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体育范文

2024-05-17

苗族体育范文(精选12篇)

苗族体育 第1篇

1 采月亮的起源与发展

1.1 源于对先祖的祭祀

每年的农历六月六, 成千上万的各族同胞从四面八方赶来, 参加黔北川南举行的夯彩苗寨风情节, 它是仁怀后山苗族祭奠始祖蚩尤的重要传统节日。蚩尤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神话人物。据说他是铜头铁额, 头上长有坚实的角, 耳边还有剑一般的毛发, 以沙石、铁为食, 善于制造各种锋利的兵器, 拥有巨大无比的神力。他带领的九黎部落与居住在黄河上游的黄帝部落发生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 在混战中, 蚩尤战败被俘死于涿鹿, 余下的九黎部落被迫向长江流域迁徙。勤劳、奋进的苗族人民, 在不断迁徙、寻找幸福乐土的过程中, 始终牢记先祖蚩尤的勤劳、勇敢、顽强奋进精神, 每年都要举行祭祀蚩尤的活动。黔北川南仁怀后山的苗寨的苗族同胞, 每年的六月六日都要开展打牛祭祖、祭立花杆的祭祀活动, 并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形成奠祭蚩尤的传统习俗。

1.2 源于生存发展的需要

在黔北川南, 曾经居住大量的苗民, 明末清初, 隶属水西地域。康熙三年 (1664年) 初, 吴三桂剿水西时, 苗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同对抗, 木兰关成为当时事件发展的主战场。在木兰关有“三斗三升弩牙子, 八百花苗把后山”的美丽传说, 木兰关成为当时兵家必争之地。据说当时清兵杀到后山, 后山苗族居民抬来千斤重的巨木横栏于关口, 置大碗口粗打杵一根, 三尺长草鞋一双放在关口, 清兵见到它们, 疑心遇上了巨人, 便消然遁去, 木兰关的苗民不战而胜。但由于长期的战争、民族间的歧视以及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 使黔北川南大量的苗民不断向外迁徙, 有的迁往到云南、越南、老挝、缅甸、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余下的苗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隐居山林。当地的苗族首领在紧急情况下, 为了及时有效的召集部落, 沿袭了先祖留下的联络方式, 在月夜风高的夜晚于山顶上立一树杆, 杆上系上红色的布带, 令男女青年绕杆对月吹笙跳舞。隐居在山林中的部落民众, 听到芦笙音乐后纷纷聚集于树杆之下, 大家结盟发誓, 团结一心, 寻求振兴部落的发展道路。

1.3 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今天的采月亮是在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基础上, 经过加工而成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风情, 是苗族历史文化、体育文化、芦笙音乐舞蹈和杂技艺术的结合体。它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要的表演项目, 也是黔北川南苗族青年男女交友、谈情说爱、联系感情的重要交流平台, 同时也是苗族同胞与其它民族同胞沟通友谊、传递感情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庄稼黄, 芦笙狂”在庄稼成熟的金秋时节, 苗族同胞带着丰收的喜悦, 踏着轻快的脚步, 迎着浩瀚的秋月, 在这和平、幸福、自由、祥和的夜晚, 围着高高的花杆, 开怀畅饮, 欢歌尽舞, 共同祝福, 祈求来年生活幸福、人生美满;而姑娘小伙, 则利用这美丽的时光, 交流感情, 传递梦想, 憧憬未来。

2 采月亮的文化内涵

2.1 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芦笙音乐舞蹈是苗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沉淀。采月亮来源于苗族芦笙音乐、舞蹈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底蕴深厚, 在继承传统动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良, 并融入了爬花杆的竞技性、惊险性和娱乐性。清人陈鼎在《黔游记》中对黔北川南的这种活动进行了重要的描述:“苗俗每岁孟春月, 男女各丽服, 相率跳月, 男吹芦笙于前以为导, 女振铎于后以为应, 连袂把袖, 盘旋宛转各有行列, 终日不乱。”;而清人李宗昉也在《黔记》这样写到:“孟春各寨择地为场跳月, 不拘老幼, 以竹为笙。”其中“每岁”、“孟春月”、“跳月”、“择地”、“男吹芦笙”、“女振铎”等对当时表演活动的时间、地点、性别、表演乐器、组织形式、重视程度等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整个活动组织有序、进退自如。而“连袂把袖, 盘旋宛转”的运动姿态, 与今天采月亮杆上表演的“倒立”、“蚯蚓滚沙”、“肩上乘人”等动作的描述极为相似, 故采月亮凝聚了苗族浓郁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色[1]。

2.2 竞技性

采月亮充分利用了苗族的历史民俗文化、芦笙音乐、舞蹈和空中技巧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元素, 融地面表演和空中表演为一体, 互为依托、互为联动。在芦笙音乐的伴奏下, 不用保险索的青年男女分别爬上15至18米的高杆, 完成“双脚倒挂金钩”、“单脚倒挂金钩”、“头倒立”、“肩倒立”;男青年则要完成杆顶的“肩上金鸡独立”、“杆顶倒立旋转”;男女青年同时还需要共同完成惊险动作“空中飞人”的表演。整个表演更具观赏性、民族性、文化多元性、娱乐性、竞技性, 充分展示了采月亮项目的惊、险、奇竞技特点, 表达了苗族同胞在与自然环境的搏击抗争中, 表现出来的奋发图强、勇敢向上的不屈精神和顽强的民族斗志。地面的表演是群体性的, 在芦笙音乐舞蹈的伴奏下, 由多名男女青年共同演绎完成, 呈现出一幅胜利、祥和、美丽的诗情画卷。

2.3 教育性

采月亮是黔北川南苗族同胞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 具有重要的健身教育功能。它要求参与者在表演活动中, 必须胆大心细、一丝不苟, 力求动作的精细、准确、到位。每一个动作的表演完成, 都需要每个队员付出百倍的努力, 不仅要流血流汗, 有时还会遇到生命的危险。因此, 在平时的练习中, 需要表演者克服重重困难, 在追求惊、险、奇等竞技特点的同时力求精、细、准。每一个上场队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和组织保证, 才能训练成身体强壮、心理素质过硬、技术能力全面的传承人才。采月亮的杆上动作表演又具有群体性, 在“肩上金鸡独立”、“杆顶倒立旋转”、“空中飞人”表演中, 队员之间的配合必须相互默契, 不能有半点的疏忽。所以, 在平时的训练和教育中, 必须塑造队员之间的合作协同精神, 彼此之间相互信赖, 表演时每个队员要有担当、有责任感, 相互融为一体。

3 采月亮的发展措施

1.加强后备人才的建设

采月亮是黔北川南地区苗族独具特色的民族表演项目, 也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挖掘整理过程中,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注重对传承人的保护。针对传承人的生存环境、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给予特殊的关照和支持[2]。由于采月亮受到传统的口传心授传承模式的束搏, 它已经不能满足苗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 必须进行传承模式的变革, 可采用民间师徒式、俱乐部式、基地特色项目培训班等多种传承模式进行后备人才的培养, 吸引有胆有识的年轻苗族后生参与采月亮竞技的学习, 培养和选拔传承人才。在采月亮竞技人才的培养中, 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科研手段的应用, 将苗族传统文化理念和现代科技知识融入一体, 培养有胆识、懂竞技、融民族文化于一体的复合型传承人才。

2.加强地域环境的挖掘与保护

黔北川南地区的苗族传统文化, 由于受到民族地域环境、人才因素、经济投入力度等方面的制约以及城市边缘化的影响。在信息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下, 地域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交织, 其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受到薄弱, 如果不加以保护, 其文化遗产及生存环境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而逐渐消亡[3]。因此, 必须加大对该地域环境经费的投入, 完善传承地相应基础设施和特色品牌项目设施的建设。要充分利用六月六夯彩苗寨风情节, 拓展采月亮生态发展空间, 挖掘它的原生态性、独特性和传承性。同时加强对采月亮传承地的基础文化设施、公共设施和苗族同胞居所的原生态环境建设, 完善苗寨风情园、民族文化广场, 为采月亮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

3. 加强旅游资源的融合性开发

加强黔北川南采月亮地域环境的旅游性资源开发, 拓展拓宽国内外发展市场。在信息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下, 地域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交织, 其民族文化特色将会不断受到薄弱。民族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 也是世界的文化, 芦笙音乐舞蹈成为世界各地苗族同胞的心声和共同标志。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内外苗族同胞前来参加六月六夯彩苗寨风情节, 寻根访祖, 祭拜“摇钱树”, 它们成为黔北川南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发展标志。要充分利用黔北川南的地域环境, 加强同酒都文化、红色文化进行融合性开发, 建立以后山苗族民族传统文化和祭祀文化为特色, 以“六月六夯彩苗寨风情节”为核心, 以采月亮、踩堂舞等民族特色项目为发展依托, 整体联动, 共同发展[4]。

4. 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

加强对采月亮原初性、地域性、交融性、特色性等方面的挖掘、整理与研究, 建立动态保护传承机制[5]。利用黔北川南苗族的六月六夯彩苗寨风情节和旅游休闲平台, 进行采月亮的原生态性娱乐活动的表演, 保持它的民间原始性、乡土气息性, 文化古朴性, 达到对它的有效保护和传承[6];加强对采月亮民族体育文化竞技性的发展, 拓展拓宽它的文化内涵与利用价值;加强多学科的融合性研究, 融教育学、民族学、体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一体, 进行起源、历史发展、现存状况、未来发展、价值功能、民族文化个性及特征的多维度、多视角研究, 建立其动态研究与传承发展体系, 实现采月亮的科学化发展, 以便更好的为地域民族文化、地方经济服务。

摘要:苗族采月亮, 是在民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民族体育文化。它与民族生存发展、战争、宗教、民族文化、体育竞技、芦笙音乐、舞蹈艺术和杂技等内容息息相关, 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健身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

关键词:苗族,采月亮,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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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玉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开发原则与措施略论[J].吉首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2) :113-114.

[3]刘永辉, 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的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开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9, 43 (3) :76-80.

[4]国伟, 田维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体育学刊, 2009, 16 (9) :98-101.

[5]李延超, 虞重干等.论原生态体育的内涵——以苗族村寨体育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5 (6) :1-3.

关于苗族的六年级作文:苗族风俗 第2篇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就如同五十六朵花一样,洒落在神州大地,又如同五十六颗星星,拥抱着祖国妈妈。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少数名族——苗族。

苗族大约有140多万人口,分布在湖南、云南、海南、广西、贵州、湖北等地。苗族居住地带气候温和,山水环绕,大小天地点缀在山岭之中。树木郁郁葱葱,遍地奇花异草,百花争奇斗艳,到处弥漫着花草的馨香。枝头鸟儿啭唱,声声悦耳。河中流水潺潺,清澈透底,苗族人民一遍忙活着一边唱着山歌,在这里安居乐业。

苗族居住在高山地带,以农业为主,以捕猎为辅,生产水稻、谷子、玉米、棉花、小麦等。除此,被林遮树掩的大山里还蕴藏着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物元素。苗族的节日较多,比较隆重的节目有“苗年”、“四月八”、“龙船节”等。

他们的一日三餐均以大米为主,油炸食品以油炸粑粑最为常见,里面包着鲜肉和酸菜,味道极为鲜美,让人有了食欲,胃口大开。他们的特色食品还有血灌汤、辣椒骨、虫茶、万花茶、酸汤鱼、捣鱼等。

苗族的刺绣、蜡染、织锦、剪纸、挑花、首饰制作等工艺美艺瑰丽多彩,远近驰名。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刺绣也是苗族妇女擅长的手工活,通常会绣出蹲在枝头嬉戏的鸟儿,或者草丛中妖娆的百花。

苗族的服饰多达一百三十多种,不管男女老少都爱戴服饰,服饰的种类有很多,有银花冠、银牛角、银花带等,这可以同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比美。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名族,我喜欢苗族。

作者:李紫含

苗族体育 第3篇

关键词:体育课程资源;芦笙舞;苗族;黔东南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3-0393-0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总面积30 337平方公里,人口431.29万,其中苗族人口达178.43万,占全州总人口的41.37%,是全国苗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1]。千百年来,苗族人民在黔东南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极其灿烂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芦笙舞”正是这灿烂而独特文化中的璀璨明珠。由于 “芦笙舞”蕴藏着丰富的苗族文化内涵、以及它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因此备受众人关注。本文从“宏观体育文化学”的层面对黔东南苗族“芦笙舞”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研究,旨在为人们今后进一步研究黔东南苗族“芦笙舞”这一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作一些探讨性的铺垫。

1苗族“芦笙舞”的文化渊源与活动形式简介

1.1苗族“芦笙舞”的文化渊源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苗族先民们曾历经数次迁徙和分流,使这一古老民族逐步形成为支系繁多、分布甚广的南方少数民族。如今,苗族村落除了主要聚集于贵州、云南、湖南三省外,在四川、广西、海南、湖北等省(区)以及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也有较大分布。尽管几乎所有的苗族支系都认同“蚩尤始祖说”,但由于分布地域不同和历史上长期各自封闭的原因,使得他们之间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虽然如此,但有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整个苗族体系与“芦笙文化”有着深远和深刻的渊源,他们都喜爱吹奏芦笙、跳芦笙舞而将其作为本民族最盛行的民族民间活动;他们从事的“芦笙文化”活动在其功能上、流传方式上和表现形式上都极为相同或相似;他们都毫无疑义地将“芦笙”视为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和本民族的代名词[2]。

关于苗族“芦笙”及“芦笙舞”的起源说,目前有两方面:一是众说纷纭的“民间传说”,即不同支系、不同地方的苗族民间对“芦笙”及“芦笙舞”产生有自己不同的传说,而这些诸多的传说大多又都带有一定的神话情节;一是各抒己见的“学者研究说”,即各自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将一些有关或自认为有关的史料或传说作为佐证所得出的各自不同的“结论”,而在这些“结论”中,有的前后差异数百年或数千年不等。由此可见,关于“芦笙”及“芦笙舞”的真正起源至今为止还难以考证,更谈不上确凿无疑的定论。尽管如此,但苗族与“芦笙”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不容质疑的,因为苗族在历史上几经迁徙与分流,而分流后的各支系又大多聚居于深山、并各自都经历过少则几百年,多则几千年的封闭发展过程,在这长期封闭且没有相互接触的前提下,各地方、各支系的“芦笙文化”式样体现得如此相同或相似,这大概不是巧合,那么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苗族先辈们在分流前就已经创造了“芦笙”及“芦笙文化”,而分流后这一文化又在各自封闭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完好的传承和保留,以至成为天下苗人之魂。

1.2苗族“芦笙舞”的活动形式在苗族人的生活中,“芦笙舞”活动主要体现在祭祀、庆典、社交、择偶、娱乐、礼仪等方面。不同的内容表现出不同的活动形式和活动特征,常见有以下三大类:

1.2.1娱乐性“芦笙舞”娱乐性“芦笙舞”又分为自娱性和表演性两种。

自娱性“芦笙舞”多在节日及余暇时间开展,参加者的主要目的是自娱自乐。这类活动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严格的风俗讲究和动作规范,也没有年龄和性别限制,芦笙曲调欢快,舞蹈难度不大,整个活动都比较活泼、随意,益于激性发挥和个性张扬。

表演性“芦笙舞”一般只在重大的节日和庆典中展示,是一项共欢共乐的民族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增添喜庆和欢乐气氛。表演性“芦笙舞”具有明显的献艺和献技性特征:有的地方盛行以村寨或乡镇或县为单位组队进行集体表演或比示,各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同时吹奏、同时舞蹈,场面非常壮观和震撼;有的地方则以单人或双人在不间断吹奏芦笙的前提下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这对舞者的身体素质和技艺能力要求很高。前者是以各队能吹奏乐曲的多少、声音是否动听、舞姿是否优美、步法是否丰富、持续时间是否长久定优胜,后者则是以舞蹈动作的激烈、迅捷、惊险等来决出优胜者。

1.2.2习俗性“芦笙舞”苗族是一个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民族。千百年来,苗族青年们往往是以“芦笙舞”为媒介来实现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例如流行于清水江沿岸的“讨花带芦笙舞”,即在芦笙舞会上,小伙子边吹边舞向自己爱慕的姑娘“讨”花带以示求爱,若是姑娘对其有意,就会把自己亲手精心编织的花带含情脉脉地拴在意中人的芦笙管上,这种以芦笙吹歌传情的舞蹈形式,其动作幅度不大,舞步也不复杂,但却非常规范和典雅。除充当男女青年社交和择偶的媒介外,习俗性“芦笙舞”还体现在苗族民间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欢庆丰收、建筑落成、男婚女嫁等喜庆日子,人们就会以活泼轻快、气氛欢腾的芦笙舞蹈以示庆贺;若是迎宾送友,则会以礼宾进行曲和步伐整齐的舞蹈来示意对宾友的热情与尊重。

1.2.3祭祀性“芦笙舞”祭祀性“芦笙舞”一般只在苗族祭祖仪式“吃牯脏”(鼓藏节)上才举行。在庄重、肃穆的祭祀仪式上,舞者手捧大号、中号芦笙,在木鼓或铜鼓声的伴随下,吹奏出低沉而庄严的祭祖曲,跳着稳重而迟缓的祭祖舞,表现出对祖宗的怀念和对神灵的敬重。

2黔东南苗族“芦笙舞”的历史作用

2.1促进本民族团结和统一过去,黔东南的苗族大多居住在山高坡陡、地势险要的群山峻岭之中。在大山屏障、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时代,他们过着与外界隔绝、半耕半猎、自给自足的生活。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决定了本民族内部的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彼此联系不密切的生活式样。因此,在那段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凡是那些能使本民族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进行的共同活动,都具有维护民族团结和提高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而“芦笙舞”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为个体的苗族人通过参与“芦笙舞”活动,扩大了自己的社会交往面,促进了个体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并且都能自然而然地从文化层面上发现和确认自己的苗族人身份,顺利地实现了民族认同,促进了个体和整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使“芦笙舞”这一活动成了苗族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成为更为广阔的时空下实现民族认同的依据之一。不仅如此,在这种追求个体社会化和群欢的文化活动中,极易促进参加者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引发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以形成良好的情感联系,从而促进了本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2.2确保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在华夏民族中,苗族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经历了历史上与汉族的密切联系到与多民族的接触,直至进入边陲山区独立、封闭发展的漫长过程。“芦笙文化”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衍化成为苗族的一种主体文化式样[3]。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要经历石器时代一样,几乎所有的民族都经历了自己的巫术与原始宗教时代。综观历史,信仰“自然、鬼神、祖先”是原始宗教的主要反映[4]。同样,黔东南苗族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上普遍都是以自然、祖先、鬼神崇拜为载体,并认为万物皆有灵,世间一切因果事由都是由看不见的“鬼神”主宰。在这种宗教思想的支配下,“芦笙”便被视为一种能够使“人、鬼、神”相沟通的“神具”,并运用这种“神具”举行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和民俗活动。正是在这种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人——芦笙——神鬼”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苗族人与“芦笙”紧密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正因如此,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苗族人制作芦笙、吹奏芦笙、跳芦笙舞便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本民族文化的载体,而这个载体记录和传递着不同历史时期本民族生活与文化的各种信息。因此,苗族先民们开展各式各样的“芦笙舞”活动必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延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3促进苗族先民的身心健康虽然“芦笙舞”这项活动多少会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和较为严肃的风俗,但从客观上来说,一是这项活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舞蹈的队形,还是躯干与肢体的动作,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步变得新颖和随意;二是它本身并不带有或很少带有“生产性”和“物质获取性”,使得人们在没有或少有功利心的背景下,参加者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化程度,而且还享受、体验到音乐与运动所带来的生物性快乐和精神性愉悦。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相对贫乏的过去,“芦笙舞”这项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娱乐功能和健身功能,显然有效地丰富了当地苗族人的文化生活,有利于促进苗族先民的身心健康,从而丰富了民族民间文化在促进身心健康方面的内涵,加快了苗民族总体的繁衍和发展。

2.4促进不同民族之间友好交流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个不同渊源的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融合在一起,最为根木的原因就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至逐步形成了由多种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大中华文化体系。在黔东南的苗族聚居地,“芦笙舞”尽管大多带有一定的本民族的风俗与习惯,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总体却从不带有排他性,相反还具有很强的接纳性。在苗族频繁开展“芦笙舞”活动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由于“芦笙舞”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不仅向相邻而居的其他民族时时证实本民族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项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观赏性、交际性、健身性无疑也吸引了其他民族的关注、借鉴和共同参与。因此,以“芦笙舞”为纽带促进了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3苗族“芦笙舞”活动做为体育课程资源的现实意义

3.1丰富当地民间体育资源从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上来说,黔东南是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欠发达、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正因如此,当地现代化的体育资源,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体育资源非常匮乏。但从另一层面上讲,已有千百年民族文化积淀的黔东南民间又不乏如“芦笙舞”这类本身就蕴藏着丰富体育功能、并且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调查表明:多数情况下,“芦笙舞”活动是一种运动量适度、益于各种群体参与的有氧运动,即男子平均脉搏119次/min,女子平均脉搏107.6次/min[5]。从科学锻炼的角度说,这种运动负荷比较有利于人体器官的改善和生理机能的提高。另外,带有竞技特征的单人或双人“芦笙舞”所表现出来的身体旋转、矮步(蹲伸步)、各种倒立、滚翻、交叉绕腿和各种支撑平衡等技巧动作不仅能够有效发展力量、速度、耐力、柔韧性和协调性等身体素质,同时也能很好地磨练和培养青少年坚强的意志品质。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由于受到现代人文观和现代价值观的冲击和洗涤,“芦笙舞”这项民族民间活动的宗教色彩已逐渐谈化,减少了那些因受各种风俗严格束缚而过于古板、缺少活力、缺少现代生活气息的元素,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随意性,加之这项活动本身不带有或少带有功利性,这显然更具有健身与娱乐的体育特征。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芦笙舞”不仅满足当地苗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符合当地各族人民在体育文化资源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3.2促进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与民族文化共同发展我国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黔东南农村,由于条件的制约,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师资以及教材等现成的资源非常欠缺。据对参加2003年和2004年两届“黔东南州‘义教工程师资培训班”共122名来自基层初级中学的教师调查表明:只有23%的学校体育教学相对正常;有21%的学校没有开设体育课,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另外56%的学校虽然开设体育课,但由于体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而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随着我国新一轮教学改革的全面铺开和“新课标”的正式实施,这给各地方、各学校在教材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于是,各农村基层学校完全可以从当地流行的,既符合本学校办学条件,又顺应当地人文特征的民族民俗活动中挖掘与开发体育课程资源,以便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受或少受场地、器材和师资等条件的制约,确有实效地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推动学校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体育项目都是在经历走进学校、成为学校体育资源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并通过学校体育方式而在整个社会更广泛地流传开来,因此,走进学校教育是大多数体育项目获得有效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同样道理,充分挖掘和开发“芦笙舞”所蕴藏的健身与文化功能,并将其整理成为符合当地实际、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引入到学校教学中,在满足学生学习要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事实上,通过学校系统化改造后“芦笙舞”必然会向社会广泛流传,也必然会使“芦笙舞”本身在学校这一主流文化传播平台上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从而最终实现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民族文化三者共同发展。

3.3维系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心理医学和生物医学早已证实,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对多种心理疾病有显著疗效。苗族“芦笙舞”除了具有极强的本民族内部感召力和认同力的特性以外,还具有运动量适度、娱乐性强、经济实用、当地各族人乐意参与等特点。这不仅使参加者们尽情享受到芦笙的美妙旋律和身体运动所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而且还使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参加者在活动的交流中体验到平等对待、相互关切、个人存在的心理感受。另外,由于“芦笙舞”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极富感染力,经常参加这类活动,并长期受到这一文化气息的熏陶和教化,就会心灵得到良好的洗涤和净化。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特别是黔东南地区正在加大步子跟上全国发展步伐的关键时期,苗族“芦笙舞”这一文化活动无疑对维系社会稳定、加快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4促进原生态旅游开发,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在黔东南,将“芦笙舞”及“芦笙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加以开发和利用:首先,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苗族文化的个性特征,是人们了解和探寻该民族传统文化的窗口;其二,它具有民族“原生态”独特的艺术表演性、观赏性,以及易于旅游者参与互动;其三,活动成本低,易开发、易开展、易见成效;其四,它对自然生态环境无负面影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芦笙舞”是一项极具价值和效率的旅游资源。截至2007年10月,一年一度的“中国·凯里国际芦笙节”已举办八届,历届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投资办实业。另外,黄平县的谷陇,雷山县的西江,凯里市的舟溪,麻江县的宣威,施秉县的巴梭等地每年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芦笙会,而这些芦笙会同样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看和参与。以节日搭台,以芦笙歌舞为媒,大力宣传和展示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这对开发黔东南原生态旅游业、加快全州产业结构调整、确保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4建议

近两年,黔东南有几所中、小学已将“芦笙舞”引入体育课堂,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为了更好、更科学地将“芦笙舞”改造成为教材资源而引入体育课堂,特建议:一是要注重对原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保护,必须将其中优秀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元素继承下来和流传下去,否则就会因其脱离滋生的土壤而失去生命力;二是要在最大限度保留其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教材化处理,并对那那些过于古板而缺少活力和现代气息的东西进行改造,使其更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和教学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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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化伟.贵州苗族芦笙文化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2003,23(4):60-63.

[4]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74-76.

苗族体育 第4篇

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舞蹈“水鼓舞”的历史渊源

水鼓舞是一种苗族独有的一种舞蹈,在当地也有水鼓舞节专门鼓励这种舞蹈的发扬与传承。根据口碑资料并结合文献研究,水鼓舞节历史悠久,至少有五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关于这种节日,当地民间还有一种传说。传说有一年,整个村里一年之内没有下过雨,某夜村中有个老翁在今天起鼓的地方挖井,不幸被倒塌的泥土掩埋,他的子女在悲痛之余准备埋葬他的前一夜,他给子女托梦说:“我挖井的地方很好,你们就让我在那长眠吧。”还有一个传说是说当地某年大旱,河水断流,只有那今天起鼓的地方有一水潭一直未干,小孩们便都喜欢到那里戏水玩耍,有次看见潭中两龙相斗,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向家长汇报的时候,天空顿降大雨,从此那天就变成了节日,当地每年举行仪式祭祀,演变为一年一度的节日。

2 苗族体育舞蹈“水鼓舞”的文化价值

大稿午的“水鼓舞”的特点是全国独一无二性、文化形式多样化、活动开展连续性、大众娱乐性,它很形象的映射出了少数民族的农业活动、宗教的坚持、传统服饰及历法等很多多样的民族文化,把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乐观、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很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了人们的团结,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2]。水鼓舞和水鼓舞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

在苗族人们的传统意识里,世界的源泉就是水。苗族先民原居地在临近江河湖海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对水有着很厚的崇拜。大稿午苗族之所以在水中踩鼓,是苗族水文化传统与人类在自然生存中离不开水的体现,是苗族水文化与鼓文化的反映。在苗族里,鼓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鼓不但是苗族的“重器”,他还被认为是苗族祖先灵魂的安居之地,而且在当地,把鼓和水结合在一起的,是全国苗族中绝无仅有的,就与其他各个民族比较而言,这种水鼓舞文化也是不多见的。

苗族稻作文化的反映。稻、棉、枫是苗族的植物“三宝”,而稻居其首,当地苗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稻作文化。大稿午地处革东千亩大坝的中心区,历来以水稻为生,举行水鼓舞的农历六月是水稻打包灌浆的关键时节,如果缺水,将直接影响收成,关系到村民们的粮食安垒,因此,这里的苗族群众便选择在这一关键时期,举行水鼓舞节,以祈上天普降喜雨,保证水稻的正常生长。水鼓舞两个来源的传说,均以祈雨为主题,这都反映了苗族农耕文化的源远流长。苗族传统体育舞蹈“水鼓舞”具有活动范围的区域性、活动设施的简易性、活动组织的民间性和社会性等很多特点。

2005年,大稿午苗族水鼓节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入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10月31日晚10时11分,央视1号演播厅,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决赛“群文舞”比赛现场,主持人张泽群宣布:排在第一名的是贵州电视台选送的舞蹈作品《剑河苗族水鼓舞》,他们的总分是99.533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贵州省自组队参加央视各类大赛活动以来,节目首次夺冠!苗族《剑河苗族水鼓舞》之所以能在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群文组决赛中获得金奖,除了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外,她深邃的文化内涵也是夺冠的重要原因。“水鼓舞”所包含的体育和文化元素将对苗族群众的生活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其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它能满足苗族图腾崇高的精神需求;能满足追求健康生活的需求;能满足苗族人民休闲娱乐的需求;能满足苗族相互交往的需求;能满足苗族美化生活的需求。

3 当前“水鼓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剑河县城已整体搬迁到该村一带,水鼓舞的文化和自然生态已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村前的小河两岸改成水泥护堤,河道十分狭窄,已无水踩鼓和打泥巴仗的条件,水鼓舞已面临着“无水、无地、无泥”的危险。村民对此十分焦虑。“水鼓舞”的传人吴银旦忧心忡忡地说:“要是没有了这些条件,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水鼓舞就可能很快失传,那真是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啊!”我们在该县提交的一份水鼓舞节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表中看到,有“建立以大稿午为中心,辐射到周边的村寨的革东稿午水鼓舞节活动区;对苗族原生态文化实行重点保护”等计划。曾多次考察过大稿午水鼓舞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余学军说:“剑河县城迁来后,作为以旅游为重要定位的新城,对水鼓舞的保护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希望县里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政策,加强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其能够在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

4 “水鼓舞”未来传承发展的对策

以贵州省剑河县革东镇大稿午村独有的体育舞蹈“水鼓舞”为原创的文艺节目《水鼓舞》能在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全国舞蹈大赛中荣获金奖,包括过去贵州省以这种形式走向舞台、赢得赞誉、获得奖项的项目和作品,他们的付出与成功,给了我们许多启迪与借鉴。21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精神文明的弘扬,稳定社会的建成,越来越多的人提倡生态文明,才更加推动了民间传统体育能够蓬勃快速的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如此,有了当代文化的强烈推动,只有通过“在保护中调试,在调试中保护”的方式方法,才能使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获得源源不断和发展动力。并且能够发扬光大[4]。当前,贵州省体育局、省民委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已初步挖掘、整理、编写了“水鼓舞”的历史发展和表演内容,贵州省政府已经把“水鼓舞”运动列入了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积极向国家民委申报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今世界是信息传媒与信息共享的时代,媒体在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引导方面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加强对水鼓舞这种稀有的民族舞蹈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媒体诸如报纸、杂志、电视及各大网站进行宣传包装,也可以要求名人做形象广告,还可以邀请社会各界或者国内外名人来考察,研究这种特殊的体育形式。另外还可以组织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水鼓舞”的代表队或表演队,到省内外去表演,以推广这一有趣、健身的民族体育舞蹈。

5 结论

(1)水鼓舞是贵州省剑河革东镇大稿午村苗族同胞传统祭祀节日活动中独特的舞蹈,现流行于剑河、台江、镇远、施秉等县的一种独特的黔东南苗族民间体育舞蹈。已有500多年的历史,2005年被列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贵州省苗族传统体育舞蹈“水鼓舞”是一种区域性的民间体育舞。被它被专家、学者誉为我国民族原始舞蹈的“活化石”,不但有演出价值、欣赏价值更有很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很好的发展和推动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它同时还是地区社会开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

(3)苗族传统体育舞蹈“水鼓舞”与我们国家的舞龙、舞狮是相同的,都是起源和来自民间自发组织的一种舞蹈形式,而且也同时保留了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特点,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项目。

苗族婚礼礼仪知识 第5篇

结婚礼仪

“游方”:黔东南苗族青年恋爱方式。农闲或赶集或节庆时,男青年结伴来到特定的地点,用吹木叶、打口哨等信号邀请女青年,女青年结伴应邀前去对唱情歌。游方的地点称游方坡,必须是公开的地点。男女青年在游方中相识,之后经过对唱情歌和单独接触增进彼此的了解,直到确定恋爱关系。

“牵羊”:贵阳、平坝等地苗族青年的恋爱方式。在“跳花场”上,小伙子们围成圆圈,边吹芦笙边跳舞。姑娘们现场围观后,掏出一条长带拴在某男的腰带上,表示爱慕之情。小伙子若看上就收下绣球,离开舞场互表情意。

“踩月亮”:威宁一带苗族恋爱习俗。夜晚,小伙子们走出家门拿着芦笙或木叶,来到山坡或高地上,边吹边唱,逗引姑娘。姑娘们听见,便出门与小伙子对歌“踩月亮”。

“抢发髻”:黔西北苗族聚居区的恋爱风俗, 每逢赶场或花场,姑娘身着盛装,头戴发髻,到歌场游玩。小伙则追赶姑娘,边跑边追。追上姑娘就假装抢发髻,姑娘愿意让小伙抢走,表明有爱慕之情,反之则没有中意。

“背背带织锦” :织金一带苗族男女青年的传情形式。每年花坡场上,苗族女青年背着背带织锦到花场。背带上绣着的美丽图案,表明自己未选定对象。小伙子从背带上刺绣出的图案、颜色、式样等工艺来衡量姑娘是否手巧。男女青年在花坡场上互相对歌、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往来,彼此都中意对方,双方可选定吉日缔结婚姻。

“凑柴米,吃年饭”:威宁一带苗族青年的恋爱形式。每年 初, 邻寨的姑娘们凑油、盐、柴、米、肉等忙着办盛宴,未婚小伙则吹起芦笙串寨吃年饭。小伙子若遇上意中人,可留下多玩几日。如没有被姑娘相中,则继续串寨吃年饭,选求意中人。

“掐手传情”:松桃的苗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形式。每逢“四月八”、“龙舟节”等传统节日及其他对歌场合中,通过多次的对歌等方式,某男对某女产生爱慕之情,便伸手轻掐女方小指,试探女方态度。女方回应,表示接受男方情意,如果不愿意,以不理会为拒绝。

婚礼日期

自主自由式婚,用不着再择日,双方在互定终身中,已自行商定迎娶日期了。说合自由式和说合古典式的关系婚和姑舅婚,男方家挑选男或女一至二人为证婚人,随同媒人到女方家去选择结婚日期。所带礼物是几封点心。

仪式是:女方家杀公鸡一只,煮熟后,双方共同观看鸡眼,入夜时举行。这时,女方家堂屋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其上端端正正地放着盛在碗里煮熟了的雄鸡 。舅舅坐在上位,两边各就坐着宾主。女方家长说完吉利话后,便毕恭毕敬地端鸡 给男方证婚人和提亲人观其鸡眼,然后依次递给在场的人看:如鸡的双眼睁闭一致者为吉,同意结亲。鸡眼左闭右睁不一致者,则预示克男方;右闭左睁则预示克女方,认为不吉利。一方或双方表示解除婚约,男方即把提亲时所收的彩礼带退还女家。、

如果双方家长执意包办到底,则不计鸡眼好坏,照样开亲,当一屋人专心看鸡眼时,女方家姑娘是很关心的,悄悄以耳朵贴着板壁窃听,若她喜欢这门亲事,当听到老人们称赞鸡眼时,心中就感到无比的高兴。姑娘不同意父母包办的亲事,听到鸡眼不好时,也是无比的高兴。有些姑娘不同意父母包办自己的婚事,在煮鸡时,就悄悄用木棍或筷子把鸡眼戳烂,让老人们无法分辨吉凶,包办不成。

看完鸡眼后,双方就协商一系列的结婚事项,如婚期,送亲和接亲人数等。结婚吉日,大都选在农历正、二月和八至十二月,这时是农闲季节,正适宜办喜事。结婚日期大多喜用卯、丑、子、午日,苗族认为这些日子的属象,象征着吉祥。忌讳在寅、申日举行婚礼。

婚期决定后,双方家庭即分别准备结婚事宜,如喂猪、酿酒,姑娘准备嫁衣等。

婚礼习俗

一、娶亲:娶亲是苗族婚俗中一个隆重的环节,娶亲队伍由大媒公、二媒公、押礼先生、娶亲父母(一般是由儿女双全的叔或伯、婶子夫妻二人当任)、送酒肉2人,背午饭2人(一人背媒公午饭、一人背众人午饭)、新郎和伴郎等共计11人(必须是单数)组成。

二、吃晌午饭和拜堂:无论新人两家距离远近,都需要吃晌午饭,主要是祭祀高山四方饿死鬼,能够保佑人人平安,事事顺利。之后男方到达女方家,将之前约定好的礼金物品全部交给女方家,礼数完毕,之后女方管事会安排开始吃饭。

三、第二天早饭前,双方清点陪嫁物品,除了女方的嫁妆还有宾客送的礼物都要大声诵报,之后交给男方。之后进行交亲仪式,女方父亲或是叔伯要倒一杯酒敬男方娶亲的父母,请对方善待孩子并多加管教,而男方父母则答谢女方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之恩,承诺会善待孩子。

最后的苗族战士 第6篇

那些遇到过低调、彬彬有礼的Yia Moua的人并不知道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多么丰厚的文化遗产。Yia在博纳多陶瓷厂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天都会努力制作精致陶品。晚上,他变身为格斗教练,在三家不同的格斗俱乐部执教。不久前在图卢兹举行的法国格斗锦标赛中,他有11名弟子报名参赛,3人获得奖牌,2人摘金。

Yia Moua家有5个孩子,三儿两女,都获得过全国赛事的冠军。长子Vang Moua是泰拳明星,小儿子皮埃尔在综合格斗中保持不败,并准备去美国发展。“这是个金牌之家。”曾三获世界重量级散打冠军的法国国家队教练努雷迪内·泽纳蒂说道,“他们不仅代表着格斗的过去,也代表着现在和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格斗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生活方式。”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Yia Moua眼神坚毅,精神饱满,呼吸轻微得不易察觉。他来自很远的老挝南部,他们家的遭遇是一部分被忽略或者说被掩藏的法国历史。Yia Moua一家都是苗族人,生活在中国南部与越南和老挝北部的交界处,全家人都讲苗语。“苗族是个被历史所压抑的民族。”印度支那专家埃里克·德鲁说道,“60多年前,一些苗族人跋山涉水来到法国,加入军队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跟他们成为战友可远比与他们为敌要好。”参加过印度支那战争的法国将军萨朗说道。在那次战争中苗族人以游击的形式不断骚扰越南人的背后。Yia Moua的父亲Tsong Fong Moua当年和他的兄弟们都是苗族游击队的成员。

1954年4月,一支拥有1500人的苗族特遣队拿着落后的武器,赤脚从老挝向目的地奠边府进发,试图解救被围困的法国部队,未果。1954年5月7日,在越南独立同盟会的部队的冲击下,奠边府被攻克。这场关键战役的失败标志着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结束。1954年夏天,在日内瓦公约的约束下,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地区,任由那些英勇苗族战士被胜利者报复。几年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失败,曾帮助过法军的当地军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

但苗族人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的承诺。一些法国士兵在MOUA家人的掩护下一直在山洞里躲藏到1956年!为了避免遭到胜利者的报复,Tsong Fong Moua和他的兄弟们躲到了老挝南部川圹省的高原区。那里的海拔超过1200米,是苗族人的天下,1960年2月4日,Yia Moua在川圹省出生。按着Moua家族的习惯,父亲Tsong Fong很快开始教授Yia功夫。他们黎明习武,白天喂猪,练习的器械相当简陋。“我5岁时第一次参加格斗比赛。”Yia Moua回忆道,“没有手套,没有护齿。有一次对手的飞腿把我下巴踹脱臼了,我忍痛坚持比赛,当时我耳朵听不到声音,也无法开口讲话。我本应该把下巴复位再继续比赛的。”

没多久新的战争又开始了,这一次在苗族人的土地上登陆的是美国人。他们为了强化在当地的影响,与北越南的势力抗衡。CIA和美国特种部队来这里招兵,他们知道苗族人是最好的向导。Vang Pao被任命为苗族部队的长官。“1975年5月14日,吃完饭后,爸爸起身,屋里空气紧张。他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离开!’”Yia回忆道。1975年4月30日,越南的共产党获胜后,老挝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动荡。“两小时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每个人背着5公斤粮食,两套换洗衣服。父亲掩埋好他的武器,毁掉了照片和军人证。”Yia说,“我的爷爷Txong Zeu Dju不想离开家。他已经88岁了,拒绝我们背他一起上路的要求,他说:‘我的路就在这停止了。’”

Moua一家的房子建在红土上,靠饲养水牛、马和猪为生……但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所有。一家16个人穿山越岭,风餐露宿,开始了逃亡之路。Tsong Fong育有四女两儿,还领养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些是邻居无力养活过继给他的,还有些是他捡到的孤儿。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数以千计逃亡的苗族人。他们通过美国人架设的桥梁逃往安全的地方,这些幸运儿一共只有15000人,剩下的其他苗族人则再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别人。

Moua一家计划向老挝首都万象进发,然后步行12天抵达泰国。到达万象前他们已经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15岁的Yia一直背着他的弟弟。“当时正好是雨季,大雨没日没夜地下,我们只能用香蕉叶做成雨披,尽管如此还是会浑身湿透。我们想尽办法保护携带的粮食,避免受潮变质。

留在老挝老家的亲人传来的消息让人发狂。军队对当地苗人进行了屠杀,他们成了这个世界的弃儿。后来有报告披露,军队针对苗人的攻击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与留守的苗人相比,Moua家的命运要好得多。1977年10月,在难民营蜗居两年后,生活向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负责将圣经翻译成苗语的新教神父沙里耶邀请Fong Tsong 和他的家人去法属圭亚那居住。彼时经济学家皮埃尔·杜彭-戈南提出的针对法国海外省的经济改革计划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经济部长奥利维耶·斯蒂尔恩也主张对海外省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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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百个家庭移居到圭亚那,包括Moua一家。当飞机降落到卡宴机场时,当地部队紧急出动维持秩序,原住民们担心新移民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高喊着抗议的口号:“滚出去,苗族人!”Fong Tsong一家人只能蜷缩在部队的卡车里才从机场脱身。他们一路颠簸,来到了圭亚那西南部卡考的热带雨林里。“那里啥也没有,我们只能自己建造房屋。”

苗族人是独一无二的种植者,很快他们就在当地的菜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们到来前,圭亚那一直要从尼加拉瓜或苏里南进口蔬菜。苗人种大米、柠檬、胡椒、辣椒、木瓜、菠萝……如今他们的食品还出口给法国的大型亚洲食品超市巴黎士多。

在卡考生活两年后,一个远房亲戚向Yia建议了一个新的挑战:去法国本土闯荡。1979年5月8日,只会一点儿法语的Yia来到了利摩日。他和自己的妻子,同为苗族难民的Ndjoua租了一间政府解困房。“此前我们从没见过电表。”Ndjoua回忆道。Yia在贝纳多制陶厂谋得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我背着50公斤的陶泥需要爬10个台阶才能走到搅拌槽前,每天我会运几吨的陶泥。”他就这样辛苦地工作了五年。在这期间,Yia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功夫,他经常在地下室或者楼下的停车场习武。

阴影下的Yia很快就要见到光芒了。贝纳多陶瓷厂的经理罗伯特·拉马尔克还记得1984年的那一天,“那是个中午,午饭过后我发现垃圾桶里有一个残缺的盘子。有人在上面画了一些棕榈树和山景。”在车间里,拉马尔克向员工们问到:“是谁干的?”车间里一片寂静。“别再把我当傻瓜了!”Yia Moua上前一步。他的语气虽然强硬,但表情尴尬,他担心自己会被解雇。“是我干的,经理先生,但我画的时候盘子已经是碎的了。”

拉马尔克直到现在还觉得那一幕很好笑,“我不想惩罚任何人,我只想知道这是谁的杰作。”他介绍Yia去了装饰车间,很快Yia就成了工厂的正式员工,不仅如此,他凭借着细心和精湛的绘图技艺先是成为了团队的领导,后来更是升任为工厂的绘图总监。“这份工作帮助我保持专注和谨慎。”Yia说道。从此他的故事与贝纳多陶瓷厂交织在一起。1992年,父亲Fong Tsong在圭亚那日益衰老,他希望Yia能够回到卡考帮助他治理农场。Yia跟贝纳多陶瓷厂的总经理皮埃尔·贝纳多申请一段无薪长假,贝纳多对他说:“我理解你。Yia,我也有孩子,也希望能依靠他们。如果你回去以后改变主意了,这里一直有你的一席之地。”

在圭亚那度过两年后,Yia意识到这里并不适合他的孩子上学。1994年3月,他准备重返利摩日,就在此时他得知了一个噩耗:皮埃尔·贝纳多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在一起直升机事故中命陨越南。这起悲剧与命运如此巧合:事故发生时,他们正准备乘机飞往奠边府。经过几天的搜救,山里人才发现了残骸……“贝纳多先生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Yia叹道。

遵守诺言是Moua家非常看重的美德。虽然他们承认自己也有在海外居住的苗族人普遍存在的被弃感(美国有30万苗族人,法国有1万),但Yia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复仇的想法。

“体育帮助我洗涤记忆。当我感到沮丧时,会在完全自然的环境里钓鱼。”Yia在抚养他的5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教会他们苗语、耐心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向他们灌输苗人的历史而非仇恨。

作为两届欧洲散打冠军,长子Vang成了让人恐怖的对手,他在次重量级的散打比赛中出战48场胜多负少。尽管有时对手的体重会比他多10公斤,但他们都极力希望躲避Vang迅猛的拳头。生活中Vang的职业是邮局的经理。他的弟弟San Song是利摩日一家博物馆的视频监控负责人,曾获得多次法国重量级散打比赛的冠军。家里的女孩也都是巾帼英雄,长女Paly曾三获法国散打冠军,现在在宪兵队工作。次女Kao Nhou也曾三获法国散打冠军,现在在一家外科医院做护士。幼子皮埃尔在一家电器商店做服务员,这位曾获得2009年世界散打铜牌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开始参加综合格斗(MMA)的比赛,并且10战10胜。

Yia Moua的格斗风格非常全面,包括祖传的器械格斗、气功等等。“在家里我们很少沟通。”长子Vang承认,“爷爷和父亲传承给我们的东西无法用语言表达。从个人来讲,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我可能只掌握了10%。在习武的这条路上学无止境。气功是个很神秘的东西,我父亲只要用一个眼神,就能让别人尊重他。”

如今已经82岁的Fong Tsong始终在圭亚那卡考生活。2011年12月,他还获得了国家勋章,不过在一刹那的闪光后,他很快又被人们遗忘。

苗族体育 第7篇

关键词:湘西,苗族,节日体育

湘西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神秘而又勤劳的民族。每年苗族人民的民俗节日众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节日之一就是赶秋节,节日庆祝活动中开展了丰富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传统体育文化浓厚。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湘西苗族赶秋节日民俗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怎样使苗族赶秋节在现代化潮流中矗立不倒,促进民俗节日文化与现代文明合理交融,传承和保护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及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以湘西苗族赶秋节为个案研究,分析现代化进程湘西苗族节日体育活动的开展现状,提出促进湘西苗族节日体育活动有利发展的建议与对策,以达到发扬民俗节日体育活动,促进苗族村落体育事业的发展,丰富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1 湘西苗族赶秋节体育活动的开展现状

1.1 湘西赶秋节体育活动组织者情况

赶秋节活动是由活动举办地的村委会、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的。由于赶秋节活动的组织者参与组织是一种自发型的状态,在管理工作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约束力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湘西,是一个经济条件落后,教育事业不发达地区。苗族村落的村委会成员组成,一般是由村里稍有领导才能并人际关系较好的人担任,文化水平不高,组织和策划大型活动的相关知识更是缺乏。

1.2 湘西赶秋节体育活动的举办场地

湘西地区苗族赶秋节的集会地点,称之为“秋场”,其选址是每年立秋之日赶场的墟场。墟场都是交通较为便利,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农民进行定期互市的地点。每逢场期,墟场就像一个大磁场,具有强大的吸引,使自己成为货物、资金、技术、信息、娱乐及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苗族人民进行互市的墟场附近都至少有一所学校,然而苗族赶秋节活动举办的主会场都设立在墟场附近的学校。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环境相对艰苦,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严重缺乏,据统计湘西苗族地区82%以上的农村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为:篮球场一至两个,两百米跑道一条,水泥乒乓球桌2-3张。苗族赶秋节影响力较大,参与人数较多,主会场所能容纳的人数有限,故墟场附近的一些平坦宽敞的空地也是赶秋节活动的场地,这些空地一般举行舞龙舞狮,苗族武术等表演项目。

1.3 湘西赶秋节体育活动的经费来源

赶秋节是一个自主型的苗族民俗文化节日活动,庆祝丰收、祈福来年能够风调雨顺,人畜兴旺、传承民俗文化、丰富人们文化生活、增进苗族同胞交流是其主要目的。活动举办所需经费由举办地村委会拨款,商业赞助,上级政府拨款的“三个一点”的方式筹措。调查湘西花垣县董马库乡第八届苗族赶秋节得知,此次活动经费为4.5万元,其中上级政府拨款2.5万元,举办地董马库乡拨款1.7万元,商业赞助为三千元。赶秋节活动举办在商业赞助这一块,相对薄弱。由于附近没有大型企业或工场,一些小的民营企业对于赞助能得到的后期效益认识不足加上自身成本较小,固都不愿意赞助。

1.4 湘西赶秋节体育活动的参与人群

“赶秋节”是苗族人民传承的民族文化,是苗族人民的相互交流,庆祝丰收的盛大节日。苗族人民是一个团结并且极度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个群体,固当“赶秋节”到来之际,他们会停下手中所有的农活,来到指定地点参加节日庆祝。在节日庆祝中,各个乡村都会出代表队参加,节日庆祝中举行的各项体育活动。其中有舞龙舞狮,篮球,上刀梯,苗歌,苗鼓等活动。这些参赛队伍的成员全是由当地农民组成,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业的体育运动员,但每个村民都积极的参与赶秋节活动,来展现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赶秋节活动参与人群不仅农民化,而且年龄结构偏高。这是由于外出打工,上学的原因,留在家乡的年轻人较少,所以参与苗族赶秋节活动的人群都是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群,年龄结构偏大。

1.5 湘西赶秋节活动的体育项目设置

苗族人民在其生活,生产中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统体育文化丰富多彩。苗族赶秋节是苗族人民长时间传承下来的一项民俗体育与文化盛宴。从古至今,苗族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就一直伴随着赶秋节,在赶秋节中人们能够发现和了解苗族传统体育。曾经赶秋节中的体育项目主要是祭祀和表演,发展至今,聪明的苗族同胞将赶秋节中的体育价值挖掘和发扬,将曾经的苗族赶秋节举办成现代的赶秋节日运动会。赶秋节中体育项目设置有,表演项目:上刀梯,苗鼓,八人秋千,玩龙灯,舞狮子,苗族武术,接龙舞,绺巾司刀舞,打猴儿鼓,苗族绝技;竞赛项目:拔河,男女篮球赛。在赶秋节体育项目设置中,竞赛项目选择一些场地要求不高或者已有比赛场地的项目,体育竞赛项目中只有集体项目。

2 湘西赶秋节体育活动开展存在的不足

2.1 活动组织策划者专业素质不强

活动的组织与策划决定了这项活动的档次高低,精彩与否。一个好的组织策划方案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活动变成一个精彩丰富,吸引眼球的一场盛会。反之一个好的活动题材遇到一项庸俗的策划方案,必将使这项活动变得更失败。活动、赛事的组织者,是这项活动的掌舵人,策划组织者的每一项决定都影响着整个活动的发展和进程。所以活动组织策划者的能力对于活动的成功举办极为重要。湘西苗族赶秋节活动的组织策划者由举办地村委会及有经验的农民组成,其文化水平较低,没有经过专业的活动组织策划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在整个赶秋节活动组织策划中缺乏创新意识,多数是按照前人创办的经验,进行复制。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只有不断的更新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赶秋节活动组织策划者专业知识缺乏,组织策划能力不强制约了活动开展的精彩度,及其影响力。

2.2 赶秋节活动举办地体育器材场地设施不健全

赶秋节活动的主会场设立在墟场附近的乡镇中小学,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湘西苗族地区乡镇中小学的环境相对艰苦,学校内体育场地设施不健全。体育场地设施是苗族赶秋节活动进行的硬件设施,赶秋节日活动中含有的众多体育项目,有苗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有现代篮球、拔河运动,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了体育场地设施的质量。苗族赶秋节日活动中一项主打的体育器材就是八人秋千,由于八人秋千的造价较高,活动经费有限,其数量在赶秋节日活动中受到限制,一次赶秋节日活动中一般只有一架八人秋千。体育器材、场地设施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苗族赶秋节活动的发展。

2.3 赶秋节体育活动资金不足筹措困难

苗族赶秋节活动是由举办地村委会主办,农民自愿、自主、自治开展的民俗节日庆祝活动。其经费的主要来源由举办地村委会拨款、商业赞助、上级政府拨款的“三个一点”的方式筹措,大部分款项还是有当地村委会及上交政府部门拨款。由于湘西苗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委会及上级的乡(镇)政府的财政也较为紧缺,对于赶秋节活动的拨款能力有限,无法给予充足的资金来筹办赶秋节活动。在赶秋节活动中,商业赞助得到的资金过少,这些小额的赞助费还是依靠“友情”的成分,由一些主办人员或参与人员靠人际关系拉来的。赶秋节活动举办的档次高低,影响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条件的好坏。湘西地区经济条件落后,赶秋节活动资金筹集困难这些客观因素也影响了苗族赶秋节活动的发展。

2.4 表演与竞赛项目严重失衡

湘西民俗节日体育活动中由于参赛队伍全是各个乡或村里的农民组成,故其竞赛能力较弱。参赛队由于是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对民俗节日和体育运动的热爱,其只能在农闲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练习,以备参加节日运动会的表演或者竞赛。在体育项目训练过程中因为时间少,没有专业的指导,故其竞赛能力相对较弱,大部分项目只能参与表演和娱乐。在湘西每年举行的赶秋节日运动会中,其真正进行比赛的体育运动项目只有村民篮球赛。其余的体育运动项目如舞龙舞狮,苗鼓,上刀梯,八人秋千等都只是在民俗节日运动会上作为表演或者祭祀项目举行。苗族赶秋节中,虽然参于队伍众多,参与人数庞大,但活动中的竞赛项目较少,其中只有男女篮球、拔河两个竞赛项目,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表演项目进行。

3 湘西苗族赶秋节体育活动发展对策

3.1 政府重视苗族赶秋节发展培养高素质活动组织人才

苗族赶秋节不仅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含有众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家政府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期,政府部门应重视苗族赶秋节或的发展。苗族赶秋节活动中不仅文化底蕴浓厚,而且拥有的体育价值极高。赶秋节活动中,其举行的表演,竞赛项目90%以上都是体育项目,赶秋节活动的开展也促进了苗族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建设。无论从赶秋节活动蕴含的文化或者体育价值,政府部门都应高度重视苗族赶秋节活动的发展,大力培养高素质的赶秋节活动的组织人才,将湘西苗族赶秋节发展带上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体育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3.2 利用赶秋节庆日打造体育旅游产业

传统节庆日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也可以转变为商品,与经济资本一样能带来物质利益,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湘西苗族人民每年举行的传统节庆日众多,赶秋节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民俗节日之一。赶秋节庆日活动中,伴随着丰富的苗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表演,如上刀梯,耍龙灯,舞狮子,接龙舞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赶秋节庆日,苗族人民欢聚“秋场”,共度佳节,举行大型的富有苗族人文风情的表演,这一场文化与体育的盛宴不但吸引了附近人民,而且吸引了外地的商人及游客来亲身体验苗族人民的风土人情,欣赏具有浓郁苗族特色的传统体育表演。这些体育活动不仅承载着苗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还具有较强的健身娱乐功能。政府应在政策上鼓励、支持、引导湘西苗族赶秋节中体育活动的发展,实现民俗节日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

3.3 发展民俗节日体育,促进全民健身

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国家对于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不断重视。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群众体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农民体育事业的发展。湘西处于武陵山片区,属于国家特大贫困地区,这里经济条件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一区域受到经济条件制约,开展困难。但是,这里拥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如赶秋节日活动中,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就多达数十种,民俗节日体育活动的开展在这片区域已经拥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且场地要求不高,农民可以在农闲时段随时随地的开展,故赶秋节日活动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有利开展,可以促进苗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积极的将民俗节日体育活动与全民健身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推进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全民健身的基础上,在技术方法层面借鉴现代体育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方法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繁荣发展。[2]

3.4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湘西现有苗族鼓舞、土家族摆手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7人,苗族武术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2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苗族赶秋节庆日活动中,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如苗族武术,苗族鼓舞,上刀梯等。这些项目的传承人不仅对苗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传承和保护了优秀的苗族传统体育文化。政府部门应重视对这些民间艺人的保护,在资金、物质和生活上给予其帮助,并大力宣传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吸引更多的苗族传统体育爱好者来学习和传承苗族传统体育文化。

4 小结

湘西苗族赶秋节,以其丰富的文化与体育价值传承至今。通过苗族赶秋节,人们能够了解苗族人民的人文风俗,能够领略优秀的苗族传统体育文化。苗族赶秋节的开展为国家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一份力量,促进了苗族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但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脚步的加快,苗族赶秋节原有的开展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加上受到组织者、场地器材、资金及活动项目设置因素的影响,阻碍了赶秋节体育与文化价值更好的体现。通过研究,文章提出:政府应重视苗族赶秋节发展,培养高素质活动组织人才;利用赶秋节庆日,打造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民俗节日体育,促进全民健身;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来促进湘西苗族赶秋节科学、健康的发展,以此带动湘西苗族地区体育事业的繁荣,为保护和传承湘西苗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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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体育 第8篇

笙”同时以下肢(包括胯、膝、踝)的灵活舞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它流传广泛,普及各苗族地区。其中尤以贵州东南部、西北部和广西西部山区最为活跃。它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趣味性、竞技性、健身性、娱乐性和教育性等特点。让苗族民间体育“芦笙舞”在高职高专院校开展,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而且丰富了体育课堂文化。高职高专院校应从实际出发,挖掘、整理优秀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让优秀的民族民间体育精髓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得以推广和普及。

1 苗族芦笙舞的渊源及分类

芦笙和芦笙舞,苗家人认为它是始祖母创造出来的,象征苗家人的母亲,它的声音也是母亲的声音。芦笙的创造和芦笙舞蹈的起源,传说均源于两位女性。相传远古时雷公山脚有一苗族姑娘长得很漂亮,一天忽然被一野鸡精抢入洞穴中。在姑娘万般无奈之时,连续两天听见洞外有竹管声,姑娘在洞中用口哨声和竹管声对吹,最后被这个吹竹管的青年男子寻声找到洞内,并将分管交给这个女孩吹奏娱骗野鸡精,男孩侍机将野鸡精杀死救出女孩,之后,就将那根救了女孩性命的竹管制成了芦笙,这是芦笙制作的传说。而芦笙舞蹈的起源,传说是某苗寨有一姑娘,名叫葛仰香,长得很漂亮,已与一个穷苦青年相播相亲相爱,然而有一财主想去霸占,一天葛仰香与相播双双相约远离他乡,但却被财主知道了,带家丁尾追二人,当追至一山崖时,相播摔下悬崖身亡。葛仰香为此悲愤不已,便在大年初一邀约同伴一起吹芦笙,跳芦笙舞,以悼相播在天之灵。当大家舞蹈至天黑时,葛仰香倒地,气绝身亡。后来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两位苗族男女青年的纯真爱情,每每在过年过节跳芦苼舞以示纪念。汉族史籍里也有苗族芦笙文化的生动记载:“参差六竹管,长声黄钟涛,短声清微散,舞来随节旋,吹去别促缓,苗女共苗男,明月花满山。”如今,三大方言的苗族,无论居住何处,仍以芦笙作为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

苗族“芦笙舞”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

(1)群众性芦笙舞,苗语叫“究结”。它是由一支庞大的芦笙队站成“一”字队形,原地吹奏,群众则围着芦笙队走圆舞蹈,或由芦笙队带领绕圆,边吹边跳,群众依序尾随其后围圈作舞,人数多时形成多层圆圈,呈卷心菜队形,随芦笙舞曲的节奏及内容欢舞。此舞的芦笙曲目成套,配有大中小各类芒筒(竹制筒状乐器)协奏。故而这种集体舞壮观热烈,参跳人数不限,在芦笙节时,多达2万至3万人,场面十分壮观热烈。

(2)表演性芦笙舞,苗语叫“丢捞比给”。这是一种男子边吹边跳的芦笙舞,是在集会或节日中作为比赛表演的一种形式。舞曲节奏强烈明快,动作技巧性高。一般是由各寨芦笙队中推选出优秀的芦笙手进行表演。比赛形式的芦笙舞因地区不同而各具特色,如黔南地区芦笙队以稳健有力的慢步或快步模拟犁田、爬坡、栽秧、斗鸡、老虎下山等动作进行表演,而黔西北地区则以独舞、双人舞的芦笙技巧表演为主。其特点是将演奏芦笙乐器作为舞蹈技艺之一,将轻功、旋转功及杂技基本功融于芦笙舞蹈中。表演性芦笙舞往往形成组与组、寨与寨之间的互相竞赛,通过一二人表演,众人观赏,体现了它除自娱性外,还具有较高水平的观赏价值。

(3)风俗性芦笙舞,苗族人民称之为“跳花”、“跳月”、“跳场”、“跳月亮”。这是青年男女社交、跳舞求爱的一种群舞形式,故多为未婚青年男女参加。《贵阳府志》载:“花苗跳月,以孟春植冬树于跳场,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绕树而舞,名曰‘跳花’。”这类芦笙舞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差异,如黔东、黔东南及黔南部分苗族地区,则有“讨花带”风俗,男青年边吹芦笙边舞,姑娘们边舞边把精致美丽的花带,拴在相爱的小伙子芦笙上,于是出现了“女牵花带从之,绕场三匝,相携而去”的动人场面。而在黔中、黔南的苗族“赶秋坡”活动则流行“牵羊”芦笙舞,更别具情趣。男子持芦笙在前面边吹边跳,姑娘在后面随乐舞蹈,并把花带系在自己相中的小伙子后腰带上,自己拉着花带的另一头,随男青年舞蹈。

2 苗族芦笙舞的价值功效

2.1 芦笙舞的健身价值

苗族“芦笙舞”的基本动作由走、移、跨、转、立、踢、别、勾、翻,以及矮步、蹲踢、旋转、腾跃等动作组合而成,动作多为模仿犁田、爬坡、栽秧、斗鸡、老虎下山等等劳动或斗争场面,其动作古朴独特,粗犷豪放,节奏强烈。它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体育运动,通过运动全身各肌肉、关节、韧带都得到良好的锻炼,可提高舞者的速度、力量、耐力、柔韧性及协调性,适宜的运动负荷和时间能达到理想的有氧锻炼效果,能够促进人的体能发展和体质增强,富有很强的健身价值。

2.2 芦笙舞的娱乐价值

高职高专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在体育课教学中使学生通过动作的学习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使学生在快乐中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习惯和能力。芦笙舞具有较强的自娱和娱人性,参与者在富有节奏的芦笙曲的伴奏下,通过自我运动实现宣泄情感、欢娱身心,同时也使观众感受了美的愉悦。通过芦笙舞教学,使学生在娱乐中接受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熏陶。

2.3 芦笙舞的教育价值

苗族“芦笙舞”作为苗族民间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苗族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从事“芦笙舞”活动,不仅是动作技能和身体素质、意志力等方面的教育和锻炼;也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是一种热爱生活,培养积极进取精神的教育[1]。

3 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的必要性分析

苗族“芦笙舞”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多在“苗年”“坡会”“花山节”“芦笙节”以及多年一次的“吃牯脏”等活动中进行。然而,目前也仅仅注重的是表演所带来的影响和产生的效应,而对其功能性开发还远远不够,目前尚未真正形成芦笙文化的发展体系和目标战略模式,这对于该项目的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在我国众多高职高专院校中,很少开设此项目。因此,将苗族民间体育活动“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丰富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教学内容。充分利用高职高专院校教育资源将其进行改造和规范后,再进行推广是该项目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动力基础。同时“芦笙舞”活动具有的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表演性、教育性等功能,并能充分展示自我,体验运动乐趣,培养自信心,使自身价值得到提升,因此深受广大学生喜爱。这对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提高身体的机能水平,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的情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将苗族“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堂,是目前高职高专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定会给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改革带来新的生机[1]。

4 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的意义

4.1 丰富体育教学,推动社会参与

“芦笙舞”符合学生身心发展,是易于开发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且运动趣味性强,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具有较强的健身性、娱乐性和教育性。将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不仅增添了高校体育教学的活力,丰富了体育教学内容,拓展了学生的运动选择,而且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的,有效地提高了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随着民族民间体育课程资源在高校不断开发和丰富,“芦笙舞”这一民族民间体育将通过学生的传播和交流,辐射到社会,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参与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发展动力[2]。

4.2 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

“芦笙舞”“芦笙舞”的基本动作由走、移、跨、转、立、踢、别、勾、翻,以及矮步、蹲踢、旋转、腾跃等动作组合而成,其动作古朴独特,粗犷豪放,节奏强烈。它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体育运动,通过运动全身各肌肉、关节、韧带都得到良好的锻炼,可有效提高舞者的速度、力量、耐力、柔韧性及协调性,适宜的运动负荷和时间能达到较为理想的锻炼效果。同时,“芦笙舞”的参与者在富有节奏的芦笙伴奏下实现宣泄情感、欢娱身心,因此,每当学生跳起“芦笙舞”时,男女老少便蜂拥而至,这不仅促进了表演者的个体发展,也使观众获得了美的愉悦,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3]。

4.3 能增强不同民族学生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芦笙舞”是一种以男子边吹"芦笙"同时以下肢(包括胯、膝、踝)的灵活舞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因用芦笙为舞蹈伴奏和自吹自舞而得名。它流布于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等地的民族聚居区,在各苗族地区尤其普及。其中以贵州东南部、西北部和广西西部山区最为活跃。它在学校的广泛开展,主要是为了满足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深邃的思索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诸条件要求其对应公众,而是以普适的、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特征来迎合它所对应的观众。“芦笙舞”这一发展特性,使它自然而然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跳“芦笙舞”时,不同民族的学生穿着相同标志的服饰,听着同一舞曲,踩着同一舞步,彼此间相互表示、相互认同,显示着各族人民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种溢于言表的“集体精神”感召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舞者,使他们举手投足的动态趋于一致,相互协调、整齐划一的舞动又给予他们以团结的力量,使他们无声的舞蹈体语达到更高的和谐与默契,共同体现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3]。

4.4 有利于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苗族芦笙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要求场地器材简单,这正符合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的要求,同时它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具有极积作用,这与当前高校体育课程教育目标相一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苗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粹之一的芦笙舞也在这场剧烈冲击中呈现衰退的局面。据统计,苗族传统体育已有18.9%的项目失传,还有一部分项目正濒临失传的边缘(这其中就包含一些芦笙舞运动)。我们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里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就必须找到更有力的传承和发展途径。而学校体育,特别是高校体育为这些优秀民族民间体育运动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4]。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苗族“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芦笙舞”不仅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且对场地器材的要求较低,简单易学,易于开展。将其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之中,对于丰富学校体育教学资源,节省教学经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苗族,芦笙舞,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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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应华.论民俗体育“长鼓舞”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作用[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9,(3):36-38

苗族体育 第9篇

在担任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裁判时发现, 历经数十年的历史嬗变, 毕节地区苗族“滚山珠”已经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更旺盛的生命力, 能够满足人们生活的多种需要,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滚山珠”是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奇葩。从哲学和文化学的视角直击“滚山珠”的哲学和文化价值, 能够有效弥补将人文社会学科知识渗透到体育学内而后又以体育学的方法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这一研究路径的历史局限性。

1“滚山珠”的历史回眸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原名“地龙滚荆”, 苗语叫“子落夺”。它流传在贵州省纳雍县猪场苗族彝族乡, 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芦笙舞蹈之一。原始部落时期, 部落之间发生战争, 苗族部落一青年在放哨时, 由于“消息树”被敌人破坏, 为了及时地把敌人入侵的消息送给部落同胞, 他把穿在身上的长衣、长裙 (当时苗族男青年也穿裙子) 裹住整个身躯, 从山上往山下滚, 滚过石头、荆棘、沟坎, 在滚到山下报信后, 这名青年光荣牺牲了。苗族部落战败后, 开始了迁徙, 从平原地区迁往乌蒙地区, 在迁徙途中苗族青年们继承了这名报信青年的精神, 用他们的身躯滚平了无数崇山峻岭中的石头、荆棘、沟坎, 让老人、妇女和小孩平安经过, 历经千辛万苦, 最后终于到达乌蒙地区。到达乌蒙地区后, 苗族先民们约定时间、约定地点, 大家用欢快的芦笙舞蹈来表达了对报信的青年及祖先迁徙时在迁移途中死亡同胞的怀念, 同时体现了分散同胞重逢时的喜悦之情和对当今生活充满着希望之情。芦笙舞蹈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滚山珠”。

“滚山珠”是集芦笙吹奏、舞蹈表演、杂技艺术为一体的苗族民间舞。表演时用6支长约20 cm的铁制梭镖头, 镖尖向上插入地下, 围成一个直径约0.7 m的圆圈, 或用6只对顶的饭碗装满水摆成圆圈代替梭镖亦可。表演者手执芦笙, 一边吹奏, 一边跳跃, 围着棱镖或水碗翻滚, 表演的技巧性强, 且异常惊险。“滚山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进各种技巧, 不断完善。到1989年, 芦笙舞“滚山珠”由以往的单人表演发展成为6~8人同时表演的舞蹈。表演者手执六管芦笙, 头戴箐鸡翎帽, 身着绣花白褂, 吹奏着世代传承的芦笙舞曲, 围绕梭镖或盛满水的碗进行舞蹈表演, 时而以头为足, 芦笙舞步与技巧运用难度随表演进程不断增加, 表现苗族同胞在迁徙途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排出万难的惊险场面。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以其粗犷豪放的风格、高难惊险的动作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成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流播广远, 享誉中外。它曾先后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艺术节, 受到中外人士和各族同胞的高度赞赏。这个舞种中蕴涵着的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激励和引导人们不断前进, 永不为困难所压倒。

2“滚山珠”价值的哲学论断

从哲学的视角, 立足于“滚山珠”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 对其做以下哲学论断。

2.1 关注人, 关注人的社会存在, 关注人的健康

在走访苗族“滚山珠”发源地纳雍县猪场苗族彝族乡时发现, 随着人们健康主体意识的觉醒,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地居民已经既有“钱”也有“闲”从事“滚山珠”健身运动。无论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之日, 还是逢年过节欢庆之时, 或者是有重大会议和全乡大型活动要举行, 人们都会跳起属于他们的欢快的“滚山珠”。即使是在每天傍晚, 在乡政府广场上, 也会有人数众多的“滚山珠”爱好者和传承者进行专门练习。兴趣爱好和父辈的影响, 使世世代代的苗族儿女选择“滚山珠”, 获得了健康, 陶冶了情操。

2.2 关乎社会, 关乎社会发展, 满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 针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 把发展民族体育作为民族工作和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并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 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挖掘整理, 并采取各种举措扶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自1953年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起, 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主要是各民族的一些传统项目, 在项目设置上明确规定只起源和流传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享用的非奥运会项目才能有资格申报作为参赛项目。比赛类别分为表演类和竞赛类两个类别。这种规定, 无形中明确其他任何别的国家和地区的体育项目没有资格成为民运会比赛项目, 必须是我们的本土体育。民运会是具有浓厚中华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自己的体育文化的大比赛、大展示, 参加者也必须是全国各省和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运动员。由于历史的原因, 从我国举行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到第二届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跨度。自1982年9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第二届全国民运会以来, 全国民运会正式步入正规, 除了1990年因为亚运会在我国首都北京举办往下顺延一年之外, 每4年举行一次, 并且成为与全运会、大学生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相并列的最主要的国家级赛事。

从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起,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就设有表演项目比赛。可见, 表演项目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表演项目的比赛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个类别。每个类别根据参赛队伍的数量评判一定额度的奖项。奖项由最开始的一、二、三等奖后来更名为金奖、银奖、铜奖。充分表明民族运动会重交往而轻比赛成绩的政治诱导作用。

“滚山珠”动作内容的丰富性、动作构成的复杂性、动作与器材结合的一致性, 决定了它既可以参加表演类综合项目的比赛, 又可以参加技巧项目的比赛。它为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其中1991年“滚山珠”在参加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运动会, 获表演项目一等奖;1995年“滚山珠”在参加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 获表演项目二等奖;2010年“滚山珠”在参加贵州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会, 获表演项目一等奖。荣誉属于过去, 研究“滚山珠”的继承和发扬, 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2.3 社会意识的突破,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自身体现出旺盛的社会生命力

芦笙舞, 又名“踩芦笙”、“踩歌堂”等。因该舞蹈采用芦笙伴奏, 表演者自吹自舞而得名。该舞蹈广泛流传于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等地的苗、侗、布依、水、仡佬、壮、瑶等民族聚居区, 是南方少数民族最喜爱、分布最广泛的一种民族民间舞蹈。而“滚山珠”则是芦笙舞中较为醒目的一种舞蹈, 它原名“地龙滚荆”, 又叫“滚地龙”, 苗语称“子落夺”。主要流传于今贵州毕节纳雍县猪场苗族彝族乡一带, 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芦笙舞蹈之一,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作为一项民族传统表演项目, 堪称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 她集芦笙吹奏, 舞蹈表演, 杂技艺术为一体。表演者手执六管芦笙, 头戴野鸡翎帽, 身着绣花白褂, 脚着麻耳草鞋, 吹奏着世代传承的芦笙舞曲, 围绕梭镖或盛满水的碗进行舞蹈表演, 时而以头为足、或时以人攀肩, 在盛满水的碗与碗之间, 边吹芦笙边进行舞蹈和技巧表演, 芦笙舞步与技巧运用难度随表演进程不断增加, 表现苗族同胞在迁徙途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排出万难的惊险场面。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以其粗犷豪放的风格、高难惊险的动作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成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被国家文化部领导赞为贵州高原明珠。并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历史影响力, 携带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因子, 学术界应该对“滚山珠”采取足够的重视。只有研究“滚山珠”的继承与发展, 创编与创新, 才能保证其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旺盛生命力。

2.4 价值体系的丰富与健全, 与教育的不解之缘, 满足贵州校本音乐和体育课程资源发展的需要

苗族芦笙舞蹈“滚山珠”起源于毕节地区纳雍县, 如今已经在毕节地区范围内广泛流传, 其中最为有力的传承方法就是借助大中小学学校教育这一平台。纳雍县猪场乡苗族彝族乡作为“滚山珠”的最原始发源地, 各级乡镇领导为保护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明示各中小学将“滚山珠”作为必修课程内容, 甚至在早操和课间操推广“滚山珠”, 并以校级和乡级竞赛为杠杆, 将“滚山珠”充实到学生课外体育活动中, 强有力地促进了“滚山珠”的继承和发展。此举也为毕节地区其他乡镇所仿效, 快速有力地促进了“滚山珠”在毕节地区甚至是在整个贵州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贵州作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却又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特殊省份, 农村地区中小学不具备开展有较大投入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的条件。在校内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既解决了无暇开展现代体育的燃眉之急, 又拓展了民族传统体育赖以存在的有力空间, 属于实惠之举。无论是将“滚山珠”进入民族地区音乐课堂还是体育课堂, 都将丰富民族地区校本课程资源, 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3 结语

“滚山珠”的社会存在足够引起哲学界的高度关注。以“滚山珠”为范本, 能够充分揭示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关注人、关乎社会、社会意识的突破、与教育的不解之缘等诸多社会价值。从哲学的高度充分认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社会价值, 能够有力促进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表演水平和竞赛能力这一历史命题。

摘要:对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价值, 学术界偏重于从体育学的角度进行审视, 经历了经过人文社会学科到体育学科的知识渗透, 再以体育学的方法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迂回历程。直接从哲学视角重述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文化价值, 能够有效弥补诸多的历史缺陷, 亦能为有效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水平和竞赛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价值重述

参考文献

[1]冯胜刚.对我国表演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整理和编排问题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 2003 (2) .

[2]刘化迪.博览民族体育, 解读民族风情——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J].军营文化天地, 2008 (1) .

[3]赵芳.民族体育的盛会, 和谐盛世的欢歌——记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J].今日民族, 2007 (12) .

[4]李俊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的特点和类型[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6 (3) .

苗族原始宗教意识对苗族舞蹈的渗透 第10篇

关键词:苗族原始宗教意识,苗族舞蹈,渗透

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不断迁徙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 在因为外界压力居无定所的历史演进长河中, 出于对外界事物的未知, 逐渐创造出自己颇具体系的巫教文化——以信鬼好巫而闻名于世, 以此来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们无法解决的自然现象、病痛等, 求得神灵庇佑。正如汉族历史学家王桐龄所说, 苗族“发明宗教, 后为汉族所习用。”这种宗教, 又称原始宗教——巫教。苗族人民以惊人的智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包括民族歌舞在内的灿烂的历史, 不管从历史的任何角度, 也不管从文化的什么领域切入, 都会遇到与宗教的相交之处。源于劳动生产的苗族舞蹈, 深受巫教意识的渗透, 其主要表现在:

一、扮巫显神、战天斗地

苗族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 认为万物皆有灵性, 无鬼神之分, 有善恶之别, 人们的旦夕祸福受制于神灵、祖灵、物灵主宰, 苗族村寨中, 从事巫术活动的神职人员往往精通医术, 能通神亦能治人, 是本民族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 苗巫司在进行法事活动时, 常伴以吟唱及舞蹈。

古时“巫”以“舞”事“无形”, 在苗族的祭祀舞蹈中, 巫教意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进行宗教活动的巫舞由巫师 (苗族称苗巫司) 扮演, 帮助人们消灾祛病, 进行通神的巫舞活动;2、现在已有将巫师的舞蹈搬上舞台, 模拟巫师动作表示神灵附体、刀枪不入, 如像英雄祖先那样, 战天斗地、征服自然。

古代把民间傩祭“驱鬼除疫”的技艺表演称作“乡傩”, 《论语·乡党》:“乡人傩, 朝服而立于阼阶”的记述, 发展到宋代, 乡傩已成为悦神娱人、迎神赛会的民俗活动, 如陆游《岁暮》诗:“太息儿童痴过我, 乡傩虽陋亦争看”即当时的记述。《楚辞·王逸注》中说:“昔楚国南部之邑, 沅、湘之间”, 苗民“其祀必作欢乐鼓舞, 以乐诸神”, “男女并舞”以致通宵达旦。宗教的共同本质特征是相信超自然的神, 神也有一神、多神、泛神之分。苗族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族, 且在苗族祭祀祖先的活动中, 并不认为“渡涧越溪, 选幽而合, 解锦带互赠”有辱祖灵。

苗族人民常以歌舞形式表达他们对傩神的崇拜, 各种傩祀活动也是在本民族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 追溯其起源发现形成这样的民族心理主要由于生产、生活需要, 氏族祖先预卜氏族的发展前景, 处理氏族内、外部事物, 决定氏族的重大行动, 加强本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传授和交流先民的生产、生活经验。其后逐渐发展成氏族间的联盟典礼, 乃至几个氏族间的联盟大典, 并在盟誓中进行杂耍游戏, 扮演先民们生产和战斗的故事等, 其规模宏大而气氛热烈。正因为如此, 苗族舞蹈中渗透了祖先崇拜的宗教意识, 它的形成离不开苗族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 宗教意识渗透于苗族舞蹈中, 通过舞蹈来表达苗族人民对人生的看法。

二、歌舞娱神、与神同乐

苗寨里流传着男死成龙、女死成鬼的说法, 但却没有将鬼做大小之分, 只有善恶之别。英雄祖先在苗民看来即是好鬼, 好鬼就是神, 要请来酒肉招待, 歌舞同乐;对于恶鬼, 则请苗巫师驱除以免害人。苗族祭祀舞蹈历史悠久, 如鼓舞、跳香舞、芦笙舞、接龙舞、傩愿舞等都是苗族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的体现, 它们所起到的作用通常在于祭祀通神、镇鬼辟邪, 一些舞蹈发展至今, 虽然当初的祭祀功能已逐渐减弱, 由娱神功效向娱人转变, 但苗族舞蹈深层的祭祀娱神心理是促使苗族舞蹈在民间盛行的重要原因。

如今在苗寨最为常见且最具民族特色的娱乐活动当属人们击鼓而舞。鼓舞形式多样, 有单人鼓舞、双人鼓舞、四人鼓舞、团圆鼓舞等, 又有男女之分, 套路之别。鼓点节奏为“一点”、“三点”、“五点”、“七点”、“九点”、“十一点”及“六槌”, 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化, 以演示人们在生活、劳作的动作场面, 也有模仿鸟兽动作, 有时鼓点会有些微变化, 但大多为单数鼓点, 因此编排套路时常加以转身接反面动作。击鼓时一人打鼓一人敲边, 鼓点是主奏, 鼓边为伴奏。男性击鼓跳舞的动作粗犷豪放、大气阳刚, 也有诙谐幽默逗笑的动作, 如猴儿鼓中模仿惟妙惟肖的山中猴子;女性鼓舞的动作阴柔曼妙, 举手投足轻盈灵巧, 时而柔美, 时而热情奔放。

《易》中有文字载:“鼓之以雷霆”, 鼓在古代的功用看来不是作为娱乐之用, 而是雷神的化身, 是祭祀通神的神器。鼓舞与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苗族鼓舞充满了神秘性和严肃感, 苗族人民在宗教舞蹈中净化了自己的人生观, 依靠神的力量来求得现世的幸福, 通过舞蹈把自己的宗教意识用肢体语言表现出来, 赋予每一个动作以特定的意义和内涵, 并将其代代相传。

三、求神保佑、谢神降福

苗族舞蹈呈现求神保佑、谢神降福的场面较多, 苗族认为祖先的鬼魂, 能给人们降福消灾、带来欢乐, 如湘鄂渝黔边区苗寨盛行的“蚩尤戏”。先秦时期的“角抵戏”后被史籍称为“蚩尤戏”, 苗族一直向这位保护神祈求庇佑, 装扮蚩尤以驱邪禳灾。张子伟教授称苗族人模拟蚩尤所演的“蚩尤戏”为一种“宗教仪式剧”, 其中角色的扮演和“撵鬼”、“捉鬼”等故事情节说明了巫师在边舞的同时亦在祈求神灵保佑, 娱神娱人。

巫师表演“蚩尤戏”时戴面具, 以牛角、司刀、绺旗为法器扮演蚩尤, 动作从宗教祭祀和劳动生活中提炼而来, 有时也添加苗族宗教舞蹈动作和民间舞蹈动作。

苗族傩愿戏中, 宗教法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从许愿到还愿酬谢的过程完整, 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渊源于驱鬼送瘟的巫术活动, 在胚胎期间, 即受到宗教的哺育, 还傩愿的整个法式过程中以舞蹈形式出现的场面很多, 其中比较突出的有:1、打绺巾;2、踩九州;3、探子舞;4、开山舞;5、八郎舞;6、土地舞。

苗族服饰的变迁 第11篇

关键词:苗族服饰;变迁;传承

在了解苗族服饰变迁的过程中,我根据变迁的时间段把苗族服饰变迁划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历史上苗族服饰的变迁,时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另一部分称为现代苗族服装的变迁,时间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贵州是苗族人们生活最为集中的地方,从偏远的山区小乡村到繁华的新民族城市都是我们田野调查的对象。然而由于语言不通大多数交流都只能依靠手势和图案,更多准确的资料信息来源还是依靠翻阅了大量的图书。苗族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没有统一的文字,所以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十分缺少。清朝以前国家对苗族的相關记载也过于简单,对苗族服饰的记载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1 历史上的苗族服饰变迁

三苗髽首[1]是对苗族头饰的描述。贵州被称为小花苗的苗族支系的男女们仍然是将红色的毛线混在头发里面一起盘在头上。还有一些地方的苗族女子更是将大把的假发或是黑丝毛线掺在头发里盘起来。

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居住的地区也很广泛,与中原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相邻居住,这样以来,接触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民族服饰的变迁受到了内力作用和外力呈现自发性和被迫性的变迁。自觉性变迁一是一种渐进状态,主要由于科技进步和时代的变化;被迫性变迁表现为一种突变,一般由于外界力量的介入,比如政治,军事等原因。

清代文献记录相关苗族服饰到如今,苗装变化显著,男装的变化尤为突出。《黔书》《贵州通志》《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记载了清代别具一格的男装。在清朝中后期以后,苗族男人改装的景象增多了。这种改装主要是因为与外界交流频繁,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市场的纺织布料的影响。谷蔺苗道光年间改装,与汉俗同,是因为他们与外界联系密切。她们织布名叫谷蔺布。《黔南识略》说其布最精密,名谷蔺布。在清代,苗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方或者苗族搬迁的地区,苗族服饰的自发性变迁严重。自然变迁的背后隐藏着高压的移民屯军政策。清朝以后,苗族社会的相对稳定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雍正年间,湖南、湘西、云南、四川改土归流,[2]并且清朝在苗族地区安营设堡,苗族人民生活环境突变,被迫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苗族服饰变迁随之加剧,苗族男穿满襟,女改裙为裤,大量吸收汉服饰特点,女装圆领大襟右衽,袖裤宽大,腰间系绣花围裙。衣襟、袖口、下摆及裤脚镶绣宽幅、多层花边,有时包头帕。男子衣穿对襟袖短、长裤,头帕绑腿。男女上装式样无大差别,女装滚边绣花。

同时历代封建王朝的强制同化政策对苗族服饰的变迁也是影响深远,其中清王朝的尤为严苛。时至清末民初,苗族男装几乎全部消失,女装中用斑丝、红布作成的褶裙消失,服饰色彩从尚红到尚青。民国时期也下令过强制换装如“剪发换带”的事件。

再者苗族内部精英倡导服饰改革。锦屏县杨学沛在娄江、偶里、稳江、铜坡等“二十一早半”地区倡导了有关妇女服饰的改革。[3]此次改革影响深远,至今很多地区沿用此服装制式。清末民国初雷山县西江地区及周边把褶裙和多襟绣花衣“欧贝”(译“雄衣”)演化成为节日、婚庆、走亲访友的盛装,以紧袖短上衣,贴身上裤为日常生活装、劳动装的服饰款式。巴拉河流域至今仍在沿用。

2 近现代苗族服饰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研究贵州服饰变迁重要的分水岭。伴随新中国成立而来的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随着56个民族的统一,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逐步进入了国家一体化体系。苗族人逐步接受现代学校的教育,经受现代文化熏陶,融入汉族主流文化。随着苗族与外界的交流,很多苗族人到沿海城市工作,生活,受到现代服饰文化的影响,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着民族服装,着装方式参照其他汉族装扮。原居住地区同样受到了影响,贵阳、凯里苗族妇女上衣襟花饰很少,头帕为花格布帕,长达十几米的,服饰便装化,呈圆筒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90年代后贵州苗族服饰“回归”,同时也因为现在审美的需求,款式上做了部分改良。典型服装有领,宽衣大袖,上衣下裤,及各式围裙,颜色多用青色、蓝色、白色、红色,花饰和图案简化,日常服装讲究实用,几乎没有绣花。旅游工作人员的女性服装满襟右衽,衣襟、袖口、下摆虽然保持了绣花,但都用机绣代替了手工绣花。整体衣身造型采用了立体式的现代剪裁方式,尺寸修身合体,符合现代审美。百褶褶叠保留,裙长且宽大,裙脚边沿绣满花纹,或者改为流行摆裙、一步裙,符合轻松自在的现代审美。

另外服饰原材料由于传统的手工艺方式,供不应求,服饰原材料寻找更多的供应渠道,日趋多元化。随着材料和工艺的现代化,科技逐渐涌向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苗族服饰的制作工艺也未能幸免,逐渐走向衰落。即使在雷山这一苗族文化的中心地带,种棉、养蚕、蓝靛种植等逐渐消失,苗族人只是在成品纱基础上织布,或者使用化学染料在成品布的基础上染织。这也意味着纺车、织机、染缸逐渐废弃,手里有着绝活的工匠相继逝去。年轻人在现代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中,也不再可能回到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中,失去了大的生活背景,年轻人很少从事这些活动,传统工艺后继无人。

综上所述,贵州苗族服饰变迁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未能幸免,无论是款式、面料还是工艺都发生了变迁。面对变迁,通常都会发出两种声音,一种认为“百年之后,研究苗族服饰要到国外去”。[4]另一种认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固然要继承,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法则是人类不能违背的。笔者认为,服饰文化的产生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我们要想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必须还原服饰文化产生的大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服饰文化传递的一部分应该有生活方式的内涵,审美情趣以及社会风尚,所以简单的保护只能说保持了苗族服饰中物质外形的一部分,文化内涵的这一部分也会逐步丢失,因此给予一定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延续以往的生活传统习俗,减少对他们生活的打扰,这样或许是一种完整意义的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1]辛丽亚.黔西北白苗与箐苗支系女性头饰比较研究[J].大众文艺,2014(13):63-64.

[2]伍新福.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兼析乾嘉苗民起义的原因[J].民族研究,1986(1):15-22.

[3]周梦.苗侗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苗族体育 第12篇

1 苗族服饰文化概述

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服饰中可看出苗族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文化沉积, 集中反映了苗族在与自然的抗衡中对事物的认识和升华, 在此间也就产生了苗族的审美意识。

2 服饰的款式结构

铜厂苗族女子的服饰主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有包头和对襟开衫窄袖, 下着百褶裙和绑腿。成年女子一般会用包头将自己的头部包裹起来, 包头分为两部分, 分别是包头巾和包头带。包头巾一般是方巾, 材质多为棉麻, 颜色各不相同, 多带有苗族的刺绣; 包头带一般为黑色或青色, 纯色无刺绣装饰, 宽约五厘米; 苗族女子一般将头发全部往后梳固定, 包上头巾, 再用包头带捆绑固定, 包头带一般沿发际线, 与其平齐。铜厂苗子女子的上衣为对直襟开衫窄袖, 门襟沿侧颈点垂直而下, 襟开脖颈宽, 向下将开衫扎入裙中, 用腰带固定; 前门襟从胸部开始向上一直到颈部有宽约七厘米的刺绣, 内侧留有约两厘米的青布留白; 后背部有一块长约二十厘米宽约十三厘米的绣片; 上中部有一个长约五厘米的正方形缺口, 绣片通过这个缺口与衣身连接, 整体成“凹”字形状, 除了缺口固定外, 其他部位皆可活动, 整个绣片可以拆卸。手臂膀上部围有宽约四厘米的刺绣; 从袖口约三厘米处至肘部布满一圈圈刺绣。腰带刺有刺绣, 宽约十厘米, 主要是起到固定上开衫的作用; 铜厂苗族女子下皆着百褶裙, 百褶裙可以说是苗族服饰的代表, 精美绝伦、工艺复杂。百褶裙裙长及膝, 裙身由许多细密、垂直的皱褶构成, 每只裥距, 约在两厘米至四厘米之间, 少则数百褶, 多则上千褶;裙子由三部分组成, 有裙头、裙腰、裙边, 裙腰和裙边约各占裙身的二分之一; 其中最费工的部位就是裙边, 它是裙中的精华, 全部是手工一针针挑绣出来的, 精美细腻, 令人震撼; 裙腰由整片蜡染裙片组成; 百褶裙及膝, 膝盖以下至脚腕处用黑色棉麻布包裹、布面不加修饰, 膝盖下系一麻绳固定。通常铜厂苗族女子裙子前还会有一块长方形布挡, 约胯宽, 略长于裙长、盖膝; 此前挡材质一般为纯黑色棉麻布, 无扎染刺绣装饰, 耐磨、耐脏, 在劳作时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3 服饰的面料、色彩构成

铜厂苗族服饰的面料一般为自织的土布, 材质以棉麻为主; 经蓝靛浸染后最终呈现靛蓝、黑色等不同颜色, 靛蓝、黑色是苗族服饰的主要色调之一, 耐脏、吸热、具有保护作用, 同时庄重、深沉, 苗族人们视其为生命的保护色。铜厂苗族服饰的辅色以红色、蓝色、白色为主, 门襟、袖口、臂膀等处的绣花一般为颜色较浅的红色, 辅以蓝条或白条修饰; 百褶裙通常上蓝色、下深红色, 各占一半, 辅以黑条、白条修饰; 铜厂苗族服饰上的图案纹样颜色丰富多彩, 以红、绿、蓝、紫、白为主, 对比强烈但因颜色饱和度低, 整体搭配协调, 有一种低调奢华感。苗族妇女认为, 自然界中存在的色彩都是她们所需要的色彩素材, 都应把它穿在身上, 形成一种源于自然而超越自然的美。总体上铜厂苗族服饰色彩有一种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 他们善于运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 但是在色彩安排上, 往往不做大面积的对比, 而是采用细碎均匀的小面积对比使色彩既富裕变化有和谐统一。

4 服饰的工艺、图案纹样

苗族服饰从总体来看, 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往往在运用一种主要的工艺手法的同时, 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 或者挑中带绣, 或者染中带绣, 或者织绣结合, 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苗族服饰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刺绣工艺。铜厂苗族的服饰刺绣主要为 “挑花”, 分布在衣服的两袖、臂膀和门襟三处, 裙子在蜡染的基础上被充实新的图案, 花纹布置非常严谨, 以简练夸张的表现手法, 采取均衡对称的几何图形构成主纹, 用植物花卉作为四周陪衬, 形成丰满严谨的画面; 挑花中的纹样图案以几何纹样纹样为主, 基本上占整个纹样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这种几何纹样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像三角形、菱形、正方形、条纹等纯几何纹样, 另外一种是几何化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日常生活中的物象图案, 这种图案纹样生动活泼、简洁干练、极具表现力、装饰性极强。这些几何纹样特别讲究 “规整性”和 “对称性”, 挑花刺绣的针点和蜡染时的染距都有一定的规格, 一定的变化规律, 或等距, 或对称, 或重复循环, 图案结构严谨, 给人以整齐、紧凑感, 这些纹样图案至今仍应用于日常的服饰和生活用品之中, 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 被赋予了继承民族传统、纪念祖先和传承祖训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义, 这些图案背后的意义和由来代表着苗族人民的感性经验和对客观世界的解释。

摘要:地处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南端的金平县铜厂乡苗族服饰, 从区域和形态构成上属于滇黔支系, 但由于本地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习俗等的不同, 在服饰文化上又体现出自己的特殊性, 服饰的款式结构、面料色彩、服装工艺、图案纹样等方面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苗族,服饰,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李昆生, 周文林.云南少数民族服饰[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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