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范文（精选12篇）
供给侧 第1篇
关键词：供给侧体系,有效总供给,供给侧改革
1 供给体系理论分析
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所决定。供给,在经济学上的定义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为了更直观揭示整个供给体系,这里引入供给有效性比例的概念,指的是产品供给的商品或者劳务非过剩的比例,所以:有效总供给=供给要素*供给效率*供给有效性比例。供给要素指的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各项经济生产要素的增加能带动整体供给要素的增加,而整体供给要素的增加能引起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因此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与有效总供给成正相关关系。供给效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产出效率,供给效率越高,在固定的经济生产要素下,有效总供给越大。厂商供给出来的商品或劳务是并不肯定有需求的。实际经济中,我们存在大量产品库存与过剩。我们供给出现了非有效的,是因为供需错位引致的。供需错位越严重供给有效性比例越低。
目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效总供给不足,具体表现如下:(1)供给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投资、技术等经济要素出现严重的不足。(2)供给效率即劳动生产率出现了下滑的。1978年~2014年我国GDP由3650亿上涨到676 700亿累积增长了185倍,人均GDP由382元上涨到52 000元累积增长136倍。人均GDP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表明了劳动生产率的下滑。(3)供给有效性越来越低。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房地产,钢铁水泥煤炭为代表的产品库存过剩越来越多。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有效供给,也就是说要逐步加大供给要素,增强供给效率,供提高给有效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增强供给效率,最急需解决的是提高供给有效性。增强供给效率和提高供给有效性的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
2 政策建议措施
所谓“供给侧改革”,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对于供给侧改革,本文就供给要素,供给有效性,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措施:
2.1 减少税率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措施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五大任务之一就是降成本,减少税率就是降成本,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总量。降低税率,居民实际收入提高了,这将鼓励不少人敢于生二胎,有利于提高人口的增速。较低的税率,也会使劳工一方对于工资的要求更有节制,减低了供给产生的工资成本,拉动了投资积极性。
2.2走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自由经济道路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五大任务有两个为去库存,去产能。库存与产能的增多是供给有效性不足的体现。导致了我们经济的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作用不断的扩大,而市场的力量被压缩。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银行信贷与政府购买等社会资源朝着经济效率高的方向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市场选择的作用能够淘汰过时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1)市场准入机制,除了特殊管制行业,应该全面让社会资本进入各大行业。(2)金融市场的全面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政策,鼓励金融创新,这也有利于去杠杆。(3)是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使用率。让市场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好”的问题,促进资源向高端产品流动。
2.3 鼓励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补短板,本质就是提高供给效率的一个部分,补短板的核心是知识与技术创新。供给效率提高的除了知识与技术创新,还要加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培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发展产学研究,向更能培养人才的制度靠近,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消除科研障。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培养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培养学生、培训工人。同时构建科研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释放全民的科学技术创新潜力,实现万众创新。
参考文献
[1]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3-20.
供给侧改革 第2篇
浅述供给侧改革及其短板
一、何为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成为近期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20 世纪70-80 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最为关键的4 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三、何为供给侧改革短板
在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我们仍感到有所匮乏。统计显示，当前有些行业产品供过于求，比如，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纺织、服装等行业供应过剩，大量库存积压。而中高端制造业（爱基,净值,资讯）、服务业产品则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表现在医疗、健康、养老等服2016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社会实践报告
务行业资源有限；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廊、停车场所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出境消费和海外购快速增长，反映出国内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的问题。
不同领域发展呈现“长短板”在所难免，但不能任由短板停滞不前。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短板重点体现在产业经济方面，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环境建设等领域也不容小觑。过去我们在产业等领域留下了很多欠账，一些短板亟须补齐，否则容易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而补短板重在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助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经济发展亟须补齐的八大短板：
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如要解决结构优化调整缓慢、增长新动力（爱基,净值,资讯）不足、投资需求降低等问题；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
三是民生建设的短板； 四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短板； 五是环保生态建设的短板； 六是科技创新进步的短板； 七是人才队伍建设的短板； 八是防控金融风险的短板。
四、短板形成的原因
短板形成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种是由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局限所带来的，一种是由体制机制的障碍带来的。比如因为我们的研发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缺乏关键的高技术产品供应能力。”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分析。
然而，补“短”并非易事。如何引导资金流向短板领域是个难点。比如民生领域要求社会效益优先，这使民间资金投资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对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政府资金不足，需要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但一些政府官员对这种新型投融资模式把握不透，积极性不高，知之而不为之，造成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遇到许多困难，落实起来不尽如人意。
高科技领域投入不足也是一大问题。其不足不仅表现在资金上，更表现在技术、管理、人才的投入上。这些短板的存在都制约着经济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
五、如何补齐短板
当前补短板需从“软硬”两方面入手。“硬短板体现在信息、数据、网络等基础设施。软短板则表现在制度层面，例如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新创业，是否能够促进竞争，是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
补短板可以从产业、区域、企业三个层面发力。产业层面就是支持新兴产业（爱基,净值,资讯），化解过剩的产能，推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业态、新经济（爱基,净值,资讯），改造生产模式；企业层面，“十三五”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区域层面，政府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2016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社会实践报告
补齐体制机制方面的软短板尤为重要。对于是政府体制机制没发挥好造成的短板，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来解决；对于市场机制没发挥好造成的短板，要通过培育市场机制，让市场自觉地发挥作用来完成。
造成短板的核心因素是全社会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应当扫除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制度性制约，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同时要调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环境。
要补齐供给侧改革的短板，就是要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政策制度协调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关键是补齐短板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发展新动力新能量，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优化劳动力配置。在要素投入上，要注意通过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来促进经济增加；在方针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历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历程，把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停提高的历程。一是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侧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举行大范围的全员培训，提高本领，注意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以适合将来产业升级与经济布局调整的必要，即除经济增加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供给侧改革如何增加有效供给 第3篇
今年中国经济的情况不是太好，2016年一季度有很短暂的好转，但是这个短暂的好转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这个代价就是在中央已经提出要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又回归了旧常态。又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幸好在今年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权威人士”的讲话，讲话发布以后，我看了而且觉得转型和改革的常识还在，因为一季度那样的做法会使中国经济以后更加困难。现在出来制止了一季度这种做法，这是今年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一个很重大的调整。
供给侧改革面对的三座大山
供给侧的含义是什么呢？供给侧的含义要清理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就是过剩产能、过多的库存和银行坏账。这三座大山不清理，我们没有办法轻装前进。在清理了这三座大山之后，我们再来谈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权威人士讲了以后，大家有所醒悟。知道我们还是在新常态，不是旧常态，还是要回到供给侧。回到供给侧是什么意思呢？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解，莫衷一是。我个人理解，回到供给侧就是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转向以企业为核心的，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供给侧，这就是新常态的含义，这也是权威人士讲话的主要精神所在。
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过剩产能。到全国的大多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去看一看，它们拉动投资，上钢厂、上水泥厂、上建材、上工程机械，现在全面产能过剩，没有需求对应，怎么办？
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至少40%，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至少50%。也就是50%的水泥窑现在闲置、不生产，因为生产出来的水泥没有投资项目，没有需求。煤炭过剩产能30%-40%，山西在关煤矿，鞍钢、武钢等钢铁企业也在裁员，为什么？没有需求。不是说完全没有需求，是供给太多了。供给为什么这么多？是因为过去投资拉动上产能上得太厉害了。
现在回到供给侧，供给太多了。提供给侧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要清理供给侧过剩。供给侧过剩很严重。河北省今年硬性指标下达任务要裁掉上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要是今年减掉一亿吨，减谁呢？河北省民营钢铁企业现在都发愁，因为关钢铁厂很可能先关他们，现在我们的供给侧政策是对的，但是这个方法不对。你不能用政府行政的手段来淘汰过剩产能，淘汰过剩产能要用市场的手段，谁效率低，谁亏损，谁就关门。这是淘汰低效企业，不能说按照所有制来淘汰，先淘汰民营，后淘汰国有。
所以供给侧，首先要清理供给侧的过剩产能，如果你不清理这些过剩产能，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变成库存积压，银行贷款还不了，到后面会把银行拖垮。
但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这么多过剩产能，要清除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清完，你不把过去这些积累的无效产能清理掉，就不能够开始新一轮经济的健康成长。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大家都知道关厂不容易，把厂关掉以后，职工怎么办？所以我认为供给侧政策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要把过去供给侧的无效产能淘汰，这需要很长时间。
不仅有工人要安置，而且这些企业一旦关门之后，他们欠银行的贷款怎么办？所以清理供给侧的过剩，产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银行的贷款。银行的资产质量不断恶化，关一家厂就有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贷款会收不回。所以现在供给侧很困难，但是这一步不走，下一次经济的高速就无法到来。
我们看到基础设施，在全国进展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些基础设施背后，很可能收益不足以偿还银行利息的情况出现，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现偿债困难。今年有一个神话被打破了，就是国有单位、国有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债务永远不会违约。地方政府的债务要违约，地方政府脸上过不去，很难看。
清理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
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新的增长的希望在企业，不在政府。因为政府现在手里的资源已经很有限了，让政府财政再拿出钱来做投资，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让银行再贷款，银行也无能为力，因为现有的资产质量发生了问题，必须把他手里这些坏账清理完了，才能够发新的贷款。这样的情况下，新的增长在哪里？这就是供给侧的第二个含义，就是需要增加有效供给。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那是无效的供给能力，就是没有市场需求对应。
而我们所讲的改革供给侧，是要增加供给的有效供给这一部分。什么叫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就是你有新产品，有新的服务，有新的技术。这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和新的服务，在市场上立即就能找到需求。
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清理无效供给，另一方面要增加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能够找到市场，找不到市场，就去自己创造一个市场。这个新产品靠谁？靠企业创造，不是靠政府。
转向有效供给：创新与成本优势
这就要求企业去进行创新。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是二流企业，一流的企业是创造市场需求。一流的企业不是被动地去满足市场现有的需求，而是主动地去创造市场上还不存在的需求。这就要求你的产品、服务、技术充满想象力，是超前市场，是效率非常高，或者叫做陆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供给是不是有效的，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叫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第二个标准叫做可持续的低成本基础之上的低价格。这也叫有效供给。低成本、低价格，低到没钱可赚，是不可持续的，那不叫有效供给。现在我们山西卖煤是亏本卖煤，价格很低，但是不能持续。为什么？他没利润亏损，他在做赔本生意，因为他无法降低成本。
如果要想降低成本，要有什么办法？我要比市场上平均水平，要有更有效的生产方法，更有效的生产技术。不管是生产也罢，是销售也罢，都是需要比别人成本更低。
增强企业活力的三条建议
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这就要激发企业的活力。怎么激发企业活力？在新常态中，供给侧的政策侧重点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已经从政府转向了企业。因为过去拉动需求是政府在拉，政府财政花钱，中央银行印钱，这都是政府在拉动需求。现在要增加有效供给，只能靠企业，不是靠政府。
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事事，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作为是什么呢？政府的作为就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企业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不断去做创新，不断去做研发，来增加有效供给。政府最应该做的是什么？首先要做强调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
现在国家经济困难、民间投资不振，需要企业家安下心来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好好做他们的企业，做研发，做创新。但是你要给他有制度保障，你的法律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保护他的财产安全，他才能够在这里做下来。最好的保护是什么？最好的保护是法律，不是行政。需要增加执法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为什么人民币在贬值？原因之一，资本外逃。
供给侧要搞活，得想想、得接点地气，知道企业现在在考虑什么问题。所以供给侧激发企业活力，第一条就是强调法治、产权保护，重新建立信心。
第二是对内开放，减少管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管制，管制非常严厉，电讯、石油、天然气全都是管制的。民营资本进不去。国有企业从国家拿了很多优惠政策，拿了很多优质的资源，但是市场空间总归是有限的。
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更多地针对消费者，但供给侧政策直接影响生产者。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如果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过度管制、随意干预，甚至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应通过市场实现，而不是行政直接实现。所有制不同而受到的差别对待，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最终不会成功。
第三，减税。全面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税负太重，供给侧活跃不起来，我最近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到欧洲去做路演，为学校做宣传，10天跑了4个国家。跑到法国，法国经济很糟糕，我就跟法国人聊天，我说你们经济这么糟，应该减税啊。他说对，正是因为我们之前加了税，经济才糟糕。
直面供给侧改革 第4篇
2016 年全国两会上,供给侧改革受到格外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纷纷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供给侧发力的当务之急,供给侧改革中将面临哪些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等等,都是大家热烈探讨的话题。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结构“闯关”
供给侧改革,就好比一场结构“闯关”,是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包子店以前卖包子,5 毛钱一个卖到现在卖不动了,而且卖出去也不赚钱甚至亏本;于是升级改卖芝士蛋糕,10 块钱一个,利润有了可还是卖不动,因为消费者买不起。
过去我们更多地习惯于需求侧管理,大量供给集中在产业链中低端,大量企业仍停留在“以价取胜”的层面上,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产生大量的低端乃至无效供给,因而才出现了类似5毛钱一个的包子便宜却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也不赚钱、亏钱的情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包括中高端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最简单的评价有两条:一是能卖出去,二是有钱赚。
在供给侧改革中,“包子”可以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打造品牌,走出卖出去也不赚钱的困境;“蛋糕”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性价比,避免有利润而卖不动的被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调整好“包子”这个存量,又要引导好“蛋糕”这个增量。
其实,这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这五年是重要的战略窗口期。结构“闯关”不能单纯以人均GDP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根本标准要看是否真正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轨道。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国企改革
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正在成为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仍继续存在,但总的来看,形势正在好转,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究竟如何理解供给侧发力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不能从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新效率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供给侧发力很难取得成绩。
那么,国有企业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改革呢?主要有以下四点想法: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应分两个层次进行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管理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和国有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及其效率的变化。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按行业不同区别对待。竞争性行业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二、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可以在这样的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让高级管理人员、在技术发明或市场营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得到激励。激励的多少由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状况而定。
三、根据企业状况,推行职工持股制度。在采取这一措施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汲取20 世纪90 年代某些国有企业试行职工持股,后来逐渐解体、消失的教训,一定要规定严格的职工持股程序。第二是什么样的本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把职工持股视为本企业的一种“福利”。持股的职工应当有一定的本企业工作经历,职工所持股份如何转让也应当有规则。
四、要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职业经历人是企业聘任的,实行任期制和责任制,由董事会任命,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会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作出决议,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执行。这一结构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也适应于市场环境。但存在一个问题,即我国至今仍然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供给以及供方和需方的交流机会。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问题的存在,然而仍是可以补救的。比如说,可以对现有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愿意担任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人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听其自愿,加入职业经理人供给行列,应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脱离原来的就业岗位。如果以前有行政级别的话,那么从此取消原有的行政级别。
供给侧改革主要靠市场
中国目前面临着变革的关口,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要改善供给侧,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在改善供给的同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改善供给最重要是提高效率
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着重在需求侧,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其中最容易办、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做的是增加投资,称为“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现在看来是有局限性的。
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的另一种分析框架从供给侧因素出发,重点主张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当前,各界在解决供给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的主要因素也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提高效率。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一般性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减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
二、政府职能不是直接“调结构”
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
既然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正确的办法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干预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包括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等。
供给侧改革决定两年内经济增长走向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现在一部分行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应的出现了一种结构性通缩,PPI超过47 个月连续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率持续下行。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思路,一种是继续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比如放松货币,这样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这种通缩,不是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因流动性不足而导致的通缩,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问题,需求政策是不大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具体来讲,第一条就是去产能。我要纠正一些人的看法,有人认为去产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我认为不会的,去产能反而有利于解决我们目前的通缩问题,解决目前企业利润,特别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去产能对宏观经济是扩张性的效应。比如现在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超过30%,只有真正去产能,价格才能回升,利润才能回升。当需求基本上触底之后,从供给侧来看,这些效益指标也会转好,这样中国经济基本上就能成功触底。
我们大体上判断,如果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应该在今后一两年之内中国经济这一轮大的调整是能够看到底部的,就是所谓平稳触底,然后经济将转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供给侧改革重点在微观要素而非宏观政策
供给侧改革可以包括一些宏观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减税。但我们这次供给侧改革,我认为重点不是宏观政策,而是微观基础,特别是要素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目的是通过要素的进一步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来提升效率,重点在微观而不是宏观。供给侧改革可以讲很多,但是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句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处理僵尸企业的难点在哪里?
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是运转不下去的。关于如何处理僵尸企业,我觉得处置僵尸企业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企业和政府的作用都很关键,那个不主动都很难办。不同地方,情况不同,难点也不同,有些地区可能是政府的积极性问题,有些地区可能是企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我去访问过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比如有一个煤矿企业它生产一吨煤成本400 多块钱,现在市场价200 多块,生产一吨煤要亏损200 多块钱。能不能不生产了呢?他们说不能,因为这个企业里面1 万多职工,并且欠银行的债务也很多,银行业不愿意让他停产。如果企业不停,把帐转借一下,银行不良率就不太高,如果企业停下来,银行不良率马上大幅度上升,银行的业绩也不好看。但事实上对于银行来说,它的不良债务已经发生了,一种办法是掩盖,再一种办法是将它暴露出来,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不良率已经发生了,银行就不要再掩盖了,该核销就核销,这方面也要给它政策,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已经发生的事情处理掉,对银行防风险也是有利的。有些僵尸企业,如果市场持续不行,企业本身没有竞争力,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关门了。有些企业规模比较大、人也比较多,确实影响比较大,但该关闭还是要关闭,怎么处置人员安置和债务问题等,需要相应的政策来解决。
这里面有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某地有个钢厂,是已经无法继续生产的僵尸企业,有个外面的其他企业将其接受,对其进行了重组,重组后把它的债务处理掉,申请了清算,但这个钢厂的设备都还在,弄完重组后又开始生产了。这导致一些该关掉的企业没有关闭,这种情况需要好好研究。
建议通过配额交易的方式“去产能”
建议在去产能机制上采用“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的办法,即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奖励措施挂钩,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
比如,有一些企业竞争力很强,让他去产能以后他觉得不合理,这样竞争力很强企业就把分配给他的“去产能”指标卖出去,卖给另外的企业“去产能”,另外的这个企业竞争力很差,他把自己去产能配额完成后后还有一块产能也没有竞争力,就把刚才说的竞争力强的企业配额买过来。去年我去唐山调研时,他们有类似的想法。我这个建议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一个道理。这个事情如果要做,肯定要有个监管,包括各省的情况、各个企业产量究竟是多少,要好好调查。
供给侧改革的龙头是制度供给
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给谁也不能脱离谁,这对概念到了政府这边,政府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和调控。
需求管理在过去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最简单的就是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它的内涵理论假设是,政府只要针对市场缺陷实行反周期调节,剩下的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则只要靠市场竞争中的要素流动就解决了,就不需要我们在供给侧做那么多详细的分析和对策设计了。
这当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缓和了过去所说的十年左右必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认同这里的共性规律,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三中全会说到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不是否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东西,是要认识这方面的局限性。
局限性表现在,光是反周期够不够,为什么又来一个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面,原来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也必须还原到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实际的图景是非完全竞争。
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操作,成为反周期整个过程中间最有决定性的举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动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使得市场预期稳定下来成为转折点,进入复苏过程。
有人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人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这个想得太窄了。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龙头应该是制度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决策层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命题,应谋定后动。
实际就带来一个挑战,过去说需求管理的时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供给侧,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结构问题市场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不仅要守正,还要出奇。
守正是必须要充分认识、适应、尊重市场规律,甚至可以是敬畏市场的立场,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到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共性规律,必须认同这个共性规律。所以一定要掌握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的这样一个认识上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在这个守正的市场观后面,不要以为照搬别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还必须要出奇。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情制约、发展的挑战,必须寻求以创新驱动来实现超常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比如优化结构,这是个系统工程,是从眼下一个一个年度的调控,对应到中长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国梦的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整个统一市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打通在一起的全局。所以我们借鉴积极的国际经验之后,我们所处理的是中国宏大的现代化系统工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复杂的结合关系把握好,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成功创新、出奇才行。
企业家眼中的供给侧改革
华为任正非
现在供给侧改革的中心,就是提升产品的品质。你不提高品质,老百姓就会到国外去爆买。再不可以忽悠中国消费者了。什么“物美价廉”,什么“让消费者享受低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提升产品品质,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决心,需要几十年厚积薄发。一味低价,就没有好产品。而消费者根本的需求是好产品,是高品质的产品。企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就把他们逼出中国,到日本等国去狂购。
吉利李书福
本质上,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对企业家而言,理解供给侧改革该注意什么?千万不能忘掉市场、忘掉需求,因为市场供给和需求是分不开的,好比地球和月亮,能分开吗?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复星郭广昌
与过去投资、出口拉动经济不同,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在上升,特别中产阶级在快速崛起。现在大家提的“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有能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具有产品力,能令人尖叫的产品,就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
阿里马云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改变自己适应别人。其实供给侧的改变,不仅仅是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政府要学会改变自己的流程,改变自己的工作去真正适应社会发展。我们今天的模式是B2C,企业自己的想象,我认为客户需要什么,我想象市场要什么,生产出东西去找市场,而未来的变革是消费需要什么,按需定制,但规模柔性化定制,必须要改革自己去适应未来,而不是改变别人适应自己,其实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格力董明珠
如果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减库存、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品,我觉得还是简单化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的重点是要让更多的人把思想解放出来,要敢于担当、敢于挑战,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一直说,供给侧改革,还要有一个思想的转变。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单一的,政府给政策,企业就能活下去,我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环境,用市场的杠杆来调动经济发展,我觉得这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成长。
泰康人寿陈东升
供给侧改革就是推内需,内需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说得重一点,就是市场深化改革,就是放弃过去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市场化更深刻的改革。谁知道消费者有需求?企业;谁来预测未来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谁来为企业做决策?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武钢马国强
我觉得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英明,也非常及时。从钢铁行业来看,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调整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中还有相当数量不符合需求的那部分产能,我们虽然一方面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看,2015 年我们仍然进口了接近1200 万吨的钢材。从行业来看,一个是要调整我们的结构。第二要去产能,让我们产能跟需求从量上、从结构上要匹配。从企业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来说还是成本。我们要创造需求,要引领更多的下游行业用钢。所以成本一定要满足下游的期望,一定要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北汽集团徐和谊
我理解供给侧改革有三个层次:一个是转化这些落后的供给,第二个是升级现有的供给,第三个就是创新新型的供给。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但供给侧现实的载体我想它是包括我们汽车行业在内的这些所有的实体企业。最近几年,汽车的市场需求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整个汽车行业的供给结构升级却相对的缓慢,产能过剩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这才是当前我们汽车行业问题的实质。
娃哈哈宗庆后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现在需求减少了,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为我们企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应从产品形式、产品质量、产品适合度上调整,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建议制造业去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在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上进行提升,从“量”上转到“质”上,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来源:正和岛)
钢铁供给侧改革 第5篇
2016年01月30日10:22 经济观察网
导语：这是一场50万人的大迁移。它不是春运，但其过程之艰难、波及范围之广、对中国经济未来影响之深远，无人敢低估。
一 这是一场50万人的大迁移
它不是春运，但其过程之艰难、波及范围之广、对中国经济未来影响之深远，无人敢低估。
迟京东采用目前中国钢铁企业人均吨钢生产率，粗略计算出了这个数字。这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说，按照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再压缩粗钢产能1亿到1.5亿吨的目标，目前中国钢厂人均产钢300吨，此轮钢铁去产能意味着，将有50万左右的钢铁职工面对调整或重新选择。
指导这场50万人迁徙的纲领性文件名为《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目前已获得国务院批复，或将在春节后正式下发。与此同时，与这份文件相关的8份具体配套政策文件，也即将由相关负责部门起草完毕，这些配套政策分别涉及财政、银监、环保、安监、土地等内容。
1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对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国资委、央行等八个部委要求称，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这5个具体要求，意味着最高决策层希望看到一场扎实有效的去产能过程。
一些敏感的钢铁行业人士从习近平的5个要求中揣测到了更多的信息。
一位来自大型国有钢铁集团的高层说，“这表明高层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至少要做到去产能的彻底化。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说，‘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十三五”的开局。’可见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首要任务，前几年钢铁行业也经历过多次产能淘汰，但从结果看，根本不彻底。”
几乎所有的钢铁行业人士都明白，这次去产能的过程将不同以往。1998年曾经出现的下岗、再就业等历史记忆将不可避免地回到现实。景象如此相似，只是当年的“入世红利”、“房地产和投资红利”如今都已不再。这一次，钢铁行业的转型、中国经济的换挡只能依靠自身提供源动力。
以1月26日下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为起点，在1998年之后，中国力度最大、用意最深的一场去产能行动正式登场。
据称，《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将与十三五规划相衔接，但大部分工作目标将在2016~2018的三年时间里解决掉。因此，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再压缩粗钢产能1亿到1.5亿吨的目标，将会在未来三年内完成。
具体而言，1亿到1.5亿吨的钢铁去产能目标，将通过强制淘汰和引导淘汰两种方式解决。对于前者，将通过《环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生产、能源利用、技术方式等行业文件来限定。也就是说，那些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要求的钢铁企业将全部被强制关停淘汰出局；而政策引导淘汰的，主要是已经主动退出市场，或者不符合地方发展规划，需要搬迁改造，以及主动进行兼并重组类的企业。
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朱振鑫猜测说，在未来两到三年，国家会向地方分配相应指标，各地也会制定各自的去产能目标。对落后产能进行兼并重组、破产清算，从政府角度来讲，可以减少不合理的财政补贴，相应的处理好银行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有利于鼓励钢企进行改革和创新；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控制好银行风险。
二 一位参与《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起草讨论的人士说，钢铁去产能，不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
但在参与起草了供给侧改革相关文件的经济学家看来，国有企业才应该是去产能的核心，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因为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是没有条件去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政、金融资本的。“安乐死”成为去产能的焦点话题之一。这位经济学家表示，“安乐死”是指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多用兼并重组的手段，少用、缓用直接破产的方式。对很多国有企业来说，兼并重组无非就是让一家好企业重组一家差的企业。这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两家企业重组后，产能下去了，效益上来了；另一种是，差的企业反过来会把好的企业拖垮。“中国目前不具备1998年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的现实背景，必须要考虑社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安乐死’也是不得已。”
那些经历过1998年国企改革历程，经历过钢铁行业黄金十年，也经历过行业兼并2007年兼并重组大潮的人士，对“安乐死”也有一些担心。
攀钢集团原副总经理周家琮说，多兼并少破产，自然是处置困难企业的美好愿望，也曾是国企解困的理想途径。但据国家经贸委当年介绍，企业通过兼并解困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不成功的教训却比比皆是。今天处置僵尸企业，不应忘记这一段历史教训。目前提倡“多兼并、少破产”，其愿望固然良好，但僵尸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是一要遵循经济规律、二要适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而究其根源，今天僵尸企业累积成患的困难局面，很多时候正是一些地方和企业对破产千方百计拖延躲避的结果。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实际上根据破产法，破产分破产清算和重整两类，这意味着一些企业有可能通过重整而获得新的生命。
对于决策部门来说，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权衡和选择：通过“猝死”去产能，还是“安乐死”去产能？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权威人士”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文章中，给出了确定的答案。“权威人士”说，处置“僵尸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对破产企业尽量实行“安乐死”。
据这位经济学家说，钢铁行业几乎贯穿了供给侧改革相关文件起草讨论的全过程。“安乐死”的提出，意味着此轮去产能并不会采取一刀切的休克疗法。这些讨论成果，最终转化成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相关部门起草的《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中的具体政策安排。
工信部的官员说，钢铁行业涉及就业人员多，还涉及到地方财政税收等诸多问题，解决起来需要诸多配套政策同时跟进，逐步协调解决。
这些争议，让外界看到了改革甫一开始就面临的复杂局面。这正是这场决定中国未来经济换挡成功与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面对的现实处境。
然而这也是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阵痛。一如权威人士所说，这是一朝分娩的阵痛，不可避免，但也值得。“只要处理得当，虽有阵痛，但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 困难还不止这些。
对于需要给《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做具体配套改革政策部门而言，还有诸多棘手的问题在前面。比如，财政究竟该如何为淘汰的1亿~1.5亿吨波及到近50万钢铁职工托底？以及被关停钢厂长期形成的呆坏账，该如何核销和解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说，职工安置全部由财政托底，这个政策基本是明确的。问题是涉及人员和范围太广，不同地方、不同区域和不同企业的特点以及历史问题又不一样，所以问题会非常复杂。50万人，不可能全部买断，那样财政肯定兜不起；也不可能全部内退。还有呆坏账的处理问题，不可能全部核销掉，又不可能按照1998年的债转股那样再来一遍。现在，各个都正在核算可能需要的财政资金。
为了托底职工安置，1月2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称为支持工业企业结构调整，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1月1日起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并明确了征收方式及各地区征收标准。该项资金在下发时，还将配套一部分地方资金，未来将主要用于解决钢铁和煤炭行业大量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
业内人士测算，如果按照财政部的文件，每年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超400亿。迟京东说，这一轮去产能，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但估计还会存在不小缺口。这就需要利用更多的手段来消化。
但更多的手段是什么？迟京东说，我们期望能够在土地使用方面给出更优惠的条件，或者通过兼并重组，进行资产经营，从而把资产盘活。这些政策呼吁，行业协会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
还有呆坏账的问题。迄今为止，外界尚无法估计依附在1-1.5亿吨钢铁产能上的负债规模，以及其背后可能蕴藏的局部风险。业内人士说，如果按照，10亿吨钢铁产能负债3万亿，粗略测算1亿~1.5亿吨产能的负债规模至少应该3000亿-4500亿元。
参与《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起草讨论的人士说，央行和银监会将会起草一份关于处理呆坏账的文件，但可以肯定，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做呆坏账核销。这样以后就企业没法搞了。呆坏账核销政策，重点还是会考虑国有企业，因为他们历史上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国企毕竟有国企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属性。
但也许，改革要面对的形势并没有预估的那样严峻。
虽然这场艰巨的供给侧改革即将在2016年开启，但实际上，就钢铁行业本身而言，去产能周期在2015年已经登场。中国联合钢铁网提供的数据显示：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年中国钢铁行业停产产能达6725万吨，其中整厂或某个生产基地全部停产的为5325万吨，部分停产为1400万吨。全停的企业有30多家，涉及到的企业类型大多是民营钢厂，中型或小型的民营钢铁企业，其中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小型民营钢铁企业。
不过，中国联合钢铁网总编胡艳萍说，现有停产产能不完全等于去产能，中国钢铁去产能周期会相对漫长，去产能过程会有所反复，比较痛苦。因为中国目前国有和民营钢企约各占一半，这是体制问题；还有中央与地方博弈；钢铁行业本身的重资产性质决定了去产能成本会很高。
行业部门也如此认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说，不能说一些钢厂目前停产就是实现了去产能，只有2015年停产的产能真正实现彻底停产，永远不会再恢复生产才能算是完成了1亿~1.5亿吨的钢铁去产能任务。
四 中国究竟为什么要对钢铁行业进行一场代价巨大、困难重重的去产能手术？
参与供给侧改革相关文件讨论的经济学家说，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两个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
这位经济学家回忆说，当时决策部门讨论供给侧改革文件时曾认为，产能过剩行业存在不少“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现象尤以国企为甚，它们早已负债累累，亏损经营，本来在就应该被市场淘汰掉，但却继续浪费国家财政资源、信贷资源，并用这些资源来养活职工。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去产能，就是让这样的“僵尸企业”彻底死掉，把人力资源和财政金融资源解放出来。
这样讨论如此大胆透彻，有如此具体细微，它超乎外界想象。同时，这也意味着，决策层指导发动的这场以“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供给侧改革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其实对中国经济的现实处境洞若观火。
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说，中国绝大部分钢厂都拥有一个沉重的职工队伍，河北钢铁集团有职工14万人；武钢、鞍钢员工均超过20万人，这样的人口规模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单靠钢铁主业，很多钢厂根本养不起那么多职工。但是绝大部分负债率极高的钢厂又不得不季度贷款融资，在明明越生产越亏损的情况下，钢厂的贷款其实是为了养活职工。
行业数据显示，中国80余家大中型钢铁企业负债长期维持在3万亿以上。但这还只是显性负债，除了大规模银行贷款，不少地方的钢铁企业还需要地方财政不断的输血。
中国联合钢铁网提供的样本数据显示，从2015年7月初到2015年12月底，仅包钢股份(2.960, 0.27, 10.04%)、凌钢股份(4.810,-0.38,-7.32%)、重庆钢铁(2.630, 0.09, 3.54%)、抚顺特钢(6.930, 0.19, 2.82%)等8家钢铁上市公司，合计获得各类政府补贴、补助及贴息总计29.2亿。其中包钢股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先后8次获得财政补贴，总计18亿；而早已陷入亏损泥潭的凌钢股份在2015年12月25日一次性获得政府补贴7.92亿。
或许从2016年开始，这种现象将会明显减少。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文章中，“权威人士”说，“僵尸企业”本来已“死”在那里，就不要再维持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事物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
这便是这场影响深远的供给侧改革的现实图景：改革的目的是要解放这个国家再次起飞所需人力和信贷资源，但却不得不先用巨大的代价，来解开那些在产能过剩行业盘错已久的人和信贷的死结。
但无论怎样，正在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必须迈过的坎。这个国家需要用这场改革里的诸多手段，谨慎避免再次步入改革的体制陷阱，来坚定地解决掉诸多久拖不决的体制顽疾，打通传统产业和发展模式中的死结，纾解胫骨，实现经济体制的更新再造。
1月26日下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强调了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和意义，他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说，“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挑战中成长的。有人说我们有‘机遇’，没错！‘挑战’就是我们的‘机遇’！”
3年时间、1到1.5亿吨等待彻底去掉的钢铁产能、50万职工身份的转变，是这场供给侧改革的序曲。
关注供给侧改革 第6篇
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
李克强总理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完全是西方讲的供给经济学概念，它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所以叫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意义，在于面向整个社会需求有很大质的提升的时代所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和变革。目前，中国社会基于小康水平之上的高品质需求正处于真正爆发的前夜，这个爆发需要供应侧能够提供拥有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和拥有良好美誉度的品牌。在新常态中，人们愿意用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从加速增长的国人赴海外旅游和购物中可见一斑。前几天从一位日本同行那里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日本采购数量最多排前三位的是手表、数码相机和电饭煲。
这就是众多优秀企业的重大战略机遇。面对机遇，企业转型需要思考如何在解决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同时，积极应对下一轮发展的升级需求，用创新驱动的供给侧新结构应对新的需求升级。
当前，大多数企业所面对的“巨大的存量资产怎么转型升级”这样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如果不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创新上下功夫，不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直面“互联网”、“智能化”时代的来临；直面国际巨头的全球化运营和竞争能力，面临着很大挑战。但这这些挑战还不至于是生存危机，而是在进入从“配角”上升为“主角”的新阶段后怎么活得更好的“危机”。生存危机多出现于中小企业。目前最困难的是那些没有自主技术、自主产品、自主品牌的企业，它们现在还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力可能难以为继。我国的传统钟表制造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多年的洗牌和磨练，“产能过剩”已不是主要矛盾，决定胜负的还是技术创新。在信息、电子、传感、通讯、新能源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智能钟表”的挑战面前，传统钟表制造业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精密制造”的优势发扬光大，其次要围绕降本增效全面深化科学管理体系。乔布斯说过：互联网时代不要问消费者需要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要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东西。当一个苹果手机摆在你面前时，你才觉得：哇，还可以是这样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层面的经济改革，所以国家将会出台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策。核心就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预计未来，国家将在宏观方面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到宏观和微观的方方面面，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积极地探索。
科技供给侧改革如何着手? 第7篇
作为一个处于战略转型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对于科技的需求正是科技供给侧改革的指引。科技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同样可以借用一个热词:精准化。这包括科技目标集中、研究主体定位明确、资源与政策部署到位、评估方式的针对性与科学性等方面。其中, 科技目标的集中, 不能简单以“重大科学前沿、重大战略需求”来概而论之, 而必须明确, 在可以预期的将来, 以我为主形成主流的学术战略高地, 形成颠覆战略格局的高新技术, 建立具有引领性和排他性的新兴产业, 避免研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研究主体的定位, 应该参照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不同科技大军的主体使命和目标, 避免各自独立、“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发展。
要实现科技布局的精准化, 必须建立正确的绩效观与发展观。对于国家科技管理部门, 必须建立绿色GDP的发展观念。管理者与其东拼西凑来换取个人和部门的发展, 不如以科研生态的营造为根本, 用环境指标体系的改善来证明自身价值。对于基础研究的管理者, 主要对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学术自由、开放交流、公平发展的总体状态负责;对于应用科学与技术研发的管理者, 应对高水平科研与重大需求的结合程度、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贡献度、面向未来产业的国家竞争力等宏观指标负责。只有国家的科技管理部门冷静下来, 回归到自身的位置, 避免“一竿子插到底”包揽权力, 科研院所与大学才不会层层加码、追求变态式的发展, 科研人员才能回归科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与理念。
我国科技力量的主体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等。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每一类机构定位与职责的法理确认。高度无序的竞争, 让每一类机构都忙于捍卫领地、拓展疆土, 国家科技资源的高效利用成为奢谈。中国科技供给侧改革, 就要下决心治理混乱的科技力量布局结构, 使最优势的资源与最合适的科技目标相结合:以高水平的国立研究机构主持重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 以及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重大共性问题研究;凸显企业在创新需求和创新投资的主体作用, 以之牵头完成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创新;发挥研究型大学的先锋队作用, 实施探索性研究, 并引导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其他的研究力量, 由市场机制来主导, 分流到企业技术革新、职业教育等领域。这样的格局, 如果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 中国科技的发展环境与效率定会有显著提升。
供给侧改革对人才队伍的需求同样至关重要。目前的人才政策总体呈现出单极化、个体化、“顶端优势”等倾向, 需要在国家层面设立统一的人才激励体系来协调全局, 以免人才政策失衡、人才结构畸形化。要真正让青年人才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让30-40岁的科学家在国家各类科技计划中成为骨干和主体, 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 完成我国科技队伍的更新换代, 以避免新一轮的人才大断层。人才的合理激励, 一直是热议的话题。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与稳定支持无疑要坚持, 但应更加侧重事业发展的机遇与前景, 而不是各种帽子背后的“利诱”。“以体面的生活回馈科学创新、以潜在的利益回馈技术创新”, 是通行的、合适的人才激励办法。
垄断是创新的天敌, 破除垄断应成为中国科技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涵。科学共同体对于国家科技奖励、院士制度等的微词, 其根本不在于制度本身, 也不在于评选的程序和具体的入选者, 而在于入选之后巨大的垄断力和不当收益。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科学的纯粹性弱不禁风。如果不切断荣誉与潜在利益之间的关系, 不只会使荣誉蒙羞, 更破坏了自由、平等、包容等科技发展的基本前提。要破除垄断, 就要让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科技项目的选择在第三方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 遴选最活跃的、最具有公信力的管理专家与技术专家来完成;让学术成果和科学家的评价回归到科学家的聘用单位、所在的具体学科和小同行来执行, 避免政府部门“越位”“包办”和各种“小圈子”的恶性操作。要建立严明的法规, 来惩治各种“部门利益”“拉帮结派”的不端谋利行为, 而不能故作天真地依赖于自律。目前看来, 在境内外建立国际化的研究机构、大力促进军民融合, 应该成为中国科技开放发展的重要抓手。同时, 应鼓励私立、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创立, 用最灵活的机制, 从事新产业、新概念、新技术的研发与科技咨询。
供给侧改革的微观基础 第8篇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其中X1,X2,…,Xn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约束条件为:T=H+L
显然,当时,消费者会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商品消费直到,反之亦然。由假定一与假定二,以及式(1)与式(2)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W=1,则(2)式转换为: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n+1,H‘)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这里U‘(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X‘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Xi)<U‘(Xi‘),其中(i=1,2,3…,n)
由(2)式,有U‘(H)<U‘(H’)。根据效用函数的性质,有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P1<LW;LW<P2<2LW。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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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惠莉.消费发展新阶段需要加强供给管理[J].中国经济问题,2014,(1):91-95.
供给侧 第9篇
总体完成情况
(一)经济运行势头向好
二次产业逐步企稳。规模上工业连续两个月单月同比正增长,累计完成产值663.3亿元,同比下降4.8%,比一季度收窄4.1个百分点,其中“三大铁”比一季度收窄6.9个百分点。区属规上工业完成产值193亿元,同比增长15.1%,有效支撑规模经济增长。建筑业完成产值88.1亿元,同比增长18.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完成216.04亿元,同比增长9.8%,比一季度提高2.9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48.3%,比一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电商企业增势强劲,京东、航讯和网盛三家电商企业实现销售额247.1亿元、增长388.7%,实现社会零售额64.5亿元、增长182%。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完成2.13亿元、增长10.3%,比一季度提高90.5个百分点。规上交通运输业由降转升。
(二)科技创新释放活力
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702家,完成全年任务的78%,累计达到6777家;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20家,完成全年任务的66.7%,累计达到304家,其中5亿元以上小巨人企业达到29家。新引进清华大学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北科大磁敏技术研究院、哈工大特种机器人研究院等科研机构11家,累计达到168家,直接带动引进高科技人才16535人,累计产出科研成果371项。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达到62家,居各区县首位。新增众创空间6家,累计达到25家,已认定市级众创空间4家。专利申请总量达到2685件,其中发明专利810件。自创区东丽分园加快建设,32个项目获3657万元市级以上无偿资金支持。
(三)改革开放成效明显
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新进展,研究制定薪酬、考核、监管清单、资产购置与处置、“三重一大”决策等12项配套改革政策,调整15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成金钟街、东丽湖企业整合方案。金融创新取得新突破,成立华融担保公司,新增上市挂牌企业7家,累计达到23家。招商工作成果显著,共签约项目173个、总投资404.5亿元,其中从北京区域引进国际物流港、东方时尚汽车小镇等项目88个;储备项目266个,其中京冀项目占70%,科技创新类项目占80%以上。楼宇项目区达70个,新引进京东商城自贸综合配套基地及贸易结算中心、北大资源结算中心等优质科技企业及跨境电商企业550家,累计备案楼宇企业5941家。
(四)项目推动实现突破
加快推动闲置资源盘活、建设工作,对“三三五五”范围内闲置地块、载体资源进行调查摸底,梳理闲置地块98个、占地面积61460亩;需要盘活载体15个,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初步完成“三三五五”闲置资源三年发展计划,推动闲置资源、载体得到有效利用,天铁炼焦与中国物流合作项目已启动建设,亿利亿达科技园等7个地块有望今年开工,津门饭店、钢管公司720办公楼等11个载体有望年内盘活。认定新开工重大项目92个,完成年度任务62%,超任务目标18个。汽研三期、阳光二期等15个项目开工建设,健康产业园、医工所等10余个项目加快建设,金钟时代广场、中街商业广场等16个项目主体封顶,怡港中心、烯航石墨烯等8个项目竣工投产,审协中心、京东、普洛斯、吾悦广场等项目进展顺利。加快推动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初步完成工作推动方案,小北创客小镇完成规划设计,正在办理前期开工手续,华明智能制造小镇、军粮城文化创客小镇等已对接市规划设计院、南方设计公司等机构,正在进行规划设计。
(五)“促惠上”活动扎实推进
共为区1749户企业发放贷款2195笔、272.12亿元,2家企业登陆新三板,9家企业启动股改,8家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兑现营改增企业税收返还662.5万元,减免各类项目审批成本5346件、74.6万元,为5097家企业13.7万人重新核算社保缴费、降成本5080万元,发行22.8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当年到期债务,政府性投融资公司平均融资成本降低至6.25%以下。已录报通过市、区联审设备融资租赁需求项目55个、总需求39.9亿元,合同签约项目6个,金额达9838万元,位居全市前列。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工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高科技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正向贡献不足以抵消传统行业负面影响,“三大铁”占规模经济总量的56.1%,下拉规模以上工业14个百分点。309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162家产值同比下降,其中降幅30%以上的64家。
二是投资结构仍需优化。生产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40.9%,比去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非生产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59.1%,其中房地产业完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40.6%,生产性投资依然偏低。
三是创新驱动能力仍需提升。工业小巨人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1.6%,低于全市16.8个百分点,小巨人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科研院所引进的后续服务与产业化对接需要进一步加强。
近期工作思路与安排
(一)加大“三三五五”闲置资源和重大项目推动力度
围绕“三三五五”产业布局,推动落实闲置资源三年发展计划,绘制闲置资源平面示意图,“一企一策”、“一地块一策”,协调解决难点难题,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开工。围绕“双考核”做好调度工作,重点对融创地产等已取得立项、备案的项目及时纳入统计;加快5000万以下项目备案力度,储备一批限下项目;重新梳理开工项目,对不具备开工条件项目进行调换,分解下达各街道园区下半年任务目标。以专题会、现场办公等形式对已推出的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加快项目进度;及时掌握最新落地项目信息,提前纳入重大项目协调推动范畴做好指导服务。加快编制特色小镇规划设计方案,推进智能制造小镇、融智欢乐小镇、文化创客小镇建设,申报市级特色小镇,打造跨贸电商小镇、海河检测小镇等区级特色小镇。
(二)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落实《东丽区关于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先导区和区域产业创新中心。深化与中科院北京分院合作,再引进8家以上大院大所,打造创新资源聚集高地。培育壮大创新主体,下半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60家以上、科技小巨人企业10家以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1家以上。推进自创区分园建设,加快制定“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借助部委资源,争创国家级“科技服务业示范区”。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打造“1+N”科技服务平台,召开科技成果发布会,组织待转化成果集中路演推介,以“京津联动发展”、“汽车产业创新创业”等为主题举办5-6期东丽湖论坛。进一步提高科技企业专利申请与运用水平,力争新增专利申请量5300件以上。
(三)加大企业服务力度
强化运行监测,搞好经济运行分析,发现问题,制定措施,推动落实。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对重点企业运行监测和调研,力争走访100家企业,梳理情况问题,督导政策落实,做好指导帮扶。挖掘经济增量,开展“产销剥离”试点工作,力争树立2-3家典型企业范例并加以推广。开展“四上”企业入库专项工作,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深挖本行业新增单位,力争新增“四上”企业50家。抓好督导与协调,争取市相关政策支持,强化区相关部门协调,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对投资等难点工作的推动协调,确保完成全年经济指标。
(四)深入开展“促惠上”活动
“一助两促”要完善区、街、银行联动机制,尝试建立以“园区出资、政府支持、企业参与、银行放大”的融资模式试点,帮助企业获得批量化、集群化贷款,力争融资额同比增长30%。降成本工作要强化区、街两级宣传主体作用,多角度宣传相关政策和企业受益的典型案例,细化工作流程,全面落实第二批降成本政策,力争企业百元收入成本降低约15%。设备更新融资租赁要借助市“租保联盟”、融资租赁平台,助促企业加快装备改造升级,力争下半年新增合同签约项目19个,全年累计达25个。
(五)提升改革开放水平
供给侧 第10篇
一、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同
(一)供给学派解决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与通胀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担心战争结束后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回到战前水平,西方各国开始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各国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成绩,凯恩斯主义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一大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IS-LM模型等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趋于精致完善。但是步入20 世纪70 年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出现了政府赤字过大、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由于政府赤字已经达到历史高位,通过进一步扩大赤字来减少失业已经不现实,失业与通胀并存也宣告了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破产。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供给学派便应运而生。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给结构性错位问题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各方面问题开始集中显现。从经济发展基本面上看,我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 年全年GDP增速6.9%,为2009 年来最低。另外,资产负债率处于上升周期,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加大[1]。从要素供给效率来看,劳动力供给边际成本为零已经成为历史,人口红利的减少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欧美等国的产业再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雁阵下游转移,代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另外,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边际成本上升,资本使用效率也在下降。从宏观政策上看,以投资、出口、消费为主的需求拉动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中高速发展的要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央行连续降息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不如预期;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大幅下滑。从产业层面来看,经过长期粗放式发展,一些重化工业与一般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却供给不足———“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需要进口”,同时粗放式的发展也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从制度层面上看,包括电网、交通、环境治理等在内的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高昂的税负、市场型交易费用、制度型交易费用以及融资成本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不足。
二、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不同
(一)供给学派的主要来源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是指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经过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建立的以供给为理论出发点,以生产、成本生产率为研究重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高税率,有时通过减少征税商品的消费,有时通过鼓励走私,带给政府的税收少于适当的税率”[2],“仅仅鼓励消费对商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困难在于供给,而不是在于刺激消费需求……好政府的目标是刺激生产,不合格政府的目标才在于鼓励消费”[3],“极端的征税会产生让个人更贫穷的可悲效果,也没有使国家富裕。”(Say,Treatise)可以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早已有之,其所做的主要贡献不过是根据理论观点结合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甚至连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承认,供给学派经济学不过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4]“在许多方面,供给经济学仅仅是重新发现了萨伊所说的市场法则。”[5]但是,供给学派除了继承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减税等方面的经济思想外,另一方面也与新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念是异曲同工的。
无论是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萨伊(Jean Baptiste Say)、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哈耶克(F.A.Hayek)、科斯(Ronald H.Coase)、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限制公共权力和实现自由都是其追求的主要理念。“就像有限的收入是限制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唯一有效方法一样,限制政府支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政府的税收。”[6]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为了不让下届政府有花钱的自由,保守派政府可以故意通过减税来增加国债[7]。限制政府支出以限制政府权力的理念是隐藏在经济措施之后的理念追求,在被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压制数十年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终于为西方国家官方所承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供给学派分别成为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在里根政府1980 年竞选顾问团的76 位经济顾问中就有22 位来自于朝圣山学社。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实践
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是古典主义经济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与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以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且把矛盾分析法作为根本分析方法,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都得到了体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改革措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创新作为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动力,在要素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之前,劳动、资本、资源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跨越中等收入之后,创新与制度则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不可忽视的。而培育新兴产业也由资本主导转变为创新主导,只有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才能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制度是要素中的关键,同样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即解放微观主体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素内部的劳动力、资本、创新同样相互联系,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有创新,创新使得劳动力竞争力提高;而同时创新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另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也根治土地财政,为资本滞留在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进行根本上的改变,也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提供长远解决之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虽然主次有所不同,但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所有内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对非援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都可以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涉及的要素都有相对应的改革措施,并且针对要素的不同方面也有具体的措施来解决。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主要矛盾
供给与需求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其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完善,因此在此时主要矛盾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因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所以需求刺激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这时候必须要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体制机制上为生产力发展也就是供给端的形成创造条件。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改革再到国企改革都取得了远超于预期的良好效果,在为中国经济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经济主体的潜力得到释放后,主要矛盾便转到了需求端。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我国具体的禀赋优势制定了相应的需求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利用我国劳动力边际成本低廉的优势,我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遍及全球,虽然得到的附加值较低,但也为许多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利用我国高储蓄率的优势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为激发的供给潜力提供了有效的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消费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市场,再加上体制机制的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以实现预期效果,这一时期重心放在需求端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创造了三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近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难以为继,而且出现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积压、环境污染严重等尖锐问题,这时候主要矛盾再次回到供给端,因为这时候需求拉动已经没有效率,所以必须再从供给端做文章,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三、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新改革的政策主张不同
(一)供给学派主张以减税为核心,包括减少福利开支和稳定货币供给等政策措施
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在减税问题上,供给学派尤其关注边际税率的调控作用。他们认为,高税率尤其是高边际税率是美国经济增速萎靡和投资热情降低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的储蓄和投资不足是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另外,供给学派还抨击从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研究集中于收入分配。“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这样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从而使得贫困永远存在下去。”[4]最后,他们还认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使得创新精神丧失殆尽,“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者。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经济是由于对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设想变为垄断、垄断变为工业,并在知道将得到什么回报之前就给予这种意愿做出反响而增长的。”[4]
据此,供给学派提出其政策主张:第一,大幅度并持续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提高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第二,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第三,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第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8]。
在实践中,里根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政府干预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与同时代撒切尔政府的措施是一致的。除了“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第一,削减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1981 年7 月1 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第二,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第三,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预算;第四,控制货币贷款,推行有节制的稳定的货币供给政策),里根政府还通过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通过减免企业税和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改善商品供给;通过加快金融自由化改善资金供给[9]。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里根政府采纳了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货币主义学说,承认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并通过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控制货币规模。最后,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 年和1986 年)。从数据上看,美国最高所得税率从1986 年的50%下降到1988 年的28%(美国国税局,美国税务基金会),资本利得税和变现百分比从1978 年的39.875%下降到1985 年的20%(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四人家庭的边际联邦所得税率(中位数收入的1/2)从1980 年的18%下降到1986 年的14%(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从政策效果上看,从1982 年12 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 年5 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 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 年的23%上到1986 年的25.2%[10]。但是由于里根执政期间实行大规模减税与军备竞赛,导致政府赤字规模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五大任务”,推出一系列内在联系的改革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仍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约束,让其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大的空间与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仍需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并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任务从要素层面、产业层面、宏观政策层面、制度层面落实。
从要素层面来看,劳动方面实施开放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同时精准扶贫,提升消费潜力及人力资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化解房地产库存,同时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以吸纳就业。从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来讲,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资本方面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丰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增强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及意愿。创新方面继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政策优惠等方面提升创新热情,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
从产业层面看,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培育新兴产业。化解产能过剩依靠“一带一路”、对非援建等战略消化,同时以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补偿、鼓励兼并重组、提高环保及能耗等技术标准、捆绑旧产业与新产业等方式合理化解。在“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的过程中以社会政策托底,妥善处理失业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则实施“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等战略,并积极促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相融合,同时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宏观政策上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亦即宏观政策要稳。财政政策从总量调控转变为结构调控,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阶段性提高政府赤字率,发挥财政政策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则保持稳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适宜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看,继续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降低制度型交易费用,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取消不合理税费,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减轻微观主体负担,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让政府从不应干预的领域退出,同时在产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两者政策措施存在的区别
比较两者的政策主张可以发现,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包含了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放宽对微观主体限制的内容。但即便是这些看似相同的政策主张也存在着区别。
从减税来看,供给学派关注降低边际税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税制改革。供给学派强调的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减免企业税,在美国来讲确实能降低有投资、储蓄能力人群的税收负担;但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比例只有7%~8%,降低个人所得税减负作用并不大。因此,我国主要是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企业减负并间接降低消费税水平。推进市场化进程方面,供给学派与同时代成为英国官方经济学的新奥地利学派有着同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因此供给学派秉持较为极端的反政府干预立场,其甚至要求政府以削减福利开支的方式退出经济领域;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引导产业升级、完善法规制度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从微观企业来看,供给学派的一系列放宽政府限制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措施实质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护条例来实现企业成本的降低;而我国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市场发育不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和制度型交易费用来实现企业减负。
另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关键,改革措施更加全面也更加完善。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再到创新、制度,都有多项国家战略推进实施,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性。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措施是减税,但在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方面缺乏相关措施提高要素有效供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发展新兴服务业以提升人力资本相反,供给学派甚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使得饱受高通胀、高失业率、经济发展停滞之苦的底层民众雪上加霜。
四、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新改革的目标指向不同
(一)供给学派重在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
供给学派一方面致力于扭转20 世纪70 年代末期的经济停滞以及高通胀、高失业率,另一方面也实践着继承了古典主义经济学精神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从供给学派的主要措施上,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看出,供给学派主要为富人带来福利。降低边际税率对于穷人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却可以极大地解放富人的负担,而且越富有的人所减少的负担越多。在供给学派看来,只有这些中上阶层的人才具有储蓄和投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这个制度的主要威胁是以累进税率征税(急剧上升的税率夺取较高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以致富有者拒绝拿钱去冒险”[4],“一个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量降低失业补助的福利水平。”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另一大措施就是减少政府赤字、平衡财政预算,而供给学派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大幅削减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一个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量降低失业补助的福利水平。”[4]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放宽对限制企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也与供给侧改革旨在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的下放行政审批权不同,其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保护条例来实现的。供给学派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通过劫贫济富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另外,滞涨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供给学派调整了供求关系,使得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供给学派并没有触及到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减税等提高有效供给的政策也并不能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因此,矛盾以其他形式更加激烈地爆发,美国20 世纪90 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本质上看,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推动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其终点运动。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15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也指出:“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着眼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回归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
虽然我国目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原来的禀赋优势逐渐丧失,要素成本全面上扬;另外,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经济规律,如目前产能过剩的现状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 万亿投资不无关系。因此,实现要素升级、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产业升级改造是为了未来经济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短期内继续维持高增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会让资源环境付出不可逆的惨重代价,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渐转变为现实,甚至引发动荡。因此,在改革中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意志,在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失业风险有可能增加,减税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使政府赤字率进一步上升,淘汰落后产能也会出现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问题与阵痛。但是只有经过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摘要：自从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许多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相提并论。虽然两者都是将重心转向供给端,即着力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政策措施在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从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政策主张、目标指向入手,揭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从而阐明供给学派并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供给学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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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第11篇
近来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被视为拯救经济不景气的一剂良药。传统经济学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较大，更注重需求端的管理，紧盯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并且把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经济学家林毅夫反对这种观点：“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高，一个必须要靠技术创新。你如果是消费做引导的话，今天吃了明天有什么？如果我以投资作为载体，我投资了以后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了，工资水平可以提高、消费当然可以增加。”
供给侧改革不得不提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针对70年代美国的十年滞胀和凯恩斯主义所下的一副猛药。凯恩斯主义是典型的需求端刺激，而供给学派侧重于供给端的改革和优化。古典的供给学派就是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只有有效供给才能创造财富，而财富创造出来之后需求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注意，我们现在的过剩产能不叫有效供给，而是无效供给，积压如山的钢铁、煤炭、水泥、鬼城，属于资源错配，不但不创造财富，反而毁灭财富。这就是目前经济萧条的根源。凯恩斯主义主张宽松货币和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需求，维持过剩产能。供给主义相反，实际就是休克疗法，主张出清过剩产能，破产僵尸企业，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革新提升效率，创造新需求。例如苹果毁灭了诺基亚，但新产品创造了更庞大的需求，更巨额的财富。这种创新，需要的不是政府的规划和扶植，而是减税、放松管制。
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供给主义，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下海经商都是在供给端增加有效供给，提高生产率，创造财富。朱镕基总理实际上也是供给主义，管住货币，加入WTO参与国际分工。本届政府初期的政策就是典型的供给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收紧货币，减税，出清过剩产能，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供给学派的范畴。
关于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大多数人活在感性的幻觉里，认为消费决定投资、需求决定供给。他们不懂得消费是根本不需要拉动的，消费是人的天性，所谓消费拉动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手段。你想买苹果手机，是政府刺激你消费的吗，是这个产品好，你自己勒紧裤腰带攒钱也要去消费，问题的关键不是你想不想消费苹果，而是有人能造出苹果！消费能力的真实提升需要的是有效供给的增长，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中国经济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如果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政府给民众大派红包，提高福利，刺激消费，不但无助于生产率的提升，反而导致劳动力懒惰，扩大政府赤字，刺激过剩的产能进一步过剩，因为消费消耗掉积压的库存会更刺激无效的生产的扩大而不是清盘。
因此，改革必须集中在供给端，才是正确的方向。这需要政府优化基础建设，提升人流、物流、信息流、能量流的输送效率。其次，放弃国企行政垄断，开放垄断部门，让资本自由竞争。保护私人资本和知识产权，刺激企业家精神。
但是供给侧改革不是在要供给端实施“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把说了十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产能规划、转型升级换个新马甲。例如房地产去库存，让农民市民化，但农民工哪有钱来接城市房地产的盘啊？而且房价越涨，反而越刺激房产商买地开工。再如对农民工买房实施财政补贴和政策贷款，那又回到了刺激需求的老路。美国次贷危机的回响犹在，其根源就是政府通过政策性贷款鼓励不具有购房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买房，次级贷款坏账导致金融风险集中爆发。
农业供给侧改革风正帆悬 第12篇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错配及透支利用等突出问题, 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显现。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抓住了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农产品供求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的跃升,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甘肃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省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 甘肃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又该从何处着手呢?
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意见》中描绘了全省推进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方向。“围绕人的需求进行生产, 使农产品供给数量更充足、品种质量更契合消费者需求。不断优化农产品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 积极推广农牧结合, 大力发展肉蛋奶、果菜菌等;大力发展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 调优品质, 培育品牌, 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的信任。”
甘肃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把握稳粮增效原则, 紧扣结构调整主线, 突出富民产业培育重点, 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着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省农牧厅厅长康国玺指出, 甘肃省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有四个目标:一是要提高全省农产品质量, 发展绿色、高效、优质、环保的农产品, 庆阳苹果、甘南牦牛肉、兰州高原夏菜等特色农产品, 市场价格在2015年后季及今年初都非常高, 说明只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 是不愁卖不出好价钱的。二是要把甘肃特色优质农产品宣传出去。地处西北的甘肃, 生态环境洁净, 几乎没有化工污染、重金属污染等, 甘肃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要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三是要注重建立甘肃农产品的外销平台, 大力发展“互联网+”, 让地处深山老林里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走向全省、全国, 走出国门。四是要保证农产品的品牌, 着力强化全过程监管, 建立健全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保护好优质农产品的精品牌子。
政策篇向绿色产品要效益
关键词之:改革势在必行
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我们知道, 经济有“三驾马车”, 即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可以说是经济的“需求侧”, 而与之对应的就是“供给侧”。以前提到经济增长, 条件反射就是要扩大需求、刺激消费, 现在要换一种新思路、新方法, 就是供给侧改革。这就好比过去我们致力于让更多人来买蛋糕, 现在则要努力把蛋糕做好、做精致, 这样自然不愁没人买蛋糕了。
什么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整, 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 包括质量和数量, 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实现产地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 如在粮食生产上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农事生产还受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国内外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严重, 国内过高的粮食生产成本在海外不具备竞争优势, 增产越多亏损越多。因此, 农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这些“病根”主要出在我国农业结构和农业政策上。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深入农业领域, 就要调整农业结构以提高农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增强农业资源在市场中的配置, 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破解中国农业发展困境。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调整、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要方向为“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扭转粮食安全对产量、数量的片面强调, 转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具体来说, 去库存, 就是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 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降成本, 就是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途径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补短板, 就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 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关键词之:粮食生产不放松
近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农办副主任韩俊就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 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持续稳定增长。2015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422元, 和去年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比, 高了0.7个百分点。自2009年以来, 农民收入增幅已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009年的3.33缩小到去年的2.73。从收入结构看, 农民的家庭经营和工资性收入是最主要来源,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分别占39.4%和40.3%。2015年, 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绝对额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
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当前农民增收也存在一些新问题。一方面粮食价格低迷, 国家难以继续提高粮食政策性收购价格, 另一方面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2015年, 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仅比上年增长0.4%, 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增幅最小的一次。农民增收这两个主要动因都在减弱, 下一步怎么增加农民收入, 是我们必须破解的难题。
当前要突出抓好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六项重点任务。调整优化农业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和区域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特别是要提高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任度。
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不是说粮食不重要了, 还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的生产能力。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真正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
近日, 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强调以结构性改革强农惠农。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家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 推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
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品质低下、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 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需求存在明显的脱节。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屡屡牵动社会的神经。近年来, 大量国人在国外抢购奶粉, 以及水果、大米等农产品大规模进入中国, 与国内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不无关联。
国外的农产品大行其道, 而国内的农产品则屡陷价格践踏, 价格伤农事件频出, 甚至出现“奶农倒奶”等极端情况。表面上看, 这是农产品过剩导致的结果, 或者农产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 实际上病根却在供给端:农民提供的农产品都是中低端农产品, 一方面这类产品的消费需求日益萎缩, 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形成了同质化恶性竞争。
农业领域面临的这种情况, 与当前我国制造业、服务业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 都是供应侧出现了结构性问题, 中低端产品过剩, 高精端产品稀缺。要扭转目前的这种情况, 都需要在供应侧进行改革, 将目前对中低端一般性产品的过度生产, 逐步向高精端特殊性产品的生产过渡。
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也将改善我国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 缓解土地污染程度。过去, 人们为了片面地追求产量,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 导致土地和水质污染严重, 并且这种污染具有长期的破坏性, 随着农产品的供给侧向生态、绿色转变, 必将大大减少农药和化肥的利用, 从而改善土地的污染程度, 提高土地生产的可持续性。
眼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热词, 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更多地停留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经济攸关领域,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提出“以结构性改革惠农强农”, 说明中央已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光延伸到农业领域, 并将其当作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重要举措。
案例篇多管齐下谋发展
关键词之:经贸合作
近日, 哈萨克斯坦独联体及国际农产品贸易公司和哈萨克斯坦独联体及国际物流公司总裁一行在我省河西地区设施农业、果蔬种植技术及武威保税物流中心等地进行了为期7天的商务考察, 其后, 考察组专程与省商务厅就扩大甘肃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规模, 推动“甘肃阿拉木图农业产业园”项目合作, 加快中欧货运兰州集装箱编组枢纽建设进程, 延伸双方合作领域等议题进行了会谈, 并举行了哈萨克斯坦独联体及国际农产品贸易公司与张掖市泽源农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农产品销售种植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该项目的签约是继兰州瑞达公司与哈方企业合资在阿拉木图顺利建成“甘肃省特色农产品阿拉木图集散中心”项目并正式运营之后, 又一个在农业领域开展的务实合作项目, 标志着甘肃与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取得了新进展。此次签约的“农产品销售种植合作”项目, 合作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 农产品贸易合作, 中方负责每年向哈方企业供应不少于5万吨 (约1.5亿元人民币) 的甘肃省农产品货源, 哈方企业负责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通关保障及市场销售。农业种植合作, 中方提供种子、种植技术、农业设施、劳务等, 哈方负责提供土地。双方联合建设甘肃农产品哈萨克斯坦农贸市场。哈方提供建设用地100亩, 总投资1 500万美元, 中方占股51%, 哈方49%。
关键词之:两大涉农银行联手发力
在刚刚结束的甘肃省“两会”上,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这也是甘肃省今后一段时期要做好的大事。乘着“两会”春风, 农行甘肃省分行与农发行甘肃省分行近日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为甘肃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油助力, 为甘肃经济社会特别是“三农”发展提供金融动力。
为支持甘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行甘肃分行和农发行甘肃分行提出:将在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城镇棚户区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化、种养殖基地建设、农村土地整治、资源开发、水利建设、偏远地区农村公路建设等相关领域, 开展银团贷款业务合作。同时, 双方将有效整合金融产品、业务管理、渠道网络及信息科技等方面的优势, 促进资源互补, 开展包括农户贷款、“四融”平台、账户贵金属等在内的各项业务合作。
在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方面, 双方将加强项目推荐、资金支持、支付结算、信息共享等方面合作, 并向成熟涉农项目提供包括贷款、股权投资、结构化融资、融资租赁、并购整合、重组上市等多项服务。在此基础上, 农行将对农发行支持的产业链下游农户, 提供包含致富小康贷、致富产业贷、双联惠农贷、精准扶贫贷在内的多种融资方式, 支持下游农户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同时, 带动壮大龙头企业规模, 帮助企业走出去, 共同打造产业片带发展格局。农行还将发挥已搭建成型的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惠农服务网络, 借助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惠农服务点、“四融”平台“四位一体”服务“三农”渠道, 为农发行推荐支持的企业、项目实施单位、农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
关键词之:岷县当归
2011年3月《南方周末》刊发“硫磺当归”的报道让这个“中国当归第一县”很被动, 自那时之后, 当地硫熏问题开始被重视, 问题也在倒逼技术的进步。“无硫当归”成药商推广市场的招牌, 他们开始不强调卖相, 而是道地、绿色、安全。当地政府也通过“合作社”等方式从源头保证当归质量, 为道地药材打造专属“身份证”。岷县所在的甘肃定西市科技部门引进中药材气调贮存等养护技术, 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医业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事实上, 这类中药生产技术的问题也造成国产中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 大量国人海淘“洋中药”。去年春节期间“访日中国人爱购商品”中, 药品稳坐第一把交椅。其中国人购买的汉方药, 恰是我国的中药。相比国内, 日韩等国的制药工艺更胜一筹, 在提取纯度、农药残留度控制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这些现象背后, 反映的是国人对优质中药产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居民消费需求正在转变、升级, 而过去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已不适应变化的需求, 无效供给过多, 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药大省甘肃也势在必行。
2015年, 甘肃省出台了《岷县当归道地药材标准》, 明确了“岷归”的质量要求、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储藏等。同年“, 岷县当归”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个获得原产地标记认证的农产品。提升品质与品牌的过程中“, 岷县当归”也借助电商平台实现从“生产基地”到“客户餐桌”的跨越, 售价进一步降低, 但药农的收入却逐年提高。笔者刚刚打开淘宝网搜索“岷县当归”, 几乎每位商家都注明“无硫当归”“、无硫丑当归”。而在5年前, 无硫当归还价低一等、销路不畅。
展望篇无限风光在险峰
关键词之:四大目标
省农牧厅厅长康国玺指出, 王三运书记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深入阐释, 科学务实, 内涵丰富。就我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 如何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将达到怎样的目标?给全省农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
甘肃农业供给侧改革要聚焦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这个核心, 把握稳粮增效这个原则, 紧扣结构调整这条主线, 突出富民产业培育这个重点, 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着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努力做好农业供给侧改革。一是要提高全省农产品质量, 发展绿色、高效、优质、环保的农产品, 庆阳苹果、甘南牦牛肉、兰州高原夏菜等特色农产品, 市场价格在2015年后季及今年初都非常高, 说明只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 是不愁卖不出好价钱的。二是要把甘肃特色优质农产品宣传出去。地处西北的甘肃, 生态环境洁净, 几乎没有化工污染、重金属污染等, 甘肃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要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三是要注重建立甘肃农产品的外销平台, 大力发展“互联网+”, 让地处深山老林里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走向全省、全国, 走出国门。四是要保证农产品的品牌, 着力强化全过程监管, 建立健全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保护好优质农产品的精品牌子。
关键词之: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也被各地纳入“十三五”规划建议重点, 去年下半年, 国家连发三份政策文件, 加码农村电商, 基本奠定了农业电商的发展思路。各地也将农村电商纳入“十三五”规划建议重点。在农村三产融合的背景下, 电子商务可作为耦合多方的纽带, 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 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推广;在民俗产品、乡村旅游等市场, 以电子商务大数据为引导促进发展。
去年10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在五年内投入1400亿元完善农村宽带电信服务, 使宽带覆盖98%的行政村。在之后出台的《意见》中也涉及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宽带普及, 这些将有效加强农村薄弱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 农业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铺开也将促进农村落后生产力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天津市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 要促进农业功能向二三产业拓展, 推进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全过程应用, 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等新型业态。加大科技兴农力度,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和生物农业, 培育壮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关键词之:集团化发展
去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出台, 标志着农垦改革大幕正式拉开。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在近期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以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为主线, 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农垦改革具体措施包括了推进垦区集团化, 整建制转换体制机制, 建设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改革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 坚持社企分开改革方向;创新农业经营管理体制, 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劳动用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创新土地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