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范文（精选12篇）
岳麓书院 第1篇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3年12月第4版
ISBN:9787566700834
字数:152000
开本:16开
定价:30.00元
内容和作者简介
岳麓山岳麓书院导游词 第2篇
从麓山寺的碑亭过来是时务轩，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前那次悲壮惨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当时的维新壮士熊希龄、梁启超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宣传变法理论和民权平等学说，反对封建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七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梁启超潜往日本，时务学堂几经变迁后并入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梁启超再往长沙参观“时务学堂”旧址等墨迹。1994年，政府将梁氏手迹刻碑，并在此建轩，又请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匾额“时务轩”，这再次体现了岳麓书院对经世致用的仁人志士的最高礼遇.
岳麓书院的参观就要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噢!对了，中间提了一个问题，在讲堂的讲台上为什么放了两把椅子，答案是这样的：古时候讲课一般有两个老师，一个老师负责讲述儒家的典籍、孔孟的学说，而另一个教师则负责对他所讲的深奥难辨之处进行解释。讲解讲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有人说当年朱熹和张栻两人曾在此一起讲学，并互相辩论，所以摆两把椅子让两位大师平起平坐。大家认为哪种说法更正确呢?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第3篇
主持人语：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境外收购了约两千枚珍贵的秦简，內容包括：“律令”、“数书”、“曰志”、“官箴”、“梦书”等。消息传出，受到学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大家盼望这些文献能够尽快整理出版。所以，近来我们正加紧在做有关秦简保护、文字识读、注释整理等方面的工作。在从事秦简文献整理的同时，我们也拟将其中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发表于本栏目之中。这一辑论文中就有两篇是有关“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内容。其他诸篇，则均是有关简帛与秦汉史领域的研究成果。
(朱汉民教授)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了许多秦代郡名，这些郡名中有些是典籍上常见的秦代郡名，有些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可以互证的，有些则是史书记载上从汉代才开始设置的郡名，还有个别的则是文献上从没出现过的秦代郡名。本文主要选取后几类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作些简略的考证，以供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关键词]岳麓书院秦简；郡名；考略
[中图分类号]K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2-0005-06
2007年底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秦简中，有大量的律令文书，在这些律令文书中，出现了不少的郡名。这些郡名在简文中的出现，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明确注明是郡名的，如“衡山郡”、“南郡”、“琅琊郡”等；二是前面注明是郡与郡之间的迁署，然后排列郡名的，如：编号为865号的简文曰：“诸相与奸乱而迁者，皆别迁之，毋令同郡。其女子当迁者，东郡、参川、河内、颖川、请(清)河……”；三是根据郡守、假守、假尉等郡一级的职官名称可推定者，如、“东郡守”、“河间守”、“洞庭守”、“泰山守”、“南郡假守”“清河假守”、“南阳假尉”、“州陵守”等。
经初步整理，这批秦简中大致可认定的郡名有下面22个：
内史、东郡、南阳、南郡、泰原、叁川、颖川、河内、琅邪郡、九江郡、上党、河间、苍梧、洞庭、恒山、清河、衡山郡、泰山、庐江、四川郡、州陵、江湖郡
这些郡名，大致可分为五种情况：一是与《史记，秦本记》中所记载的秦三十六郡郡名相同的，如内史、东郡、南阳、南郡、泰(太)原、叁(三)川、颖川、河内、琅琊、九江、上党等十个郡名。这是典籍中常见的秦代郡名，这里我们略而不论。二是与里耶秦简上所载的郡名可以互证的，如苍梧、洞庭两郡。有关苍梧郡、洞庭郡的讨论已经很多，这里也不再赘言。三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名称可以互证的，如河间、恒山、衡山、庐江、清河、四川郡等。四是史书记载上是从汉代才设置的县名，如泰山、州陵等。五是个别从不见于典籍记载的郡名，如“江胡郡”，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新郡名，值得特别关注。下面我们仅就后三类中的一些郡名作些粗浅的梳理和考证。
1清河
“清河”或写作“请河”，作为郡名，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曾出现过多次：
编号为374的简文曰：“清河假守上信都言……”
编号为865号简文曰：“诸相与奸乱而迁者，皆别迁之，毋令同郡。其女子当迁者，东郡、叁川、河内、颖川、请(清)河……”
编号为864号简文曰：“罪?人而当戍请(清)河、河间、恒山者，尽遣戍口口地。清河、河间当戍者，各戍……”
《齐鲁封泥集存》集录有“清河太守”封泥，王国维为《集存》撰跋文时，曾据其形制断为“汉初之物”。孙慰祖先生曾考订曰：《史记·苏秦列传》：“赵东有清河”。又同书《樊哙列传》：“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清河与常山并称而计其县，其数目亦合二郡之地，则此前已存其郡方是。
按，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之“清河”亦与“恒山”并列，大家知道，“恒山”也就是“常山”，可见《史记，樊哙列传》中所记的“清河、常山”确系秦代郡名。由此既可证孙氏所考可以成为定论，同时，也可证“清河太守”封泥确是清河郡守的印鉴，这方面，近年大量出土的秦代封泥也可作为佐证。
辛德勇先生曾对清河郡作过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证：“西汉有清河郡，核心区域在今河北清河、故城至山东临清、武城、夏津、高唐一带，即汉以前之《山经》、《禹贡》河与《汉志》河这两道黄河河道中间的地域。战国时这里属赵国，有武城邑，又称东武城，为平原君赵胜封邑。清河在赵为东疆重地，与常山(恒山)东西并称。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錡攻取赵平阳、武城。由平原君封邑可知，武城为清河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秦已攻取整个清河区域。所以，秦清河郡即应设置于此时。秦清河郡的范围，西部应比汉代的河间郡要广阔许多。与武城一道人秦的平阳，位于唐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在漳水南岸。武城所在的清河地区，既然已经设郡，平阳所在的漳水南岸区域，不能无所统属，应当一并归人清河管辖。”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清河”作为郡名的反复出现，确证了秦代置有清河郡这一事实，同时也证明了现当代学者考证的正确。
2衡山
衡山作为郡名，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曾出现了两次，且都是直名为“衡山郡”者：
编号为1221号的简文中有：“癸行戍衡山郡，居三岁以当法。”
编号为383号的简文中有：“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口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关于衡山郡的设置，谭其骧先生曾推断：“《项羽本纪》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其建郡之年，姚氏鼐以为未可知，今以前例亦以为秦置。《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与南郡并举，盖其时已建郡矣。”
辛德勇先生评述曰：谭氏依以上论述胶东郡时所揭示之通例，判断衡山应属秦郡。今存有“衡山发弩”和“衡山马丞”封泥，可证谭说足以信从。唯谭氏复论述云：“《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与南郡并举，盖其时已建郡矣。”这里衡山与南郡是否为对举关系，似乎还可以推敲。如上所述，分置衡山和恒山两郡，都应与秦始皇的山岳崇拜有关，而秦始皇另有巡视恒山的记载，所以，这里所说“衡山”，也完全可以是指山岳而不是郡名，若联系秦郡设置的总体状况来分析，还是将其认作山岳要更加合理一些。所以，衡山郡依然应当是始皇三十三年时与其它郡一同改置。衡山郡为分割九江郡所置，九江地域过于辽远，也是将其分而治之的主要原因。
按，岳麓书院藏秦简上明确记载的是“衡山郡”，这不仅可排除山岳之名的怀疑，而且在我们上面引述的第1221号简文的前面还有明确的月份记载：“五月甲辰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居三岁以当法。……”这里的“五月甲辰”应是秦二十五年的五月甲辰，因为在另一枚编号为1219的简文中有：“廿五年五月丁亥
朔壬寅，州陵守绾、丞越敢讖之……”。还有一枚编号为0083的简文中有：“廿五年六月丙辰朔己卯南郡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我们根据张培瑜先生编制的《中国先秦史历表》中的“战国朔润表”可知，这里所记的廿五年五月和六月的朔日干支正是秦廿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的五月和六月的朔日干支，根据干支推算，这枚简上的“五月甲辰”也就是五月十八日，它与那枚编号为1219的简上所记的“廿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的壬寅日才相差两天，这也说明这两枚简所说的是相关的同一件事。而从这三枚简的抄写文字风格和所记的内容来看，其中的“州陵守绾、丞越”显然也是同一个州陵守、丞的名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在1221号简文中出现的五月同样是廿五年五月，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222年五月。这也就意味着最迟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衡山郡就已经存在了。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在《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的记载中，衡山并不是山岳之名，而实属与“南郡”一样的郡名，因为早在秦始皇廿五年(前222年)，衡山郡已经作为谪戍地写进了秦简之中。因此，所谓“衡山郡依然应当是始皇三十三年时于其它郡一同改置”的推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3泰山
泰山是否是秦郡名，历来缺乏文献依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编号为1114简文曰：“泰山守言，新黔首不更昌等夫妻盗，耐为鬼新(薪)白燦。……”我们从秦代职官设置可以判断，“泰山守”的“守”非郡守之称莫属。(有关“守”的讨论，详见下文。)
《齐鲁封泥集存》收有“泰山司空”封泥一枚。孙慰祖先生考证曰：“泰山秦汉皆无其县，印文非郡无以归之。《地理志》曰：泰山郡，高帝置。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说：故属秦齐郡，楚汉之际属齐国，寻为济北国，五月复属齐国，分置济北、博阳二郡。高帝四年属汉，改博阳为泰山。王国维认为：故汉初之郡，当因秦故。以此封泥证之，泰山亦秦始皇二十六年后自齐郡析出之郡。所谓高帝改博阳曰泰山，恐实为复其秦名而已。”秦简中的“泰山守”无疑给封泥中的“泰山司空”提供了泰山在秦代确曾置郡的重要佐证。同时也说明孙氏所考大致可信。《地理志》中所谓“泰山郡，高帝置”的记载当是秦代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所作的判断，实际上泰山在秦早已设郡，之所以有“高帝置”的结论，或如全祖望所推论，当楚汉之际，泰山郡又归属于齐国，后又单独划出为博阳郡，至高祖重新区划郡县时，又改博阳郡为泰山郡，这或许也是汉承秦制的一种表现吧。
4庐江
庐江作为郡名，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是与“假守”连在一期出现的，编号为0556号简文曰：“丞相上庐江假守书言：庐江庄道时败绝不补，即庄道败绝不逋(补)而行水道，水道异远。庄道者……”
庐江是否为秦郡名，曾存在着文献证据不足的遗憾。谭其骧先生在《秦郡新考》一文中将其摆在疑似之列：“又《黥布传》，项籍死，天下定，布遂剖符为淮南王，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四郡除九江外前人亦目为非秦郡。今按郦道元《赣水注》，南昌，秦以为庐江南部(即庐江郡之南部都尉)；是豫章果后置，庐江亦未必非秦旧也。”
辛德勇先生对此评述曰：“今案庐江郡虽见诸记载偏晚，但是，《水经注》的记载，往往有可靠的地方资料作依据，其可信性并不一定会比《史记》等书更低，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足以说明“庐江”在秦时已设为郡置，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谭其骧先生推断的正确，填补了文献记载偏晚的遗憾，而且也说明诸如《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多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5四川郡
“四川郡”在简文中出现了两次：
编号为0706号的简文曰：“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编号为0194号简文虽已糟朽得看不太清楚，但根据上下文推断，也同样有“泰原署四川郡”的字样。
四川作为郡名，曾出现在秦封泥和印信之中，《考古与文物》1998年2期曾刊登过“四川太守”的封泥，后又在《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上刊登过“四川水丞”封泥，周晓陆曾在《秦封泥集》中考订曰：
《史记·高祖本纪》：“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三日，……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集解》：“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汉书·高帝纪》略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东海郡。”案泗水郡秦本为四川郡。……后因字形相近讹川为水。……四川郡之得名，或因其境内有淮、沂、濉、泗四水之故，后则因有泗水为作泗水郡。
王辉先生也曾考订曰：《汉书·地理志》：“沛郡”，班固自注：“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汉书补注》王先谦曰：“《睢水注》：始皇二十三年置”。周晓陆以为：“泗水郡本为四川郡，此司马迁作《史记》时尚明，后讹川为水，当在褚少孙补作之时，班固作《汉书》时沿其误。”说甚是。
辛德勇先生曾评述曰：周氏所论并举述有“四川轻车”秦印相证，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对西安相家巷进行系统考古发掘时，还出土有秦“四川水丞”封泥，而《续汉书·郡国志》亦载沛国本“泗川郡”，《初学记》述秦三十六郡，“泅水”乃作“四水”，各自都还保留一部分本来的面貌，故应据周氏所说，改泗水为四川郡。
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不仅印证了上述“四川太守”、“四川水丞”、“四川轻车”等封泥、印信的可信度，也证实了秦代确有“四川郡”，后来文献记载中的“泅水郡”乃是“四川郡”的讹写变化而来，它与现在的四川省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地域概念。
6州陵
州陵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划名，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多次出现：
编号为1219号简文曰：“廿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州陵守绾、丞越敢讖之……”
编号为1221号简文曰：“五月甲辰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居三岁以当法。……”
编号为0083号简文曰：“廿五年六月丙辰朔己卯，南郡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子谳求盗尸等捕秦男子治等四人”
编号为0163号简文曰：“廿五年七月丙戍朔乙未，南郡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子讖荆长癸等口，男子治等告□□”
编号为0061号简文曰：“……州陵守绾令癸与口徙……”
我们在这批秦简中多次看到“守”、“睱(假)守”都是郡守的专名。如编号为0319号简文中的“东郡守”、编号为0488号简文中的“南阳守”、编号为1954号简文中的“河间守”、编号为0921号简文中的“洞庭守”、编号为0083号简文中的“南郡睱(假)守”等，无一例外都是郡守的专称，以此类推，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泰山守”是郡守，那么，这里反复出现的“州陵守”也应该是郡守。当然，“守”也可以解释为“权摄”之意，如《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等起事后，“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人据陈”山。虽然姚鼐曾据“陈守”之称而断定：“则知有陈郡矣”，而且后来的王国维、谭其骧都沿承此说，并谓秦设有陈郡。但清代赵翼则认为“守”在秦汉，又可用来称呼试用之官吏，“守令”、“守丞”也可以是指这种摄事的县令和县丞。尽管赵氏所言不无道理，但我们也注意到，这里的“守令”、“守丞”的“守”字后面都有特定的职官名称，这样，将“守”解读为“权摄”之义才好理解，如果单独一个“守”字也这么理解就比较困难。
另外，在已发表的湘西里耶秦简中曾出现过“阳陵守”，但同一枚简牍的下文中又写作“阳陵守丞”，由此学界都认为，这里的“阳陵守”乃是“阳陵守丞”的笔误，也就是抄漏了一个“丞”字。至于里耶秦简中所出现的“田官守”的“守”，因为其前面所出现的并不是地名，那显然已不是“郡守”的意思了，而应该是看守或护守之类的一般“守吏”的名称。这方面，秦代对郡守、郡尉的临时设置，多有明确的规定，如岳麓书院藏秦简第0370号简文就有明确界定：“郡尉不存，以守行尉事，泰守不存，令尉为假守，泰守、尉皆不存，令吏六百石以上及守吏风莫(模)官……”由此可见，“守”字单独出现时，就是指郡守或泰守。至于所谓的“守吏”，应该都是临时摄管某一部门官吏的泛称，其俸禄多在六百石左右，如里耶秦简中的“田官守”就很可能是这种“守吏”之一。
州陵在《汉书·地理志》中是属南郡所统辖的18个县之一，其地望在今湖北省钟祥县西北境内的胡集镇附近。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中亦有同样的记载：“孱陵、销、竟陵、安陆、州陵、沙羡……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可见在汉初时，州陵已是县名。但我们从这批秦简中知道，州陵在秦始皇廿五年前后曾作为郡名存在过。它也许是当时从南郡临时分置出来的一个郡，或者说，它很可能是秦国在征服楚地的过程中所临时设置的，而“州陵守”或许也就是这批秦简中所多次出现的所谓“新地守”。编号为0485的律令文书中记载：
“同罪其繇使而不敬，唯大啬夫得笞之如律。新地守时修其令，都吏分部鄉邑间，不从令者论之。·十九”
这是一条编号为“十九”的法令条文，虽然与其相属的上枚简的内容尚不太清楚，但此简上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当时曾出现过很多的“新地守”，也就秦统一六国期间的地方临时看守政府。这种“新地守”还“时修其令”，其所修政令还“分部鄉邑间”，可见其职掌的权利范围还不小。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想，这种在战时临时设置的“新地守”，在职权上应该是郡一级的，但其管辖的范围则可能是临时指定的，待战争结束，重新郡县设置的时候，这些“新地守”也许就不复存在，而其所辖的“新地”也就根据地域的大小而重新划人全国的郡县设置。这样，原本管辖区域很小的“州陵”郡也就自然降格为南郡所属的一个县了。
7 江胡郡
0706号简：“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0194号简：“……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
0383号简：“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口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0480号简：“□迁其弗见莫告，赀一甲。前此令□□入关及阴密□环陷?江胡而未出关及其留在咸[阳]……”
这4枚简中，0706号简保存得非常完整，文字清晰可读，但遗憾的是找不到跟它系连的下一枚简(因这批秦简在流转过程中多有散失所致)。0194号简和0383号简是相连的，两简合起来内容基本完整。略有遗憾的是0194号简的上半部分的文字受损，字迹已模糊而难以辨认。
好在它的内容与0706号简基本相同，故两者可参照而明确其大部分文字。不过，不管是0706号简还是0383号简，其中的“江胡郡”三字都非常清楚，文字释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在简文中位于“泰原署四川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的中间，因此，所谓“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的“江胡郡”明确无误是一个郡名。但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典籍记载还是出土文献，还从没有见过以“江胡”作为郡县名者。我们在0480号简文中再次发现了“江胡”两字，其文字构形和写法与0706号简和0383号简上的基本相同。众所周知，古文献中，“胡”与“湖”多可通用，因此，“江胡”或当读为“江湖”，但“江湖郡”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江湖”在典籍文献中多泛指江河湖泊，如《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汉书·货殖传·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这里的“相忘于江湖”、“浮江湖”都应该是泛指江河湖泊。但0480号秦简中的“前此令□□已人关及阴密口环陷?江胡而未出关及其留在咸[阳]……”中的“江胡”似乎并不是泛指江河湖泊，我们从简文中“以入关”与“未出关”来判断，这里的所谓“江胡”似乎是指在函谷关与咸阳附近的一个特定区域。但常识又告诉我们，关中之地的水系并不称“江”，咸阳附近最有名的水系也无非渭水、泾水罢了，且关中湖泊很少，在此地取名为“江胡”，实在不好理解。因此，所谓“环陷江胡”的“江胡”很可能也是一种特定区域的泛称而已。
《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東穷燕齐，南极吳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树以青松。”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
这两段引文中的“江湖之上”都是与“滨海之观”和“海岱之滨”对举成文，很显然，这里的“江湖”乃是指吴楚之间的江河湖泊。因此，颇疑秦简中的“江胡(湖)郡”乃是秦代为了加强吴楚地区江河湖泊之地的统治而特设的郡治。其地望也应该在江河湖泊众多的吴楚地区。这方面，编号为1159的简文或许可作为这种推论的一个旁证：“江东江南郡吏四岁智(知)官留弗遣而弗趋追，与同罪。”简文中不具体指那个郡的“郡吏”，而是泛称“江东江南郡吏”，其意思也就是泛指长江以东和长江以南各郡的郡吏，由此也可看出，秦代对江东江南地区的统治是特别关注的。也许是秦人太不识水性，太不熟悉江湖地区的管理，故特设一个“江湖郡”来进行专管，而这个郡的设置随着后来郡置的分割和细化，也就消失在秦汉的郡县设置系列中了。
岳麓书院 第4篇
岳麓山景观由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两部分组成。自然风光占足了奇、珍、幽、美四个字。奇,是指岳麓山区林草繁茂,所存植物种类达几千种,女贞、银杏、樟树、椤木、苦槠、枫香等名木应有尽有,甚至千年以上树龄的古树亦可见到,还有皂荚、白玉兰等濒危树种,而桃花、迎春、玉兰、蜡梅、丹桂、百合、芙蓉、蔷薇等花木更是漫山遍野,姹紫嫣红中绣出麓山织锦画幅。珍,是指岳麓山区野生动物繁衍较旺,林中穿梭歌唱着的有画眉、黄鹂、布谷、杜鹃,还有啄木鸟、鹦鹉、猫头鹰等,而在密林深处若隐若现,时不时露出头脸的有狐狸、山羊、野兔、山鸡等。幽,幽壑千重,幽泉千缕,若你冬季来此且碰巧遇上岳麓漫天飞雪,一个“幽”字更会让你的感受入骨三分,著名的“潇湘八景”之一有“江天暮雪”,即此。美,岳麓山四季都美,冬雪美,春花美,而秋天来临的时候,不仅眼中看到的美,连口福都是美之又美了,石榴、板栗、南桔、酸枣……还有不能吃的红叶,更是美不胜收。
岳麓山的人文景观,是岳麓山另一道亮丽的风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三湘人才辈出的历史记录,而爱晚亭内那吟唱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又留着一缕长髯的老夫子,那情那景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岳麓书院还以保存着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是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由著名的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写的;江夏黄仙鹤勒石刻篆,因为文、书、刻石都十分精美,所以一向有“三绝”之称。碑高4米,宽1.35米,碑文共1400余字,此碑以其书法著称于世,最为艺林所看重,传拓碑文曾风靡一时,是最为著名的唐碑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
岳麓书院的园林建筑,具有深刻的湖湘文化内涵,它既不同于官府园林隆重华丽的表现,也不同于私家园林喧闹花哨的追求,而是反映出一种士文化的精神,具有典雅朴实的风格。
(摘编自百度百科)
鉴赏空间
林草繁茂的山区,姹紫嫣红的山野,偶尔穿梭的野生动物,难得一见的“江天暮雪”……本文营造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人文胜地,通过阅读,我们既可以欣赏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又可以领略典雅凝重的人文风景。喜欢旅游的同学可以选择在自己喜欢的季节去欣赏一番,同时,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定下心神去感受朴实的湖湘文化。
[读有所思]
本文是怎么安排所写内容的详略的?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岳麓书院 第5篇
teness of the universe.The doctrines taught here in the south are genuine Confucian doctrines.They were inscribed by the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The building in front of us is the Yushu Library, yushu literally means imperial books, so Yushu Library, built in 999A.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was a place to keep imperial books.Books were continuously sent here during the succeeding dynasties.The library was first named Classics Treasuring House in the Song Dynasty, Classic Venerating House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finally Yushu Library in the Qing Dynasty.It had been repaired and expanded many times, and now it has a collection of over twenty thousand Chinese classics.This building was rebuilt on its original site in 1986.The two small pavilions Xi Quan and Ni Lan, built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ere restored to the right and left of the compound galleries in order to display cultural relics
书院师道 第6篇
所謂师道，首先涉及“道”的问题。在儒家的传统学者中，从唐朝韩愈以来，就有一种所謂“道统”的意识与执著，其《原道》等文章首揭“道统”之义，以抗衡佛道二教，并为后来宋儒所踵继，而朱子更是将韩愈所謂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一脉相承之道标举为“道统”。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想可以将其定义为儒家学者历代所推崇、遵信并身体力行的仁义孝悌等学说与主张，“道统”就是历代儒家学者所致力于儒家正统、正宗学说研究与恢弘的前仆后继、薪火相传，当然究竟谁在这历史长河中算得上是“道统”中的一员乃至嫡传，儒者自身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自承程朱一派上接孔孟道统的朱熹等宋儒把韩愈区别于此道统之外，即是最显著的说明。
“道统”的概念和使用似乎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我在给学生上《儒家文化》专业选修课时，讲到唐宋之际的“道统”，花了较多时间，学生似乎仍对此恍恍惚惚、不置可否。这也难怪，从小未尝浸染于传统文化典籍与氛围中的80后、90后们，包括我这70后乃至往上的60后，对此“玄奥”的“道统”充满疑问与困惑也是正常的，虽然现在有学者疾呼需要人文学者或传统文化研究者重拾“道统”意识，但显然不是短时间可以立竿见影的。
如此，我们不妨再来看“师道”，它是为人师者之道，也可謂为人师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果你认同了上述所说的儒家“道统”之道，那么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为人师者的身上，同样也含有这儒家“道统”之道的意味，它或许不必如学者那般斤斤计较，但在一些学者兼人师的身上，始终是那么强烈、浓厚地呈现并感染着授业者、听讲者。这一“师道”，也和唐代的韩愈有关，其《师说》开篇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摆在第一位的“传道”，所传即可謂“师道”，这远非我们今天普通学校所说的“教书育人”中一般意义的道德教育。虽然道德教育自是这“师道”中极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更应该包括立志、修身、养性、涵咏等在内的对于学术文化、国家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宋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最为近之吧!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书院教书育人中的“师道”，联系当下国内中小学特别是“师道”流失已久的高校，应该说是可以有所感触、有所体悟的。
宋儒朱子白鹿洞书院及其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世、接物之要的学规，所体现的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自不必说，就是晚清以降，传统社会末期一些士大夫所创办的书院，其中的“师道”意味亦可圈可点。比如世人仰望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其祖父陈宝箴在光绪六年(1880年)，任河南省河北道员，创致用精舍，“河北风趋为一变”(陈三立语)。光绪八年(1882年)，陈宝箴擢浙江按察使，其离任前，即取所为《致用精舍记》《致用精舍学规》(《说学》诸篇汇刊之，“以稔后之君子及诸生之造于学者”，正可见其心思之所倾注，而謂：“河北山川轮郁，贤豪之所代钟，殆将有瑰玮卓荦之士，明体达用，出而经纬天地、弥纶万变者乎?苟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笃之，培之，扩之，充之，以俟君子。”
今欲有所申论者，为《致用精舍学规》中之第四条，全文如下：
一、成德成材，本属一贯，后人歧而视之，遂致学术不古。肄业诸生，或文才可观，而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孔子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庭闱多阙，则异日之致君可知。故《大学》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诸生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段文字，具论孝悌本原，宜加注意：首先，《致用精舍学规》凡十五条，论及诵习经史、旁览天算、存录日记、戒骄矜、免争心、师弟情义、谒圣拜师等诸多方面，然而专门阐论道德、申明孝悌，唯此一条，足见宝箴之看重。其次，“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此一方面；另一方面亦当注意，陈宝箴并非唯孝悌而不及其他，其先曰“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后则曰“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足证其于道德、学问之“道”(孝道等伦理品行)与“学”(经史等学术才干)或说“德”与“才”并不偏废一端，而是合乎传统倡导的“道德学问，打成一片”，也就是陈宝箴所謂的“成德成材，本属一贯”。故曰：“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体用”亦即德、才，体之立而道生于身者为孝子忠臣，用之达而学济于世者为贤相良将，以此寄望于后生者，岂止是孤怀卓识于近代保守与进步、顽固与激进之上，就是对比今日之培养教育，吾辈又得无愧乎?
陈宝箴在其与致用精舍诸生交勉之《说学》中云，无论“忠臣孝子”，抑或“无忝所生”，同样属于为学立志，“细细推勘、刻刻提撕，自然志气奋发”。这是陈宝箴所屡屡提示后进以孝道伦理之真挚所在。一旦遇见才俊非议纲常，必平和晓谕；一旦获见名士敢言异说，则从容辨析。故综观陈宝箴之所倡行，真可见其于孝道伦理价值谆谆教诲、循循启诱，诚欲竭心尽力维系传统道德，并以此造就人才、导引学子也。
这样的书院、这样的学规、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师道”，似乎现在距离我们已经有些时日了，并且还在越来越远，这是让人痛心的!当然也不能说一无所有，毕竟每个时代都会让人看到一些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绵延的身影和努力，业师张新民先生创办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苦心经营，在我看来，又强烈地看到并感受到令人振奋的“师道”。《中国文化书院学规》第七条曰：“欲成就伟大之事业，必先成就伟大之学业。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成就伟大之事业亦必担负起人类群体之责任，以服务于社会为光荣。非特要蔚成学风，起一代人文，更要聚为良习，兴百年礼乐。此皆非取消而实为成全人之天才与个性也。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于学业于事业，均为至要至大之关键焉。”这里面，跳跃着的不正是“师道”的使命、“传道”的精神吗?
我钟情“中国特色”的书院师道，我且充满温情与敬意地践行其中并注视、期待着它的授受与光大。
岳麓书院乐教传承演变性初探 第7篇
传统乐教的本质是依附礼乐教育而存在的, 其核心特征为“官学化”、“儒学性”, 以“礼乐治国”为宗旨。
《周礼·地官》保氏掌教国学:“保氏:掌谏王恶, 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1]。《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 以治建国之学政, 而合国之子弟焉”[2]。西周时期, 乐教是“国子”等具一定阶级地位的人才能接受的教育, 所学知识为儒家“六艺”, 并具有严格的顺序性。《大司乐》将乐教分为“乐德”、“乐语”及“乐舞”三类, 此均为儒学的重要内容。由“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 “治国之学政”, 并请有道、有德之人教学, 从而达到治国安邦、平天下、谐万民的和平盛世情状, 则体现了儒家“礼乐治国”的宗旨。
二、岳麓书院乐教特征分析
书院是北宋兴起的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教育之外的机构。书院并不属于官学, 但受官方支持, 与一般的私学有差别, 是具有官学色彩的地方教育机构。
岳麓书院乐教核心是“尊儒”。主要体现在“内容儒化”以及“藏书尊儒”两个方面。“内容儒化”是指岳麓书院乐学以儒家经典中的乐学内容为主, 如岳麓书院讲学大师朱熹主张以乐熏陶人们的情感, 帮助人们提升道德修养。他曾在阐述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言论时道:“乐有五声十二律, 更唱迭和, 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 而荡涤其邪秽, 消融其渣滓。所以至于义精仁熟, 而自和顺于道德者, 必于此而得之, 学之成也”[3]。朱熹认为音乐具有道德教化功能, 可以“养人性情”。他重视儒家道德教育, 主张以音乐陶冶情操, 提升道德修养。
书院乐教的“尊儒”性还体现在其藏书中。经藏书目录的分析, 笔者发现, 书院藏书中虽未发现直接属于音乐类的专著, 但存在少量记载乐论、乐律等具有儒家倾向性的典籍, 如《乐府诗集》《通志略乐二》《梦溪笔谈》《酉阳杂俎》《诗经大全》《礼记》, 这无不说明书院藏书具有儒学倾向性。
岳麓书院乐教遵从“礼乐治国”的思想。明代讲学大师王阳明即推崇“礼乐治国”。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 其学说《论教育——五经臆说十三条》之《有瞽》描写的是周王室乐队祭祀祭祖作乐的壮观场面。周王室乐队规模庞大, 井井有条, 庄严肃穆。其乐是为礼服务的, 作乐的目的在于稳固统治者统治。王阳明以此为学说传授弟子, 其目的正在于传授“礼乐治国”的思想, 培养维护封建社会礼政统治的人才。此外, 书院山长张轼在为弟子解说《论语·八俏》“子语鲁大师乐, 道:“乐其可知也”时道:“周衰乐废, 盖虽其声音亦失之矣。圣人因其义, 而得其所以为声音者, 而乐可正也, 故曰“乐其可知也。”“翕如”, 始作而合也;“纯如”, 从之纯一而和也。虽合而和, 然高下清浊, 明白而不相夺伦也, 故又曰“皦如”也。至于“绎如”也以成, 则相继而有馀也”[4]。这是张轼对《八俏》的阐述, 张轼认为孔子用语言把音乐描述的生动形象, 向乐师阐述演奏音乐的要领, 其目的在于“礼乐治国”, 即“乐正”之意所在。
三、岳麓书院乐教传承演变性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将周代乐教分为“乐德”、“乐语”及“乐舞”三类。自周代礼乐制度盛行之时, 中华文明传统礼乐教育三千年发展不断。乐教是依附于礼乐文化而存在的, 具有传承性。岳麓书院乐教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周代的乐教传统, 体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特征, 如岳麓书院乐教“尊儒”、“官学化”的核心, “以礼治国”的宗旨都是与周代乐教一脉相承的。但书院乐教也并非是对周代乐教的完全复制。书院乐教不再以周代“乐德”“乐语”“乐舞”为主体, 削弱了“乐舞”的地位, 转而强调弟子“扫洒进退”“趋步”“跪拜”等行为之教。南宋书院山长张轼办学主张培养能满足封建社会需要的人才, 他认为办学要有一套正确的规章程序, 要先从事“小学”和“六艺”的学习, 执行弟子职务, 经过“洒扫应对”的锻炼, 并参加各种礼仪活动来规范弟子的言行举止及各项礼仪;通过“弦歌诵读”以陶冶性情, 规范思想观念, 从而做到“齐其耳目, 一其心志”。其“六艺之节”、“弟子之职”、“扫洒进退”即“乐仪”。他主张通过学习“进退之礼”规范生徒行为举止。
总之, 岳麓书院的乐教与周代乐教在理解和实行上存在一个“变型”的过程, 是对传统乐教的继承发展与革新, 既具有传承性, 又具有演变性。
参考文献
[2]同上, P787-788.
[3]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辑)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136-137.
岳麓书院 第8篇
一、古代岳麓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由于北宋初年政府无暇顾及官学, 而各地方的教化功能也多由地方书院来承担, 因此, 朝廷对书院的发展也是比较鼓励和支持的。1012年 (大中祥符五年) 周式正式首任岳麓书院山长。岳麓书院在周式的努力之下, 不仅书院的规模得以扩建, 另外其生徒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也令岳麓书院在北宋宋真宗时期名声大噪, 朝内皆有耳闻。1015年 (大中祥符八年) 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 对岳麓书院的办学成绩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同时, 还亲自手书了“岳麓书院”的匾额, 可见宋真宗对岳麓书院的重视程度。为了表彰周式对岳麓书院作出的贡献, 宋真宗还任命周式为国子监主簿, 但被周式以专心办学为由托词婉拒。宋真宗被周式这种挚诚的执教精神所感动, 仍赐其皇宫藏书, 准其继续主持岳麓书院工作。正是在周式的努力之下, 不仅使岳麓书院立足于“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同时, 也进一步标志着岳麓书院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与大力支持[3]。
随着北宋统治者为进一步稳定其统治地位, 则欲振兴官学、控制民众思想, 并先后开展了四次兴学运动。这也导致了大量的书院在这四次政府兴学运动中被迫关闭或改成官学。而岳麓书院在此次运动中, 不但没有沉寂下去, 反而被朝廷纳入了“潭州三学”, 即岳麓书院、湘西书院和城南书院;而岳麓书院还位居于潭州州学之首, 进而成为湖湘学派的最高学府[4]。
1165年 (孝宗乾道元年) , 岳麓书院迎来了另一位引领其再次繁盛发展之人———张栻。张栻乃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 师从理学大家胡宏, 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 时称“东南三贤”。在其主持岳麓书院期间, 其学子遍及东南数省, 达千人之多。开创了岳麓书院办学史上的新局面———邀请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前来岳麓讲学。而朱熹也听闻张栻尽得胡宏之学, 正想与之进行理学方面的交流与切磋, 于是不远千里造访岳麓书院, 以应张栻之邀;并在岳麓书院内举行了闻名天下的“朱张会讲”。此次“朱张会讲”不仅开创了书院会讲的先河, 同时也将岳麓书院的影响变得更加深广。而1194年 (南宋绍熙五年) 时, 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时, 又将岳麓书院予以修建、完善;并再次来到书院讲学。并在朱熹的努力之下, 岳麓书院也自此再次进入了繁盛时期。并以“朱张”思想为宗旨, 传播经世致用之学、倡行践履学风[5]。
元代, 岳麓书院在其中央政府的大力保护与支持下, 再次繁盛起来。但官学化的趋势也愈加明显。而到明初时, 朝廷仍以官学为主, 从而导致诸书院不兴而沉寂;直至明代中期时, 一些私立书院遂开始了自由讲学、抨击时弊, 并逐渐成为一些学者们的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 从而书院再一次重兴。而到了清代, 岳麓书院则在康熙亲笔提书“学达性天”则开始进行了迅速发展时期。直至1901年光绪诏令全国各地的书院改为学堂时, 岳麓书院也由传统书院向现代大学进行了成功转型[6]。
二、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
1. 教学模式。
岳麓书院比较突出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会讲。岳麓书院自张栻开始邀请朱熹前来“会讲”之后, 即把这种教育方式继承下来, 并成为了岳麓书院的教学模式。由于会讲是两个或多个学者进行聚会讲学, 而学生则可以听讲的同时提出各种疑问, 从而“质疑问难”则成为了师生之间进行双向或多向交流的主要渠道, 从而将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朱熹、张栻为不同学派的大师, 他们在会讲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的精神, 也形成了岳麓书院日后开放包容之气度, 从而也吸引了更多的有志于学的人才, 更为其千年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次, 讲会。讲会, 也是岳麓书院独教育模式之一, 它与会讲不同之处就是, 会讲是临时性的;而讲会, 则是定期举行的聚会讲学。而明代时的讲会为了进一步保证学术探讨的良好氛围, 还专门设有质疑问难的环节及程序, 即保证不中断主讲者的学术讲解, 又可保障参与者的各抒己见。讲会的主讲可以是山长、教师、学生, 也可以是院外学者等。讲会的最大优点就是可更有利于学子们扩大知识范围、拓宽视野, 这也充分体现出岳麓书院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2. 教学特点。
岳麓书院的教育特点主要体现在:自学研讨和因材施教两个方面。首先, 自学研讨。岳麓书院的课程实际上只是一份“读书目录”, 是老师指出学生们应读什么书, 指明阅读的先后顺序, 并构成了一套相关知识的自学体系。由于这样的“读书目录”更富有弹性, 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 既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完成, 另外, 也可以达到培养学生们自学研修的能力。此时, 岳麓书院中老师的职责则成为了引路人, 只对学生起到一个指导性作用。岳麓书院的老师在给出学生们提举纲领之后, 同完全靠学生个人努力之后, 完成对知识的自学与体悟。并在定期举行的讲会中进行交流、阐述;另外, 还可以通过考课的方式来进一步检验学生们自学的成果。考课的主要内容则是阐述其读书心得或以专题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其次, 因材施教。由于岳麓书院所推行的自学研讨, 这也更加有利于对学生开展因材施教的教学工作。书院的老师通过给学生们提举不同书目的阅读纲领, 由学生们自行随其深浅进行阅读, 老师们因不同学生对知识理解的程度不同, 也并不强求学生[7]。因此, 学生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进度。当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疑难问题时, 老师则会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给予解答。这种富有弹性的教育, 既发挥出了因材施教的效果,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乐此不疲。
三、岳麓书院教育理念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1. 会讲与讲会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岳麓书院的会讲与讲会制度的开展, 恰恰符合了开门办学、“百家争鸣”的精神。而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校训, 也正是取自古代书院“百家争鸣”的精神;同时, 这也是现代大学应借鉴、承继岳麓书院等古代诸书院的全面开放办学、学术自由交流的精神。同时, 高等院校还应进一步借鉴岳麓的讲会制度。高校可以组织各种类型的课题小组, 并规定一个统一的讲会时间;各种类型的课程小组则可根据自己所研究的方向在校内举行一场或是多场讲会, 并对全校师生开放;以进一步听取其他人的、有意义的建议。而会讲, 则可以根据高校自身条件, 不定期邀请或聘请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来校内进行会讲;有些学者的观点可能与众不同, 甚至与常理相悖, 但是, 这可有效地锻炼学生们在会讲之中学会自己去思考、去辨别;以提升他们的辨别能力和论辩能力, 达到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2. 自学研讨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岳麓书院以学生自主学习、自我钻研以及自己深造体会为主, 而老师则只是发挥其“授以渔”的辅助作用。这不仅有效培养了学生们自学能力以及独立研究的能力, 并在这个过程之中, 还会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独立研究的方法;进而也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 学生的自学研讨即可以大量获取本学科或是跨学科的知识, 并在这些知识之中完成各种问题的分析、提出、解决等, 这既有利于发掘学生们的创新精神, 同时又有利于他们的独立获取知识以及消化知识的能力。
综上所述, 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与精华是我们民族在古代教育实践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 它才能“弦歌相续、学脉绵延”千余年。目前, 我们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同时, 更应该将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的精华、闪光点与现代教育的先进理念相融合, 并在实践之中探寻出一条更符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方式。
摘要：书院是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并在其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则就宋代初期创建、盛行千年不衰的“天下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为窗口, 全面透视其教育理念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岳麓书院,教育,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 (全三册) [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中心, 2004.
[3]朱汉民, 杨慎初, 邓洪波等编.岳麓书院史略[M]岳麓书社, 1988.
[4]丁钢, 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5]江堤.书院中国[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6]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岳麓书院 第9篇
关键词：古典书院,形态特色,结构与要素,应变策略
古典书院是中国唐宋以降区别于朝廷科举官学的私学组织。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研习和传播组织,书院穿越漫长的千年历程,成为古代士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书院”本是皇室藏书校书之所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始有其名。此后,隐居民间的士大夫以“书院”为名,在墙院之内创设个人修善身心和读书治学之所,并传授门生。由此,私学书院渐渐萌芽。私办书院在宋代得到蓬勃发展。北宋年间,官学废坏、理学初兴、禅林影响、皇家嘉奖(赐额、赐书、赐学田)共同推动了书院的博兴。北宋创建的书院数十所,遍布各地,并始有“四大书院”之说1。靖康之乱后(1126年),文化教育重心南移。中国南方的书院文化随之更为发达。南宋初,理学博发,以理学为价值核心,书院为基本载体,互为促动,共同勃兴。张栻在长沙主讲岳麓;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创立云谷、武夷、竹林等书院;陆九渊创办槐堂书屋、象山精舍;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等等。学规、课程、管理机构的成熟标志着书院作为制度化的私学进入了鼎盛时期。两宋之后,书院经元、明、清各朝而不坠。元朝推动书院发展的同时,朝廷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染上官学化的印迹。明朝统治者虽推崇理学,却冷落甚至禁毁书院。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私学机构,书院仍然得到传承,并在明正德年间,受心学思潮的影响而振兴,王守仁等人不仅发展了许多书院,而且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清代朝廷对待书院先抑后扬,雍正为兴贤育才而命各地创建书院,并在经济上提供保障。乾隆年间大力推动书院,但与此同时,官学化再度严重。光绪之后,学堂新兴,延续千年的书院制度随之告终。
古典书院不仅对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均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其特色鲜明的物质空间形态和环境营造智慧同样值得建筑学领域探究和研习。“四大书院”之中,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占其半壁,是研究中国南方古典书院的典型样本。本文试图透过两个典型书院的解析观察其场所形态的规律及演变,并揭示其内在的动因。
1、书院的基本功能及要素
中国古典书院的文化学术意义主要在于理学和心学思想及社会道义的研学和传播,与起自隋唐的科举官学体制相对,书院亦因其自由的探究氛围而不失为思辨和知识创新的阵地。古典书院的功能始于藏书和校书,北宋时逐渐形成了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基本功能。典籍的修校、扩充和收藏是学问和知识的必备条件。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极大促进了书院置书和藏书的效率。自由讲学、会讲、问难论辩是古典书院知识传播功能的特色所在。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开会讲先河。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朱熹和陆九渊于江西信州鹅湖寺会讲。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朱熹所定学规以“学、问、思、辩、行”为“为学之序”,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会讲、思悟、问辩的研学方式对书院的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祭祀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内容。通过供祀先师孔子和学派大师的礼仪设置,士人得以耳濡目染,从而承先贤之风,解道德之理,怀济世之志。在组织制度上,书院以“山长”为首,其实质是“山长”主导下的知识群体的互动行为。这三项基本功能在相应的组织体系下决定了古典书院的基本建筑要素。其一,书院以讲堂为核心,而讲堂必有前院。会讲之期,众生云集。因此,讲堂前院往往是书院院落中最大者,其空间功能的实质是讲堂的延伸。其二,藏书阁乃书院不可缺席的要素。获得皇帝敕封的书院,藏书阁可获名御书楼(阁)。纵览南北书院,藏书阁当是书院中唯一的楼阁,以示崇隆。正是“书”与“院”的内在融合使“书院”之名得以延续千年。其三,祭祀先师孔子的大殿亦为书院必备,此外还有祭祀学派先贤的专祠区。书院祭祀象征着学统与学派风尚,从而与朝廷的文庙祭奠意义有别。其四是学田,学田往往由书院长期经营,或由朝廷和地方政府资助,是书院实现研学、藏书、祭祀三大基本功能所必备的经济基础。
2、白鹿洞书院的形态特色
白鹿洞书院故地起源于唐代。南唐四年(940年)于李渤及其兄隐居庐山读书处建“庐山国学”。北宋初年扩充“庐山国学”,更名为“白鹿书院”。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即山长),筹置学田,制定学规,编制课程,集聚典籍,书院得以鼎盛(图1)。
白鹿洞书院得址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以三千亩山林为依托。因山川环合俯视为洞,故此得名。光绪九年的《白鹿洞书院志》显示书院核心建筑群依山面水,苍翠环绕,显然经由细致的堪舆推敲(图2)。在峰峦凸显的所在有亭台点缀(现多有毁坏),互为佳境。自然的恩赐经由人的细致经营,始成人文气息充沛的场所。林间溪畔皆是昔日士人辩经问难之所在,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自然不仅只是给予读书的环境,也是一部续读不竭的长诗。白鹿洞书院主建筑群五轴并列,以溪为邻的石砌路径将五组轴线并行连缀起来,成为有机展开的整体。溪流自西而东,是为贯道。逝者如斯,砥柱不磨。进入书院的路径在山谷间辗转,逆流而上。越枕流桥,过独对亭,折转向西,方至圣域贤關。山水为伴,石刻为训,路径逶迤,循序渐进。融自然山水与先贤训示于一体的空间进程令书生心尘涤退,智慧渐开。(图3)唐宋以降,白鹿洞书院的建筑匠作历经兴废,现有遗存多为清代和民国初年间所为,但其格局依然显出一贯的规制(图4)。五组轴线面西南而列,而以讲堂和孔庙两轴为尊(图16)。西部先贤书院为祭祀书院历代先贤之所在。孔庙一轴由南至北依序设置欞星门、泮池、泮桥、礼圣门和礼圣殿,泮斋厢房设于泮池东西两侧。白鹿洞书院一轴紧依孔庙东侧而列,院门之后,经御书阁至明伦堂,其后以思贤台收关,此轴当是日常师生相授的核心所在。其余各组轴线亦进落有致,两至三进院落前后贯穿,绿翠婆娑,碑廊环绕,始终以自然之理和教化之理为要害(图5-7)。
3、岳麓书院的形态特色
岳麓书院临湘江之滨,近市而不喧,因岳麓山而得名,是国学中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书院创建于北宋之初,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咸平二年(999年),重新扩建,开讲堂、揭书楼、建礼殿、请水田、得赐书,书院已然格局丰满,标志着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要素构成的书院规制已形成,由此奠定书院基本格局。南宋乾道年间,刘珙任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并保持原有规制。遭明初冷废后,至嘉靖复兴,书院始有扩建,于原讲堂前的大成殿址上扩为文庙,又建“崇道祠”特祀朱熹、张栻。完工之后,山长袁名曜提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足见岳麓书院之地位与雄心(图8)。
清刊本《长沙府志》所刊的岳麓书院图显示了书院与岳麓山脉和江川溪流的环合构型,可谓“院以山名,山因院盛”。自湘江登岸,经“道南正脉”牌楼,过咏归桥,方至书院(图9)。清代岳麓书院图显示,岳麓山泉经书院南部环绕至山门前泮池,再折转向东汇入湘江。溪流将山脉、书院与湘江联系起来,是岳麓书院形态中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元素,而非一般的景观点缀。现有留存的水脉疑有肢解。书院左为文庙,右为讲堂,两轴并列,奠定此后书院格局(图16)。岳麓书院两组轴线皆沿纵深发展,讲堂一轴前置两道山门,经讲堂,至御书楼,院院相套。书院内堂、斋、馆、阁,汇为壮观。第二道山门南北连接着教学、半学二斋,东西隔成两个院落,若生徒众多,堂前院落则可作为讲堂的扩大。文庙一轴由牌坊和照壁围合成入口前院,经大成门至大成殿,以崇圣殿作为轴线的底景(图10-13)。岳麓书院在讲堂和文庙两轴之间的后部设专祠区,祭祀书院历代先贤。光绪年初曾有祠间29处。祠宇之众,受祀之多,前所未有。湖南大学创立之后,校舍历经改观,但两轴格局未有变更。足见书院基本形态结构的稳定性及其重要意义。
丰富的园林景观是岳麓书院的另一重要特色,书院引岳麓山泉作为园林造景的依托。亭台廊轩、竹影风光,令士人性情得到颐养和陶冶(图14)。书院建筑吸纳湖湘地域清新质朴、空透淡雅的气息,粉墙黛瓦略施琉璃剪边,朴实中也透射出湖湘学派的傲世风骨。
4、书院形态的基本规制与应变
4-1、山川形胜,贤關辗转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山、水、院格局关系同出一辙,而这并非是偶获的巧合。中国古典书院大都置于幽静秀美的山川名胜之地。因其历史缘起、士大夫文化和风水堪舆的影响,书院的选址依山面水,山环水抱。在宏观层面上,书院与山体和水系不仅恪守负阴抱阳的经典风水格局,并且着意经营山、水、院三者之间的线性路径。因此,书院形态的考察显然不能局限在院门之内。山林、水系、学田、园艺与书院共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书院世界,其实质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人文再造。在堪舆思想的主导下,书院的朝向并不刻板地以南向为尊,而是更在乎其与山体和水流之间的空间关系(图15)。白鹿洞书院面向西南,岳麓书院则取东向,两者的方位格局形异而质同。
前导空间的设置无疑也是古典书院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若割离了庐山的峰峦起伏与溪流潺潺,就失却了对白鹿洞书院的昔日士人枕流论道的风雅感悟。同样,岳麓书院的入院进程若非始于湘江登岸,便难以彰显“道南正脉”的宏贯气势。
4-2、先贤为尊,书堂为核
以院墙和山门为界,书院步入一个内部的世界。如果说山门之外是一个山川激荡的浪漫天地,那么,院墙之内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规制世界。白鹿洞和岳麓两个书院都通过轴线来经营其场所的组织特征,书院的使命和功能突出地表现在讲堂轴线和祭祀轴线的设置。山门、讲堂和藏书楼共同构成书院的核心轴线。白鹿洞的讲堂轴线上,御书楼在前,明伦堂在后;岳麓的讲堂轴线经两道山门后,则是先讲堂,后御书楼。可见讲堂与藏书楼的位序先后并无定制。祭祀轴线最主要的要素从前至后依次是牌楼、礼门和大殿。白鹿洞的祭祀轴线在欞星门与礼圣门之间设置了泮池与泮桥;岳麓的祭祀轴线则由一对横置的牌楼将横穿的路径转向纵深,并由照壁限定轴线的起点。讲堂与祭祀两轴相依并列,白鹿洞书院左为讲堂,右为祭殿;岳麓书院则是左为文庙,右为讲堂。左庙右学之制至明朝嘉靖起才成为约定的规制。两轴格局中,藏书楼必用歇山重檐形制。岳麓书院的大成殿用重檐歇山,御书楼则取三重檐,足见书典的象征意义甚至甚于祭祀的礼殿。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轴线左右格局的差异或许显现了古典书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对祭祀礼仪重要性的认识差异。显然,白鹿洞书院对待礼殿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姿态,礼圣殿及其前院在实际功能上也常作讲堂使用。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轴线纵横尺度的不同。白鹿洞多轴并联,进深较浅,功能交替;岳麓则是两轴长驱,庭院深深,各为其用。这种差异一方面是各自适应其场地的经纬条件而使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早期的书院格局更轻松灵活。而岳麓书院则代表了书院规制走向成熟后的一种经典仪轨(图16)。
4-3、文心匠意,南方气韵
如果说两轴格局是古典书院最重要的规制,那么,院落则是书院最基本的空间组织媒介和要素。对于书院来说,讲堂前院的实际功能就是讲学论道的所在,而讲堂建筑的实体则时常作为前院的背景。斋房院落同样也是士人研学的场所。书院的主要院落明显区别于传统私家庭院的尺度处理映证了书院的主题功能之所在。而书院院落的人文特性不仅反映在空间关系上,也更多地通过先贤或名家的匾额题字和诗词门联而直达主题。宋时朱熹的“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和明代张寰的“白鹿洞开泉谷烟霞竞秀,紫阳道在圣贤师友同归”映射出白鹿洞书院古往今来的不朽情怀;乾隆赐额“道南正脉”和清代山长罗典撰写的“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门联更是彰显出岳麓书院的理学贡献及其地灵人杰的浩荡英气。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均地处南方,气候温润。建筑结构以南方民居典型的穿斗木构架为主,粉墙黛瓦。为免南方山地湿气之避,书院室内空间与庭院天井气流相通(图17)。建筑的维护体系多通透开敞,出檐深远,尤其在屋盖与墙体的连接部位尽量采因袭增拓。灵活的应变策略使南方书院既有共同的规律,又多姿多彩,各具个性。岳麓山脉中,儒、佛、道相互融合,岳麓书院从一开始就是儒佛融合的结果。从历史维度看,几乎所有古典书院都历经兴废,其间最主要的原因多在于官学与私学此消彼长,朝廷对待书院的态度时抑时纵。开朝之际,为免清议朝政,往往抑制书院,后期则看重理学之功,明推崇,暗控制。江南东林书院的瞬间兴衰,由此可见一斑。朝廷通过建院审批、财政安排、山长任免、生徒录取考核等手段掌握书院的方向。若山长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则可凭坚毅的人格和学风而区别于官学之气。官私之间的复杂交缠难免使书院不同程度地染上科举的印迹。文昌阁的设置显然为求科举功名,是书院官学化的一种表现;泮桥更名“状元桥”更只为迎合现今的世俗口味。这些局部的异化都不能代表古典书院的真切脉理。书院士人以出世的清雅情怀欲达入世的兴邦济民之志。私学、官学,诸途未必同归,古典书院的形与态引人沉思,诱人缅怀。用可引导气流穿堂的开敞式构造(图7)。白鹿洞书院建筑的木柱底部设花篮式石础,其竖向尺寸亦明显高过北方地区的木柱石础(图19)。白鹿洞书院具有赣南民居的典型特征;岳麓书院则在湖湘地域特色的基础上点缀了些许官式建筑的色彩和材质。特定的气候,加之地方匠意的智慧筑成了书院空灵俊秀的特质。
4-4、规制严整,相宜应变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基本形态特征在我国古典书院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首先,书院选址以山环水抱、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为佳境,书院依山面水,进而在水、院、山之间形成连续的路径。南方乡村的小型书院,也常有一方水池(泮池)。第二,书院以讲堂和祭祀并行的双轴为内部组织结构,讲堂、藏书楼和祭祀大殿是书院最基本的建筑实体要素,三者之中又以藏书楼为至尊。祭祀本院先贤大师的专祠区则在布局上较为灵活,白鹿洞书院的专祠区独成一轴,岳麓书院的专祠区则插建于两轴之间,有随机调整的便宜之利(图20)。一些小型的地方书院也有两轴合一,或将藏书楼置于明伦堂的楼层。既免湿气侵扰,又不失尊崇之意。其三,“院”是书院组织空间的虚体要素,讲堂前院往往是书院中最大的核心空间,其不仅具有通风采光的功效,同时也是书院的主题行为场所,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书院的山门、斋舍、碑廊、祠堂等建筑均以轴线为组织结构环绕院落布置。在双轴的侧部或后部则有园林相随,依山石溪流,筑亭台廊榭,也有延宾馆或祠堂穿插其间。书院的形态仪轨即便在基层乡村也普遍得到遵守,这是其区别于一般私塾和学堂的标志。在书院的基本规制下,地方建筑和禅林文化也对书院的空间形态和营造技术有着重要影响,并随其生存处境、地形地貌和使用需求的变化而渐修渐改或
参考文献
朱汉民、邓洪波著,《岳麓书院史话》,湖南大学出版社,长沙,2009年6月
朱汉民著,《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2010年3月
岳麓书院 第10篇
白氏郡望虽在太原, 前清时其中一支寓居关中池阳, 开枝散叶也算繁盛。印象中的书院门祖居比较模糊, 总是一片青砖灰瓦的比较宽敞也比较破旧的院落。倒是祖居所在的地名颇有一番文雅翰墨的气息。元延祐七年 (1320) , 邑人于城西清河南畔建立学古书院。其后年久, 逐渐颓废又多次重修。至清道光初年又于北城宏道书院旧址重建, 虽仍名“学古”, 但那已经是“宏道”的故事了。于是祖居所在之处只留下了“书院门”“书院巷”两个地名而已。
当年的学古书院古色古香迂腐陈旧, 难以与现代的文化教育机构相较。但每次回想起来, 总是夹杂着一缕微妙的情绪。几辈先人, 众多乡邻, 幼为童生, 长为教习, 虽然时光荏苒旧时不再, 那世代耕读淳朴无邪的浓浓乡音, 令人不觉悠然神往。学古书院是私学, 邑人自建院舍自聘教习, 府县享其教化民治之功, 而无车薪斗粮之费。更因其私学的性质, 主讲、协理诸人均可自彰其说, 更有生员继起以为羽翼。明清时期乡贤又于北城东西街和鲁桥镇分别建立了宏道、嵯峨、正谊三书院, 学问声名更是略盛于学古, 由此形成了关中理学中的三原学派。本邑风移俗易文雅大盛, 而志士学者各自树立不事因循的学术品格尤令世人钦慕。
关中文化如砥如石, 厚重坚实。关中学人浸润其中, 品格自然温润质朴。述礼先生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代表。先生是“其言蔼如”的仁义之人, 数十年致力于史学研究, 尤勤于世界近代史和宁夏地方史方面, 相关著述严谨笃实, 考证精当, 自成风范;文章风格素朴流畅, 翔实亲切, 读来如沐春风, 如临其境;教导后学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 兰蕙桃李布满天下;其“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人生理念, 更宜于我辈始终秉持。
先生以史学家写自传, 给自传这种文学体裁注入了深透细致的历史真实感、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传记用温和而又敏感的视角, 纤细而又锐利的笔触, 客观地再现出了接近百年的家国更变和人世沧桑。那些已经逝去的往事, 带着拂之不尽的尘烟, 在书页之中鲜活地碎末一般地存在着, 将时空的永恒记忆变成不可磨灭的铅字印迹。那些或著名、或微末的旧时人物, 在这个世界的某时某地如同偶然一般地生存着, 把他们最真实的神情和声调恍然留在了浮世的某个瞬间, 汇聚成为似曾相识而又迥然不同的生命痕迹。掩卷遐思, 仿佛香山九老或立或卧, 酒隐浮屠, 适意当前;一抹夕阳洒满了金银花藤盛开的旧家庭院, 空气中弥漫着黑瓷蒸碗傲娇的芳香;省立三中圆门深院古槐掩映, 同学少年庆祝解放的秧歌锣鼓回荡良久余音未歇;一顿吃掉十个懒龙肉菜卷的男生, 似乎还在北京二中的操场上憨憨地做着还算标准的投篮动作;而那位无限风华的北大混血女生五十年后却再也不能放下手中的半个苹果;最有信仰的事情, 是来到已经是最艰苦的塞北江南, 仍旧自愿申请分配至其中最艰苦的县区;最怪诞的群体, 是北大牛棚里的三十四位牛鬼蛇神, 本身不曾修炼旁门法术, 却担负着非人乃神的声名, 于是只能慨叹“流水何曾洗是非”“岂容青史尽成灰”了;最骄傲的物件, 是银南地区革命委员会东干渠工程指挥部吴忠民兵师师部颁发的奖状;最难得的品格, 是无论困蹇还是畅达都始终保持的自然喜乐平和接纳的人生态度。
以先生的宽厚通达, 其对众生百态的观照大多扬其善而隐其恶。譬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未名湖, 于一片澄明之中陡然波诡云变, 名师学友纷纷陷入非左即右不得其中的困境, 先生亦不能幸免于劫难。如今追述往事, 先生遵从诸位同门之言语, 笔删春秋, 彰显仁善, 涵藏悲慨, 使未名湖之梦趋于清净纯良, 亦保持了全书温润平和的风格。只是我辈后生涉世尚浅, 于当时情势变故颇多好奇追索。总忆元和年间白乐天作盩厔尉时, 曾与陈鸿、王质夫相携游仙游寺。王氏曾言, “夫希代之事, 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 则与时消没, 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 多于情者也, 试为歌之, 如何?”[1]于是乐天因为《长恨歌》, 陈鸿为撰《长恨歌传》。今先生亦深于文, 多于情者, 若他日更作“未名湖之恨”一篇, 则当年之事, 可无“与时消没, 不闻于世”之憾矣。
先生从书院门走来, 古老的池阳留下了童年的希冀, 未名湖畔青春少年风华依旧, 塞北江南数十载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先生的传记, 既有史家真实客观的实录精神, 洞彻人生世态的了然灼见, 又有真挚素朴的情感色彩, 读来只觉“挽回清微风, 笔有万钧力”[2] (王之道《和张咏老》) , 冰玉风采, 膏馥辞章, 令人回甘不已。
参考文献
[1] (唐) 陈鸿.长恨传[A].鲁迅校录//蔡义江.唐宋传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前世今生古书院 第11篇
在破落的开封市钢窗厂里。游梁书院仅存的两块碑刻，被镶嵌在一个角落里。昔日书香飘飘、古意悠悠的圣贤汇聚之地，如今让人感到荒凉凄惨。
公元前320年，周游列国的孟子带着弟子，来到魏国国都大梁游说。为纪念孟子游梁。北宋时在开封城内修建了孟子游梁祠。明万历年间，当地重修孟子祠并建游梁书院。康熙三十三年，布政使李国亮捐款扩建，于正殿悬康熙御笔“昌明仁义”匾。聘中州名儒张沐主讲书院。张沐修订学规，倡明理学，著《游梁书院讲语》，从学者数百人。
这一年，清政府从孟子后裔中选拔其64代孙为游梁祠奉祀官，由政府拨给祭田，世袭其职。清道光二十一年，黄河水淹开封城后，游梁祠及书院被废。同治十三年，巡抚钱鼎于祠东重建书院。游梁祠第七十三代守祠人孟庆成告诉笔者。1903年秋，士绅郑思贺等于开封创办知新中学堂，这是河南省第一所私立中学。1914年，因经费不足停办。民国时游梁书院改办为师范学校，此后，游梁祠与书院无人料理，日趋颓废。文化大革命时被拆，祠内的大香炉及大殿悬挂的“昌明仁义”匾额下落不明。1999年，曾有日本友人来此寻访，遗憾而归。
虽然游梁书院繁华不再，但文人墨客为其作的诗词依然在耳边回响。清朝梅启元在《游梁书院》中说：“大梁辙迹多，岩岩独孟子。”
河南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自宋仁宗庆历元年开始，全国学统四起，学派林立。那时，河南成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学术中心。河南书院不但数量大增，并具备了教育功能，书院与官学、私学同时成为宋代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
河南书院数量较多，但保存下来的较少，多数被历史所湮没，一些书院遗址保护状况堪忧。因为资金匮乏，无钱维修。一些书院存留的清代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古书院的群聚效应
河南书院有一个群聚效应，就是在一个比较著名的书院周围往往会形成较多的小书院，以便进行学术交流。在登封嵩阳书院周围坐落着近十所书院。
北宋时期，河南新建书院13所，在当时数量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北宋时河南考取的状元有16人，当时在全国名列第一。郑州市管城区南大街路东的书院街，吸引了笔者的目光。
书院街与郑州传统教育渊源颇深。明崇祯十年，郑州知州鲁世任于此创建天中书院，远近来学习的士子多达千人。清乾隆十年重修书院，后改为东里书院。咸丰四年，书院有些房舍已经倒塌，时任郑州知州的黄见三就倡议社会各界捐资，修葺书院。当时建了讲堂、号舍等一百多间。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纸坊巷由此改名“书院街”。此后，书院街学风不减。
1932年秋，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以留德博士、河南大学教授身份在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文庙大成殿创办了大同小学，当年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并创办《海鸥》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著名作家姚雪垠两次在这里写作和讲学。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在这里执教和学习。
书院见证科举制度兴衰
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开封“彝山之麓”，见证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兴衰。
因大梁书院兼收生员、童生，弊病很多，特建此专课童生，并建考棚，以杜绝抄袭顶替，而拔擢真才。当时有房屋56间，生徒年中县试者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十多人。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彝山书院逐渐冷落。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开封中学堂，1928为省立第一中学，今为开封市第五中学。
历史上，作为“理学名区”的伊川县，长期受世人关注。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在伊川县鸣皋镇建立的伊川书院，更是成就了那段辉煌。程颐先后收徒63名。名儒孟厚、杨时、游酢、邵伯温等皆出其门下。此后的20年间，程颐的大部分时间都往来于洛阳和鸣皋之间，并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直至终老在此。
现在，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伊川书院，仅剩一棵古柏、几块碑刻和几间空空如也的旧房，显得荒凉孤寂。
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创于嵩洛之间，他们创立的学派后世称为“洛学”，后来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这就是后来被宋、元、明、清四朝统治者推崇的占据统治地位达700余年——程朱理学。
二程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它提倡人们修身养性、忠君孝亲、维护封建礼法。
程颐和哥哥程灏生前长期遭受排挤和贬放，身后哀荣备至。南宋嘉定十三年，宁宗皇帝封程颞为纯公，封程颐为正公。四年后，宁宗皇帝下诏，承认二程“绍明道学为宋儒宗”的地位，并袭孔丘例，录用程颐后人世官。理宗皇帝将二程神主奉入孔庙，享用祭孔礼仪，圣谕天下人对二程公祭。
一些书院成旅游景点
在河南古书院中，名气比较大的有商丘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安阳昼锦书院、邓州花洲书院等，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仍可感受到古色古香的书院气息。
2004年，商丘市投资一千多万元，按历史文献记载恢复应天书院。经过数年复修，于去年正式对游客开放。2010年7月13日，修葺一新的昼锦书院对外开放，成为安阳市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謫守邓州时创建的花洲书院。曾声名显赫。2005年，邓州市政府投资1400余万元修复的花洲书院对游人开放，现在，已成国家3A级景区。
早在2004年，嵩阳书院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景区。去年暑假期间，嵩阳书院景区举行的“游学古书院，祈福跃龙门”活动受到了广大考生的追捧。考生凭准考证即可身着景区准备的宋朝书生服，体验游览嵩阳书院，过一把秀才瘾。
昼锦书院为北宋名相韩琦所办，吸引了欧阳修、司马光等大批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其前身为昼锦堂，1900年又改名为昼锦学堂。昼锦书院碑亭中的昼锦堂记碑，由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撰文，宋邵必篆额，礼部侍郎蔡襄书丹，因文章绝妙、书法绝精、记述之人绝奇，故称“三绝碑”。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早在1963年。嵩阳书院就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旅游局将2011年定为“中华文化游”之年，旨在通过现代旅游。弘扬、传承、保护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书院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现代书院对接传统文化
虽然过去河南书院林立，但现在河南书院的名气并没有南方书院的大。因为保护力度不够等原因。大多数已无遗迹可考。
专家认为，书院是研究古代教育史、书院史的活化石。书院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文化景观，保护古书院要遵循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运营相结合、特色建筑风格和地方文脉相结合的原则。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全国陆续建起约百个书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以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为例，它们和高校联姻办学，使传统书院名至实归。2009年9月2日，郑州大学嵩阳书院挂牌成立。“力争通过5到10年的建设，把郑大嵩阳书院打造成为国内知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
近年来，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在山东办起了万松浦书院。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在天津办起了北洋书院，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在古长安的白鹿原上办起了白鹿书院。
新会书院 第12篇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正如城市中某些老地方, 属于某些人的生活, 却也是外人的风景。无数次通过高峰路喧嚣的夜市, 穿插于南宁解放路老旧骑楼, 这里充斥着被生活雕刻的建筑与南宁最老的族群。白天的街道就像是人流的河道, 汇集的人群奔波中如流水无情, 建筑如不知不觉被磨成的鹅卵石, 堆积为城市文化的图腾。
当新会书院开始凸显出来, 疑问就油然而生, 新会书院名字源自何处?这座建筑最早的功用何在?其产生或强化了何种文化意义?与解放路甚至整个南宁的互动如何?这些都是其魅力的所在。
新会书院, 位于南宁市解放路42号, 切始建于乾隆初年, 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 重修。原设计为三进两廊一阁, 阁楼位于后厅右侧, 已毁。1949年在此开办冈州小学, 后改为解放路小学。冈州即为广东新会的古称, 而新会隶属于今天广东的江门, 故新会书院为典型的地名命名。所以当冈州小学改名解放路小学后, 旁边新会书院的名称就从整个街区之中凸显了出来, 再加上其中国古典的建筑形态, 仿佛一个抽象的存在, 丧失了与周边建筑互动的现实意义。
继续回溯至清朝, 因着西江至邕江的河道, 南宁商务已盛, 各省商帮云集, 并设立同乡会馆, 作为商务及同乡聚会、议事的活动场所。新会书院就是其中有名的会馆之一, 由旅居南宁的广东新会籍人士集资兴建, 之所以没有取名为“新会会馆”, 一则避免用字重复, 二则因为广东商人此前已在附近兴建了一座“粤东会馆”, 不宜再建新的会馆, 遂命名为“新会书院”。因而其建筑功能源于社会团体生活需求, 类似于今日的商会与同乡会的综合体。只不过今日的商会多在金碧辉煌的酒楼, 如南宁金湖广场凯宾皇冠大酒店的温州商会。平添了灯红酒绿, 少了儒雅风气。
新会书院当时在南宁的建筑功用主要有三种:同乡会、文化娱乐场所、商会。
同乡会或互助会。清朝延续明朝的科举制度, 以儒家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组织的伦理基础, 三纲的“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亦是皇权通过如金字塔形态的宗族、家庭关系绑定个体, 以此稳定社会基础。所以新会书院就是广东新会在南宁士绅阶级、新兴商业阶级的同乡互助会。但在经历了民国初期的两广战争冲击、解放后的苏联式中央集权时代的制度排斥, 以及改革开放后公民社会的意识提升后, 新会书院的同乡互助、宗族联谊功能亦逐步在历史峥嵘中丧失了社会基础。
文化娱乐场所。类似同为岭南建筑的广东佛山祖庙, 南宁新会书院是广西粤剧表演的集中地, 后来逐渐繁衍成邕剧表演的集中地。邕剧是当初南宁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 地位类似今日的电影。南宁作为因邕江而生的城市, 临近水街的新会书院在清朝就一直是整个南宁的文化娱乐中心。但多媒体技术发展使电影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对邕剧有较大冲击, 加上邕剧的传递性与复制性较低, 夸张的艺术表演方式更需要临场感受, 所以逐渐成为一种“艺术熊猫”的状态, 在南宁的年轻群体中逐渐缺少基础。
商会。柳州的木材信息, 贺州的锡矿开采, 这些广西的商业情报都集中到南宁的新会书院, 再传递到广州, 晚清时更通过十三洋行, 再传递到整个东南亚。所以当时新会书院所在街道, 加上街上的当铺店、钱庄、打金店, 可称当时南宁的“金融街”。依附着这条街, 以及新会书院三位一体的建筑功能, 产生了整个市井经济生态。那些在街头卖粥粉的人, 码头上挑水的人, 骑楼上观看周围的人, 那些老人孩子, 小商小贩, 农村里的进城者, 挑着货物走街串巷的市民, 那些听戏的人与唱戏的人……
02九狮镇江山。
03门柱为单檐硬山式砖木结构, 屋面为绿色琉璃瓦, 屋顶为石湾陶瓷脊饰, 塑有各类人物、花鸟、凤凰、鳌鱼等, 雕工精致, 极具岭南古建筑轻巧秀丽的风格。
04二进屋顶上的浮雕。
05屋顶上的浮雕——鹤鹿呈祥、民富国强。
06屋顶上的麒麟。
07门廊石雕。
01、02、03、04、05邕剧的传统武功特技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变脸”“耍獠牙”“跳台铲椅”等更是展现了演员深厚的艺术技能和表演功底。
06、07新会书院已有300年历史, 曾是清代广东商人的会馆。如今, 它以清茶、邕剧招待远乡近里的客人, 传承着古邕州南宁的文化血脉, 散发着古朴清馨的人文气息。
几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市民在这个世界很可能已经彻底消失, 但是街道还在, 新会书院还在, 围绕着新会书院的生活继续延续着。在这个老城区的老街道, 在沸腾的菜市场, 依然能够看到生活的身影。横过停放着三轮车、水果小贩平板车的路口, 穿过米粉店、招牌制作店, 走进街头转角一家甜品店, 充斥着一种属于平凡生活的自在、幸福和满足。只是新会书院的建筑功用却渐渐在南宁城市建设的大潮中减退, 而其建筑价值与文化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新会书院整体建筑现存三进两廊飞, 占地750平方米, 为抬梁式硬山顶砖木结构建筑, 青砖清水墙, 建筑布局紧凑, 高低错落有致, 庄重典雅。各座间曾以天井相隔, 中、后厅两侧为廊。原各进正脊均为琉璃花鸟、人物戏剧故事雕塑装饰图案。1987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由南宁市人民政府拨款进行全面维修, 内容包括重塑正脊为极具南方特色的彩绘博古鳌鱼脊、更换琉璃瓦面, 以及恢复中、后厅部分匾额和大门对联等。
从建筑风格而言, 整个书院建筑布局紧凑, 殿宇雄伟, 高低错落, 庄重古雅, 具有岭南古建筑轻巧秀丽的风格, 是广西岭南建筑研究的典范。从建筑功用而言, 新会书院亦是广西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
特别是从新会书院左侧的解放路小学进入, 走廊左边墙上是瓷砖拼砌的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 右边是新会书院的老砖金瓦, 给人一种不同历史时代的交互与冲突感。围着新会书院慢慢走, 可欣赏这岭南建筑青砖高墙四角的天空, 特别是南宁夏天洗净的蓝天与白云下, 阳光从屋顶之间的天空照射下来, 在明与暗之间, 绿色植物静静地在建筑旁, 偶尔闪现着阴影与建筑的斑驳。高高的院墙挡住了城市的杂乱与喧嚣, 屋顶、墙头上那些古老的雕塑, 在日光下精美华丽, 人站在那里心情很容易平静下来, 因为这栋岭南建筑去除了欲望城市生活中的多余意义。这亦是古建筑的一种感官之美。
08门廊石雕。
09、10、11屋梁上的木雕。
12新会书院内景。
13新会书院大厅均为台梁式与穿斗式相混合的硬山顶砖木结构, 青砖清水墙, 所有木构件均为櫶 (xian) 木, 极为坚硬。
除却新会书院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技术向度的建筑价值外, 新会书院在商会功能、乡会功能丧失后, 在文化功能上得到了新生。其目前是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邕剧在广西唯一的传承基地与展示中心。
因而新会书院设施也进行了改造, 使其更适合邕剧展示的布局、更适合城市休憩的文化场所。如舞台更新了屏风, 墙面装饰了戏剧脸谱, 对牌匾进行了展示, 进行了树植藤条的栽种……这些改造参考了大量岭南建筑的范本, 使得功用改造与建筑之美能和谐统一。基本的硬件改造外, 更从立体感官角度推进, 如路过新会书院时, 里面传出悠长华美的邕剧唱腔, 以及戏剧乐曲的特有伴奏。这些感觉都使得建筑“活化”起来, 与城市之美互动起来。现在的新会书院, 每周固定时间邀请省内外剧团举行邕剧表演, 开展票友活动等, 已逐渐成为展示南宁发展崭新风貌的新文化平台, 开展了除邕剧外的照片展、诗词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