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创新范文

风险创新范文（精选11篇）

风险创新 第1篇

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其本质在于将科学技术应用于产品、工艺和其他商业用途上以改善人类生活方式,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基本特征便是不确定性。自美国的弗兰克·H·奈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将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中来, 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对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不确定性的研究。肯尼迪·阿罗[1]在1962年指出了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认为不确定性存在于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每一决策中。克里斯·弗里曼 (1997) [2]认为“基础性研究与基础性发明”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重大的开创性产品创新、公司以外开创性的生产工艺创新”是“很高的不确定性”。一般认为, 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事物发展的趋势与结果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基于对客观不确定性 (客观存在的未来的可能性, 是事物发展结果本身的不确定) 和主观不确定性 (主观认识和预计的可能性, 是对事物发展认识的不确定) 的认识, 有不确定性可度量说和不可度量说之分。可度量说把不确定性与概率事件联系起来, 用随机变量的方差来刻画不确定性的大小, 即用概率来描述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认为不确定性是可以概率化处理的,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预期效用理论, 提出风险学说。

对于科技创新风险, 目前有多种认识。赵玉林 (2006) [3]在其著作《创新经济学》中总结出对技术创新风险的几种解释:一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艾荣 (Aoron) 认为技术创新中的风险是“项目的失败概念”;二是意大利的风险专家奥特威 (Otway) 认为技术创新的风险是“技术灾难”;三是美国的阿伯纳西 (Aberrnathy) 认为, 技术创新风险是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项目行动的种种失败;赵玉林则认为, 技术创新风险是指“存在于技术创新过程中, 由于信息不足或信息使用不当造成的某种损失的可能性”。我们认为, 风险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各种损失, 强调主观预期与实际结果的偏离, 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即在一定约束条件下, 主体行为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离。科技创新风险源于其不确定性, 是一定条件下创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损失。

需要强调的是, 风险是可能的损失, 并非必然的损失, 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收益。风险越高的领域常常蕴藏着更高的商机, 投资回报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 追求高风险而带来的高额收益就成为进行科技创新的机会、动力和源泉。但是, 现实生活中, 科技创新失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因此, 对科技创新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并寻求风险转化为收益的条件, 就对一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科技创新中风险与收益的分离及风险管理

科技创新因其具有高风险的特点而可以带来巨大收益, 但这种高收益的获取是以对创新过程中各种风险的有效管理为前提的。倘若不能有效应对和承担风险, 则高风险带来的就不是高收益, 而是高损失。实际上, 科技创新过程中会出现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 承担高风险却可能带来高损失常使得一些有意进行创新者望而却步。我们需要分析科技创新中风险到收益的转化过程。

(一) 科技创新中风险与收益的分离

如果我们把一个完整的科技创新过程分为科学发现阶段、技术研发阶段、产品生产阶段和市场销售阶段等4个时期, 则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和获得的收益各不相同, 并会出现阶段性分离。具体来说, 科学发现阶段需要收集有关科学理论前沿、技术发展状况、产品市场需求、投资预测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大量信息,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得信息风险和技术风险突出, 由于资金投入不大, 融资风险不是很高。技术研发阶段主要进行技术发明创造和新产品开发试验, 此时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等问题使得技术风险最大, 且需要加大资金投入, 融资风险开始加大。前两个阶段总体风险很高, 只有投入, 没有收益, 风险和收益出现完全背离, 因此可归类为高风险负收益区。产品生产阶段是创新产品进行小批量或批量生产阶段, 技术难题已经解决, 相关工艺设备渐趋完善, 技术风险已大大下降, 扩大产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融资风险进一步上升, 市场风险开始显现, 整体风险比较高。此阶段可获得部分产品订单, 开始有所收益, 风险和收益出现初步融合, 因此可归类为高风险低收益区。市场销售阶段是创新产品大量销售阶段, 也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检验阶段, 风险和收益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 由于“干中学”等的学习效应, 创新技术渐趋成熟, 设备工艺基本完善, 技术风险进一步下降, 产品质量提高。同时基于“用中学”等的网络效应, 用户会进一步接受创新产品, 产品销量扩大, 成本下降, 竞争力增强。如果融资成功扩大产能, 则规模效应显著, 市场风险会呈整体平稳下降之势。此阶段大量创新产品的成功销售必然带来巨大收益, 使得前期承担的风险能有效转化为高收益, 创新成功, 因此可称之为低风险高收益区。另一方面, 由于风险传递的原因, 市场阶段的风险是前面几个阶段风险的叠加;如果融资困难而不能扩大产能, 则无法获取规模效益;而且由于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市场阶段本身也存在较大风险。因此也有可能市场阶段的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分散, 出现风险不降反升, 产品销售有限, 或者大大低于预期利润率, 使得收益增长缓慢, 创新不很成功甚至是失败, 从而可称之为高风险低收益区。科技创新各阶段的风险与收益情况可如图3所示。

图1中, 横轴表示收益, 纵轴表示风险, R为风险曲线 (虚线) , W为收益曲线 (实线) 。从图上可以看出, OA段对应的风险很高, 位于纵轴左侧, 表示高风险负收益区 (只有投入, 没有收益) , 说明的是科学发现阶段和技术研发阶段。OB段对应的风险虽下降很多, 但仍然较高, 对应的收益曲线开始上升, 并位于纵轴右侧, 表示高风险低收益区, 说明的是产品生产阶段。BC段对应了两条风险曲线 (R1和R2) 和两条收益曲线 (W1和W2) , 说明的是市场销售阶段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如果对应的是R1和W1, 则说明风险仍在下降而收益持续上升, 是低风险高收益区, 创新成功;如果对应的是R2和W2, 则说明风险不降反升, 收益不升反降, 是高风险低收益区, 创新不成功甚至失败。

(二) 科技创新的风险管理

科技创新的初始阶段只有投入, 没有收益, 风险最高 (不一定损失最大) , 而最后阶段还可能会出现高风险和低收益, 也就是说, 高风险并不必然带来高收益。成功的科技创新就是一个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我们认为, 科技创新的风险管理是指管理者基于对风险与收益权衡的基础上, 对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处理和监控, 以降低风险和承担必要的风险, 避免或减少创新的风险损失。

一般而言, 风险管理的基本环节包括风险的识别、评估、处理和监控。风险识别是指通过使用如风险因素调查法、事件树分析法等方法手段[4], 尽可能找出各种潜在影响科技创新的不确定因素、风险的来源及其作用关系, 并分析其中的正面影响 (机遇) 和负面影响 (损失) , 为后续的风险评估打下基础。风险评估是在风险识别基础上, 运用适当的定性方法 (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等) 和定量方法 (如敏感性分析、模糊数学法等) 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程度进行估计分析, 以综合评估风险的整体水平。风险评估包括先对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 然后再对采取管理措施后的残存风险进行评估, 其工作的准确性和质量将决定管理工作的效能, 因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风险处理是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 是指对已评估的风险通常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承担等手段, 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 并承担必要的风险。其中, 风险回避是指主动放弃相对高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 而代之以相对低风险的选择, 其实质是基于风险承受水平的考虑, 主动回避那些相对不可控、不可转移和不可分散的较高风险, 通过牺牲一些利益来消除潜在的高风险损失。风险分散是指通过选择相对高低风险不同的项目来进行组合开发创新, 使得整体创新风险下降, 其目的是通过低风险项目收益来部分弥补高风险项目可能失败时的损失, 以使创新行为不因某高风险创新项目可能失败而中断。风险转移是指创新风险的部分或全部由一个承担主体向另一个或多个承担主体转移, 其实质并非消除风险, 而是增加风险承担主体以降低或缓解个体风险, 通过利益共享来实现风险共担。风险转移通常采用两种方式:财务转移 (即创新活动主体不变, 而风险承担主体改变, 通常在技术风险不大而财务风险较大时采用, 如科技保险、股权融资等) 和客体转移 (创新活动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均发生部分或完全改变, 通常在技术风险较大时采用, 如联合创新、委托开发等) 。[5]风险承担是指对创新中的风险基于认识的基础上而选择去承担风险后果, 通常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认为风险不可避免, 被动接受, 二是认为承受风险可获得较大收益, 如设立风险基金来主动接受。风险监控是风险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 可采取持续监控和个别评估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其任务是全面跟踪风险并评价风险处理活动的执行情况, 动态掌握风险的变化发展, 以使风险始终处于可控制的程度。

总之, 科技创新的风险管理是获取收益的必要前提, 风险管理的有效程度决定了创新的收益大小及成败。但需要说明的是, 对风险的管理也是有成本的, 其成本不仅包括运作成本 (即管理风险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成本, 如信息搜集、市场调研等成本) , 还包括风险成本 (即为降低风险而导致的机会利益损失, 如风险转移时利益的转移等) 。风险管理需要经常在风险与收益间进行权衡。

三、科技创新风险的社会分担

从上文风险管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相对于个体管理者而言, 科技创新的风险因素其实可分为可控制的风险因素和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管理范围内的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和生产风险中的部分风险因素是可控的因素, 可以采取通常的计划、组织、协调等管理方式加以预防和控制。而对于管理范围外的一些不可控的风险因素如政策风险、融资风险等, 则需要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转移等管理方式来应对, 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分担风险的过程。从风险分担的实质内容来看, 就是要使社会各方在基于风险与收益权衡的基础上去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分散、降低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帮助创新者提高成功率, 激励创新者的创新行为。我们认为, 科技创新风险的社会分担除了上述的不可控外部风险原因外, 还源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创新成果的外溢性。尽管创新成功可使创新者获得巨大的私人收益, 但私人并不能完全占有创新成果的收益。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显示, 研发的社会回报率大约是30%, 而私人回报率约为7~14%。[6]创新成果的外溢性决定了一般情况下科技创新相对于社会需要是不足的, 因此整个社会必须要对科技创新有所补偿, 而风险的社会分担则可以很好地去激励科技创新。二是风险承担的有限性。风险具有客观性, 不可能完全消除, 科技创新者必须要承担必要的风险。风险的高低也是相对于承担能力而言的。对于具体的创新者而言, 其风险承担能力是一定的, 也是有限的。倘若整个社会能替创新者分担风险, 则无疑相对提高了其承受能力, 使其可以进行原先所无法承受的高风险项目, 或者增加创新项目,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一) 科技创新风险的政府分担

政府对科技创新风险的承担着眼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效益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而非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在现代经济中, 政府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领导者, 也是主要的风险承担者之一。从完整的创新链来看, 科技创新包括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创新扩散三个环节。知识创新由于处于创新链的最前端, 是科技创新的发源地, 离市场距离最远, 因而风险最高, 必须要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才能维持正常运转。技术创新虽然紧密联系市场需求, 但由于技术发展本身和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依然很高, 政府需要分担部分风险才能激励更多技术创新活动。创新扩散基本是市场行为, 但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依然可以分担创新的政策风险, 加速技术扩散, 提高社会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由此可见, 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 政府可以是一个积极的风险分担者。政府的风险分担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可用图2来说明。

图2中, 横轴表示科技创新活动 (Q) , 纵轴表示风险 (收益, R) , 曲线ACD为没有政府分担的市场科技创新活动曲线, 而曲线BCD为政府分担后的科技创新活动曲线, 二者交于C点。从图中可以看出, 基于风险收益的权衡, 假定市场所能选择的风险 (收益) 水平为RA, 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活动为QA量, 而政府分担后提高了创新者的风险承担能力, 使得原先不能进行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活动, 原先只能进行少量创新活动者可以增加创新活动, 因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活动, 从QA量增加到QB量。此外, 由于政府的风险分担, 创新者可以选择极高风险 (收益) 水平的RA1处进行创新活动, 而这常常是重大的科技创新活动, 具有极强的外溢性, 能够极大地提升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可见, 政府的风险分担将科技创新活动曲线既能向上推移, 又能向外推移, 不仅能增加科技创新活动量, 而且能提高科技创新活动水平, 对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活动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要看到, 创新的本质仍是一种市场逐利的行为, 政府的风险分担是有很大成本的 (财政支出、税收减免等) , 且政府的投入还会对私人资本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因此, 凡是市场能够有效配置的科技创新活动, 政府没有必要去分担风险。换句话说, 政府的风险分担应主要集中在市场配置相对失灵的高风险领域, 例如研发活动领域, 通过增加创新者收益而使得市场仍然能够对科技创新活动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风险分担的促进作用是递减的, 即随着风险 (收益) 水平的下降, 政府风险分担所能增加的科技创新活动量是递减的 (曲线ACD与曲线BCD之间的水平距离) 。假定在风险 (收益) 水平RC处, 政府的风险分担并不能增加科技创新活动量 (即两条曲线相交于C点) , 则政府没有必要去分担风险, 而此处一般也是低风险区域, 私人资本也会积极进入, 市场配置相对有效。

政府可以通过发布科技信息, 制定科技规划, 实施科技政策法规等来减少创新者所面临的外部政策环境的风险, 但究其根本, 政府对科技创新风险的分担能力源于政府强大的财政能力。一方面, 政府可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手段聚拢庞大的社会财力资源;另一方面, 政府又可通过财政预算程序去分配财力资源。政府就可以通过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政策来实现对创新风险的分担。政府的这种风险分担归根结底是增加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其目的或是分担创新者的风险损失, 或是增加创新者的风险收益, 总之是使创新者能够并激励其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财政的运用方式来看,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科技投入划分为直接财政科技投入和间接财政科技投入两种形式, 前者是指政府的财政资金直接拨付给特定科技创新主体, 使得该主体能够进行创新活动, 后者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关财政激励要求去引导科技创新, 只有满足要求的创新主体才能获得政府的财政资金或者其他财政优惠, 是一种变相的财政投入手段。

1. 直接财政科技投入。

直接财政科技投入是政府分担科技创新风险的基本措施。其特点是通过直接的财政资金拨付来支持特定科技创新主体开展研发活动, 其目标是提供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 促进科学创新思想的产生, 通过推动科学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的同步发展, 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推广应用。直接财政科技投入从资金运用方式来看又可分为财政科技拨款和财政科技资助两种形式, 前者体现在政府的财政预算安排中, 是对相对固定的科技创新主体的财政保障, 后者则是根据政府具体的科技创新安排, 对进行政府指定的或引导的科技项目的创新主体给予财政补贴。财政科技拨款的支持对象一般是非赢利性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它们位于科技创新的源头位置, 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活动主要是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由于这些科研活动离市场最远, 风险最高, 外溢性最强, 市场无法解决其收益问题, 因而必须要靠财政资金来保障。财政科技资助的支持对象主要是一部分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参与了政府鼓励和组织的研发活动, 政府对这部分企业给予一定金额或比例的财政补贴。

2. 间接财政科技投入。

间接财政科技投入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规划和引导作用, 其基本着眼点在于利用市场机制, 以少量的政府资金或者一些财政优惠措施来降低科技创新中的风险损失, 增加创新收益,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促进科技发展。其主要的支持对象是进行科技创新的企业 (包括企业化运作以赢利为目的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 , 常用的手段有税收激励、政府采购等。其中, 税收激励是政府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基本措施。由于税收激励是政府把应收取的一部分税收收入让渡给企业, 减轻了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本, 也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研发, 实质上是间接增加了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与其他的政策工具相比, 税收激励的最大特点是在于通过市场来调配各行业、企业和项目间的研发投入, 相对公平, 因此不会扭曲市场竞争的作用。政府采购是指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为实现公共职能而运用市场竞争机制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作为整个市场上最大的、购买力最强的买家, 其有目的的、导向性的购买支出活动, 能从创造市场需求方面去刺激科技创新, 属于事后激励或反馈激励, 即通过增加对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 来对创新者私人收益的溢出部分加以补偿。通过科学制定和严格实施各种采购措施, 政府为科技创新开辟了另一种财政投入的渠道, 能有效分担创新风险, 提高创新收益, 激励创新。

(二) 科技创新风险的金融分担

金融对科技创新的风险分担是其功能的体现。金融概念涵义丰富, 通常认为, 金融是包括货币流通、信用提供、投资行为和银行机构在内的一个系统, 金融系统主要由连接储蓄者和投资者的金融中介 (银行) 和金融市场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构成, 其基本功能就是对资金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配置。默顿 (Merton) 和博迪 (Bodie) [7]提出的金融6大功能之一是提供管理风险的方式。吴晓求 (2003) [8]认为, 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配置风险。白钦先 (2006) [9]从金融功能演进的视角提出了金融的扩展功能 (经济调节、风险规避) 和衍生功能 (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 。马宇 (2006) [10]将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担功能定义为:“通过金融体系将经济中的风险配置给投资者, 分别由不同的投资者来承担, 或者将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进行跨时期配置, 将风险分别由投资者在不同时期来承担, 即投资者通过金融活动将自身面临的风险在时间上进行分散。”

根据美国学者艾伦和盖尔 (2002) [11]的研究, 金融系统的风险分担机制可分为横向风险分担机制 (cross-sectional risk sharing mechanism) 和跨期风险分担机制 (intertemporal smoothing risk sharing mechanism) 。横向风险分担机制通过金融市场实现, 是指在既定的时点上, 不同的投资者根据其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评价而购买和持有金融市场上的多种金融资产, 构建投资组合, 或者通过使用衍生金融工具重新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分担风险, 以使得风险厌恶倾向强的人少承担风险, 风险厌恶倾向弱的人多承担风险。马克威茨[12]的资产组合理论则说明, 随着资产组合证券数量的增加, 无论证券收益是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 都将导致方差 (风险) 变小。当证券组合的数量足够多且彼此相关系数接近零时, 则资产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基本完全消除, 只剩下系统性风险。

从图3可以看出, 投资者在金融市场通过资产组合可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但不能规避系统性风险。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还可以通过衍生金融工具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衍生金融工具是在基本金融工具上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 包括期货合约 (futures contract) 、掉期 (swaps) 、期权 (options) 等远期合约。精巧设计的衍生金融工具可以将风险进行分拆、捆绑和重新包装与定价, 通过金融市场交易而将风险在不同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担, 有助于改善金融市场的风险配置状况。跨期风险分担机制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 (银行) 实现的, 即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和对外贷款来平滑投资者不同时期内投资收益的风险。投资者通过去银行存款可规避系统性风险, 即不管经济状况如何, 银行存款为投资者提供了固定收益。银行专门从事资金融通, 具有规模经济, 可以把独立、分散的存贷活动集中起来, 利用其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进行跨期配置, 通过经营风险来获取收益。银行风险分担的特点是风险内部化, 即将银行所管理的风险直接转化成自身所承担的风险, 并通过用经济繁荣时期的剩余来抵补经济萧条时期的不足, 能够在一定限度内承受经济生活中的系统性风险。需要指出的是, 当整体经济风险很高, 银行也面临破产倒闭威胁时, 个体投资者的存款也不安全, 金融系统的风险分担功能遭受到了极大破环, 则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承担全部的系统性风险。

从以上分析可知, 如果说科技创新风险的政府分担是利用政府的财政资源去无偿资助创新者以减少其面临的风险损失来激励其创新, 那么金融分担则显然是利用市场机制, 强调风险与收益的对称, 使得各种社会资本基于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通过金融系统来参与科技创新过程, 为创新者分担风险损失, 也共享创新成功收益。也就是说, 金融系统能够为科技创新筹集资本, 提供风险配置的方式, 并通过资金流动纽带来实现对创新风险的分担功能, 提高创新成功率, 促进创新。

1. 金融系统的信息生产和处理机制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有用信息, 减少信息获取成本, 降低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信息风险。

从一定程度上说, 风险是由于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而造成的可能损失, 因而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 可以生产、交易并带来利益。金融系统在信息的生产和处理上具有相对优势。

一是证券市场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投资决策信息, 引导资本投向科技创新领域。根据法玛 (1970) [13]的强式有效市场理论, 证券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当这个市场变得越大且越具有流动性时, 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股票价格可以完全反映全部市场信息, 包括公开的 (public) 和私人的 (private) 信息, 投资者就可以低成本地通过对市场上公开的股票价格变化的分析, 实现对投资的决策。Andrei Shleifer (2000) [14]又进一步论证了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其根据有三点:一是投资者是理性的, 能够合理评估证券的价格, 证券市场价格是众多理性投资者相互博弈的结果;二是即使有些投资者是非理性的, 但由于其交易行为是随机的, 能够彼此抵消对价格的影响, 使证券的价格始终维持在其内在价值上下波动;三是部分非理性投资者交易行为虽然具有趋同性, 但由于市场中的理性套利行为, 价格仍然会回归理性价格。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证券市场上众多投资者通过竞争, 可使股票价格从一个均衡水平过渡到另一个均衡水平, 高成长性企业股票的价格高于低成长性企业股票的价格, 高新技术企业股票价格高于传统企业股票价格。证券市场竞争越充分, 股票价格反映的企业经营情况的信息就越充分, 市场信息非均衡程度也就越低, 从而引导投资者向预期盈利能力高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投资, 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金融中介机构凭借其专业化的信息生产与处理优势, 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的不对称, 评估科技创新融资项目, 提高创新成功率。Lelanda和Pyle (1977) [15]认为, 由于信贷市场上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市场机制会受到严重损害。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贷款者尽量收集、审查借款者及其项目的信息, 并在事后进行监督, 也就是从事有关信息的生产。由于信息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要求, 与贷款者自己生产信息相比, 将这一活动委托给某一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机构来做, 更为有利。此外, 由于信息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机构收集整理后的信息对外出售时存在着定价等困难, 但如果供自己使用, 则没有如此难题。因而, 金融中介机构就可以利用其自身信息生产和处理的优势来进行资金的融通活动。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 [16]将金融中介机构引入AK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 说明了金融中介机构的关键作用是收集和处理信息, 为其客户提供关于投资项目回报的随机分布方面的信息。金融中介机构筛选过的投资信息有利于引导资金投向回报最高的科技创新项目, 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A, 从而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King和Levine (1993) [17]则将金融中介机构引入熊彼特流派的增长模型, 解释了金融中介机构的信息生产和处理功能是如何通过识别并将资金配置到最有可能成功的创业企业家手中, 从而提升技术创新率。我们认为, 银行基于其收集和处理的信息对需要融资的科技创新项目进行考察和筛选, 能够有效评估创业企业家, 并从中挑选最具前途的项目给予支持, 客观上揭示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潜在收益, 也起到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的积极作用。

2. 通过提供多渠道的融资方式, 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金融系统能有效降低科技创新的融资风险。

科技创新的资本除了少部分来自于创新者的自有资本 (包括从亲戚朋友处筹集的资本) 和政府的财政投入外, 大部分资本还需求助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来筹集。能否成功融资是贯穿科技创新全程的最大风险。麦金农 (1988) [18]曾分析了不可分割的投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强调了金融体系在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由于事实上不可分割问题是如此重要, 资金融通上孤立无援的企业家, 很容易陷入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阱, 除了一小部分很富裕的人之外, 技术创新在这里将受到完全的限制。”Tadesse (2002) [19]认为, 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 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 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则能起到更大的作用。Atanassov (2007) [20]等人的研究表明, 依靠债券和股票市场为技术创新项目融资的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 并且这些知识产权在影响后来的专利方面具有更加显著的积极作用, 因为相比较而言, 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能给予经理层更大的决策权去投资于技术创新项目, 并且经理层有更大的动力去追逐由技术创新活动带来的潜在的巨大预期收益。我们认为, 由于科技创新不同阶段对融资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 因而市场融资和银行融资可以互相补充, 难以相互替代。从整体说, 我们可以把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划分为两个阶段:财政投入为主的需求阶段和市场融资为主的需求阶段。唯有建立起覆盖从科技创新源头到创新成果扩散等完整阶段的融资体系, 才能真正解决科技创新中时刻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 降低科技创新的融资风险, 鼓励科技创新行为。

四、结束语

创新的风险与评估 第2篇

要衡量一项创新的价值和效益，第一看产品，产品的基础设施、服务、对社会的影响。第二衡量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从生产到废气到再利用整个过程。第三是衡量人、社区、网络如何受惠于这项创新。

就汽车产业而言，要实现更可持续的移动方案，物流运营商和能源产业需要通力协调合作。

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例子不只一个，汽车产业没有尽力开发使用替代燃料的驱动系统。现实告诉我们，除了氢燃料大规模引进，氢燃料只是转移了问题，现在轮到了电。把电作为唯一解决方案是有风险的，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发展电动技术，实际上菲亚特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发，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将和多年来积累丰富技术和经验的克莱斯勒一起我们也将开始为北美市场制造全电动菲亚特500。

我想说的是，在行业和管理者一拥而上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每生产一辆电动菲亚特500，我们将亏损1万美金，如果大规模的生产，无异于极端的自虐。目前没有现存的市场，即使在十年以后，电动试车在整个汽车市场当中的百分比不会超过5%，尽管采取刺激的措施，2012年在上半年欧洲也只是售出6500辆的电动汽车，只能够占到整个市场的0.1%。

金融创新风险及其防范 第3篇

一、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及其风险内涵

(一) 金融创新文献综述

鉴于金融创新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理论界对金融创新风险及防范也开展了积极的讨论。于江 (2002) 认为, 金融创新具有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能, 但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风险, 并从确立金融机构的企业地位、培育竞争性市场、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 提出促进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丁述军 (2002) 从剖析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 以及我国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业自身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的金融创新也正在走向深入发展阶段。杨充霖、张存刚 (2003) 认为, 金融工具创新带来的风险防范功能有可能取代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功能, 成为将来风险防范的主要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制度创新, 它通过保险和证券机构分散了由银行单独承担的金融风险;二是工具创新, 它使得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和排除风险成为现实。张晓琴、冯莉 (2005) 从金融创新本身出发, 分析了其发生、发展以及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关系, 认为金融创新在给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并提出金融创新已成为今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宏伟 (2006) 认为,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 但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应从金融创新方向、机制、路径等着手防范金融风险。刘志海、王睿 (2006) 从金融创新的动因和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入手, 认为金融创新是将金融领域内部的各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创造性的变革所创造和引进的新事物, 主要是指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机构的创造和推广。刘曙光、张慧 (2007) 认为, 金融创新为微观金融主体提供规避风险和获利手段, 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推进经济金融发展, 同时也给金融系统带来新的风险。

(二) 金融创新风险的内涵

金融创新风险是指在金融创新过程中, 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措施不能顺利实施, 或者是创新收益遭到损失的可能性。它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即由于设计过程中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另一部分是金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即由于实施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 而使实施受到阻碍或实施效果严重偏离预期的可能性。这两种风险之和, 即为金融创新总风险 (苑德军, 2002) 。其表现为:一是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一方面, 金融创新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而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例如, 商业银行的新型负债账户、可转让存单、证券化贷款等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货币供给, 现代金融业电子化技术的应用, 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货币流通速度, 也相应增加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调控信贷规模的难度。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其表现在: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新型的金融和准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 导致金融监管的领域扩大, 对象增多, 难度加大;由于表外业务规模的扩大, 对于其监管难度也在增加。此外, 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 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国际化, 使局部的金融风险能够迅速转化为全局的金融风险;同时, 大量的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提供了诸多“冲击市场”的手段, 都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二是金融创新风险的构成。金融创新风险可以分为:设计风险, 即由于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市场风险, 指市场价格变动而导致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风险, 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是指基础资产的价格;信用风险, 指衍生交易的一方不按合同条款履约而导致的风险;流动性风险, 指金融衍生工具的持有者在市场上找不到适当的对手, 只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 将衍生工具出售所造成的风险;操作风险, 指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清算系统失灵而导致的风险;法律风险, 指由于交易合约内容不合法律规范, 交易合约不具备法律效力或其他方面的法律原因, 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的风险;声誉风险, 指由于操作失误, 不按时履约,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原因, 而给组织创新工具交易的机构或交易中的一方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 声誉风险这种无形损失, 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定会转化为有形损失。三是金融创新风险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在各类金融创新风险中, 市场风险又占据主体地位, 它与其他风险紧密联系。比如, 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 某种衍生产品的价格波动越大, 交易主体无法履约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而信用风险也就越大, 市场风险越大, 交易主体将衍生产品合约在理想的价位上脱手的可能性就越小, 流动性风险也就越大。同样, 其他风险也会对市场风险产生影响。因此, 金融创新的风险体系是一个由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彼此制约的复杂链条。

二、金融创新的正负效应分析

(一) 金融创新的正面效应分析

金融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 显著提高了金融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效益, 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推动了金融业向纵深改革。如网络银行的兴起就是信息技术使用后在金融业的具体表现。从微观层次上讲, 金融创新可以使金融业有效地转移各种风险, 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许多新的业务领域和盈利渠道;从中观层次上讲, 金融创新有助于缓解金融业资产负债不对称的风险;从宏观层次上讲, 金融创新可以通过增加金融产品并提高服务质量, 显著增强金融业的市场开拓能力, 提升金融业的运行效率, 同时还可以增强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二) 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分析

金融创新打破了金融业原有的平衡, 在减少风险的同时创造出新的风险。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金融创新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下降。作为经济结构变化、资产价格和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 金融创新反过来促进了金融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 对利率、汇率的变化越来越敏感, 引起资产价格的易变性加剧。其次, 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增加, 金融业进一步同质化, 竞争更加激烈。为了获得利润, 金融机构不得不更多地从事高风险的业务, 从而使金融机构信用等级下降。同时, 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大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以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 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突破了地域限制, 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 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再次, 金融创新使金融业趋于非中介化。随着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创新工具的增多, 商业银行作为传统贷款中介人的地位大为削弱, 许多信誉较高的大公司转向金融市场直接融资, 商业银行只能将贷款投向信誉较低、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 从而使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因此, 在设计、开发金融创新产品或引进、吸纳国外的金融创新成果时, 必须对能有效提高金融业的运作效率和质量, 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 大胆开发和引进、运用。最后, 金融创新削弱了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大量新工具的产生, 导致各种金融工具的区分越来越难, 传统的货币测量和监督采用的货币层次渐趋失效, 货币总量与信贷总量的监控难度加大;同时, 金融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 使金融监控越来越复杂。因此, 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 监管方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导致监管弱化。

三、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 推进金融创新, 分散金融市场风险, 加快房地产金融发展通过分散金融市场风险, 曾是美国化解储贷危机的有力工具。

上世纪70年代, 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处在初期阶段, 市场上金融产品比较单一, 对银行间接融资渠道的依存度非常高, 大量房地产贷款由银行系统持有 (其中约三分之二由储贷机构持有) , 累积了很大风险。至1980年代, 美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 大量房贷违约引发了储贷机构的倒闭风潮。据统计, 截至1980年储贷危机爆发时, 美国银行系统共持有近70%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这次储贷危机甚至威胁到美国整个银行系统, 迫使美国政府、美联储动用大量资金清理储贷市场。随后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规, 放松管制, 促进金融市场创新, 将原来高度集中在银行系统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资产, 通过金融市场分散给不同的投资者主体。到1993年, 银行系统持有的按揭贷款比例已降低到30%左右, 并长期保持在该水平。通过现代金融产品的创新, 美国房地产行业的风险由金融市场上不同投资者群体分担, 减小了房地产发展周期对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冲击。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隐患。房地产金融市场的不发达,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并成为影响我国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潜在风险点。因此, 应大力推进房地产金融领域的创新, 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市场的发展, 以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二) 加大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力度

当前, 激烈的竞争迫使金融机构不断进行金融创新, 流动性过剩又迫使其迅速提供更新、更直接的能让消费者受惠的金融服务。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化和金融业务的细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日趋严重, 金融衍生产品的链条越拉越长, 潜在的风险越来越难以察觉。这种情况下, 若监管不到位, 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 极易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 监管部门应要求市场参与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并解释衍生产品收益和风险形成的机理, 同时也要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事前约束信贷市场中金融创新所可能伴随的道德风险。

(三) 稳步有序推进金融开放

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 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风险对境内资本市场的冲击。近年来,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带动下, 流动性的境外输入成为境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次级债危机迅速波及全球资本市场再次表明, 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且市场预期趋同化的背景下, 一个开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很难独善其身。对目前我国还处于建设初期的金融市场来说, 市场规模、金融产品以及抗风险能力尚待完善, 稳步有序推进金融开放至关重要。事实证明, 相当数量的境外资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境内, 加剧了境内的流动性过剩。鉴于此, 金融监管层当前尤其应加大协调和配合力度, 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 防止其对境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四) 切实防止资产价格过快攀升与资产泡沫堆积

资产价格虽然是一种虚拟经济元素, 但却往往隐藏着巨大的破坏力, 其过快攀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巨大伤害。无论是美国次贷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上世纪日本的经济萧条, 资产价格的过快攀升都是一个直接诱因。对此, 我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并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于江:《我国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风险防范对策》,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丁述军:《我国的金融风险与防范》,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期。

[3]杨充霖、张存刚:《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 《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4]张晓琴、冯莉:《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 《商业研究》2005年第2期。

[5]张宏伟:《应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策略思考》,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11期。

[6]刘志海、王睿:《浅议金融风险中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金融经济》 (理论版) 2006年第1期。

[7]刘曙光、张慧:《金融创新风险与防范研究》, 《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2期。

创新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工作打算 第4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建设领域中的一块腐败现象易发和高发的领域。我区自2003年以来，抓住农村公路建设这一千载难逢政策机遇，不遗余力加快建设步伐，资金投入高达6亿元，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公路网络休系。然而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受贿腐败案件。个别领导干部由于放松世界观观改造，廉政意识淡薄，人生观、价值观偏离正确轨道，心理失衡，于是利用交通建设工程项目多、投资规模大等优势，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被绳之以法。案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干部队伍建设，阻碍了交通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从交通行业实际出发，创新反腐工作制度，在新形势下推进交通工程保廉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就显得尤为迫切。

针对交通工程建设中各个环节上容易出现的：工程招标，暗箱操作；层层转包，从中牟利；设计变更，从中渔利；资金拨付，以债谋私等问题，进行廉政风险排查，加强防控的研究，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创新廉政风险点事前防控措施。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为核心，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按照“可操作、能控制、有实效”的总体要求，实施廉政风险排查与防控，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着力规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提高业务人员的行为操守，强化市场主体做从业行为。

风险投资创新史（下） 第5篇

纵观历史，投资者往往在幕后起着决定性作用。地理大发现时代初期，投资者不仅资助探险之旅，而且，他们的非凡判断力，通常决定着改变历史进程的探险之旅能否成行。在新经济中，投资者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们为企业提供建议、经验和全球联系，当然还有资金，不过这一点也许最不重要。

约翰·杜尔：

硅谷风险投资之王，KPCB公司合伙人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res（KPCB公司）的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当属此类。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于传统的冒险资本投资家之一。他是硅谷与华府之间的枢纽，并领导了把高科技议事日程变成美国的议事日程的运动。杜尔及其合伙人为一大批技术型企业提供资金，如莲花（Lotus）、康柏（Compaq）、赛门铁克（Symantec），以及电脑动画工作室Pixar。在投资过程中，杜尔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促成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在短短10年内创造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但他更伟大的成就是，他不仅创建了企业关系网，使全球各地的企业领导互相联系，而且十分清楚地指明了商界真正的关键要素。“关键是团队。能网罗到人才方能抓住机会。惟有这种资源是竞争对手模拟不到的。旧式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这样的时代已去而不返。如今，我们生活在以自己创造的知识为动力的经济之中。这一新的现实在各个层面改变了我们的经营观。举例来说，我们在看世界地图时，看到的不再是实际的距离，甚至也不是一个个的国家，而是在各处之间不断流动的国际互联网邮包或电子信件。在新经济中，冒险资本就是向那些发送这些信息、交换这些观念的企业家投资。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中，就必须投资于创造知识和分享知识的人。”

面对全球化浪潮，杜尔认为：“它使资金和技术在企业成功中不再那么重要。今天，要建立一家成功企业所需的所有资源几乎随处都能找到。与此同时，全球化大大减少了企业赖以创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各种要素。一个好创意的半衰期也比以前大为缩短。”

1998年11月，美国在线（AOL）宣布收购Netscape公司，从而引发了IT行业的兼并风暴。业内人士则注意到，这两家公司之间还存在着一层极其重要的关系：这两家公司都受到风险资本公司KPCB的支持。KPCB的创始人之一Frank Caufield是AOL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KPCB公司的大股东杜尔则是Netscape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三个月之后，又出现了一项交易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收购事件。由KPCB及有线电视业巨头TLC公司支持的宽带服务公司——@Home宣布，它将和网络门户Excite公司兼并。而Excite也是由KPCB公司支持的。同样，这一切都是@Home公司某个董事积极游说的结果，这个人当然还是约翰·杜尔。

有人说，杜尔是网络投资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多年来，杜尔一直在宣扬KPCB的“网络”精神，一个由KPCB投资的公司建立起来的有着密切联系的网络。当然，风险投资家们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杜尔说：“大门对于很多糟糕的概念来说确实是毫不客气地关闭了。但是，仍然有大量好的概念、好的企业家值得投资。”就拿杜尔来说，作为互联网最早的啦啦队长之一和硅谷中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他当年押宝的几家公司如今已成了华尔街的亏损大户，比如WebMD和Drugstore.com。但是企业家的执着和风险投资家的勇气使我们看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Dot-com时代还活着，只是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互联网仍然在改变很多事情，甚至连它自身都已发生了深远而且不可逆转的变化。

杜尔也被称为反盖茨主义者，因为他几乎对每个与微软竞争的公司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包括了Intuit、Netscape以及Sun。KPCB甚至设立了一个Java基金、提供制造Java产品及服务的创业家，因微软视Java为它Windows作业系统的一大威胁。但杜尔的最大影响力是在互联网上。1996年接受专访时，他就推测出互联网的市场潜力，他说：从1980年到1990年，个人电脑是最大的一件事。PC工业里的新公司一年内的收益可以从零升到美金千亿——我是认为互联网尚未被过度哄抬的几个疯子之一，且相信我们真的身处在比PC更大的商机之中。如果PC的市场是美金千亿，我想互联网的商机将是它的三倍。后来随着股票的暴涨，证明了他是对的。

当然，杜尔在IT业的影响力可不只是金钱而已。虽然身为一手建立的许多高科技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他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却不遗余力。1996年时，他将电脑工业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加州的211提案。一旦通过此法案，股东诉讼案的限制就会放松——这在刺激如云霄飞车的科技股世界中，可是个真正的危机。当时他便共同创办（现在更共同主持）了科技联网（Technology Network），或亦称TechNet——专门向州及联邦政府表达高科技公司需求的政治活动团体。该团体相当积极地为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安全诉讼统一标准行动进行游说，将针对公司无法达到报酬率而兴起集体诉讼的股东列入联邦法庭之中。基于他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以及喜爱对工业活动进行政治性演说的嗜好），许多专家都曾推测杜尔可能成为2000年副总统戈尔的竞选搭档。

杜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既坚守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对技术又有很深的理解。在评估重要的风险方面，他要求绝对的坦白。杜尔的交际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他有五个电话号码、两部手机、一个双向寻呼机和两台笔记本计算机与别人保持联系。有时他把手机塞到头盔中，一边在阿斯彭滑雪，一边与他的“系列”成员（他用这个日语词汇来描述他和合作伙伴资助的公司形成的紧密联盟）通话。迄今为止，该公司已向250家美国技术公司投资超过13亿美元，创造了19.2万多个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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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诺德·科斯拉：

全球“技术领域”投资之王

2001年，《福布斯》公布100名最好的风险投资家，46岁的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名列第一。科斯拉曾创建了Sun公司，后跳槽到Kleiner Perkins公司——人称光纤网络产业鼻祖。他最成功的交易包括投资Juniper网络、Extreme网络和Cerent。评选委员会认为，科斯拉之所以能在“技术领域最佳风险投资者”中名列第一，不仅在于他成功地用钱生钱，还在于他有本事选择那些在一鸣惊人之后还能稳健发展的企业，这在风险投资者当中是很少见的。

1955年，科斯拉生于印度新德里，天资聪颖，先后在世界知名学府——印度技术学院、美国卡内基·梅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取得学位，一毕业就和志同道合的博士生安迪·贝赫托西姆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大胆想法变成现实，在1982年创立Sun微系统公司。1984年，科斯拉退出该公司管理层，由他在斯坦福读MBA的同学兼老友斯考特·麦克里尼（Scott McNealy）接任。当时，科斯拉只有30岁，却已完成创立世界一流公司的大业，完全可以选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988年，科斯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份稳定而收入不错的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和埋头研究却不知发展前景的学术工作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觉得那份工作会更加稳妥。1995年，科斯拉、杜尔和几个合作伙伴携手支持创立网景，16个月后该公司上市，股价迅速上扬，大大刺激了后来被称为“互联网泡沫”的上市狂潮。此后，科斯拉和杜尔分头出击，投资网站Excite、@Home、Amazon等公司。投资的公司都在短期内赢得响当当的名声，股价连续翻番，带来巨大回报。

科斯拉自己在6个主要公司投入的5000万美元就换来150亿美元。后来，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这些公司的市值大幅减少，别人还在痛苦彷徨，他却早走一步，开始投资电信基础设施、光纤网络和网络辅助软件了。

科斯拉不无懊恼地承认自己所在的公司没有把握住互联网掀起的第一次投资热潮。他说：“我不得不相信，没有投资思科系统公司是我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我们公司错过了思科，仅仅因为我们的投资合伙人中没有一个真正了解通讯行业！”

当然，科斯拉所在公司精英荟萃，绝对不会轻易再犯同样的错误。他的合伙人威尔·赫斯特三世说：“我们经常聚会，分析我们已经做错的事情，找出后发制胜的办法。”六年前，他们看准网络通讯产业将会兴起，毫不犹豫一头扎了进去。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而他们领先一步的决策也带来了丰硕回报。

相比之下，真正显示科斯拉及其搭档超群实力的业绩还在后面：虽然科斯拉为没有成为思科的风险投资者而耿耿于怀，但他们在1996年创办并一手培育起来的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Cerent）却由于成绩喜人，赢得刚刚成为市场新星的思科的青睐。赛伦特打算公开上市，就在提出申请之后的11个小时，思科赶来提出了一个让赛伦特难以拒绝的慷慨方案：出资69亿美元收购。当时整个公司只有287名员工，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后，每名员工的身价就上升到700万美元。

不过，谁也比不上科斯拉的投资增幅，科斯拉他们最初的投资只有800万美元，占该公司三成股份，与思科签完收购合同后，这笔投资急剧增长为20亿美元，其间仅仅花了两年半时间。

科斯拉和思科一样，对通讯产业的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他说：“网络公司的收入增长就是惊人的，在我从业的全部时间里，我还从没在任何领域见过这么高速的增长。”这当然是真的，说这话时是在1999年年底的时候，疯涨的互联网泡沫很快就要达到最高峰。

在市场风云变幻的年代，从无数投资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赢家，科斯拉的经验是必须拥有应变能力。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要求，其实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

他说：“所有旧机制都是在旧经营哲学下产生的，旧经营哲学的基础在于，以10年为一个周期，年增长率约为5%。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以未来10个月为一个周期，周增长率达到5%。这就是网络企业迅速崛起的背景。”充分地把握和利用了这一新变化，在别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抢先一步，结果科斯拉大获成功。

杜尔把他们的成功秘诀归结为某种魔术，使他们能够确定最有潜力的公司、CEO或行业，做出最有利的投资。他在一个采访中说，他们的公司之所以这样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兴趣不是单纯的创造企业，而是为自己创造重大的主动权。

面对目前席卷股市的郁闷情绪，科斯拉另有看法。科斯拉说，充足的现金基金还在虎视耽耽，随时准备进入高技术领域。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初步估计，去年4月至今已经投入大约370亿美元，而在去年头9个月，投入新企业的资金达到520亿美元，增长40%，全年共有5380家新企业获得投资。当然，在这些新企业当中，大部分都做不下去，只有少数可以取得成功。

不过，他又强调说，这是投资者早已熟悉的规律，与互联网或新经济无关。无论在硅谷、西雅图、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目光敏锐的风险投资者们还在努力寻求下一个思科、微软或甲骨文。

科斯拉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对技术市场很有信心：他参与投资的商务规划服务公司Corio在1999年7月上市，之后股价跌到不到最高点的三成，虽然他所在的克莱纳-帕金斯已经拥有该公司的10%股权，他还是从自己口袋里再拿出310万美元购入另外2%。科斯拉说，他不担心风险，只担心人们从此不敢投资，过分小心翼翼，但他又说，那也好，那时只有最好的企业才会得到投资。

科斯拉他们显然非常清楚急剧扩张的市场给相关设施和服务领域带来的巨大需求，这些需求会使在这些领域先行一步的投资者得到高额的回报。所以，他们果断投资发展相关技术，满足市场需求。

与其他同行相比，除了看准时机的本事高人一筹，他们公司的投资策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投资建立一个大规模且稳健运行的企业，不是为了贪图便宜赚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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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拉说：“我们的投资风格和其他风险投资者不同之处在于投资企业的情况，大部分投资者做的是短线投资，而他们投资的企业当中有95%在创办六个月内就会出售兑现，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健步发展、快速向前的企业。”

全球化浪潮：

风险投资的后硅谷时代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成为震中，硅谷更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捂着伤口，默默承受最大痛楚的，是风险投资。

互联网很快复苏了，当然，再也回不到1999年的盛世了。更加回不到的是硅谷在全球无与伦比的绝对中心地位。今天，虽然硅谷的风险投资依然是全球关注的热点，但是，更多精彩的故事，更神奇的投资案例，开始在硅谷之外屡屡发生。

看来，风险投资是灵丹妙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灵丹妙药。风险投资成就了创新和创业，但是，又何尝不是重大的创新机会和优秀的创业人才，给了风险投资以表现的机会。如今，高科技创新和创业浪潮已经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在巴基斯坦、墨西哥、南非等硅谷以外的地方全面掀起。

所以，在高科技全球化的今天，风险投资开始进入了新的硅谷时代。硅谷与各个国家以及区域的竞争和较量，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地方的风险投资们多大程度上能够把硅谷的风险投资的精髓偷师在手，究竟能否进一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风险投资的狂喜与痛楚：

以马云为例

中国互联网最值得关注的大事就是阿里巴巴上市。媒体们都在关注陆兆禧担任阿里CEO的事情，而投行们却已经纷纷预测阿里上市的市值，有对冲基金估计阿里市值可以达到600-1200亿美元。这个市值是什么概念？也就是4000-8000亿人民币！已经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中国市值最高的国有垄断巨头的市值相当了。

可以预计，阿里上市将是一个融资额度达到千亿人民币级，整体市值千亿美元级的大事件，有可能打破Facebook上市的记录，创造全球互联网的最高峰。

这是一场巨大的财富盛宴，创始人、团队、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民等都将直接参与分享。而最触动我的是，这场策源地在杭州的财富大爆炸，基本上与浙江的资本没有什么关系。有钱、有创业精神、有头脑的浙江资本完全沦为旁观者。

直到2007年，就在阿里即将上市香港前夕，杭州一位马云多年的好朋友还问我：“你说马云到底是不是骗子啊？到底有多大的忽悠成分？”的确，在上市爆发之前，在马云成为今天动辄几亿、几十亿美金的操作者之前，即使在他的大本营浙江，人们也很少能够理解马云这个人，很少理解马云这份事业的价值和高度。

如今，阿里巴巴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很可能很快挑战1000亿美元的新高度。在这种天文数字面前，马云再也不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马云的成功使得浙江在中国互联网版图中成为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并列的重镇。马云对于浙江的贡献和价值完全超越了金钱可以衡量的程度。但是，放在整个浙江的创业生态和企业家生态，马云依然是浙江的一个异类，依然不属于被浙江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效仿的榜样。有了马云的对比，浙江整体的企业家群体就显得境界有限。

千亿美元！马云将创造浙江人最大的一笔财富。但是，浙江人最应该反思的是，这笔财富与浙江的资本为什么没有关系！浙江如此有钱，浙江人如此精于创业，如此懂得挣钱，但是这些年浙江人在马云创造千亿美元的巨大钱眼过程中，却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却是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们给马云提供创业资本，同时也是软银、雅虎等分享了最大的份额，对于精明、骄傲的浙江人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很简单，浙江人很懂得赚钱，懂得把握商机，但是，在马云的成功面前，这种特长显得如此现实，如此功利，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参与互联网这样需要远见和理想的财富创造过程。浙江人错失马云商机，将是未来几十年都需要学习和反思的事件！

马云是为数不多摆脱了浙江资本局限性的人之一。也就是说，马云的成功，与浙江的资本是没有关系的。马云越成功，也就越彰显浙江资本的短视和狭隘！其实，不仅仅浙江的资本现实，中国的资本也大多一样，包括国际金融重镇香港的资本。

浙江资本错失了马云这个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浙江资本还会继续错失下一个马云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富有眼光的资本是需要创新文化和制度环境为基础的。

我们的真实现状是：中国很有钱了，但是，中国具有创新意识的资金太少了！即使在美国，风险投资一年的规模也就是200亿美元的级别，大致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型城市的房地产投入。中国每年真正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也就是200亿元，大概相当于中国房地产年投入的万分之一。所以无论是马云，还是腾讯，还是百度，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阳光财富——互联网财富，基本与中国本土的资金无关，沦为看热闹的旁观者。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风险创新 第6篇

对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上。这项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结论:第一种研究认为财政补贴能有效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如范兆斌、苏晓艳,(2009)、安同良、周绍东(2009)等利用不用层面的样本实证检验并证实了财政补贴能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1,2]。尤其对于那些已经享受了税收优惠的公司,如果再给予其财政补贴,不仅可以促进其研发行为,而且对于创新产品的商业化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种研究认为财政补贴对于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对于经常接受财政补贴的企业来说,财政补贴的挤出效应会增大。陈林、朱卫平(2008)运用静态古诺模型也分析发现:以科技三项费为代表的创新补贴款项并没有明显刺激全社会创新产出的增长,认为我国的创新补贴政策稳健性较弱,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3]。对于财政补贴“互补效应”与“挤出效应”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但由于研究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4]。

更多的学者认为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利、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失灵”和寻租,从而使政策效果打折。余明桂(2010)以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的自主权利越大、支配的资源越多,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联系就越有可能帮助他们获得财政补贴[5]。Charumilind(2006),Adhikari(2006),Faccio(2006),Claessens(2007)也都发现企业与政府的政治联系能给企业在银行贷款及税收优惠两方面均带来好处[6]。政治联系是企业政府主动配合的一种寻租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选择性失误也会大大影响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造成政策失灵。

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但现有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没有对相关政策进行分类研究,研究结论过于笼统;二是没有考虑将创新政策与风险投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综合考察创新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三是偏向于研究财政政策,对于金融政策、产权保护、人才激励的政策效应研究不足。本文将在上述三方面进行探索。

2 研究设计及实施

2.1 理论假说

由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要受到创新活动本身的经济特性———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创新活动的外部性的影响。所以企业自主创新就存在着市场失灵,即虽然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作用,但经济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现象。而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的社会整体边际价格与私人部门边际价值的不相等。于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产生了。Grossalan,Helpman(1991)的模型证实,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使得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在考虑社会收益的基础上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积极外溢性提供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刺激来降低研究与开发成本,促进企业研发的积极性,积极推动生产率的增长[7]。Carboni,Oliviero(2011)也认为技术创新的风险性以及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抑制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支出[8]。因此政府应当采取税收优惠措施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当创新投资产生收益或发生亏损时,通过费用或税收抵免等税收措施提高收入能力,增加创新收益,减少亏损。范兆斌、苏晓艳(2009),朱平芳、徐伟民(2003)的实证研究也均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有效手段[9]。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性行为具有激励作用。

企业自主创新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资金的投入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保证。研发活动的外部性单单靠事后的税收减免还无法鼓足企业的研发动力。高成本的投入使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政府财政科技拨款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扶持企业进行R&D投资,在研发前期即减轻了企业的成本,提高了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曹燕萍、胡宁、马腾飞(2008)对财政科技支出和大中型工业企业R&D支出相关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入具有较为显著的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果在中长期中更为明显[10]。朱云欢、张明喜(2010)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企业研发创新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与收益风险,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产生了诱导作用[11]。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性行为具有诱导作用。

创新型科技企业是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发展过程中需要资本的大力支持[12]。虽然技术创新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受市场、人才、资金、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受资金不足影响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前期阶段,企业创新的特点是“只有投入,少有产出”[13]。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做后盾,研发就难以延续。但在我国实务中商业银行在针对中小科技企业的贷款中“公”、“私”的观念影响仍然存在,大型国有企业才是服务的重点。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朱平芳、徐伟民(2003)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机构的贷款对企业自筹的R&D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江雅雯、黄燕(201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法律保护和金融体系这两个制度因素对企业的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4]。鉴于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金融支持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性行为。

创新性行为的结果是一种知识产品,它虽为私人产品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首先,它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我们无法排除他人对研发成果的享用,在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条件下,复制、传播和使用知识产品的成本与知识产品的生产成本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知识产品的高度外溢性使得其排他成本极高。其次,还具有使用的非竞争性。任何一家企业对知识产品的分享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受益。创新成果既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就无法避免“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的出现。“外部性”使得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受益,“搭便车”使得创新者的成果被无偿分享,这两大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性行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种法律手段,将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性质淡化,使得其成为一种真正的私人产品,保护创新者收益,激发其创新性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4。

假设4: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性行为具有激励作用。

一个国家企业创新氛围的浓厚与否,创新能力的强弱都与该国家科研人员的数量、水平息息相关。高端人才的流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最大的潜在威胁。2007年教育部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价钱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5。

假设5:我国创新人才政策有助于鼓励企业创新性行为。

以上是本文的基本假说。除此之外,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必须考虑它为企业所能带来的利润,因为竞争优势反映在利润中,所以利润将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9]。余明桂等(2010)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支配资源越多、产权保护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效应越强[5]。而这种补贴效用则会扭曲政府补贴的初衷。在参考以上及其他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企业净利润、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假设6:风险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程度呈正向关系。

一般来说,风险投资背景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股东为了将能够在未来和退出时,获得更多的来自于技术创新的租金,风险投资更有动力推动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股东将利用控制权手段将企业更多的资源投入于技术创新。

假设6:风险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效果有正相关关系。

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投资的介入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使企业有足够资金投入研发;二是由于风险投资介入后的管理会提高企业创新管理能力,从而增加企业的研发转化能力。因此我们假设得到风险投资的企业不仅可以再资金上得到帮助,更重要的是风险投资的技术传授及管理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具有长期的影响,从而获得比其他企业更高的研发效率。

2.2 样本

选择以2006年及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小板企业为研究对象。2008年是新旧政策的转折点,是认定高科技企业可以连续三年享受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起始年限。因此,本文样本是2008年至2011年四年间的平衡面板数据。

2.3 指标选择

本文选取研发支出(RD)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税收激励政策最重要的体现在于所得税优惠。所得税优惠包括税率优惠、税基优惠(应纳税所得额)和税额优惠,综合体现为实际所得税率的降低[15]。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吴文锋、吴冲锋、芮萌选择公司实行的实际所得税率作为所得税优惠的衡量指标。而吴联生(2009)采用的是虚拟指标,即是否享受连续三年所得税税率优惠[16]。本文将沿用吴联生的衡量方法,将税收优惠(TAX)设定为虚拟变量。财政激励政策主要是政府对企业直接发行的财政补贴,这一项在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中都有体现。本文选取各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的政府补助(Subsidy)一项作为财政激励政策的衡量指标。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人才政策都是宏观环境政策。2012年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组织专家进行程序严谨、客观公正的评审,确定了23个城市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这也是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上的一个大举措。是对之前所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期中考核,因此本文将知识产权政策(IPR)设定为虚拟变量,即公司所在城市是否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政府对科技人才(People)的引进重视,最终落实到企业就体现为一个企业科技研发人员所占员工百分比。采取两个变量来量化风险投资的强度,一是哑变量“有无风险投资背景”,赋值为“1(有)/0(没有)”,用BJ表示;二是“风投股东持股比例”,是将样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注明的“前十大股东中风险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加总*100”所得,用VCHOLD表示。

2.4 模型与实证分析

2.4.1 模型1

本文在朱平芳、徐伟民(2003)的R&D投入模型基础上,参考Gucllcc,Van Pottlcsbcrghc(2000)在研究政府支持R&D活动效果时对研发投入所设定的动态形式,将企业研发投入的滞后项视为决定当前研发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17],设定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Index表示采用樊纲2007市场化指数表示的企业所在城市的市场化程度。Profit指企业年利润。Size指代企业规模。

2.4.2 模型2

检验风险投资对于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模型1中,LRDS为被解释变量,是否有风险投资背景BJ、风险投资股东持股比例VCHOLD与研发人员投入LTP为解释变量,公司规模SCALE及SCALE^2、成立年数LN为控制变量。

2.4.3 模型3

为了验证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效果的关系,构建如下横截面回归模型:

模型2:检验风险投资对于公司研发产出的影响

模型3中,公司的研发产出LTQ即“Log(现拥有的专利权数量+正申请专利权数量+现拥有的软件著作权数量)”为被解释变量,是否有风险投资背景BJ、风险投资股东持股比例VCHOLD、LRDS与LTP为解释变量,公司规模SCALE及SCALE^2、成立年数LN为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2、表3、表4、表5所示:

(t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分别用★★★、★★、★表示)

回归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受前期投入的影响,研发投入滞后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2)五项创新激励政策中有三项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在10%的水平下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这与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人才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验证,一家更重视研发科技人才的企业倾向于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研发补贴政策虽然在5%的水平下作用显著,但与本文假设不同,其影响作用是负面的。也就是取代我们设定研发补贴与企业自发投入之间的“互补效应”,研发补贴的“挤出效应”得到了证实。金融支持及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3)企业规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研发支出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这与范兆斌、苏晓艳(2009),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2010)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企业净利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没有得到证实。

为了证明各项政策实证检验效果的稳定性,再次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t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分别用★★★、★★、★表示)

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与混合回归结果大体一致:研发投入滞后项影响当期投入。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均有效刺激企业研发支出。并且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效果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得到了加强,显著性水平由10%提高到了5%。研发补贴依然“挤出”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显著性水平保持在1%。金融贷款及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虽为负,但不显著。而企业规模及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均有提高。企业利润影响作用不显著。

混合回归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均不支持假设2: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结果表明不仅研发补贴与企业的互补效应没有得到证实,反而得出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也就是说,研发补贴的获取会导致企业减少自身的研发投入。虽然各项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寻租”问题导致政策效果偏离预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这样具有转轨经济背景的国家中,技术评价体系及信息披露机制都存在一定缺陷,企业技术能力各项信息均不透明,寻租行为具有广泛的市场[18]。因此在研究我国企业的研发行为时,除了考察企业间的研发博弈和专利竞赛,还应该考察国家科技政策制定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资助与被资助博弈。企业在申请研发补贴时的信号传递和逆向选择行为将极大地削弱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2]。余明桂等(2010)从政治联系的角度对企业寻租行为的研究证明,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地方政府这种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支出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5]。研发补贴的失效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德国研发补贴无论是对私人研发投入还是专利产出也都无显著影响[19]。

假设三、假设五有关金融支持及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均没有得到支持。但江雅雯、黄燕(2011)考察制度因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时确实发现法律保护和金融体系这两个制度因素对企业的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朱平芳、徐伟民(2003)更实证了金融机构贷款对企业自筹的R&D投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探究本文中这两项政策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的原因,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市场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t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分别用★★★、★★、★表示)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在市场化高低地区显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效果。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金融贷款完成了政策制定之初的使命,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贷款不仅不促进,反而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金融贷款越多的企业或者说越容易取得金融贷款的企业越发不趋向于扩大研发投入。对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产生的这一现象,我们这样理解。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竞争大、经济发达,企业自身有创新欲望,如果再得到资金上的支持,那么创新的潜质就被激发。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自身想依靠创新增收的欲望小之又小。企业更倾向于贷款复制别人的技术,以低成本或大规模战略获得收益。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已经放松了对企业与银行的控制[20],政府干预程度低,市场监督力量大,在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企业与银行间享受着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各项政策就更有针对性的执行,较少产生由于“政治联系”等其他因素而发放的贷款。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政府干预度高,政府干预可以让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获得借贷声誉。因此企业获得的贷款到底是因为创新需求还是借贷声誉就很难区分。

由于异方差性的存在,我们使用GLS回归消除异方差后,得到如表4回归结果。

通过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风险投资背景BJ和风险投资持股比例VCHOLD对R&D投入强度的影响都不显著,与假设1相违背。

同样使用GLS回归消除异方差后,得到如表5回归结果。

通过表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风险投资的背景对于企业研发产出情况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的研发总产出比无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高出0.7%,这与描述性统计相一致。但是,风险投资持股比例的多少对企业的研发产出影响并不显著,甚至由于其回归系数是负数,表明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产出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 研究结果及建议

3.1 研究结果

(1)税收优惠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作为与税收优惠齐名的两大激励政策之一,表现出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金融贷款作为企业创新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混合样本的检验中没有发现任何显著作用。

(2)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对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虽然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明显提高企业的研发产出,但是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数量与企业的研发产出反而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择投资企业时会选择成长性较高、创新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但是风险投资投入后并未能起到预期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

3.2 政策建议

(1)要建立综合性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在政策体系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金融支持和人才激励政策减少研发补贴政策。

(2)加强政府促进创业的政策体系与风险投资政策的衔接。政府应该将创新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及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政策统一起来,形成政策合力。同时,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积极引导扶持企业转型升级。

(3)鼓励地方财政资金适度参股风险投资基金,拓宽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根据美国以往的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市场的兴起与发展需要机构投资者的参与。风险投资风险大、收益期较长的特点,使得风险资本市场比公开资本市场更依赖于机构投资者。因此,在可以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政府资金适度参股风投,并逐步允许养老基金、保险基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优化风险投资的资本结构。

摘要：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创新管理化解电费回收风险 第7篇

1 完善机制, 源头管控风险

嘉善县供电公司把电费回收风险预警管理作为电费管理的创新点, 在客户服务中心电费部和各供电所设立兼职电费回收风险预警管理员, 从客户交费记录、用电能量变化、社会信誉等方面入手, 多方采集客户信息, 从源头上控制欠费风险。为及时掌握信息, 灵活应对突发状况, 该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召开电费回收专题分析会, 研究部署电费风险预警点和应对预警方案, 力求电费回收风险实现“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救急”。针对经常性欠费且欠费金额较大的客户, 制定“一户一策”, 并落实主要领导和责任人定期跟踪, 制定最佳催收策略。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客户群的电费回收成效分析、对比, 制定各类客户群体的最佳、次佳催费和缴费策略, 优化供电企业催费、收费运营模式, 提高电费回收效率, 降低催收的直接经济成本支出和人力等隐性成本支出, 实现服务与发展双赢。

2 拓宽渠道, 缴费方式新突破

嘉善县供电公司全力打造“十分钟缴费圈”, 推出了以银行卡批扣为主, 自助缴费终端、电费充值卡、银联POS机刷卡、支付宝、缴费网点代收等为辅的20余种缴费方式。现有电费代收报刊亭或村邮站120余个, 县域内包括工、农、中、建等12家银行均可办理电费批扣和柜收业务。

为进一步适应客户的交费习惯, 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交费需求, 嘉善县供电公司在2014年3月推出了手机充电费的全新缴费服务 (全称:银联商务电费闪充业务) , 2014年7月推广了国网营销服务手机客户端应用 (掌上电力) 等新型的缴费方式, 与原来的“十分钟缴费圈”形成了互补, 让不同的客户群真正享受到缴费的便利。

3 创新模式, 重新整合抄收资源

为全面完成电费回收工作, 嘉善县供电公司成立电费管理工作虚拟团队, 全面推广柔性催费法, 强化抄催力量, 提高业务素质, 提升服务水平。全面推进客户基础信息维护, 开通短信自动通知和催缴平台, 实现电子通知单的集中发送, 不断扩大短信催费面, 固化催费时间, 调整催费频度, 进一步优化电费催收策略, 提高了电费回收速度。同时, 公司组织开展电费回收劳动竞赛, 持续开展“金点子”、合理化建议征集工作, 及时听取员工对电费回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激发员工催收电费的积极性, 实现了电费回收工作的全方位、全过程管理。

4 多方合作, 内外联动确保结零

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 对于欠费持有恃无恐的态度, 特别是个别企业客户自恃自己用电负荷比较重要, 经常拖欠电费, 甚至拒不交纳电费及违约金。为此, 嘉善县供电公司积极借助外力, 及时将企业的欠费情况主动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反馈和沟通。若条件允许, 则利用新闻媒体或其他方式对个别欠费企业进行曝光, 给欠费企业制造社会压力, 迫使其主动交纳电费, 共同创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作, 对拒不交纳欠费的客户, 向人民法院递交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 在起诉前申请财产保全, 采取供电线路、设备、产品资产查封等方式, 降低电费损失风险。2014年11月, 县域内某污水处理厂由于部分客户欠交其治污费, 想利用供电公司对其停电倒逼用户交纳治污费。公司催收人员了解到情况后, 立即向分管领导汇报, 分管领导与该镇领导联系, 通过该镇主管部门的协调, 确保了及时收清电费。

2015年3月, 在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的引领下, 嘉善县供电公司积极与社会保障事务局开展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战略合作, 将电费交纳情况纳入个人信用记录。也就是说, 今后若连续3个月拖欠电费的客户, 将给自己的个人信用记录留下“负面记录”, 这无疑增加了客户的违约成本, 有利于客户养成遵守合同、诚信用电的习惯。

基金产品创新和风险防范 第8篇

关键词：基金产品,创新,风险,防范

一、引言

我国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人们对基金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但目前我国的基金市场存在一定的不足, 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成为基金产业的新出路, 同时, 基金产品的创新必然还要面临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对基金产品创新进行研究, 并对基金产品创新过程中出现风险进行防范。

二、基金产品创新的必要性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 基金产业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前景进行相关产品的创新。基金产品的创新能够给我国的基金产业及其他中小型企业带来一定的好处, 推动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

1、增加基金产业的利润

基金产品进行创新, 必然要考虑现阶段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与购买心理, 提供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基金项目, 以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经过创新之后的基金产品不仅会吸引更多投资者的注意, 增加基金的销售额, 还能在创新过程中弥补以往基金产品中存在的不足, 从而实现更高的利润。从这一角度看, 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能够增加基金产业的利润, 因此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

2、推动基金市场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基金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 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基金产品自身存在功能不明确、较为严重的相同性等不足;基金企业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时以营利为目的而忽视了基金本应发挥的功能;基金产品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等。面对这些问题, 就需要相关人员对基金产品进行创新, 从而保证基金产品具有各自的特点, 使不同的基金产品的功能更加明确, 也满足了投资者的种种需求, 从而实现基金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3、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持, 而基金产品可以给中小企业的经营者解决资金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 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许多企业进行了转型。而基金产业并没有随着中小企业的转型进行改变, 已经难以跟随中小企业发展的步伐, 无法做到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因此需要对基金产品进行创新, 研制出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基金产品, 从而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 推动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基金产品创新的思路

1、制度的创新

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 首先需要将封闭式的基金发展成为开放式的基金, 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创新, 才能保证基金产品实现创新的可能性。将基金产品转化为开放式的基金之后, 能够使基金产品具有多重优势。开放式的基金是指基金产品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较高的透明度、较便利的投资程度以及更具激励性质的约束机制。较强的流动性主要指基金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对本企业的资金做好管理, 保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用于应对一些突发事件, 保证本企业能够在各种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进行正常运转。较高的透明度主要是指, 开放式基金需要每日向公众或者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公布净产值, 保证基金相关工作在大众的监督下进行。便利的投资是指对基金的投资场所、投资方式等进行创新, 给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环境, 能够随时对自己感兴趣的基金进行投资。更具激励性质的约束机制则是指加强了市场的选择性。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 会对基金企业的业绩进行参考, 一些具有较诚信的交易记录以及较为优良的业绩将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进基金, 从而加强了基金企业的竞争力, 促进资金企业的优胜略汰, 使最先进行创新的基金产品拥有更多的市场资源。

2、交易方式创新

基金产品的创新离不开交易方式的创新。对交易方式进行创新可以有多种选择, 最为见效的就是发行上市开放式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这两种基金交易方式已经在多年的基金市场中得到了检验, 成为效果最好的基金交易方式。现阶段对基金产品进行交易方式上的创新, 离不开对这两种交易方式的不断完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兼具封闭式基金以及开放式基金的优势, 能够使场内场外的套利机制更完善, 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场内交易折价问题的出现, 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刺激其能够对基金市场更感兴趣, 并进行更多的投资, 从而推动我国基金产业的发展。上市开放式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成为现阶段较为成熟的基金交易方式, 适合在现代的基金交易活动中使用, 但也需要根据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作出调整。尽量做到在保证基金企业经营者的基本经济效益的同时, 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并为其提供更为便利的投资方式, 激励更多的投资者进行基金交易, 实现基金产品的创新。

3、投资策略创新

从投资策略角度对基金产品进行创新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投资策略的创新可以体现在指数基金、保本基金、生命周期基金上。指数基金作为一种在投资策略角度进行创新的基金产品, 将投资方式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进行指数化的投资能够使投资紧随市场潮流发生变化, 并在最大程度上使得基金产品能够获得最大利润。指数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基金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接受, 在发行过程中要不断随着市场进行完善, 使之成为一种越来越成熟的基金产品。保本基金则是在基金产品中加入了投资组合保险策略, 从应用资产配置和技术分析手段的角度对基金产品进行精确的计算, 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投资人本金的安全, 尽量消除投资者对基金投资风险的顾虑, 这样的投资方式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生命周期基金可以为一些具有长期投资想法的投资者提供一种可选择的、能够获得长远收益的基金产品。生命周期基金根据投资者的需求, 对大类资产配置比例进行定期的调整, 使基金的投资风格转变的更为保守。生命周期基金在我国发行以来获得了广大投资者的认同, 成为养老市场的一种新兴产品。

4、投资对象创新

基金产品的创新可以在投资对象的角度进行创新。我国的基金产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由A股、国债、金融债等少数债券向着更多的投资对象发展。针对投资者不同的需求, 出现了中短期债券基金和可转债基金等新型的基金产品, 扩充了投资对象市场。对投资对象进行创新是大势所趋的。随着股票投资的细化, 基金产品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市场对其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债券市场也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一些变化与创新, 推动着固定收益类的基金产品进行创新。进行基金产品的改革创新还需要参考国际市场债券的发行状况, 保证基金产品能够符合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规律的同时, 要注意与国际市场接轨, 推动我国基金产业能够走出国门, 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四、基金产品创新面临的问题

1、基金产品创新面临的风险

基金产品的创新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基金产品在创新过程中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基金产品创新出现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随着创新主体的出现, 创新措施在实施过程中, 基金发放者无法真正理解创新措施的含义, 投资者无法接受经过创新的基金产品, 导致实施无法顺利完成。另一个是新的基金产品在投入市场之后, 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会给基金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

基金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由于市场是不断变化的, 投资者的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时, 会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 这些因素会给基金产品的创新带来较大的风险。基金产品经过创新之后在推向市场的过程中也会面临风险, 整个推进的过程需要多种环节, 多变的市场环境与复杂的实施环节都是引发基金产品风险的因素。特别是实施过程的种种风险导致的试试结果与预期结果出现的差距, 必然会导致基金企业面临一定的经济和人脉损失。

2、基金产品创新存在风险的原因

基金体系的不稳定性、基金风险管理工具缺乏、基金监管的不完善等原因都会引起基金产品创新风险。

随着基金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 原有的对基金产品的划分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基金产品划分的需求, 是许多基金产品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加剧了整个基金体系的不稳定性, 使得小范围的基金风险会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动而发展壮大, 演变为全局性的基金风险。这样就将整个基金市场的风险扩大化, 十分不利于基金产品的创新。

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行管理需要一系列基金风险管理工具。但目前我国缺乏能够与基金市场相适应的充足的风险管理工具, 无法及时应对基金产品出现的风险, 无疑是加大了基金产品创新的风险, 也会导致整个基金市场的不稳定。同时, 随着基金产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基金监管缺失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国的基金监管无法随着基金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无法对新型的基金产品进行有效的监管。基金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必然会给基金产品的创新带来一定的风险, 不利于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应对基金产品创新风险的防范策略

1、加强监管力度

首先需要制定针对基金行业的法律法规, 为基金行业的监管提供法律支持。只有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法规, 才能对基金产业的发展提供最为严格的管理, 一旦出现问题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能够为基金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严格的发展框架, 维护基金经营者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

其次是对市场准入提供严格的监管。基金产品需要投入市场之后取得应有的效益, 只有对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监管, 才能保证基金产品在市场的推进过程中能够有一个最为安全健康、和谐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对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监管需要对基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核, 对基金企业的法人代表、管理者、经营者等进行严格的审查, 并对基金产品的交易规模等进行把握。

最后还需要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 加强监督管理机构之间的交流, 实现整个基金市场的统一管理, 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交流之后采取更好的解决措施。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能够对基金产业进行更加系统化的管理, 使监督体系更加持久稳定, 加强对整个基金市场的宏观管理。

2、加强基金产品主体的管理

首先要有条件的对基金产品进行创新, 针对市场的发展状况把握基金产品的创新程度。对基金产品进行创新要根据本企业的发展状况、投资者的需求等来进行, 保证基金企业能够支撑基金产品的发展, 并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而不是盲目的进行创新。

其次需要对基金机构内部进行控制, 从基金企业内部对基金产品的创新进行管理与完善。这就需要基金企业吸引具有创造力与扎实的债券行业知识技能的人才, 为基金产品的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的支持。同时要加强基金企业内部人员的专业技能, 不断提升其责任意识, 保证基金企业内部在顺利运转的情况下进行基金产品的创新。从而不断降低基金产品创新过程中出现风险的概率。

三、加强行业间基金产品的管理

基金产品的风险不仅仅会对基金产业带来影响, 还会对整个金融债券行业带来影响。这就需要基金行业积极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对基金行业进行监管。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作用能够保证基金产业在一般情况下通过自我监管与自我调节就能保证整个基金市场的和谐发展, 并推动基金产品的创新。还需要整个金融债券行业都参与到基金产品的管理之中, 其他债券行业与基金行业共同对基金市场进行监管, 通过整个金融债券行业的监督推动基金产品的创新, 降低其创新过程中出现风险的概率。

六、结语

综上所述, 基金产品的创新对基金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就需要对基金产品从制度、交易方式、投资策略、投资对象的角度进行创新。同时, 需要加强对基金行业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基金产品主体的管理, 重视行业间基金产品的管理, 从而更好的应对基金产品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推动我国基金产业的发展, 为建立公平和谐的金融债券市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陈锋.基金产品创新和风险防范[J].时代金融, 2014, 02:19-20.

[2]薛捷.基金产品创新设计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3]蔡逸轩, 徐枫.我国基金业产品创新模式探讨[J].商业时代, 2010, 22:69-70.

风险创新 第9篇

1.1 单风险评价

1.1.1 风险定义

风险定义为, 由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决定。根据风险的定义, 风险不仅表现为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p的c函数, 而且也是风险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后果的函数。一个风险虽然发生的概率很大, 但如果产生的后果损失很小, 那么风险可能是比较小的;相反, 如果一个风险发生的概率很小, 但其产生的后果损失却很大, 则风险也可能很大。

因此, 风险发生概率p和后果损失c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R=p×c (1)

1.1.2 技术创新风险关键要素

技术创新风险源、风险事件、损失和风险后果构成了技术创新的风险关键要素。风险源是触发风险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也是能引起风险后果的外在条件;风险事件是使风险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媒介;风险后果的发生使风险由潜在的危险转化为现实的损失。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动和内部系统的不确定性, 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的风险源会触发不同的风险事件, 这些风险事件会引发相应的风险后果, 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风险源是风险事件发生的条件, 不同风险事件对风险后果的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的影响也不同, 风险后果的损失会相互叠加成为技术创新此阶段风险损失总量。下图为企业技术创新阶段风险叠加过程。

1.1.3 单风险评价方法

单风险评价主要分为两个步骤:风险发生可能性的确定和风险后果损失评价。

(1) 风险后果发生可能性的确定

1978年, L.R.ZRdeh提出了可能性分布的概念, 可以有效解决具有模糊性的风险发生可能性问题, 结合专家判断法, 不仅考虑到风险管理领域相关专家的风险估测经验, 也考虑到企业的实际环境, 把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符合风险管理和系统工程的思维模式, 同时也较好地满足了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的需要。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基于可能性分布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确定方法。

基于可能性分布对技术创新风险后果发生可能性进行估测的方法可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步骤:建立风险发生可能性分布模型、估算可能性分布参数和计算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大小。

①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分布模型的建立

定义2.1 设R是论域U上的一个模糊集合, X是在U上取值的变量, 并令R是X取值的模糊约束R (X) , 则命题X∈R可以表示为R (X) =R, 那么该命题规定了变量X的一个可能性分布∏X, 可能性分布函数∏X在数值上等于R的隶属度函数, 即:∏X=μR。

定义2.2 设R是论域U上的集合, ∏X是在U上取值的变量X的可能性分布, 若R是论域U上的普通集合, 则R的可能性测度π (R) 为区间[0, 1]上的个数:

undefined (2)

其中πX (μ) 是∏X的可能性分布函数, 因而该值可以解释为X的取值属于R的可能性, 并可用下式表示:

Posb (X∈R) =π (R) =VπX (μ) (3)

若R是U上的模糊集合, ∏X是与变量X有关联的可能性分布, 而X在U上取值, 则R的可能性测度为:

Posbundefined (4)

其中uR (μ) 为集合R的隶属度函数。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只有两种情况:发生、不会发生, 因此可以设论域U={发生, 不会发生}, 集合R={发生}, 则由定义2.1可建立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分布为:

undefined (5)

其中:X表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在论域U上取值的变量, 即X∈U;P1/发生表示命题“风险会发生”的可能性是P1。

由定义2.2, 求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关键是确定可能性分布∏X中的参数P1值。

②可能性分布参数的估算

一个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P1, 主要取决于对该风险有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 任何一个风险的发生都有相应的影响因素, 因此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要综合相关因素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影响。本文应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并得到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大小, 具体求解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评价矩阵, 设参与风险发生可能性估测的人数为n个人, 对于一个给定的风险, 影响其发生可能性的因素数量为m, 每个人对影响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因素均给出一个评价值eij, 由eij构成一个评价矩阵En×m, 其中eij表示第i个估测人员 (i=1, 2, …n) 认为第j种影响因素 (j=, 1, 2, …m) 引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0≤eij≤1) , 例如e31=0.2, 表示第3位估测人员认为由于第1个影响因素的原因引起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为0.2。对矩阵的每行, 依各估测人员的权威性不同赋予权重得到权重向量R= (R1, R2, …Rn) , 对评价矩阵En×m的每一列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综合, 得到综合评价向量E*= (e1*, e2*, … em*) 。

第二步计算权重向量, 上述m种因素对风险发生可能大小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为此分别赋予这m种主要因素以权重, 并构成权重向量B= (b1, b2, …bm) 。本文采用专家评定法来计算这m种因素的权重。

第三步综合计算, 通过前两步得到综合评价向量和权重向量后, 就可以用下式得到P1的值为:

P1=T* (BT (E*) T) (6)

其中: (T*, T) 是模糊算子, 它有多种取值方法, 本文采用 (∨, ∧) 算子, 主要是为了突出影响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主要因素的作用: (E*) T表示综合评价向量的转置。

③风险后果发生可能性值的确定

通过上一节的工作, 确定了可能性分布中的参数值, 此时可以用定义2.2中的可能性测度公式计算得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本文的可能性分布模型中集合R是普通集合, 因此适用于公式 (6) 。这样给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估测值为:

Posb (X∈R) =VπX (μ) =P1=T* (BT (E*) T) (7)

(2) 风险后果损失评价

美国人Webster给出风险定义为:“风险是遭受损失的一种可能性, 在一个项目中, 损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后果形式, 如质量的降低、费用的增加或项目完成的推迟等。”根据风险定义, 技术创新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包括性能下降、费用增加和进度延迟三个方面。风险造成技术性能下降损失主要指研制开发阶段的专利技术性能下降和中试生产阶段的产品性能下降。费用增加损失包括人力、设备和管理等费用增加损失。进度延迟损失表现为研发进度延迟、生产进度延迟和产品进入市场时机延误等。

不同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程度不同, 费用损失可以用财务损失度量, 但技术性能和进度不能准确通过财务损失度量。为了损失的度量一致, 本文采取损失率来衡量风险造成的损失。本文定义风险损失率为, 风险损失量与该损失量在技术创新此阶段原有总量的比值。

①性能下降损失率用研发成果性能成功率和产品质量达标率来度量。

②费用增加损失率为增加费用与原计划总费用的比率。

③进度延迟损失率为延迟时间与原计划总时间的比率。

1.2 基于风险叠加原理的区域固有风险评价

区域风险的评价对象是重大危险源所影响的区域, 分为区域固有风险和区域实际风险两部分。区域固有风险是指在重大危险源的影响下, 衡量区域危险程度的指标。

陈国华教授等人针对有多个重大危险源存在的区域, 在对单个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价的基础上, 应用叠加原理得到描述该区域整体风险状况的定量评价结果

对于单个危险源, 按照死亡半径、重伤半径和轻伤半径将其周围划分为 3 个子区域, 每个子区域的风险值按公式 (8) 计算:

CRij=pi×Eij (8)

式中, CRij——第i个重大危险源周围的第j个子区域的固有风险值;

pi——第i个重大危险源的事故易发性值;

Eij——第i个重大危险源发生事故后对其周围第j 个子区域造成的事故严重度值。

对于处于多个重大危险源共同影响范围内的区域, 其危险性必然增大, 即其位于风险的“叠加”区域, 应按公式 (8) 将对其有影响的所有重大危险源产生的风险进行累积:

undefined (9)

式中, NRj——位于存在多个重大危险源, 其影响范围内的区域j的固有风险值;

i——可能对区域j造成影响的重大危险源序号;

n——可能对区域j造成影响的重大危险源数量。其他符号意义同式 (8) 。

1.3 技术创新风险阶段风险叠加原理

借鉴陈国华等人应用叠加原理对区域整体风险状况的定量评价方法, 对技术创新某阶段的总风险进行定量评价。技术创新该阶段的风险事件会引起n个风险后果, 每个风险后果发生的概率为pi, 风险损失率为di, 阶段总风险为Rt, 建立技术创新阶段总风险模型为:

undefined (10)

2 实例分析

2.1 实例背景

北京某高新技术企业是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企业, 对导体照明产业的更新换代技术进行研发, 并把研发成果产业化, 把新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产品。

研制开发阶段、中试生产阶段和市场销售阶段是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重点。研发部门、生产部门、营销部门和财务部门为参与创新核心部门, 部门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决策人员对各阶段的投入资金、项目完成期限等进行预测。

在技术研发之前, 根据创新设计方案和研发团队的技术实力, 研发部门对研发技术成果性能和项目完成工期进行预测, 完成工期8个月, 财务部门对研发投入费用进行预算, 预算总费用为100万元。风险管理部门对研发阶段的风险进行识别后, 预测技术研发成果的性能成功率为75%, 研发阶段需增加的投入为30万元, 研发延期的时间为3个月。

在中试生产前, 根据研发成果和生产部门的生产水平, 生产部门对产品质量和项目完成工期进行预测, 完成工期为4个月, 财务部门对生产投入费用进行预算, 预算总费用为100万元。风险管理部门对中试生产阶段的风险进行识别后, 预测生产的产品质量达标率为85%, 生产需增加的投入为40万元, 生产需延期的时间为1个月。

在市场销售前, 根据生产出的产品和营销部门的营销能力, 营销部门对产品营销活动进度延期进行预测, 其结果为50天, 财务部门对营销投入费用进行预算, 预算总费用为120万元。风险管理部门对市场销售阶段的风险进行识别后, 预测营销需增加的投入为60万元, 营销活动需延期的时间为20天。

2.2 实例分析

(1) 风险发生可能性评估

根据上文风险后果发生可能性的确定方法, 对技术创新各阶段风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进行确定, 以研发阶段技术研发投入费用损失为例。

第一步:计算风险发生可能性

选定15位项目管理人员和风险决策人员参与该风险发生可能性估测, 并给定权重向量, 由每位专家给定评价矩阵E, 然后综合这15个评价得到综合评价向量

E*=R×E= (0.632, 0.262, 0.277, 0.272)

第二步:运用专家评定法确定权重向量

B= (0.48, 0.11, 0.28, 0.13) , 应用式 (6) 得到可能性分布的参数P1为:

P1=V (B∧ (E*) T) =V (0.48, 0.11, 0.277, 0.13) =0.48

第三步:可得到该风险发生可能性分布为:

undefined

应用式 (6) 的发生可能性或概率为:

undefined

同理, 可求得技术创新各阶段的风险发生概率。

(2) 技术创新各阶段风险叠加计算

通过对实例进行分析, 利用上文风险损失率的度量方法, 对实例中风险损失率进行计算。根据技术创新阶段总风险模型得技术创新各阶段总风险, 如下表所示。

通过对技术创新各阶段总风险进行度量, 技术创新各阶段风险均为中等风险, 企业对各阶段风险应及时跟踪其变化的过程, 进行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管理。

3 小结

本文从单风险评价方法和区域固有风险的计算方法, 构建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叠加模型, 对企业技术创新各阶段总风险进行度量, 具体工作如下:

(1) 明确了单风险评价的主要内容、目的及其衡量指标, 并具体分析了常用单风险评价方法的适用性。

(2) 本文详细分析了以可能性分布为基础的风险发生可能性估测方法, 并详细介绍应用该方法进行风险发生可能性评估的主要步骤。

(3) 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 给出了风险后果影响程度估测方法。为了估测单位的统一, 提出了风险损失率的度量方法。

(4) 结合实例, 介绍了本文提出的风险叠加方法进行企业技术创新阶段总风险的步骤。

摘要：本文基于单风险评价和区域固有风险评价, 建立风险叠加模型, 对企业技术创新阶段总风险进行度量, 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

关键词：风险评价,风险叠加,风险度量

参考文献

[1]张文海, 陈国华, 潘游, 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及定量评价方法初步研究[J].化工学报, 2004, 55 (4) :682-685.

[2]陈国华, 张静.区域风险评价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6 (6) :112-116.

风险创新 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争议;金融风险控制

一、我国金融创新内容

1.金融制度创新。利用金融制度创新，规范中国金融创新的基本思路分为以下几点：应构建一整套金融法规并形成一些开放性的金融危机处理机制;要确保中央银行的完全独立地位，央行的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应由专家组根据实际经济形式而制定，不受行政干涉;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允许银行所有制的多样化;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形成中央银行宏观监管、同业公众同向约束、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相结合的三级监管体系，确保央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2.金融市场的结构创新。中国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互补关系。目前，提高证券化比率的重点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快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进程，实现股权全流通，并恢复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二是积极发展和完善主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使之成为主板市场的重要补充。三是形成全国联网的柜台市场，提供新的投融资渠道，促进金融资产多样化，扩大证券市场规模。

3.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对现代金融影响极大的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它是一种以规避风险为目的，依赖基础性金融工具及特定的市场交易规则来实现其价值的金融创新产品，包括期货、期权、利率互换、利率上限、利率下限等。作为创新金融产品代表的衍生工具具有降低成本的明显优势;作为创新需求主体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其存在巨大需求。金融衍生工具出现之初，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避险保值。

二、我国金融争议的存在

1.国内金融争议的类型。近年来，金融领域及专业的分工日益细化，一方面是由于金融知识领域的延伸更加精细化，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推动着金融行业的发展，令金融专业领域的分工协作不得不更上一层楼，让专业更为细致，服务内容更加广泛与人性化。从革新后的各项领域来区分金融争议的类别，按照专业类别可将金融争议分为：证券、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行业内纠纷与争议;按照金融形式内容的不同可将争议分为：借款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与保险合同纠纷等形式;按照金融衍生工具的差异化，可将金融争议分为：现金类金融争议、衍生类金融争议，其中现金类金融争议又可细分为证券与其他，另外，衍生类金融争议亦可分为交易所衍生的金融产品以及柜台产品。

2.金融争议的解决途径。随着金融领域各项环节的细化，金融行业内部各方的权责利益较为纷繁，从而致使解决途径呈现多元化特征，才能使金融市场各主体维系基本的平衡。在实践中，金融争议的解决方法有很多种。除了通过法律诉讼以外，以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的机制发展较为迅猛，例如：仲裁、调解、协商等，在现实社会中应用极为广泛，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无论哪种金融争议的出现，都需要当事人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合理维护自身的法律权利，并且尊重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及位置，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以便在未来的金融领域有着更多的合作机会。这对于国内金融环境的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我国金融风险的控制

1.完善我国金融争议调解制度。我国金融争议的调解制度需根据调解主体的不同而将其划分为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调解制度是解决现代社会中金融争议最高效的方式之一，我国相关学者与专家在这一领域做了较为有意的探究，通过对其精髓的领悟，让笔者受益匪浅。譬如，有专家认为，应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保险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独立对行业监管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调解协会，便于调解金融行业内部交叉领域的争议问题，将金融争议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也便于行业内部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2.打破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中央政府应积极建立国家财政部门、央行、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机制，借鉴跨国银行的经营模式，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在金融稳定中的收益和责任，前瞻性地设计商业银行改革方案，促进银行、保险、证券行业的协调发展，着眼于硬化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并激励商业银行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创新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途径，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地方政府应强化整体观念，维护中央政府政策的权威性，积极引导地区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在积极弥补市场缺陷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我国的历次经济过热似乎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如何理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使之朝着激励相容的方向发展，稳定金融，应该是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3.以优质资产来衍生新产品。在金融产品、机构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要以优质资产来衍生新产品，以不良资产作为补充;以创新各种债权和股权类产品为基础，突出主营业务和专业优势，循序渐进的进行金融创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推出复杂的金融技术和混业经营;关注经济周期性风险，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和创新激励约束制度;加强市场流动性的控制， 慎度流动性的金融工具的推出。

以资产类产品创新为主，以保证收益、便于流动和转嫁风险的低成本营销为导向，谨防金融产品创新结构的失衡破坏了银行金融产品应该具有的整体协调性， 真正发挥创新产品的功能和作用。

4.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管包括：（1）完善金融体制，提高金融机构自有资本金充足率，建立金融机构关闭清理制度，降低金融机构自身的脆弱性，提高经营的稳健性。（2）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必须与其宏观控制能力相适应。虽然金融自由化可以促进金融机构改进质量，提高效率，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但自由化进程的推进是有一系列条件的，如健全的财政预算体系、金融体制、国内借贷利率的市场化、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及完善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等。自由化进程过快会产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其中尤为要注意的是开放资本市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顺序一般为：政府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允许设立外国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开放。（3）重视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利用外资要以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借入外债以中长期为主。（4）对短期资本的流入及投向要加强管理和监测。应把短期资本的数额控制在可以灵活使用的外汇储备额以内。当一国尚无条件满足全面兑换，但又需要吸引外资流入时，可通过外汇管理形成合理的外汇需求。

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防范 第11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产品创新,风险防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法宝,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今天, 金融创新日益凸显其重要性。金融创新是金融学的重要领域, 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单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只不过是观念性的东西, 而金融实践的每一步均依此决断着市场选择。因而加快金融创新的脚步, 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什么是金融创新呢?金融创新是指商业银行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 在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人员准备、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等方面开展的各项新活动, 最终体现为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造与更新。

一、在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必然会存在风险,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创新活动本身的风险性。

创新就其本质来看, 要投入较大的成本, 并伴随很高的失败率;创新之初往往无经验可循, 并缺少实际投入产出的财务数据支持, 常常使创新活动中途夭折;新产品可能会抵消原有产品的市场份额, 需要综合统筹的分析;新工具体现新的特性和信用关系, 需要有配套的技术;同时, 由于银行产品的同质性, 很易于被其他银行模仿而使创新的收益大大减少。

(二) 创新使银行面临的风险加大。

创新可能使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与利率风险等增加。如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衍生产品具有高杠杆性, 而表外业务的创新使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 可能为投机活动留下机会。因此, 如果不能对创新产品活动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 可能使银行自身发生危机。

二、如何平衡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

风险管理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层次是降低风险, 第二个层次是价值增值,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

专业人事曾这样比喻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创新会制造出新的风险, 没有创新就没有风险, 因此需加强风险监控。但过度的风险控制又会导致收益的降低, 因此这是一个掌握好平衡的问题。

(一) 金融创新引发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价格拨动而导致商业银行表内、表外遭受损失的风险。而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产品必然与利率风险、股票风险、汇率风险和商品风险密不可分。市场风险存在于银行的交易和非交易中。由于金融创新产品, 会引发新的市场风险。

2、信用风险。

传统的信用风险是指因交易对手无力履行合同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 有被成为违约风险。但随着商业银行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诞生, 信用风险被定义为“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和信用质量发生变化, 影响金融产品的价值, 从而给债权人或金融产品持有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商业银行面临着除贷款以外的其他金融创新产品带来的风险。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不完善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该风险的产生主要是人员因素、内部流程、系统缺陷、外部事件引发。操作风险自商业银行诞生伊始就伴随其左右, 并时时刻刻存在于商业银行运行中。

(二) 具体策略

1、做好内部风险防范管理

面对银行的产品创新风险, 从商业银行看, 就是要构筑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创新很大一部分风险可以通过内部科学的制度控制和安排来消除。要使银行成为一家不断创新的银行, 关键是创新工作规范化, 使创新与稳健经营成为每一个员工、部门和分支机构的自觉意识, 使创新活动能够得到制度保障。

(1) 市场风险。由于市场风险具有数据的优势肯易于计量的特点, 所以针对金融创新可以在事前进行充分的计量和预测。利用先进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来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核心, 发现产品创新中的高风险点、提供最佳的风险规避方法, 通过这些动态的、及时的风险研究报告, 提高商业银行针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信用风险。由于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非系统性风险特征, 因此信用风险管理者通过各种监测技术, 动态捕捉创新金融产品风险指标的动态变化, 判断其是否已达到一起关注的水平或已经超过阈值。通过进一步掌握限额管理的方法、原理, 针对创新金融产品进行设计;通过进一步强化对创新的信贷产品的审批流程、原则和方法的确定, 保证该产品的质量;通过加强贷后管理力度, 及时针对该产品进行后期维护。

(3) 操作风险。金融产品创新往往忽略了操作风险的管理。由于操作风险具有普遍性、非赢利性和引发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特性, 针对产品创新应订立岗位责任制、加强稽核管理、对于重要关键岗位制定定期轮岗制度和休假制度、公开合规监督等措施。并且就创新产品进行风险诱因和风险环节的分析预测, 设定关键风险指标的进行监测和管理, 采用先进的计算模型进行计量, 形成系统的文字风险分析报告。

2、加强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

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共同构成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的三大支柱。这既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依法、健康经营的前提, 也是商业银行借助和遵循监管市场的机制, 借助外部监管和市场的约束, 能提高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能力。

总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 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 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明显增强, 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得到高度的重视。作为较新课题的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 还有待在今后风险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加强。引用这样一句话:当今天下, 行者困于现实制度与人际关系, 而行真理念者少, 而真行者长久必得市场!

参考文献

[1]何梓华、成美:《新闻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