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历史经验范文

借鉴历史经验范文（精选11篇）

借鉴历史经验 第1篇

一、可资继承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史上, “三公”经费管理控制的主要经验有:

(一) 制定标准

《汉书》记载, 汉宣帝曾经下诏批评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官员的住宿和伙食水准, 类似于今天的“超标准”接待, 说明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中央统一规定的公务接待标准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勤俭治国著称, 首倡炒萝卜、炒韭菜、两碗青菜、葱花豆腐汤“四菜一汤”标准餐。各个封建王朝都对官员的乘车、乘轿做出严格规定, 不同品级乘坐不同的车子、轿子, 一旦僭越, 就会受到惩处;这虽然体现了封建等级观念, 却也说明古代“公车”消费有章法可依。

(二) 预算管理

早在西周时期, 周王朝就设立了“邦中之赋”, 是专门用于宴请宾客的财政收入, 用现在的语言表述, 就是专门设立了“公务接待费预算”。唐代官员在“俸料钱”中设立专项经费预算, 用于公餐支出;宋代地方财政则设立“公使钱”科目, 专门用于路、府、州、县的公务接待。中国自秦汉时起就建立了官办驿站, 给过往官员提供“差旅”服务, 其所需经费、物资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纳入预算负担。

(三) 审计监督

中国是最早建立审计制度的国家之一, 西周时期就有专司审计的“宰夫”,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上计制度”。进入封建社会后, 各主要朝代都继承和发展了审计制度, 对财政收支进行审计, 配合御史监察制度, 形成比较完整的监督体系。一些封建皇帝, 对审计监督结果比较重视, 能够严格追责。比如朱元璋, 他就对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和“擅自乘驿传船马”者, 严惩不贷。民国时期在继承中国审计传统的基础上, 学习借鉴欧美、日本的做法, 改良了中国的审计理论和组织方式, 也为我们加强“三公”经费审计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二、香港地区的管理经验

在中国香港地区, “三公消费”规模很小。他们的做法是:

(一) 预算公开透明

香港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公布的, 并公开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一些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开细化到“一张桌椅的维修”、“一张公务用纸领用”, 打印出来多达数百页。对公众的质疑, 这些部门及其官员会及时、详细、耐心地做出解释, 直到公众释疑为止。

(二) 开支要求严格

香港政府的财政制度对官员的开支要求非常严格, 甚至说苛刻。公务员因公出差要受香港政府《公务员事务规例》的约束, 公干期间涉及的住宿、膳食、洗衣、一般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开支, 一律从公务员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香港审计署按照“适度和保守”的财政原则实施审计, 发现不合理开支会责令当事人退还款项, 有时还会“送”当事人去廉政公署“喝茶”。

(三) 从严管理公车

他们在公车使用上公开透明, 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行政会议当然成员等高官配置专车, “有控制”地免费使用。一般职级公务员按照“需要”、“合乎经济效益”和“非专用”三项原则, 经部门首长批准, 可以使用公车。政府鼓励公务员尽量优先选择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 或租用价格低廉的商业服务车辆完成公务活动, 而对使用出租车等费用较高的交通工具则有限制性规定。

三、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 财政预算控制

欧美国家、日本都将各类行政费用详细列入预算, 经过议会批准后方可开支, 还要定期向议会报告预算执行结果。在印度, 除了重要外事活动外, 一般部门预算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预算科目, 发票不能以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 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请客送礼, 公职人员普遍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

(二) 严格审批手续

在俄罗斯, 政府部门请人吃饭需要繁杂的审批手续, 至少3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请客之前要先填写一张“请客计划”, 详细注明请客的目的是什么, 去哪儿吃, 吃什么, 大概花费多少等等, 经领导签字批准后才能请客。吃完饭后, 要索取发票, 并在发票上标明菜品及其价格。此外, 还要报告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 请客效果怎样等等。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 严格的程序打消了公务员借机大吃大喝的念想。

(三) 明确公车标准

印度、韩国规定, 各级官员公务用车都必须使用国产汽车;法国规定个人使用的公务用车, 发动机排量不得超过1.4升;加拿大、英国规定, 公务用车要选择便宜和节能环保的车型。法国给部级以上配置专车和专职司机, 司局长以上公务员配专车、不配司机;日本总务大臣、副大臣有专车接送上下班, 其余的官员只能被公车接送到指定站点, 换乘公共交通工具;韩国政府机关所用的公务车辆, 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公用车辆管理规定”来分配使用。

(四) 监督问责严厉

在日本, 1994年起各地陆续建立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 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他们时常向政府提意见, 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在欧美国家, 行政经费公开已成惯例, 社会公众有权予以监督。这些国家, 在“问责”上也执行非常严格, 例如, 2010年12月, 美国密歇根州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把属于国会办公室的公务车借给儿子使用, 被要求公开道歉, 并向美国财政部补偿5 682美元;2009年8月, 韩国国务总理提名人金台镐, 因其妻子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 在获得总理提名后不久被迫辞职。

四、对“三公”经费管理控制策略的思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继承先人成功经验, 学习他人好的做法, 对于我们做好“三公”经费管理控制工作很有意义。

(一) 规范预算管理

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将公务接待费、公车购置运行费、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全部纳入预算当中, 并且要分项列出预算明细, 确保不重不漏, 同时还要全面详细地实行预算公开, 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要全面推进“三公”经费零基预算, 建立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要始终坚持预算的刚性原则, 强化预算的约束力度, 严格按照预算中规定的“三公”经费规模和用途使用经费, 防止支出的随意性。要采取措施, 加大违反预算行为的代价和成本, 杜绝无预算、超预算列支“三公”经费和挤占、挪用其他预算支出“三公”经费的行为, 坚决打击钻预算空子套取资金、捞取好处的行径。

(二) 健全规章制度

中央要加强顶层设计, 要将现行的、分散在各类法规、文件中的“三公”经费管理规定进行系统整理, 理顺关系, 解决冲突, 弥补漏洞, 修订不适宜的内容, 出台统一的“三公”经费控制规范性文件, 明确公务接待费的范围、标准和总体管理措施, 制定因公出国出境的管理办法, 出台推进公车改革的原则和框架。各地方、各部门单位要按照中央统一要求, 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具体的“三公”经费管理控制办法、措施, 出台适用的规章制度。各级、各部门单位还要针对在执行规定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 适时做出修订完善, 保证规章制度的实效性;要在各类规章制度中明确各级各类责任人的管理控制义务, 以及他们管理失控应当承担的责任, 增强制度的严肃性。

(三) 做好“三公”公开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各财政预算单位, 以及其他使用公共资金支付“三公”经费的部门、单位, 要认真做好“三公”经费公开工作, 细化“三公”经费的用途、限额、使用权限和违规责任等情况, 扩大公开范围, 改善公开方式, 增强公开实效;公开指标要规范、明确, 对重要事项要做出详细说明;要有专人负责接受质疑和质询, 主动、细致地记录、答复社会反馈。各级人大、政协机关, 要注重汇集民意, 通过提案、议案、视察、审议等方式, 反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三公”经费管理的要求, 推进政府改善“三公”经费管理控制工作。

(四) 强化审计监督

看好国家的“钱袋子”, 是审计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专门的经济监督机关, 各级审计部门要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评价等环节, 全面介入“三公”经费审计。预算编制, 要审计合规性、合理性、经济性;预算追加, 要审计追加理由、规模、途径、程序;预算执行, 要审计是否有执行偏差, 有无浪费现象;绩效评价, 要对“三公”经费支出效果进行追踪问责。审计中, 要注重揭示深层次、系统性、趋势性的问题, 帮助政府和各预算单位改善“三公”经费管理。审计中, 要与纪检监察、政府督查、纠风等部门加强配合, 形成监督合力。

(五) 从严问责追责

“三公”经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必须从严管理、从严问责、从严追责。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三公”经费管理规定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 要依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财政违法行为处理处罚条例》等法规文件, 根据情节轻重做出严肃处理, 该通报的通报, 该罚款的罚款, 该处分的处分, 该停职免职的停职免职;情节特别严重, 涉嫌犯罪的, 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对造成的经济损失, 要依法追偿。同时, 对监督部门渎职失职的, 也要从严查办。

参考文献

[1]王兴业.中外“三公消费”治理的借鉴意义[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4) :39-46.

[2]国外如何控制“三公”支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2, (12) :34-35.

[3]默宁.香港如何管“三公”?[J].廉政瞭望, 2013, (6) :64-65.

[4]张福新.公共预算视角下“三公经费”监督管理问题研究[J].行政与法, 2013, (7) :40-44.

借鉴经验 第2篇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感悟

最近学校组织的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要求各位班主任不穿靴不戴帽、实实在在地说自己在工作中的经验，使大家从中学到了真东西，得到了很大提高。这次班主任交流会让我深有感触：

一、闭门造车不如直接借鉴经验。

记得我刚当班主作时，对于收交东西和统计成绩，总是疲于应对又不见效果。于是自己就开始“闭门造车”地想办法，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和思索，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数字化管理。先给每个学生安排一个学号，再按学号打印一份表格，无论是收费或者上交作业，都以表格上的学号为准，这样就不用一一清点，及准确又节约时间。我还把学生的每次考试成绩输入表格中，三五次下来，就可以看出谁进步了，谁倒退了，辅导时也更有针对性。我自己觉得用着挺顺手的，在一次和王爽老师说话时，我提到了这种做法，谁知他早就在这样做了。我当时就想，要是早点去请教王老师的话，自己就不用摸索那么长时间了吗？看来，早一些抛弃闭门造车的思想，俯下身去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真的能让自己事半功倍。

二、吸取精华，学为我用。

这次交流会上，好多老师的做法让我眼前一亮。例如：李金华老师让学生每天利用站路队的机会记一个词的做法形式新颖，卓有成效；段老师说的奋斗目标细分，先班级奋斗目标后个人奋斗目标，目光远大，着眼学生的长远发展。我就在想，如何把他们的好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呢？我曾经也借鉴过赵玉功的做法，下载和英语同步的视频，让学生观看。他班有多媒体，我就自己接线用教师的话筒让学生听。但这次英语测试我们班的名次在最后。通过这次交流我认识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我们学习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照搬照套，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丢了自己的立足点，也学不到别人的经验。对此，我一直在想，这么多老师说出了那么多好的点子、方法，在今后工作中该如何去运用，把他们的经验变成我自己的方法，这才是要面临的问题。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 第3篇

强调多元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特别是社会福利改革运动的兴起，一些国家强调“参与式治理”，即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以及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强调“多中心治理”和“协作式治理”，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 “伙伴式关系”，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问题。

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制。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推动下，欧美掀起了一场社会福利改革运动，一个普遍做法是将大量社会服务项目推向市场，或者在社会服务中引入市场运作理念。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作。据统计，目前美国有150多种类型、140多万个非营利性组织，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通过直接补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对这些组织进行扶持，而这些组织则提供了大量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做的社会服务。

注重发挥社区作用。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形成了政府组织指导与监控、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企业在社区内通过市场机构提供优质服务的社区治理体系，加拿大还规定中学生每年必须到志愿组织参加一定时间的义务劳动，否则不能毕业。

注重以人为本

注重改善民生。目前，尽管不同发达国家在保障水平上存在差异，但都将改善民生、增进国民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不断增加保障内容、扩大保障范围，逐渐从过去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模式向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

注重塑造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西方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从扩大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入手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如日本通过就业、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手段，成功塑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这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却有着“一亿皆中产”的说法。

注重构建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劳资纠纷为例，在发达国家，工会会周期性地与雇主协会就一系列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当谈判陷入僵局时，由劳资双方或政府指定的第三方或政府直接出面调解、仲裁。

注重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将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正式职业，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化、人性化、高品质的社会服务。在英国，社会工作涵盖了教育、司法、社区、养老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而且社工的职业化程度很高，所有从业者都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

建立预防机制

较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风险性大大增加，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存在，这使得现代社会的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面对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许多国家形成了“预防为先与动态治理”的理念。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国外社会风险评估的内容非常多，包括环境风险评估、法律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等。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进行系统风险评估，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国外风险评估非常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指标体系；二是成立独立、专业、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借鉴历史经验 第4篇

星星之火可以成燎原之势,淅淅之水可滴穿石头,腐败也是因为细菌的不断作用,而逐渐变质的。因此,反腐败要从小事抓起,要从小事做起。

北宋范仲淹一生起起伏伏,他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千古绝句,也让世人知道了刚正不阿的范仲淹。他因死磕权贵,遏制歪风,为官三十余年中,四次被贬,但仍难以挫其锐气,依然仗义执言,嫉恶如仇。

宋仁宗时,因皇帝年幼,刘太后专权,进行“垂帘听政”。一直到仁宗20 岁时,刘太后仍然把持朝政,朝内大小官员皆不敢吭声,唯独范仲淹上奏,要求刘太后按祖制让位给仁宗。刘太后看了折子后大怒,把范仲淹贬到一个边远小县做通判。直到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京城重新起用。这时,已为宰相的吕夷简把持大权,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范仲淹又以死相拼,深入调查取证后,向仁宗揭露了吕夷简的种种罪行。但吕夷简势力太大,反诬范仲淹对他的恶毒攻击,范仲淹又一次被贬。

范仲淹之所以能仗义执言,坚守自己的信念,是他多年安贫乐道、修身养性的结果。范仲淹出身贫苦,母亲改嫁富裕的夫家,但范仲淹志向高远,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寄宿寺庙,每天只煮一碗粥,凉了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把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发奋苦读,学有所成,伺机报国。范仲淹入仕后,仍不忘磨练自己的意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他的写照;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又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实践了自己的信条,都是点点滴滴小事磨练自己的结果。

当今的世界物欲横流,对人充满了诱惑。抵御住诱惑,才能抵御住腐败细菌的侵蚀。也许有人会说,当今社会与古代大相径庭,经济社会时期,应搏风击浪,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给予修养以新的理解和诠释,系统地论述了修养的必要性、基本内容和方法途径等理论问题。这不仅是对党员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总结历史,学习先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吾日三省吾身,是古人的修身养性,现在所提倡的德才兼备,是在古人修身养性基础上的升华。我们正处在复兴中华伟大使命时期,强国富民的“中国梦”,需要有能力、有道德、有思想的中华儿女去承载、去奋斗。

二、重典治吏:严法出清明

所谓的重典治吏就是反腐败不能手软,不能姑息养奸,否则后患无穷。明朝初年,百废待兴,民不聊生的战后局面,使经济建设成为主题。巩固统治地位,就要夯实经济基础,实现民富国强,这是朱元璋的基本国策。洪武十八年,御史于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捉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银。此案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牵涉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列的数目,此案共计造成经济损失合计精粮2400 万石,而当年的国库年收入是2940 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看了此案奏折后,当即下令处死涉案的所有官员,无论牵涉到谁,一律重典严办。根据《明史》记载,此案追究的官员处死者达数万。同时开始追赃,挽回了大部损失。郭桓案历时4 个月,荡涤了逐渐泛起的贪污腐败污泥浊水,使朝野震惊,腐败之风立刹。

重典治吏一是健康了朝廷的政治生态。此案的重办,像刮骨疗毒一般,沾腐、涉腐者无不受到重刑的惩处,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使有贪赃枉法意识的贪官望法生畏,吏治澄清也延续了近百年。二是整顿了当朝的经济秩序,加强了朝廷吏治的权威。朱元璋痛下杀手对郭桓一案的处置,摧毁了由勋功贵族、官僚、地方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增强了朝廷的税收能力。与此同时,对地方豪强的打击,也扩大了农村自己耕种的比重,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郭桓一案中可以看到,反腐败不光是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打击,也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腐败意味着社会、经济、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被扭曲,而反腐败恰恰是对被扭曲的生产关系的调整。

从古代的重典治吏中,我们能思考很多问题,也能悟出很多有益的道理。

道理一:不能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当今的社会节奏快、信息爆炸、知识经济,这些特性使社会变得异常复杂。腐败的特征一是盘根错节,二是形成了强大而根深蒂固的网络。这是纪检监察部门打击腐败既头疼又难以处理的问题。比如办案中遇到了牵涉到比自己级别高的领导怎么办?从自身利益讲,不碰比碰要有利的多。但凡事要多想,要往深处想,浅尝辄止,虎头蛇尾,就有可能反为所累,此其一也。还有一点,就是食纳税人俸禄而放纵侵占纳税人利益的硕鼠,于情于理于法都难辞其咎。

道理二:对腐败零容忍。腐败是社会的一大通病,有根深蒂固的原因。其一,因为女人而腐败不算什么大事。古今中外的贪污腐败案大多都是因为女人,有家室,有情妇,只要积极退账,可以网开一面。其二,只要不是对政治、政府、社会造成影响的,可以从轻发落。其三,大面积的反腐败,会使很多工作没人干了,对工作不利。其四,行贿不算腐败。其五,贪污没进个人腰包,为集体牟利不算腐败,等等。这些论调要么是对贪污腐败严重性认识不足,要么是在为贪污腐败找借口。对腐败要是有了容忍,无异于为腐败开了口子,腐败的面积会更大,更难以收拾。所以,只有对腐败坚决地说不,才能坚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

道理三:严刑峻法才能风清气正。清朝初期,统治者提倡重典治吏,严惩高级官吏的贪赃枉法与职务犯罪,这些严格治理贪污腐败的举措,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顺治曾说,以惩贪为治吏之本。清初期的重典治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天下太平。贪污腐败之风被遏住,也就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快速发展。但是晚清时腐败已成燎原之势,朝廷不仅不反贪,却在某种程度上纵容贪污,以致政治基础被毁,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最终结束了中国的封建体制。

三、多管齐下:规章制度治天下

反腐败既艰难,又复杂,一是人的贪欲性,二是腐败的根深蒂固。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浩大的系统工程。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在位期间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成为盛世之国。国家强盛与治国之道分不开,杨坚的反腐败更是出奇制胜,令人称道。

一是推行科举选拔制度。这种制度不论贵贱,不限门第,唯才是举。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的推荐选拔,而是以试取第,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公平性,不仅堵住了用人的腐败之源,也创新了选拔人才的遴选机制。

二是对腐败行为绝不手软。杨坚不仅派亲信去密查百官,还派人向可疑官员行贿,这些人一旦受贿,即行处死。收效极其显著,腐败之风立敛。

清朝雍正时期,官员“候补”现象非常突出。所谓候补就是拥有做官的资格,但是人多位少,只能等,等在位的官员升迁或降免,候个一年半载或十年八年都很正常。雍正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最终推出了“即时候补”制度。每次派大臣下去查账时,都有一些候补官员随从,这些候补官员既管查账,也准备随时补位。被查贪官即便想贿赂查账官员,“候补”们却并不买账,究其原因:一是朝廷也在盯着他,二是想补位高于受贿的动力。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为人称道的明君,不仅勤于政事,精于用人,而且反贪治贪也多有建树,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李世民反腐重在监察,在朝野上下建立了完整的监察机制,同时派巡查使考察官员的政绩,把地方官员的姓名写在屏风上,政绩、劣迹都纪录在上,作为奖惩的依据。他的惩戒也别有特色,你贪污多少绸缎,就召集文武大臣当众“奖励”多少绸缎,并让其亲自背回家。这种“奖励”无异于当众羞辱,收效甚好。李世民在位期间,是历史上贪污腐败最为收敛的时代之一,使百姓安宁,风清月明。

古人的反腐各有奇招,这说明了腐败不是不能治,而是想治不想治。从古至今,官员并不能都坚守法律底线和克制欲望,因此需要多管齐下的治理。古代的反腐的多管齐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与启示。

第一,垂直统辖领导。反腐机构应是垂直领导,避免中央部门与地方长官的交集与干扰。纪检监察部门政治地位突出,行权独立自主,以保证反腐工作中的权力不被削弱。同时,监察机构的办案要结果公开,以增加透明度。透明度既是对社会的交代,也是保证公正公平的有效途径。

第二,上下连带影响制度。从古至今官员遴选制度虽说有了考试,增强了公平性与公正性,但推荐、任命制度依然施行。只要是推荐或者任命,就难免掺杂进人情或者利益关系。所谓“举贤不避亲”是广开纳贤之道,应予以肯定,但要负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古已有之,今天仍有生命力。如果“举贤不避亲”,且不负任何责任,就会助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因此,实行连带责任大有裨益。

第三,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人有责,但关键在于上,在于政风。古人说:己不正焉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先贤也多有论述,管子曾说:“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孟子说的更直接:“君正,莫不正。”孔子也说:“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这些论述无不昭示着执法者、领导者的影响作用。首先领导者、掌权者要先管好自己,要成为奉公守法的楷模。只有这样,反腐败方能大刀阔斧、摧枯拉朽。当今党中央倡导的“四风”等廉洁措施,都是“治己”的内容与制度。其次,要加强监督,增强透明度。当权者、领导者之所以敢权力任性,是因为监督不力,执政或工作缺乏透明度。每一个作为、每一项政绩都要拿到阳光下晒一晒,增强透明度。再次,执政者、领导者要管好自己亲属及身边亲近的人。发现他们有违法违纪的,不能说情、包庇和袒护,这关乎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

参考文献

关于借鉴经验的名言 第5篇

2.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

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记取从前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工作的借鉴。

4. 前车之鉴——《荀子·成相》：“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汉·刘向《说苑·善说》：“前车覆，后车戒。”(鉴：镜子，为教训。前面车子翻倒的教训。比喻先前的失败，可以做为以后的教训。)

5.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这里的哀解释为哀叹，而不是悲哀。秦人没有闲暇哀叹自己的过错，后人因为秦人的种种过错哀叹，却不从中借鉴吸取教训，也就让后人的后人再次哀叹。指后人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6.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头，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顺风。——塞涅卡

7. 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雨果

8. 一个夫越敢于担当大任，他的意气就是越风发。——班生

9. 学者须先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朱熹

1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鹤鸣》 (借用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

11. 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学习制造和使用洋人先进的技术(武器)来打击制约洋人。)

12. 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

13. 德国人亥姆霍兹从研究飞行动物中，发现飞行动物的体重与身体的线度的立方成正比。亥姆霍兹的研究指出了飞行物体身体大小的局限。人们通过对鸟类飞行器官的详细研究和认真的模仿，根据鸟类飞行机构的原理，终于制造了能够载人飞行的滑翔机。

14. 唐朝有个韩志和，“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内，发之则凌云奋飞，可高达三丈至一二百步外，始却下。”西汉时期，有人用鸟的羽毛做成翅膀，从高台上飞下来，企图模仿鸟的飞行。以上几例，足以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鸟类的扑翼和飞行，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也是最早的仿生设计活动之一。

可借鉴的环保经验 第6篇

用法律确定环保的目标和标准。德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就着手进行环境立法工作, 逐步形成一套环境保护系统, 把环境保护法规扩大到经济和生活的各个领域。1994年, 当时的西德政府就把环保责任写入了基本大法, 目前的德国大约已有8000部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

利用各种方式宣传环保, 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德国有一个由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学校组成的庞大环保教育网络, 向民众做环保知识介绍, 向企业推广环保技术, 向社会宣传环保法。联邦环境部对全国环保意识建设进行总协调。德国正在实行《国家环保行动计划》, 目的是使全国的环保相关机构形成紧密网络, 更好地推广可持续发展意识教育。德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建设环保意识方面十分活跃, 有800多个全国和地方性的环保组织或环保信息中心, 向民众免费提供讲座和环保知识手册。节假日的街头, 人们常能看到环保组织的志愿人员搭起宣传摊, 向行人讲解环保知识、发放环保材料。政府特别重视对中小学生进行环保教育, 并通过直接参与环保活动来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德国有关幼儿教育的法规规定, 幼儿园要把教导儿童维护环境卫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英国巨型烟头提醒环保

激励环保项目的相关政策。当企业应用环保设备时, 国家会给予补贴或资助, 并激励企业寻找新的环保技术。当某个项目使环境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时, 政府就对该项目减免一定的税款。国家管理部门还制定了一个总的排污量上限, 低于这个上限的企业拥有排污权, 这个排污权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在企业间转移。

英国

1956年, 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洁空气法》。经过50多年的努力, 英国的污染得到了富有成效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 英国推出《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 规定工业企业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手段, 避免将有害气体排入大气, 否则将对其予以严惩。1995年, 英国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 规定英国各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工作。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城市, 当地政府必须制定相应措施并限期达标。

英国的规划许可体系, 是环保的重要措施。不论是居民住宅建设, 还是企业的扩建工程, 都需要经过规划许可, 申请规划许可必须通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 否则就不准实施。一位英国地方官员说, 他们的牧场每平方米能养多少只羊, 环境容量有多大, 都要经过认真评估, 牧场主人必须严格执行。

法国

私募股权投资国际经验借鉴 第7篇

关键词：美国,私募股权,中美对比

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开始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经过多年发展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成为美国资本市场新的融资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一、中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现状比较

(一) 组织形式

1、美国组织形式。

在美国,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主要采取有限合伙制, 这种模式的投资在私募市场约占80%。这种有限合伙制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 普通合伙人在组织中提供专业的投资技能, 对投资运作进行全面管理, 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仅提供投资资金, 无管理权限, 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投资风险承担责任。这种私募结构具有税收有效性、有限责任性、高效激励性。

2、我国组织形式。

近年来,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有限合伙制、信托制和公司制三种形式。其中, 公司制私募基金公司架构较为完整, 运作管理模式比较正式和规范。在目前我国监管体制下, 公司制私募基金能够比较方便地成立, 使半开放式私募基金能够以某种变通的方式, 较为方便地进行运作, 投资策略更具有灵活性。

(二) 融资与运作模式

1、美国融资与运作模式。

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以来, 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私募投资发展。1978年美国资本利得税从49.5%降为28%, 1979年美国允许养老基金投资风险资本, 1980年以后, 大量资金从固定收益投资转向私募投资。养老基金的加入及税率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私募行业发展。在美国, 养老基金、个人捐赠基金是私募重要资金来源。美国PE明显地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 对新兴产业的扶植力度非常大, 在计算机软硬件、生物技术、医药、通讯等行业的投资占其总投资的90%左右。美国投资家大量投资于创业企业的成长期和扩张期, 创建期和成熟期获得的支持较少。

2、我国融资与运作模式。

近年来,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融资与运作模式呈现以下特点: (1) 人民币基金优势扩大, 本币、外币基金增幅明显。2014年, 人民币募资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募资完成409支基金, 募集总金额483.04亿美元;完成募集的39支外币基金共募集148.25亿美元;人民币基金的单支平均募集规模为1.18亿美元, 外币基金的平均募集规模为3.9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币基金平均规模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国资背景超大型产业基金的带动, 市场上仍然主要以规模小于5, 000.00万美元的基金为主。 (2) 房地产基金占比收缩明显, 并购基金同比扩大。 (3) PE投资行业分散度较高, 大额投资影响明显;互联网投资活跃度遥遥领先, 传统行业大宗投资频发。 (4) 成长资本占比扩大, 房地产投资收缩明显。 (5) 在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模式, 即私募基金参与中国国企改革的协作模式。

(三) 融资规模对比

1、美国的融资规模。

根据美国证监会 (SEC) 向国会做的年度报告, 截至2014年5月7日, 在SEC注册的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资产管理规模合计8.9万亿美元, 比2013年上涨22%;美国私募规模接近9万亿美元, 注册的私募基金公司由2013年底的2, 305家增加到2, 661家。报告显示, 对冲基金资产规模由2013年底的4.1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5月底的5万亿美元, 私募股权基金规模由1.6万亿美元增长到1.9万亿美元, 证券基金规模由3, 380亿美元增长到3, 860亿美元, 房地产基金规模由2, 990亿美元增长到3, 540亿美元。有数据显示, 到2013年年底, 美国投资公司一共有17.1万亿美元规模, 其中共同基金15万亿美元, ETFs1.7万亿美元, 剩下的是单位投资信托和封闭式基金。

2、我国的融资规模。

2014年,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募投活跃度均大幅提升, 募资总额达到631.29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水平;而投资总额也达到537.5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募资活跃度的大幅提升促使可投资本量较2013年增长7.3%, 达到1, 372.64亿美元。2014年PE市场全面爆发, 主要归功于募投退三方面不断涌现的政策利好和机遇。在政策的刺激下, 新的资本持续进入私募股权投资市场。2014年共完成募资448支基金;而披露募资金额的423支基金共募集到位631.29亿美元, 大幅超过2013年同期的345.06亿美元;单支基金平均募集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49亿美元。募资金额同比增加83.0%, 募资数量同比增加28.4%。

(四) 退出方式比较

1、美国退出方式。

美国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PE的退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选择IPO和并购方式退出在美国市场十分常见, 股份回购的比例很小。另外, 美国有非常发达的私募股权二级交易市场, 除纳斯达克设立的PORTAL外, 一些大型投资银行也纷纷对外公开设立自己的私募股权交易平台, 这些可交易私募股权基金的场外交易市场为PE的退出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选择空间, 极大地增加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流动性。在并购领域, 美国的私募基金也是举足轻重。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 美国2006年前11个月涉及本土企业的收购兼并 (M&A) 规模为1.3万亿美元, 而私募股权支持的并购就占了所有并购交易量的35%。

2、我国退出方式。

近年来,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数量创历史新高, 退出多元化趋势显现。2014年全年, 退出市场共计实现386笔退出, 退出方式相比2013年更为多元化, IPO作为主要的退出渠道, 占比下滑。共有165笔案例通过IPO实现退出, 其次为股权转让、并购, 分别有76笔、68笔退出案例。在统计的8类退出方式中, IPO的平均回报水平依然最高, 其次为借壳、并购。165笔IPO退出案例中, 有56笔通过香港主板实现退出, 上交所以36笔退出排名第二, 之后依次为创业板、纳斯达克、中小板和纽交所。从回报水平来看, 纳斯达克与上交所的回报水平优势明显。2014年度的386笔退出案例分布于至少23个一级行业中, 其中房地产、机械制造、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及清洁技术行业的退出案例数排名比较靠前。房地产行业退出主要以股东回购及股权转让为主;而机械制造、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及互联网仍然主要以IPO退出为主。从平均回报水平分析, 食品饮料、互联网及机械制造成为平均回报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

(五) 中美监管模式比较

1、美国监管模式。

由于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已发展较为成熟, 形成了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监管模式使不同的监管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既具有政府监管的统一立法性, 又具有行业自律的灵活性。经过多年发展,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逐渐形成了包括“全国证券商协会”在内的三个层次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

2、我国监管模式。

目前,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由中央人民银行从总体上对其信托基金进行监管, 证券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基金证券行业的监管;同时, 发改委、税务、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也具有协同管理和具体负责的责任。近年来, 我国尚未专门针对私募股权投资进行立法, 但一些相关的法律文件涉及到私募基金。监管依据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证券法》、《公司法》、《信托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刑法》等相关机构的部门规章。2014年8月22日,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 正式发布实施, 使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有了可依据的监管规则。该办法为制定针对各类私募股权投资的管理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 有利于促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

二、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 加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建设

1、组织形式合理化。

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多采用有限合伙公司制, 这种制度较好地解决了私募股权投资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有限合伙制成为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主要存在形式。这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2、融资来源多源化。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融资来源主要得益于养老金等大型基金的介入, 对传统金融机构依赖程度较低。在我国, 大多为政府引导型, 融资结构较单一, 因此对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需要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 吸收大型社保基金, 保险的资产配置和企业股权投资。

3、退出方式多样化。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受阻项目存量较大, 退出机制是私募股权投资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随着IPO注册制度的改革, 通过IPO退出机制的高红利将降低, 因此需要寻找股权转让、换购、并购等多种退出方式。通过完善新三板市场、区域股权转让市场, 推动并购重组, 为私募股权退出创建新机制。

(二) 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1、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多层次市场体系可为私募股权投资建立畅通的进退渠道。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巩固主板市场, 发展中小板市场, 建立壮大创业板市场的背景下, 还要发展场外交易市场 (包括私募股权资本市场)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只是交易所场内几个板块, 真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包括场内交易市场的多层次, 现货与期货期权的多层次, 场内与场外的多层次, 并且这种多层次之间要形成一定的联系和制约机制。

2、建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一直是在市场化的交易规则下进行的, 政府对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提供支撑服务, 资源也都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进行配置的。同时, 由于财务体系和信用制度的完善,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估值与价格发现功能较好的得以实现。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运作的。因此,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高度的市场化运作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三) 改善政府参与市场方式。

美国政府辅助性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配合“看不见的手”, 扮演配角角色。我国政府主要通过政府引导型基金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有以下运作模式:

1、阶段参股。与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基金, 不参与日常管理, 且不是第一股东。

2、跟进投资。在投资机构完成投资一年后, 参与共同投资, 按投资机构投资额50%以下跟进投资。

3、风险补助。给予投资机构一定的风险补助, 主要用于弥补投资机构的投资损失。

4、投资保障。对于投资于高新技的企业给予奖励, 给予企业前期资助, 主要用于高新技术的研发支出。

参考文献

[1]何瑛, 黄洁.美英日私募股权基金比较与启示.财会月刊, 2013.11.

[2]长江证券.2014年中国创投业投资策略.资本市场, 2015.

[3]投中集团.2014年中国LP投资倾向调查.资本市场, 2015.

[4]刘翔峰.私募基金监管的国际经验.中国金融, 2013.10.

[5]马婧妤.私募基金监管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实施.上海证券报, 2014.8.23.

[6]李建华, 张立文.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与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世界经济, 2007.5.

稳定农村师资之经验借鉴 第8篇

本研究中的师资流动主要指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合格劳动者, 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后放弃这一职业或在职的教师从这个学校转入其他学校的现象。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第四中学是一所初级公立学校。它位于准格尔旗的最北部的十二连城乡, 学校南邻库布齐沙漠, 常年风沙不断, 北面被广阔的盐碱滩覆盖, 除了零星的喜碱植物生长, 其他植物很难存活。15年前, 那里的办学条件相当艰难, 学校师生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 师生们都住在破旧的小平房里, 用煤烧炉子取暖。吃的是大锅饭, 没有商场, 没有洗澡娱乐的地方, 那里的居民相当少, 主要的人群就是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地方, 这里的教学质量在全市都是有名的, 教学活动也开展的井然有序。很多名校毕业的大学生都愿意到这里来工作, 而且有的一呆就是二十几年。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1、地方政府重视办学, 资金投入充足;

教师待遇好。十多年前, 准格尔旗的地方经济收入还很低, 但是地方政府重视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偏远农村的教育投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虽然校舍比较破旧, 班容量大, 但是教学用的仪器设备, 图书的拥有量等与市里不无两样。政府每学期会投入大量资金派教师们到外地学习, 借鉴经验;也会请专家来指点教育教学工作。 (2) 政府依法落实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确保了教师在工资待遇, 专业培训,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社会保障和臂章奖励等方面享受比城里教师更高的待遇。当时准格尔旗第四中学教师的工资在全旗也是最高的, 他们除了拿到基本工资外, 还会拿到政府的奖金, 福利, 补贴。

2、教师发展空间大, 学习机会多。

学校很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一方面, 新教师入职会有一个月的培训学习时间, 同时学校也经常开展教研活动。教师之间相互分享, 借鉴教学经验, 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理论知识, 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实战能力。另一方面学校为教师们提供了很多到外地学习和参加比赛的机会。假期地方政府也会请专家给老师们进行培训。这些活动既开阔了教师们的视眼, 又提高了技能, 同时他们也取得了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为以后的晋极和涨工资做好了准备。同时也保证教师们能够驾驭教学活动, 从而享受轻松的教学所带来的乐趣。

3、落实编制。

学校会对计划进入该校服务的教师进行笔试, 面试, 试用考核。如果这三项考核都通过了, 教师就会取得正式公立学校的编制, 成为正式教师, 不过这个编制附带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这所学校服务五年, 五年服务期满, 可以自由选择调走, 或者留下来继续工作。很多年轻教师五年内已经结婚生子, 学校给他们解决了住房问题, 工作上也取得了成绩, 所以也就不想再调动工作了, 一直呆了下来。从而减少了学校师资的流动。

4、科学合理的流动机制。

教师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师资合理配置和教师结构的优化, 也有利于教学力量的均衡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校际间师资的均衡发展。在准格尔旗第四中学新教师入编以后, 按照合同要求, 需要在这所学校服务五年, 即使五年后, 有一部分教师调走, 还会有很多年轻教师来到这里, 为这里的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这种有进有出, 合理科学的教师流动机制不仅有利于师资的稳定, 更为高质量的教育提供了保障。

5、教师能够获得满足感和价值感。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会伴随各种高级需要, 如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承认和肯定人的价值, 首先必须先满足人的需要。首先, 学生和家长对教师的认可度高。在这所学校里, 学生们都是来自各个村子, 家长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 他们很崇拜老师们, 他们把孩子连同自己的希望送到了学校, 交给了老师们, 他们虽然不懂教育, 但他们懂得配合学校, 老师。孩子们也非常懂事, 好学。虽然他们基础不是很好, 但他们求知欲很强, 个个你追我赶比学习。在这里教师感觉到了被需要。其次, 学校领导对教师的付出也看在眼里的, 所以每个月都会开展表彰会, 尽力寻找教师的成绩和闪光点, 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对于确实能干的教师提拔他们做领导。在这所学校里, 教师感觉到了孩子们需要他们, 感觉到了他们是有价值的, 他们获得了满足感, 这也是这所学校能留住教师的原因之一。

6、额外工作量少, 教师很少加班。

这所学校有一个规定就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里, 大家要高效率的工作, 下班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加班, 也是要以正常工资的三倍给付的。所以教师在这里能够拥有真正的自己。较少加班时间是多少上班族求之若渴的, 而恰恰这所学校里的教师实现了。

以上就是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后的农村中学准格尔旗第四中学为什么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缺乏师资的成功经验。希望能够被农村师资建设提供帮助。

总之, 我们既要认识到, 稳定的教师队伍有利于教学队伍的提高, 也要认识到教师的流动从个人层面看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追求, 从社会层面有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 但是一定要有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引导机制, 应该依据现有的社会条件和学校的实际状况实施。不易急于求成。

摘要：由于历史, 地理, 自然, 经济发展不平衡, 农村各方面的发展都落后于城市等原因, 导致农村教师人数不足, 流失严重, 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的教育质量。如何稳定农村教师队伍,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本研究分析了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第四中学的科学策略并加以总结。

关键词：农村,稳定师资

参考文献

[1]高俊霞:《日本教师流动制度及其启示》, 《唐山学院学报》, 2009, (3) 。

[2]山王俊明:《关于我国中小学教育流动的几点思考》,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5, (5) 。

[3]王洁著:《教师的生态环境》,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4]汪丞, 方彤:《日本教师定期流动制, 对我国区域内师资均衡发展的启示》, 《中国教育学刊》, 2005, (4) 。

国外生态补偿经验借鉴研究 第9篇

一、国外生态补偿实践及其政府作为

(一) 国外政府公共支付对生态功能的补偿

政府运用公共财政为生态产品及服务支付报酬, 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生态补偿模式。对于重要的生态补偿领域, 在世界各国生态补偿的模式上, 政府购买模式或者补偿仍是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主要方式。例如, 法国、马来西亚的林业基金中, 国家财政拨付占有很大的比重;为了防止荒漠化的进一步扩展, 墨西哥政府于2003年开始对森林保护进行补偿, 重要生态区补偿标准为40美元/ (hm2·a) ;美国政府一直采取保护性退耕政策手段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 对原先种地的农民为开展生态保护放弃耕作而由此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 以提高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进而提高全国森林覆被率和生态质量。美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很重视, 政府承担大部分资金投入。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 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 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20世纪后期, 美国的水土保持走上了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传统水土保持技术的设计理念也逐步发展到以保证区域总体生态质量为指导。

(二) 国外生态补偿有关的政策和制度

国外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已逐步制度化、法律化。为了治理生态环境, 美国、日本、欧盟等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加强生态补偿。美国联邦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来进行环境补偿。在水资源保护的补偿方面, 1971年提出了一个农村清洁水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政府与那些为减轻无定点污染源而自愿执行管理措施的农场主分摊部分费用。1977年的《土地恢复法》规定, 企业在申请采矿书时要交纳环境恢复履约保证金, 还必须根据采矿量缴纳矿山恢复基金。地下煤炭开采每产1吨煤需缴纳15美分, 地面采煤则是每吨35美分。美国年产煤炭10亿吨, 一年可收入2.5亿美元的基金, 立法以来已累计有40亿美元用于煤矿修复。1985年修订的《农业法》中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 大规模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截至1990年共将1.18亿英亩的农地纳入计划, 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 还考虑给农场主以税额减免, 发给具有某些特殊优惠权的“绿票”等。美国、法国、巴西、哥斯达黎加等国都分别在不同的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建立了相应政府补偿法律制度, 通过政府预算、开征特别用途税及发行债券等3种主要方式开辟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还有一些国家通过污染者和收益者收费来积累资金, 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流域管理。此外, 政府从政策、贷款、税收上给予支持以提高环保型农户的国外生态补偿基本上都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 能够综合运用市场的和行政的等各种手段保证生态补偿的进行。

二、国际实践经验总结

(一) 法律法规比较完善

建立了初步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对各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界定及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规定明确等等。因此要借鉴国外成功的制度, 系统梳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 重新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突出生态环境利益和生态公共价值, 将生态补偿的范围、对象、方式、标准等确定下来, 明确国家、地方、资源开发利用者和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权利和责任,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二) 市场机制的完善

国外的生态补偿对象则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 除了对直接受损者提供补偿外, 受益者还要支付给提供生态服务的政府、企业或个人一定的补偿, 作为他们在提供生态服务过程中投入的补偿, 生态补偿是以市场交易机制为基础的服务行为。国外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以市场运作为主, 如纽约市清洁供水的一对一交易;欧盟的生态标记产品市场;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基金以及以美国耕地保护储备计划为代表的少量公共支付方式。

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生态补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市场的途径完成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保证生态交易的合法性, 对于生态交易的行政干预很少。这样可以充分尊重交易双方的意愿, 保证双方的利益均衡, 减少利益上的冲突。政府是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者, 市场竞争机制仍然可以在生态补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激励政策来提高生态效益。

(三) 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法律规范和制度、宏观调控、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上, 解决市场难以自发解决的资源环境保护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 我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实践, 政府在建立和推动实施生态补偿方面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通过财政手段实施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工程, 或是通过调整生态税费政策, 提高生态破坏和占用的成本。但与此同时, 政府责任不明确, 补偿手段单一, 横向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 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切实强化生态管理部门的责任, 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 结合实际采取多样化的补偿手段, 严格监督生态补偿, 承担协调和仲裁的责任, 采用综合生态管理的方法指导生态保护与建设活动。

摘要：概述了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活动, 对实践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对国外生态补偿研究进行了梳理, 指出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活动对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补偿,研究,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蔡守秋.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彭诗言.生态补偿机制的国际比较[J].特区经济, 2009.

[4]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依据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第10篇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走一条创新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孙伟教授,有着丰富的国内外教学背景,也曾担任过独立学院的院长,对比国内外的教育感受,孙老师作为圈内人对职业教育有着独特的认识和体会。

他认为,职业教育目前面临着几大挑战,如:社会和文化观念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的教育,是毕业生和家长的无奈选择;投入严重不足、办学条件差,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重理论、轻工程和实践,与行业企业互利共生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缺乏有经验的工程应用型教师。针对这几大问题,孙老师介绍了国外,如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有所启示:应当创建一个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依据市场需求办学,聘任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同时,教学内容要快速反应社会热点。在澳大利亚,H1N1发生后的三个星期,护士专业的教材就进行了相应的更新,及时添加了诊断和治疗H1N1的相关知识。基于对国内职业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国外经验的领悟,孙老师也在积极探索着一条全新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以企业为主导、慈善办学,使学生以极低的成本或零成本接受有价值的教育。孙伟老师表示,目前他正携手有志人士计划在贵州创办职业院校,将这一全新的职业教育模式付诸于实践,探索走出一条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借鉴国外经验少走弯路 第11篇

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他国的模式, 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自己摸索学习, 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国内一些城市缺乏约束性规划, 仅靠摊大饼式的无策略、无谋划、无智慧发展, 绝对不能代表城镇化的未来。

欧洲树立“以人为本”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认为, 历史上欧洲国家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 共同构成现代化基本内容。1851年, 英国城市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 从1760年产业革命算起, 用了整整90年时间。德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是在德意志帝国崛起后完成的, 在国家权威的推动下, 从1871年~1910年, 德国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就彻底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相比之下, 法国的城镇化进展较为缓慢, 这与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有直接关系。综上所述, 欧洲国家城镇化带给我国3点启示:首先是加强管理和服务。20世纪以前, 由于人口迅速膨胀、失业与贫困问题严重, 多数欧洲城市存在住房短缺、疾病蔓延、犯罪率高和贫民聚居等社会问题。直到政府全面介入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 这些社会问题才得以有效缓解。这表明发展城镇化, 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扩大与转变, 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府日常行政的主要内容。特别要避免走欧洲城镇化早期“先出问题再治理”的老路, 才能大大减少城镇化进程中遭遇的尖锐社会问题的冲击。其次是法律先行。城镇化是复杂的利益重新布局、分配和创造过程, 因而只有加强法制建设, 将城镇化纳入法治轨道, 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决策和实践, 才能确保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欧洲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 普遍重视法律先行的原则, 如早在1866年, 英国就通过了《环境卫生法》, 为政府治理城市环境卫生提供法律依据。此后, 英国制定了一系列与城市公共卫生、治安管理、贫民救济有关的法律, 使政府的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有法可依。德国城镇化早期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为此德国政府建立了市民广泛参与的住宅建设制度, 规定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案, 须交由全体市民讨论修改, 然后在警察局备案, 房地产开发商的建设方案, 也要审查符合规划后才能动工。再次是因地制宜, 形式多样。欧洲各国的城镇化模式, 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决定, 因而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说, 城镇化的动力来源于工业化, 但历史和政治因素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 政府对工业布局不加行政干预, 这使英国的城市发展更多围绕工矿区展开, 新兴工业城市一般有比较便捷的运河、港口、铁路等交通优势。而法国小农经济势力较强, 工业化进展较慢, 工厂主要集中在巴黎、里昂、波尔多和马赛等传统政治中心的城市周围。可见, 法国的城镇化主要通过这些城市的扩张来实现, 因此小城镇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发展。德国的城镇化模式则与英法又有差距, 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 德国是由38个各自为政的小邦国组成。由于这些邦国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这令德国的城镇化建设可以比较均匀地在全国铺开, 布局较为合理。所以通过深入分析, 任何国家的城镇化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凭空进行, 政府应该恰当地因势利导, 综合考虑经济规律和其他因素影响, 致力于推动城镇布局的合理化。

从欧洲历史经验看, 城镇化可以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而通过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 政府必须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理念, 建立、健全现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这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根本因素, 并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

拉丁美洲警惕“过度城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以下统称拉美) 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认为, 拉美城镇化具有明显的赶超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全世界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例如, 1950年世界各地城镇化率 (城镇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的排名情况是北美第一 (63.9%) 、大洋洲第二 (62.0%) 、欧洲第三 (51.3%) 、拉美第四 (41.4%) 、亚洲第五 (16.3%) 、非洲第六 (14.4%) , 当时世界平均水平为28.8%。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拉美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 1990年超过欧洲, 1991年又超过大洋洲。到2010年, 拉美城镇化率高达79.6%, 仅次于北美的80.7%, 位居世界第二, 远高于欧洲的72.8%、大洋洲的70.2%、亚洲的39.8%和非洲的37.9%。

从人口变化来看, 拉美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 尤其二战以来, 一直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数一数二的地区。人口规模呈爆炸式增长, 令1950年拉美总人口数达到1.7亿, 2010年膨胀至5.9亿, 人口集中度颇高。2010年,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5国人口, 占拉美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7.6%, 总数高达3.4亿。

从拉美各国的城镇化水平看, 有些国家的城镇化率甚至远高于同期的欧美国家。2010年, 拉美国家中城镇化率超过美国 (82.3%) 的有5个, 城镇化率在70%~80%的有5个。上述10个国家的人口之和, 超过拉美总人口的50%以上。换言之, 拉美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 居住在城镇化率远高于欧洲或美国的国家。有的国家, 比如巴西, 城镇化的“赶超”特点尤为明显, 甚至用“失控”来形容也不过分, 这种过度赶超的现象, 成为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城市病的根源。

拉美城镇化的赶超特点, 带有一种罕见的“过度城镇化”现象。一般来说, 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 (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的比值, 被视为衡量城镇化程度是否合适的一个标尺。在过去的100年里, 拉美城镇化进程出现过度超前的现象, 导致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失衡。2009年, 全球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但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61年, 拉美城镇化率就已超过50%。据有关研究统计, 1999年世界平均城镇化率是4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5165美元,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比值是1.48;而拉美平均城镇化率则高达7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039美元,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比值高达2.50。数据说明, 现在拉美城镇人口的数量, 大大超过工业化所能吸纳的程度, 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城镇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日本高度集中的城镇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 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从1950年到2011年, 东亚地区城镇化率由17.8%迅速提高到55.6%, 平均每年提高0.62个百分点。而同期世界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幅度仅为0.37个百分点。由于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 东亚国家城镇化模式和特点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较最有特色的是日本和韩国模式。

日本属于高度集中型城镇化。二战后, 日本依靠工业化, 迅速迈入高速城镇化。2011年, 日本城镇化率已达91.3%。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 日本采取了高度集中型城镇化模式, 对少数几个都市圈实行优先集中开发。战后, 日本的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3大都市圈, 这3大都市圈的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4.4%, 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以上。尤其是首都东京, 现已集聚3722万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29.4%。这种高度集中型城镇化模式, 加快了日本工业化的进程, 有力地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也带来经济过密与过疏的矛盾。一方面, 大都市地区急剧膨胀, 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恶化;另一方面, 在农村和边缘地区, 空心化、高度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娘短缺等问题突出, 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

针对这些问题, 日本投入巨资加强都市圈交通体系建设, 以及环境综合治理, 大规模发展卫星城市, 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功能疏散, 使得都市圈环境与紧密交通状况明显改善。但这也有利有弊, 交通状况的改善又增强了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加剧了都市圈内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 导致通勤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 甚至连带引起物价的上涨。

韩国大城市主导型

韩国是大城市主导型的城镇化。与日本相似, 韩国也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地实现城镇化的范例。速度快是二战后韩国城镇化的重要特点。从1965年到1990年, 韩国城镇化率从32.4%迅速提高到73.8%, 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近90年才走完的城镇化历程。之后, 韩国进入高度城镇化时期, 逐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到2011年, 韩国城镇化率达到83.2%, 高于较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