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间集聚范文（精选12篇）
产业空间集聚 第1篇
物流产业作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物流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受到高度广泛的关注。同时,物流产业是一种生产性的服务业,它的依附性、外部性的特点就决定了他自身的发展必须以制造业、流通业、交通业的发展为基础,而由此呈现了物流产业集群沿着与市场需求相符合的空间分布规律。近些年来随着基础设施、信息网络等相关物流基础平台不断的完善,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现在的物流企业逐渐向物流集聚区集中,因此一些经济中心大城市、交通枢纽城市也逐渐正式成为物流集中的区域。2009年《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发布以来,许多城市已经制定并实施物流发展规划,物流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上海、北京、武汉等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物流园区,对自身与邻近区域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带动效应。它特别指出要做好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协调和衔接,打破部门间和地区间的分割和封锁,促进物流服务的社会化和资源利用的市场化,优先整合和利用现有物流资源;并根据市场需求、产业布局、商品流向、资源环境、交通条件、区域规划等因素,重点发展九大物流区域,建设十大物流通道和一批物流节点城市,优化物流业的区域布局。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对物流产业的集聚研究起步比较早,并且对产业的集聚区域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有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韦伯提出了工业区位论,主要观点是企业为追求成本的节约、利润的最大化而自发形成集聚。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产业集聚理论主要有波特的“钻石模型”:产业的集聚是竞争的结果,集聚有利于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Kmgman(1991)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他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进行结合,用“中心一外围(CP模型)”,论证了工业集聚最终导致制造业中心的形成。科斯等的交易成本理论、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对产业的集聚的描述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对物流产业的集群的研究比较少,英国Trends Business Research Ltd and PAWA Consulting Ltd(2002)首先提出了当前阶段英国中东部地区物流集群的现状和发展情况,然后从概念上界定了物流产业和物流产业集群的范畴,并得出了物流产业集群的分布地图。Doug Le DUC(2004)从整个美国供应链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物流集群即为包括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物流功能或环节的横向产业集群投资、供应链条上纵向产业集群投资等若干投资类型之间的平衡。Ollipekktuinen研究提出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竞争力。Pasrlmore认为现代物流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加速了区域产业集群一体化整合,从而带来区域劳动市场扩大、技术外溢、行业创新,提高其区域竞争力。
上述国外关于物流集群的研究大都以工业区集群为背景,均基本考虑到了运输成本与专业化的相关问题。随着现代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现代产业集群的形成从相对单一的传统区位因素逐渐到多样化的综合因素,如在由上至下形成的产业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是形成集聚区的主导因素。
近几年来,物流产业才逐渐分离出来并成为一个独立新兴产业,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关于物流产业集聚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大多数的研究都相对零散,还没能如产业集聚那样形成经典的理论和完整的体系。目前国外关于物流产业集聚研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献主要有:Olli Pekkaxinen(2005)在他的论文中探讨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物流产业集聚与竞争力问题。Yasanur Kayikc(i2010)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物流中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高效的物流中心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和提高竞争优势,因此应该注重物流中心位置的选择。
二、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国内关于物流产业集聚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已有很多的专家以及学者关注这一领域,但是他们主要集中在2005年以后。首先从物流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或区域发展的关系入手:马林(2007)认为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关联产业发展与创新,实现产业紧密结合,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王珍珍、陈功玉(2009)利用1998~2007年31省面板数据计算我国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并分析了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得出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不同将导致物流产业集聚发展存在空间结构上差异。郭湖斌(2010)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采用边际分析法研究物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关春燕(2013)将全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并对四个部分的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这四个区域的物流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
从物流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或影响因素入手:王瑛(2005)分析现代物流产业特点,对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机制展开一系列理论分析,指出现代物流产业集聚与一般产业集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李伊松等(2008)按照钻石模型分析框架,把影响物流产业集聚形成的因素分为诱导性因素、支持性因素和主动力因素。马丽(2008)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影响武汉市物流产业集聚的因素,得出政府作用是当前影响武汉市物流产业集聚的最大因素。李斌、陈长彬(2010)研究了区域物流产业集聚的形成因素,得出现代消费和生产的特点决定着区域物流产业集聚的形成和演变。钟祖昌(2012)测算了基于空间视角下国内31省物流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结论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起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及政府干预能力起负作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作用不明显。
从物流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及存在问题入手:支燕(2005)认为物流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外部效益、资源共享效益和网络效益,共同构成物流集聚的优势。章建新(2006)研究得出我国物流产业集聚竞争力不强,存在问题有粗放经营、未形成核心竞争力、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物流园区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和物流发展环境急需改善等。杨之雷(2007)介绍了浙江传化物流基地,并以此证明物流产业集聚将带来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协同效应等竞争优势。
从与物流产业集聚相关的物流园区、临港产业入手:刘志强、宋炳良(2004)运用产业集聚理论对港口产业集聚理论和港口产业集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周昌林(2006)认为港口具备了物流产业集聚形成所需的资源禀赋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物流产业集聚形成机理及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黎继子、刘春玲等(2006)分析了物流园区的亲合性与集聚供应链组织续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二者如何耦合的三种模式。
一些学者通过从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区的物流活动特点出发,探究现代物流业与产业集群区的互相作用机制,以空间布局、物流组织整合方式、物流合作治理方式、物流企业经营方式四个方面入手,探寻产业集聚区的物流业发展模式。郁雷(2010),杨春河、张文杰、邱潇潇(2006)根据产业集聚的特征构造了区位熵系数,测算了国内区域物流产业聚集系数,分析了我国区域物流集聚的指向性和空间布局。区位熵是在吸取集聚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集中率系数思想的基础上构造的。钟祖昌(2011)在区位熵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31个省市物流产业集聚的现状,然后在物流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加入区域空间相关性,并根据31个省市的数据开展了实证研究。葛金田、沈鹏飞、陈宁宁(2012)的观点是新经济形势下有效的物流发展模式是物流产业集聚。文中利用产业集聚的特征选取区位熵对济南市物流产业集聚进行研究分析,并与其他物流产业集聚度比较高的城市比较,得到济南市物流产业的集聚度极低,专业化、规模化方面和比较发达的城市有巨大差距的观点,并针对这个现状提出相关建议。王欣(2012)把物流业和制造业结合,从定性和定量角度研究二者间的共生效应,并分析浙江省物流产业集聚的特点,最后定量分析浙江省物流业集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以上关于国内物流产业的空间集聚大多数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采取定量分析的比较少,这也是我国目前对物流产业集聚研究的相对不足之处。
三、结语
国内外物流产业集聚研究表明,物流业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并且跟经济水平发展的速度密切相关,物流业密集地分布在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郑州等这些大的城市,物流业的密集程度东部明显的高于西部,所以我们要加大对西部物流业的投资,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
通过对文献的研读以及文献所涉及的关于物流产业空间集聚时空演变特征,得出大多数文献是采用定性的分析以及采用空间自相关、区位熵的方法,它们虽然都考虑到运输成本与产业化相关,但是他们没有涉及到政府行为的主导因素以及物流产业的财政支出。对于空间集聚度测量的方法大多数采用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的检验,我们还可以尝试采用比如H指数、EG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去衡量物流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
摘要：物流产业的空间集聚时空的演变特征主要采用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物流产业分布程度相对比较集中,总体上呈现集聚化发展方向,而影响空间集聚程度的因素一般有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区位因素、仓储业、运输业等。
产业空间集聚 第2篇
12月20日上午，河南产业集聚区网上线仪式在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举行。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做客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并亲自点击开通网站。见证网站上线的有河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河南省民营经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宗厚、著名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钟朋荣、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县委书记王新军、临颍县县委书记王国干、太康县县委书记王国玺等县区领导、上上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世翔、黄牛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明欲等企业家代表及媒体界朋友。
上午11点30分，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建国首先介绍了河南产业集聚区网的框架设置、服务功能及发展规划之后，保育钧亲自点击开通河南产业集聚区网，并对网站开通表示祝贺。保育钧对河南产业集聚区网的发展给予厚望，他指出，河南产业集聚区网不仅仅要打造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展示河南形象的窗口，更要成为传播河南声音、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他祝愿河南产业集聚区网在今后要创新服务、科学发展，在提升河南形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连接河南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力军，河南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日益收到外界的瞩目，今天的河南也业已具备了支撑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实力与条件。竞争日趋激烈，只有主动融入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展示河南发展改革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吸引客商考察河南、投资河南，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倾注全力打造河南产业集聚区网，介绍、包装、推介河南产业集群培育，构建覆盖河南180家产业集聚区、2万余家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集信息收集、展示、共享、代理招商、品牌包装等线上线下服务于一体的河南产业集聚区云服务平台，为客商来河南投资兴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数据参考，为河南产业集聚区及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专业服务，并最终实现展示河南与时俱进的形象，推动河南经济持续、跨越式发展。
产业空间集聚 第3篇
关键词：饲料加工业集聚；空间布局；协调分析；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F3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041-005
《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著名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优化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布局，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1]因此，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区域布局是当前的政策走向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农产品产业带分布和加工业集聚的建设问题。[2][3][4]唐华俊、罗其友（2004）构建了农产品产业带六要素分析模型，分析了资源、市场、区位、技术、环境和政策对农产品产业带的作用机制，并指出这六个要素通过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作用于产业带的形成演变过程。[5]邓宗兵（2013）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和各个行业产值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在小幅上升之后又出现减缓趋势，东部地区依旧是集聚中心，这不符合我国的政策导向，需要进一步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向中西部转移集聚。[6]张庆（2008）指出，土地租金、运输成本和市场条件是影响农业区位分布和农产品加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7]许崴、魏攀（2011）和鲍琳（2016）等认为影响农产品区位选择因素可分为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生产要素、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等是制约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政策、地方行为、环境政策和金融制度是非经济因素。[8][9]
已有研究有利于分析我国的饲料加工业集聚与玉米产业带的空间布局形成问题，但缺乏针对这两者的具体分析。基于此，本文构建超边际分析模型，从理论上对饲料加工业集聚与玉米产业带的空间布局进行协调分析，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进行检验。
一、饲料加工业集聚与玉米产业带的
空间布局现状分析
（一）玉米产业带与饲料加工业关联度分析
玉米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玉米年产量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是仅次于稻谷产量的第二优势农产品。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粮油加工业的低迷使得我国饲料加工业的产值在2013和2014年有所下滑，2013年相对2012年下滑2个百分点，2014年相对2013年又下滑4个百分点。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对矛盾，玉米产量高居世界第二，而饲料加工业产值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大。就饲料加工业集聚与玉米产业带的关联度而言，其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1.饲料加工业既是玉米的下游产业又是畜牧饲养的上游行业，是农业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行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玉米的供给直接决定饲料加工业的发展，而饲料加工业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畜牧业的发展水平。所以本节对玉米主产区和饲料加工业的布局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分析饲料加工业集聚与玉米产业带的空间布局现状，指出玉米产业带与饲料加工业集聚出现空间分离的现状，为进一步讨论饲料加工业最优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打下基础。
（二）玉米产业带的空间分布现状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玉米产量最大的七个省份是黑龙江、吉林、山东、内蒙古、河南、河北和辽宁，它们占了全国将近70%的玉米产量。其中，东三省是我国主要的玉米产业带，其次是内蒙古、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其他地区产量较少。
（三）饲料加工业集聚的空间布局现状
统计数据表明，广东作为我国第一饲料大省一直处于领先位置，2014年产量为2423万吨，从2003年至今每年的饲料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历年来，我国饲料工业总产值排名靠前的九个省份分别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辽宁省、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和四川省。
（四）玉米产业带与饲料加工业集聚的空间分离
在空间地域上，辽宁、山东、河南和河北既是玉米的主要原产地，又是饲料加工业集聚区；四川、湖南不是玉米的主要原产地，却是饲料加工业集聚地；广东、江苏和浙江不是玉米产地，却是饲料加工业集聚地。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玉米原产地和饲料加工业集聚既有重叠又有分离。从整体来看，饲料加工业布局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而不是地域辽阔的内陆，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材料产地，饲料加工需要大量运输玉米到东部沿海和南方，大大提高了饲料加工业的成本。从直观上看，这种布局不尽合理，但又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那么，决定这种空间布局的经济机理和影响因素是什么？
二、超边际分析模型
（一）基本假设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两难冲突折衷问题：加工业处于原产地附近，会减少原材料交易成本，但会增加最终产品交易成本；而加工业靠近最终产品消费地，会减少最终产品交易成本，但会增加原材料交易成本。[10][11]在已知玉米原产地和饲料需求市场的情况下，怎样选址饲料加工业？这种选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加工业靠近玉米原产地、加工业靠近饲料需求地、在玉米原产地与饲料需求地之间选址。
现在有三个区域，用A、B、C三个字母分别表示不同的区域。假定A地生产玉米，B地生产加工饲料，C地饲养生猪；A地使用劳动力要素，B地使用劳动力要素和A地生产的玉米，C地使用劳动力要素和B地生产的饲料；A地生产玉米，且向B区域买进猪肉；B区域以A区域生产的玉米为原料生产饲料供给C区域，并向C区域买进猪肉；C区域的生产者生产猪肉满足三区域的消费，并向B区域买进饲料；每个区域的居民都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只有一种最终产品——猪肉。
（二）模型构建
假设全国总人口为M，三个区域A、B、C的人口数量依次为M1、M2、M3，决策者集是个连续统，并且存在专业化经济。自给的玉米、猪肉、饲料的数量分别用y、z、w表示，玉米的售卖和购买量分别用ys和yd表示，猪肉的售卖和购买量分别用zs和zd表示，饲料的售卖和购买量分别用ws和wd表示。y、z、w的交易效率系数分别为k1、k2、k3（都大于0小于1）。基本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1）是效用函数，（2）、（3）、（4）分别是产品y、z和w的生产函数，（5）是劳动禀赋约束，（6）是预算约束。为使问题简化，假定：1.指数a、b、c均大于1，即在每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上都存在专业化经济。2.猪肉对饲料的产出弹性是β，饲料对玉米的产出弹性是γ，则乘积βc、γa分别是随w和y数量增加的迂回经济程度，为了计算的方便，并且区分农业和现代化工业迂回度的不同，设β=1，γ=2。本文借鉴韩绍凤、刘静（2015）的模型中关于交易系数的假设[11]，那么，玉米、饲料的交易效率系数与距离相关，A、B两区域的距离用SAB表示，B、C两区域的距离用SBC表示，玉米的交易效率系数为：
其中，玉米从A区域到B区域的交易效率损失为t，饲料从B区域到C区域的交易效率损失为h。为使问题简化，假设猪肉的交易效率与距离无关，仍用k2表示。
（三）消费者-生产者的超边际分析决策
利用U对g求导可知：
（1）当t<时，有>0，那么g取最大值1，即饲料加工业集聚布局在饲料需求地；
（2）当t>时，<0，那么g取最小值0，饲料加工业集聚布局在玉米原产地。
进一步讨论可知：①当g值为0时有SAB /S=0，即A、B两地重合，玉米原产地和饲料加工业集聚位于同一个地方，也表明相对于饲料需求地而言，加工地到玉米原产地的运输距离长短对交易效率影响更大；②当g值为1时有SAB /S=1，即A、B两地相隔最远，饲料需求地和饲料加工地位于同一位置，这意味着相对于玉米原产地而言，加工地到饲料需求地的运输距离长短对交易效率影响更大；③当0 三、我国饲料加工业集聚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饲料加工业总产值靠前的九个省份广东省、山东省、辽宁省、四川省、江苏省、河南省、湖南省、河北省和浙江省的2005—201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饲料加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借鉴辛翔飞（2006）、吴玉鸣（2010）等人的模型扩展形式，构建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Yi为各地区饲料加工业总产值，Ai为各地区农业科学技术水平，Li为劳动力成本，Si是各个区域原材料供给数量，Ti为各省份运输效率，Di是各区域的饲料需求数量，[e][εi]是表示其他因素对其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没有包含在假设中。 （二）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各个地区饲料加工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业工人平均工资、各省份内运输长度、各省份地理面积、各个地区玉米年产量、各个省份牲畜出栏头数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各地区饲料加工业总产值，表示各个地区饲料加工业的集聚发展程度。解释变量包括：1.劳动力成本（L），用各省份农产品加工业工人平均工资来进行计量。2.各地区原料供给数量（S），以各地区玉米产量表示。3.各省份对于饲料的需求数量（D），用饲养牲畜的出栏头数来衡量。4.运输效率（T），以营运总长度除以省份地理面积来计量，交通密度越大表示交通越便利，运输成本也越低。营运总长度则由各个省份内河航道里程、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三部分加总除以各个对应省份的区域面积得出。 （三）ADF检验与协整分析 面板数据的不平稳性会导致伪回归或者虚假回归，为保证回归的有效性，本文分别利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LnT、LnD和LnS的水平值都拒绝原假设，而LnY和LnL的水平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不能判定各变量水平值是平稳的。然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LLC、IPS、Fisher-ADF、Fisher-PP检验，因此可以判定各变量是一阶单整序列。接下来做协整检验，PADF=0.0144<0.05，检验结果表明LnT、LnD、LnS、LnY和Ln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回归结果分析 由协方差分析可知，本文适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的P值（Prob>F）=0.0000，说明模型整体显著，可决系数R2为0.6301，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6148，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并且，所有的解释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很显著。劳动力成本降低1%可以使得饲料加工业总产值增加约0.36%，运输效率增加1%可以使得饲料加工业总产值增加约0.15%，市场需求增加1%使得饲料加工业总产值增加约0.38%，原材料产量增加1%可以使饲料加工业总产值增加约0.2%。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从饲料加工业和玉米产业带的空间分布来看，两者存在较大程度的分离。这种分离是由交易效率（包括运输效率）、市场需求规模区域差异、原材料产量、生产成本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饲料加工业布局与交易效率（包括运输效率）、区域市场需求规模、区域玉米产量成正比，与劳动力成本成反比。
（二）东北部是我国重要的玉米产业带和示范基地，在东北经济增长下行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负荷过高的现实背景下，为充分利用东北原材料的自然禀赋优势，应推动东部沿海饲料加工业向东北部转移，既可以缓解东部沿海土地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压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农业现代化稳定东北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河南、四川、湖南等省份是我国人口大省，对肉制品的市场需求规模较大，但饲料加工业规模与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比较还相对较小。从饲料加工业地区集中度来看，饲料加工业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原材料产地或市场需求地的情况。因此，在产业转移中也应推动东部沿海饲料加工业向中西部转移。
（四）加强东北和中西部高速交通、高速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和电子商务，从硬件上进一步提高东北和中西部运输效率；深化体制改革，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建立饲料产品质量追索体系，提高管理效率，从软件上进一步提高东北和中西部交易效率。只有交易效率提高了，才能充分发挥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推动东北部和中西部饲料加工业的集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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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研究 第4篇
关键词：京津冀,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区位熵指数
1 引言
当前世界产业发展集聚化趋势日益明显,而旅游产业在一定空间内的集聚,不仅能使旅游企业共享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增强旅游业的产业竞争优势,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产品选择权,从而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满意度。因此,旅游产业的集聚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
国外对旅游空间集聚测度多数侧重于实地调研分析,但关于定量分析的文章不多。Porter于1998年在其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旅游产业是集聚效应最显著、最适宜集群化发展的产业之一,并建议应把旅游产业集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目标[2]。Ellison和Glaeser(2000)在对美国产业集聚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旅游业是依托外在自然优势实现企业集聚的产业之一,并给出了最新的集聚测度指数[3]。Jackson(2005)在对我国西部区域旅游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区域旅游集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提高产业的竞争优势[4]。
国内对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定量或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对个案进行分析。陈绍友(2006)在对重庆的旅游产业集聚现状进行全面评价的基础上,指出重庆市政府应在该市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能够加快旅游产业集聚的方略[5]。刘春济,高静(2008)使用E-G指数从全国、区域和部门三个层面对我国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算,并对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6]。邴振华和高峻(2010)运用产业基尼系数、区位熵指数和产业区域集聚度指数三种研究方法,全面地对长三角区域的旅游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对旅游产业集聚度与区域GDP的增长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7]。柳百萍、刁宗广、尹长丰(2013)通过采集2001年~2011年安徽省统计年鉴等有关统计数据,借助综合区位熵指数和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探讨了皖江城市旅游集聚水平空间上的差异性、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以及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8]。刘佳、赵金金、张广海(2013)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其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9]。王凯等人(2016)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旅游产业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部门的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同时通过构建旅游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来探讨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10]。
稳定的客源市场、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旅游资源良好的整体性和互补性为京津冀旅游产业形成集聚现象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同时也为旅游产业成为京津冀地区的优势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2 研究方法
对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定时,既可通过判别区域内是否具有集聚特征的定性方法来进行表述,又可通过定量的方法来实证分析区域内旅游产业是否存在集聚现象。为了更好地对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测量,本文结合2010年~2014年五年的相关数据,利用综合区位熵指数法和产业区域集聚度指数法来测量京津冀旅游产业的集聚度。
2.1 旅游产业综合区位熵指数法
为了全面分析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本文选取京津冀旅游A级景区数量作为旅游产业基础条件指标,以星级饭店数量、客房数、床位数作为旅游产业要素集聚指标,以旅游收入作为旅游产业集聚效果指标[8]。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Di表示i市旅游要素的数量与京津冀旅游要素之和的比值;Dj表示i市旅游生产总值与京津冀生产总值之和的比值。
其中,旅游资源区位熵采用北京、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各自的面积与京津冀面积的比值进行修正,由于旅游资源在数量上具有相对稳定性,故采用2014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公布的各省市A级景区的数量进行加权求值,综合区位熵指数是对5项指标求均值。
2.2 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指数
作为能够衡量旅游产业中的不同行业集聚水平的指标,旅游产业区域集聚度指数的公式如下:
3 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4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等。
3.2 旅游产业综合区位熵
从表1可以看出,北京的综合区位熵指数为3.228,其中旅游资源区位熵为6.008,得分最高,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在旅游资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资源的品质上。天津的综合区位熵指数为1.276,其中旅游资源区位熵和旅游收入区位熵比较占优势,说明旅游业给天津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河北省相对于北京、天津两座城市来说,无论是旅游资源区位熵还是旅游收入区位熵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旅游业有待进一步加强。
根据表1,结合区位熵指数的判定标准(若LQ<1,产业的集聚水平偏低,未形成优势产业;若LQ≥1,产业的集聚水平较高,已形成优势产业)可知:北京的综合区位熵指数LQ1=3.2 2 8,远远超过了1,说明旅游产业在北京已经具有较高的集聚水平,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天津的综合区位熵指数LQ2=1.2 76,同样大于1,说明旅游产业集聚已初具规模,产业优势已凸显;河北的综合区位熵指数LQ3=0.722,略微小于1,说明旅游产业还未在该地区形成集聚。将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综合区位熵指数进行求和平均,得到京津冀的区位熵综合指数LQ=(LQ1+LQ2+LQ3)/3=(3.228+1.276+0.772)/3=1.759,大于1,说明旅游产业已在京津冀形成了集聚现象,并且具有了产业竞争优势。
3.3 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指数
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统计的旅游企业经济指标,在计算产业区域集聚度指数的过程中,本文选取星级饭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区3个行业指标项来进行分析。
通过表2可以看出,星级饭店的产业集聚度在2010年时为0.259,达到了峰值,2011年~2013年连续三年一直保持平稳增长,2014年又稍微有所下降,但仍略高于2011年。2010年~2014年期间,旅行社的产业集聚度一直略高于星级饭店,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其中,2011年时达到了谷值,接着在2012年时达到了峰值0.250,之后的两年出现小幅度下降。相对于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的产业集聚度,旅游景区的产业集聚度一直最低。2010年~2013年四年期间一直保持低水平的发展趋势,但在2014年时又稍微有所下降。
3.4 京津冀旅游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旅游业具有高度关联性,它的良性发展不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使得区域内的旅游企业由竞争为主转向产业竞争与合作为主。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旅游企业从个体的视角将自己与竞争者、消费者的关系定位为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在当今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旅游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其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产业集聚链中的一员,它们与旅游消费者、旅游竞争者等之间是合作博弈的关系,其目标是双赢或多赢,这无疑提升了区域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区域内旅游产业的集聚度越高,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满意度就越高,因为集聚增加了旅游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这就要求他们要为旅游者提供更加优质和多样化的旅游产品,这样才能赢得客源,同时也对提升区域内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通过表2计算所得的星级酒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区的区域集聚度指数,结合京津冀地区最近5年的GDP,利用统计软件对旅游产业区域集聚度和区域GDP进行两两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
在相关性检验中,当相关系数的数值在0.7以上并且显著性小于0.05时,说明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星级饭店的区域集聚度虽然比较高,但是与区域GDP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旅行社的区域集聚度与GDP的相关系数大于0.7,显著性水平为0.146,说明两者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即京津冀旅行社的区域集聚度越高,越有利于区域GDP的增长。旅游景区的区域集聚度与区域GDP两者显著性水平为0.143,相关系数R为-0.967,说明两者呈高度的负相关性,即京津冀旅游景区分布越分散,区域集聚度越低,越有利于区域GDP的增长。
4 结论与不足
4.1 结论
本文针对2010年~2014年京津冀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利用综合区位熵指数法和产业区域集聚度指数法定量分析了其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结果显示如下。
(1)旅游产业已经在京津冀地区内形成了集聚现象,并已形成了优势产业,产生了良好的集聚效应。
(2)京津冀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存在地区不平衡现象,具体表现为:北京、天津市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都高于河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3)从对京津冀GDP和星级饭店、旅行社以及旅游景区的集聚度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星级饭店集聚度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旅行社区域集聚度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旅行社分布的越集中,越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旅游景区区域集聚度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说明旅游景区的分布越分散,越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4.2 不足
(1)在对京津冀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分析时只采用了区位熵指数法和产业区域集聚度指数法两种研究方法,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利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研究方法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2)受数据可得性以及数据统计口径等方面的限制,只对京津冀地区2010年~2014年五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未能从整体上更好地反映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的集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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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区简介 第5篇
平舆县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180个产业集聚区之一，规划面积8.17平方公里，目前建成区面积5.93平方公里，入驻企业286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8个，用工人数达2.9万多人，2011年集聚区内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49亿元，同比增长41%；实现税收1.6亿元，同比增长34%。2008年9月全省标准厂房建设现场会在我县召开，县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国家小企业创业基地、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省民营科技园区；2009年，全省项目建设工作会议把我县产业集聚区列为全市唯一县级观摩点；2010年被评为省优秀产业集聚区，获奖金600万元；2011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基地，全省产业集聚区综合排序第49名，居全市第一，被省政府评为全省先进产业集聚区，获奖金500万元，我县作为全省唯一县区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我县产业集聚区现已基本形成了皮革皮具加工和医药生化两大支柱产业集群，已集聚以保兰德箱包工业园、瑞昇多功能真皮家俱工业园、惠成皮革等为龙头的皮革皮具加工企业124家，2011年皮革皮具产业的税收达1.5亿元，占集聚区企业全部税收的71%，已经由过去单一皮革加工向皮鞋、皮手套、箱包、沙发等多种皮革皮具制品的产业发展。同时，集聚了酷蕾环保、圣光鼎瑞医疗器材为龙头的医药企业36家，形成了主导产业集中、集聚、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
产业集聚与企业集群产业环境 第6篇
——题记
产业集聚，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而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企业集群与产业集聚是分不开的，一般有一个或几个大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中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为此要尽量避免与大企业竞争，而与大企业分工协作，成为其配套的上游或下游企业。
案例：“我选对了上海”
案例说明
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由留美科学家常兆华博士创办于1998年5月，吸纳了美国多位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界专家和介入医疗界科学家，主要从事各种高科技微创医疗产品的研究、制造、销售和服务。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公司总部，主要从事产品的技术研发，制造和销售及资本运作等工作；公司在北京设有分公司，主要从事北方地区的销售工作以及公司产品注册登记联络工作。
案例分析
“我选对了，上海的产业集群特别适合新兴高科技企业，公司跨越式的发展也充分证明这一点。”5年前从美国归来的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刘道志博士的话掷地有声。这位在天津上过大学的山东人，最后落脚点却选在了上海。现在，有许多像刘博士这样具有留洋背景的人把上海当作回国效力的首选之地。就拿芯片来说，从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到封装测试、设备材料，一条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已在上海显山露水。初显集聚效应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内处于龙头地位，在国际也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目前，我国已投产的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共有8条，其中6条在上海，天津和苏州各有一条。
案例启示
刘道志博士的“我选对了上海”提醒我们对即将所进入产业的关注，包括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创业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现有的产业，加入到一个价值链中，为此，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应该考察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产业集聚、企业集群情况，以便找到创业的最佳地点与方式途径。
产业集聚主要有以下3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这里的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10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产业集聚的主要优势有：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
三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四有利于开拓市场。市场经济 是品牌经济，品牌又分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企业的聚集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扩大在采购商和消费者中的品牌效应；大量生产同类型产品的企业同聚一地和群内企 业产品的差异性及产品功能的多样性，使整个集群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配套性，有利于形成专业市场吸引客户，特别对那些采购小批量、多品种的 客户吸引力更强。同时，群内企业的模仿效应，使一个企业取得的市场开拓经验，群内所有企业受益。
五有利于规模扩张。集群所产生的大量的、集中的市场需求，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在集群中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既可不断吸引新的投资和其他生产要素进入，也使企业裂变的频率高，产业链的延长更加迅速。
产业空间集聚 第7篇
集聚是促进产业效率、创新的有效途径。克鲁格曼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产品跨地区销售存在运输成本两个核心假设, 提出了一个适用性分析框架用来解释产业聚集现象, 认为集聚与产业成长之间存在互相强化的内生性关系。Martin & Ottaviano构造了纯理论模型解释集聚和产业增长间的内生关系, 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作用会降低集聚区创新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高技术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知识外溢作用, 使产业集聚成为推动成长, 提高创新能力有效途径。为此, 相关政府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积极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学者们也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进行了广泛研究:人才、风险资本及制度创新等区位因素对集聚的作用研究[1];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创新研究, 包括创新机理、体系的研究[2];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研究, 包括集聚治理、国际化发展问题[3];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显著性的空间计量检验[4]。这些研究为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理论发展作出较多贡献, 但似乎对高技术产业集聚适度性问题缺乏关注。
事实上, 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三, 盈利能力却有下降,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加工装配比重过大, 投入产出效率及研发效率低等问题大有存在[5,6]。这引起我们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是否处于良性互动的关注, 或者讲当前发展阶段是否应注意适度集聚?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产业成长都具有阶段性, 盲目推进集聚将导致不经济, 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显示, 集聚并非始终有效, 集聚存在最佳规模, 集聚企业过多可能由于竞争者越来越多, 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飙升原因使区域整体效率下降[7,8], 当前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沿线等高技术产业集聚地就面临此问题[9]。其基本思想, 首先确定每个时期各决策单元的最佳生产前沿, 再用每个决策单元实际生产与最佳生产前沿比较, 测算每个决策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体现了生产率改进效果。它最大特点是不需要假定函数形式, 避免索洛残值法和隐性变量法的缺陷, 且可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Fare et al (1994) 进一步在规模报酬可变前提下, 提出FGNZ分解, 将T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pure efficiency change, PE) 和规模效率变化 (scale efficiency change, SE) 的乘积。
1.3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对集聚度提高率与产业生产率变化指数进行因果检验, 借鉴Hoffmann (2005) 的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做法, 假设高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率 (HTCIR) 和产业效率变化指数 (Y) 的过去值相关 (Y代表TFPCH、TC、TE) [10]。拟合结果是HTCIR与TFPCH之间长期均衡系数为0.219 (P=0.00, R2=0.60) Holtz-Eakin et al. (1988) 建立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11]:
y代表TFPCH、TE和TC, Δ为一阶差分, k为最佳滞后长度, 根据SC原则确定。
注:X依次代表TFPCH、TE和TC;*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Δ为差分符号;最佳滞后期k由Schwarz Bayesian Criterion确定; () 中为t统计量
结果显示, 短期内东部高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已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但长期均衡显著, 调整系数为-0.991, 小于0, 说明短期偏离长期均衡还会得到调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变动对集聚度提高率短期系数为0.0893, 说明短期内对产业效率的追求, 将推动高技术企业加速向集聚地集中, 而长期均衡调整系数为0.1085, 大于0, 表明前期失衡部分无法在后一期做出反向回归调整,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对集聚度变化的长期调整能力弱, 这提高了集聚非效率的危险性。
上述揭示东部区域高技术产业集聚已遇到瓶颈。东部沿海区域, 政府依托区位优势, 通过引进外资项目、给予地区高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和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方式, 确实推动高技术企业集聚, 但这种推动集聚的方式, 使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自我调整能力较弱, 当前发展阶段上虽然从长期看存在均衡关系, 但短期集聚效果已不显著。
对此, 还可进一步检验两个分解指数与集聚度提高率的关系。结果是集聚度提高率对技术效率改进长期均衡调整系数为-1.82, 调整力度较大, 但短期内集聚度提高只会减缓技术效率改进 (系数为-1.99) , 说明集聚度提高已不利于技术效率改进;技术效率变化率对集聚度变化率的短期系数为0.035, 即短期内对技术效率的追求会加剧高技术产业集聚, 长期调整系数为0.137, 大于0, 调整能力弱。在5%显著性水平下, 集聚度提高率与技术进步率的短期和长期互动关系均不显著。这说明长期以来, 东部沿海高技术产业集聚是完全依靠技术效率改进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在政府优惠政策和区域基础设施短期内一定情况下, 集聚区内企业数量的增多, 竞争加剧, 企业不可能持续依靠改善管理, 规模经济, 获得生产效率, 这时反而会由于集聚地拥挤成本增长, 降低生产效率。
这提示当前发展阶段, 东部沿海高技术产业要在把握适度集聚前提下, 着力建立集聚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 以抵消集聚过度而导致技术效率下降。
4.2 典型省份检验
以上是东部11省作为整体研究, 尚难断定某省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 理由是东部各省高技术产业集聚度之间差异较大, 这会使集聚过度省效益呈下降表现, 掩盖集聚度不足省的集聚效益随集聚度增加而提高的良好表现。因此, 重点选择高技术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广东、江苏和上海作检验。
结果显示:广东、江苏、上海高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与集聚度变化率序列关系分别是协整、平稳、平稳。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 广东、江苏都没有检验出因果关系, 需要进一步检验。上海存在集聚度变化率到生产率变化指数的单向因果。
根据EG二步法进一步拟合误差修正模型, 结果:广东短期内集聚度提高已不能改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变化指数[12]。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 得出结论: (1) 中国高技术产业地理分布呈现明显“两极化”特征, 东部沿海高技术产业处于高度集聚状态。全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显著, 其中技术效率改进作用大, 而技术进步作用小。 (2) 东部11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得出, 东部沿海高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与产业生产率改进存在长期均衡, 但短期内集聚度提高对生产率改进作用已不显著, 显示集聚非经济迹象。 (3) 典型地区研究表明, 当前发展模式下, 广东和江苏高技术产业短期内已出现集聚非经济迹象, 而上海为集聚适度。
因此, 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生产率改进良性互动的重点是提高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率。对此, 可以从几方面努力: (1) 地区合理布局, 加强企业间技术联系。上海、北京、江苏等高校、科研院所集聚地区着力打造为全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枢纽和市场枢纽, 通过加大与周边省份企业合作, 逐步转移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相关环节, 比如上海、广东、浙江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原料药产业的生产环节, 从而有效降低本区域高技术产业集聚而导致的拥挤成本, 并促进周边省份高技术产业成长, 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梯度推进的高技术产业专业化分布格局和地域品牌。 (2) 打破地方保护, 促进资源合理流动。政府在资源分割、配置方面急待改进, 深入政府间的财政体制改革, 取消有损于全国市场一体化政策障碍, 比如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各类显性隐性制度,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对于户籍改革取得一些成效, 但也产生一些负面问题, 上海对毕业生户口批准采用重点领域导向专业加分制, 使许多专业不是重点领域导向的毕业生不能获得上海户口而离开上海, 导致部分高技术产业人才不足;同样北京也存在外地研发员工的户口解决困难问题, 导致职工定位不稳定。 (3) 改革金融体系, 加大中小企业支持。外部金融体系支持, 是推动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由于体制等多方面原因,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限制很多, 风险基金来源主要靠政府投入, 来源单一, 不具有可持续性, 风险极大的民间借贷, 成为中小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手段。在浙江, 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方式筹集的资金高达几百亿之多, 使企业承受沉重负担, 研发投入积极性大大降低。
摘要：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良性发展, 必须关注集聚效果, 从投入产出两方面构建集聚度指标研究产业空间分布, 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两极化”特征, 东部沿海高技术产业处于高度集聚状态。全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显著, 其中技术效率改进作用大, 而技术进步作用较小。结合两方面, 检验东部高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与生产率改进的关系, 发现东部高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与产业生产率改进存在长期均衡, 但短期内集聚度提高对生产率改进作用不显著, 显示集聚过度迹象。典型地区研究表明, 当前发展模式下, 广东和江苏高技术产业短期内出现集聚非经济迹象, 上海为集聚适度。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集聚,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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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空间集聚 第8篇
创意产业集聚区是集不同行业高端价值部分 (研发、设计和营销等) 于一体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中, 创意产业集聚区有许多相关的群落概念, 如“创意群落” (creative cluster) 、“文化产业群落” (cultura Iindust Icluster)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等, 这些概念都强调创意产业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而表现出的网络效应和集体效率。基于当地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所形成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能提高创意产业内部的文化认同度和由此增加城市的文化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 使创意产业之间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良性竞争环境, 从而推动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创意产业的发展实践证明, 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城市发展和创新中已经演变成新时期的“新经济空间”, 即将成为城市新经济的增长引擎和源头。
二、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经济空间模式
1、经济空间创新模式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之一。截止2007年1月, 上海已授牌75家创意产业园区, 杭州市已建成4个国家级创意产业基地、5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南京有35家创意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基地。
通过对长三角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印证可以发现, 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类型多样, 分布格局具有创新性, 其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有艺术家和技术人员驱动型 (如M 50和建筑设计工场) 、政府和国有企业联合型 (如时尚产业园) 、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投资型 (如海上海、同乐坊) 。由此带来的经济空间模式主要有大学依托型、旧城区改造型、新城区创建型和传统产业区升级型。
(1) 大学依托型。这种经济空间模式利用了大学丰富的人才资源, 良好的校园教育、研究和培训基础设施, 有利于促进创意产业集聚区“产一学一研”一体化的形成。以上海为例, 建有依托同济大学形成的建筑设计类创意产业集聚区圈层,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形成的软件开发和动漫游戏类创意产业集聚区圈层, 依托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形成的美术设计类创意产业集聚区, 依托上海市服装研究所和东华大学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而形成的长宁区天山路时尚艺术, 服装设计和品牌发布为主要特色的时尚产业园。这一模式在内涵和空间上都改变了城市功能单一而联系少的局面, 对于城市空间功能转换有重大促进作用。
(2) 旧城区改选型。随着城市的发展, 旧城区, 包括功能过时的建筑和老工业建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功能, 从而对城市竞争优势和竞争力的提高造成了阻碍。旧城区改选型就是以城市旧区或老建筑改造和功能空间转换为目的, 将城市中有文化底蕴的老建筑顺势或有意识的改造, 使其符合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要求, 如上海的“田子坊”, 杭州的LO FT 49等。这种经济空间模式的优势首先在于其低廉的租金, 其次是激发人遐想的空间。它超越了旧时期对老建筑只注重保护的单一做法, 形成城市功能空间的多样性, 使保护和生产功能实现统一, 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3) 新城区创建型。新城区创建型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原有技术开发区内创建创意产业集聚区;第二类是在市中心区创建时尚展览和消费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前者如上海张江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与其他创意产业集聚地相比, 该园区属于对多媒体、动漫、网络游戏、电脑软件、影视后期制作等高科技依赖性很强的创意产业。它不仅地域广阔, 而且还有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支撑, 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非常明显。后者如上海的天山路时尚产业园、海上海, 杭州的唐尚433, 南京的板仓街主题文化产业街等, 它们都是集创意设计、商务及居住区、时尚消费和创意展览等功能为一体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这一模式为新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所需的管理支持和网络资源, 以支持和孵化创意。
(4) 传统产业区升级型。这种空间模式是在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 对已有的空间资源进行包装、整修、功能转换, 建立相应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如上海黄浦区河南南路的上海城市广场, 历来是旅游中心和小商品、旅游纪念品的展示及交易中心, 后被开辟为上海市旅游纪念品产业发展中心, 不仅提升了上海旅游纪念品的层次和质量, 而且其设计创意可以迅速走向市场, 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些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周边地区的工业传统和工业布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有利于创意产业集聚区从传统产业中分离出来, 促进传统产业区的升级。
2、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存在的问题
研究发现, 虽然上海、江苏和浙江都建立了各自独有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但由于行政体制和历史发展的局限, 这三个省市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各成体系, 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互动, 从而影响和制约着长三角区域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产业特色不明、结构趋同。从长三角目前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情况看, 不管是自发集聚还是主导创建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都存在园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一是特色不够明显。大多创意产业集聚区是视觉艺术、服装、工艺品、旅游纪念品和休闲消费型等融为一体的大产业发展, 特色不明, 造成创意产业集聚区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以“创意产业集聚区”之名, 行“房产项目销售”理念之实, 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 只为坐收投资回报, 对入驻企业所属行业并不过问, 使创意产业集聚区只在形态上具备集聚功能, 难以发挥创新功能。
二是产业结构趋同。几乎所有的创意产业集聚区都发展好几种产业, 园区差异化低、品牌化不够。如长三角主要城市在兴建高新技术创意产业园时, 发展的行业如出一辙, 上海建有静安区动漫硅谷, 杭州正在打造“中国动漫之都”, 南京市计划要打造10大创意产业基地, 宁波市正在设立国家 (宁波) 动漫研究中心。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结构趋同, 难以形成差异化发展战略, 势必影响长三角创意产业一体化的发展。
(2) 产业关联度不强。从产业集聚动力及效应分析, 普遍存在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脱节等问题, 从而原创产品和关联产品、衍生产品无法形成互动发展, 制约了产业的规模化效应。以杭州LO FT 49为例, 园区开发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 2006年园区入驻企业也仅25家, 其中资金上千万元有6家, 而低于100万的也有4家, 最少的仅20万元, 甚至还有纯艺术创作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个人工作室, 由于园区是纯自发形成, 企业涉及的门类较广。如何有效解决创意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间关联度不高、产业链条短等问题, 是长三角地区实现创意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3) 竞合机制与管理缺失。竞合机制与管理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由于政府对创意产业的扶植还没有上升到统一的、全国性的产业政策层面, 各园区所能享受地政策条件有一定的差异, 从而导致发展机会不平等;创意产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效果较差;园区缺乏规划引导, 产生了定位不明、交叉管理和一定的短期行为等现象。这些缺失在杭州市LO FT 49创意产业园表现得最为突出, 由于该产业园所在的杭印路49号为蓝孔雀公司所有, 所有人对所属物业是否发展创意产业并不热心,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出现如下问题。一是所有人只考虑出租厂房换取租金, 对进驻企业没有设定一定门槛, 造成少数非创意企业入驻。二是在园区形成一定知名度后, 所有人要求提高租金。三是对园区环境建设、发展前景基本上没有考虑, 物业服务也不到位。由于无法建立起相应的园区管理机构, 也使得园区发展规划、服务平台构建等工作无从落实, 从而使LO FT 49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自发发展的状态, 令入驻企业不能安心发展, 甚至有少数创意企业有迁离园区的意向。
三、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网络治理模式
1、治理模式的运作机理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 不同类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在经济空间表现出不同的网络形式。本文针对长三角现有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经济空间模式存在的问题, 依据其各自的形成机理和管理模式的不同, 提练、整合出统一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 (如图1所示) 。
从图1可以看出,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得益于创造力的培育, 而创造力的培育是在创意阶层、创意机构和社会创意氛围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些人才、机构和环境形成的网络关系产生出包括技术、经济、文化和艺术上的城市创新力。城市创新力通过政府的正向引导和推动, 在适当的创意产业基础环境 (便利和舒适的基础设施) 和自然环境中就会激发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对城市发展方式转换、空间功能转换、空间布局调整、产业区价值链升级和经济发展创新都有积极的贡献, 它不但可以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而且带动了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又对全社会创新力的培育和提升大有裨益, 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和交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2、治理模式的要素构成
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是由该区域内与创意产业相关的机构和组织 (如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 构成的网络系统。长三角现有全国重点大学17所, 拥有两院院士250余名, 其中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是我国有较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并拥有中科院和国家各部委所属院所等一批一流的科研机构, 还拥有县级以上国有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2000余家。这些机构和组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结成研发合作网、社会关系网以及企业家的个人关系网, 最终形成创意产业集聚区。创意产业集聚区内的各个行为主体 (创意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 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 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能够促进创新的关系总和, 促使信息、知识、技术等在扩散过程中创造价值, 从而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空间的创新和创新网络体系的形成。
四、长三角构建创意产业集聚区网络治理模式的建议
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承载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政策实验功能的平台, 对长三角创意产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下面就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网络治理模式实施提出几点建议。
1、集聚区的规划与产业布局
长三角在规划创意产业集聚区时, 首先要按照错位发展思路, 以工业设计创意、软件设计创意、文化艺术创意、时尚消费创意等设计类创意产业为重点, 确定集聚区的主导产业, 然后再逐步延伸到更广层次的外延创意产业, 形成从最初的设计、研发, 到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制造, 再到后期的批发、零售等完整的创意产业链。以工业设计创意产业为例, 可充分利用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地的区位优势、科技和创意人才资源优势, 重点开展创意产品设计、配送和销售, 而将创意产品的加工制造过程外包给江、浙两省的苏州、宁波、温州、台州、绍兴等周边城市。
当然, 由于江、浙、沪在地理空间上的制约, 以地理方式实体构建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必然会受到地域分割、传统格局、资源配置、利润预期等条件的限制。因此, 可以在实体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 借助先进的通信和网络技术, 打造一个无界域的“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 构建一个集创意产业研发、生产、流通、交易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同时, 在地上建立与之相应的实体型客商, 包括个体创意者、生产制造、物流配送或会展中心、贸易中心等, 从而形成网上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和地上实体客商、科研院所之间的良性互动, 加快信息、知识、人才的交流, 尽快实现创意产业化。另外, 为了保证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正常运行, 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还必须联络各种风险投资机构和金融服务系统以得到相关支持。
2、集聚区的管理体制
基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特点,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创意经济发展的经验, 可认为, 长三角创意产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政府积极扶持, 形成全方位的创意经济渠道;尊重市场自由, 促进市场竞争;鼓励各地发展独具地方特色的创意产业。为此, 需要成立长三角创意产业发展总体协调机构, 其职能一是从空间资源的整体性和网络关联性出发, 编制长三角区域创意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二是制定长三角创意产业分类标准, 统一统计口径, 实现与传统产业的边界融合及产业间的横向发展, 同时, 应尽快制定长三角创意产业统计评估体系和创意指数体系, 为制定长三角创意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综合参考数据。三是完善创意产品知识产权制度, 重视创意产业技术政策与创意产业创新政策。四是提供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包括城市公共交通、公共交往空间、税率调整、企业许可证制度等等。
3、集聚区的管理模式
集聚区的管理要建立在与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层面上。放任集聚区不管, 是政府缺位的表现;而过度管制集聚区, 是政府越位的表现。对集聚区的管理要到位, 必须确立适应型的管理模式。从确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管理和运行机制的需要出发, 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管理模式可采用四类:由政府部门派出机构负责管理;由产业促进机构负责管理;集聚区地处高科技园区, 由科技园区管委会直接管理;由企业直接管理。集聚区选择什么样的管理模式, 取决于自身的管理需要, 只要能够相对较好地解决各个集聚区的现实管理和发展问题, 就是适宜的管理模式。
4、集聚区的创意氛围
城市创意氛围的营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和社会环境等软件建设。前者包括交通运输、通讯网络、公共服务等一般园区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更强调要塑造一个宽敞、舒适、具有美感的公共空间。后者主要指政府的支持, 包括拥有常设的促进机构、定期的整体宣传、提供融资协助、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与此同时, 还要大力提倡全民创造精神, 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 提倡文化多样化和宽容精神。只有这样, 才可能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
创意产业集聚区兴建是创意产业各行为主体合作的过程和结果, 需要通过大学园区、企业园区和公共社区的三区联动以形成有效的创新网络环境。通过政府与企业、科研与生产、专业与民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共同营造一个全民体验、全民参与的创意环境和创新空间, 才能不断促进长三角各城市间创意产业的协调发展。
(注: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协调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08HZC306Z。)
摘要：创意产业集聚区是城市发展中最具活力和魅力的产业空间, 对城市发展方式转换、空间功能转换、价值链升级、空间布局调整和经济发展创新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对长三角现有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经济空间模式进行了归类梳理, 并针对其实际运行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构建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网络治理模式, 提出了构建网络治理模式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长三角,创意产业,创意产业集聚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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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雁飞: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经济空间动力机制和创新模式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3]张纯、王敬甯、陈平、王缉慈、吕斌: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J].地理研究, 2008 (2) .
产业空间集聚 第9篇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发展模式,济南市
1 研究文献综述
文化创意产业(简称CCI)是新兴的,一种依靠科技因素整合文化资源从而再创作的知识密集型创造性产业,具有行业跨度大、产业附加值高、高知识化的特征,在国内外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随着近几年CCI取得显著的发展效果,引起了中外各地对其自身空间需求和空间集聚效应的广泛关注。Chuluunbaatar E等[1]整合了社会各方面的集群理论,以社会资本角度讲解创新人才是CCI集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CraiggCS[2]探讨了城市在促进文化产品创造环节的作用,研究表明城市为文化产品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表现形式,是创意人才的集聚地,也是CCI集聚发展的沃土。Francois P[3]通过对大量CCI相关产业的特征进行研究,并且分析了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诱导作用,得出CCI是经济增长极而且具有空间集聚发展趋势。国内一些城市,如北京[4,5,6]、上海[7,8]、杭州[9,10]等经济发达地区对CCI集聚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发展水平位于国内领先地位,完善的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使这些地区的CCI发展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国内外研究表明,CCI呈空间集群化布局且多向经济发达城市聚集发展。济南市作为山东省会,位于全国两大中心城市北京、上海之间,是环渤海经济区和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点,历史悠久,“天下泉城”的文化品牌闻名中外,具有独特的城市魅力和优越的文化环境。闫平[11]、张振鹏等[12]、刘春华[13]等已对济南市CCI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但以上学者的研究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缺乏统计数据的有力支持。本文运用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信息科学的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探讨济南市CCI集聚区类型及其分布特征,研究不同时间阶段的集聚变化,并对其变化形成的济南城市效应进行总结,针对济南市CCI集聚区的划分及其发展特征,提出符合济南市实际条件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以及政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体现了不同对象对空间的依赖性及自相关测度,通常定义二进制邻接性的空间权重矩阵ξ来表达空间单元间的邻近关系,其形式如下:
式(1)中,n为空间单元个数,ξij为空间区域i与j的邻接关系。本文以济南市内7个区县创建空间毗邻权重矩阵,规则如下:
2.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Global Moran's I指数反映在整个区域上单元属性值的空间特征。为具体分析济南市各区县CCI的空间分布现状,通过Geo DA分析CCI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公式如下:
式(3)中:I为Moran指数;ti为空间区域i的观测值;ξ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指数I的取值在[-1,1]之间,I>0为正相关,I=0为不相关,I<0为负相关。
2.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Global Moran's I)用于验证整个济南市CCI的空间相关性。作为LISA的Lo-cal Moran's I是Global Moran's I统计量的局部分解版本,是测度每个区域与其附近地区在空间上的聚集(离散)效应,并结合Moran散点图将空间集聚分布的差异可视化,研究其空间集聚类型划分。LocallMoran's I被定义为:
式中:Zi和Zj分别为区域i和j上观测值的标准化;wij为空间权重,其中
2.4 Moran散点图
Moran散点图用于分析局部空间集聚效应的不稳定性。Moran散点图具有4个象限,分别代表4种不同的区域空间差异类型:(1)HH型(High-High)表示高属性值区域集聚成群,空间关联性较大;(2)LL型(Low-Low)表示低属性值集聚区,空间相关性强;(3)HL型(High-Low)表示自身高属性值区域被周边低值区域包围,空间关联性较小;(4)LH型(Low-High)表示自身低属性值区域被孤立在周边高值区域中,空间相关性弱。
3 济南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现状及类型区划分
3.1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济南市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CCI集聚发展的不断壮大,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济南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集聚效应初步形成。根据山东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口径的数据显示,2007—2012年间,济南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由2007年的91.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41.1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上升至85.8%。自2013年实行国家文化产业统计口径(涵盖120个国民经济行业小类)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168.55亿元,占GDP比重的39.5%;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逐年增长的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速随着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增长,已超过上海市、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与北京市、上海市持平,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济南市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如图1),充分体现了文化创意产业在济南市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迫切需求。
济南市现有7个省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各县(市区)处于已建、在建、拟建的各类文化产业园多达30余个,呈空间集聚趋势发展。其中,英雄山、怡文轩、百旺、新世界等文化市场聚集在英雄山产业区,由单一型文化园区向复合型文化园区转变发展;章丘市则具有以锦屏山、朱家裕、百脉泉为代表,成为集文化休闲、影视拍摄于一体的三大影视文化基地;高新区聚集了齐鲁软件园、馨漫园和建邦大厦等动漫、游戏产业基地,占济南全市动漫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近几年,CCI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显现,济南市的CCI投资额也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2006—2012年累计投资超过400亿元,到目前为止,银座新天地、园博园、省博物馆等项目已经兴建完成,现正在加快策划处于建设期的重点项目有:历下CCI综合体、省会文化中心、世博山东馆、齐鲁文化广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济南啤酒厂、朱家峪文化产业集聚区、荣宝斋、迪士尼等,这些项目的兴建完成并顺利运营将极大促进济南市CCI的集聚发展。
3.2 空间关联性分析
本研究选择济南市2007—2013年CCI增加值统计数据,根据公式(3)中Global Moran's I指标,将济南市7区县的数据进行空间关联性分析。2011年和2013年济南市CCI增加值Moran散点图的区间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2011年和2013年的Moran值分别为0.032 75和0.025 99,2013年较2011年的Moran值有所下降但均为正值,这说明济南市CCI增加值在空间上呈集聚发展态势,总体空间分布关联性有所降低;2年的空间差距类型区稳定发展,变化不大,高高(HH)类型集聚区有1个,低低(LL)类型集聚区有4个,高低(HL)类型集聚区有1个,低高(LH)类型集聚区有1个。
3.3 空间集聚类型划分及布局特征
为了清晰地了解济南市CCI的空间关联模式及集聚特征,更明显地反映其集聚类型区的分布情况,将散点图和LISA结果投影到济南市地图上,获取济南市CCI空间集聚类型划分图,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2011—2013年间济南市CCI发展呈现集聚分布,但其空间差异在地理空间上也展现无遗。济南市具体分为以下几种集聚类型区:
(1)空间关联程度大、差异较小,区域CCI增加值呈现高高(HH)类型集聚分布,主要集中在历城区。该区域位于济南市中部,靠近济南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其中,高新区近几年CCI发展势头强劲,经过不断探索发展路径和采取有效措施,已初步形成以齐鲁软件园、齐鲁CCI基地和国家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等为代表的多元化文化创业园集聚区,是济南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和强力引擎,因此,历城区的高高类型区不仅是提升济南市经济水平的潜力点所在,更是济南市CCI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2)济南市有超过50%的地域处于低低(LL)类型区,主要集中在商河县、济阳县、章丘市、平阴县。就济南市总体水平而言,该地区属于全市经济欠发达区域,由于缺乏对CCI发展特点及规律的理论研究,尚不能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是产业未来演化的新趋势,加上制度环境不够完善,缺乏政策上的支持与引导,尚不具备科学的认知和思考,还未能宏观驾驭产业的发展,就其CCI发展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划,文化产业规模偏小,欠缺扶助机制,人才向外流失严重,CCI集聚效应较低。
(3)济南市市中心位于高低(HL)类型区,主要由天桥区、历下区、市中区和槐荫区构成,CCI的发展明显领先于其周边地区。作为全市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以创意促进结构升级,产业经营模式日益成熟,规模逐年扩大,创意产业体系基本成形。以泉城国际、1953茶、D17、济南西街工坊等为主的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有特色,核心创意龙头企业接连涌现,重大项目如期推进,品牌效应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举办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活动,是带动周边区域CCI聚集发展的着力点。
(4)CCI发展水平低于周边区域的低高(LH)类型区主要集中在长清县,该地区文化产业集中度偏低,市场效益不高,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不清晰,各文化创意园区体量较小,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发挥不足,与相关园区的联动效应薄弱。该地区文化创意资源亟需集聚整合,加强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面对人才和资金的劣势,产业发展的区域环境仍需改善优化。
2011—2013年济南市CCI集聚分布演化格局显示,地区间发展的差异性明显,但整体产业集聚区类型的分布特征却变化不大,以济南市市中心为核心向外呈辐射延伸趋势发展,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周围地区的CCI集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商河县、济阳县、章丘市及平阴县等外围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集聚效应不明显。针对CCI空间集聚差异和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济南市应当根据CCI的发展现状,考虑到现阶段产业发展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明确方向和目标,充分发挥以济南市市中心为核心的区域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规划出济南市CCI今后的发展模式。
4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4.1 资源集约化集聚模式
(1)政府资源集约。CCI集聚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其对于创意创新人才依赖程度较高,因此济南市政府要充分发挥作为责任主体的作用。一方面,借助市中心的区域优势,注重复合型、专业性人员的培养和引进,为从事CCI人员营造舒适的环境,保证人才持有量,减少流动速率,提高(高高、高低)集聚区人力、结构、社会、文化等资本的产出收益;另一方面,加强(低低、低高)集聚区CCI的制度环境建设,完善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增强周边区县人民群体对CCI的认可度和关注度,形成社会大众对于文化的追求热潮,为CCI的集聚发展奠定好社会环境基础,这样才能激发其价值创造及附加价值的增加。
(2)市场资源集约。CCI在产业链中生产的产品均是面向市场中的消费群众,因此济南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模式要深入市场调查,了解消费者的习好,产品的生产和用途都必须满足市场消费群众的需求和爱好。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不单单体现在性能、质量上,在消费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的自我修养,对于精神层面的产品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设计文化创意产品时应从满足市场顾客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趣味的角度出发。此外,消费者的需求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变化,市场上的信息也瞬息万变,济南市CCI要想长久稳定地发展,就必须顺应市场变化,准确地预见市场发展趋势,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3)创意资源集约化。创意企业作为CCI集聚发展的主体,是继充分利用政府、市场资源后济南市要重点扶持和孵化的对象。文化创意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的培育兴建,能够提高济南市中心城区和历城区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对于其产业价值链的扩展延伸以及区域竞争优势的提升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创意企业日常运营不能将关注点只停留在产品的生产、流通等环节,充分了解并应对济南市CCI市场的需求变化也是重要的环节所在,形成创意成果、创意资源向生产力、创意产品的转化。提高空间集聚程度,加强对中心城区龙头企业的扶植、培育力度,发挥其引领和区域辐射的带动作用,推动长清县等(低高、低低)集聚地区文化创意资源商品化、产业化,走可持续集聚发展道路。
4.2 园区集聚模式
CCI集聚发展模式的首要任务在于吸引和引入优秀人才,然而,一个园区的生态环境、文明程度、文化价值观等是优质人才关注的重点,其中,重中之重的因素还是园区的品牌效应,也就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小。具有社会高知名度的园区通常是人才聚集地,因为其拥有良好、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这些能够潜移默化地在工作生活中提升人才自身素质和知识底蕴。济南市中心城区和历城区的文化园区集聚效应已初具规模,而商河、济阳、章丘和平阴等外围区域则要充分利用境内文化底蕴深厚的园区品牌效应,借助其深远的影响力形成优秀人才的集聚效应。
由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是CCI集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济南市要以园区的实体经济提高创意经济水平。CCI发展模式包含创意产品的生产、流通等环节,涉及科技创新、文化设计、金融服务等各个行业,而这些行业发展都必须有实体经济的支持,脱离经济来源和发展,任何模式的企业都将难以长久维持,因此大力发展济南市特别是商河县、济阳县、章丘市及平阴县的区域经济是构建以园区为核心的CCI集聚发展模式重要前提。
4.3 产业链集聚模式
产业链集聚发展模式是济南市CCI顺利发展应遵循的轨迹,其中企业之间协作不仅能够加强防御风险能力,还可以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突显产业链的优势所在。(1)培养产业链主体。构建一个产业主链条是济南市CCI集聚发展的首要目标。文化创意产业在整个产业日常运营中都要依靠主链条的带动作用引导附属要素运转,形成产业在区域中的集聚效应,而在形成产业链模式的过程中,构成主链条主体的是创意企业。培养和扶植创意企业的兴建与发展不仅使济南市的文化特色充分发挥,还能产生文化品牌集聚效应,从而带动周边章丘市等低水平聚集区及关联产业的发展壮大。(2)构建产业链支持系统。构建相关产业群体是继济南市CCI主链条形成之后的重要步骤,只有主链与附属链条之间相互协作、紧密联系、彼此支持,才能使得CCI集聚模式发展得更加完善。要构建以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销售为核心的生产经营主链条,其中,创新是集聚发展模式的灵魂,生产则是支持系统,销售则是创造品牌效应的关键环节。(3)建立协调机制。产业主链条与其附属链条是否协调运行将影响到CCI集聚发展模式的创建,因为各区域文化创意企业之间的协调合作所产生的优势要比集聚区以外的企业更加显著,能够在较大程度节省运营成本,获取最大产业收益的同时还能为济南市CCI集聚模式顺利形成提供物质条件和基础,为其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环境。
5 济南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建议
合理的CCI集聚政策能够推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有效调整传统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济南市CCI发展现状及其集聚类型区的划分和布局特征的研究分析,针对产业发展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从特色文化培育政策、财政金融保障政策、区域品牌效应打造政策、人才培养与引进政策、文化产业链构建政策、区域发展规划政策等方面构建“三合(合时、合地、合企业)”政策体系,实施系统性的济南市CCI集聚政策,丰富CCI集聚的内容体系。
(1)培植市场主体,建设特色产业集聚区。济南市政府在规划CCI聚集区建设时,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顺应国内文化发展趋势,以市场体制为导向,重点支持一批以文化传媒、产品设计、时尚创意、软件开发等为基础的演艺创作、文化娱乐、动漫游戏、广播影视等特色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借助市中心城区、历城区是全市科技、文化、经济核心的自身区域优势,建设带动性强、辐射范围广、文化创意能力强的企业集聚区,培育不同集聚类型区的龙头企业,提高CCI集聚区的核心竞争实力;另一方面,降低济南市外围集聚类型区域的企业准入标准,打破区域分割和地区孤立的市场格局,鼓励民营资本创办富有活力的专、新、特、精的文化创意企业,为特色CCI集聚区注入新鲜组织,形成济南市多元化文化市场竞争格局。
(2)强化扶持力度,拓宽集聚区融资渠道。一是济南市要加强对中小文化企业贷款政策扶持力度。首先,通过推行以无形资产的方式向银行质押贷款业务;其次,构建符合中小型文化企业特色的信用评估体系,完善完备信用担保体系,从而达到多渠道筹资的效果。二是济南市CCI集聚区的企业自身要根据产品的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实时调整产品类型及结构,使产品附有知识产权性,提升无形资产的实力,在不断加强文化创意企业开拓市场、抵御风险和创新业务能力的同时提高自身集聚融资能力。三是济南市应健全投资融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创建全市文化创意项目数据库,开展文化产业研讨会、论坛会以及网络互动平台等形式,达到全市CCI融资信息共享、交流的目的,从而解决不同集聚类型区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贷款和放款难题,完成市中心城区、历城区等高水平集聚区与商河县、平阴县等周边低水平集聚区CCI投资与融资的有效对接。
(3)形成区域品牌效应,加强产业集聚区核心竞争力。首先,济南市要打造产业集群的软硬件环境,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一方面是“拉拨效应”,即区域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有形的硬件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无形的软件环境,即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和关联产品的信誉。软硬件环境的有效配合为济南市CCI集聚区品牌效应的形成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撑。其次,政府要积极激发各个集聚区内文化创意企业的品牌创造能力,通过名牌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企业效仿,从而形成一系列名牌效应,最终使集聚区的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和壮大。最后,济南市政府要根据实际状况,以多元化的形式,如网络、报纸、社会组织等,加大区域文化创意品牌的宣传力度,同时也要明确文化创意区域品牌所有权问题,包括依法对品牌所有权进行注册、登记,获取法律保护,政府和集聚区内的监管部门要积极对集聚区品牌进行保护。
(4)重视人才培养,为产业注入新生力量。从人才培养角度分析,以山东大学、济南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为主的全国数10所高校分布在济南市各个区县,政府应支持高校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机会引进优质教育方式,有条件的高校顺应市场需求,开设与CCI相关的课程,培养创意、专业、技术人才。此外,本市应根据不同CCI集聚类型区的自身实际情况,为文化产业链中的企业提供人才服务。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人才引入的优惠政策,完善出入境服务,解决必要的工作、生活难题,主动吸引国内外优秀创意人才,打破中、高端文化创意人才短缺的局限,为CCI集聚区创建良好的人才氛围,扩充本市CCI集聚区的人才队伍。
产业空间集聚 第10篇
前言
河南省地处中原,旅游资源丰富,吸引着众多旅游者,交通作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之一,它的发展影响着旅游地旅游产业结构的改变,高铁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工具,它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旅游者的空间感知距离,增加了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和出游频率,同时也促进了河南省形成了十大旅游产业集群区,集群区的区域空间结构也由以往的分散、无序逐步向系统化方向优化。由高铁形成的旅游集群区改变了旅行社经营业态、优化了旅游客源结构、推进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促进旅游产业升级以及对产品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河南省旅游产业集群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我省早期有一定区域影响的旅游产业,它们属于自发型集聚形式,如登封少林旅游产业集群、开封大宋古都文化产业集群等。其中嵩山产业集群区被称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河南省服务业特色集聚区”,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仅少林禅武文化一个园区,4个月总收入就达7亿元。该园区通过发掘文化旅游资源,提升文化旅游产业产品的种类和档次,初步形成文化单一旅游景区向文化产业集聚区转变的态势,这是当时我省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中最先显示成效的一个。但早期的旅游产业是以景区为导向,随着交通的改进,游客对旅游需求的提高,我省正在向以客源为导向、以行政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或者以客源导向、行政导向以及市场导向相互结合的方式发展。
2012年,在河南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我省重点产业,依托本省十大旅游产业集聚区。众所周知,旅游产业的基础为“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其形成的旅游产业集群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因此,在当今高铁的促进下,我省要开发打造旅游景区、便利交通、特色餐饮、住宿体验、娱乐购物等为核心的旅游要素形成的集聚区。
二、高铁对河南省旅游产业集群区空间结构的变化影响
我省旅游空间发展有最初的点到线又到面发生的变化。这里的“点”是旅游中心,主要包括目的地、中心地等,是人口和产业集聚地,由旅游物聚集体及旅游服务设施组成。线是旅游区域内各种线路,面包含了整个旅游系统,是系统的整体反映。现今河南省空间布局从“一带四区”、“三点一线”向“五区两轴一中心”的大空间格局扩展(太行山、大别山、嵩山、伏牛山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以及郑-洛-安-汴-许中原古都旅游区;沿黄河、陇海线旅游和京珠、京广线;郑州为中心的旅游)。以上我省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以下发展规律:1、以资源依赖型的产业集聚区为主2、由资源依赖型向产业集中、结构调整转变3、空间集聚模式由自发性集聚向政策引导集聚转变。通过各城市旅游功能的差异定位、区域性主题旅游线路的安排、市际间旅游营销协作等多方面措施打造中原城市旅游轴线;通过发挥其牵动作用,接收丰富更多的沿线旅游系列产品;强化旅游交通的保障,解决铁路列车车次和售票配额问题,使得客流能够“进得来、散得开、出得去”。
三、河南省旅游十大产业集群区产生的空间结构影响
高速铁路具有载客量高、舒适方便、速度快、安全性好、正点率高等优势,对旅游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郑西高铁”的建成,在旅游方面实现了郑州、洛阳、西安三大古都的深度融合,直接提升了河南、陕西在国际上的旅游形象,促进了河南旅游业的飞速发展。
(一)改变旅游交通格局,改变旅行社经营业态
随着我省高铁的建立,它本身所具有的速度快、安全性高等特点,使得人们出行所用的时间大大缩短,这直接改变了人们以往以铁路、汽车为主,航空为辅的交通方式。高铁建立后,为了更方便的缩短游客旅行距离,增加游客的旅游和逗留时间,相关旅游产业会集聚在一起,共同利用资源,减少经济成本,由此逐渐形成相关旅游产业集聚区,区域空间结构也由以往的分散、无序逐步向系统化方向优化。高铁也为河南提供了更多的游客,给河南省旅行社现有的经营模式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大多旅行社开始从单纯的组团社向地接社转变,或组团社和地接社并重。
(二)优化旅游客源结构,降低游客心理感知距离
高铁的建立使河南由单纯的外出旅游的游客到企业组织的活动、商务旅游等多方面转变。随着高铁网络的搭建和更高时速机车的试验,高铁的优势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陆路交通的后起之秀。原有交通布局的改变缩短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距离,部分游客开始通过自驾游的出行方式参观游览。
(三)推进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促进旅游产业升级
不同地区由于空间等条件的不足,其相应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其运行方式上、所拥有资源的使用与分配上、以及所处的环境上又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地区的景点可以相互融合。为了集聚更多旅游者的目光,各个部门也做了相应的努力,最终形成了具有360度的全方位策略。不仅从景区、游客存在的差别进行细分来使那些真正有实力的、有特色的、具有开发潜力的景区变得更加无可替代,去除无活力的景区,从而优化旅游区域以外,还利用高铁的优势消除各地区间空间的阻隔,以各个景区间不仅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别为基本点,走组织、计划、核查、实施的景区经销模式,从而达到各区域点、线、面的完美融合。
高铁快捷、方便的速度的也容易导致旅游者的停留时间缩短,造成不能利用高速度带给目的地客源增多所增加的更多效益,以至于成为所谓的“人气城市”。因此在高铁时代为了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铁沿线的旅游地就要升级优化旅游产业,加快实施一批大的旅游项目,比如接待服务类等,还要丰富、改善旅游产品结构,加大发展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文化娱乐等行业,促进旅游产业的总体效益。依托便利性等高铁的有利方面,有条件的旅游目的地还可以发展一些新型旅游度假方式,例如产权酒店、分时度假等,打造出高铁休闲圈的“第二居所地”。
四、对产品功能的影响
(一)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接待设施的提高
高铁的建成,对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旅游发展,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优化影响旅游发展的各类环境,全面提高河南旅游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各景点积极发掘旅游吸引物,构造更加舒适的旅游接待设施以满足旅游者对景点、景点内服务等的需求。
(二)交通服务、旅游产品开发、旅游营销策略的改进
交通方式实现多样化并互相配合,步行道、登山道、索道、缆车、游船等多种方式应用。旅游产品结构调整由重视文化与自然旅游产品开发并重代替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由商务、观光、度假、和其它专项旅游并举代替之前相对比较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形成都市旅游、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和专项旅游四大旅游产品系列。景区坚持旅游形象与区域形象同步,积极实施形象工程,塑造和提升目的地和区域整体形象,营销策略上注重海外营销与国内营销,走多元化和个性化营销的路子。
(三)提高了旅游产品经济的收益
集聚 文化创意产业之路 第11篇
集聚区建设应设定新目标。首先应当重新确立“十二五”期间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目标。从建设世界城市的定位出发,北京的目标应是建设一批国家级的示范园区,同时打造中国文化出口基地。集聚区的建设还应凸显特色,并达到如下一些具体要求:第一,体现产业链形态的产业集聚;第二,发挥孵化造血功能;第三,带动本地其它产业如建筑设计和文化产业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第四,利用北京市的优势资源,打造中国文化内容产业的集聚和出口基地,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增值;第五,以合理的发展模式作为指导性标准,促进已有基地的改造与提升。
集聚区打造应讲求新方法。其一,优先打造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建设基地,加强产业集聚,并促进相关产业资源整合。其二,延长产业链。例如,对于生产传统民族精品工艺的龙头企业,除了产品生产之外,还需要引进拍卖公司、艺术家经纪公司、培训公司和提供网络交易公司,从而持续延长产业链。其三,促进龙头企业参与孵化新企业、新项目。应当鼓励基地的运营企业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主导或者合作引导孵化相关产业链领域的新企业,推动创业精神的提升,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集聚区培育应注入新动力。提升与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新动力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入前沿性的产业并做强做大,例如注重与3D技术结合,发展数字艺术体验产业。第二,结合本地具有支柱性地位的各个门类资源,尤其是金融业和会展、培训等服务业的资源,如打造艺术品金融服务等。第三,为支柱产业打造配套产业,如为传媒产业打造配套综合服务。第四,通过反向拓展提升品牌和附加价值,如为珠宝提供设计服务,为玩具提供品牌定制,为城市打造影视节目等。第五,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及其双驱动效应,持续做大信息娱乐产业。
集聚区发展应满怀新期待。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各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应当普遍成为国内其它城市的示范。由此,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提升人力资源的价值,着重打造高工资高附加值的产业园。其二,以文化创意的方法形成全国市场,注重创意成果和服务业的结合,特别是和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结合,形成新的市场辐射力。其三,建设一个中国文化产业出口基地,形成中国文化产业出口平台性园区。其四,重新思考各个产业集聚区的定位,改造产业集聚区,细化商业模式,实现规模效益。
产业空间集聚 第12篇
一、集聚效应的内涵和种类
集聚经济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镇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2]集聚效应是城镇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集聚效应主要是指要素和产业在空间上集中所引发的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效应。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集聚效应,一种称为马歇尔效应,另一种称为雅各布斯效应。[3]马歇尔效应是指同一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所引发的规模经济及知识外溢效应,马歇尔效应不仅会促进城镇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也构筑了一个区域经济的产业特色,是地方化特色经济的基石。[4]而雅各布斯效应是指不同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所引发的产业间知识外溢效应以及整个城镇的规模经济,雅各布斯效应能够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推动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文化的形成,被认为是城镇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集聚效应的作用机制
集聚效应之所以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果并成为推进城镇发展的发动机,其作用的机制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集聚效应可以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集聚经济的出现不仅能够对已经存在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产生强化的作用,而且由于要素和产业在空间上集中并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所以集聚经济将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以及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从而获得生产效率提高的好处。不仅如此,分工的加深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的传播。正如雅各布斯本人所指出的:大城市是多样性天然的发动机,也是各种各样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5]城镇作为集聚效应的载体,将从分工深化以及知识溢出的雅各布斯效应中获得巨大的增长利益。
(二)集聚效应可以带来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分为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两种,内在经济是指企业因为自身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平均成本下降,外在经济是指企业因为所处的整个产业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平均成本下降。[6]在集聚区内,企业之间或产业之间因为产品或服务的内在生产规律而彼此联系在一起,一个企业的投入品源自另外一个企业的产出品,一个企业的发展为与其有关联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并拓展了生存空间,即,双方之间存在着联系效应。当上述有关联的企业位于同一个集聚区内时,双方之间的运输成本会因为空间距离的接近而得以节约,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也因为空间上的接近而更加容易具备。尤为重要的是,知识扩散的速度与企业集聚的程度成正比,空间上的接近强化了知识的外溢效应,产品创新因此加速。因此,在集聚区内,企业更容易享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
(三)集聚效应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
在生产上具有相关性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在一起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之间集聚规模的扩大不仅会使处于生产链条各个不同环节上的企业受益,还可能会促进生产链条的复杂化,在原有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环节并进而导致新的产业或服务业的出现。从人力成本上看,位于集聚区内的企业可以降低人才的搜索成本并从人员流动带来的便利中获益。因此,位于集聚区内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比集聚区外企业更低的生产成本。另外,空间上的接近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容易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一般而言,违约成本与距离的远近成反比。因此,集聚区内的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信誉机制因为空间上的接近而更加牢固,这降低了违约的概率并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
三、集聚效应对产业结构和城镇空间的影响
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之下,作为产业集聚区的城镇对生产要素产生了巨大的吸力。劳动和资金等要素不断流向城镇,这个过程既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同时也不断影响着城镇的空间格局。
集聚效应对产业演变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城镇是集聚效应的载体,集聚效应的发生和强化会改变城镇内部的产业结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的是第一产业,城镇内部则以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这个阶段,因为第一产业中劳动效率低,经济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十分有限,难以形成对城镇化的推力。与此同时,城镇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规模较小,对城镇化的拉力也不大。当工业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主体之后,工业化的过程带来了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镇,由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城镇的边界急速扩张。集聚效应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效果也最为显著。当一个区域的经济跨越了这个阶段,第三产业替代第二产业成为城镇的主导产业时,生产方式必然同时发生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替代。这两种同时发生的替代作用将使进一步的集聚发展变得不经济,并为城镇内部的经济主体离开城镇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资金对劳动的排斥日益显化,企业更加注重劳动力的质量而非数量,往往只需在城镇内部就可以解决。
集聚效应通过对城镇影响产业及人口的空间选择进而影响到城镇功能空间的演化。[7]城镇的空间由商业空间、工业空间及居住空间等块状的功能区构成,这些功能区的结构和布局是相关功能主体通过在空间上集聚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在城镇功能空间的形成和演化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城镇形成的初期,工业空间、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划分并不显著,各种空间混杂在一起,称为均质空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商业企业通过集聚形成“市”,并率先从均质空间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所谓的服务型空间。随着越来越多不同性质的服务企业集聚在一起,逐步形成了拥有多元化功能的综合性服务空间。服务空间的增长不断地挤压工业企业的生存空间,工业企业不断移往远离城镇中心的郊区,并逐步形成工业空间。工业空间向城镇郊区的移动则会导致居住空间分化,人口的集聚会导致服务业新的集聚并导致副城市或者卫星城的出现。要素及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还会进一步导致城市群的出现。
四、集聚效应下产业发展策略
(一)调整产业内部结构转型升级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第一产业投入不足、第二产业产能过剩以及第三产业专业化程度不高等产业结构内部存在的矛盾对于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只有从产业结构内部破解上述障碍,才能有助于产业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带,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从事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为核心建设农业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的作用。其次,建设新型工业化。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来优化工业布局,促进工业企业的集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战略新兴产业为核心引导要素的集聚。再次,发展专业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服务业的专业化能够强化集聚效应的作用。
(二)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
产业集聚比较强调同一产业内各企业的集聚,而产业集群的重点则在于不同产业的相互配合,分工协作。尽管存在这种差别,但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不仅有助于集聚效应的作用的发挥,而且还能通过不同产业之间的配合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培育和壮大龙头产业和龙头企业。龙头产业往往是主导产业或极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龙头产业通过示范作用来引领其他行业的发展。龙头企业则是产业集群的核心,决定了一个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程度,其他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契约关系与龙头企业联结在一起。其次,完善产业的配套体系。产业集群通过内部的合理分工和协作,促使供应链、销售链以及物流链协调运转,能够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的作用,强化要素使用效率,引导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
(三)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
一直以来,投入产出比不高都是我国产业发展的硬伤。要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效应,就要提升产业发展质量。首先,优化存量和培育增量同时进行。对于建立在优势资源基础之上的传统产业,必须深入挖掘其潜力,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来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对于投入产出比已无望提高的传统产业,应及时革除。此外,应培育新的增量,促进更多高质量产业集聚的形成。其次,优化产业发展的平台。对园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注重产学研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五、集聚效应下城镇空间优化策略
(一)组织和成立城镇合作平台
由于城镇之间缺少合作的平台,导致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城镇与城镇的连绵体式发展,而是出现了区块式的发展。城镇之间各自发展,没有相互之间的竞合,大大弱化了集聚带来的空间效应。[8]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空间效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发挥中央政府的引导优势。中央政府在制定全国整体性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城镇化的空间效应,通过政策引导地方政府考虑自身与相邻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打破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工作上自成一体的局面。其次,强化城镇之间的协调机制。各区域在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将空间效应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虑,注重对相邻区域的影响,可以考虑通过举行区域领导人会议等形式来加强城镇之间的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强化集聚所带来的空间效应。
(二)构建城镇政府间的横向网络组织
城镇政府间横向网络组织的建立将有助于要素在比单一城镇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集聚,不仅能使集聚效应波及更广阔的空间范围,而且能提高集聚效应的质量。构建城镇政府间横向网络组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构建城镇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越发达,城镇与城镇之间在空间上的联系就紧密,要素的集聚效应就越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应加大对于城镇间基础设施的投入。其次,构建信息网络。信息网络的构建有助于降低城镇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打破城镇之间由于行政区划界限所带来的壁垒,强化城镇之间的学习效应。最后,构建要素市场网络。城镇之间要素市场网络的建立,有利于要素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引导要素投向能够产生最大化价值的地方,进而扩大集聚效应的范围并提升集聚效应的活力。
(三)优化城市群的形态和空间布局
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城镇化空间效应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城市群的形态和空间布局加以优化。要优化城市群的形态和空间布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的限制。城市群的发展必须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行政区域一体化,强化不同区域、不同城镇之间的合作意愿,提高合作互动的水平,增强相邻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优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城市群的发展并非是简单地将要素集聚,而是要促进要素在不同区域空间中的整合,优化要素在城市群中的配置,避免城镇间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实现整个城市群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健全城市群的结构体制。从更加有助于发挥集聚效应和空间效益的角度出发,城市群的理想形态是一种以具有齐全功能的中心城市为动力源,大中小城市错落有致分布且产业上密切合作的稳固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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