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地精神范文

遗产地精神范文（精选11篇）

遗产地精神 第1篇

每个伟大公司的后面都有伟大的创始人, 每个创始人都有其伟大的简单法则。这一法则渗透进组织的基因结构, 深刻地影响组织人的行为, 创造着组织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对百年蓝色巨人IBM而言, 这就是其创始人托马斯·约翰·沃森 (老沃森) 所设立的“思考”法则。他说:“如果人们愿意思考,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可以轻易得到解决。麻烦的是, 人们往往为了不思考, 而依赖各种设备, 因为思考是如此艰苦的工作。”他的儿子小托马斯·约翰·沃森 (小沃森) 进一步描述这个法则:“将每一件工作做好, 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所有的人, 要穿着整齐, 要干净利落、直截了当, 要永远乐观, 最重要的是, 要忠诚……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思想, 以制定我们自己的结论。”

老沃森经营IBM 42年, 小沃森15年, 在这57年的时间里, IBM成功地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计算机行业的龙头企业。老沃森从销售起家, 在他极其重视的IBM销售学校 (每一名新进销售人员都要在此培训) , 大门上写着两英尺见方的两个金色大字:“思考”。进门里边的花岗岩石阶上则刻着:“思索, 观察, 讨论, 聆听, 阅读。”对IBM销售人员来说, 只要你肯动脑子, 你就会销售更多的机器, 提升得更快。

老沃森不断在IBM激励忠诚、热情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 提倡以这种精神去获取成功:“思考, 想想你的外表、交往、行动、志向与成就”。同样, 他也将“思考”法则传授给儿子。在小沃森12岁的时候, 老沃森带他第一次乘火车, 在盥洗室里, 老沃森教育道:“这是一个公用的盥洗室, 每个使用者都要小心, 因为在你后面的人会通过你用后的样子来评判你的人品和修养。现在让我来教你怎样做。”在小沃森进入IBM工作后, 老沃森给他写信:“永远记住生活并不像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那么复杂。你越成熟, 就越会意识到成功和幸福取决于不多的几件事。”

二战中, 小沃森加入空军。他在IBM中培养出来的思考习惯与说服能力, 使其脱颖而出, 引起了空军第一师师长布拉德利上将的注意, 让小沃森做他的侍从副官。在每天跟随将军到处走动中, 小沃森每一次都为将军写一份详细的总结, 讨论所见到的军官、急需的供应, 自己对运输行动的建议。布拉德利很喜欢这些总结与建议, 他赞扬小沃森条理清晰, 具有异乎寻常的能力, 能够专心思考重要的问题, 并把它灌输给别人。

小沃森的弟弟迪克也在二战中参军, 他把IBM的思考习惯带到战场, 在战斗区把改造后的IBM打孔机放在军用卡车上使用。IBM的打孔卡能记录轰炸的结果、伤亡人数、战俘人数、失踪人数和供应情况。在战后, 兄弟俩都加入IBM, 成为IBM的领军人物。小沃森后来成为IBM总裁;迪克则担任了IBM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小沃森高中成绩不佳, 是在父亲的权势影响下才被布朗大学录取。但他在空军培养出自信与领导力, 使他能走出父亲的巨大阴影。在《父与子》这本著名自传中, 小沃森说:“在谁应该提升方面我从不讳言自己的想法, 并且毫不怀疑自己在人事方面有迅速决策以及保证多数决策正确的能力。对于自己知识的深度我从无十分把握, 但我知道自己有得益于经验的判断能力。每当我发现那些我认为能对公司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总要激励他们上进。”在“思考”这一法则下, 小沃森使IBM继续成长为国际巨头, 他有三方面贡献:

一、成功地将IBM业务从打孔机转型为电子计算机。

小沃森回忆道:“虽然一场计算机革命可能会席卷整个科学界, 但是在会计室里, 打孔机仍将独占鳌头。父亲就像这样一位国王:他看着邻国发生革命, 但是当他自己的臣民们发生骚乱的时候, 他感到惊慌不已。他没有认识到, 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 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IBM处于因成功而坐井观天的状况。在同一时期里, 电影业也将错过跻身电视的机会, 因为它冥顽不化, 认为自己是电影业, 不是娱乐业。铁路业即将错过利用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机会, 因为它认为自己是搞火车的, 不是搞运输的。我们的生意是数据处理, 而不仅仅是打孔机;但是, 那时在IBM, 还没有人精明到有这种认识的程度。”

在这一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分水岭上, 小沃森大胆用人, 起用电子工程师, 在6年时间里, 将工程师和技师从500人增加到4000多人, 改变了原来打孔机技术以机械工程师为主导的人才队伍, 放弃穿孔卡——一种IBM原来十分了解的速度较慢的媒介——而采用一种当时IBM所不了解、但速度百倍于此的磁记录技术, 开发逻辑电路、存储电路、磁带处理装置、记录头, 并且同其他制造厂家共同开发真空管和磁带本身。

从现在回头看, IBM向电子计算机转型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但在小沃森看来, IBM人发明了“危机模式”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工作情况。“有些时候, 我真觉得我们像是泰坦尼克号客轮上的乘客。”或许正是这种不断的危机意识, 使IBM在百年经营中能一直挺过各种危机, 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个人计算机的创新大潮中一度落后, 但在随后的互联网浪潮中成功转型为计算服务、智慧星球的领导者。大象跳舞的智慧是创始人早就植入的基因。

二、小沃森改组了IBM的组织结构, 使其能向大型化、专业化发展。

老沃森在一个高速成长中的公司中采用高度集权制。到了1955年, IBM的销售额突破5亿美元大关, 每年增长率接近20%。小沃森面对组织变大的挑战, 实行了放权, 提拔了多位执行副总裁, 改变老沃森那种一人说了算的管理方式。他还设定了参谋人员和一线人员间的职责, 以解决争议, 最终使IBM从家族经营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IBM对产业最大的影响, 可能是360产品线的系统架构, 这是业界第一次按模块化思路重新架构的计算机主机。当时IBM为此投入数亿美元, 但迟迟不能交货, 小沃森制定了模块化的内部平台开发战略。后来, 这一模块化的产品架构模式直接影响了计算机产业垂直分布的产业基础, 甚至影响到现在的安卓开放平台策略。

三、在上世纪60年代, IBM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不是来自市场, 而是司法部反垄断法大棒的威胁。

美孚石油公司、AT&T等巨型公司都曾为此而被分拆。小沃森在病退前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早在1961年, 小沃森就在全公司内公布了一份注意事项书, 明确规定了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例如, 在推销产品时不准毁谤、贬低别家的产品, 不能泄露IBM没有公布的产品情况去“围剿”竞争厂家推销的产品。最重要的是, IBM的推销员在推销产品时要遵守公平交易的原则。每个推销员都被要求签署一个声明, 表明他已经懂得这些条例了。

也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 IBM在设计个人计算机时, 委托微软设计操作系统、让英特尔设计芯片, 使计算机产业垂直分布化, 使微软、英特尔等新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兴起。这一历史, 可能也正是中国的反垄断审查部门应该学习与关注的, 不能因某些不能表明的国家利益, 就断送了行业的创新机会。而垄断企业从IBM的对应中, 可能也可以思考如何公平竞争。

从近50年的股价表现历史上, IBM一直为道琼斯工业股指数的30家公司之一, 在每年都有1%～2%的稳定股息之外, 自1962年以来股票涨幅超过27倍。这个涨幅可能无法与耀眼的新兴互联网公司相比, 但如何在上百年的经营中保持基业长青, 可能正是中国的管理人需要从老沃森与小沃森的创业历史中学习的。

另外, 中国的很多“富二代”正准备从父亲手中接棒。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 创业者往往能比专业经理人员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创业者家族的第二代继承者在价值创造上要低于专业经理人员。IBM父与子的创业遗产可能更让这些接棒的二代得到启发:如何将创始人所设立的简单法则进一步发扬光大, 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传承习老精神保护祖国文化遗产 第2篇

保护祖国文化遗产

习仲勋同志在他七十六年的革命生涯，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很多，作为文物工作者，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在传承、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早在照金时期,当时“左倾”领导杜衡指示进攻香山寺，夺取粮食，却不顾刘志丹等人反对，火烧香山寺。部队准备撤出香山寺时，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危急之际，习仲勋率领游击队杀到，击退了敌人。后习仲勋回忆时说，当是分粮解救灾民不仅正确，而且必须那样作，火烧千年古刹，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的文物古迹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主政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期间，他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对待脱胎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习仲勋，尊重广大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注重发挥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冬学运动中，有人认为《三字经》等书是封建社会的启蒙课本，必须予以取缔。但习仲勋认为，“冬 1 学课本，也应征求群众意见，愿意学什么就教什么。对于《千字文》、《百家姓》等书，如果群众要念，可以让群众去读。”他还提出，在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可与传统的“闹秧歌”等民间活动“取得有机联系”，以调动群众的学习积极性。这些观点表明，习仲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科学的认识。事实上，《百家姓》等书籍和闹秧歌等文艺形式，虽有不少封建内容，但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古代中国人在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习仲勋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时，习仲勋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之责。早在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就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强调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该布告还将文物分类，以保障命令的执行。后来，西北地区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对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他坚持将文化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相结合，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习仲勋初步探索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与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文化建设与统战工作的结合方面尤为突 出。

首先，习仲勋主张以文化建设为手段，推进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期间，习仲勋非常注重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他不仅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还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革命觉悟，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如在新正县回汉民族杂居区，通过开展回民教育、培养回族干部等，增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互信合作，加强了统战工作。1938年11月，他指示新正县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这一尊重回族文化传统的措施“赢得了全体回民的拥护”。

1958年夏，喜饶嘉措由北京回青海参加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后，向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反映：青海平叛有过激行为，一些地方的寺院被砸了，经文被毁．佛像、法器也拿去炼了铜，一些无辜的人还遭到杀害，寺院被迫关门，群众人心惶惶。习仲勋听后．神情特别严肃。他告诉喜饶嘉措：“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寺庙应当保护。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政策在执行中可能是过火了，后面会纠正的．你可以给藏族群众解释。我再给统战部和青海讲讲。”

1958年，西安城墙曾多次面临灭顶之灾,习仲勋力主保护西安城墙，并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陕西省委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习仲勋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习仲勋被撤销一切职务。

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期间，习仲勋狠抓落实政策清退“文革“中查抄财物。他和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经过努力，清退查抄财物工作基本处理完毕。截至1984年底，“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原工商业者的（包括其他方面人士）约300万两黄金、700万两白银、15万件金银制品和800万枚银元已基本按上交时的银行牌价作价退还；查抄的文物、字画、珠宝、玉器、工艺品等1100万件，大部分被毁坏或散失，尚存的约350万件，退还了原主；查抄的1200万册图书，退还264万册，其余原主已无法确认。“文化大革命“中被侵占、没收的私房约1000万平方米，房主被迫出售的约100万平方米，采取腾退归还原主，或其他办法，解决了约55%。同时，还将“文化大革命“中侵占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等，大部分退还给了原主。

王元化先生的精神遗产 第3篇

思想界素有“北李南王”之称，帝京李慎之，沪上王元化。五年之前的暮春，非典肆虐，风雨如磐，故园黯淡之际，慎之先生以八十高龄，黯然谢世。五年之后的初夏，华土波澜惊动，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方炽，风雨如晦之时，王元化先生亦以八十八高龄逝世。自此之后，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

近十年来，学界常有“两头真”的说法，即指一些老革命，早年经青春热血，中年遭言论获罪，壮年经庙堂春秋，暮岁回归启蒙大道。其典型，正是北李南王。在1949年以前，李慎之、王元化都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向往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李慎之先生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而王元化先生命运更加坎坷，自1955年因胡风案被牵连，到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两度发作心因性精神病。而1979年之后，李慎之复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王元化则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随后的八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创办了轰动一时的《新启蒙》，成为八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一面大旗，九十年代，又创办了“学术集林”丛刊，与当时“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风相吻合。而李慎之先生则以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气魄，重归启蒙之路。

这样的精神历程，可以说是从认识自我，到失去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过程，他们因理想主义而参加革命，也因理想主义而在革命后饱受摧残，最后仍然是在理想主义驱动下，在自身经历过的苦难与乌托邦的幻灭中，催使他们对自己的时代做出深刻的反思，开始重新认同早年的理想，回到继承五四、反思五四的思想脉路之中。李、王相比较而言，李慎之更加彻底，王元化更加复杂。

“新启蒙”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启蒙”诸术语关联在一起的。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读物中，除了北京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比较有影响的，要算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新启蒙》。

关于启蒙，如果要从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恐怕是一个扯不清的命题。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词语，都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获得它的特定的意义。倘若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启蒙”，与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或者是施密特编的《启蒙与现代性》关联起来，结果恐怕是郢书燕说，穿凿附会，不得要领。无论是谈“五四”，还是谈八十年代，中国式的“启蒙”，其基本的意思，都是“扫除蒙昧，启发民智”，即通过思想上的思想解放，破除权威，破除迷信，以达到政治上的改革的目的。这是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之后，由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无法通过直接干预政治来实现，故转而以启发民智，来达到影响政治、影响社会的目的。

王元化先生在1989年3月写的《<新启蒙>第五辑编后》中，对“启蒙”补加了一个定义：“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人道、法治、改革、开放、现代化，这些都是和启蒙相联系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有观念改革。观念改革就是观念更新，就是思想解放，就是文化启蒙。”这一定义所包涵的内涵与抱负，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

在中国的语境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常常没有一个缓冲的空隙，而直接关联在一起。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对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反省，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这一现象，与传统儒生的“通经致用”观念密切相关，也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密切相关。当士大夫转化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场所从庙堂转入学院，他们的地位也随之边缘化。他们要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其途径就不再是“得君行道”，而是通过社会影响来发生政治影响。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主要是限于文化的领域，而不在实际政治和经济的范围内。知识分子是通过‘影响力’去指导社会，而不是凭借‘权力’去支配它。”“思想启蒙”，本质上便是知识分子影响民众的代名词，它与康德以来对“启蒙”的种种定义的争论，在内涵上相去甚远。

在今天，国朝学界借助华土的儒学、西来的施密特、斯特劳斯思想，对“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启蒙等问题进行反思，但是，如果没有看到“启蒙”一词的中西之别，便无法认识五四到八十年代这七八十年中中国学人谈论“启蒙”的意义。

“另一种启蒙”

与“启蒙”关联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九十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即由八十年代的继续五四、继续启蒙，转向反思五四、研究国学。《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是这一反思的成果。关于五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思想与社会运动，越来越彰显它的复杂性与多样化。近八十年来，各种思想、政治势力都对它的意义进行了诠释，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历史谱系之中，为自己建构历史的正当性。在九十年代，海外一些学者流行一种论调，即五四是“文革”的精神源头，五四大学生的抗议精神直接成为红卫兵造反行动的先导，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一脉相承。

对此，王元化先生在《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的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聊聊几句话，点出了五四与文革的根本区别。事实上，五四与“文革”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似有若无的关联性，而其内在的精神结构，则是毫无可比性的。我们如果承认五四启蒙精神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的觉醒，对民主、科学的追求，那么“文革”所表现出来的，便不是对五四的继承，而恰恰是对五四的反动。

同时，王元化先生对“启蒙”的疑虑与对五四的反思，使他通过五四而为传统学问释放出一定的空间。在199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在《论传统与反传统》，王先生力辩五四不是“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而只是反对儒学定于一尊。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使他在九十年代之后，从理论上继续坚持启蒙，但是在实际上则是脱去启蒙的战衣，换上国学的长袍，放下《新启蒙》丛书，而编起《学术集林》，并对五四、法国大革命等事件进行反思。这种做法，许纪霖先生称之为“另一种启蒙”。

王元化先生谢世后三日，恰逢蜀地发生大地震，波及全国，伤亡十数万。天地不仁，哲人其萎！王元化先生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一个个的开端：对启蒙的继续与反思，对五四的继承与审视，对国学的反思与研究。二十余年来，国朝学界正在进入一个思想的新陈代谢日益加快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个话题，一个思想格局，往往刚刚形成，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现自身，便已经被新的思想、话题与格局所取代。

保护发展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第4篇

当前,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进一步繁荣发展的良好机遇。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自觉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方针,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加快推进文化遗产强国建设,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遗产事业实现新的跨越。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不断提高文化遗产事业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经济社会发展是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基础和前提, 保护、发展文化遗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 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源,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积极开发旅游业, 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文化和旅游品牌, 提高衍生产品和配套服务质量, 使文化遗产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亮点。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城乡建设结合起来, 既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 又充分展示城乡蕴藏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 增强城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 不仅注重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 还要关注对文化遗产依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 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模式, 既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突出思想内涵、强化教育功能, 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铭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充分利用文化遗产丰富的历史和革命文化资源, 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生动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灿烂的文明进步成就, 展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不断激发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相结合, 深入发掘自古以来各民族友好交往、相互融合的重要史实, 充分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 反映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切实增强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向心力, 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弘扬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相结合, 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 通过丰富的展品、高品位的展览, 以及各种形式的群众性节日活动和文化遗产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 使更多的群众增长知识、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升华情怀。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加强青少年教育相结合, 进一步密切文化遗产单位与学校的联系, 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与学校教育、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有机衔接, 寓教于乐, 寓教于游, 使文化遗产成为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的重要渠道。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开展红色旅游相结合, 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的红色文物、红色文艺等资源, 拓展红色旅游的内容, 丰富红色旅游的思想内涵, 创新展陈和服务方式, 不断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 也是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要把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摆在文化遗产工作的首要位置, 加大对公共博物馆、大遗址保护项目、重要文化遗产展览等的投入, 实施重大文化遗产工程, 向全社会提供更多优质便捷的公共文化鉴赏服务。要进一步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 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青少年学生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 强化服务意识, 完善服务设施, 充实服务内容, 改进服务方式, 把专业性和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科学性和观赏性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始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 无论在文化遗产考古发掘和保护修缮中, 还是在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的保护建设中, 都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着力改善群众居住和生活条件, 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民造福。

——深化改革、开拓创新, 始终保持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创新是加快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大力推进观念创新, 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发展的关系, 既要保护、传承好文化遗产, 又要利用、发展好文化遗产,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发展, 通过利用、发展促进保护、传承。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修缮文化遗产, 破解古代发明创造和工艺成果, 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水平。要大力推进展示方法创新, 注重介绍文化遗产发掘过程、历史背景、相关历史人物故事等信息, 注重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 注重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震撼力和视觉效果, 注重增强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和趣味性, 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和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要大力推进传播手段创新, 积极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 开设网上展览, 特别是借助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校园网络和远程教育网络, 使文化遗产辐射城镇、农村学校和边远地区, 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力。要大力推进保护和传承方式创新, 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 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有市场前景的, 鼓励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进入市场, 特别是和发展旅游业紧密结合, 开发文化产品, 拓展服务项目, 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在参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最积极、最有效、最有利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和传承方式。

——促进交流、走向世界, 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国与国之间文化遗产展览交流是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是展示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要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 扩大和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 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遗产保护双边协定, 开展更有深度和实质性内容的合作。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加强与国外文化遗产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扩大对外文化遗产展览交流, 加大展览宣传推介力度, 向世界人民展示我国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与和平和谐的文化理念,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真正使文化遗产展览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 汲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有益成果, 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繁荣发展。要巩固和发展我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的关系,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和相关国际公约的制定, 增强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语权。

——加强领导、形成合力, 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事业的良好环境

文化遗产事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努力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大合力和长效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充分认识文化遗产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大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投入力度, 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机制, 健全公共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财政保障机制。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特别是各级文化、文物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加快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 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 理清发展思路, 谋划发展战略, 实施重大工程, 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事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要统筹规划博物馆发展布局, 有条件的县可以根据本地资源优势, 结合重大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需求, 建设遗址博物馆, 地市级中心城市重点建设特色性博物馆, 省一级城市重点建设综合性博物馆, 省会城市博物馆和省级博物馆要各有侧重, 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体系。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落实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责任, 依法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 切实加强文物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文物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 确保文物安全和文化遗产事业有序发展。要加强文化遗产工作队伍建设, 努力造就一批知识渊博、品质优秀、甘于奉献的专门型人才, 一批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型人才, 一批熟悉和掌握古代科技知识和传统工艺的专业型人才, 一批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科技型人才, 一批熟悉文化遗产工作、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一批历史文化知识丰富、具有世界眼光、熟悉外语的外向型人才。要完善和落实社会力量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政策措施, 研究制定社会资金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相关规定, 鼓励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要加强宣传普及工作, 广泛介绍文化遗产知识, 增强公民依法保护意识, 积极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营造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社会环境, 形成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氛围。

遗产地精神 第5篇

——关于对大学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调研报告

陈伟忠、沈璐、徐畅、陈新阳、张振宇

河北省保定市华北电力大学

邮箱：chenweizhongsky@163.com

摘要：年轻一代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其保护和参与意识的增强和提高，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极为重要。通过在石家庄等地对部分群众的问卷调查，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本文得出真实、可靠的调研结果，形成对民众民族文化教育现状的科学认识，并且发现当前“追寻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事业的缺陷与不足，探索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法，为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和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精神，教育

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其蕴涵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总体趋好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严峻形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新区开发、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单位和个人由于保护意识淡薄，未能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破坏文化遗产及其原生环境的仍现象时有发生，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矛盾尖锐。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由于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于消亡，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被任意毁弃或流失境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民族文化需要更多人关心和参与保护。加强年青一代民族文化教育对保护民族文化具有战略意义，但目前其教育现状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探讨，亟待形成一个系统、科学、高效的教育模式。

一、研究方法

在暑期社会实践中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其对象为石家庄文化广场，人民广场等地流动人群，主要对象是年青一代。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1）、从统计结果来看，男女比率为42.67％和57.33％，性别比率基本平衡，且通过对比问卷发现性别因素对民族文化遗产问题认识影响不大，在对民族文化关注途径探究上性别因素可以不给予考虑。

图1 参与问卷调研者学历统计

2）、从参与问卷调研的群众学历可见，96.18%参与者学历在高中以上，其中大学生占大部分。从其他问题的回答情况统计，却反映了目前年青一代对民族文化遗产知识没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仍需指出的是，其中当代高校大学生的保护意识相对较强，但仍存在一定比例的无所谓的认识者。这也显示出部分大学生人文素质有滑坡现象, 缺乏一定的对传统文化素养甚至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冷漠的态度。大学生可能存在着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单一,人文精神缺失,精神生活单调等问题。笔者从此次调研认为，加强对大学生这方面的教育,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庆幸的是，在有关民族文化保护途径和措施的意见和建议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加强自身学习，倡导社会、政府等各方面采取措施，表达了他们乐于配合，期待能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

图2 “文化遗产日”定在哪一天 图3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3）、关于大学生“文化遗产日在哪一天”的调查结果如图2。可见，82.35%的被调研者不知道文化遗产日日期。而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调查结果如图3。该结果则反映了大概一半的参与者对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对于当前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33.33%的人认为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主要因素，而各约为20%的参与者认为民众保护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图4）。90.2%的参与者同意地方政府应该鼓励民间团队举办文化活动，加大宣传；76.47%的被调研者认为应该实行奖励制度，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行动，并给奖励。（图5）

图4 当前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 图5 政府应该给予的政策保护

4)、调研结果反射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问题1：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上。许多文物堆在库房里，保管不善，无力提请鉴定。许多文物建筑岌岌可危，亟待拨款修葺，匮乏的资金，让文物的有效保护成为空话。投入不足加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问题2：现代化的冲击

一些地区对民族文化遗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许多具有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筑、村落被破坏。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的有形遗产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空间荡然无存，也就难谈保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也应该全球化观念的倾向日益严重，这给民族的传统文化带来新的威胁。问题3：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当代的学校教育对民族文化遗产缺乏重视，使得年轻一代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熟悉或不感兴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文化，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热爱，造成传承脱节。同时部分遗产项目的技术和方法面临大多年轻人不愿意学，而原传承人又年事日高、甚至相继谢世的局面，致使部分民族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三、调查结果启示及探索

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果分析，针对问卷所反映出的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教育现状及问题，我们做出如下探索：

（一）大学校园成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构筑学术性学生社团建设模式。

大学生社团组织在大学生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大学生自发组织的，以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结合起来的团体。成立以公益性为基本标准，以保护、研究和传承民族文化为宗旨的大学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可以更有效的在高校宣传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协会会员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课余时间学习不同的文化项目，从而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学习和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征文、研讨、调研等活动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思考。以民族文化保护协会为依托开展的各项民族文化保护活动在校园内掀起了师生关注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潮。在增强高校师生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的修养、形成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使其进一步了民族文化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自觉承担起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文化的责任。

（二）设置民族文化课堂教育课程，夯实理论学习基础。

目前，大部分学校课堂上鲜民族文化教育类的课程，从事民族文化教育与研究的师资队伍也严重匮乏，民族文化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编写等问题都是需要给以充分考虑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保护工程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对民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促进高校人文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结合,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转变。

（三）政府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对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政府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宣传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和传播形式，制作和持续展播形象生动的公益广告，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族文化遗产，提高全社会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性。要充分发挥民族民间文化对广大青少年具有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民族文化遗产纳入学校课程，在学生中普及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让各级学校的艺术教育承担起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义务。

（四）加大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

政府应该认真办好各级骨干培训班，建立一支热爱传统文化、专业知识丰富、具有奉献精神的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立健全省、市、县、乡(镇)四级保护工作网络。在高等学校设立专门学科，进行民族文化遗产及保护工作的研究，大力培养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专业人才。

肯尼迪家族的精神遗产 第6篇

这就是肯尼迪家族精神。这位刚去世的成员小名“塔迪”(Teddy),是最后一位“肯尼迪兄弟”。

所謂“肯尼迪家族精神”就是他们的凡事绝不放手、坚持不懈的毅力。就是因为这种毅力,塔迪终于克服了生活途中的各种难关,敌友共誉:他是民主党最进步开放的一员,他虽出身于富有家庭,但对贫苦的社会下层以及受歧视的有色人种特别同情。

国会在他的努力下通过的许多法案,都有助于社会底层、移民(特别是非白种人)、老年人等的福利,甚至供给贫苦老年人的免费三餐,也是由他努力推动的。

他在年轻时犯了重大错误,1969年时(恰在两位哥哥被暗杀后)开车出事沉入水底,自己挣扎出来,但没来得及拯救同行的办公室女助手。有人指他酒醉开车,企图带女助手去海滩幽会。他的声誉大降,1980年与当时的总统卡特竞争下届民主党总统人选时失败。

他放弃做总统的欲望,此后专心于国会事务,成就众多,恢复了名誉,替他当年的过失赎了罪。在他人生终点,他的遗憾当是未能在生前协助奥巴马总统通过改革医药保险制度法案。

遗产地精神 第7篇

关键词：在华俄侨,文学遗产,创作主题

一、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分布、发掘、收藏及出版

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着在华俄侨的方方面面,如日俄战争、军阀混战、中东路事件、日本侵华战争、赫鲁晓夫号召在华俄侨返回苏联等历史事件,由于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华俄侨频繁辗转迁移,致使在华俄侨文学遗产流散到世界各地。据笔者查阅资料得知,在华俄侨文学的遗产国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美国、 日本、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其中俄罗斯最多。而在俄侨文学远东分支的主要诞生地——中国,俄侨文学遗产的踪迹已经很难寻觅。黑龙江大学教授刁绍华是在华俄侨文学的先驱。90年代中期,他首先整理出一份当时在哈尔滨和上海能够找到的俄侨文学作品目录,后吸收来自俄、美、法的大量资料,经过不断补充,于2001年在哈尔滨出版《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存目》不但收录了在哈俄侨出版的部分书目与中东铁路相关的资料,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收录了240位作者的具体作品题目和它们的出处。《存目》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提示所录作品的收藏处 , 所以读者即使知道这些篇目的存在,也仍然无处索骥。

然而,到了2002年,由李延龄教授任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中文5卷本)在国内的隆重出版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早在1967年李延龄教授就开始发掘这项意义深远的侨民文学遗产工作,在经历了35年的期盼与等待之后,这份被遗弃的、已经丢失的伟大文学遗产获得了新生,重见了天日!用俄罗斯文化部部长什维特科依的话来说,“李延龄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2005年,由李延龄教授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 俄文10卷本 ) 的面世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丛书浩浩瀚瀚800多万字,向各国读者展示了在华俄侨文学精神遗产的基本轮廓。据苗慧教授在《10卷本》的出版意义一文中做出的统计 : 《10卷本》共5557页,看上去仿佛是10卷大辞典。按内容说, 共收集了30位作家和66位诗人的作品。除了诗歌,大部分都是整本原书收录的。[1]

第一卷和第二卷为诗歌,分别有527页和706页,卷名为《哈尔滨,我的绿洲》、《齐齐哈尔火车声声》。这两卷收入的诗人中有涅斯梅洛夫,别列列申、巴尔考、科洛索娃、 叶欣、格塞罗、巴图林、白塔、巴日诺娃、英萨洛娃、奥布霍夫、谢卡廖夫、哈茵德洛娃、罗基诺夫等。

第三卷名为《兴安岭奏鸣曲》,602页。该卷主要收录了巴依科夫的《大王》、《在篝火旁》等作品。此外 , 还收录了优里斯基、什库尔金、左先克、黑多克的一些作品。

第四卷名为《哈尔滨早霞》,601页。该卷收录了列米、 达里尼、谢尔巴科夫等人的作品。这一卷里,有一些写中国题材的作品 , 如《人参》、《大连港》、《上海掠影》等。

第五卷名为《黄浦江的波浪》,506页。该卷主要收录了谢韦尔内、塔卢斯基、卡乔罗夫斯基的作品。计26个短篇小说和一个长篇小说。其中的长篇小说《箫韦伧》是以上海一带为背景的。

第六卷名为《驰骋记忆中的三套车》,544页。该卷收录了伊利沃夫、卡萨茨基、索洛姆宾、达尼连科、莫罗佐娃五位作家的作品。

第七卷名为《流淌心中的伏尔加河》,423页。该卷主要收录了阿尔汉格尔斯卡娅、什捷依白尔格、彼得罗夫。其中彼得罗夫的《在满洲》是写中国题材的。

第八卷名为《我是俄罗斯白桦》,545页。该卷主要收录了卡丘洛夫和莫罗佐娃的代表作品。该卷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中国题材的,如卡丘洛夫的《李舟》和《最后一个中国女人》等。

第九卷名为《凋谢的玫瑰花瓣》,603页 , 该卷主要收录了罗基诺夫、格夫捷尔等作家的作品。

第十卷名为《甜蜜的还是痛苦的》,500页。收录的主要是年钦斯基、沙姆泼里、彼得罗夫的作品。大部分作品是写流亡过程和侨民生活的。

二、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概述、研究及创作主题

(一)、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概述、研究

在华俄侨文学是指20世纪初至五十年代,由流亡到中国的俄侨在中国大地上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作品既保留了鲜明的“白银时代”的文学特征,又刻有深深的中国烙印。

随着俄罗斯“回归文学”的热潮极其对本国侨民问题的重视,在华俄侨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近年来,包括俄罗斯、英国、美国等不少国家的学者和作家,开始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在华俄侨文学的研究上。例如在英国,1999年12月莱顿大学的《图书馆收藏的别列列申出版物》被打上了因特网,以期与世界各国交流。俄国历史学家梅里霍夫馔写的《遥远而又临近的满洲》和回忆录《白色的哈尔滨》,布祖耶夫出版了《论别列列申的创作》等许多核心价值作品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举步维艰,收效甚微。

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研究在华俄侨文学,并取得了成果。例如李延龄教授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 上海社科院汪之成所著《上海俄侨史》,郑永旺所著《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等一些可参考的研究史料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发和研究。研究在华俄侨文学遗产就要了解在华俄侨曾经的两块栖息地 :哈尔滨和上海。作为带有浓重殖民地、 半殖民地色彩的城市,那里曾经接待容纳过三个民族的无国籍侨民 :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其中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居多。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的俄罗斯侨民为了寻求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安慰,他们开始在哈尔滨致力于发扬俄罗斯文化,并且使俄罗斯文化趋向于活跃。如旅哈俄侨阿恰伊尔这样写道 :哪怕命运将我们弯腰到地,它没有使我们消沉、屈服,因为祖国把我们赶出国门,我们把她带到了世界各地。[2]据记载,当时在哈尔滨最有建树的作家、诗人有涅斯梅洛夫,别列列申、巴依科夫等。在哈尔滨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其作品数量是浩瀚恢宏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于盛产文学巨著的哈尔滨来说,上海俄侨文学的创作又处于什么状态呢?与哈尔滨一样,上海俄侨的文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但有两方面,二者的文学注重倾向略有不同。一方面,哈尔滨的俄侨文学中,成就最卓著的是诗歌,并产生过许多颇有成就的诗人。然而,这些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流亡上海后,则改变了创作模式,并全身心地致力于小说的发展,这是有何原因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引起的,一是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二是俄侨的自身因素。 首先,哈尔滨是一个文化孤岛,它地处边疆,远离文化中心点,再加上清政府长期的“封禁”政策致使它的经济文化相对滞后。其次,近代东北区域包含着三种文化类型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二是中原文化、汉文化,三是异国文化。虽然汉文化是哈尔滨文化的主旋律,但是汉文化深受另外两种文化的牵制与制约。同时,东北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日俄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生活在东北哈尔滨的俄侨在帝俄亲人的庇护下,完全能体会到俄罗斯人家庭的温暖。在温暖的家里,他们可以谈笑风生,畅所欲言。他们追捧诗歌,一代一代地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的优秀传统。然而,漂泊在上海的俄侨却找不到家的温暖,这里远离关外哈尔滨,这里有诸多的困惑, 这里有诸多的不便,但是,这里雄厚的文化资源却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落差撞击着他们固有的习惯与观念。他们徘徊于上海的十字街头,接纳与吸收着这里的异域文化,并对眼前的现实做了重新的思考与定位,他们认为,短短的诗歌抒发已不能完全流露眼前的现实。 于是,他们从诗人转变为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另一方面上海俄侨读者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小说。据笔者查阅资料,1928年初,《上海柴拉报》的记者曾向许多俄侨做过专门采访 :上海俄侨最喜爱的作品有阿尔达诺夫的三部曲及小说《阴谋》,明茨洛夫的《林中往事》,别布戈娃的《新的力量》,丹尼列夫斯卡娅的《弃妇》等。 可以说,宗教和哲学类著作无人问津,诗坛力量相当薄弱, 唯有小说备受关注。因此,小说创作也是抵沪俄侨比较热衷的一个主要创作原因。

然而,与哈尔滨相比,上海俄侨文学却相形见绌,并未孕育出哈尔滨那样的文学大师,但是纵然如此,也依然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这些作家曾经漂洋过海, 走南闯北,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依托上海,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创作了很多不朽的杰作。关于这些作家的简介,汪之成曾在《上海俄侨史》做过统计 :自1919年至1948年的30年间,曾在沪出版书籍的俄侨作者共有189位 (305部作品,不含在外地出版的近200部作品)。[3]现兹将当时在上海最为活跃的俄侨姓名作如下介绍 :阿普列列夫、 阿诺尔多夫、安德森、奥廖沙、巴尔考、彼得列茨、彼得罗夫、波波夫、格罗谢、哈茵德洛娃、卡乔罗夫斯基、卡扎科夫、卡丘洛夫、科洛索娃、科尔姆奇、克鲁克、库别、 兰巴耶夫、列米、罗戈夫、洛维奇、罗热尔、罗默尔、米勒、米哈伊洛夫、莫拉夫斯卡娅、莫罗佐娃、涅德林、年钦斯基、尼克努恩、帕夫洛、帕皮宁等。以上这些作家大部分是从哈尔滨迁移过来的,他们之中一些作家的到来不仅丰富了上海俄侨的文学生活,而且还形成了南北文人群英荟萃的局面。此时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搭建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先后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如“上海丘拉耶夫卡” 和星一会等。确切来说,这些社团的成立为俄侨的民族文化夯实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扫除了他们内心漂泊的障碍, 并促使他们写出了一大批令人称谓的传世佳作。这些佳作以小说为主,以诗歌为辅。它们内容丰富,风格迥异、题材多样,详细,而真实的描写了战争、历史、商业、宗教以及自然、农村、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不论是诗歌里充满了感情,还是小说里真实地反映,两地俄侨作家的创作主题是一成不变的 :那就是关注侨居地的万事万物,思索侨居地的人生命运,探索侨居地的社会发展。当然, 爱情,思乡、怀旧、爱国以及刻骨铭心的中国情结等也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创作主题。

(二)、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创作主题

上文已经谈到,在华俄侨有过两个主要栖息地,一个是哈尔滨,另一个是上海。因为哈尔滨是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公认的“俄罗斯城市”,所以俄侨在这里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在温暖、舒适的家里,抒情,讴歌、哀叹是他们创作的主题之一。而上海从来不是一个俄罗斯色彩浓重的城市,所以产生在那里的诗歌从来没有集中地把上海作为抒情对象 ;上海俄侨抒情诗中常见的主题是俄罗斯祖国和思乡。在哈尔滨和上海,小说的主题一般都是关注侨居地生活或对往昔俄罗斯生活的追忆。笔者在俄侨研究中结合刁绍华教授的《存目》、 李延龄教授的《十卷》、《五卷》、汪之成研究员的《上海俄侨史》、李萌的《缺失的一环》等文献中统计在华俄侨大约有作家、诗人260多位。这些作家出身不同,三观不同,作品流派也不同。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献中涅斯梅洛夫,别列列申、巴依科夫、卡丘洛夫等作家是侨民文学的一面旗帜。首先,以涅斯梅洛夫为例,他小说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从1936年到1945年,他的军事题材达40多篇。与军事题材相对,涅斯梅洛夫小说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平民生活,属于这类作品的小说也有50多篇。除去这两大类作品,涅斯梅洛夫还创造过一系列以他本人为基础逃亡到中国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许多细节都是自传性的。历史是涅斯梅洛夫偏好的第四类题材。在这四类题材之外,他的小说还涉及到了哥萨克的民歌以及幻想的探险。其次,再以别列列申为例,别列列申一生漂泊于中国和巴西。诗人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巴西是第三故乡。在侨居地,他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如他在《我们》中写到 : “即便我们贫穷、不幸,没资格畅饮参加宴席,但我们活着能够忍耐,我们恪守自己的方式——纵然异邦的星光寒冷, 纵头颅落地难免一死,我们属于俄罗斯!”。[4]在《南国之家》 中写道 :“你将要穿过胡同走向拱桥,我们常在那里互道“明天见”。永别了,一去不返的幸福!但我镇静、明了 :在我死去的那天,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5]可以说,思乡、怀旧、爱国、爱情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主要的主题。别列列申在哈尔滨先后出版过四本诗集 :《途中》(1937)、《完好的蜂巢》 (1939)、《海上星辰》(1941)和《牺牲》(1944)。1943年他移居上海。在上海期间他的作品是多产的。其主题包括宗教,“中国”、“家”以及使他陷入同性恋纠葛的“爱情”主题。 最后,再以其它小说作品创作主题为例 :

1、人与自然的主题 :巴依科夫是人与自然创作主题的代表。由于他熟悉东北的原始森林,自1934年以后,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满洲猎人笔记》、《母虎》、中篇小说《大王》、合集《在篝火旁》。巴依科夫的中篇小说《大王》描绘了大秃顶子山满洲虎的传奇一生,以这位“虎”大王为主, 描绘了整个山林的生态环境。而《在篝火旁》(1939) 发表于《大王》之后,同样以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行文,其艺术感染力不逊于《大王》。《在篝火旁》作为一部合集,其中包括33篇短文。以记述与俄罗斯侨民有关的见闻轶事为主,同时还包括作家在侨居地生活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2、生存的艰辛和对侨居的命运的思考 :俄国十月革命造成了20世纪俄罗斯侨民第一次流亡大潮,流入中国的俄侨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命运的捉弄。因此,在作品中,侨民作家无不迷恋命运,命运像空气一样弥漫着他们。如巴依科夫,别列列申、涅斯梅洛夫各有一篇代表作《命运》,伊利茵娜在上海出版的小说集《用另外的眼光看》集中描述了上海俄侨小市民的生活,海伊多克的小说《与命运赌博》、黑多克的代表作《山路弯弯》和《不受赏识的美德》客观地反映了侨民的生活举步维艰。

3、中国主题 :在华俄侨最主要的一个闪光点是关注中国主题。作品中从中国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吃喝穿戴, 到中国的民宅与建筑,文字与绘画,诗词与歌赋、宗教与文化,当地土匪的猖獗以及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等等,中国境内这一切的一切都吸引着他们的眼球,拨动着他们已经麻木了的每一根神经和那颗早已冰冷的心灵,为他们平淡、孤寂、 无聊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的热趣与热情,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将此一一记录,逐条阐释,并为此而挥笔高歌,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少此类优秀的作品。[6]如阿诺尔多夫的《中国现状》, 彼得罗夫的《在满洲》、 米勒的小说《中国姑娘》,申德里科娃的长篇小说《上海之网》,卡丘洛夫的小说《最后一个中国女人》等。

4、关于思乡、爱国、爱情这是作家们永恒的主题,则覆盖着俄侨作家创作诗篇的各个角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另外,作品中还有一些与死亡相关的主题 :如尤利斯基的小说《傻子的第二次死亡》、别列列申的诗歌《关于死亡》和《诗人之死》等。

遗产地精神 第8篇

本届“西部非遗展”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辐射面广, 包括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首届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大唐西市博物馆开馆三大主要活动, 民办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民间文物精品展评、海外文物回流展、大唐西市艺术馆开馆四大配套活动。陕西省政府已将本次活动纳入第14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简称“西洽会”) 整体活动安排, 计划今后每年4月与“西洽会”同期举行。

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以我国西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精选的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体, 分为文艺表演类、手工技艺展示类和饮食文化类, 展演项目近百家, 参演人数1000余人, 对于促进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促进非遗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区域特色的充分保留和展示具有重要意义。在举办的首届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上, 来自全国百逾家民办博物馆齐聚大唐西市, 集中展现我国民间巨大的收藏实力及丰富的馆藏资源, 对于促进民办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馆际资源互补, 使民办博物馆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国内首座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遗址类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主要是反映唐代商业文化、丝路文化和西市历史文化的主题博物馆, 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展出面积8000平方米, 遗址保护面积2500平方米, 馆藏文物2万余件, 集历史、艺术、民俗、收藏等各类陈列展览及主题活动于一体, 是西安乃至陕西重要的地标性建筑与公众活动场所之一。大唐西市博物馆是我国民间资本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首例和典范, 是利用社会资本科学保护历史遗址的创新和范例, 具有制度创新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典型性, 对新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子和新模式。

本次在大唐西市举办的“海外文物回流展”是截止目前国内档次最高、规模最大、展品最全的专业展会。参展客商50余家, 汇集了价值高达15亿元的高古明清玉器、陶器、金器、明清瓷器、竹木、牙角、佛像、宗教等珍贵文物。许多观众都对这些重回故土的精美文物表示震撼, 他们希望在大唐西市举办的“海外文物回流展”能够成为文物艺术品交流的“文化奥运”。展会同期, 《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总汇》、《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之佛像、法器篇》、《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之汲古研珍》和《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之悠居傲物》等专刊对外发行。

“民办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于4月9日成功闭幕。来自全国25个省市区及香港、台湾的百余家国有和民办博物馆的馆长、专家学者、收藏家代表, 英、美、法、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学者, 以及北大、南开等高校领导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上, 众多业界精英纷纷围绕国家七部局《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的主要精神, 热议民办博物馆的生存之道及经营理念, 最终形成发表了《西安宣言》。《西安宣言》的诞生, 对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健康、有序、规范、快速发展, 具有极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遗产地精神 第9篇

一、自然崇拜

所谓自然崇拜, 指对天地、山川河流、风火雨海等等的崇拜, 包括天神 (abkai endure) 、山神 (hada endure) 、风神 (edun endure) 等诸神。[3]满洲族发祥于白山黑水。满洲族崇拜长白山, 其祖先就视长白山为圣山, 当作民族精神的标志。《魏书•勿吉传》载:“国南有徒太山, 魏言‘大白’, 有虎豹熊狼害人, 人不得山上溲汙, 行径山者, 皆以物盛”。[4]2220此为满族祖先崇拜长白山最初记载。辽金时用满语原意直译为长白山, 据《金史》载:“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 有山曰白山, 盖长白山”。[5]2881金朝女真人认定大金建国得益于长白山圣山保佑。认为长白山是“兴王之地”, “礼合尊崇, 议封爵, 建庙宇”。[6]819大定12年 (公元1172年) 十二月, 金世宗完颜雍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 又在山上建庙宇。金章宗明昌四年 (1193年) 十月, “复册为开天弘圣帝”。到了清代, 满洲族继承了祖先视长白山为祖宗发祥地的思想, “感天佑而仰祖功”, 对其大加尊崇。尤其是皇太极执政后, 视三仙女沐浴长白山一湖泊这个满族尽人皆知的民间神话故事, 为满洲源流载入正史, 更是空前之举。[7]94《满洲实录》载:“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山下一泊, 名布勒瑚里。初, 天降三仙女浴于泊, 长名恩古伦, 次名正古伦, 三名佛库伦, 浴毕上岸, 有神鹤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 色甚鲜妍, 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 遂衔口中, 甫著衣, 其果入腹中, 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 不能同升, 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 谅无死理, 此乃天意, 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 生而能言, 倐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 实令汝以定乱国, 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 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 忽不见……”。[8]佛库伦生的儿子, 叫布库里雍顺, 是满洲始祖, 从此, 清朝皇帝, 皆视长白山为圣山, 把祭祖与祭长白山都当成国家大典。清朝皇帝所奉祀的长白山神, 为民族之神, 其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源自广大满族人祖先崇拜思想及萨满教信仰, 满洲族及其祖先对长白山的崇拜, 为萨满信仰的核心与灵魂。

二、图腾崇拜

以自然崇拜为基础, 图腾崇拜既而出现。在原始自然崇拜发展过程中, 不断出现被尊崇的和狩猎、采集相关的动植物, 人们认为和它们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 崇拜这些动植物, 即为图腾崇拜。

满族人崇拜树木, 尤其是柳树。满洲族动植物崇拜, 深受游猎文化影响, 其中海东青的地位独一无二, 为满洲族的最高图腾。海东青, 是肃慎语“雄库鲁” (songkoro) , 为世界上飞得最高、最快的鸟, 是“万鹰之神”, 金朝诗人赵沨描写海东青扑击天鹅的场面为“搏风玉爪凌霄汉, 瞥日风毛堕雪霜”, 得到了章宗皇帝好评[9]87。康熙诗赞海东青, “羽虫三百有六十, 神俊最数海东青。”许庆忠的海东青赋曰“‘鹰路’断辽, 魂筑女真。铁血完颜, 力朔大金。”“骁勇铸传奇兮, 三胜八十。契丹厦终倾兮, 挥戈上京。”“噫犹叹!靖康罹难, 遍地狼烟。‘南来父子’, 孤屋萧灯相伴。”有学者考证“海东青”即为女真称呼的真正含义, 女真称呼即为女真族的民族精神的写照。海东青带领满洲族人崛起, 海东青赋曰:“满清之图腾, 萨满之‘松昆罗’ (songkoro) 。鉴肇皇祖之志, 救罕王于绝险。奠盛京之国祚, 霍霍挥鞭中原。”海东青以小搏大、坚韧进取的精神, 为满洲族民族精神的标志, 也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精神的象征。爱新觉罗•溥杰曾为《四平民族研究》创刊号封底题字:“民族之鹰海东青”。[10]

敬畏自然反映了满洲族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可贵的环保理念。弘扬满洲族敬畏自然的民族精神, 铸就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满洲族敬畏自然的民族精神是祖先传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属于满洲族, 更属于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张英伟.论民族精神[N].光明日报, 2003-7-31.

[2]闫超.从萨满教的崇拜看其生态环保因素[J].东北史地, 2006, (4) :48-52.

[3]刁书仁.满族生活掠影[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2:140-141.

[4][北齐]魏收撰.魏书 (第六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74:2219-2221.

[5][元]脱脱等撰.金史 (第八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75:2881.

[6][元]脱脱等撰.金史 (第三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75:819-820.

[7]刘厚生.长白山与满族的祖先崇拜[J].清史研究, 1996, (3) :93-96.

[8]满洲实录:卷一“葵未岁至甲申岁 (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 ”[M].北京:中华书局, 1986:4-6.

[9][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983.6:86-87.

遗产地精神 第10篇

1.1 文化遗产丰富 世界级别稀少

南京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拥有为数众多的珍贵文化遗产。无论是青灰相间的古老城墙、雅致精巧的故居园林、碧波荡漾的秦淮水影亦或是庄严肃穆的君主宫殿,都点点滴滴地记录在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而这每一处亭台楼阁、雕塑石刻、造像壁画、陵墓城墙也在相应地体现着这个城市丰富的历史底蕴以及它独特的文化价值。然而截至2013年6月,南京跻身世界级文化遗产名录的仅有物质文化遗产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而青奥会的成功举办无疑是一个绝佳节点,因为它构筑着南京这座古城文明的现实载体,演进着城市生动发展的文化脉络,对于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管理均是一个很好的挑战与突破。

1.2 本是青奥文化符号 现成南京形象瑕疵

青奥会前夕,南京市政府曾在河西区的青奥文化体育公园面前的青奥轴线上,安排了31组代表青奥竞赛项目的体育雕塑。这些城市雕塑可以看作是南京这座城市重要的青奥文化符号,甚至可以上升为南京这座城市的形象名片。但是青奥会结束后,这些向世人展示着青春阳光体育精神的雕塑就已经惨遭破坏,雕塑中运动员的身体与体育器材均有不同程度地损坏与断裂,昔日的“城市风景线”如今却成为“城市形象的伤疤”。就连青奥会上的大受欢迎的青奥会吉祥物砳砳,也同样免不了被“忽略”的困境。之前就有网友上传了原本青葱的砳砳如今“毛发旺盛”的图片。

2 青奥会是南京城市文化遗产的独特体现

2 . 1 南京缺乏独特体育品牌青奥会添注古城不凡活力

古语曾用“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诗句颂扬南京这座拥有6000余年文明史、25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都城。历经文化沧桑的南京古城的确留下了众多遗产,且都可以看作是南京文化的独特景观。但是背负众多文化标签、遗产丰富的南京城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品牌,文物保护工作存在滞后现象,部分文化资源孤悬一隅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而青奥会的成功举办,则为古城的传统文化遗产添注了活力,从而保证了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其构筑的独特奥运景观也更加深化了城市的体育文化内涵,成为了南京城市文化发展中的独特基因。

2 . 2 南京青奥会的遗产分类

南京青奥会的遗产可以简单分为四大类:场馆设施遗产、文化教育遗产、人才知识遗产和城市环境遗产。

场馆遗产:秉承节俭办奥运的原则,南京青奥会并没有耗巨资兴建过多的新场馆,大多是利用原有的场馆进行体育竞赛。而这样的场馆安排也成功发挥了“赛后利用”的实效。“赛后利用又称非赛时利用、非赛时运营。它是指在没有赛事的时间段内,体育设施的使用状态、使用方式和使用效益。”[1]青奥会35个体育场馆中,仅有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是新建的,而在赛后也将作为青奥遗产惠及全民健身事业;此外,专为青奥会打造的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也成为市民了解奥运与青奥历史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场馆遗产,这样的场馆打造在创造新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地避免了大兴土木对南京满城古代遗存的侵扰。

文化教育遗产:青奥会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区别还在于体育竞赛与文化教育是同步进行的。205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来参加这个青年体育的盛会,增强了南京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大规模的青年人交流舞台,把奥林匹克精神、青奥会的理念根植于青少年心中,激发青少年活力、奋发向上的精神,使得体育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这将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终身受用。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中国青少年的生活,帮助青少年全面成长。

人才知识遗产:12天的时间里,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不仅在28个大项、222个小项的比赛中登场亮相,更在4000多场文化活动中学习知识、加深友谊。例如青奥期间,南京青奥会70%的文化教育活动发生地——青奥村,设置了体现各国文化特色的文化小屋。来自各国的选手在其中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精髓,而这种跨文化交流的一系列活动展开,也让青奥会人才知识遗产被赋予了非同凡响的体育精神内涵。

城市环境遗产:南京青奥会的举办成为南京城市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契机。“南京城市定位由‘长江下游重要的中心城市’转为‘国家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城镇空间发展由‘一城三区’转向‘一主三副’,城市发展格局进一步明晰为‘多心开敞、轴向组团、拥江发展’。”[2]同时城市的生态环境、交通线路也将更加具备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保障能力,这可以看作是青奥会给南京的长远发展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的遗产,同时也势必将提高整个城市的体育文化氛围,掀起全民运动的热潮!

3 引导“游客凝视”实现体育文化精神的传承

游客凝视,是英国学者约翰·尤瑞提出的,他认为“游客凝视”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愉悦,青奥会的体育文化精神若想得到更好地传承发扬,就需要让青奥会文化遗产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将它们变为有意义的旅游胜地。他认为“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这个概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3]青奥会这场盛会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青奥会蕴藏的体育文化精神可以伴随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建设印刻民众心间,这也同样需要遵循这种有限度“疏离”日常生活的设定逻辑。

3 . 1 周期性出版发行青奥会特色明信片、胶片等具体化文化遗产文 本

青奥会期间,青奥村里的人气集聚地,就是“世界邮局”。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各种有关南京和青奥的明信片、集邮册,集邮册可以盖戳各个场馆的印章,明信片的材质从普通纸质到木板、丝绸、云锦都有。所以为了保证青奥会文化遗产的传承,可以周期性继续推出这种类似的“文本遗产”,而绝不仅在青奥期间推出之后,就没有再持续进行青奥文化的宣传工作。因为民众会对异于日常生活的青奥文化“景观”产生更高的敏感性,“常常会流连于被具体化的或者是通过照片、明信片、胶片、模型所捕捉到的凝视中。通过这样的方法,人们就可以无止境地生产、捕捉这种凝视。”[3]青奥会会结束,但是印刻在文本上的价值属性却不会消亡,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彰显自身的体育文化价值。

3.2 对青奥文化景观进行深层次的标签化定位 让民众体验熟悉场景中的陌生感

“凝视是通过标志(signs)被建构起来的,而旅游就包含着这种标志的收集(collection of signs)。”[3]青奥会后,南京市政府将“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作为南京城新的城市发展定位,也可以看作这是将青奥会融入南京形象新的标志建构的一步有益尝试。对青奥文化景观进行深层次的标签化定位,是为了进一步聚集目标受众的关注。南京城需要借助青奥会举办的契机,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特品牌符号,从而引发公众兴趣,更好地进行南京城市文化的价值传播,让体育精神真正渗透民众内心,让体育品牌成为城市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在此基础上,让民众“凝视”并体验那些以前被认为是熟悉的东西,但却又让其感到陌生的场景。例如,青奥会期间的场馆大多是在民众熟悉的原有场馆基础上搭建的,但是经历青奥会这场大型赛事的洗礼后,尤其是在曾经奥运会冠军诞生的竞赛平台上进行运动,民众会自发产生更强传承体育文化精神的意识。例如青奥会结束后,江宁体育中心、奥体中心、五台山体育中心就曾分别发放体育项目免费体验券给市民,引起全民运动高潮。民众在青奥这个十分独特的视觉背景下进行运动,就会带有特殊的意义,游客的视觉凝视,也让这些活动有了特别的地方,若非如此,这就不过是世俗和日常的活动而已。

3 . 3 策划仪式性活动淡化文化代沟, 激发国外游客情感共鸣

“南京青奥会是一个重大的媒介事件,它需要设计系列的仪式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设置公众议程,引发系列讨论,汇聚舆论焦点。”[4]青奥会期间,南京市曾经策划推出了“南京非遗走进青奥”、“金陵文化巡礼”等系列活动,让世人感受到六朝古都独具韵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系列活动中的“古城墙探秘活动”,更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104名青奥会青年大使在登临明城墙,仿制古城砖,参与金陵刻经、秦淮灯彩等互动项目中感受到浓厚的南京文化。

此外,凝视的一个关键要义就是“观看在不寻常的场景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普通层面。”[3]而到南京观赏城市文化的民众就属于这一种类型,外国人从他们的视角下去体验中国日常人的生活,感受中国文化,体验到一种有别于自己日常环境的独一无二的愉悦,他就会在这样不同的视觉背景下,向周围人传播这样的文化。城市文化与青奥文化的碰撞也在民众交流中不断得到传承。

3 . 4 升华青奥景观的文化内涵, 让民众真正接受体育文化

青奥会是一个由多级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南京的城市文化内涵也因青奥会的举办而得以升华,青奥城市文化景观的传承就是要不断赋予其神圣属性,从而标注其与常规景观的独特之处,提高公众观赏的境界水平。“旅游中通常都有一个神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某个特殊自然制品或文化遗物成为旅游仪式的神圣物件。”[3]具体“神圣化”操作的流程可以为选定青奥会城市文化遗产;命名遗产,构筑文化景观符号,升华景观文化内涵;构思定位,强化其地位;赋予文化遗产神圣属性,引导民众关注;机械复制神圣物件,循环推出、传承新的文化遗产景观,而有关青奥会的文化遗产景观也将不断传递着体育精神,真正让民众接受体育运动、习惯体育运动、推广体育运动······

4 结语

香道，是文化遗产，更是活的精神 第11篇

香龄：一生

身份：台湾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知名的书画和文物研究大家，两岸公认的香学研究第一人

传香理念：香道是日本人的说法，在中国应该叫香学，以示区别，以示正宗。

谈论香文化，至少在上海的香界，有位大师级的人物如彩霞一般横贯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并以缤纷的色彩召唤、鼓励着香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昂然前行。他就是被誉为“香界教父”的刘良佑先生。

在刘良佑府上品香

八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与香道近距离接触，引领我进入这玄秘之径的便是刘良佑先生。刘先生是台湾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管理研究所的教授，十年前应邀在上海博物馆做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则凭借自己的兴趣与积累，在大陆推广香文化。后来，刘教授认为大陆的学术环境更有利于他的研究，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在徐家汇附近购房置家。

拜访那日，他极隆重地身穿玄色长衫站在门口迎候，顿时让人感到一种仪式感。刘教授说，他希望我通过品香来认识香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玄妙典雅。

刘教授精心营造的雅致环境令人流连。古典家具和小巧玲珑的江南园林构成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居家空间，茶几中央是刘教授自己烧制的仿宋汝窑香炉，墙上挂着他画的两幅彩墨画。品了明前新茶后，移至另一间园景小室，他又开了一瓶很好的红酒。我素不善饮，才几口就脸红了。“有点晕吧？而这正是闻香的最佳状态。”刘教授笑得很含蓄。

轻移四扇雕花门板，进入香室。一张徽作榉木束腰四仙桌上罗列着香具，一手可握的品香炉，釉面温润如玉。还有同样仿南宋龙泉窑的取火罐、香炭盒、香盒和香渣碟。银质七孔香插筒也是南宋的遗物，分别插着紫铜竹节款式的香匙、香夹、押灰扇、探针、顶花、灰铲、香帚。刘教授从一个玻璃瓶里取出一段香料示客，长约八寸，乳白带黄，从外形看与一般的白木无异。然后他拿起一把名为“云音”的大马士革钢刀，在香料上割了一片比指甲略大的木片，放进闻香炉内。他强调说，香料的切割至关重要，顺向、逆向、横向所获得的不同纹理都会造成香气的差异。

此前炉内已经铺了用松针和宣纸煅成的灰，埋入一小块点燃的木炭，刘教授挟了香料盖在炭上，再用灰押轻轻押出放射状花纹的“小山”，操作时神情非常专注。此时，宾主已按礼仪坐定，我年少，居末座。

品香炉的传递是这样的，主人用左手传至主客的右手，客人右手接过来，闻香三次之后再用左手传于下一位的右手。一种古意盎然的仪式感让我兴奋不已，但正襟危坐——这是必须的。

当这只仿官窑品香炉传到我面前时，我的手在微微颤抖。按照刘教授的垂范，我右手紧紧握住香炉的颈，左手虚握成蒙古包状，盖住香炉口大半，移至鼻下，深深吸入，一股幽然的香味迅速渗入体内又从脑顶逸出。闭目凝神，脸向左侧，再将鼻腔内的余气排出。

“体会，再体会。”我瞥了一眼左侧的刘教授，他脸上布满了期待和鼓励。其实不用他暗示，我的记忆也在刹那间苏醒了，我仿佛身附羽翼，腾空而起，翩然穿过经幡飞转的雪域高原，置身于大昭寺香烟缭绕的经堂。清幽缥缈的头香过后，第二次为本香，风韵飘逸，逸兴遄飞，第三次为尾香，回味悠长，诗意盎然……

“再过一会，你又会闻到另一种香味。品香的神奇就在于在半小时内，你能体会到不同的气息。香是有生命的，它在燃烧的过程中不停与你对话，你用心与它沟通，它就会报答你。”刘教授如是说，品香炉按顺时针方向开始新一轮的传递。

按照日本香道的规矩，在闻香过程中，要即时在裁成狭长条的香笺上写下心得。由于香的气息捉摸不定，一开始可以借用西湖十景来比喻，后来才用偈句来表达。但如何做到准确而又富有诗意，就需要灵敏的感官和丰富的想象力，还有诗性的表达能力。刘教授将他累积多年的香笺给我看，往往是一个单词后，再用一句诗来解释。写好香笺，才称得上是闻香已久的“香客”。

香学，应该尽快申遗

那些年，由大师级人物带队的日本香道代表团频频访问中国的北京、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他们既是来寻根，又是在摸底。但当时大陆一时还真找不出可以与之华山论剑的对手，许多研究中国古文化的专家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香道，故宫博物院里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奇楠山子被当做烂木头扔在一边没人理会。

刘良佑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羞愧和沮丧”。但同时他又说，即使请他与日本香道专家面对面，他也不会与之交手。“因为单刀赴会是很难取胜的，目前在大陆我还没有得力助手。”

在他看来，真正的香道研究者凤毛麟角，在台湾也不过十来个人算得上，其他人不过是烧钱。香道是日本人的说法，在中国应该叫香学，以示区别，以示正宗。这门学问的研究，需要文化积累，也需要静下心来，当然也会花费很多钱。“大陆现在经济发展很好，不久也会有许多人玩香，但是在理论上，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这个，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不久，北京故宫珍宝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刘教授希望我去看一下。“你去看看按原样布置的乾隆皇帝的三希堂，两扇门上就有几件香具，许多人都误以为是印盒或其他文具。”他说，“不少人听说香，就以为是宗教用的香，其实它只是香学中很小的范畴。中国人用香是很早的，汉代之前用香，以汤沐香、礼仪香为主，汉魏六朝则流行道家学说，博山式的熏香文化大行其道。隋唐五代不仅用香风气大盛，又因为东西文明的融合，更丰富了各种形式的行香诸法。宋元时，品香与斗茶、插花、挂画并称，为上流社会优雅生活中怡情养性的‘四般闲事’。专门研究香的来源、载体、工具和制香法的各式香书、香谱也在此时出现。至明代，香学又与理学、佛学结合为‘坐香’与‘课香’，成为丛林禅修与勘验学问的一门功课。佛门与文人营建香斋、静室与收藏宣德炉成为时尚。清三代盛世，行香更加深入日常生活，炉、瓶、盒三件一组的书斋案供以及香案、香几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但到后来，随着国势的衰退及西方文化的侵入，香道日渐退出贵族和文人的清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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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不止一次向我透露，打算在上海组建一个香学研究会，等搞得有点眉目后，再组织学术界的力量，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让日本人抢在前面，香学的源头在中国，香学的典籍在中国，研究中心也应该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香学研究者应该多多交流，加强合作。民间层面，从收藏、玩赏入手，也应该进行研究，而不是单纯的玩赏和投资。”

是的，非遗项目的申报，最关键的是要有传承人。他身为台湾学者，能否代表两岸香界学人来承担这个文化使命？这，或许也不是他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

“你如果进行报道，应该在文章中强调香学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先从浩瀚的典籍中梳理香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再踏勘香事活动遗址，还可从中药典章中寻找旁支脉络，但最重要的是拿得出传承有序的脉络和今天的人类活动形态。这里有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光有钱不行啊，他可能会去抽雪茄、喝洋酒、玩高尔夫。要静下心来，关掉手机，细细闻吸这捉摸不定的气息，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心境。但这事一定要做，否则被日本人抢去了，我们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啊！”刘教授说到这里，眼眶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斯人已去，心香永存

后来我又多次应邀去刘府品香，程序依旧，品茶、喝酒，甚至欣赏几轴古画，看看他家院子里的丑石和红豆杉，坐下后再听刘教授天马行空的闲聊。

每次离开雅香缭绕的刘府，我都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在刘教授的点拨下，我对香道的理解也在加深。我觉得所谓香道，就是通过眼观、手触、鼻嗅等形式对名贵香料进行全身心的鉴赏和感悟，并在略带表演性的程式中，坚守令人愉悦和规矩的秩序，使我们在那种久违的仪式感中追慕前贤，感悟今天，享受友情，珍爱生命，与大自然融于美妙无比的寂静之中。

可惜天妒英才，2007年，刘良佑携刘师母，还有几个朋友和学生去青海采风，玩得相当尽兴，最后一天他略感不适，但还是经不住朋友的热情劝酒，喝了一点红酒，似有不适，就睡下了，不久脸色起了变化，马上送医院抢救，刘师母大声疾呼，还是没能叫醒他。

一个鲜活的生命，61岁的生命，过早地离开了这片他深爱着的大地。我与刘教授是君子之交，每次聊天闻香，均获抚掌击节之乐，并有相见恨晚之憾。他还是张大千的高足，跟我讲了不少张大千的趣事。他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人，而且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只可惜老天爷没有给足他应该得到的阳寿，冷酷地召他去了。难道，老天爷也想品一品来自东南亚的奇楠香？

令人稍感宽慰的是，刘良佑先生在上海亲授的多位学生，经过数年研修，仔细传承着衣钵，在香文化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而他编著的《香学会典》等书，至今仍被香道研习者们广泛传阅，他提出的“品香四德”，也被人们奉为经典规范。

中国人在闲暇中品香、吃茶、抚琴、吹箫、挥毫、吟诗等所获取的那种乐趣，或称之为闲情逸致，构成了中国人优雅文明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睿智。在现今世界追逐功利的繁忙、机械、紧张压力下，通过恬静闲雅的传统香事或多或少能得到生活的乐趣与愉悦。闻一多先生喜欢焚香默坐，认为那是东方人特有的一种妙趣，他特别欣赏陆游的两句诗“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中华的传统文化基因毕竟留存在每一位华夏子孙的血脉中，愿在中华文明复兴之时，香火重续，香席再聚，有更多的爱好者悟入香妙、馨香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