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精选11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总结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 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P534) 它的含义包括:第一, 要立足中国的实际。第二, 要带有民族特性。第三, 要有新的理论创造。[2]因此,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既能深入探索其基本规律, 又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人类最强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 (P742～74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走的就是一条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这条道路被毛泽东诠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因为如此,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4] (P62～63) 坚持马克思主义, 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应该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主义。”[5] (P852) 邓小平也常告诫我们:马列的书必须读, 不读不得了。

然而, 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仅一个“读”字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书翻译得多了, 读的人也多了, 这是很好的,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运用它,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5] (P813～815) 邓小平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他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时代和任务不同了, 要学习的知识确实很多, 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4] (P146) 为此, 邓小平反复强调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 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以增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坚持正确的态度。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无所不能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 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 而应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1] (P533) 学习马克思主义, 主要的是学它的基本原理, 最重要的是学会应用这些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5] (P796)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 (P844)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 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 (P111～112) 邓小平也多次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 (P3)

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 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7] (P345) 他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新的时期, 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局势的变化, 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一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是和平问题, 一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 (P105) 这一著名论断为我们探索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21世纪初, 江泽民抓住当今局势新变化的实质, 提出了“冷静观察、沉重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形势变化的十六字方针, 为当前我国内政外交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些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结果。

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理论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就是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之所在。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和领袖, 毛泽东在理论创新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完备最具独创性的科学总结, 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9] (P218) 邓小平从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出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 做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找到了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怎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正确途径,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时,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 这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必将更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在中国, 理论的创新必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重视语言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只有这样, 理论才更有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邓小平也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 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通俗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遵循这一原则, 仅用“代表先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三句话涵盖其所有的内涵。

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是不可能的”[5] (P1098)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事实充分说明, 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愧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10] (P149)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 我们正是坚持了党的领导, 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青春, 充满活力。而我们的党也是按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 才能在执政党的地位上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成为全国团结一致的核心和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不断完善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过程。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才有坚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才能更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与时俱进, 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才能把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更好地结合。所以, 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和模范作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 执行命令的模范, 遵守纪律的模范, 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5] (P522)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 他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事实上,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8] (P17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是“建设一个怎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从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执政为民。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理论法宝。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张静如, 鲁振祥·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N].人民日报, 1995, 7, 25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 (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10].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2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论文

（2009—2010第二学期）

所在学院 郑州大学 专业班级 生物技术二班 学 号 20084710215 姓 名 刘晓林 任课教师 张涵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摘要：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必须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必须发挥自觉性、能动性、主 体性，具有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经验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渗透着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认真总结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面临着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种教条主义的困扰，主要是一个如何处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曾面临着多重的困难：一是如何对待来自外域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二是如何对待来自斯大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指挥；三是如何对待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原则和科学结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遭遇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它能够纠正错误，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也在于重新恢复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和战胜了教条主义。

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这种“改变世界”的性格，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必须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变革现实的理论。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坚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渊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在文化学的层面上，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民族特性还是在时代性上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们的结合不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是一个思想的自觉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先进的文化同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同志深入研究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特点与要求，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精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邓小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旗帜的光辉典范。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保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回顾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主题的转换以及人民群众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个巨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社会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91 〔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1999 〔3〕 毛泽东选集 1991 〔4〕 邓小平文选 1994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 〔6〕 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 2001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8〕 毛泽东选集 1990 〔9〕 邓小平文选 1993 〔10〕 刘少奇选集（上）1996

〔11〕 江泽民 *为党和人民建立卓越功勋 20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3篇

【关键词】 新时期 中国化 历程 基本经验

1.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的历程

1.1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的第一个理论成果20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传 出入 中国后 ，早期 的马克思 主义者开始学习宣传 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 的理论武 器 ，但并没有意识 列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个问题。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形势转人低潮。这时中国共产党开始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毛泽东一直坚持不懈地反对导致中 国革命遭 受严重挫折 的教条 主义等错误倾向，走 出了一条不同 于俄 国 十月革命 ，通过城市武装起 义夺取全 国胜利的道路 ，并将丰富的 中国革命经验 马克 思主义化 ，形 成了以农村包 同城市 、最后夺取全围目生利的革命道路 理论 。新中 国成立后 ，毛泽东 又思考着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党中央按照 毛泽东的提议 ，制定 了社会 主义工业化和社会 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并建立工业化初 步基础的同时 ，开辟 了一条适合 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 义改造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毛泽东 又不失时机地提 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 ，探 索中国 自己的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 的新的历史任务 ；并率先垂范总结 国内外社会主 义建设 的正反两方面历 史经验 ，提 出了许多关于 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 的重要 观点 ，涉及经济 、政 治 、文化 、国防 、外交等各个方面 。

1.2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飛跃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 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 切成绩和进步 的根本原因，归结起 来就是 ：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 了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 。

历史和实践 证 明 ，马克思 主义只有 与本国同情相结合 、与时代发展 同进步 、与人 民群众共命运 ，才能焕发“强大的生命 力、创造力。”当今纵观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走 过的历程 ，对于我 们当前 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 化建设有着 重要的经验总结。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2.1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完整和准确的掌握，为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即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新理论来指导我们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才能全面正确地运用它与中国的实践实现完美的结合。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进行全面完整的掌握，仅仅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的阶段对特定的问题作的具体回答进行教条式的理解，不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肯定会出现很多曲折，这已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得到了反复的证明。

2.2必须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准确的掌握，而且还要对我国的国情作完整和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需要来进行本土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对于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必须要把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来指导各国实践的发展。同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内发展情况比较特殊的国家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更需要我们对国情进行了解。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认清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2.3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

党的思想路线，亦称“党的认识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思想路线正确，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就会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想原则，就会根据实事求是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我国的国情，并不断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进行科学的经验总结，才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反之，我们如果没有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思想路线，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割裂开来，要么就会因为只注重理论原理而在思想上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要么就会由于只注重我国的具体国情而出现经验主义错误，这两种情况都不能使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

2.4必须具备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政治胆略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必须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中国自身的情况这两个基本要素。但最终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完整的掌握，如何对中国自身的国情作深入的了解，最终还需要一个中介的因素，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依靠掌握的正确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掌握，对国情的深刻把握，最终通过不断探索就完成了一个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历史课题。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和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性因素，他们能否具备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能力，关系着他们实践和认识的成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因为邓小平等党的杰出领导人具备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开拓精神，敢于解放思想，善于实事求是，不断进行着理论的创新，才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2.5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要把马克思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环境中去。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同样，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的文化，其发展也必须具有连贯性，也就是新文化的产生不仅要以服务于新的实践为基本依据，同时也要与历史传统文化做好衔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任务，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不能割断现阶段我们的事业和历史的联系。因此，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和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我们党都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善于用本民族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4篇

第一, 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精神实质, 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科技事业发展的实际来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对科学技术的内涵、特征和功能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述的科学理论, 其精神实质主要包括“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最终克服科技异化问题的‘必然环节’”等方面, 构成了一个时代人类科技意识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这一精神实质, 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原理, 将其作为指导我国科技实践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所以必须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对其进行理论创新, 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是根据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科技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实际,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进行了理论创新,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 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第二, 根据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进程的特点与要求,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时代主题既包括一定历史阶段下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也包括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过程中, 无论是第一次飞跃“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还是第二次飞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既能够始终准确把握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主题, 不断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又密切关注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统一, 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科技理论成果是在对国际社会和我国不同时期科技事业以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向前推进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研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产生的新情况和不断解决科技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最终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中国化。

第三, 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发挥党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进程中的核心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领导核心。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 就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发挥党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进程中的核心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之所以能实现两次飞跃并产生两大理论成果, 首要前提和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工作的正确领导。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她根据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态势, 根据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进程, 不断深化着对科学技术本质、功能、意义的认识, 进行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理论创新, 实现了两次理论飞跃。因此, 只有坚持和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不断发挥党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中的领导核心和理论创新主体作用, 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基本原理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四, 尊重人民群众和广大科技人员的首创精神, 发挥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实践主体作用。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离开人民群众,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会成为无木之本、无源之水。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明白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时期,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走群众路线, 发展科学技术”, 认为既要“依靠群众”, 把科技专家的主导作用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有机结合起来, 又要“为了群众”, 要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时期, 党的领导人十分尊重人民群众和广大科技人员的首创精神,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实践主体作用。党的领导人认识到, 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素质, 让越来越多的群众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实践中来, 才能保证党的科技理论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彻底的实践性, 才能创造出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第五, 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 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既注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又关注人的幸福和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时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阐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问题, 主张联盟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 将其统一于我国各方面的建设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时期, 邓小平认为,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胡锦涛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 也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从而将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价值凸显出来, 进一步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发展的重要性。此外, 中国共产党还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起来, 既注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又关注人的幸福和人的解放。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技发展要为了人民, 要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幸福服务。新时期党的领导人也指出“必须要正确处理好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和谐中的强大动力作用。今天,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 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不断推动科技事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实现了两次伟大飞跃, 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是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5].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024-03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最大的作用是启蒙，是给在探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进世界观，指示了一个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已经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苏俄新的社会制度吸引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二）国内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传统的大门被英军以先进的洋枪利炮打开，使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注意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林则徐、魏源等进步先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纲领并没有实施。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强国方案——洋务运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这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清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一是百日维新，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这场爱国运动只是经历了103天，昙花一现，以悲剧落幕，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另一个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在中国国土上竖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历史表明，尽管这些运动都提出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采取多种的活动方式，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一）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各种思潮和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尔特主义等。为了澄清这种错误片面的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论争。一次是与胡适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指出：宣传理想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9月，针对梁启超、张东荪宣传劳资合作的“基特尔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著文，反驳他们的言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经过这场论争，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在这一系列的思想交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原则和立场，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些进步青年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行动中。

（二）具有实践性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为此，主张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开展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实际斗争，逐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三）形式多样性

一是利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进行传播工作。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此外《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二是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三是利用社团进行宣传。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社团起了重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增加。例如，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例如，李大钊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非常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拯救中国。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等一些先进分子一直努力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然，由于国际国内形式的影响和理论水平的局限，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理解还是初步的，因此没有形成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的思想。虽然如此，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必然性，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他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同时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

（二）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五四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在中国的传播，在向知识阶级作宣传的同时，必须向劳动群众作实际的宣传和教育。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积极向劳动群众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一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当前，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致力于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畅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群众互动的渠道。

（三）传播主体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从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们不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创办各种刊物、团体，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了很多的青年投身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

这就启迪我们，要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前进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使你的宣讲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如果作为一名理论宣讲者，连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都不信仰，甚至动摇、怀疑，那是很难把理论讲好的。其次，理论宣讲者的基本功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一个全面的掌握，深刻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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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朱乔森.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4〕顾永丰，金功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5〕罗会德.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解读[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6篇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一是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日益凸显;二是在城乡的对立与冲突中开始出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萌芽。在此背景下,基于对西方各国城乡关系的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既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看到了未来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走向城乡融合,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乡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历史,但其消灭却是一种现实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城乡之间)的对立的运动”。同时,马克思认为,城市与乡村从分离到对立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城市脱离乡村而独立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由此带来了“农业对工业的依附和乡村对城市的依附”,但消灭城乡对立又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要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二)消灭城乡对立的途径是走向城乡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而城乡融合能够“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因此,消灭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是必然的。而消灭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的具体道路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走向城乡融合的基础条件是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生产力所表示的就是人们在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作为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基于对生产力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可见,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走向城乡融合的基础条件。

(四)走向城乡融合的主要着力点是工业与农业的有机整合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他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并且“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因此,要实现城乡的真正融合,必须使工业与农业有机地整合。

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应对和处理城乡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关系理论中国化的60余年的时间里,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带来的偏差与失误。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时期(1949—1956)。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探索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修复和重建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对立、断裂的城乡关系进而推进城乡融合,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相继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主张。在1949—1952年短短的几年里,促进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推动了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无论是城市化进程,还是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但是,1953年以后,政府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限制了土地、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家首先采取了统购统销制度,取消了农民对农业剩余产品的自由支配权;与此同时,又通过城市粮食的定量供应,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直到完全禁止农民自由流向城市。中国开始走向城乡隔离,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出现了第一个历史拐点。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偏差与失误时期(1956—1978)。

1956年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1956—1978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与失误。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的颁布,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户籍成为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地位和相关福利的重要分界线。在城市,从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招工招干,到粮棉油乃至日常生活消费品的供应等,都与户籍直接关联。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迁移也只能通过参军和升学等较为逼仄的通道实现。在乡村,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营制度,掌握了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绝对配置权,农民被限制在农村,被固定在集体生产经营的土地上,并且在国家严厉的城乡分割政策下,失去向城市流动的自由。自此,中国开始形成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第一、第二产业发展中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农业长期落后于工业,农村在与城市的不平等关系中艰难前行,未能取得与城市同步的发展。

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重新探索时期(1978—200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特征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意识地纠正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偏差与失误。

自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整个国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僵硬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开始出现软化的迹象,资源要素的城乡间流动开始趋于活跃,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关联度有所强化、发展的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流动开始变得自由。但是,由于80年代后期改革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刚刚有所软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出现反弹,城乡关系又一次出现非协调发展的态势:农村发展的投入被削减,农民的利益被忽视甚至被侵占,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速度又一次和城市拉开了距离,形成了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

第四阶段: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时期(2002年—至今)。

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立足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现状,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更是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重大决策表明,我们正在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为平等开放互通相融的城乡关系发展铺设道路;通过国家发展战略的科学转型,为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党和政府致力于从多个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正在步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三、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总结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进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其对城乡关系的深刻的洞见和前瞻性的预言,对于中国城乡关系的调整、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总结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未来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关系良性发展的正确路径应是有机融合、互利互补、共同进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仅仅关注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一再向我们昭示:推进城乡之间的无缝隙对接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我们不能人为地将城市和乡村分隔开来,尤其要认识到“城市偏向”的发展路径是不可持续的。处理城乡关系的正确思路应该是:明确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与促进,乡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辐射,在准确把握城市和乡村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推进各种资源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配置,强化城乡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互惠互利、和谐共进的关系,推进城市和乡村走向真正的融合。

(二)城乡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节点应是统筹规划,构建城乡一体化协调运行框架

对城乡关系进行统筹规划,将城市和乡村纳入一个统一的战略框架,有助于推进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实现一体化的协调运行。这种一体化可以分解为城乡空间结构一体化、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生态结构等的一体化。其中,空间结构一体化是载体、经济结构一体化是基础、人口结构一体化是关键,社会、文化和生态结构一体化是城乡高效整合的条件。这六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城乡统筹规划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总之,对城乡关系进行统筹规划就是要形成“以城带乡、以乡补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的理想城乡关系模式。

(三)城乡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推进力量应是国家政策的扶助与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每一次变动,无论是隔离度的加强,还是融合性的增大,都能清晰地看见国家政策作用的印记。我们必须承认,在未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中,由于国家主导作用的存在并依然强大,国家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对城乡关系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因此,虽然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中存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但国家政策作为第一位的影响要素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经由国家政策的调整,推进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城乡关系良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保障应是通过制度创新,推进新型城乡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

确立良性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是单纯的“城市反哺农村”,也不是简单地推行“惠农措施”、增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而是要在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指引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支撑性制度,为城乡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为此,要构建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组织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并使各项制度有机衔接,为城乡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摘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推进我国城乡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地遵循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历史回顾,经验总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0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33.

[11]刘伟.建国后党的城乡政策调整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7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验

从1840年开始, 中国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 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历史任务, 并开始了异常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扩张, 中国人民奋起抵御, 显示了广大中华儿女奋起抵御外侮、精忠报国的高尚气节。1921年之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建立了新中国, 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家里,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经验, 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南的政党,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 建立了独立、稳定、充满活力的新中国, 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正确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怎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辉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创造性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才能奏响改革和发展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不断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既不能被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束缚住, 也不能固守已有的成功模式不思创新。要不断解放思想,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 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 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 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解决的方法, 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因此,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推进“五个统筹”,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上世纪,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 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天,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还需要后代子孙继续地艰苦奋斗。因此, 我们要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风险,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及时总结和推广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对今后更好地推动大众化宣传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 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 从实践当中得来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 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 是不可能取得的。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也无论国内形势如何复杂，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就必须不断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 只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才能得到强有力的巩固。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又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走向群众、掌握群众、实现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思想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伟大胜利, 在此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坚持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这一先进理论,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不断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

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之所以能够不断掌握群众, 根本原因之一, 就是党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当今社会, 各种社会思潮复杂多样, 主流与非主流的思想观念并存, 人们思想活动日益呈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等特征, 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决不动摇。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才能扎实开展下去，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七大提出的新概念，它从整体上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直接的内容就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就是要不断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成果的宣传普及，使其不断深入大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指导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实践证明, 理论创新无止境, 理论普及无尽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民，要使亿万人民真正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解决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和谐幸福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当前，特别是要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来教育全体人民，通过广泛宣传教育，促进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使人们真正认识到马列主义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进而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与中国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相伴而行、缺一不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的是基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高深转化为具体生动、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凸显的是理论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接受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其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其理论并没有摆脱抽象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侧重基本原理由抽象性向具体性、通俗性并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方面的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 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认识规律的历史进程。同时, 这一过程也是用先进理论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并内化为人民自觉行动的大众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在当代中国,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要发挥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就必须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这一过程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相互衔接，相互促进，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学校教育两个层面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江泽民指出, 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四个“以”包涵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内容、要求和途径。党的十六大以来,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核心是必须坚持党委领导, 理论战线、新闻战线、文艺战线、出版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 形成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合力和浓厚氛围。思想政治工作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实现的必经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说到底是说服人的工作, 不能说服人, 理论就不为群众所接受, 再先进的理论、精神也不能转化为实践的、物质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个关节点上起着“点石成金”的作用把理论的可能性力量引向现实力量, 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必须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而实现, 在今天, 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使命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凡是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好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程度就高, 人们的精神面貌就好, 社会风气就好, 社会发展就和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能取得巨大成就。所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学校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现代教育不仅具有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功能, 而且还担负着培养和塑造合格公民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学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 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渗透到大、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去, 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尤其是要加强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教育, 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认识当前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否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方式和机制, 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对象, 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阵地, 学校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他指出, 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要重点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如今, 作为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 学校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 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近年来, 各级学校特别是高校党的各级组织和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大众化初见成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主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改进, 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回答和解释现实问题, 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的说服力和信任度。通过不断加强教学管理和培训, 提高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通过不断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 更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的德育经验 第9篇

一、读书救国明国事

1937年,蒋南翔大学毕业,他与同处那个特殊战争年代的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之中。在领导青年抗日爱国运动之余,蒋南翔还不断探索回答“抗战与读书的关系”、“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抗日救国”等现实问题[1]46。这些问题对于当年的知识青年来说是比较令人困惑的,他们甚至对此存在一些错误看法。蒋南翔说:“青年知识分子决不能光喊爱国口号,于行动上却毫无建树。”他还愤而疾呼道:“为抗日建国读书!”可以说,蒋南翔早期的德育思想与实践主要是围绕着“抗日救国与读书求知”这条主线的。

1939年,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大举溃退,热血青年们对此无比激愤。他们提出:“不能再一门心思读书了,在学校里的全部时间都要用来做抗日救亡工作。”蒋南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学生们专注抗日救亡肯定是好事,但这不能成为有些学生逃课、逃避读书的借口。抗日救亡需要的是真正有本领的人,开展的工作也很实际,如果学业一塌糊涂,没有本事还要去救国,那只能是误己误国。”蒋南翔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理解和支持。但蒋南翔为了防止他们错误理解、从一个思想极端走到另一个思想极端,于是进一步强调:“注重学业并非注重学习成绩或分数,而是要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和本领。”

在读书与救国的关系问题上,蒋南翔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了,但他的德育探索仍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到了读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在他看来,读书与政治是辩证统一关系。他说:“中国近代教育界一直试图割裂读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思想,面对一个明显的狂风骤雨似的时代环境,让我们莫谈国事,是绝不能接受的。时代已经决定,青年人如果不想在愚昧中沉睡,那就必须敏锐地明辨政治方向,在惊涛骇浪中有所作为。”蒋南翔之所以要帮助青年学生明辨读书与政治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前后多次向青年学生提出“安心读书”的口号,企图令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远离政治圈,令思想温和的青年学生变得精神麻痹,以防止“内乱”。对此蒋南翔坚决反对。他指出,“安心读书”与“读书救国”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无二异,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对于读书的意义有根本不同的认识。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仍然在考虑自己的统治地位问题,无疑会遭到包括蒋南翔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强烈不满[2]92。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不久,蒋南翔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调遣,到哈尔滨工作,主要负责整个东北地区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哈尔滨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做好当地的青年工作对于团结东北人民有着重要价值。日伪曾统治过这片土地十多年,青年学生对共产党的了解远不及对国民党的了解,他们长期受反动势力影响,盲目认定日伪走后只有国民党才是正统。对此,他专门组建了一所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开展对进步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以“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为德育原则和方针,引导东北青年正确认识共产党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1949年初,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蒋南翔被中央调回,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为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做着积极的准备。这一时期,他提出将进步思想品德、科学文化知识和健康身体素质三者统一,在突出德育的同时,也突出智育和体育的重要地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扩展了德育的外延。后来青年工作委员会并入共青团中央,蒋南翔在团中央更加注重针对全国青年的德育教育。

二、政治觉悟奠基础

曾在团中央工作的蒋南翔在就任清华校长前,已经接触过大量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工作,也十分关注清华大学未来走向。他上任初期,国家正致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清华大学的许多老教授、老领导都主动向他反映学校存在的诸多现实困难,这让蒋南翔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在掌握基本情况后,蒋南翔决定带领学校的专家教授到东北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此次调研的目的在于深入国家生产建设一线,明确所需人才类型,从而培养出国家建设所需人才。他大量听取一线劳动者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清华大学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方向。通过实地考察,蒋南翔认识到对祖国有用的优秀人才需要三个基本素质,即良好的政治表现、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3]35。蒋南翔在明确清华人才培养方向目标后,便着手对清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大规模调整院系分工,将一个综合性大学打造成以理工专业为主的学校。为了使学校教师和学生尽快接受并适应转型后的清华,蒋南翔借鉴了苏联的教学改革模式。他提出教改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清除校园中残留的封建腐朽思想,确立马列主义在校园中的至高无上地位。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蒋南翔先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在教学生活中注重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将社会主义德育理论贯彻到教学实践中。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初见成效,但他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发现和解决问题。通过在学校开展调研工作,蒋南翔发现学校教师的思想教育开展过多,影响了学生的专业课学习,由此他提出政治也分大小的观点。他指出,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取得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中,全体师生既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又要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稳步推进,努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同时,对于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信仰持不坚定态度的情况,蒋南翔提出现代科学技术虽然有用,但它必须与社会主义政治相结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4]54。蒋南翔关于科技与政治相结合的理念奠定了他德育教育思想的指导原则,也为他进一步实践德育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德育理念清脉络

社会主义德育工作十分重要。蒋南翔认为,德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向和历史使命,做好德育工作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的长远目标。他曾说过,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为社会主义培养新兴人才,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教育重要性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德育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蒋南翔很早就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在终极目标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制度下的私有制体系。这种教育的产物就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极端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体系,在该教育理念指导下必然培养出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德育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中的重要地位。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的根本要求和长远目标,必须坚持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三支队伍和两个车轮思想。蒋南翔强调德育教育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不仅需要政治制度方面给予支持,还需要调动社会各个组织部门、积极调动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德育教育的发展推上新台阶。蒋南翔指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单独依赖教师教学具有极大局限性,学校其他职工也要积极配合,在教学和教学之外的工作中同时向学生传输德育思想,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目的。这是蒋南翔著名的两个车轮式德育理论。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蒋南翔又提出三支队伍的理论概念,即教师队伍、后勤队伍以及政工队伍。这三支队伍在德育教育中相互调和、相互补充、密不可分。其中政工队伍是核心力量,辅导员责任重大,他们一方面要紧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要紧抓学生课程学习,还需要观察、了解和掌握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情绪起伏,以便随时随地对学生开展德育教育工作[5]11。

寓教于乐理论。蒋南翔的德育教育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在构建德育教育理论体系时,充分考虑到各个不同年龄层次学生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将寓教于乐的理念融入德育教育中以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蒋南翔曾说,青年学生个性活泼、思维敏捷、情感细腻、适应性强,因此固化呆板的德育方式并不利于青年学生接受和学习。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德育教育理念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理解、消化德育教育理论,并将其很好地运用到学习生活中。蒋南翔提出学校应该适当开展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以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作为交流平台,使学生愉快地接受德育教育。这样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又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需要的栋梁之才。

摘要：蒋南翔是一位典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优秀德育工作者。在战争年代,他以爱国主义激情和正确的政治立场引领青年进步。在建国后的和平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德育工作,表现出了丰富的德育经验。

关键词：蒋南翔,德育,经验

参考文献

[1]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黄延复.清华的校长们[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3]胡显章.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10篇

一、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完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教条化，致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明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一度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思考。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主张在他去世后不久就遭到了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严重扭曲。这具体表现在：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严重，苏共党内官僚主义严重，党内民主匮乏，思想僵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在经济上，片面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运用行政乃至政治斗争手段来处理经济问题，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思想文化上，简单地、公式化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理论界长期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造成对实践的错误指导和文化的枯萎。对于苏联模式，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继任的几个领导人长期改革不力，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终于导致了苏联解体。在苏联影响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社会主义运动史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一个和几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难过程。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完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不意味着在自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更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一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标准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在建国初期的头几年里，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等诸多方面都是照搬照抄苏联。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所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搬苏联。”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和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意识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不少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标志着我们党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但是，在探索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国际斗争形势的影响，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政治形势和阶级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逐渐形成了一条极左路线。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影响是，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不久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则使毛泽东脑海中刚刚松弛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起来，认为不仅要批判教条主义，还要批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防止党内出现脱离群众的“贵族特权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他在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则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内乱，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惨重损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在这条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许多失误：一是没有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错误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忽视发展生产力。二是没有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超越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的方针政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犯了空想主义的错误，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三是认识上陷入了唯意志论，对国内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四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把有一些并非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些失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模糊和不清晰的观念。

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里，虽然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不屈不挠，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严格说来，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更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老路，就是“两个凡是”的路，是一条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路。一条是邪路，即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走到进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一条是新路，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勇敢地面对现实，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通过这次全会，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大框架。从此，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条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蓝本可摹。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走自己的路”，在最初的实践探索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从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不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实践课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体制改革和开放等政策，并没有形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除很少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新的浪潮”。这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最根本的就是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对此，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方针，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他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为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来自右的干扰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来展开的错误思潮，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来自“左”的干扰，主要是指一些人由于受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对改革开放有怀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怀疑，他们散布了不少反对现行体制、现行政策的论调。邓小平同志在指出这种“左”的思潮的危害性时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才能牢牢把握住，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坚持住。

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了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被统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开始。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近30年来，我们党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还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社会理想。自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多种被冠之“社会主义”之名的社会发展模式，如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被冠之以“社会主义”之名的社会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瑞典等国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近年来，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备受一些人推崇，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有必要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它认为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应该用经济民主来取代“消灭私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自身固有本质特征：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政治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有益经验，但不能陷入民主社会主义抽象的理论迷雾之中。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打破教条束缚相统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统一，借鉴他国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统一，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整个国家实现了由封闭停滞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226美元，达到现在的超过2000美元。我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2005年我国GDP总量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据最新资料统计，今年年底我国GDP总量可能突破23万亿元，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

其三，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极左模式”和“极右模式”都不适合中国。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报告强调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我们党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寓意深远，并不是把过去说过的再重复一下，而是对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疑虑、各种观点、各种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声音，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模式。比如，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搞错了，现在问题百出，所以要回到过去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种阻止改革开放的“极左模式”。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已经改到今天这个程度了，要解决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就得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来做，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搞多党制。这是一种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右模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这些不同声音的回应。其具体内涵就是，既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搞“洋教条”，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热情；才能凝聚党心民心，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在我国焕发出勃勃生机，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有具体的实践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理论周刊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第11篇

一、建党九十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第一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

马克思主义思想于19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 经过五四运动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 1921年, 毛泽东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专门组织,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这一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初步的探索实践,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思想。

第二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是学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恢复生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1956年9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之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不仅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成果, 更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容。

第三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

1957年夏的“反右”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发生了扭转。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内, 由于受“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继续遭到了“左”的影响和限制。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此前二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徘徊不前的局面,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继续前行扫清了障碍。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

1978年以来, 邓小平又先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为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第五阶段:从1982年到2002年

1983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的历次代表大会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 并写进党章, 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行动指南。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写进党章, 从此, “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一并构成了党的指导思想,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容。

第六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

为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紧紧围绕“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的历史课题,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党的十七大把十六大以来在改革开放领域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概括为科学发展观, 并创造性的提出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理论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1立足中国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立足中国国情就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推进, 脱离中国实际,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遭受严重挫折, 因此,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现实。当今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3O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成就。只有当这一基础被充分揭示出来时, 才能真正有效的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2重视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大众化的前提, 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体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都很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并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3培育人民群众的理论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国具体国情、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 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 也是人民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其宣传和普及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4加强理论成果向实践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论掌握广大人民群众进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要坚持“三贴近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使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收到实效。

摘要：中国共产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尝试论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六个阶段及其基本经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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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会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30年的回顾与总结[J].社会主义研究, 2008, (06)

[4]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J]湖北大学学报, 2008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