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继承

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继承（精选6篇）

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继承 第1篇

当代流行歌曲的歌词, 不少直接挪用了古典文学中的长句, 甚至是整段行文。例如, 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就是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谱写而成的。此外, 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相见欢》《乌夜啼》, 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柳永的《雨霖铃》、范仲淹的《苏幕遮》、欧阳修的《生查子》和李之仪的《卜算子》, 这些基本上都是根据原词重新谱曲而成, 还有流行歌曲的歌词取材于词曲, 又多多少少的摘取出里面的句子, 把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形成一首歌曲。例如, 粤语歌曲《剑合钗圆帝女花》取材于越剧《帝女花》;《在梅边》故事出自《牡丹亭》;陶喆的《Susan说》改编自京剧苏三起解的流水快板。2007年卡奇社组合发布的新专辑《日光倾城》中, 有一首名为《游园惊梦》的歌曲。其歌词基本来自于同名昆曲《游园惊梦》。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感受一下其中的“暧昧”关系。

原来是姹紫嫣红, 氤氲朦胧, 如沐春风, 分明是良辰美景, 在我口中, 一说成空。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卷, 烟波画船, 满园春色关不住, 冥冥之中, 却随去路中。剪不断, 理还乱, 闷无端。宿妆残, 似这般都付奈何天。 (卡奇社)

(绕地游) 晓来望断梅关, 素装残, 剪不断, 理还乱, 闷无端。

(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断井颓桓,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卷, 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 烟波画船…… (昆曲)

流行歌曲歌词对古典文学的“借鉴”大体类此,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借鉴”的局限, 即所有的新意基本上都只能体现在谱曲和演唱上, 歌词本身并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另外, 这些对原词、原曲翻新的的流行歌曲歌词另一个特点在于其一般源于比较著名的词曲, 能欣赏这些歌曲的人们基本上对原词曲有一定程度的知晓, 这就使得人们会将听到的歌词等同于原词曲, 而如果歌词改动较小或在人们不十分熟悉的地方改动, 听者就会理所当然的信以为真, 尤其是对“不求甚解”的青少年来说。此外, 流行歌曲歌词中对古典文学中某些专用词汇还存在着“偷换概念”的歪解, 我们可以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如腾格尔的《桃花源》, 歌词如下:

陶渊明, 在晋朝, 写了桃花源, 名扬千百年……桃花源里美人多, 来了一个武陵人, 桃花源里撞上了桃花运……一个打渔的这么有福气……

稍微对陶渊明有些了解或看过《桃花源记》的人都会对这段歌词感到莫名其妙。首先陶渊明名扬千百年的原因绝非写了一篇《桃花源记》, 而是其哲学观点和人格魅力;其次, 桃花源和桃花运是绝对不相关的两个概念, 不能因为都有“桃花”就混为一谈, 再加上“一个打渔的这么有福气”一句, 作词者真的想把桃花源变成一个类似于青楼瓦舍的代名词。笔者认为, 作为一个大众歌手、作词家面向的听众不计其数, 其中文化水平自然参差不齐, 这样不负责任的混淆概念势必会造成一部分听众将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误当做“游冶之处”。

袁行霈指出:“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 从一个侧面来说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属于诗歌的范畴。流行歌曲又称为通俗歌曲,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目的性在于娱乐和欣赏, 而很少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仔细区分的话, 从1978年之后产生的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 (都有古典文学回归趋向的) 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如“涛声依旧三部曲”《中华民谣》《沧海一声笑》等。如果将这些作品和当今的向古典文学回归的流行的歌曲歌词如《龙拳》《昆明湖》《咏春》等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一个明显趋势, 那就是歌词越来越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 以至于到达几乎看不懂的程度, 尤其是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歌手, 演唱的声音越发难以听清, 那么既然歌词难以晓畅, 声音又难以明晰, 这些流行歌曲怎样变得“流行”起来呢?除了靠众多乐器产生的复杂旋律外, 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对古典文学意象的堆积以求创造出含蓄、幽深和辽远的审美意境。笔者认为, 当下的流行歌曲歌词本身能够体现出意欲创造审美意境的目的, 其对意象挪用的根本意图也在于此。像周杰伦的歌曲《东风破》《青花瓷》《发如雪》, 胡彦斌的《蝴蝶》, 后弦的《昆明湖》《桥段》等。众多分析者在评论这些歌曲的时候已经涉及到对其创造意境的赏析。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流行歌曲歌词创造的意境, 仍然是靠着不同意象的各自含义拼凑在一起的, 所以整个意境是支离破碎、缺乏连续性的。如胡彦斌的《蝴蝶》:

两厢情愿的幸福, 有什么错误, 蛮不讲理的隔阻, 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 有情人不能眷属……为爱付出, 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到一个自由的国度, 哪怕仅仅是一棵树……还不如与蜘蛛为伍……梁祝一曲流传千古……

既然词尾提到了“梁祝”, 那么这种名为《蝴蝶》的歌曲应该也是以抒发恋人迫于门第而不能终成眷属的痛苦, 最后通过化蝶的方式得以团圆。但实际上仔细分析的话, 这首歌词传达意思似乎只有一个人化蝶, 而且化蝶之后就失去了对爱情的执着, 而变成了对归隐赞美, 尤其是“到一个自由的国度, 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不如与蜘蛛为伍”这几句, 典型的希望营造一个出世的气氛。如果说这首歌曲有“隐逸”这一意境的倪端, 那么由“梁祝”结合“化蝶“的意象就变得画蛇添足。这首《蝴蝶》至少有意可寻,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弦的《昆明湖》:

放春周游忘三千里, 昆明送湖见面雨, 错当苏堤轻影瘦湖边投张绿, 新撕小翠绸缎衣……辗转昆明客暖旁席, 斯文同窗普洱语, 不知所云冷暖互探过两三句, 寒暄偶尔有人应缘起丹青久违生趣, 挑灯共勉为半题月也妒忌针线再问问过桥女绣花愿落谁家绿……

这首歌曲的歌词最能体现意象拼凑的特点, 全部歌词都是由一些基本不相关、却又带有古典气息的词汇拼成, 比如苏堤、瘦湖、绸缎衣、丹青、绣花等等。如果再加上歌曲的旋律, 伴以古筝、扬琴甚至曼陀铃的灵动, 夹杂着淅淅沥沥的雨声, 歌曲确实想要传达出一种空灵、梦幻的意境。但实际上, 这种意境受歌曲的引导, 而实现于听众的自我想象, 这也是其意象拼接所造成的效果。总的来说我们并不能从它的歌词里得到任何连贯的意义, 歌词只是起到一个制造氛围的作用, 如果它真的有了意境的端倪, 也只能是模糊的、破碎的。

当今流行歌曲歌词在延续古典文学主题内容上第一个特点是, 爱情主题占有绝对数量的优势;第二个特点是, 飘逸神隐主题略有兴发。对于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安定、交通便利环境中的年轻人来说, 边塞征战、写景抒情、咏物言志、即时感怀类的文学似乎都不能使他们感兴趣, 惟独只有苦情闺怨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这也就使得爱情元素在当今流行歌曲中泛滥成灾。

当代流行歌曲歌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根本来讲还是因为流行歌曲是一种追求新颖、脱俗和利益的商业活动, 其对古典文学的借鉴终究也只是对自我的一种商业包装, 在唤起人们对古典文学好感的同时又注入一种“陌生感”, 而这种陌生感恰恰是接受者对古典知识的“似曾相识”的模糊地带, 很容易被不正确的歌词误导, 而作词者也鲜有抱着对听众负责的态度去创作, 最终流行歌曲歌词也只能落得一个拾人牙慧的下场。

摘要：流行歌曲歌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归是有目共睹的, 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片面继承, 本文将在三个方面, 即流行歌曲歌词对古典意象的歪曲、拼凑古典意象以求造境和古典文学主题内容方面的片面延续来说明。词作者不能抱着对听众负责的态度去创作, 只能落得一个拾人牙慧的下场。

关键词：歌词,古典文学,意境,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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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金平.流行歌曲歌词创作源泉——古典诗词[J].大学时代, 2006 (8) .

[3]杨胜兴, 刘振伟.论流行歌曲用古典诗词意象造境现象[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5) :68-70.

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继承 第2篇

1、你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一些文学作品？

A、没时间；B、1小时；C、2小时；D、2小时以上

2、你看过中国四大名著中的几本？ A、无；B、1本；C、2本；D、2本以上

3、你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渔夫老人有什么看法？

A、认为他的精神值得学习；B、没读过，不了解；C、认为他很傻；D、读过了，没感觉

4、你能说出几部文学作品的作者与书名？（不要求看过）A、无；B、5本以上；C、10本以内；D、10本以上

5、你有要阅读优秀文学作品的想法吗？

A、很想读，但是找不到好的；B、以前想过，但没有行动；C、想以后再看；D、不想

6、在大学四年里，你打算读几本优秀的文学作品？ A、不想读；B、4本以内；C、8本以内；D、尽量多

7、目前，你已经读过的文学作品的数目是？ A、无，B、1本，C、2本，D、2本以上

8、你对现当代的文学精神了解多少？

A、很了解；B、大概知道；C、了解一些；D、不了解

9、你理解文学的概念吗？

A、不理解；B、一般；C、很了解；

10、你认为现当代大学生还有读优秀文学作品的必要吗？ A、很有必要；B、稍有必要；C、不必要

11、你能听到周围的朋友谈论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吗？ A、经常；B、偶尔，C、从没有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第3篇

[摘要]“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周文；文艺大众化；继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104-04

近年来，随着周文研究的日渐深入，周文与文艺大众化这一论题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其中，既有对周文推进文艺大众化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又有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周文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重要的开拓者与组织者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得以逐步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1930年春天提出来的”，但大众化思潮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潮流。因而从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来论述周文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周文“大众化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思潮

受近现代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隐含着大众化的指向。在晚清的政治危局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时的大多数下层民众却又毫无基本的文化素质，因而如何使普通大众认清自身的救国之责，就成为摆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面前的首要难题。那么怎样才能通向一条快捷的启蒙之路呢?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把目光投向了小说。康有为在考察了上海书店的销售情况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民众的方法后，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小说，“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号召小说改良，更发扬光大了康有为的思想。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极富鼓动性地在开篇第一句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原因在于他看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这种原来为士大夫不耻的末技、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文体上进行了逐步的更新，力求为大众所能读，为大众所乐读。最有成就的要算以“新文体”而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从创办《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这10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报刊文章。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号称为“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被誉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并为梁启超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一时模仿者蜂拥而起。

不过，尽管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种文艺大众化与其说是一种有纲领有目标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正如胡适所说，这些作为提倡者的“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这样，在这些士大夫的意识深处就把社会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文艺大众化的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系统总结“五四”新文学时，就明白说：“简单的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周文在1930年代以后参加的文艺大众化应该属于大众化思潮的第三阶段。这一次不仅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与方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宽广正如周文在《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中的总结一样：“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这一切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整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二、周文对“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继承与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新篇章的“五四”文学却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反面而受到激烈的批判。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把“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瞿秋白也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一再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说“五四”新文学“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因而认定所谓“五四”以来的“新式白话”以及新文学是—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不过，仔细比较“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与左翼文学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者并没有如论争中表现的那样势不两立。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有关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关系在周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一)文学要面向大众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为《申报》创刊50年而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在50年之中的发展。在细致梳理了19世纪末古文范围内的革新运动之后，他指出，无论严复、林纾还是章炳麟、梁启超，他们虽然努力革新古文，不再一味拟古载道，使其在表情达意方面有所突破，但因为形式和语言的限制，这些革新的古文仍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

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实际上，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认定“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后来他就明白主张：“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文学能为普通大众所理解。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里，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断定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宗”。胡适的这一观点与陈独秀正好一拍即合。阅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马上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作为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声援，同时也是对胡适文学改良思想的深化与补充。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要建立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时期，他们还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口号，也都是要求文学要面向大众，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人生。

在这方面，周文的主张其实是与他们相通的。他认为，“文艺是推动社会的东西，不是为少数人享乐的玩具”。1932年，在《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中，周文更是明确指出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创作为大众所懂得的文艺”。在“文学为什么人这一原则问题上，周文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相当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周文不仅倡导大众写作，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为大众写作，故又被称为大众之子。在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之后，周文积极响应号召，进行文学名著的改编工作。1933年3月，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将由鲁迅翻译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改编成缩写通俗本；5月，他又将由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铁流》也改编为缩写通俗本。《毁灭》与《铁流》出版后，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使他成为享有盛誉的大众化作家。1940年，周文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更是致力于大众文学的普及。主办《边区大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从书》等书籍。《边区大众报》后由毛泽东提议改名为《边区群众报》，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色，成为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毛泽东对《边区群众报》十分赞赏，曾以《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并曾亲笔致信周文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二)文学要用“活”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五四”文学革命首先就是在文学语言这一问题上找到的突破口。在文学语言的问题上，文字的“死活”问题是“五四”文学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也有相当多的论述。胡适说：“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坐轿”、“戴帽”是活语，“乘舆”、“加冠束帻”则是死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谓的“活语”指的实际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语言，而“死语”则是生活中早已废弃不用的语言。而“从胡适论说文字死活的杂多文献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他衡量文字死活的两大特性：1.能否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2.能否在现代人中有广泛的可交流性。能则是活文字，不能则是死文字。”实际上，胡适也就是在强调，只有大家能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字才是活文字，否则就是死文字。而所谓“听得懂”，明显是以大众为标准。以此为标准，胡适才提出了文言是死的，而白话是活的这—观点。对于胡适的主张，陈独秀深表赞同：“余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钱玄同对此也深有同感，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倾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白话文学由此得以展开，影响迅速扩大。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出版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到1920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这样持重的大杂志，也都开始采用白话文。借助白话文运动的帮助，新文化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新青年》也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思想的先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周文也同样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他说：“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在《大众化的写作问题》一文中，对于文学创作的语言，周文提出了“通俗、提高、清洗、发展”四个原则。

第一是通俗，就是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但是在具体运用方面，周文又审慎地提出要辩证地对待群众语言。他清醒地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农民的语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许多是非常落后的，甚至带了浓厚毒素的。”因此，对于这样的语言，“只有在文章当中对于这些字眼的意思进行批判的时候，才批判地用，或者是在文学作品里面，为了生动地表现某种人物的口语，万不得已非用不可的时候，也要批判地用，使读者一看就知道那些字眼的错误。”同时，周文也没有忽视“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些语言，有许多确实非常精彩的词儿和谚语”，“虽然这些句子有点文言文气味，但是他是在群众口头上活着的语言，是种炼话，很精彩，有值得我们采用的价值。”由此可见，与胡适一样，周文也认为，只有应用中的语言才是“活的”，文学就是要使用这种“活”的语言，普通群众才能看得懂。

第二是提高。因为有着深厚的群众生活经验，周文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组织是很差的，表现一种概念，常常不大精确。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范围太小，也太落后，他们所用的语言也就太少”，而且“在现代社会，新的事物一天一天-地加多，群众的语言是绝对不够用的”。有鉴于这种情况，周文提出，在使用群众熟悉语言的基础上，也要适量使用一些现代外来语，有些方言土语尽量地用普通话来代替，以丰富群众的语言。而且“采用群众的口语，应该要加工，把那些繁冗的模糊的给它去掉，给以精密的组织。”

第三是清洗。因为我们中国有古代的文言，有梁启超式的新文言，有“五四”以来的欧化白话，还有旧式的白话。一些致力于大众化的作者免不了受这种芜杂语言的影响，在他

们编定的大众读物中，文白夹杂，使用了许多早已经“不活在人吐上”“死去的字眼”。因此，周文提出，“大众化工作者，对于文言、旧白话的某些死了的字眼，应该有意识的来一个清洗运动，在写文章的时候，竭力用现代普通话来代替，用现代我们中国人口头上活着的话来代替。”

第四是发展。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古代汉语以单音字为主，一个字一个音节，表示一个独立的意思。但是到了现代，多音节字越来越多，由单字变成词。但在一些大众读物中，有些作者没有注意，仍然多用一些单字。周文非常重视这种现象，认为“这都是文言的遗毒和方块字的关系在那里作怪，这表明一方面我们的文字还有脱离口语的现象，另—方面也就表明我们无意间还在妨碍语言的发展。”

这四条原则互相关联，既照顾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又考虑到语言的长远发展，在1940年代那种紧张的斗争之中，能有如此深入细致的思考，确实证明了周文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长远的眼光。

(三)公文改革

经过“五四”诸贤的努力，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但白话文运动对政界的触动却到此止步。以后政府的通电、文告等各种公文仍然讲究骈四俪六，使用普通大众都看不懂的骈体文。胡适等人一直期望能有一届政府出来明令改革公文，使白话文运动获得彻底成功，但始终未能如愿，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未加理会，后来新起的国民党也当作了耳旁风。

胡适没有料到，自己仔仔以求的这个目标会在延安实现，而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周文。在延安整风前，周文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关于公文改革的想法：“现在的一些文章有太多的文言文，老百姓看不懂。有一些文章带着封建迷信色彩，应该摒弃。公文的写法也要改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在延安文艺整风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文撰写了《谈谈公文改革》，在《解放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所用公文形式的

4.特点，就是“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形式主义的”，因而“大体上是封建时代遗留的”。然后，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公文所应具有的三个特点，也就是“民主的”、“大众的”与“科学的”。最后他指出，贿彻底地改革公文，才能“使我们政府机关里面的许多工作人员彻底从公文里面解放出来，使大家真正去对付工作，不是去对付公文”，才能“推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更加开展”，才能“真正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大的地盘”。在这一精神指导下，1941年12月，周文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规定了新公文的类别与形式。草稿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正式通过，开始使用，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周文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而且他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竟的事业。但1930年代是个红色年代，是个走出书斋走进广场的斗争时代。在这种时代氛围影响之下，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也有与“五四”不尽一致的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对文艺功利性的强调。与其他一些左翼文学家一样，周文不仅认为文艺应该面向大众，而且赋予了文艺以教育大众、推动革命的任务。如他认为，“我们的新文学是为了唤醒大众，教育大众，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大众的解放服务的。”“创作不是为了刨作而创作，不是仅仅为了爪人的爱好而创作，而是为了反映时代，进行改造社会的战斗而创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有着明显功利性的文艺大众化对于发动大众，争取全民族的解放，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它无疑是把双刃剑，当文艺的目的被强化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时，文艺就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因而戕害了它作为艺术的本性，这也就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文艺大众化的一个缺陷。特别是建国以后进入和平年代，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但可惜的是，周文未能就这个课题展开深入思考，在建国初年就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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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G]//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98：9

[7]李忠全、论周文艺大众化的特殊贡献——兼论周文与《大众习作》[M]//论周文、北京：《理论》导刊编辑部，1998：141.

[8]陈金淦、胡适研究资料文集[G]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142

[9]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陈独秀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J].新青年，第2卷第5号

[11]陈独秀与胡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32

[1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25.

[13]大众化的写作问题[M]//周文论文艺大众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11.

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继承 第4篇

从语言修辞上来看, 修辞手法的活用给杜诗平添新鲜清丽之感, 俗语雅言交错相间便在“清丽”风格中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杜甫在创作中的“清词丽句”主要体现在词句华美新鲜活泼, 修辞手法丰富, 运用俗语, 却又以雅破俗。《郑驸马宅宴洞中》有云:“春酒杯浓琥珀薄, 冰浆碗碧玛瑙寒。”意象迭加营造出秾丽华重的感觉, 并运用倒装, 错乱语序, 新鲜而又绮丽。又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中著名的写景句:“绿垂风折笋, 红绽雨肥梅。”, 把形容词“绿”“红”提前到句首, 形容词名词化, 提前后的诗句给人以鲜明的色彩感, 突出强调了色彩给人的视觉差, 清新可爱。同样的诗句还有很多, 如“青惜峰峦过, 黄知橘柚来。”“红入桃花嫩, 青归柳叶新。”清丽词句融入生命的气息, 显得生机勃勃, 尤其是表示色彩的词语活用, 使得感官更加精妙, 杜诗新鲜活泼的一面是对继承前代“清丽“风格的最好注解。

宋张戒《岁寒堂诗画》云:“世徒见子美诗之粗俗, 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 非粗俗, 乃高古之极也。”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 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 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 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 狐狸奈若何!”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杜诗有用俗字而反趣者, 如鹅儿、雁儿, 本谚语也, 一经韵手点染, 便成佳句。”又如:“枣熟从人打, 葵荒欲自锄”“家家养乌鬼, 顿顿食黄鱼。”王直方《王直方诗画》:“……盖谓诗贵圆熟也。然圆熟多失之平易, 老硬多失之干枯。”杜甫的语言风格恰好介于两者之间。不像六朝诗人那般过于婉转流丽, 而是亦雅亦俗, 更加贴近生活, 并打破常规, 丰富了表现手法, 深厚的语言功力与浑融的风格相得益彰。

内容方面, 晋宋以来, 出现了大量表现日常闲居生活的诗作, 日常闲情, 琐细情趣被广泛写入诗中, 然而他们的日常生活题材主要集中在吟风弄月上, 缺乏与现实的深刻关联与反思, 气势卑琐, 当然, 这并非说应全盘否定表现日常生活内容的诗, 而是他们所抒发的情思不离“怨思抑扬”主题, 少了锋芒气势与家国情怀。杜甫并没有停留在齐梁诗人偏于“丽”的书写对象上, 突破了狎池苑、吟风月等狭小主题上, 而是开拓诗境, 将诗歌主题与国家百姓命运相结合, 杜甫的诗被誉之为“诗史”, 是一部饱经历史沧桑唐代历史, “一生只在儒家境内”的信仰, 忧时伤世的家国情怀, 使得他的诗读起来有一种激荡的悲剧感。“邦以民为本”“请哀疮痍深”“恻隐诛求情, 固应贤愚异。烈士恶苟得, 俊杰思自致。赠子《猛虎行》, 出郊载酸鼻。”, 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审美特质上, “凌云健笔”与“清词丽句”并行不悖, 自古以来“欢愉之辞难工 , 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而杜甫的诗作却不仅声韵、辞藻、风骨兼美, 更能达到六朝文人所不及“意之精密, 法之变化, 句之沉雄, 字之蒸练, 气之浩瀚, 神之摇曳”的地方。《秋兴八首》“香稻啄余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 仙侣同舟晚更移”与结尾“白头吟苦低垂”两相对照, 寥寥数言便勾勒出一幅山河破碎、身世凋零的残景。典型的还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 前半部分以恢弘壮丽之笔追溯了唐王朝鼎盛时曹霸画作之凌厉气势, 后半部分笔势急转, “即今漂泊干戈际, 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白眼, 时尚未有如公贫。”大辉煌与大悲伤都经历过, 极盛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唐王朝的一个缩影, 两相对比, 在审美体验上产生的落差深化了诗歌的感染力, 健笔悲句与华词丽句交织在一起, 将杜甫诗歌的审美特质推向了新的领域。

冯班云:“千古会看齐梁诗, 莫如杜老。晓得他好处, 又晓得他短处。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话。” (《钝吟杂录》卷四) 杜甫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作为一个从盛唐过渡到中唐的跨时代的诗人, 杜甫在对六朝诗的借鉴不单单是将前人字句的融会到自己的创作中, 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 对六朝“清丽”诗风的继承与突破。

摘要：前人论杜, 多认为杜甫诗作有“集大成”之特点, 转益多师是杜甫的一个重要创作方法, 杜甫对于魏晋六朝文学中“绮丽”的特点有一个继承和突破的过程, 在修辞手法、内容、审美特质方面不仅批判继承了六朝文学中的“清词丽句”, 更以其深厚的创作功力、时代的悲剧主题、个人生命体验突破了六朝文学中单纯的“绮丽”, 融汇了更广阔了内容, 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杜甫,魏晋六朝,清词丽句,继承与突破

参考文献

[1] (宋)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

[2] (梁) 沈约:《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 (清)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 (清) 仇兆鳌:《杜诗详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 (清)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6]萧涤非:《杜甫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7]陈贻焮:《杜甫评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继承 第5篇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风格独特,正如王长荣在《现代美国小说史》中指出[1]:“他的许多短篇作品有一气呵成之美。故事叙述得引人入胜。他勇于创新,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互为补充。”《干旱的九月》是其短篇佳作,福克纳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哥特手法,在场景的描绘、故事情节的设置、恶魔式人物塑造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哥特式特征,展示人性的黑暗与罪恶,同时进行道德探索和社会批判。

二、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18世纪后期的《奥特朗托城堡》使哥特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确立,其通常以阴森恐怖的环境描写烘托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主人公大多为性格孤傲怪异的叛逆式边缘人物;通过凶杀、暴力等主题来揭示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罪恶[2]。从此,许多作家开始使用哥特手法进行创作,形成别具一格的哥特文学传统。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3],哥特小说正好迎合这种要求。它激起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并通过凶杀、暴力等故事情节使自己的怜悯恐惧之情得到宣泄,获得极大的情感满足和精神愉悦。《干旱的九月》利用对南方文化中道德观念及歧视的深刻理解,运用哥特手法使小说充满悬念,情节神秘曲折,气氛压抑恐怖,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镇居民的狭隘、歧视和势利。

三、《干旱的九月》中的哥特传统

《干旱的九月》讲诉了小镇上的一起谋杀事件,以麦克莱顿为首的一帮白人听到白人小姐明妮遭人强暴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认定是镇上造冰厂的守夜人威尔干的,杀害了无辜的黑人威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荒诞残暴的谋杀事件,刻画了无事生非产生的罪恶,揭示了当时南方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

1. 哥特式场景描写

《干旱的九月》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强烈的哥特氛围中,“已经整整六十二天未降甘霖,在这个九月的血色黄昏中,有件事烈火燎原般地迅速传播开来。”[4]怪诞反常的天气营造出一种阴郁、恐怖、神秘的气氛,使读者感受到气候的压抑,为明妮小姐这一扭曲的人物形象的出场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这种天气让人焦躁不安,丧失理智;事实上,反常、焦躁也是小镇人们哥特式心态的外化体现。人们心中好似憋着一股莫名的郁闷想要发泄出来,而这些情绪的突破口就是这则谣言。黑人威尔成了白人们的发泄对象。“纱门在他们身后猛地碰上又弹开,停滞死寂的空气里回荡着纱门的撞击声。”[4]此场景弥漫着死亡和恐怖的气息。

而后福克纳描写了漫天风沙、空气污浊的场景。“路灯稀稀落落,在死气沉沉的半空中射出冷酷而又灼目的光芒;”“白日消逝在遮天的尘土中,在昏暗的广场上空,筋疲力尽的尘土笼罩着一切;”“顿时,无声无息的黑暗压下来。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只听见自己的肺在两个多月干旱的尘土中寻找空气的喘息声;”[4]这些场景间接表现出明妮小姐因干旱焦躁而变态扭曲的心理。这段话中包含的黯淡冷漠的月亮、遮天蔽月的尘埃、令人窒息的空气、沉寂的黑夜等一系列景象在小说里反复再现,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社会的阴暗面和不祥的征兆。

2. 哥特式故事情节

传统的哥特小说大多都以凶杀、复仇等为故事情节,从而使整个小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制造恐怖气氛。福克纳借助哥特手法,目的不在于以血腥恐怖场景吸引读者,而是进行社会批判和道德探索。

《干旱的九月》就是这样一个哥特式故事。“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似乎人人都感觉到袭击,遭到凌辱,心中担心害怕。”[4]作者从头到尾都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黑人是如何被杀害的,只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动作、环境的描写,暗示黑人的悲惨遭遇。比如,当他们出去时是六个人,回来时却是四个人;理发师不想参与他们的残杀,跳下了车。这些情节的联想让人们陷入一种惨案已经发生的恐怖氛围中。

3. 哥特式人物形象

哥特式人物一般都生活在阴森的环境中,行为怪异,性格孤僻,心理变态扭曲,常做出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完全按自己的欲望办事,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伤害甚至灾难。《干旱的九月》的明妮小姐就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人物。

在小说开篇理发店沸沸扬扬的争论中,有人指出,“她可不是头一回说男人对她意图不轨了。约摸一年前,不就有过这么一回,她说什么来着,有个男人趴在厨房屋顶上偷窥她脱衣服吗?”[4]。小说紧接着回顾了明妮小姐的过往。她年轻时,身材修长苗条,衣着鲜艳明亮,对她倾心和献殷勤的男孩不少。只是“她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失势落伍,正在失去追求者,”“等她醒悟的时候,为时已晚,从此,她的脸色开始显得既喜气洋洋而又憔悴失意。”“眼光中流露着一种怒拒现实的茫然神情。”[4]除了通过描写明妮小姐的外表变化来暗示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福克纳对南方女性微妙曲折心理进行了探寻。在这样一个令人烦躁的季节,明妮小姐几近四十的内心长久受到压抑的欲望像火山一样爆发;她渴望像年轻时一样得到关注,内心的狂躁让她亲手制造了谣言,诽谤比她地位低下的黑人。福克纳借此抨击了白人种族主义意识,揭示人性的黑暗与罪恶。明妮小姐制造的谣言夺走了一个黑人无辜的生命,又使自己彻底走向毁灭。

四、福克纳对哥特文学传统的发展

从文章一开始的人物对话中,福克纳就巧妙地通过叙述空白制造悬念,使小说散发出“哥特式”的神秘气息。谣言在小镇上传播开来,而真实内容是什么,被提及的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读者无从知晓。黑人被杀害的过程又是一个叙述空白。福克纳并没有描写黑人被处决的场面,但细致描述了这伙白人如何找到黑人威尔,如何把他拖上车,拳脚相加。福克纳以极端化和两极化策略处理恐怖现场,大胆、暴露、夸张地描写恐怖氛围,有意避开对谋杀、死亡等哥特场面的直接描写。以“避重就轻”的迂回战术,给读者留下恐怖的想象空间,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写作手法。

传统的哥特小说遵循的都是直线型叙述模式,在结构上呈现出单一的叙述。而《干旱的九月》摆脱了传统的创作原则,采用了多情节并行发展的叙述模式;明妮小姐社会地位的丧失并制造谣言的报复行为、黑人威尔的命运及麦克莱顿的婚姻生活构成了整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多情节并行发展,支撑了小说的整体结构。此叙述模式向读者展露了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喜交错、黑人的悲惨遭遇、暴徒的虚伪,揭示了社会各阶层的悲惨命运及人性的变态扭曲。

叙述空白和多情节并行发展的叙述模式不仅揭露了南方种族主义对黑人的歧视与残忍,还展示了一个年华已逝的女人的悲哀,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

五、结语

福克纳是第一个采用哥特手法描写美国旧南方的作家,以此表现他对美国旧南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谴责以及对黑人的同情。他不仅继承了英美哥特小说传统的恐怖神秘要素,而且在原有的哥特套路中添加新元素,进而丰富这一传统。《干旱的九月》中,福克纳给我们创作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哥特浓厚的杀戮世界,一个是年华将逝而心理极度扭曲感伤的世界。整篇小说在故事情节、场景描写、人物形象及主题思想方面都渗透了哥特式小说的元素。小说通过运用叙述空白和多情节并行发展的叙述模式,渲染阴森可怕的恐怖气氛,揭示了人性的邪恶与社会的阴暗面。与传统的哥特小说相比,《干旱的九月》把哥特艺术从浪漫文学转向现实文学,预示着哥特文学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王长荣.现代美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2).

[3]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学校德育应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第6篇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意义深远, 德育功能显著

在内容上, 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良的伦理传统, 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光大, 同时, 许多经典篇章都是以小见大、循循善诱的德育教材。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荣辱观的论述, 也可以说是来源于传统而运用于当今, 回到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 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指出了一条道路, 使古代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孟子曰:“吾养浩然之气”, 这种“气”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 是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 爱国主义正是这种正气和节操的集中体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爱国历来是被看作一种“大节”, 这种高尚气节、讲求情操的意识, 孕育了中国人的慷慨正义, 并逐步升华为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民族气节。我们的学生正需要有如此大义和气节, 拥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 这样才会胸怀天下, 并会自动自发地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孔子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这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一种慨叹。“自强不息”一语出自《易传》:“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朽灵魂, 是民族精神贯彻古今的优秀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信念能引人向上, 顽强拼搏, 催人奋进, 不屈不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凝聚着民族的向心力, 鼓舞着民族的自信心, 激励人民奋发向上,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强盛。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决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 无论何时, 都是推动我们国家和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学校德育必须弘扬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传统, 帮助青少年树立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古代传统文化重视人格的养成, 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重视传统文化的德育功能, 有利于探索学生人格教育的实效性和长效性。人格教育可发挥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及的重要作用。鲁迅先生曾指出:“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传统文化教我们要执着坚贞、鞠躬尽瘁、国家为先、矢志不渝、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等。学生的人格是一个长期的浸润过程, 传统文化的元素充盈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我们德育工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的源泉,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让学生的人格养成获得一种可持续的提升之力。

传统文化还特别注重道德教化和品德培养。古代非常崇尚“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重义轻利”, 君子能够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孟子云:“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 一乐也;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三乐也。”“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是孟子构思的五道乐土, 即理想社会, 而理想社会的构建必须以建立“人本”的道德秩序为基础, 那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为人坦荡、奖掖后学,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富足、安乐、和谐的理想社会。

古人认为学习教育对良好道德行为的形成很重要, 而文化教育本来就是教人向善。“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要从小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因此古代的教育也十分注重“以德为本”这一理念,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在方法上, 我国传统德育中的内省法、行为养成、强调修养自觉等都是很有特色的理念, 我们要继承和领悟。

二、如何继承传统文化

1. 继承传统文化内容、性质和方法的选择

继承传统文化要注意选择性继承, 选择传统文化中至今被人们所推崇的、符合先进文化标准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 做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在内容上选择既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又切合学校当前德育工作实际需要的经典篇章。采用适合学校发展, 切合各年龄阶段学生的不同特点的有效方法和措施。如诵读法、讲解法、环境熏陶、实景瞻观等。

2. 继承传统文化的计划和安排

配合学校德育工作, 学校要定期制订传统文化继承的教学方案和活动计划, 计划和安排好每阶段教学或活动的目标、过程、结构、总结和反思等。方案和计划的编制可以学科渗透、主题活动设计、综合活动设计、校本课程等基本形式为载体, 要做到注重实效、便于操作、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

3. 根植传统文化于学校德育体系和总体教育体系

学校利用升旗仪式和国旗下讲话等庄重的场面宣传、发动, 鼓励和引导学生诵读《中庸》《大学》《论语》《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唐宋诗词、古代文学名著等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大兴诵读经典文化之风, 让学生在诵读经典文化的过程中感悟其文化内涵, 让经典传统文化赋予现代人精神力量, 在现代学校对新文化的构建过程中, 使传统文化成为学校已有文化基础上再生长的催化剂。针对学生群体, 运用心理强化、心理定势等心理机制, 通过认同、适用、同化、融合等多种心理过程, 依托传统文化继承的多种形式,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教学过程中理科课程也可结合丰富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内容, 艺体课程应将经典名乐、民族戏剧欣赏和中国画、书法艺术欣赏、中国武术等民族文化瑰宝渗入教学内容。另外, 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如利用各种传统节日和重大纪念日, 重要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 开展主题 (校) 班会、团队会, 请革命先辈和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作报告、讲故事, 组织学生观看反映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影视片等, 通过爱国主义歌曲歌咏比赛、文艺演出、每周背一首诗词、每天记一句名言警句等形式, 凭日积月累功夫积淀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让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民族传统的真谛, 让传统文化在学生的灵魂深处生根、发芽、开花。

我国在2008年改革的假期制度, 增加了传统节日的假期, 意在提醒我们注重传统文化风俗, 所以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类似于这种资源, 在学生中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文化育人, 这不失为继承传统文化的好方法之一。比如设计有关端午节的主题班会, 通过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习俗以及“屈原投江”的故事, 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增强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爱国意识, 做到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沟通, 学以致用, 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当然, 除传统节日, 还有很多文化资源可以挖掘, 并通过生动的方式将其融入对学生的德育之中。教师要积极发掘文化资源。

育人为先, 立德为本, 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美德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德育资源, 学校德育应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并发扬光大。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源泉, 是学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德育资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意义深远、德育功能显著, 有选择地继承和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通过生动有效的施教途径, 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 有其显著的育人效果, 故此, 学校德育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