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思想

邓小平改革思想（精选12篇）

邓小平改革思想 第1篇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集中体现在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 他针对当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如: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交接班、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以及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政治体制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目标原则和一些具体措施。 除此之外, 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有很多讲话, 其构成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运行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前期强调要解决“权力集中”问题, 后期则更强调要“集中权力” 问题。这种变化既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 “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刻认识, 又是政治发展的需要, 更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需要, 同时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定。但总体来说, 其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还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 尤其是党政分开、党企分开问题。

从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可以看出, 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归根到底是“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领导成了“党领导一切”, 不分大事小情, 统统需要党委的决策和执行, 极大地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 并且不利于党发挥其“统领”的优势, 结果造成在某些方面党的作用不仅没有完全有效发挥出来, 同时还使基层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弊大于利。 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上面”。不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 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进而形成个人独断专行和家长制作风, 不利于党内民主, 阻碍了集体智慧地发挥, 甚至形成党内人身依附, 其危害不可谓不大。

针对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综合来看, 主要是通过党政分开, 在制度层面, 实现横向“权力分开”和纵向“下放权力”。“权力分开”的主要措施有:一是修改宪法。在宪法上, 表现出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上, 保证人民真正享有权力。二是权力过渡。在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 还要设立顾问委员会。中纪委的设立实质在于解决党员受监督的问题, 而顾问委员会的设立, 在于更好地、有序地实现权力的过渡。三是党政分开、党企分开,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四是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和企业内部民主。主张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落实和完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经济民主制度。

在“权力下放”方面, 邓小平同志主张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 充分激活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从实际情况来看, 简政放权是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过程, 收到的成效是有限的, 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时中国经济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群众主要关心的还是生活问题, 另一方面, 封建思想的残余还在发挥余热, 影响着部分当权者对权力的认知。总之, 不管是从内部还是外部看, 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搞民主集中制, 不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首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肯定会天下大乱, 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充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没有底线, 相反, 有一条红线是不可触碰的, 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当时, 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比较突出, 民主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但如何改革, 邓小平保持了清醒的认识, 一再强调不能放弃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巩固党的领导。 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紧迫, 但也极其危险, 所以, 在推进的过程, 难免出现走走停停的现象。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 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 稳妥是必然的选择。

其次, 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一是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质, 是资本的民主, 不是人民的民主。二是邓小平同志看到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急需解决的是发展问题, 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引进西方的民主模式, 三天两头搞游行集会罢工, 必然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如果在经济方面一事无成,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 甚至可能毁掉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同志指出: “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 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一方面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 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 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集体主义, 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因此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不能盲目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 否则可能会导致国家动荡。民主虽然是好东西, 但民主是需要土壤和培养的, 不同的土壤种的东西必然有区别, 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此外, 邓小平同志指出, “我们要发扬民主, 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 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 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在邓小平同志看来,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就是“效率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 效率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要想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 关键是发挥效率的优势。改革开放37年来, 事实证明只有把民主和集中集合起来, 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 同时防止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当今社会上, 依然有很多支持西方民主的声音, 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殊不知民主从来都不是纯粹由制度决定的, 而是由很多因素来共同作用的, 不能单纯从理论上去探讨民主, 还需要从实际出发, 从国情出发, 从历史出发, 从文化出发, 从民众的民主意识出发, 多角度、深层次地理解民主, 才能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民主道路。邓小平站在历史和国情的战略高度, 审时度势, 从更深层次和更广的角度去认识民主, 其认识无疑是深刻的, 且具有前瞻性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纵观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措施, 都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 在实践基础上去考虑问题, 并不是单纯的就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虽然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 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彻底的, 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和现实相结合, 不能抛开现实就制度层面进行设计政治改革。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 从历史上来看, 单纯地从美好愿望和对西方民主的想象出发, 用所谓先进的民主来改造中国, 结局都是失败的。正是因为如此,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必须谨慎。因此,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并没有放在就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上, 而是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进行了谋划,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如,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实现党政分开等。总之, 贫穷的民主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放弃党的领导进行多党竞争以压力促进党的发展更是痴人说梦, 民主的发展有其规律, 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 我们不能在一些所谓“学者”的鼓吹下, 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而且从就现在来看, 西方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历史面前从来就没有新鲜的东西, 从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变化和原则坚持中, 我们要有政治定力, 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不断完善各项政治制度, 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结合中国实际, 探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才是当下最应该做的, 而不是把愿望寄托在那些“飞来峰”上。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邓小平思想历史意义 第2篇

首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原则上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对100多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作出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结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相反，采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同志对此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也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曾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曲折与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和路线的关系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党的八大曾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八大以后不久，党就在指导方针上背离了八大路线，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八大路线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错误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我们终于从迷雾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

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广网 08月05日 11:3

4江泽民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

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注释：这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第3篇

[摘 要]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思考。文章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参照系和主要做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和启示做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9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17-03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国情背景和时代要求，可以说是顺势而为，顺历史潮流而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一）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清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苏联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集中或高度集权，它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过程中，他就曾对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做出过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重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提出要全面恢复和坚持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邓小平结合“文革”结束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交往的新形势，不断总结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鲜经验，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

（二）对“文革”及以前“左”的体制惨痛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反复提及“文革”对于中国改革的促进作用。他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

邓小平还反复提及“文革”对中国改革的催化作用，因为“文革”，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在改革问题上思想前所未有的一致。邓小平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3]1988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4]

（三）中国新的发展目标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发展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980年4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现在还只是开步走。一开步走，就发现我们许多方面不适应，面临的问题成堆，如体制臃肿、官僚主义严重、人浮于事、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等。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容易的事，不改是不行的。

1985年8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现在看来，翻两番有希望，可能超过一点，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现在搞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也是一场革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进行的，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手段，邓小平选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参照系，并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确保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摒弃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标准，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5]“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6]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

（二）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所发展。为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避免不必要的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掷地有声，平息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争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改革，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着较多好的做法和经验。

（一）选准改革的突破点，推进渐进性改革。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从中国国情做出的战略性的选择。正如万里所说：“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制首先在最贫困的地区突破？这一点很值得深思。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大锅饭、‘瞎指挥的祸害最深，对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7]农村的改革，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就全国整体而言，农村改革也关乎全局。农村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推动了整个的改革。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指出：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

（二）以开放促改革，注重借鉴外国经验，适应国际规则来倒逼国内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改革对一些问题还有争论的时候，国家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通过对外开放，引进了资金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局部地区发展很快，用发展的实际成果回应了国内的某些争论，为顺利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支持。

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初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定国内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保护外资在华的利益；二是通过改革开放，迫使中国企业和政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遵守国际法，按国际经济惯例行事，从而倒逼国内的改革。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

（三）保持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注重培养年轻的改革人才。改革是全民利益的调整，势必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1980年4月8日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客人时指出：体制改革是不容易的，要逐步地做。我们国家太大了，处理一个问题，就会涉及成百万、成千万人的利益，所以很不容易。国家大有国家大的困难，特别又是一个穷的大国，处理问题更不容易。

中国的改革除了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支持外，还要积极培养有改革意识的年轻人，让年轻人把改革事业继承发展下去，以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鉴于“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大多处于工作第一线的现实，邓小平、陈云等提出了要大力培养中青年干部的任务要求。1982年5月2日邓小平会见卢森堡客人，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为了保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首先注重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还要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知识化、比较年轻化。[8]

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同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指出：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第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

（四）统筹兼顾体制改革目标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后邓小平又陆续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在体制改革中，紧紧结合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推进改革，这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也得以顺利推进。

邓小平对改革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反复论述。1985年7月15日他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时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一系列的政策以及我们搞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9]1986年4月13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理时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今后的十年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创造好的条件。[10]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听取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11]这些论述，深化了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认识，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五）经济体制是整体改革的重要一环，要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的改革。他认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问题发表意见时指出：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12]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配套的问题。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讲话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3]

（六）从各自国家的实际出发，探索有自己特色的体制。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国情，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别的国家任何模式、经验，都可以借鉴，为我所用，但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4]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没有走苏联模式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也没有照搬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邪路，更没有跟随苏联走上解体的不归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兼容并包，为我所用，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参考文献

[1][2][3][5][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237.272.142.160.

[4][8][9][10][12][13][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41-1242.821.1060.1111.809.1126.100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

[7]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8.

作者单位：姜长青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白茹系国网北京电力公司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 第4篇

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还存在不少弊端, 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还存在不少弊端, 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这是邓小平立足于1979年后的新认识, 是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反思和高度概括。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形成的。建国以后, 中国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开始暴露, 反右斗争扩大化,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 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 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3]因此,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这段历史时, 说“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 最带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针对有的人偏重于从个人责任方面对“文革”进行总结的倾向, 邓小平又及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 把他推向了反面”[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在总结了历史经验, 特别是“文革”的沉痛历史教训,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 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还存在不少弊端, 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因此, 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尖锐的剖析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及其根源。“从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 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家长制现象,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邓小平指出中国政治体制这几个面的弊端并不是孤立的, 也不是并行的, 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各种弊端的总病根。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重大意义的深刻洞察:“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这是邓小平在经济改革过程的新认识,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 同时也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的最高概括。

197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之路实质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路线。从建国到1978年,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后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普遍贫困。1978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 人民生活始终在低水平徘徊。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 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把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 在此基础上也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使得“改革开放“赢得了话语权, 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1978年之后, 邓小平一直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是硬道理, 关键是发展经济, 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 实际上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改革。尽管1980年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 但实质上“没有具体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客观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 都深深的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因此, 邓小平强调:“改革, 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

“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句话无疑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的最高概括。当然, 这并不违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正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中, 向人们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方面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和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又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因此,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4]。“政治体制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 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扫清阻碍, 才能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4]。邓小平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系统总结:“政治体制改革, 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4], 这是邓小平在1986年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 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整体思路的深刻总结, 对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改革开放开始, 邓小平就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 到1986年已经基本趋于成熟, 只是有待于进一步去实践。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从整体上讲, 就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具体内容来讲, 就是“兴利”和“除弊”[5]。“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 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 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感诉求和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 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搞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 以自力更生为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 不能照搬西方的, 不能搞自由化。在“89”风波中强调,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一定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 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后来又提出:“稳定压倒一切, 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坚决制止闹资产阶级自由化, 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捣乱。另一方面不能墨守成规, 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似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体制模式。因此, 政治体制问题一直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邓小平早在1986年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时就指出, 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 即使百分之百成功也未必符合中国和波兰的实际。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 “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同时针对外界的各种争论, 邓小平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 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这三个标准实际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底线。

从具体方面来看,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 基本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 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 就是要消灭官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改革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除弊”和“兴利”两大方面。“除弊”, 就是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主要是指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兴利”, 就是要继续发挥中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既有的优势, 使其发展为充分。主要是指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如邓小平所言, “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 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 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 不存在改革的问题, 而且必须坚持吗, 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4]。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 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即立宪国家 (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今天,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已明显滞后。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1]当年邓小平尖锐揭露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并未得到完全的解决, 有些问题 (比如腐败问题) 甚至更加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胡锦涛.人民日报, 2011-07-11 (2) .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97-327.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39.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0-307.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第5篇

邓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实现法治国家是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有关依法治国理论，指明了在现阶段进行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有民主与人权原则；平等原则；维护法律的权威原则；权力监督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原则。邓小平法治的思想为我国进行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实现法治的目标，明确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民主本质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现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大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选举和决定国家公职人员，并通过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现代民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公民的民主权利、国家的民主体制、政治运作的民主程序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以后，我们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来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指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全部内容都要运作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使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邓小平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另外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

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到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日程上来。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由人治而导向的个人迷信和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不稳定状态，并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关键问题是如何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党和法的关系上，曾经存在着“以党治国”的观念，这是忽视民主的表现之一。为此，早在四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确地说：“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逐步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强调，要理顺党组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关系，理顺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理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权，而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在于领导人同，通过国家机关制定适应和社会发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规，又领导人民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各政党和人民群众依据已制定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从事各项活动。党的政策和主张要来自由人民群众并要通过国家机关进一步集思广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检验而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规，通过组织国家机关实施法律，并通过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也就是通过法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

邓小平改革思想 第6篇

关键词：社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

一、邓小平社会问题思想

社会问题，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失调造成的，是社会运行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现象。根据郑杭生教授的定义“社会问题是指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1]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问题的存在将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因此，对于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预防，一旦发生，必须尽快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在带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影响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多次提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腐败、人口等社会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其中邓小平关于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的论述对现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在研究邓小平社会问题思想时，主要从这两方面着手。

二、邓小平关于收入差距问题的论述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在与弟弟邓肯的谈话中提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

（一）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至于搞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3]之后，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再一次讲到“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4]

（二）消除两极分化的具体途径：共同富裕。要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带领后富的人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5]“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6]

总之，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是不能“发展下去”的。邓小平对分配方面出现的问题看得如此之重，展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眼光。这不仅仅是对收入本身的关注，更着眼于对我国发展的关注，对人民获得实惠的关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注。

三、邓小平关于腐败问题的论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反腐败工作，并强调如果不坚决惩治腐败，我们的世界就会变成盗贼横行的世界。

（一）腐败现象与社会风气。腐败现象的蔓延和发展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风气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原则逐步侵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和其他非经济领域。市场经济的自发趋向是引导人们追逐金钱，社会上出现了价值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社会风气开始变化，“一切向钱看”成了一部分人的行为准则。这种现象，引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警觉。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几乎同时，邓小平说：这几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的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7]“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8]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点出了社会风气与腐败现象的关系：社会风气不好，会助长腐败现象的蔓延和发展。

（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措施。腐败现象的产生，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反腐败斗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面对腐败现象的屡屡发生，我们必须制定一系列措施，打击腐败，制止犯罪，保证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被侵害。邓小平的反腐倡廉论对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第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对于如何才能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反腐败的关系。邓小平论述到：“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9]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谈到：“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11]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必须抓好，措施要具体扎实。反腐败斗争也要抓紧抓好。

第二，加强理想教育，提倡廉洁奉公。党员领导干部要有理想。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理想教育的效果要体现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就是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1978年，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12]“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务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3]

加强理想教育，提倡廉洁奉公，是反腐败措施之一，重点在于提高自律精神，使领导干部对私心筑起一道反腐败的堤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的第一个要求领导干部发扬自律精神的重要文件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对反腐败的自律要求是“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的教育，把廉洁奉公，反腐倡廉建立在干部高度觉悟的基础上，是廉政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党。邓小平早就说过：执政党如果失去监督，就会犯错误，而且要犯大错误。解决之道，是“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14]对权力层必须建立制约其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这是防止和反对腐败的一条重要措施。邓小平的监督思想主要有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人民群众和党员对干部的监督；监督要制度化、规范化；重视专门机构的监督检查等等。

在邓小平反腐倡廉论的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长远看，如何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认真的探索。

四、邓小平社会问题思想小结

社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必须解決的。在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发现社会中出现了收入差距、腐败等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虽然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但邓小平社会问题思想中折射出的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借鉴的。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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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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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14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7页

邓小平改革思想 第7篇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理论意义

(一) 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完善。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是对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动力的研究, 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思索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曾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论进行过一定的研究, 但由于受到文化、思想以及历史等方面的限制, 他们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错误和缺陷。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行了明确, 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正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内部源动力, 但却仍然在某些方面陷入了认识的误区, 以至于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发生, 严重扭曲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 我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党组织, 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制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社会发展动力当前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明确的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为直接和有力的动力就是实行改革的论断,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得以解决的根本途径, 也是推动我国新旧体制互相转换的有效动力。我国近几十年来无数次的实践也充分的验证了这一点, 证明了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说邓小平改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进一步完善。

(二) 推动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论的发展。

邓小平改革思想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一理论突破并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单一模式论,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相关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在当今中国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受苏联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发展体制的影响, 我国在建国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渐进入了一个畸形的发展阶段, 经济、政治体制上显现出了各种问题, 严重影响了我国未来的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 邓小平同志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 提出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关理论原则的前提下, 对我国目前的国情给予充分的考虑, 实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解决办法。邓小平改革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的产物, 在我国发展、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方针, 极大的推动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理论的多样化发展。

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就社会改革而言, 我国坚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所进行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我国对内的改革就是要搞好经济建设, 对外则是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项根本性的原则分别是:一, 我国的经济主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二, 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人民共同富裕。无论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还是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 我们都不应像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受其干扰, 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应不忘初衷,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不动摇。为此,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发展制度;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制度以及政权的领导。

(二) 坚定改革的信心不动摇。

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不断扩大的影响下, 我国的信息、生物、海洋等各领域的技术改革和创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极大的改变着人们赖以习惯的生活、工作、思维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之下, 以科技、经济为代表的各国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化, 它将决定在世界的大格局当中, 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这些都对我国的改革、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使我国面临的外部局面日益严峻化。就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式来看, 在经历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锻炼和经验总结之后, 我国在科技、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果, 不仅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人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和提高。同时,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如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农民收入低、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大、结构不合理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改革发展。在现阶段, 我国的改革更是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 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势必会涉及到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遇到的各方阻力也会逐渐增大。因此, 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 坚定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充分认识到我国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机遇, 秉承着坚持改革的精神大胆的进行改革创新和尝试, 以促进我国改革新局面的到来。

总之, 邓小平改革思想是通过对我国基本国情研究, 总结其他各国发展经验、教训, 以及不断实践验证过后的, 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我们只有对其思想的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迪亮, 田俊璐.邓小平关于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理论与实践[J].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4) .

邓小平改革思想 第8篇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思想,指导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非常重视和认真对待“三农”问题。他提出, 农业是基础, 必须要搞好。他从我国当时的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提出了许多关于农业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为解决农业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而且也为农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所以在新形势下的农业深化改革中也必须借鉴邓小平农业思想并继续发展和丰富邓小平农业思想是学者们的责任。

1 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基本内涵

1.1 农业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1) 对于我国来说, 农业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稳定,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2) 对于我国来说, 农业问题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何况农业也是我国其他行业的基础。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搞好农业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它行业发展。

以上两个强调的是农业的地位, 也就是说农业是根本。不管农业有多落后或者有多发展, 它永远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只有先把吃、穿、用的问题解决好了才可以谈工业现代化、城市化等问题。

1.2 发展农业要靠政策和科技

为了更加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邓小平提出了政策和科技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首先, 发展农业需要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支撑和实施。关于农业体制方面,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分配制度的方面, 实行了按劳分配。关于价格政策方面, 要遵循价格规律, 合理制定农产品价格水平。关于收入政策方面, 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 反对两级分化现象。关于区域经济政策方面, 要实行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其次, 农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邓小平十分重视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 所以提高各种效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一方面, 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 农村要引进机械化方式耕种, 这样又可以省力也可以提高农产品的生产率。这些都是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所以, 要坚持教育是基础, 而科学技术是关键的概念。

1.3 从农业发展的方向来看:“两个飞跃”

(1) 第一个飞跃是, 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第一个突破, 而且要长期不变地遵循。人民公社很难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也无法调动农民。所以我们要把土地承包给每户, 这样就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也会提高生产效率。

(2) 第二个飞跃是, 适应科学耕种和生产社会化的需求,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渐渐地纰漏出了它的弊端, 也就是说包产到户后把土地变得零碎化, 这样很难提高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所以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土地合并、土地流转、土地股份的形式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2 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2.1 农业经济的结构明显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生产力明显提高, 生产效率明显增大,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以邓小平农业思想为指导, 全国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农户为基本单位, 农业生产结构从单一的种植业向多层次的综合发展转变。农业开始产业化, 多种乡镇企业瞬间兴起, 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2.2 农业科技含量明显提高

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 我国农业物质技术得到进一步加强, 大多数农村普遍运用机械化耕种, 而且农民的科学知识也明显提高, 不再盲目的种植, 二是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关注农产品市场走向来决定耕种的产品。这样不仅给市场提供足够的需求品, 还明显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村之间的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研究, 农业教育工作等迅速发展起来, 为农业现代化加快了步伐。

2.3 农业发展地区间存在着不平衡状态

农业经济不管是国民经济之间还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都存在这明显的差距, 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而影响整个地区的发展水平。由于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 农业经济发展较快, 而西部地区发展却很慢。我国对于这种情况没有及时的实施正确的指导, 而导致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东西部贫富差距是我国目前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有东部地区的发展来带动并支援西部大开发来缓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2.4 农业投入较低, 农产品市场竞争较弱

近年来, 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 而工业现代化还在原地踏步, 无法与工业化发展相比。因为我国只重视对轻工业的投入二忽略了占重比例的农业投入。由于农业投入的少而导致了农业发展远比工业发展慢了很多, 因此也影响了我国整体发展的水平。农业投入少所以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较少, 所以在市场中与其他产品的竞争很弱。无法提高农业的效率和农民的收入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3 邓小平农业思想对农业深化改革的指导意义

3.1 继续坚持农业的基础性作用

在新形势下, 要想稳定大局, 必须先解决农村的落后现象, 农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农业上。首先, 农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始终把解决农业问题作为稳定社会, 发展经济和振兴国家的头等大事。其次, 实现农村小康社会才能实现全国的小康社会。目前, 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大, 要想控制这种现象, 一定要制定好一些措施。第一, 我国工业化基本上进入了正轨, 所以要以工促农来发展农业。第二,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建设的力度。这就可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抓紧对农业的发展, 要千方百计使农民增产增收。所以农村小康社会的实现是全国小康社会实现的前提和根本。

3.2 继续坚持依靠政策和科技

首先, 农业发展依然要依靠科学技术, 我们不能把农业技术盲目的引进农村来, 而是要依靠学习和了解。其次, 农业发展要与正确的方针、政策来指导。正确的国家政策会让农业发展的脚步加快, 而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支持。所以, 中央政府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的状况来制定出更适合更准确的政策和方针来。要用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制定。一切要考虑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一切成果要让农民来享受。但人民也要遵守国家政策, 因地制宜的进行农业深化改革。

3.3 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邓小平农业思想为农业现代化道路开辟了基础性的贡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仅以邓小平农业思想为指导, 也要从实际出发, 走出一条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当前, 我国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飞跃, 所以要巩固第一个飞跃的成果, 总结经验和找出错误, 为第二个飞跃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目前, 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暴露出了它的弊端, 所以我国制定了很多关于农业的政策来弥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来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我国农业的实践充分证明, 坚持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吉元, 韩俊.邓小平经济思想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M].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0.

邓小平改革思想 第9篇

30年前, 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住房难问题, 小平同志指出:

“关于住宅问题, 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 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 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 也可以分期付款, 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 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 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 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 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 城区和郊区的房子, 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 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 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农村盖房要有新设计, 不要老是小四合院, 要发展楼房。平房改楼房, 能节约耕地。盖什么样的楼房, 要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居民的需要。”

小平同志的谈话, 明确了房改的总体设想, 打破了住房公有制思想的长期禁锢, 开辟了解决城镇住房问题的新道路, 为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30年来, 在小平同志讲话的指引下, 我国房改不断深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房改的亲历者, 1992年, 我调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副组长, 1998年任建设部副部长, 直到2007年的15年间, 一直在从事房改工作, 并直接参与了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改革的每一点滴都历历在目。

一、对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回顾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推进房改, 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国家、企业和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调整, 涉及到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诸多领域的相关改革, 与要素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有着密切关系。30年来, 根据小平同志的设想, 我国房改“摸着石头过河”, 认识、实践, 再认识、再实践, 经历了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进, 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改革的渐进过程。大致上,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探索和试点阶段。改革开放前, 我国城镇住房实行实物分配制度, “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以租养房”。这种制度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要求,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住房投资难以良性循环, 国家建设、维修和管理住房的包袱很重, 职工对住房“等、靠、要”, 加之重生产、轻生活的指导思想, 城镇住宅投资严重不足。1978年,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6.7平方米, 低于1949年8.3平方米的水平, 住房成为当时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 1978年9月, 小平同志提出, 解决住宅问题的路子能不能宽一些。同年10月,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 提出了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和群众四个方面积极性, 努力加快住宅建设的方针。1979年, 国家城建总局选择西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5个城市, 开展向职工出售新建住房的试点, 由政府统一建设住房, 以土建成本价向居民出售, 房改开始起步。小平同志关于住宅问题的谈话之后, 1980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 正式提出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 准许私人建房、买房、拥有自己的住房, 新建住宅和已有住宅都可以出售。1982年4月, 国务院批复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 同意选择郑州、常州、四平、沙市4个城市, 开展新建住房补贴出售试点, 由政府、单位、个人各负担房价的三分之一。补贴售房提高了当时城镇居民的支付能力, 回收了部分资金, 推进了住房商品化。但是, 由于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 职工支付能力总体不足, 再加上住房福利制的影响, 公房出售进展缓慢。

为了加强对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领导, 1986年1月, 国务院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 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房改工作。随后, 国务院相继批准烟台、蚌埠、唐山等城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 主要内容是, 按照提租和补贴持平的原则, 大幅提高租金, 同时给予相应补贴。在总结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 1988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 形成了以提租补贴为核心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到1990年, 全国共12个城市、13个县镇和一批企业出台了以提租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房改方案。由于提租补贴的幅度赶不上物价上涨, 大幅度提租又面临财政、企业困难及居民承受能力问题, 以提租和补贴总量平衡为基本思路的房改政策, 在执行中遇到了较大阻力。针对这种状况, 1991年6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 提出了采取分步提租、交纳租赁保证金、新房新制度、集资合作建房、出售公房等多种形式推进房改的思路。同年10月, 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了租、售、建并举, 以提租为重点, “多提少补”或“小步提租不补贴”的租金改革原则, 指出房改“贵在起步”。总体上看, 1991年前的十余年间, 房改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以后改革的综合推进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二) 综合推进阶段。1992年,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努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为了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 从1 9 9 2年底开始, 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召开了上百次座谈会, 分别听取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和地方政府负责同志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近2000名同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 1993年11月, 第三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确定了“出售公房为重点, 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1994年7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4]43号) , 明确房改的根本目的是, 第一,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 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第二, 加快住房建设, 改善居住条件, 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这个文件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市场机制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城镇住房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改四建”, 即: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改变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把各单位建设、分配、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改变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由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住房金融和住房保险, 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建立规范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和发展社会化的房屋维修、管理市场, 逐步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促进房地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此后几年, 43号文件的有关部署逐步落实。1994年12月, 建设部、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财政部制定了《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为了加快城市住宅建设及解危、解困步伐, 1995年初, 我国开始实施国家安居工程, 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安居住房。房改的综合推进, 推动了福利分房向市场化的转变, 促进了住房建设, 使住房短缺的状况得到缓解。1997年, 城镇新建住宅投资达3319.67亿元, 是1980年的25倍;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17.8平方米, 是1978年的2.65倍。但是, 43号文件提出的货币化改革没有取得突破, 在存量住房逐步进入新体制的同时, 新建住房又不断进入旧体制。

(三) 重大突破阶段。1997年开始,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迫切需要扩大内需,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考虑到住宅建设产业关联度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效应明显, 而且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明显提高, 改善住房的愿望又较为迫切, 中央决定把加快住宅建设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1998年,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住房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199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1998]23号) , 果断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 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加快住房建设, 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文件首次提出建立面向城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制度, 对原有的住房政策做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23号文件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城镇住房体制开始进行根本性变革, 房改取得重大突破, 实行近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9年, 国务院颁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全面建立。同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若干意见》 (国办发[1999]72号) , 要求加快推进住宅产业化, 实现住宅建设的“四节一环保”。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发挥, 城镇居民住房观念发生转变, 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 商品住宅投资占城镇住宅投资达到72%, 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占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的48%。住房市场成为满足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主要渠道。

(四) 完善政策阶段。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 市场发展不平衡、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供应结构不合理、部分地区房价涨幅过大和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些问题, 国家采取了加强房地产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2003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发[2003]18号) , 提出坚持住房市场化的基本方向,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需求为导向, 调整供应结构, 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坚持深化改革, 不断消除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 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坚持加强宏观调控, 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总量基本平衡, 结构基本合理, 价格基本稳定。此后几年中, 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多个有关房地产调控的文件, 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税收、信贷和土地政策, 以及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稳定住房价格, 调整供应结构, 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

在商品住房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 由于一些地方经济适用住房定位不明确, 出现了单套面积过大、供应对象控制不严等问题, 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造成社会上对经济适用住房的认识不统一。2003年至2006年,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数量大幅下降, 加之房价上涨过快,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越来越突出。2007年, 党的十七大提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 , 明确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 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并提出了到“十一五”期末, 全国廉租住房保障范围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目标。此外, 还要求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 积极推进旧住宅区综合整治, 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这个文件的下发, 标志着我国对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做好住房保障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刻, 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 更加重视履行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能。

2008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央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 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今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要求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责任, 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有效供给, 同时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 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力争到2012年末, 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支持居民自住性住房消费, 倡导住房租赁消费, 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

二、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30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打破了传统的福利分房观念, 确立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 实现了住房供应和分配制度的重大转变, 为我国城镇住房建设和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新的住房体制基本建立。住房制度改革打破了以住房实物分配、低租金使用为特征的住房旧体制, 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城镇住房新体制。确立了住房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方向, 形成了以居民自有产权为主、多种产权形式并存的产权格局。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 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逐步发育, 中介服务加快发展, 房地产金融不断创新, 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基本建立, 市场规则不断完善, 市场体系逐步健全。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初步形成了以商品性住房供应为主、对低收入家庭给予保障和对中低收入家庭给予支持的住房供应体系。

(二) 住宅建设快速发展。30年来, 住宅投资快速增长, 城镇住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改革开放前的年均1.5%提高到2008年的8.8%;城镇新建住宅累计109亿平方米, 是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总量的20.6倍。1998年以来, 住房建设速度尤其快, 城镇住宅投资年均增幅近20%。1999年城镇居民每千人竣工住宅14套, 2002年和2008年均为11套, 高于发达国家水平。2008年新建住宅面积达到7.6亿平方米, 是1978年20倍。1998年到2008年, 10年间城镇新建住宅面积66亿平方米, 占改革开放以来城镇新建住宅总量的60.6%。与此同时, 住房规划、设计、施工水平和配套设施以及居住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三) 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30年来, 在城镇人口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 城镇居民住房总体水平大幅提高, 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08年,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28平方米, 是1978年人均住房面积的4.2倍;城镇居民成套住房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近81%。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集资合作建房等, 2000多万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截止2009年11月底,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1129万笔、1.44万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职工改善住房条件。

(四) 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1年以来,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保持在20%左右。2009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3.62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9.37亿平方米;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房地产营业税、房地产企业所得税、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合计6943亿元,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1%;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估计达到1.5万亿元。居民住房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比重快速增加。目前, 由于统计方法和资料收集等原因, 国民经济统计中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比例仅仅在8%左右, 这和大家实际感受有较大的区别。参照国际惯例, 有关方面按照市场租金对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服务进行核算, 目前居民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30.4%, 对居民消费总额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近几年, 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近5%。房地产业还带动了几十个相关产业以及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发展。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 房地产业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五) 增加了居民家庭财富。许多城镇居民通过购买公房、商品住房或自建住房方式拥有了住房。据国家统计局调查, 2002年6月, 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为22.83万元。其中, 房产为10.94万元, 占家庭财产的47.9%。目前的比重更高, 一部分城镇居民家庭通过出租住房, 增加了收入, 提高了财产性收入比重。

30年来住房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成就, 得益于小平同志房改思想指导下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正是小平同志关于住宅问题的谈话, 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为启动和深化房改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住房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加速的时期, 住房建设和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第一, 住房保障体系不完善。一是住房保障覆盖范围小。目前文件规定, 住房保障对象是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但由于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以及新就业职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日益突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率低, 对住房保障支持力度不够。二是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范围、标准、方式等需要进一步确定;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机制不完善, 财政投入不足, 社会资金参与程度不高。三是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和实施机构不健全, 不适应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的需要。

第二, 住房供应体系不健全。一是市场发育不均衡, 新建商品住房发展快, 租赁市场发育滞后。现行住房供应制度下, 开发企业建设的商品住房几乎全部用于出售, 租赁住房供应不足, 新就业职工等往往租不到合适的住房。受传统文化影响, 居民又大多倾向于购买而不是租赁住房, 从而, 导致住房租售比例不合理。在我国, 城镇居民居住自有房屋的比例超过80%;租住房屋的比例不足20%, 远低于其他一些国家。二是缺乏针对中等偏下收入群体, 也就是常说的“夹心层”的住房供应和政策支持。这些家庭买不起商品住房, 又不符合住房保障条件, 住房困难问题较为突出。

第三, 住宅建设资源能源消耗高。一是住宅建造以现场砌 (浇) 筑、手工操作为主, 采用工厂化方式生产的住宅比例较低, 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质量通病长期存在。建筑材料、设备及住宅部品的生产和供应尚未形成产业链。二是商品住房供应以“毛坯房”为主, 土建装修一体化比例不到10%, 装修二次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三是住宅使用单位能耗高。有人测算, 我国住宅单位能耗是相同气候条件下发达国家的2～3倍。四是住宅使用寿命短, 平均30年左右, 不仅低于设计使用年限, 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三、继承和发扬小平同志改革思想, 坚定不移地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实现住有所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当前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日益增加, 对住房功能质量、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住房建设和发展的任务很重。30年住房建设和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有效手段。新形势下, 应当继承和发扬小平同志改革思想, 珍惜既有改革成果, 继续按照市场化的基本方向, 进一步深化改革, 不断研究和解决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 加快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住房制度。我认为, 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 关于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住房保障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 现在还有大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未得到保障, 上千万家庭还居住在棚户区内, 居住条件很差;另一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 新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还会不断出现。因此, 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必要加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对于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 我的想法是:

第一, 合理确定住房保障的覆盖范围。这是住房保障最基本的问题, 也是合理界定政府保障职责和市场调节范围的关键。界定住房保障对象范围, 核心是看居民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我的看法是, 凡是没有能力通过市场购买或者租赁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家庭, 都应当纳入保障范围。当然, 保障对象范围的具体确定, 必须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 随着财力增长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对象的全覆盖。如果不顾财力, 短期内将保障范围定得过宽, 部分保障对象等候保障的时间过长, 就可能造成负面效应。我国地域比较广, 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居民的收入水平、商品房价格及租金水平也有很大差异, 因此, 不宜确定全国统一的住房保障对象, 也不宜确定保障人群的具体比例。总的看, 由各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统筹考虑居民住房状况和财政能力, 分别确定保障对象更为妥当。

第二, 住房保障标准要适当。保障标准不能定得过高。如果过高, 在财力确定的情况下, 可以保障的数量必然会减少;在部分保障对象经济条件改善、不再符合保障条件时, 还会增加退出的难度。住房保障的目的, 是满足保障对象的基本住房需要, 而不是享受型需要。当然, 保障标准也不能太低, 应当以满足基本住房需要为原则确定。什么是基本住房需要, 我的观点是:首先, 要住得下、分得开。其次, 面积小, 功能全, 必要的设施应当配套齐全。再次, 既要讲人均收入水平和面积标准, 又要区别对待不同结构类型的家庭。例如, 对单亲异性成员家庭, 住房面积可在人均面积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 以满足分得开的要求。

第三, 保障方式多样化。目前, 住房保障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即补贴和实物。其中实物又包括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对于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居民, 过去的保障方式是, 以货币补贴为主, 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但是, 近年来, 房地产市场供应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 新建的中小户型可租赁住房太少, 另一方面, 随着旧城改造, 大量的小户型旧房被拆除, 导致可供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租赁的房源相对不足。许多保障对象拿到补贴, 却租不到合适的住房。针对这种情况, 最近两年, 采取了发放住房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 部分城市提高了实物配租的比例。我认为, 廉租住房应当继续实行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 至于以哪种方式为主, 可以由各个城市具体确定, 房源充足的地方, 货币补贴的比例可高些, 房源不足的, 就应提高实物配租的比例。廉租住房属于保障性租赁房, 确定租金标准要考虑管理、维修住房的需要, 同时也应根据保障对象收入的不同, 确定不同的补贴标准。

对于经济适用住房, 从过去一段时期执行情况看, 基本都采取出售的方式。近几年, 一些地方试行“租售并举”、“共有产权”等方式, 受到保障对象的欢迎。我赞成这些做法。对于出售的经济适用住房, 可以在量化政府补贴 (包括明补和暗补) 、机构投入和居民购房价款的基础上, 明确界定政府、机构和个人所拥有产权的比例。如果居民退出经济适用住房, 增值部分可以按照产权比例分成;如果居民购买全部产权, 则按比例补足房款。采取这种办法, 有利于明确权利和义务、形成退出机制, 还能够满足这些家庭积累财富的愿望, 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对于出租的经济适用住房, 应按家庭收入水平核定租金标准, 以利于“夹心层”住房问题的解决。

第四, 采取利于实现住房保障目标的有效措施。应加快住房保障的立法, 依法强化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同时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 增加财政投入, 多渠道筹措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扩大覆盖面,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充分发挥公积金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作用。关于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渠道, 我了解到, 江苏省常州市政府成立了保障性住房公司。政府提供部分土地, 由公司综合开发, 建设保障性住房。公司还作为投融资平台, 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多。一是, 每年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二是,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用于廉租住房的资金。三是, 常州市规定所有商品住房项目都必须配建3%的保障性住房, 交公司管理。开发企业不愿配建的, 则按楼面地价和建安成本向公司交相应的资金。四是, 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后, 政府收回的资金及增值收益。这种方式值得研究和借鉴。当然, 对于其他有利于实现住房保障目标的方式, 例如逐步建立以财政贴息为基础的低息贷款机制, 都可以研究和尝试。

(二) 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解决好这个问题意义重大。现阶段, 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发展仍然是主要任务。这种大的背景, 决定了应当继续发挥好房地产业的应有作用, 也决定了必须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从民生的角度看, 目前, 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主要渠道, 没有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没有充足的住房建设和供应, 住有所居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我看, 以上两个方面, 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功能。

许多同志提出, 既要重视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 也要防止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我赞成这个观点。房地产投资和消费要适度, 要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协调, 应当适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 防止市场出现“过热”和“过冷”。

今后应当更加注重发挥房地产市场在改善群众住房条件方面的作用, 把满足居民的住房合理需求放在突出位置。目前, 住房供需矛盾还比较大, 这种矛盾在今后一段时期还将继续存在。为此, 应努力增加住房供应总量, 把“蛋糕”做大。这就要求, 保持住房建设投资持续、适度增长, 完善各类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增加住房建设用地供应, 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 严厉打击囤地行为;促进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的共同发展。在注重增加数量的基础上, 还需要立足居民的有效需求, 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 促进住房供应结构的调整。鼓励建设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 对高档、大户型住房的开发建设, 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

在目前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 应采取税收、信贷等手段, 有效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 同时要引导城镇居民形成合理的消费观念。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剧了供需矛盾, 与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等有直接关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抑制投机性购房。治理投机性购房需求, 关键是压缩其可能的获利空间。我赞成在严格执行差别化税收、信贷政策基础上, 在住房保障环节, 适当予以税收调节。

(三) 关于住房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转变住房发展方式,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 是住宅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要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 大力发展省地节能环保型住宅。

住宅使用寿命的提高, 是最大的节约。转变住房发展方式, 必须重视提高住宅的使用寿命。我们常常看到, 一些建筑因为规划、设计或者施工问题, 使用的时间不长就被拆除了, 不仅浪费了资源, 而且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延长住宅的使用寿命, 建百年建筑, 需要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先进的材料和技术、高水平的施工, 以及投入使用后的精心维修和管理。但是, 更为重要的是, 必须普遍形成珍惜和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的观念。

转变住房发展方式, 必须大力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即建筑设计标准化、部品部 (构) 件生产工厂化、现场施工装配化、土建装修一体化。首先, 要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集成,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完善住宅产业化标准体系;其次, 要联合设计、科研、施工、开发、部品部件生产等企业, 搭建合作互利共赢平台;最后, 政府要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转变发展方式, 推进住宅产业化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本身难度很大。近几年住宅产业化工作虽有成效, 但总体上进展并不理想。关键一点是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因为对于市场主体而言, 短期内要加大投入, 导致他们缺乏主动性。因此, 相应的政策支持很重要。比如, 在土建装修一体化问题上, 尽管大家都知道“毛坯房”弊端很多, 但没有政策支持, 呼吁了多少年, 进展缓慢。上海市的全装修住宅这两年发展比较快, 就是因为上海市采取了开两张发票分离装修款的办法, 按照装修企业税收标准, 对成品住宅的装修费用单独计税, 提高了开发企业的积极性。最近北京市印发了《关于产业化住宅项目实施面积奖励等优惠措施的暂行办法》, 规定“对于产业化住宅, 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前提下, 在原规划的建筑面积基础上, 奖励一定数量的建筑面积。项目奖励面积总和不超过实施产业化的各单体规划建筑面积之和的3%”, 通过奖励措施, 加快推进住宅产业化。这些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

继承和发扬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 还要十分重视农村住房问题。近年农村住房建设量每年都在5～6亿平方米, 有近400万农户新建住房。现行的农村住房基本制度是农民依据个人身份, 按照“一户一宅”原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提供宅基地, 住房则由农户自筹资金、自己建设、自己拥有、自行管理、自家使用。这一基本制度在建国时就已经基本确定, 保障了我国农民的居住权益, 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当前, 我们要注意稳定农村的基本住房制度, 保证农村宅基地的依法供给, 有效保障农户住房的财产权益。要为农民建房提供规划、设计和质量安全技术服务, 引导农民建设节能省地、功能适用、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住房。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于农村特殊困难的农户, 政府通过农村危房改造等措施, 和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力量一起, 共同帮助解决他们的基本住房需求。要按照农民自身需求, 合理引导农民建楼房, 防止为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拆农民的房子, 强迫农民集中和上楼居住。

邓小平改革思想 第10篇

一、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作。”2004年2月10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建设计划。”“组织开展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状况调查研究, 更新和完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这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 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及其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作为高校“两课”中的重要部分和核心课程, 承担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培养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重点, 帮助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要坚持“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的原则;要理论联系实际, 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按照不仅要“敢于教, 还要善于教”的要求, 大胆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

二、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两课”教学方法上的得失, 往往与“两课”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相关并最终影响到教学目标任务的完成与否。从目前“两课”建设的实际来看, 教学方法上的“滞后”现象确实存在, 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目前有很多新的教学方法, 如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反映较好。应结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实际的需要, 改进以往落后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努力提高“两课”教学的实效。

通过调查分析和归纳总结显示, 许多高校在该门课的教学方法上仍是沿用以往传统课堂讲授为主, 即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不足的认识和评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对该门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的总体评价。

根据统计, 学生对于对该门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的总体评价是:对该门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持积极态度的学生占到44%, 持消极态度的占到56% (其中认为不满意的有12.3%, 差强人意的有43.7%) 。从这一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对其所在学校该门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持消极态度。

(二) 对该门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最大不足之处。

学生普遍认为, 该门课程教学在方法上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很好的结合, 不能联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实际。究其原因诸如:教材内容方法陈旧 (28.6%) 、教学方式过于死板 (13.7%) 、教学水平不高 (9.1%) 、大班上课效果不佳 (5.7%) 以及课程学时过多等 (1.5%) 。显然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陈旧和教学方式过于死板上, 这个结果再一次说明了该门课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必须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

三、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探讨

采取教学方法手段的多样性与层次性, 发挥各种教学手段的互补性, 从而达到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效果, 是“两课”教学的必然要求。通过近三年来的调查研究和以周口师范学院为教学实验基地, 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实践中开展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改革探讨实验, 授课教师和授众学生对该门课的教学都比较满意, 既激发了教师教学方法改革的积极性, 又提高了广大学生学习该门课的积极主动性, 增强了该门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问卷调查, 学生对该门课的满意度达到80%以上。

(一) 引导启发式教学法。

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相结合,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 探索出“提出问题 (设问) ——学生自学讨论或辩论赛形式 (探究) ——教师点评 (归纳总结) ”的教学模式。选择与课程有关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 让学生查找资料, 作充分的准备, 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 然后由教师点评, 使学生接受知识由被动变为主动, 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态度, 学会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质。要求问题的提出必须根据课程教学计划合理安排, 巧妙设置能引起学生兴趣的焦点或热点问题, 并作好归纳总结和引导到正确观点上来。

(二) “三个三结合”的教学方法。

把第一课堂教师授课、第二课堂学生社团校园文化活动与第三课堂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内化与外化达到很好结合, 把情感激发、释疑解惑与理性升华结合起来;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知、信、行”结合起来, 引导大学生学懂、真信、会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可根据教学任务安排学生写小论文、读后感、开展知识竞赛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方法。

(三) 坚持“三看”, 增强“三进”的直观性教学法。

为使大学生对科学理论有一个直接的或直观的把握, 还应在教学中坚持做到“三看”, 即指导学生看原著和文献;组织学生看《邓小平》、《新时期的旗帜》等电教片;组织学生到企业、农村参观调查, 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新气象、新面貌。这样就可以使大学生对理论学习具有主体性, 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增加感染力、渗透力, 促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教师要学会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有选择地制作一些教学课件, 增加教学的直观性、趣味性和感染力, 努力打造精品课程。

(四) 典型案例教学法。

即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 把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引入课堂, 提供高度仿真的情景, 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来思考、研究、分析这些案例, 独立作出判断和决策, 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现代教学方法, 旨在把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作为案例引入课堂, 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分析与思考。这种方法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 既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遵循课堂教学规律的内在要求。案例教学不同于课堂举例, 它往往包含了更大容量的问题并具有更深刻的启发作用。案例中只给情况、问题、条件, 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 能够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 因而, 这是一种感染力与针对性较强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五) 专题报告、专题讲授教学法。

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与大学生关注的一定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的热点问题、重大会议、重要政策等相结合, 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帮助大学生解答和理解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 用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伟大成就、辉煌成果去检验和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从而使学生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增强坚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心和自觉性。

(六) 情感激励教学法。

加强情感教育, 激发学习兴趣, 也是教学工作教书育人的功能目标之一。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满怀激情教学, 要运用活生生的事实和事例教育学生, 在该门课的教学中, 以邓小平伟大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的人格魅力为切入点, 导入对邓小平理论的讲解;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我党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适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 鼓舞和激励大学生, 提高他们学习理论的兴趣, 自觉地接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 并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从而, 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另外, 还应注重利用先进的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 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例如: (1) 教师使用多媒体、投影仪等, 通过胶片充实和拓展教学内容; (2) 组织观看录像片, 增加教学的直观性; (3) 制作教学课件、教学录像, 充分发掘和利用优质课程资源。同时教师也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 注重提高理论素养和修养水平, 不断增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增强教授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加强对该课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 使“两课”的教学在针对性和说服力上下功夫, 以解决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

综上所述, 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既是高校培养一代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武装起来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任务的要求, 也是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和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实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建设计划”对该门课自身建设的内在的、必然要求。通过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的共同努力, 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材建设、教学内容的充实完善、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一定会逐步推向深入, 切实发挥以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在高校大学生“两课”中的核心地位和应有作用。

摘要：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改革, 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是增强该门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有效途径, 是每一位高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育工作者需要完成而且必须认真完成的重要工作。本文在调查研究和教学实验的基础上, 探讨出了引导启发式教学法、“三个三结合”的教学方法、坚持“三看”增强“三进”的直观性教学法、典型案例教学法、专题报告专题讲授教学法和情感激励教学法等六种教学方法, 并在教学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推广和运用, 产生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法,改革

参考文献

[1].学习贯彻落实中发[2004]16号文件和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宣讲提纲.2005年4月20日教育部印发

[2].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两课”贯彻十六大精神教学指导》的通知 (教办社政[2002]104号文件)

[3].袁贵仁讲话:《邓小平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举行——始终把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2004年7月29日《中国教育报》第一版)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论邓小平新闻思想 第11篇

关键词:邓小平;新闻思想;精髓

1 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报刊广播电视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用“思想中心”、“组织中心”来概括党报工作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对新闻工作历来予以高度重视。最能代表和体现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新闻工作重要作用的论述,是他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思想中心”说。他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这句凝练的话语,阐述了新闻广播工作要坚持、围绕、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思想,指明了报刊广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任务和作用。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的国家建设是大局。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是当代中国的大局。可是,“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对此,他论述了新闻广播电视工作的新任务和新使命。他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维护和发展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作经常性的基本任务。报刊广播电视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就是要围绕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来反映、组织、引导社会舆论。要经常反复宣传邓小平关于“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重要思想,更好地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要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反复宣传长期保持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宣传在稳定中求发展,要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2 新闻工作的党性: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老新闻工作者,邓小平同志深谙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50年,他便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对新闻政治属性的深刻分析,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一刻不能放松。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我国新闻界少数人提出了新闻工作要坚持“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等错误观点,并在新闻界一度造成思想混乱之际,邓小平同志便及时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或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少数人认为新闻宣传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性”,是党性所不能包容和无法产生的,其这种论点的要害在于宣传“人民性高于党性”,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他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同时,要保证新闻事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中。为此,“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在内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新闻媒介作为党派的耳目喉舌,必然要宣传一定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并动员公众为贯彻执行一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而奋斗。新闻宣传的党性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邓小平关于“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的论述,原则上适用于党领导下的整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包括各级各类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新闻机构,而不能理解成仅仅指党经办的机关报刊。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民主集中制已载入我国宪法序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闻实践反复证明,新闻广播工作的成绩与失误,都同是否正确处理新闻改革与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错误观点:

一种观点是把新闻改革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言论自由不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只要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新闻工作就不自由;新闻不是政府的“附属品”、“仆役”,报刊要成为“第四种力量”,中国新闻体制的弊端是“隶属性”等等。事实证明,按照这种观点进行新闻改革,必然要把新闻工作引向摆脱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歧途。

第二种观点是把党对新闻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同组织领导割裂开来。在新闻改革中,有人主张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只能是道义上的影响,不能有组织领导责任。思想政治领导同组织领导是统一的,主张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只能是道义上的影响的,实际上是以道义来否定党的组织领导,要求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

第三种观点是把对国内外大事按中央要求进行宣传报道,说成是“左”的表现,缺乏民主自由,主张“趁改革开放大潮”,从体制上加以改革;主张对国内外大事的新闻和言论,党报应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非党报可以与党的政策不一致。

这样的新闻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真谛,它不是社会主义新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从根本上瓦解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以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视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种类、多部门的宣传网络,它们归属的主办单位、传播方式、服务范围、业务性质、报道重点、表现风格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政治方向上必须一致。就是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方面必须一致,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按个人或小团体的意见办事。这是确保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统一所必须的。只有这种统一,“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

3 报刊广播电视都要讲大局,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

邓小平多次强调,新闻宣传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批判“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要坚决扫黄。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管理及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但要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性地吸收。1983年10月和1985年秋,邓小平在两次重要讲话中都精辟地论述了思想文化战线精神生产的问题。他说,思想文化教育战线“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他在着重批评理论界、文艺界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的时候还指出:“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这些针对性很强的深刻论述,实际上揭示出包括新闻广播电视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这些论述对新闻改革有很强的指导性。

首先,要正确处理新闻改革同经济改革的关系。不能把新闻改革同经济改革混为一谈。在新闻改革中,有人把新闻改革同经济改革相提并论,认为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可以照办。这种观点混淆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不同性质事业的根本区别。其实,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性质的任何根本改变。党的新闻机关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新闻改革,党的新闻事业的喉舌性质不能有丝毫的改变,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党性不能有丝毫改变,它们同党的关系也不能有丝毫改变。

其次,要反对新闻商品化。有的同志认为,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这种观点混淆了一般商品同新闻作品的区别。一般商品生产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而新闻是社会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产品,属于意识形态。大多数新闻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有个导向问题。它宣传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并不完全看市场需要而决定,还得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去考虑。所以,不能允许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新闻活动中来,不能拿新闻去搞权钱交易。所以,我们必须杜绝“有偿新闻”。新闻商品化的集中表现是“有偿新闻”。“有偿新闻”的名目繁多,形式经常变换。其实质是在新闻活动中搞权钱交易。这种交易无异于“对新闻舆论的收买和贿赂”,其危害甚烈,“足以祸国误民” 。

反对新闻商品化倾向,并不是要否定新闻广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既要反对在新闻活动中搞权钱交易,维护社会主义新闻广播事业的党性、真实性和崇高信誉,保持新闻队伍免受腐蚀,又要支持新闻载体如报纸进入市场,加强经营管理,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总之要按照新闻规律搞好新闻宣传,按照经济规律搞好报刊广播电视业的经营管理。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于新闻工作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群众思想研究 第12篇

一、邓小平群众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群众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深刻的继承和发扬, 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的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邓小平群众思想的最基本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首次肯定了群众的创造性, 结束了历史上唯心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史。体现了劳动群众的本质。结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认为,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生产, 人民群众是劳动的主体, 因此人民群众始终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第一, 社会物质财富由人民创造。首先解决了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 然后才能从事科学、宗教、艺术、政治等等。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不可估量, 因此决定了社会物质财富产生的根本因素, 也是促进历史进步的最大外力。

第二, 社会精神财富由人民群众创造。由于真正宝贵的精神财富产生于社会实践劳动中, 所以说, 人民群众参与生产劳动这一生活实践, 也就是说, 精神财富由人民创造。

最后, 群众力量推动着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飞跃, 决定着社会变革。革命是即存在被剥削压迫的人。群众在这样的时候就以一个积极的革命创造者身份出现。

(二) 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观是邓小平群众思想的最直接来源

毛泽东同志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把人民群众的作用摆在积极地位, 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这一重要理论。毛泽东对我党详细说明这一思想是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直到延安整风运动, 才对道路蜿蜒曲折遵义会议前后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才做出完善的表述。

因此毛泽东的群众思想也就总结为: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其中, “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基本工作方式;“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总之,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这一论断经过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富发展, 形成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群众史观的理论体系, 奠定了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继承和丰富了这一学说, 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邓小平群众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邓小平准确把握了中国历史进程, 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 从而进行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举措, 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为人民的生活争取到了最大最实惠的利益, 也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群众思想。在新时期, 我们更要充分认识群众思想深厚的科学底蕴, 对党的工作更好地完成起到警示作用。

(一) 群众思想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奋斗的道路中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思想, 有机统一了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并很好地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

(二) 群众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中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 坚持群众思想, 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指导, 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 均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群众思想为主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优势。

(三) 群众思想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始终

坚持群众思想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都离不开群众思想。特别是党的作风建设, 核心内容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三、邓小平群众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群众思想的内容丰富, 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群众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 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良好传统。毛泽东同志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称为党工作的基本路线,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 邓小平的群众思想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发扬, 他认为:群众基础是党执政的基石, 如果我党组织犯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 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就是被遗弃的党。邓小平强调:“我们党的任务前所未有的艰巨, 新旧问题的不断叠加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具挑战, 但我们只要谨遵一条那就是把群众利益永远放在首位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才更能体现我们党的作用。”

(二) 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思想

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也是一项与时俱进的重要举措。什么是群众思想?早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就作说明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这点, 就要坚持的群众路线。因此我党要想被群众所接受, 就不能高高在上, 就必须诚恳的听取群众意见。才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在我们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下, 在群众路线的实施也逐渐取得了较可观的成绩。但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依然层出不穷, 有些党员干部为了一己私利贪图享受, 没有很好地与群众进行沟通, 严重威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群众根基。针对这种现象, 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党要取得发展就要坚决维护自己的群众根基, 听从群众的意见是最好的方式。”

(三) 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党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保障人民利益, 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这是党一切工作的最科学和有效的目的。邓小平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求我们不仅要面对国家现实情况来行动, 更要把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思想点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一般的考虑都太正式化, 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 有时候不用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被我们想得过于复杂, 因此把钱都用在了不一定有用的地方, 这还是对我们的基本路线了解不够。”所以我们国家极度需要进行改革开放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内容,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三个有利于”标准用来判断我们在各方面工作的成败得失。

四、邓小平群众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有20多年。这些年来,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指导下, 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必须归功于邓小平理论正确引导。因此保证党员和群众的良好关系, 这对我国现代化的建设和新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邓小平群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是在长期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 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处于有利地位。群众思想便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作风之一, 这使得我党和人民建立了坚不可破的良好关系。毛主席强调“我们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将永远成为我党的一个政治优势。”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他说“共产党员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威信而为难群众, 这是极度错误的作法”, 这也是他科学地分析了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后得到的结果。

(二) 改革开放以邓小平的群众思想为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 无论是制定指导方针和政策, 或者所想的问题所找的方法必须最大程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只有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才是国家长期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强调, 我们必须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小平同志指出:“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 坚持走群众路线。”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民上了深刻的一课, 也让我们看到了了一为爱群众爱人民的伟大领袖, 他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认为依靠群众,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才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正是因为他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 因而他赢得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今天,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事业, 是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 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复杂的, 任务是艰巨的, 如果没有群众的始终如一的支持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成效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与群众打好关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有这些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意义和影响是重大的和深远的。

摘要：邓小平的群众思想理论, 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始终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和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 当成第一位的政治问题。他认要想实现共产党的宗旨, 就必须坚持走群众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心系人民、关心群众,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以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群众思想路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1一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邓小平文选》 (l一3卷) .人民出版社, 第12卷1994年版, 第3卷1993年版.

[3]屠春友:《邓小平的谋略世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