疲惫之相，尽管他们现在还占据着舞台，还在继续“发光发热”，且极有可能影响将来中国的命运。
浅析北大荒知青美术 第7篇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北大荒便进入了大踏步向前的开发阶段。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里,全国有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革命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与需要下,怀揣着保卫祖国边疆、建设美丽、富饶的北大荒的一种豪情壮志来到农村。他们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就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知情美术人才,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美术作品。
贺友直老先生是1973 年被下放到北大荒的,曾被鲁迅先生极度重视、喜爱、推重的中国连环画,也就是被当时俗称为“小人书”的一种刊物,贺友直老先生为之奋斗、琢磨、研究了一辈子,至今已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先生,仍在用他高超的技艺以四条边线构成的框框中不断的耕耘着,难怪黄永玉先生说贺友直老先生对连环画有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连环画开始逐渐由盛转衰,人们对她的喜爱程度也慢慢的褪去,因此连环画渐渐的失去了往昔的光彩。人们不再手捧“小儿书”不放了,似乎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画、油画等画种的价格却在不断的上涨,画面甚至以平尺来定价,少则成千上万,多则百万千万!因此,不少的连环画家纷纷回归或者转行到这些领域,唯有贺友直老先生仍守着自己的那份虔诚。
贺友直老先生还曾多次被邀请到法国、新加坡等高等艺术学府讲学。每到一处,他都会用他特有的三两笔勾勒出活泼的形象,并且给他们讲述风趣幽默的创作故事,以独到的见解,丰富的艺术实践,吸引着众多的外国学生。贺友直老先生对北大荒的美术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全国响当当的画家侯国良先生、吕敬人先生等都师出于贺友直老先生,所以,谈到北大荒知青美术,便不可不谈到贺友直老先生。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里,北大荒版画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大地上也涌现了出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北大荒版画为中国新兴版画艺术提供了新的审美模式,同时也对中国当代版画创作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北大荒版画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便是郝伯义先生,他1958年随部队转业来到北大荒,1959 年冬天便加入了北大荒画报社创作组,开始从事版画创作,1960 年去了鲁迅美术学院进修。郝伯义先生不断的将他对北大荒这块沃土的热爱与情感融入到他的每一幅作品之中,并且创作出了大量歌颂北大荒人和北大荒精神的优秀版画作品。他的作品四溢着黑土的芳香与真切的乡情。
近年来,郝伯义先生还以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主题,创作了120 余幅作品。他通过对当年知青在那片土地上的生产、生活状态的真实再现,从不同的视角讲述着只属于那一代人的青春足迹和只有那样的一代人才有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郝伯义先生用他的作品真实的描绘了那一代知青们投身生产建设的热望与艰辛。这些作品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之后,引起美术界强烈反响。
说到北大荒知青美术,有一个人十分重要,他便是侯国良先生。侯国良先生于1968 年成为知情被卷入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命运是难以预见的,福与祸总是相辅相倚的。因为兵团里的主要领导都是军人,所以特别重视文化工作。两年以后侯国良先生便被调到了师部的美术组,成了当时业余队伍中的专业人员。1973 年贺友直老先生刚刚从“牛棚”放出来,就被派到了黑龙江与侯国良等人搞“三结合”创作。这位侯国良先生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崇拜、敬仰的连环画大师,竟在当时成为了与他朝夕相伴的先生,可是把侯国良先生高兴坏了。就在那段时间里,侯国良跟随贺友直先生一起下生活,画速写,考察写生、研究人物。这一段的生活,让侯国良先生开始懂得了怎样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用艺术的手法表达出来。此后,侯国良先生与吕敬人、刘宇廉合作完成了《西沙儿女》,与吕敬人合作完成了《初生的太阳》,再后来,他自己完成的《李兆麟将军》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金奖,以及后期的《酒魂西行》、《呼兰河传》等等,是他逐步完成了从起步到立身国内美术界的过程。
近年来,侯国良先生出版了一册工笔系列作品,现在又推出其水墨系列作品,而这批作品中占重要位置的是《百草园系列》作品。在2012 年参加自中国美术馆始多城市巡展的《架上连环画展》中,他拿出自己创作的《百草园系列》,他在文字中写到:“百草园,这是姐妹们可以放任自己的地方。这无人问津的园子,百草生长,百花开放,这里没有高贵,这里没有卑微,这里生命平等。春雨秋阳,姐妹们都将老去。秋霜春露,草儿却萎悴又复荣。”国良常说:“平常、平淡、平和”是他喜欢的词,也是他的状态。他画百草园正是对这种心态的表达。在追逐与疲惫的今天,他希望有一块心中的百草园,这里真正是平等的生命,平和的生存状态,共享阳光,共经风雨,牡丹不展富贵,小草不惧卑微,百草园茂盛、鲜活、充满着生命力。我们只有在这种心态中,才能体会到生命原本的价值与意义。
侯国良先生在全国第十二届美展上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北大荒的呼唤》,这十幅作品是一套完整的微型连环画,它有人物,但没有具体人物;它有故事,但没连续的故事,而贯穿着整个作品的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作品表现了在那个浩劫的年代,给一代知青留下的苦难和成长。北大荒用黑土地那广袤的胸怀拥抱、温暖、呵护了他们,他们用青春的脚步,甚至生命……走过来了。北大荒见证了他们的苦难与成长,成为了他们一生最值得宝贵的记忆。北大荒的呼唤就是人生正能量的呼唤。侯国良先生在回忆离开北大荒时,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北大荒让我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东西,北大荒也让我得到了本不能得到的东西。今后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我不忘记北大荒,我就懂得该怎样工作,怎样生活”。在北大荒生活的那段时光也是侯国良先生艺术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对于他来说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走过这一段路,他用去了整整十一个年头。这段时光也是侯国良先生人生中最宝贵、最美好的一段光阴。在这一个阶段中,侯国良先生有可能从政,也可能有从教……。
知青作家的书写缺憾及影响 第8篇
关键词：失语,知青群体,农民群体,农民视角,知青文学,作家群体
第一节失语的知青和农民群体
知青作家写作时, 无论是愤怒的控诉还是温情的怀念, 抑或本着为知青及知青运动所正名的美好愿望, 他们更多的是在一种宣泄心情下的刻意修改历史的创作。写作中没有表达出他们所经历的真实的“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各有特色的创作———或歌颂美丽, 或揭露丑恶———不但没有互为旁证、确凿有力地描绘出当时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 反而是在人物模式化、人性简单化、情节虚构化、历史扭曲化的过程中成为无法自圆其说的冲突和悖论。广大的知青群体和农民群体成为无言的“他者”, 具有话语权力的写作者的文本在根据个人需要粉饰历史、选择性地遗忘历史之后, 这些有意遮蔽真实的文本便不再具有伸张价值和警醒人性的重要意义。
“历史忘记了知青”, 可是在知青作家的写作中, 又何尝不是忘记了历史。梁晓声笔下被安排的悲壮的死亡已被多次诟病, 知青群体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有几人能如此淡定从容、英勇豪迈?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留恋是人性的本能, 作家放弃了对人性的考察和探寻, 对个人的举步维艰的生存漠不关心, 描述起所谓英勇的大历史却不惜力气, 这不可能为后代还原一个真实历史, “愿我们的孩子们从中了解些当年的我们何以那样, 以及今天的我们何以这样……”[1]的美丽愿望只会是一场空或者是对“我们的孩子”的欺骗。阿城描写兵团生活的《棋王》, “棋王”不悲不喜, 淡然超脱, 却完全超越了知青生活的历史面貌。作品中的“我”和“棋王”王一生, 身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云南边疆, 却一个个成了不食人间烟火、超凡入圣的僧道之徒。历史表明, 知青上山下乡不过是国家在特殊时期一个权宜之计, 而知青群体作为一个没有丝毫话语权力的群体, 不过是适应政治形式需要的牺牲品, 是政治斗争中被政治人物左右命运的筹码。他们被以最崇高的理由, 剥夺和侵犯了个体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居住权、择业权等等, 这些权利的损毁所带来的影响贯穿其一生, 从少年到老年, 甚至波及到他们的儿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但是他们的沉默的无声的, 代替他们发言的却是部分的成功者。而这些代言者却在打着代替知青说话的旗帜炫耀苦难, 过去的经历成为少数成功者“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最好背景。于是, 苦难是可歌可泣的, 是值得缅怀、享受和炫耀的, 是成功者需要大书特书的人生资本。但是却无人关心这些苦难给弱势群体所带来的长久的伤害。“成功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自我经历和自我意识投射放大, 编造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类似的神话。不同的时代潮流会涌现出不同的英雄群体, 他们吟唱的咏叹调各不相同。他们并没有撒谎, 但僭取了‘我们’这个名义。”[2]
还有被置于无言地位的是广大的农民。作为被上山下乡运动波及的另外一方, 他们没有“教育”知青, 也没有被知青“再教育”, 然而这场城市向农村“甩包袱”的运动中, 农民的基本利益受到了侵害, 在他们吃不上粮食却要供应城市粮食来做浆糊刷大字报、他们的孩子读书没有课本却要供应城市来印刷各种宣传资料的时候, 接受知青插队无疑使他们本就低下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除却基本生活, 乡村实质上并没有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所在地而远离政治, 在文革中积攒下残酷斗争经验的知青往往也是农村政治斗争中的先锋和打手, 但是城籍知青作家所创作的主流文学却不曾从农民的角度来评判和检讨, 甚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居然都得出了理解农民疾苦与悲哀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上世纪90年代到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民代言者妖魔化知青形象、颠覆知青主流文学的作品是这种创作方式的必然结果。
文学虽然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 文学创作具有超越现实的需求, 但是文学的超越不能以扭曲历史为代价, 即使抒情浪漫、树立英雄形象也需要建立在历史之上, 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基础而随个人话语需要扭曲和拔高。历史的本真面貌和作为一代无言者的悲哀与疾苦都需要而且必须被尊重。
第二节两种知青文学的极端表述
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农民话语的出现, 以往基本由城籍知青作家所塑造的传统知青下乡生活及知青形象被彻底颠覆和瓦解:知青成为忘恩负义、愚昧无知、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的代名词, 而农民成为自尊自爱、忠厚善良、充满仁慈关爱的劳动人民形象。农民和知青的形象描写呈现出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性的作品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莫言的《司令的女人》等等。以往出现在知青小说乡土题材作品中知青在农村和谐友爱的亲情以及战天斗地的英雄主义都不复存在。知青的高大形象被逆转:知青来到乡下, 忠厚善良老实的农民尽力善待他们, 但他们却胡作非为、忘恩负义———知青作家笔下的知青与乡村少女纯真的爱情其实是知青对农村少女的糟蹋与玩弄, 知青作家笔下的消解苦闷其实是酗酒和偷鸡摸狗以及对农民生活的扰乱———在农民的眼中, 知青形象与知青自我描绘的形象大相径庭, 呈现出妖魔化、丑陋化的趋势。刘醒龙在谈到自己的知青文学创作动机时这样说:“北大荒50年代的老兵团战士与上山下乡的知青是甚么关系?至今没有看到他们的话语, 同样, 像大别山区, 大量的知青去了, 但也没有发现知青的话语里有对你们发自内心的评价。”[3]在刘醒龙看来, 主流知青文学是从城籍知青作家的个人角度, 诉说苦难经历, 以此来表明其在面对苦难、自强不息的崇高品格, 却未顾及他人对知青的印象与感受, 知青光明高大的形象往往由知青作家自己来塑造, 这是不可信的, 他们在特定历史中的负面作用, 尤其是作为“打砸抢”的主要力量等不光彩的一面, 都被知青作家刻意遮蔽。他们的“城市人加文化人”的优越感无时无刻不在, 但是却始终缺乏历史的自省与对弱者的关怀。
而在研究者看来, 这种“从颠覆知青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个层面来否定这场‘知青运动’”、“使‘知青文学’那种恒久的审美价值判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4]的农民视角写法是矫枉过正的:“我以为, 倘使大部分知青作者进入了一个书写的误区:将苦难当作甘饴来咀嚼, 当作人生的资本来炫耀, 那么, 刘醒龙则是从另一个极端同时陷入了再一个书写的误区:将那场历史灾难的罪仁愆归咎于知青本身, 将知青和农民严重地对立起来。”[5]这两种书写倾向, 都是“其价值判断的失衡而导致的, 而价值判断的失衡, 则是作家过分地沉湎于自身的社会角色而导致的后果”[6]如果想启开尘埃遮蔽的历史, 还需要客观公正的态度, 真实地刻画出历史的原貌和人性的本质, 才能对它做出更高一筹的审美价值判断。“只有跳出狭隘的角色的确认, 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来重新考察这场运动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 以文化批判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知青题材’作品, 恐怕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收获。”[7]从这个角度看来, 超越自身角色而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批判的开阔视野, 还需要很长一段路。
第三节知青作家的群体没落
作为民族灾难的亲历者, 知青作家群体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 成为一代写作者的大家。相反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代知青作家的群体没落。如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部分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 也并不是仰仗知青文学或书写知青经历而立足文坛的。他们各自摆脱了这种身份, 实现了完美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转身。而未能转型成功的知青作家, 在进行了一番苦难的炫耀后, 都渐渐脱离了文坛。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许多知青作家创作生命力已成萎缩状态。在进入90年代之后, 只有王安忆、张承志以及韩少功等少数作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而其他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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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都已消无声息了。这其中的原因, 除却知青作家群体文学修养由于特定年代无法与其他年代作家比肩外, 可以归纳为三部分:
一、当下社会人们对历史的冷漠与疏离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生存压力日益增大的社会, 人们的实用功利性越来越强, 对现实的追逐所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对以往历史、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是非清白并不能引起吸引人们过多的关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 知青插队的历史已渐渐远离人们的记忆, 消失于视野之外。整个社会对这场特殊的运动的关注越来越少。
同时具有知青身份的这个群体, 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 除却个别的成功者以外, 在当下社会仍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上都不占有优势, 不能掌握话语权和引起社会对自身的关注。他们作为当年的参与者也主动疏远了这段历史。曾经的知青作家对知青创作也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 主动远离了“知青情结”和“知青话语”。即使有民间立场的知青文学与以往主流知青文学的纠缠不休, 也只是引起人们小范围、短时期的兴趣与讨论。知青文学尚未表现出自身的真正意义便呈现出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倾向。
二、主流文学作品的虚弱修改:可读性文学性增强, 思想性历史性削弱
在文革结束之后, 城籍知青作家们发表最初作品的改革开放的1978-1980年, 人们的思想仍趋于保守, 在主流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仍有浓厚的说教气息, 字里行间难免仍保持着时代的历史烙印, 为了与主流趋于一致, 能够最大程度表现人性的构思仍会被作家所刻意避免, 或者是作家限于时代氛围, 不能在当时当刻出现某种构思, 在日后出版的文集中才有所改动。
以作家韩少功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几篇作品为例。在收录文集时对初次发表的文章的改动表现为“两增两减”:增加了两性描写, 增加了口语粗俗化;减少了与崇高、理想、生命等宏观词汇有关的抒情, 减少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抒情议论。
1. 具有两性色彩词汇的增添和口语粗俗化:
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的《西望茅草地》在重新收入文集《西望茅草地》后, 被改编成十六小节。人物刻画的细节及语言表述改动大而多。在两性方面比较明显的一处是, 《人民文学》版《西望茅草地》中, “我”的衣服被猪栏上的铁钉挂破了, 当小雨要“我”脱下来, 她替我补时, “我”感到打赤膊很难为情。而在文集《西望茅草地》 (韩少功:《西望茅草地》,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7) 中, “我”被柱头铁钉刮破了裤子, 于是, 原先的补上衣成了补裤子, “我”由为打赤膊而难为情变为只穿一条短裤衩而难为情;在感觉到自己慢慢对小雨产生了感情后, 文集中《西望茅草地》以描写“我”各种生活中出差错来代替了原先的心理活动描写, “猴子”对我的揶揄以及我的辩驳中夹杂着“发情期”、“遗精”等具有两性色彩的词汇。
《风吹唢呐声》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9期。在两性关系描写的改动上有一处十分明显:《人民文学》版哑巴去触摸嫂子二香晾晒的衣服, 触摸的位置是“肩头袖口”;而收入文集后, 《暗香》 (韩少功:《暗香》,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7) 版哑巴触摸衣服的位置是“奶头的部位”。
《人民文学》版《西望茅草地》中, 在“我”以看不懂字条而没有去开会时, 《人民文学》版中的场长虽然生气但仍温和, 而文集中的场长则多了粗暴和蛮不讲理, 人物性格中多了几分可爱的“匪气”:“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 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 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活见鬼, 这么多喝墨水的人, 字都不认得, 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 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
2. 抒情和说教议论的删减:
韩少功的《月兰》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在文章结尾处, “我”到过继海伢子的人家送去新笔记本、新衣裳之后, 结尾是感伤和充满沉思的, 而在作家后来的文集中, 作者直接将感伤删除, 改作:“我没再说什么, 走了。”[8]
文集版《西望茅草地》中的场长因为被作者略去了教育鼓励青年的内容, 而成为一个个性俏皮、干得多说的少的人。场长在为“我”买鞋后, 原文中的他“一出门就同我谈起其他话题:美国的艾森豪威尔, 拖拉机, 打麂子, 仿佛根本不记得刚才鞋的事了。“临分手, 他鼓励我积极上进, 争当骨干。”[9]而在文集中场长为“我”买好鞋后, 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地“走”了。这种改编处理方式与《月兰》的改变有些相似, 即需要人物发表说教议论时, 作者就直接安排“走”了。
文集版将《人民文学版》中作者对生命逝去的感慨全部删去。知青们返程后, 作者在原版末尾关于理想、崇高、追求抒情化的表述, 收录文集后被删去;《风吹唢呐声》被收录在在文集《暗香》后, 一些明显带有时代痕迹的抒情和特定历史特色的段落被作者删去。
这种细节之处的增补修改使作品的文学性可读性增强,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作者只是在小处着笔, 将上世纪70年代末大环境下不能够表述出的词汇增添, 将时代所有的书写特色略去, 并不能改变知青文学的主流叙事。作品开始以强烈的故事性和曲折情节、生动人物取胜, 历史和潮流的大背景被作家淡化处理。作品进一步见证历史的能力受到削弱。
三、文化创伤下文学视域的狭窄
对于乡村来说, 城籍知青作家们没有生于此、长于此, 尽管他们在这里经历过一段被认为影响他们创作的乡村生活, 但怀着无法摆脱的城市优越感以及被城市培养出的城市文明印记, 他们并不能真正地熟悉乡村生活、乡村文化。无论他们的内心有是多么渴望与乡村贴近, 他们永远也只能作为“局外人”。而他们对早期红卫兵身份的刻意回避使得他们缺乏忏悔意识, 反思历史的能力与热情有限, “所以只能在对自我生活的记叙和情感抒发中传达对世界的感受, 这当然会影响文学视域的宽度, 也会影响艺术表现的丰富性, 使他们在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后, 无法再继续推进和拓展。”[10]
自身经历决定了他们不能像回乡知青作家贾平凹、陈忠实那样, 利用自身对乡村文化的深刻理解与体会进行创作, 从而达到一定高度, 文化资源决定了他们亦不能像“先锋作家”那样毫无障碍地融于西方文学潮流中, 从而为文学创作打开新局面。他们无法选择地只能停留在对苦难的追忆炫耀之中, “于是, 浪漫主义的青春色彩成了他们永远的文学烙印, 也使理想主义成为他们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对于他们来说, 理想主义既凝结着青春记忆, 也铭刻着青春骄傲,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心灵的依靠和慰藉。”[11]狭窄的文学视域必然严重创伤知青作家们的创作生命力, 许多城籍作家在新时期即使烜赫一时, 却也是迎合了主流思想的创作需要和大众当时的阅读需求, 其作品并未达到真正的高度和重量, 而当社会中大众思想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之后, 知青作家的创作便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
参考文献
[1]梁晓声.梁晓声知青小说选:今夜有暴风雪.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年4月, “序言”.
[2]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北京文学, 1998 (6) .
[3]刘醒龙.热心冷眼看知青:关于知青问题的对话.今日名流, 1998 (10) .
[4][5][6][7]丁帆.走出角色的怪圈———“知青文学”片论.文艺争鸣, 1999 (1) .
[8]韩少功.暗香.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7.
[9]韩少功.西望茅草地.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7.
[10]贺仲明.论新时期知青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历史意蕴.天津社会科学, 2011 (3) .
时代变迁下知青文学的“重写” 第9篇
一、知青文学概念厘定
文学史上对“知青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存在若干差别,主要包括四个角度的定义:第一,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知青文学是指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写的文学作品;第二,从作品内容出发,认为知青文学是以对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包括其返城后的生活情况等描写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第三,是结合上述两点对知青文学进行的双重限定,认为知青文学是以知青作家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第四:认为真正依据文学尺度对知青文学进行命名的观点是,知青文学构成了一种文学品格,并认为这是经得起文学的标准审核的命名,指出只有当创作构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时候,才能构成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
笔者相对赞同知青文学是一种文学品格的定义。从作品的题材和创作者两个方面对知青文学进行定义虽无明显错误但却存在偏颇之处。知青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一方面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话语而存在,与历史记录有显著地差别,因此,从题材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并不能指出知青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现象的文学蕴意;从另一方面来说,知青文学作为对知青生活的反映,对经历了时代沉浮后知青个人情感与心灵变化的表现,突出的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反思和人性的考量,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既需要知青作家个人的亲力亲为,同时也不可缺少旁观者对这一历史进程、人性善恶的旁观式补充,因此从创作者角度对于知青文学的定义也有失偏颇。相对而言,认为知青文学是一种文学品格这一定义, 打破了从题材与内容角度对知青文学进行程式化解读的藩篱,抓住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独特审美特质,突出其在回忆时代历程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共通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追求。
二、由历史书写到当下“重写”
早期的知青文学大多以作者对“上山下乡”生活的怀念为主题。一方面表现了知青作家对自我青春岁月的肯定。这是他们对自己充满热情的青春,对曾经付出过的艰辛劳动, 对他们已经永远失去的那一段最宝贵生命历程发自心底的肯定,在这种对曾经理想追求、艰苦奋斗的价值肯定中,怀念之情得以展现;另一方面,这种怀念也突显出时代在个人身上留下的伤痕。知青群体曾是一群对生活充满着激情,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追寻自我生存的价值,时过境迁,在经历了一个时代的转变后他们虽重获自由,却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甚至在新的价值体系下迷失了自我。在宏观社会转型的推进与个人生命历程的演进对知青群体的双重影响下,在自身无法完全适应新的时代环境的困惑中,知青难免会对曾经意欲逃离的地方产生亲切的怀念。以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 为例,作品中对裴晓云勇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的称颂, 就是那个时代下对个人最高价值的表彰,闪烁着英雄主义的红光,她与曹铁强之间隐秘而浓厚的爱情更是流露着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也可视为早期知青文学的典例,作品虽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状况,但同时也透露着主人公在与新时代无法融合的境遇下,对于过去生活深深地怀念。
然而,近几年来知青文学的创作却表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样态,主要表现为:在题材表达上对宏大主题的放弃, 较多个人化的书写;作品内容上不再以对现实的摹拟为主, 更多虚幻的、超现实的生命狂欢;人物塑造上,不再突出英雄人物和正反面人物的矛盾斗争,而是重点展现在日常琐碎中知青的生活处境,同时增加了农民这一被早期知青文学忽略的历史角色。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在对生活的细节描写基础上,重点穿插了较多作者个人的感觉,为受众提供了知青生活的个人化书写与另类视角;本世纪出版的李洱的《鬼子进村》,站在农民的视角上描摹了一幅知青“下乡”的真实图景;知青作家王松的《双驴记》、《秋鸣山》两部作品均采用虚幻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特殊时代下人伦道德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这一时期具有 “重写”性质的作品还包括:苏伟的《迷谷》,以女知青性的反抗为主题;郭小东的《风的青年时代》,呈现了有血有肉的知青形象;杨剑龙的《汤汤金牛河》,反映并反思了知青眼中的农村生活等等,这些作品都以另类姿态颠覆着,同时也补充着早期知青文学的主流话语叙述。
三、是“重写”更是正视
当下作家对知青文学的“重写”,体现了其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 肩负了文学探讨人性、命运的形而上诉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在经过岁月的积淀后, 作家对于时代历史与自我经验有了不同的理解,这种“重写” 也因此体现出多重的现代价值。
一方面,搁置对集体记忆的表述,正视历史。早期知青文学侧重展现主流意识形态下的集体记忆,这种书写具有较多想象性的因素,粉饰了主体的真实经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当下作家在对知青文学的“重写”中,刻意将严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悬置”起来,着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塑造个体生命在生存与发展面前人性的真实面貌。在时代历史演进与个人生命推进的双重建构下,早期知青文学的宏大叙事被颠覆,当下知青文学为受众敞开了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唤醒了人们对于荒诞、悖谬的时代以及人性善恶的认知。作家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曾经作为“当局者”的自我所经历的时代做出更为客观、更全面的反思, 这种反思为受众提供了返观历史真实全貌的平台。
苏北知青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初探 第10篇
一、知青文化旅游的概述
1. 知青文化旅游的定义。
知青文化旅游是出现在农村区域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 于20世纪90年代发微, 进入21世纪以后迅速发展。所谓知青文化旅游, 是以农村地区为特色, 以农民为经营主体, 以知青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 以知青文化旅游活动为内容, 以促进农村发展和知青精神传承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学习知青精神和体验乡村风光是知青文化旅游者的主要动机。乡村生态性和知青文化性是知青文化旅游的核心[1]。所以, 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 挖掘独特的知青文化, 展现真实的知青生活, 是发展知青文化旅游的基本要求。
2. 知青文化旅游的特点。
由于那段特殊的历史阶段,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知青情结。虽然我国的知青文化旅游起步较晚, 但已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极大兴趣。知青文化旅游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 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发生在乡村环境内;第二, 旅游资源是乡村的各类自然、社会资源;第三, 旅游产品具有比较显著的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知青特色;第四, 旅游从业人员以农业人口为主;第五, 旅游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苏北知青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1. 资源现状。
20世纪90年代, 随着苏北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乡村观光旅游活动的开展与兴盛, 为苏北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并为第一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随着我国对文化产业和环境保护的重视, 乡村文化旅游在苏北地区开始出现, 并成为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类型[2]。进入21世纪以来, 苏北乡村旅游正在经历从观光旅游到文化旅游的转型升级, 并成为苏北乡村地区第三产业升级改造的重要路径。随着国内旅游人数的持续增长和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深, 尤其是国家旅游局和江苏省旅游局将文化旅游确定为未来中国旅游发展主要方向, 苏北知青文化旅游的前景不可估量。
2. 市场现状。
从市场需求角度而言, 旅游者对苏北知青文化旅游的动机已经基本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回归田园生活的动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久居喧闹环境的人们产生了对宁静生活和田园风光的强烈向往, 希望“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 干农家活, 享农家乐”。第二, 知青文化求知的动机。现代化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普遍缺乏对知青历史、知青生活、知青精神的了解, 苏北知青文化旅游作为重要的修学旅游方式, 受到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欢迎。第三, 文化怀旧寻根的动机。寻根怀旧是人的普遍心理特征, 故地重游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指标,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和重大的历史事件[3]。我国文革时期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 造就知青群体和知青情节, 同时造就知青文化旅游的重要市场[4]。第四, 其他类型的旅游动机。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往往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北知青文化旅游也不例外。旅游者选择去苏北地区体验知青文化, 可能出于求新、求异、求美、求乐的动机, 也可能出于身心放松的动机, 还有可能出于美食或购买土特产品的动机。
三、苏北知青文化旅游开发存在问题
1. 观念保守, 缺乏创新精神。
保守观念认为苏北缺乏文化旅游资源, 文化旅游产品没有市场吸引力。苏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发展当地文化旅游特别是知青旅游没有信心, 知青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总是在具体的知青遗址上做文章, 或重复建设, 或修修补补, 不求开辟新天地。旅游开发者的眼睛只盯在观光旅游上, 只想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 不愿意开拓思维, 缺乏勇于创新的精神。
2. 缺乏合理规划, 知青文化旅游发展没有远景。
苏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知青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没有对知青旅游地的区位条件、资源特色、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及客源市场等进行科学和客观的调查与分析。从整个布局来看, “各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霜”, 没有从整个苏北地区乃至华东地区的总盘上谋划知青文化旅游的布局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讲, 地方旅游主管部门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3. 没有进行深入市场调研, 当前产品没有特色。
当前苏北知青文化旅游进行开发时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律, 针对旅游市场需求情况进行深入调研, 结果导致旅游产品开发没有主导, 模仿现象严重, 知青文化旅游产品与其他类型文化旅游产品没有明显差异, 消费者无法产生旅游兴趣, 导致门可罗雀。
4. 市场营销手段落后, 宣传力度不足。
苏北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在对知青文化旅游的宣传和促销上还是停留在观光旅游层次, 没有意识到文化旅游与观光旅游的区别, 营销手段落后, 没有针对性, 没有与网络社会接轨, 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通信手段, 导致营销效应小, 宣传效果差, 市场反馈弱。
四、苏北知青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1. 历史博物馆模式。
知青文化博物馆开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当年的历史建筑, 进行抢救性保护,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必要的修缮和整理, 保留原有的外观文化特色。另一种是建造全新的知青博物馆, 系统陈列有关知青的图片、实物和影视音像资料, 营造知青生活的历史文化氛围, 以接待旅游者参观游览。无论哪一种博物馆, 都是通过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系统地介绍知青历史, 使旅游者产生历史真实感, 从而体会到知青时代里知青的生活环境与精神面貌。
2. 文化公园模式。
知青文化公园模式是开发以文化休闲活动为主体, 以娱乐、度假等活动为辅助的主题性休闲活动中心[5]。以知青文化为主题包装打造各类休闲设施、游乐项目和度假产品, 知青文化公园以知青人物故事、历史事件、文化活动、集体智慧等素材作为内容, 提炼知青文化中最有特色最有教育性的部分, 集中展示知青文化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最终以震撼的场景与轻松的方式展现在游客面前。
3. 教育农园模式。
这是将知青旅游和科学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旅游开发模式。教育农园通过陈列农具、种植农作物, 反映知青当年种养殖业生产历史和当今现代化种养殖业的现状, 并可在农园内建立游客互动体验区, 促进游客对知青文化历史和我国农业生产的了解, 激发游客的乡村旅游情趣。
4. 露营基地模式。
露营是利用帐篷、睡袋、小木屋等在郊外过夜, 享受大自然的野趣, 欣赏优美的自然风光, 锻炼身体的一种户外游憩活动。露营活动能够锻炼人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能力[6]。这与知青精神是一致的。苏北是平原地区, 知青旅游地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 空气清新, 往往具备开发露营基地的自然条件。
5. 休闲农场模式。
休闲农场模式是在知青旅游景区里开发农场, 以供游客度假、游憩、娱乐、食宿、从事农业劳作, 体验当年知青生活、农民生活、了解乡土风情。这种模式主要针对会议旅游市场、奖励旅游市场、企业拓展训练、学生夏令营和家庭度假。
6. 民俗文化村模式。
苏北知青旅游所在地有着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 知青文化与民俗文化的融合是该模式开发的重点内容。苏北知青旅游地往往具有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节庆、饮食、礼仪、音乐、工艺等方面的民俗文化, 这些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对城市来的游客有强烈的吸引力。可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知青旅游地建设民俗文化村, 举行多种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 招揽游客。
五、苏北知青文化旅游开发展望
1. 促进城乡文化交流, 正确理解知青文化。
通过城市游客的旅游参与, 城市游客可以亲身了解和体验苏北地区的知青文化和农村生活;旅游者的观光活动将有利于知青文化的传播, 促进人们对知青文化认知的改变, 形成全面正确的理解;通过知青文化旅游开发, 进一步促进城市和乡村的文化交流, 对苏北农业文明产生感性而深刻的认识。
2. 改善苏北生态环境, 保证苏北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知青文化旅游不仅以知青文化、农业生产、民俗文化等吸引游客, 而且以优美的自然环境给游客以健康的享受, 因此, 植树种草, 美化环境是必要的投入, 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目前苏北地区由于工业发展,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通过开发知青文化旅游,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苏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 充分发挥旅游业的联动效应。
旅游消费需求不足是苏北地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旅游发展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 扩大旅游需求, 对于促进苏北旅游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业由于关联性强, 带动功能大, 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要充分发挥知青文化旅游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充分挖掘潜在的文化旅游市场, 扩大文化旅游客源市场。目前通过发展知青文化旅游启动乡村旅游市场, 刺激旅游消费, 扩大旅游内需, 成效将会十分显著。
4. 有利于苏北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苏北旅游产业仍然是以观光业为主的结构, 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 深度消费比例太小, 旅游经济效益低下。发展知青文化旅游必然带动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商业旅游、休闲旅游等深度旅游的发展, 带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 知青文化旅游的发展必然引起文化产业的发展, 促进区域旅游产品的特色化, 有利于形成旅游产品的系列化, 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摘要：知青文化旅游是文化旅游与农业旅游结合深化出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旅游者选择这种旅游方式的动机是对大自然和革命先辈生活方式的是双重回归。苏北广大农村拥有较好的知青文化和生态环境, 大力开发苏北知青文化旅游, 意义重大。
关键词：知青文化,文化旅游,苏北地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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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武生, 杨永德.论知青文化旅游项目设计——以广西柳城县“知青城”为例[J].商业文化, 2011 (8) :202-203.
知青梁晓声 第11篇
我在清华大学前后整整十年，与梁晓声先生并不相识，尽管他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与清华大学同属“五道口学院群”，仅几条街之隔。真正与梁晓声发生关联是在我创立“红人馆”品牌之时，我那时操作了梁晓声当时的新长篇《政协委员》和筹划中的《梁晓声全集》——由于种种原因，“全集”只出到《伊人，伊人》《欲说》两卷。我离开漫友前，才从电话中听梁晓声说他不好意思问我，因为长期没见后续作品面市，他“以为”漫友不打算出版了，于是授权给了别的出版机构。一个细节暴露了梁晓声知识分子的一面。
在这前后，除了多番电话和快递信函往来（他手写我打字然后签名，均白纸黑字），我与梁晓声有多面之缘。2008年五一，梁晓声、蔡志忠与其他六位新作者在北京做签售，全场焦点自然是蔡、梁二先生。饶是蔡志忠传授签售之道：每本书签得慢一些，就会显得火红一些。梁晓声还是“学”不会——写字必然快，蔡志忠作画必然相对慢很多，因此梁晓声总是很快签完，签完后就安静地看蔡志忠画达摩、猫、小鸟，不时称赞几声。谦和、礼让是我与梁晓声历次交往中旁观到的核心质素。因此，当两三个月前网传梁晓声在一次发言中说若十年之后中国还是这个样子，他要么移民要么自杀，不啻一记惊雷炸响。我回帖说这不是我认识的梁晓声，应是网民的良好愿望。梁晓声这一次和白岩松、柴静、赵普等人一样，被人伪托了。
哪怕被大众和媒体架成“民生代言人”“愤青”，梁晓声终究是个温和的言者。在体制内“反体制”不光没有群体层面的可能性，也不符合梁晓声的个体真实。再次把他抛上风口浪尖的是《知青》。不同的是，这次他从“时代的良心”变成了“昧良心”，从“真正的作家”变成了“说谎者”，从“自己人”变成了“异己”。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昔日的“知青文学之父”摇身变成知青和青年人口中那个“把血泪写成天真，把屈辱演成浪漫”的人。以至于网民搬出“真正的知青文学”——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称，尽管邓贤才写出1%的真实，而梁晓声“长期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梁晓声对网民诸多诘问的回答和自我辩驳主要体现在他于2012年6月26日执笔给《知青》研讨会的书面发言和做客凤凰卫视许戈辉《名人面对面》栏目。梁晓声把自己书写《知青》称为“闯关”。因为当前存在“一种对‘文革’的回潮追忆”，“文革”题材经历了从规避、屏蔽，到一片空白，到泛红的过程。“给我一个机会”，“经历过的人要说话”，有梳理历史的任务和责任，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
许戈辉尖锐地发问，知青们回忆那段岁月是苦涩和伤害，是因为梁晓声格外幸运、为人所致，还是日后把痛苦回忆给“滤掉”了，梁晓声称“可不愿意听”“不喜欢”知青言必称苦难。插队十年不宜过分夸大，唯有死伤者有资格说苦难。那个时代的恶是使同代人“丧失掉思想的能力”。但“确实有一些人在那十年里履行当初的信仰、理想，无怨无悔——不抱怨，对所说的话、对当时的选择负责任”。他就遇到过不少声称无怨无悔的人，他本人当年所遇也是“一片友情”。“今天的中国患了一种病”，眼前有“形形色色的中国病人”，他给出的病名是泛物质化和泛达尔文主义。
许戈辉的节目中，梁晓声从随身布袋里掏出一本蓝皮书翻开来朗读，摄像师格外给了特写。2011年出版的这本书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似乎就是为今天有关《知青》的质疑事先备好的答辩状：“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之社会病态”，“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的、疲惫的、冷感的、迷惘的人心”。梁晓声前后两年所说丧疲冷迷的人心与中国病大概二而一。他对《知青》过于美饰、过于“温暖”的解释是当年的知青人数众多，情况及后来命运“千般百种”，他没有才能创作一部“知青苦难大全”，他只能“象征性地重现”那个年代。梁晓声承认他对剧中某些知青的“人性自觉、正义坚守、人格优点进行了特别理想化的塑造”，理由是“这倒也非是出于美化我们这一代人的目的，而是企图为当下冷感的中国呼唤正义与善良”。他认为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即“其实人可以不那样活着”（指人和人斗）。
新知青 第12篇
一
在其长篇小说《扎根》中我们可以看到, 小说自始至终一直有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但是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全知视角。这样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 第一人称与全知视角的同时出现在创作中本应该是极力避免的, 作者这样写又有何深意呢?在这种叙事的二元分裂状态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称的“我”似乎和小陶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 小陶和“我”是难以分开的, 我是以小陶的视角来“看”、来“叙述”的。比如, 作者在文中不厌其烦地讲了小陶家养的四条狗的故事, 以至于作者用狗来纪年, 因为他觉得在一个少年的世界里, 狗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下文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老陶家养小花的时代……’、‘小白还活着的时候……’、‘小黄刚到他们家不久……’, 或者, ‘在小黑的时代里……’。也许读者朋友会觉得很别扭, 但小陶是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的。”这就说明了, 作者实际上是站在小陶的立场上来叙述的。
然而小陶是一个只能看到生活片断的小学生, “我”一直通过小陶在“看”, 他看得到的都是生活的片断, 而看不到的是“我”的叙述, 而这种叙述也保持与人物相当的距离。这就使得讲述与被讲述形成一种“间距共生化关系”, “这种间距共生化意味着一套讲述与被讲述的可换位机制的存在”。这就是说, “其实讲述与被讲述者不可独立存在, 不论何时提到一方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存在, 说某一讲述在进行讲述时, 就同时包含了讲述向被讲述的转换之意。”[1]“我”是通过小陶“看”三余那个地方, 来审视当时那个时代, “我”的讲述是通过小陶的视角实现的。而小陶的生活也因“我”的讲述变得完整, 进而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特殊的叙事视角使得小说没有之前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那种强烈的感情色彩———要么是浪漫主义的抒情, 要么是对于激烈愤懑的控诉。而使得“我”能够较为客观冷静展现与审视这段历史。但同样, “我”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 “我”又和小陶有着密切的联系, 使得小说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实际生活中, 增强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没有强烈感情的娓娓道来, 作者着重以“我”为中心来叙述、审视历史, 还原了历史的面貌。
通过小陶的视角我们窥探了在那个时代知青的无奈与悲凉:我的语文老师小李被强奸的悲惨命运;不愿扎根的赵宁生最终因自己回城的名额被人挤掉而要终身扎根三余的经历等等。“我”也揭示了知青的出路无外乎三条:第一条就是上大学离开农村;第二条是当兵;第三条是通过招工回城;第四条, “最后剩下的知青, 如果还想回城, 只有苦熬着。不结婚、不恋爱, 尤其是不能和当地的姑娘或小伙结婚恋爱”。这样的视角使得“我”跳出这段历史, 似乎知青的命运与“我”是没有切身关系的, 这样“我”便能以一种客观的、评判的姿态来回顾和审视。但是“我”又是与小陶有着关系的, 因而这些知青也或多或少与我有着联系, “我”便作为了一个见证者, 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凄凉的故事。这样两重视角的结合, 就使得叙事更客观, 脱离了时代政治话语。
韩东的另一部着重描写知青的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 其叙事也是颇具特色的。小说虽然始终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 但是“我”的角色却是在不断“变形”的。它叙述了知青罗晓飞变身为农民的故事。知青变为农民并非是扎根农村, 而是历经对知青与农民身份的拷问后, 小说主人公自觉的选择。这样我们就看到, 小说的叙述其实是两种话语的碰撞。在书的前半部分“我”是一个从南京被下放的知青。作为知青的“我”认为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太大。例如, 村子没有厕所, 男男女女就在田野里解决大小便。这在城里人看来显然是非常不文明的。在文化心理上, 知青也与农民有很大的不同。在农业生产上, 知青只能拿和女人一样的工分。但是一到赶集的时候, 这些农民就在知青眼里低人一等。这构成了一种知青与农民间的等级关系, 这和一般知青文学相比, 并没有什么新意之处, 它们都是采取审视、批判农民的启蒙立场。
但是故事接下来就不同了, 罗晓飞被诬陷为“奸牛犯”判了死刑, 巧合的是村里的两兄弟范为好和范为国因琐事引起纠纷, 哥哥打死了弟弟。为了隐瞒自制组和拯救范为好, “我”就顶替了范为国。“我”表面上是农民, 但是“我”内心却不接受这个角色。“我”始终以知青的眼光批判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我”无法接受农民子女的游戏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 每当“我”想起自己的孩子要像农村的孩子一样玩耍就痛心不已。当继芳怀上“我”的孩子, “我”坚决让她到城里生产, 不让“我”的孩子在不卫生的环境下出生。这都体现了知青与农民在“我”这一叙事视角下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罗晓飞曾经的恋人邵娜回城后帮助罗晓飞找到了一份工作, 罗晓飞面临着转换回知青身份的机遇。但是, 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罗晓飞最终并没有转换为知青, 相反, 他抛弃了仍然在心灵里守护的知识青年身份, 彻底地成为一名农民。罗晓飞也由知青身份彻底转换为农民身份。这是罗晓飞的第三次身份转变, 也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定位。“我”也彻彻底底成为了一个农民。同样, 成为农民的“我”也反过来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知青群体和城市生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我”由于身份的变化, 其话语也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不再是以往知青文学中站在知青的立场批判农村的落后, 也不是从农民角度来写知青的种种恶行, 它打破了等级分明的文化立场上。《知青变形记》以罗晓飞由知青到农民的身份变化, 审视了知青和农民两个不同文化身份。“在审视的过程中, 韩东实际上摈弃了二元对立的等级。”[2]知青与农民的两种声音实际上在“我”变形开始就是不断交织的, 由此形成了一种复调。这不再是从政治阶级观点来看待知青与农民的关系, 而是站在文化的立场上的反思。
韩东本人毕竟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 即便他的父亲方之增被下放, 但是这段经历也仅存在于韩东的幼年时期。这种“代际差异”所造成的一种“隔”的效果也使得他能够更为客观的思考与评判。他没有对于知青苦难人生的过度刻画, 也没有对农民种种落后犀利的批判, 在他的笔下农民与知青没有“等级”的冲突, 没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他是完全跳出了这段历史来回顾这段历史, 以一种辩证分析的观点来反观过去, 这也就使得他能够以“零度情感”书写这段历史。
二
韩东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重要一员, 其语言经过十余年诗歌写作的历练, 在小说写作中凸显出独特的魅力。他的语言干净、节制、纯粹、朴实。而且他在叙述上基本采用难度极高的白描手法, 文字与情绪的控制都极为精简而内敛, 没有丝毫的铺张与夸张, 甚至连一处过火的情节与细节都看不到, 所有的描写都极为克制, 可以写到十二分的往往只写到七、八分, 通篇显露出一种含蓄的、冷峻的小说品质, 实现了零度写作。当然, 这也与特定的历史题材有关, 这种语言风格也使得他的小说更具历史感与真实感。比如, 在《扎根》中写下放知青赵宁生在得知自己回城的名额被别人挤掉的时候作者写道“直到有一天, 他徒步而来, 让老陶家人感到十分的惊奇:赵宁生居然没有骑着他的自行车!一来之后, 他就坐在老陶家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 坐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也不说话, 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刷地流淌下来。赵宁生一面抽泣, 一面摇晃着一只手臂。那只手臂担在椅子背上, 并从那里垂挂下来, 晃晃悠悠的就像一只空袖管。”此处的白描就具有高度凝练性与内敛性。赵宁生得知自己终身都无法回城只能扎根农村时, 想必是非常难过的。韩东在这里通过对一只无力的手臂的刻画, 凸显出赵宁生的绝望与在回城这件事上的无力。简单的几笔白描, 一个绝望无助的赵宁生就跃然纸上。这里没有极端感情的抒发, 没有哭天抢地的痛苦。在这种节制的感情中, 读者自然体会到了知青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失语。
韩东经常借鉴诗歌造境的方法, 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冷峭的氛围与冷色调的画面, 实现对情感的节制。比如在《知青变形记》中, “我”被判处死刑后, 被关在牛屋里。这应该是“我”最为心灰意冷、最委屈的时候。作者却写道“虽然很疲倦, 但我完全睡不着, 脑子里思绪纷飞。我想起了死去的母亲, 用自行车推着我, 后面跟着我的哥哥和姐姐, 我们去南京唯一的胜利西餐厅吃西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面包上的黄油也想此刻黏在馒头上的脓血一样, 味道咸咸的。”作者没有抒发人物的心理悲痛, 也没有通过人物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愤懑之情, 而仅仅通过过去平凡生活的一个画面与现在的处境进行对比, 让人感受到幸福与悲凉的不同境遇。同时通过独特味觉的记忆, 唤起读者内心的惆怅。再比如, 韩东写道罗晓飞走投无路之时, “路边的小河发出汩汩的流水声, 月色照耀着脚下坚硬亮自的土路。犬吠声此起彼伏, 也在催促我。最后我终于转过身去, 转了一个方向, 又开始走, 一直走到了礼贵的前面。”“礼贵默默无语地将手上的烟袋递给我。我默默地接过, 将凉凉的烟袋嘴来进嘴里, 深吸了一口。一股辛辣苦涩的滋味儿充满了口腔, 喉咙以及鼻子后而像针扎似的麻了起来, 我不由得咳出声来。”在韩东笔下, 人物哪怕是到了生死关头, 也丝毫不会流露出过强的情感, 有的只是隐忍与节制。“汩汩的流水”与皎洁的“月色”营造了一片凄清的氛围, 狗的吠声也是那样的冷漠。“凉凉的”、“辛辣苦涩”、“针扎似的麻了起来”, 看似是抽烟的感觉, 其实透露出的是一种异常真切的人生凄苦况味。这种情景交融, 意境的营造使得小说韵味无穷。作者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感情表达代替了主人公内心的波涛汹涌, 既不滥情又不煽情, 使得小说的情感在这种节制中更有沉重感。
三
韩东知青题材小说中体现出的这种“零度写作”有着深刻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 随着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 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80年代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己经迅速淡化, 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也逐渐消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 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道德失范、信仰危机汇聚成“人文精神的失落”。文学艺术己失去了80年代的“轰动效应”, 开始从中心日益趋向边缘。不少作家的创作极力回避与政治关系太密切的社会生活, 注重展示小人物和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情态, 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五四以来两次启蒙主义所建立的宏大话语平台很快被消解, 而代之以或隐或显的个人化倾向。
这种个人化倾向明显地表现于当时多种小说形态中。如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便自觉地规避宏大叙事, 而以描摹日常生活琐事为叙事原则, 追求文学与生活的同构性, 关注原生美。以韩东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也不再像前辈作家那样担当阐释真理的义务, 不再企求建立某种严肃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转而注重日常生活琐事, 关注现代个体生存状态的真切感受和自我抒写。韩东的知青题材小说,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有意远离了对历史的正面叙述, 从而将整个对于“文革”的记忆私人化。他又在个人记忆的召唤下, 实现了一种极富“现象学”意味的“还原”历史的叙事意愿, 以一种“不介入”的姿态来呈现对历史的记忆, 造成“隔”的效果。不论在《扎根》还是《知青变形记》中,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作者展开故事的切入口很小, 故事要么是围绕一个小家庭展开, 要么是紧紧围绕一个主人公展开。整个故事像是脱离时代, 但人物的命运又和时代政治紧密相连。这样, 韩东所展现的就不是宏大的历史叙述, 而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私人生活。他自觉趋于边缘化、平民化、民间化写作范式, 在抗拒宏大叙事的同时, 竭力描摹个体小我的真实感受和心灵体验, 这种私人生活的叙写, 可以更为缓和、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当时人们生活和心理窘境, 从而实现“零度情感”的书写。
更值得注意的是《扎根》中所采用的童年视角。如前文所述, 扎根独特的叙事视角实际上是借小陶的眼来看成年人的世界。儿童的思维世界是相对独立的, 它未被我们常识的世界完全同化, 所以, 对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他们另有一套解释的方法, 自然也会有另一套应对的方法和行为, 这样, 成人的世界与儿童的世界便会形成对比, 如果仅仅从美学的角度去判断, 那是一种反讽的构成, 成人世界里辉煌和崇高的东西会变得滑稽, 而沉重和悲伤也会失去份量。儿童视角不仅可以消解掉附着在日常事物上的文化、政治或历史含义, 还可以把一些在成人视角下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陌生化”, 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这种儿童视角的运用, 使得《扎根》不再是围绕着知青主体来描写, 而是可以通过儿童对于成年世界的观察来呈现“文革”的一角, 更为客观与冷静。
韩东的这种“零度写作”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理也有着重要的关系。韩东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 十四岁离开农村去县城上学, 一九七八年考上山东大学哲学系。单纯从时间上算, 韩东的下放生涯前后大概十年的时间, 把这十年的时间放在整个人生考虑, 并不算长。但这十年刚好位于他的童年和少年阶段,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童年记忆是最为深刻的, 它将伴随人的一生。从他出生的年代来看, 韩东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学者汪政曾说过:“对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 他们尚有一点‘文革’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 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 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 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3]
这段话道出了出生在60年代人的历史处境。解释历史已经内化为他们的精神需要, 但他们又不接受对于历史的既有解释。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的在场感、参与感并不深切, 对于历史经验的收集、还原总是撇不开那种童年心态的天真与被动无助, 对于历史记忆的反复书写, 反而愈加暴露了面对这一历史困境的焦虑感, 这也成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精神气质。
他们最为宝贵与难忘的童年是在政治狂乱中度过, 但因为其在当时还是涉世未深的孩子, 当父辈们将当时的时代价值体系灌注到他们身上时, 他们的理解力和辨别力只处在一知半解的阶段。所以此后再面对这段历史时能够以一种“旁观者”而非“亲历者”的身份来反思。就如韩东笔下的知青题材小说, “零度的情感”也是源于他并未亲身成为知青, 所以在描写时他才能做到不动声色、娓娓道来。就是因为他与当时的时代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他的视野才能不仅仅局限于知青内心情感与时代政治, 而能关注到更为广阔的领域。韩东的知青题材作品呈现的就是这种本色的生活, 以充满世俗人生情趣的小人物为视点, 生动地展示了具有原生态意味的知青世界。
韩东的写作态度对他的知青题材小说也有重要的影响。与很多作家不同, 韩东对于“写作霸权”所谓的“终极价值”抱有谨慎的态度。他曾这样说:“我不反对任何写作, 任何写作都有它的理由。我反对的是文学写作的霸权。”[4]所以他表示, 他的小说是指向虚无的:“人这个东西是很可怜的, 也很戏剧化, 为了一件事情忙忙碌碌, 但是结果并不见得怎么样。……我写人不是为了判断对和错, 不是说要抨击某些东西或赞美某些东西, ……我的小说是指向虚无的, 这就是说人所珍视的那些价值观, 在具体的局部的事物中所发现的那些一时的价值意义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5]这样, 他的知青小说表达的就不再是昂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或者是奋激的批判, 亦或是顾影自怜的伤痛。韩东的小说突破了停留于社会控诉的表层, 而将知青题材置于更深层的人性存在的领域, 去剖析人类所共有的某种体验和困境, 实现了对于以往知青题材的解构。
在《扎根》中提及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努力“扎根”, 那么扎根的结果如何呢?失败, 结果是无一例外的失败。政治形势的变化再加上老陶的疾病, 老陶一家从三余迁回了南京;陶文江死在三余, 葬在三余, 可谓扎下了一条老根, 但最终其骨灰盒子也依然迁回了南京;小董在三余结婚, 可谓扎根有成, 最终却得了不育症, “像一根枯树桩子戳在那儿。等有一天这树桩子彻底枯死了, 三余就再也没有他这号人丁”;“赵宁生几经周折总算离开了三余, 但失去了健康的身体;陶文江清洁一生, 最后却死于污秽;老陶为写作“深入生活”了一辈子, 到死时仍觉得自己深入得不够, 写作了一辈子, 却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小陶离开三余到城市生活, 却一直处于无根的状态中, 说不清自己的籍贯, 道不明自己的源头;最让人无可奈何的失败结局是, 当年打下的万年桩, 那栋“看似结实的水泥桁条的房子也己破败, 被拆除了”。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说明:一切试图扎根的努力都注定是一场空, 无根的存在就是这世界的本来面目。《知青变形记》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荒诞意味的故事, 先是罗晓飞被诬陷为“奸牛犯”判了死刑, 之后又村里发生命案, 罗晓飞为了隐瞒自制组和拯救范为好, 就顶替了被害人范为国, 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很有卡夫卡《变形记》的意味, 荒诞故事的背后, 意义指向的是虚无, 但也暴露出韩东对于人生存境遇的思考与深刻的历史反思。韩东写作的这种态度, 也是形成他“零度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寄予的是他对于人生境遇的冷静和客观的思考, 所以这种看似不夹杂情感的“零度写作”就有了更为深层的意义。他从人性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 以荒谬的生存境遇和本真的生命状态, 去反拨以往知青文学的“大我”的追捧。作为一种异质的叙述, 它实际上是作家对于知青生活的重新设置, 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想像写作。这种多元的叙述状态, 逐渐褪去了宏大叙事的种种光环, 也因此更加逼近文学自身。
韩东的知青题材小说从独特的叙事视角实现了个人化叙事, 他干净、节制、纯粹、朴实的语言艺术都使得他的知青小说呈现了“零度情感”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使得作品更为客观、个人叙事替代了宏大叙事, 更具有文学生命力。但是这种写作常常是感性真实大于逻辑真实, 琐碎的细节描写过剩, 缺少对现实的提炼、概括、超越和升华, 又难免给读者留下了一些遗憾。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数不胜数。作家们往往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 因而其写作往往有着鲜明的主观色彩与时代政治色彩。而作为新生代作家的韩东, 凭借其幼年时期对于历史的记忆, 跳出了这种强烈感情的抒发和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 以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姿态, 深入日常生活中来叙说这段往事, 从而呈现出了一种“零度情感”。
关键词：“零度情感”,叙事视角,韩东,知青小说
参考文献
[1]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M].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2]周新民.《知青变形记》:知青与农民的身份拷问[M].文学教育, 2010.12.
[3]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5.
[4]李勇、韩东.我反对的是写作的霸权——韩东访谈录[M].小说评论, 2008,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