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群范文（精选4篇）
青年人群 第1篇
1.1 研究方法
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 通过对上海市青年人群对于幸福感的认知的调查, 设定“上海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工作满意、人际和谐和实现自我这五个因素, 研究这些因素与上海市青年人群幸福感影响的情况, 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 试解析形成上海市青年人群幸福感影响的基础因素 (家庭和睦、身体健康) 、支持因素 (工作满意、人际和谐) 和重要因素 (实现自我) 。以上海市青年人群为调查对象, 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 利用SPSS17.0统计数据软件, 运用频数统计、交叉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对于幸福的定义的衡量, 采用了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进行度量, 即“很重要” (5) 、“重要 (4) ”、“一般 (3) ”、“不重要 (2) ”、“很不重要 (1) ”5级。
1.2 研究对象
上海, 又称“上海滩”。中国第一大城市, 四大直辖市之一, 中国国家中心城市, 中国的经济、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上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部的长江口, 拥有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和最大的工业基地。隔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 南濒杭州湾, 西部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
研究对象选择了上海市青年人群的居民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规定, 11～34岁的人为青年) 。研究问题的框架围绕上海青年人群幸福的影响因素, 刻意设计了主观幸福度的测定量表。上海作为直辖市, 上海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 消费水平也比较高,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1.3 抽样情况
基础数据通过纸质问卷调查、电子问卷调研获得。调查时间为2011年8月至9月, 纸质问卷采用区域控制方法布置调查点, 选择各类人群分布比较合理的调查地点进行调查, 共发放问卷260份, 回收有效问卷240份, 有效率为92.31%。
经过整理, 然后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数据加以统计。人口学统计数据如下, 男性占44.4%, 女性占55.6%;年龄结构方面大部分为20～30岁年龄段者;受教育程度方面, 初中以及初中以下占0.7%, 高中或中专学历占13.3%, 大专或本科学历占80.8%, 研究生以及以上占6.0%;从收入结构看, 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被访问者占2.0%, 5001～10000元的占21.2%, 10001～15000元的占44.4%, 15001～20000元的占29.1%, 20001元以上的占3.3%。
2 统计结果
2.1 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的“基础元素”
(1) 家庭和睦和月总收入的交叉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 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被访问者认为家庭和睦“很重要”占这个收入层次总人数的100.0%;5001～1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75.0%, 认为“重要”的占15.6%;10001～15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82.1%, 认为“重要”的占17.9%;15001～2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84.1%, 认为“重要”的占13.6%;20001元以上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80.0%, 认为“重要”的占20.0%。也就是说,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 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暖, 都能让人们感受到幸福, 这也是人感知的最基本的幸福。
(2) 身心健康和月总收入的交叉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 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被访问者认为身心健康“很重要”占这个收入层次总人数的66.7%, 认为“重要”的占其总人数的33.3%;5001～1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78.1%, 认为“重要”的占15.6%;10001～15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77.6%, 认为“重要”的占19.4%;15001～2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63.6%, 认为“重要”的占25.0%;20001元以上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20.0%, 认为“重要”的占80.0%。每个家庭月总收入层次都有超过半数的家庭认为身体健康成为其度量其幸福感的基础。健康良好的愿望是人们普遍都存在的。
2.2 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的“支撑因素”
(1) 工作满意和月总收入的交叉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 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被访问者认为工作满意“很重要”占这个收入层次总人数的66.7%, 认为“重要”的占其总人数的33.3%;5001～1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78.1%, 认为“重要”的占15.6%;10001～15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77.6%, 认为“重要”的占19.4%;15001～2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63.6%, 认为“重要”的占25.0%;20001元以上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20.0%, 认为“重要”的占80.0%。也就是, 青年人群所在的家庭月总收入越高, 认为工作满意越重要。
(2) 人际和谐和月总收入的交叉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 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被访问者认为人际和谐“很重要”占这个收入层次总人数的33.3%;5001～1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31.3%, 认为“重要”的占40.6%;10001～15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46.3%, 认为“重要”的占32.8%;15001～2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50.0%, 认为“重要”的占36.4%;20001元以上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60.0%, 认为“重要”的占40.0%。青年人群所在家庭月总收入越多的层次, 认为人际和谐越为重要。同时, 青年人群认为人际和谐这个因素并不像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根本,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2.3 实现自我 (价值观) 与幸福感
(1) 上海青年人群普遍认为实现价值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 被访问者认为实现价值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一般 (3) ”的占总人数的31.8%, 认为“重要”的占18.4%, 认为“很重要”的占32.5%。这就是说, 超过3/4人选择了实现价值对于自身幸福感有着影响, 并且在其中1/2的人能选择认为实现价值对其幸福感有着相当显著的影响。这就说明在青年人的心中, 梦想成真可以更有成就感、幸福感, 对其幸福感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
(2) 家庭收入与上海青年人群的实现价值的交叉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 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被访问者认为实现自我“很重要”占这个收入层次总人数的66.7%;5001～1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25.0%, 认为“重要”的占15.6%;10001～15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373%, 认为“重要”的占20.9%;15001～20000元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27.3%, 认为“重要”的占18.2%;20001元以上的被访问者认为“很重要”占40.0%, 认为“重要”的占20.0%。有将近半数都认为实现价值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过半数的被访问者是在校大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工作满意也将使得他们在之后的工作中, 努力地实现自我。也就是说, 这是实现自我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3 分析与结论
3.1 影响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基础因素随物质因素的提升而变得更为重要
在自身最基本的生理基本需求达到满足的时候, 家庭才会和睦, 因而幸福感增加, 有更多的精力让人们保持良好的心情投入一天的工作, 与他人交谈时可以更加从容而且自信, 以便更好的工作交际。同时,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活, 身体健康的人可以更好完成的工作, 更有信心。在面对工作中可能的任何压力, 都有一个良好的身体去应对。
3.2 支撑因素已成为提高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关键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 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生活。而工作满意其实也就是人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产生的一种有关工作本身以及其相关环境的态度或者看法。工作满意可以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 有利于促进发展, 有利于提高与他人的协同合作能力, 从而提高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问卷中调查的青年人群大部分集中于20～30岁这个年龄段, 有过半数是在校大学生。对于即将或者刚就业的大学生来说, 工作满意将会是他们工作生活的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现在, 好工作令人向往, 热门行业就成了大学生就业的角决场, 同时会忽略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 并且可能直接影响到其工作满意程度。
3.3 提高青年人群幸福感的重要性
在人的一生中, 幸福感获得的最重要的时期莫过于青年时期。在年轻的时候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价值观, 懂得用一颗善良、感恩的心生活。这需要相应的研究和认识, 才能切实保证在社会发展的同时, 青年人群可以感受到更多幸福, 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人民谋福利, 从而推动青年人群健康和谐发展。而这些都有助于行程一个可以让人安居乐业的社会, 那么和谐和幸福也将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形容词。
4 结语
通过对现在青年人群幸福感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可以通往了解社会运行和青年人群民众生活状况的道路。单以上海青年人群为调研对象虽会带有一定的不全面性, 但是对于青年人群的幸福感的研究却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通过不断努力, 逐步提升各方面的水平, 营造一个足以为人们, 尤其是为现在的青年人群提供一个更好发展自己的空间的社会, 从而可以更好地为以后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做好教育与引导, 以及更切合青年人群心理以及追求的要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因而对于青年人群的幸福感的调查有着其重要意义。
摘要：随着经济迅速发展,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于幸福感的越发重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和睦、身心健康、工作满意、人际和谐和实现价值是影响上海青年人群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调查结果印证了影响上海青年人群的幸福感的因素是家庭和睦、身心健康、工作满意、人际和谐和实现价值等方面, 并且将这五个方面分为内外因素以及基础、支持、重要因素。
关键词：幸福感,上海青年人群,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奚恺元, 王佳艺, 陈景秋.撬动幸福[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
[2]曹大宇.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D].2009.
青年人群 第2篇
1 社交网瘾的外部成因分析
(1) 信息时代的竞争需求为社交网瘾提供了生长环境。信息时代, 能否有效地获取和利用各种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组织和个人的成败。互联网做为一个资源丰富、空间开放、操作便利和成本低廉的可利用平台成为企业、政府和个人争相使用的信息获取工具。在此环境下, 我国青年每天需花费大量时间来面对互联网, 而这种习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渗透于青年网民的生活中。2010年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更为我国青年群体网络社交成瘾提供了工具使用的便利, 使随时随地登录社交网站成为可能。
(2) 实用主义社会价值观泛滥是社交网瘾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国民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碰撞,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产生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青年学生开始对学习产生厌恶感, 出现逃避现实的行为, 成为我国社交网瘾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作稳定的白领阶层为积累生活资本也长期进行网络社交, 易形成上网习惯并逐渐失去自控力, 成为社交网瘾人群的第二大组成部分;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社交网企业为获取更多的用户并延长用户的在线时间, 不惜加入色情、暴力等被现实社会禁止的内容来吸引网民, 对我国青年人群社交网络成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社交网络功能的日益丰富是社交成瘾的直接诱因。我国的社交网络受国际互联网的影响, 经历了E-mail、BBS、OICQ、博客、微博、网络社交游戏和微信几个阶段。碎片化的表达方式迎合了人们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生活需要, 满足了人们即时表达的欲望, 使阅读者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到所需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络, 人们可以参与社会管理, 可以与远方的朋友互动。企业也可以利用社交网络圈进行品牌的推广和营销, 引导用户消费。这些都使虚拟的网络世界对现实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使我国网民乐在其中。
2 社交网瘾的内部成因分析
(1) 社交网络能满足我国青年的社交需要。社交需要也称归属和爱的需要。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带来丰富物质资源的同时也使精神食量愈显匮乏。许多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玩伴, 缺少关注, 缺少爱的感受, 容易变得冷漠, 甚至出现交际障碍, 而社交网络刚好能填补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感情缺失, 从而获得归属感;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也使部分青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赚取劳动报酬上, 减少了与好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 部分心理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 而社交网络刚好为其提供了交流的便利条件。
(2) 社交网络能满足我国青年的自尊需要。在现实世界中, 获得尊重会受到身份、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需要付出与努力, 而“芙蓉姐姐”等网络草根的一夜成名使自卑的人看到了通向成功获取尊重的捷径, 刺激了网民在网络中搏出位、吸引大众眼球的行为;与明星政要的网络互动也使追星族在心理上更容易获得虚荣心的满足感。另外, 网络空间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也成为部分网民平衡心理, 发泄对现实不满的重要途径。
(3) 社交网络能满足我国青年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改革开放使西方的民主思想传播至中国并深入人心。我国青年也渴望参与社会管理。但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下, 民众与国家管理机构的沟通渠道并不畅通, 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与之进行有效沟通的管道。2011年, 社交网络对于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效果超越了传统的媒体, 社交网络逐渐成为了自媒体平台, 网民逐渐扮演了新闻发布者与传播者的角色。自媒体对公共政务的有效监督与推动点燃了网民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3 减少我国青年社交网瘾发生概率的对策
(1) 优化教育体制改革, 更新社会教育理念。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问题在于教育理念的偏离以及对个性的不尊重。“学而优则仕”仍是不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观。这样的教育理念使我国青年学生承受了巨大的学习压力, 选择从社交网络中获取共鸣。近年来, 高考制度受到许多人的批判, 表面上看是高考的存在扭曲了学生的人格, 但实际却是学历至上的社会评价标准值得反思。要想从根源上切断学生对社交网络的依赖, 就必须更新我国国民的教育观和价值观, 不以学习成绩作为学生的评价标准, 也不以学历高低作为企业用人的标准。如此, 才能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个性和创造力, 去全面健康地成长。
(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现实生存压力。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较健全, 但执行力度不够。据《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显示, 2012年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仅为65.37, 其中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为91.8%, 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覆盖率分别只有73.9%和64.1%, 而以提供意外险和健康险为主的商业补充类保险的覆盖率只有53.8%, 即我国有近一半的公民无法通过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自己未来的生活。这造成我国青年严重的安全感缺失, 宁愿牺牲休息时间来换取物质财富。于是占时不多并可随时进出的社交网络成为了青年娱乐的首选。因此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执行力度是降低网瘾发生率的根本动力。
(3) 丰富休闲文化建设, 满足我国青年的精神需求。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的休闲文化尚不成熟, 公民的休闲方式略显单一。据《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 (2011-2012) 》显示, 我国61%的城镇居民工作日休闲时间在4小时以下, 且85%以上的休闲活动局限于家庭范围内, 而选择在家上网这一休闲方式的青年群体占了81.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缺乏健全的休闲环境。要想降低我国青年社交网瘾的发生率就要加强城市休闲环境的建设, 从政策层面保障国民的休闲时间, 对网络游戏类娱乐产业进行严格控制和分级管制, 对休闲产业的开发进行引导, 重建国民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净化社交网络空间, 限制网络使用时间和流量。社交网络是我国青年获取信息、参与社会活动、分享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但其中充斥的不良信息会对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行为引导产生副作用, 并诱使网民产生不健康的上网动机和持续上网的冲动。因此, 我国必须要采取措施净化网络空间, 加强网络监控技术, 加大对不良信息发布者的惩罚力度, 在学校和家庭中推广绿色上网软件, 从而降低社交网瘾患者对社交网络不健康的需求。另外, 我国也可以学习澳洲的上网模式, 限定社交网络用户上网的时间和流量, 当其中一个指标达到限定标准就会自动断网, 提高用户上网成本, 降低网络休闲的价格优势, 引导我国青年自动放弃上网娱乐而选择其它更加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
4 结论
综上所述, 社交网瘾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之一, 我国政府首先要健全相关政策法规, 在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社会服务、满足青少年社交娱乐的同时, 有效管控网瘾的发生与肆意发展;其次, 政府还应完善教育体制, 引导社会、家庭和学校的育人观和价值观;再次, 大力发展休闲文化产业, 丰富国民业余生活, 使虚拟网络不成为青少年唯一的低成本休闲方式。总之, 社交网瘾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只有改变我国青年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才能使其健康成长, 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摘要：社交网瘾是伴随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发展而诞生的一种新型网瘾。我国青年生存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心理需求是造成社交网瘾的两大成因。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应形成合力, 更新教育理念、降低青年生存压力、加强网络使用引导, 从源头上制止青年社交网瘾的发生。
关键词：青年,社交网瘾,社交网络
参考文献
[1]人民网.“社交网瘾症”6大症状.[DB/OL].2012年10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026/c70731-19397178.html.
[2]人民网.国外治理网络不良信息的经验与启示[DB/OL].中国互联网协会, 2012-12-28.http://www.isc.org.cn/cxwszxl/listinfo-23969.html
[3]金鹏, 林畅.大学生上网成瘾的研究及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8) :119-120.
[4]滴扶.为什么国外网瘾孩子并不多, 而国内一直呈上升趋势[J].爱情婚姻家庭, 2007 (7) :50-51.
青年人群 第3篇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于我院神经内科病房、脑卒中筛查门诊、健康体检中心、内科病房、内科门诊及社区1000例中青年脑卒中高危人群,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500例。研究组男298例,女202例,年龄平均(37.6±6.2)岁。对照组男301例,女199例,年龄平均(36.4±5.8)岁。纳入标准:(1)年龄18~45岁;(2)脑卒中危险因素评分≥3分;(3)无精神障碍及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严重器质性疾病。4)自愿合作,签署知情同意书。
1.2观察指标
1.2.1健康知识包括卒中相关危险因素、临床表现、治疗要点、药物知晓情况、饮食指导、康复技术、心理护理、预防措施等8项主要内容,对应评分为10分、6分、2分,统计8项内容具体评分情况[3]。
1.2.2危险因素评分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既往心肌梗死、其他心血管病、外周动脉疾病、既往缺血性脑卒中、血脂异常、肥胖、吸烟、酗酒等10项,每项计1分,≥3分为高危者。
1.3方法
对照组实施一般健康教育方法,研究组采用系统健康教育干预方法[4,5],包括:(1)群体教育:举办脑卒中防治知识健康教育学习班,每2月举行一次;(2)个别教育:个别教育是最主要的教育形式,结合患者年龄、民族、文化水平、病程等个体差异因人施教;(3)宣传栏、健康手册发放:制作图文并茂的健康教育手册发放;(4)电话访谈:每1月进行电话随访1次,了解患者饮食、起居、血压、血脂、血糖水平等的情况,给予个体化指导;(5)采用建立中青年脑卒中高危人群微信群,通过为中青年脑卒中高危人群建立微信群,医务人员在微信群内发布脑卒中相关健康教育知识,并开展实时问题解答。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统一录入数据,双备份校验,5%随机抽查,统计分析应用SPSS13.0软件,计数资料的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所有结果均以P<0.05为显著性检验标准。
2结果
两组干预前健康知识知晓率平均分、危险因素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干预后6个月、9个月研究组健康知晓率平均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12个月健康知识知晓率平均分高于对照组,危险因素评分及脑卒中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表2、表3)
3讨论
脑卒中是我国常见病、多发病,起病急骤,病情凶险其死亡率、致残率均高,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5]。健康教育与传统卫生宣教不同,卫生宣教主要是指卫生知识的的单向信息传播,健康教育属于广泛性的知识宣传,通过普及各类医学知识,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念。芬兰北卡勒里亚社区干预试验和美国斯坦福五城市干预研究均证实[2,6],通过积极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以及对疾病进行治疗和控制,能减轻危险因素水平,使脑卒中的发病率显著下降[7,8]。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12个月对中青年脑卒中高危人群进行系统、规范的健康教育干预,研究组健康知识知晓率平均高于对照组,血压、血脂、血糖异常率显著下降(P<0.01),吸烟及饮酒率亦显著下降(P<0.01),脑卒中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对照组各危险因素水平无明显变化,脑卒中发生率明显增加(P<0.05)。由此可见,健康教育对高危人群危险因素具有控制性作用,大大降低了各类因素造成的风险隐患。
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对中青年居民脑卒中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的影响。方法 随机对我院各门诊、体检中心及病房1845岁中青年进行登记。设置脑卒中患者自我管理量表,选取脑卒中危险因素评分≥3分的1000例高危人群,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0例,研究组采取系统健康教育进行干预,对照组实施一般健康教育方法,对比两组干预前、干预后的6个月、9个月、12个月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平均分、危险因素评分以及最终脑卒中发生率。结果 两组干预前健康知识知晓率平均分、危险因素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干预后6个月、9个月研究组健康知晓率平均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12个月健康知识知晓率平均分高于对照组,危险因素评分及脑卒中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系统性健康教育可以提高中青年脑卒中健康知识知晓率,减轻危险因素,降低脑卒中发生率。对脑卒中预防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健康教育,中青年,脑卒中,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任雪梅，杨光福.脑梗死治疗研究现状与进展[J].河北医学，2010,16(2)237-238.
[2] Bltalla A.Crieve R.Rudd AG.Stroke in the young:access to care aike outcome:a Western versus eastern Eeuropeau perspective[J].Stroke Cerebrovssc Dis. 2008.6(17):360-365.
[3]桑文翔.中青年脑卒中86例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2013,15(8):141-142.
[4]王特，刘运海，赵秋良，等.社区健康宣教在脑卒中危险因素干预中的效果[J].中国社区医师,2012,14(25):294-295.
[5]李军.督导式健康教肓对脑卒中的预防及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医学临床研究,2014,31(12):2323-2325.
[6]赵亚飞，杜雪平，董建琴.脑卒中社区防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J].中国全科医学[J]. 2010,13(14):1493-1495.
[7]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145.
青年人群 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3年3月—2014年8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373例,包括女性190例(其中,青年92例,老年98例)和男性183例(其中,青年98例,老年85例),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青年组(<45岁),老年组(>60岁)。排除患有肝炎,AIDS,肝肾功能不全以及其他感染性疾病的体检者。所有研究对象均签订知情同意书,并且本研究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13)鄂伦字(KY-035)]。
1.2 试剂与仪器
淋巴细胞分离液由天津美德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提供,Trizol和SYBR Premix Ex Taq II由日本Ta Ka Ra公司提供,反转录试剂盒由美国Thermo Scientific公司提供,PCR分析仪,美国Applied Biosystem Inc公司生产,VII7荧光定量分析仪由美国ABI公司生产。
1.3 研究方法
1.3.1 引物设计
利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网站中提供的IFIT1,IFIT3 m RNA序列和BLAST进行引物设计,见表1。所有引物均由上海因维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1.3.2 m RNA提取和逆转录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2 ml于EDTA抗凝的采血管中,按照淋巴细胞分裂液说明书提取单个核细胞。Trizol法提取总m RNA。取11μl RNA模板进行逆转录,加入1μl oligo引物混匀并瞬时离心,65℃5 min,反应体系:4μl Reaction Buffer,2μl Mix,1μl RI,1μl RT。反应条件:42℃60 min,72℃10 min,4℃保存。得到的c DNA产物放置在-20℃保存备用。
1.3.3 荧光定量PCR检测
反应体系为c DNA 1μl,上下游引物各lμl,SYBR Premix Ex Taq II 10μl,ROX II 0.4μl,dd H2O 7.6μl,总体积为20μl。3个基因(IFIT1,IFIT3,GAPDH)的扩增条件:94℃30 s预变性,94℃20 s,60℃20 s,72℃35 s,50个循环。溶解曲线条件:95℃15 s,60℃1 min,95℃15 s。扩增效率验证:本实验对3个基因(IFIT1,IFIT3,GAPDH)进行了10倍稀释,稀释5个梯度,目的基因和内参基因扩增效率相差小于5%,且在98%~102%之间,可以认为扩增效率近似相等[8]。
1.3.4 HCV-RNA含量的测定
据试剂盒的操作说明,采用荧光定量PCR检测HCV-RNA。HCV-RNA最低检测限为1×103copy/ml。
1.3.5 肝功能指标检测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均采用酶法,由Siemens ADVIA 2400型全自动生化仪及配套试剂测定。
1.4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两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t检验。使用Pearson(正态分布)统计学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青年与老年人群间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和肝功能的比较
健康青年女性IFIT1和IFIT3表达量与老年女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1.92、14.93,均P<0.01);健康青年男性IFIT1和IFIT3表达量与老年男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6.64、9.15,均P<0.01)。健康青年女性肝功能和老年女性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1.66、1.14,均P>0.05);健康青年男性肝功能与老年男性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1.60、0.20,均P>0.05)。见表2、表3。
2.2 健康男性与女性人群间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和肝功能的比较
健康老年女性患者IFIT1和IFIT3表达量与老年男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78、4.43,均P<0.01);健康青年女性IFIT1和IFIT3基因表达量与青年男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92、8.95,均P<0.01)。健康老年女性肝功能与老年男性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0.42、0.12,均P>0.05);健康青年男性肝功能与女性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0.29、0.94,均P>0.05)。见表4、表5。
注:ΔCT=CT(目的基因)-CT(GAPDH)。
注: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注:ΔCT=CT(目的基因)-CT(GAPDH)。
注: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2.3 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与年龄、性别和肝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对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与年龄、性别和肝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IFIT1和IFIT3基因表达量与年龄、性别均呈正相关(rIFIT1=0.360、0.302;rIFIT3=0.373、0.334,均P<0.05)。IFIT1和IFIT3基因表达量与肝功能均无相关性(rIFIT1=0.168、-0.169,rIFIT3=0.022,-0.117;P>0.05)。见表6、表7。
2.4 健康人群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与年龄和性别的线性logistic回归分析
进一步对与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具有相关性的年龄和性别进行logistics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每增加1岁,IFIT1基因m RNA阈值(CT值)则相应的增加0.030个循环(t=2.113,P<0.05),IFIT3基因m RNA的CT值则相应的增加0.032个循环(t=2.403,P0.05)。对性别而言,男性比女性IFIT1基因m RNA的CT值高1.119个循环(t=2.661,P0.05)而IFIT3基因m RNA的CT值高1.086个循环(t=2.782,P0.05)。最后IFIT1基因m RNA表达量与年龄、性别的回归方程为:Y=12.267+0.030×年龄+1.119×性别(1=男,0=女),并且整个方程对IFIT1基因m RNA表达量具有16.5%的解释能力;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与年龄、性别的回归方程为:Y=12.115+0.032×年龄+1.086×性别(1=男,0=女),并且整个方程对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具有19.3%的解释能力。见表8、表9。
注: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注: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 讨论
IFIT1和IFIT3基因属于干扰素诱导基因(interferon stimulated gene,ISG)参与许多抗病毒免疫应答。IFIT1和IFIT2通过与e IF3(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3,真核起始因子3)相互作用参与非特异性抗病毒,然后抑制细胞和病毒超过60%的蛋白质合成[9]。IFIT家族尤其IFIT1和IFIT3,能够限制DNA和RNA病毒的复制,比如HBV,HCV等[10,11]。通过RNA干扰敲除IFIT1基因可导致HCV病毒的复制增加[11]。病毒RNA携带的5'PPP-RNA被IFIT1识别,随后激活一系列的IFIT家族蛋白复合物,从而发挥抗病毒效应[10]。
有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抗感染能力的不同可能归结于性激素的不同,雌激素具有增强免疫能力而雄激素具有抑制免疫的作用[12,13,14]。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导致性激素水平的下降,从而影响机体的免疫力[15]。有学者认为激素受体与雌激素反应元件结合可激活下游NF-κB因子从而有利于I型干扰素的激活,最后通过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激活干扰素诱导基因(IFIT1和IFIT3)而发挥抗病毒作用[16,17]。本次研究发现,健康青年女性比老年女性、青年男性具有较高的IFIT1和IFIT3表达水平,但是青年男性比老年男性具有较高的IFIT1和IFIT3表达水平。另外,本试验对年龄和性别与干扰素诱导基因进行了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和性别影响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水平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导致IFIT1和IFIT3基因m RNA的循环阈值的增加,也就说导致m RNA的相对表达量降低,这可能是老年人易感染并且是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的一个因素。对于性别来说,男性比女性更能增加IFIT1和IFIT3基因m RNA的循环阈值,导致男性的IFIT1和IFIT3基因m RNA表达量低于女性,这有助于解释不同性别的抗病毒能力的差异。
本次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干扰素诱导基因表达水平,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女性比男性具有较强的病毒清除能力的原因,为临床上个体化治疗和预防疾病发生提供了基础理论。另外,健康人群的肝功能与IFIT1和IFIT3基因表达量并无相关性,这说明IFIT1和IFIT3基因表达量与肝功能并不呈线性关系。