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贸易范文

当代国际贸易范文（精选12篇）

当代国际贸易 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网络贸易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为国际商务提供更加便捷的基础条件, 也使国际贸易所运用的方式与技术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方式可以清楚的展现双方各项信息, 包括物品信息、个人信息、需求与供应能力等方面, 这种国际贸易方式不仅是单纯的改变其发展方式, 更是从根本上提高了国际商务的发展速度与质量, 从而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全面多元化的选择与机遇。

1 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界定

1.1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的本质是指网络环境下, 交易双方不见面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商贸活动, 电子商务本身属于网络商务中的一种, 属于数字信息化领域中的贸易活动, 这是一项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进行商业化活动的模式。电子商务适应于多方面交流, 将各行各业的贸易与交易进行数字化处理。同时, 电子商务包含着传统市场完整的产业链, 从原料的收集到商品生产, 最后到全球化的销售, 将整套商务模式有机的结合起来。

1.2 网络贸易

网络贸易是一种新颖的交易形式, 与传统贸易相比, 网络贸易在资金流动、物流方案、交易形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变化。作为电子商务中的一项业务形式, 这是在大数据背景下, 更适合新时代特征的表现形式, 通过全球化网络进行相关商品与服务业务的交易。网络会随着时间的推演不断发展, 虽然网络贸易属于全新的交易模式, 但由于其是基于网络的业务形式, 所以更具有生命活力与发展空间。

1.3 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建立在宏观网络经济体制之中的贸易模式, 属于虚拟经济。网络商务和全面信息网络化的电子商务含义相同, 是电子商务贸易体系中的网络部分, 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虽然都属于虚拟经济, 但区别在于网络贸易是完全以网络为基础的贸易体系, 而电子商务涉及范围更加广阔, 除了网络之外, 也包括传统的电子信息体系, 如电话、电视、报刊等等。

2 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2.1 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2.1.1 对我国对外贸易主体的影响

电子商务的出现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的外贸企业很多受限于对外贸易经营权的管制, 大多只做中间贸易, 伴随我国外贸企业逐渐拥有更多国际贸易进出口权, 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优势正在不断弱化。然而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大多是新兴企业, 并不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与创新的发展战略, 缺少全球化经营的规划与策略。相关企业需要根据实情, 快速转变自身经营理念, 以电子商务为转型趋势, 增加出口与进口途径, 构建国际销售网络, 改变自身位置, 从批发商的身份转变为零售商, 使自身成为真正拥有多元化销售与进口途径的贸易企业。

2.1.2 对我国对外贸易手段的影响

交易商谈方面, 比起传统的面对面商谈, 利用电话、互联网等方式的对话更受交易者的青睐, 简约时间;对于付款方式, 银行转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交易方式, 从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交易的安全性;对于交易方式, 电子商务可以将自身交易分化网络上的内容和现实物品两个方面。

2.1.3 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成本的影响

信息成本方面, 传统信息的获取非常麻烦且并不便捷, 需要经过电视、杂志、报纸等方式获取, 而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则可以快速获得需要各类信息, 使信息具备快速性与时效性;议价成本方面, 传统贸易需要双方面对面进行价格与各类合同协议的商议, 不仅浪费时间, 也具有很高的消耗, 而如今则可利用电子商务网站随时随地的进行价格乃至合同的签订;电子贸易具有一大特色, 就是几乎没有传输成本, 一切交易内容只需要网络即可完成, 便捷而安全;销售方面, 传统的销售网络建立, 需要在每一座城市设立网点, 并增加配套的实施与工作人员, 巨额的投入却不能保证成本的回收, 而如今的电子贸易只要专门的部门负责相关内容即可, 无需过多的投入。

2.1.4 对我国外贸企业其他方面的影响

电子商务可以提高商业发展效率, 节约成本, 使商品本身更在市场中具备竞争能力;同时可以为我国相关企业提供良好的交易环境, 尤其是中小企业, 由于不具备品牌效应与信息收集能力, 在传统贸易中往往处于劣势, 而有了电子商务, 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弱化缺点, 积极展现自身优点, 利用全球化提升市场空间, 为自身提供有力的发展途径与动力;国际市场中, 规则的制定者占有先天优势, 传统的国际贸易之中, 国外具备多年贸易交易经验, 他们利用EDI为交易手段, 将后来者拉入自身的规则之中, 并不利于后来者的发展。而利用电子商务可以避开现有规则, 打破现状, 为开拓全新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2.2 网络贸易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2.2.1 网络贸易对我国贸易商品格局的影响

传统的贸易一直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主流存在, 而网络贸易的兴起, 不仅代表传统贸易模式的落寞, 更说明优越的交易模式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在。

伴随国际贸易的增长, 国际信息服务行业也随之不断完整与进步, 通过利用网络快速向全世界咨询各类信息, 使信息具备时效性与快速性;基于网络的国际贸易使得交易产品不再局限于实物, 更多的网络商品随之出现而兴起, 音乐、软件、信息等等方面都成为交易的对象, 使贸易的内容与途径更加多元化;网络贸易促使发达国家越发强势, 而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获得丰厚的汇报, 但更多是处于弱势阶层。

2.2.2 网络贸易对我国跨国公司的影响

网络贸易的兴起所改变的并不单单是一种贸易模式, 更包含着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 其中, 针对跨国公司贸易影响以下述几点为主:传统贸易针对每一单业务都需要涉及大量人力物力, 多种手续证明, 合同签约, 大量的合同与签证经常会出现各类错误, 而网络贸易则可以避免上述大部分情况问题, 提供效率, 减少消耗;运用网络可以快速发布与传递信息, 减少用于宣传或交流的费用, 具有很高的经济效应;通过网络快速掌握全球信息, 减少因大量生产导致资金不足或货物积压问题, 并可根据市场需要改变自身生产数量与方向, 节约成本。

2.2.3 网络贸易对我国外贸企业新增转换成本的影响

网络贸易对我国外贸企业新增转换成本的影响以下述两方面为主:一方面进行转型时需要购进相关的软件、计算机、构建与维护服务器等等, 需要专门的部门与维护人员, 碰到无法解决问题需要专门聘请专家进行解决, 并需要相关的法律顾问, 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 具备便捷性与开放性的网络并不安全, 使用的同时纪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包括病毒与木马攻击、网络信息盗取、网络交易安全性低等方面。

3 我国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观念落后

全新经济体下, 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已成为贸易的发展趋势, 外贸企业需要改变自身观念,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潮流。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仍以传统的管理体制与模式为主, 虽有部门企业已经开始普及适应全新贸易体系的管理模式, 但主要方案还是以照搬国外的新进经验为主, 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与发展走向。

3.2 基础设施不足, 竞争能力低下

现阶段, 外贸企业电子化程度较低, 专业电子商务网站数量不足, 以电子商务贸易为主要贸易体系的企业数量并不多, 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应用仍处在初级时期, 大部分企业缺少专业的人才经验, 所以将会导致企业在国际上缺少竞争力。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仍存在监管不全面与法律不完善等问题。

3.3 并不完善的法律制度

作为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是以虚拟网络为基础的存在, 而网络本身的开放性导致其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导致假冒伪劣、信息虚假、退换货物不便利等问题的发生, 同时, 网络交易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 面对全新的经济模式, 并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无法确保安全性与检查力度。

3.4 物流管理问题

物流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 企业经营活动离不开物流的参与, 特别是如今的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一旦物流管理出现差错, 可能导致获取无法及时运输, 影响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的及时性和信誉。我国大部分电子商务或者网络贸易都是依靠自身内部物流平台运营管理的, 但配送服务上还存在很大缺陷, 需要加以改善, 提供更好的物流服务。

4 我国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发展的应对策略

4.1 转变观念

面对经济的全球化与网络化, 外贸企业需要尽快融入这场数字化的变革之中, 才能参与到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应采取多种措施与手段, 包括增强宣传网络化与信息化的作用、加快我国相关企业的观念转变、出台政策支持电子贸易与网络贸易的发展、构建适宜全新贸易体系发展的环境等等。同时, 还有些应用可以为外贸企业建立动态管理体系, 实现集合以数据远程、动态、实时处理为基础, 具有远程数据输入、查询、审批与查帐等功能, 全面提升自身工作效率与降低运行消耗。

4.2 构建全新的基础设施与体系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 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企业竞争也更加激烈, 但是贸易网络化与信息化也为新中小企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帮助其发展。构建全新的基础设施与体系, 需以增强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研究, 建立主干网络, 构建内容更加丰富化、业务种类更加实用性与全面的网络体系为主, 促使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改革与发展基于网络的基础设施。

4.3 加强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的监管与法律完善

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作为全新体系的商业领域, 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但也出现因监管体系的缺乏与法律的不健全引起的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征免税、电子合同有效性、安全性与纠纷和冲突的处理等等。网络贸易监管体系与法律应完善与增强的方面以贸易风险管理与控制、知识产权得保护、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应、网络商务纠纷监察、增加企业信用体系等方面为主。

4.4 完善物流管理模式

物流管理是当前贸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网络贸易, 都需要保证物流通常, 派送及时。因此, 需要在物流管理模式上着手, 通过多种方式改善物流运营管理模式, 提升物流管理质量。抓住我国物流行业中存在的盲点, 通过综合物流中心的兴办提升并改进物流管理模式, 兴办综合物流中心过程需要考虑好物流中心与配送中心之间的衔接, 注重配送渠道, 通过科学化信息管理保证物流模式适合电子商务及网络贸易的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进步。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 当代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与网络贸易对我国商务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我国外贸企业来说, 应当抓住大潮流下产生的机遇, 敢于面对新时代的挑战, 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中, 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力争在全新国际贸易变革的趋势下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吕晓蕊.论国际贸易的创新方式及对我国的经济影响[J].智富时代, 2015 (10) .

当代主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简介 第2篇

虞小平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62)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444(2001)06-0054-03

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是国际贸易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的《国际贸易》教材就此主要介绍了亚当·斯密“绝对成本说”,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比例说。这种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资源论用来解释19 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贸易格局,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 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状况在决定各国的对外贸易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 20世纪中期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给国际贸易量、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贸易上升为主要贸易类型, 产业内贸易成为主要贸易形式, 二是公司内贸易迅速发展。面对国际贸易的这些新现象, 用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来阐述贸易格局, 将无法解释生产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最大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原因。因此, 本文拟对有关当代国际贸易分工的两种主要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做一简略的介绍, 以弥补教材在相关方面的不足, 帮助学习者对本学科的新发展取得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

产业内贸易理论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理论分支。

国际贸易从产品内容上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其一是一国进口和出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商品, 即产业间贸易, 也称部门间贸易, 如出口农副产品而进口工业制成品, 或出口纺织品而进口计算机等;其二是产业内贸易, 也称部门内贸易, 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制成品, 如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都是机动车辆的进口国, 同时也是出口国。

综合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 造成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供求两方面来考察。就供给而言, 大多数工业品的市场是垄断竞争性市场, 一方面, 各种产品类似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可以互相竞争;另一方面, 它们又各有特色, 各自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于是, 产品差别, 即企业产品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主观或客观上的或大或小的特点, 成为普遍的现象。产品的客观差别可分为垂直差别和水平差别。属于同一类别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根本特性, 而产品根本特性在其程度上的差别就是垂直差别, 也即同一种产品在档次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等级上。与此同时, 具有完全相同的根本特性并属于同一档次的同类产品, 又会有一系列不同的规格款式, 各规格、款式之间的差别就称为水平差别。工业制成品所具有的差异化或多样化程度要远远超过初级产品。每一类制成品不但在质量等级上而且在规格上都可以变换出无数的差别, 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动, 甚至仅仅是一个商标的变动, 都可以使一种商品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所以, 同一种商品, 由于质量等级不同, 规格款式不同, 存在着根本特性一致下的不同层次, 这种造成垄断竞争市场格局的重要原因。从需求来看, 消费者的偏好也千差万别, 这些差别也同样可分为垂直差别和水平差别。消费者偏好的垂直差别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对同类产品中不同质量等级的选择上, 而水平差别则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对同类、同一质量产品的不同规格或款式的选择上。消费者偏好的垂

直差别受其收入水平的制约, 表现为一种客观性, 而水平差别则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无关, 只是完全取决于消费者主观上的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上这种不同层次的多样性, 需要有相应的产品多样化予以满足。

在同时考察两个或两上以上国家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时, 我们会发现, 不同国家的产品层次结构和消费层次结构存在着重叠的现象。一方面, 由于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其产品层次结构和消费层次结构大体相同, 这种重叠便成为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层次结构和消费层次结构也有部分重叠, 这种双向重叠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成为可能。

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规模经济。由于规模经济促进了各国在各产业内部发展专业化生产, 建立在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便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 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规模经济的作用, 才使得众多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形成一国内某种产品由一家或少数几个厂商生产的局面, 大型企业进而能发展成出口商。由于规模经济的制约作用, 每一国的大型企业只能生产出系列有限的产品来。于是, 各国生产的产品又各具特色。产品差异的存在, 既是促进企业走向专业化、大型化的因素, 从而能获得经营上的规模效益, 又为生产者的相互竞争提供了市场, 为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提供了物质保证。可以说, 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性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 在产业内贸易中, 各国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公司的特定竞争优势, 而不像产业间贸易那样, 首先表现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公司的特定优势是一个公司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所具有的垄断优势, 也即知识资产优势和规模节约优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只要拥有具有垄断优势的公司, 就可生产出差别产品在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可见, 要理解产业内贸易现象, 离不开对公司作用的分析。

总而言之, 造成产业内贸易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产品差别、规模经济、消费者偏好差别以及国家之间产品层次结构和消费层次结构的重合。各个国家公司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产业内贸易的格局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不是依赖于各国由于生产要素禀赋不同而造成的相对优势。当两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相似而无多少产业间贸易发生,是规模经济占重要地位和产品高度差异化时, 从生产规模化和产品多样化中获得的利益就会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 产业内贸易便成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这些利益明显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效益将依仗于规模优势而不断提高, 二是消费者可以从产品多样化或更便宜的价格水平中得到更大的满足, 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效益。

二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经过一系列研究, 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从而使对国际贸易的解释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 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雏形。

迈克尔·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 一国兴衰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 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竞争能力。波特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创新机制做了论述。

1.微观竞争机制

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其企业内部的活力。如果企业缺乏活力, 不思创新, 国家整体竞争优势就如无本之木。企业经济活力的根本目标在于使其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值, 而增值要通过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才能逐步实现。这就要求企业重视各个环节的改进和协调。在强化管理、研究开发、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实行全面改革。比如, 研究开发产品时, 采用“精干体制”, 将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人员组成在一个班子里, 从头至尾密切配合, 摒弃传统的流水作业方式, 以缩短产品研制周期;又如为满足消费者瞬息万变的需求, 采用柔性制造系统,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

2.中观竞争优势

中观层次的分析由企业转向产业、区域等范畴。从产业看, 个别企业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要素, 而且有赖于企业的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企业的辅助与支持;从空间看, 各企业为获得理想的利润和长期发展, 需要在制订空间战略时, 合理分布企业的各个部门, 比如将企业的总部和研究开发部门设置于交通迅捷、信息灵通的大都市, 而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或接近销售市场, 从而利用空间差, 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灵活反映能力等目的。

3.宏观竞争机制

国家竞争优势并非个别企业、产业竞争优势的简单加总。国家整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取决于生产条件、相关和支撑产业、需求因素、企业战略等四个基本要素以及一些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生产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根据它们的产生机制和所起作用, 可分为基本因素和推进因素, 前者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 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后者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的要素, 如高质量人力资本等。对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而言, 后者更加重要。在特定条件下, 一国某些基本因素上的劣势反而可能刺激创新, 使企业在可见的瓶颈、明显的威胁面前为提高自己竞争地位而奋发努力, 最终使国家在推进因素上更具有竞争力, 从而创造出动态竞争优势。相关和支撑企业是指主要作为生产原料和中间品供应者的国内企业,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所提供投入品的价格直接关系到主导产业的生产成本, 而且, 它们与主导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邻近, 将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 从而有力地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 形成良性互动的地方化经济和集团化经济。

需求因素, 特别是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也对国家整体竞争优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本国市场的需求大, 将有利于企业迅速达到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 如果本国消费者特别“挑剔”, 需求复杂且标准很高, 则会促进本国企业努力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

最后,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同样不可忽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企业皆有各自的规模、组织形式、产权结构和竞争目标, 它们构成企业的管理机制。企业要在竞争中赢得优势, 必须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做出合适的选择。比如一些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为适应客户千变万化的需求, 必须选择灵活的体制, 而一些大型生产资料生产部门, 则必须保持组织管理上的严格有序。波特强调, 强大的本国竞争对手是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并得以长久保持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他反对“国内竞争是一种浪费”的传统观念, 认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损失一些资源, 但从长远来看, 则是利大于弊。

除了上述四种基本因素外, 一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政府所起的作用, 对国家整体竞争优势的形成也有辅助影响。国际竞争优势本身也具有系统性, 不同产业依靠产业间的联系和空间上的集聚可以形成自己特有的优势。

总之,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超越了传统理论对国家优势地位形成的片面认识, 首次从多角度、多层次阐明了国家竞争优势的确切内涵, 指出国家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就在于竞争, 而不在于优势产业的确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摆脱了传统理论的孤立性、片面性, 建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

三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 以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为分析的前提。但现实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市场,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 跨国公司的决策对贸易格局、投资格局的影响已不可忽视。面对国际易中的这些新现象,当代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新的见解, 他们应用规模经济、递增效益和市场结构理论来对产业内贸易做出解释, 而且, 人们已经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一般理论, 以取代传统国际贸易和理论的地位, 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试图从系统的角度建立国家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理论体系。

专题七 当代国际社会 第3篇

1. 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权 利&含 义&举 例&独立权&主权国家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内政、外交事务而不受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权利&一国可以自由修改宪法、变更政体、确定经济体制、缔结条约、进行自卫战争&平等权&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也不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各国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在外交上有使用本国文字的权利&自卫权&主权国家拥有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的权利&防御（国家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国防建设，建立军队、建筑要塞，以防外来侵犯）和自卫（即当国家受到外国攻击时，有权进行自卫等）&管辖权&主权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具有管辖的权利&对本国公民和物的管理；对居住国外的侨民和驻外使馆的管理&]

义务：不侵犯别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

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主权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行使独立权的表现。

【重要提示】 国家主权对实现人权有决定性作用。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国家的主权是该国人民享有人权的前提；人权是主权的体现，“人权高于主权”是一些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借口，是错误的。

2. 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区分

[&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参加的主体&国家（政府）&民间各界人士&与会者的身份&主要是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等官方人士&一般是民间各界人士&举 例&联合国、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约、上海合作组织、世界银行、北美自由贸易区、非盟、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万国邮政联盟、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按照最为权威的联合国的经济暨政治理事会1950年的决议：任何国际组织，凡未经政府间协议而建立，均被视为是为这种安排而成立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包括独立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志愿协会。

3. 对联合国认识的误区

①联合国的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实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注：不是始终发挥积极作用，在成立初期，常被美苏争霸所利用）

②联合国的主要机构：联合国大会（审议机构）、安理会（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实行大国一致原则）

③中国与联合国：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按《联合国宪章》精神进行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工作（不是支持联合国的所有工作）。我国对联合国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从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得到有益的支援。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表明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

4. 国际关系及其决定因素

①国际关系的内容：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等。

②国际关系的形式：是多样的，竞争、合作和冲突是其基本形式。

③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理由，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而利益对立则是引起国家冲突的根源。

5.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①和平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战后世界和平是主流，但是威胁和平的因素仍然存在，世界人民争取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②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尤为紧迫。世界经济发展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继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北发展不平衡还在扩大。

③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必须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⑤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识记）。

6. 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认识

①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向（注：不能说当前世界已经是多极格局），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俄、日、欧盟等都有成为未来多级格局中的一极的可能，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曲折而充满复杂斗争的演变过程，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必然导致各国竞争加剧。

②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各国把竞争重点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以经济、科技为国家的战略重点，努力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力图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措施：要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增强国家实力。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跨越式发展，要着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7. 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①制定依据：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②基本内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国际问题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8.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①要坚决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②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注：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伙伴关系不是结盟关系）

③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解题方法指导】]

例1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大大增多，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下列选项中均属于我国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是（ ）

A. 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

B. 北约与世界卫生组织

C. 亚太经合组织与国际红十字会

D. 世界银行与上海合作组织

误区指导 本题易误选A项，错在把国际奥委会当作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解题技巧 按照“从问题限定词入手，做到题干与选项相符”的原则，较好地使用排除法即可得出答案。国际奥委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属于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我国不是北约成员国，故排除A、B、C项。

答案 D

例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以下简称“执董会”）于北京时间2010年11月6日晨7时30分就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根据该方案，我国份额占比将增加2.398个百分点至6.394%，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第三。该方案将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达6个百分点，基本满足G20匹兹堡峰会所要求的目标。这表明（ ）

①中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②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③国际新秩序已经形成 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nlc202309032240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②④

误区指导 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大局有利于对纷繁芜杂的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形成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解题技巧 ①③说法与事实不符，故选D项。

答案 D

例3 自利比亚战乱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斡旋调停。并于2011年10月27日举行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了结束国际社会在利比亚一切军事行动的决议。此项决议的生效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0月31日晚11时59分。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一致赞成，在该时间以前撤销对利比亚的禁飞区管制，并结束一切旨在保护抗议民众的军事行动。上述材料表明安理会（ ）

A. 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B. 是联合国的审议机构

C. 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D. 自成立以来，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

误区指导 联合国问题是高频考点。对联合国和安理会，同学们常有错误认识。要详细了解联合国的历史、宗旨、原则、作用、主要机构特别是联大和安理会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等知识。

解题技巧 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机构之一，本身不是国际组织，故排除A项。联合国大会才是其审议机构，故排除B项。D项错在“始终”二字。

答案 C

[【考题预测】]

1. 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10年来，先后对阿尔及利亚、伊朗、印尼、巴基斯坦、海地等国开展了十多批次国外救援行动，成功救出60多名幸存者，医治4万余名伤病灾民，深获好评。2011年3月14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又第一时间赶赴日本灾区开展救援。这表明（ ）

A.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定力量

B.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C. 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D. 中国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 苏丹内战发生后，联合国积极调停。根据苏丹北南内战双方2005年达成的《全面和平协议》和2011年1月的公投结果，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2011年7月14日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就是否批准南苏丹加入联合国举行全会讨论，并对有关南苏丹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表决，结果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决议，接纳南苏丹共和国为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这表明（ ）

①南苏丹共和国将成为一个新的主权国家，政权是该国的生命和灵魂 ②南苏丹共和国将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同其他主权国家平等的权利 ③南苏丹共和国将享有以和平方式解决同苏丹共和国之间的争端的权利 ④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A. ①② B. ②③ C. ②④ D. ③④

3. 2011年2月柬泰边境冲突发生后，中方细致地做了双方的工作，建议双方务必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分歧。这表明（ ）

①世界的和平局面是不稳定的 ②我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③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④我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4. 2011年8月13日在印尼万鸦老闭幕的东盟与中日韩（10+3）经贸部长会议和东亚峰会（10+6）经贸部长非正式会议上，建立亚洲区域范围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再度被提上日程。会上，中国和日本提出了加快“东亚自贸区”（10+3）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10+6）的联合提案。这说明（ ）

①维护国家利益是中日韩和东盟各国加强合作的基础 ②竞争、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形式 ③中日都十分重视巩固同东盟的盟友关系 ④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所向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5. 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美签署联合声明，要求双方促进高层交往，通过对话推动双边关系，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两国元首均深信，和谐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上述材料表明（ ）

①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②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 ③竞争、合作与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 ④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共同目标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③④

6. 2011年10月15~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的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之所以重视文化强国，是因为（ ）

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②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③我国主张在文化上各国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 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②④

7. 2011年，我国继续开展全方位外交，与各国加强联系、深化合作和积极交流，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表明（ ）

A. 我国已成为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

B. 维护国家主权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C. 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D. 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场

8. 下列做法中，最能够体现我国外交政策基本立场的是（ ）

A. 参加G20峰会，同与会各国讨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

B. 派出护航编队执行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保护各国商船安全

C. 进行神州八号、天宫一号等航天发射，实施和平利用太空系列工程

D. 顶住国际压力，按照我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现状自主确定汇率政策

9. 近几年，各国在探索太空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计划重返月球、印度、日本也发射了自己的月球卫星、中国发射了嫦娥一号、二号、神八、天宫一号······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 ）

①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竞争 ②当前国际形势渐趋紧张，呈现出对抗与冲突的复杂格局 ③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 ④印度、日本、中国已经成长为多极化格局下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一极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10. 继建设“和谐社会”之后，我国又提出建立“和谐世界”新理念，其政治意义有（ ）

①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②有利于杜绝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 ③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④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1. “亚太经合组织（APEC）低碳技术与产业合作论坛暨2011南京国际技术转移大会”于2011年10月20~21日在南京召开。本次论坛围绕低碳技术，以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四大领域为重点，邀请了美、澳、港、加、日、俄、新、马、泰、印尼等10个APEC经济体及其他16个国家共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机构代表前来参会，与会代表通过了《APEC低碳技术与产业合作论坛南京倡议书》（简称《倡议书》），将推动建立“APEC低碳技术合作及转移信息中心”，开展与低碳技术相关的信息交流共享、项目合作、技术转移、能力建设、考察交流及研讨会等活动，为各成员共同发展低碳技术、开展产业合作创造条件。

结合材料，运用国际社会的有关知识，说明各国积极参与论坛交流、通过《倡议书》的原因和意义。

12. 2011年10月3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接纳巴勒斯坦为教科文组织成员的决议。中方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11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进一步表明了中方的观点：中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认为独立建国是巴人民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是实现巴勒斯坦、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中方一贯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加大劝和促谈努力，争取巴以早日重开谈判。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从中东和平的大局出发，继续努力推动巴以和谈，继续支持教科文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运用所学《政治生活》知识，分析说明我国在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问题上的外交立场。

13. 2011年9月21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已正式知会国会有关对台湾军售计划，包括为台“改装”其现有F-16A/B型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军售总价值约为58.52亿元。根据此项计划，美国将为台湾145架F-16A/B型战斗机提供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AESA）等最新装备，以及其他相关设备、零配件等。同日，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运用所学《政治生活》知识回答：假如你是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你认为在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时表达哪些观点是最适宜的（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下）。

当代国际贸易 第4篇

一、知识产权及世贸组织对知识产权贸易的保护

知识产权是指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 知识产权所有人可以通过对其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的许可或转让而获得收益。目前, 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国最新统计, 电影、音像、计算机、传媒等“版权产业”, 其出口额占所有行业的第一位, 近年来, 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年年出现顺差, 超过了飞机和通讯设备的出口。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 使各个国家都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不单单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本的多少, 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知识成果的应用和保护程度。各国都利用知识产权制度, 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并力图阻止外来更强大的技术优势的冲击。因此, 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世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及执行力度并不相同, 随着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些差别就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在多边贸易框架下, 寻求协调统一的国际承认的知识产权贸易规则, 以更规范、更具可预见性地解决有关争端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的内容。1986年~1994年, 乌拉圭回合谈判将知识产权列入了贸易谈判的议题, 世贸组织把知识产权贸易作为三大支柱之一, 被认为是对关贸总协定的重大突破。

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 明确了知识产权的类型为:版权、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集成电路、外观设计 (分布图) 、未披露的信息、包括贸易秘密等, 协定包含5个基本内容:

怎样适用多边贸易体系基本原则和其他国际知识产权协定;怎样恰当地保护知识产权;成员方应怎样在其境内恰当地执行那些权力;怎样解决世贸组织成员间关于知识产权的争端;在新体系被引入这一时期的特别过渡安排。

通过制订成员都必须达到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试图缩小世界上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差别, 并使它们置于共同的国际规则之下。知识产权协定是以多边贸易体系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 并且突出了非歧视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协议的宗旨是加强知识产权的充分的有效保护, 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及程序对国际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 协议的实施将会保证和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高速发展。

二、当代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形式与发展

1. 许可证贸易

许可证贸易是知识产权贸易中使用最广泛和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许可证贸易是以知识产权, 以及相应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权为内容, 通过签订许可证协议而进行的技术贸易。目前, 专利、专有技术贸易大都通过许可证贸易来进行, 现在计算机软件贸易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许可证形式。许可证贸易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 对技术知识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2. 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 是指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商业企业 (特许方) 将其商标、商号名称、服务标志、专利、专有技术、服务标志, 以及经营管理的方法或经验许可另一家商业企业 (被特许方) 使用。被特许方使用特许方的商业名称经营业务, 遵循特许方制定的方针和程序, 特许方则从被特许方处收取特许费。特许经营形式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工业。

对于特许经营许可方来说, 特许可以为打入市场提供机会, 并阻止可能的竞争。对被特许方来说, 可以解决技术能力不足、资金匮乏、缺乏品牌优势等问题, 减少投资风险。目前, 美国零售总额的60%由特许经营完成, 特许经营为美国安置了超过11%的就业人口, 麦当劳通过特许经营在117个国家建立了2.5万个连锁店。

3. 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不同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成一个新的企业。实际上是把出资方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了新成立的企业。如果出资方不以知识产权为出资形式, 那么该出资方可以通过签署知识产权许可合同, 规定出资方是技术的供方, 新企业是技术的受方, 这样出资方既可获得股权也可得到知识产权许可费用。受方可借此引进外国较先进的技术, 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 还可利用资金;供方则可以利用受方的劳动力和资源, 扩大海外市场, 通过收取知识产权使用费回收设备与技术研制的费用。

4. 计算机交钥匙合同

目前, 计算机交钥匙合同就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买卖与软件的转让。主要内容是:供方向受方出售硬件, 提供软件许可证, 提供对硬件、软件的维修服务并延续到开机后一段较长时间, 计算机的安装与测试、软件的测试。

5. 知识产权服务

技术服务是技术提供方受另一方委托, 通过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为委托方提供技术劳务, 完成某项服务任务, 并由委托方支付一定的技术服务费。一般来说, 技术服务提供的技术是知识产权与专有技术之外的一般技术。但目前随着技术贸易的发展, 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也不断出现 (这里的知识产权服务不是指专业知识产权机构或企业提供的服务, 而是指一般商业企业) 。在软件贸易的初级阶段, 这种伴随着知识产权使用许可而提供的服务, 一般是包含在软件价格之内的。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 一些大型应用软件, 需要软件厂商花费长时间对用户的需求进一步提供服务, 并成为单独收费的商品。

当代国际社会 第5篇

课前进行探究活动：如二十世纪苏(俄)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等，通过探究结果的讨论，导入本课内容：当代国际社会是怎样变化的?也可采取热点问题导入法：教师在课前布置学生收集近期国际社会发生的热点时事问题，上课时通过学生自由讨论这些时事所反映的国际社会是怎样的，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指出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纵横交错，国家形势变化莫测，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复杂多变的。从而引出本框题的内容。

“国际社会的形成和构成”不是教学重点，教学处理上可采取学生自学、教师在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引导的方式完成：

1)国际社会形成的原因;

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处境 第6篇

一九九七年是中国艺术界值得庆祝的一年。汪建伟和冯梦波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标志着中国艺术家参加了世界上全部最重要的展览，在国际艺坛上已经没有缺席。多少年“走向世界”的追求，终于告一段落。一九九三年孔长安和我一起讨论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的目标，两人皆认为，谁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就意味真正成功。在欧美和国内的艺术家都曾努力争取。现在有了结果。虽然不是我为第一，但还是有完成一件事的喜悦荡漾在心中。

你们二位约我说出自己关于中国艺术国际策略的意见。我的意见建立在对中国艺术现状的分析之上。中国艺术界(不是指美协系统的中国美术)的主导倾向是被“洋选”展览和涉外“买办”控制着，但是在文化上普遍地还被困在被动的“殖民地心态”之中。值得与法国国民的心态相比较，一个法国人，每天的衣食住行水平与一个中国市民相当，但他却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自信地行走，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文化。在美国人面前和在中国人面前他的态度差不多是一样的，为自己是法国人觉得骄傲。法国有自己的悠久文化传统，这一点可与中国媲美；法国有现代文化，这一点同美国抗衡。美国没有悠久传统，但还可以以新的创造为荣，就像一个出身贫寒的大将。而中国人如果仅仅是强调悠久传统，现在却无所长，反倒像个文弱的名门之后。中国国家已经强大，在国际必定被重视，而其人民和文化不一定受尊敬。尊敬是出于理，发自他人内心。重视是出于力，发自他人的畏惧和利益的欲望。要想在国际上受尊敬，单有古老悠久的文化和强大的国力还不够，必须要有创造性的现代文化。如此看来，现代艺术本身虽无民族性，但的确与这个文化休戚相关！

怎样去对待“洋选”和“买办”这种倾向？艺术的性质和国家的境遇使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又有无奈，又有慨叹。

其无奈处在于艺术的现实成就的标准是被人接受，艺术家在国内的展览条件差，不仅在展览设备条件上如此，主要还在于对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在中国失去以往的主题性创作的土壤，而探索的风格也极少有展览机会，美术馆和博物馆是收场租的。西方国家博物馆展览不仅不收作者的钱，还要负责为作品投保，印制画册、明信片、招贴和请柬，发给参展艺术家工资。对中国艺术家，还免费邀请去当地考察研究。我在苏黎士Riedbdrg东方艺术馆的个展的作品，博物馆从瑞士放一集装箱大卡车开到海德堡我的画室门口，将每一幅画用特种包装材料裹好，一一签字然后起运。一个大车装十几张画，缓缓离去，真让人感受一种尊严。学者或评论家担当“裁判”，谁被选中举办文化性(或称博物馆系统的)艺术展览就胜出一局。虽然这中间的机会因素很多，但是顾及个人的价值和声誉，具有学养和地位的展览策划人常常深思熟虑。虽免不了一时看不透特别新颖的艺术观念和作品，但是，也很难发生很差的作品展出、很好的作品去掉这一类事情。因为他们在法律和道德上既不接受艺术家的委托办文化性展览，也不接受艺术家的贿赂写评论文章。这是由文化独立的体制决定的。国内要经过相当时期的磨合才能到达这种境界。此是无奈之一层。

中国艺术家矢志从艺，生活常依赖别人接受其作品。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市场经济，有钱的买主以其口味鼓励或者挫伤着作者的心。最花费精力和智慧的探索性艺术，常常不为市场接受。古来就有“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作牡丹”的怨叹。今天从艺术收藏角度来购买作品者来自海外。一九九六年波恩举办《啊，中国！》(China！)展，非常自负地宣称，他们选择了在中国最好的但不能展览的艺术家和艺术。实际上是借展览募捐了一大笔钱，在中国买了不少作品，的确也是注重探索性。后来就此而做起生意来，颇涉丑闻。但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处于相对“单调”和“贫困”之中，能得到“出国”和“卖画”的双重机会，明知操纵者不地道，别有用心，也愿意投稿，这是无奈之二层。(波恩展只是选择了调侃、讥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作品参展。作为主题展，并无可厚非。但是组织者一再暗示中国文化只是如此，把一部反映参展者的录相片拍得像马戏团介绍，并利用冷战后余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情绪，做了不少新闻炒作，不仅在德国受到批评，对我们也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我当时与他们也作了一个对话，对其欧洲文化殖民心态作了清晰的辨析。对话整理后，我要求复验原文被一再拖延。最后不得已，我通过外交途径，由大使馆转交给他们正式信件，撤回了我的对话发表权。)无奈是出于不得已，而有主动摄取、自甘人后的情况，更令人感慨。

整个世界的艺术进入本世纪后，就不以画种区分艺术的高低，即使是以市场行情来衡量，当代最昂贵的艺术作品也从不以材料定价。可是中国国内却特别强调“油彩和画布”，一出手就低人一筹。作为一个艺术家，扪心自问，谁都以艺术水平论高下，至于用什么材料来作，则是个次要问题。主次一经颠倒，必定贻笑天下。欧美那些别有用心的展览策划人和好心的文化工作者，对中国一味推崇油画都评以“二流印象派加二流表现派”，前者出于阴险，据以作为欧洲文化主流对东方的征服；后者出于痛心，中国自甘如此，外人只能兴叹。我自己本科是油画专业毕业，对油画特别喜爱，在伦勃朗一幅画前常能留连二、三小时，目前也很喜欢徐明华老师、方励君、王广义、刘晓东诸位的作品，但是深慨油画至上对中国艺术家境界的阻碍。大师在意自己的创思，该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先以画种为尚，竟自觉取法乎中，此慨叹之一层。

也许油画作为技法，在表现力和刻划精度上颇具特长又有收藏习性支撑，卖得好也是一种行业，况且画油画者的诚实和认真的“油画精神”在浮躁奸滑之风屡禁不止的中国，论品性相对高尚，于世有补。但是涉及对“现代化”的理解，顿生疑难。现代化是每个国家和文化都必将遭遇的历史进程。率先现代化了的发达国家和民族，其进程中与自有传统文化的传承、反叛、冲突和再生的关系，常常被以势利定准则的短见者视为普遍原则。美国文化风行全球，并不是美国文化伟大，而是全球势利短见者太多。美国的歌舞剧本来也就是美式秧歌，美国Pop，但是美国政府为了国家利益，把二者当作包装纸，到处利用“势”和“利”二手强制推举。中国现代化真的可用美国方式推行，那也认了。“古曲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也不算新鲜。其实由马克斯·韦伯总结和提倡的“新教精神”是适合于北方国家(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而在东欧和南欧都不适合。日本的成功更是最好的反证，日本从来没有什么新教伦理。后来亚洲小国的发展进一步证明“现代化”是有不同的道路。每个国家和民族只有自己的现代化，没有普遍的现代化。现代化重在一个“化”字，是现实的生存在国土风俗中的人的变化，而不是被率先进化的国家和国民所同化和奴化。现代化是一种文化，文化是生成的，而不是取代的。小国家小品种文化尚且不容易被同化，中华文明要变成美式文明为基准的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那除非灭国。因此，现代化的真正含义是积极接受一切新进的刺激，在现实基础和文化习俗中创造出自己的新现实，新文化。中国艺术常常在忽阴忽阳地跳动，要么声称改变自己的文明，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背景；要么回到传统，一味在“古玩”堆上纵欲，忘记了我们不早一天现代化，就可能被视为世界公民的劣种。回顾我国近代的许多优秀分子，一直在调侃，调侃了五百年(从人类十四世纪人文主义萌芽算起)，至少二百年(从人类机器革命算起)，弄得一个大国文化上成了落后国家，真是愧恨交加。五四时代，一些热情的知识分子向往改造中国的民族性，八十年下来传统的东西是所剩无几了，但民族的精神到底改造了多少？是日益正大，还是愈加委琐？如果不能从民族的精神中将积极的因素提升出，不能把民族文化中创造的力量鼓动起来，指望华盛顿的那些参议员来救中国？还是指望安迪·沃霍尔的艺术改造中国画？所以在没有自力更生的文化创造的前提下，东抄西凑，迎合欧美口味的国际化努力，是伪普遍原则。由此生起的慨叹又何尝不能化作一片慷慨。

一九九七年过去了，一个追求“走向世界”的愿望已经实现。中国艺术的希望再次着实回落到二大支柱之上，这就是“文化”与“质量”。

余言再叙，颂撰安

朱青生

一九九八年春节

青生学兄，南溟学兄：

青生学兄关于中国艺术国际策略的来信，已经拜读。尽管“感动”一词，在策略化的中国美术界已不再让人感动，但对青生兄这封信，我愿意再用。

九十年代中国美术作品在参加了国际上最重要的所有展事之后，正面临真正的失落。前几年大谈“国际接轨”，其实不过是参展冲动。其间艺术家追求成功的幻想太多。一个欧美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卡塞尔，与一个中国艺术家参加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后者不过是主展人的政治策略，是西方式多元化拼盘中的一个品种。可惜我们的艺术家不能自觉，甚至于投其所好。看到一些在国内很“牛”的经纪人和艺术家穿着长衫、对襟和三十年代学生装，按“老外”需要的形象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式上，我只觉得心里难受。不是因为他们，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偌大中国，十几亿人口，没有自己主办的大型国际展事，难怪得我们的艺术家要削尖脑壳，去争取“被选择”带来的好处。至于国际接轨则不必奢谈，自己既无轨又无车怎么接？搭车而已，人家的列车路过中国，下面人头攒动，列车长伸手一指，点到谁就是谁，激动、兴奋，受宠若惊，几天几夜睡不着。这里的确有个文化权利问题。记得波恩博物馆举办《中国！》展，我和馆长Dieter Ronte曾有一番长谈，大意是说不能仅仅从人权主义角度认识中国，当时Bonte先生是非常认同。但展览一到欧洲便变得非常的政治化，典型的例子便是郭晋的作品。本来他画儿童，主要是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有一种时过境迁、人生多舛、童心难寻的感慨，结果让一位主展人一宣传，竟和什么中国孤儿院联系起来，真是荒诞。一九九六年我劳神费力去参与策划上海(美术)双年展，并力主它向国际大型展览靠拢，无非是想从艺术体制上造成国际交流的可能性。只可惜限于莫名其妙的“中国国情”，这个展览要成长为比肩于威尼斯、卡塞尔的国际展事，实在遥而无期。但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韩国尚有规模不小的光州双年展，何况中国呢。

作为批评家，百无一用，书生一介，我们只能纸上谈兵。当然思想是自有其力量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从一九八九年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性问题。现时的中国艺术，一方面由于先进通讯和公共传媒的使用而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化资讯。另一方面又由于其特殊境遇，面临着双重困境：一边是欧美现代化标准的强权，一边是港台商业化操作的诱惑。目前中国当代文化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混乱。前现代的问题、现代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互相交织在一起。我们既有启蒙主义的任务和形式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又有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在提出。在此情景下，我们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显得急功近利而又稀里糊涂。前几年我参与《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本意是想抵制商业化，强调本土批评的作用，但结果还是让商品意识搞得面目模糊，且落入学院主义窠臼。我一直闹不明白，当年《中国美术报》上的先锋们，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为什么那么喜欢学院派，而且那么热衷于投入以前那种主题性画展。难道权利就是反对的归宿？最近看电视《水浒》，别的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知识分子应保持批判的张力，即使天诛地灭，也当无怨无悔。

谈到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人上下一致的追求。坦率说，我不完全同意青生兄信中所言“没有普遍的现代化”，因为不加分析地这么讲，很容易导致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结而使保守主义乃至封建主义抬头。现代化之谓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技发达带动生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称之为世俗现代化可也。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千家万户奔小康。但人类不太可能在这条道上无限发展。现在大家都羡慕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汽车、情人、小别墅。但有人计算过，如果解放全人类，让全球五十多亿人过上这种标准的生活，我们所消耗的能源需要二十个地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天文学家恐怕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世俗现代化的进程值得全人类去反省。现代化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人的自由程度。从启蒙主义起，个性解放就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整个现代艺术就是从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的强调开始的。我们不能把个体解放视为仅仅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从而以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加以拒绝，因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解放和对于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不是某些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此可谓精神的现代化，这是具有普遍性的。

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普遍的现代化”才能言说。至于文化建设，警惕由此推出的全球西方化和美国化，实属必要。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话题，即中国美术如何在面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时确立自身文化位置和自身文化身分的问题。

除了前面所说文化体制方面的建设即世界文化权利的分享之外，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前提，即我们在国际上确立文化位置和文化身分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断为国争光？还是光大种族优势？对此不必多说。我想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争取中国人精神上的解放，不仅从封建主义文化而且从殖民主义文化中解放出来。文化殖民主义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已成为惯性意识形态。比如开个书店，你要叫苏轼书店鲁迅书店肯定不如卡夫卡书店或博尔赫斯书店响亮。一种化妆品，叫做“霞飞”总让人感觉低档，一改名“霞飞奥妮斯”就很诱惑人。对此你有什么办法？但艺术是干什么来着？不就是因为对既定现实和惯性意识不满，想通过感性创造的力量来开拓人类精神的可能性吗？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重返人本主义，重返人的欲望、需要和要求。在世纪之交应该响亮地提出新人本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人的身份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解放问题，只不过这种解放不再是林肯解放黑奴宣言式的人人平等，而是克林顿关于同性恋法案的差异共存。今天言及“自由”，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他人的自由作为界限”，另一方面是“承认他人可以与自己不同这样一种权利”。我们是在差异原则中讨论并存的或共享的自由。只有在解放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中国艺术的国际策略。

第二是中国经验。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中国文化大变动的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十分丰富。我之所言“中国经验”，包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经验、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从文化学角度讲，我们不能把中国经验视作一个整块，而应看成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体验。对每个艺术家而言，它都是具体的、局部的、真实的和本质性的。从历史所载是中原文化一统天下。就现实而言，中国之大，仍相当于欧洲多国，各地区生活状况和生存方式差别甚大，资讯的丰瘠侧重亦多有不同。我们应该抵抗当代文化中一体化倾向对区域性特点的抹煞，这里所言的当代文化乃是非常具体的，就像盒式高楼、可口可乐、港台歌星、好莱坞电影以及笑容可掬随处可见的肯德基老总。我从来不认为艺术属于国家概念，故不惮于对中国美术作区域性研究，有时甚至认为，我们所谓的国际接轨，要对于人真正有意义，就是区域间的交流，亦即人与人之间共享不同特点的交流。具体的生存经验对于艺术的作用乃是本质性的，我们正是在周遭的经历与体验之中，产生想象力和创作冲动。

第三个问题是批判精神。我始终认为，当代艺术必须坚持知识分子性。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知识的贮存器——在这方面知识分子赶不上计算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社会思考的神经，是一群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寻找可能性的人。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性首先表现为对当代文化的思想反省和批判精神。批判和反抗有所不同，反抗往往是基于历史对于现状的否定，而批判则是反省现实对于未来的责任。我之所以认为中国一九八九后的政治音乐和玩世绘画的大多数作品，反抗性强烈而批判性贫弱，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所针对的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的问题——虚假的政治神话和空洞的社会理想，呈现于外，则表现为东西方冷战。简单的意识形态反抗往往类似农民起义，容易滑人草寇主义，到最后不过是项羽的理想——“彼可取而代之”，一种权利统治代替另一种统治权利。文化发展总是以群体规范为归宿，其普及化则是习惯势力的形成。而艺术乃是处在不同文化阶段的人对文化制约性的反省，正是这种反省保护了人的生命欲望、心理需要和精神追求。对既成文化的批判和对于作为文化产物的既成人的批判，使艺术返回起点。所以，艺术对历史文化和当下文化的批判即是人的自我批判。而回到人本即意味着回到批判的立场。我和岛子先生正在策划一个展览，题目即“知识分子与艺术意义”。我们的意图是想在艺术领域提倡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寻找当代知识分子话语方位，从当代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去思考艺术意义及价值取向。当然这种个人努力，对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中国当代美术而言，只是沧海一粟。但如果有更多的批评家和艺术家真如青生兄所言，“将慨叹化作慷慨”，也许你我生活其中的美术界不至于朝着最不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那句鼓励自己的老话：如果我们不能尽情发挥，那就让我们尽力而为罢！

致

问候！

王林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三日于四川美术学院桃花山青生兄，王林兄：

如青生兄在通信中所提议的那样，中国艺术的希望要着实回落到“文化”与“质量”两大支柱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进入了国际交往中，它主要表现在中国艺术能参加国际上重大的展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缺乏自主权，而使中国当代艺术在依赖性的展览中越来越处于附属的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一方面产生于强势种族对中国艺术的篡改，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艺术家屈从于这种强势并在这种强权下学得无比乖巧的结果。

歪曲中国艺术的“当代性”是海外举办中国艺术展的最明显特征，在这里，中国当代艺术恰似西方展览中被豢养的宠物，博得的是廉价的欢喜。在这种豢养下，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丧失了其文化与制度上的挑战性——既丧失挑战西方霸权主义的品质，也丧失挑战中国历史文化场境中既定秩序的意志，在后殖民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下，一种庸俗带进了艺术现场，这就是我们二十世纪末的艺术思想状况。

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处在于他开始真正进入了自由主义领域。在八十年代，我们可以提出新潮口号，可以有新潮展览，但这种知识和人文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成是体制内的某种意图的传播，正是八十年代将这种精神变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予以自上而下的鼓吹才促成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而那时的启蒙只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发言人，是顺着社会潮流的宠儿，这就不同于九十年代。正是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转变，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分离，才使知识分子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因为自此他开始在体制外从事其思想漫游，自由主义和批判性是这一时期的景色。从而开始撰写这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当在西方反意识形态已被纳入意识形态体制中的时候，我们仍然从游离意识形态开始，这拉开了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激动人心场面的序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所作为。

基于此，正像如何在中国语境中寻找到有意义的艺术话语是我们当代艺术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那样，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以保障当代艺术的展览和通过展览促进艺术在本土的发展并建立起我们艺术的“文化”与“质量”，也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现实语境及其艺术表达上的明确性问题，而这恰恰在当代艺术批评中被忽略了，所以，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变得像狭隘的种族图像志。当代艺术已不再仅仅依靠文本自身发言，它被规定为意义的艺术，并且它的意义产生于文本与语境的一种互动关系中，即艺术的意义往往被语境所规定，这就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的一个特征，它使艺术进入局部的和有具体针对性的文化场景中。当一个观众或批评家、展览策划人在尚未了解特定的语境而想了解那些艺术时，就显然不完全具备了解该艺术意义所在的要件。所以，就像观光旅游一样，某种强势种族往往以旅游眼光来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化，而被看中的往往不是第三世界已发展的或正在发展的文化，这种旅游文化的地位很难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成为某种学术话题并介入整个当代艺术领域的学术讨论中，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的展览往往成为某种西方新闻和国际间政治策略的代码。

在九十年代最后的几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已完全走过了八十年代以来简单模仿西方现代艺术这段历史，也知道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待于展览制度的健全和对艺术中“文化”与“质量”的重要性的认识，这将从根本上扭转九十年代艺术的歧途，并从此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支点上发展。中国当代艺术，正以其边缘文化的特征进入与人类文明对话的空间中，它在当代艺术中的积极价值就在于一个长久的专制主义文化正面临着瓦解，及其在瓦解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转而为批判性话题。所以，当下中国已经为我们搭了一个思想舞台，它以新的批判精神揭示文化上批判的重要性，正是当下语境才有了批判的可能性。在中国，一个新的艺术制度的产生本身就需要以批判精神为支撑，而如何将当下语境变为批判的资源以凸现艺术上的知识分子使命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源头。

此致

敬礼

王南溟

从虚拟经济看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第7篇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几乎所有的资源配置和社会交易都离不开货币媒介。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的“虚拟化”的趋势, 虚拟经济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实体经济相比, 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使得投资者难以准确预测资产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 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007年下半年, 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由此引发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之强、造成的损失之大, 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

对于虚拟经济的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曾提及。尽管现在与一百多年前相比, 虚拟经济的实体——虚拟资本形式更为多样, 数量更为巨大, 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运行的内在机理和规律的分析, 以及马克思发现的虚拟经济的二重性功能,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特殊的时期需要特殊的发展政策。在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前提下, 如何有效地发展虚拟经济, 以更好、更快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大多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监管制度分析和信用制度分析等理论视角, 很少从虚拟经济的角度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进行深入地剖析, 并缺乏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深入研究。因此, 本文从虚拟经济层面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并提出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效结合的措施。

二、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 是金融深化的必然产物。“虚拟经济”一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衍生而来, 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 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 (生息资本) 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有价证券;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 但是却可以作为商品买卖或是以资本增殖的方式产生利润。所以,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 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 有时甚至增加两倍, 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 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

国内研究虚拟经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成思危的观点, 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 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2] 其中虚拟经济的循环就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交换行为, 即先将钱转换为股票、债券等有价凭证,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再把有价证券转换为钱, 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以钱生钱。王爱俭 (2008) 将虚拟经济定义为“虚拟经济是预期的未来价格体系在现时的镜像”[3] , 他认为心理预期是虚拟经济运行的核心, 价格体系是虚拟经济的本质;虚拟的结果是现时的镜像, 是价格体系的重新构建。国内还有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虚拟经济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但是总体而言, 研究的内容都离不开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范畴。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 虚拟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信用形式上产生的虚拟资本;另一种是收入资本化形式上产生的虚拟资本[4] 。对于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创造虚拟资本, 其主要通过商品买卖以汇票的方式得以实现;银行信用创造虚拟资本, 其主要通过同一笔货币的反复使用得以实现, 即信贷膨胀。“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 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 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1] 对于第二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信用关系是虚拟资本产生的根据。“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 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 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1] 另外, 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也产生了虚拟资本。[5] 金融衍生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投机工具, 具有强大的杠杆效应, 大大加速了经济虚拟化的程度。

通过对虚拟经济内涵的描述, 不难看出, 虚拟经济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虚拟经济虽然是虚拟的, 但并不是虚无的, 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并且同实体经济有着互动关系, 具有“二重效应”。[6] 一方面, 虚拟经济具有正面效应:首先, 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扩大了社会资本量, 优化了资源配置,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其次, 虚拟经济的发展, 活跃了一国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期货、期权市场, 促进一国经济平稳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宏观环境。据相关统计, 2000年底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 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30万亿美元) 的5倍, 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至2万亿美元。可见, 虚拟经济具有强大的经济扩张功能。另一方面, 虚拟经济又存在着负面效应:首先, 源于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和内在不稳定性使得虚拟经济很容易与实体经济发生背离, 虚拟资本的价格水平远离其合理预期, 从而形成“经济泡沫”, 带来经济的虚假繁荣, 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其次, 源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使得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和收益都被成倍放大, 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如今, 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上泡沫的破裂, 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三、从虚拟经济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曾指出, 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能够打破商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限制, 但是如果货币流通量过度, 则可能带来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货币执行支付手段, 可能形成债权债务链条, 一旦链条被打乱, 则可能产生货币支付的危机。“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 才会发生”[7] , 其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为制度”的首要构成要素。因而,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一场源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货币支付危机, 这从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可以得到证实。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上金融产品创新的一个变现法宝就是资产证券化。根据美国住房贷款的发放模式, 房贷机构首先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然后将这些贷款出售给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大银行等政府支持机构。然而, 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大银行并不满足于借款人偿还的本金利息收入, 而是把这些贷款集中为一个资产池, 并以此为基础发行新的债券——抵押贷款担保债券 (MBS) 。在MBS发行之后, 市场上还出现了各种变形的MBS形式, 并继而产生了衍生品的衍生品——债务担保凭证 (CDO) 。CDO比MBS具有更大的衍生性, 它不仅可以以MBS为担保, 还可以以其他的CDO为担保, 继而衍生出CDO平方、立方, 甚至n次方, 次级贷款衍生品的链条又向前延伸了一节。链条的不断延伸反映出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金融衍生品的发行额也在不断增加 (见图1) 。

从图1可以看出,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CDO的发行额呈直线上升的状态。自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 CDO的发行额进入快速上升阶段, 2006年的发行额达到5 206.45亿美元。在CDO的发行过程中, 为满足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偏好, 根据分档技术产生了长期档CDO和短期档CDO。其中, 长期档CDO的收益率较高, 但是面临的变现能力较差;短期档CDO的变现能力较强, 但是收益率较低使得投资者对其购买的积极性不高, 因而长期档CDO的发行额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短期档CDO的发行额较少。由于长期档CDO隐含的流动性风险较大, 因而整个CDO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较大。

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上金融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 以信用违约掉期 (CDS) 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产品发展迅猛、规模逐渐庞大。根据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 CDS的发行额成倍递增, 在2007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 为62.17万亿美元。巨额的CDS市场规模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数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杠杆率。但由于CDS的交易完全是柜台交易, 没有准备金要求, 更不受任何政府的监管, 因而这个市场缺乏透明度、交易对手风险高、风险不可预测且难以控制。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使金融市场上的虚拟资本在不断循环中得以膨胀, 由于“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 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1] , 资产的市场价值远远脱离其实物资产的价值, 价值规律无法得到满足。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网站 (www.sifma.org ) 数据整理得出。其中, 长期档CDO指的是到期期限大于18个月的CDO;短期档指的是到期期限小于18个月的CDO。

然而, 泡沫不能无限制地被扩大。随着美联储的连续加息, 泡沫破裂, 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屋价值的缩水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力偿还贷款, 致使违约率大幅攀升。源于债务链最低端的链条断裂, 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金融衍生品价值一路下挫,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 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 是因为利息率提高, 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 以便实现为货币”[1] 。同时, “信用突然停止, 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 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1] , 这些都使得货币支付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伴随而至的是银行破产、金融机构大量倒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这种负面影响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国, 并引发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表面上看, 这场源于美国房地产的金融危机是由连续加息和房价下降引起的, 但实际上是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引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上虚拟出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这种虚拟的支付能力需求远远超过了购房者的实际支付能力需求。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虚拟的支付能力最终要向实际的支付能力靠拢, 以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但是, 在这一价格向价值回归的过程中, 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而造成的泡沫, 房屋供给远远超过了房屋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不能得到满足, 房地产价格跌落至其价值之下已是在所难免。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跌落, 各种源于住房贷款的金融衍生产品价值也大幅下跌, 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被戳破。虽然马克思曾指出, 当资产价格的泡沫破裂时,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 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 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 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1] 但是, 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往往伴随着金融危机, 表现为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减少,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 有价证券的价值大幅缩水, 居民有支付能力的实际需求下降, 社会的整体信心下降, 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在所难免。

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 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我国经济发展也难以置身事外, 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今,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减弱, 我国已进入后金融危机的重建阶段, 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已是当务之急。因此, 本文在合理利用虚拟经济,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有几点认识。

首先, 在设计和发展金融衍生品时, 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衍生品的两面性, 即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 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广泛使用的MBS、CDO、CDS等衍生产品, 确实为贷款人提供了流动性, 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并缓解了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状况。但是, 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度使用金融衍生产品, 使得其资产负债率及财务杠杆比率急剧上升, 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因此, 对于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发展, 要进行缜密地思考, 不能盲目夸大金融衍生品的优点, 也不能因金融衍生品具有放大风险的缺点而避而不用。同时, 要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科学的定价, 避免金融产品定价的工具化倾向和复杂化倾向, 要让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具有一定的金融理论作为支撑, 使其定价具有科学依据。

其次, 要在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下开展金融创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政府要时刻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 不能等到问题真正出现时才采取措施加以干预。我国政府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同发挥作用, 保证金融监管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政策, 适当程度地降低一些商业金融机构的税负, 或者是对金融机构进行财政补贴, 还可以鼓励一些经营效益比较好的小金融机构联合发行债券等, 提高各金融机构融资的自主性。另外, 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要不断开展金融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 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发展。因此, 政府要鼓励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 形成一种竞争的市场氛围, 增加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性。政府也应当加强金融创新, 让金融创新的效应波及到金融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例如, 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 就有利地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之, 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 又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和投机;要在加强对金融衍生市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正确处理信贷、货币供给和信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进行金融创新, 处理好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再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进行统一、协调的虚拟经济管理。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 现代经济越来越虚拟化, 虚拟资产快速膨胀。虚拟资产具有投资性, 投资者的预期决定其价格水平。因此, 政府应当组建各种金融培训机构, 让投资者掌握不同虚拟资产的存在形式、投资方式、交易方式、交易期限, 以及如何进行资产组合管理等知识, 帮助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预期, 从而稳定虚拟资产的价格水平, 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同时, 要建立由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预警机制和跨部门应急协调机构, 对虚拟资产的交易进行严格的实时监控管理, 强制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 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信息透明, 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高效运作。

最后, 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尤其是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越发达, 金融创新越频繁, 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产品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大, 围绕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投机活动层出不穷, 市场风险不断加大。因此, 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 要适时地限制市场上的各种投机行为, 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同时, 金融资产的价格要与其价值一致, 防范金融资产的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而带来的风险, 使得金融衍生品的需求与其供给达到均衡, 从而达到虚拟经济的最优交易规模, 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虚拟经济更好地发展。

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实世界也处处体现出虚拟的痕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 虚拟的支付能力需求远远超过了实际支付能力需求。本文从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希望对我国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有所帮助。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 也凸显了虚拟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二重效应”。本文借鉴马克思提出的“虚拟经济”内涵, 分析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虚拟经济的角度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予以剖析和解释, 并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 认为虚拟经济必须合理利用, 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关键词：虚拟经济,虚拟资本,国际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533-534, 546, 528-529, 540-541, 530, 555, 531.

[2]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管理科学学报, 1999 (1) :1-6.

[3]王爱俭.关于虚拟经济几个重要问题的再讨论[J].现代财经, 2008 (2) :3-6.

[4]洪银兴.虚拟经济及其引发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家, 2009 (11) :5-12.

[5]王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剖析[J].经济学家, 2009 (9) :18-23.

[6]洪银兴.《资本论》的现代解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第8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一、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古典的均势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以欧洲近百年来的短暂均势和平为背景的现实主义观点, 此观点认为追求权力是国家的自然倾向, 主张和支持主权国家通过追求权力, 依靠均势来限制国家间的争斗。现实主义学派延续了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以来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逻辑思维和理论基础, 认为人的本性与“自然状态”法则共同作用, 支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国家的权力是对人私欲与生存意志的了扩大, 表现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支配力量。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把国际利益置于核心地位, 认为在权力限定下的国家利益, 是决定该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 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主要依据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认为,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 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主权以及军事安全等, 必须拥有强大的后盾支持, 因此各个国家首要目标必须保证对权力的绝对追求与控制。国家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也演变成为一种权力关系, 而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成为各个国家之间权力的斗争。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的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与地位共同决定的。卡尔认为, 权利在国际政治中无处不有, 无处不在。他认为, 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摩根索认为, 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本质上讲是追求权力的角逐关系。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即变为权力和利益, 导致了在决策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重要性比道义和理想的重要性还要高。

各个主权国家不断追求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 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社会埋下了冲突与斗争的隐患。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的权力越大, 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就相应越大, 反之, 国家在国际上获得的利益越大, 其在国际上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国家的行为是受对权力追求的驱使的。这种对权力的追求, 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在国家间关系上, 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进行的战争;二是人类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

现实主义理论在有其合理性的基础上, 也同时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 这导致其在很多问题上受到批判:

(一) 现实主义理论仅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去看待问题, 然后再由此推向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

认为国家间关系始终是权力的斗争, 利益的冲突关系。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 在实际的国际关系中, 国家间不仅有冲突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二) 现实主义学者把道德的范围与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层面, 是欠妥的。

他们认为, 个人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社会公认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 但是, 国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却不一定非要按照个人的道德观念去做出要求与限定。他们认为, 只要追求权力, 道德就不可能完美。卡尔认为, 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低于个人的道德标准的。卡尔同意国家的行为会比个人的行为更加无道德的观点。他指出, 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权力机构可以批判道德行为, 道德在国家的行为中没有很强的约束力。此外, 卡尔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公众舆论和国际法的作用也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不少学者敏锐的看到战后以来的全球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权力分散、政治多极和霸权丧落的趋势日益显露出来, 于是他们着手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传统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够解释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 因此, 新现实主义出现了, 新现实主义理论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认为国际关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 还突出强调了国际关系的秩序和限制。它重视全球系统的研究, 注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强调要全面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就要将将政治和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同时, 新现实主义认为, 世界处于不断改变的无政府状态, 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 进而增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他们认为现在的国际关系是矛盾和冲突、沟通和合作的结合, 研究国际关系就应把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以研究战争、和平、权力、均势等问题为主, 有片面性, 仅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而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被忽视。他们寻求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两方面入手, 探索出一个能全面反映当前全球现实的理论。

新现实主义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修补、深化和发展。现实主义着眼于主权国家, 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概念, 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 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现实主义着重研究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 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源于人性的私欲与权力倾向, 权利主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所共同追求的最终目的;新现实主义则着重于研究全球国家间的权力分配, 主张结构分析。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本身不是主权国家追求的目的, 而是实现该国目标的有效手段, 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

二、理想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战后人们开始反思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如何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 避免国际战争发生。不少的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强调通过道义的宣扬和精神的教化来唤醒人类的良知;他们主张恢复和健全国际规范, 建立健全国际法准则来对各国行为进行约束, 建立健全各类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巩固战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理想主义学派主张, 人的本性是善良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而变好的。在国际关系中, 他们认为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改变, 以致放弃强权政治, 建立集体安全。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 集中反映了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其思想的核心是力图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 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他强调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合作十分重要并批判强权政治和大国。他认为需要建立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来确保和平。理想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所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 一旦良知被唤醒, 误解被消除, 世界便可和平;主权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 尤其在和平问题上更应如此。结束秘密外交, 实现外交决策的民主进程, 建立作为各国协商解决分歧的论坛和场所的国际组织, 将有助于消除战争的起因;主权国家不应该是无限的, 依靠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均势体系不能确保和平, 必须以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取而代之。但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理想主义所宣扬的道德的“普世价值”则意在实现西方价值观的全球传播, 其迷人的道德措辞往往成为强权国家干涉别国行动的借口。

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时间是短暂的, 它的失败是一种特定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上的失败。理想主义对它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抱有很大期望, 但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 国联的失败印证了理想主义的失败。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 与现实脱节, 忽视了“实然”问题, 即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最二战证明了理想主义的失败。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 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 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

三、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二人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 认为“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观念是错误的, 应重视对国际层次的各行为者进行研究, 加强对国家间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 认为全球处于复合的, 并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中, 国家、非国家角色如国际组织、非国际组织、个人等在国际关系中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二战结束以后, 国际关系日渐趋缓, 对各个国家来说, 来自军事上的威胁已经大为减弱, 因而由军事实力带来的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相反, 国家之间各方面合作加强, 相互依存度增高, 经济利益因素上升到同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些变化不容忽视。基欧汉和奈认为国家的目标随问题领域的不同而不同。问题领域中权力手段分配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家的议事日程, 此外, 议事日程的制定也受到国际体制地位、跨国行为者重要性及导致敏感性相互依存的一些问题的影响。由于军事力量在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国家在合理解决国际问题时考虑的范围越来越大。国际组织通过制定议事日程, 建立联合制定议事日程制度并发挥它选择问题论坛和动员投票表决的能力成为弱小国家解决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行动的后盾和依靠力量。

基欧汉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主张, 他认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可以对各个国家的政府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只有通过对国际合作与国际纷争的具体分析, 才能准确的做出国家决策和行为, 并对其进行评估。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体系过程层次上的分析方法, 分析国际体系进程。而影响国际体系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制度, 即“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 (正式或非正式的) 成套规则, 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 限定行为活动, 并影响期望的形成。”具体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国际惯例等。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以很高的重视。他认为国际制度应加强各国政府实施自身承诺和监督别国遵守协定的能力, 增加谈判各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机会交流, 维护国际协议的一致性与执行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进行批判。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或以通过建立国际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 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一旦霸权国失去霸权地位, 那么它所建立起的东西就会消失。但基欧汉指出, 即便是霸权国地位已经失去, 但其曾经提供的制度, 由于原来的国际体系中, 各个国家对制度的需求与遵守已经变为一种惯性, 因此原有的国际制度不会随着霸权国权力消退而全部瓦解, 而是仍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国际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维持秩序既靠权力, 也要靠制度, 在国际关系中各个国家如果能够服从制度的约束与支配, 即使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的条件下, 仍然可以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发展。

四、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借鉴和吸纳了诸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精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建构主义不仅吸收了80年代批判理论的成果, 而且还接受了占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 但同时又与它们有所分歧。目前, 西方建构主义可大体分为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现代建构主义强调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建构。现代建构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建构主义, 它赞成新现实主义从体系的层面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观点, 并且进行社会文化分析, 重视研究国际社会中各主体间相互行为的构成作用, 认为国际结构的本质就是国家, 国家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国际结构。另一种是整体建构主义, 它主张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 关注国际政治变化的动力问题研究, 把国内和国际政治结构及运动变化的过程视为国际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 并且考虑这种国际秩序下, 各个国家之间的彼此构成复杂关系。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是后现代建构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 它注重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以及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 语言、含义和社会力量如何进行相互作用, 尤其对含义如何形成并以何种形式进行运作有深入的研究。

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 因此他们也探讨世界政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 主要的研究手段是思想和对话。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分为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物质结构是指各行为体在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的物质实力分配状况。社会结构则指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 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建构主义主要从行为体间的“集体认同”出发, 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文化对国家的行为的各种动机及国家的认同产生着影响, 国家的利益是通过自身需要确定的且处于不断变化中。与此同时, 世界政治行为体与其结构之间, 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社会结构决定着行为体的认同与含义, 同时决定着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模式。行为体实践的结果就是社会构成。建构主义认为, 认为国家行为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决定。考察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 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同时分析国家间关系不仅要从物质实力出发也要考虑双方的软实力。

对国际关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质疑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他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实际上是由国家造成的。但温特指出“无政府逻辑”并非仅仅是霍布斯逻辑, 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一直不变的客观存在, 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社会关系构建认同和利益, 国家利益、权力政治都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温特主张国际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认同和利益因素的研究。温特强调, 文化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特征。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 社会共有知识, 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 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国际体系文化就是国际社会中各国际成员间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的分配, 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可见, 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的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 它是非物质性的、意识的东西。物质结构虽然存在, 但是物质结构是通过观念结构体现出来的。因此, 温特认为, 观念结构是深层的社会性结构。

但温特的建构主义仍摆脱不了“理想的成分”。温特从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寻求理论工具来建构自己的理论, 使之不断发展, 但由于建构主义缺乏历史观和体系感, 它的发展道路没那么顺利。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著) , 阎学通, 陈寒溪 (译)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10.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09.

[3]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03.

[4]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著) , 门洪华 (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01.

[5]关佳宁.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

当代国际贸易 第9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邻东南亚的广西艺术市场的沉寂。虽然,自2004年开始,每年在南宁举办东盟博览会,以及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并于2012年举办首次中国—东盟艺术博览会,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贸易得到广泛的合作和飞速的发展,但是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看:持续火爆的东南亚艺术市场在长时期内却未能点燃广西的艺术市场。

在今天,区域市场成为艺术市场主要的动势。面向东南亚的南宁,如何借助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带动艺术生产繁荣,促进艺术市场发展,并能抓住机遇参与到全球艺术市场中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南宁的城市文化性格

就正在发生的局势而言,一个城市中的艺术生产与中介者的集聚,与该城市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性格有关。因此“城市文化”2将成为南宁艺术后续发展的观察重点。

和其他性格特征鲜明的城市相比,南宁的城市文化性格并不容易用简单的文字概括。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概括有“壮乡文化”“民歌文化”“水城文化”“绿城文化”。这些称谓多建立在城市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但如果对南宁历史进行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文化更久远的积淀:一是革命文化。南宁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出体现出来的英勇善战、坚忍不拔、爱国团结的精神,是进行革命的精神支柱。在革命过程中也产生了支撑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精神文化成果;二是移民文化。早在清代,随着清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就有大批来自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的商人迁入南宁,形成一个经济性移民的高潮。在清朝前期,“本阜商务,以江西帮为盛”3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独执商场牛耳者,厥为广帮”。4现存的粤东会馆和新会书院就是由当年的粤商集资兴建。不仅如此,在语言、建筑风格和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上,南宁的“白话”、骑楼建筑和清淡的饮食无疑也受广东影响甚大。改革开放后,尤其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泛北部湾”的开发,南宁因其核心地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淘金者”迁入。形成了另一次经济性移民的高潮;其三是民族文化。南宁是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歌圩文化。

毫无疑问,独特的在地文化内容对现代城市文化依然有着难言的影响。革命文化成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途径与资源,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文学、影视、艺术上多有表现。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移民文化势必会带来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文化的并存。虽然很多城市都以“移民城市”自居,但是不同地区的移民孕育出有地域差异的文化性格。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历史上广西和广东的密切关系,再加上两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相似等因素,南宁无论从语言、饮食、娱乐等庶民性的内容来看,都受到广东的强烈影响,似乎移民城市性格已经定格。但是到了新时期,随着经济发展而大量涌入的经济性移民和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势必会给南宁的城市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这也将成为日后持续观察的重点。相对于移民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民族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化产业影响巨大。民族文化成为南宁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产品,诸如源自壮族的“三月三”歌节在今天演变成为“国际民歌艺术节”。2.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通过“节庆文化”的方式传递着一个民族古老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城市文化在市民阶层形成了模糊文化性格和属于庶民的种种,具体到视觉艺术而言,当代艺术的外来因素并没有被社会吸纳。南宁社会大众更能接受传统水墨和文物古董之类有历史感的文化艺术形式。南宁本地消化艺术生产的能力较弱。

二、南宁艺术生产的结构与机制

艺术生产的结构与机制直接影响了艺术市场的中介和消费型态,因此厘清艺术生产机制成为考察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关键点。

南宁地区的艺术生产者主要来自两个系统:一是学院派背景的创作者,主要以专业艺术院校的老师和毕业生为主体;二是美协、画院等专业团体。以专业美术院校为主,加上专业协会的生产机制——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生产机制的整体现状,使得南宁艺术生产呈现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艺术生产来源的单一性。对专门性的强调,使得市场的焦点集中在学院或专业协会之内,而非学院、非专业出生的艺术生产者乏人问津。并且在艺术市场流通中,学院身份、教育背景、职务和职称等似乎也成为艺术品价值和价格的保障之一,成为艺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也成为商业操作中宣传的重点。相比之下,东南亚的艺术生产是多源性的。艺术生产突显生产者的产品特性、个人特质、美学价值。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游牧精神和叛逆性格,使得他们与主流保持着距离。诸如印尼的艺术家亨德拉·古拿温、苏佐佐诺的创作。非主流、游牧精神、叛逆性则暗合了西方的学术话语和国际艺术市场操作标准,因此在市场的操作也是关注个人艺术品牌的塑造,而非强调其学院背景、职务高低。

除了艺术生产的单一性之外,南宁艺术生产呈现出来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艺术生产者开始分化。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喜欢以出生世代为基准来对艺术生产者进行划分,以突显创作者具有的共同的世代特质,在南宁地区虽然没有这么明显的分割,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少外来艺术人才(主要来自“八大美院”)涌入高等专业院校等机构。这些外来的艺术人才年龄趋向年轻化,其教育背景更加多元化,创作的面貌和关注的艺术主题和本土的艺术家有着一定的差异。艺术生产的样态使得整体艺术市场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前辈艺术生产者主要依托官方的美术馆、艺术机构等资源来进行展览和市场流通;而年轻的艺术家则更关注外地画廊、艺术博览会等商业中介的活动,积极参加相关展览和活动,培育自己在艺术市场的资历,试图在南宁以外的地区制造自己的收藏记录。这一渠道成为在南宁的艺术生产者与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对接的重要渠道。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生产者分化既有主观的原因——艺术家个人的创作面貌和教育背景、人际交往,也有客观的原因——南宁缺乏初级艺术市场规模,商业画廊难觅踪迹。而现有的艺术市场对传统的水墨和文物喜好要高于当代艺术品,文物市场中的杂项更是受到普遍的青睐。南宁的文物收藏可以在本地形成供需均衡的市场机制,而当代艺术的外来因素却还没有被社会吸纳。当代艺术的生产处于向北京、上海、香港输出的状态,无法在本地落实。

三、艺术创作的“聚落效应”和产业链模式

2015年年初的一则新闻——《南宁瓦窑村拆迁艺术区之梦覆灭》5揭示了南宁艺术创作者面临的一个尴尬现状。

瓦窑村是南宁的艺术创作者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艺术群落。2009年,受北京宋庄、798艺术区的影响,一些艺术家开始自发在瓦窑村聚集,并以“艺术群落”的形式参加了“2010年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2011年南宁市九届六次会议上,南宁市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议案——将瓦窑村打造成“中国—东盟国际艺术之城”。到2014年年底在“瓦窑村聚集艺术家约60人,从业人员超过300人,进驻高级职称的艺术家10余人,设计公司、设计室约30余个。2010年以来,到艺术区参观的国际友人、著名艺术家每年均有数十批次,到访人数超过3000人,从艺术区创作作品后到国内外参展参赛作品300多件。”6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2015年瓦窑艺术区面临拆迁的现状。

作为南宁最典型的艺术区,“瓦窑艺术区”的发展轨迹可以成为分析南宁艺术创作的产业链模式的典型。“瓦窑艺术区”经历了从创作者自发性聚集的原初聚集形态到后期倾向于文化产业的集聚形态,融入创作者工作室、画廊、设计公司、文创产业等机构的发展模式。其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希望在政府的支持,形成“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从自发的聚集改造为文化产业园区的经营形态,形成产业链。

事实上,不仅是瓦窑艺术区的结局尴尬。南宁的艺术生产者曾陆续在南宁市化纤所的闲置楼房、瓦窑村、石埠村等地集聚,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群聚逐渐分散,并未形成诸如像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创作聚集区,艺术生产者只能单打独斗,苦心经营自己的消费市场。相比之下,同属大西南的成都、重庆等地形成众多的艺术创作聚集区,艺术生产具有极大的量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画廊业者来此进行消费和购买。

四、区域性艺术市场的构想

对区域性艺术市场的构想无法回避以下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和怎么做?

正如著名学者西沐所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需要全球智慧”。在思考南宁的艺术市场和艺术生态时,把视野放在一个国际性的知识和市场经验的结构中,无疑是必要的。客观看待南宁的艺术生产时,我们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南宁的艺术生产存在着艺术生产力较弱、商业中介缺乏,生产机制不完整、缺乏艺术评价体系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动态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东南亚艺术品的拍卖中心从荷兰转移到新加坡再移师到香港则是对地缘政治和经济动态的能动反应。以上的两个部分构成了我们思考区域市场的客观现实。南宁的艺术品市场发展不可能闭门造车,更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只有正视问题,跟上时代的潮流才能更好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视野”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视角。首先是思想和意识转变了,才有实践的可能。因此,在未来强调横向协作的趋势中,如何适应国内、国际艺术市场的潮流,促进本地艺术产业发展,提高艺术生产力是摆在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区域性艺术市场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虚构愿景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践?

从艺术市场整体发展的趋势来看“艺术品市场的多中心、多极化格局,使热点多元化的市场聚焦力量,正在沿着文化认同的大背景而不断地区域化”7区域市场的趋势将会成为必然的一个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南宁所具有的优势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优势。南宁的地理区位上具有“两近两沿”8的特点,毗邻粤港澳,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国内高铁技术促进了城际交通的发达,使得南宁到广州、深圳的时间大大缩短,珠三角地区各社会阶层的交流日趋紧密而频繁,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影响,为统整珠江三角区区域市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国际上,南宁直飞东南亚各城市的航班增多,拉近了南宁与东盟各国的距离,使得南宁走向“区域性国际城市”,而交通发达、资讯交流、艺术品展示管道以及媒体传播效果增加,成为艺术市场扩大以及全球化的基础。

其次,是人文优势。从国内来看,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广西和广东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今天,南宁和广州、深圳的艺术市场生态环境也颇为相似。从策略的角度来看,依托的珠三角艺术区,整合文化艺术资源,建构珠三角区域市场,引导珠三角艺术区收藏家的观念,培育艺术市场,影响目前欠缺合理的艺术消费结构。并借助与珠三角艺术区和东南亚的互动,在各区域之间形成一种联动的关系,借助珠三角的辐射产生联动效应,连接到香港的国际艺术市场。从国际上来看,东盟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处境相似,在当代艺术方面比起欧美国家与中国更为贴近。正如著名批评家廖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把控的住’的国际性有助于展览作品呈现出更多可以沟通并有地域特色的艺术与文化趣味。”因此规格升级的会展交流机制,相互交换情报资源,寻找艺术市场的机会成为南宁发展区域市场的一个有效的渠道。事实上,“2013年首届中国-东盟艺术双年展”9已经开始了这一尝试,虽然其中存在和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但初步试水却以吸引众多国际国内艺术市场的风云人物的参展和著名批评家的关注,区域性国际艺术市场和展览的吸引力也就可见一斑了。

谋略与现实也许有着差距。构想在实践中也必然遭遇问题。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把南宁建构为文化服务重镇,建构区域性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但是面对现实时,我赞成马云的观点“你的眼光看的是全中国,就是做全中国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的是全世界,就是做全世界的生意。”

参考文献

[1]西沐.《中国艺术品市场前沿问题研究》.中国书店,2014.

[2]杨莉萍.《金融危机背景下东南亚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态势和趋势》.《东南亚纵横》,2010.

[3]《基于核心竞争力的南宁城市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4]冯兰荣.《南宁城市形象传播》.《广西大学》,2012.

当代国际科技奖的发展、改革与启示 第10篇

关键词：国际科技奖,发展特点,改革措施,启示

国际科技奖是指由某个国家或组织设立的面向全球、对科学家国籍没有限制的科技奖项。1901年设立的诺贝尔奖及其获得的成功, 说明国际科技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世界各国 (组织) 设立国际科技奖树立了典范, 充分体现了科技奖励无国界的特点[1]。国际科技奖的存在基础和原因, 是科学技术的国际性, 即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鼓励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设立国际科技奖是表达这种愿望、尽这种义务的一种方式。

1 当代国际科技奖的发展特点

20世纪, 全球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新学科、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大量涌现, 给科技奖励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 在短短一个世纪内, 面向全球的国际科技奖由几个增加到几百个, 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2]。

(1) 综合性国际科技奖发展迅速, 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20世纪初诺贝尔奖的设立是国际科技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经过一百余年的成功运行, 诺贝尔奖己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大奖。诺贝尔奖的设立, 标志着科技奖励进一步规范化、国际化, 推动了科技奖励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成熟。此后, 一些联合国组织、国际性学术组织、部分国家的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等纷纷设立面向全球科学家的国际科技奖。这些国际科技奖大部分是综合性奖项, 覆盖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等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和部分社会科学领域, 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除诺贝尔奖之外, 20世纪还设立了不少在某某学科领域有“诺贝尔奖”之称的重大奖励[3]。如1936年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 国际数学同盟首次颁发的“菲尔兹数学奖”, 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弥补了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的遗憾;1944年, 美国设立了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 奖励在基础医学方面最杰出的精英;1966年, 由英特尔公司发起、世界计算机协会设立了有计算机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1976年, 以色列设立了面向国际的“沃尔夫奖”, 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农业、艺术六个奖项, 由于诺贝尔奖中没有数学奖和农学奖, 而菲尔兹奖奖金较低且只授予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 沃尔夫奖中的数学奖尤其引人注目, 也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1980年, 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了“格拉芙奖”, 授予在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等领域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弥补了诺贝尔奖中一些学科奖的不足。

这些被称为某某学科领域的“诺贝尔奖”, 因其设奖组织权威性高, 奖金强度较大, 或者是潜力大的新兴学科, 在全球享有广泛的声誉。虽然这些奖项影响力逊于诺贝尔奖, 但它们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推动科技奖励制度的完善,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 国际性组织争相设立国际科技奖, 扩大学术影响力

随着各国科技奖励的发展, 一些国际性组织争相设立面向全球科学家的科技奖项, 藉此扩大学术影响力, 体现了科技奖励无国界的特点。从设奖组织来看, 有联合国组织, 有国际性学术组织, 也有设立在某些国家的国际性基金会等。

在这些国际性组织中设立国际科技奖最多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第一个国际科技奖——“卡林加奖金”, 奖励各国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人;1967年, 设立了“科学奖”, 奖励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专家;1968年, 设立了“建筑奖金”, 奖励在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及有关环境问题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1975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了“布尔马奖”, 奖励报道与论述世界粮食问题的优秀文章与著作的新闻记者和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奖项还有“国际卡菱尼基科学传播奖”、“贾夫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卡略斯.J.芬莱奖”、“萨旦·奎布斯环境保护奖”、“欧莱雅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欧莱雅世界青年女科学家奖学金”等[4]。

国际性组织设立的国际科技奖, 对促进国家间的科技交流、传播与合作, 对激发全球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和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国家之间设立国际科技奖差距明显, 分布不平衡

设立国际科技奖, 可以扩大设奖组织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知名度, 有利于吸引世界顶级科学家。因此, 一些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强大科技实力的国家不遗余力地设立国际科技奖, 以达到多重目的。从当代国际科技奖设奖组织的国别来看, 大部分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少数来自发展中国家, 反映了世界各国之间设立国际科技奖差距明显, 分布不平衡。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设立国际科技奖, 彰显国家科技实力与地位。其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及其设立的国际科技奖主要有:美国设立的“费米奖”、“富兰克林奖章”、“世界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拉斯克医学奖”、“泰勒环境奖”等[5];英国设立的“科普利奖章”、“阿普顿奖金”、“巴克奖”、达尔文奖”等;德国设立的“海涅曼奖”、“洪堡奖”、“普朗克奖章”、“赫兹奖金”等[6];加拿大设立的“盖尔德纳国际奖”;意大利设立的“巴尔赛奖”、“马克尼国际研究基金奖”等;瑞典设立的“格拉芙奖”;瑞士设立的“现代营养学国际奖”;挪威设立的“阿贝尔奖”;丹麦设立的“玻尔国际金质奖章”;芬兰设立的“芬兰千年技术大奖”;日本设立的“国际生物奖”;俄罗斯设立的“全球能源国际奖”等[7]。

可见, 发达国家在国际科技奖领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 越来越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设立国际科技奖,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菲律宾的“马赛赛奖”, 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第三世界科学院设立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青年科学奖”等国际科技奖也很有影响[8]。但从总体上来看, 仍存在着严重的奖项分布不平衡问题。

2 当代国际科技奖的改革措施

为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国际日益激烈的综合实力竞争的需要, 不少设奖组织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采取了增设国际科技奖的奖项、加大物质奖励力度、改革评审程序等措施。这些科技奖励改革措施, 对激励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 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部分国际科技奖增加了奖项的设置, 扩大了颁奖领域

部分国际科技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革, 增设了一些奖项, 改变了一些奖项的颁发时间和次数等。如沃尔夫基金会最初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农业五个奖项, 1981年“沃尔夫奖”增设了艺术奖, 奖励艺术领域中的建筑、音乐、绘画、雕塑四大项目之一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士, 这个奖项不但是沃尔夫奖的特色之一, 也对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世界科学院奖”最初只设两项应用科学技术奖, 即农业奖和技术奖, 1988年增设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科学史奖, 1995年又增设了TWAS演讲奖和萨拉姆科技奖, 以奖励发展中国家学者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国际气象组织奖”是1955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在第二次世界气象大会上设立的, 1971年后, 该奖的表彰范围扩大到业务水文学领域。可见, 国际科技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必然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现实的发展需要, 做出调适, 但是变动的幅度并不是太大, 没有影响奖项的稳定性和知名度。

(2) 广泛采用第三方组织来监督和管理奖项的资金运作

为有效管理和运作奖金, 多数设奖机构选择了第三方组织来监管奖金的日常运作。沃尔夫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1976年开始运行, 基金会的理事会主席由以色列政府官员担任, 各学科领域设3—5人组成的评奖委员会, 评奖委员会由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 逐年换人。监管人、理事会成员以及选举委员会成员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履行各自的职责。基金会每年的投资收入仅仅用来支付奖项的奖金、奖学金以及基本维护费用, 全部财政收支接受以色列国家审计员的监督。“格拉芙奖”的基金主要来自格拉芙的捐款和格拉芙基金会, 其宗旨是促进数学、天文学、生物科学、地球科学与多发性关节炎方面的基础研究。对科学研究的支持采取每年向世界杰出科学家颁发奖金的方式, 以及向瑞典个人或研究所发放补助金的方式[9]。采用第三方组织来监督和管理奖项的奖金运作, 一是有利于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 避免贪污腐败等现象;二是有利于资金的保值增值, 为奖项的运作提供持续的支持。

(3) 科学化、规范化国际科技奖的评审程序

科技奖励的评审程序对奖项的权威性具有重大的影响, 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审程序是奖项权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诺贝尔奖的崇高荣誉与其独具特色的评审程序关系密切, 诺贝尔奖评选的全过程都是保密的, 而且没有复议。在发表最后结果时, 也只有获奖人的姓名和简要理由。有关评选的记录和候选人材料等, 50年内都不得向外界公开。即使过了这一时限, 也仅供研究诺贝尔奖的专业人员查阅, 诺贝尔奖各颁奖机构都极为强调其严格的独立性[10]。“沃尔夫奖”获奖者的遴选由各领域组成的三人专家组确定, 专家组的决定是最终的结果, 是不可更改的, 但每年都会重新任命各领域的专家组成员。评选委员会的工作是保密的, 而且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不能更改。“格拉芙奖”首先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世界各地科学家推荐候选人, 随后评奖委员会成员审查和评估候选人名单。每年春季,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评奖委员会与学术团体评估报告的基础上, 最终确定获奖者。可见, 一些知名的国际科技奖的评审程序都独具特色, 非常科学、合理、规范, 保证了奖项的权威地位。

(4) 逐步加大对青年学者的奖励力度, 一些奖项开辟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奖励

人才是发展科技的先决条件, 各大国际科技奖十分重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鼓励, 并为此设立了各种奖励, 着眼于推进未来的研究工作。“菲尔兹奖”1974年正式做出了明文规定, 即授予那些能对未来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人。“阿贝尔奖”的设立宗旨是提高数学在社会中的地位, 同时激励青少年学习数学的兴趣, 使人们尤其是青年人认识到知识和学习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重要性。“罗尔夫?内万林纳奖”1981年4月由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设立, 旨在表彰信息科学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青年数学家。“丹?大卫奖”更是强调获奖者必须捐献自己所获奖金的10%给研究生, 用以培养新的研究学者。世界气象组织除设有“国际气象组织奖”外, 还设有“世界气象组织青年科学家研究奖”。“世界杰出女生物学家”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国欧莱雅集团联合设立的, 每年从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评选出一名获奖者, 通过奖励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女科学家, 提高女性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11]。这些专门针对青年和女性科学家的国际科技奖, 缓解了科学奖励中“马太效应”、“累积效应”及“时间效应”等负面效应的影响, 有利于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和保障女性科学家的权利。

3 当代国际科技奖对我国设立和发展国际科技奖的启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理应为世界科技奖励尽一份责任, 设立国际科技奖即是尽这种义务的一种方式。但是, 目前中国设立的国际科技奖数量太少, 仅有邵逸夫奖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其中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的授予对象是“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外国组织”, 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科技奖, 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1) 加大设立国际科技奖的力度, 扩大中国在国际科技奖领域的影响力

一项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国际科技奖可以大大提升一个国家在世界科学共同体内的声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完全有能力设立一项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国际科技奖。设立一项国际科技奖并保证其成功运作的关键是要有一个科学、合理、高效的奖项管理组织, 能对奖项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而奖金并不是国际科技奖声誉的决定性因素, 大多数国际科技奖采取的都是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的方式, 奖金并不是很丰厚。在中国以政府科技奖励为主导的科技奖励体系中, 建议由中央政府设立一项国际科技奖, 可以命名为“华夏科技奖”, 奖励不分国籍的、在世界科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设奖模式和奖项管理等可以参照美国的政府科技奖励“费米奖”来实行。

(2) 重视和扶持社会力量设立国际科技奖

在国外, 大部分国家政府对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不加任何限制, 为科技协会、学会、基金会等学术性组织和机构的设奖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使社会设奖出现了多学科、多层次、奖励对象分明的格局。在国际性学术组织中, 所设的科技奖项奖励的对象几乎都面向全世界, 在该学科领域具有最高层次之感。如数学领域的菲尔兹数学奖、信息技术领域的图灵奖、环境与地理科学领域的泰勒奖等著名的国际科技奖在全世界都有较高声望。一些国家的全国性学会、协会不仅自己设奖, 且下面的各级分会也设立奖项。如统一前的西德, 科技奖励就达509种, 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 其中科技团体的科技奖励达370种。美国是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最多的国家, 仅一级学会的科技奖励就有约3000多种。因此, 我国的科技管理部门应该出台有关政策, 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力量设立国际科技奖, 设奖模式和奖项管理等可以参照邵逸夫奖来实行。

(3) 完善国际科技奖的奖项管理和资金运作模式

国际科技奖的资金来源成多元化趋势, 主要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捐助, 并接受国家或国际的、公共或私人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提供的捐款、礼品、遗产、信托基金以及任何服务酬金。我国的国际科技奖可以吸纳社会资金成立奖励基金会, 以政府名义设奖, 委托相关权威机构 (政府专业评价机构或社会评价机构) 来组织评审, 最后以政府名义颁奖。也可以引导一些有影响的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 联合有关社会力量 (个人、社团、企业等) 设立一些奖项。如美国化学学会奖之一“亚当斯有机化学奖”, 就是由美国有机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美国有机反应股份有限公司于1959年共同设立, 并由这两个机构与美国化学学会有机化学部共同主办的国际著名奖项。瑞典的“格拉芙奖”1980年由格拉芙基金会设立, 格拉芙奖的基金主要来自格拉芙的捐款和格拉芙基金会。在奖项管理方面, 可以引入第三方组织, 监督和管理奖项的日常运作。

(4) 注重对获奖人及其获奖成果在世界范围的宣传

这是扩大奖励影响, 收到奖励 (金额、奖励面) 少而激励作用大的效果的有效手段。如诺贝尔奖获奖的大多数科技成果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鲜明的时代感, 由此而可能带来某一学科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期间, 颁奖仪式的隆重性和强大的宣传声势相得益彰, 迅速在世界各国的多种媒体上传播, 不仅让世界公众认识了那些科学巨匠, 理解获奖成果中科学技术知识及其重大意义, 同时强化了诺贝尔奖本身在全球公众的声望。这对激励科学家的创新热情, 激起民众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支持,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国际科技奖也应加大对获奖人及其获奖成果在世界范围的宣传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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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国际化之路 第11篇

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当代艺术也在竭力进行对西方前卫艺术的学习，但西方和本土这一对后殖民文化概念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成为问题。原因在于，在八十年代，西方现代艺术基本上是被看做一种先进的普遍性的艺术，希望更具前卫性的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将之当做一种世界意义的先进艺术来接受。

随着参与国际艺术展览体系，艺术的主体性和语言的民族主义特征成为一种内在冲突，当代艺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国际艺术展览的参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对西方当代艺术的重新认识，语言身份和本土化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当代艺术的后殖民生态和语言的本土化策略在那个年代成为一个重要背景。

西方的介入：国际艺术展览以及收藏

一九九三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部分“东方之路”，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在国际性的、高规格的艺术展览上亮相。由此，当代艺术产生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现的新艺术生态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意味着西方的介入，更是指当代艺术实际上在此之后的十年里，基本上绕开本土，直接国际化，并产生一条相应的生态链。须知，“八五”新潮运动完全是在本土的场域中展开，从《美术》杂志到《中国美术报》，所有相关的观念争议的发源地几乎都来自核心的艺术刊物，一九八九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也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但是，到九十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带动的社会转型和文化政策调整，当代艺术在本土社会当中逐渐被边缘化，并成为一种地下艺术现象，一九九三年的“后八九艺术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必须指出，作为一九九三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奥利瓦，他当时在选择中国艺术家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入选的大部分艺术家来自北京、上海两地，一小部分来自杭州和海外。除了王广义、李山、余有涵、方力均这样一些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比较明显的艺术家，也有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比较倾向于观念艺术，像丁乙、孙良、耿坚翌、徐冰等。这一事件无疑在当时的艺术圈掀起了一轮冲击波，所有参加过这一届双年展的艺术家的头上都被套上了光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机会和名利，不少艺术家在之后不断接到各种国际艺术展的参展邀请，随之，欧美的重要媒体像专业的《美国艺术》、《Flash Art》以及大众媒体如《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也都不断对中国的前卫艺术或地下艺术进行报道。有缘在这次双年展上亮相的画家们，从次年开始，便不断有国际上的各种买家收藏他们的艺术作品，不出几年，这些人中有些已成为百万富翁。

此后几年，欧美的展览和收藏体系迅速对中国当代艺术圈产生磁吸效应，以至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艺术圈不仅争夺出国机会，还争夺迎合西方标准的视觉图像。最先参加国际展览的群体首先拥有了艺术权力，他们与欧美的美术馆、双年展、画廊和策展人体系建立了联系，然后国际策展人来到中国，通过这些中国艺术群体认识更多的中国艺术家，挑选艺术家去参加重要的国际艺术展，而这包括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各种重要大展，像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光州双年展、横滨三年展等。国际展览的机会正像一个生态链，参加了第一个国际艺术展，就会在这个展会上认识其他正准备策划国际艺术展的策展人，然后就会有参加下一个国际艺术展的机会。如果一个艺术家有一个国际艺术展没赶上，也就可能丧失一连串展览的国际机会。因此，国际艺术展意味着更多的国际策展人和画商，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国际展览和作品销售的机缘。此外，国际艺术展以其实力一般都会给中国艺术家提供来回机票、当地的食宿，有时甚至还提供一部分零用钱，如此的待遇无疑对其时尚未成功的、还处于边缘地位的艺术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因此，最先和国际展览体系建立联系的艺术群体就形成了一些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中心的兄弟会似的圈子，这些圈子实际上掌握了通向这些展览体系的通道，国内各艺术圈为此展开了对于这些通道的争夺。比如一个外国策展人来到中国，某个圈子的人就去机场接他，然后，当这个外国策展人在华期间，设法不让其与国内其他艺术圈发生联系。

除了对于通向国际展览体系的通道的竞争，另一个现象则是艺术创作迎合西方标准。在九十年代中前期，当代艺术当中本来具有两种艺术思潮，一种是认为艺术应该回到纯艺术和媒介实验的领域，像观念艺术、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另一种则是强调艺术的政治反讽和意识形态的符号使用，像王广义、方力均等人，实际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海外艺术群体当中，还包括使用民族符号和象征材料的艺术行为，像徐冰、蔡国强、黄永等人。细论起来，国际艺术体系当然也并不应只是指欧美所代表的西方，还包括日本、韩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地。但是，大部分的国际展览体系实际上就是以欧美为核心的西方艺术体系，而在一九九三年威尼斯双年展以后，一直到九十年代末，被选中得以进入西方展览体系的中国艺术品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政治反讽、意识形态和中国符号为主，纯粹的实验艺术和观念艺术则很少有机会入选。

艺术迎合西方标准的后殖民生产的现象，其后曾遭国内批评界反复指责，其实对这一现象也并不能一概而论。像方力均、王广义、徐冰等人的作品风格实际上早在一九九三年以前就已形成，并不完全属于为迎合而作。不过，在一九九三年以后，大量的类似风格就重复出现，真正形成了一股迎合西方展览体系的图像标准的风气。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主要被称作中国前卫艺术或者地下艺术，实际上，是被看做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前卫艺术在西方走红后的一个新样板。西方展览体系之青睐中国当代艺术，当时特定的国际上的意识形态背景也起了作用，在那些年头，几乎一切关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现象都要以政治作为解读背景。于是乎，政治和中国符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展览体系的两个主要关注点，其他中国当代艺术在这一体系中则可说是被边缘化了。

情况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改善，但是，西方的展览和收藏体系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磁吸效应仍是有增无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瑞士前驻中国大使希克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大量收藏，并促使威尼斯双年展大规模接受中国艺术家，他还设立私人艺术奖金颁发给中国的年轻艺术家，此举造成西方艺术体系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更加制度化。

语言的身份策略和中国牌

一九八九年实际上并不是“八五”新潮与九十年代艺术的一个分水岭，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实际上是一个前后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和语言形式的学习。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左右，是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即观念艺术、装置和新媒体艺术的前卫性实验，到此为止，意味着“八五”新潮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基本模式告一段落。西方化的艺术语言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性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却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新一代的批评家和艺术家试图解决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一个心头之痒的问题，即语言的前卫性问题。富有意味的是，在九十年代中前期大量使用的是“前卫艺术”一词，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大量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开始参与国际交流，“前卫艺术”一词便逐渐弃之不用，转而流行“当代艺术”这个命名。然而，九十年代艺术最杰出的成就，恰恰在于真正开始了前卫艺术实践。它试图不再像“八五”新潮那样借用现成的西方艺术语言表现社会和政治现代性，而是转向纯艺术范畴的语言的艺术创新。当然这个前卫艺术实践不是以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和语言谱系为反对和超越对象，而是以西方为靶子进行的一场悲壮的反对之战。虽然，在十年之后，很多国际策展人和有机会到海外的中国批评家都告诫中国艺术圈，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所谓“西方”，但是，在一九九○年以来的当代艺术中，“西方”确实就是一个几乎具有主宰性的想象性存在。如果离开“西方”这个想象体系，也就不会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的那一段前卫艺术时期。

在九十年代中前期，国内和海外对中国“前卫艺术”一词的指涉实际上并不一致。国内的“前卫艺术”主要是指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表演、摄影和Video艺术，海外则是指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为主的政治题材绘画。当时，新媒介和综合材料的使用在中国艺术圈成为一项挑战性的举动，一些西方观念艺术和Video艺术的文献也被翻译传播。那个时期的年轻独立策展人现象，也是与装置和新媒体艺术一起成长的。不过，装置和新媒体艺术一直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地下与边缘处境。与此相比，那十年间，政治和社会性题材的艺术却在国际艺术界一路走红。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一九九三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国际艺术界对于同一批中国艺术家此热彼冷的态度，王广义、方力均等人走红，而像张培力、宋海东、丁乙等人便相对被冷落。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艺术界所定义的中国“前卫艺术”不管是否严谨，至少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确实具有一定的前卫性。但是，这一由国际艺术界所认定的前卫性，主要归于一种语言身份，这与同时期中国本土的观念艺术运动的理想正好背道而驰。在国际艺术界引起关注的主要是两类艺术：一类是反映大陆政治和社会前卫性或者反映个人另类立场；另一类则是蔡国强等人用国际艺术语言重新包装中国的符号性题材。国际艺术界实际上从不探究这些艺术在语言前卫性上的类似激浪派的创造意义，只是强调这种语言用以表达的文化和政治的身份意义。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内批评界开始出现批评这两类艺术的声音，一是针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前卫性，批评其缺乏应有的人文深度和自我批判性，只是流于简单的政治讽刺和玩世不恭，缺乏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另一类是针对蔡国强等人将民族题材加以国际包装，批评其只是借用国际艺术语言进行传统符号的视觉改装，但基本上缺乏对于传统的深度把握。

国际艺术界在九十年代中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面介入，形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大转向，实际上使那个时期的当代艺术从一个语言内部创新为核心的观念艺术运动，转向为一种以国际交流为核心的语言身份游戏。似乎生存的重要性压倒了艺术语言创新的重要性，这也就促成了当代艺术的“中国牌”策略。似乎只有通过打中国牌赢得国际空间和权力，才能为艺术的前卫性创新创造条件。就如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和策展人所说，在海外如果不打中国牌那打什么牌？结果是，十年过去之后，所有打中国牌的艺术家几乎都在这一点上获得了成功。

很明显，当代艺术对中国元素的强调，逐渐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比较普遍的艺术实践。整个八十年代几乎很少提及中国性，其时的艺术在思想上与整个精英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就是要让中国走向一个普遍意义的文明理想。但，进入九十年代，在与国际艺术体系真正接触后，艺术反而试图退回本土身份，强调其艺术语言的中国特征。

关于后殖民生态的两次论争

到了九十年代末，当代艺术在国际的走红开始引发国内批评界的批评和争论，其最初的批评之声来自曾竭力推动当代艺术国际化的批评家栗宪庭，他在一次台湾地区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展览体系中只是扮演一个“春卷”的角色。不过，真正引发关于当代艺术的后殖民生态的广泛争论，乃是缘于蔡国强的“收租院”和河清的“阴谋论”这两次事件。

第一次争论始于一九九九年，中国旅美艺术家蔡国强在当年六月参加了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他翻制《收租院》的作品获得了这一届大展的金奖。蔡国强在威尼斯创作获奖的这一作品题为《威尼斯收租院》，作品原型来自中国四川省由许多作者上世纪六十年代集体创作的大型雕塑作品《收租院》。这个创作团体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和一些昔日参加了创作的艺术家认为，蔡国强未经他们许可使用《收租院》作品进行现场复制表演，是侵犯了他们的版权，表示要向法院提出起诉。

关于版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蔡国强的行为是违反了著作权，还是一种借用别人作品的后现代艺术方法。蔡国强和一些批评家认为他的作品是一种展示“制作《收租院》雕塑”过程的表演行为。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主持人哈洛德·兹曼也认为，蔡国强的作品没有侵犯著作权，在他看来，蔡国强的作品不是《收租院》的复制品，而是对雕塑性价值的一个重新解释，并没有任何商业利益。他还认为，著作权在现代艺术中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像对影片和录像片断的使用。如果蔡国强的作品是侵权，那么安迪·沃霍尔和许多其他艺术家也都侵犯了著作权。

但是，中国艺术界围绕《收租院》展开的争论和不同看法似乎还不仅限于法律上的版权问题，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讨论这一事件的同时，还在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关系上对蔡国强和其他一些旅居西方的中国艺术家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一些言辞激烈的批评家和艺术家把蔡国强比喻为“香蕉人”（指黄种人的皮肤和白种人的内心）和“绿卡”（拿西方国家护照）艺术家，抨击蔡国强和一些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利用中国的政治和传统题材迎合西方批评家对东方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爱好，以获得参加西方的国际艺术展览的机会。

看来版权只是一个起因，而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西方艺术界对使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中国艺术家的特殊照顾，已经伤害了中国国内艺术界的情绪。版权问题最后能否解决事实上已经不重要了，在本质上，这一纠纷使中国艺术界积蓄已久的反西方后殖民文化的情绪得到了一次宣泄。从讨伐蔡国强的中国理论界的学者和批评家的言论看，他们的言词似乎太民族主义化、太感情化，也太“文革”化。事实上，蔡国强被置于一种非常奇怪的位置，中国艺术界批判他迎合西方，而西方批评界则将他的作品像《草船借箭》看做“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

另一次关于艺术的后殖民生态的争论是在二○○六年，该争议由中国美术学院教师河清的著作《艺术的阴谋》引起，此书一出即在艺术网上引起一片争议。河清著作的基本观点实际上主要受英国青年学者桑德斯的著作《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的启发。桑德斯在考察了关于美国文化冷战的大量资料后，向世人宣布，曾经大名鼎鼎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和英国“二战”前后的反共斗士乔治·奥维尔实际上背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

在桑德斯的书中，中央情报局在外交和资金上支持了抽象表现主义，使用抽象艺术这种纯艺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文化争夺文艺界的心灵，另外，乔治·奥维尔揭露苏联极权统治的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出版，也受到中情局的暗中资助。河清不仅例举了桑德斯关于抽象表现画派被中情局利用的故事，更进一步将此论述扩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当代艺术的后殖民阴谋，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那个年代的国际当代艺术也同样受到中情局的资助，但强调整个当代艺术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后殖民的话语阴谋，甚至中国的当代艺术都已经陷入这个当代艺术的国际阴谋体系中。

河清假定了历史上类似现代国家的情报系统对于文化和艺术干预的可能性，以及“二战”以后西方艺术的展览体系强大的导向能力，但在理论叙事上，将这种体系性的生态预设了一个强大的统一指挥的控制集团和集体动机的存在，显得过于文学想象化。他的理论忽略了“国家阴谋”论所需要依赖的更广阔的背景，即，任何一个主观的高超谋略都不可能是自主实现的，即使真有一个庞大的国家阴谋，它也只有在顺应这个时代民主和文化开放性的内在趋势的走向时，才可能真正有所实行。对于河清的另一个比较集中的批驳则认为，“阴谋论”把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完全地解释为国际艺术的后殖民现象，也略显武断。

中国当代艺术在当今国际文化格局中的生态，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夹缝中的前进，一方面，不能因为寻求普遍主义而进入由美国主导的美国化的国际体系，从而牺牲了民族优先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民族的文化优先原则，而回归文化保守主义。

国际上获得成功，国内文化政策走向开放性，在这双重背景下，当代艺术在最近五年开始了合法化进程，并建立起初步的当代艺术体制，包括国际双年展、私立画廊、民营美术馆、基金会等。尤可注意的是，中国开始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设国家馆，并在国内举办自己的国际双年展。这实际上是当代艺术经过边缘化、国际化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新阶段的意义在于，当代艺术开始越出艺术圈的专业范围，在中国经济成长和文化开放的背景下真正融入了本土社会。

当代国际贸易 第12篇

一、大学文化研究的特点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B.Taylor) 在1877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作为社会一份子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习惯的复合体。[1]这个定义是后来人们讨论文化问题的重要基础。现在人们或者从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从狭义上将文化定义为符号系统, 而这两种定义共同之处是将文化视为非自然生成的, 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建构或有目的创造的。文化既是秩序, 也是有意义的行为及行动。我们可以概括地将文化定义为人迈入世界的方式。大学文化也是大学迈入世界的方式, 中国大学文化应该是中国大学走向世界的独特方式。对大学文化的建设就应该致力于形成这种独特的方式, 而每所大学都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独特的文化。

同时,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活的、动态的, 大学文化同样具有历史性的特点, 即大学文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断生成的, 套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 大学文化不是一种being, 而是becoming。因此, 在对大学文化研究的时候, 尤其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文化脉络进行研究的时候, 应注意这一特点, 更加关注这所大学是如何形成、发展出现在所体现的这种文化, 而不是其从产生之初就已经是这种文化, 而现在仍然秉承着同一种文化。文化有时代性的特征, 一所大学的文化同样能体现出所在时代的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 作为社会发展前沿的大学, 其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 中西文化对话成为全球化时代我国大学建设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着我国大学的新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并创新大学文化时我们应该保持文化自觉的态度, 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充分的尊重与理解, 对其优势与弱势有正确的认识, 既不自大, 也不自卑, 对自己文化的未来充满自信。同时, 对同一文明中的他文化, 对不同文明的他文化同样抱有平等与尊重的态度, 互相学习, 在历史的进程中共求发展。

二、大学教学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是一种文化存在, 文化是大学的灵魂, 是大学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大学文化是大学物质、观念、制度、行为等的统称, 其核心与灵魂是大学精神。优秀的大学文化能够体现大学内在的精神, 这种精神作为大学文化的集中表征, 统摄着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历史感。可以说, 对大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大学文化的研究。由于大学的核心是人才培养, 所以不论从历史上观察, 还是从现代化的要求, 教学文化一直是, 也应当是大学文化的独特的基础, 是区别其他机构的显著标志。它最能代表一所大学的核心理念和精神追求, 其创新精神和卓越的教学与研究的成果, 体现着一个国家大学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因此, 教学文化是大学的生命力所在, 是大学精神携带者, 是大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也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是, 与此不协调的是, 教学文化在大学文化的当代发展中不断被弱化, 被边缘化。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教学曾是大学最主要的活动。19世纪以前的大学被称为“教学型大学”, 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主要使命, 虽然当时有个别的教师也在大学中进行科学研究, 但这只是个别现象, 还不是制度化的产物。19世纪初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 提出“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原则, 将科研作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 扩充大学的职能, 但也埋下了教学、科研二元对立的伏笔;20世纪初期的“威斯康星理念”又将服务作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而后随着工具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 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被凸现了出来, 科学研究逐渐成了学术的同义词, 教学则被置于学术之外, 并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的产生。

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国际性, 因此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注。为解决大学教学文化边缘化的问题, 我国一些高校也做了很多努力, 如建立本科生院, 建立教改项目等。但是, 效果不甚明显。原因之一, 是没有从理念上更新, 或者说缺乏新思想的给力。而在这方面, 博耶 (Ernest L.Boyer) 提出的大学教学学术理念无疑是一个提升教学文化的“助推器”。博耶的东西已经翻译过来很长时间, 但是我国对此关注不够。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却以此为旗帜, 蓬勃兴起了国际大学教学学术运动。这些现象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三、作为新学术文化的教学学术思想与实践

1990年, 针对美国大学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 教师的教学努力得不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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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本科生教学质量下降的现象,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博耶首先提出了“教学学术”概念, 将教学纳入学术, 扩大了传统学术的内涵, 使其包括发现的学术、应用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教学学术四种学术形式。在这里, “学术”不再是一个只为“发现”服务的术语, 不只属于大学的科研, 大学教学也是学术。博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从大学教学的定位上拓展了大学学术文化, 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传统的大学教学观。

1995年博耶去世后, 许多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其中, 以舒尔曼 (Lee Shulman) 为代表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学者继续发展大学教学学术理念。舒尔曼认为教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学术, 主要是因为:

第一, 从过程上说, 教学的过程和科研一样, 都要经过选择问题、查找与问题有关的相关资源、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实施解决方案, 并对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反思这几个阶段。

第二, 教学的成果也同科研一样, 具有将研究成果公开、交流、评价和建构的特点。因此, 教学理应被视为学术的一种。现在美国学者对大学教学学术的定义是:教师以本学科的认识论为基础, 对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将研究结果公开、与同行进行交流、接受同行评价并能够让同行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构。[3]

自此,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开始了对新的文化——大学教学学术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实践, 那种将学术等同于科研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思想和实践正逐步发生改变。如一些大学在聘用新教师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应聘者的教学能力;在教师晋升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教师的教学质量;让学生了解并认可新的学术观, 从而逐步改变大学传统的学术价值观等。

从学术一词的内涵来看, 在英语中“学术 (s c h o l a r s h i p) ”一词是由学者 (scholar) 一词加上后缀-ship组成的。其中, “学者”一词最先出现在11世纪, 指的是正在接受教师培训或已经接受过培训的学生。在一些古代欧洲国家, 学者是指从事诸如宗教唱诗 (religious chants) 之类活动的人员, 或那些参与到公共和市民活动中的牧师、雄辩家和政府官员。到16世纪, “学者”又是指“那些从‘学校’学到知识的人”以及“一个有知识的或博学的人;特别是那些学习古典语言 (如希腊语和拉丁语) 及其文化的人”。19世纪末, “学者”一词在美国主要指大学教授, 这些大学教授的学术活动范围相对宽泛, 包括培养学生、社会服务以及对知识的探究。由上可见, “学者”一词的原义并不是完全等同于我们现在通常所认为的做研究的人, 即学者的学术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研究, 培养学生也是学术活动之一;“学术”一词, 也并不是仅仅指科学研究, 也就是发现的学术。只是因为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 学术才开始几乎意味着根据学科需要所产生的特定形式的研究生产。因此, 我们也就更不应该, 仅仅将科研行为作为大学教师学术活动的唯一形式, 将论文发表的数量作为衡量一名教师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在提到学术时, 也不应仅仅关注于学者所作的研究或探究的产品。大学教学学术思想就是要求对人们长期以来对学术的看法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博耶和舒尔曼等学者所提出和发展的大学教学学术思想使当代大学学术文化发生深刻变化, 为大学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的引领。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中这种新的学术文化正在不断形成, 并对大学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价值观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正如美国学者所认为的“过去的二十年间, 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一场改革能够比扩大对教师学术性工作领域的理解, 即对什么能够被称为是学术的 (重新) 认识更加重要的改革。”据统计, 目前美国约有68%的四年制非营利高等院校根据教学学术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这种新的学术文化在国际大学教育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4年, 国际教与学学术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Learning, ISSOTL) 在美国成立。该协会至今已举办过六次年会, 每届年会都会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学者, 如2006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三届会议就吸引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学者。可以说, 一种新型的学术文化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不断的传播。

四、大学教学成为学术的意义

在美国产生的这种新的学术文化思想和实践已经显露出其在当代大学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首先, 这种新的学术文化在大学文化思想史上首次将教学视为一种学术, 将其和研究统一于它们的上位概念“学术”, 丰富了学术的内涵,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教学与科研在大学中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 给教学以重新的认识。

其次, 新的学术文化观强烈要求改变研究型大学偏颇的大学文化, 也就是研究型大学要对自己作为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使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即研究型大学永远不要认为它现在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最好的, 不需要再进行研究, 而是要深入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育人质量。本科教学是道德的事业, 研究型大学只有将大学教学的过程作为研究的对象, 将它们放在本应该属于它们的学术的中心, 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学术共同体。

再次, 新的学术文化观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使大学教师的教学工作得到更全面、更合理、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 使大学教师的“实践智慧”和专业发展得到应有的承认和支持, 进而催生大学校园产生一种新的“教学文化”, 促进实现教学在大学中地位的深刻转变, 真正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最后, 新的学术文化观能够充分调动教师在提高自身教学质量方面的积极性。在实践教学学术的过程中, 教师是主体、是主动者, 教师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提取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与同行进行讨论分享, 证实自己教学方法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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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从而更好地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 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 大学教学成为学术, 是一种对大学学术文化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探索。文化看不见, 摸不着, 而我们每时每刻又都浸染在一定的文化中, 大学内部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支配。把在西方文明下的美国所产生的这种新型的学术文化, 放在全球化的视野里, 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很有启示意义的学术文化边界拓展, 表达了当代人类社会对人的培养的高度重视, 也表达了对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及所造成后果的愤懑与谴责。

我国大学文化建设该如何对以上学术文化变化的新趋势做出反应呢?这就要求我国的大学文化研究要坚持文化自觉, 坚持和而不同, 用开放的、积极的心态对当代国际大学学术文化的新探索进行仔细认真地分析, 积极借鉴;这种借鉴要根据我国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 考虑到学术文化的具体情况, 在总结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基础上, 深入探讨大学教学文化, 做到和而不同, 有所创造, 切实地树立大学教学文化理念, 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深入教学改革, 大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1]Cliff Goddard.The Lexical Semantics of Culture[J].Language Sciences, 2005, (27) :54.

[2] (美) 厄内斯特.博耶.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A].//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 (美国卷?第三册) [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